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8 22:01:02

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范文篇1

1.传统的妇女形象。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将“忠女”“贤妻良母”“纯洁无暇的姑娘”等“好女人”作为维吾尔族妇女的传统标准。无论在过去还是现代、在偏僻的乡村还是在繁华的城市、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里、在生活哲学上、在世界观、价值观、举止言行等方面,维吾尔族妇女都将这个传统的标准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社会和公众也将这个传统的标准作为法律依据;女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们在观察妇女生活和妇女形象时,也总被这个传统的标准所制约。维吾尔古典文学中的妇女形象正属于这种价值观的代表。在维吾尔人的生活中,没能超越这个传统的标准而想象妇女问题,于是,妇女形象最早作为这种传统的不同反映而得到了展示。纵观女作家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为了这个传统而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有小说《昂格利特湖》中的佐赫拉,为了成为不辜负母亲的希望、履行自己职责的“孝敬母亲的好女儿”,她用自己的婚姻来打赌;《沙漠之梦》中的艾维孜罕为了保持自己的贞洁,牺牲了自己的婚姻生活;热孜万古丽•玉素甫的短篇小说《露珠》中的吐尔逊尼亚孜罕,为了忠于爱情和男人,以好像“就要到来似地”自信将从未见过面的男人等待了七年,甚至当她得知丈夫不可能回来的消息以后,还仍然以各种借口为他辩护;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她可能一生在等待那个男人中熬过;小说《多雪的冬季》中的米赫热阿依,将维护充满伤心和不幸的家庭作为她的使命;《石城女人》中的祖勒阿雅特以传统的女性意识拯救了濒临破裂的家庭。总之,这些女性为实现做“好女人”的愿望而忍辱负重,默默吞咽着苦果。她们以自身的女性意识,随时准备为家庭、孩子和丈夫付出更多,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终生幸福乃至生命。在维吾尔族传统意识中,为家庭、丈夫敢于牺牲自己并能忍受侮辱和折磨的女性被视为“女人之品德”。她们崇拜男人,依赖于男人生活。这些妇女们就像《轨道》中的阿斯雅、阿斯演的母亲及她的祖母一样,一切都听天由命,忍辱含垢地在痛苦和折磨中生活。“算了,佐赫拉,女人怎敢和男人比呢,你还是忍了吧……”(《昂格利特湖》)这些妇女是愿意这样生活还是出于无奈?从祖母到母亲、从母亲到女儿遗传的“优良品质”为什么仍然不能给她们带来幸福?难道她们是为永远付出牺牲或代价而造就的吗?她们的生命不也只有一次吗?为什么同样的生命对于女人却那么残酷?女作家们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塑造了遵循这种传统的女性形象。一种是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为维护和继续自己的道德传统为目的而塑造的女性形象。尽管她们以自身的优良品质和传统的女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深深感染着读者(因为这种形象在大多情况下是以悲剧性的生活画面而出现的),但在总体上还能够让读者喜欢和得到读者的尊敬;另一种是为唤醒和拯救自己和周围的、在超越传统道德标准的影响下而困惑和迷茫的妇女为目的而塑造的形象。她们始终围绕着不能摆脱落后于时代的妇女意识中的悲惨的“轨道”,不能摆脱在个人解放、争取自由、平等、尊严、独立生活和为自己生活的欠缺。直到今天,女作家笔下所塑造的大多是超越传统道德标准的女性形象。女作家们通过塑造这类形象,一方面表达了她们对不幸女同胞的同情;另一方面则强烈控诉了裹着“忠贞的女人”“贤妻良母”“贞女”等漂亮的外衣,不断去折磨和吞噬妇女们的幸福、精神世界和生命的陈旧、落后的所谓“传统”的准则和标准。

2.女英雄形象。

提起“女英雄”,我们不禁想起在历史上曾出现的“诺祖古姆”“热孜莞古丽”等巾帼英雄的形象。这里说的不是革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而是为现实生活而斗争的英雄,是那些为生活而奉献自己的女中豪杰。自古以来,除了个别现象以外,大多是将妇女描写为脆弱、担忧、愁苦的群体;但是在当今维吾尔女性文学中,女作家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妇女及她们的生活,塑造了一批坚韧不拔、不畏艰难困苦、敢于面对生死抉择的崭新而又光彩夺目的女中豪杰形象。请看以下例举的女杰们的壮举:小说《沙漠之梦》中的艾维孜罕为自己纯洁的爱情、自由婚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最终以自己的勤奋、顽强而获得了幸福。然而,最终因自己的尊严受到无法忍受的伤害,她亲手杀死了艾穆拉罕。虽然她成了“凶手”,但人们仍能接受她,因为,她自尊自爱的人格符合当代人的价值观。尽管她的这一行为超越了保护自己爱情的界限,但她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的精神在果断的拒绝和勇敢地选择死亡的过程中得到了凝练和重生。像艾维孜罕这样有尊严地生活,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而勇敢地面对死亡,对于人类、特别是对于妇女而言是非常可贵的英雄壮举。热孜万古丽的短篇小说《绿色愿望》中的祖穆来提,因丈夫的无情无义和背叛,她被迫离开家庭、儿子与女儿生活在一起。当她身处绝境时,幸福又重新向她走来。然而,正当她为自己的婚礼做准备的时候,因其父亲和继母的虐待而被赶出家门的儿子出现在了她面前。“可爱的宝贝,我们会生活在一起的,我们不会分离。爸爸不要你,我要你。”于是,祖穆来提毫不犹疑地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幸福,与两个孩子生活在了一起。“我只知道自己是一个母亲,我感到我的生活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任何时候我都感到,母性的情感、母亲的职责都高于一切。每当想起孩子们,作为母亲,我的情感就会不停地激荡、膨胀;一种最美好、最神圣、最纯洁的爱就会在我心中闪烁。这让我更加清楚地感觉到作为母亲的职责。”为了两个孩子,母亲放弃了重新得到幸福的权利,将孩子们紧紧拥抱在怀里。这是一种英雄的母亲形象。人类不是以自己的身躯、相貌、威望、声誉和财富而伟大,而是以自己的尊严、人格、信仰以及在生死选择中的果敢、慷慨、奉献和牺牲精神而伟大。在女性文学中,女作家们超越妇女自身的高度塑造了一个个极富人性的光彩夺目的妇女形象,赞颂了妇女的伟大、顽强和勇敢,同时也证实了妇女们不是只依赖于男人供养和保护的弱势群体,而是一个值得尊敬、热爱和崇拜的英雄群体。她们的这种英雄行为绝不亚于可歌可泣的创造人间奇迹的英雄人物。

