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范文10篇

女性主义范文篇1

［关键词］《地久天长》；女性形象；女性主义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便在家庭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女性主义认为，这种性别歧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会环境和人的主观思想建构起来的。电影《地久天长》中，三位形象各异、特点鲜明的女性形象使影片更加真实、完整。在《地久天长》中导演通过真实、独立的影像风格展开叙事，在女性主义视角下不加干涉地旁观三个女性的悲剧。

一、父权笼罩下的女性命运与性别偏向

自封建社会以来，“父权”思想就一直是社会秩序的代表。尽管今天在家庭里父亲的权威地位发生动摇，但是社会的秩序体系仍然维持于已有的父权制地位“父法”状态［1］。在影片《地久天长》中，导演通过对男性形象的塑造烘托出其中位居弱势的女性形象，也将影片中受男权压制的不同女性的个人命运展示在受众的视野中。影片中刘耀军这一人物形象是朴素踏实的，对待妻子和孩子认真负责且有担当，对待亲朋好友也真诚亲切，是一名典型的中国传统男性。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奠定了刘耀军与王丽云的家庭是中国传统家庭的相处模式。面对王丽云再也无法生育和失独的痛苦，刘耀军夫妇二人选择离开这座城市，在开启所谓新的生活后，二人的生活已然平静得像一滩死水。而面对他们收养的儿子刘星，在这个重组家庭中，依旧延续了中国传统式的父权制。刘耀军用最传统的管教方式树立了一个“粗暴严父”的形象，对于刘星的教育总是使用暴力和吼叫。在刘耀军和王丽云发现刘星枕头下面的随身听后，三人处在一个三角形构图中，王丽云和刘星站着，刘耀军则坐在椅子上，这个三角看起来并不稳定，而在后面刘耀军与刘星对话的镜头中，刘耀军始终是占画面更多的那一方，这个家始终在他的笼罩下发生着改变，而王丽云依旧在默许着一切的发生。刘星的出走使刘耀军又一次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而他对刘星这种近乎畸形的教育方式既是对亲生儿子的极度思念，也是他对自己父亲权威的强烈欲望。而王丽云的一生则始终生活在刘耀军画好的生活轨迹中，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她的悲喜都被笼罩在刘耀军的“父权”思想中。这也是大多数传统中国家庭的现状。王小帅导演用最片面但也最真实的方式揭露了一个无争的事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重男轻女思想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而消弭。影片中的人物对于“男性是家庭传宗接代的根本”这一思想是认可的。刘耀军和王丽云将领养的孩子的姓名改成刘星，又在刘星离家出走后极度愤怒，隐喻着二人内心对儿子的渴望与思念。家族子嗣的延续是影片中每个人物一以贯之的思想，女性则被刻画为“贤良淑德”的隐忍形象。二人回到故乡与远在海外的茉莉和她的儿子视频时王丽云慌张失措，刘耀军在看到桑尼是一个混血而非自己的孩子时，他既庆幸又失落。养子刘星在影片最后的回归毫无征兆，而刘耀军和王丽云在与刘星的通话中也没有任何责怪。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把刘星当成了一个心理慰藉，他能够代替亲生儿子延续香火。刘星最后带着女朋友回家也预示着养子刘星未来也会有自己的孩子，从血缘上讲并不是刘家的孩子，而从人伦关系上讲，刘星的孩子就是刘家的孩子。这体现出影片对代际传承的执念和对女性形象的功能化表达。

二、《地久天长》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脱离时代独自生存，尤其在时生巨变的时候。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认同，也有着不同的社会观念［2］。《地久天长》中，两个家庭中的三名女性形象并不相同，却又同时都被时代打上了不同的苦痛烙印。

（一）王丽云——传统的中国女性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与文化中，女性的形象应当从“三从四德”、在家“相夫教子”等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展开。王丽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刘星发生意外前，在幸福的三口之家中，她对丈夫刘耀军温柔体贴、包容顺从，对儿子刘星更是疼爱有加，也正是因为她生了刘星，才让她有了在家中的“地位”。而在刘星溺亡后，王丽云这一女性形象则失去了自己生活的轴心。王丽云一直围绕着丈夫和儿子生活，她对自己的角色认知一直都是妻子和母亲，而忽略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面对被迫流产发生意外导致终身不孕，她选择了默默承受，将时代带给她的伤害自己消化，甚至承担不是自己造成的失误；面对儿子的意外溺亡，她选择了隐忍；面对养子刘星的叛逆也一味地惯着。她在发现刘耀军与茉莉发生关系后想要以自杀的方式成全，因为她认为是自己的无法生育造成了刘耀军再无子嗣。王丽云一直在隐忍，也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感情，这种隐忍不是一味地逆来顺受，而是在坚持着自己内心最根本理念的同时为了生存只能选择无声抗议［3］。在这种隐忍与克制中，王丽云逐渐失去了自我意识和尊严，永远失去做母亲的资格的她，在她自身看来已经毫无个人价值，她甚至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着，也从来没有想过为了自己而活着，仿佛当她的身体再无作用后，她也就没有了社会地位。

（二）李海燕——时代洪流中的牺牲品

李海燕与王丽云都是妻子和母亲，而不同之处在于李海燕还有负责计划生育的主任职务在身，所以从形象和性格上来看，李海燕比王丽云更为犀利和古板。李海燕在整部影片中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有反面色彩的人物。她因秉承着对工作的负责，逼着自己最好的朋友王丽云去医院流产，从而直接导致了王丽云的终身不孕。而自己的儿子沈浩又间接造成了刘星溺亡。一个家庭中的母亲和儿子导致另一个家庭一步步走向破碎。李海燕此后也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李海燕对王丽云和刘耀军愧疚了一辈子，在她生命快要结束时，对着回故乡来看她的王丽云说：“我们有钱了，不怕，你可以生了。”但其实无论有钱没钱，王丽云都已经丧失生育能力，而对于李海燕来说，这是她的终身遗憾和对自己的埋怨。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计划生育政策十分严格，作为一名管制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李海燕有责任积极落实工作，响应国家政策。李海燕的行为并不是能用对错去衡量的，她只是在按照规矩办事，所有的后果也不是她一人所能预料和承担的。在当时的社会中，亦有许许多多的“李海燕”和“王丽云”，她们只是时代洪流中的牺牲品，个人的即政治的，她们的悲剧命运也映射出整个时代的悲剧。

（三）沈茉莉——时展夹缝中生存的女性

在《地久天长》中，沈茉莉这一女性角色是有别于王丽云和李海燕而存在的，导演将她贯穿于计划生育、工人下岗、改革开放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使她一步步成长为一名新时代的女性。然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沈茉莉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她敢于说出全家人不敢对李海燕提起的话，也立刻站起来收拾碗筷，出于习惯也出于自己内心的一丝胆怯，所以她才对李海燕的反问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沈茉莉的开朗纯真带给身边人快乐与激情，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女性形象。而中年时期独自来找刘耀军的沈茉莉身着白色衬衫，知性且独立，内心却有着替自己的哥嫂还给刘耀军和王丽云一个孩子的想法。她想要用自己的身体为哥嫂一家带给刘耀军一家的伤痛赎罪，这使沈茉莉这一女性形象充满了矛盾和对立点。而沈茉莉也象征着刘耀军作为一个男人最后一点对生活、对女性的欲望。沈茉莉最后选择打掉孩子出国，并在国外生下了儿子桑尼，也意味着她终于突破了世俗的羁绊，挣脱了道德的束缚，成为一个为自己而活的独立女性，与王丽云和李海燕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

三、结语

《地久天长》刻意隐去了具体的时间和年份，把两个普通家庭之间的悲欢离合放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去审视，而其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对代际传承的偏念揭示了女性在传统的家庭人伦中被忽略的精神情感和作为男人附属品而生存的悲剧命运，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下足以看出女性的解放不仅仅是人的解放，更要从思想上解放。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已经是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但直到女性地位真正与男性地位平等之前，女性主义仍是电影艺术中值得深刻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李炳旼.“父法”秩序的制约与父权的弱化：“第六代”电影中的社会现象［J］.艺术百家，2006（5）：167.

［2］张荣.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认同形成机制的发展及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2016（11）：204-209.

女性主义范文篇2

女性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面临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严峻挑战，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女性文学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高潮态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在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学现象的冲击下变得落寞、边缘，虽然有不少学人关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命题，像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等，对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多是从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史入手，系统阐释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具体应用及存在问题。而孙桂荣博士的专著《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则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史的线性梳理，在当下女性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书选取了一个全新的时间角度“消费时代”(即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新世纪前后)作为论述的背景视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现场相结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做整体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嬗变，深入阐释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消费时代的具体变化和文本表达，建构了一套适合中国消费时代语境的“中国女性主义”话语体系。该书分为“理论潮流”和“文学生态”上下两编。“导言”部分首先对“消费”、“消费文化”、“消费时代”等概念的内涵、特征做了详细的界定阐释，探讨了消费时代的中国对文学、性别、女性主义的巨大影响。其次系统介绍了本书的独特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出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女性文学批评史，而是立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实践，是对文本中呈现出的性别观、女性主义观念进行重点考察后进行的全新学理总结，是从作品到理论的归纳法呈现。

“理论潮流”部分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独创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命题，即西方原创性、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中出现的话语分裂、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这一命题具有消费时代的中国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当下形态，即中国女性主义在消费时代文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该部分重点研究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女性主义”表达与西方原创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学界呼唤的精英化女性主义之间的话语缝隙，填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较大的学术创新价值。该书用两个章节“‘后女性主义’:消费时代的性别修辞?”、“‘后女性主义’批判的难度与限度”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外延、文化语境、批评现状等相关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此外，该部分还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女性意识’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等独具开拓性的学术话题，从学理层面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消费时代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总结。

“文学生态”部分全面透视了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该部分从消费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八个章节，如“女性小说人物塑造的现实性分析”、“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的身体话语与性别”、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性别误区(“性别魅力的彰显”、“性别修辞”、“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别偏执等深入细致地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对新生代作家的论述是一大亮点，着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经济转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卫慧、朱文颖、魏微等在创作中呈现出的消费时代特点，如身体写作(表现女性自我主体的性欲望)、身体与物质的关系(性别的利用与依赖)、精神虚无、个人化、边缘状态、“外来者”身份等。这种把新生代文学与消费文化、性别话语紧密结合的研究，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此外，第十三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物语”研究角度新颖独到，分别从“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网络时代的性别偏执”、“一代人的‘身体写作’”三方面展开论述，对消费时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学中的性别表述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并对“70后”和“80后”不同文学代际的作家进行比较，发掘他们在文学语境、叙述场景、文体选择、叙述语言、叙述姿态等性别表述上的异同性和具体展开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断裂”本质，即从写作观念、理论资源、表述方式的“断裂”到文学场结构功能的“断裂”。这种对青春文学性别倾向性的系统研究，很好地对接了新世纪文坛创作研究的“当下性”传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目前，孙桂荣博士的女性文学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此外，她还出版了《自我表达的激情与焦虑: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上海文学》、《东岳论丛》、《中国女性主义》等刊物发表多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可见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已走出了一条坚实而独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学术前景更加美好。

女性主义范文篇3

[关键词]女性主义；民族国家；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晚清以来各种思潮的底色和主导力量，与晚清传入的在西方方兴未艾但仍居边缘的女性主义不期而遇将呈现怎样的图景？戴锦华认为:“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并置似乎十分逻辑又不无荒诞”。之所以荒诞，在于两者在理论表述系统中形同水火。从女性主义立场来看，民族主义尤其是其典型形态“国家民族主义”，无疑是父权结构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压抑与暴力之源。而从民族主义立场上看，女性主义或是一种女人的无事生非或奢侈之想，或是一种极端危险、极度可疑的鼓噪，或二者兼有。[1]然而，在实践层面上两者却又彼此介入、相互渗透，“女性主义作为妇女运动的一种策略，在实际行动中提供介入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妇女实际处境不仅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语境加以理解，根本上就是民族/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实践层面上的这种奇特的勾连使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常常纠缠在一起，形成既互构、又碰撞的关系。然而，学界对两者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两者的内在张力关注尤少，本文选取女子教育作为切入点，以期对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思考，探究对本文主题展开新的更为深入而全面理解的可能性。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语互构

受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召唤，一切现代化运动都不能离开民族主义的保驾护航，否则将难以长久，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亦不例外，它与百年现代化历史相始终，因此，中国女性主义的历史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既互为前提，又相互依赖。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互构的动因

其一，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需要。自晚清戊戌维新运动以来，民族危亡如影随形，无时不压迫着时人特别是男性知识精英的神经，引发其对民族未来的忧虑和思索。虽然女性是民族国家的“她者”，但民族国家在建构“自我”的时候，却需要倚仗这个“她者”。男性知识精英由对民族国家的关注而把焦点集中到女性身上，女性被认为是富国强兵的负担，属于被“唤醒”的普通民众之一部分，由此她们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隐喻”和前瞻性设想的一部分。“我中国之所以养成今日麻木不仁之民族者，实四千年来沉沉黑狱之女界之结果也……唤起国魂，请自女界始！”[3]亚特进一步论证：“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4]这里的“国民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母亲，而是一个“隐喻”，女性在此成为民族国家建构自身的能动机制。

为了论证女性与国家的关系，先进知识男性一方面将中国的软弱归结于中国的“种气”不强，进而归因于女性身体的软弱（“小脚”），不缠足运动由此发端。另一方面，如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把中国经济实力弱归结为“二万万女子为食利者”，“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现实却是“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5]在这里，梁启超不惜通过全盘否定妇女在历史上的贡献（事实上妇女一直参与生产）来强调女学的重要性。无独有偶，马君武翻译的弥勒·泰勒《女权说》中竟出现“家庭者，国之脊骨也，在家庭间如是，在一国中亦何独不是”、“女人遂能与国相直接而有国民之责任焉”等“符合国情”的语句。显然，马君武是出于民族国家的诉求而把个人观点渗透其中。正如王政所言：“女性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有话语权的男性言说，女子既被说成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又被再表现为民族落后的象征，男性提出妇女问题（妇女是‘问题’），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的途径，妇女是载体/手段，强国是目标。”[6]

其二，精英男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需要。20世纪初，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倾轧，中国人的“被殖民”心理开始泛滥，使得精英男性对自身身份和民族认同产生焦虑，由此把女权表现为现代男性和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康有为在“妇女之苦总论”中列举了女子遭遇的八种“不得”权利（即八种性别压迫），正是它们造成女子低下的社会地位，因此主张“天赋人权”，“女子亦人也”，侵犯女子的权利即是侵犯“天权”，甚至提出废除家庭的激烈主张，[7]但是他“解放”妇女的思想是要成就世界大同的目的，所以并未意识到唤醒女子的自觉，可见其妇女观是以男人为本体，出自男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需要。金一毫不掩饰对西方平等自由的向往：“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卷烟，手榔杖，肩随细君，挈带稚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吾惟以间接法知之。”[8]“肩随细君”流露出他渴望找到一个红颜知己享受真正的爱情，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通过标榜男女平等，向欧洲白人看齐，以示自己的现代男性身份。

难怪何震尖锐地质问：“何近岁以来，为男子者，转提倡女子解放之说，主张男女平等之制？”她总结出三大原因：一是由于“中国男子崇拜强权……于一己之妻女，禁其缠足，使之入学，授以普通知识，则中外人士，必将称为文明”，因此男子是“因求名而解女子者也”；二是通过解放女子减轻自身养家的压力，“生值此时，悟室家之累己”，“乃提倡女子独立，以女子依赖于男为大戒”；三是为了女子能胜任治家教子之职，“中国男子以家自私，以后嗣为重，而治家教子之劳，又非一己所能堪，乃欲以治家教子之事，责之女子”。[9]简言之，解放女子就是为男系家族培养优秀的后代。对这个年代的精英男性来说，推崇女权既表达了处于种族等级结构劣势的汉族男性对平权理念的追求，也是处于动员女子加盟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还是建构现代男性主体的一个要素，把自己和以往的男性区分的标志，并为自己作为一个解放者的身份做铺垫。

其三，知识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需要。在民族国家内部，对女性的定位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求妇女成为“新女性”，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对于“新女性”之不纯净的焦虑：“她”既要与西方女性不同，又要与传统女性不同。这显示了妇女与国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面对这一困境，当时的知识女性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主义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女性主义一旦被抽去了民族主义的内核，它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便受到威胁，女子解放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她们在思想上达成一种共识：只能通过对民族国家尽责任来实现男女平权，通过建构责任话语来建构女性的主体身份。“从前女界虽权利失尽，然义务亦失尽”，“吾辈欲与之争，须先争尽我辈之义务，则权利自平矣”。[10]她们自觉地把尽义务、参与社会，作为争女权的条件之一。

20世纪初成长起的一批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知识女性群体就是例证。陈撷芬创办《女报》；吕碧城担任天津《大公报》编辑并创办女子教育会；何震在东京成立女子复权会并创办《天义》杂志；张竹君在广州创办多所医院和女校，被誉为“女界梁启超”；更有早年留学海外、回国后开办医院救死扶伤的康爱德、石美兰……据张玉法在《清季的革命团体》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涌现的女子团体达40多个。有些团体直接以“争取女权，振兴女学”为宗旨，如1903年薛锦勤创立的中国女维新会，1904年胡彬夏创建于东京的共爱会，1905年秋瑾创立于东京的雄辩学会，1906年炼石（燕斌）等创立于东京的中国留日女学会等。此外，她们还对“如何尽义务”进行理性思考。燕斌主张通过增进学问来尽义务和提倡女权，“你如在社会上尽一分义务，自然就有一分权利，尽十分义务，就有十分权利。这是丝毫也侥幸不得，所有本提倡女权，是要指望大家先从真实学问下手。”[11]木兰同乡在演讲中主张以女子教育为切入点来建设国家：“专靠男子总是做不出什么事业的，还得要我们姐妹们把国家支持起来……政治问题，真是千条万绪，总得寻个头脑。第一以女子教育下手。”[12]忏碧阐述了自由与学问、权利的关系，“自由的资格只有求学问了……有了自由的资格，就可以享得自由的权利，就可称谓自尊自贵。我们女界中既然能够自尊自贵，他们男界要想侵犯我们的自由，也无从侵犯了。”[13]

