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范文10篇

行政学范文篇1

在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行政学这个学科也被表述为行政管理学，这就造成了行政学与管理学之间划界不清，在教学和研究实际中，这已经成了行政学的学科尴尬。从行政管理学的概念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是把行政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看待的，是一门特殊的具体的管理学科，即关于行政的管理学。根据这个思路，有的学者提出，既然行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管理的含义，那就不应当同义反复地称行政管理学，而应当称作为政府管理学，即政府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对象。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深入一步就会看到，政府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进行行政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的延展，就会遇到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根据政治学的思路所建构的管理学究竟应当是一门管理学还是一门政治学。事实上，行政学时常为了自己是管理学还是政治学而发生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问题，如果说行政学是政治学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话，那么在行政学研究中就需要更多地引入政治的观念和原则，而且，如果把行政学定位在政府管理和管理政府的学科位置上，它也就势必会遇到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但是，称之为政府管理学实际上又是把它作为一门管理学来看待的。管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根据科学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学的学科建构，排斥价值因素的干扰。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与管理学是两门相距甚远的科学，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而且这些标准和原则冲突极大。虽然在20世纪的后半期政治学出现过科学化的努力，有的学者试图建立所谓政治科学，但这种努力并没得到广泛认同，事实也证明这种努力不可能取得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结果。管理学的发展中也有着管理文化学派的理论出现，可也至多只是提出了在管理中要重视文化因素，注重人的价值观念对管理过程的影响，提出了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管理问题，但管理学家们从来也未准备建立不同文化类型的管理学，至今我们也无法设想所谓美国的管理学或日本的管理学，更不可能设想有所谓社会主义的管理学或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总之，政治学管理学化和管理学政治学化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行政学在政治学和管理学这样两个学科之间做出妥协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是以行政学家的个人取向来确定行政学的学科位置。行政学家在研究行政学时若是服务于统治目的的，为了强化统治行为的合法性而谋求技术支持，或者为了统治的行政模式进行辩护的话，会更多地运用政治的思想方法来解决行政学问题。当行政学家站在管理的视角上来研究行政学时，他会根据管理学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去建构行政学。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产生于政府之中的行政行为都是服务于统治的目的的，政府中的行政体制结构也从属于统治的需要，这种服务于统治的和主要执行着统治职能的行政是一切传统社会中的行政模式。在近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府的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形成了一个以服务于管理为目的和主要担负着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模式。我们把前者称作为统治行政，把后者称为管理行政。

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作为人类行政发展史上的两个阶段或两种行政模式都有着历史性，它们都不是人类行政的终极模式，未来还必将有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取代它们。所以，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去建构行政学，都是不可取的。行政学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只是证明了行政学曾在一个时期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而在另一个时期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立化的进程，今天已经表现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了。认识行政学发展的这个特征，对于行政学的研究来说，就找到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学研究工作的重心是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

2、行政学是不是一门交叉学科

有人认为行政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这种观点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是那种不愿对新兴学科作深入研究而又要对学科进行定位的托词。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都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但是它的边缘性和交叉性都是它初生时期的“胎毛”，一俟它走向成熟，就会蜕掉这些“胎毛”。或者说，我们无法把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称作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只是当这门学科还不成熟的时候，才这样临时性地描述它。行政学的发展迄今为止还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但这个特点不应

当加以强化，而应当在学科发展中逐渐通过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确定，通过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构来加以消除。

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不同意把行政学仅仅看作是研究政府管理的，这往往会把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相混同。同样，我们提出“统治行政”与“管理行政”概念时，也要强调人类的行政历史有过统治行政的历史时期和管理行政的历史时期，但在人类的未来，可能会是一种既不同于统治行政也不同于管理行政的服务行政。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管理行政的时代，就把行政学简单地看作是管理学，或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就决定了行政学既不应像政治学那样把政府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来加以考察，也不应像管理学那样主要通过对管理过程和管理行为的分析来进行自己的学科建构。行政学需要从政府这个实体中抽象出行政体系的概念，通过对它的分析来确定行政体系的合理性结构，把握行政体系运行起来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机制。当然，处在管理主义泛滥于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的时代，在行政学的研究中更多地接受管理主义的洗礼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愿望是，依然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建构。

鉴于行政学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在它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这对于行政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行政学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地从政治学和管理学那里学习和借鉴理论和方法。同样，它也不断地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有益的因素。而且，我们发现，各国都有一大批原先学习和研究其它学科的学者们不断地加盟到行政学的研究中来，为行政学带来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推动行政学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行政学成为一门当代的显学。但是，行政学从其它学科中学习和借鉴所有有价值因素的行为，并没有推动行政学朝着边缘化交叉化的方向前进，反而更加促进了行政学的成熟，使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征更加突出了出来。

3、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认为行政学是专门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这是对行政学的一般性定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描述性的。具体地考察，行政学其实是以行政体系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的，是在研究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寻找优化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途径的科学。也就是说，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就是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行政有着自己的历史，每个时期的行政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的，反映着它们的要求并为它们提供整体支持。从行政体系的结构来看，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1)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2)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3)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3个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健全的标志，而它们的协调运行则表现为行政体系的功能。

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是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等物质性客观要素之间关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是行政体系的客观形式。广义地讲，客观物质环境因素也是其客观结构的要素。因为，客观物质环境影响或制约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行政体制的选择、组织的建立、机构的设置、人事的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的状况。行政学在研究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中，形成了关于行政人员、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设置以及公务员制度的理论，并且包含着相应的行政体系得以运行的物质的和财政的保障条件和方式。

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是指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方法等属于精神形态的主观要素构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是行政体系的主观形式。在广义上，也应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当然，行政权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但在本质上是行政客体的主观认同。所以，它是以组织权威的形式出现的。行政法律和政策，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统治意志及其观念的形式化。行政管理方法是对行政管理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前人经验的凝结。与客观结构系统相比，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具有系统整体的相对灵活性和变动性。由于与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行政关系、行政行为的状况会不断地反映到行政主观结构系统上来。一般情况下，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是在保持自身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加以调整。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总是不断地向既定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提出挑战，要求它们不断地通过变更而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提出改变行政体系主观结构方式的要求。因而，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拥有积极的、活跃的不稳定结构，行政体系的变化、发展总是首先表现为其主观结构系统的变动。当然，行政体系的变化往往直接地表现为国家统治阶层顺应社会生活经济结构的要求而采取的自觉行动。所以，通过对行政体系主观结构系统的研究，可以准确地把握行政体系的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的实现状况，可以较好地认识和处理行政与其政治和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所在，并为行政改革作出切合实际的方案设计。

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主要是指行政组织、行政人员或公务员的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等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深藏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和主观结构系统之中的调节系统。因为这些因素是隐藏在各种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之中的，并每时每刻地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发现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系统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可以为行政道德的建设和充分调动行政系统中人的积极性找到现实的出路。

既然行政学是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行政学对行政体系的研究是从属于效率和公平的目标的。如果行政学仅仅停留在对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把握上，那么这种行政学必然是属于效率中心主义的范畴的。但是，一旦行政学努力在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背后去发现其价值结构，那么，行政学就会把它的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对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运用于行政体系的设计上，就会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从而把人类行政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行政学范文篇2

一、行政生态学与生态行政学的产生

行政生态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斯于1947年发表的文章《政府生态学》中正式提出“在行政领域进行生态学研究的诉求”，强调了外部生态因素对行政管理的重要指导意义。美国弗雷得•里格斯于1961年正式发表了《行政生态学》，他正式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行政问题的研究当中，使得行政生态学真正演变成为一门系统性学科。然而，生态行政学的产生则是顺应了历史和环境的发展。20世纪中叶，由于生态危机日益严峻，世界各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门拥有交叉性和边缘性的学科，生态行政学因此而逐渐产生。

二、行政生态学和生态行政学的比较

随着行政生态学和生态行政学的相继产生，学术界对二者的探索和争议也越来越多。行政生态学和生态行政学，虽然二者只是在名称上存在语序颠倒，但是，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和差异。

(一)内涵不同。关于行政生态学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沪宁认为，行政生态学是一种透过生态学的视角去研究一种生命主体与其外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运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来模拟行政系统的运行环境，研究行政系统与其环境的一种理论方法。这个理论认为行政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既不能离开自然环境，也不能离开社会环境。它更加强调环境对行政系统运行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由此可见，行政生态学的内涵是指一种有关行政系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它的实质是对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的一种借鉴和运用。关于生态行政学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界定。高小平认为，生态行政学是一门在生态学科学的前提下，行政主体为了缓解生态环境问题所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问题而研究如何开展行政行为的科学。生态行政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缓解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在生态行政学中，并不存在对生态学概念和方法的借鉴和运用，生态行政学更强调的是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

(二)研究内容不同。行政生态学的研究内容着重于研究行政系统与其所处的外在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生态行政学着重于如何创造一个国家的行政系统使其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总体来说，二者的研究内容各有不同。

1．行政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一是行政系统所处的行政环境。行政环境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二是行政系统本身。行政系统包括多个方面的系统，比如:个体系统、团体系统、整体系统等。行政生态学认为，在研究一国的行政之时，不仅要研究该国行政行为的具体方式，还应该立足社会的大系统，从各个方面来研究行政。

2．生态行政学的研究内容。一是宏观的决策管理，主要是按照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生态环境角度出发，出台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和措施。二是微观的监督管理，主要是在宏观决策管理的总体性指导下，侧重于开展执法监督层面的经常性的管理工作，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三)定位不同。行政生态学的定位是一种偏向于生态主义的行政学，生态行政学的定位是一种倾向于环境保护主义的行政学。行政生态学是一种生态主义的行政社会学，它是一门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性、综合性、边缘性学科，生态行政学是一门环境保护主义的行政学，也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定位更倾向于环境保护主义。行政生态学充分体现出生态学研究方法在行政系统中的运用，而生态行政学则充分体现了生态学与行政学的有机结合。

(四)研究意义不同。行政生态学和生态行政学的研究意义各不相同。行政生态学是将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观念运用到行政学的研究过程中，它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学研究和发展历程中的有关方法论的改革和创新，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引入行政学，在此，“生态”是研究的方法，而“行政”是研究对象。行政生态学的研究和发展，为世界各国的行政研究提供了很多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生态行政学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应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运用“行政”系列手段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目的。在生态行政学的研究中，“行政”是研究方法，“生态”是研究的最终目的。

三、结语

行政生态学与生态行政学在概念、研究内容、定位和研究意义等方面各有不同、各有侧重。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充分发挥二者对于行政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和促进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研究行政生态学，运用生态学的手段和方法促使国家行政系统与其外在环境实现平衡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究生态行政学，运用行政的手段和方法，不断改进和完善国家的行政系统，使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二者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谁也不能离开谁单独进行发展。在实际的发展研究过程中，各国政府应该根据本国政府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和借鉴，也可以对二者进行综合运用，以实现政府行政系统的发展、完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的双重目的。

作者:李玲 单位: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约翰•M．高斯．公共行政学的思考［M］．阿拉巴马:阿拉巴马大学出版社，1958:9

［2］王沪宁．行政生态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28

行政学范文篇3

一、行政学研究政府吗

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认为行政学就是研究政府管理的。但“政府”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所谓政府是指“政议之府”。一般说来，总是在探讨政府与社会以及其它国家机构的关系时，才会使用政府的概念，特别是当一个问题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时，肯定会涉及到政府这个概念，但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来探讨行政学，就显得有所牵强，以致于在行政学的研究和叙述中，何时使用政府和行政这两个概念都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

政府与行政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行政行为产生于政府和由政府中的组织机构或人员来承担。行政学在政府中所看到的是一个行政体系，而不是政府本身。如果说行政学是以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是不准确的。因为，站在行政学的视角上，政府是以行政体系而存在的，行政体系是经过行政学的抽象而确立起来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行政学并不研究政府的全部，它只研究政府的行政行为以及与行政行为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政府的政治归属问题，行政学可以不去涉猎，它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技术性的方面，是属于技术抽象意义上的行政。所以，在行政学的研究中，受过专业训练或有着专业素养的人，一般来说不习惯于使用政府这样的概念，他们总是努力地使用行政的概念。比如，用行政主体、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部门等一系列概念来取代作为政治学概念的政府。即使在使用政府这个概念时，他们的真实所指也是政府的行政体系以及行政行为。可见，我们虽然把行政学定义为专门研究现代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但是，这里所讲的政府，只是指与行政活动相关联的方面，并不包含对政府的一切方面的研究。

在较长时期内，行政学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所以，它需要接受政治学的政府概念。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必然很具体。因其自身不需要有什么理论，它作为一个学科而能够成立的理论是由政治学赋予的。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学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了出来[2]，但它只是更多地引进了管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在学科的理论归属上，还是没有走出政治学为它划定的界限。行政学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树，政府的概念成了行政学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障碍。使得对于“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问题一直有人表示疑义。科学界有着不成文的默契：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理论的学科决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行政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不能现成地接受政治学为他提供的政府理论，它需要把政府抽象为行政体系，并加以分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问题。我们相信，随着一批有着行政学专业素养的学人的出现，它的研究会从对行政体系的分析入手，来建构行政学的学科体系和确定研究的基本内容。