3.在现代与传统中迷茫的妇女形象。

文学是社会现象。女性文学是现代生活的社会现象,它是女作家思维方式和思想的产物。女性文学以现代生活为背景,但民族传统仍然是她们的根。渗入于她们意识中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因而,她们笔下的许多的妇女形象正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困惑和迷茫,并在这种困惑和迷茫中继续寻找自己和回归。《轨道》中的阿斯雅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家庭、丈夫和孩子。但生活的不幸、屈辱和失望,使她对自己和像自己一样的妇女们的传统意识产生了怀疑。“每当这时,我就不得不怀疑在人们眼中的传统标准。我们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和相互折磨呢?难道被我们认为是优良品质的牺牲精神真的是高尚的吗?我们对所谓‘忠诚’‘道德’之形象的玷污、对没有丝毫温暖的家庭的破裂害怕得要命……”她甚至对传统观念产生了叛逆心理,在思想上感到困惑和迷茫,对自己、对自己传统的意识很不满意。“就像我们的有些男人们另有情人那样,我们也想品尝那暗恋的感觉、也想在电话里窃窃私语。尽管对能这样做的女人,我们在嘴上说她们‘不道德’,但在心里却还羡慕她们。然而,不知是什么在无形地阻止着我们……处处对我们所要求的便是做个能忍受艰辛的母亲、为了丈夫和孩子终生牺牲自己的一切。好像我们就是为牺牲自己而造就的……谁也不敢站出来说:好了,别再牺牲自己了,你与我们是一样的人。”在她脑海里时常出现的是对自由、欢乐和对新事物的追求与传统观念的激烈碰撞,但这种新思想是那么脆弱,对她自我更新、改变命运却产生不了任何作用。那种脆弱的叛逆精神也只能让她走出家门在外面游荡数小时而已。处于萌芽状态的叛逆行为无力改变她倒霉的命运。古丽巴哈尔•纳斯尔的中篇小说《石城女人》中的祖勒阿娅特将自己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家庭、丈夫和孩子。她以干净、整洁、宽敞、舒适的家庭环境而感到满足,整天沉浸于欢快之中,为丈夫而自豪、为孩子们而喜悦,是个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的诚实、本分、幸福的女人。但是,丈夫不道德行为的突然暴露给她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打击。在痛苦的抉择中祖勒阿娅特离家出走,开始走上了她从未涉足的娱乐场合。她试图摆脱家庭、丈夫、孩子能为自己、为自己的欢心而生活。但是,深藏于她心底的母爱和深深渗入她血液里的传统美德,让她在道德考验中幡然醒悟,她深感震惊:“我也算是个母亲吗?不知有多长时间没有亲手为孩子们做饭?也不知有多长时间没有给孩子们梳理头发?我不能只顾自己的痛苦,我是多么自私啊,唉,我那可怜的女儿们……”于是,她非常后悔,并想起“一个女人的责任、义务……”她一路奔跑,回到家中投入到了一直等待她的丈夫阿尔斯兰的怀抱里……她以女人所具有的智慧、道德和信念最终拯救了自己的家庭,挽回了丈夫和孩子的心。这些女人们虽然得到了现代之浪涛的冲击和洗刷,但她们精神中的传统意识还是强于她们的现代意识。在困惑和选择中,她们仍然表现了维吾尔女性所具有的美德和母性的伟大,相对于其他民族的女性文学作品而言,在维吾尔女作家所反映的类似题材的作品较多、较为强烈。这也是维吾尔女性文学的民族和时代特点。

4.叛逆的女性形象。

这里的“叛逆”需要我们从两个方面考虑和分析。是为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适应或满足人民群众之需求的“叛逆”,还是与其相反,是反对总的倾向的“叛逆”,这种叛逆行为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样的区别使叛逆的妇女形象更加多样化。古丽巴哈尔•斯迪克的中篇小说《末日的女人们》中的乔丽盼是一位维吾尔族传统的女性。“……结婚以后,当感到自己在生活中犯了一个永远不能宽恕的大错时,整个世界就像反扣的黑锅一样变得漆黑一片。但我咬着牙,听天由命,为成为忠诚的好女人和好儿媳又继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她的尊严和人格不允许她在无爱的生活中披着“好女人”“幸福的女人”的外衣继续生活。“我怎能继续成为一个被我瞧不起、被我所鄙视的男人的妻子呢?”于是,她摆脱盲目依赖丈夫一贯依赖丈夫的心理,重新认识自身价值,冲破了维吾尔妇女为维护声誉和颜面而甘愿牺牲自己的传统信念,唤醒了她为了尊严、欢乐、幸福而生活的意识。“在人们眼里的幸福,仅指在生活上安宁的家庭和男女之间的关系。甚至将离婚的女人称为‘不幸的女人’。我认为,这只是生活上的失败,绝非不幸。如果我能摆脱与现在丈夫的婚姻状况,能让自己独立生活,对我来说,这就是幸福。我认为,幸福就是做让人心情欢愉的事情,为自己寻找欢乐……”于是,乔丽盼最终选择了不依赖男人而独立生活、为自己生活、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之路。她的这一行为丝毫没有让我们感到不道德。相反,她的叛逆精神对于她的生活和未来是个正确的选择。小说《昂格利特湖》中的佐赫拉在没有爱、没有尊重、没有理解的家庭中,为了报答丈夫对她的“爱”,忍受丈夫的折磨、辱骂甚至殴打,一直忍辱含垢地生活。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她过去离散的恋人突然出现在了她面前。成为了一直压在心里没有爆发的巨大的精神激励。于是,她战胜自己,冲破家庭、社会、道德和习俗的篱笆,为追求真正的恋人,她“违背道德”决定与家庭彻底决裂。“这个幸福,对我是否永远,我也不在乎。在我的一生中,如果那怕是一天也罢,能够得到那种幸福、得到那种神奇的爱,我也就无憾于离开这个世界了。”结果,以叛逆精神、为得到纯洁的爱而发出呐喊的女人,最终却毁灭在了将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恋人玉素甫的背信弃义,而陷入了更痛苦的深渊。佐赫拉的叛逆精神与乔丽盼的叛逆精神是有区别的。佐赫拉的叛逆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幸福,而是要通过另一个男人来实现自己的幸福。也许这是她的叛逆精神最终失败的本质原因。在叛逆女性形象中,还有不少背离维吾尔妇女精神、民族习俗、道德伦理的叛逆形象。如《沙漠之梦》中的艾穆拉罕,“每当早晚,在农田中间的羊肠小道上,在那片沙枣树林里,她总是不拒绝拦住她的去路而摸她的胸脯、掐她大腿的那些人,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地毫不在意。”《轨道》中的迪丽娜尔说:“我不能像你们那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看到你们,我就感到心痛。”因而她一直追求着不畏死亡、高于生命、高于法律和道德准则的爱情生活;在《多雪的冬季》中,整日泡在咖啡屋、娱乐舞厅、在吸食的烟雾中耗尽青春而毁灭家庭的尤丽都孜(尽管她的悲剧也有社会的原因),在《末日的女人们》中,背弃自己的信仰而成为基督徒的乔丽盼的同学热比娅和忘本异化的阿依古丽女性形象等均属于这一类。女作家们以其特有的敏感和细心,塑造了众多的不同类型的女性叛逆形象,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和具体分析包括妇女问题的社会现象。

5.可怜的女性形象。

这里的“可怜”在大多情况下可以从同情的角度来理解,在个别情况下也可以从鄙视的角度来理解。将女人称为“可怜的人”,成为了历史的习惯。但是,在女性文学时期的女性的可怜,与历史上的可怜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从前她们是因为社会各种势力、男人们的虐待而落到了可怜的境地,那么现在则是因自身的原因,即女性意识的薄弱、抗争精神、独立生活意识弱等原因而落到了可怜的境地。小说《沙枣花》中的赛丽玛因为愚昧、无知、单纯、老实,还没来得及考虑爱情、美好、生活的真正含义就陷入了悲惨的境地。还不知什么是结婚的赛丽玛被迫嫁给了一个老头儿,吓得她生了一身病,最终她被送到了“疯人院”。因无法忍受年轻医生的玩弄而痛苦不堪的赛丽玛,在“疯人院”真的成了“疯人”。更为可怜的是,她真疯以后才获得自由,过上了无拘无束的生活。在《飞蓬之梦》中,因厌恶农活期盼到城里生活的单纯而朴实的姑娘阿伊木古丽,因为买买提的玩弄和抛弃,她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幸福。更为可怜的是,阿伊木古丽忍受村里人的辱骂和欺凌不愿意“玷污”糟蹋并抛弃了她的买买提,独自忍受和承担所有的屈辱和不幸。

