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纠纷范文10篇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行政纠纷解决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纠纷形势，当务之急是完善各项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构建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从而公正、高效的解决行政纠纷。在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调解和基层负责行政纠纷解决的专门委员会制度位于第一层次，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等准司法性的制度位于第二层次，行政诉讼位于第三层次，信访制度作为补充。其中，法院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应当成为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关键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公正和谐社会

一、我国行政纠纷的现状

当下，我国正步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体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时期。在政府继续强势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老百姓之间矛盾多发，纠纷频出，尤其是近些年来“群体性行政争议较为突出”，[②]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然而，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面对数量众多、种类各异的行政纠纷时，却遇到了如下一些问题：首先，大量行政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没有获得有力保障；其次，对所有行政纠纷的处理缺乏通盘考虑，各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缺少配合，相互之间脱节现象严重，未能发挥制度群体的组合优势；再次，重复处理行政纠纷，一些纠纷经过了重重程序却长期不能得到解决，没有一种最终的纠纷解决机制为行政纠纷的处理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最后，所有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都面临权威性不足的困境，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很难得到当事人的信服。

可见，我国当前行政纠纷的形势较为严峻，现有的纠纷解决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认真审视和思考行政纠纷和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深化，高校逐年扩大招生。高校多年来传统管理模式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教育行政纠纷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对等，权益受到侵害的学生即使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维权，然而因为多方面原因结果并不理想。无论从理论或者实践的角度，我国现行的教育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都需要改革与创新。

一、教育行政纠纷法理分析

由于社会竞争日趋激烈，高校大学生面临社会人才市场的选择竞争十分激烈，学生因此更加注重学校教育的结果是否优秀，尤其是否按时获得学校颁发的“两证”——毕业证和学位证。一旦学校决定开除该学生学籍或不予颁发证书，纠纷便由此产生。

1.教育行政纠纷主要来源

教育行政纠纷主要来源包括学位管理、违纪处分。前者由于学生舞弊、打架斗殴等被学校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而起，如余波诉南昌大学案、王纯明诉南方冶金学院案；后者由于学生未通过英语四级考试或学术未达相应标准，学校不予发放学位证书等引起，如陈兆彬诉华南农业大学案。我国1980年颁布的《学位条例》中虽然未对英语四级考试做出规定，但却允许高校对其附加条件。该规定的合法性值得商榷。由学位管理引起的纠纷由于其特殊性，要求高度的专业与技术评判，司法介入不适当时，会对高校的管理产生负面作用。司法对待该问题时，应尊重和保护学术的自由。

2.教育行政纠纷可诉性

本文作者：米晓波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纠纷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纠纷无所不在，行政纠纷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行政纠纷与日剧增，而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特别是法律解决机制却面临“失灵”危险。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行政纠纷，有必要探讨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目前的困境及其解决，探索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完善。

一、行政纠纷、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及其困境

行政纠纷是社会纠纷的一种，当相对其他纠纷又有其特殊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行政纠纷当事人双方往往是不对称的。理论界对行政纠纷的界定没有原则的区别，即“行政纠纷是指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国家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发生的有关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争执。”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行政纠纷日益增多，行政纠纷的解决日益重要。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一般分两大类：一类是法律解决机制，其特点是依靠国家的司法、行政等资源为纠纷双方提供公平公正的解决程序和解决规则，主要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信访制度。另一类是非法律解决机制，主要特点是依靠当事人之间的私力救济和社会第三方力量解决纠纷，它包括当事人和解，协调，第三方调解等内容。但由于行政纠纷当事一方往往是公权力主体，因此非法律解决机制用得较少，但有越来越受重视的趋势。从上可以看出，行政纠纷的最主要解决手段就是法律解决机制，但是我国文化传统上具有道德倾向，再加上我国现有法律解决机制的不完善，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发挥有效的作用，并且随着行政纠纷的日益增多和日益复杂，明显表现出疲态，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充满了用之不便，弃之可惜的无奈。究其原因，之所以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会出现当前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在环境来讲，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浓烈的道德倾向和强烈的“厌诉”的传统法律心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法律、诉讼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假使还有一点点其他的可能，人们就不会选择法律方式，更无论说是纠纷的对方是掌握着压倒性制度资源的政府。从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本身来讲，由于我国制度发展的滞后，法律解决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不足，法律解决机制内部衔接和协调不够，缺乏统筹安排和整体设计,使得这样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再加之法律解决机制受相关制度的限制，在很多方面都北限制了手脚，在以后的发展方面后天乏力，无法完整的发挥出法律解决机制的应有作用。