二、行政学是不是管理学

在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行政学这个学科也被表述为行政管理学，这就造成了行政学与管理学之间划界不清，在教学和研究实际中，这已经成了行政学的学科尴尬。从行政管理学的概念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是把行政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看待的，是一门特殊的具体的管理学科，即关于行政的管理学。根据这个思路，有的学者提出，既然行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管理的含义，那就不应当同义反复地称行政管理学，而应当称作为政府管理学，即政府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对象。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深入一步就会看到，政府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进行行政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的延展，就会遇到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根据政治学的思路所建构的管理学究竟应当是一门管理学还是一门政治学。事实上，行政学时常为了自己是管理学还是政治学而发生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问题，如果说行政学是政治学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话，那么在行政学研究中就需要更多地引入政治的观念和原则，而且，如果把行政学定位在政府管理和管理政府的学科位置上，它也就势必会遇到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但是，称之为政府管理学实际上又是把它作为一门管理学来看待的。管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根据科学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学的学科建构，排斥价值因素的干扰。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与管理学是两门相距甚远的科学，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而且这些标准和原则冲突极大。虽然在20世纪的后半期政治学出现过科学化的努力，有的学者试图建立所谓政治科学，但这种努力并没得到广泛认同，事实也证明这种努力不可能取得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结果。管理学的发展中也有着管理文化学派的理论出现，可也至多只是提出了在管理中要重视文化因素，注重人的价值观念对管理过程的影响，提出了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管理问题，但管理学家们从来也未准备建立不同文化类型的管理学，至今我们也无法设想所谓美国的管理学或日本的管理学，更不可能设想有所谓社会主义的管理学或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总之，政治学管理学化和管理学政治学化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行政学在政治学和管理学这样两个学科之间做出妥协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是以行政学家的个人取向来确定行政学的学科位置。行政学家在研究行政学时若是服务于统治目的的，为了强化统治行为的合法性而谋求技术支持，或者为了统治的行政模式进行辩护的话，会更多地运用政治的思想方法来解决行政学问题。当行政学家站在管理的视角上来研究行政学时，他会根据管理学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去建构行政学。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产生于政府之中的行政行为都是服务于统治的目的的，政府中的行政体制结构也从属于统治的需要，这种服务于统治的和主要执行着统治职能的行政是一切传统社会中的行政模式。在近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府的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形成了一个以服务于管理为目的和主要担负着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模式。我们把前者称作为统治行政，把后者称为管理行政。

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作为人类行政发展史上的两个阶段或两种行政模式都有着历史性，它们都不是人类行政的终极模式，未来还必将有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取代它们。所以，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去建构行政学，都是不可取的。行政学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只是证明了行政学曾在一个时期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而在另一个时期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立化的进程，今天已经表现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了。认识行政学发展的这个特征，对于行政学的研究来说，就找到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学研究工作的重心是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

三、行政学是不是一门交叉学科

有人认为行政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这种观点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是那种不愿对新兴学科作深入研究而又要对学科进行定位的托词。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都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但是它的边缘性和交叉性都是它初生时期的“胎毛”，一俟它走向成熟，就会蜕掉这些“胎毛”。或者说，我们无法把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称作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只是当这门学科还不成熟的时候，才这样临时性地描述它。行政学的发展迄今为止还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但这个特点不应当加以强化，而应当在学科发展中逐渐通过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确定，通过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构来加以消除。

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不同意把行政学仅仅看作是研究政府管理的，这往往会把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相混同。同样，我们提出“统治行政”与“管理行政”概念时，也要强调人类的行政历史有过统治行政的历史时期和管理行政的历史时期，但在人类的未来，可能会是一种既不同于统治行政也不同于管理行政的服务行政。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管理行政的时代，就把行政学简单地看作是管理学，或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就决定了行政学既不应像政治学那样把政府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来加以考察，也不应像管理学那样主要通过对管理过程和管理行为的分析来进行自己的学科建构。行政学需要从政府这个实体中抽象出行政体系的概念，通过对它的分析来确定行政体系的合理性结构，把握行政体系运行起来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机制。当然，处在管理主义泛滥于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的时代，在行政学的研究中更多地接受管理主义的洗礼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愿望是，依然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建构。

鉴于行政学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在它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这对于行政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行政学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地从政治学和管理学那里学习和借鉴理论和方法。同样，它也不断地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有益的因素。而且，我们发现，各国都有一大批原先学习和研究其它学科的学者们不断地加盟到行政学的研究中来，为行政学带来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推动行政学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行政学成为一门当代的显学。但是，行政学从其它学科中学习和借鉴所有有价值因素的行为，并没有推动行政学朝着边缘化交叉化的方向前进，反而更加促进了行政学的成熟，使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征更加突出了出来。

四、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认为行政学是专门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这是对行政学的一般性定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描述性的。具体地考察，行政学其实是以行政体系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的，是在研究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寻找优化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途径的科学。也就是说，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就是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行政有着自己的历史，每个时期的行政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的，反映着它们的要求并为它们提供整体支持。从行政体系的结构来看，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1)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2)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3)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3个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健全的标志，而它们的协调运行则表现为行政体系的功能。

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是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等物质性客观要素之间关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是行政体系的客观形式。广义地讲，客观物质环境因素也是其客观结构的要素。因为，客观物质环境影响或制约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行政体制的选择、组织的建立、机构的设置、人事的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的状况。行政学在研究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中，形成了关于行政人员、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设置以及公务员制度的理论，并且包含着相应的行政体系得以运行的物质的和财政的保障条件和方式。

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是指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方法等属于精神形态的主观要素构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是行政体系的主观形式。在广义上，也应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当然，行政权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但在本质上是行政客体的主观认同。所以，它是以组织权威的形式出现的。行政法律和政策，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统治意志及其观念的形式化。行政管理方法是对行政管理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前人经验的凝结。与客观结构系统相比，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具有系统整体的相对灵活性和变动性。由于与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行政关系、行政行为的状况会不断地反映到行政主观结构系统上来。一般情况下，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是在保持自身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加以调整。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总是不断地向既定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提出挑战，要求它们不断地通过变更而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提出改变行政体系主观结构方式的要求。因而，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拥有积极的、活跃的不稳定结构，行政体系的变化、发展总是首先表现为其主观结构系统的变动。当然，行政体系的变化往往直接地表现为国家统治阶层顺应社会生活经济结构的要求而采取的自觉行动。所以，通过对行政体系主观结构系统的研究，可以准确地把握行政体系的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的实现状况，可以较好地认识和处理行政与其政治和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所在，并为行政改革作出切合实际的方案设计。

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主要是指行政组织、行政人员或公务员的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等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深藏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和主观结构系统之中的调节系统。因为这些因素是隐藏在各种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之中的，并每时每刻地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发现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系统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可以为行政道德的建设和充分调动行政系统中人的积极性找到现实的出路。

既然行政学是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行政学对行政体系的研究是从属于效率和公平的目标的。如果行政学仅仅停留在对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把握上，那么这种行政学必然是属于效率中心主义的范畴的。但是，一旦行政学努力在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背后去发现其价值结构，那么，行政学就会把它的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对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运用于行政体系的设计上，就会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从而把人类行政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1]威尔逊.行政之研究[A].彭和平.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北京：

行政学范文篇4

本文作者：聂萌工作单位：山东行政学院

到行政学院进行培训的学员普遍文化素质较高，求知欲望强烈，信息获取渠道广泛，所以，他们对图书馆的利用有明显特点。阅读目的和需求分析到行政学院进行培训的公务员和各阶层的领导干部，其重要目的在于通过学习重新获取新的政治理论信息以及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决策执政能力，加强自身修养。为达到这一目的，课堂教学已不是唯一的手段，教员更多地向学员提供信息线索，让学员在课堂外自主地通过各种手段有选择的接受信息。他们既需要思想素质的提高，又需要能力素质、知识素质的升华。因此反映最前沿的发展理论动态和信息以及专业性强、学术层次较高、广博精深的图书资料是行政学院图书馆的主体需求。另外，为调剂紧张的工作学习生活，从个人爱好出发，侦察、选择、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截取必要的文化知识，从中获得娱乐与休闲也是学员阅读需求的一种体现。阅读习惯和形式分析在阅读习惯和形式上，到行政学院培训学习的学员多数倾向于印刷型文献。虽然机读型文献有信息量大、检索途径多、输出(下载、打印)方便、可以真正实现资源共享等优点，但必须借助于计算机阅读。而印刷型文献可以随身携带，随处随时阅读。目前许多学员获取文献信息的手段仍然主要是通过印刷型文献取得，这与多年养成的读书习惯有关，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借助于机读型文献获取文献信息也逐步被大家接受和认可。在图书与报刊的选择上，各种不同的培训学员有着不同的选择，长期培训的学员侧重于借阅图书，因为图书是总结性的经过重新组织的三次文献，内容比较成熟定型，是掌握一门学科的基本资料。短期培训的学员多倾向于报刊类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性出版物，它具有刊载文献信息速度快、内容新、出版周期短、涉及学科面广等特点，报刊对于追踪新动态信息也起着重要作用。阅读障碍分析到行政学院进行培训学习的学员利用图书馆学习，主要障碍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学员自身的障碍，各级干部和公务员到行政学院进行长期或者短期培训时面临着工作学习的双重压力，使他们到图书馆读书的时间受到限制。另外，学员对图书馆的分类体系、自动化系统、馆藏结构、电子资源的种类、内容等在短期内无法深入了解，这是主要障碍。二是来自图书馆服务的障碍。首先，行政学院图书馆文献资料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特别是对一些新、优、精品图书的选购稍显滞后。其次，对于馆藏宣传揭示不够，许多学员不了解图书馆拥有的丰富信息资源，特别是未充分认识到现代电子文献的优势和利用的便利，从而大大降低了电子文献的使用率。第三，对学员利用图书馆技能培训不到位。主要是对图书馆使用的分类体系、检索技术的运用等，这些都制约了他们对图书馆资源的有效利用。

行政学院图书馆应针对行政学院学员的阅读状况，在进行馆藏建设和服务时充分实现资源共享，并突出自身重点、形成特色。在信息时代，每个图书馆只有适当突出本馆特色，建设个性化馆藏文献资源，通过提供个别、差异化服务，才能在新的信息化环境中彰显自身独特价值。(加强特色馆藏建设，实现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多样化行政学院是培训公务员、培养公共管理人员和政策研究人员、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机构。发挥行政学院图书馆核心作用的关键所在就是建设有科学特色的馆藏。图书馆所收集的文献资料必须与本校设置的培训专业和所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相适应。首先，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收藏党和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相关历史文献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经典著作。其次，反映当代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等理论前沿学科、当代社会难点、热点和当代最新科技动态以及较为全面的内部文献要作为馆藏的重点。再次，在行政学院培训的学员中有不少专家学者型干部，为胜任工作，对所从事领域的专业技术前沿知识的掌握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有选择、有重点、有针对地采购这方面的图书资料。另外，随着现代化文献载体的多样化，要逐步更新馆藏结构，扩充馆藏文献信息量，加大电子文献入藏比例。创新服务理念，加强特色化服务建设无论任何一个图书馆，都要通过特色化的服务才能实现特色资源的价值，因此要注意克服“重建设、轻利用，重开发、轻服务”的思想，进一步优化服务方式，深化服务内容，加强与读者的双向交流和沟通，进行特色化服务建设。1．改变传统服务方式，为学员创造多种渠道获取信息资源的途径。可以根据本馆收藏特色有选择的对馆藏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特色文献数据库。文献数据库是文献资源的深层次开发，是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有效手段。行政学院图书馆数据库建设上应确立“以需求为导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建库原则，建立起兼顾求知与科研、学术性与知识性的数据库。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及信息资源的优势，通过电传互借、电子邮件等网络服务方式，使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上仍然能享受图书馆的服务。总之，从广博与深厚两个方面入手，以提高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有效性。2．加强对图书馆的宣传，开展学员文献检索培训，提高其自我服务能力。为使到学院培训的学员更好地了解图书馆，要通过新书目介绍、图书馆指南小册子、图书馆信息服务讲解、校园网络查询系统等多种途径，大力宣传特色馆藏、图书馆的服务方式与设施等，增强学员对图书馆的认识，吸引他们利用图书馆。另外读者利用图书馆文献信息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馆藏文献信息的利用率。现代图书馆计算机网络、多媒体光盘、各种数据库等的使用方法令人眼花缭乱，很多读者对新技术无从下手。这就要求引导学员利用信息资源，培养他们敏感的、主动的信息意识，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的，充分运用图书馆丰富的文献和电子资源，发现、搜集整理必要的信息，掌握搜集、鉴别和获取信息的知识与技巧，提高其自我服务能力。3．加强图书馆专业队伍建设，提高图书馆员专业素质。为了使行政学院图书馆真正成为一个能主动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现代化文献信息中心，对从事读者服务及信息服务的图书资料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综合能力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图书馆员在工作方式、工作价值、工作效率、工作成果诸方面将发生变化，图书馆工作人员要从“目录指导者”、“信息提供者和用户之间的中介”向“信息导航员”、“网络导航员”、“主题专家”等角色转变。因此，要鼓励馆员不断学习，促使馆员全面提高素质，培养其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竞争观和效益观，使他们成为拥有创新能力的知识型馆员。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强调人文管理，重视情感导向、价值标准、行为模式的培养，营造信息供给的良好环境，开展顺应人性、尊重人格的情感个性服务。要通过加强对图书馆员的培训力度，提高馆员的整体素质，搞好队伍建设，以适应行政学院图书馆发展阶段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培训和科研的需要。

行政学院是公务员教育培训、公共行政理论和政府管理创新研究重要基地，是政府决策咨询的思想库。作为行政学院图书馆，要适应时展的需要，真正发挥其文献信息中心的作用，要不断加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不断创新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为提高行政学院人才培养质量，为领导决策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和参考咨询服务。

行政学范文篇5

·政治与政策制定。当行政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而且新兴的福利国家开始广泛发展福利项目时，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就不再现实。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对社会事物的干预就是明显的例证。如此，公共机构为了获得不同选区居民的支持，便调整策略去影响选区并满足选民的需求。这样，公共行政的一个主要趋势便是远离“中立”而靠向“政治”。尽管早期支持行政中立的学者主张行政官员仅仅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这种假设现在被认为是幼稚的。人们认识到价值观不仅从多重外部因素侵入行政，价值观同样存在于如政策执行这样被号称为是“中立”的内部决策中，象其它政策参与者一样，政府官员应当参与政策制定。