女性文学范文篇2

在美国,尤其是在20世纪以前,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同样,在美国文坛上黑人女作家是不被承认的,黑人女作家长期处在文学创作的边缘。甚至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黑人女性文学是不存在的。而白人女作家是被文坛以及社会所接受的,比如斯托夫人、玛格丽特?富勒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些黑人女性作家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文学创作,但是她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写作,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作家。这种非职业化的写作,也对她们的文学作品被认可造成了阻碍。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社会上存在的性别歧视也是她们文学创作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在美国文坛评论界一些评论家对黑人女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且在这些评论家中不仅包括白人同行,也包括一些黑人男性评论家。但是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不如同为黑人的男性作家的作品受重视。原因有两个:第一,在美国文坛有两种文学批评主流:一是白人文学批评(包括以白人男性为主流的文学批评和以白人上层社会女性为主的女性文学批评)为主导。这些批评家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比如:身份、种族。他们也就无法正确客观的讨论分析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更有甚者他们连讨论黑人女作家文学作品的意愿和企图都没有。二是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更倾向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强调女性主体意识,他们不愿屈服于现实生活中的大男子主义,而文坛的批评又大部分以男性为主流,评论家对她们文学作品的评价自然也不是很高。三是黑人女权运动发展的缓慢,同样制约了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美国黑人女作家由于自己的黑人身份与女性身份,深受社会各种不平等待遇。社会上的一些出版商,对黑人女作家态度很不友好。种族歧视制度限制了黑人女性受教育和实现自我的机会。黑人女作家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文学创作,很难摆脱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文学环境的影响。黑人女性文学要想有所发展,就必须提高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20世纪末期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发展,使美国黑人妇女地位有所提高。社会上为黑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和用文学作品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促进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

二、黑人女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状况

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种族运动的兴起,黑人的人权意识得到苏醒,他们积极地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作斗争,人们也从一些黑人文学作品中加深了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意识。这是一个黑人文学的繁荣发展时期。黑人女性也用文学创作的方式,也就是职业化的写作来表达她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看法。这时候黑人女性创作群体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也标志着黑人女性文学正式地产生了。同时期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出现了,这一流派的出现,预示着黑人女性文学得到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成就突出的女作家,比如:黑人女剧作家洛兰?汉斯贝里就创作了著名的《阳光下的葡萄干》,她因为这部作品被称作“现代非裔美国戏剧鼻祖”。这些黑人女作家摆脱了传统的文学抗议方式,从弘扬生命的高度上来表达对自己种族的关心、对黑人女性的关切、对黑人女性主体精神的发掘。

三、黑人女性作家文学作品的内容

黑人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涉及内容范围广。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记录作家青春成长经历的自传体。第二,在60年代民权运动和黑人民族运动的背景下发掘非裔美国文学的作品。第三,注重对黑人女性主体精神的发掘、阐释和表现的文学作品。第四,强调种族平等、政治平等、性别平等、阶级平等的文学作品。第五,关于注重挖掘黑人文化传统、纠正黑人群体内部存在的黑人自轻自贱的思想和黑人种族分歧的思想的文学作品。第六,关于家庭宗教价值观的文学作品。黑人女性文学作品内容更多的是关注种族文化历史传统的开拓,这些女作家从自身的生活经历,将受到社会种族歧视和性别身份歧视的黑人女性命运表现到极致,把自己追求女性个性解放的思想与本民族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黑人女性主体精神的苏醒与强化。尽管一些男作家也刻画了许多黑人女性的形象,他们却无法摆脱自身身份的束缚性,男作家们(包括黑人男作家)无法更加客观地从黑人女性的角度进行创作。因此,作品不能很好地表达黑人女性的思想与要求。而黑人女作家的文学作品用女性独有的细腻的笔触以及她们独特观察事物的切入点,一种同质的女性身份很好地帮助她们更好的了解黑人女性的精神需求。她们也力图摆脱美国文坛上的男性文学传统的束缚,注重寻找与挖掘女性自身特有的声音。

四、黑人女性文学发展的意义

女性文学范文篇3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女性文学和英美文学都是非常熟悉的文学形式,但是对于它们的概念的界定,却很难准确的实现。只有了解了英美文学和女性文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女性文学的一些基本信息,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解读女性文学在英美文学中的地位。

1、英美文学

英美文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历经数百年,甚至近千年的发展,英美文学或自由婉约,或浓烈多情的风格一直在文学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我们认为,英美文学是指以早期英美文学家的作品为基础的,反映英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等内容的文学形式。

2、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有时也被称为女性解放文学或者女性主义文学(在有些观点中把女性解放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看作是女性文学的分支流派),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它是指以女性视角为出发点,充分结合女性的思维方式,审美理念以及女性的世界观等多方面因素,通过女性特有的情感和细腻的写作方式,以女性命运、女性权利等为内容的一种文学创作形式。由于女性文学是以女性的思维为基础的,所以整个文学形式都显示出温柔又不失刚烈,渴望权利又不失尊严的特点。对于女性文学,一直存在一些误区,最常见的两个误区就是只要是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女性文学,另一个误区则是只有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才是女性文学。事实上,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女性文学的范围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有一些外延作品我们也把它纳入到女性文学中,比如男性创造的但是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也可以认为是女性文学,但同时,一些女性创作的,但与女性生活、视角等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作品并不是女性文学。由此可见,女性文学的界定应该以创作角度或者创作内容为依据。

二、女性文学在英美文学中的地位

在对女性文学的概念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女性文学有着自己特有的风格和表达形式,是文学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女性文学脱胎于英美文学,又独立于英美文学,对女性文学在英美文学中的地位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

1、女性文学在英美文学中的建设性地位

女性文学在英美文学中的建设地位主要体现在女性文学在英美文学的发展中的作用上。英美文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早期,但是英美文学出现后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政治的作用,英美文学的发展始终不温不火,对于它的赏析和创作一直局限在少数人群。文艺复兴之后,在“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等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学作品开始了蓬勃发展,女性文学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并迅速崛起的。女性文学最初都是以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集中在政治权和劳动权上)为主要内容的,但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女性文学的关注范围开始扩大,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文学开始在整个英美文学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女性文学在英美文学创作范围中的作用女性文学促进了英美文学的创作范围的扩大。在女性文学出现以前,受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英美文学的创作范围一般都集中感情生活上,而对于现实生活的其它方面的关注则是非常少的,当文艺复兴女性文学产生后,女性文学的内容与之前英美文学的创作内容相比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女性文学对于实际生活的关注,对于权利内容的关注使得更多的英美文学创作者意识到文学作品不只是服务于情感生活的,它还可以有更多的创作内容可以选择。就这样,伴随着女性文学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英美文学的创作范围也开始逐渐扩大,一些反映实际生活的问题开始出现在英美文学创作中,这样就有了很多故事描述类,人物描写类的英美文学作品。(2)女性文学在英美文学艺术形式中的作用女性文学丰富了英美文学的艺术形式。女性文学在出现之初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当时很多学者把它归为英美文学,这样一来,女性文学作为英美文学的内部组成部分,对于英美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于英美文学的艺术形式的丰富。对于早期的英美文学,更多的人为它是“诗人文学”,因为在当时,诗歌是绝大多数英美文学的艺术形式,事实上这也是英美文学的欣赏受众存在局限的原因,诗歌的特点就是简短、含蓄,这对于文学素养一般的人来讲,理解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英美文学的发展圈始终没有扩大。早期女性文学的主要内容决定了女性文学的艺术形式不能只是单纯的诗歌,因为对于权利的争取来讲,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内容,诗歌的很多特点局限了女权运动者的思想表达,所以说,在艺术形式选择上,她们打破了诗歌的局限,在创作形式的选择中运用了多种形式的结合,这样一来,女性文学与英美文学互相融合的过程中,英美文学的艺术形式也极大的丰富了。(3)女性文学在英美文学流派发展中的作用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英美文学的发展必然会随着环境的改变以及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形成不同的流派就是这样的发展变化的表现。最初的英美文学以浪漫主义诗歌为典型流派代表,后来随着发展,逐渐出现了多种流派形式,比如“绅士派诗体”(也称“罗婆门”)、“民主诗体”,再到后来的的“乡土文学”,“心理文学”以及“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英美文学流派在不断丰富着,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文学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可以发现,英美文学在文艺复兴之后流派的形成以及更新速度要快很多,这与女性文学的促进作用是分不开的。由于女性文学比传统英美文学更贴近生活,也更容易理解,所以它出现之后很快就获得了认可,这就为传统英美文学带来了很大的发展压力,想要继续有发展空间,就必须做出改变。在这样的形势下,传统英美学派中的创作者就开始试图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式以及内容等,最终经过时间的积累,传统的英美文学就开始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同时,女性文学中的一些创作思想也是英美文学流派。由此可见,女性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英美文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2、女性文学在英美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地位

