女性翻译主义范文10篇

女性翻译主义范文篇1

关键词：翻译研究；　女性主义；　文化研究；　反思

女性主义①翻译研究首先于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于加拿大，主要是女性主义思想与翻译理论的结合。它将“性别”看成是文本创作的重要因素，试图通过语言突显译者的性别主体作用，从而在文化上追求女性独立的体验和女性文学自己的传统。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强调译者主体性、关注女性写作文本和语言、彰显女性身份和地位的翻译。其代表人物有雪莉·西蒙（Sherry Simon）、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等。她们提出的很多翻译理论对传统的翻译研究有广泛的影响。

一、翻译活动中的性别视角

随着反抗压迫和争取平等自由权利的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人们开始关注两性的性别差异，所以“性别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女性主义者们常通过“性别”这把利剑抨击父权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压抑，并通过翻译话语抵抗性别歧视。雪莉·西蒙说：“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②那么究竟为什么有学者将翻译自然而然地同女性结合在一起，并且贬低女性翻译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呢？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一直处于原作的“模拟”和“派生”的地位，无法与原作相提并论。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在《翻译的性别隐喻》中说：“译文被视为‘贞洁的少女’‘情妇’或‘不忠的恋人’。”③显然，翻译与不同层次的女人的特征相结合，恰恰说明了在两性对立的模式中，男性被赋予正面价值，而女性只是证明男性存在（包括性）的工具。  比如在伊娃·恩斯勒（Eve Ensler）的《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中，男人们痛恨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却又堂而皇之地成为蹂躏她们的禽兽；他们为了极力维持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不断地将女性打压和排斥到边缘地位。追根溯源，这种现象还是一种男女在性别文化地位上的不平等，即由“性别差异”造成的。男女两性有着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女性文化相对于男性文化是被动的，是被阉割过的，这就像翻译较之原作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一样。首先，从生理性别属性来说，男性和女性是不可置换的。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具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权力的一种形式。相应的，从文化性别属性而言，原文和译文也是这样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抗。译文就像女性的性别特征一样，只是原文的语言转换，是无法进入经典之流的；而译者也相应地遭到学界排挤，视为低价的工作。所以通过种种比较，一些人就从译文身上找到了女性这个“同等低劣”的对应口。然而，这种强势与弱势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正如古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古希腊，却在文化上被古希腊征服一样，人们只看到翻译在“复制”，并没有注意到翻译所承担的沟通不同民族文学、文化的桥梁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过滤和再创造都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心理认同过程。同理，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将女性群体的文化和思想传播到大众中，而翻译在此时充当了女性传统和文化交流的媒介。因此，笔者认为，将翻译与男权意识中的女性相提并论是不妥的，因为翻译不会永远处在边缘地位，女性也不会永远处于“失声”的状态。埃莱娜·西苏在其作品《美杜莎的笑声》中就提到女人“甚于男人”的特点：“女性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男人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地写作。”④西苏不但提出了“躯体写作”的口号，也赞赏女性这种描写肉体美感的方式。女性通过写作来觉醒，走向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同样，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男性作家的作品时，也会相应地进行改编和再创造，吃掉男性作家笔下扭曲、诋毁女性的话语，呈现出符合女性价值观的译作。所以，翻译并非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属性，虽然翻译出自原文，但经过“再创造”的翻译是具有不同于原作的面貌和价值的。作者列举的这个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抹杀了男女二元对立和翻译的女性属性的模式，从而颠覆了男性中心主义思想。

二、女性主义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如上文所述，由于性别差异，女性与翻译一样通常被贬斥到边缘地位，所以，女性主义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选择文本”的阶段，通常会融入女性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筛选，从而突显女性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体验。再者，与男性译者不同，女性译者通常更注重妇女的“身体语言”，也更在意通过字、词的翻译彰显女性译者的主体性。比如，伊娃·恩斯勒的《阴道独白》引入中国时有两个较为权威的译本，一个是喻荣军的翻译版本，另一个是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的改编版本⑤（此外还有各种高校社团、专业和民间团体改编的版本）。由于艾晓明教授是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者，所以其翻译版本字里行间散发着反抗男权思想、唤醒女性独立意识的气息。在原作中“因为他喜欢看”（Because He Liked to Look at It）这一章有这样一段话：“Our self-hatred is only the internalized repression and hatred of patriarchal culture.”⑥ 喻版的翻译为：“我们自己对它的憎恶只是来自我们内心的压抑，我们自己对它的憎恶是我们强权文化所宣扬的结果。”而艾版的翻译是：“我们厌恶自己，这只是内化了父权文化，因为这个文化让我们压抑性欲、讨厌自己。”可以看出，对于“patriarchal”这个词，喻荣军翻译为“强权的”，而艾晓明翻译为“父权的”；并且，喻版将“强权文化”放在了末尾，而艾版却强调是父权文化让“我们压抑和讨厌自己”。相较而言，男性译者更注重作者宏观的感情，而女性译者更关注敏感词汇的细节问题。其实“patriarchal”原意是“家长的”“族长的”，但是艾版直接深化为“父权的”。这就要谈到原剧作者伊娃·恩斯勒，她本身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的创作初衷是因为了解到很多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个人体验被剥夺和长期身体得不到尊重的遭遇，所以希望以大胆诉说阴道的方式使女性认识并认同自己的性别属性，坚决反抗性别暴力。而同为女权主义者的艾晓明在翻译时也就更有共鸣：她看到了作者笔下抨击父权文化对女性压抑和侮辱的隐含话语，展示了女性苏醒了的主体意识和女性文化色彩。再者，女性主义译者较之于男性译者在翻译时，对于女性身体词语的翻译也更加直白。以以上三个版本为例，在第二章“阴毛”（Hair）中，原剧写道：“I realized then that hair is there for a reason.”喻版翻译为：“于是，我认识到那层细软的毛发长在那里的原因。”而艾版则直接译为：“终于，我明白了，阴毛的存在是有道理的。”两版的差别显而易见，喻版采用了委婉的说法，而艾版则直呼“阴道”大名。笔者以为，艾版这种露骨的译法恰巧符合了女性主义者将女性的身体话语大声说出来的思想。在男性主义社会中，严苛的社会风气让女性无法在公众场合直呼阴道的名字，只能用隐语暗示。笔者推测，喻荣军作为一名男性，也是出于对代表女性的敏感词汇的忌讳才选择了委婉的译法。这也证明了女性译者在翻译时有意识地对文本的译法进行了干预，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但是，强调译者的主体性或者主观能动性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女性主义译者介入社会的有效手段，过度将翻译同政治手段联系在一起的方法着实有些偏激。女性主义者们从翻译的角度出发以及思维的扩散应始终围绕翻译的本质进行，大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男性对女性的尊重，提升译者、译作的地位。

三、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反思

翻译的本质目的是什么？不同视域下的翻译的目的不尽相同。解构主义者强调，在解构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和译文从属于作者和原文的关系，倡导原文与译文间的平等互补模式；而女性主义者则是要摆脱译文与原文的性别从属关系，突出女性独立的特征。笔者认为，翻译虽然在不同视角下的追求各异，但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生产出优秀的译文，使不同民族了解到本语文化的精髓。就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而言，翻译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女性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操纵，但是它不该成为女性政治实践或者文化策略的工具，从而丧失了翻译的本质。正是由于女性被视为“第二性”的特点，很多女性主义译者往往只选择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忽略了男性作家写作中有价值的文本。实际上，这种选择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偏颇。我国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就是以旦角为世人熟知。京剧剧本就是作者的原创，而演员就是译者。这样看来，优秀的译者是完全可以站在对方性别的角度诠释好原作的。同样，很多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依然是很美好的，比如说巴尔扎克笔下天真烂漫的欧也妮、哈代笔下坚忍不拔的苔丝，以及雨果笔下纯洁善良的爱斯梅哈达。女性主义者不应该只将目光局限于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因为“性别”这个概念已经广泛深入到人们的思想生活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意识到传统的男女失衡的性别问题，所以他们也会感同身受地将这种现象以翻译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是女性在翻译时更加直接而已。而就女性主义者通常提到的“忠实”原则来说，其目的无非是希望人们忠实于“女性自我的写作方案”⑦。但问题是女性主义者提倡的“女性译者的主动性”是否会重蹈男权主义者贬低女性形象的覆辙呢？因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译者一定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所学所感对文本进行批评性的解读。如果“忠实”变成了“极端忠实”，让一些狭隘的女性主义者将语言作为打击男性译者或作者的工具，那便不可避免地会回归到性别的二元对立当中去。因此，英国意识流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在其作品《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中提出的“双性同体”概念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二元对立的旧有模式。伍尔芙在对妇女的创作考察中常常从其个人文化教养和经济地位的角度进行切入，她认为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女性的情感生活、工作经验被男性严格限制已是司空见惯，而这正是女性的翻译创作难以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不仅要抨击男权中心对女性的压制，同时也要积极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使得两性互相接纳。而笔者认为，“双性同体”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译者要在翻译过程中具备双性的视角和换位思考的能力。两性间相互理解是一方面，同时，在选择文本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减少“性别因素”带来的歧视、侮辱和压制，以一个健康、平等的眼光挑选文本至关重要。

