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关键词：女性，动作片，女性主义

 

“动作片又称为惊险动作片，是以强烈紧张的惊险动作和视听张力为核心的好莱坞影片类型。”[1]作为类型片的一种，动作片通常都具备有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的高效动能、一系列外在的惊险动作和事件，常常涉及追逐、营救、战斗、毁灭性灾难，比如大自然带来的洪水、大火等灾害。其一系列核心动作段落的设置，如搏斗、逃亡、激烈的动作，惊人的节奏速度和历险的英雄等，都是为观众提供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此，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也往往被设置成视觉观看的对象。当然，从纯粹花瓶式的存在到“男性化”角色的设置，再到近年来隐约显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动作片中的女性也有着丰富而多变的角色内涵。

一

在早期经典“历险”动作片（20世纪20至50年代）中，女性大多只是男性的附庸品和相互争夺的战利品，她们的存在更多地是为了突出男性地位的高尚、体现他们拥有浪漫情怀的见证。如《人猿泰山》中的女主角简，虽然有女主角的身份，但她从头至尾都只是扮演着被坏人抓住等待英雄来搭救因而凸显英雄超凡能力的有力证明。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高文学艺术论文，表现英雄主义、美国梦等好莱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动作片逐渐增多并形成主流，其代表就是持续到今天还在继续拍摄的赫赫有名的“007詹姆斯?邦德系列”。这个时期的好莱坞动作片中，主角永远被设置成一个白人男性，他足智多谋、沉着冷静、身手敏捷、勇往直前、帅气风流并且有着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正义感与责任感，他代表了西方世界“白人至上”和男权主义，而第三世界和非主流种族以及女性永远都只能成为陪衬。因此，女性在此类动作片中一般都是花瓶，最典型的就是“007詹姆斯?邦德系列”。最早第一部是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其中乌苏拉?安德丝饰演Honey Rider饰演了第一代邦女郎，在电影后半段以当时认为性感尺度的泳装现身，从此奠定了邦德女郎性感花瓶的地位论文格式模板。詹姆斯?邦德是永远的詹姆斯?邦德，而邦女郎却是走马观花地不断变化着，其中包括雪莉?伊顿、霍纳尔?布莱克曼、戴安娜?瑞格、郎伊莎贝拉?斯科露波、苏菲?玛索、哈里?贝瑞，甚至包括中国的杨紫琼。“邦女郎”的变化，既能用固定的詹姆斯?邦德的魅力来满足观众对类型电影的模式需求，也能用不断变化的新鲜女性面孔来满足观众对创新元素的需求。

劳拉?穆尔维曾经分析过好莱坞电影中的三种“窥视”模式，按照她的观点，女性在好莱坞电影中或者被影片中的男性窥视、或者被站在摄影机位置的观众为了满足其“窥癖”而窥视、或者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而被窥视，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好莱坞动作片中，尤其严重。所以，此时期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总是以“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出现，而且性情柔弱，完全符合男性的传统审美观。

二

当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不管是影视制作者、影视评论者还是观众，都慢慢注意到这种“花瓶式”女星的局限性，开始对动作片中的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渐渐发现，邦女郎开始有头脑、有肌肉了。风情万种兼阴险冷酷的苏菲?玛索出现在银幕上，成为公认的“最成功的邦德女郎”，这从某种意义上给传统的007时代划上了句号。然后，我们又看到了杨紫琼，这位用枪和肌肉说话的女性出现在007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而这些文学艺术论文，也只是个开始。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明星朝着武打女星的方向奋斗，除了要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如男性一般勇猛的凶狠打斗也成了众多女星的追求。

女星男性化的角色设置意味着女性地位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抹杀了女性性别特征的设置仍然是对真正的女性精神的背离。当吉娜?戴维斯站在海盗船上手执利剑、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狂野的河》中疾速迎击对手、莎朗?斯通一副《你准备死吧》的气势、辛迪?克劳福特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上跳下……我们发现，往昔只对动作男星要求的“无限放大自己的肌肉和力量、永不言累的精力和一板一眼的打斗”，现在同样也适应于这些想要进军动作片的女星身上，她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练得和那些大块头一样，在银幕上要会狠会打，而她们的女性特征却荡然无存。在这些动作片中，女性代替男性成为拯救世界的主导，但遗憾的是，她们走的却是在模仿那些男性英雄同样的道路，在这个以男性规则为最高准则的世界中，女性的“自我”在不断迷失。

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影坛兴起一股“暴力”动作片的浪潮，这一美学思潮不仅赋予好莱坞动作片更刺激的视觉效果，更为动作片中的女性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女性暴力动作电影作为一个电影研究对象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应该是从90年代初的《末路狂花》说起，在这部女性动作电影的经典中，两个女人以纯粹的暴力方式自我表达，她们结伴抢劫、杀人，一路逃亡，直到最后毅然驱车冲下悬崖，最为对社会最后的抗议，而引发这一连串暴力行为的是男性对她们的，这也成为了女性暴力的一个成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伟大女性就提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用小说、诗歌的形式写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蛛网一样轻轻地附在人生之上的生活。”[2]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预言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女性在动作片中终于也可以真正凭借自己的优势来控制男性、战胜男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和男性的对抗中，动作片中的女性展示了自己性别的特点和优势：《黑客帝国》系列打造出的崔妮蒂，将多伦多的顶级模特凯丽?安妮?摩斯调教成一位外形冷酷到了极点的女战士文学艺术论文，相对于她的骁勇善战而言，观众更认可的，是她作为女性的柔韧和坚持。《霹雳娇娃》中，男性被摆在了一个需要天使来营救的弱小地位，影片中那位年过四十的堕落天使既能在关键时刻一袭黑衣黑裤、手持双枪从屋顶一跃而下，完成“美女救英雄”的使命；也会在闲暇时开着跑车去海滩冲浪、或是穿着裘皮在家中评品红酒。而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系列中，冷艳性感的好莱坞女星乌玛?瑟曼饰演一个不远千里执行复仇计划的血腥新娘，本片的成功，不仅让乌玛?瑟曼咸鱼翻身，再尝走红滋味，同时也让她成为影迷心目中最冷艳最冷酷的银幕女英雄。然而即使是这位最冷酷的杀手，就在面对自己一直寻找的仇敌比尔的时候，一声女儿的喊叫“妈妈”，让这位冷酷的杀手顷刻扔下了手里的刀，重归了一位温柔的母亲论文格式模板。女性不但是女性，同时，女性还兼有母亲这一伟大的角色，而这一点是最能体现女性自我的身份。所以说，真正的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发展，不应该仅仅只是可以替代男人的女人，同时也更应该是女人自己。“成为自己”，越来越成为动作片中女性的追求，她们不但要具有能与男性相对抗的外在，更要坚持的是女性的自我真实。

四

女性主义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现在的女人主义”的发展，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地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纯粹的血腥与暴力已经不能成其为动作片占领电影市场的制胜法宝，女性的加入无疑是给动作片注入了不一样的活力。在女性动作片中，女性独有的温柔和人性暴戾的矛盾将会是一个不同的亮点，如果能在动作片中很好的将这一矛盾结合起来，让女性既能拥有完成不可能任务的超凡能力又能不失女性独有的温柔、体贴、品味生活，这样兴许是动作片中的女性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21世纪的女性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女性解放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自由、独立和幸福感，而不是为了把男性贬为“第二性”，更不是为了给自己戴上一个虽然闪烁着光环却是枷锁的“女权主义”的笼头。同样，在动作片的发展过程中，女性意识要追求的并不是要练就与男性一样的发达肌肉和不死的健身文学艺术论文，在充分运用自己智慧的同时，女人还是要做回到女人自己。女人有懂得享受的权利，也有用自己双手去为自己打拼的义务。现代女性主义追求的是一个没有成见、没有歧视、更为公正、更富于人性的理想社会，建立起更为和谐、健康的两性关系，开创一个适于女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争取建设一个平等的、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新世界。所以，动作片要继续发展，必须得在结合女性意识的发展前提下，赋予动作片中的女性不一样的性格和魅力，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具有人性。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视听艺术的代表，电影永远不能抹杀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对“视觉享受”的追求，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说，“看本身就是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在电影中的存在首先就要满足观众视觉上的审美需求，尤其是在特别看重视觉刺激的动作片中，女性很难改变自己“被观看”的属性，这就使动作片中的女性主义追求永远成为一个悖论。

