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度范文10篇

行政问责制度范文篇1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王莉花，张善喜：《浅析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价值理念》，载《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39页。]行政问责意味着问责主体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并追究责任，对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政府首长、行政领导，乃至普通公务员实施质询、罢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辞退等惩戒措施，作出党纪政纪处分，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它不仅要求犯错违法要追究，而且公务员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官僚主义作风，甚至公众对政府及其行为的合理怀疑等方面都要追究责任。行政问责制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指“由谁问”

行政问责的主体，既有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自身层级的问责，也有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以外的主体包括人大、各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公众等的问责。异体问责较之于同体问责，更具有约束力和公信力。

2.行政问责的客体，也称问责的对象，是指“向谁问”

行政问责的客体是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及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公务人员。

3.行政问责的范围，是指“问什么”

不仅要对发生的重大事故问责，而且要对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作出的错误决策问责，不仅要对滥用职权的行政作为问责，而且要对故意拖延、推诿扯皮等行政不作为问责，问责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围，不仅对犯错违法要追究，甚至连能力不足、有损政府形象的小节等方面也要问责。总之，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到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都应纳入问责的范围之内。

4.行政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

行政问责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涉及质询、罢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辞退等方方面面的程序要求，如问责主体回避的规定、质询答复时限的规定、问责人员组成的规定、罢免通过人数的规定、问责客体申辩程序的规定、听证程序的规定、复议程序的规定等等。

5.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承担责任有四个层面:一是政治责任，即向执政党和权力机关负责；二是行政责任，即向上级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负责；三是道德责任，即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四是法律责任，即向相关法律规范负责，承担法律制裁后果。

6.行政问责的后果

行政问责的后果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承担相应否定性制裁的责任。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撤职、行政处分、司法处理等。总之，行政问责制作为系统化的政府治理规范，明确权力、界定责任、健全程序和经常化、制度化的追究责任是其核心内容。需要强调的是，行政问责制是有效实现政府责任，建立和完善责任政府，实现依法治理，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理性选择。

（二）行政问责制度的价值理念

行政问责制度是在政治学、公共行政学以及法学等诸学科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责任追究制度，它有其内在的价值理念。

首先，行政问责制的基本价值理念是政府及其公务员对人民负责，构建服务政府，即实现“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的转变。行政问责制的全部正当性在于“权为民所授”。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国家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一切政策和行为也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归属，即以民为本，对人民负责。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控制行政权力滥用和扩张的民主诉求和政治制度，其产生便是这种理念的逻辑结果。

其次，行政问责制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责任，构建责任政府。从实质意义上讲，一个政府只有在其能够保障社会利益，促进社会意志所提出的目的，即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理、合法的。因此，代议民主政府在本质上也是责任政府。权力和责任是行政系统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承担责任，是现代政府应具备的首要品质，也是当代政府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对于政府及其公务员来说，责任是第一位的，权力是第二位的。权力是尽责的手段，责任才是其真正属性。责任政府意味着政府及其公务员应积极地对立法机关及其制定的法律负责，很好地回应、满足和实现民众的正当要求，负责任地行使权力。只有对民众负责且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才是责任政府。在责任政府理念之下，行政责任与行政权力是对等的、平衡的，政府及其公务员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份责任。而行政问责制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理念，突出了公共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之间的一致性，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行为，也将着力强化“无功便是过”的新为官之道。可见，行政问责制正是现阶段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和题中之义。

再次，行政问责制的重要价值理念在于控制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构建有限政府。在行政活动中，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及其公务员与相对方处于非对等的地位。同时权力本身具有腐蚀和扩张性质，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因此，“行政权的行使与其公益目的的相偏离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由于受中国传统“官贵民贱”观念与“畏官”心态的禁锢，加上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人治重于法治”的现实并没有完全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有其合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行政问责制作为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强调“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和权力与责任的不可分离性原则，强调越权无效原则，提倡阳光行政，把公民参与问责作为重要方式之一。随着行政问责的经常化和程序化，必将有利于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实现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和谐互动，加快构建有限政府的步伐。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自2003年启动以来，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然而，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推行毕竟只有短短的五年多时间，而且受限于大体制环境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问责主体不明确，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主要是同体问责，几乎全部是由上级政府或党组织促成启动的，作为权力机关和代议机构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反而未能主动起到监督的作用。这种由政府或党组织责令人大选举或任命的官员辞职，背离了人大与政府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行政问责的重点应是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之外的主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问责。因此，目前中国行政问责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问责主体缺乏法定的明确性，执政党与政府权力机关的定位较为模糊，而异体问责相对薄弱，特别是各级人大作为中国的权力机关，其问责效能尚未充分实现和发挥。[顾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载《理论月刊》2004年第12期，第15页。]

2.问责客体即责任人的界定不清，责任界限模糊，问责对象泛化

从理论上讲行政问责的对象是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机关和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在我国各级各类有关行政责任追究的法规制度中，在追究的责任人前面，常常冠以“有关”二字。这种泛化的责任人指定，给操作带来了困难。在具体责任认定时，哪些是有关”责任人，哪些是“无关”责任人，由于权责不清，难以界定。具体表现在:一是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划分不清。发生责任问题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比较好确定和追究，而间接责任人是谁则难以确定。二是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划分不清。由集体决策执行的事项出了问题的责任就很难界定，因为集体决定的事项往往难以界定具体的个人责任，而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谁也不承担责任。责任人的泛化成为行政问责制实施的一大障碍。

3.问责内容较少、范围偏窄，问责标准弹性过大，影响问责效果

近几年来备受关注的问责事件，其问责的内容和范围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缺乏规范性规定。问责事件似乎仅限于那些引起中央高层重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安全事故上，而决策失误、用人失察、领导过失等领域尚未引起重视，显然是内容较少、范围偏窄。目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缺乏一套普遍、公开、详尽的问责事由标准，同时，问责种类没有法规的明确划定。在责任人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类责任中择其利者取之，避重就轻，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此外，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执行责任和领导责任缺乏可操作性的界定准则，责任划分上的弹性空间过大，导致问责缺乏刚性，失之公正。

4.问责程序缺乏操作性，问责效率低

合法正当有效的程序是行政问责向法治的轨道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差别，也只有程序才能把内在扩张的行政权规束在法律架构中。问责之所以被称作“风暴”，意在其严厉、果敢、迅猛，同时也反映了行政问责在程序设计上尚未完善。行政问责在程序操作层面存在诸多难点，具体程序缺乏法律规范性，无章可循，公众缺乏知情权，大众媒体报道的真实性、权威性不足，甚至出现同一事件众说纷纭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被问责官员的抗辩申诉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权力救济渠道失序无效，处理过程基本上还是幕后权力操作，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因此，问责程序缺乏法定操作性，处理过程不透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问责效能的持续提升。

5.行政问责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

行政问责需要依法实施：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究行政官员的责任？问责如何启动？由何人依何程序认定官员失职？官员究竟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法律明确加以规定。然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问责的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此外还有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存在着法律位阶低、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步骤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因而目前行政问责尚缺乏全国性统一、规范、科学的立法支持。各地在问责内容、问责方式等诸多方面往往各行其是、五花八门，处理的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

责任政府建设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着力追求的方向，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行政问责制度是一个庞大的制度体系，健全和完善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加强异体问责制实施的力度

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具有公信力、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因而加强我国异体行政问责意义更为重大。在我国宪法以及其它法律体系中，对异体问责均有一些规定，目前的任务是健全和落实问题。为此，一是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对各级政府的监督和问责作用。人大在启动行政问责制程序过程中，可以行使质询权、调查权、罢免权和撤职权。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大不仅要强化原有的监督职能，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开拓新的监督渠道，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等，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二是强化司法机关行政问责的作用。司法机关必须要有公平的心态，公正的行为，以法律为准则，以事实为依据，正确履行自己的权力，依法追究行政过失行为和行政不作为行为者的责任。三是强化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利用新闻媒体的报道权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实行舆论监督，从而对其产生政治压力，发挥问责作用。四是强化公民及公民团体的行政问责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国家权力的主体，目前在我国广大公民及公民团体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已不再是个别事例，人民群众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行政申诉、控告和检举已成为经常性现象。为此，必须确立公民及公民团体行政问责的主体地位，以法的形式加以确定和保护，必须健全公民行政问责的程序，解决公民如何问的问题，根据公民具体问责事项，明确规定问谁、谁受理、答复时限、处理过程、赔偿标准等问题，确保公民行政问责作用的发挥。