四、结语

女性翻译主义范文篇2

关键词：视界融合；读者中心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影响

一、引言

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feminism），以社会性别论，或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theory）为其理论基石（鲍晓兰，1995：1-18）。女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论的影响，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这些影响折射到了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观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其理论功用主要为女性服务，即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Simon，1996：20）。

意义问题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人文科学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关于意义的生成、确立、解读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多元性等问题的探讨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刘云虹,2002）。而在对翻译文本中意义的阐释过程中，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为意义的多层次、多角度彰显提供了理论立足点。

而本文重点探讨现代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接受美学中姚斯的“读者中心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并对其理论指导下文本意义话语空间的有力拓展。

二、当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认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译作，语言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并且强化了性别歧视，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张景华，2004）。

女性主义翻译观主要代表人物有L.Flotow,S.Simon,G.Spivak,L.Chamberlain,B.Godard,S.Lotbiniere-Hawood等。她们的观点主要有：（1）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2）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3）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蒋骁华，2003）。

女性主义者对一系列翻译理论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阐释。概括起来，大致是：（1）翻译哲学：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2）翻译标准：符合女性主义要求；（3）翻译目的：延展女性话语权；（4）翻译策略：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5）翻译方法：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原文；（6）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7）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平等互补，等等（Simon,1996:1-38）。

三、“视界融合”与“读者中心论”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

“视界”（Horizon）可以译作视野、视阈、视界，意指“看”的区域，包括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从哲学上赋予了这个概念以新的含义。首先，视界的基础是历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流传物，即历史文本的意义。其次更重要的是，视界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因此，视界是不断地运动的，当这一视界与其他视界相遇、交融时，便形成了新的理解，这就是“视界融合”。所以他说：“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立足点限制，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切活动的东西。视界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界，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了。”（伽达默尔：1999）这就是说，不仅我们现在的视界而且过去历史的视界都是开放的和变化的，它们处在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之中，于是过去和现在、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他者都融为了一体，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统一的整体。

在此基础上，我们做出进一步具体的阐述，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视界指的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界，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者。两种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视界融合的过程也是视界碰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用一种视界代替另一种视界，而是必定同时包括两者的差异和交互作用（张德让，2001）。

女性主义使我们发现翻译是历史、文化、意义等各种差异碰撞和交锋的场所，我们将此理论应用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阐释上，则可对女性主义翻译者的翻译观进行深刻细微的剖析。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

接受美学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同英美新批评、巴黎结构主义的本文中心论相对，接受美学提出读者中心论。在他们看来，创作作品既非文学活动的终点，也非文学活动的目的。相反，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姚斯指出，文学并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为他之物”，因此，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也就是说，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拓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在”视界融合”的理论下,接受者通过”期待视野”在阅读和诠释中,过滤掉自身不需要的东西,改造异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与自身价值观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原有“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与“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译者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

第一是“补偿”（supplementing），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在补偿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第二是通过“前言”和“脚注”对文本进行干预。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前言来解释原作的主旨，说明自己选材和翻译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

让伽达默尔的“视界”（“先见”）挑战我们的“视界”（“先见”），让我们与伽达默尔的文本在双方“视界融合”的游戏之中“忘乎所以”。这或许是我们对伽达默尔最好的纪念。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奠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读者阅读活动中所伴随的理解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译者作为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从而在接受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刘云虹，2002）；其对文学作品作出积极的反应及参与，并将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带给其他读者。使原文—译文的关系转化为作者—读者（译者）—读者（译文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存在。

“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Gauvin,1989:9)。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让读者倾听到女性独立、自强的声音，让语言及作品起到积极地干预意义创造的作用，操纵文本，运用语言对文化，对受众进行干预。在这里，“读者中心论”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体现，“读者中心论”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基石之一。

五、结语

认知型的“镜”式的翻译取向是精神外向度的，及物的，它所力求实现的是对作为翻译对象的原文意义的符合，而主体性的“灯”式翻译则是精神内向度的，及心的，它所观照的是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亮原文的意义（刘华文，2002）。

女性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对意义阐释的封闭性与静止性，揭示出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去操作的，译者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复杂的“精神国度”，通过翻译活动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参考文献：

[1]Gauvin,L.LettersfromanOther[M].Trans.S.Lotbiniere-Harwood.Toronto:Women’sPress,1989.

[2]Simon,Sherry.GenderinTranslation.CulturalIdentityandthePoliticsofTransmission[M].London:Routledge,1996.

[3]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3,(4):10-15.

[7]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C]//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8]刘华文.拓展翻译研究的话语空间[J].中国翻译,2002,(1):61.

[9]刘云虹.在把握自身方向中借鉴[J].中国翻译,2002,(1):62.

[10]西蒙.翻译理论中的性别[C]//吴晓黎，译.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1]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女性翻译主义范文篇3

关键词：视界融合；读者中心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影响

一、引言

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feminism），以社会性别论，或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theory）为其理论基石（鲍晓兰，1995：1-18）。女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论的影响，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这些影响折射到了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观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其理论功用主要为女性服务，即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Simon，1996：20）。

意义问题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人文科学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关于意义的生成、确立、解读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多元性等问题的探讨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刘云虹,2002）。而在对翻译文本中意义的阐释过程中，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为意义的多层次、多角度彰显提供了理论立足点。

而本文重点探讨现代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接受美学中姚斯的“读者中心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并对其理论指导下文本意义话语空间的有力拓展。

二、当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认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译作，语言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并且强化了性别歧视，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张景华，2004）。

女性主义翻译观主要代表人物有L.Flotow,S.Simon,G.Spivak,L.Chamberlain,B.Godard,S.Lotbiniere-Hawood等。她们的观点主要有：（1）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2）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3）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蒋骁华，2003）。

女性主义者对一系列翻译理论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阐释。概括起来，大致是：（1）翻译哲学：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2）翻译标准：符合女性主义要求；（3）翻译目的：延展女性话语权；（4）翻译策略：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5）翻译方法：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原文；（6）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7）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平等互补，等等（Simon,1996:1-38）。

三、“视界融合”与“读者中心论”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

“视界”（Horizon）可以译作视野、视阈、视界，意指“看”的区域，包括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从哲学上赋予了这个概念以新的含义。首先，视界的基础是历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流传物，即历史文本的意义。其次更重要的是，视界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因此，视界是不断地运动的，当这一视界与其他视界相遇、交融时，便形成了新的理解，这就是“视界融合”。所以他说：“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立足点限制，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切活动的东西。视界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界，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了。”（伽达默尔：1999）这就是说，不仅我们现在的视界而且过去历史的视界都是开放的和变化的，它们处在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之中，于是过去和现在、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他者都融为了一体，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统一的整体。

在此基础上，我们做出进一步具体的阐述，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视界指的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界，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者。两种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视界融合的过程也是视界碰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用一种视界代替另一种视界，而是必定同时包括两者的差异和交互作用（张德让，2001）。

女性主义使我们发现翻译是历史、文化、意义等各种差异碰撞和交锋的场所，我们将此理论应用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阐释上，则可对女性主义翻译者的翻译观进行深刻细微的剖析。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

接受美学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同英美新批评、巴黎结构主义的本文中心论相对，接受美学提出读者中心论。在他们看来，创作作品既非文学活动的终点，也非文学活动的目的。相反，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姚斯指出，文学并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为他之物”，因此，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也就是说，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拓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在”视界融合”的理论下,接受者通过”期待视野”在阅读和诠释中,过滤掉自身不需要的东西,改造异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与自身价值观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原有“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与“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译者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

第一是“补偿”（supplementing），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在补偿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第二是通过“前言”和“脚注”对文本进行干预。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前言来解释原作的主旨，说明自己选材和翻译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

让伽达默尔的“视界”（“先见”）挑战我们的“视界”（“先见”），让我们与伽达默尔的文本在双方“视界融合”的游戏之中“忘乎所以”。这或许是我们对伽达默尔最好的纪念。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奠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读者阅读活动中所伴随的理解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译者作为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从而在接受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刘云虹，2002）；其对文学作品作出积极的反应及参与，并将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带给其他读者。使原文—译文的关系转化为作者—读者（译者）—读者（译文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存在。

“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Gauvin,1989:9)。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让读者倾听到女性独立、自强的声音，让语言及作品起到积极地干预意义创造的作用，操纵文本，运用语言对文化，对受众进行干预。在这里，“读者中心论”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体现，“读者中心论”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基石之一。

五、结语

认知型的“镜”式的翻译取向是精神外向度的，及物的，它所力求实现的是对作为翻译对象的原文意义的符合，而主体性的“灯”式翻译则是精神内向度的，及心的，它所观照的是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亮原文的意义（刘华文，2002）。

女性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对意义阐释的封闭性与静止性，揭示出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去操作的，译者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复杂的“精神国度”，通过翻译活动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参考文献：

[1]Gauvin,L.LettersfromanOther[M].Trans.S.Lotbiniere-Harwood.Toronto:Women’sPress,1989.