二、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由于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先天和后天的劣势，法律解决机制不论是从个别组成的机制还是从整体机制来讲，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一是行政诉讼受程序所累，不能发挥其全部作用。行政纠纷的解决需要效率性，高效快捷的解决是纠纷解决的应有之意。诚如有的学者所言：“行政业务讲求效率,行政争议如由法院管理，因诉讼烦琐缓慢，势必将无法符合效率的要求”。很多时候，正义可能就在繁杂的司法程序中被耗尽，诉讼者最终得到的可能是失败的正义。二是行政复议始终生活在政府的巨大阴影中，其公正性始终存在争议。在我国，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适当性审查，并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依据现行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复议机关通常是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本身或者是该机关的上级机关。由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隶属关系，难免存在上下级之间互相包庇的现象，而这正是对行政复议公正性争议的最大来源。三是我国信访制度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实践证明，信访制度仅仅限于政治制度，缺乏法律的有效规则，这种规范性的缺失也成为信访制度最大的软肋。鉴于此，现有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急需完善，以应对不断增加和日益复杂的行政纠纷。首先，应当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前所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限是其有效解决各种纠纷的障碍之一，尤其在行政纠纷广泛出现的社会转型期中，这种阻碍正日显突出。因此，修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分必要。其次，应当保证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比行政诉讼相对宽泛，但是其缺乏独立性，因此有必要将现有的行政复议部门从原有的行政机关中分离出来，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同时保证“行政复议官”的专业性。在此可以借鉴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和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再次，要肯定信访制度，但要对其进行法律的规范，使其成为一个纠纷解决的法律化的规范化的有效机制。

近代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尤其是欧美国家，命令行政向契约行政的大倾斜、民主概念的深化、重构国家与企业关系的经济改革的兴起、社会救济等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以及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等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诸多原因，契约行政、行政合同等概念、制度应运而生。①法国是行政合同概念的故乡，也是行政合同制度的创始国。二战前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建立、完善各国的行政合同法律制度。一般认为，我国行政合同的真正产生，始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②

一、行政合同的界定

中国近代以来的所谓法律思维方式，无论是从辗转继受大陆法系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经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洗礼的角度来说，其逻辑起点莫不是概念。而我国当今法学研究的场合，尤其是在一些重大法学争论中，在很多意见对立的场合，争论的原因和焦点往往是由概念的歧义引发。③因此，笔者从考察行政合同在不同法系的国家和地区的界定入手，以求得出我国对行政合同界定所应把持的立场。

行政合同，又称行政契约、公法契约，是以区分公法、私法为理论背景的大陆法系的概念。由于法律传统的原因，在行政法学理论中最早形成行政合同理论的是法国，今日法国的行政合同制度及其理论也是特别发达。该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直接对行政合同的意义进行明文规定，行政法院为将其与民事合同加以区别以确定管辖，通过行政判例确定了行政合同的三个识别标准：合同当事人必须有一方是行政主体，合同内容是直接执行公务，合同超越私法规则。④德国法上行政合同系指以行政法律关系为客体，设立、变更或者消灭行政法权利义务的合同⑤，1976年《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对行政合同进行了专章规定。在日本，学者对行政合同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认为，行政合同是以公法关系的设定、变更或废止为目的的公法合同，这与法、德的有关界定是大体相类似的；但现在日本占据统治地位的却是广义定义，该定义认为，行政合同就是“行政主体作为当事人的合同”（室井力语），⑥这就使得日本的行政合同概念在性质上包括公法意义上的行政合同和私法意义上的民事合同。相较而言，在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形成如同前述大陆法系国家的明确的行政合同的概念，但存在着政府合同的概念。