2.围绕公共权力，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合理、公正地界定责任人

界定问责客体具体对象的范围应该以是否握公共权力为依据，凡是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对所掌握的公权力负责，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都应纳入行政问责的客体范围。因此，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也要对各级党组织、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公共部门等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问责。尽快完善职位分类制度，明确权、责、能统一，加强行政人员的责任观念，划分责任区，明确责任主体，改变权责不对等状况。明确公务人员的责任身份，逐步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执政党问责机制。只有严格党政之间、党政兼职之间、正副职之间、各层级之间的事前职责划分，才能科学、合理、公正地确定事后责任人及其应负责任的范围和程度。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一部《行政责任法》，从实体上规范问责的具体对象，界定责任人所负责任的范围和程度。

3.界定问责内容，强化问责刚性，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内容模糊不清，问责事由主要是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等，尚未涉及决策失误、用人失察、领导过失、指挥不当等领域。我国不仅应尽快以法令的形式厘清问责的内容和事由，更要建立一套相对细致、完备的问责标准。问责的事由、免责的事由，必须以规范的列举形式予以表达，以法令的形式予以公布，实现问责内容和标准的法定化。强化问责刚性，杜绝行政问责的主观随意性和不彻底性，从制度中激发问责的体制内动力而不是以高层权力启动问责行动，以制度化、法治化引导行政问责从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

4.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作性，提升问责的政治效能

完善问责程序是提升问责效能的关键，其核心是强化对问责客体的权力救济，其重点是增加问责的透明度，扩大公众知情权。政府必须让人民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如果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谁对公众负责，谁没有对公众负责，就无法对不负责者追究行政责任，因此行政问责制的前提是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提供了信息条件。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如何公开以及公开的范围不再是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李又才等：《政府公共管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各级政府必须按照《条例》的要求依法公开政府信息，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彻底扭转政府和社会对政府信息获取和使用的非对称性状况，对未按《条例》要求公开政府信息，或在公开信息中有愚弄公众蒙骗上级的行为者，必须依法追究其责任。还要建立信息征集制度。社会是行政行为的作用对象，行政行为是否负责，是否适当，社会公众最清楚，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应不断完善举报制度、信访制度、社会考核制度、公民投诉制度，彻底改变信访找不到人、投诉举报热线电话总是占线的状况，确保行政责任追究信息渠道的畅通。

5.加快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制化进程

行政问责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应当以宪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等重要法律法规的发展和完善为基础，修正和完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以及信访和举报制度等，着重建立起具有前瞻性的宪法诉讼制度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监督法、信息公开法、舆论监督法等，为公民维护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建构起廉价而高效率的救济机制。应以立法形式对有关规定加以“整合”，形成包括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主体、问责救济在内的、全国统一、结合实际的问责法律法规。

总之，行政问责制是我国顺应现代国际形势发展的一项行政体制改革措施，是对应然状态责任政府的补充，也是我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是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建设，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将不断完善，实现从“新制”到“良制”的根本性转变。

参考文献：

[1]周洁.中国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J].行政论坛，2006，(6):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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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厚金.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J].学术论坛，2005，(11):40-44.

[8]张萍.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及路径选择分析[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26-29.

行政问责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责任行政问责制度责任政府

做管理者不容易，做一个有效的管理者更是如此。因为权力跟责任是对等的，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而承认责任却并不简单。虽然我们国家一直都在强调责任，政府也朝责任政府的建设方向努力，但实际上，人们的责任意识并没有明显增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倒退，因此对责任的探讨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一、相关概念

在《现代汉语字典》中，责任有三层含义：一是使人担当某种职务和职责；二是指分内应做的事；三是指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

行政责任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法律上的行政责任，二是指普通的行政责任。法律上的行政责任，是指政府工作人员除了遵守一般公民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外，还必须遵守有关政府工作人员的法律规范。普通的行政责任，则不涉及法律问题，主要包括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等。行政责任是人类社会制度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有其生成和发展的必然性和条件。在现代社会中，行政责任愈来愈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使确立和确保行政责任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意义。

责任政府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府，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科学，合理，有效地履行职责，一旦违法失职或行政不当，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我国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虽然说我们国家一直都在提倡要培养责任意识、讲求责任，建立责任政府，政府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且无论是三聚氰胺事件、上海市特大火灾事故还是山西矿难事故，一部分相关领导干部也相应的被免职、停职、警告，这是《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作用的的结果。

但是，笔者认为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是必然中的偶然，设想国家质检部门事前就加强对三鹿奶粉的监督和管理，设想国家建设部门事前就加强对建筑行业的监管，再设想安监局事前就加强对矿产资源的监管，政府部门如果在事前都尽好责，做好事，也许很多的事故都可以避免。研究导致我国行政机关中问责问题有其意义。笔者将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分析。

（一）历史原因

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既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国家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只享有权力而不承担任何责任，权责完全不对等；中华民国时期，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有所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行政责任制度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可是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曾一度中断。之后，随着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尽管有所发展，中央和地方都在积极加快推进问责制度建设的步伐，但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仍然比较薄弱，需继续完善。

（二）现实原因

1、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

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2003年“非典”期间，行政问责制度才进入从此进入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官员问责也才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此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责任追究体制不完善

首先，虽然说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但是在推行行政问责制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追究责任的实际操作中，并没有突出以行政首长为主，许多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事实上，因举报官员被报复的事件在我国并不少见，因此，不敢追究的现象存在；

其次，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责权划分不清，有关行政问责的范围规定不明，责任情形、责任人以及追究什么样的责任，都比较笼统，因而存在着不好追究的现象。同时，行政问责的范围仍然偏窄，只是在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某某领导被问责，某某辞职引咎、某某被辞退等等，而像执行不力、效能低下、态度恶劣、作风漂浮等都尚未纳入问责的范围。

最后，各地在推行行政问责制度的过程中，对问责对象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适用何种问责方式，如何定性量纪、定罪处罚，常常把握不准，除了问责方式不明确之外，问责程序也含糊不清，问责主体不知道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对责任人追则。

3、一些行政官员行政官员思想认识不到位

虽然目前全国许多地方都在推行行政问责制度，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很成功，有些地方的领导却因思想认识不到位，怕得罪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还没有将行政问责制度提上议事日程，更没有认识到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在发展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三、怎样建设责任政府

笔者认为责任型政府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府，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科学，合理，有效地履行职责，一旦违法失职或行政不当，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措施如下：

（一）行政官员自身

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培养自己“负责任的能力”。行政官员要加强学习，了解各种问责方式的性质和适用范围，在问责过程中，能做到定性准确、处理恰当；其次，行政官员要加强自身的职业素养建设，培养自己“负责任的魄力”要有“揽过不揽功”的心态，在组织中，树立“负责任”的榜样，在组织中建立自己的威信和影响力，带领大家“负责任”；最后，要在组织内部建立权责清晰的责任体制，创造“负责任的文化”。领导者不仅自己要有责任意识和负责任的行动，更重要的是要在组织中创造一种负责任的文化。

（二）立法监督

必须要完善行政问责的法律基础，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明确责任追究的层级，把行政问责与依法行政结合起来。不仅要适时启动《行政问责法》的规定工作，以法律形式对行政问责的使用对象、范围、标准、程序等做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而且要及时修改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三）预算和审计监督

通过审计查出问题。2011年2月14日，审计署公布的全国10个省区市31个机场建设情况审计调查结果显示，23个机场项目的359项合同，存在未公开招标等违反招标程序的问题，涉及金额19.38亿元。大庆萨尔图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招标违规签订的施工合同比中标价高出一倍多；福州、桂林、满洲里等机场以多头申报、重复申请等方式多获取建设资金0.61亿元。

行政问责制度范文篇3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王莉花，张善喜：《浅析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价值理念》，载《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39页。]行政问责意味着问责主体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并追究责任，对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政府首长、行政领导，乃至普通公务员实施质询、罢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辞退等惩戒措施，作出党纪政纪处分，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它不仅要求犯错违法要追究，而且公务员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官僚主义作风，甚至公众对政府及其行为的合理怀疑等方面都要追究责任。行政问责制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指“由谁问”