·人类行为。经典管理学派植根于泰勒的科学管理学派和效率的工程概念中：即用最少的能源耗费完成工作。尽管从私营部门中得出的管理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的骨架，但事实证明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立部门中的人类行为都是不恰当的。尤其是它们不能解释人性的复杂性、不确定因素或变化环境的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与对组织的社会学研究形成了新的管理学派思想。行为学派强调人际关系与个人目标的重要性。即强调组织中个人与集体的多层面、网络状、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性。

·项目的有效性。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技术的日益进步、人口的不断变化以及政府职能的增加，政府项目增多。同时，公共财政资源逐渐萎缩。如此，公共机构生产力的有效性成为美国公众关心的首要问题。行政中“唯一最佳方式”的概念受到批判。这不仅适宜于实用工具与技术，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行政学学科的理论构思。公共行政学开始将自身看作是一门综合学科，通常是有价值观念冲突且价值观相互竞争的学科，而这门学科还在不断地适应与改善之中以追求优异的业绩。

第二部分：美国公共行政实践的三种模型

尤格斯与凯勒(Uveges&Keller,1998)提出了美国公共行政实践的三种模型，而这三种模型又基于三个假设或前提。应该说，三种行政管理模型反映了美国政府管理的演变。每一种模型都试图从不同的层面解释政府是如何控制互为冲突的利益以及如何管理社会的。通过分析这些前提和假设，就能够评估公共行政的范围和属性。

三个假设或前提：

·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多数将人看作是本质上易腐化的。类似于基督教神学所称谓的“原罪”。基于这个假设，奠基人建议，公共权力的分配应当避免给个人提供腐化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就能够理解奠基人关于权力控制与均衡的主张。对权力的制衡可以说是对人性弱点的结构篱栅。

·第二个假设涉及共和国的权力属性。政府管理的共和属性通过正式建立的复杂程序将公共权力授予民众代表。目的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倘若没有民众代表的批准或宪法条文所指定的权力，政府官员就不能行使权力。官员的选取通过一系列的代表制度和程序，通过分散权力（控制、均衡和联邦制）到政府的各个角落，该设计限制了专制的机会。

·第三个假设预计到了个人与集体参与公共团体会带来的矛盾。麦迪逊(Madison)《联邦主义者》的第十篇文章中谈到不可避免的派别邪恶及控制它们的必要性，麦迪逊认为派系寻求政府有利于它们的行动，而最好的控制是均衡各派系。尽管有的派系可能谋求公众利益，但不排除其余派系只追求其特殊利益。

基于上述三个假设或前提，尤格斯与凯勒提出美国公共行政学三大模型：

1.派系冲突模型。假设利益竞争是一种永恒的、尽管是可悲的政体特征。公共政府机构的设计是用以响应和控制不同利益的组合。就是说，没有一个利益群体能够独立决定政策。另一方面，汉密尔顿(Hamilton)等人敦促公共机构应植根于宪法并让一些在职官员行使相当的自主权。另一些奠基人认为官员不仅应有自主权，而且应有道德要求。如此，这些官员可以获得荣誉。追求荣誉的政府官员将调节派系之间的矛盾并公平的分配权力。然而，多数奠基人更趋向于权力分离。

2.派系规则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公共权力和合法性基于直接的选举，在位政府官员对政党和政策的忠诚变得甚为重要。然而，建立在派系冲突模型基础上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变。派系规则模型的重点是将选举作为公共权力的基础，政府的行为应当反映选举的结果。

3.公共利益模型。科学的效验是这一理论的支柱。改革家们认为，运用科学能够解决公共问题。应该设立政府结构给专家更多的权力。所谓专家，是指那些拥有相关科学知识之人。学位、教育证书是专业技能的象征。改革家们将科学看成是不断积累和增长的科学体系，而且他们坚信通过仔细和持续不断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取全部知识。通过运用无偏见的一般法则，他们看不到科学效验及其解决问题的局限性。

将政治因素从行政中分离出来之后，改革者们认为科学的理性能够消除政治冲突。运用知识而不参杂政治就会实现公众利益，达到各方面都更好的状况(BrownellandStickle1973;Haber1964;Hofstadter1955)。

这种公共利益模型假定了人类具备知识后的完美无缺性。理性不仅增加了人们塑造现实的能力，而且完善了人类自身。为了增加理性，改革者愿意将更多的公共权力授予专家。教育不仅使人们的认识技能敏锐，同样注入了基于科学知识的道德观。美国内战后派系规则模型与公共利益模型成为前沿。派系规则模型成为总统改革的典范，而公共利益模型最初影响了公务员改革与地方政府。尽管没有一种模型能够独占鳌头，在不同时期，一种模型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其它模型。在二十世纪的多数时期，公共利益指引了公共管理。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社会与政治事件，表明派系规则模型的复活，或许，这几种模型都有它们生存的土壤，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运作程度和范围不同而已。

第三部分：美国行政学发展的五大时期

>1.美国行政学的创始初期(1887-1899)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美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大量的农业人口拥入城市，成为工厂工人和城市居民。然而，当时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准备好相应的市政设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需求。城市的扩张不仅来源于美国农村，也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大型的工业公司及其国际市场的开拓起到了催化作用(Chandler1984;Degler1959)。这样，日益膨胀的城市期盼着市政管理知识与管理理论。另一方面，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Act)的通过即美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期待着相应的行政学知识。

这一时期，对“公众”利益的关心并不明显，大多数公共服务是通过私有企业提供的(Callow1976;Riordon1948)。如果运用三大模型，派系规则模型更多的说明这一时期。而文官制度的建立是寄希望于在政治上中立的文官队伍能够抑制腐败的土壤。霍哲教授与盖布雷林(Holzer&Gabrielian,1998)博士关于诚实、无党派及象企业一样有效率的政府这一重要理论和观点适用于这一时期。文官制度的建立，是早期政府管理中公共利益模型的运用，尽管最初的文官制只包括12%的联邦雇员。截至1900年，有十万名联邦雇员成为公务员(Hoogenboom1961;vanriper1958)。

可以这样说，市政管理以及公务员管理催生了美国的行政学。

美国大多数行政史学家（见Shafritz.J.M.&Hyde.A.C.1997;Uveges&Keller,1998）均把伍德罗·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1856-1924)看作是美国现代行政学的鼻祖，把他的那篇被誉为行政学开山之作的《行政学研究》(1887)的发表看作美国行政学的诞生之日。在这一不朽的篇章中，威尔逊谈到了行政学的内容、建立和发展行政学的必要性、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行政与宪法的关系、政策效率、公共生产力等。这一具有历史地位的名篇至今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芒。比如，威尔逊谈到“政府如何以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成本（金钱或能量）去做那些政府该做的事情”仍然是公共生产力的一种重要定义。

2.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效率时期(1900-1929)

历史迈入二十世纪初叶后，管理科学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同时，这一时期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末行政改革的延续时期，以及尤格斯及凯勒(Uveges&Keller,1998)所提出的公共行政实践的公共利益模型的成熟期。

1900年，一场飓风席卷了德克萨斯州的盖尔维斯敦(Galveston,Texas)，夺走了六千人生命。城市的恢复由一种新的市政府形式所推进，即委员会形式。这种变化反映了更为注重公共管理实践的策略。公共政策由七个委员讨论，而这些委员由州政府任命。每一个委员都是一个政府行政部门的主管。后来的委员会成员由选举产生。十年之后，就有数百个城市采纳了类似的委员会制度。里查德·蔡尔德(RchardChild)形式的委员会——经理型市政府发展很快(Stillman,1974)。这种委员会有一个人数不多的立法机构，被赋予制定政策的权力。市政府经理由委员会任命，经理拥有全部行政权力。这样，行政－政治二分法得以贯彻。这种市政府经理的产生是基于行政能力，因而大大减少了政治(Childs,1952;East,1965)。所有这些变革皆符合社区范围的公共利益。早期的城市经理几乎全由工程师担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城市扩张所需要的广泛公共工程。城市经理制同样的注入了公共利益模型中的其它元素，如科学的效验、以普遍的非党派选举替代党派政治。人们认为，专家管理城市将对社区的需要更负责任(Boyer,1983;White,1927)。

在这一管理科学效率时期(1900-1929)，公共行政的科研与教学机构陆续成立。如1916年成立政府研究所（1927年更名为布鲁金斯学会）；1914年，密执安大学开办了第一个市政管理的硕士项目；1924年，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University)成立了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众事物管理学院(MaxwellSchool)，开办社会学及公共行政学，美国公共行政的研究生教育由此开始；1929年，南加州大学成立第一个独立的公共行政职业学院。以麦克斯韦尔学院为代表的公共行政教育普及和推动了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在理论建树上，古德诺(FrankGoodnow,1859-1939)于1990年发表了《政治与行政》。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第一届（1903年）会长。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古德诺定义了行政与政治的不同作用，阐明这两者是完全能够区分的。他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这种意志的执行。同时，他也关注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职能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在威尔逊呼吁科学管理的同时，泰勒(FrederickW.Taylor,1856-1915)在费城(Philadelphia)的钢铁厂里忙于科学实验。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开拓了时间与动作的研究。泰勒的方法最初在私有企业中更多地被接受。泰勒也重视管理者与雇员的关系，并强调两者之间的合作。基于“有一种最佳方法”去完成任何任务的假设，科学管理寻求通过发现最快、最有效率、最少疲劳的生产方式去增加产量。经典组织理论从这一概念出发，试图找到社会组织中完成一项任务的“最佳途径”。泰勒先后发表了《车间管理》(1903)、《科学管理原则》(1911)与《科学管理》(1923)。

同一时期的著名行政学者还有威诺碧(WilliamF.Willoughby,1867-1960)。他是塔夫特经济与效率委员会(TheCommissiononEconomyandEfficiency,theTaftCommission)的成员，并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第一届主任。1918年，威诺碧发表《联邦州预算改革运动》。威诺碧将预算看作政府的中心环节，具有控制作用。重点是效率、负责任、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权力的平衡，以及建立一个行政部门去监督预算决策。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他于1918年推荐的预算程序至今仍被许多市政府与州政府采用。费莱特(MaryP.Follett,1868-1933)在《命令的》(1926)一文中谈到组织的结构，提倡参与式管理，即管理者与雇员之间的和谐。正如科学管理，她强调决策应基于具体的场景及责任。1926年，怀特(WhiteLD,1891-1958)发表了公共行政第一部教科书《公共行政学研究导论》。

3.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繁荣时期(1930-1959)

很难用一句话概括这一时期行政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这是美国传统管理科学运动的末尾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孕育和发展了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按照霍哲教授与盖布雷林(Holzer&Gabrielian,1998)博士的五大理论，30年代的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开创了行政学研究对政治的回归，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不再受到人们的普遍推崇，公共行政开始远离“中立”而靠向“政治”。然而，这一时期的实践却表明：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越来越独立于政治学，同时伴随着行政国的兴起。

政府的膨胀

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了新政计划，政府迅速膨胀。行政管理总统委员会，即布郎诺(Brownlow)委员会于1937年报告“总统需要帮助”，呼吁行政部门机构重组。国会于1939年通过了机构重组法：新成立总统行政厅，将原财政部下属的预算局纳入总统行政厅。布郎诺委员会报告的实质是增加总统的权力。然而，即使在当时，有识之士亦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梅雷牧(LewisMeriam,1883-1972)在《国家政府的重组：它包括什么》(1939)一书中分析了重组政府存在的问题。到了尼克松(Nixon)的水门事件，大多数人才真正意识到总统权力膨胀的危害。不过，新政与二战导致政府的增长应该说是历史的产物。第一届胡佛委员会(ThefirstHooverCommission,1947-1949)成立的初衷是精简二战后的美国政府。然而，该委员会却提出大幅度增加总统行政办公厅的管理能力。该委员会72%的建议被采纳，包括1949年重组法及1953年成立的卫生、教育与福利部。这一时期的改革建议，尤其是布郎诺委员会主张，采纳了派系规则模型。同时的实践对公共利益模型提出了质疑(Uveges&Keller,1998)。

科学原则学派

古立克(LutherGulick,1892-1993)在《组织理论的几点见解》(1937)一文中介绍了他创造的词汇POSDCORB，即管理的七项重大职能：计划(Planning)、组织(Organizing)、人事(Staffing)、指导(Directing)、协调(Coordinating)、报告(Reporting)和预算(Budgeting)。古立克的见解助长了正统公共行政的特色：即对管理和行政的研究集中于上层管理部门的角色。他谈到组织内的分工、协调、控制幅度等等，中心目的是提高效率。古立克的“原则”遭到以西蒙(HerbertSimon)为首的当代行为学派学者的抨击。西蒙在1946年发表的《行政谚语》中解剖了POSDCORB，认为这些原则不能自圆其说、互相矛盾、并且不适用于行政官员随时面临的许多行政场景。

人际关系与人类行为学的兴起

1924年至1932年在芝加哥西部电气公司所进行的霍桑实验(TheHawthorneWorksoftheWesternElectricCompany)触发了学者们关于工作环境对生产力影响的思考。巴纳德(ChesterBarnard,1886-1961)在1938年提出了《非正式组织以及它们与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指出非正式组织在正式组织中的作用有：保持组织内的沟通和联络；保持组织内的凝聚力；保持组织内个人正直、自尊与独立选择的感情需要。在《高级主管的职能》(1938)一书中，巴纳德将组织看成合作体系，主管的职能是保持组织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动态平衡。要保持这种平衡，管理者需要了解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相互依赖的属性。高级主管的职能包括保持合作的愿望、沟通体系的建立、组织目标的形成等。巴纳德认为，如果主管要有效的领导，他就必须将质量与道德结合起来去协调组织的活动、形成组织的目的。同一时期著名的行为学派学者还有马斯洛(AbrahamH.Maslow,1908-1970)。在《人的激励理论》(1943)中，马斯洛提出人类动机的五个层次的需要学说，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一旦低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寻求满足高一层次的需要。麦克格雷戈(DouglasMcGregor)在《企业中的人性方面》(1957)中提出著名的X理论与Y理论。X理论认为普通人好逸恶劳；缺乏进取心、不愿负责任；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需要漠不关心；不愿变革；盲信，不聪明，容易受骗和受他人蛊惑。Y理论认为管理是将生产的要素——钱、物资、设备、人——组织起来以达到经济目标；管理的核心是依据组织的条件，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们最好地达到他们目的的同时，实现组织的目标。艾古尼司(ChrisArgyris)在《人性与组织》(1957)中探讨了个人性格与组织之间的关系。