[2]Simon,Sherry.GenderinTranslation.CulturalIdentityandthePoliticsofTransmission[M].London:Routledge,1996.

[3]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3,(4):10-15.

[7]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C]//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8]刘华文.拓展翻译研究的话语空间[J].中国翻译,2002,(1):61.

[9]刘云虹.在把握自身方向中借鉴[J].中国翻译,2002,(1):62.

[10]西蒙.翻译理论中的性别[C]//吴晓黎，译.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1]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女性翻译主义范文篇4

关键词：视界融合；读者中心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影响

一、引言

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feminism），以社会性别论，或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theory）为其理论基石（鲍晓兰，1995：1-18）。女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论的影响，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这些影响折射到了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观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其理论功用主要为女性服务，即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Simon，1996：20）。

意义问题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人文科学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关于意义的生成、确立、解读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多元性等问题的探讨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刘云虹,2002）。而在对翻译文本中意义的阐释过程中，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为意义的多层次、多角度彰显提供了理论立足点。

而本文重点探讨现代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接受美学中姚斯的“读者中心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并对其理论指导下文本意义话语空间的有力拓展。

二、当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认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译作，语言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并且强化了性别歧视，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张景华，2004）。

女性主义翻译观主要代表人物有L.Flotow,S.Simon,G.Spivak,L.Chamberlain,B.Godard,S.Lotbiniere-Hawood等。她们的观点主要有：（1）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2）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3）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蒋骁华，2003）。

女性主义者对一系列翻译理论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阐释。概括起来，大致是：（1）翻译哲学：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2）翻译标准：符合女性主义要求；（3）翻译目的：延展女性话语权；（4）翻译策略：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5）翻译方法：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原文；（6）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7）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平等互补，等等（Simon,1996:1-38）。

三、“视界融合”与“读者中心论”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

“视界”（Horizon）可以译作视野、视阈、视界，意指“看”的区域，包括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从哲学上赋予了这个概念以新的含义。首先，视界的基础是历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流传物，即历史文本的意义。其次更重要的是，视界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因此，视界是不断地运动的，当这一视界与其他视界相遇、交融时，便形成了新的理解，这就是“视界融合”。所以他说：“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立足点限制，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切活动的东西。视界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界，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了。”（伽达默尔：1999）这就是说，不仅我们现在的视界而且过去历史的视界都是开放的和变化的，它们处在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之中，于是过去和现在、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他者都融为了一体，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统一的整体。

在此基础上，我们做出进一步具体的阐述，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视界指的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界，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者。两种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视界融合的过程也是视界碰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用一种视界代替另一种视界，而是必定同时包括两者的差异和交互作用（张德让，2001）。

女性主义使我们发现翻译是历史、文化、意义等各种差异碰撞和交锋的场所，我们将此理论应用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阐释上，则可对女性主义翻译者的翻译观进行深刻细微的剖析。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

接受美学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同英美新批评、巴黎结构主义的本文中心论相对，接受美学提出读者中心论。在他们看来，创作作品既非文学活动的终点，也非文学活动的目的。相反，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姚斯指出，文学并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为他之物”，因此，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也就是说，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拓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在”视界融合”的理论下,接受者通过”期待视野”在阅读和诠释中,过滤掉自身不需要的东西,改造异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与自身价值观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原有“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与“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译者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

第一是“补偿”（supplementing），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在补偿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第二是通过“前言”和“脚注”对文本进行干预。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前言来解释原作的主旨，说明自己选材和翻译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

让伽达默尔的“视界”（“先见”）挑战我们的“视界”（“先见”），让我们与伽达默尔的文本在双方“视界融合”的游戏之中“忘乎所以”。这或许是我们对伽达默尔最好的纪念。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奠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读者阅读活动中所伴随的理解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译者作为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从而在接受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刘云虹，2002）；其对文学作品作出积极的反应及参与，并将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带给其他读者。使原文—译文的关系转化为作者—读者（译者）—读者（译文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存在。

“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Gauvin,1989:9)。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让读者倾听到女性独立、自强的声音，让语言及作品起到积极地干预意义创造的作用，操纵文本，运用语言对文化，对受众进行干预。在这里，“读者中心论”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体现，“读者中心论”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基石之一。

五、结语

认知型的“镜”式的翻译取向是精神外向度的，及物的，它所力求实现的是对作为翻译对象的原文意义的符合，而主体性的“灯”式翻译则是精神内向度的，及心的，它所观照的是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亮原文的意义（刘华文，2002）。

女性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对意义阐释的封闭性与静止性，揭示出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去操作的，译者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复杂的“精神国度”，通过翻译活动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参考文献：

[1]Gauvin,L.LettersfromanOther[M].Trans.S.Lotbiniere-Harwood.Toronto:Women’sPress,1989.

[2]Simon,Sherry.GenderinTranslation.CulturalIdentityandthePoliticsofTransmission[M].London:Routledge,1996.

[3]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3,(4):10-15.

[7]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C]//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8]刘华文.拓展翻译研究的话语空间[J].中国翻译,2002,(1):61.

[9]刘云虹.在把握自身方向中借鉴[J].中国翻译,2002,(1):62.

[10]西蒙.翻译理论中的性别[C]//吴晓黎，译.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1]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女性翻译主义范文篇5

关键词：张爱玲；《老人与海》；翻译策略；女性主义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其作品囊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等多种文体。同时，她也是一位译作硕果累累的翻译家，其翻译涵盖了语际翻译、语内翻译，此外，她还自译了自己创作的小说。《老人与海》是1952年张爱玲在香港应“美国新闻处”之邀，着手翻译的一部译作，同时也是该著作在国内的第一个中文版本。当时，既没有现成的中译本可供参考借鉴，又无相应翻译理论的指导，可以说，这部译作无疑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意义。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和翻译家，张的译文在很多处都体现出了女性语言风格以及女性情感的不自觉流露。文章以张爱玲所译的《老人与海》为研究对象，同时选取海观、吴劳、余光中等人的译本作为参照，通过对这几个译本进行译文对比与分析，对张爱玲译本中的女性主义进行探讨。

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简介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源自西方翻译界，是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理论经历了文化转向后，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对传统译论的“忠实”原则提出了质疑，试图结构作者与译者及原作与译作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突出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主要代表有路易丝·冯·弗洛图(LuisevonFlotow)、雪莉·西蒙(SherrySimon)、罗莉·张伯伦(LoriChamberlain)、芭芭拉·戈达尔德(BarbaraGodard)以及苏珊妮·德·罗特宾尼尔·哈伍德等人。葛校琴指出，“女性主义呼吁用女性主义话语来言说女性的特殊性、差异性，让这个话语构建的世界拥有女性自己的声音并努力使女性获得与男人精神上平等的地位。[1]”因此，女性主义译者通常会对文本进行干涉。弗洛图将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归纳为三点，即：加写前言和脚注、增补和劫持[2]。

2张爱玲《老人与海》译本中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张爱玲的翻译与西方译论有重合之处，她在翻译中的增补、删改与注释的运用很能说明问题。但承袭了文学传统的张氏翻译并不故意突出二元对立，对原文的干涉较为温和。[3]”

2.1加写前言和脚注

在译作中加写前言和脚注是女性主义译者介入文本的一种方式，她们以此来表达自己翻译的初衷和生活背景，让读者了解译者在处理文本时所使用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突出女性译者的意志。张爱玲在《老人与海》中译本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诧异，我会这样喜欢《老人与海》。这是我所看到的外国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同时也担忧我的译笔不能达出原著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与文字的迷人的韵节。[4]”短短几句话，传达张爱玲对原作的喜爱之情以及她对此书深刻的理解。传统观念中，我们总是倾向于将“超人”定义为男性，而张爱玲则将这种具有男性气概的英雄形象扩展到整个人类，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女性。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曾说过，“‘超人’这名词，自经尼采提出，常常有人引用……说也奇怪，我们想象中的超人永远是个男人。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超人的文明是较我们的文明更进一步的造就，而我们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5]。作为一名女性译者，这些无一不体现了她较强烈的性别意识，展现了其女性主义思想。