[参考文献]

[1]蔡卫，游飞.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美国电影研究[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2][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M]. 王还，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篇2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文学伦理批评

Abstract:Based on ecofeminist developent and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is new ethic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its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in literary studies with its ethical impact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Key words: ecofeminist；ethical culture；literary ethical studies

20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大发展的世纪。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文学研究过多地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现象， 热衷于对形式、文体、技巧等实证、实用性的研究，而忽视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类的精神问题的复杂多样化促使文学研究重新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精神诉求。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评论界开始逐渐由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内部研究)转移到注意研究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作为生态批评支流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迅速成为西方文艺评论界的“新星”。

一、 生态危机: 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契机

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早在19世纪已经引起人类的注意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引起世人的更为广泛关注，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严重损害公众健康，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生态主义者反思人类行为，质疑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论，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才是生存危机的根源。为探求人类的出路，生态主义围绕非人类的道德身份展开争论，形成形式多样的环境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伦理中的最新发展，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经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利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义，和20世纪20—60年代的以争取女性社会文化身份为特征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洗礼。在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激励下，在妇女参与环保运动的实践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蓬勃发展起来。它借助解构主义，深入挖掘当下生存危机根源——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并进行颠覆性批判，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环境伦理文化，为人类的持续谋求出路。

二、新伦理文化的建构: 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人类初始阶段对自然界的尊崇、恐惧、依附的生存意识(即自然伦理阶段)，到对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环境从人类生存视野中逐渐隐退后的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即社会伦理阶段)，再到现今环境问题带来生存危机而反思后的尊重、爱护自然， 寻求人与其他万物平等依存(即环境伦理阶段)的伦理认知和革新过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伦理道德的修整重构过程。生态女性主义正是生态语境下伦理革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广泛借鉴其他流派思想，特别是生态思想和传统女性主义思想，批判父权文化体制下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思维模式和工具理性主义传统，以颠覆西方主流的父权——男性中心主义伦理观，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价值体系。

首先，它追求整体和谐和生命解放，反对压迫。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相互交织”［2］的认同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在肯定自然界独立的内在价值，赋予所有非人类(如动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关注所有与自然——心理、性、人类和非人类——有关的统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阶级、年龄歧视及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 将所有被父权文化贬为他者的边缘弱势群体如女性、黑色人种、同性恋、酷儿(queer)等视为盟友，认为没有自然的解放，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而将其伦理关照的对象扩大到最广阔的领域。

其次， 它吸收生态批评的整体性观念，尊重差异，赞美多样化，认为差异、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保障。其多样性既包括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包括人类个体的个性和社会生活风格及地方风俗的多样性等。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对物种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简化。现代商业社会的技术和竞争将人异化为失去生气和个性的生产机器。在技术和利益的驱使下，统一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无孔不入，诱导现代人的拜物心理，泯灭人的个性，使社会生活风格“齐一化”，文化也因简化失去其多样性魅力。

第三， 它呼吁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和责任原则而非统治原则的生态伦理观，强调感性如关爱、尊重和公正的伦理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关联性，从女性与自然在生理、心理和体验上的关联出发，提出重新界定人类自我的身份，抛弃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抽象独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态的关联自我［3］。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关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权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思维方式，还“他者”公正，尊重和关爱“他者”。唯如此，人类和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多角度解构父权制思想，还多层面建构新伦理文化。一些女性主义者以恢复对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仪式来赞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并用人类学家对史前期的母系社会的考古发现论证女性文化建构的可能。普鲁姆伍德提出重新阐释大地女神盖亚，认为认可地球的母亲身份有助于人类尊重和关爱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伦理道德观。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改造，把上帝理解为母亲或女性。温德尔把上帝称为我们的母亲，因为“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4］。沃伦根据Iris Young对传统分配模式的社会公正性的剖析，探讨基于该分配模式的环境公正性，指出由于传统的分配模式是静态的物质倾向的，不重视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关系， 因而无法对生态群(如物种、数量、自然栖息地等)的状况给予足够关注，无法建构“生态的关联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视并体现关爱和尊重的重要价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语境才是适合生态道德生长的土壤 ［5］。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伦理文化设想，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空间。

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是人类理解自己的生产劳动及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为满足人类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认为“真正的艺术和批评服务于一种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类思维方式、规范人类行为并以最终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为己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其伦理特性必然从社会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从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现象的评价和规范及对其伦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它遵照生态女性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将性别(女性)和自然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它在关注人伦道德的同时注重弘扬生态伦理道德，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女性及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使文学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或更为显眼，促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新的发现，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探讨影响人类与自然，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的因素［8］7。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自然和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现的(是次等的、低级的、破坏性的、缺乏理性的还是美丽的、充满慈爱温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是受贬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还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的，以及作品中表现的伦理价值观与生态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标准: 即是否体现整体的关联性;是否体现对男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多样而相互依存关系的追求; 是否反映对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等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其他万物的关系; 是否有助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谐关系; 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导生态智慧，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等。

转贴于

生态女性主义在从文化哲学领域切入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承担文学批评的责任，以发展一种文学批评体系来反映和促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责任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的。首先，通过阅读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揭示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探寻在文学领域中对女性对自然两种统治和压迫的历史文化根源。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者对《圣经》进行对抗性阅读，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确立男性对女性和自然双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为父权——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过重读文本，得出新的结论，以改变传统的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一方面，将被忽视的被埋没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评价，纳入经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贬为闺阁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认可，曾被嘲讽为无病的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细心观察和细腻描述被誉为文学、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以往经典文本，颂扬体现整体关联的、洋溢着关怀同情、慈爱温情的作品；抨击体现父权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性的、弥漫着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经典地位。如:被奉为个人英雄主义经典的《鲁滨孙漂流记》体现崇尚权力、征服、统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亩农田》、斯坦因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类贪欲支配下给土地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土地的紧密联系， 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剧局面，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努力发掘该文类的写作特征，总结和建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而修正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9］。这一方面可以带领文学创作者认知、关照、表现社会生活、世俗人生，进行文学创作，深化文学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引导读者的文学欣赏，通过发挥典型人物的启示作用和“揭丑”文学的警醒作用，影响人们的文学乃至文化“消费”观，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评。它以新的批评尺度为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借助文学宣传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生态智慧，强化环境意识;它不仅重新释义文本，还积极推动社会和人生的建构;它弘扬关爱、平等公正、联系依存的生态伦理观，不仅有利于促进建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自然和谐关系，也有助于推进各“亚”文化群，如有色人种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等从边缘走向被关注的中心，使人类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免除了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的社会……一个免除了压迫和毒害的社会，一个免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的”［10］)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1］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71.

［2］ Brown， Rachel. Righting Ecofeminist Ethics: The Scope and Use of Moral Entitlement［J］. Environmental Ethics， 2004 (26): 247-265.

［3］ Gaard， Greta. Ecofeminism and Wilderness［J］. Environmental Ethics， 1997， (19): 5-24.

［4］ 何怀宏. 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94.

［5］ Warren， Karen J.Environmental Justice: Some Ecofeminist Worries about a Distributive Model［J］.Environmental Ethics， 1999， (21):151-161.

［6］ 聂珍钊.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1):8-11.

［7］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5): 16-20.

［8］ Gaard， GretaMurphy， DPatrick.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7.