由于英美法系不存在大陆法系上公法、私法的划分，所以其政府合同适用一般合同法的规则，因此其很少对政府合同进行界定，但鉴于此类合同的特殊性，行政法学也研究适用一般合同法规则的例外情况。在美国，政府合同是从法院保护相对人的权利到什么程度以及政府在合同中的权利属于什么性质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因此，特许权是政府合同及政府雇员案件中的重要概念。⑦英国则比较注重缔约的权力和程序，合同效力的特殊性等问题。⑧我国台湾地区于1999年公布其“行政程序法”以专章规定行政合同制度，其内容大体沿袭德国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⑨香港特别行政区沿袭英国普通法制度，在合同上与英国一样不大区分公法合同、私法合同，而适用同样的规则。⑩澳门特别行政区则沿袭葡萄牙的规定，认为行政合同是设定、变更或者消灭某一行政关系的合意⑾，其1994年“行政程序法”设专章规定行政合同。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即在区分公法、私法的大陆法系，主流观点认为所谓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以实施行政管理为目的，与行政相对人就有关行政法律关系设立、变更和终止经协商一致而达成的协议。我国法学界也存在这种观点⑿，即认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一种合意。此外，还存在第二种、第三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合同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或者国家行政机关相互之间经过协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达成的协议。⒀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合同是指为了实施行政管理目标，行政机关相互之间、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或者行政机关监督下的相对人之间，经相互协商，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⒁通过比较可见，我国法学界的三种观点的分歧集中在行政合同主体的问题上。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行政纠纷解决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纠纷形势，当务之急是完善各项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构建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从而公正、高效的解决行政纠纷。在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调解和基层负责行政纠纷解决的专门委员会制度位于第一层次，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等准司法性的制度位于第二层次，行政诉讼位于第三层次，信访制度作为补充。其中，法院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应当成为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关键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公正和谐社会

一、我国行政纠纷的现状

当下，我国正步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体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时期。在政府继续强势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老百姓之间矛盾多发，纠纷频出，尤其是近些年来“群体性行政争议较为突出”，[②]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然而，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面对数量众多、种类各异的行政纠纷时，却遇到了如下一些问题：首先，大量行政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没有获得有力保障；其次，对所有行政纠纷的处理缺乏通盘考虑，各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缺少配合，相互之间脱节现象严重，未能发挥制度群体的组合优势；再次，重复处理行政纠纷，一些纠纷经过了重重程序却长期不能得到解决，没有一种最终的纠纷解决机制为行政纠纷的处理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最后，所有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都面临权威性不足的困境，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很难得到当事人的信服。

可见，我国当前行政纠纷的形势较为严峻，现有的纠纷解决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认真审视和思考行政纠纷和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一、日照侵权纠纷的现状

近年来，因建筑物遮光造成的日照侵权纠纷在中国各大城市日益增多，正在上升为一种新类型的法律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从2001年到2009年的8年之间，我国城镇人口由48064万人增长到62186万人，累计增加14122万人；城镇人口占当年总人口的比例也由37.7%增加到46.6%，增长了8.9个百分点。[1]而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却是有限的，土地供应严重不足，建筑密度和高度迅速增加，日照侵权纠纷大量发生。这些纠纷造成的社会影响巨大，也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既给受害方带来巨大权益损失，也给政府规划部门带来大量繁琐工作，增加了司法成本支出。从实践中发生的日照侵权纠纷看，数量最多、最复杂的当属城市规划中的日照侵权纠纷，此类纠纷既涉及民事侵权问题，又涉及行政许可问题，兼具民事和行政性质，法律关系复杂。而我国国家和地方关于日照侵权纠纷的法律规定不够完善。关于日照侵权的性质、侵权认定、赔偿标准等关键问题均无统一法律依据，各地法院裁判此类纠纷时适用标准难以统一，甚至无法可依，各地法院判决结果差异巨大甚至大相径庭，不能使当事人信服，很难彻底平息纠纷。因此，在法律规定不健全条件下，探讨如何解决已发生的日照侵权纠纷，是紧迫和现实的选择。

二、日照侵权纠纷中适用调解的必要性

日照侵权纠纷解决方案主要是判决和调解。作为两种常见的纠纷解决方案，判决和调解各有利弊。判决是法院严格依据相关法律进行的，具有很强的刚性，非黑即白，对具体案件，法官或法院必须体现出一种鲜明态度，给出一个倾向性意见；而调解包括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调解，是在各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在相关部门主持下，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前提下，当事人相互之间进行的利益协调。与判决相比，调解具有“自愿性、和解性、协商性、开放性、灵活性、保密性、高效性和成本低廉等比较优势。”[2]可见，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方式，更具柔性，案件解决空间大，通过当事人自愿、充分的协商、相互的妥协，更容达成相互谅解，如果运用得当，更易实现案结事了。基于判决和调解两种方式的特点，笔者以为，对于日照侵权纠纷，其更适于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原因如下：