2.2增补

女性译者经常会采用增补的策略对原文本进行干预，以弥补原文在性别表达方面的不足，同时将自己的性别立场置入译文当中，以彰显女性的声音和身份。下面将从词汇和句式两个方面对《老人与海》几个中译本进行例证分析，探讨张爱玲译本中的女性主义意识。2.2.1词汇方面请看下面几个例子：例1.“Thenlivealongtimeandtakecareofyourself.”[6]张译:“那么你活得长长的，好好当心你自己，”老人说。[4]余译:“那么就祝你长寿，自己保重，”老人说。[7]海译：“那么，祝你长命百岁，保重你自己吧，”老头说。[8]吴译：“这么说，祝你长寿，多保重自己吧，”老人说。[9]在上述例子中，张译使用了“长长”和“好好”两个叠词，有一种日常轻松对话的既视感，也非常像一位母亲在和自己孩子对话时使用的那种孩童语言，两个叠词的使用体现出老人和孩子之间那种超越了血缘关系的亲密之情，同时也精妙地传达出老人对孙辈的关爱，体现了张爱玲女性主义在作品中的流露。反观三位男性译者，则分别使用了“长寿”“长命百岁”“长寿”，在对原文的意思传达上并无差错，但显得过于正式，语气略显生硬，在传达老人与孩子之间的感情方面，则不如张译那样自然。此外，张爱玲在译文中多次使用叠词，达200余次，例如：轻轻、硬硬、揉揉、闪闪等，此处不一一赘述。例2.Thebrownblotches张译：棕色的肿起的一块块海译：褐色的疙瘩吴译：褐斑例3.Benevolentskincancer张译：一种无害的瘤海译：肉瘤吴译：良性皮肤病变通过对例2和例3进行分析，发现在例2中，张译采用了叠词“一块块”，较之海译和吴译的“疙瘩”和“褐斑”，更能引起读者心理上的舒适感。例3中，海译的“肉瘤”容易引起读者心理和生理上的不适感，而吴译的“良性皮肤病变”又显得过于正式、客观。相比之下，张译的“一种无害的瘤”既传达了原作的意思，又不会引起读者的不适，不失为一种好的处理方法。例4.“Imustgivehimsomethingmorethanthebellymeatthen.Heisverythoughtfulforus.”[6]张译：那我除了肚肉一定还要多给他一点。他对我们非常体贴。[4]海译：那么我要送他比鱼肚子上的肉更好的东西。他对我们真关心。[8]吴译：这样的话，我该在鱼肚子肉以外，再送他一些东西。他对我们真关心。[9]例4中，在对“thoughtful”一词的处理上，张译为了颇具女性色彩的“体贴”，而海和吴均处理为“关心”。此处，张爱玲将自己的女性身份融入了译文中，“这种女性化的遣词也不经意地表现出老人柔和温情的一面。”[10]根据以上4例，可以看出，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善于使用叠词以及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词，在处理文本时也体现出了女性心思细腻的一面，容易使读者产生美的感受。2.2.2句式方面试看下面这个例子：例1.Justsmellthem,Aren’ttheylovely?[6]张译：你闻闻看。这沙丁鱼可爱不可爱？[4]海译：闻一闻它们看。那些小鱼儿不是很美吗？[8]吴译：闻闻这些鱼饵。它们不是挺鲜美的吗？[9]上述例子中，张译将“Aren’ttheylovely?”处理成了反义疑问句“这沙丁鱼可爱不可爱？”非常像一位母亲逗弄自己小孩的样子。而海观采取了直译，吴劳则选取了其引申义。相较之下，张爱玲的处理方式更委婉，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不仅彰显了老汉的铁骨柔情，同时也是张爱玲女性译者身份的表达。此外，张爱玲译本中还有多处类似的句式，如“好不好”“行不行”“你乐意不乐意”等，此处不再一一展开说明。

2.3劫持

与前两种策略相比，劫持策略最大胆，最激进，对原文的干预也最严重。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对原文的操控，凸显原文本的女性痕迹。但中国的女性主义译者由于受到特殊的历史、文化以及政治背景的影响，她们通常会采用比较温和、含蓄的翻译策略来凸显女性意识。多数女性译者会采用无标记的词汇来中和原文本中的男性话语。下面举两个例子：例1.Itiswhatamanmustdo.[6]张译:活总是要干的。[4]海译:男子汉就应该这样。[8]吴译:男子汉就该这么干。[9]例2.Andpaindoesnotmattertoaman.[6]张译:疼痛是不碍事的，并不伤人。[4]海译:痛苦在一个男子汉不算一回事。[8]吴译:疼痛对一条汉子来说，算不上什么。[9]以上两个例子是学者们在进行《老人与海》译本中张爱玲的女性意识研究时最经常引用的两个经典例子。两个例子中，两位男性译者均将“man”一词译为了“男子汉”或“汉子”这种具有明显性别意识的词，借以凸显老渔夫的硬汉形象和坚毅果敢的品格。而张爱玲在例1中将其处理为“活”，例2中处理为“人”。无论是例1中的模糊化处理，还是例2中将其扩展为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人”，无一不凸显出张爱玲试图打破男性垄断的话语权、彰显女性主义的意图。

3结束语

通过以海观、吴劳、余光中等人的译本作为参照，对张爱玲《老人与海》中译本中的女性主义进行了探讨。可以发现，张爱玲在翻译《老人与海》这样一部充满男性荷尔蒙气息及男性话语权的著作时，采用了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来凸显女性的“在场”，彰显女性意识。但与西方激进的女性翻译不同的是，张爱玲采用温和的增补策略来补偿原文和译文在社会及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与几位男性译者相比，张爱玲为读者呈现了一位拥有侠骨柔情的硬汉形象，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可以说，张译本不失为一个好译本。

参考文献:

[1]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外语研究,2003(6):35-38.

[2]Flotow,Luise.TranslationandGender[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5.

[3]陈吉荣,张小朋.论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的本土化策略[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30(6):50-56.

[4][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老人与海[M].王仁才,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5]张爱玲著,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6]ErnestHemingway.THEOLDMANANDTHESEA[M].Bei⁃jing:BeijingKnowledgepublishingfirm,2019.

[7]欧内斯特·海明威.老人与海[M].余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8]欧内斯特·海明威.老人与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9]海明威(ErnestHemingway).老人与海[M].吴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女性翻译主义范文篇6

[关键词]木兰权力话语翻译裂变

1、引言

Mulan是迪斯尼推出的第36部年度动画巨片，其一流的工艺、宏大的场面、华丽的音效、奇特的景象、波澜的情节以及丰满的人物形象赋予该片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之后，国内先后出现了两个配音翻译版。它们对Mulan在国内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仔细对比电影Mulan英汉版本就会发现，木兰形象在两个版本中并非相同。在译者对人物语言不断改写和操纵之下，洋化的木兰形象逐渐裂变，趋向“中国化”。因此本文拟以许晴、成龙、陈配斯等配音的大陆版《木兰》为基础，从权力话语的角度出发，对裂变之路予以探讨。

2、电影Mulan之中的权力话语

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并非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种事情的力量。而是由一切支配力和控制力构成的关系网。它既包括政治机构、国家法律等有形的权利，也包含意识形态、宗教伦理、文化传统等隐形的权力。而“话语”并非简单的“言语”，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暗中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不仅是知识传播和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话语”一经产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权力形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电影Mulan的拍摄及木兰形象的洋化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花木兰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传奇女子形象，其“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的壮举以及她身上所承载的“忠”、“孝”、“勇”、“烈”等品质使其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形象之一。人们赞美木兰、歌颂木兰是因为她迎合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伦理观。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价值判断取向。可以说，木兰形象本身就是中国权力话语对世人的“言说”。但是当迪斯尼将木兰拍摄电影之后，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迪斯尼塑造的木兰虽以“木兰替父从军”的民间故事为原型，但在经过西方诗学及文化的过滤之后，已不是在国人熟知的木兰，而成为西方语境下的中国故事。洋化的木兰“言说”的是西方的权力话语。片中的木兰不再是“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传统形象，而是追求自我实现、光耀门庭的美国新女性。她不拘小节，勇敢聪慧，敢做敢为：皇上招兵服役之际，她劝阻父亲；全家用餐之时又大声抗议；之后连夜替父从军，有勇有谋对抗单于；胜利之后，拒绝宰相之职，她还不避“男女有别”，竟然“触犯龙体”，与皇上热情拥抱等等。木兰形象所承载的不再是“忠”、“孝”之道，而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正如花木兰副导演托尼，班克弗特所说的那样：“我们当尽可能尊重原著。但我们清楚，我们不会把它拍成一部中国片子，因为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有不同的感情和不同的叙事风格。”正是在迪斯尼文化工业机器的“叙述”之下，花木兰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形象逐渐被“洋化”，成为美国文化的代言人。

3、电影Mulan的配音翻译—冲国权力话语的言说

当洋化的木兰形象经迪斯尼的商业运作回归中国之后，译者所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应付暗含在木兰形象话语之下的中西权力话语的挑战。因为在现代语境下的翻译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转化，而是权力之间的斗争，是征服与被征服之间的较量。长期以来，东方一直是作为西方的“他者”而存在的。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总以征服者的姿态对东方的文化肆意涂抹，将东方的文本纳入西方诗学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以其“归化”的策略起到了共谋的作用。为抵制西方新的文化霸权主义，译者们总是以杂和的文本形式、“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其解构。但是在处理洋化的木兰形象时，译者所面临的情况和常规似乎大相迥异。因为他们所要处理的文本原型并非是纯正的西方素材，而是被西方“掠夺”改变之后的花木兰形象。而且译者所面对的是中国文化系统以及民族意识不断增强的中国观众。若以“异化”的方式处理，则是加剧了美国文化对中国木兰形象的改写，自己将成为暴力的“帮凶”。仔细观看国语配音的《木兰》就会发现，译者已经超越了配音翻译常用的技巧，以中国文化为基点，不断对剧中人物语言进行改写，使之符合中国诗学和文化的要求。

3.1增加儒家思想，适应中国传统价值观

中国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度，木兰形象之所以被世人喜爱是同我们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传统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的。孟子曾曰：“孝之至，莫大于尊亲。”出于保家的尊父孝道和卫国的忠君之心，花木兰才能够不顾女儿身投身军戎。可以说，无儒家思想的烘托也就无经典的木兰形象。因此任何作者或译者想在中国语境下叙述木兰故事，其言说必然带有儒家色彩，否则那就不是中国的木兰。这也驱使译者在面对洋化木兰形象和其他角色时添加大量反映儒家思想的字眼。例如：

(1)Matchmaker：….Recitethefinaladmonition

三从四德的四德你会背吗?