（二）互构的标识：“兴女学”成为国家话语

上文已论及，精英男性在设计现代化蓝图时已将女性纳入其中，然而“废缠足”仅仅解放了女性的肢体，要解放女子的精神，使其成为相夫教子的“国民母”还有赖教育。最早提出女子教育的是早期维新派陈虬、宋恕、郑观应等。陈虬提出，中国应“设女学以拔其材，分等录用”，他认为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妇女不读书、不参加劳动，这无异于“无故自弃其半于无用，欲求争雄于泰西，其可得乎”？[14]1891年宋恕对中外女子教育状况作比较后，指出：“白种之国，男女识字者多乃过十之九，少亦九十之二。黄种之民，识字者日本最多……印度识字者今亦得百分之四”，而中国“计今识字者，男约百分之一，女约四万得一，去印度尚远，况日本与白种乎？”明确主张效仿日本，分设学校，对6－13岁儿童不论男女实行学校教育；女生学有所成者给予“博士号”；女教师难求时可“暂许延男师”[15]。1892年郑观应在宋恕设想基础上提出实施方案:“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16]，他的女学观体现了一种新旧兼容、中西并包的原则。

“兴女学”虽被作为强国之策而提出，但此时大多限于坐而论道。甲午战败使朝野震动，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在救亡呐喊中，女学不兴被认为是国家积弱的根源。梁启超的言论把这种观点体现得最为充分：“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本原也”，因此指出天下急务甚多，“然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其理由有三：一是只有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才能“富国富民”；二是让妇女接受教育既有利于家庭和睦也有利于社会进步；三是把西方“男子之半，其导源亦出于妇人”作为女学重要的佐证。在此，他把学习西方女学与批判现实、改革政治融为一体，将倡兴女学与叙述国事、描绘危局融为一炉，得出“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17]的结论。金一提出的“女子教育之八种方法”无一例外服务于民族国家，“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教成德行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两方法将妇女稳置于家国机制当中，“教成坚贞节烈，提倡革命之人”[18]进一步把妇女解放的诉求归于革命旗帜下，以将女国民奉献革命为最高鹄的。柳亚子亦认为“欲光复中国于已亡以后，不能不言女学，而女权不昌，则种种压制、种种束缚，必不能达其求学之目的”[19]，也把女权与女学相提并论，但落脚点仍在女学。总之，这些精英男性通过撰写檄文，抨击传统，倡言女学，使“兴女学”作为一个符号深入人心，并逐渐被建构成国家话语。

与此同时，先进知识女性借助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权”等理念，纷纷在自办的报刊上撰文，为“兴女学”思潮推波助澜。康同薇指出：“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礼……特立大学校于会城（省城），务平其权”，且认为这符合“孔子之道”[20]；薛绍徽的见解更引人注目，她以孔子“其教人也，兼男女而言之”为依据，指出女教“几几乎微”的可悲局面是封建礼教造成的，推说周官旧政被封建统治者所篡改。[21]康、薛两人一方面借用“天赋人权”观为兴女学张本，另方面又非要使之符合孔子之道和古代礼仪，反映了维新派妇女女学思想的矛盾和不成熟。林宗素把女学作为倡导民权与女权的先决条件，在《女界钟》序言中说：“处二十世纪权利竞争之世界，苟不先归重于学问，而徒倡言民权，女权无当也”,“使之由学问竞争进而为权利竞争。先具其资格而后奋起夺得之，乃能保护享受于永久。”[22]燕斌在日本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因经费不足只办了5期，但涉及女学的文章就有10余篇。比如佛群从历朝历代的女学与国家的盛衰关系来说明兴女学的重要性；[23]燕斌提出“斯教育一女子，即国家真得一女国民，由此类推，教育之范围日以广，社会之魔害日以消，国民之精神即日以发达”[24]；清如反面论证女子不受教育的不良后果，“今夫一女不学则一家之母无教，一家之母无教则一家之学失教，积人成家，积家成国……”[25]。她们从不同角度阐述女学的重要性，并借助民族主义话语来为女学和女权鸣锣开道，某种程度可以说，她们参与精英男性的共谋来使“兴女学”成为国家话语。

二、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语碰撞

在20世纪初叶几乎所有关于女性问题的言论，都围绕女性“天赋人权”与奉“民族国家建设为第一要务”之间的矛盾而展开，换言之，呈现了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碰撞。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碰撞的根源

其一，假设的主体与看待历史的方式不同。民族主义假设的是一个忠诚团结合一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主体，以及连续性的线性历史，而女性主义假设的主体要从历史生存的父权制挣脱的女性群体，多少具有不忠性，且肯定历史断裂性。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预示着仅仅以民族主义来解决女性主义必将失败，但女权主义一旦从民族主义话语中剥离，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因此能否找到中间道路成为女性主义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女性自觉地把女权运动与民族主义靠拢，反复强调伸张女权即强国，而不是性的战争，如向警予所言：“女权运动是妇女的人权运动，也是妇女的民权运动。不独妇女应起来运动，即不是妇女而是一个酷爱民权的男子也应起来帮着运动。故女权运动的真意义，绝不是性的战争。”为动员女权组织加入国民革命，向警予甚至将民族主义从女权主义中分离出来，并告诫女权主义者：“若妇女心营目注的只一个‘女权’，而于‘国权’漠不关心，任洋人共管也好，军阀专横也好，是先自己剥夺了自己的‘人格’和‘民格’，而反腆颜以求女权，岂非天下大愚，可耻之尤！”[26]因此，她主张妇女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运动的口号除“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男女教育平等”、“结婚离婚自由”外，还应加入“打倒外国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体现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

其二，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同。民族主义建立在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种族群体基础上，对民族国家的“天然”合法性笃信无疑，它把自身置于霸权统识的地位，“民族主义一般被看做一个社会中压倒其他一切认同，诸如宗教的、种族的、语言的、阶级的、性别的、甚至历史之类的认同，并把这些差异融会到一个更大的认同之中”[27]。这种霸权统识难以避免地会侵犯个人自治乃至剥夺个人权利，“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主权，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造成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专制的政治主权。”[28]因此，民族主义极为关注其他群体包括妇女是否会拒绝这些表述。比如萧红在《生死场》中从女性身体出发，通过建立特定的观察民族兴亡的角度，窥见了女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叉和冲突。[29]

由于女性主义是建立在个体基础上，以天赋人权为依托，因而倡导妇女人权，批判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和不利于女性的性别秩序，以及维护、建构和强化这些关系和秩序的意识形态与践行，如父权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等。因为如英德帕尔·格鲁沃所言：“父权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统治模式都存在种族、性别和阶级歧视，提倡限制女性的空间；民族主义一方面需要妇女的参与，尤其是以她们的母亲和民族生产者的角色来参与；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不希望妇女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忽视给予她们平等的公民地位。”[30]辛亥革命中，众多妇女投身革命，为中华民国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连孙中山都发出由衷的赞叹，但民国成立后的以唐群英为首的妇女参政运动却惨遭失败，这是明显的例证。

其三，政治诉求不同。民族主义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强调国家权力的构建，对主权的追求是其政治诉求的首要特征，“尽管采纳民族国家的观念意味着全体‘人民’的象征性提升，但对民族主权的解释仍然会发生显著的分化，理论上的人民主权被代表着一个独特民族的整体利益的国家意志所取代。”[31]换言之，赋予民族国家高度的自主与优先地位，藉以集中意志与力量，达成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家）的生存、稳定、自保与发展是其首要目标，对性别抱持中立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金天翮等主张以“国民之母”为目的的“女权”，就是因为以民族国家为理想的国家体制，而没有意识到民族国家是在性别分工的社会制度上建立的。

女性主义的目标则是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必然会质询以国家主权为统驭性前提的国家建制中的“妇女”所面临的新的压抑。在历史上，妇女一直在做磋商较量（negotiation），用各种运作方式，争取自己的空间和利益，但始终是在男权框架之内。直到女性主义诞生，才开始挑战、质疑男权大框架。20世纪前后的中国女权，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质疑和反对儒家大框架中的男尊女卑，要求改变社会性别等级关系，但是这类议题很快在民族主义话语、党派政治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笼罩下被边缘化了。在此，民族主义实际上充当了覆盖女性主义政治诉求的一把大伞”，两者冲突在所难免。

（二）碰撞的关节点：贤妻良母主义之争

由于精英男性兴女学的初衷并非出于妇女解放的需要，而是服从于强国保种和救亡图存的强烈渴望，“夫国势之积弱，既为女学不兴所致，则今日之兴女学，所以救国也。”[32]无形中就与女性主义对妇女权利的追求发生冲突，使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碰撞在所难免。在“兴女学”成为两者的共识之时，究竟把女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即女子教育宗旨）成为碰撞的关节点。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创办女子教育的热潮中，盛行于日本的贤妻良母主义作为一种话语传入。所谓“贤妻良母主义”，就是基于西方一夫一妻制近代家庭的基础上，以国家观念为基调，分别要求互相遵守各自的本分，女性通过尽贤妻、良母天职间接地贡献于国家。[33]它重视的是女性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忽视女性的权利，并以为女子只能助男子成事业，难以自成事业。

《论女学宜先定教科宗旨》一文（1907）呈现了贤妻良母与非贤妻良母两派的争论。持贤妻良母主义者，认为一切教科目的专注于女子应尽之义务（为妇为母之道）[34]，把教育子女、管理家务作为妇女的天职，反对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其核心在服务于民族国家。正如梁启超所言：“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因此，“考其华文功课，如《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皆有用之书也”[35]就不足为怪了。而持非贤妻良母者，认为一切教科目的在于与男子服同等之义务，目的在于养成“社会的人”，她有和男子同样的“做人”目标和担负社会改革的责任。难怪时任《女子世界》编辑的陈以益撰文对贤妻良母主义提出质疑：“今之女校，一以造成贤妻良母为事……彼男子之教育，授种种之专门学问，今于女子则仅授以普通之学识而止，非重男轻女耶，非与男尊女卑之谬说相等耶”，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贤妻良母之教育，犹教婢女以识字耳，虽有若干之学问，尽为男子所用”[36]。但争论的最终结果仍旧认为我国女子教育应从贤妻良母入手。事实上，其时热衷于女学事业者办学宗旨亦为贤妻良母主义。

在贤妻良母主义获得诸多精英男性青睐的同时，早期知识女性反对的声音尽管微弱但能清晰可辨。燕斌针对女子地位几无改变的现状，敏锐地揭示出背后的原因：一是“维新之功全出于男界，女界无与也，故对于社会上不能占据势力，男界因得以限制之”，二是“其精神教育到非女子所得知，故所造就者，良妻淑女其上选也”[37]。《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致女界全体书》也对贤妻良母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女子秉历史的贤妻良母之沿革……其周围环境，无一非纳女子于贤妻良母之域者”，“故教科可以苟简，教师可以陋劣，高等大学可以不入”，进而把矛头直指社会制度，“女子今日实力之不足，实社会之制度与教育有以致之，而非女子本身之过”，最后提出“应力辟贤母良妻之谬妄教育，否认苟简的女校教课，女子教科，与女校的陋劣教员”[38]。这只是知识女性与精英男性在女子教育宗旨上的短兵相接，事实上，“贤妻良母”论与反“贤妻良母”论贯穿于近代女子教育的始终，折射出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磋商和较量。

参考文献：

[1]戴锦华.导言二：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A].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7.

[2][30]陈顺馨.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介入[A].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4.

[3]黄公.大魂篇[A].前辈谈人权-中国人权文献选辑：（二）女性与人权[C].朱荣贵主编.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1，110.

[4]亚特.论铸造国民母（1904）[A].前辈谈人权-中国人权文献选辑：（二）女性与人权[C].朱荣贵主编.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1，45.

[5][17]梁启超.论女学[A]，饮冰室合集（文集1）·变法通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9，37－45.

[6]王政.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性[A].越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178.

[7]康有为.妇女之苦总论[A].朱荣贵主编.前辈谈人权-中国人权文献选辑：（二）女性与人权[C].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1，33－40.

[8][18]金天翮著，陈雁编较.女界钟·小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44－45.

[9]何震.女子解放问题（1907）[A].前辈谈人权-中国人权文献选辑：（二）女性与人权[C].朱荣贵主编.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1，84.

[10]陈撷芬.女界之可危[N].中国日报.1904－4－26、27.

[11]燕斌.美国女界之势力[J].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1）：81.

[12]木兰同乡.恭贺新年[J].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3）：30.

[13]忏碧.妇人问题之古来观念及最近学说[J].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5）：34.

[14]陈虬.治平通议.（一）[A].周秋光等主编，湖南教育史[M].长沙：岳簏书社，2002（2）：260.

[15]宋恕.变通篇·开化章第四[A].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下）：865.

[16]郑观应.女教[A].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下）：866.

[19]柳亚子.哀女界（1904）[A].前辈谈人权-中国人权文献选辑：（二）女性与人权[C].朱荣贵主编.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1，53.

[20]康同薇.女学利弊说[J].女学报，1898（7）.

[21]薛绍徽.女教与治道相关说[J].女学报，1898（3、4）.

[22]林宗素.侯官林女士叙[A].金天翮著.陈雁编校.女界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5.

[23]佛群.兴女学说[J].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3）.

[24]燕斌.中国新女界杂志发刊词[N].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1）：1.

[25]清如.论女学[J].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2）:7.

[26]苏平.向警予同志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A].向警予纪念文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100.

[27][美]杜赞奇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

[28]朱维铮.清末的民族主义[A].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C].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200.

[29]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M].上海三联书店，1999，201.

[30]苏红军.柏棣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38.

[31]姚大力.变化中的国家认同[A].载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59.

[32]万国公报[C].1899（125）.

[33][日]大滨庆子.“贤妻良母”与近代日本女权主义[A].中国女性文化[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3)，135.

[34]论女学宜先定教科宗旨[N].女报.1909.

[35]梁启超.倡议设立女学堂启[A].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9(2),19.

[36]陈以益.男尊女卑与贤妻良母[N].女报1909.

女性主义范文篇4

关键词：翻译研究；　女性主义；　文化研究；　反思

女性主义①翻译研究首先于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于加拿大，主要是女性主义思想与翻译理论的结合。它将“性别”看成是文本创作的重要因素，试图通过语言突显译者的性别主体作用，从而在文化上追求女性独立的体验和女性文学自己的传统。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强调译者主体性、关注女性写作文本和语言、彰显女性身份和地位的翻译。其代表人物有雪莉·西蒙（Sherry Simon）、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等。她们提出的很多翻译理论对传统的翻译研究有广泛的影响。

一、翻译活动中的性别视角

随着反抗压迫和争取平等自由权利的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人们开始关注两性的性别差异，所以“性别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女性主义者们常通过“性别”这把利剑抨击父权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压抑，并通过翻译话语抵抗性别歧视。雪莉·西蒙说：“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②那么究竟为什么有学者将翻译自然而然地同女性结合在一起，并且贬低女性翻译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呢？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一直处于原作的“模拟”和“派生”的地位，无法与原作相提并论。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在《翻译的性别隐喻》中说：“译文被视为‘贞洁的少女’‘情妇’或‘不忠的恋人’。”③显然，翻译与不同层次的女人的特征相结合，恰恰说明了在两性对立的模式中，男性被赋予正面价值，而女性只是证明男性存在（包括性）的工具。  比如在伊娃·恩斯勒（Eve Ensler）的《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中，男人们痛恨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却又堂而皇之地成为蹂躏她们的禽兽；他们为了极力维持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不断地将女性打压和排斥到边缘地位。追根溯源，这种现象还是一种男女在性别文化地位上的不平等，即由“性别差异”造成的。男女两性有着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女性文化相对于男性文化是被动的，是被阉割过的，这就像翻译较之原作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一样。首先，从生理性别属性来说，男性和女性是不可置换的。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具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权力的一种形式。相应的，从文化性别属性而言，原文和译文也是这样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抗。译文就像女性的性别特征一样，只是原文的语言转换，是无法进入经典之流的；而译者也相应地遭到学界排挤，视为低价的工作。所以通过种种比较，一些人就从译文身上找到了女性这个“同等低劣”的对应口。然而，这种强势与弱势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正如古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古希腊，却在文化上被古希腊征服一样，人们只看到翻译在“复制”，并没有注意到翻译所承担的沟通不同民族文学、文化的桥梁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过滤和再创造都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心理认同过程。同理，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将女性群体的文化和思想传播到大众中，而翻译在此时充当了女性传统和文化交流的媒介。因此，笔者认为，将翻译与男权意识中的女性相提并论是不妥的，因为翻译不会永远处在边缘地位，女性也不会永远处于“失声”的状态。埃莱娜·西苏在其作品《美杜莎的笑声》中就提到女人“甚于男人”的特点：“女性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男人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地写作。”④西苏不但提出了“躯体写作”的口号，也赞赏女性这种描写肉体美感的方式。女性通过写作来觉醒，走向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同样，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男性作家的作品时，也会相应地进行改编和再创造，吃掉男性作家笔下扭曲、诋毁女性的话语，呈现出符合女性价值观的译作。所以，翻译并非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属性，虽然翻译出自原文，但经过“再创造”的翻译是具有不同于原作的面貌和价值的。作者列举的这个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抹杀了男女二元对立和翻译的女性属性的模式，从而颠覆了男性中心主义思想。