行政问责的主体，既有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自身层级的问责，也有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以外的主体包括人大、各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公众等的问责。异体问责较之于同体问责，更具有约束力和公信力。

2.行政问责的客体，也称问责的对象，是指“向谁问”

行政问责的客体是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及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公务人员。

3.行政问责的范围，是指“问什么”

不仅要对发生的重大事故问责，而且要对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作出的错误决策问责，不仅要对滥用职权的行政作为问责，而且要对故意拖延、推诿扯皮等行政不作为问责，问责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围，不仅对犯错违法要追究，甚至连能力不足、有损政府形象的小节等方面也要问责。总之，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到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都应纳入问责的范围之内。

4.行政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

行政问责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涉及质询、罢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辞退等方方面面的程序要求，如问责主体回避的规定、质询答复时限的规定、问责人员组成的规定、罢免通过人数的规定、问责客体申辩程序的规定、听证程序的规定、复议程序的规定等等。

5.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承担责任有四个层面:一是政治责任，即向执政党和权力机关负责；二是行政责任，即向上级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负责；三是道德责任，即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四是法律责任，即向相关法律规范负责，承担法律制裁后果。

6.行政问责的后果

行政问责的后果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承担相应否定性制裁的责任。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撤职、行政处分、司法处理等。总之，行政问责制作为系统化的政府治理规范，明确权力、界定责任、健全程序和经常化、制度化的追究责任是其核心内容。需要强调的是，行政问责制是有效实现政府责任，建立和完善责任政府，实现依法治理，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理性选择。

（二）行政问责制度的价值理念

行政问责制度是在政治学、公共行政学以及法学等诸学科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责任追究制度，它有其内在的价值理念。

首先，行政问责制的基本价值理念是政府及其公务员对人民负责，构建服务政府，即实现“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的转变。行政问责制的全部正当性在于“权为民所授”。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国家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一切政策和行为也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归属，即以民为本，对人民负责。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控制行政权力滥用和扩张的民主诉求和政治制度，其产生便是这种理念的逻辑结果。

其次，行政问责制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责任，构建责任政府。从实质意义上讲，一个政府只有在其能够保障社会利益，促进社会意志所提出的目的，即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理、合法的。因此，代议民主政府在本质上也是责任政府。权力和责任是行政系统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承担责任，是现代政府应具备的首要品质，也是当代政府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对于政府及其公务员来说，责任是第一位的，权力是第二位的。权力是尽责的手段，责任才是其真正属性。责任政府意味着政府及其公务员应积极地对立法机关及其制定的法律负责，很好地回应、满足和实现民众的正当要求，负责任地行使权力。只有对民众负责且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才是责任政府。在责任政府理念之下，行政责任与行政权力是对等的、平衡的，政府及其公务员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份责任。而行政问责制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理念，突出了公共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之间的一致性，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行为，也将着力强化“无功便是过”的新为官之道。可见，行政问责制正是现阶段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和题中之义。

再次，行政问责制的重要价值理念在于控制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构建有限政府。在行政活动中，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及其公务员与相对方处于非对等的地位。同时权力本身具有腐蚀和扩张性质，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因此，“行政权的行使与其公益目的的相偏离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由于受中国传统“官贵民贱”观念与“畏官”心态的禁锢，加上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人治重于法治”的现实并没有完全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有其合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行政问责制作为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强调“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和权力与责任的不可分离性原则，强调越权无效原则，提倡阳光行政，把公民参与问责作为重要方式之一。随着行政问责的经常化和程序化，必将有利于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实现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和谐互动，加快构建有限政府的步伐。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自2003年启动以来，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然而，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推行毕竟只有短短的五年多时间，而且受限于大体制环境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问责主体不明确，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主要是同体问责，几乎全部是由上级政府或党组织促成启动的，作为权力机关和代议机构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反而未能主动起到监督的作用。这种由政府或党组织责令人大选举或任命的官员辞职，背离了人大与政府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行政问责的重点应是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之外的主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问责。因此，目前中国行政问责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问责主体缺乏法定的明确性，执政党与政府权力机关的定位较为模糊，而异体问责相对薄弱，特别是各级人大作为中国的权力机关，其问责效能尚未充分实现和发挥。[顾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载《理论月刊》2004年第12期，第15页。]

2.问责客体即责任人的界定不清，责任界限模糊，问责对象泛化

从理论上讲行政问责的对象是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机关和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在我国各级各类有关行政责任追究的法规制度中，在追究的责任人前面，常常冠以“有关”二字。这种泛化的责任人指定，给操作带来了困难。在具体责任认定时，哪些是有关”责任人，哪些是“无关”责任人，由于权责不清，难以界定。具体表现在:一是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划分不清。发生责任问题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比较好确定和追究，而间接责任人是谁则难以确定。二是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划分不清。由集体决策执行的事项出了问题的责任就很难界定，因为集体决定的事项往往难以界定具体的个人责任，而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谁也不承担责任。责任人的泛化成为行政问责制实施的一大障碍。

3.问责内容较少、范围偏窄，问责标准弹性过大，影响问责效果

近几年来备受关注的问责事件，其问责的内容和范围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缺乏规范性规定。问责事件似乎仅限于那些引起中央高层重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安全事故上，而决策失误、用人失察、领导过失等领域尚未引起重视，显然是内容较少、范围偏窄。目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缺乏一套普遍、公开、详尽的问责事由标准，同时，问责种类没有法规的明确划定。在责任人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类责任中择其利者取之，避重就轻，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此外，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执行责任和领导责任缺乏可操作性的界定准则，责任划分上的弹性空间过大，导致问责缺乏刚性，失之公正。

4.问责程序缺乏操作性，问责效率低

合法正当有效的程序是行政问责向法治的轨道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差别，也只有程序才能把内在扩张的行政权规束在法律架构中。问责之所以被称作“风暴”，意在其严厉、果敢、迅猛，同时也反映了行政问责在程序设计上尚未完善。行政问责在程序操作层面存在诸多难点，具体程序缺乏法律规范性，无章可循，公众缺乏知情权，大众媒体报道的真实性、权威性不足，甚至出现同一事件众说纷纭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被问责官员的抗辩申诉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权力救济渠道失序无效，处理过程基本上还是幕后权力操作，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因此，问责程序缺乏法定操作性，处理过程不透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问责效能的持续提升。

5.行政问责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

行政问责需要依法实施：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究行政官员的责任？问责如何启动？由何人依何程序认定官员失职？官员究竟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法律明确加以规定。然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问责的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此外还有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存在着法律位阶低、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步骤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因而目前行政问责尚缺乏全国性统一、规范、科学的立法支持。各地在问责内容、问责方式等诸多方面往往各行其是、五花八门，处理的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

责任政府建设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着力追求的方向，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行政问责制度是一个庞大的制度体系，健全和完善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加强异体问责制实施的力度

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具有公信力、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因而加强我国异体行政问责意义更为重大。在我国宪法以及其它法律体系中，对异体问责均有一些规定，目前的任务是健全和落实问题。为此，一是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对各级政府的监督和问责作用。人大在启动行政问责制程序过程中，可以行使质询权、调查权、罢免权和撤职权。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大不仅要强化原有的监督职能，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开拓新的监督渠道，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等，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二是强化司法机关行政问责的作用。司法机关必须要有公平的心态，公正的行为，以法律为准则，以事实为依据，正确履行自己的权力，依法追究行政过失行为和行政不作为行为者的责任。三是强化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利用新闻媒体的报道权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实行舆论监督，从而对其产生政治压力，发挥问责作用。四是强化公民及公民团体的行政问责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国家权力的主体，目前在我国广大公民及公民团体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已不再是个别事例，人民群众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行政申诉、控告和检举已成为经常性现象。为此，必须确立公民及公民团体行政问责的主体地位，以法的形式加以确定和保护，必须健全公民行政问责的程序，解决公民如何问的问题，根据公民具体问责事项，明确规定问谁、谁受理、答复时限、处理过程、赔偿标准等问题，确保公民行政问责作用的发挥。