女性文学在英美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是不能忽视的。对于国际之间的文学作品的交流,在形式上它受到了语言障碍的影响,在实质上,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发展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对于艺术的欣赏方式以及欣赏点自然不同,这也为文学作品的跨国际传播带来了阻碍。以历史发展的实践来看,英美文学在近代,特别是二战前后,英美文学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是非常快的,这自然离不开当时社会的融合速度以及战争的影响,但事实上,女性文学在这个过程的实现中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以中国为例,中国对于女权的争取是在“”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对于女权的争取的思想主要来自于英美文学中的女性文学,在中国女权争取的过程中,很多文人通过女性文学注意到了英美文学,最终使得英美文学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当然对于其它国家,其形式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实质都是如此。

女性文学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丁玲

捧读常彬的学术著作《中围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l949》,为她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她典丽舒缓的语言评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埋头细读,若不是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尽铅华的精心奋笔疾书,学术界是不会有如此厚重殷实的著作问世的。

一、运用女性文学批评,还原历史真实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肩负着中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常彬的论题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发生与发展、变化与特点、凸现与消隐的演变历程,挖掘隐含十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女性土义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批评方法而是再现所有的批评都未曾顾及的另一半的历史的真实’的尝试。”…使我们了解到现代文学历史真实的丰富与多样性:从“历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页’”到“浮出地表的灿烂星群”。高尔基说:“文学家的评论,应该像火星一样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对文学发展状况的客观梳理,还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从历史社会状况、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去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缘由。“文学的确不是衽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文学史另一半真实面目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

二、经典文本的细读富于创见性的评述

文学理论批评观点的创新离不开埘作品精细阅读。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使‘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常彬建立在文本鉴赏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文本细读,提出一些富于创新、独到精辟的见解。书中涉及到近四十位女作家如点缀夜空的璀璨繁星,丁玲是著者最关注着墨最多的一颗星。

解读丁玲作品,作者于细微处见精深,做出了较精辟的论述:“最能体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和成熟,女性意识的凸显和嬗变,对男性中心的狙击和解构,女性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反抗,以及在强权政治千预下的最终消沉和消隐。”

如学界代表性的点:“足以放弃女性为特点、为牺牲的。从一个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变成一个左翼的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者。”著者通过对丁玲《韦护》《一九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细读,指出:“这个见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创作对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趋从,却没有深味其骨予里仍然没有蜕尽的莎菲之气的不自觉坚持。”泄漏了丁玲真实的情感倾向,个性化立场和真诚理性追求之间的裂隙和张力。著者把丁玲创作文本的丰富性称为“意图迷误”。玛丽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论证了这一见解,提出耐人寻味的文本现象:离弃革命者而沉涮浮情的玛丽形象描绘为耀日娉婷典雅高贵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册,如剥竹笋般层层剥出,玛丽形象的意义是承继了“五四”以来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独立、不依附不盲从的个性特点,表现了丁玲的一贯女性意识立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论时,又难以释怀为革命做出‘身体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革命庇护的现实问题,……并深表同情,深为忧虑,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女性文本的特性。”…“革命不能庇护为革命牺牲‘身体’和贞操的贞贞,革命也不去庇护曾经与丈夫出生入死过的‘落后’妇女(《“三八节”有感》),革命也无法挽救革命干部何华明老婆因为年老色衰,随时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换旧符’的命运(《夜》)。”对文本的精细阅读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前途和基础,只有养成著者着眼于文本的细读的习惯才能在学术界收获到颗颗硕果。

三、生活的感悟与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学批评

女性文学范文篇5

一、性的陷阱:男性统治下的爱欲关系

在传统文本中,我们形成了才子佳人的传统观念,还认为“英雄救美”之后,必然应该是美人以身相许,女人似乎只需要男人一次或有心或无意的搭救,便可以或者说是应该奉送上自己的终生。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应该“从一而终”,应该“守身明志”,否则就会遭到世人的唾弃。在当代女性文学作品中,两性关系似乎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女性在性关系上获得了主动,在不少女作家的笔下,也出现了女性在性方面的快乐和满足,将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快乐和满足摆在主导地位,以对抗传统文学。但是如果仔细看来,我们却还是能看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悲剧地位。

首先,女性无法摆脱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两性关系所带来的生理上的悲剧色彩。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往往是出于对女性身体的好奇而接近女性,他们打着爱情的旗帜,既是一个好奇的探险家,又是一个斗志昂扬的骑士,对开发女性的身体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然而探险结束之后,除了留下了所谓的“爱情”痕迹之外,剩下的全都不堪回忆。比如盛可以《火宅》中的球球,她是一个天真烂漫、单纯无邪的女孩子,在镇上的白粒丸店里辛勤工作,爱上了老板娘的儿子傅寒。她是那么爱他,以至于爱上他以后,平时往日磨得很细的白粒丸粉竟然有一整粒的米。她贪恋他身上的青苹果味道,整日魂不守舍,又无法向别人言说,只是苦苦地暗暗地和他相恋着。而他呢,中秋节和几个朋友出去玩也没有告诉她,从来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女朋友,还告诉她不要将他们的恋情公之于众。他常和她在小树林里约会,她每次都觉得那么地兴奋、那么地幸福。终于“他忽然失去控制,像不愿拉犁的牛,拼命想摆脱肩上的轭。她被他突如其来的激情冲得晕头转向,她感觉到他强烈的爱,霎时间也失去了理智……她已经骑虎难下,不忍泼灭他的激情……因而惶惶地同意了他”。可是她还没来得及明白一切是怎么回事,身体就发生了变化———她怀孕了。老板娘知道后,为了自己儿子的美好前程,还是带她去打了胎,她对老板娘千恩万谢,却忘了怪罪始作俑者。老板娘一直没敢告诉她的是:她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而此时,她日盼夜盼的情人寄来了一封分手信。自然,信中都是敷衍塞责的托词。

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可以在事后百般为自己开脱,女性却无法轻轻松松地将此事置之度外。在这中间,被侵犯、被占据和被羞辱的,除了爱情,恐怕更多的是女性自身。身体的伤害已不可修复,而一时冲动为所谓的“爱”而付出的代价给女性带来的却是一生的遗憾。不仅如此,在一些作品中还透露了男性的处女情结,即女性为某个男性所付出的并不能得到其他男性的认同,即使女性当时认为自己为了爱,是多么伟大、多么勇于牺牲。这些男性执拗的处女情结不仅是中国女性的悲哀,更是中国男性的悲哀。其次,男性总是把握着男女关系的操纵权,而女性在男女爱欲关系中总是盲目陷入,不可自拔,从而陷入精神上的悲剧。尼采曾经说过,“迄今为止,男人像对待鸟儿一样对待妇女,鸟儿由于在高空迷路而下降到男人的怀里,作为某种较纤巧的东西,较敏感的东西,较野性的东西,较奇特的东西,较甜蜜的东西,较富于感情的东西———但是作为人们必须加以囚禁的某种东西,不能让它从这里飞走。”比如说徐小斌《天生丽质》中的萝萝,她就像鸟儿一样渴望飞翔,渴望完美的爱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和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书商生活在一起。书商仅仅把她当作一件财产、一件物品,将她视为自己可以占有、可以把玩的宠物,可是萝萝无奈仍然和他生活在一起。《诗经》中《卫风?氓》中也曾经说到:“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女性一旦陷入到与男欲关系的纠缠中就很难脱身。好在有外力的帮助,萝萝摆脱了书商,恢复了自由。这个外力就是于硕,于硕是讨萝萝喜欢的,两人的爱欲生活也是非常动人的。表面上看来,萝萝似乎摆脱了悲剧的命运,进入了喜剧的角色,然而,于硕并没有真正把萝萝当作一个知心爱人来看待,“女人就像一只较脆弱的、特别野的和常常令人愉快的家庭宠物一样,必须得到抚养、照料、保护和爱护”。在于硕的眼中,萝萝仍然只是宠物而已,而萝萝却将他视为生命的全部,从此心满意足。可是于硕却不幸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萝萝痛哭一场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恋情———与偶然遇见的阳光男孩生活在一起。对于这段恋情,小说是这么结尾的:“漂亮有什么好?少似观音老似猴,岁数大了都一样。看这女孩儿,哪还有刚来的时候靓?折腾吧,折腾不了几年!”从这个结尾中,我们似乎也隐隐能够看到萝萝在阳光男孩那里可能的悲剧。总之,与这些男权世界的爱欲纠缠往往带给女性痛苦和酸楚、不可挽回的损失、致命的流血,甚至是终生的遗憾。在生理和心理的一时快感背后,我们常常能看见女性在暗夜里悲伤的泪水。