二、女性主义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如上文所述，由于性别差异，女性与翻译一样通常被贬斥到边缘地位，所以，女性主义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选择文本”的阶段，通常会融入女性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筛选，从而突显女性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体验。再者，与男性译者不同，女性译者通常更注重妇女的“身体语言”，也更在意通过字、词的翻译彰显女性译者的主体性。比如，伊娃·恩斯勒的《阴道独白》引入中国时有两个较为权威的译本，一个是喻荣军的翻译版本，另一个是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的改编版本⑤（此外还有各种高校社团、专业和民间团体改编的版本）。由于艾晓明教授是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者，所以其翻译版本字里行间散发着反抗男权思想、唤醒女性独立意识的气息。在原作中“因为他喜欢看”（Because He Liked to Look at It）这一章有这样一段话：“Our self-hatred is only the internalized repression and hatred of patriarchal culture.”⑥ 喻版的翻译为：“我们自己对它的憎恶只是来自我们内心的压抑，我们自己对它的憎恶是我们强权文化所宣扬的结果。”而艾版的翻译是：“我们厌恶自己，这只是内化了父权文化，因为这个文化让我们压抑性欲、讨厌自己。”可以看出，对于“patriarchal”这个词，喻荣军翻译为“强权的”，而艾晓明翻译为“父权的”；并且，喻版将“强权文化”放在了末尾，而艾版却强调是父权文化让“我们压抑和讨厌自己”。相较而言，男性译者更注重作者宏观的感情，而女性译者更关注敏感词汇的细节问题。其实“patriarchal”原意是“家长的”“族长的”，但是艾版直接深化为“父权的”。这就要谈到原剧作者伊娃·恩斯勒，她本身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的创作初衷是因为了解到很多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个人体验被剥夺和长期身体得不到尊重的遭遇，所以希望以大胆诉说阴道的方式使女性认识并认同自己的性别属性，坚决反抗性别暴力。而同为女权主义者的艾晓明在翻译时也就更有共鸣：她看到了作者笔下抨击父权文化对女性压抑和侮辱的隐含话语，展示了女性苏醒了的主体意识和女性文化色彩。再者，女性主义译者较之于男性译者在翻译时，对于女性身体词语的翻译也更加直白。以以上三个版本为例，在第二章“阴毛”（Hair）中，原剧写道：“I realized then that hair is there for a reason.”喻版翻译为：“于是，我认识到那层细软的毛发长在那里的原因。”而艾版则直接译为：“终于，我明白了，阴毛的存在是有道理的。”两版的差别显而易见，喻版采用了委婉的说法，而艾版则直呼“阴道”大名。笔者以为，艾版这种露骨的译法恰巧符合了女性主义者将女性的身体话语大声说出来的思想。在男性主义社会中，严苛的社会风气让女性无法在公众场合直呼阴道的名字，只能用隐语暗示。笔者推测，喻荣军作为一名男性，也是出于对代表女性的敏感词汇的忌讳才选择了委婉的译法。这也证明了女性译者在翻译时有意识地对文本的译法进行了干预，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但是，强调译者的主体性或者主观能动性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女性主义译者介入社会的有效手段，过度将翻译同政治手段联系在一起的方法着实有些偏激。女性主义者们从翻译的角度出发以及思维的扩散应始终围绕翻译的本质进行，大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男性对女性的尊重，提升译者、译作的地位。

三、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反思

翻译的本质目的是什么？不同视域下的翻译的目的不尽相同。解构主义者强调，在解构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和译文从属于作者和原文的关系，倡导原文与译文间的平等互补模式；而女性主义者则是要摆脱译文与原文的性别从属关系，突出女性独立的特征。笔者认为，翻译虽然在不同视角下的追求各异，但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生产出优秀的译文，使不同民族了解到本语文化的精髓。就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而言，翻译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女性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操纵，但是它不该成为女性政治实践或者文化策略的工具，从而丧失了翻译的本质。正是由于女性被视为“第二性”的特点，很多女性主义译者往往只选择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忽略了男性作家写作中有价值的文本。实际上，这种选择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偏颇。我国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就是以旦角为世人熟知。京剧剧本就是作者的原创，而演员就是译者。这样看来，优秀的译者是完全可以站在对方性别的角度诠释好原作的。同样，很多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依然是很美好的，比如说巴尔扎克笔下天真烂漫的欧也妮、哈代笔下坚忍不拔的苔丝，以及雨果笔下纯洁善良的爱斯梅哈达。女性主义者不应该只将目光局限于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因为“性别”这个概念已经广泛深入到人们的思想生活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意识到传统的男女失衡的性别问题，所以他们也会感同身受地将这种现象以翻译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是女性在翻译时更加直接而已。而就女性主义者通常提到的“忠实”原则来说，其目的无非是希望人们忠实于“女性自我的写作方案”⑦。但问题是女性主义者提倡的“女性译者的主动性”是否会重蹈男权主义者贬低女性形象的覆辙呢？因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译者一定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所学所感对文本进行批评性的解读。如果“忠实”变成了“极端忠实”，让一些狭隘的女性主义者将语言作为打击男性译者或作者的工具，那便不可避免地会回归到性别的二元对立当中去。因此，英国意识流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在其作品《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中提出的“双性同体”概念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二元对立的旧有模式。伍尔芙在对妇女的创作考察中常常从其个人文化教养和经济地位的角度进行切入，她认为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女性的情感生活、工作经验被男性严格限制已是司空见惯，而这正是女性的翻译创作难以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不仅要抨击男权中心对女性的压制，同时也要积极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使得两性互相接纳。而笔者认为，“双性同体”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译者要在翻译过程中具备双性的视角和换位思考的能力。两性间相互理解是一方面，同时，在选择文本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减少“性别因素”带来的歧视、侮辱和压制，以一个健康、平等的眼光挑选文本至关重要。

四、结语

女性主义范文篇5

[摘要]：

各种批判研究的探索已证实了资本主义传播体制的缺陷和霸权意识形态的政治建构本质，“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不仅要揭示传播产业与传播制度的种种性别不平等的迷思，更要致力于改变这种不平等的传播情境，具有自反性（reflexivity）的行动主义者创办妇女另类媒介（womenalternativemedia）的举措就是一种突破传播产业资本密集、经营垄断与科技数字鸿沟的结构性压制，为社会公正而抗争的媒介实践策略。本文将论述妇女另类媒介的产生语境与主要特征，以及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联。从不同种类的妇女另类媒介研究可见其广阔范围和多样性，也会突出妇女另类媒介显著的共性——妇女经营和控制的、非盈利和反商业的倾向，对专业主义和行业权威结构的排斥。虽然妇女们创办的另类媒介不会显著地改变主流媒体机构的性质与决策，但她们批评和挑战了主流媒介的权威性，既创造了妇女发声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又共享了妇女之间的生活经验、智力情感，以及被倾听的尊重。从批判传播理论的拓展而言，提炼妇女另类媒介的参与价值，并在当下中国积累激进学术言论也是认识主流传播产业局限性且丰富批判传播理论的面向之一。

另类媒体/反主流媒体/替代性媒介，英文都以AlternativeMedia统称，具有先锋政治的性质，以弥合主流媒体所遗留的鸿沟为己任[1]，创办者往往是那些被主流媒体拒之门外的弱势社会团体，另类媒介的生命力与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约翰•唐宁（JohnDowning）指出另类媒介属于小规模、集体运作的媒介项目，强调自我管理，表达了“想象的政治（prefigurativepolitics）”（Downing，2001：71）。另类媒介也经常以社群（community）、激进（radical）、进步的（progressive），有时亦以地下的（underground）媒介/报纸，或是替代性媒介相互使用；台湾则以“小众”媒介或地下媒体指称另类媒介，如绿色小组、地下电台、民主电视台等[2]。美国学者大卫•阿姆斯壮（DavidArmstrong）的《战斗的号角：美国另类媒介》（ATrumpettoArms:AlternativeMediainAmerica，1981）论著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另类媒介研究堪称本领域研究的早期典范。作者认为鉴于美国的资讯工业已逐渐成为意识产业,灌输并管理大众的思想与情感，塑造大众的行为归纳起来，另类媒介创办者力图改变现状，重塑大众心智(reform-minded)。美国另类媒介作为社会行动者改变标榜客观、中立的传统新闻观念的产物，欢迎社区民众的参与，采取多元化的方式筹集资金，如广告政党捐助特定利益团体捐赠等，但仍只有少数能自给自足。另类媒介的行动者倡导解放性的（emancipatory）媒介,要求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由使用者来运作,每一个讯息接收者都可被视为潜在的传输者,在这种媒介民主（mediademocracy）中,传播过程远比媒介产品的消费更重要。在美国社会变迁的运动中,另类媒介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推进草根政治的议程弥补民主化社会的某些缺失。英国学者克里斯•阿顿（ChrisAtton）通过对一系列另类媒介的案例分析，归纳出另类媒介的共性：大量普通的、非专业的人士作为管理者、编辑和设计者，负责组织与生产；鼓励自我管理并强调集体组织，以使更多的愿意贡献的人员参与进来；为达到让更多人参与的平等目标，另类媒介激进地重新定义生产一个出版物所必需的组织和写作技能；“业余”、非专业的作者（“本土报道者”）可以通过把自己预设为行动主义者并发展报道技巧，以颠覆媒介中的等级秩序，其不仅表现了对“压迫关系”的激进态度，同时也体现出生产的激进形式；另类媒介能够“为失语者发出声音”，也就是说，它给那些发现自己在主流媒介中失去话语权的人以进入媒介的机会（不管这些人是在地方团体或是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比如说抗议运动）；另类媒介的实践表明，一些主流的生产手段可以被调整和重新发展，成为更具包容性和更为民主化的媒介计划一部分（Atton，2002&2003）。

妇女另类媒介涵盖了上述学者对另类媒介的描述，但要充分理解妇女另类媒介的愿景，还得从主流媒介批判和突破传统社会性别约束的另类媒介实践，以及由此衍生的知识构成开始，虽然妇女们创办的另类媒介不会显著地改变主流媒体机构的性质与决策，但她们批评和挑战了主流媒介的权威性，既创造了妇女发声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又共享了妇女之间的生活经验、智力情感，以及被倾听的尊重。从传播理论的拓展而言，提炼妇女另类媒介的参与价值，并在当下中国积累激进学术言论，也是认识主流传播产业局限性且丰富批判传播理论的面向之一。

一、妇女另类媒介产生的语境

詹姆斯•汉米尔顿（JamesHamilton）的研究发现另类媒介的拥护者和参与者希望能够大力推进商业传媒机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必须采用类似主流媒体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型的媒体形式，而主流媒体的排斥性正是因为媒体集团化经营需要越来越高的资本投入和专业技术运用，仅仅以增长的发行量、市场占有率和专业水平作为成功的衡量标准，这些因素迫使大多数人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实际的媒介产品的生产中。主流媒体的“大众”仅仅是消费层面的，从参与的角度而言，实际上是很“小众”的，尽管其对国家财政贡献不薄，但主流媒体承受的结构性压力是以高度的专业化和资本壁垒为特点，从而制造了限制大众参与的“高墙”（Hamilton，2000）。而且全球媒介在公共民主空间方面呈现出的持续的萎缩现象，随着公共支出的大幅缩水、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其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大行其道，无视并扭曲了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目标。同样，随着越来越多的决策要考虑国内或国际情况，全球化涉及的大型跨国传媒集团的兼并会让媒介产品和媒介内容去地方化与去个人化（Thompson&Gómez&Toro,2005）。

后学思潮已经揭开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与理性的真实面具，科学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中立的，女性主义者指出主流科学的客观主义逻辑视角就是父权制的视角，女性主义运动已动摇了长期以来被自然化的男性宰制主导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信仰，并针对特权的捍卫者进行了无情批判。但父权制主观性的等级在信息社会的科技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关注和解决（Friesen，1992；Rakow，1988；vanZoonen，1992），社会性别等级经受变革的韧性特别强，历经政治与经济改革及革命、学术及技术上的转变都不受影响（Wiesner—Hanks，2001）。而且随着全球社会的媒介化，大众传播与科技、社会权力共谋，依然再现并生产社会性别的不平等，伴随每一项新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围绕着社会性别如何获得和分享这些技术的种种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大众传播科技的日新月异也促成研究者关注信息传播科技更新中的“社会性别化的数字鸿沟”（gendereddigitaldivide）问题或“数字排斥”（digitalexclusion）问题（表现妇女和男性在获得和使用信息传播科技中所存在的不平等情况和偏见）。到目前为止，信息传播科技主要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中设计和制造的，并且通常情况下男性决策者制定信息通讯技术政策，这些都造成了这一差距，伴随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渗透，这一差距与阶级、种族、国家、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处于共生关系之中，成为异常棘手的不平等问题之一。信息传播科技，尤其是网络，因其可能为全球化的权力关系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政治参与而加速发展，传播科技社会性别化的“数字鸿沟”已经复杂化，其顽固性与持久性也将伴随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科技的资本化、理性化和全球扩张进一步深化[3]。

上述媒介市场的资本运作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对民众（妇女占大多数）的排斥，我们可以理解为政治与经济的原因区隔了民众（尤其是妇女）的媒介近用权并损害地方传统的民主再现，但还必须检视媒介内容生产的社会性别歧视状况，才能综合理解妇女参与另类媒介实践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20世纪60—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所关注的一个论题就是大众媒介和社会角色中的妇女形象之间的关系，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女性的奥秘》（TheFeminineMystique，1963）就部分建立在关于妇女杂志的内容分析基础之上，控诉媒介对不愿充当“快乐家庭主妇”的妇女不断灌输不安全感、恐惧感和挫折感（BettyFriedan，1963）。根据传播学者的归纳，媒介再现妇女只有三种类型：1、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2、作为贩卖男性商品的性玩物；3、追求美丽取悦男性的人（Hole&Levine，1971：249）。塔克曼敏锐地指出：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妇女注定要遭受象征性歼灭（SymbolicAnnihilationofWomen），也就是被责难、被琐碎化，甚至不被媒介呈现，这是因为媒介内部缺少妇女工作者；男性支配的新闻界定使妇女缺少接近权；而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及电视社会化效果对受众施加妇女形象象征性歼灭的影响（Tuchman，1978：3-38）。美国冷战的意识形态建构，沿袭东方学的权力关系与逻辑思维，将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妖魔化为“敌对的他者”（anEnemyOther），孕育和催生出“交互性的偏执狂”（reciprocalparanoiac）。这种二元对立符码（polarizingcode）同样也为美国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t）社会性别秩序的文化意象——品性优良的欧美妇女呆在厨房和卧室里，支持男子汉们通过顽强的努力去遏制一个“邪恶帝国”（“邪恶帝国”引用的是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对苏联的形容）——提供了营养和食粮。在这种二元语义符码中，同性恋者被认为是“安全隐患”（securityrisks）——内敌，应该被压制、被残酷地对待并且被禁闭起来（Jansen，2002：214）。

就是在女性主义运动已经为妇女争取到了一系列权力的20世纪末期，媒介领域仍为男性公民所左右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多大改观。凯•米尔斯（KayMills）认为，西方新闻业仍然将妇女视为“局外人、可疑的对象、‘他者’……异端、男性规范的例外”（Mills，1993：20）。而且，“在美国，大多数的报纸头版新闻仍然由男人撰写。这些新闻中的大多数都是由男人来唱主角——1993年头版新闻提到的人物中85%是男人，刊登的照片当中66%是男人的照片。男人同时也在电子媒介中居支配地位，电子媒介中86%的记者是男人，而且美国电视网晚间新闻节目的消息源75%是男人……以冲突、对抗、极端主义和煽情主义为框架建构起来的新闻正是新闻业的主打产品。男记者一般总是会被派去做‘硬’新闻，也就是那些有着重大公共影响力的新闻。相反，女记者则一般报道‘软’新闻和与传统意义上女性职责的话题相关的题材。美国报业数据显示，男记者在战争和军事（81.8%）、体育（81.2%）、政府和政治（78.1%）、世俗人情（75.4%）、经济（75.3%）以及外交关系（72.6%）的报道中居于支配地位。女记者则通常报道教育（66.7%）、健康和医疗（43.9%）、事故和灾难（45.5%）以及社会问题（42.4%）。”（Jansen,2002：212）。1995年UNESCO报告指出只有3%的媒介机构是由女性领导的（239家中的8家），这些公司中女性只有12%中担任要职（Gallagher，1995）。同样，2000年UNESCO对世界范围内70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尽管世界的新闻界的记者41%是女性，但只有18%的报道的对象是女性，还常常是刻版形象（Gallagher，2001）。

因此，鉴于主流媒介的种种排斥与扭曲传播，妇女只能另寻他途来表达自己的智慧与情感，另类媒介（alternativemedia）正好为那些抵制主流媒介的弱势社群在不同的，甚至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传媒意识体系间获得取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处于支配地位的主流媒体在产权高度集中的垄断经营中，削弱了民主机制与民意表达，主流媒介的霸权地位也因之开始孕育反霸权的力量，葛兰西所谓的文化争霸（hegemony）在另类媒介的实践中展现出来。主流媒介忽略、轻视、贬低络绎不绝的妇女运动及其哲学，另类媒介则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动员与支持力量。对于这种小众媒介经验的洞识，也许可以稍宽慰那些在社会生活世界被压制与剥夺的弱势社群。但是，绝不能把这一创造性的行动轻易地看成徒劳无益的努力，任何对社会规范的拒绝承认与反对行动都是颠覆既定政治的潜在力量，创办服务于妇女群体的另类媒介已成为抵抗意识形态控制与资本垄断、数字鸿沟的途径之一。

当代妇女已经意识到建立和运作自己的传播媒介的价值，自己的文化由自己生产，并以此与她人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突破了主流媒介对妇女的再现与定义的限制，另创草根阶级的另类媒介来形成和重新发现妇女的意见根源，而这正是根基于对妇女的社会动员的文字记载。妇女只有另创草根阶级的另类媒介才能形成和重新发现妇女的意见根源，而这正是根基于对妇女的社会动员的文字记载。这种反主流商业媒介的媒介，正是社会学家描述的亚文化形式，妇女创办者以自己的媒介内容建立少数群体的世界，借此与原来被社会化的世界分离，但并没有破坏既有的传播结构，而是以某种非暴力的运作程序去利用传播资源对抗“视为正当”的例行社会。另类媒介是妇女、同性恋等少数社群的心灵城堡，主流媒介已经越来越多地收编或同化这种反霸权观念，特别是当事实证明后者符合其经济利益的时候。如西方同性恋杂志从最初展现少数性社群的生活景观、理想心声，随着受众的扩大而带来商业利益而被普遍商业化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会偶尔在无意之间支持和促进媒介再现反对派的社会性别真实状况，来构建非传统的社会性别认同，如台湾《热爱》杂志的内容帮助、鼓舞同性恋读者塑造自己正在萌芽的社会身份。