2.围绕公共权力，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合理、公正地界定责任人

界定问责客体具体对象的范围应该以是否握公共权力为依据，凡是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对所掌握的公权力负责，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都应纳入行政问责的客体范围。因此，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也要对各级党组织、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公共部门等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问责。尽快完善职位分类制度，明确权、责、能统一，加强行政人员的责任观念，划分责任区，明确责任主体，改变权责不对等状况。明确公务人员的责任身份，逐步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执政党问责机制。只有严格党政之间、党政兼职之间、正副职之间、各层级之间的事前职责划分，才能科学、合理、公正地确定事后责任人及其应负责任的范围和程度。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一部《行政责任法》，从实体上规范问责的具体对象，界定责任人所负责任的范围和程度。

3.界定问责内容，强化问责刚性，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内容模糊不清，问责事由主要是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等，尚未涉及决策失误、用人失察、领导过失、指挥不当等领域。我国不仅应尽快以法令的形式厘清问责的内容和事由，更要建立一套相对细致、完备的问责标准。问责的事由、免责的事由，必须以规范的列举形式予以表达，以法令的形式予以公布，实现问责内容和标准的法定化。强化问责刚性，杜绝行政问责的主观随意性和不彻底性，从制度中激发问责的体制内动力而不是以高层权力启动问责行动，以制度化、法治化引导行政问责从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

4.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作性，提升问责的政治效能

完善问责程序是提升问责效能的关键，其核心是强化对问责客体的权力救济，其重点是增加问责的透明度，扩大公众知情权。政府必须让人民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如果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谁对公众负责，谁没有对公众负责，就无法对不负责者追究行政责任，因此行政问责制的前提是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提供了信息条件。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如何公开以及公开的范围不再是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李又才等：《政府公共管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各级政府必须按照《条例》的要求依法公开政府信息，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彻底扭转政府和社会对政府信息获取和使用的非对称性状况，对未按《条例》要求公开政府信息，或在公开信息中有愚弄公众蒙骗上级的行为者，必须依法追究其责任。还要建立信息征集制度。社会是行政行为的作用对象，行政行为是否负责，是否适当，社会公众最清楚，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应不断完善举报制度、信访制度、社会考核制度、公民投诉制度，彻底改变信访找不到人、投诉举报热线电话总是占线的状况，确保行政责任追究信息渠道的畅通。

5.加快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制化进程

行政问责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应当以宪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等重要法律法规的发展和完善为基础，修正和完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以及信访和举报制度等，着重建立起具有前瞻性的宪法诉讼制度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监督法、信息公开法、舆论监督法等，为公民维护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建构起廉价而高效率的救济机制。应以立法形式对有关规定加以“整合”，形成包括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主体、问责救济在内的、全国统一、结合实际的问责法律法规。

总之，行政问责制是我国顺应现代国际形势发展的一项行政体制改革措施，是对应然状态责任政府的补充，也是我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是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建设，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将不断完善，实现从“新制”到“良制”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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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制度范文篇4

一、行政问责的内涵

行政问责一说古已有之，它是随着官僚政治的产生而产生的。《孟子•公孙丑》中提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者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者去。”说明担任行政官职的人员，倘若不能较好地履行其职责，就应该主动辞职;担任谏官的，倘若有言不谏，也应该辞职。而在当今，关于什么是行政问责，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还没有统一的解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行政问责的办法也多各有所侧重。在行政问责的内涵中，问责是其核心，行政则是其外延范围的限定。当前，对于行政问责的理解经常存在两方面分歧:一是行政问责的主客体界定;二是行政问责的“责”的界定。

1．行政问责的主客体界定

对于行政问责主体的理解中主要有两类观点，一是认为行政问责是行政系统对其行政人员的问责，属于同体问责;二是认为行政问责是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问责，属于异体问责。当前我们所实行的行政问责，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运作来完成的，可以说它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监督方式;但是，同体问责将自律的政府视为实施行政问责的积极主体，忽视了来自政府部门之外的动力和压力。虽然在整个问责主体体系中，行政系统应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但行政系统外的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政党组织、公民与媒体等问责主体的作用也绝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完整的行政问责主体应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形式。行政问责的客体是指，须为相关行政事务做出解释、接受质询并承担相应后果的行政组织或行政人员。它分为组织客体和个人客体两类，所谓组织客体是指组织须以其整体名义承担行政责任;个人客体则是指行政人员以其个人名义承担行政责任，它又可以根据身份的不同分为行政领导客体和一般公务员客体两类，行政领导客体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

2．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关于行政问责中“责”的理解也存在分歧，有的将之等同为行政法律责任或政治责任，也有的理解为道义责任，还有的将之说成是上述三种责任的统一。目前关于行政问责的表述中，更多人倾向于从广义责任的视角来理解行政问责中的“责”，认为行政问责的“责”是一个责任体系，即行政问责的对象要承担四个不同层面的责任:一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即存在道德与伦理责任，向公众负责;二是承担政治上的责任，即向政党、人大及其代表负责;三是承担行政责任，即向上级行政机关负责;四是承担法律责任，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看是否有渎职行为和相应法律责任［1］。如果将行政问责作为一种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行政问责的主体将只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组织和个人，主要追究的也将是是行政官员的行政责任，从而出现以行政责任代替法律责任，使责任者逃脱刑事制裁;或是以行政责任(如行政处分)代替政治责任(如罢免)，降低对责任者的惩罚。因此，对“责”的界定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将行政问责与党纪政纪处分以及刑事责任的追究做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与衔接。所以，在我国行政问责的“责”，应该是一个包含道义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多元化责任体系。这四个不同层面责任的承担情况，由不同问责主体予以检查和衡量;当然，行政责任仍然是这个责任体系的最基本的内容。根据以上对行政问责主体和客体的认识，以及对行政问责责任体系的理解，行政问责可以认为是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其职责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或行政效率的行为进行质询，并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一种监督方式。所以，行政问责指的是各类问责主体对公共行政主体的问责。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关于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和责任范围界定的分歧，也说明了行政问责是一个主体多样性、责任范围层次广的系统工程;而且对“责”的不同理解也相互嵌套，涉及到行政监督的各个方面，与各种监督方式密切联系。如果能将行政问责与各种其他各种监督方式协调配合，发挥各自作用，形成监督合力，将对公共行政监督体系的构建起到关键作用。

二、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关系

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监督体系，包括了人大监督、政党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其中政党监督主要指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监督;行政监督包括行政监察、行政复议和审计监督;司法监督包括检察院和法院监督。《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机制初步形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它既包括党内的纪律问责，又包括行政体系内的行政问责，还包括司法问责与民主问责，表明了问责将向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发展的趋势。这些种类不同的问责形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嵌套，共同作用于责任人。罗美泽克(RomzekB．S．)曾提出“问责是在公共行政人员和其相关联的授权群体之间通过相应的问责机制、程序和战略设计去传达后者的期望。”［2］所以，行政问责制约、激励作用的发挥，要通过各类主体以不同的监督方式来实现。根据上文对行政问责内涵的理解，可以整合以上各种监督方式作为衡量和检验不同层面责任执行的路径，发挥行政问责资源的综合效益，从而构成一个行政问责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即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来检查和反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道义责任的承担情况;以人大监督和政党监督来检查和反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政治责任的承担情况;以行政监督来检查和反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行政责任的承担情况;以司法监督来检查和反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法律责任承担情况。在这个监督体系中，不同的问责主体，通过不同的监督方式，来衡量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不同层面责任的承担情况，进而实现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相互衔接、协调配合。

三、以行政问责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

有权必有责，没有问责机制为后盾，权力必然恣意妄为。行政问责体现的是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各种形式的监督都是以检验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责任承担情况、提高其行政效能为目的的;是对行政系统对不同层面“责任”承担情况的衡量与追究，脱离了“问责”这一监督“内核”的监督方式只能流于形式和表面，不能达到监督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问责应是各种监督方式的核心，是建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的基础。确立行政问责在行政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需要相应的五个转变:第一，改变根据上级领导的意图和意见来决定承担何种责任的情况，实现问责方式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第二，问责情形由不仅追究“有过”责任向同时追究“无为”责任转变。第三，问责情节更加注重细节，强调“小节”，从“大事问责”向“小事问责”转变［3］。第四，实现由单一类型的行政责任向包括道义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多元化责任体系的转变，发挥各相关问责主体的作用，形成全方位的问责体系。第五，问责环节由侧重于行政执行过程的问责向行政执行与行政决策问责并重的转变。