行政责任

关于行政责任的早期见解源于荷林(E.PendletonHerring,1903-)《公共行政与公共利益》(1937)。荷林分析了政府职能增加带来的问题及行政自主权的影响。荷林认为，政府官员应该在宪法的原则下提供附加的规则与章程。“行政官员肩负着调整集体利益差异的重任，并使作出的经济与社会妥协能够通过法律程序而有效地运行”（见Shafritz.J.M.&Hyde.A.C.,1997）。从效果上看，官员的责任是从道义上定义公共利益。

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场弃

新政与二战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均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人们几乎很难再将企业中价值中立的原则运用于政府管理。尽管改革先驱做了种种努力，政府毕竟不是企业，也不是价值中立部门。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攻击来自方方面面。首先，利连撒尔(DavidE.Lilienthal)在《田纳西山谷政权：征程上的民主》(1944)中描述了他的经验。他发现政府的计划过程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过程，当然，这对于民主社会来说是健康和有益的。其次，安坡碧(PaulAppleby,1891-1963)认为理论上坚持非政治的政府过程是与美国的经历背道而驰的。在《大民主》(1945)一书中，安坡碧持这样的观点：即能够将政治要素从行政中分离出来无异于神话。最后，尽管有人认为安坡碧的著作是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讣告，塞兹尼克(PhilipSelznick,1919-)的《田纳西山谷政权(TVA)与基层组织：政治与组织研究》(1949)给二分法学说增添了雪霜。塞兹尼克回顾了TVA创始人的意图——即民主计划、分权与基层政府。随后，他解释这种意识形态成为争夺权力的源泉。他的结论是，TVA对土地使用计划等农村政策的支持受到影响，因为TVA需要赢得农场主的支持——而这些农场主对公共用电政策持相反态度(McCurdy,1986)。

科学决策与行政理论

西蒙(Simon)的《行政行为》(1947)是行政学历史上的里程碑。西蒙提倡在行政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即在政策制定中运用实证方法，而政策制定是行政学的精髓所在。就科学探索而言，西蒙认为事实与价值能够区分开，而且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观点。达尔(RobertA.Dahl,1915-)在《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1947)中指出。公共行政学的建立应当基于：1.认识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2.处理行政场景中的价值规范问题；3.考虑到公共行政与其社会背景的关系。达尔认为，如果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不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则公共行政科学必然是空洞的。1948年，瓦尔多(DwightWaldo,1913-)发表《行政国》。在该书中，瓦尔多讨论了优良生活的特征、政策制定中采用什么标准、谁来统治、政府如何组织以及权力的划分和集权／分权等问题。瓦尔多关心民主的价值、公共行政的哲学问题以及公共行政取得的进展。一些学者认为，《行政国》是对POSDCORB及其它30年代正统公共行政理念的辩驳。瓦尔多被认为是公共行政学的史学家、哲学家、他与西蒙堪称二十世纪美国公共行政学的两大巨匠。

预算过程

三十年代，由于国内政府开支项目的大量激增，预算变得愈来愈重要。然而，如何合理地分配政府资源的预算理论却十分匮乏。1940年，科伊(V.O.Key,1908-1963)悲叹“缺乏预算理论”并表示了对预算核心问题的深切关注。他写道：“究竟基于什么样的基础我们决定给A项目拨款X美元，而不是给B项目？”科伊叙述了如何从事研究以建立预算理论。预算成为公共行政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路易斯(VerneB.Lewis,1913-)在《预算理论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备选预算理论，成为六十年代计划项目预算制度和七十年代零基预算制度的基础。路易斯认为，预算提案应该有助于对一系列政府服务和相应经费额度进行比较，最后抉择的方案应当提供现实的合同——即对各个项目经理的期望必须现实。尽管路易斯也深知其它因素如价格、偏见、地方主义与政治等的影响，他仍然希望出现一种能够克服这些非经济和非理性因素的预算体制。

渐时决策理论

林德布洛姆(CharlesE.Lidblom,1917-)在1959年《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渐进决策科学》(TheScienceofMuddlingThrough)一文，该文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理性模式作了深刻分析。林德布洛姆否认了大多数政府决策是基于完整信息所作理性决策的模型。相反，他认为整个政府制定过程是为了响应短期政治条件而作出的一系列渐进式决策。他的核心思想是：政策制定不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意愿，而是决定于具体的事件和环境。他的分析鼓励了政治科学与行政学／公共政策的边缘学科，即创造了公共行政新的分支领域——“渐进分析”。

4.对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重新调整时期(1960-1979)

进入六十年代后，一些学者认为政策分析可以选择备选方案；另一些人士认为成熟的科学和技术基础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性化和多元化开启了大门。同样，还有人认为运筹学的运用以及对公共问题系统研究的运用增添了新的管理知识。

不幸的是，这些期盼受到政治过程现实的局限。比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立法的渐进性限制了计划项目预算制度在全国范围的采用。之后七十年代通过零基预算制定理性金融政策的努力也是同样的命运。然而，通过分析过程由项目经理广泛参与的行政仍然获益匪浅。

肯尼迪(JohnF.Kennedy)总统关于美国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将登上月球的许诺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the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NASA)实现。NASA致力于项目管理，对任务的组织集中于具体工作而不是等级制，增加了公共管理的灵活性，积累了矩阵管理和矩阵组织的经验。从概念上看，项目管理是基于公共利益模型对组织原则的运用。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与政府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矛盾心理。对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能源危机的不同看法使得人们对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之间的责任划分以及国际关系等诸多过去的假设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公共行政学为政府存在的问题背上了黑锅；另一方面人们又期待着公共行政学能为行政管理的改观提供良策。

密诺布鲁克会议与新公共行政学

六、七十年代的严峻现实对公共行政学以及政府管理提出了挑战。瓦尔多(DwightWaldo)注意到公共行政学处于一个“革命的时代”，于1968年召集了一个青年学者的会议。该会议由瓦尔多当时任主编的《公共行政评论》及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赞助，并在锡拉丘兹大学的密诺布鲁克会议中心(Minnowbrookconferencesite)召开。会议的成果集中反映在马诺力(FrankMarini,1935-)主编的《迈向新公共行政：密诺布鲁克观点》(1971)、瓦尔多著《处于动荡时期的公共行政学》以及弗雷德里克森(H.GeorgeFrederickson,1934-)的专著《七十年代的邻居控制》(1973)和《新公共行政学》(1980)。会议的目的是要鉴别公共行政学应该研究的问题，作为一个学科，公共行政学的重点应该放在何处以迎接七十年代的挑战。密诺布鲁克会议的中心主题是：1.公共行政学学者如何将道德价值观念注入行政过程；2.如何能有效地执行政策；3.政府组织机构与其服务对象的恰当关系是什么。瓦尔多对会议的总体印象是朝向规范理论、哲学思考、社会焦点以及行动主义。缺乏对计划、预算和运筹学的研究，但是有对适当的“价值”、个人——组织道德问题的研究。关键词是“相关性”、“社会公平”、“调整与适应”以及“顾客导向”。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新公共行政学将社会公平注入传统的经济与效率目标。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服务的公平、对市民需要的负责任而不是对公共机构的负责任以及公共项目经理应当对决策和项目执行负责任。新公共行政的主题是市民参与政策制定、邻居控制、分权与民主工作环境。关键词是“授权”、“促进”与“适应”。

有33位代表参会的1968年密诺布鲁克会议是美国公共行政学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尽管新公共行政所倡导的价值观念（社会公平、代表制、响应性、参与和社会责任）在行政管理的实践中难以完全付诸实施，然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公共行政职业教育的相关性以及对组织成员、顾客和社会需求的培训。后人将再次提及类似的问题并要求“重塑”政府。

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

公共选择学派由经济学家创立，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阿诺(KennethJ.Arrow,1921-)1951年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内容与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重叠。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行政学愿将公共选择学派囊括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个实例以理解公共选择。如果我有一些苹果并且政府不参与苹果的交易，经济理论能够理解我得到苹果的供需机制。类似的交易发生在数百万消费者与生产者身上，他们在市场上决定苹果的价格和数量。如果满足两个前提，我对苹果的消费是私事：第一，交易行为没有政府的参与；第二，我对苹果的消费除对售卖者有影响外，对他人没有正面或负面影响；如果上述两个假设不同时成立，我对苹果的私人选择就至少部分是公共选择。如国家对交通、邮电、能源、国防、教育、卫生等事业的选择均为公共选择，因为有政府的参与，或者对他人有影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塔罗克(GordonTullock,1922-)和布坎南(JamesBuchanan,1919-)于1965年成立了公共选择学会(PublicChoiceSociety)，他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习惯上由政治理论家研究的问题。现在公共选择年会大约有16个国家的300名学者参加。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及作品除阿诺外有：布坎南与塔罗克合著《赞同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科斯(RonaldHarryCourse,1910-)《社会成本问题》(1960)；唐斯(AnthonyDowns,1930-)《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尼坎南(WilliamNiskanen,1933-)《官僚政府与代议政府》(1971)；奥尔森(MancurOlson,1932-1998)《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商品与团体理论》(1965)。

六十年代的重要思想：窘境中的公共行政学

六十年代不仅仅标志着社会动荡和公众对越战的不满，这一时期的管理体制和项目发展也未能达到公众的期望。计划项目预算(PPBS)就是明显的例证。PPBS从一诞生起就受到不断的批评。怀尔德威斯基(AaronWildavsky,1930-1993)于1964年发表《预算过程中的政治》。他指出，预算在现实中是一个渐进过程，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影响。1969年，他在《公共行政评论》上撰文《将政策分析从PPBS中拯救出来》，猛烈抨击PPBS。怀尔德威斯基指出PPBS的计划和分析功能与预算的本质不相吻合。六十年代末，联邦政府已不再采纳PPBS。怀尔德威斯基同样对科伊的经典问题“究竟基于什么样的基础我们决定给A项目拨款X美元，而不是给B项目？”提出质疑，认为该问题既不能回答亦不相干。重要的问题是预算过程应该有助于决策制定并帮助获取政策目的和项目目标的一致性。

六十年代的另一个主题是“把权力还给人民”，用行政管理的术语即是公共服务的分权。当然，分权的最终极限是无政府主义。考夫曼(HerbertKaufman,1922-)在《行政分权与政治权力》(1969)一文中分析了分权的错综复杂内涵。他关注于分权中的领导、政府官员的代表性以及中立的能力。考夫曼预见到了当代高度复杂的社会需要新的由公众参与的代表模式以确保负责任的行政。考夫曼认为，行政分析能够给公共政策制定带来更多的影响，同时可能带来一系列其它问题和矛盾，包括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公平的冲突、地方政府和项目之间的竞争、以及规模经济下降所导致的政府运作低效率。

洛易(TheodoreJ.Lowi,1931-)在《自由主义的终结：意识形态、政策与公共权威》(1969)一书中对当代民主政府提出批评并谴责利益集团多元化的瘫痪效应。洛易宣称，公共权威被私有利益集团所瓜分，从而导致一个虚弱、分权的政府——不能进行长期计划。这些私有利益集团的运作是为了达到私有目标，而非相互竞争以促进公共利益。因而政府不是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作最优选择，而仅仅是一个利益控股公司。洛易否认了荷林(E.PendletonHerring)及其它集团理论家预见的利益集团多元化所带来的好处。多数理论家称赞洛易的批判分析入木三分。然而，洛易的处方——即回到法律或宪法民主却被认为是不可取的。尽管利益模型有着明显的缺点，却没有替代的良策。

六十年代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是：唐斯(AnthonyDowns)于1967年发表的《官僚内幕》，指出政府官员的行为是理性的并追求最大限度的自我利益；戈乐碧威斯基(RobertGolembiewski)、吉布森(FrankGibson)与科洛格(GeoffreyY.Cornog)等人联合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机构、过程、行为与政策读物》(1966)，该书的重点是行政官员的行为世界、塑造行政行为的机构环境以及作为管理工具的行政方法。

政策分析的发展：评估与执行

七十年代伊始，人们普遍认为多数约翰逊(Johnson)时期的“大社会项目”(GreatSocietyPrograms)远不如预期的那样理想。一些社会项目受到批判，项目评估领域受到重视。萨齐曼(EdwardSuchman)于1967年发表《评估研究》，主张评估应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对评估的研究应该是总体性的，超脱具体的不同分支领域的运用。七十年代初期在评估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威丝(CarolH.Weiss)：《项目有效性评估方法》(1972)，候利(JosephWholey)《联邦评估政策》(1970)。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评估理论家和经济学家里夫琳(AliceRivlin)于1971年发表的《社会行动的系统思考》。里夫琳评论了改善政府效益的三种不同模型：分权、社会控制（即当今的授权）和市场模型。这三种模型成为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做的争论话题。正如里夫琳所下的结论，“为确保做得更好，我们必须有区分好坏的方法”。

1973年，普鲁斯曼(JeffreyPressman)与怀尔德威斯基合写了现在成为经典的《执行》。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署在为公共工程和企业发展提供财政援助所遇障碍的案例研究，但作者并不陷入对行政技术讨论的细节。作者认为，政策计划和分析往往未能考虑到执行的难处。除案例分析外，作者提供了行政战略、项目计划、政府能力和社会科学家对执行研究的咨询建议。