篇3

关键词：莫里森，《爱》，苏珊·S·兰瑟，女性主义叙事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近年来对莫里森的研究已在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中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文学理论对其作品进行了分析。其中《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爵士乐》以及《宠儿》受到的关注和评论是最多的，同时也为莫里森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而对于莫里森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叙事研究在国外一直处于零星状态，在国内的研究者也寥寥无几。本文将结合苏珊·S·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对莫里森2003年发表的作品《爱》中女性主义叙事特色进行探讨，研究黑人女性话语权威的建立。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

1．“虚构的权威”——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构建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和叙述声音》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建构者——苏珊·兰瑟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兰瑟系统地阐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女性主义叙事学“将社会身份和叙事形式联系起来了。由此假定：社会行为特征和文学修辞特点的结合是产生某一声音或文本作者权威的源泉”(兰瑟 2002：5)，并定义了“话语权威”——“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兰瑟 2002:5)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作家写小说并寻求出版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话语权威的追求：这是一种为了获得听众，赢得尊敬和赞同，并建立影响的企求。兰瑟认为，“每一位发表小说的作家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具有权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围内对那些被争取过来的读者群体产生权威”(兰瑟2002：6)。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作者试图在作品中实现的这种叙述声音的权威，即是苏珊所称的“虚构的权威”。为了实现“虚构的权威”，作者通常采用三种叙事模式：作者的(authorial)、个人的(personal)和集体的(communal)叙述声音模式。每一种模式不仅各自表述了一套技巧规则，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类型的叙事意识。莫里森在其小说《爱》中，不仅娴熟地使用了传统的叙事模式——作者型声音和个人型声音，还大胆引入了较为现代的集体型叙述声音。各种叙事模式相对独立，同时其他模式又与之兼收并蓄，使莫里森成功地为非裔女性建立起了“话语权威”。

2．作者型叙述声音(authorial voice)

作者型叙述声音表示一种“异故事的”(heterodiegetic)、集体的并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兰瑟，2002：17)。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它取代了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的提法。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他与虚构人物分属两个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作者型的叙述因其全知角度而往往被理解为虚构，但其叙述声音又显得更具有可信度。而莫里森在她的小说中也运用了这种传统的叙事模式，在《爱》中，叙述人L(也是故事的参与者)是一个具有自传性特征的人物。她曾是科西酒店的厨娘，在柯西家族工作了几十年，见证了这个家族的兴衰荣辱。通过不断化解柯西家族中女人们的冲突，L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了整个家族。所以，在小说的故事情节方面，由于L与科西家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她具有了连接各个故事片断的作用。其理性的声音不仅出现在文本的开头和结尾，形成一个叙述框架，而且还在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结尾部分直接插入故事的叙述之中，控制着整个叙述及其叙述行为的发展。通过作者型声音，莫里森树立了一个无所不知的现实而客观地讲述者的形象，而这位讲述者正是一名非裔女作家。因而，莫里森不仅为她自己实现了“话语权威”，也为非裔女性作家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

3．个人型叙述声音(personal voice)

个人型叙述声音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这个术语仅仅指热奈特所谓的“自身故事”(autodiegetic)的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I”)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兰瑟，2002：20)。因为个人型叙述无法采取无性别的中性掩饰手段，也无法躲避在可伪装成男性的某种文类的声音之中，从而使得女性权威的确立异常艰难。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但个人型叙述声音里的虚构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从而使得其叙述声音的权威又往往名正言顺。所以，虽然女性的个人型声音直到19世纪才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但到近代，个人型叙述声音已为女性作家们广泛采用。而莫里森更是在其小说《爱》中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个人型声音。在小说最后两章，随着时态由过去时变为现在时，希德和克里斯蒂自我叙述的声音变得更加明晰。两位老人回忆起童年时的友情和多年来二人之间冷酷的战争，彼此间的仇恨和误会也逐渐消融。此时她们才明白，真正给她们的一生造成伤害的不是彼此，而是如同幻影般存在的柯西。由于他造成的荒唐婚姻，导致两位亲密伙伴在童年时就成为憎恨对方一生的敌人。“我们原本应该携手共度我们的人生，而不应该四处寻找大人物的保护”(Morrison 2003:189)。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通过对男性权威的瓦解，个人型叙述声音让小说中的女性建立起了“话语权威”。

4．集体型叙述声音(communal voice)

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或某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兰瑟将集体型声音分为三种可能：某叙述者代表群体发言的“单言”(singular)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sequential)形式(兰瑟，2002：23)。集体型声音被边缘群体和被压制的群体所用，从而实现了整个群体的“话语权威”。通过集体型的叙述，莫里森一方面成功地达到了结构上的平衡和统一，另一方面通过对黑人群体中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探讨，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广大的黑人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

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莫里森的小说《爱》，我们不难发现：莫里森通过多种叙述方式--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集体型声音--只为了实现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得女性、尤其是美国黑人女性获得叙述话语的权威，让她们建构自己的故事，讲述自己的历史，从而焕发出黑人女性主体性精神的光彩。

参 考 书 目

[1] Toni Morrison.Love [M].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3.

[2] 陈妍. 实现叙述声音的权威—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解读谭恩美的作品[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6),12-13.

[4] 苏珊·S·兰瑟.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26.

[5] 唐红梅. 论托尼·莫里森《爱》中的历史反思与黑人女性主体意识[J]. 当代外国文学，2007 (1), 37-38.

[6] 言捷智.解读莫里森小说《爱》中的意象[J].华章, 2010 (16), 35.

篇4

关键词： 玛丽・雪莱 小说《弗兰肯斯坦》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1.引言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温・雪莱（1797―1851）是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女作家，也是浪漫派大诗人珀西・雪莱的第二任妻子。她在19岁时就创作出第一部作品《弗兰肯斯坦》，并且仅凭此部作品就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弗兰肯斯坦》是哥特小说的杰作，同时也被誉为“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小说《弗兰肯斯坦》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颠覆了传统的叙述手法，最早表现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矛盾冲突的主题，奠定了后世科幻小说的基调，表达了对他者如何介入主流社会、科技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等（霍晓珊，2006，3）。这部小说的多重价值，值得学术界去发掘，但是在国内却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在国内出版的许多介绍英国文学史的书籍中，对于玛丽・雪莱及其《弗兰肯斯坦》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只字未提。在国内的学术研究领域，作家玛丽・雪莱和她的作品《弗兰肯斯坦》几乎一直被“边缘化”。

《弗兰肯斯坦》的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一位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年轻科学家。他热衷于生命起源，试图探索人类生命的奥秘，在实验室里，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用死尸制造出一个面目可憎、奇丑无比的怪物，即使木乃伊转世也不如他那么吓人。在惊恐与厌恶之下，弗兰肯斯坦丢下刚刚获得意识和生命的怪物仓皇离去，随后大病一场。被弗兰肯斯坦抛弃的怪物从实验室逃出，独自流浪于人间。起初，怪物心地善良，对人类充满善意和好奇，并努力接近和帮助他们，希望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关爱。但是人们却因为他那丑陋的外表歧视、害怕、厌恶他，甚至殴打和攻击他。最终，怪物绝望地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能被人类接受，永远也不会成为人类的一员，由此决定报复弗兰肯斯坦。他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并嫁祸于仆人贾斯汀，然后谋杀了弗兰肯斯坦的朋友克莱瓦尔和弗兰肯斯坦的新婚妻子伊丽莎白。出于愤恨，弗兰肯斯坦开始追杀怪物。最后，在追杀怪物的途中，弗兰肯斯坦在极度的痛苦和懊悔中死去。怪物来到弗兰肯斯坦的尸体前宣告他将自焚，结束这所有的罪恶。

自1818年问世以来，《弗兰肯斯坦》一直受到西方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弗兰肯斯坦》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进行文学批评的对象，因此相关研究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主要可分成两个方面：文本研究和作家生平研究。但在中国《弗兰肯斯坦》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学术界对于《弗兰肯斯坦》进行的专题研究也相对较少。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确切时间是2003年以来，中国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热度急速上升。我于2011年3月14日在中国知网的学术文献总库进行检索，结果显示：自2003年以来已有25篇硕士论文和80余篇期刊学术论文专题研究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些论文主要从与英国浪漫主义的关系、叙事策略、宗教、伦理道德、生态批评、女性主义角度研究这部作品。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和批评家已经从多个角度对《弗兰肯斯坦》进行了专题研究，这些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弗兰肯斯坦》的理解，也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尽管学者和批评家们已经从多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剖析和解读，而且近年来，随着生态主义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一部分学者开始将其评论焦点转向对小说的生态批评，但是多数评论仅集中在生态主义或女性主义等较为单一的视角上，几乎没有评论运用一种相对综合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对该小说进行解读。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弗兰肯斯坦》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或专著，我尚未发现。有鉴于此，我尝试从这一角度解读文本，期望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丰富和拓展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我认为《弗兰肯斯坦》体现了玛丽・雪莱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此把文本研究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研究相结合，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探讨作品中体现的玛丽・雪莱的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问题。