1．道义问责: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由于目前的行政问责中，存在重行政责任，轻道义责任的现象。在实践中问责的范围往往是限于出现重大事故、损失等明显的过失;而对于因个人能力、言论、品行等方面的问题，影响政府声誉、形象是否承担责任并不明确。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公共行政的公信力，影响了政府的正常运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道义问责。道义责任履行情况的衡量和检查，主要是通过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来实现的。一方面，要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机制。如果法律或制度赋予了个人一项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受到侵害之后没有司法或行政上的保障，那么这项权利就是无效的。权利救济机制如果能够有效运转，广大公民就可能会更积极地参与监督，及时将未承担好道义责任的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反映出来。信访制度、举报制度、批评建议控告及申诉制度等都是促进道义问责实施的有效制度。另一方面，要给予新闻媒体更多的话语权，加大舆论监督力度，提升道义责任的作用。道义问责的实现，需要借助新闻媒体的监督，形成对公务员道义责任承担情况的反应机制，在行政系统中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氛围。在公务员任免、升降中，可以适当以媒体对其行政道德评价作为一个考核指标。当然，在道义问责中，也需要防止公众情绪化对问责主体、问责程序的影响。

2．政治问责:加强人大监督和政党监督

行政责任的范围常常是由政治契约来规定的。［4］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这部经典著作中，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与行政是在何种意义上分立，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使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他认为，只有政治对行政实施适当的和有效的控制，才能使二者协调发展［5］。从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角度看，政治应对行政有一定的控制。这种控制可以由立法机构实施，也可以由执政党政党实施:在我国的国家权力体系中，人大是在本行政区域内代表国家和人民行使最高权力的机构，人大是以人民作后盾，以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的国家权力监督;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管干部”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人大和执政党负有政治责任，人大监督和政党监督是整个行政监督体系中最具权威和强制力的监督方式，是行政问责能够真正落实的根本保障。

第一，完善人大的政治问责。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而且，法律赋予了人大各项监督权力，有利于问责的真正实行。人大在行政问责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民主政治的程度。完善人大的政治问责职能需要各级人大及其代表要树立“问责”的观念，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切实履行自身的责任与义务;需要完善充实人大进行问责的监督权力体系，进一步对已有的质询权和调查权作进一步详细的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同时，可吸取有些地方人大的经验，推行代表评议和述职评议等制度，使人大监督向常态化发展;此外，还要完善罢免权和辞职权的有关规定，使人大的问责走向制度化。

第二，完善执政党的政治问责。执政党的政治问责，是执政党按照党规、党纪的要求，对违反规定的党员行政人员给予的责任的追究。在我国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同行政机关的关系中，横向上，所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都是由党的组织部门统一管理，统一调遣的;纵向上，由党负责管理和推荐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政府的党政领导干部。所以，在我国执政党的政治问责具有绝对的权威。在执政党进行政治问责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党问责与其他形式问责的关系:一方面，执政党的问责不能代替政纪法纪处分，妥善处理好实行执政党问责与法纪政纪处分的关系:执政党问责后仍可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被问责者法纪政纪处分;另一方面，并不是对所有被行政问责的公务人员都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此外，各派的民主监督，对政治问责的落实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3．同体问责:充分发挥行政内部监督的作用

在行政问责中“谁来问责”这一问题上，行政权力的执掌者仍然是其关键。在行政系统内，由行政部门和人员对具体的责任人进行问责，监督成本相对较小，效果往往十分明显，仍然应得到更多鼓励。行政监督也仍是行政问责的主导者之一。通过这种系统内的自我清理、自我净化来维持行政系统的公信力，既可以防范官员错误行为，又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完善同体问责机制需要做好以下两点:第一，要完善行政监督法规。从法律的高度明确规定行政内部监督的主体、监督权限、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程序以及监督结果运用等有关问题，确保对问责客体行政责任追究的客观、规范。第二，要确立同异体问责的联动机制，形成有效合力:一是加强同道义问责的公民监督与舆论监督的联系，对未能履行好道义责任的问责客体，同时启动行政责任问责程序;二是加强同人大监督、政党监督以及司法监督的联系，对于违反法律、党规党纪的行政人员，及时交由相应问责主体处理。

4．司法问责:提高司法监督的独立性与有效性

行政问责制度范文篇5

第二条市人民政府对本级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下同）和县（区）人民政府的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以下统称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依照本办法进行问责。

本办法所指政府部门包括市政府各组成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构、政府部门管理机构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事业单位。本办法所指被问责人即经市政府决定问责的上述机构单位行政首长。

第三条行政首长问责坚持权责统一，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行政问责，是指市人民政府对所属行政首长因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其领导的机关（系统）政令不畅、秩序混乱、效能低下、决策失误、损害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或行政首长举止不端，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依照本办法予以过问并追究责任的制度。

第五条行政首长在管辖范围内有违反省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办法规定或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本办法问责：

（一）有未履行职责、工作执行不力情形的

1、不认真贯彻执行或不正确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上级政策的；

2、无正当理由，未完成《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规定应由其承担的工作任务或未认真执行市人民政府的指示、决策和交办事项的；

3、对工作目标、工作任务以及上级交办事项，无正当理由未及时完成的；

4、不履行或未认真履行职责，致使政令不畅或影响市人民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的；

5、不履行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或人民法院生效的行政判决的。

（二）有违规决策、决策失误情形的

1、应当由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擅自作出决定的；

2、未经规定的听证、论证等程序，擅自作出重大的、专业性较强的或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的；

3、由集体作出错误决定的；

4．重大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失误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5．随意或未按规定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6．违法决定采取重大行政措施，导致群众大规模群访或重复上访，或引发其他社会不稳定情况的；

7、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生态环境破坏或其他不良后果和影响的；

8、有其他违法决策或决策失误行为的。

（三）有效能低下情形的

1、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多次反映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在职责范围内能够解决而不予解决或解决不力的；

2、在重大自然灾害或安全责任事故、群体性事件等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发生时，拖延懈怠、推诿塞责，未及时采取必要和可能的措施进行有效处理的；

3．组织大型群众性活动，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4．瞒报、虚报、迟报重大突发事件或重要情况、重要数据的。

5、因机关行政效能、服务质量低下，导致群众反映强烈的；

6、无正当理由，不及时办理下级的请示、报告，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

（四）有违法行政、滥用职权情形的

1、违法设定或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行政检查或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的；

2、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产权转让、土地划拨和出让、金融信贷等活动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

3、在经济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规定承诺或给予信用、经济担保的，或不守诚信，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严重损害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

4、不履行应当履行的承诺事项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

5、妨碍或非法干预企业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

（五）有监管不力情形的

1、所在领导班子的成员或直接管辖的下属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发生重大违纪违法案件的；

2、工作纪律涣散、工作秩序混乱，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

3、不严格依法行政或治政不严、监督不力，造成严重不良政治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4、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政策性文件与上位法或上级政策相抵触，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的；

（六）有其它情形的

1、在管辖范围内发生截留、滞留、挤占、挪用、浪费政府性资金、政府管理资金，或擅自占有、使用、处置国有资产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2、在管辖范围内因行政不作为或不当作为，导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群体性事件等影响社会稳定事件的；

3、行政首长本人在公开场合发表有损政府形象的言论，或行为失于检点，举止不端等，有损公务员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

4、监督管理不力，致使机关工作人员多次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和失职、渎职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

5、指使、授意机关工作人员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进行违法、违纪活动的；

6、对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包庇、袒护或纵容的；

7、其它情形需要被问责的。

第六条行政首长问责的方式分为：

（一）诫勉谈话；

（二）通报批评；

（三）责令作出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责令辞职；

（六）责令免职；

前款问责方式，可以单处或者并处。其中，采用前款第（五）项、第（六）项方式问责的，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办理。

第七条市人民政府行政首长发现或根据问责信息发现应当问责的情形，可以决定启动问责程序。

第八条下列情形为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

（一）上级机关的指示、批示；

（二）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的问责建议；

（三）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问责建议；

（四）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的问责建议；

（五）工作考核或效能、政风行风评议结果；

（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问责建议；

（七）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检举和控告；

（八）新闻媒体和曝光的材料；

（九）其它渠道获知的行政问责信息。

第九条问责启动后，市长或市长委托的行政副职可责成被问责部门行政首长当面汇报情况，或安排该部门行政首长就启动问责问题进行陈述和申辩。同时，市政府根据具体问责事项内容，责成市监察局或者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负责问责调查。