七十年代的其它重要著述与政府管理特点

七十年代的美国政府管理有三大特点。一是水门事件的发生，促使人们对职业伦理道德的觉醒。莫希尔(FrederickC.Mosher)等人的报告《水门：对负责任政府的建议》(1974)敦促教育部门应该重视公共部门的伦理教育。二是零基预算(Zero-basedbudgeting-Z【原刊地名】)的采纳与中止。卡特于1977年命令联邦政府采纳ZBB的使用，但ZBB因不适用而于1981年里根上任后自动废除。三是资源短缺导致政府的精简管理。七十年代的高通货膨胀迫使百姓的税收增加，公众不再支持政府的继续增长。利万(CharlesB.Levine,1939-1988)在《组织衰减与精简管理》一文中认识到半个世纪的预算正增长结束了，新时期的负预算成为现实。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还有：克里斯罗夫(SamuelKrislov,1929-)《代议官僚制》(1974)，探索功绩制、人事选择与社会公平。艾里森(G.T.Alison)《决策精髓：解释古巴导弹危机》(1971)，提出三种模型，第一是理性决策者模型，第二是组织行为模型，第三是政府政治模型。奥兹(WallaceOates)《财政联邦主义》，在该书中，奥兹提出了分权理论、多国财政联邦主义趋势比较以及不同国家的集权／分权趋势，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即效率）研究政府的合理规模。洛克(FrancisE.Rourke)在《政府机构、政治与公共政策》(1976)一书中，感兴趣于检查政府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政府机构如何运行、从何处获得权力并运用这些权力。

5.政府改革与行政学发展新趋势(1980-2000)

政府行政的职业化在八十年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检查，尽管早期的怀疑更多地出现在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也面临不断增加的压力以使行政政策更好地响应社会和政治需要。八十年代初，里根政府就开始控制政府规模。里根政府许诺减税，精简政府开支，将政府职能承包出去，促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格雷斯委员会(GraceCommission)呼吁用企业的方法管理政府，使专业公共部门经理较少地受到政治的压力(Goodsell,1984)。一些人士认为，私营部门在满足公共部门的需求方面应该扮演更为积极的作用并且替代公共部门(Savas1982)。结果是行政的多元化创造更多的机会，并且为私营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打下基础(Behn1980;IngrahamandBarrilleuax1983)。通过非公共机构提供公共服务的努力——即私有化——在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地区发展较快。中心城市由于预算的压力而欣赏私有化。当然，组织良好的公共部门工会反对这种趋势。在郊区，私有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在八十年代，州政府与地方政府面临着承担不断增加的行政政策压力。官僚主义不再是联邦政府特有的现象。从1950年到1980年，州与地方政府雇员从4百万增至1千3百万(VanRiper,1983)，经费大部分来源于联邦政府。现在州与地方政府被要求承担政策责任并自筹公共项目经费。而且，联邦政府债务持续增长，要求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里根总统说“政府非但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克林顿似乎委婉一些，“政府官员都是好人，但他们囹圄于不好的政府管理制度”。

在九十年代，精简政府的改革运动声势浩大。克林顿上台伊始，就于1993年成立了由副总统戈尔挂帅的“美国业绩评论委员会”（即NationalPerformanceReview-NPR）。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1993-1998)，美国联邦政府即精简35万雇员，占联邦雇员的16%（张梦中，1999年）。这场以权力下放、规章制度精简、市场导向为价值取向的重塑政府运动至今仍在持续。尽管美国理论界对奥斯本(DavidOsborne)与盖布勒(TedGaebler)合著的畅销书《重塑政府：企业精神是如何改变公共部门的》(1992)很少有积极的评论，毋庸置疑，该书成为克林顿政府改革的实践指南。另外两个纲领性文件是1993年NPR报告《从重视过程到重视结果：创造一个花钱少、工作好的政府》以及《政府业绩与结果法案》。

重新评价官僚体制与预算

科普斯基(NichaelLipsky,1940-)在《街道一级的政府》(1980)中阐述了公共部门的雇员在提供物资和服务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亦是政策制定者。这些政府工作人员拥有的自主权、他们与公众的广泛接触、他们对许多公共机构资源的控制使得他们成为公共部门决策制定的核心力量。利普斯基检查了责任、公平、市民得到服务的方便程度等内涵。

在政治上定义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赢利部门职能的同时，一场预算战役也展开了。国会通过了里根关于三年裁减税收的计划。随后，里根又敦促减少国内开支，同时增加国防费用。预算理论家开始检查预算理论和预算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受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所左右。凯顿(NaomiCaiden)在1981年《不确定和不稳定中的公共预算》一文中指出，预算环境在变化，其未来受财政紧缩与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同一时期的重要预算理论著作还有：施伊克(AlanSchick)《国会与金融：预算、开支与税收》(1980)、《减缩时代的预算增长》(1983)；怀尔德威斯基(AaronWildavsky)《如何限制政府开支》(1980)、《预算过程的新政治》(1988)以及怀特(JosephWhite)与怀尔德威斯基合著《赤字与公共利益：寻求八十年代的负责任预算》(1989)。

公务员制度改革

人事管理逐渐更名为人力资源管理以反映新的行为科学导向。新的研究强调平等机会、比较价值、生产力与质量管理、依据业绩付报酬、利润分成。在联邦政府层次上，人事管理改革来自1978年公务员改革法案及三头人事管理体制：美国功绩制保护委员会——裁定冤情和申诉；联邦劳工关系局——与工会一道工作以监督集体谈判事项；联邦人事总署——管理并与其它机构一道工作以影响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英格拉姆(PatriciaIngraham)在公务员改革及其政治方面著述甚丰，在她的《功绩制基础》一书中对人事改革及对公共服务的影响作了较好的总结。克林顿执政时期的重塑政府运动大幅度精简了联邦人事总署的公务员，裁减幅度达47%，许多职能分权给具体的联邦机构，一些职能承包出去。

重新发现公共行政的合法基础与道德

八十年代的一个主题是对法律和责任的关注。罗森布卢牧(DavidRosenbloom,1943-)在《公共行政学理论与分权》(1983)一文对现代公共行政学概念中管理模式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罗森布卢牧认为，传统的管理理论与行政部门相联，政治理论与立法部门相联，法律理论与司法部门相联。但行政机构同时有行政、立法、司法决策权时又将如何呢？罗森布卢牧比较了对公共行政学采用管理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研究方法，表明每一种方法都有不同的价值、起源和结构。他的这些思想后来整合为三部分理论发表在《公共行政学：理解公共部门中的管理、政治和法律》(1986,1990)。迪莫克(MarshallE.Dimock)在《法律与动态行政学》(1980)中评价了律师在政府行政中的作用。库柏(PhillipJ.Cooper)写作了第一部教科书《公共法律与公共行政学》(1988)，深刻分析了行政行动的规则和法律基础以及公共行政学的框架。库柏早期的文章《冲突或建设性紧张形势：法官与行政者关系的变化》(1985)颇具影响。另一部巨著是洛尔(JohnA.Rohr)所写《运行宪法》(1986)，该书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宪法的形成；二是字面上的行政国；三是行动中的行政国。

公共行政学法律分支的“爆炸”性发展出现在伦理道德的研究领域，如弗勒锡曼(JoelFleishman)、理柏曼(LanceLiebman)与摩尔(MarkH.Moore)合编的《公共责任：政府官员的道德责任》(1981)；弗兰齐(PeterFrench)《政府中的道德》(1983)；洛尔《政府官员的道德》(1988)；汤普逊(DennisF.Thompson)《政治道德与公共机构》(1987)、《行政道德的可能性》(1985)。

行政学范文篇6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本土化，观念，理论创新，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社会影响日益扩大。随着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入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在促进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公共行政学，对我国传统公共行政学思想缺乏研究兴趣，对我国公共行政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问题缺少关注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很难植根于现实土壤，其理论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明显不够，行政科学的理论研究与现实中的行政改革和发展存在着较大差距等。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公共行政学?应该如何借鉴西方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和方法?应该怎样对待我国公共行政学的遗产?应该怎样处理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可以总括为公共行政学本土化问题。笔者认为，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就是，在立足本国公共行政现实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公共行政理论、方法，汲取本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公共行政理论并使其有效地服务本国社会。公共行政学本土化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前途与命运。因此，开展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研究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推进这一进程需要做很多工作。我们认为，当前需要解决这样三个问题:转变公共行政学研究者的观念，推进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强化公共行政学理论对行政实践的指导作用。

一、转变公共行政学研究者的观念

推进公共行政学本土化进程，首先必须转变公共行政学研究者的观念，强化其反省-批判意识、责任意识和竞争-发展意识〔1〕(P237)。如果公共行政学者的观念与认识没有一个根本性转变，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一)强化公共行政学研究者的反省-批判意识。研究者要通过对西方外来公共行政学知识的反省，批评那种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的错误认识，揭示机械照搬西方公共行政学知识的危害性，坚信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西方公共行政学知识主要是在我国以外的社会研究中形成的，它既包含着普遍性成分，又包括着大量的特殊性与个别性成分。片面地吸收、引用西方行政学知识，不仅无法解释清楚我国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问题，而且将导致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畸形依赖，最终使公共行政学无法在我国社会中生根和成长。实际上，目前国外的公共行政学研究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行政学理论。正如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法默尔指出的，美国的公共行政学也只是一种“特殊主义”的知识体系。〔2〕(P123)

(二)强化公共行政学研究者的责任意识。研究者要增强公共行政学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不断提高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社会关联性。责任意识是公共行政学研究主体活动的内在动力，是公共行政学者自立为主体的突出表现。这种自觉的责任意识就是要把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活动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与我国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提高公共行政学的应用水平，拓展公共行政学的应用范围，从而推进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进程。这就需要理论研究直接介入公共行政现实，关注公共行政现实问题，从现实出发并以现实为基准丰富和发展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公共行政学研究者要敢于直面公共行政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其客观存在。

(三)强化公共行政学研究者的发展意识。研究者在研究中要努力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在此基础上拓宽视野，更好地推进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为此，研究者必须具有发展意识。在研究活动中，发展意识是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要求而产生的对先进和优胜的强烈追求，它是主体能动性由潜能向现实转化的直接驱动力。当前，我国对发达国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介绍和引进速度不断加快，基本上能同步跟进国际前沿问题，但我国自身的公共行政学理论没有得到及时输出，对行政实践中的成功典型理论研究不够，长期形成的对本土公共行政实践落后的认识惯性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树立发展意识，有助于研究者加强本土公共行政学理论与国际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互动，基于研究、解决本土问题的公共行政学理论才可以得到丰富和发展；反过来，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又能指导和引导本土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

二、推进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创新

转变公共行政学研究者的观念，是全面推进公共行政学本土化进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是，推进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重要问题之一还在于如何使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研究获得进一步的突破与创新。因而，理论创新是公共行政学本土化进程中的一项艰巨任务。我们认为，推进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创新，既需要公共行政学者在对我国行政实践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与方法，又需要公共行政学者在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中实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创新。

(一)在深入调查中催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创新。在本土化进程中，推进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创新，离不开公共行政实践。公共行政学研究者只有深入公共行政实践进行调查，才能突破其过去所坚持的理论以及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所构成的认识框架，让公共行政学理论在具体的调查中受到洗礼，从而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或从中催生出新的理论。

对我国行政实践进行深入调查，需要选择相应的调查方法，田野调查法就是其中之一。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田野调查法一直是社会科学家们看重的研究方法，它是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在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今天，由于公共行政学研究本土化的需要，田野调查的方法愈来愈重要。在调查内容方面，应注重行政实践中的前沿性课题。当前我国的社会变革和政府改革与创新提出了许多亟待回答的问题，如: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实现政府职能的优化；如何处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现民主行政；如何优化公共治理体系；如何提升政府能力；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实现依法行政；如何确保责任的实现；如何确保执行力和公信力……诸如此类问题需要研究者在调查中予以充分的关注和回应，也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作指导。因此，公共行政学研究者要从我国现实的行政场域出发选好研究课题，找准研究的突破口，即选择的研究课题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重大学术价值，这是公共行政学科知识得以丰富、理论得以创新的必然要求。

在调查研究中，要注重采用实证研究与量化分析、比较研究和系统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当前，应围绕政府管理理念、运行机制、体制架构和管理方式等进行实证研究，拓展实地调查领域，采用问卷调查、数据统计、个案研究、深度访谈、重点关注等手段与方式收集第一手资料，致力于因果分析与理论验证，优化公共行政的方法与技艺，从中揭示我国行政实践的原则与体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手段，从而致力于公共行政学理论的验证与构建。

(二)在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中实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创新。首先，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西方公共行政学，相反，对其要认真研究，在批判中借鉴，从而更好地推进本土化。这就要求我们从本土实际出发，发现西方行政学理论所难以解释的现象、变量或反例，而这些特殊现象、变量或反例，恰恰提供了创新具有本土特色公共行政学理论的绝好机会，并同时限定了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的适用边界(效度边界)。因此，公共行政学研究者要树立世界眼光，增强时代意识，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和胸怀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海纳百川，博采众长，这是公共行政学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其次，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事任何一项研究，首先必须熟悉该研究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如西方公共行政学在其100多年的发展中，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基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的理论和方法，得出了许多经验和教训，这些都是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宝贵的可供借鉴的资源。不能否认，无论是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还是公共行政改革实践，西方国家都走在我们前面。我国的公共行政学者必须先当学生，进入西方公共学者已经开拓的园地，系统了解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熟悉各种研究理论与方法，从而了解其优点与不足，进而结合我国的行政实践，更快地建设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

总之，我们既要坚持本土化，又要善于在批判中学习与借鉴，并在二者良性互动的张力结构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研究新范式。