（一）日照侵权纠纷涉及利益主体多，法律依据不完善，判决结果难以服人

一般来说，日照侵权纠纷涉及三种利益主体、三种法律关系。见表1、表2：三种利益主体，即代表城市发展利益的建设规划部门（下面用A代替）；代表商业利益的房地产开发商（下面用B代替）和代表公民个人利益的采光受侵害的业主、相邻权人（下面用C代替）。三种法律关系，即A与B之间的行政许可关系；B与C之间的民事侵权关系；A与C之间的行政许可关系（涉及第三人利益的行政许可）。在这一复杂的相互关系中，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的B向作为建设规划部门的A申请建设工程的行政许可，取得合法手续，进行房地产开发，但经过行政许可的合法建筑却侵犯了作为相邻权人C的采光权。在此过程中，A按照法律、法规和各项技术规范进行城市规划，目的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对城市的未来进行合理布局，代表的是城市的发展利益，也可理解为一种公共利益；B经过行政许可进行工程建设，目的是取得商业利益，并使之最大化；C则是受害者，其日照权益因以上的行政许可行为而受到侵害。上述三种利益之间冲突剧烈，尤其在侵权建筑已经建成，纠纷进入到高潮阶段，即诉讼阶段后，此类纠纷因民事、行政交织，其表现形式极其多样化。例如，A的行政许可形式合法，则A依法不应承担责任，B则声称有A的许可，是“合法”开发”，何来侵权？但C的日照权却被“合法地”侵犯，C利益受损，却得不到赔偿（或“补偿”），自然不服判决。个案中还会出现其他多种表现样态，这与此类纠纷利益主体多、法律关系复杂有关。而且，由于涉及日照侵权纠纷的理论研究和法律规定很不完善，例如，关于日照权益的性质，就有“不动产相邻权”[3]、“采光人格权”[4]、“采光役权”[5]等理论学说；关于日照侵权的认定，究竟以日照间距为标准还是以日照时间为标准还是两者兼具，是否符合建筑日照标准就不侵权？日照时间和日照间距的实际测算如何进行？关于赔偿额（补偿额），是以受侵害房屋的价值贬损为标准，还是以因被遮光而增加的煤、电等能源的消耗为标准，是否应考虑受侵害业主的精神损害赔偿等问题，现行法律规定要么不统一，要么不明确。比如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等只是规定日照权益应受法律保护，但如何认定日照侵权、侵权赔偿数额等均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建设部的技术规范规定亦不明确，且各地地方标准不一，可操作性差。致使法院判决缺乏权威性和说服力，很难做到辩法析理，以法服人，往往不能息讼止争。在这种情况下，若能充分发挥调解的比较优势和功能，在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在既认事实的基础上，在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前的萌芽和发展阶段，相关行政机关就以调解方式介入，使各方当事人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通过调解结案，矛盾冲突可能就不会加剧，也可能就不会发生诉讼，这将为社会节约大量的成本，取得多方共赢的结果。

1、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2、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3、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4、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5、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6、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摘要:“纠纷解决目的”是行政诉讼法从民事诉讼领域引入的立法目的价值,旨在于扩张行政诉讼机制的纠纷解决功能,为行政诉讼的协调和解程序提供法理支持,但是,行政诉讼领域的纠纷解决具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而且与行政诉讼固有的“权力监督”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通过调和“纠纷解决”和“权力监督”的这种紧张关系,可以反省行政诉讼制度在满足“纠纷解决目的”功能实现上的界限,设定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的合法性边界,从而更好地确保公民权利保护的实效性。

关键词:纠纷解决目的;权力监督目的;协调和解制度;行政诉讼法

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立法目的修改问题已经成为学界的热点。讨论的焦点在于,行政审判方式的改革是否需要转换行政诉讼的现有立法目的模式,在“权利保障”和“权力监督”之外增加“纠纷解决”作为目标。