2.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女性主义”一词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奥波尼（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在其著作《女权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 ou La Mort）中首次提出。（Deborah L.Madsen，122）她首次在女性和自然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把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相结合，形成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它既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又是一种生态主义理论，还超越了这两者。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者看到了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与共性，对以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的二元对立思想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并且指出生物圈中人类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人类只是生物圈的一部分，人处于自然之中，离不开自然。并提出了两性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又吸取了生态学的精髓，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自然循环往复生产物产，孕育和滋养万物，养育众生。女性用自己的身躯生儿育女，以其乳汁哺育子女。自然与女性都担负着孕育、滋养和关爱生命的责任。她们之间的这种明显的联系，使得女性天然地与自然接近，比男性更加接近自然。因此，女性在潜意识中有着一种与自然的亲近感，希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决定了她们具有关爱自然、保护自然、关爱人类未来的天性。“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自然在哭泣，自然对自然言说自己”。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苏珊・格里芬如是说。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女性和自然遭遇着相同的命运，都是被压迫的对象、被边缘化的他者。生态女性主义者呼吁终结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男女两性的和谐。

如果以上述理论作为切入点对《弗兰肯斯坦》进行解读，不难发现，玛丽・雪莱在书写弗兰肯斯坦制造怪物，怪物的命运和小说中其他女性的命运过程中，巧妙地展现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女性与自然的联系，通过刻画父权制社会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强有力地讽刺和鞭挞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表达出玛丽・雪莱对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相互依存、相互关爱、和谐平等的美好愿望。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无视自然规律，逆自然规律而行，由死到生，用死尸造人。并且在造人的实验过程中，一些有生命的小动物也成了他的试验品。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行为。同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身上集中体现出父权制社会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篡夺了女性的孕育生命的生物角色和他对小说中其他女性的态度。而弗兰肯斯坦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导致的结局是被自己的创造物――“怪物”――毁灭。我认为，怪物有另一层隐喻，即女性。怪物是被边缘化的女性的代言人。小说中充斥着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的紧张冲突。与这种冲突相对应的是大自然的静谧安详。在小说中，生动的自然景物描写，穿插于令人紧张的故事情节之中。迷人的海上风光，醉人的日内瓦山水风景，探险者对奇幻航程的痴迷，大自然是那么雄奇，是那么壮丽。是自然使得弗兰肯斯坦的紧张的情绪得以释放，得以舒缓，是自然疏导了他的焦虑和痛苦，是自然哺育、拥抱了怪物。只有在自然的怀抱中，怪物才可以享受到些许从容与安宁。自然总能给人以力量与安宁。对大自然的描写表达了女作家的精神向往。

3.男人与自然

弗兰肯斯坦对自然科学有着几近变态的痴迷与癫狂，热衷于生命起源，试图探索人类生命的奥秘。他试图改写自然，逆自然规律而行，赋予无生命的物质以生命，使人起死回生。他“被自我思维天性驱使着去窥视自然的法则”，而他就是“那个法则的中心”。他渴望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将有新的物种把我奉为它们的造物主，无数幸福、完美的生命将因我应运而生，我将……更有权力获得我创造的生命的感恩之情。”他创造的新的物种将以他为中心，完全听命于他，为他服务，根本没有考虑过新物种自己的未来，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更何况在造人的实验过程中，一些有生命的小动物也成了他的试验品。在他的眼里，这些小生命只是为他所用的工具。弗兰肯斯坦创造出有生命的巨人之后，却把他称为“怪物”，将其遗弃，后来还追杀他。这样，弗兰肯斯坦又一次违背了自然法则。自然使生命诞生后，还要哺育和滋养他们，女人诞下婴孩后，还要以其乳汁哺育、关爱他们。这是因循自然规律。弗兰肯斯坦却不负责任地、毫无爱心地将创造物弃之于人世，制造了生命，却不懂得付出“责任”与“关爱”，结果是招致创造物的毁灭。

弗兰肯斯坦遗弃怪物的原因貌似是怪物的丑陋外表，实则是怪物过于强大，使他恐惧，超出了他的驾驭范围。怪物就是自然（至少是自然的一部分）。由于滥用科学知识，弗兰肯斯坦不但没有能够掌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反而受到自然的报复。

但是，在弗兰肯斯坦造出怪物之后，在怪物杀害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之后，弗兰肯斯坦都选择躲避于自然，寻求自然的庇护。自然使得弗兰肯斯坦的紧张压抑的情绪得以释放，得以舒缓，是自然疏导了他的焦虑和痛苦，使他体验到短暂的“一丝愉悦”。

4.女人与自然

怪物，指与正常的、被社会认同的行为或性格相背离的事物（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在当时的社会里，那些违背了正常的、被社会认同的行为，违背了社会习俗的女人会被妖魔化，被称之为“妖女”或者“怪物”。而在古代，亚里士多德就曾说：“女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畸形的。”“妖女”本质是那些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妇女，她们拒绝扮演父权制为他们规定好的第二性角色；不仅如此，她们勇敢地反抗并试图取得男人们也享有的稳定，传统的位置。（李维屏，154）（这可以说是父权文化惧怕并制约妇女的真正原因）。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欧洲，人们认为：“一个有思想有思维能力的女性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因此，在当时，具有独立思想、举止行为不合既定的社会习俗的女性被称为“怪物”并且遭到社会排斥和压迫。

《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刚一出生就被赋予了“怪物”的称呼，他没有名字。名字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没有名字，意味着身份、地位的丧失。因此，怪物注定了一生都要为身份、地位的寻求而奋争。怪物刚刚获得生命就被造物主抛弃，他是在自然的哺育和保护下生存和成长的。他渴望人类的认同、尊重和关爱，但是，每当他试图接近人类，出现在人类社会时，遭到的却是人们的恐惧、歧视、厌恶、殴打和攻击。怪物寻求的只是一个生命体的基本权利，对他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事物。最终，怪物选择了反抗和报复。他的报复欲源自对正常人性生活的爱，是爱导致疯狂杀戮。

在《弗兰肯斯坦》中，通过怪物自己的叙述，玛丽让怪物开口说话，怪物表达了对自己的悲惨命运的愤怒，并且为自己的“罪行”辩护。通过怪物之口，玛丽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感慨，对女性身份地位的痛苦和寻求。透过怪物，玛丽展现出对女性命运及其前景的关切与思索。怪物变成了被歧视和压迫的女性的代言人。

怪物一生都依偎在自然的怀抱中。他被遗弃于人世，却被庇护于自然；他是人类的弃儿，却是自然的孩子。自然拥抱了他，给予他抚慰、力量和生存的勇气与心灵的安宁。自然为怪物提供物质资料和精神养料。

怪物刚刚出生就被造物主弗兰肯斯坦遗弃，是自然――森林――“收养”了他，为他提供了食物、水和庇护之所，满足了他的生理需求。当怪物走出森林受到人们的厌弃和攻击后躲避在“小棚”，在某种意义上，他又回到了自然的怀抱，从自然中获得食物和心灵的抚慰。当被世上“最善良”的人抛弃后，他选择了反抗。这时，他流浪于人间，藏身于自然。最后，怪物在北极找到了回归――自然。北极是一片尚未被人类“开发”“践踏”的自由乐土，一片自然自在之地。怪物最终向北极进发，揭示出他完全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渴望。

5.结语

《弗兰肯斯坦》是对人类未来的预言，是玛丽・雪莱对人类未来的预见性的思考，并通过《弗兰肯斯坦》展现出她对女性命运及其前景的关切和思考。玛丽・雪莱以其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人们在以人类为中心、物为我用的思想的怂恿下，盲目地无限制地追求科学知识去征服自然，对人类未来可能导致的后果――为自己所毁灭；父权制社会在男性中心的思维模式下，对女性获得认可与关爱的渴望淡漠和压迫，使女性被边缘化，最终会迫使女性选择反抗之路，貌似可能性的结局――同男性一起毁灭。人类，特别是女性，真的就没有出路了吗？