三、强化公共行政学理论对行政实践的指导性作用

理论创新是推动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重要动力，但理论创新的根本价值在于指导并服务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实践。因此，强化公共行政学理论对行政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内在要求，这种指导作用的发挥就是要对我国的行政现象与问题作出公共行政学的独特透视。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与行政实践的联系并不紧密，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从现象上看，行政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是研究取向的偏差，突出表现为多数行政学研究者满足于书斋式的宏观“理论”研究，习惯于思维的演绎，不能深入实际，不是从事实和采集的数据中推导出结论，而是轻率地得出主观判断。譬如，当前的公共行政学研究虽然为政府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建议，但真正被政府机构采纳或直接采纳的比例并不高。一门学科、一种理论只有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并面向现实，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推动实践的发展，才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公共行政学争取自身合法性以及强劲发展动力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如何，完全取决于它的学术贡献和实践效用。强化公共行政学理论对行政实践的指导性作用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功能的发挥:

(一)发挥公共行政学理论对行政实践的描述与解释性功能。现实的行政实践一再表明，公共行政学理论与行政实践之间经常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甚至相互隔离。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功能呢?我们认为，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帮助人们客观地、正确地认识行政现象的存在状态，认识个体与社会生活中的行政现象，发挥其描述与解释性的基本功能，即通过观察、描述、分类等研究方法对行政现象与行政问题进行研究，目的在于认识到“行政是什么”，甚至说，认清何以成为“这样的”行政实践与行政现象。在当前现实的行政背景下，公共行政学理论要能对行政实践尤其是我国的改革与发展的现实行政问题作出独特的行政学描述与解释，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提高对行政实践现象与问题的解释力，真正服务于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需要。同时，公共行政学不仅要对现实中的行政实践作出描述和解释，而且包括对我国历史上的行政实践与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也就是说，公共行政学不仅要说明“行政实践(现在)是什么”，客观地反映行政世界的现实存在，而且要说明“行政实践曾经是什么”，客观地反映行政实践的历史存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公共行政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揭示公共行政发展的一般规律性东西。

(二)发挥公共行政学理论对行政实践的批判与创新性功能。公共行政学理论的描述与解释性功能可以比较客观地描述与解释行政实践与行政现象，但是行政实践活动又是一个充满价值与意义的活动领域，这自然涉及到公共行政学理论对行政实践的批评与创新性功能。

一方面，公共行政学理论来源于行政现实，但又高于行政现实，理论本身正是因为其超越于现实才具有存在的价值。这种超越性，决定了它不能停留在对现实行政世界简单的、经验式的描述上，而是要提出批判性的意见。这种批判功能具体表现为公共行政学研究者在深入行政实践、促使行政实践理性回归的基础上，通过否定行政实践现存的不合理状态，从而努力使行政实践向人们所期望的理想状态发展。

另一方面，公共行政学理论批判源于行政现实批判，但又高于行政现实批判。在对行政实践批判过程中，公共行政学理论工作者肩负着反思行政实践、批判行政实践、改造行政实践的历史责任，发挥理论思维在分析辨别行政实践现象善恶、真伪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与此同时，公共行政学还肩负着以其理论的价值与方法武装和解放行政实践主体的职能，特别是帮助广大行政实践者掌握行政理论，善于运用公共行政学理论分析、正视自身的实践局限，引导他们探索和解决行政实践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指出行政实践可能的发展方向，并对每一种可能作出解释与回答，从而实现行政实践发展的创新。

(三)发挥公共行政学理论对行政实践的规范与引导性功能。公共行政学研究要通过批判与创新性功能推动行政实践的发展，也要通过自身的价值、规范、规则、技术等，为行政实践提供规范与引导，告诉行政实践者“应该怎样”，并由此培育他们的行政实践智慧，变革行政实践。我们认为，公共行政学对行政实践的规范与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理想规范与行为规范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有关行政理想与行政目的的规范，规定了培养什么样的行政管理人才问题；有关行政实践者的规范，如行政实践者的职业道德与行政伦理的规范；有关行政活动的规范，包括行政方法技术规范、行政活动的程序性规范等。

行政学范文篇7

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认为行政学就是研究政府管理的。但“政府”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所谓政府是指“政议之府”。一般说来，总是在探讨政府与社会以及其它国家机构的关系时，才会使用政府的概念，特别是当一个问题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时，肯定会涉及到政府这个概念，但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来探讨行政学，就显得有所牵强，以致于在行政学的研究和叙述中，何时使用政府和行政这两个概念都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

政府与行政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行政行为产生于政府和由政府中的组织机构或人员来承担。行政学在政府中所看到的是一个行政体系，而不是政府本身。如果说行政学是以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是不准确的。因为，站在行政学的视角上，政府是以行政体系而存在的，行政体系是经过行政学的抽象而确立起来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行政学并不研究政府的全部，它只研究政府的行政行为以及与行政行为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政府的政治归属问题，行政学可以不去涉猎，它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技术性的方面，是属于技术抽象意义上的行政。所以，在行政学的研究中，受过专业训练或有着专业素养的人，一般来说不习惯于使用政府这样的概念，他们总是努力地使用行政的概念。比如，用行政主体、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部门等一系列概念来取代作为政治学概念的政府。即使在使用政府这个概念时，他们的真实所指也是政府的行政体系以及行政行为。可见，我们虽然把行政学定义为专门研究现代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但是，这里所讲的政府，只是指与行政活动相关联的方面，并不包含对政府的一切方面的研究。

在较长时期内，行政学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所以，它需要接受政治学的政府概念。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必然很具体。因其自身不需要有什么理论，它作为一个学科而能够成立的理论是由政治学赋予的。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学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了出来[2]，但它只是更多地引进了管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在学科的理论归属上，还是没有走出政治学为它划定的界限。行政学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树，政府的概念成了行政学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障碍。使得对于“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问题一直有人表示疑义。科学界有着不成文的默契：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理论的学科决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行政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不能现成地接受政治学为他提供的政府理论，它需要把政府抽象为行政体系，并加以分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问题。我们相信，随着一批有着行政学专业素养的学人的出现，它的研究会从对行政体系的分析入手，来建构行政学的学科体系和确定研究的基本内容。

二、行政学是不是管理学

在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行政学这个学科也被表述为行政管理学，这就造成了行政学与管理学之间划界不清，在教学和研究实际中，这已经成了行政学的学科尴尬。从行政管理学的概念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是把行政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看待的，是一门特殊的具体的管理学科，即关于行政的管理学。根据这个思路，有的学者提出，既然行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管理的含义，那就不应当同义反复地称行政管理学，而应当称作为政府管理学，即政府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对象。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深入一步就会看到，政府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进行行政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的延展，就会遇到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根据政治学的思路所建构的管理学究竟应当是一门管理学还是一门政治学。事实上，行政学时常为了自己是管理学还是政治学而发生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问题，如果说行政学是政治学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话，那么在行政学研究中就需要更多地引入政治的观念和原则，而且，如果把行政学定位在政府管理和管理政府的学科位置上，它也就势必会遇到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但是，称之为政府管理学实际上又是把它作为一门管理学来看待的。管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根据科学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学的学科建构，排斥价值因素的干扰。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与管理学是两门相距甚远的科学，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而且这些标准和原则冲突极大。虽然在20世纪的后半期政治学出现过科学化的努力，有的学者试图建立所谓政治科学，但这种努力并没得到广泛认同，事实也证明这种努力不可能取得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结果。管理学的发展中也有着管理文化学派的理论出现，可也至多只是提出了在管理中要重视文化因素，注重人的价值观念对管理过程的影响，提出了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管理问题，但管理学家们从来也未准备建立不同文化类型的管理学，至今我们也无法设想所谓美国的管理学或日本的管理学，更不可能设想有所谓社会主义的管理学或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总之，政治学管理学化和管理学政治学化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行政学在政治学和管理学这样两个学科之间做出妥协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是以行政学家的个人取向来确定行政学的学科位置。行政学家在研究行政学时若是服务于统治目的的，为了强化统治行为的合法性而谋求技术支持，或者为了统治的行政模式进行辩护的话，会更多地运用政治的思想方法来解决行政学问题。当行政学家站在管理的视角上来研究行政学时，他会根据管理学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去建构行政学。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产生于政府之中的行政行为都是服务于统治的目的的，政府中的行政体制结构也从属于统治的需要，这种服务于统治的和主要执行着统治职能的行政是一切传统社会中的行政模式。在近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府的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形成了一个以服务于管理为目的和主要担负着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模式。我们把前者称作为统治行政，把后者称为管理行政。

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作为人类行政发展史上的两个阶段或两种行政模式都有着历史性，它们都不是人类行政的终极模式，未来还必将有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取代它们。所以，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去建构行政学，都是不可取的。行政学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只是证明了行政学曾在一个时期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而在另一个时期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立化的进程，今天已经表现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了。认识行政学发展的这个特征，对于行政学的研究来说，就找到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学研究工作的重心是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

三、行政学是不是一门交叉学科

有人认为行政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这种观点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是那种不愿对新兴学科作深入研究而又要对学科进行定位的托词。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都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但是它的边缘性和交叉性都是它初生时期的“胎毛”，一俟它走向成熟，就会蜕掉这些“胎毛”。或者说，我们无法把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称作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只是当这门学科还不成熟的时候，才这样临时性地描述它。行政学的发展迄今为止还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但这个特点不应当加以强化，而应当在学科发展中逐渐通过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确定，通过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构来加以消除。

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不同意把行政学仅仅看作是研究政府管理的，这往往会把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相混同。同样，我们提出“统治行政”与“管理行政”概念时，也要强调人类的行政历史有过统治行政的历史时期和管理行政的历史时期，但在人类的未来，可能会是一种既不同于统治行政也不同于管理行政的服务行政。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管理行政的时代，就把行政学简单地看作是管理学，或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就决定了行政学既不应像政治学那样把政府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来加以考察，也不应像管理学那样主要通过对管理过程和管理行为的分析来进行自己的学科建构。行政学需要从政府这个实体中抽象出行政体系的概念，通过对它的分析来确定行政体系的合理性结构，把握行政体系运行起来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机制。当然，处在管理主义泛滥于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的时代，在行政学的研究中更多地接受管理主义的洗礼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愿望是，依然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建构。

鉴于行政学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在它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这对于行政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行政学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地从政治学和管理学那里学习和借鉴理论和方法。同样，它也不断地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有益的因素。而且，我们发现，各国都有一大批原先学习和研究其它学科的学者们不断地加盟到行政学的研究中来，为行政学带来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推动行政学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行政学成为一门当代的显学。但是，行政学从其它学科中学习和借鉴所有有价值因素的行为，并没有推动行政学朝着边缘化交叉化的方向前进，反而更加促进了行政学的成熟，使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征更加突出了出来。

四、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认为行政学是专门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这是对行政学的一般性定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描述性的。具体地考察，行政学其实是以行政体系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的，是在研究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寻找优化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途径的科学。也就是说，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就是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行政有着自己的历史，每个时期的行政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的，反映着它们的要求并为它们提供整体支持。从行政体系的结构来看，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1)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2)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3)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3个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健全的标志，而它们的协调运行则表现为行政体系的功能。

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是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等物质性客观要素之间关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是行政体系的客观形式。广义地讲，客观物质环境因素也是其客观结构的要素。因为，客观物质环境影响或制约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行政体制的选择、组织的建立、机构的设置、人事的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的状况。行政学在研究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中，形成了关于行政人员、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设置以及公务员制度的理论，并且包含着相应的行政体系得以运行的物质的和财政的保障条件和方式。

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是指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方法等属于精神形态的主观要素构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是行政体系的主观形式。在广义上，也应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当然，行政权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但在本质上是行政客体的主观认同。所以，它是以组织权威的形式出现的。行政法律和政策，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统治意志及其观念的形式化。行政管理方法是对行政管理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前人经验的凝结。与客观结构系统相比，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具有系统整体的相对灵活性和变动性。由于与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行政关系、行政行为的状况会不断地反映到行政主观结构系统上来。一般情况下，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是在保持自身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加以调整。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总是不断地向既定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提出挑战，要求它们不断地通过变更而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提出改变行政体系主观结构方式的要求。因而，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拥有积极的、活跃的不稳定结构，行政体系的变化、发展总是首先表现为其主观结构系统的变动。当然，行政体系的变化往往直接地表现为国家统治阶层顺应社会生活经济结构的要求而采取的自觉行动。所以，通过对行政体系主观结构系统的研究，可以准确地把握行政体系的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的实现状况，可以较好地认识和处理行政与其政治和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所在，并为行政改革作出切合实际的方案设计。

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主要是指行政组织、行政人员或公务员的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等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深藏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和主观结构系统之中的调节系统。因为这些因素是隐藏在各种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之中的，并每时每刻地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发现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系统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可以为行政道德的建设和充分调动行政系统中人的积极性找到现实的出路。

既然行政学是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行政学对行政体系的研究是从属于效率和公平的目标的。如果行政学仅仅停留在对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把握上，那么这种行政学必然是属于效率中心主义的范畴的。但是，一旦行政学努力在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背后去发现其价值结构，那么，行政学就会把它的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对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运用于行政体系的设计上，就会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从而把人类行政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1]威尔逊.行政之研究[A].彭和平.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北京：