二、妇女另类媒介的特征

西方妇女创办的另类媒介的历史源远流长，以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就是消除针对妇女的压迫以及由人种、阶级、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所产生的压迫，也可以将妇女媒介视为“女性主义的”媒介，其由妇女经营和控制，具有非盈利和反商业的倾向，对专业主义和行业权威结构充满排斥态度。《另类出版物索引》在1970年代首次出版，其副标题是“放大社会变革与正义呼声的出版物的索引”，可以推想，妇女媒介即是专门为了妇女的社会变革与公正而呼吁的媒介（Steiner,1992：123）。女性主义运动作为激流勇进式的社会性别解放的政治议程，因妇女另类媒介的推波助澜而更加广阔地动员了全球妇女的生活实践。妇女另类媒介担负着促进社会性别公平与社会正义为终极关怀的使命，以及追求构建克服不平等的传播制度和传播行为的目标，体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

妇女经营与控制：妇女掌控的新闻机构将在竞争激烈的全球新闻业中变得越来越有活力，这一趋势不容轻视（Hamilton，2000）。妇女另类媒介要求把妇女看作是一个通过传播形成的群体，信息“来源”和“受众”是同一批人。例如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各类妇女组织创办了自己的刊物，甚至有自己的出版社和女性主义书店，经营权与所有权完全控制在妇女手中。现今美国正在流行的粉丝杂志，也是一种妇女自己编辑、自筹经费、自己设计、生产发行的连续出版物，用“self”这个前缀指代任何非公司化经营的出版物。如《竹子女孩》杂志的作者“SabrinaSandata”说她自己是一个混血儿（菲律宾人，西班牙人，爱尔兰或苏格兰人的结合，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血统），作为一个同性恋朋克，她发现在一个异性恋、宗族制以及“美丽”作为社会标准的亚洲文化圈中，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是与之格格不入的，她立即开始了她的粉丝杂志创作（Atton，2002）。再如笔者调查的一个非常草根的成立于2005年5月21日的女同性恋组织，组织者是第三次努力经营自己的月恋花LES吧（女同酒吧），因为她已经失败过两次了。月恋花LES吧在中国的女同性恋圈子中，甚有影响，组织者设立了义务服务的热线电话，作为沟通与联络的工具，接听来自于天南海北或是国外的拉拉们的电话，其中，有不少是焦虑的父母打来的，目前有20余位女同性恋者加入组织，参与行动。

反版权、去商业化：1990年代，另类媒介内产生了一种对版权的极端观点，并伴随有强烈的反对知识产权的运动。这是因为大部分另类媒体的性质即是使用最少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传播非正统的、异端的观点，很多作者和出版人都鼓励免费发行他们的材料。许多书籍和期刊都有“反版权”或者是“开放版权”的声明，告诉读者和购买者，只要不是出于商业用途，他们便可以从心所欲免费复印这些资料（Atton，2002）。

表述妇女自己的生活世界：如亚洲妇女资源交流中心（电子邮件地址：aworcweb@，网站：/），这是一个通过互联网为妇女提供信息服务的地区性网络，旨在拓宽现有的妇女运动的地区网络，促进网上的资源共享，建立区域内的信息服务平台，以支持亚太地区妇女的倡议。在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人，尤其是妇女并不能接触到网络之后，将创立可以使妇女参与使用的另类媒介进行替代性服务。如总部设在哥斯达黎加的“女性主义国际广播”（Fire）通过在当地采用再次广播、国际短波、杂志、报纸、电子网络和网页的多形式的、优于网络的策略，来解决由传统的广播和网络共同构成的数字鸿沟。“女性主义国际广播”（FIRE）是由女性主义者创建的另类国际网络广播，主要为南半球的妇女提供发声和传播观念的渠道。FIRE的培训工作坊定期培训拉丁美洲妇女运动者学习自己制作网页，其利用互动的传播信息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让全球妇女受众都能接受到它的节目，这些技术包括利用网络和多媒体产品来现场直播，旨在解决社会性别的数字鸿沟。FIRE通过扮演技术界面、扩音器、桥梁、连接者和增值器等互动的角色，它不仅成为了受众的互动平台，让他们聆听和阅读各种事件的妇女观点，通过建议和策略来丰富妇女的声音，它还鼓励受众（显然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并加强各种运动的联系，让运动和每个人有联系以推动社会改革，发挥网络传播的交互性（interactivity）与私密性，互动的传播过程有助于建立一个民主的女性主义网络，这一网络将赋予妇女行使传播的人权，获得广播的空间（Thompson&Gómez&Toro，2005：215–236）。再如台湾1987年因为政治解严促使曾经密不透风的威权体制松动，昔日受压迫的族群团体竞相争取发言空间，以夺回己身的命名权和历史解释权，1990年代的同性恋运动便是在这样的社会脉络下揭开序幕，在此语境中，1994年8月8日“我们之间”团体制作发行的台湾的女同性恋杂志《女朋友》双月刊创刊，是目前为止发行最久的华语女同志刊物，编辑部人员都是圈里人，讨论的都是常见的女同性恋的切身问题[4]。

存在的问题：妇女另类媒介的问题包括缺乏资金、参与度，以及方向和目标，也有专家认为对于网络的过高期望也应该稍有冷却，因为它是技术密集型的，需要大量的通信基础设施，而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广泛覆盖，而且网络正急速且势不可挡地融入商业媒介组织（Hamilton，2000）。笔者长期跟踪的大陆另类媒介《朋友通信》就面临这一尴尬景况，《朋友》纸质版本的流通与电子版的网上浏览共同为项目的传播创造了跨区域的空间，在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都市，点击《朋友》电子版的比例逐年递增，品牌效应之下，2007年8月下旬，“朋友”的域名被某网站抢注了，抢注方要求项目组每年缴费3千元方可继续使用，出于捍卫正义与经费拮据的考虑，张北川拒绝如此要求，正在重新注册登记。如果项目组不及时解决传播新技术的应用问题，那么，《朋友》就会因缺乏互联网技术的推进，而失去部分影响力，项目本身参与抗争的力度与彻底性也必然受到相应的制约[5]。当然，也有克服互联网技术问题的妇女另类媒介例子，比如女性主义国际广播（FIRE）为了在其他媒体平台上分发和繁殖信息，利用了妇女媒体和其他媒体的广播网（拉美国家的广播普及率相当高，超过电视，如哥斯达黎加的广播拥有率为100%，电视仅50%），因为它意识到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妇女并不能够上网，但是这些人可以通过社区广播或者其他广播网连通女性主义国际广播（Thompson&Gómez&Toro，2005：228-229）。是否可以越过网络技术与资金困难的障碍，关键是看另类媒介组织的传播策略是否可以多样化，找到更加有效和便宜的传播途径。

当然，还有一个被普遍忽略的问题，就是在妇女阵营内部的不团结也是导致妇女另类媒介无法长期良好合作的因素，如《妇女们的未来服务》（Women’sFeatureService）的主旨是介绍全球被忽视的妇女的新闻实践活动及其取得的成就。但其明确区分运动的参与者、运动的反对者以及纯粹的旁观者，破坏了运动的广泛团结阵线。以笔者的调查来看，大陆很多都市的妇女组织或女同性恋组织一开始激情澎湃，创办小型期刊，但因意见分歧或是人际矛盾，最终没有坚持下来，这就不是资金与目标的缺乏，而是妇女内部的关系协调的困限所致。（待续）

[注释]

[1]鸿沟意指因传播体系的彻底商业化、集中化与技术化，大众无法参与媒介生产与公正的媒介再现，如詹姆斯•汉米尔顿（JamesHamilton）的论述：报业市场依赖资本密集型和企业化的组织结构，以及更加专业化和商业化的信息产品，报纸这一“人民的公仆”却有悖于人民的需求，20世纪初期，媒介对资本的依赖与需求愈加厉害，大多数人民已经被排斥于主流媒介之外（Hamilton，2002）。

[2]台湾小众媒体/地下媒体既冲击主流权力，又与科技资本的累积力量抗争，但最后皆不敌商业资本逻辑与政治的顽固力量刻意的稀释，黄慧樱的论文《从TANetBBS发展脉络，探讨跨出虚拟空间的“异议BBS”》（《第二届资讯科技与社会转型研讨会会议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12月18-20日）梳理了台湾小众媒体/地下媒体研究的历程，如表1所示。

[3]2003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第一部分提供了有关全球互联网使用情况、几个发展中国家入网成本的比较、互联网使用者使用的语言及互联网内容的表格。目前缺乏分性别使用互联网的数据，但是很明显，在妇女获得、使用信息通讯技术并享有该技术益处方面要比男性低得多。表2也说明这一点。表2还表明，在泰国、菲律宾、南非、智利和墨西哥这样拥有较高比例的女性网络使用者的发展中国家中，整体的使用水平并不高。所以，尽管一小部分精英妇女能够获得同男性精英相似的机会，就大的范围而言妇女很少能够获得这种机会。

[4]吴素柔（1996）.压迫与反抗：台湾同性恋社群团体出版品的语艺分析.台北：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

[5]曹晋（2007b）.中国大陆的另类媒介生产：以朋友通信为例.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12，第91页。

[6]陈慎庆（2002）.基督宗教研究：社会学的进路.收入罗秉祥、江丕盛编.大学与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第255－276页。

[7]曹晋（2006C）.《杂志封面女郎：美国大众媒介中视觉刻板形象的起源》的“译者序”.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9页。

[8]简家欣（1998）.九○年代台湾女同志的认同建构与运动集结：在刊物网络上形成的女同志新社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年6月号，第63-115页。

[9]温迪•哈科特（WendyHarcourt，中文版，2004）.《世界妇女和万维网》.收入DavidGautlet主编的《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北京：新华出版社，第256-268页。

[参考文献]

[1]Armstrong,David（1981）.ATrumpettoArms:AlternativeMediainAmerica.Boston:SouthEndPress,1981.

[2]Atton,Chris（2002）.AlternativeMedia.ThousandOaks:Sage,2002.

[3]Atton,Chris（2003）.Organisationandproductioninalternativemedia.inCottle,Simon（2003）.MediaOrganizationandProduction，London:Sage，pp.41-55.

[4]Betty，Friedan（1963）.TheFeminineMystique.W.W.NortonandCompanyInc.

[5]Downing,John（2001）.RadicalMedia:RebelliousCommunicationandSocialMovements.London:Sage,71.

[6]Farrell,A.E.（1998）.YoursinSisterhood:Ms.MagazineandthePromiseofPopularFeminism.ChapelHill: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

[7]Friesen,Valerie（1992）.TrappedinElectronicCages.Media,CultureandSociety.Vol.14,pp.31-49.

[8]Gallagher,Margraet（1995）.AnUnfinishedStory:GenderPatternsinMediaEmployment.UNESCO./internet/publicpolicy/progress-report.pdf,accessed27May,2005.

[9]Gallagher,Margraet（2001）.GenderSetting:NewAgendasforMediaMonitoringandAdvocacy.London:ZedBooks.

[10]Hannigan,John（1993）.NewSocialMovementTheoryandtheSociologyofReligion:SynergiesandSyntheses.inWilliamH.Swatos,Jr.(edited).AFutureforReligion?NewParadigmsforSocialAnalysis.NewburyPark:Sage.

[11]Hamilton,James（2000）.AlternativeMedia：ConceptualDifficulties,Critical.Possibilities.JournalofCommunicationInquiry,24(4),357-378.

[12]Hole,J.andLevine,E.（1971）.RebirthofFeminism.NewYork:Quadrangle.

[13]Kitch,Carolyn（2001）.TheGirlontheMagazineCover:theOriginsofVisualStereotypesinAmericanMassMedia.ChapelHill: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pp.75-82.

[14]Melucci,Alberto（1988）.GettingInvolved.inBertKlandermans,HanspeterKriesi&SidneyTarrow(edited).FromStructuretoAction.Greenwich,C.T.:JAI,pp.329-348.

[15]Jansen,S.Curry（2002）.CriticalCommunicationTheory:Power、Media,Gender,andTechnology.Boston: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

[16]Mills,Kay（1993）.TheMediaandtheYearoftheWoman.MediaStudiesJournal,Winter/Spring1993:20.

[17]Onosaka，Junko（2006）.FeministRevolutioninLiteracy:Women’sBookstoresintheUnitedStates.NewYork:Routledge.Steiner.

[18]Linda（1992）.TheHistoryandStructureofWomen’AlternativeMedia.inRakow,LanaF.(edited).WomenMakingMeaning:NewFeministDirectionsinCommunication.London:Routledge.

[19]Rakow,LanaF.（1988）.GenderedTechnology,GenderedPractice.Critical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Vol.5,No.1,pp.57-70.

[20]Thompson,MargaretE.,KaterinaAnfossiGómez&MaríaSuárezToro（2005）.Women’sAlternativeInternetRadioandFeministInteractiveCommunications:InternetaudienceperceptionsofFeministInternationalRadioEndeavour（FIRE）.FeministMediaStudies,Volume5,Issue2,pp.215-236.

[21]Tuchman,GayeandDaniels,ArleneKapanandBenet,James（1978）.HearthandHome:ImagesofWomenintheMassMedia.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pp.3-38.

女性主义范文篇6

关键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机构；文本；受众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兴起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起源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早在18世纪，女权思想就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孕育并发展起来，并爆发了大规模的妇女运动。这场妇女运动到20世纪初形成高潮，即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再度形成第二次高潮。这时的“feminism”已远远超出了前期“女权主义（运动）”所指涉的政治运动的范畴，进入了对构成社会整体的文化加以批判的女性主义批评时期。因此这一阶段，多被称之为“女性主义”时期。

女性主义凭借这次运动高潮，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并且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此后，女性主义学者在诸如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等领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性别清算，如清算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描写以及倡议女性写作、重写没有女性身影的历史、探讨人类社会进程中女性扮演的角色等等，与此相关而诞生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各个支流学派，如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历史学、女性主义社会学等等。

在对这些问题不断深入研究的同时，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也继续往其他传统学科方向扩展。她们很快将目光投向由大众媒介传播的通俗文化上，尤其是大众媒介对于女性不平等的文化表现上。“它包括了分析和批判通俗文化与大众媒介如何以及为什么用一种不公平、不公正和利用性的方式，在性别不平等和压制的更加一般的框架内来对待妇女以及她们的表现。”[1]如对广告中所流露的性别陈规，女性读者阅读罗曼司小说所产生的快感，女性观众对于肥皂剧的讨论，等等。但是这些理论零星散布在各个研究领域中，学界通常把这些尚未形成体系的研究统称为女性主义媒介批评。

随着大众传播学理论在全球学术领域的拓展，它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已渐成气候，从中也建立起众多相关的交叉学科。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观看大众媒介，或者说，女性主义研究涉足传播领域，似乎也成为当今的一种新学术动向。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塔奇曼与他人主编出版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论文集，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2]从那时起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间，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逐步发展为一门显学。此时，西方学者以往所提出的大众媒介的女性主义批判，显然不能再涵盖我们现今的研究，因为它不再单纯地只是揭示，而走向了重在通过批判所达到的理解传播与社会之间复杂完整的关系。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兴起，是从妇女运动发展到女性主义学科运动、到女性主义通俗文化研究，再到大众媒介研究领域的历史发展过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新的思想和研究成果纷纷出现，使人感到妇女所面对的问题要远远复杂于女性主义思想所通常划分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三种意识形态取向，于是各个学派开始进一步的分化，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形成了新的学派，激进女性主义之中也出现了更多的争论。除此之外，也相继出现了其他超越“三大家”的理论研究，如运用心理分析的后结构女性主义和倡导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等。由于受到母体学科体系的影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也相应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承认内部矛盾斗争的不可避免性，鼓励不同思想的交锋，正是这一理论存在和发展的源泉”[3]。

作为一种融女性主义与大众传播学于一体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既承袭了前者所特有的批判色彩，也保留了后者的基本理论框架。遵循传播者——信息——受众的传播模式，我们也同样从这一模式入手来探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媒介机构与女性

据调查表明，大部分媒体中的工作人员都是男性，处于媒介机构中上管理层的也是男性居多。在中国，广电行业、报业以及通讯社中的男女性别比例大约为7:3，而传媒的领导层中妇女的比例更加微乎其微。[4]即使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媒体工作岗位，但女性“要么是从事行政工作，要么是在那些被认为是她们所肩负家庭责任的延伸的领域内工作，如儿童、教育、消费、家庭节目”，西方学者更是通过实证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媒介制作领域内女性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女性权力增加或影响增大，相反，它意味着在该领域内女性收入和地位的下降”。[5]

同样，男性对媒介工业的控制，必然导致大众文化中男性视点的流行。根据福柯的理论，“话语即是权力，权力通过话语而在文化机制中起作用”。[6]在媒介营造的这个巨大的话语场或话语生产平台中，媒介机构虽然受到了其他诸如法律、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专业因素的种种制约，但作为信息的来源，它拥有空前的话语权。[7]而媒介首先墨守成规地反映了一种客观现实，那就是，“的确有许多女性扮演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但这种写实性也受到了质疑，范佐伦就曾指责它们并没有充分反映女性生活和经验的全貌，“红颜祸水”、“洗衣烧饭”无法体现复杂多样的女性世界。[8]也有学者提出，“传播媒介的内容……同时在延续并创造着文化，由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定型化了的性别角色，极易内化为受众的社会期待，最终影响受众的社会性别认识和行动。”[9]媒介在反映这种生活写照之外，沿袭了一套对女性极其不公的刻板陈见，特别是在无形中刻画了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所激烈批判的性别本质主义：女性特征绝对地被归纳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男性特征被归纳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维的。[10]

媒介的这种性别不平等的话语生产被认为是对父权制观念的传播。斯特里纳蒂认为，父权制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关系，男人们在其中支配、剥削和压迫妇女们。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认为要力图扭转这一局面，一是女性应该获得更平等的机会进入由男性控制的领域并争取权力地位，二是媒介要描写更多非传统角色的女性和男性，和使用不具有性别歧视的语言。激进的女性主义将男子视为通过控制性行为和人类繁衍从而在妇女所受压迫中获得好处的集团，女性应当建立自己的传播工具，并要求改变父权制度下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把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联系起来，认为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充当了无偿劳动者、从而成为现代工业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正如她们对电视机制分析中所揭示的：“电视已经被建构为经济及工业力量的重要环节，成为资本主义（最大的）商业、营利机构。……女性观众只不过是电视利用娱乐贩卖货物所产生的消费者。”[11]对父权制社会而言，继续保持社会性别制度，也就是维护了对男性极为有利的现有秩序，从而继续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作为权利维护工具的大众传媒，不可避免地承担了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者的职责。