玛丽・雪莱的作品是否穷尽了科学造人的困境和女性的困境并且给出了确切的回答了呢？人类的结局和女性的结局只能是毁灭吗？我认为，玛丽暗示出一条回归和谐之路：沃尔顿的“回归”预示着人类未来和女性未来的希望。

在弗兰肯斯坦的故事的震慑下，在弗兰肯斯坦的劝谕下“你要在平静的生活中寻求幸福，尽量避免野心的诱惑”，沃尔顿开始重新思考他的北极探险之旅，最终他节制了征服自然的欲望，选择了回归。回归故里，回归自然，回到他亲爱的姐姐玛格丽特的身边，回到他怀有千种柔情、万般挚爱的女性身边。玛格丽特，这部小说的隐形人，一直被边缘化的他者，一直是沃尔顿孤寂旅程的倾诉的对象，心灵停靠的港湾，给他以勇气和安慰。“我亲爱的姐姐，既然我们的船正朝英格兰，朝着你的方向进发，那我也没什么好沮丧的。”沃尔顿归来了，回到与自然自由自在的状态，回到了玛格丽特的身边，由此，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实现了和谐。

参考文献：

［1］玛丽・雪莱著.丁超译.弗兰肯斯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霍晓珊.弗兰肯斯坦对身份的寻求与认同.硕士论文期刊网，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3.

［3］李维屏.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154.

篇5

关键词：亦舒，女性文学

 

以前，很少有以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通常把与世抗辩作为一种写作姿态，那种与世抗辩的姿态也改变了女性形象在传统文学中的缺席地位，而 “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概念在我国评论界出现于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大量使用。

在这些作品中，将女人塑造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独特的角色，文学作家站在女性的立场和视角上，用有别于男权审美标准的独特的女性审美来诠释女性。女性文学也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女性文学是指女作家的一切创作；狭义的女性文学则指女作家创作的富于女性意识的文学文本，可以称之为“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中的代表作家有张洁、张辛欣、残雪、陆忆敏、萨玛、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等等，不胜枚举。论文参考。

亦舒是香港“女性文学”作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透过对女性婚恋、情感纠葛的分析，进而深入探讨女性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她的作品多以第一人称视角为主，“我”这个人称代词以女性居多，从而对女性的心理得以细致的剖析。真实地反映了都市女性在面对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时心理、生理上的抗争与矛盾。在塑造了都市众生相的同时，亦舒小说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是它有别于其它言情小说的最主要原因。

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一个人可以依靠的，终归只有自己。”。她认为女性只有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才能被社会、被他人所认可，才能跳出传统社会给女性定义的枷锁。社会生活中，安逸的生活会使女性的思维麻痹，例如其作品《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天天吃喝玩乐，做医生太太”、《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家境富足，努力向学，却频频被祖母讽刺说“女孩子，至要紧是嫁个好人，读那么多书作什么？”，这些长久以来的社会文化标准通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使女性将自己自身的价值取向有了模式化的定义，从小又因受到的教育使女性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弱势群体，需要讨好男人的一种群体。这种思想无声的侵蚀使女性对自我的认知走向了一种错误而又可怕的方向，在女性的主体意识中抹杀“女性自我”、“女性个体”的存在，这对于女性群体来说是可悲的，最可悲是她们在传统文化教育和社会背景的大前提下认识不到自己的可悲。如《我的前半生》中的周太太、王太太……连文学作品中的名字都被略去，只留下一个“某太太”的称号。

在男权意识的强势压迫下，只有当女性摆脱传统定位的“第二性”依附心理，走入社会，独立面对承担自己的生活，才能找回自我。女性作为被男性视为另一族群，在社会上打拼只会更加艰难：“现代女性非得装成最坚强最大方不可，否则，会被讥笑为不懂自爱自重。” 不得不指出的是，生活在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下的都市女性又是矛盾的。亦舒笔下的女性很多都宣称：“真正的男人，是保护女人的男人，一切以她为主，全心全力照顾她心灵与生活上的需要。”、“所谓丈夫，是照顾爱护抚养妻子的人，愿意牺牲为妻子家庭共过一辈子的人，自问做不到这些，最好少自称是人家的丈夫。”等等，被保护欲与现代女性经济独立论、反抗父权观有着明显的必然冲突，但这一冲突却又在亦舒小说中得到消解，因为在小说中很难找到“男性需要通过对女性的保护来反射两倍大的男性形象”。

亦舒小说对女性性意识的描写很少且隐讳，但小说中时代女性报复男性或献身男性，都是建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而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约束的基础之上的。亦舒小说对男女两性中的性开放意识持平等态度，男人“风流成性一样找不到好妻子”。文本中也有着对大男人主义者“处女情结”的鄙视与嘲弄。在《玫瑰的故事》里，黄振华在结婚前夕从别人口中得知未婚妻苏更生曾结过婚，方寸大乱之下追着苏更生说：“我会原谅你的”，苏更生却义正辞严：“我有什么要你原谅?我有什么对你不起，要你原谅?每个人都有过去，这过去也是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不满，大可以另觅淑女，可是我为什么要你原谅?你的思想混乱得很，女朋友不是处女身，要经过你的伟大原谅才能重新做人，你以为你是谁?”苏更生有权利要求真正的爱与尊重，这来自于她心理上的自立，更来自她经济上的自立。若对方不给，她不必迁就他。这是标准的女性主义的姿态。

对于传统作品女性形象定势的颠覆体现了亦舒独到的女性审美，却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在人物塑造上的片面性。她的大多数作品几乎将阶层与女性类型进行了简单化的一对一绑定，既出身中产的“玫瑰型”和出身底层的“野草型”。出身中产阶层的女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尽管辛苦，却生活无忧富足，像是花店中的玫瑰花，寂寞、精养。而出身底层的女性则多数命运坎坷，经历重重磨难才能赢得独立，像是石缝中的野草，坚韧、顽强。这种将阶层与女性类型简单粗暴的压模定型化的处理，未免有些限定了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开拓空间，使得某些实际存在的，独特的女性特性、心态无法在她的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打破了传统文学作品中固有的性别偏见，却又掉入了较为片面的女性形象类型化的误区，这是让人较为遗憾的。

亦舒的作品主要用形象塑造来突出女性，导致其作品中的男性大都被湮没在突出的女性形象背后，可以说是对男性形象的漠视。然而字里行间中男女主角的情感碰撞，又可以看出亦舒对两性意识的独特观点。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自由，没有自我，一切的伦理道德为束缚着女性，当她选择一个男性，并嫁给一个男性，她就变成男性的附属品。亦舒反对这些旧有的观点，反对大男子主义，也反对软弱、只知道寻求依赖的女性。她渴望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责任和权利平等的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伴随着女性文学的逐步发展缓慢觉醒的一个过程。打破了传统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主动书写代替了被动描写，打破了女性文学因为传统文学中主流话语的强制干预而缺乏独立性的局面，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话语秩序。

亦舒的大多数作品描写并不着重于“反抗”压迫的两性对抗，而是在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的基础上摆脱男权意识的影响，书写独立自主的女性话语。在社会不断发展，男权价值体系逐渐松动的时代，女性应如何自处、自立、自强、自爱，始终是她想要探究和描写的主要话题。

亦舒小说从写作效果来看，不是生理性别而是女性的主体意识，作为新的精神而注入到作品中，将时代女性的独特经验、群体感受、生存困境、矛盾心理一一展现，它是以非常感性而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论文参考。论文参考。在对男性霸权主义进行批判之后，对乐于与女性“合作”，与之站在同地平线上的男性予以接纳和赞扬，从而使其“性别歧视”较为温和。在当代作品中，亦舒以其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抒写出时代女性内在感受，不沉湎于虚幻的爱情，反而揭示爱情的虚幻。