二、性暴力:婚后可能的悲剧

在中国文学史上,良好的女性形象在性方面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女性只能够由男性主宰和支配,更多的作品则对性只字未提,而一直以男性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沈从文、巴金等文学大家也未深入到女性的性意识,而仅仅以一种男性的姿态描述着少女的天真模样或者是他们心目中理想化、纯洁化了的女性形象,因此女性在世人心中的形象朦胧而美好。然而,这种朦胧的光环掩盖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女性文学开始关注女性,着重描写女性的家庭生活与工作情况,其中涉及到女性的性生活,一时间“身体写作”风起云涌,而女性身体的神秘性也由此得以揭开,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渐渐显露了冰山一角。从生理上来说,女性比男性柔弱,与生俱来的体魄她们无法改变,无论在体力上或是生理结构上,女性总是处于一种被侵犯的位置,这使得女性必须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中,从未关注过女性在家庭中的性保护问题,无论丈夫何时何地提出何种要求,女性都不得拒绝,也不应该拒绝。而女性柔弱的性格以及她们的不善反抗和无力反抗也使得女性只能逆来顺受,默默忍受着丈夫对她们的蹂躏。女性在家庭中卑下的地位和悲惨的状况一直持续了数千年。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异军突起,在文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女性在家庭中的性保护问题才得以被关注。

在铁凝的作品《午后悬崖》中,就涉及到了性虐待的主题。女主角韩桂心的妈妈张美方因不堪忍受神经质的、人格萎缩的知识分子丈夫的毒打谩骂,愤而拖着怀孕的身体决然离婚。市长奶奶的丈夫是个给地主扛活出身的大老粗红军,常常在人前不给妻子应有的尊重,在两人独处的夜晚,经常毒打妻子,从中获取变态的自尊和面子,他的口头禅就是“白天谁怕咱,晚上咱怕谁”,这些都使女性无可避免地栽进复仇的旋涡,而这复仇并没能使女人们快乐,而是让她们不断地陷入痛苦的恶性循环。母亲张美方因受丈夫毒打和精神上的摧残而砍掉了丈夫的小手指,女儿韩桂心因从母亲处继承来的对男性的憎恶,五岁时将同一幼儿园的小男孩推下滑梯摔死,母亲对此却作了伪证。从此以后,母女之间不再是正常的母女关系,变成了互相牵制又互相扶持:母亲以此控制女儿,限制女儿的行为;而女儿则通过不断模拟当时的场景来刺激母亲,使母亲满足她各种各样的要求,最后她们都因心灵上的过度紧张而变得神经质。张美方逢人便说小男孩从滑梯上摔死的事件是如何如何,以及后来对于寒冷的惧怕,并且到处搜集棉被,一直到连三十平米的房间也装不下;而韩桂心婚后无法怀孕的肉体折磨仿佛正是她们憎恨男性所得到的“报应”……这些都使她们掉进了一个无法回头的令人窒息的痛苦深渊。这样的作品还有姜伟、薛晓路、张静合著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著名外科医生、十大杰出青年安嘉和在家中却是十足的虐待狂、婚内强奸犯。第一任妻子不堪其辱,撞车自杀;第二任妻子因无法忍受他的凌辱也远走他乡。为了掩盖其犯罪事实,安嘉和不惜杀人灭口,但天网恢恢,最后在同胞追捕下跳楼自杀……其中女主角梅湘南的遭遇令人扼腕,搬上银幕后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女性的性保护议题被提上日程,家庭暴力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另外可以作为参考的是,1983年台湾女作家李昂发表的彰显女性主义立场的小说《杀夫》,小说书写了一个叫林市的贫穷女子,由于丈夫长期的性虐待精神逐渐崩溃,最后失去理智,拿起杀猪刀将丈夫宰杀了的故事。《杀夫》表面上看是女性的胜利,但留给我们的是悲剧性的思考:我们越是深入分析这部作品,就越能发现作品中弥漫着的一层又一层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首先,这篇小说告诉我们,女性在家庭中被性侵犯是非常正常而且理所当然的事,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如此,千万个家庭都如此。

女性文学范文篇6

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是完全置女性于“被看”的位置。儒家确认女性的价值只注重一个方面,即作为客体,被男性审视、评判。“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孟子?万章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强化女性的人伦和个体使用的“被看”的价值,女性的存在价值被有意忽视、贬抑。这种文化根基经过千年培育灌注,女性逐渐将男性的“看”的角度内化为自我行止的尺度。经过现代教育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洗礼,女性从被禁锢的圈子走向了复杂广阔的社会,有了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新眼光。但国家解放过程中的女性解放,“它是以国家主体来解放妇女,所以不能说是妇女的解放运动,而是解放妇女运动。”[1](P106)女性“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是做个女人,还要做人”,[2](P31)显然是做到了,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意识仍在不同区域、不同层面落地生根,蔓延滋长。大量的当代文学作品反映女性仍是千年既定的女性的容貌姿色和善良、温柔、忠贞与甘愿牺牲,标志着传统男权社会的价值制度及整个文化对女性性别角色的“看”的期待。对女性自身来说,已有了独立于世的能力,但尚匮乏自主自立的意识。特别是“十七年文学”看似革命,事实上在性别层面上由于普遍强调革命化特征而导致女性意识的遮蔽或相当程度的消解,在思想、精神特别是情感上,也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传统文化中。“‘男性中心’文化因此得以在‘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在家庭生活中,在男女关系中,在我们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在性别观念上,我们仍然在用传统的标准判断是非,裁决人生。”[3](P205~206)“五四”的女性形象表现的只是文化上的个体觉醒,当代要突击的是观念和机制上女性性别的觉醒。女性的存在状态、和他者的关系,正如波伏瓦所揭示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4](P309)在长期的男性中心文化的社会里,女性的成长不再以女性的身心的全面发展、女性的创造潜质的充分实现为出发点,而是以非文明化的男性建构的社会需要为基点,建立起所谓的女性的“被看”的理想范式,而这积久的文化的浸淫对女性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女性自觉地选择了这种“被看”的范式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正如女性“审美”曾经被男性看作或三寸金莲或环肥或燕瘦,男性调整自己审视的角度,女性改变自己的身姿体态,将原是男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选择,将原是外在的压抑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压抑。这种鲜有女性声音的男权文化的强塑是如此悠久、广泛。反映在普遍创作中的文学形象往往是强悍、伟岸的男性救世者,而弱小、依附的女性则是被男性拯救的对象。当代女性文学形象的男性书写,在张贤亮的“唯物主义启示录”系列作品中,马缨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陪着你”;黄香久则是不计得失,男人沦落到自己身边时就陪伴他,男人康庄大道时就自动隐没,这是以文学为诱饵驱使女性进入一个感情的圈套,从而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成为反神话中女人生命的复活,她们救赎了男人的肉体,但精神上她们仍被落难的男人审视甚至审判。在贾平凹的《废都》中,她们“是易于被性的欲望所征服,从而为男性彻底奉献的‘美’的化身”。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女性是男人眼中的尤物,这便是她们的历史命运,除此之外,她们已经失去任何进入历史的理由。”[5]路遥、苏童等对女性命运赋予了宿命性的悲悯,《人生》中的刘巧珍“有颗金子般的心”,热情似火,温婉如水,但作家并没有按照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来设置巧珍的心理活动,而用自己的男性立场制作了他的女性想象,其男性的主体意识压抑着女性主体性,二者之间不构成对话关系,巧珍也就成了男性启蒙的典范。“苏童的妇女故事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她们的个性各有差异,但有一点似乎是根本的,她们无法使自己成为一个天然存在的女人,她们几乎都有着饱满的生命情欲,但是她们又总是面临着生命力不能张扬的苦恼,而更要命的是她们又都无法摆脱自身情欲的困扰。”[6](P7)当代文学女性形象从“被看”中突击的重任只能靠女性作家来肩负。