另一方面，持有话语权的媒介生产者大多不可能脱离其生长的文化背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父权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了社会文化之中，人们的头脑里被灌输了十几个世纪的关于男女之间的道德、伦理、宗教、审美、及风俗习惯的观念。因而即使是媒介机构中的少数女性媒介文本生产者，也落入了性别歧视的怪圈而不可自拔。她们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深处于男权控制之内，习惯性地充当了男性视角的复制者，或者为了商业利益而有意地去迎合菲勒司逻各斯中心。中国学者戴锦华就以当代中国涌现出的一批女导演为例，剖析了无意识女性媒介生产者的叙事风格。她认为在绝大多数女导演的作品中，创作主体的性别身份甚至绝少呈现为影片的风格成因之一，她们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制作“和男人一样”的影片，能够驾驭男人所驾驭并渴望驾驭的题材。比如，李少红在影片《血色清晨》中所呈现的“陈陋、颓化、因之而至为残酷的社会仪式”，“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式群体”，“经典的‘看客’般的社会心态”，“文化文物化式的死灭过程”，这些都是成功运用了经典的男性拍摄手法。[12]与这些女性导演不同，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显然是对男权制的一种积极迎合，是对60年代的陈染、林白等人的“女性写作”传统的颠覆，她们“并不拒绝男性的趣味，而是竭力体现出配合的趋势——她们不仅不反对男性的‘窥视’，而且主动地‘展示’。”[13]有人指出，女性的身体还是被动地成为男性欲望的课题，变化的不过是把“被动”地“显现女性隐秘”，转化为“主动”地“暴露女性情欲”。[14]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媒介文本

媒介究竟是如何生产这种性别意识形态（即媒介的话语方式）的呢？女性主义学者对各种具体的媒介文本分别进行了个案式的解读，以此来揭示这种意识形态是怎么样获得再生产的。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关于广告、肥皂剧、妇女杂志、电影及罗曼司小说等具体类型的研究，来展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文本解读的基本路径。

广告

女性主义学者对广告中所呈现的性别不平等加以了无情的批判。学者们由一组对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样品所做的内容分析数据来揭示广告是性别陈规的延续。通过统计广告中妇女角色的种类与出现方式、出现频率，发现女性普遍出现在服装、食品、家用电器等等之类的广告中，或者作为具有性诱惑力的形象被安置在广告中，而男性形象则多数与高科技产品的广告联系在一起。比如，有人曾经做过详细的调查统计，在对516部电视广告作品中所出现的成年人物形象的分析发现，家庭的这一类形象的男女比例分别是18.1%和40.5%，而职业的这一类形象的男女比例是61.3%和24.0%；穿着西服和职业装的男女比例分别是50.7%和14.1%，而穿着普通生活装的男女比例是37.1%和80.8%。[15]“于是，广告中的性别描绘因其对受众的潜在影响力而被看作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16]然而，这种分析方法被批评为缺乏理论上质的辨别力，它不过是提供了一幅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性别关系、以及对男女进行表现的静止图画，它无法透析媒介形象如何产生的根源。[17]

肥皂剧

戴安娜·米罕是试图把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结合起来加以运用的研究者之一。在《夜晚的女性：黄金时间电视剧中的女性角色》中，她同样把内容分析作为其研究的例证方法——“计算女性角色或女主角的数量，在情景喜剧中以一个女性为代价而换来的笑话出现的次数，或者是戏剧性的暴力场景中有关女性犯罪或针对女性所犯罪的次数”，从而证实了“女性角色的力量与无力，脆弱与坚韧的问题”，并由此做出设想：“观众依据电视模式来评价他人的行为举止是否合适，因而生活本身与它的电视翻版之间的相互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米罕的研究同样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挑战，如卡普兰所说，大量实证材料虽然证明了大众媒介中妇女形象的普遍塑造方式，但却没有更多地说明这些形象是如何产生的，或是关于这些形象确切的含义，以及它们对女性观众的影响。[18]而文化研究学者则另辟出路，她们采用符号学或结构主义分析将视野拓展到了媒介文本的内容层面之外的深层意义。

妇女杂志

在运用符号学分析方式所进行的文本分析中，麦克卢比对少女杂志《杰基》的代码解析堪称经典。她认为，诸如浪漫代码、个人生活代码、时装和美丽代码以及波普音乐代码之类的代码，有助于确定一种以未来作为妻子和母亲角色为基础的少女意识形态，而受众不可避免地要屈从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19]这些借鉴了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主导意识形态思想的分析，至今仍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她们对妇女杂志文本后隐藏的意识形态的揭示更加本质和尖锐。如中国学者卜卫的研究表明，在这类杂志中女性美被传统地界定为男性眼光中的性感尤物，女性被切割成“零件”，活在男性文化所主宰的审美活动中；而作为审美的主体，男性对女性容貌、身材的期待实质上形成了对女性的一种控制。[20]其实，无论是纪实性的妇女杂志如《家庭》、《知音》，还是时尚类的妇女杂志如《时尚》、《瑞丽》，它们都无不复制了既定性别意识、性别关系和性别认同。前者以平凡人的辛酸文字作为主料，将女性理想的气质定义为男性所需要的“温柔”与“风情”，女性的理想品格则是牺牲自己而退守家庭。与之相较，宣扬提升女性成熟气质的时尚类杂志打造的是一个物质生活充裕、追求浪漫格调的繁华世界。其中所充斥着的关于各种名贵物品的信息，在温史普看来，导致“妇女们不可避免地对通过消费来确定她们自身的女性气质”[21]。这些无疑将女性与情感、消费以及被动性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与父权制中男性的理智、生产及主动性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

电影

劳拉·穆尔维写于1975年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提供了一幅精神分析视角的新图画。她认为，观淫癖与恋物癖是好莱坞电影用以建构观众的机制，男性观众因为视淫本能（即观看而产生的快感）而成为一个观淫者，电影中的所有女性的躯体都被“恋物癖化”了；而如果观众是一个女人，她不得不假定自己处于男性的位置从而参与到观淫癖和恋物癖这两种机制中去。[22]她说：“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有人甚至对西方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也做了类似的探讨。他们认为这些电影中的女性一样被观赏者置于窥视的地位，而且由于“白种男人从棕色男人手里拯救棕色女人”的故事已成为一种电影寓言，而使东方女性处于双重窥视（西方看东方，男人看女人）的情境中。[23]

罗曼司小说

拉德威在其《阅读罗曼司》一书中论述道，罗曼司小说的理想结局是女主人公理想性地得到了一位异性（即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的呵护，这位男性将带给她父亲般的保护、母亲般的关爱和充满激情的爱情。这样看来，罗曼司小说充当了女性从中确立一种“独立”的心理欲望的场所，女主人公（以及进行阅读的女读者）将随着小说的叙事而经历她的心理体验，并在圆满的结局中，成功地确立那一与他人相关的自我。同时，它也以爱的名义再次复制了男性解救（支配）女性的神话。[24]拉德威在调查中发现有大部分读者需要先读小说的结局，以确定该小说的内容不会影响这种内在神话的各种满足，这有力说明了女读者们“使浪漫小说的父权制形式部分地为她们自己的目的服务”。[25]罗曼司小说的这种叙事机制，体现了女读者的对抗情绪，它为不满于父权制控制的女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供逃避的乌托邦，使女读者在父权制体系内，利用它自身存在的空隙为自己的情感目的而服务。[26]

与前面的分析不同，拉德威不再是单纯地把受众摆放在了被动信息接受者的位置上，她开始注意到受众对于媒介的主动性使用。实际上，受众头脑中的性别形象也许会因为大众媒介的作用得到强化，但这些意识形态并不一定对受众的观念和行为产生直接有效的影响。用费斯克的话来说，“大众对文化工业产品的……辨别行为往往出乎文化工业本身的意料之外，因为它既取决于文本的特征，也同样取决于大众的社会状况。”[27]拉德威的论著涉及到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另一个领域，即对文本接受者——女性受众的分析。

女性受众与媒介使用

通常说来，文本的作者在通过文字与图像符号建构文本时会有一个意义中心，而读者在解读文本时，获得的也是某种意义的消费与情感的释放。传统妇女杂志的故事文本可以依结局分为两类——悲剧或喜剧。悲剧故事让有类似命运的读者得到了安慰，原来天下的苦命人不知凡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痛苦情绪，有时还能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与对策；而喜剧故事则会激发读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那些生活中的成功者会成为读者向往与效法的楷模。与之相较，许多新型的女性时尚类杂志则不强调故事，而宣称自己是为白领女性提供信息服务的，其潜台词就是承认社会不同阶层的存在，并认可不同社会阶层应该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时尚杂志的读者则通过阅读这些杂志，了解这些信息，购买这些物品，从而把自己切实地划入白领这一社会阶层中。因此，阅读这份杂志，对于这些女性读者来说，是获得身份认同的一种手段。

观看电影及肥皂剧的观众同样如此。斯泰希在其论文《明星透视：好莱坞与女性观众》中就把女性去看电影看成是一种与各种主流含义进行谈判的过程，而不是穆尔维所认为的一种被动接受的过程；电影院成了观众逃避现实、识别（权力、控制和自信）以及消费的场所。[28]另一位学者也同样强调这种快感机制的产生。莱恩·昂在征集喜欢或不喜欢《达拉斯》的观众来信中发现：该剧的憎恶者一边把《达拉斯》视为“坏的东西”，一边却在讽刺式的观看中对某事物提出评论，肯定了一种居于那事物之上的关系，以此体验着观看它的乐趣，如一位观众“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勾勒出那些喜欢《达拉斯》的人们或曰他人的身份，自信心达到了特别的程度：那些喜爱《达拉斯》的人差一点儿被这位来信者宣布为白痴！”；喜欢该剧的人则采取了平民主义的立场，拒绝屈从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规定或让那些规定决定自己的偏好，他们在观看中为这样的拒绝提供了直接的正当理由，“喜欢《达拉斯》是一件无须劳神费力的事情，因为她似乎并没有被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创造的那些禁忌所包围”[29]。昂的女性主义分析同时是以自身喜爱肥皂剧的观众身份来进行，有别于拉德威的“将女性主义与浪漫小说截然分开的做法”，她认为快感并不是某种总是“损害受众自身‘实际’利益”的东西，幻想与小说不会取代生活的其他方面，诸如社会实践、道德或政治意识等，相反地还与它们相依相伴。[30]

根据文化研究学者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受众读解媒介信息的方式并不是确定的，因而媒介的文本具有不确定性，“不再看成是具有自身意义和对所有读者产生相似影响的一种自足的独立体，相反，它被认为具有多种潜在意义，有很多方式能够激活这些潜在意义”（费斯克语）。[31]尤其是女性受众在对待媒介时所产生的反抗与快感机制使这些文本成了她们手中有意义的使用工具。媒介机构的作用在这里再次体现出来，因为“她们喜欢的书或电视节目正是为女性逃避而制作的”，媒介在给受众提供阅读快感的同时，又再度强化了控制女性的意识形态。学者布伦斯登主张，研究的重点应该从只注重媒介文本如何专门取悦于女性观众转移到它们是怎样作为一种直接影响和控制不同文化观念从而具有社会效应的机构而存在上来。[32]这样，媒介的机构、文本与受众三者之间形成的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探讨性别因素在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女性主义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方法及前景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方法论呈现出多样性，但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沿用了社会科学中的量化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调查统计；一类借鉴的是人文科学的质化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符号学、心理分析等。正如前面所述，广告中性别角色的量化统计只能说明传播现实中的趋势和潮流，至于数据背后的意义，则需要能“揭示传播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里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歧视，揭示女性身处的困境，昭示提高女性地位、赋予女性自主权之道”的质化方法。拉德威是首先觉察到这种方法论简单化趋势的学者之一，她在《阅读罗曼司》中强调“分析的重点得从单独分析文本本身，转移到……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复杂的社会事件来阅读”，对她而言，文本分析需由了解女性观众如何“阅读”文本来补足。[33]也就是说，定量研究采用一种假定的“客观”态度来提供“未受污染”的经验材料，可是女性主义研究因其政治主张性而“必须搜寻到那些与女性有着特殊关联的问题以及她们在社会上被指定的特殊位置”[34]，这又要求研究者同时以受众的身份参与到文本阅读中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像内容分析这样的量化研究被女性主义研究者完全摈弃。缪尔认为，“男性视点的流行完全是因为男人们控制了那一工业”，而内容分析“正像其他类型的统计学证据……一样，可以通过用数量表示通俗文化中男性视点的流行而被动员来支持这一立场”[35]。这使我们想到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之间的对立联系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米罕等人做的研究可谓是方法论上的新尝试。通过确立一种更为精确更为科学的量化方法，来印证质化结论，似乎有助于补充人文科学所缺少的实证色彩。在两派研究方法之间，我们或许还能找到一条联系的纽带，使实证与思辩更好地走向融合，从而有利地运用女性主义来研究媒介。克里登在《重审社会性别价值的挑战》一文中表达了这种美好愿望：“这些研究方法的融合是改变这个体制以及提高其中的女性地位，并最终提高民众地位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6]

在女性主义学者对各种媒介文本展开激烈的争论时，她们强调了性别因素，而忽略了其他可能影响女性社会地位的因素。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除了性别以外，还有阶级和种族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与某个民族，并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对黑人女性以及第三世界女性的研究中，以前单纯的性别研究方法显现出了偏见与无力。一些中国学者认识到，如果“将西方特定历史阶段的女性主义理论普遍化”，“很容易陷入殖民主义的陷阱，从而遮蔽第三世界中国女性的真正处境”[37]。他们大声疾呼，“对于中国自身的女性观则应该更多地考虑到社会总的道德规范和革命运动之中，对于中国妇女材料的把握应该立足于经验范畴，而不是理论范畴。”[38]在实际的研究中，他们有意识地运用更多的研究视角来克服女性主义研究传统中的这种简单化倾向，比如，东方女性在电影中的表述是将性别、阶级和种族三者联在一起的。[39]并同时指出，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研究应该“寻找和开掘本土理论资源，在与外来理论的对照中形成一套自己的女性主义诗学”。[40]

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女性主义思潮已经越来越发展壮大，但是大众媒介对于女性主义尤其是女性主义者的反映却不尽如人意。最近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女性主义者相对于普通女性来说更加受到媒介的“妖魔化”：“（她们）与大多数市民的日常生活事物既没有联系又不相适应”；“某种程度上（也）不做与普通女性相同的事情”。因此，“观众可能认为女性主义及其所关注的与寻常百姓无关，还可能认为它们实际上是异常的。”[41]塔奇曼所指出的“象征性歼灭”，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或许比对一般女性更为明显。这同样也表明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依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97-198页，

[2]陈阳《性别与传播》，载《国际新闻界》2001年1月。

[3]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4页。

[4]参见林林、张玉川《女性报道者的角色嬗变》，载《现代传播》2003年第3期。

[5]同2。

[6]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63页。

[7]蔡敏《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6期（总第119期）。

[8]转引自李天铎《大众传播与社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中华民国88年版，53页。

[9]朱易安、柏桦著《女性与社会性别》，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7页。

[10]引证李银河语，参见荒林、王红旗主编《中国女性文化No.2》，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20页。

[11]石义彬著《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91页。

[12]参见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主流与边缘》，三联书店1999年版，174页。

[13]同10，281页。

[14]赵稀方《中国女性主义的困境》，世纪中国网（/），2001年5月18日。

[15]郑智斌《性别在电视广告中——性别的媒介形象对比》，载《南方电视学刊》2002年4月。

[16]MarianMeyers,MediatedWomen:RepresentationsinPopularCulture,HamptonPress,Inc.,1999,P.264.

[17]同1，196页。

[18]同6，254、255页。

[19]同1，227页。

[20]同10，90页。

[21]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26页。

[22]同6，264页。

[23]参见孙萌《西方电影中的东方女性》，《电影艺术》，2003年第2期，

[24]潘知常、林玮编《传媒批判理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268页。

[25]同21，209—210页。

[26]同25。

[27]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154页。

[28]参见21，201—205页。

[29]参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385、392页。

[30]同21，213页。

[31]转引自赵华《论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嬗变》，载《新闻与传播》2003年3月期。

[32]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328页。

[33]同8，433页。

[34]同6，246页。

[35]参见1，196页。

[36]PamelaJ.Creedon,WomeninMassCommunication,1993,P.13.