Mulan：Fulfillyourdutiescalmlyandrespectfully

妇德指的是卑顺

Reflectbeforeyousnackact.

妇言是少说话：妇容要端庄，还有

Thisshallbringyouhonorandglory

妇功，会干活，一定为家里争光

(2)Chifu：Hightreason!大逆不道!

Mulan：Ididn’tmeanforittOgothisfar.

我并非故意欺君妄上。

这类例子还可以在片中找到很多。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重塑儒家长幼尊卑的人伦秩序，译者在翻译对白时使用了一套带有强烈中国文化色彩的对白词汇和短语：列祖列宗(Honorableancestors)，苍天保佑(goodluck)，启禀皇上(yourmajesty)，臣在(Chifu／Yes，yourhighness)，谕旨(proclamation)，百姓(people，cilizen)，男丁(man)等等。正是在译者的努力之下，洋化的木兰才重新具有了儒家思想的韵味。

3.2淡化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

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一直是影评者们批评洋化木兰形象的要点。例如刘慧敏认为“木兰是女性主义的代言人，迪斯尼演绎的是一个女人经过奋斗最终成功，并得到社会认可的励志故事”。周琳玉也认为木兰颠覆了被动等待的灰姑娘原型，挑战了传统的性别秩序。女性主义也好，个人主义也罢，它们都是对个人身份的一种求证。但在中国的语境之下人们推崇的是集体主义、团队协作精神。而中国的女性主义也比西方要柔和的多。因此，以归化为主要翻译方法的译者此时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但对于隐含在故事情节中的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受字幕翻译时间和空间特点的限制，译者

无力加以改变。可在语言的处理上，却有较大的余地。纵贯整个对白，最能体现女性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语言是木兰与媒婆相亲失败之后的真情独白。木兰在失败后深情唱道：

Lookatme／1wllJneverpassforaperfectbride／oraperfectdaughter／canitbeI’mnotmeanttOplaythispart?／NowIseethatiflweretotrulytobemyself／lWOUldbreakmyfamily’sheart／whoisthatgirllsee／staringstraightbackatme?／WhyismyreflectionsomehowIdon’tknow?／SomehowIcannothide／whoIam／thoughI’vetried／whenwillmyreflectionshowwhoIaminside?／whenwillmyreflectionshowwhoIaminside?

(配音)看看我，不是爹娘身旁的乖女儿。难成温顺新娘。我不愿，为出嫁装模作样。可若是违背家族礼教，三从四德，定会使全家心伤。那是谁家姑娘，在凝眸将我望?为何我的影子是那么陌生，无论怎么装扮，无法将真心藏，何时才能见到我用真心歌唱?何时才能见到我用真心歌唱?

对比之后可以发现，英文版的木兰的确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色彩，因为她在内心不断追问自我，寻找自我“whoIam”“trulytobemyself。木兰之所以忧郁是因为自我的迷失、身份的模糊。但聆听配音就会发现木兰苦恼的却是不愿“为出嫁装模作样”，寻找的是“真心”和“真心歌唱”!对自我身份的追问竟然被译者淡化处理成了“真心歌唱”。而且在汉语歌词中还出现了反映儒家思想的“家族礼教，三从四德”。译者的巧妙处理加上叶蓓清新婉转的歌唱使得木兰身上的女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大大削减。正是在译者的努力之下，洋化的木兰形象开始慢慢裂变。

3.3低调处理英语文化词汇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实际上是文化的载体。关于文化词语的翻译，就意义而言一般有五种常见模式：直入式、阻断式、诠释式、融合式和归化式。而且在“字幕翻译中对文化词的处理应该提倡直入式，尽量少用或不用归化模式、融合模式和诠释模式”。但是从《木兰》国语版的配音翻译来看，情形却非如此。例如：

1)ForIhavebeensentbyyourancestorstoguideyouthroughyourmasquerade.

你的祖先派我来保护你完成替父从军的愿望。

2)Sincewe’realloutofpotpourri，maybeyouwouldn’tmindbringupsome.

我们这里胭脂用完了，你捎点来。

3)ThisiswhatyougivemetOworkwith?Well，honey，I’veseenworse.We’regonnaturnthisSOW’searintoasiIkpurse.

这是我要打扮的姑娘?噢，你可真够脏。把你这只灰色麻雀变成金凤凰。

在例中masquerade变成了“替父从军”；具有浓烈清香兼驱虫作用的混杂物potpourri竟然变成了中国人熟悉的“胭脂”；由谚语onecannotmakeasilkpurseoutofaSOW’sear演变而来的turnthisSOW’searintoasllkpurse也被归化成了把“这只灰色麻雀变成金凤凰”。对英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也可以清晰看到译者的意图：消解英语文化词的影响，进而消解其话语霸权。

3.4发挥译语优势，灵活使用口语、成语和四字结构

这不仅仅是译文的美化问题，而是话语权力的争夺。话语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控制、选择和组织过程受到权利的制约。而译者用优美的汉语表达源语意义就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消解。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活泼的汉语口语本身带有中国文化味道，而成语和四字结构是人们长期习用、简洁精炼定型词组或短句，是人们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在电影Mulan的翻译中，它也成为译者改写和操纵的有效手段之一。

1)Theflowerthatbloomsinadversityisthemostrareandbeautitulofall.

梅花香自苦寒来，历尽磨难方显秀丽本色。

2)Hey，letmesaySOmethingAnybodywhoisfoolishenoughtOthreatenourfamily，vengeancewillbemineHrrrrr…

听我说吧。要是哪个傻瓜活腻了，敢找我们家的麻烦，让我来收拾他。哇呀呀……

3)Justonechanceisthattoomuchtoask?Imean，it’snotlikeit’IIkillya.

连个赎罪的机会都不给。一帮老不死的。

女性翻译主义范文篇7

一、原文的来世生命

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雅各布森将翻译活动归为三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Jocobson，2004：139)其中语内翻译是指用同一语言内的语言符号对原文进行阐释或重写；语际翻译是指用另一种语言中的语言符号对原文进行阐释，即通常意义上的翻译本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系统的其他符号对原文中的语言符号进行阐释。从《木兰辞》到迪斯尼动画片《木兰》的改编不仅涉及汉英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之间的转换，更是语言文字和影音媒体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过渡，是文学经典以更丰满的形式向异域文化译介的具体体现。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译文是原文的“来世生命(afterlife)”t2]，(Benjamin，2004：76)标志着原文生命延续的新阶段。经典文学作品的魅力与意义就在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具有不同的阐释与演绎。本雅明认为这种阐释与演绎取决于作品的可译性，即作品的所有读者中是否有理想的译者；作品本身是否召唤翻译。从译者的角度来看，迪斯尼公司在改编外国题材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独特鲜明的动画风格，拥有顶尖的动画制作人才和精湛的动画制作技术，还有着不容小觑的投资实力，是跨越符号系统、跨越语言文化对经典民歌《木兰辞》进行译介的理想译者。从作品本身来看，木兰的忠诚、孝顺、善良、无私、勇敢、质朴的多重品质为多角度阐释作品主题提供了可能性；从参军到胜利凯旋的完整故事梗概为塑造木兰形象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民歌简练的语言和诗性的描述有着丰富的想象张力，为充分发挥动画片音画介质的优势提供了舞台。每一次翻译活动都赋予原文一次新的生命。随着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木兰辞》召唤着新的翻译，木兰形象在世界范围内重获新的生命力已成为必然。