二、女作家对女性文学形象的突击

杨沫的《青春之歌》较早地表达女性的主体性,反叛性地写了“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故事,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文化语境下,作者本欲张扬的女性“看者”的主体意识,结果却是林道静由“精神的核心”不自觉地置换成“结构的核心”,结构上男性是她的“配角”,她的性格和思想意识却要被“成熟”的卢嘉川、江华等男性教育和引导。小说中显性的男性叙事潜存着隐性的女性叙事的文本,隐含着杨沫内心的女性“看者”主体意识最终妥协于男性“看者”的意识。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等作品也着力塑造欲与男人争地位、争事业、争尊严的女性精英,作品多用女性第一人称来讲述“她”的社会角色与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但女主角“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独自忏悔:原谅我……”由于不能为男性改变自己而忏悔,这无疑是以女性自我要求牺牲个性为代价,重返男性对女性形象的需求,吻合“他”对“她”看的期待。有人评论说:“如此偏颇与不公允的男性叙事视角,却被以女性视角来体现……人们仿佛只为她的反男性化叫好,而并不认真关注她所反的‘男性化’的实质是什么,从此实质中反出的她,将要往何处去寻找,或者说是回归到什么样的‘本性’上来的深层问题———实在令人感到中国女性意识在女性生活史的悲哀与沉滞。”[7](P196)女性形象的突击并不是说和男人一般模样,“女性雄化”并不是女性的出路。翟永明的《女人》组诗所表现的女性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反思,唐亚平的《黑色沙漠》对女人与性的哲学思考,将女人由“社会自我”向“生命自我”进行自然还原,还原到家、爱和身体体验中,还原到世俗化的生命关怀中。

自然还原既不能回到传统,又要以女性自我姿态与社会同步,这是一个蹒跚的路途。张抗抗曾说:“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唤起妇女改变自己生活的热情,那么我们在作品中一味谴责男性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应当有勇气正视自己,把视线转向妇女本身,去启发和提高她们(包括我们女作家自己)的素质,克服虚荣、依赖、狭隘、软弱等根深蒂固的弱点。”[8](P185)方方对自然还原的女性形象做了深入的体察,从处女作《“大篷车”上》到近作《树树皆秋色》,对女性书卷气质的书写成为她的一种真正“看者”的女性形象的建构,在《奔跑的火光》等作品中又批评性地道出了女性无知、功利等修养缺陷的性别警醒。传统文学采用的多是第一人称男性主人公内视角的叙事方式,显现着一种男性话语权力,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叙述、被看的地位,于是这些文本故事的叙述本身造成男性中心的“看者”位置,加之一些议论和理性叙事进一步强化叙述者的男性主体性,而同时压抑着作为被叙述者的女性形象。方方等作家从精神层面展开了从女性叙事者的开拓到女性主体形象的置换。女作家在自身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及更为自由、现代的语境下得以更为鲜明的“看者”姿态从精神到身体展开反叛突击。在女性获得话语权后,女性创作者进行内在的自我反思,肯定了被传统文学贬抑的女性的欲望。确实,女性文学形象的突击“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不能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如果女性文学不敢正视或涉及这点,就说明……女作家亦未认识到女性性心理在美学和人文意义上的价值。”[9]跃出女性置于“被看”悲剧命运的复杂性,以及这一悲剧命运中女性深层的依附心理应承担的责任,女性文学形象理当表现出从传统的“为男人悦”到现在的“为自己悦”的转变。以王安忆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以解放的、自由的女性态度从自然层面以女性之躯体验感情,认识世界,并从本真自然层面提供女性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和建立女性话语的机遇。突击传统的被男性价值理想塑造的女性贞洁淑静、温婉柔顺的美,突击这些以贬低、弱化、压抑、歪曲女性鲜活本真的生命力和热烈的生命激情为代价,以牺牲女性的思想权、话语权等体验者、“看者”的权力为条件,将女性置于“被看”的客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让女主角去体验、感受生命欲求的快乐和主动。“尽管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人的自然属性和主体力量会冲破一切藩篱枷锁而得到舒展。”

女性文学范文篇7

他们认为界定女性文学的出发点应在于创作者的性别,换言之,女性文学应当是由女性作家创作而成,并且创作内容以女性为中心、展现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和生命体验。本文主要采纳狭义角度的“女性文学”定义,聚焦于中越两国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题材作品。由于地理位置相互接近、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繁荣,越南文学对中国汉语文学有较多的借鉴,两国的古代女性文化有相通之处。但是生存环境的差异化以及女性思想意识方面的迥异,也造就了两国古代女性文学之间的分水岭。在此,本文从创作意识、情感基调、文体语言这三个层面,分别对中越两国的古代女性文化做一番粗略的比较性分析。

1、创作意识方面由于传统时期的女性往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被动的角色,并不如男性角色那般活跃。相对而言,家庭才是女性的中心“舞台”,因此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视角大部分源于家庭生活、男女情感等因素,主要致力于反映女性在爱情方面的喜怒哀乐。与男子投书报国、科举扬名等宏大志向不同,女子吟诗作文没有太大的功利性,仅仅是作为一种私下的喜好。因此,古代女性的创作视角通常都是抒发生活感触、排遣内心的情感,缺乏济世救民、为国捐躯等高远的政治抱负。

所以说,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视角具备一定的局限性,常常被归类为“闺阁文学”的狭小区域。中越古代女性文学在创作意识方面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备有与之相契合的发展形态。例如唐宋时期文化繁荣也促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例如李清照、鱼玄机等女性诗人在创作视角和形式方面的突破,为女性文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又例如越南早期佛学昌盛,这一因素促发了古代女性文学的发轫。越南女性文学的最早形式是佛学偈语,例如李朝的倚兰太后和妙因尼师被认为是越南最早的女作家。这些初期的诗文在艺术手法和内容上均较为简陋,随着时代的推移,女性文学才摆脱宗教的附庸地位,创作视角愈发走向多元。在这里,我们需要注重强调“女性意识”这个要素。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体价值的体现,体现出女性对男权世界的回应。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前期基本以“闺怨”意识为主,而到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中表现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等意识开始变得明显;越南首位最具女性主体意识的作家首推胡春香,她的笔触辛辣讽刺,常将矛头指向封建等级制度及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体现出妇女自主意识的高涨。

女性文学范文篇8

在历史学上,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但普遍认同以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即1919年之前的历史被认为旧民主主义,即“中国近代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因此,现代文学是介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期内的文学形式。现代文学产生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社会内部各个层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此时的中国文学广泛地受到国外文学和外来先进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特点与世界文学相接轨,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二、女性文学

历史的巧合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特定的历史事件。女性文学的开端和兴起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女性文学是以中国女作家为代表的中国女性意识的苏醒和崛起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体现为以女性为主体进行的在思维、审美、经验和言说等方面的描写。女性文学也体现为女性作家在性别视角和性别主题意识的基础上表现出对女性命运、情感、、生命关注的文学创作,具有普遍的意识,也是有待探索和发展的人类文学命题。