[37]赵稀方《中国女性主义的困境》，世纪中国网（/），2001年5月18日。

[38]参见胡克、张卫、胡智锋《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

[39]同23。

[40]代讯《从性别盲点到性别误区》，世纪中国网（），2001年11月23日。

女性主义范文篇7

二由于该剧将叙事视角对准了现代都市女性不可遏制的事业心对婚姻家庭生活的冲击，围绕女性试图冲出家庭、追求事业所引发的种种危机与矛盾展开剧情。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该剧凸显了女性在现代婚姻中的地位，是一部彰显女性地位的具有新女性主义倾向的电视剧，是新女性主义电视剧的代表[1]。但是究竟该剧是不是能代表新女性主义在电视剧中的崛起，真正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倾向呢？其答案是值得商榷的。其原因如下：

其一，从剧情设计来看，该剧把婚姻出现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女人不可遏制的事业心，这隐含着一种男权意识形态。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影视作品中，保卫婚姻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一般来说，现代婚姻出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种：婆媳关系，城乡差距，第三者插足，夫妻双方的沟通困难等。可是，《婚姻保卫战》却把造成婚姻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女人（妻子们）不断上升的事业心导致的家庭和事业无法兼顾，所谓“鱼和熊掌无法兼得”，以至于引发家庭矛盾，进而危及到婚姻。我们首先来分析该剧的主干故事——李梅和郭洋夫妇保卫婚姻的经过。电视剧一开头，李梅和郭洋的的婚姻虽然正处于“七年之痒”的微妙时刻。但是，由于李梅在证券公司工作，在工作之余把家务打理得还不错，婚姻生活一直风平浪静。可是，看到兰心等同学的事业蒸蒸日上，在平静婚姻生活的表面下，李梅总有种不得满足的心态，是一位表面幸福内心隐藏着“女性的奥秘”[2]的家庭主妇。后来，李梅在同学——女强人杨丹的强势思想和行为模式影响下，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发现自己多年来以家庭为轴心的平淡生活并非所愿，凭能力完全可以像杨丹那样成就一番事业，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于是，李梅最终加入了杨丹的公司，做了其麾下的得力干将。不料，李梅跳槽后，家庭生活立刻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和谐，夫妻为了孩子教育和家务分工闹出种种纷争，夫妻之间不是抬杠就是争吵。郭洋意外失业后，当了一段时间“家庭煮夫”。后来，在温柔美貌的女老板张瑾的赏识下，郭洋的内心已经动摇，两人还准备合作开家居公司。结果使郭洋夫妻之间闹出种种误会，夫妻关系陷入绝境，几乎解体。还好，由邻居许小宁等人的帮助开解，两人经过一番冷静的反思与沟通，最后才保住了家庭。另外几个家庭，也同样是由于女人们试图在家庭之外，开创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天地，因而引发种种家庭矛盾。从以上剧情我们不难看出，该剧有意或无意地在告诉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正是女性内心那股不安于家庭的日渐膨胀的事业心，试图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导致婚姻出现危机，需要保卫。这样一来，该剧确实在同类婚姻题材电视剧中实现了一种“题材突破”[3]，成功地将一场场沉重的婚姻正剧乃至悲剧转化为一出出轻松诙谐的家庭轻喜剧。但与此同时，确实有回避沉重的社会现实之嫌。实际上，众所周知，女人的事业心在现代婚姻危机中的杀伤力远远低于婆媳关系等其他因素。并且，如此一来，该剧实际上落入了男权社会一般肥皂剧的俗套：“女性若是让工作高于爱情，她的婚姻就永远不会幸福；传统的父系家庭是对抗孤独与混沌的唯一壁垒……”。[4]而按照美国学者蒙福德在《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一书中的看法，这些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无一不在维护资本主义父权制，是男权意识形态的体现。这无疑与女性主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其二，从人物形象的设置与价值导向来看，该剧也与女性主义思想不符。在《婚姻保卫战》中，该剧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兰心、杨丹等在家庭和事业中都很强势的女强人形象。她们有着不亚于甚至超过男人的能力和事业心，干出了一番连男人都喟叹不如的事业。兰心在把丈夫许小宁赶回家做“家庭煮夫”之后，凭着自己的辛勤和蓬勃的事业心把皮具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生意如日中天。在家里，兰心对丈夫也是一个呼来喝去、说一不二的主，显得非常强势。这是一位典型的现代女强人形象。她的同学杨丹的能力也不亚于她，在与丈夫老袁离婚后，她野心勃勃地接过前夫留下的房地产项目——蓝色港湾，力图把它打造为一个一流的商业服务中心。虽然经历一些波折，最终，杨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也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主。在这些女强人的映衬下，兰心的丈夫许小宁一开始显得有些可笑，甚至在男人们看来有些丢男性脸的角色。因为他离开皮具公司后，回到家里，当起了男人们所不屑的“家庭煮夫”。整天就知道干家务，依靠伺候和讨好老婆兰心过着幸福的小日子，俨然是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颠倒为“女主外，男主内”。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些，那就容易把该剧误解为一部彰显女性能力，否定男权传统的女性主义电视剧。然而事实上，该剧在表面上的女强男弱的人物形象设置之下实际上是另有玄机。实际上，兰心等女强人强势的外表下无一不隐藏着一颗脆弱的心。她一心扑在事业上，积劳成疾，遭遇老赖，导致公司资金周转不灵。是许小宁用他的勇敢和智慧将债要回来。接着，她急于扩大生产，又被一家皮包公司给骗了。在屡屡受挫之后，她万念俱灰，爬上高楼，欲寻短见。所幸丈夫许小宁过去不经意间所买的一份保险给兰心新的希望。后来，夫妻俩用这笔保险金开了一家皮包店，可惜生意十分清淡。又是许小宁想到网上开店，才使皮包生意有了起色。可以说，在整个故事当中，许小宁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和决策者。他是表面软弱，实际上关键时候却不失男儿刚强的本色。加上其出色的厨艺和料理家务的能力以及一副天生的好脾气，简直就是一位堪称完美的丈夫，让现代女性神往。无怪乎，媒体纷纷报道：该剧捧红了许小宁这位完美可爱的家庭煮夫。由此可见，在兰心夫妇之中，兰心的强大只是表面，其内心仍然不失传统女性的脆弱。而许小宁则与之相反，他是表面软弱，而实质上却是一位不乏阳刚之气的男性。另一位女强人杨丹同样在其精明强干的表面下，有着一颗敏感脆弱的心。她与丈夫老袁离婚后，表面平静，内心失落；人前强笑，背地流泪。即使事业再成功，也难以抑制其对家庭、对爱情的向往，渴望得到男人的呵护。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在工作之余和男人相亲甚至网恋。这些都足以说明兰心、杨丹等现代女强人们的强势只是表面的，其实质仍然是柔弱的。而这样一种角色设置隐含着一种导向，那就是女人再强大，也是弱的，需要男性来扶持的。这样一种价值导向无疑是与女性主义理念不符的。因为根据女性主义者西苏的观点，女性本身是双性同体的，“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5],女性是独立自足的，根本无须借助男性。由此可见，《婚姻保卫战》在角色安排以及价值导向上与女性主义思想是相左的。

其三，从该剧的故事结局来看，其主题也与女性主义思想相去甚远。在该剧的结尾，为了保卫婚姻，几位一心要冲出家庭，欲在职场上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女性最终都选择回归家庭，承认家庭的重要性。李梅选择了对丈夫的谅解，对事业的淡出；杨丹选择了与老袁复婚，并且决心不再那么强势；陈梦怀孕，离回归家庭的日子也不远矣。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兰心的回归。如上所述，兰心本来是一位一心发展事业，对家庭不屑一顾的我行我素的女强人，也是李梅们羡慕的偶像，是整个妇女解放组织的旗手。可是，到最后，兰心还是屈居在丈夫许小宁之后，对他言听计从。一句“老公，我听你的”，道尽了一个曾经盛气凌人的女强人对男性权威的屈服，让人们深刻体会到再强势的女人最终还得依靠丈夫，还得回到家庭的港湾。这就说明，对女人来说，家庭和事业能够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当然最好不过；如果难以两全，那只有适当收敛自己的事业心，否则的话，就无法打赢这场婚姻保卫战。这样一来，等于又重申了“男治外事，女之治内事。……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6]的传统价值观念，与“男主外，女主内”的男权意识形态不谋而合。

女性主义范文篇8

【正文】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是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重要学派之一。女性主义批评在形成和过程中，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西方各类批评，例如马克思主义、心理、解构主义等等。女性主义批评对这些理论采取了或批判或利用的态度，来营造或丰富自身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学派。所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并非指引经据典地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这种学派是泛指任何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例如“基础——上层建筑”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派；同时它还包含另一种情形，即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妇女解放思想所进行的旨在完善其理论的批评。（注：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5页。）

一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最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精华，用以建立一种与男性针锋相对的女性的“她者”声音。这一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形成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所宣称的“提出女性主义的，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注：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194页。）就明白地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固然包括了借鉴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分析女性问题，但最直接的乃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采用。所以，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就有必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然而，他们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经常不断地触及妇女问题，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有着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这就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求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其根源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由于私有制出现，男人既成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女人的拥有者，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二，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女子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成果，指出历史上由对偶婚过渡而来的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而言。男子可以随意纳女奴为妾，而妻子则要严守贞操，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妻子除了生育以外，不过是婢女的头领。可见，“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三，妇女体力弱小也是其受压迫的根源之一。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妇女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此时妇女的家务劳作失去了往日公共的性质，成为家庭的奴仆。（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可见，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多种根源都离不开私有制，而其中经济因素是关键。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充分揭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的基础上，还指明了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恩格斯明确指出，“妇女争取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因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针对妇女体力弱小的特点，恩格斯则认为，妇女解放“只有依靠现代大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业中”。（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妇女真正获得解放的根本前提应该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还具体设想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为了使妇女进入公共产业成为可能，孩子将由国家扶养，国家提供托幼中心、公共食堂、医疗设施等。国家承担了由家庭履行的经济职能，家庭的概念取消了，这样便能结束“家庭内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的局面。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高度重视被压迫的妇女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曾多次赞美过妇女的社会作用，例如列宁就说过：“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运动的程度。”（注：列宁：《在全俄女士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278页。）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从属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探索以及对妇女解放的期望都是站在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并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来阐述的。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形成阶段之所以会以吸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特征，也正是由于其明确的反抗压迫、要求解放、追求男女真正的平等的政治目的。在这一学派的批评家看来，男女之间在规定的平等之下并未得到实际的平等，父权制的性别惯例仍然压迫着广大妇女。在揭露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以及性别歧视长期存在的社会缘由的批评实践中，她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批判范式，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就而然地成为这种范式的理论支柱。

马克思主义女性批评从以下几方面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妇女中的一些精髓：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观点，认为阶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男女不平等是从阶级不平等派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因而妇女反抗压迫应当被看成是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广泛斗争的组成部分。其次，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观点，认为妇女受压迫主要由于她们在家庭内的传统地位所造成，她们只能局限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中。这两点比较集中于英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中，如肖沃尔特所言，她们往往“强调压迫”。再次，借鉴马克思主义对家庭进行变革的观点，认为妇女所做的一切工作——做饭、照看孩子、保育等——应当包括在社会生产领域内。这方面德国女性主义者谈得较多，她们曾借用马克思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将被忽视的家庭妇女的劳动价值揭示出来，分析社会生产中的这种等级制，指明它是女性落后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对文学本文的批评实践中，同样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来揭露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并且指出这种歧视所有的含义。批评家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恶魔”，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均反映了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偏见、惧怕、压迫和不公。这些形象其实是男性心灵的投影，是与现实中的妇女极不相符的“假”的形象。鉴于此，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思·费特利主张女性主义批评家要“成为一个反抗的读者，而不是一个支持的读者”，这样，小说才会“失去它不知不觉使我们陷入其构思之中的能力。”（注：转引自D·德莱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载《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另外，针对历来男性文学中把妇女作家摈拒于文学史之外的作法，女性主义批评家还主张挖掘被遗忘的妇女作家，创立妇女文学史。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中性别歧视的揭露以及对男性中心论的怀疑，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传统中阶级歧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女性主义寻求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所体现出的社会的审美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论在女性主义批评中的运用。

二

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初期的特征，这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更重要特点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批评和补充、修正。社会中各个学科的理论，诸如生、心理学、语言学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开拓了思路，使其得以从新的角度来阐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某些不足。而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重要理论，例如“四大结构”、“性别理论”等。

其实，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提出异议的当推女性主义先驱波伏娃。她在《第二性》一书中，考察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肯定了恩格斯在书中对妇女受奴役根源的概括，认为其理论体系比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前进了一步；但同时又指出，恩格斯在一些最重要的上出现了疏忽。第一，恩格斯没有能够指出整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原因，只是简单地认为它完全属于史前，所以不知其详。第二，对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这一点，也颇不清楚。波伏娃认为，恩格斯把症结归纳为妇女劳动能力问题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她指出，人类通过压制他人的自我意识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性，所以自由便成为由私有制产生的对妇女奴役的原因。第三，恩格斯谈到社会主义要废除家庭，这样妇女能够自由参加公共生产，从而得到解放。波伏娃认为，恩格斯仅仅强调了女子的生产功能，而忽略了其生殖功能和其生产功能同样重要。而无论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生活角度来看，女子的生殖功能和其生产功能同样重要。“在某些时期，生育后代的确比犁地更为有用。”（注：西蒙娜·德·彼伏娃《第二性》（全译本）Ⅰ，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64页。）因此废除家庭并不一定就可以解放妇女。总之，波伏娃认为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的论述是不深刻的，他所揭示的真理仿佛是偶然、附属的。为此，她提出应放眼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看法。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男女身上只看到了经济要素，它不适合全面认识一个具体的女人，唯有存在主义才能从人的生存的全方位去认识我们所谓的人的生命的那种特殊的存在形式。

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的批评家越来越多。70年代后期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展开过一场关于性别平等与差异的大讨论。讨论中人们在理论上陷入困境，无法在平等和区别之间作出选择。如果强调区别，就意味着公开承认女性的地位比男性低下；如果主张平等，就等于消除了性别差异，使妇女被男人的社会准则所同化。讨论使人们开拓了视野，人们开始既从历史上寻找新的线索，又注意吸取现代社会的各种理论，于是出现了许多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或重新阐述的情形，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

这方面成就最显著的是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她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作出了独到的评论。她认为这些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认识到妇女的从属性问题，这固然很有价值，但是，他们的妇女解放理论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空想，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即等于妇女解放的理论框架。另外，米切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般都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强调妇女对私有制的依附，便使其理论走入了死胡同。米切尔把妇女受压迫机制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只有改变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这就是所谓“四大结构”的理论。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对“四大结构”作一些具体的考察。关于生产结构，米切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等将妇女在承担体力劳动中处于劣势而受压迫与私有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假定过于简单化。事实上，社会压迫与基于生理能力的劳动分工之间是互相作用的。这种压迫相对于经济关系而言，更是一种政治关系。通过回顾历史，她指出妇女体力上的劣势并没有妨碍她在特定的社会中从事某些工作。在许多农业社会，妇女同男人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甚至承担了比男人更多的劳动。随着化的到来，机器的使用更使体力变得不那么重要。因而米切尔指出，“并不是妇女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18页。）关于生育结构，米切尔认为，母亲的生理功能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之外是很大的不足。事实上，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是女性的天职这一观点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妇女的从属性就不可避免。因此，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无外乎以下三种：生育、性和后代。所以，米切尔指出：“只要生育仍是一种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0页。）不过，她已意识到现代医学的许多发明预示着人类生育模式最终是可能改变的，“生孩子不再是妇女唯一或首要的天职，而是可以有选择的。”（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1页。）在谈到机制时，米切尔指出，由于传统上性行为是妇女地位最忌讳的范畴，性自由及其与妇女自由之间的关系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课题，所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几乎都不原提及它。然而从来在机制中，男性总是占统治地位，即使西方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后也并没有实现一对一的真正的平等，它甚至还掩饰了真正的剥削和不平等。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本身不能不说也是一个进步。米切尔指出，“一旦形式上确立了夫妇平等（一夫一妻），性自由——在一夫多妻制情形下通常是一种剥削——反过来又变成了一种要求解放的潜在的动力，这意味着超越当前性制度限制的两性的自由”。（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5页。）在她看来，妇女要求性自由与妇女解放关系甚为密切。在讨论幼儿期和家庭模式等问题时，米切尔注意到了现代心理学家托尔科特·帕森斯的理论。帕森斯认为，一个人的个性在童年时代已经形成，此后相对稳定，即不会因成年的经历而彻底改变，所以，社会化过程在任何社会中作为本质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而儿童社会化过程在其初期主要是由母亲的抚育得以实现。米切尔认为，这从表面上看，母性作用得到了强调，妇女地位也随之提高，但实际是一个假象。因为母亲由于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等投入在抚养孩子实现其社会化过程上，而自身的素质提高受到了。况且社会并不为母亲提供特别的时间、优厚的待遇和各种需要的文化素质教育，“社会化不能简单地因妇女新的母性天职而提高。”（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30页。）所以，实际上儿童社会化过程和新的母性天职的背后却隐藏着社会对母亲也即妇女更深的压迫。这里，米切尔实际上在呼唤一向被社会忽视了的妇女作为母亲应有的权利。基于对这四大结构的分析，米切尔得出结论：只有改变紧密结合成统一体的上述四大结构（而不是只改变其中的一个），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她还指出，在这四大结构中，经济因素（即生产结构）仍然是主要的，但是必须伴有同其它三大因素相一致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直接行动的特殊关头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超过经济因素。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错误就在于将其它因素视为可简化的经济因素。从朱丽叶·米切尔的四大结构理论中，不难发现，她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了现代心理学成果来补充这一传统理论的不足，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特色。

如果说“四大结构”理论还比较因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话，那么“性别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批评和修正就相当显著。“性别理论”的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重大发展。性别理论所探讨的性别问题主要是指“社会性别”。有关这一理论的研究在美国极为盛行，为了强调两性间的根本关系在于它的社会性，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首先使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以区别于生理性别。后者是指男女之间由于先天的基因、荷尔蒙分泌不同等造成的生理上的差异，前者是指男女之间由于特定文化环境，后天形成的社会“性属”上的差异。男女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生理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正是社会性别造成了男女两性的对立。在美国女性主义者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把阶级作为分析的主要范畴，所以无法分析妇女受到的特殊压迫。将阶级与性别融为一体的探讨成为美国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补充。譬如，艾里斯·扬在其《超越不幸的婚姻》一文中，就试图将家长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而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琼·凯利在《女权主义理论二元视野》中则提出经济和性别系统互动而产生社会和历史经验的看法，她在赞同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对性别系统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进一步认为两性关系的逆转依赖并贯穿于社会经济结构、性与性别结构。（注：《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160页。）