篇6

关键词：女性写作 女性主义 双性同体 女性意识

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意识流小说家，还是一位女性主义先驱。她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自小深受英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熏陶及影响，了解英国传统的家庭模式；然而她本人却因为时代和家庭的局限，未能接受正规的教育，只能在家学习。她的创作以现代主义先锋意识和反传统观念而闻名，她的文学观念与其女性立场是息息相关的。玛丽·伊格尔顿认为“从很大程度上，女性主义批评很难超越伍尔夫，她的思想预示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多元化。无论是从的角度，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还是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进行的女性批评均以她的思想为出发点。”[1]（P1）

一、引语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先驱之一，她极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菲乐斯中心主义的学说，倡导全新的女性写作理念，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伍尔夫的现代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体现了她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父权制社会传统的独特反思与深刻背离。两者互为补充，不可分割地构成其思想主流而贯穿整个创作生涯。”[2]

伍尔夫将女性的现状与社会环境及经济政治地位相联系，探寻妇女受压迫和束缚的根源，并以女性独特的情感和独立的价值观为基础，探讨女性写作问题。与此同时，在自己的创作中她不断地寻求着和实现着男女两性的融合与和谐。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理论，她的观点主要体现于专门讨论女性问题的演讲和论文里，如最为著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讨论妇女写作的《妇女与小说》及《妇女的职业》，还有创作后期观点更为成熟、女性主义立场态度更为坚定的《三个基尼》。

二、女性与写作

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引人注目的观点即是她提出在男性所书写的文学史上抹杀了女性写作的地位，女性不是没有文学史，而是拥有文学史写作霸权的男性无视女性文学的存在，并选择忽略或遗漏的态度。伍尔夫倡导女性写作要突破男性话语霸权，她一向主张女性应该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她认为“现有的语句是男人编造的，它们太松散，太沉重，太庄重其事，不适合女性使用。……因此女作家必须自己创造，将现有的语句修改变形，使之适合她的思想的自然形态，使之既不压垮，也不歪曲她的思想”。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理论主要体现在她的著名论著《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观点就是伍尔夫本人特别强调的“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3]。这里提到的“屋子”观点当然是隐喻的用法，“屋子”是经济独立，精神自由以及物质宽裕的一个象征。伍尔夫以“钱”和“一间屋子”作为象征，指出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这样一种存在状态。通过自身的创作经历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观察，伍尔夫认为妇女创作难以发展的根源在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父权制社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使得写作难以维持。所以她提出女人想要进行创作一定要有经济基础。

伍尔夫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仍然十分低下。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权社会中，一方面女性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另一方面，即使是有女性在进行书写，她提到“有些是为了养家糊口”，有些则完全被忽略掉。在男性主导的历史叙述中，永远没有女性的身影。女性在男性书写的历史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了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份子。的确，在伍尔夫之前，英国文学史上也有著名的女性作家，如乔治·艾略特、玛丽·雪莱、勃朗特姐妹等等，但她们的作品均以男性笔名来发表，以此来寻求在男权社会中的写作权利。这种行为无疑是女性的可悲。作为女性主义诗学的先驱和发起人，伍尔夫号召女性要做自己，通过写作来实现自身价值。但是长期以来，女性由于并不具备必要的写作条件，因而始终深陷于传统和现实条件强加于她们的窘迫境地。伍尔夫大声发出了一种让人振奋的呼吁：“让女性书写女性，因为女性从未被书写”，她试图探索女性写作的困境。伍尔夫对女性历史的分析无疑是全面而细致的，她对通过经济独立来改变女性现状的分析也是深刻而独到的。一方面她注意到女性现状中的经济根源，另一方面她不断挖掘着隐藏其后的男性，更为可贵的是她在关注女性的历史和现状中表现出的少有的愤怒和深深的焦虑，这虽然有悖于她一贯追求完美的主张和远离政治、愤怒的原则，却体现了她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对同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人道关怀。

三、“双性同体”理论

双性同体的概念来源广泛，有神话传说，还有心理学和教育学上的含义。我们今天仅仅讨论作为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双性同体这一重要概念。“双性同体”又被称为“雌雄同体”，英语书写形式“androgyny”。在女性主义看来，双性同体作为一种价值观，是标志着一种超越性别对立的，又蕴含着女性和男性优秀特质的完美的“人”的理念。这种理念体现在文学中，就是理想的创作境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传统的男权社会无论怎样标榜男女平等，实际上最终都是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学，传统的文学史的叙说也体现了女性的失语状态。而女性主义者以反叛姿态提出双性同体理论，意在消除男女两性二元对立，克制“男权中心主义”文化，解构男权文化的统治地位。

把文学创作和理论写作主张相结合的女性主义先驱伍尔夫，敏锐地发现了女性文学创作的困境之一就是男性话语的不可继承和使用以及女性表达传统的缺乏。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她认为以往的女性创作“她们徒劳地使用男子姓名掩饰自己”，“其想象变得或者太男性化，或者太女性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的整体性，也即失去了艺术最根本的品质。”与此同时，男性的语法和形式由于松散和沉重而不适于女性使用。不能借助于已有的男性文学史，也不能依靠几乎没有文学传统的女性文学，那么女性只有依靠自己的潜能和力量来创造她们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由此，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一著作中首次把“双性同体”引入文学理论。她在该论著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最正常、最适合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从思想上进行合作，然后创作的艺术才能完成。”

伍尔夫倡导这种融合的文学创作状态，她认为成功的文学创作应该打破传统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差异，有效进行两性意识的交流与合作。她有一个大胆的论点同样出现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书中，“莎士比亚是雌雄同体的；济慈、斯特恩、考珀和柯勒律治，人人如此。雪莱或许是无性的”。[4]（P90）

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伍尔夫开创了双性同体的文学创作机制和文学批评标准。这一理论刻意淡化性别意识，倡导超越性别的不同对男人和女人的协作都有重要意义。伍尔夫强调指出理想的创作状态，尤其是女性创作的理想状态，是双性因素的和谐配合：在心灵中，男女两性因素必须协调配合，艺术创作才能完成，就一定要敞开整个心灵，具有自由平和的心境。伍尔夫一方面承认两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呼吁两性平等友好、和谐相处，试图取两性双方的优点完成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理想境界，这样男人和女人在读了作品后都能获得强烈的共鸣。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在文学理论上起到了开创先河的作用。伍尔夫不仅提出双性同体的论点，还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出这一文学概念，《奥兰多》就是这一理论的最典型代表，同时她在其他一些小说中如《到灯塔去》《达罗威夫人》等作品中也把两性和谐这一理念渗入其中。

四、结语

由此可见，伍尔夫分别从女性历史现状、男性话语和女性话语、女性创作等方面详细论证了女性在历史上受压迫的事实与根源，以及女性创作面临的诸多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双性同体”的理论。作为把女权思想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她不仅把批判父权文化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注入了文学批评，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地寻求着和实现着男女两性的融合与和谐。她的女性主义文论唤醒了许多女作家强烈的性别意识和创作热情，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Mary Eagleton.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Longman Inc，1991.

[2]吴元迈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2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11页。

篇7

关键词：斯皮瓦克；后殖民；翻译的政治

1 引言

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 Gayatir Chakravorty Spivak，1942―）出生于印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加尔各答攻读英美文学毕业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先后获得英美文学硕士、博士。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维龙基金会人文学科教授。斯皮瓦克著述甚丰，她的主要作品有《论文自学》（翻译并写序言，1976）、《另一个世界：文化政治论集》（1987）、《底层人研究选集》（1988）、《翻译的政治》（1992-1993）、《后殖民理性的批判――走向行将消失的当下的历史》（1999）以及《学科的死亡》（2003）、《另一个亚洲》（2007）等。

斯皮瓦克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也是著名的解构主义者、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她的后殖民主义翻译思想体现在《论文自学》（翻译并写序言，1976）、《翻译的政治》（1992-1993）等著作当中。斯皮瓦克与赛义德、霍米・巴巴并称为“后殖民的圣三位一体”，足见其后殖民理论及其翻译思想的重要性。“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翻译理论立场呈现多样性、研究方法的独特， 同时这也让她成也众多的后殖民理论家中是最难以捉摸、复杂和有争议的学者。”（张建萍，赵宁，2010：85）