二、来世生命是原生命的延续

译文既然是原文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语境中的再生，就避免不了与原文一脉相承的联系。翻译目的论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相关性定义为“文本间连贯”L3J(Vermeer，229)，认为它有助于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原文的信息。经典文学作品改编为异文化电影时，原作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文化背景都可以通过这种“文本间连贯”来体现原作生命力的延续，赋予电影异国情调和陌生化效果，增强影片的吸引力和受欢迎程度。正因为如此，迪斯尼在改编过程中保留了原诗的主要人物、情节，呈现了典型的中国式背景，使影片与民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了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主要体现在叙事和文化两方面。首先是叙事联系。叙事是电影改编中首先要传达的因素。当原文的叙事在改编中得以呈现，影片便能激发业已了解该故事的观众的预期，使他们积极参与电影的欣赏和意义的构建。对不了解原故事的观众而言，对原文叙事的呈现亦能给观众带来新奇感，刺激他们到异域故事中去寻找共鸣，体验精神上的猎奇。片名《木兰》是对原文《木兰辞》的呼应。她替父从军、勇敢战斗、建功获封、弃爵归田的主要故事情节都在影片中得到了再现，保持了木兰故事的原始框架，使观众看到了《木兰辞》在现代美国的生存与传播。其次是文化联系。为使影片具有外国情调，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都在电影中得到了呈现，比如：长城、书法、传统庆典等视觉符号；长笛、古筝、二胡等听觉符号；中国的图腾龙、幸运蟋蟀、熊猫、胡人、唐装、火药等典型的文化符号等。古代中国的社会习俗和封建价值观也在影片中得到了展现，比如，女孩给家庭带来荣耀的惟一途径就是嫁个好人家，女人在男人面前应该保持缄默等。所有这些中国的文化信息将观众带入了一种神秘而充满魅惑的异域国度，增强了影片的娱乐性，体现了电影对《木兰辞》的继承，是原作生命力的延续。

三、来世生命是对原生命的超越

新生命不同于旧生命，它具有新的特质。本雅明认为“如果翻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追求与原文的相似性，那么翻译几乎不可能。因为在来世生命中，原文要经历变化。如果没有转变，没有新生，就不能叫来世生命”2]。(Benja．min77)电影改编也一样，“由于媒介发生了改变，电影与原文自然不同”。(Stam17)在改编过程中，迪斯尼对《木兰辞》进行了大胆的改变，使影片跨越时代、语言、文化实现了对原作生命的超越。

(一)叙事变化

为增加影片的娱乐性，迪斯尼以归化的方法将《木兰辞》打造成了一部迪斯尼风格的动画片。首先，电影塑造了李翔、大臣、木须龙、单于、媒婆等许多个性鲜明的新形象，很好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使木兰这一主要形象更加鲜活、灵动。其次，电影以木兰的故事梗概为基础，创作了一个更感人、更丰满的故事。为了创造和强化戏剧性的冲突，迪斯尼对原故事的细节进行了改动。比如：木兰当户织变成了说媒的插曲，既制造了幽默效果，又体现了木兰的叛逆，为替父从军作了性格上的铺垫。原诗详细描写了木兰参军前在家所做的准备，而电影则以歌剧的形式重点呈现了军事训练的千辛万苦。欢快的气氛中冲突一个接一个，充分体现了迪斯尼式的幽默风格。对于战争的描写也一样，原诗只有短短三句，但影片中对木兰战胜单于的细节进行了详细的刻画，气氛紧张、惊心动魄，一步一步推向高潮。此外，影片还创造了木兰与李翔相爱的情节来体现迪斯尼风格特有的浪漫气息和一贯的欢快结局。

(二)文化适应

“电影改编受制于当时各方力量的影响，是特定时间所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反映。”【4(Stam，45)将中国经典民歌改编成现代美国电影是一个跨文化的行为。为了迎合具有独特文化预期的美国消费者，避免文化冲突，迪斯尼不能不考虑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影片符合目标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美国式改造。比如：影片中的奶奶和木须龙就是美国化了的形象。影片还以西方流行的狂欢文化来取代《木兰辞》中的中国古典文化。先祖庙里，祖先们载歌载舞，俨然盛装打扮的狂欢者，毫无威严可言。木兰与战友、父亲、皇上的拥抱也都是美国式的。这些细节中，中国文化符号的外表之下，其实都演绎着美国文化。其次是个人英雄主义的阐释。木兰在原诗中是一位忠孝两全的勇敢女孩，完全符合2000年前封建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而在影片中迪斯尼对这一形象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将其个性中的独立和勇敢进行发挥，塑造了一位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女英雄。雪山之战，木兰独自一人摧垮了雪山，消灭了敌人，拯救了整个部队。皇宫决斗中，木兰再一次一146圈固圃衄蕊圆凭借勇气和机智杀死了单于，拯救了整个国家，成为万人膜拜的民族英雄。经过改造的木兰成了美国文化的产品，个人的力量被无限夸大，体现了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美国式个人英雄主义。最后是女性主义的演绎。为迎合当时美国社会流行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影片在木兰形象中注入了女性主义色彩。影片通过木兰与男性形象的鲜明对比，突出表达_r女性主义，还特意增加了木兰在战斗中暴露了自己的女人身份，被逐出部队的情节。当木兰最终拯救了整个国家，被尊为英雄时，女性主义的胜利达到了高潮。在这里，中国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为女性主义的展示提供了舞台。

翻译也是一种征服，当传统的中国民歌用迪斯尼风格加以改写，当中国文化符号中植入了美国文化的内核，当中国传奇女孩成为个人英雄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言人，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在这一充满异国情调的形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强化，充分展现了美国电影对中国这一文化他者的拿来主义立场，显示了意识形态对电影改编的隐性操控。这是经典文学作品在以电影这种大众传媒的方式实现跨文化再生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

女性翻译主义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交往理论；翻译主体；翻译主体性；翻译的主体间性

随着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经历了翻译研究的语言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研究是翻译研究的新的发展方向，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交往理性则为这个新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正如麦卡锡所说，“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封底，哈贝马斯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本文将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讨论翻译的主体间性及其合理性。

一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

主体间性也称为“交互主体性”，指主体与主体间相互交往的特性，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以主体问的方式存在，其本质又具个体性；主体间性就是个性间的共在[2]。翻译的主体间性是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是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主体性之间在翻译活动中的共在。国内外研究者从多个视角进行翻译主题间性的研究，翻译主体问性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诺德(C．Nord)提出了“功能+忠诚”的翻译理论主张，忠诚是译者对翻译交互活动中的参与者的一种责任，在强调译文在目标语中的功能的理论语境下，忠诚就意味着目标语文本的目的必须与原文作者的意图相符。实际上，这就既照顾了原文、原文作者，又照顾了译文功能、译文读者、译文使用者等诸多因素。虽然“忠诚”这个范畴更侧重于道德层面，但它却体现了翻译的主体间性。

陈大亮以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为基础，分析翻译主体性研究的困惑，认为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对翻译理论的建构有多重意义。杨柳提出“间性文化”论，认为通过“间性”的建立，翻译使不同语言、不同性别、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之间达到相互对话、相互依存的目的。田传茂、程以芳根据主体间性、文本间性与文化间性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交叉关系，在翻译领域里引进“复合间性”的概念，使主体间性走向多元。徐岚界定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让理性由“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李明把主体问性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文学作品的复译问题，探讨了复译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王建平认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新趋势。在此基础上，翻译研究者指出主体间性研究的缺点和不足。宋晓春认为翻译中主体间性问题不仅是译者与读者、作者之间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各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应遵循的规范、准则性问题。胡牧认为当前翻译主体问性的研究存在着一些缺陷，强调“研究主体间性绝对不可以无视主体间的制约性、差异性、通约性”，提出从翻译主体的总体性、实践的对象性和交往性来拓展翻译活动尤其是翻译主体的总体性研究视域。

我们同意上述观点，翻译主体间性研究要重视个交往主体之间的规范和准则，要重视主体问的制约性。由于翻译活动的跨文化特性，译者主体及其主体性的发挥恰当与否是实现各个翻译主体之间的合理交往的关键所在。

二翻译主体

关于谁是翻译主体，在中国翻译界已有许多讨论。许钧从其收集到的国内外有关资料对谁是翻译主体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他总结出四种答案：“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是翻译主体。”。显然，学者们对谁是翻译主体有不同的认识。学者们对译者是翻译主体毫无争议，然而，对原作者和读者是翻译主体却有不同的看法。杨武能认为，“与其他文学活动一样，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许钧区分了狭义和广义的翻译主体。

狭义的翻译主体指译者，广义的翻译主体指作者、译者和读者。陈大亮认为“原文作者不是翻译主体，翻译是译者与文本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对话”。原文作者是创作主体，译者是翻译主体，读者是接受主体。这三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都体现了其主体性，他们在整个翻译活动中发挥不同的作用。“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操纵’文本的具体实施者，而影响翻译活动的进行和结果的，除了译者主体的主体性外，还有作者和读者主体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作者和读者并不表现为翻译活动中的具体主体，但却具有主体的作用，即具有主体质。作者的主体性是由翻译是在原著上的再创作这一翻译本质决定的，而读者的主体性则代表了译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规范和制约。因此，在翻译活动的整个链条上，译者、原文作者、译文读者都是主体，他们具有不同的主体性，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三两种极端的翻译主体性