行政学范文篇8

本文作者：唐琼工作单位：四川行政学院

行政学研究范围极广，包括了整个社会事务的管理和政府自身事务的管理。既涉及到中观层次的公共行政的具体模式，还要研究宏观层次的国家治理和微观层次的管理技术与方法，研究的触角延伸至众多学科领域。行政学又是一门开放性学科，迄今为止，已经整合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环境学等多个学科，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其他学科必将不断渗入进来。这就对行政学院学报的编辑在学术导向力、学术洞察力、学术驾驭力方面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但要对于自己负责的相关专业非常熟悉，对于相关联的其他专业也要有所接触才行，最好能在某一个专业上有自己深入研究，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达到较高水平。编辑学者化最基本的要求是良好的学识修养，如此才能避免犯某些低级错误。比如一位编辑在编撰文学鉴赏时擅自将诗人笔下的“沙扬娜拉”注解为日本女性的名字，使读者对于诗人的写作目的产生误解。此类事情发生太多因此有些作者评价编辑工作是“去其精华，取其糟粕”，不是把文章越改越好而是“文章改差法”；编辑学者化务必做到真正的“学者化”而不是“伪学者化”。近年来许多年轻博士进入编辑队伍后以学者自居，不埋头学习编辑的基础知识，基础技能，而是动辄满口新潮词汇，满脑子西方的前沿理论，编辑的文章让人读不懂，这样的“学者化”应该尽量避免。有人片面理解编辑学者化就要求编辑人员都成为学者，或者达到学者水平才能担任编辑工作，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者与编辑好比经济生活中的生产商和经销商一样，虽然都担负着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的任务，两者却不可等同视之。试想编辑们都忙着搞学术而把编辑工作当成副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因此正确理解编辑学者化一定离不开这样几个大的前提，一是要放在办好学报的前提之下，离开了这个前提，“编辑学者化”就失去了意义。二是编辑学者化要求在编辑实践中去实现，在搞好编辑工作的基础上再去提高自身专业理论水平。而不是脱离编辑实践去向学者方向发展。三是专业理论水平与编辑学理论水平同等重要，不可偏废。有了专业理论水平才能对于自己负责的学科研究历史和现状清楚了解，对于编辑学理论的把握则是一个编辑必需的基本功。四是编辑学者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在实践工作中不断积累。这是因为编辑学者化的实现需要对于前人和同代人理论成果的汲取，也包括在实践中进行的能量转换。再者，编辑实践不停息，编辑学者化也不会终止，即使暂时到达了较高水准，也不能一劳永逸，因为学科在发展，需要新的理论来解决新的问题，对于编辑会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2007年8月3日，鲁伯特•默多克以50亿美元的价位收购了道琼斯，上演了一场“流氓暴发户娶千金小姐”的戏剧，这场戏剧引出了一个关键词———编辑独立性。众所周知，默多克创造的是功利价值观下的“默多克新闻”，通过政治投机去维护利益至上的自然法则。在默多克看来，新闻、媒体是一个赚钱的行业，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为此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界对于他收购道琼斯后能否保证新闻自由性和编辑独立性深表担忧。真正引起人们对于编辑独立性这一词语关注还得追溯到2006年的《加拿大医学会杂志（CMAJ）》事件，《加拿大医学会杂志（CMAJ）》事件起因是该杂志发表的稿件遭到加拿大医学会（CMA）主管强烈反对，该刊物编辑在医学会强迫下发表了文章删节本。加拿大医学会（CMA）的做法由于侵犯了编辑独立性而遭到科学界和编辑学界严厉谴责，为了保护学术和出版自由多家顶级期刊撰文声援被解聘的主编。这件事件促使学界和编辑学界真正开始关注编辑的独立性。邹韬奋先生曾经讲过“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还是幼后辈，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要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也不顾一切地不用”［2］这反映出一名编辑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因为学报编辑一旦独立评判稿件的权力丧失直接导致的是学术公平受损，学术质量难以保证。只有排除外来因素的影响，切实保证编辑独立性，才能保障学术的公平和质量。现阶段我国学报编辑独立性主要受如下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是来自体制的约束，我国几乎所有的行政学院学报都是附属于主办单位以行政学院校名+学报的方式，作为一个部门形式存在于机构内部，是典型的“小、弱、散”。长期依附于单位产生的依赖心理使编辑们大多将编辑工作作为“为稻粱谋”的手段，缺乏独立的人格，学术的独立性自然会受到一定影响；其次是本身学识所限，许多编辑人员对自己所分管的专业学术修养尚欠缺，也就是没有掌握到“话语权”，因而无法真正实现和捍卫编辑的独立性。三是经济大潮的冲击，当下学报收取版面费成风，行政学院学报也概莫能外。某些学报几乎已经堕落成敛财工具，文章不论水平，给钱就发。最明显的变化是期数越来越多，页码越来越厚，质量就不好说了。据市场行情来看，省级公开的学报要价在一千以内，核心刊物数千不等，CSSCI等来源期刊那就直逼一万了。这种潜规则的盛行使得刊物质量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编辑们容易被“金弹”所摧毁，丧失掉编辑独立性。最后是关系稿的压力，这样的压力不仅存在于行政学院学报，可以说是我国现有学报的通病。根据汤姆森路透集团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论文数量从2000年的2万多篇增加到2010年的13万多篇。原因是中国大学四五千所，大学教师多达几百万，各类职称评价体系都要看数量，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到的市场需求，借用一句广告语：“有市场，就有杀戮”，需求巨大和刊物数量有限造成的矛盾不仅使得版面费风行，人情稿压力更是无处不在，领导、同事、亲友、同学都可能是这关系网中的一员。何谓编辑独立性，世界医学会编辑学会对编辑独立性的定义为：主编对期刊的编辑内容拥有全部的权力。期刊所有者在评价、选择或编辑稿件的过程中，不能直接干预或通过营造一种气氛而强硬地影响主编的决策。主编做出决策的基础应该是研究工作的可靠性及其对期刊读者的必要性，而不是期刊的商业上的成功与否。［3］我国的行政学院学报大多建刊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历史并不长，学报对于办刊理念尚在探索之中。提高编辑独立性首要需要解决的应当就是体制的问题，一提到体制原因涌上心头的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重难返”“尾大不掉”等等句子。中国人口多、地域广，国情复杂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大凡改革与创新涉及的都是利益重新分配与调整，在改革过程中总有小部分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失。所以学报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但是成效甚微。有学者建议打破学报“一校一刊”的办刊模式和现有的教职员工学术考评机制，让期刊学术质量不再受高校科研水平的制约，教职员工的学术考评不再仅依赖于高校学报。具体做法是改变“校名+学报”的命名方式，剥离期刊与高校的依附关系，引入相关企业合作与企业合作管理机制，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和集约化管理。［4］二要提高编辑自身素质。行政学院学报的编辑们有的是半路出家，有的是新手上路，面对来稿数量的日益增多和学科发展的不断细化，还有边缘学科出现带来的“知识盲区”问题，都应当通过自身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如果编辑学术水平能够对领域内的研究了然于胸，对于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也很熟悉的话，既能占据一个制高点掌控来稿质量，同时也能构建一个沟通平台与作者良好互动，那么编辑就有能力实现和捍卫编辑的独立性了。三要妥善处理好经济利益关系。版面费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对此目前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坚决抵制，维护学术的纯洁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宣布，对大量刊载学术论文的期刊进行监测评估，对学术质量差、靠收取版面费生存的期刊予以停办。另一种说法是干脆给实际存在的版面费正名，多方位开发经济补助与扶持渠道，将一切交付给市场说话。四要杜绝关系稿。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完善管理模式，主管领导和部门要赋予编辑自主性，主管部门和领导不要过多干涉编辑流程、进度和程序。同时也要建立健全审稿制度，例如引入双盲审稿制度，不给人情稿以可乘之机。作为编辑要学会善于沟通，处理好人际关系，既不需要得罪人又能维护编辑的独立性。

学报对于主办单位来说是对外宣传的窗口、是提升形象的面子工程，同时也是本校教师的阵地，扮演着多个重要角色。现实情况是其编辑却不一定享受与本校教师同等的待遇，我国的行政学院学报都是附属于行政学院而设的，通常来讲在一个学校里教师是最重要的成员，其余各部门是为教师服务而设的。学报编辑部不管在普通高校还是在行政学院可以说是属于“老、少、边、穷”地区。身处这个管理链里的编辑们宛如温水中的青蛙，日子过得平淡无味但也是衣食无忧，因此容易对工作产生懈怠。编辑工作基本就是收稿、审稿、校稿三个工作流程循环往复，千篇一律，机械性的工作重复很容易造成对工作审美疲劳；并且编辑工作说到底都是为他人作嫁衣，对一篇稿件精益求精反复雕琢数次，其成果基本与自己无关，容易造成工作的虚无感；和各个教研部的教师相比，编辑们的工作相对固定，很少有交流到其他部门的机会，多数编辑差不多数十年呆在一个岗位上。并且主办学校划拨给编辑部的经费十分有限，编辑几乎没有继续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在编辑部呆太久后“闭关”过久导致无法适应新的工作，容易造成对前途的渺茫感。还有当前很多高校的学术成果考核体系都把学术期刊分成了三六九等，只有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文章才会得到重视，在职称评比和年终考核乃至评选先进时都是如此，而非核心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境遇就大不相同了。学校采取这样的考核无可厚非，因为容易量化，操作简便，但是这种行为导致的后果首先是非核心刊物收不到优质稿件，大大挫伤了非核心刊物编辑的工作积极性，而我国的绝大多数地方行政学院学报的编辑正是处于被挫伤之列。产生上述对于编辑职业的倦怠是学报编辑们心理调适的问题，［5］改善这些心理上的不良反应，来自学校领导的重视是非常关键的。学校领导要将编辑部与教研部以及其他部门等同视之，能够在制度上建立健全岗位竞争激励机制，增强工作活力；严格工作考核与管理，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于编辑部门给予同样参与科研的机会，提供其从事科研的条件。在职称评定等环节上考虑到编辑部门的实际情况在公平原则下制定政策等；要提高编辑的工作积极性和热忱需要找到对工作的兴趣点，青年编辑们尤其容易在进入编辑行列后发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其主要原因是对编辑工作没有深入进去，只是把编辑工作停留在审审稿、改改稿上面，这需要年轻编辑们有座“冷板凳”的准备和勇气，多向前辈大家学习。其实作为一名行政学院学报编辑，每天所接触的稿件所涉及的学科很广，在审稿和交流的过程里已经起到了学习的效果，只要通过自身慢慢的积累，不但工作上得心应手，就是学术研究上因为涉猎广泛也会进步不少；最好能让编辑们“走出去”，例如参加一些关于编辑学理论与编排规范的培训班；一些本专业编辑部门组织的，主要针对编辑的业务技能、策划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的比赛。还有类似于编辑沙龙的活动，每一位编辑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专业特长，以“艺”会友。一方面拓展了编辑视野一方面给编辑们提供了锻炼的机会，“磨刀不误砍柴工”，通过形形色色的活动来激发出编辑们的活力与潜力。［6］《行政管理改革》创刊之时，总理指出：“办好刊物，关键要有一个好的编辑部。”只有切实培养出素质高、能力强的编辑队伍，才能推进刊物质量，为把刊物打造成精品刊物奠定坚实基础。媒介融合大时代的来临，对行政学院学报编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处于转型时期的编辑们必须践行终生学习的理念，不断提高学习力，开拓视野，追求真理、勇于创新，才能应对新的挑战，成为文化创造的真正推动者。而做到这一点，需要多管齐下，既需要一个良性体制环境，也需要主办单位重视编辑们长期发展的需要，最主要的还是编辑们应当练好“内功”，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