2 斯皮瓦克与后殖民翻译理论

斯皮瓦克作翻译思想主要在《翻译的政治》中得以体现，探讨了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阅读的翻译，女性翻译者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受解构主义学派影响她所提出的逻辑、修辞、静默的“三面结构”。

1.作为阅读的翻译

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之下，为了抵制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暴力翻译，及其将第三世界文化边缘化为“他者”，斯皮瓦克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针对第一世界的译者，在《翻译的政治》当中提出翻译是阅读最亲密的行为 （Translation is the most intimate act of reading）. 在这种阅读中，如果译者没能成为原文本最亲密的读者，译者将不能完全服从于原作，也不能响应原作的召唤并将其体现于译作当中。“这样， 翻译所表现的原文与译文， 作者与译者， 源语言与目标语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彼此间的对等， 而是踪迹的延异；不是语言层面上的语词转换， 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再现；不是同一性的追求， 而是对他者差异性的尊重。”（刘永，胡晓宇，2010：29）

因此“翻译是一种阅读，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原文与译文之间促成一种交流，设身处地地体现原文的修辞性。”（刘军平，2009）

2.逻辑、修辞与静默的“三面结构”

受解构主义的影响，斯皮瓦克消解了逻辑、语法和修辞之间的等级，提出了逻辑（logic）、修辞（rhetoric）和静默（silence）， 构成了语言的“三面结构”。在《翻译的政治》中，她分别定义并理清了三者的关系。

语言的逻辑性指语言内部的关系：其指示关具有指涉意义；修辞性则关注语言的特殊性；静默是修辞的运作方式，存在于语言之外，“引诱文本展露其语言的局限，并根据语言的线索， 揭示写作主/能动者如何被语言和语言背后的社会、历史所书写。”（李红玉，2009：14）

三者的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且具有一定破坏性的。斯皮瓦克认为，修辞性能够干扰和破坏逻辑的系统性，从而显示出修辞内部静默的暴力。斯帕瓦克“将修辞扰乱逻辑而使语言和文本解除疆界、在差异中播散的状况， 比喻为‘磨损’（frayages or facilitation） ”。（李红玉，2009：14）这一“三面结构”让人们意识到文本当中的不确定性，即修辞对文本逻辑的影响，同时要关注文本之外的“静默”。因此，对译者的启示在于对后殖民语境下的文本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要注意到这种语言散播过程中的“磨损”，同时“散播”的过程正是一种跨越疆界的经历，译者应正视差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文本意义的丢失，而不妄加添改。

3.女性主义翻译观

同时作为一位女性主义者，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运动介入后殖民主义翻译活动，鼓励女性译者在女性身份认同以及译者主体性两方面做出努力。她探讨了第三世界妇女的地位题，以及第三世界女性译者如何通过翻译来构建性别主体。以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为依托，她批评第一世界国家在翻译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时所采用的流畅译法，这样不仅使第三世界国家后殖民的语境不复存在，更是一种强权的体现。

斯皮瓦克在《翻译的政治》中强调后殖民语境下女性翻译问题不仅是简单的传递意义，更需关注政治伦理问题，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能动的解放力量，把女性从充满种族主义、父权化以及殖民化的文本中解放出来。“斯皮瓦克强调女性主义译者的使命就是，思考语言作为性别能动机制的过程。女性译者的形象、女性译者的意识形态，都受这种翻译机制的牵制。”（刘军平，2009）而语言作为这一能动机制的条件就是利用翻译的修辞。翻译的修辞能够赋予女性译者从自身性别角度出发，重新阐释、理解文本的权力，从而通过翻译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在修辞与逻辑之间，女性主义译者应当选择修辞，修辞具有颠覆性，女性译者可能消除东西方女性的距离，进而解构殖民文化。

因此，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作品应当被得体地翻译为西方语言，这样才能使西方国家逐渐消除对第三世界文化的偏见。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译者（包括女性译者），也应积极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种族、性别及政治等差异，努力提高翻译水平和质量，从而达到平等对话交流的目的。

3 结语

斯皮瓦克在《翻译的政治》中所表述的翻译理论主要体现在了三方面，即作为阅读的翻译，修辞、逻辑与静默的“三面结构”，以及她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不论是第三世界还是西方国家的译者，都应作为原作最亲密的读者，把握文化间的差异，并通过翻译反映这些差异，不在忽略或扭曲“他者”的身份。这其中斯皮瓦克将翻译与意识形态、种族、性别等因素联系起来，将翻译置于后殖民的语境之下，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译者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为后殖民翻译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Routledge， 2000. 397-416

[2]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张建萍，赵宁.斯皮瓦克之于后殖民翻译思想探究.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0（12）. 85-88

[4]李红玉.斯皮瓦克翻译思想探究.中国翻译，2009（2）.12-16

篇8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程锡麟、王晓路. 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弗吉尼·亚沃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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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问题分析

媒介与性别研究起始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诞生于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下。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开始在我国受到关注，并经历了一条从妇女运动发展到女性主义学科运动，女性主义通俗文化研究到大众传媒研究，再到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发展之路。以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为起点，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开始在中国兴盛起来。

存在部分仍需界定的问题

批评视角。目前，国内对于有关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研究来源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女性主义已开始成为媒介批评的一个独特视角；[1]46一种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成为媒介批评的一股重要力量。[2]上述两种观点虽然结果都是通向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但细究不难发现，前者是媒介批评首先开始涉足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只是媒介批评的一个独特视角，因此，可以界定为“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而后者则是女性主义批评开始自觉地关注大众传媒领域，而女性主义批评强调的是女性主义者们对大众传媒中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因此，可以界定为“女性主义的媒介批评”，这里的施动者是女性主义。而通过分析已有的研究，对于女性主义和媒介批评二者的研究多数还是默认后者，即女性主义主动自觉地进入了媒介批评领域。

对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这一研究视角的最初形成，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的后者说法，因为无论是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其最初的参与者都是女性主义者，而这些领域的最初研究均是来自于西方，对于国内来说，是个“舶来品”。而国内从事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的主体主要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因此在国内，我们提出了“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这一说法，其实这是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本土化的一种表现。但本土化的同时也带上了“排外”的色彩，这样一种提法也就自觉地将女性主义者所涉及的媒介批评排除在外，因为“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很自然地界定了批评的视角是女性主义视野，是女性主义和媒介批评领域的相关研究者们采取了女性主义这样一个视角来进行批评和研究。

批评主体不同，批评视角不同，那么批评所站的立场自然就会有出入，而国内的研究多数还是移植西方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我们虽然注意到了批评视角的本土化，但本土得并不彻底，“嫁接”的痕迹太重。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在中国，持的是一种相对狭义的范畴，它抛开了西方女性主义者这一特殊的群体，我们的批评主体多是相关领域的学者与研究者们，他们对已有的传播领域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

批评方法。在研究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中，女性主义到底能不能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来探讨暂无定论。目前，国内许多研究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来谈，如果按照此分析，那么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是不是就成为在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下来探讨大众传媒领域存在的问题了？而这与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批评视角是相矛盾的。因此，说女性主义是一种批评方法是不严格的。女性主义可以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和理论视野，但是它缺少方法论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因此，女性主义只能作为一种视角去观察和探讨媒介文化中潜在的问题，而从媒介研究的角度来看，女性主义确实是一种新的范式、一种新的研究视野。

另外，还有研究称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是在走向融合。如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二者均有批判性、解构性与建构性，以及彼此之间存在互补性，使得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走向融合。[1]29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在批判精神、侧重解构、注重建构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不谋而合，在女性主义研究中，新闻传播学理论方法也有导入，同时社会学、符号学等学科也多少被女性主义借鉴吸收，因此，这只是一种交叉学科研究，更确切地说媒介中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女性主义也成为媒介批评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二者还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只是各自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小小的交集。