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均以作者和文本为中心，而对译者主体性遮蔽。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的哲学理论，其语义观为指称论和真值论，这种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是将作者视为意义的中心，将作者和译者的关系视为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译者必须忠实地传达作者的目的；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是唯理论或结构主义理论，其语义观为关系论和确定论，这种理论将文本视为意义的中心，强调译文忠实于原文，译文同原文等值、等效以及再现原文风格等。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把语言看作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把意义看成是由句法～语义规律设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这样就排除了在翻译活动中所涉及到的译者主体因素。这两种范式都要求译者绝对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内容与风格，译者的主体性完全被淹没。中西传统译论中有许许多多关于译者这种身份和地位的比喻。谭载喜对这些比喻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余光中将译者比喻为介于“神人之间的巫师”。所有这些比喻无一例外都说明了译者主体性的遮蔽。

与此相反，文化研究范式的翻译研究体现的则是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可以说，这种主体性的过度张扬是对前两种范式下译者主体性遮蔽的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发现了翻译家，凸显了翻译家的主体地位。然而，翻译研究学派、操控学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对译者主体及其主体性的过度张扬，却使得翻译的主体越来越离开了翻译的客体之一的原文文本和原语文化，出现了对原文文本过多的操控及任意的改写，过多的偏向目标语的文化语境和目标语文本。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解构主义思想为核心，或否定原文文本中心论，或拆解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的对立，或打破文本限制将翻译活动与文化因素结合，或把权力与话语结合。勒菲弗尔提出“翻译就是改写”的主张，与此类似观点的还有操控学派的赫曼斯等人。翻译就是改写的主张，会导致翻译可以根据目标语文化和翻译目的的需要任意改写原文文本，甚至会出现没有原文文本的译本。

“解构主义认为，文本的意义具有开放性、互文性和非始原性。”解构主义思想对意义的重新定义和解读，直接推翻了结构主义将意义凝固化和静止化的作法，颠覆了结构主义赋予意义的权威性和绝对性。在翻译中，就产生了人们对原文和作者权威性的怀疑。解构主义思潮的怀疑主义倾向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对理性的全部否定，对主体意识的过分强调，或干脆放逐主体”，“甚至在批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意义确定性和明晰性时，完全消解了语言的规律性，让释义活动变成一种无终止的解释和无限的衍义”。在这里，由于原文意义的不确定性，译者如果分寸把握不当，就会出现任意解读原文文本，滥用译者的权利，导致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争取女性权利的工具，更加张扬译者的主体性。为此目的，译者甚至可以篡改原文内容以适应女性表达的需要。戈达尔德(Godard)认为，“女性主义译者坚持维护她那女性的差异”，“翻译中妇占(womanhandling)文本意味着她要取代那个谦虚而自惭形秽的译者”，从而颠覆了那种以翻译对等为基础的翻译理论。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角度讨论译者主体性，其实质是关于译者与作者的主体间性关系讨论，因为作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的主体性，亦如男性与女性关系的构成，没有他者的参与，其主体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自身外在性的他者才能辨认出主体的踪迹。

总而言之，以解构主义为核心的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过度地张扬了译者的主体性，使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中势无忌惮，任意发挥，完全颠覆了结构主义翻译理论中的原作、作者、忠实等概念。而且无论是译者主体性的遮蔽还是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都显示出翻译主体性的弊端：具有封闭性的单一主体论，没有摆脱“主体一客体”的框架，因为它们分别聚焦翻译活动整个链条上作家、译文读者和译者这三个主体中的一部分，而忽视其余的主体。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正试图打破这种封闭的单一主体性，以使翻译的主体性研究走向合乎翻译实际的翻译主体问性研究。

四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主体间性

如何克服上述两种极端的翻译主体性，使之达到一个理想的中间状态：即译者的主体性既能得到体现而又不张扬呢?由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肯定交流过程中说话者主体的可认知性，强调交流过程中的主体间性，有助于译者与作者间的平等交流；而且交往行为理论和交往理性对翻译学具有积极的建构意义和重要启示。因此这个理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语言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他首先着手研究语言问题，并建立了他独特的语言哲学理论——普遍语用学。哈贝马斯认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交往的基本前提”；重建普遍语用学的“出发点是交往经验[理解]”，“理解则指向话语的意义”，“以理解意义为己任的译解者在与其他个体建立起来的符号化主体间联系的基础上，基本上是作为交往过程的参考者从事经验的”“既然理解经验所面对的是一个由符号建立起来的世界，那么，理解主体和被理解对象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也就变成了建立该世界的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哈贝马斯以“言语”作为普遍语用学的基础，同时也是普遍语用学研究的对象。

哈贝马斯以语言的可领会性为基础，通过明确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建立了一种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模型。言语是运用语言的行为，要保证人们交往沟通的有效与合理，必须遵循一定的条件。这里所要求的规范和条件就是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有效性要求包括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哈贝马斯具体解释道：“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以领会的表达，以便言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可领会性)；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分享言说者的知识(真实性)；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信任他(真诚性)；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正确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概念涉及的是“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者通过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通过协商对共识的语境加以明确,。言语者就一件事情和他者达成理解是一种交往行为，其中交流符号的意义和交往行为是互为规定的。主体间在语言理解的基础上，承认并服从交往行为中共同的规则或规范以及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交往行为理论既关注主体间交往中意义的变化性，又研究决定这些变化的规律性。因此，这种研究导致把语言纳入广泛的社会生活背景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之中进行考察，从而更突出语言的社会性。

翻译活动是一种特殊的交往行为，涉及原作、作者、译者、译作、读者、原语的语言文化世界、目标语的语言文化世界、作者和译者的主观世界、作者和译者的生活世界等因素。翻译是译者主体与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以及他们所属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一种交往行为。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必须遵守言语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正确处理与原作及其所属的客观世界，处理通过言语为中介的与作者的协商，正确处理目标语的文化语境等客观世界和译者的主观世界、生活世界在翻译过程中与原语的文化语境等客观世界和作者的主观世界、生活世界的协商，以便达成翻译过程中的共识。翻译的主体问性是翻译中的协商达成共识的保证。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译者主体性的遮蔽和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使翻译的主体间性得以实现。

女性翻译主义范文篇9

克劳迪娅·A·班克尔博士（Dr.ClaudiaA.Becker）是德国人，任美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德国语言和商业计划研究项目负责人。她建议，参加商务会议时，应该积极果断，而不是仅仅令人感到厌烦地、被动地接受。以会议时就坐情况为例，年长的人需要也得到更多的尊敬，可以坐在桌子末尾的位置，而女性也不应该让别人看轻。

其他在德国工作过的女性告诫，不要太咄咄逼人，这样会损害商业伙伴之间的关系。一位女性提供了如下战术：与会前，问一下你信任且阅历丰富的德国同事，开会时你坐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进入会议室时，有礼貌地问一下与会的其他人你可否坐在你中意的位置上。几乎没有人会拒绝你的要求，因为拒绝这样的要求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班克尔博士提醒，相比美国和加拿大，在德国建立商业伙伴关系的速度比较慢，切忌操之过急。德国男性通常不会完全接受一位女同僚，即使其他条件都与其相当。

你怎样建立自己的信用？职业女性应坚强、不妄自菲薄。开始时，明确此次会议的目的，强调你此次行动的重要意义。明确自己的意图、条件，谈判时要清楚自己的底线。发生争执时，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人们并不欣赏过度活跃的商人。清晰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有必要随后加以强调。要注意你说话的音调。在德国，大声说话的女性比大声说话的男性更具冒犯性。切忌夸夸其谈恭维，德国人认为这样很肤浅、不可信。开会和讨论计划时不要过于心急，要学会耐心。在德国，最重要的是如何很好地完成工作，而不是强调“时间就是金钱”。

班克尔博士就性、性行为、约会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在任何地方都会有单身或已婚的男人主动提出和你共度良宵，千万别接受他们的邀请。不要和你的同事约会。在德国，女性会遇到一些事情，如来自男性同事过于直白的调情和性要求，这些在美国将被视为纯粹性骚扰行为。”

班克尔博士总结道：“职业女性在德国的状况要落后美国和加拿大二十到三十年。你需要给别人一个非常专业的印象，要让他们相信你的证书、资历和智慧。另外可以熟练的运用德语是走向成功所必须的。”

更多建议

准时。这一点非常重要且必要。

问候。握手是通常的问候方式，紧握并晃动一两下。这是会议开始和结束时的礼节。握手后要张名片，看看上面有没有对方的头衔。用这个头衔来称呼对方，因为在德国，获得学术或职业的头衔并非易事，因此这也是人们引以为豪的资本。如果有两个头衔，如“教授”和“博士”，问一下名片的主人更喜欢哪一个。同样，如果你有学术和职业头衔，一定要印在名片上。除非对方允许，不要直呼其名。记住，头衔和年龄都值得尊敬。

衣着。衣着要保守而整洁。满是皱褶的衣服和破旧的鞋子会让人产生误解。珠宝应高雅而简洁。德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的德国人，比较注意衣着。注意你的穿着要反映欧洲的时装潮流。搭配合理的服装、高档的衣料、优质的鞋和饰物等至关重要。