三、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女权主义

(一)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

对女性文学的定义以“女性”为词根本身就不全面,从创作到实践的每一阶段都与男性加以区别,表面上看是对有关女性性别文学的重视和尊重,其实在谋求差异化的同时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这也是文学界中一直存在争议的地方,是指文学体裁,还是一种女性意识,或是两种都有?比如:有些男性作家笔下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对女性审美观的分析等方面,与其他女性作家不分轩轾,还有一些男性作家通过自身经历或入微的观察也能写出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女性意识或女权主义的作品,如郁达夫就擅长写女性体裁。还有一点就是,有些女性作家笔下的作品完全看不出女性意识,她们擅长阳刚、粗犷的文风和表现方式,如早明等革命派女作家。因此,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是男性还是女性来书写,作者的性别并没有特殊的意义。

(二)女权主义与女性文学

西方国家女权运动的开展和女权主义的觉醒都早比中国要早。法国革命唤醒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19世纪末期,英国和美国也相继开始了争取妇女地位的运动。直至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一直蓬勃发展。毫无疑问,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在文学中得以展现。如:“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即以两性关系为出发点,热衷于对情感、情欲、天性、本我等话题的文学创作。从著名作家茅盾先生当年的某篇小说集中对当时社会中文学体裁的归纳也可以看出女性文学在当时的发展。其导言中记载,1921年5月至7月间,各类杂志期刊中的新小说共115篇,其中描写两情的小说达70篇,占了较大篇幅,还有一些对家庭生活、城市生活、农村生活、社会生活、学校生活等描写的文章占了较小的篇幅。其中,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又多是以男女关系为主线,由此可见,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所占总量比例达到了97%。这种形势下呈现出来的是历史时期的又一次阴盛阳衰。

四、从女权主义角度分析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审美观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诞生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理论和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较大。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使得人们热衷于对这一女性思想崛起当做是文学创作发展史上的整体来加以研究和分析,即使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风格并不全以女权思想为创作体裁,也有部分女作家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女权主义无关,但是她们的文章中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女人天生所具有的女性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一些文学研究专家和文学评论者把她们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和文学创作观点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反映了女性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早期的女性文学创作往往得不到重视,被认为是“不够格”的文学创作。从创作的体裁、主题和语言风格来看,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没有突出个性,被融入整个的中国文学创作的历史潮流中。如宗璞小说《我是谁》中的女主人公所发出的“我是谁”的疑问,没有任何的身份性别的区分。戴厚英的《人啊,人》中,虽然对女性的描写是其作品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但从历史批判角度来看,“人啊,人”并没有特别地表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张抗抗在对女性意识的看法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她认为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不能单独成立,它与整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密不可分。“当作为人的尊严都没有的时候,谈何女性?”因此,女性的解放和女性意识的崛起必须以人类的解放为前提,男性和女性的同时解放才是认识女性和女性文学起源和发展的源泉。其中更显示出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女性意识崛起和女性文学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推动作用。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中也不乏好作品的典范,如张洁的作品就是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代表。她的成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被公认为是女性文学的代表作。此部小说以描写爱情与婚姻的痛苦为主线,推崇了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细品小说,你会发现这部小说也并不是对现代女性意识的完全体现,其中的柏拉图精神恋爱也不过是种“幌子”,它实际上是对一场现实生活中阶级情感矛盾与冲突的描写,重在表现阶级感情无法代替男女情的同时对个人追求婚姻幸福的强烈肯定。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女性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下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即使女权主义与女性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关联性,但这并不能说明女性人学创作是对女权主义的完全体现,也不能说明女权主义是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根源,因为两者并不存在必然因果联系。

五、从性和爱的角度分析

现代女性文学作品中的审美观在某个历史时期,中国人谈“性”色变,《红楼梦》《金瓶梅》等被称为禁书。“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人们的思想也得以解放,先锋作家们在突破思想禁区的同时,在文学创作领域显示出对性和爱这一话题的浓厚兴趣,以至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文学尤其以突出性和爱为特色,她们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爱情观和整个社会群体的女性情感思想都被打上了时代潮流中情与性和爱的烙印。如比较有名的张爱玲和三毛等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中有较早的女性意识觉醒和对性和爱的描写。如: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对爱情的追求,不顾世俗,以至于用了整个香港的沦陷来成全了她和范柳原的倾城之恋。这部作品颠覆了以往张爱玲在对女性描写中存在的一种自然贬低,是以一个比较好的结局结尾的。人类对性与爱的看法,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观点。但不能否认的是性和爱在满足人们基本的生理需求的同时,还承担着传宗接代的使命。男女之间的性和爱衍生成了家庭与爱情的纽带,这些远不是亲情和友情所能代替的。随着社会大众对这种观念的接受程度的增加,女性文学作品中对性和爱的描写也越来越多,女性文学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整合的态势。

六、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独立面

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中,在文学创作的审美观念上也有许多独树一帜的地方。有些作家的作品中流露出的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的感悟新颖、细腻,见解独到。如王安忆和铁凝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对与女性主义的表达向来都是朴实简洁,对人性的观察和思考也比较深入。她对写实主义的重视使他的作品中对宣扬女性意识的方式从来不是靠对男性的贬低、丑化或敌视来达到其目的,相反,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心计来抓住自己心仪男人的心,走向更好的境界。

女性文学范文篇9

一、女性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女性被赋予天生就是男人的附庸,在文学作品中不是被“误读”,就是被“丑化”,缺少独立言说的历史舞台。这是女性文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具体阐释如下:首先,女人是男人的附庸。《老子》曾说:“知其雄,守其雌”。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最早确立的社会形态是私有制宗法家庭。以父权为中心的私有制家庭淘汰了以母子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自然形态,使自然的两性分工获得了社会的法权形式,主要表现为褒雄贬雌,男尊女卑。《易•系辞》中明确写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中国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形成了对妇人这样的界定“妇人,妇人,伏于人也。”(《大戴礼记》)“男人天生高贵,女人天生低贱;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西方关于人类诞生的故事更加形象地将女性的社会地位规约为男人的附庸。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纪故事讲述的就是女人(夏娃)是上帝用男人(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造就的。女性的生命都是男人给予的,在思想上更应该听命于男性。“女人只是男人种子的消极孵化器”“,女人与奴隶是同为一类的”,女子不仅是卑弱的下人,而且注定要一生劳苦、侍奉男人。其次,女人是“原罪”。修昔底德说:“假使创造女人的神存在,我要寻出他的住所,去和他说,他是罪恶的毒害的创造者。”在西方神论文化中,妇女不但声音被压抑,而且妇女的言说被视为原罪,被看成人类堕落的根源。如《圣经》中有如下表述:是夏娃引诱亚当吃了伊甸园里的“善恶果”,上帝一怒之下让将人类赶出伊甸园,让男人承受劳作之苦,让女人承受生育之苦,夏娃成了人类承受苦痛的“始作俑者”。孔子在《论语•阳货》中也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柏拉图也曾说:“女人是在世上作恶多端或胆小怕事的男人退化而来的”。女人从诞生之日就被规定了处于依附男人的从属地位。不仅如此,妇女还被看成是生儿育女的工具或恶的诱惑者,”被冠以“污秽”、“不洁”“、邪恶”等称谓。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被刻画成美丽诱人的“祸水”,她把各种灾殃带给人类,却留住了人类的希望。亚里士多德则把妇女看作是软弱的、发育不全的人,他说道:“女人的天性就有缺陷”。“原罪”说让女性承受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压迫。再次,女人是社会的“失语者”。在人类文明史上,中西方妇女虽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但遭受的政治、经济和性别压迫,其程度不相上下。“三纲五常”牢牢禁锢着中国女性,她们对男性由人身依附到精神依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夫贵妻荣”;“夫在从夫,夫死从子”等观念,使中国女性被“父权———神权———族权———夫权”所束缚。西方女性在二战之前活动的范围也仅是家庭而已。社会地位的卑微,决定了女性在社会话语权上的丧失,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社会的“失语者”而存在的。