行政学范文篇9

本文作者：吴涛工作单位：浙江大学

通观李建勋的教育行政研究可以发现，两次赴美留学的所学所感，对李建勋教育行政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次留学美国期间，李建勋曾两次参观美国全国教育会议，会后感触良多。虽然也有针对美国教育行政的“省自为政，中央无统辖之权”［3］(P3)而提出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美国全国教育会的民主化、专门化和专业化等特点所表现出的赞誉之情。对于“美国全国教育会，内分三十余部，每部有若干委员会，每委员会有专家若干人”，“自蒙小教员以至于各省教育科长及中央学务局长，均为教育会会员，……一问题之发生也，经该会议决及公众认可后，即可见诸实行”［4］(P32－P33)等情形，李建勋十分赞赏，并且认为这些正是中国教育联合会所缺乏和亟待完善的。尽管只是参观和旁听，但李建勋在这两次美国全国教育会议中所收获的，却绝不仅仅是两篇参观记而已，其集权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教育行政学思想的形成，实是导源于此。1921年回到国内以后，李建勋在北京高师讲授教育行政学课程的同时，继续思考着中国的教育行政问题。一次在平民教育社的讲演中，李建勋总结了中国当时教育行政的五个重大且急需解决的问题，即教育法律问题、民意机关问题，调济人才问题、促进专业问题和学款分担问题。通过对这五大问题的分析和总结，李建勋的教育行政学思想开始初步形成。在教育法律问题上，李建勋认为，“民治国，宪法上一定要有教育法律，所有教育部应做的事，和总长、厅长、视学等应做的事，统统用明文规定出来”，“教育法律定了出来，人民即可执之以为促进教育的鞭策。”在民意机关问题上，李建勋认为，“中国教育的机关，即使不能完全由民意组织，也要有一部分民意。使人人有合作的机会，人人有作事的兴味，民治精神，方能发展，办事成绩，方能优良。”在调济人才问题上，李建勋认为，“作事任劳的人，反比高坐堂皇的人薪水减少，这是极不公平的”，因而主张“提高劝学所长及视觉资格，以高师卒业以上为限，增加劝学所长及视学薪水，使他们安心尽力”。在促进专业问题上，李建勋认为，应通过薪金制度、休养制度、职业保护令等经济手段和夏期讲习会、半工半读、参观旅行等学业手段来培养和造就教育专业人才，促进教育行政的专业化。在学款分担问题上，李建勋认为，“地方对于教育，仅须担任建筑及设备费。其他费用如教员薪金、年功加俸等则由中央与各省供给之。即使不能完全担负，至少亦必担任其一部分乃有指挥之权，而使各地得平均发展之势。”［3］(P13－P14)从李建勋在上述五个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可知，强调教育立法和民意教育机关，主张调济人才和促进专业发展，正是其追求教育行政的民主化和专业化的体现;而提出由中央和各省与地方共同分担学款，以保证各省与中央同时享有对地方教育的指挥之权的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李建勋的教育行政集权化思想。李建勋教育行政集权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思想，在他第二次留学美国期间所撰写的《直隶省教育行政组织之改革案》①中，得到了更为明确而具体的表述。这份改革案乃是“斟酌吾国之国体、民情，及参考美国由百余年经验所得之理论及事实而成”，其讨论的重点即为“省集权、民治制及专业化之教育行政组织”三个方面。［5］(P1)李建勋在改革案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教育行政的三大弊端:其一，“中国幅员阔大，各省需要未必尽同，若强为集权而划一之，中央有鞭长莫及之势，地方受削足适履之苦”;其二，“国号共和，政权民治，若专靠官吏，则民意弗属，教育难期长足进步”;其三，教育行政机关为各种教育活动之原动力，倘非专家主持其间，进行则若无指引。”［5］(P1)中央对教育的集权而划一，正表明各省无教育立法与行政的实权;而专靠官吏，缺乏民众同情，且无教育专家主持其间，乃是由于未能构建保障民意的教育法律并缺乏对教育专业人才应有的重视。基于上述认识，李建勋在对比了中美两国教育行政状况之后，便提出了各省应“组织一种教育行政机关，包有董事会以事立法，及教育专家之教育厅长以司行政”［5］(P17)的改革主张，并给出了改革现行教育行政制度的具体方案。他认为，省教育董事会应由省长和全省公民共同选任，以无党派及行政职务的著名教育家及有名望之人物任之，教育厅长则由省教育董事会任命，以品行端正、有博士学位(或得学士学位后复受三年教育训练)及从事教育事业三年以上者任之;省教育董事会任期应定为14年，教育厅长任期虽不固定，但“第一年后留任者，其后四年不得更动”，以避免教育厅长任期“以教育总长及省长之喜怒为转移”［5］(P9);省教育董事会具有立法、任命、监督和管理等职权，教育厅长为省教育董事会及教育厅之行政首长，教育厅长之下分设教育厅各股(包括教育研究股)，由“有教育训练之人员组织之”［5］(P34)，以实现其作为专业领袖(制定并执行教育政策，对各级各类学校工作进行监督，讨论、考察教育需要及促进教育活动之方法，增进教育专业兴味)及法律(制定及解释教育规程，提出新法案或更改现行法案，受理学校控诉)、统属(监督考试，订定课程，制定教科书及参考书一览表，审核各级各类学校)、合作(与省立各厅及地方机关合作)的职能。通过上述改革主张可以看出，第一，李建勋所主张的省集权，即是指省教育行政机关应在行政权和立法权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与稳定性，以更好地满足教育发展的不同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教育系统为不良政治所牵制影响。第二，李建勋所倡导的民治制，即是指通过选任代表的方式，使各方都能够实际参与教育行政，并由此形成一种积极的同情，促进教育行政的民主化。第三，李建勋所强调的专业化，即是指以专门化为前提，将纷繁复杂的教育事务分归各科，再由品行端正、受过一定程度教育训练的专业人员进行管理。随着直隶省教育行政组织改革案的提出，李建勋集权化、民主化、专业化的教育行政学思想已经基本形成。

李建勋在对中国教育行政的改革和整顿做出颇多理论贡献的同时，也在学校管理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其教育行政学思想也同样体现在学校管理方面的研究当中。1927年，李建勋应邀到香山慈幼院为师范生进行讲演，讲演的内容经人记录后，以“小学教育行政概要”为题由香山慈幼院整理出版。《小学教育行政概要》(下文简称《概要》)一书，乃“综合东西各国之学制，而参以本国各学校之所经验”［6］(P2)而成，是体现李建勋学校管理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在《概要》一书中，李建勋首先对中国小学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分析之后指出，无论是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中国小学教育，均甚幼稚，改良之道，非从小学教育行政入手不可。”［6］(P10)一直视教育行政为教育活动原动力的李建勋，提出由行政入手而改良小学教育的主张，正是其“原动力”思想的自然延伸。为了便于分析和说明，李建勋在《概要》一书中，将小学教育行政分为外部行政和内部行政两个方面。外部行政重点探讨学校外部行政，即县、自治区、学区与学校的行政关系，内部行政才真正涉及学校内部的行政管理。在外部行政方面，李建勋以国民及高小学校令为纲目，对县、自治区、学区与各学校在教育行政上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对于体现在各学校令中的“县知事握教育行政全权，劝学所或教育局等于虚设”的状况，李建勋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他所肯定和支持的，是由作为专业人员群体的县教育局统辖县内教育行政和各学校的管理事务。对于某些重要问题(如教师的任免或教材的选定等)，可经教育局长上报县知事，或由教育局长召集各校校长会议以作决定;县属各自治区内应按所分学区推选学务委员，由县知事任命，以辅助区董分管自治区内不同学区的各个学校。一县的教育行政事务，应由教育局这一专业部门来总其责，并由区董、学务委员、各校校长和教师等共同参与管理，而不是由总揽全县事务的县知事独掌大权。这样的观点所体现的，正是李建勋教育行政集权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思想，只不过此时李建勋基于集权化思想所主张的，是县教育行政机关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在内部行政方面，李建勋认为，有六条原则应该切实地注意和遵守:第一，“教师可参与行政事宜”，以实现“校务分掌”;第二，“校长之时间，须用于最关重要之事项，其例行公事，则分配于他人”;第三，全校行政组织须“责专而保有联合关系，权集而不失合作精神”;第四，“每一行政单位之职权，须规定清楚”;第五，“为解决重要问题起见，可设各种委员会，以专责成”;第六，“学生自治会之设立”，“应采渐进主义”，“应于设立该会之宗旨相符。”［6］(P19－P21)这六条原则的提出，同样体现了李建勋教育行政集权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思想。将这六条归结起来，其核心仅为一条，即“责专而保有联合关系，权集而不失合作精神”。首先，“责专”即是指职责的专门化，而李建勋所强调的教育行政专业化，正是以专门化为基础和前提的。其次，李建勋主张教师和学生可以同校长和管理人员一起参与学校行政事务，并且希望他们之间能保持联合，不失合作，这正是其教育行政民主化思想的体现。其三，“权集”正反映了李建勋的集权化思想，意指校长之下的各个部门保持其工作的独立性。李建勋曾在探讨学校组织制度时，表达过他对独裁和集议的观点。他认为，独裁和集议是各有利弊的，前者虽有可令“办事敏捷，责专事举”的优点，却“易于偏执，难期合作”，而后者虽可“集思广益”，体现“合作精神”，但却容易产生“办事迟钝，责任不专”的问题。［6］(P23－P24)于是，李建勋主张，“事务不妨分开办理”，而“最末执行仍由校长负责。”［6］(P24)在提出了小学教育行政的六条原则之后，李建勋又表达了对小学行政组织的看法。他认为，合理且高效的小学行政组织，应是校长之下分设训育、教务和事务三部，每部的常规事务由部主任办理，如遇重要问题，则召开一部会议，由部主任担任会议主席，如遇与两部或三部都相关的问题，则召开二部会议或联合会议，由校长担任会议主席。这样的组织系统，既使权力责任得到了集中，又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同时还保证了教育行政的专门化。

李建勋的集权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教育行政思想，十分明显地受到了美国的影响。然而，对于美国的经验，李建勋并非只是单纯的模仿，而是采取了批判扬弃的态度。他虽然认为中国各省的教育行政应该保持强有力的集中制度，但是，对于美国教育行政的各省分权，他也并非完全赞同，而是认为“其教育行政渐由分权而变为集权，教育制度渐由分歧而趋于划一也必矣。”［3］(P4)因此，他并不主张废除中央的教育部，只是主张对教育部的职权进行一定的限制［3］(P169)。同时，李建勋的教育行政思想还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1929年重回北师大任教后，李建勋对地方教育行政问题展开研究，并撰写了《地方教育行政之理论及其实施》(1930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但提出了教育行政机关的第五项职能———会商，而且还提出教育行政机关应分设二部的构想。会商的职能是指教育行政机关可以设立协商委员会，以了解各个层面上的教育工作者的经验，作为其推行教育政策的参考;而分设二部则指教育行政机关既应设置负责执行的部门，又应设置负责建议的部门。李建勋试图通过会商和分设二部的办法，让教育理论学者、教育技术专家及各级各类学校的校长、教师共同参与教育行政工作，正是其早期的教育行政民主化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另外，在这篇文章中，李建勋还提出了科学化、专业化和人才主义等教育行政机关的工作原则。他认为，其一，科学化的教育行政，应包含调查、统计和理论分析等环节，这些环节均应由专业化的教育行政人员来完成;其二，专业化的教育行政人员，不但要具有端正的人品、受过专业的训练，还要有忠诚的信仰、牺牲的精神，以及毅力和恒心;其三，只有尊重并重用专业化的教育人才，教育行政机关的整顿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的教育事业才有可能取得更好的发展。此时李建勋对教育行政人员的专业化要求主要还是“质”上的，至1941年，李建勋在他的《论教育行政之改进》一文中，更进一步地提出了“量”的要求。他认为，欲使教育行政机关“充分发挥其效能，非得有受过专业训练者主持之不可”，而“理想的教育行政人员至少须有百分之九十为大学卒业者，且大部分为学教育者。”［7］由如上观点可知，李建勋教育行政专业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深化和完善的。李建勋的教育行政学思想，多体现在他的改革建议和具体主张之中，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然而，作为早期的教育行政学者，他不但对教育行政极为重视，将教育行政机关比作“头脑”，视教育行政为一切教育活动的原动力，进而强调要保持教育行政机关的独立性、稳定性和权威性，而且还主张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均应设置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民意机关，使包括教育行政人员、教育家、学校校长、教师及学生等在内的不同层面的人，都可以参与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同时他还认为，专门的教育行政人员，应由教育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充任，以实现教育行政的科学化和高效化。李建勋的这些思想，对民国时期的教育行政，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十分值得我国当前的教育管理者们去反思和借鉴。

行政学范文篇10

如果说巴泽勒与阿摩亚尼对传统管理的批评代表着对管理体制改革的呼吁，那么，质量管理运动则提供了内在改革的动力。最初的全方位质量管理(TotalQualityManagement-TQM)源于私有企业部门，但《公共生产力与管理评论》(PublicProductivityandManagementReview-PPMR)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努力也使我们认识到TQM对于公共部门机构业绩与质量改善的重要性。PPMR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以及公共机构如何改善、引入、调整并保持连续的质量改进的理论性评论。PPMR杂志的资深主编霍哲(MarcHolzer)教授在生产力与质量管理(ProductivityandQualityManagement)(1995)一文中评论了质量管理以及质量管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的启迪。很明显，九十年代的TQM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的基本方法。TQM的核心特征是统计评估、顾客信息反馈、雇员参与质量改善、供应商合作。这些TQM的手段和方法已经成为当今多数经理的“管理常识”。不少人认为，质量管理不仅适用于制造业，而且更适合服务部门。质量管理已成为公共管理的部分基础。

公共政策与分析的迅猛发展

首先，许多公共事务学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带领下纷纷部分或全部转向公共政策，尽管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及南加州大学仍然高举公共行政大旗，亦增添了政策研究方向。最初的政策研究包括政策形成理论、政策分析技术、政策执行、政策计划和政策评估等，重心开始转向政策形成（政策制定）和政策内容（政策分析）。其次，一批新成立的杂志为政策研究增添了活力。如政策分析和管理杂志(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政策研究杂志(PolicyStudiesJournal)、政策研究评论(PolicyStudiesReview)以及政策科学(PolicySciences)等。最后，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策科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大有与公共行政学分庭抗礼之势。政策分析融入经济学、政治学、公共财政、系统理论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学科，以研究公共政策如何形成和如何完善政府项目。

结束语：政府改革——永恒的主题

归纳起来，莱特(PaulC.Light)在《改革的浪潮：改善政府工作，1945-1995》(1997)一书中，总结了改革的四大浪潮：1.科学管理，强调严格的等级制、分工、清楚的命令链；2.向浪费宣战，重点是监督员、审计员、核对员、评审员；3.警惕的眼睛，倡导阳光、公开性、透明度；4.解放管理，呼吁让管理者去管理。

财政紧缩和业绩改善只是政府面临的诸多压力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世纪，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在下降，这或许是政治家们不得不反复进行政府改革的主要原因。克林顿总统上任3个月就宣布了他的改革计划，于1993年成立了由副总统戈尔挂帅的“美国业绩评论委员会”(NPR)。当我们回眸二十世纪，就不难发现无论是1910,1937,1949,1972,1982，还是1993的政府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美国联邦政府的机能失调、组织涣散、业绩平平——不能让公众满意。

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创立了美国公务员委员会，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以及城市膨胀的需求催生了美国的公共行政学。1887年，威尔逊提出了创立独立的行政学学科的构想。随后，古德诺于1900年谈到行政学与政治学的分离。再之后，泰勒开始了科学管理的研究。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尤其是布郎诺报告直接诱发了政府部门的膨胀和改革——1993年至2000年执政的克林顿仍旧在重塑政府。一次次改革，一次次不同的主题，变化的是内容，不变的是要改变、要改革的努力。

改革政府并非是美国的独有现象。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无论是工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前苏联或东欧转轨国家，在二十世纪末都汹涌着改革的浪潮。无论是源于财政危机、管理危机或是信仰危机，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断的改革。改革政府不仅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也必将是未来政府所要面临的长期挑战。

作者感谢下列教授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及相关课程所给予笔者的指导和帮助：霍哲教授(MarcHolzer)、达布里克教授(MelvinDubnick)、威克（女）教授(MarciaWhicker)、梅戈特（女）教授(AstridMerget)、英格拉姆（女）教授(PatriciaIngraham)、布雷思莱德教授(StuartBretchneider)、斯特劳思曼教授(JeffreyStraus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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