调查人员办理的问责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问责调查从问责启动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特殊情况经市长批准可延长15个工作日。问责调查结束时，调查机构应写出书面调查报告报市政府。

第十条问责决定由市政府常务会议作出。市政府行政首长对经问责调查核实，被问责对象不存在规定情形的，或者情节轻微的，或者在出现问责事项后及时采取有效补救措施避免和减少损失、挽回影响的，根据调查材料的结论作出终止问责的决定。被问责对象存在规定情形的，则依照本办法对该部门行政首长作出问责决定。

问责决定为书面形式，在作出问责决定后5个工作日内，由市人民政府名义向被问责行政首长及相关单位送达问责决定书。问责决定书应当列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据，并告知被问责人有申请复核调查权利。

第十一条被问责人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问责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市政府申请复核。特殊情况，申请复核期限可延长5个工作日。

市政府作出复核调查决定时，可根据复核申请的内容指定由原调查机构负责复核调查，也可另行指定调查机构或派出联合调查组进行复核调查。复核调查机构应在作出复核调查决定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调查并写成复核调查报告。在复核调查期间，问责决定不停止执行。

在复核调查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复核调查机构应把复核调查报告及拟处理意见报市政府，由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对原问责调查报告反映的情况事实清楚、处理意见恰当的，继续执行问责决定；对原问责调查报告反映的情况失实或处理意见不恰当的，决定终止问责或变更问责决定。

市政府对该问责事项作出最终决定后5个工作日内，把复核调查处理意见（包括继续执行问责、或终止问责、或变更问责）书面送达被问责人。

复核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十二条对行政首长进行责任追究，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需要追究行政首长纪律责任或法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处理。

第十三条行政首长和行政副职对应当问责的情形都负有责任的，市人民政府在问责行政首长的同时一并对行政副职进行问责；行政副职对应当问责的情形负全部责任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问责或提出问责建议。

第十四条县（区）人民政府对其所属部门的行政首长、乡（镇、街道办事处）的行政首长进行问责，参照本办法执行。

行政问责制度范文篇6

省行政问责办法等四项制度实施以来，我市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在贯彻实施中，仍有部分部门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学习宣传不扎实，工作找不到头绪等问题。为扎实推进四项制度工作的落实，切实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增强机关服务意识，提高机关工作质量和效率，现将进一步抓好四项制度贯彻落实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提高认识，落实责任

推行四项制度是省、州、市人民政府向各族群众和全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是贯彻落实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发展环境，自觉接受监督，建设法制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的重要举措。我市作为州人民政府推行四项制度的重点联系和指导市，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提高对推行四项制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思想统一到省、州、市人民政府的重大决策上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周密部署，迅速行动，对推行四项制度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检查，确保执行有力、落实到位、抓出成效。

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检查，健全完善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直接抓，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的工作机制，切实落实组织机构、专职人员和必要的工作经费，确保四项制度的开展。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实施“四项制度”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为使全市公务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把握好四项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动员。一是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以学习宣传为突破口，通过层层召开动员会、征求意见、学习培训、信息简报、悬挂宣传标语、发放宣传单、公开服务承诺等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宣传活动。二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舆论监督作用，在市政务信息网、市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开设专栏，提高学习讨论、新闻报道、公开承诺、公开曝光的针对性，促进工作的有效深入开展。三是加大信息交流反馈力度。严格落实每个月两报的（14日、29日前）工作情况和信息制度，及时掌握点线面的工作进度，为全面推行四项制度的决策、指导提供参谋和信息服务。

三、强化培训，提高水平

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建立四项制度学习培训的长效机制，将四项制度的学习培训纳入干部培训教育规划，列为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使学习四项制度与个人考评结合起来，提高学习培训效果的运用。

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机关的要求，将四项制度列入日常学习重要内容，并结合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不断创新工作，打开工作新局面。

四、明确范围，全面推进

为确保四项制度工作的全面落实，市人民政府确定了我市推行四项制度的实施步骤和重点。

（一）工作步骤。我市推行四项制度的步骤为：成立组织机构、制定实施方案、宣传动员、学习培训、制定承诺、上报审核、公开承诺、征求意见、改进完善、督促检查、总结评估等12个步骤。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按照工作步骤，结合实际，查缺补漏，增强贯彻落实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围绕市委、市人民政府重大事项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6月1日至7月31日，市人民政府督查室将制定专项督查计划并实施专项督查；8月1日至8月31日，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对实施四项制度情况进行“回头看”查找存在问题，完善规章制度。

（二）重点推进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局、市教育局、市建设局、市公安局、市卫生局、市交通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民政局、市旅游局、市林业局等10个行政许可较集中、行政执法较普遍、与群众联系较密切的“窗口”机关为市人民政府重点联系和指导单位，同时，确定嘎洒镇的重点联系和指导的乡镇。

五、制定方案，公开承诺

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按照《市行政机关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向社会进行公开承诺实施方案》（景人劳发〔〕46号）的要求，制定并公布本机关服务承诺事项，并以此为突破口，从加强内部管理、完善自我约束机制、提高工作透明度入手，从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入手，从关键环节抓起，着力抓制度建设和落实，创新管理体制，不断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努力搞好服务。

六、加强督查，确保质量

各乡镇政府、各部门四项制度领导小组要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及时通报开展四项制度情况，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研究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建议及措施。

市人民政府督查室将按工作要求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四项制度各个步骤工作落到实处。我市将根据省、州行政机关四项制度考评实施办法制定市行政机关四项制度考评实施办法，建立完善年度检查考评机制。

七、健全机制，确保落实

行政问责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行政问责；现实困境；解决途径

2003年以来，由非典事件波及的“问责风暴”使有关问责制的研究“浮出水面”，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目的。在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的共同推动下，问责制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关注的内容是什么，是否恰当地反映了问责制推行中的困难，能否满足当前政府实践者推行问责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诸如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分析的主体。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行政问责制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即问责制的理论构建；问责制实施的现实困境；问责制现实困境的解决途径。

一、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构建

在某种程度上，问责制可以称得上“兴起”于非典事件，但是非典产生的对失职官员的责任追究只能说得上是产生“问责风暴”的导火索，即使没有非典事件，其它危机事件也会促进“高官问责”、“官员问责”等类似问责事件的发生。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撑，问责制只是与政府官员的失职失责行为有关，那么官员问责或行政问责注定只能是一种“运动式”或“暴风骤雨式”，倘若政府没有失职失责行为或者失职失责行为没有被发现，那么问责程序就不需要或者无法启动了。因此，要将政府问责制常规化和制度化，首先就需要探讨问责制所蕴含的内部机理。对此问题，有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梳理。

黄健荣、梁莹（2004）认为问责制的理论基石主要有三种：主权在民和平等正义是建构问责制政府的根源性学理和法理依据，基于这样的理念,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必须公正平等地为公民服务。但是，主权在民思想只是从政治逻辑层面论证了对政府官员问责的必要性，这种政治逻辑在实践中是如何表现的呢？委托关系能够较好地揭示这种主权在民的本质。主权在民实际上意味着公民和政府官员间建立了某种委托关系，鉴于委托方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作为委托人的公民需要设计相应的制度来约束政府官员的权力，使其对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减少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机会。既然这样，如何从源头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及其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呢？在他们看来，制度主义较好地回答了该问题。作为约束人类行为及相互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规则，鉴于政府权力的强制性、破坏性等方面的特点，人们迫切地需要明晰和有效的制度来对政治行为者的利益关系、对政府及其机构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责关系予以规制，并且以明确的游戏规则来确保这样的规制得以实施。

张贤明（2005）则较为细致地从政治逻辑层面上论证了官员问责的必然性。在他看来，主权在民的思想确立了授权与被授权、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意味着公民代表在获得公民授权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对公民应尽的责任。除此以外，官员问责还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是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问责的目的就是重新规范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平衡。

阮爱莺（2006）从具体从委托理论的角度阐释了问责制的内在必要性，在她看来，问责制就是理性的委托人试图控制理性的人从而使人遵从委托人的意愿和期望的一种外部约束机制。

周亚越（2006）进一步拓宽了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石，除了主权在民和委托理论以外，还从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善治理论中审视了行政问责制产生的内在根源。他认为，交易成本理论能从政治成本、管理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视角对问责制何以须为及何以可为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二、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