二、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

社会意识形态虽然能剥夺女性在公共面前言说的权利,但是不能控制女性个体内心情感的变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女性文学从抒发长期被压抑的个体情感出发,让世人感受到女人的存在,进而提升到作为社会另一半群体生存问题的思考,以及作为“女人”的特质与情感需求的表达。这主要体现为女性文学的发展,该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女性个体情感的抒发期。纵观中外女性文学作品,在女性最初的创作时期大都是对女性个体情感的抒发。如卢隐的《海冰故人》、萧红的《呼兰河传》等都是对女性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境遇的描写,书写的是女性个体情感的变化。二是女性群体意识的表达期。女性作为社会工作者身份出现,本身就是女性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自立后的女性又承受着怎样的苦痛,她们在追求个体解放的道路上又遇到了怎么样的遭遇,作为社会群体的女性又如何在社会上生存。女性文学走过了个体生存境遇的抒发期之后,开始进入女性作为人类社会另一半群体生存问题的思考阶段。如谌容为我们书写了作为医生的陆文婷的生活(谌容《人到中年》),张洁为读者书写了作为知识分子、工人的情感困惑(《方舟》)。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在争取自我独立身份中苦苦挣扎着,但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已由抒发“小我”情感变化,进入“大我”生存的思考。三是女性性别体验的书写期。女性文学在历经了抒发个体生存境遇与表达群体意识的发展过程之后,开始关注女性自身体验,在书写的领域也开始涉足被“难以启齿”的性生活。女性作为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的体验被真实地书写。如王安忆在《小城之恋》中对一对舞蹈演员的性需求的描写。还有一段时期部分女性作家采用的“身体写作”的方式,让女性作为人的个体体验被真实地表达。还原了女性在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中的真实面貌。虽然,个别女作家的作品引起了文学评论的“热议”,但女性体验书写,让女人真正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人”。女性主体意识更加强烈,女性开始更多地关注心理感受。女性在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中逐步摆脱了“玩偶”境遇。

三、女性文学的价值

女性文学的书写主体是女人,女性文学书写的客体是女人,女性作家用感同身受的经历与体验,为女性“正名”,让女人拥有言说的权利,为广大读者开拓了新的阅读视角。这是女性文学价值所在,现具体阐述如下:首先,还女人本真。鉴于妇女所遭受的种种压迫,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所谓“变成”,即“第二性”的命运不是先天而是后天的,是被社会造成的。女性的感同身受才是真实展示女性命运的重要因素。比较突出的是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中出现了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一大批优秀的女作家。简•奥斯汀通过婚姻问题反映了18世纪英国乡村妇女的生活状况。她以乐观豁达的婚恋观,嘲弄了封建门第观念及以金钱为基础的世俗婚恋,把爱情提到了妇女精神生活的首要地位。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浸透了女作家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以及对妇女命运的思考。中国五四时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如冰心、庐隐、萧红、张爱玲等。庐隐在《海冰故人》里对知识女性的描写,流露出新女性既追求变革,又在变革的苦闷中徘徊不已的矛盾心理。张爱玲在《谈画》中对流行千年来的妇德的审视:“铁打的妇德,永生永世的微笑忍耐”。这些小说均以女性为主角,用女性的眼光看待社会、人生和人际关系,顽强地向社会显示着女性的要求和不满。

一位西方女权主义者曾经说过“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女性的深层生命体验和精神生长,女性生命欲望被扼制的困窘和无奈,只有女性才能表达准确。其次,还女性话语权。女性在男权社会下,一直是“失语者”,是在男性的命令下行动。根据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说,语言具有革命力量,可以改变社会压迫的结构。在父权制文化传统中,社会只认可强大的有成就的男性,他们是权威,女性是处于“第二性”的劣等地位,女人不能有也不允许有言说的权力,女性长期处于被“禁闭”的状态。像《简•爱》中的疯女人整天被关在阁楼上,而当简•爱因为她的存在而离开桑菲尔德庄园时,人们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对罗切斯特的同情上。这里固然有简•爱的自强与自尊,但我们也应看到真正的受害者应是疯女人,她不但要受到肉体上的折磨,同时还要受到社会的谴责,而这一切自己又没有权利申辩。因此,我们就要赋予女性言说的权力,让女人说出自己的感受,说出自己的遭遇,让女性的体验公示于众,展现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中国女性写作中的身体写作、性别写作,可以说是女性张显女性特质的一种方式,但同时我们也要防止把女性的体验作为被窥视的对象。女性的言说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女性,让女性真正作为人类的另一半而存在。“女人,女人,这依旧懦弱的姐妹,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要靠妇女的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实现”。再次,开拓了女性阅读视角。可以说这是进行女性阅读的最关键的地方,因为长期以来,阅读的价值尺度是由男性制定的,所以阅读的视角也总是从男性的思维开始。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理念,通过作家的描写,读者在阅读中潜移默化而代代相传,以致很多作品都忽略了女性的存在,就像《简•爱》中的贝莎•梅森,长期被作为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陪衬而存在,无人问津她的价值。在中国父子型的文化传统中,两千多年来,女性一直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一种存在。所以读者和评论者不应该被动地接受作品的权威、描写、理论和论点,而应从多个角度对作品进行阅读和剖析。我们这里强调的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并不是说要破除男性经验,完全从女性的视角进行阅读,如果那样,就又回到了性别二元对立的悖论中。人类社会本是和谐的社会,而作为组成人类的男人与女人也应是和谐共处的,我们强调的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是要把被忽略的女性重视起来,让不为人知的女性得到社会的认可。使两性能够共存共荣,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所以说,女性文学最终要达到的趋势是为了男女两性能和谐共处。

女性文学范文篇10

一、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的西方女性文学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便有了女性文学的踪迹。但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这一漫长的时期,在史料中却找不到一位有名望的女性作家。这一时期的西方妇女的自我意识还很不突出,但从这一时期仅存的少数几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却很容易感受到她们对于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强烈愿望。17-18世纪西方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促成了西方女性文学的起步。17-18世纪,由于诗歌体裁的文学作品很难达到西方女性作家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要求,于是她们选择了小说这一比较自由的文学形式。正是由此,西方女性文学在西方文学史上最初的贡献,同时也是最大的贡献也就是在小说方面。欧洲第一部完整的心理小说及欧洲第一部批判奴隶制的作品均是出自女性作家之手;伊莱莎•海伍德的代表作《多余的爱情》是英国当时除《鲁滨孙漂流记》之外最畅销的小说;安•瑞德克利夫的《乌尔多福的奥秘》是哥特小说的经典之作,它确定了哥特小说在英国的地位,而且还深刻影响了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文学创作。这些都很好说明了当时女性小说文学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她们对于西方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发展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总之,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的西方女性文学虽然还没有呈现出洋洋大观的局面,但她们对西方文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早已使得她们成为了西方文学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二、19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

19世纪人权运动的出现才真正意义上的促成了西方女性文学的产生,这一时期也是女性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19世纪是西方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人权运动使得19世纪的西方妇女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她们也获得了选举权、财产权、接受高等教育和出版著作等权利。19世纪女性作家的数量急剧增加,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才华出众的女作家和经典的女性文学作品。但是,19世纪的西方妇女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处于附属男性的地位。这一时期把顺从男人的家庭主妇定义为完美的女性,否则,则被称之为“魔鬼”。这一时期女作家作品中对所谓女性美德的宣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女性观的制约下形成的。浪漫主义是19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的典型艺术风格。西方19世纪初盛行的浪漫主义思潮对当时的女性作家的影响很明显,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抒发个人情感、歌颂大自然、描绘理想的比比皆是。19世纪的女作家以她们独特的视角和审美观对社会进行观察后,也对社会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同时,女作家们也很关注合反映女性在社会现实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她们通过一部部作品在诉说19世纪妇女所受的痛苦遭遇和社会压力的同时,并开始大胆地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内心深层的感受进行描写。

三、20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