从立法情况来看,大多数行诉法修改建议稿均将纠纷解决列为行诉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增加纠纷解决目的似乎已经成为一项行诉法修改的必然选择。(注:见:胡建淼:行政诉讼法修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法条建议及理由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2;马怀德: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及理由说明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85)无论是与德、日将权利救济和权力监督并列作为行诉法目的,抑或英、美将权利救济作为行诉法目的的做法相比较(注:JohnH.Reese,BurstingtheChevronBubble:ClarifyingtheScopeofJudicialReviewinTroubledTimes,73FordhamL.Rev.1103,1192(2004);Allen,M.andTompson,B.(2002)CasesandMaterialsonConst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p16,7thed.(Oxford:ClarendonPress).),把“纠纷解决目的”提升到行诉法基本目的高度,构成了我国行诉法修改的一项显着特色。

首先,行诉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本身是一项认识模糊的命题。首先,学界大多沿袭民事诉讼法“纠纷解决目的”的学理来研究行诉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行政诉讼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与民事诉讼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的区别并不明显。

其次,行政诉讼制度在满足“纠纷解决目的”功能实现上的界限问题并没有得到关注。传统的行政诉讼基本理念是围绕着权利保护这一基本目标而展开的,程序的具体设计是以对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判断的获得为指向。在这种追求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形式性判断的诉讼程序中,行政纠纷一次性解决的理想要求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呢?行政诉讼在追求正确、慎重地做出裁判的过程中,给追求诉讼制度运作的效率性和判决结果的实效性留下了多大的余地?实际上,对权力的合法性监督与纠纷解决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如何认识和调和这一对基本价值之间的冲突,就成为行诉法立法目的理论上难以解决而且重要的基本问题。

摘要:经济繁荣不仅能为社会进步奠定物质基础，同时还会产生愈来愈多的经济纠纷。通常情况下，经济纠纷的解决方法有四种，即协商解决、仲裁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公正且有效的经济纠纷解决方法还应是司法解决。本文首先介绍经济纠纷概念，对经济纠纷司法解决必然性进行阐述，并根据我国经济纠纷的特点探讨纠纷法解决机制的建立。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环境行政调解指环境行政机关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根据专业知识和相关法律，没有刻板的程序，就环境纠纷的赔偿责任和金额进行调解的过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虽然从司法理论的角度出发，使用诉讼解决环境纠纷是最正当的选择，但我国司法资源严重不足，且环境诉讼举证困难、周期长。环境行政调解是一种非诉处理环境纠纷的模式，有着更为独特的优势，可以便捷、合理地解决环境纠纷。目前，我国的环境行政调解客观上存在制度缺陷，这不利于其发挥作用。我国邻国日本人口众多，曾因工业快速发展成为公害大国，针对大量环境纠纷，日本建立了相对完备和成熟的公害纠纷处理机制。英美法学推崇诉讼解决纠纷，但是我国的公众厌诉社会心理和现阶段的环境纠纷状况与当年的日本存在更多相似之处。笔者将中日环境行政调解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试图从日本环境纠纷处理机制中探索对中国的借鉴之道。