移植痕迹过重——从研究脉络、研究方法来看

研究脉络。中国新闻研究者及女性主义研究者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社会性别概念引入中国。[3]中国的相关学者也是沿着女性主义的研究思路，以社会性别视角来展开性别与媒介的本土化研究。多数学者认为2001年出版的《媒介与性别》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媒介与性别理论的专著。该书作者卜卫根据传播过程的“5W”模式，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划分为五个领域：传者信息媒介受众效果。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成为国内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一个契机与新的分界点，从此以后，国内关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但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研究脉络基本上也是围绕卜卫所提出的这几方面来展开的，只是多数研究将媒介研究和效果研究融合到其他几个方面的研究中去。因此，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的研究，即传播内容批判、受众批判、传者批判。[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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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赛珍珠 角度 方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潮流迅猛发展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越来越频繁。赛珍珠由于她的跨国经历和她所接受双重文化教育成就了她独特的文化视角，始终能够站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追求异质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异质文化双方价值观上的共同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合主义”的中西文化观。在全球化态势下研究赛珍珠的作品及其价值，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赛珍珠的文学创造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国内外学术界对赛珍珠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郭英剑曾将赛珍珠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1950年）。这一时期，人们对赛珍珠的研究与评论是自由争鸣性质的，不受非艺术因素干扰的，因而总体是比较客观的。第二阶段（1950―1980年）。中美双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赛珍珠的作品基本上属于禁书，有关的研究文字不仅量少且失于公允。第三阶段（1980―）。经历了“”的惨痛教训使中国人民深刻意识到在思想文化方面加强东西方交流的必要性。八十年代末，对赛珍珠作品的研究呈现出逐渐繁荣的局面，各种赛珍珠研讨会纷纷召开，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也都应运而生。

一.赛珍珠小说研究的角度

随着赛珍珠在现代文坛上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被赛珍珠的独特视角和写作方法所折服。对待赛珍珠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品本身的评论鉴赏和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文化思想的审视，涉及到写作动机、写作倾向、写作风格，以及作品题材、结构、人物描写等各个方面。目前对赛珍珠小说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赛珍珠代表作本身的主题、人物和民俗等的研究。1994年尚营林分析了赛珍珠作品中的主题，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恋土和传统家庭模式。1996年，姚君伟就《大地》及其他代表作的人物形象分析推出了系列文章，他从王龙的负疚感这个视角王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周松林和刘龙对《大地》中的婚嫁状态、神观、食俗、住宅样式和服饰等各种中国社会民俗都做作了细致的考察和分析。

2.对赛珍珠人文精神以及人道主义思想研究。作为中西方文化桥梁的赛珍珠，在全球化思潮的推进下，探讨其所做的各项促进文化交流的人道主义工作，以及在一定的情感背景下所生成的作品对文化全球化的影响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如朱希祥的《全球化语境中的赛珍珠研究》鲜明地阐述了全球化时代下赛珍珠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为我们提供了对待异质文化的视角与方法。李淑秀通过对《大地》、《群芳亭》和《东风・西风》的分析，探讨了赛珍珠的人道主义精神。2010年张桂玲在《论赛珍珠其人其文对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作用》中提出了以赛珍珠强大人格魅力感染学生、以其独具特色的作品滋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3.对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研究。姚君伟在《赛珍珠在中国的命运》和《我们怎样接受一个外国作家――赛珍珠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两篇文章中探讨了过去几十年来赛珍珠作品在中国的不同命运。刘海平在赛珍珠母校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主办的“赛珍珠百年诞辰国际研讨会”上也曾经做过《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的再审视》的专题发言。

4.对赛珍珠作品中所渗透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如周锡山的《论赛珍珠创作和论说中的辩证思想》具体阐述了赛珍珠对自己认识中国的辩证思想，对中西文化交融的辩证认识等。2004年，李贻荫通过对《梁夫人的三个女儿》的分析探讨了赛珍珠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的哲学思想。

5.对赛珍珠作品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2007年曾青梅通过对赛珍珠的《闺阁》与张爱玲的《金锁记》对比研究，探讨了赛珍珠和张爱玲女性意识的不同来源。兰守亭的《鲁迅与赛珍珠小说人物形象比较――以阿Q和王龙为例》以及朱坤领的《中国女性的悲歌与颂歌――论赛珍珠与萧红女性题材创作的差异》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赛珍珠和其他作家进行了深刻的对比研究。

6.对赛珍珠的创作风格与特色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雨初在《作者勃克夫人》一文中从风格、题材、结构、人物描写和写作态度五个方面分析了《大地》的写作特色。2004年张春蕾对赛珍珠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有过一番研究，认为赛珍珠“在创作方法和技巧上，她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情节结构的布局安排、叙述方法的变化运用”。[1]

7.对赛珍珠翻译作品的研究。《水浒传》作为赛珍珠的一部典型译著，引起了国内广大学者的关注。如唐艳芳的博士论文《赛珍珠翻译研究》、以及朱文武的《语用等效与文化信息传递的矛盾――对赛珍珠英译本评价的思考》等都是对赛珍珠的译著《水浒传》的研究。

二.赛珍珠小说研究中的方法

对赛珍珠作品的研究，从研究的理论方法看，既有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也有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原型批评理论、后殖民主义等新方法的尝试。

1.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90年代，姚君伟、刘海平等学者都研究了赛珍珠对女性命运、地位和自我实现的关注以及赛珍珠对待中国妇女的态度。21世纪以来，关注赛珍珠女性主义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如王利娜的《女权主义的先行者――读赛珍珠》，庄晓敏的《顺从与反抗――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赛珍珠中的阿兰》等。

2.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方法。郭英剑于1994率先把赛珍珠纳入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视野，在《赛珍珠：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中对赛珍珠的创作进行总体把握，他认为赛珍珠是一位反殖民主义者，是后殖民主义作家的先驱。2011年晏亮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关怀――以赛珍珠、杜拉斯为例》一文中阐释了赛珍珠和杜拉斯作为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西方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中渗透了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有效联合。

3.原型批评的方法。沈阳师范大学的王家勇独辟蹊径地根据弗雷泽的《金枝》中所描述的社会的无意识象征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比较研究了赛珍珠《大地》和中国作家叶紫《丰收》中土地的原型主题――死亡与再生。2008年朱骅在《幻梦与原型：赛珍珠笔下的“中国话语”》中指出了赛珍珠将西方知识话语中的“农业中国”原型与美国海外扩张的“新边疆”梦想结合，在不自觉中迎合了海外殖民的国家意识。

4.跨文化的方法。在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上，姚君伟推出了国内首部相关专著《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率先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视角切入，倡导对不同文化的建设性价值观念持宽容和接受的文化态度，从而论证了赛珍珠是积极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者。除此以外，他还在《论赛珍珠跨文化写作的对话性》中谈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是展开对话，达成相互理解，还是维持互相误解的状况，不同的选择，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是这个时候，我们联想起当年曾经通过多钟途径进行跨文化对话的赛珍珠。”[2]

5.比较文学的方法。北京大学的顾钧在他的博士论文《在中美之间――对赛珍珠小说的形象学读解》（2001）中，从形象学的理论视角来研究赛珍珠所塑造的中国形象。2010年吴小鹏又从形象学的角度，以作家的外部研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大地》中的中国人形象。

6.生态批评的方法。生态批评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于北美并迅速向世界扩展的批评浪潮，它站着在地球生物圈的高度上考察传统文学经典的构成、现成文学理论的得失，从而能够再现缺席已久的自然在文本乃至文化中的地位。[3]闫建华在《解读赛珍珠的生态意识》一文中从自然与人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了赛珍珠的《大地》，分析气候在《大地》中不容忽视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龙与土地的悲欢离合，也决定了王龙生命的轨迹和意义。[4]朱丽在《赛珍珠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探微》一文中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把生态关注与女性思想结合起来，关注父权制社会中的生态问题与女性的生存状态。

赛珍珠一生都致力于构建中西文化之桥，并力求达到“天下一家”的境界。因此，在这样一个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我们研究这位“沟通中西文化的人桥”的美国女作家不仅具有学术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张春蕾，徐晓明：《文化交叉小径边的一脉馨香――赛珍珠短篇小说创作特色论》，《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2页。

[2]姚君伟：《论赛珍珠跨文化写作的对话性》，《外语研究》，2011年第4期，第98页。

[3]闫建华：在《解读赛珍珠的生态意识》，《外国语言文学》（季刊），总第90期，第274页。

[4]韦清琦：《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