用餐。商务午餐和晚宴在德国并不像在北美那样普遍。如果商业伙伴邀请你到他家里做客（这并不常见，特别是在刚认识时更不常见），带些鲜花、葡萄酒、糖果或一件具有你的国家或省份特色的礼物，如书或雅致的日历等。（注：买的花应该为奇数，但不能是十三朵，也不能买红玫瑰，因为她代表隐秘和浪漫。）递交给主人之前先把花解开。在一个繁忙的非正式的饭店（如一个小旅馆）或酒馆里用餐,如果坐在陌生人旁边，请不要奇怪。和别人共用一张桌子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是很正常的。

夸张。不要过度赞扬。对许多德国人来说，生活并不总是“不平凡”，没有事物总是“世界上最好的”。夸张通常令人讨厌。说话夸张的人被认为不可信。这条建议同样也适用于你的身体语言——不要太夸张。

赠送礼物。一般不需要赠送别人礼物，除非应邀去别人家。职业女性不应赠送别人礼物，除非受到特别的礼遇。

语言。在欧洲，德语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仅次于俄语），是9500万人的母语。尽管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一部分人都说德语，但是他们都以自己的历史和所说语言的区别为荣。每个国家所说的德语都有很大差别。别轻易评判哪个国家所说的德语“更好”或“易懂”。

交谈。大部分德国人不喜欢在用餐时谈论工作上的事。请记住，在德国建立良好的信誉，部分依赖于你谈论其他话题的能力。这证明你有渊博的知识，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寻找聊天的话题时，切忌用美国的聊天式询问一些私人问题——对方的职业、家庭或配偶、经济情况、受教育情况、宗教信仰等，取而代之，谈论德国的历史、世界地理、文化和知识界的领袖、旅行、运动、文化或国际问题。当然，如果你对政治知之甚多。你可以一直谈论政治，部分德国人也乐于谈论汽车或机械方面的问题。关于避免敏感话题的一条规则是只对主人或客户首先谈论的话题予以回应。即使你的德国客户或友人用英语和你交谈，避免使用俚语或过于口语化的词语，以免造成误解。工作中，德国人喜欢直接而务实的方式。他们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德语对许多来德国旅游的美国人来说，都听起来粗鲁而咄咄逼人，非常直截了当。

礼仪。德国男士有时会抢在女士之前进入公共场所。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那时男士先进入公共场所以确保安全。不应视之为鲁莽。

会议。在会议桌或饭桌上，不要把两个人之间的耳语看作无理的行为，他们只是想私下说些话。

电话。在德国接电话时，不是先说“你好”，而是先报自己的姓。

肢体语言。嚼口香糖、没精打采、把脚翘到桌子上——这些都是不礼貌的行为。用拇指和食指组成圆圈，其余三指伸直，表示“OK”的手势在德国被视为精鲁的行为。

地方主义。德国北方人比较含蓄，而南方人则比较随意。地方主义在德国非常强烈，各州人都为本州而自豪。

高速公路。驾驶汽车行驶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在一些地区，根本不存在速度限制，右行道一般供马力强劲的车行驶。汽车也是身份的象征：地位越高，所驾汽车的价格越昂贵。

女性翻译主义范文篇10

克劳迪娅·A·班克尔博士（Dr.ClaudiaA.Becker）是德国人，任美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德国语言和商业计划研究项目负责人。她建议，参加商务会议时，应该积极果断，而不是仅仅令人感到厌烦地、被动地接受。以会议时就坐情况为例，年长的人需要也得到更多的尊敬，可以坐在桌子末尾的位置，而女性也不应该让别人看轻。

其他在德国工作过的女性告诫，不要太咄咄逼人，这样会损害商业伙伴之间的关系。一位女性提供了如下战术：与会前，问一下你信任且阅历丰富的德国同事，开会时你坐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进入会议室时，有礼貌地问一下与会的其他人你可否坐在你中意的位置上。几乎没有人会拒绝你的要求，因为拒绝这样的要求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班克尔博士提醒，相比美国和加拿大，在德国建立商业伙伴关系的速度比较慢，切忌操之过急。德国男性通常不会完全接受一位女同僚，即使其他条件都与其相当。

你怎样建立自己的信用？职业女性应坚强、不妄自菲薄。开始时，明确此次会议的目的，强调你此次行动的重要意义。明确自己的意图、条件，谈判时要清楚自己的底线。发生争执时，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人们并不欣赏过度活跃的商人。清晰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有必要随后加以强调。要注意你说话的音调。在德国，大声说话的女性比大声说话的男性更具冒犯性。切忌夸夸其谈恭维，德国人认为这样很肤浅、不可信。开会和讨论计划时不要过于心急，要学会耐心。在德国，最重要的是如何很好地完成工作，而不是强调“时间就是金钱”。

班克尔博士就性、性行为、约会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在任何地方都会有单身或已婚的男人主动提出和你共度良宵，千万别接受他们的邀请。不要和你的同事约会。在德国，女性会遇到一些事情，如来自男性同事过于直白的调情和性要求，这些在美国将被视为纯粹性骚扰行为。”

班克尔博士总结道：“职业女性在德国的状况要落后美国和加拿大二十到三十年。你需要给别人一个非常专业的印象，要让他们相信你的证书、资历和智慧。另外可以熟练的运用德语是走向成功所必须的。”

更多建议

准时。这一点非常重要且必要。

问候。握手是通常的问候方式，紧握并晃动一两下。这是会议开始和结束时的礼节。握手后要张名片，看看上面有没有对方的头衔。用这个头衔来称呼对方，因为在德国，获得学术或职业的头衔并非易事，因此这也是人们引以为豪的资本。如果有两个头衔，如“教授”和“博士”，问一下名片的主人更喜欢哪一个。同样，如果你有学术和职业头衔，一定要印在名片上。除非对方允许，不要直呼其名。记住，头衔和年龄都值得尊敬。

衣着。衣着要保守而整洁。满是皱褶的衣服和破旧的鞋子会让人产生误解。珠宝应高雅而简洁。德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的德国人，比较注意衣着。注意你的穿着要反映欧洲的时装潮流。搭配合理的服装、高档的衣料、优质的鞋和饰物等至关重要。

用餐。商务午餐和晚宴在德国并不像在北美那样普遍。如果商业伙伴邀请你到他家里做客（这并不常见，特别是在刚认识时更不常见），带些鲜花、葡萄酒、糖果或一件具有你的国家或省份特色的礼物，如书或雅致的日历等。（注：买的花应该为奇数，但不能是十三朵，也不能买红玫瑰，因为她代表隐秘和浪漫。）递交给主人之前先把花解开。在一个繁忙的非正式的饭店（如一个小旅馆）或酒馆里用餐,如果坐在陌生人旁边，请不要奇怪。和别人共用一张桌子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是很正常的。

夸张。不要过度赞扬。对许多德国人来说，生活并不总是“不平凡”，没有事物总是“世界上最好的”。夸张通常令人讨厌。说话夸张的人被认为不可信。这条建议同样也适用于你的身体语言——不要太夸张。

赠送礼物。一般不需要赠送别人礼物，除非应邀去别人家。职业女性不应赠送别人礼物，除非受到特别的礼遇。

语言。在欧洲，德语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仅次于俄语），是9500万人的母语。尽管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一部分人都说德语，但是他们都以自己的历史和所说语言的区别为荣。每个国家所说的德语都有很大差别。别轻易评判哪个国家所说的德语“更好”或“易懂”。

交谈。大部分德国人不喜欢在用餐时谈论工作上的事。请记住，在德国建立良好的信誉，部分依赖于你谈论其他话题的能力。这证明你有渊博的知识，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寻找聊天的话题时，切忌用美国的聊天式询问一些私人问题——对方的职业、家庭或配偶、经济情况、受教育情况、宗教信仰等，取而代之，谈论德国的历史、世界地理、文化和知识界的领袖、旅行、运动、文化或国际问题。当然，如果你对政治知之甚多。你可以一直谈论政治，部分德国人也乐于谈论汽车或机械方面的问题。关于避免敏感话题的一条规则是只对主人或客户首先谈论的话题予以回应。即使你的德国客户或友人用英语和你交谈，避免使用俚语或过于口语化的词语，以免造成误解。工作中，德国人喜欢直接而务实的方式。他们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德语对许多来德国旅游的美国人来说，都听起来粗鲁而咄咄逼人，非常直截了当。

礼仪。德国男士有时会抢在女士之前进入公共场所。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那时男士先进入公共场所以确保安全。不应视之为鲁莽。

会议。在会议桌或饭桌上，不要把两个人之间的耳语看作无理的行为，他们只是想私下说些话。

电话。在德国接电话时，不是先说“你好”，而是先报自己的姓。

肢体语言。嚼口香糖、没精打采、把脚翘到桌子上——这些都是不礼貌的行为。用拇指和食指组成圆圈，其余三指伸直，表示“OK”的手势在德国被视为精鲁的行为。

地方主义。德国北方人比较含蓄，而南方人则比较随意。地方主义在德国非常强烈，各州人都为本州而自豪。

高速公路。驾驶汽车行驶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在一些地区，根本不存在速度限制，右行道一般供马力强劲的车行驶。汽车也是身份的象征：地位越高，所驾汽车的价格越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