一、环境行政调解的历史发展比较

（一）日本环境行政调解的立法发展。日本最初制定关于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律是1960年的《有关公害健康被害救济的特别措施法》，随后1970年公布了《公害纠纷处理法》（分别于1972年、1974年和1996年部分修订），1972年颁布了《公害调解委员会设置法》，1993年制定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日本相当重视环境行政调解，对其进行了系统具体的立法。《公害纠纷处理法》建立了环境行政处理法律制度，明确规定环境纠纷的四种行政处理方式：斡旋、调解、仲裁和裁定。《公害调整委员会设置法》明确规定了环境行政处理的受案范围、机构设置和处理程序等。这两部法律的规定使环境行政调解制度可操作性强，严格合理的程序保证了行政调解的公正性，有效缓解了环境纠纷的司法压力。而《日本环境基本法》在31条肯定了环境行政处理，提高了环境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层级。（二）中国环境行政调解的立法发展。在我国，1982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环境纠纷能够请求行政处理（第42条），随后制定的《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6条）、《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第43条）等法律法规都有相似的规定。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肯定环境纠纷可以经当事人向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就纠纷赔偿进行行政处理。同时，地方政府将环境行政处理作为环保部门的法定职责，且制定了相关地方法规规章。但近年来，我国环境立法的趋势是发展和强化环境公益诉讼，弱化环境行政调解。2015年，我国出台《环境保护法》，增加了环境公益诉讼条款（第58条），并且将原有的41条删除了，有关环境民事纠纷的条款只有64条，其规定环境纠纷中的侵权责任，应当参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承担。而《侵权责任法》中第八章并未规定环境行政调解。目前明确规定可以进行环境行政调解的法律法规有：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97条，2009年通过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57条，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4条，201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57条。（三）小结。对比中日两国环境行政调解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得知日本有专门的《公害纠纷处理办法》详细而清晰地规定了环境行政调解。但在我国，关于环境行政调解的规定散落在各个单行法中，没有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立法，并且有推崇诉讼、弱化行政调解的趋势。诚然，国家近年来需要推动和完善环境纠纷诉讼制度，但将环境行政调解制度不断弱化，笔者认为不妥。环境纠纷具有复杂性、突发性等特点，相较于诉讼，环境行政调解更能快速妥善地解决环境纠纷。并且目前我国推行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建立与完善行政调解制度是必要的。

二、环境行政调解的机构设置比较

（一）日本环境行政调解的机构设置。日本针对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设立了专门性机构：全国设立了公害调整委员会、都道府县设立了公害审查会。公害调整委员会和公害审查会独立性极强，前者是总理府外独立的，由总理任命，且法律保障委员长和委员的身份，没有法定事由不得任意罢免；后者由9~15人组成，基于议会的同意任免。并且这两个公害纠纷处理机构分工明确，其管辖范围不同：前者处理重大事件、广阔区域的事件和跨县事件，后者受理的案件大多涉及噪音和大气等污染。同时，两者并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同时，日本还设置了公害意见调解员在都道府县和市府町村的公害课，他们的职责是：首先，作为对公害纠纷的投诉和咨询窗口；其二，进行中介和指导，并把反馈的信息及时准确地报告相关部门。每年公害调解员接收到的案件数超过6万件，但上交到两个公害纠纷处理机关的案件只有50件上下。可见公害意见调解员作用极大，能够在环境纠纷初期进行科学准确的处理，避免纠纷和环境污染的恶化，也使日本的公害纠纷行政处理达到很好的效果。（二）我国环境行政调解的机构设置。相较于日本，我国环境行政调解只规定了交由环境主管部门处理，其可以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也可是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没有专门的机构设置，也没有人员配置。这可能因为环境主管部门具有专业性，熟悉本地区的环境状况，并且可及时补救环境纠纷造成的后果，但由于没有专门的环境行政调解机构，并且环境主管部门与政府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其资金和人员编制等事项都由政府掌管，这意味着难以保障行政调解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而我国类似于日本公害意见调解员的是环境信访部门。人民群众遇到环境纠纷、环境问题都会反映到信访部门，信访部门可以进行调解和指导，并及时报告信息。且我国针对环境信访设立了专门的部门，根据2006年的《环境信访办法》，县级环境部门必须设立或指定环境信访工作机构，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配备与环境信访工作相适应的工作人员，保证工作经费和必要的工作设备及设施。（三）小结。从中日环境行政调解制度的机构设置比较中，我们发现日本有专门的环境行政调解机构，并且中央和地方设置了不同的环境行政调解机构，分工明确；但中国没有专门的环境行政调解机构，且负责环境行政调解的环境主管部门与政府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笔者认为，如果在中国设置专门的环境行政调解机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且需要组织建设，并不太现实。建议调整和恢复到环境信访和环境行政调解原本的定位，可将信访部门改革成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部门，保持原有的机构设置，但人员和设置一分为二，一部分行使原有的信访部门功能，类似于日本的公害意见调解员，作为环境纠纷的投诉窗口，解决一部分环境纠纷，并对环境纠纷分流；另一部分人员组成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专门机构，用于解决分流后需要环境行政调解的案件。这样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原有的环境信访部门人员拥有解决环境纠纷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可保证环境纠纷解决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并且可以适当地将人员扩充，甚至可以将案件的事实调查部分委托第三方中立机构，形成服务行政、合作行政。

三、环境行政调解的性质和效力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