在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不足方面，美国的盖尔·卢宾致力尤甚。卢宾对于建立在摩尔根的人类社会起源研究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理论持明确否定态度。她引用了当代人类学的成果来说明，史前曾存在过母权制社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否认了恩格斯的女性受奴役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理论。她指出，“人类的社会行为开始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时所建立的关系比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的关系更重要。”（注：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6页。）此外，卢宾参照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信物交换、乱伦禁忌的理论指出，社会的“性别制度”是建立在交换关系上的。“在以人类再生产为主的社会中，最重要的信物就是女人，最基本的社会流通就是交换女人，婚姻是交换女人的仪式和形式。”（注：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6页。）所以，卢宾认为交换女人是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样就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卢宾还借鉴弗洛伊德、拉康的“恋母情结”学说，谋求改变性别制度的可能性。恋母情绪出现于孩子确认自己性别角色的时候，如果孩子顺利完成这一确认，恋母情结随之结束，成为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反之，恋母情绪将伴随终生，成为“性怪癖”或“同性恋”。卢宾认为，恋母情结是人类性别化的关键，改变这种文化心理现象有可能根除性别压迫和歧视；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应是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分工。例如，孩子最早的性别意识是多重的，若男女双方能真正分担养育幼儿的工作，那么就会从根本上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因此，卢宾提出女性主义应该用文化革命的方式对人类再生产领域进行改造，这样不仅能解放女性，而且将把整个人类从限制人格发展的两性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多方面的批评和质疑的基础上，以性别理论为突破口，为当代批评领域输进了新鲜血液。性别平等和差异的探讨反映在批评实践中，主要是主张寻求女性的传统，强调女性经验、女性独特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从而呼吁建立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女性美学等。由于“社会性别研究”研究文化深层的社会性别问题，所以扩大了女性主义的思考范围。

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理论态势。有的遵循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的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的则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经济等概念与女性主义批评中的性别、种族等概念融合起来。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怀疑的精神，彻底动摇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为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性别理论的提出，则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压迫，女性主义在阶级压迫的基础上提出了同一阶级中男女两性的冲突，从而突出了女性所受的特殊压迫；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决定因素，女性主义在肯定经济要素的同时提出了社会、文化等其它要素；马克思主义提出女性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是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女性主义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用文化革命的方式对人类再生产领域进行改造；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即等于妇女解放，女性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仍存在性别冲突，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妇女理论方面拓宽了思路。

女性主义范文篇9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女性主义范文篇10

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女性主义的产生是和历史上女性争取选举权、平等受教育权、同工同酬等权利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的，这些运动成为女性主义思潮的历史基础和理论背景，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别，其内涵与意旨也不尽相同。本章主要追溯中国女性主义思潮流变的历史背景及其与本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相结合的现实语境。

第一节放逐边缘外的真实存在

——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流变脉络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候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被提出来呢？

——丁玲《“三八节”有感》

女性主义思想的历史可以一直溯源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代希腊（被誉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女诗人萨福，就曾在爱琴海中一个名叫Lesbian的小岛上开办女子学校、创作具有女同性恋色彩的诗歌），但直至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才开始在欧洲兴起。而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则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了。

一、女性主义的主要发展历程

1.18世纪以来西方女性主义主要经历的两次浪潮

第一次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女性开始走出家庭，直接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之中。1792年，英国记者和翻译家玛丽·沃尔夫斯通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为女权辩护》。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得女性主义思想很快就传遍了西方世界。1848年7月19日，美国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村的一个教堂中举行，会上通过了《观点宣言》，呼吁“自然法则”，极力主张维护推翻（男权）专制的权利。这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统称为传统的女性主义，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受到两次科技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之后，20世纪中期，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又掀起高潮。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源于美国，并很快传播到北美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它秉承了女性主义运动一贯的思想，反对传统的男女不平等，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性别压迫；但是与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不同的是，女性主义者不再把批判的矛头单纯地指向男性，而是开始反思与自我批判。

20世纪60年代至今，这种文化反思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一方面，有关妇女问题的出版物大量涌现。到1971年，在美国已有超过一百种与妇女解放运动有关的杂志和报纸，更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女性理论研究论著的出版，如贝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FeminineMystique)(1963),凯特·米丽特的《性政治》(SexualPolitics)(1970),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DialecticofSex)(1970)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课堂开始开设有关女性的课程。到1970年底，美国各大学中开设的相关课程约有110门，80年代初，这一数字攀升到3万多，1991年68％的美国大学都提供有女性研究的课程。[3]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反对男性霸权的浓重的政治氛围，“女性学”研究开始与众多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流派，如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等。

2.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

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跨学科、多元化的趋势，另一个就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研究兴起。

5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60年代美国国内黑人运动和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是推动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巨大动力。美国的史学家认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兴起于70年代，为了争取男女平等、反对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第三世界的妇女和女性主义学者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她们一般要面对双重的斗争：第一种是与民族解放运动中和民族经济发展中的父权制作斗争，反对性别压迫和偏见，“于沉默中爆发，为无言者立言”；第二种则是与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西方话语霸权作斗争，争取在全球化趋势下实现女性主义思想的民族化、本土化。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强调“女性主义应是来自不同国家、地区、阶级、种族的妇女表达自己利益的政治舞台。多元化是讨论妇女之间不同需要和利益的保证，是妇女反抗性别压迫、争取男女平等的政治行动的起点。”[4]

二、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变迁

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流变历程，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时期：空白期（中国封建社会及以前）、引入期（20世纪初期到新中国成立）、畸变期（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中，第二时期与第三时期之间没有明确的时间划分，为了论述的方便，以新中国成立作为区别不同社会性质的一个分界点。

1.空白期

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前的几千年里，华夏历史上虽然涌现出了众多的杰出女性，但是传统文化并没有孕育出像西方那样激烈的、富于战斗性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女性主义思潮。所以，这一漫长的时期，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女性主义思潮的空白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中国文化在构造阶级等级的同时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的本体论和价值观。周易和易传的哲学就是从天地、日月、阴阳、乾坤的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的尊卑、内外、刚柔、贵贱的关系；儒学的创始人孔孟的重“人道”的伦理主义把这种秩序人道化和具体化了；到了汉儒那里，从天人合一、感应出发，论证“天不变，道也不变”的秩序的永恒性，从阴阳五行来求证“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宋学家从“太极”、“天理”来论证“三纲五常”的普遍性和“灭人欲”以“存天理”的必要性……，到了封建帝国后期，儒释道合流，多重文化构设将性别制度的不平等论证成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

对于中国来说，女性主义的确是“欧风美雨”下的泊来品。封建社会中，由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的纲常伦理思想对女性的极大束缚，中国没有女性主义思想产生的先天土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但是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几千年以来，“慈母”与“严父”这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孝”这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赋予了作为母亲形象的女性以相当的家庭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才智和创造力只能体现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发挥着“静能制动”,“柔能胜刚”,“无为而无不为”的家庭关系协调员的作用。但是，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带有较大的模糊性和隐蔽性,中国男权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是复杂的,决非是卑微与低贱或至高无上所能涵盖的。中国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作用下的两性关系呈复杂态势：父权制既有压迫、压抑妇女的一面，又有给妇女以生存空间甚至有妇女发挥能动性的机制的一面。因此，很难用一句话来断言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高低。

此外，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并没有背负上类似西方文化中夏娃那样深重的原罪，她们在男权社会中被当作一个卑弱的群体来看待。加之中国文化在众多学者那里属于阴柔与内倾的性质，在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纯粹、极端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女性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一中国传统的思想的中庸改造。

2.引入期

从到辛亥革命，积极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的中国的革命者，始终维持着“西学东渐”的局面，“向外国学习”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所以，虽然当时社会动荡，民生无计，但较为开明的学术思想为国外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传入提供了必要的头脑空间。此外，清朝末年，民族危机的上升使得民族主义逐渐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强调“女子”在尽传统家庭责任的同时，还需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公民责任。这些，为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外国女性主义思潮初入中国之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扫荡封建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为暗流汹涌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不少新鲜空气。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各种“主义”，经由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其中就有以“男女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女性主义思想。它好比一个不大不小的石块，落入古井水中，激起圈圈涟漪。在它直接影响下，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塑造了许多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

从当时妇女报刊的兴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新思想呼应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是我国最早的妇女报纸，它以“开女智、开民风”为宗旨，前后出版了近三年半，共1216期。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创刊于1907年1月，该报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争女权、争独立、争解放为宗旨，影响较大。这一时期，中国妇女报刊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范围也相当广泛，主要包括：“妇女解放的启蒙、妇女解放的实行、妇女问题的探讨、妇女生活的指导、妇女状况的调查与描绘、世界妇女的报道与介绍，以及妇女文学的表现等。”[5]

从1905年《北京女报》创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妇女报刊一直是中国出版界的重要阵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就有110种之多。虽然，这些妇女报刊涛生涛灭，存在的时间一般都较短[6]，但它们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时所激起的女性热情。

3.畸变期

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在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之后，就开始了特殊的“本土化”的变异，很长一段时期，女性主义沿着一种抹煞性别的“中性化”方向畸形发展，偏离了它的初衷。

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并不是由独立的女权运动带来的，而是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它是由整个中国的社会运动带来的。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斗争的对立面不是强大的男女不平等的男性政治、经济、文化霸权，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全体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因此，中国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并不是中国妇女自己，而是她们的性别对立者——男性。中国近现代的女性解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男人摆脱封建桎梏而寻求解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中国女性则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受惠者”。与其说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如说是男人们的解放妇女运动，或是女性借助于进步男性的力量为处于弱势群体的自己呐喊一番而已。“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妇女解放成为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议题，中国革命未能打破妇女受压迫的根基，从而也未能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7]

这一时期，男性是女性主义思潮的主要领军人物。比如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全体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同时，也在为全体女性同胞的解放而努力。当时在解放区以“婚姻自由”为标志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家庭口号就给千万妇女带来崭新的命运。但是，当男性领导者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时候，女性自然以这些领导人为楷模，以男性倡导的思想武装自己。在不知不觉间，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自身的存在，以男性的尺度来测度自身的解放程度。这样就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初衷相背离，女性的主体意识还是没有被激活。此外，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女性也没有时间去认真反思，在她们取得“男女平等”的同时，实际上忽略了女性自身特殊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将“男女平等”写入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注重妇女的社会性解放、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但是几十年“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掩蔽了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和观念，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女性新闻人物也大多是一些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铁姑娘”、“女强人”。

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而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在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中则又更多地强调妇女的生理、生育的特点和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法律法规里种种对女性的特别“点名”，将妇女与儿童并列为受保护的对象，无形中又加深了女性作为弱者的印象。

4.发展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与世界重新接轨，加入到全球化格局之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利倾向：一方面削弱了公众对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和批判能力，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强化了部分人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8]中国的新闻媒介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话语权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妇女对传播媒介的掌控可能与男性相比十分有限，而传媒对妇女的形象表现和传播几乎一直处于误导状态。同时，妇女经由政策和法律所得到的权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又在逐步失去。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束缚，社会上，包括妇女自身，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存在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即将前者理解为“向男看齐”，将后者片面地等同于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担任公职，等等。此类观点的产生源于政府常年实行的以男子的状况为基准的对妇女加以保护的政策，它所导致的妇女自立能力差、依赖性强、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薄弱等问题在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放松的情况下逐渐暴露。

当代中国女性不容乐观的生存状态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随着国门再次渐渐打开，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女性主义思想很快便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此时，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的高潮已近尾声，但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声音日趋洪亮，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业已显露无疑。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又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两性平等”也走出沉重的政治意义，女性的生存状况就像女性时装一样，摆脱了千篇一律的“蓝蚂蚁”（BlueAnts）。

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研究一样，中国国内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许多妇女问题研究机构，如杭州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等等，女性主义思想也与其他许多学科相融合，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女性主义”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简单的模拟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的流变过程：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来自西方，因而许多研究的理论依据出自西方学者；但与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其他思想一样，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近百年的起伏过程里，也被烙上了明显的“中国印”。

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作为一种边缘的、非主流的思想而存在的，加之中国缺乏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文化背景，又造成了今天的这样一种悖论：虽然新中国的成立携带着妇女浮出历史的地表，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想还未深入人心。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化使妇女的受压抑合法化甚至制度化，长期被压抑、受歧视的地位使不少妇女自然形成了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茫然和抗拒，相当多的妇女至今仍未明白从性别的角度接受解放意味着什么，而一个对于自身解放缺乏足够认识和心理准备的群体来说是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意识来的。

第二节声色喧哗中的智者反思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对接

“既然女性主义者的斗争已经使女性赢得了几乎所有的正式公民平等权，此时所凸显出来的对立就是，依照男性形象塑造而成的平等与女性作为女性所应有的真正社会地位之间的对立。”

——卡洛尔•佩特曼（1983）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日趋成熟，进入到多学科相互融合的多元化发展时代。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女性主义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导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性别与传播”话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最早是在197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在该刊当年的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minorities）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盖尔·塔什曼与他人合作出版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出版，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该论文集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二是媒介中工作的女性。从这本书开始，女性在大众传播中的形象问题开始被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时至今日，尽管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仍是有关“性别与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女性主义观点却已应用到媒介研究的广泛领域之中，与传播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媒介消费现象分析、传者与受众研究等思想与方法相互激荡。

一、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两种批判视域

目前，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视域：一种秉承女性主义的传统批判路线，认为当今媒介中尽管充斥着各类各色的女性形象，但它们并未展示出真实的女性生活，男权话语主导下媒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充满了忽视、偏见和歪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新闻已经出现了“女性化”的表象，但它所掩盖的却是更加隐蔽的性别不平等的实质。这两种观点视角不同，却都反映出性别话语权力的争夺与重新分配是新闻传播活动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和重要领域。

1.新闻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批判

女性主义鲜明地表现出它对大众传媒中展现出的性别成规（stereotype）的批判态度。在塔什曼编著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一书中，就对“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的议题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这就是早期的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它发展至今，成为女性主义最为通行的一种研究视角，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分析之中。

比较常见的包括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媒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肥皂剧（电视连续剧）及MTV中的女性形象分析等。实际上，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是一种文本分析，它较多的采用了文学批评中典型形象分析的方法，从性别权力的结构观点出发，对大众传媒中所表现出的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归纳，从中观照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并探寻构成这种文本的内在机制。

2.传媒“女性化”趋势的研究

约翰•哈里特在《从权力到识别：大众新闻与后现代性》中就认为“女性化”是后现代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之一[9]。例如，1997年黛安娜王妃罹难事件亦使《泰晤士报》改变了传统的“硬新闻头版”，采用“女性化、性化和个人化”的头版；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中以女性人物及女性问题为主题的内容比例从七十年代的2.9％上升到2002年的11％[10]。

表面上看，在“传媒女性化”趋势之下，女性人物和女性话题在媒介报道中频繁出现，占尽风头，甚至整个社会的审美习惯都随之“阴柔化”起来，但进入到社会文化层面分析，在西方新闻报道中出现最多的女性基本是“刑事案件和灾难性的受害者、某位重要男性的亲属、娱乐界或体育界的明星”，这三类女性的定位都是以男性为坐标，处处体现出男性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这种“女性化”的真相“实际上是女性在媒介中被边缘化和私人化，并在男性视域里受到更大的文化贬抑”[11]。

二、女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科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传播学在中国逐渐兴起，传媒以其独特的渗透力和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现实性渐渐成为观照中国社会的一个万花筒，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也随之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之一。与西方相比较，我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妇女解放”的口号早已存在，但“女性主义”一词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却是姗姗来迟，最早见于1981年《世界文学》第四期中朱红的文章《<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相结合，属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跨学科多元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是媒介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大众文化取代政治文化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不争的事实。“大众文化远离意识形态，摒弃‘严肃’、‘神圣’、‘深刻’等累人的意义，消解价值、消解意义，追逐平面化、零散化和享乐化，关注当下、关注个体的特性，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从计划经济年代的政治高压下解脱出来的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也缓解了他们身处现代工业社会的生存压力，因而它倍受人们青睐。于是，以娱乐性、商业性、消费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流行就成为顺应潮流的事。”[12]在大众文化良莠不齐的阵营中，传媒往往通过选择性的陈述和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来反映一种文化规范，并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认同。同时，现代工业社会中，性别形象的建构有赖于大众传播，传媒往往通过选择性的陈述和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来反映一种文化规范，因为只有反映这种文化规范，传媒才能与受众交流，并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也具有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因而，女性主义思潮便很自然的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开始自觉反思传媒领域内的女性问题。

这样一来，由于都具有关注现实生活、富于批判色彩的特性，二者在相互碰撞中擦出思想火花，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对接。同时，无论是女性主义思潮还是新闻传播学理论，都处于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演变过程之中，本文从这样的时代与学科背景出发，基于历史的纵向梳理，对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解析，以期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第二章充满悬念的实证研究

——有关“女性与传媒”的文章的量化分析及初步结果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有关中国女性议题研究兴起的契机。从那时以来，中国大陆关于女性问题研究的文章和书籍日渐增多，九十年代末期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更是促进了对传媒与女性的关系的深入探讨。

笔者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选取1994年以来我国大陆关于传媒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116篇，并以此为样本，进行抽样量化，试图在文本量化的基础之上，把握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现状，并从社会文化分析的角度入手，分析其特点、成因与存在的不足。

第一节量化分析的具体操作及初步数据

整个样本抽样与量化分析的过程，充满了让人期待的悬念。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这个新兴的课题无疑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但是这一研究在中国进行到何种程度，研究者所关心的主要议题是什么，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有无特点，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将在实证分析中或多或少的得到解答。

【抽样分析的设计与操作】

1.研究目的

（1）描述和反映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媒研究中女性主义思潮的状况，总结其发展的格局与特点；

（2）分析和解释形成特点的因素，探究这一理论研究现状所反映出的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

（3）进行共时与历时的比较，反映中国大陆传媒研究中女性主义思潮变迁和与当代西方传媒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异同。

2、抽样范围和量化指标

（1）确定进行量化的文本

量化分析时，本文将“当代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文本分析范围定为：1994年以来，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按照以下步骤检索得到的关于媒介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检索步骤如下：

（进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第一步——以“篇名”为检索项，以“女性”为检索词，选定时间为1994-2003，按照日期排序，选定中英文扩展，设置查询范围为“文史哲辑专栏目录、经济政治与法律辑专栏目录、教育与社会科学辑专栏目录”确定，进行检索，获得第一次检索结果，共有文章6377篇。

第二步——在第一次检索（6377篇文章）范围内以“关键词”为检索项，分别输入与新闻传播研究范畴相关的主要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结果如下表：

关键词新闻传播传媒/媒介报纸/杂志/报刊网络广告广播电视*

文章篇数113123282440029

小计186

〖注〗*在影视文本中，本文统计时仅涉及有关“电视”类的文章

第三步——对二次检索所获得的文章进行排查，去除重复检索的部分，剩余文章116篇，确定为分析样本，按照量化指标分别进行统计。

（2）量化的指标

抽样指标体系由标志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大板块构成，包括以下七个方面：文章集中发表的时间；主要分布的中文刊名；主要作者姓名及其分布；文章的研究议题以及有关各议题的分布；文章所主要涉及到的媒介类型及分布；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文章中涉及的用以支撑观点的理论