就行政问责制实施而言，官员问责并不是一种新生事物，在2003年非典之前，中央政府就专门出台了有关追究政府官员责任的相关政策文件如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追究公务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制度措施也散见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之中，只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约束，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并没有过多地重视这些政策文件和制度规定对追究政府官员责任及其行为的影响罢了。与其说非典事件促使了行政问责制的产生，倒不如说非典事件的影响力使行政问责制从“后台”走向“前台”。即使从2003年算起，行政问责制也大体上已经运行了三年，行政问责的实施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对行政问责制的带来了何种影响等实践问题也不乏关注的眼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文献都给予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毛寿龙（2005）认为行政问责实施中存在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不强的问题，并将当前问责制的特征归纳为“行政性问责”，即问责的依据是行政性，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意愿和意志、被问责的下级官员在问责过程中总是处于十分消极被动的地位。

王学军（2005）将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主要归纳为六个方面：政府职权划分的模糊性、问责主体间的权力冲突、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性、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缺失性、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奎发行以及公共行政文化的滞后性。

周亚越（2005）具体从法律层面上探讨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法律缺失问题。她认为，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全国范围看，行政问责制度只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法律；从法的形式看，行政问责制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而不是全国性的法律；从内容上看，已有的行政问责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如问责事由的规定不够具体、问责责任形式的规定不够全面等。在她看来，我国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大多都是在行政层面上进行的，没有做到科学化、经常化、法律化。

刘军宁（2004）从实践层面描述了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三个主要误区，分别是把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引咎辞职；把问责制理解为上问下责；把问责制看成是上级对下级某个已知的具体过程的惩罚。

三、行政问责制现实困境的解决对策

诸多研究者的分析表明，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无形中约束了行政问责制的效果以及政府官员对行政问责制的态度，倘若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纠正，那么行政责任的追究就无从谈起了。有鉴于此，研究者们遵循各自的研究思路提出了相对应的解决措施。

毛寿龙（2005）认为要想解决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必要推动行政问责制从“行政性问责”转变为“程序性问责”。在他看来，相对于“行政性问责”而言，“程序性问责”是依据法律进行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都非常具体明确，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性文件或临时性的行政决策。在权力配置方面和责任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官员不是消极等待上级的问责，而是积极维护自身权益，主动为自己进行辩护。

张创新、赵蕾（2005）认为，我国行政问责要想从“新制”走向“良制”，需要加强三个方面的制度设计。首先是行政责任的确定，包括是否追究行政责任、追究谁的行政责任，以及追究何种行政责任三方面的判断与确定。其次是行政责任的追究，它是行政问责制度价值实现的运行保障和践行归宿。在行政责任追究中，要具体把握好对引咎辞职者责任追究的“度”，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将引咎辞职当作逃避责任的“挡箭牌”。最后要考虑行政问责的救济问题。在行政问责中，除了追究责任者的相关责任以外，防止因责任追究失误而导致的对政府官员正当权益的侵犯以及被问责官员的生活保障等问题也应该纳入行政问责制的制度设计之列。

顾杰（2004）认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要转变理念构建新的官场文化，树立“民为本”、“无为就是过”、“当官有风险”以及“有权必有责”的观念。第二，健全法律与制度，通过制度的健全实现问责制的刚性化、细化和可操作性，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第三，推行与行政问责制实施相关的配套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官员民主选举范围等。第四，要借鉴经验，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赋予公民启动问责程序的权利等。

丁先存、夏淑梅（2006）从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完善民主问责制度和正当程序的角度分析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制度选择问题。在他们看来，应该健全行政问责的制度体系，防止以行政责任追究代替法律责任的追究。在问责过程中，要突出异体问责的重要性，排除同体问责产生的人为干扰现象。应该通过完善行政问责的程序，将问责纳入法治化轨道，赋予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四、基本评价

毫无疑问，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制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较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1）较为翔实地梳理了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石，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找到了理论支撑。（2）提出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这两种基本的行政问责类型，前者是指行政系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问责，后者则是行政体系之外的问责主体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并具体分析了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其意义。（3）从理论层面拓宽了行政问责的范围，认为行政问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重特大安全事故和典型性行政失职失责行为的责任追究，还应该将“无所作为”也纳入行政问责的范畴。（4）澄清了行政问责制当中的一些误区，尤其是对引咎辞职的理解，认为不应该将引咎辞职简单地等同于行政问责，应该较为人性化地看待引咎辞职者，将引咎辞职纳入制度化的运作空间。不仅如此，研究者并没有满足于泛泛地从技术层面谈论行政问责制的意义，而是从治道变革、责任政府构、有限政府构建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探讨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及其制度化对政府治道变革产生的各种影响。

尽管如此，当前的行政问责制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定不足之处，重复性研究在所有的研究文献中所占比例较多，这表明研究者们还不善于借鉴和吸收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本，知识本身的积累和传承仍然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发扬。因此，从进一步推动行政问责制研究的角度出发，本文除了介绍当前行政问责制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研究成果以外，还需要稍微剖析行政问责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行政问责制研究的深入和避免无效和重复性的研究努力。

第一，行政问责制的性质还有待近一步明确。现有的大多数行政问责制都将行政问责制等同于责任追究制度，认为行政问责是指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它包含明确权力,明晰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质询、弹劾、罢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化的“吏治”规范（顾杰，2004）。将行政问责简单地等同于责任追究，意味着将行政问责的目的简单化，实际上，行政问责并不仅仅是让政府官员事后为其行为承受相应的责任和成本，最大可能地让政府官员将其行为导致的社会成本“内部化”，缩小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成本收益之间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时刻提醒政府官员注意自己的言行，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就此而言，行政问责制的重心不应该仅仅放在“责任追究”方面，而是要注重“责任预防”，而要有效地防止相关责任的发生，就需要实行“经常性问责”。“经常性问责”意味着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立法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公众等）经常性的质询、停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询问要做出及时而令人满意的答复等等（胡润忠，2006）。既然行政问责制也是一种“经常性问责”，那么如何从制度层面上保障这种“经常性问责”行为的落实呢？

第二，行政问责制研究的理论视角还较为单一。虽然从理论渊源来看，政治民主理论、委托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均可以为推行行政问责提供理论基础，但是大多数研究文献主要是从政治民主理论的角度谈论行政问责制的作用及其效果，较少地从经济理论如委托和交易成本理论层面谈论行政问责制实施的经济意义和目的，如行政问责制究竟减少了谁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类型表现为哪些？显而易见，政治和经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从政治角度而言，有着积极影响的行政问责制可能并不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换句话说，行政问责制对政治效率的追求可能会以损害经济效率为代价。就经济效果而言，行政问责制试图使政府官员不当行政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提高政府官员因不当行政行为而应承受的惩罚成本，从而使政府官员从不当行政行为中无利可图。程启智（2005）是为数不多地从经济层面分析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者，他主要从健康和安全监管领域，剖析了行政问责制对政府履行健康和安全监管职责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行政问责者对健康和安全监管官员的影响还要取决于监管官员的行为动机和政治追求。

第三，行政问责制中的对话不多。行政问责制既是一种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是一种实践层面的践行，既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需要和存在。因此，理论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中西方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对于构建和完善行政问责体制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种对话，研究者的研究就更加有针对性，而不是沉迷于“理想世界”的构思，其设计的制度蓝图也更加有针对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比如，现行的完善行政问责体制的制度变革路径是否应该具有变革的时间表，哪些制度变革是短期内较为容易推行的，哪些还有待长时期的思考。理论研究者的制度变革路径是否满足了政府实践者的需要，而政府实践者采取的一些制度变革措施是否能够从理论研究者中找到理论支持。除了理论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以外，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也是必要的，只不过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香港地区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情况，似乎对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得尚不够，应该通过中西方对话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