3、抽样分析的质量控制

由于校园网中网络带宽的数值变化较大，检索的结果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为保证文本抽样的质量，作者分别于2003年12月15日、2004年1月28日和2004年2月24日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重新进行检索，确定所选取文章存在的可靠性的样本信息的稳定性。

【各指标的量化结果及说明】

1．文章集中发表的时间

时间（年）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

文章数目（篇）479510813113217

所占比例（％）3.46.07.84.38.66.911.29.527.614.7

合计116篇（100％）

从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1994－2003年的十年间，有关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文章虽然总体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是在具体数量上并不多，平均每年只有11.6篇。其中，1998年之前的文章数量一直在个位徘徊；2000年以后，增势明显，2000－2003四年的文章数量占了全部十年文章总数的63％。可见新世纪以来，有关传媒与女性的议题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

2．主要分布的中文刊名

抽样分析所选定的全部116篇样本共涉及各类期刊56种，其中出现2篇及2篇以上样本的期刊共16种[13]。其中，七种新闻传播学专业期刊（《现代传播－北广学报》、《当代传播》、《当代电影》、《中国电视》、《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共占26.7％，略高于《妇女研究论丛》所占的23.3％，这八种期刊中出现的相关文章共占全部抽样范围的50％。分布如下表：

期刊名称文章数目（篇）所占比例（％）

妇女研究论丛2723.3

现代传播（北广学报）76.0

当代传播65.2

当代电影65.2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含山东分院）65.2

中国电视43.5

新闻与传播研究43.5

小计58/11650

3．主要作者姓名及其性别比例

量化依照文章的第一作者性别进行统计，具体数据如下：

性别男女合计

样本文章数目2787114*

所占比例（％）23.776.3100

〖注〗*116篇样本中有两篇文章（《妇女与传媒》、《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未注明作者，因此该表“合计”一栏以114篇样本为集合。

样本中文章男性与女性作者的性别比例为1:3，并且分布较散乱，按照第一作者排序，同一作者名出现两次及两次以上的仅有四位，列表如下：

作者姓名样本文章数目性别单位

卜卫6女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刘伯红3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陈阳3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丁宁2女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

在上表中四位作者的14篇文章中，有8篇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这既证明了《妇女研究论丛》一刊在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主流地位，也反映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阵营还局限于“妇女研究”的狭窄范围之内，主要研究人员也以女性为主，学术研究阵营有待于进一步壮大。

4．文章的主要研究议题以及有关各主要议题的分布。

类型内容研究传者研究受众研究其他*合计

篇数7614818116

所占比例（％）65.512.16.915.5100

〖注〗*“其他”包括妇女报刊史的研究、传播技术与女性对传媒的掌握的研究以及外国女性研究情况概述等边缘议题，因篇数都在1-2篇，故不一一列出。

本文按照新闻传播中的主客体关系，将有关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样本文章的主要研究议题划分为四类：新闻传播中有关女性的内容研究、女性传者研究、女性受众研究及其他。上表的数据说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议题是对新闻传播中与女性相关的内容分析，在全部样本中占百分之六十强，而有关女性传者和受众的研究相比较之下就显得单薄得多了。

5．文章所主要涉及到的媒介类型及分布

所涉及的媒介类型报刊/杂志电视（电视剧）网络广告不止一种媒介其他*合计

篇数812（17）4363310116

所占比例（％）6.9253.53128.58.6100

〖注〗*“其他”指在样本文章中没有具体涉及何种媒介，而用“传媒”、“媒介”或“大众传媒”进行概括的文章。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最为研究者所关注的媒介类型是“广告”和“电视（电视剧）”，而其他媒体较少涉及，近年来成为研究热点的网络类仅有4篇，广播类更是一篇都没有。广告和电视（电视剧）都是视觉媒介，这与“文章的主要研究议题以及有关各主要议题的分布”一表中的结果相呼应，诸多的研究者不约而同的把视觉媒介与女性形象的分析相结合，将广告和电视（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6．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本文各篇样本文章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统计如下表*：

研究方法内容分析调查访谈跨文化研究个案分析文献综述其他合计

篇数761465411116

所占比例（％）65.512.15.24.33.59.5100

注：*本文统计时，以样本文章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准。

&nbsp;

尽管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但使用最多的仍是“内容分析法”。这一结果同样与前面两项量化指标的结果相符：有65.5％的样本文章以文本分析为主，运用内容分析，对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媒介反映出的女性意识进行论述。

7．文章中涉及的用以支撑观点的理论

综观116篇样本，在文章论述中用以支撑观点的理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几类：

理论类型社会性别辨析性别话语权力性别刻板印象其他未涉及任何理论合计

篇数301243625116

所占比例（％）25.910.337.15.221.5100

（1）社会性别理论(GenderPerspective)

样本文章中广泛涉及到这一理论，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作为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着重分析了社会性别差异对传媒中女性形象建构的影响。性别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体差异，即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异。社会性别指的则是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差异，即由于男女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对男女两性不同的期望、要求和限制。在社会生活这个宏大和广阔的视角中，社会性别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种种差异更为人所关注。

（2）性别刻板印象（GenderStereotype）

这一理论在样本文章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普遍运用于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之中。其中，有部分文章提及了塔什曼的“反映假设理论”与劳拉·穆尔维的女性形象的“看”与“被看”的理论。文章多从批判的视角入手，认为传媒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迎合和男权文化的欲望，在大众传媒中女性的形象与角色仍然处于被异化的状态，它以其复杂和隐蔽的方式维护着男权文化和男权观念，加深了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性别成见）。

（3）性别话语权力（DiscoursePower）

样本文章中对这一理论的运用主要是对性别话语权力分配的解析，它秉承了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实现的。当前社会以男性权力中心，他们通过“话语”来实现自己的权力。“话语”权力分配的失衡，是性别统治和性别压迫存在的根本原因。正是男性对话语权力的绝对控制，使得女性长期处于“失语”的困境。“只有通过建构媒介文本中的女性权威,加强传播女性文化理念,才能对‘菲勒斯话语中心’(男权中心主义话语)进行有力的挑战和反击”[14]。

综合前面七项指标的量化分析结果，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1.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形成的《行动纲领》特别提出了妇女与传媒的关系问题。在那以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关于女性与传媒之间的相关研究虽有起落，但着重在两个方面展开：①传播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表现和传播导向研究，即对传媒的内容分析；②妇女对传播媒介的掌控可能和掌控机会研究，即传者分析。其中，前者占据了大部分篇幅。

2.虽然“女性与传媒”这一话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专注于这一研究的绝大多数仍是女性学者，有影响力的学术阵营还未真正形成；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多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传媒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文本分析，而真正有分量的文章不多；理论研究缺乏本土的创新观点，较多引用西方学术界业已成形的分析思路，来观照中国社会的现实，论述起来未免有些底气不足。

3.研究所涉及的媒介范围，主要是广告、电视剧这样一些便于进行文本分析的媒介，研究视域比较狭窄，主要还是就传媒说传媒，很少涉及到更为广阔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

第二节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议题与方法

女人所需要的不是作为女人去行动或占上风，而是像一个自然人那样得到成长，像智者一样去分辨一切，像灵魂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展示（她）的各种才能……

——玛格丽特·富勒《19世纪的妇女》（1845）

通过上一节中的文本量化数据及初步结果的分析，我们对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整体概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就从主要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入手，具体描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现状。

一、主要研究议题

一般来讲，媒介研究的议题可划分为传播内容研究、传者研究和受众研究三部分，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研究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媒介内容、女性媒介从业人员（即女性传者）、女性媒介接受（即女性受众）。下面将结合量化文本中的具体实例，归纳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主要女性议题。

1.媒介中的女性形象问题

第一，广告中的女性形象问题依然是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归纳分析，对女性在媒介中的生存环境进行描述，从而挖掘出一些深埋其中的社会文化心理与历史根基。

《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他》[15]将当下我国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三种：传统古朴型女性（持家能手）、浪漫型女性（受男人呵护的美女）、现代型女性（事业有成的单身粉领）。从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看妇女在当今社会的地位和发展趋势，既是对广告的一种文化批判，也是对妇女自我意识的一种呼唤。《减肥广告与病态的苗条文化——关于大众传播对女性身体的文化控制》[16]对13个品牌的减肥药广告进行了详实解析，发现它们具有三个突出共性：主诉对象为中青年女性；主诉功效为塑造充满性感魅力的“苗条身材”；通过“偷换健康概念”、“营造苗条暴政”、“以身材歪曲人格”、“渲染色、性”、“制造神话误导消费”等4个方面构建病态的苗条文化，论证了大众传媒在男权文化控制和操纵女性身体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分析，都传达出了相似的话语意义：大众传播通过提供信息环境形成意见气候，来制约社会心理和影响舆论；广告通过金钱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信息环境，它们和大众传媒中那些受到“严格”把关的、具有权威意义的信息内容同登“大雅之堂”，成为垄断信息环境的社会权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结合不仅“推销物品”，并且和大众传媒中其它的信息一起“创造意义的结构”。

《正视现实、正确评价、正面引导——中国大陆广告传播与女性问题的相关研究》[17]一文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第八届中国广告节中获奖的178则电视广告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各相关指标的数据化分析，并得出结论：虽然中国大陆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陆女性的现实生存和生活状态、女性的性格魅力和时代气息、女性较高的社会化程度和社会适应性，并体现了现代女性的未来走向，但是广告作品在塑造和建构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

第二，对近年来较有影响的电视连续剧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也是媒介中女性形象研究的重头戏.它通过阅读和考察电视叙事中的女性形象，使我们接近于理解当代女性在新形势下的权利要求以及这种要求所隐含的矛盾和危机。

《新女性的神话：重新拥有自己——95电视剧女性形象评述》[18]中指出：“开始于80年代初期的女性试图重新拥有自身的努力以及对女性性别的强凋，在90年代初期发展为对女性性别角色的道德诉求。”许多研究者以近年来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中的女性形象为文本，分析其中的“新女性”形象，如《刻意挖掘当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境界——电视剧<中国空姐>中的“女性意识”读解》[19]、《阅尽人间春色——电视连续剧<全家福>的女性形象》[20]、《近几年电视剧中女性意识管窥》[21]等文章。新女性形象的出现一定和某些现实性背景有关。这里所谓现实性背景，大约就包含了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事实上，女性重新发现自我和自身价值，找回失落了的女性性别，并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肯定女性本质，是一件令今日中国妇女非常激动的事。

但是同时，研究者也意识到这些电视剧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男性叙事完成的事实。也就是说，和女性在生活中或叙事中所表达的不同，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总是通过男人的眼睛看出来并用男人的话语说出来的。由此可见，女性形象在这里依然是被动地由男性话语支配的，依然没有摆脱被写的命运以及在两性关系格局中不平等的位置。

即使是在某些女性导演指导下的电视连续剧，也曲折的反映出了这一事实。《李少红电视剧女性意识两重性的文化学透视》一文对女导演李少红执导的三部电视连续剧《雷雨》、《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进行了辨证的剖析：“人们常说,男人讲生存之道,女人写生命之真。悲叹人生的喜怒哀乐、婚姻爱情的酸甜苦辣是女性艺术家所钟爱的题材选择，这些题材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对社会的一种感受。”但是“对于女性应怎样,爱情是什么等,理性思考往往不够深入和充分。在表现自己的生存空间、人格体验时女性艺术家更多地把艺术当作心灵的释放,因此,她们的追求往往在感性的冲击下变得既虚幻又不坚定,其女性意识甚至不自觉地在公众意识的同化中消融。”[22]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电视剧在其叙事中对女性形象的新开拓，所表达的仍然是一种“女性重新拥有自身”的性别神话，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这种性别神话的广泛流传，有可能将“分量厚重的题材变成了通俗、言情的风月故事”，以温婉缠绵的所谓“女人味”掩盖或者忽略妇女的实际生存状况。

第三，对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文章虽然不多，但却很有分量，代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因此本文特地提出并加以评述。

1995年为了了解妇女在中国新闻媒介中的地位，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首次组织了对中国主要报纸头版版面的内容分析，分析的报纸为1992年12月份和1993年12月份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文汇报》。分析了这9家报纸1993年12月份的头版内容，统计结果是：《文汇报》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多，为17.6％，《中国日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多，为44％，女性署名文章最多的也是《文汇报》，占34.1％，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少的仍为《经济参考报》，不足1％，《中国青年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少，不足1％，女性署名记者比例最低的是《人民日报》，为10％。[23]

1998年徐媛在《女性在新闻中的存在——关于八家主导报纸新闻版新闻的研究报告》中，通过研究八家全国发行的重要报纸的新闻报道,分析主导报纸中新闻人物（新闻参与者）,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当前我国主导报纸中有关女性报道的现状,包括与男性相比较报道的比例、年龄和社会身份分布、在被报道事件中的作用等,并用性别视角考察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媒介现实中女性的比例是否合理和平衡、是否存在和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等现象,为促使新闻报道朝着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方向变化提供了依据。她指出，我国的主流媒介对女性的报道的问题主要是:“女性新闻人物出现较少,有关她们的职业/身份也不尽合理和平衡；社会性角色以男性为主、家庭性角色以女性为主；权威性角色男性垄断,女性滞留在传统性辅助性角色中。”[24]由新闻报道所反映出的媒介现实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女次”的性别角色分工,在客观上起着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的作用。

刘伯红运用性别观点,对部分报刊性与暴力内容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这些报刊描写性与暴力的内容中,女性形象首当其冲地受到不同程度地歪曲和丑化,其负面作用是确定无疑且显而易见的。她在文章结尾部分说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大量成为新的卖点(女性形象的商业化)以及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扭曲反映,就是这种深刻的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同时,对色情暴力作品的讨论和在这些问题上的女性主义呼声,也可能预示着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25]

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仅仅认识到媒介中女性形象被扭曲的事实是不够的，它在揭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同时，同样对女性主义研究提出了更深入的要求。

2.女性传者研究

这一类研究主要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视角：关于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的探讨和关于中国妇女媒介的发展分析。

第一，宏观视角的样本文章多用调查数据作为论证基础，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相当的高度与说服力。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课题组于1994年4月至1995年6月，在全国除台湾省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情况作了抽样调查[26]。这次调查是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直接影响下，新中国第一次广泛、权威的关于女新闻工作者生存状况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约占新闻专业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享有与男新闻工作者同等的工作权利和获得同等报酬的权利；但女新闻工作者获得高级职务与进入决策层的比例都在10％以下，远低于男性新闻工作者。

《传媒工作者社会性别观念和行为取向调查及对策的战略思考》[27]一文也从社会性别观念角度对江苏省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认知水平进行调查，尝试性分析了大众传媒工作者在不同社会性别观念支配下的社会性别行为取向。文章指出“传媒从业者社会性别认知水平与其社会性别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社会性别认知水平较低的媒体从业者，基本处于无社会性别观念行为的状态，其编辑工作也是无性别意识的；一个没有性别平等观念的人无论其如何掩饰其‘男尊女卑’的取向，这种意识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

第二，个案分析主要以同近年来颇具影响的新闻事件密切相关的女性记者为参照，都肯定了女性报道者的作用，但对这一作用的评价并不一致。

2001年在关于进军韩日世界杯足球赛的亚洲十强赛报道中，女性记者大放异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女性主义者们却在喧哗背后产生深切的忧思：“虽然十强赛报道给女性报道者带来了量的剧增,然而在媒体对女性报道者的运用上,关注更多的是其‘女性’角色而不是‘报道者’角色。”[28]女性传播者在十强赛新闻大战中的凸现热潮实质上是“各家媒体在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背景下，以女性的性别差异为出发点的新闻策划”[29]，将女记者完全等同于性别的符号，定位于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而否认其作为一名记者的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歪曲误读女性传播者在其位置所发挥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作用。

由此可见，前者从宏观层面整体把握传媒与女性的联系；后者则从对目前国内知名女性媒体或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具体关注入手，采用个案分析，观照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

3.女性受众研究

女性受众研究是我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个方面。

零点调查公司曾于1998年10月对“人们以什么方式和途径获得信息”进行过一项调查。在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把获得社会新闻及信息“只是当平时的娱乐消遣”的女性占其调查总数的28.1%,男性只有19.7%；而“作为平时行为、决策的依据”的男性为8.1%,女性则只有6.6%。调查结果表明,“男性更多地注重社会新闻与信息的实用价值,而女性则更侧重于娱乐功能。”[30]在2000年的11月和12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专业研究生以北京地区的青年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青年女性与娱乐节目的关系”，旨在从文化心理群落行为等层面了解青年女性受众的细分群落、观看模式、女性意识、收视心理和审美情趣。[31]《潮流与风向标——青年女性的收视模式及其变异》的作者也参与了这次调查，她认为“青年女性收看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目的是放松、娱乐”，她们对娱乐类节目具有自主选择的意识，但电视在青年女性中的传播模式为“娱乐消遣性目的高于信息资讯性需要，情感交流多于理性思维”，其收视心理主要是“对形象外表的注重，对时尚的追逐，对消费享受的关心”，“开放、进取但又享受、肤浅”。[32]

《我国新闻受众中的女性缺席》一文从我国女性接触媒体的行为和她们所关注的新闻内容入手分析了我国新闻受众中所存在的女性缺席现象,并从三个方面阐释了产生这种女性缺席现象的原因:“一、新闻文本中的女性缺席是其直接原因；二、新闻生产部门中的女性缺席是其间接原因；三、传统文化中的女性缺席是其深层原因。”[33]这一分析结果与女性在传媒中形象研究的现实暗合，体现了研究者在“女性在传媒中处于弱势”这一问题上观点的一致。

二、主要研究方法

女性研究是一种全方位的研究实践，“它强调主观性与个人经验的价值”，“既寻求在某些学科传统中工作的途径，又旨在进行突破这些传统的知识革命”[34]，甚至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是“挖掘和认识妇女现实的唯一途径”[35]。在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的女性主义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