第四，行政问责制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理清。根据宋涛（2006）的整理，现阶段的行政问责制研究的对象包括“问责制”、“官员问责”和“行政问责”等三种概念。这三种概念的指代范围显然有差异，“问责制”涉及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最广，从不同的理论支撑出发，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乃至第三部门都存在“问责”的需要和理由。“官员问责”和“行政问责”显然主要与政府部门有关，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各有优缺点。“官员问责”的指向似乎显得更加明确和不容易令人误解，“行政问责”则容易被认为只是要追究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不过，“行政问责”的内涵又显得比“官员问责”更为延伸。行政问责制研究对象的不统一进而影响到行政问责内涵的差异，有的研究者从同体问责的角度定义行政问责，有的则从异体问责的角度来理解行政问责。一言以蔽之，无论采取哪种概念及其内涵理解方式，研究者们都亟需在这方面取得共识和统一，这样才能够设计出更有效的制度变革方案和进行对话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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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寿龙.引咎辞职、问责制与治道变革[J].浙江学刊，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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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制度范文篇8

关键词：行政问责；现实困境；解决途径

2003年以来，由非典事件波及的“问责风暴”使有关问责制的研究“浮出水面”，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目的。在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的共同推动下，问责制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关注的内容是什么，是否恰当地反映了问责制推行中的困难，能否满足当前政府实践者推行问责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诸如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分析的主体。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行政问责制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即问责制的理论构建；问责制实施的现实困境；问责制现实困境的解决途径。

一、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构建

在某种程度上，问责制可以称得上“兴起”于非典事件，但是非典产生的对失职官员的责任追究只能说得上是产生“问责风暴”的导火索，即使没有非典事件，其它危机事件也会促进“高官问责”、“官员问责”等类似问责事件的发生。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撑，问责制只是与政府官员的失职失责行为有关，那么官员问责或行政问责注定只能是一种“运动式”或“暴风骤雨式”，倘若政府没有失职失责行为或者失职失责行为没有被发现，那么问责程序就不需要或者无法启动了。因此，要将政府问责制常规化和制度化，首先就需要探讨问责制所蕴含的内部机理。对此问题，有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梳理。

黄健荣、梁莹（2004）认为问责制的理论基石主要有三种：主权在民和平等正义是建构问责制政府的根源性学理和法理依据，基于这样的理念,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必须公正平等地为公民服务。但是，主权在民思想只是从政治逻辑层面论证了对政府官员问责的必要性，这种政治逻辑在实践中是如何表现的呢？委托关系能够较好地揭示这种主权在民的本质。主权在民实际上意味着公民和政府官员间建立了某种委托关系，鉴于委托方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作为委托人的公民需要设计相应的制度来约束政府官员的权力，使其对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减少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机会。既然这样，如何从源头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及其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呢？在他们看来，制度主义较好地回答了该问题。作为约束人类行为及相互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规则，鉴于政府权力的强制性、破坏性等方面的特点，人们迫切地需要明晰和有效的制度来对政治行为者的利益关系、对政府及其机构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责关系予以规制，并且以明确的游戏规则来确保这样的规制得以实施。

张贤明（2005）则较为细致地从政治逻辑层面上论证了官员问责的必然性。在他看来，主权在民的思想确立了授权与被授权、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意味着公民代表在获得公民授权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对公民应尽的责任。除此以外，官员问责还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是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问责的目的就是重新规范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平衡。

阮爱莺（2006）从具体从委托理论的角度阐释了问责制的内在必要性，在她看来，问责制就是理性的委托人试图控制理性的人从而使人遵从委托人的意愿和期望的一种外部约束机制。

周亚越（2006）进一步拓宽了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石，除了主权在民和委托理论以外，还从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善治理论中审视了行政问责制产生的内在根源。他认为，交易成本理论能从政治成本、管理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视角对问责制何以须为及何以可为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二、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

就行政问责制实施而言，官员问责并不是一种新生事物，在2003年非典之前，中央政府就专门出台了有关追究政府官员责任的相关政策文件如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追究公务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制度措施也散见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之中，只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约束，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并没有过多地重视这些政策文件和制度规定对追究政府官员责任及其行为的影响罢了。与其说非典事件促使了行政问责制的产生，倒不如说非典事件的影响力使行政问责制从“后台”走向“前台”。即使从2003年算起，行政问责制也大体上已经运行了三年，行政问责的实施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对行政问责制的带来了何种影响等实践问题也不乏关注的眼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文献都给予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毛寿龙（2005）认为行政问责实施中存在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不强的问题，并将当前问责制的特征归纳为“行政性问责”，即问责的依据是行政性，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意愿和意志、被问责的下级官员在问责过程中总是处于十分消极被动的地位。

王学军（2005）将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主要归纳为六个方面：政府职权划分的模糊性、问责主体间的权力冲突、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性、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缺失性、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奎发行以及公共行政文化的滞后性。

周亚越（2005）具体从法律层面上探讨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法律缺失问题。她认为，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全国范围看，行政问责制度只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法律；从法的形式看，行政问责制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而不是全国性的法律；从内容上看，已有的行政问责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如问责事由的规定不够具体、问责责任形式的规定不够全面等。在她看来，我国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大多都是在行政层面上进行的，没有做到科学化、经常化、法律化。

刘军宁（2004）从实践层面描述了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三个主要误区，分别是把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引咎辞职；把问责制理解为上问下责；把问责制看成是上级对下级某个已知的具体过程的惩罚。

三、行政问责制现实困境的解决对策

诸多研究者的分析表明，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无形中约束了行政问责制的效果以及政府官员对行政问责制的态度，倘若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纠正，那么行政责任的追究就无从谈起了。有鉴于此，研究者们遵循各自的研究思路提出了相对应的解决措施。

毛寿龙（2005）认为要想解决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必要推动行政问责制从“行政性问责”转变为“程序性问责”。在他看来，相对于“行政性问责”而言，“程序性问责”是依据法律进行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都非常具体明确，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性文件或临时性的行政决策。在权力配置方面和责任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官员不是消极等待上级的问责，而是积极维护自身权益，主动为自己进行辩护。

张创新、赵蕾（2005）认为，我国行政问责要想从“新制”走向“良制”，需要加强三个方面的制度设计。首先是行政责任的确定，包括是否追究行政责任、追究谁的行政责任，以及追究何种行政责任三方面的判断与确定。其次是行政责任的追究，它是行政问责制度价值实现的运行保障和践行归宿。在行政责任追究中，要具体把握好对引咎辞职者责任追究的“度”，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将引咎辞职当作逃避责任的“挡箭牌”。最后要考虑行政问责的救济问题。在行政问责中，除了追究责任者的相关责任以外，防止因责任追究失误而导致的对政府官员正当权益的侵犯以及被问责官员的生活保障等问题也应该纳入行政问责制的制度设计之列。

顾杰（2004）认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要转变理念构建新的官场文化，树立“民为本”、“无为就是过”、“当官有风险”以及“有权必有责”的观念。第二，健全法律与制度，通过制度的健全实现问责制的刚性化、细化和可操作性，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第三，推行与行政问责制实施相关的配套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官员民主选举范围等。第四，要借鉴经验，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赋予公民启动问责程序的权利等。

丁先存、夏淑梅（2006）从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完善民主问责制度和正当程序的角度分析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制度选择问题。在他们看来，应该健全行政问责的制度体系，防止以行政责任追究代替法律责任的追究。在问责过程中，要突出异体问责的重要性，排除同体问责产生的人为干扰现象。应该通过完善行政问责的程序，将问责纳入法治化轨道，赋予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四、基本评价

毫无疑问，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制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较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1）较为翔实地梳理了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石，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找到了理论支撑。（2）提出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这两种基本的行政问责类型，前者是指行政系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问责，后者则是行政体系之外的问责主体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并具体分析了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其意义。（3）从理论层面拓宽了行政问责的范围，认为行政问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重特大安全事故和典型性行政失职失责行为的责任追究，还应该将“无所作为”也纳入行政问责的范畴。（4）澄清了行政问责制当中的一些误区，尤其是对引咎辞职的理解，认为不应该将引咎辞职简单地等同于行政问责，应该较为人性化地看待引咎辞职者，将引咎辞职纳入制度化的运作空间。不仅如此，研究者并没有满足于泛泛地从技术层面谈论行政问责制的意义，而是从治道变革、责任政府构、有限政府构建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探讨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及其制度化对政府治道变革产生的各种影响。

尽管如此，当前的行政问责制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定不足之处，重复性研究在所有的研究文献中所占比例较多，这表明研究者们还不善于借鉴和吸收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本，知识本身的积累和传承仍然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发扬。因此，从进一步推动行政问责制研究的角度出发，本文除了介绍当前行政问责制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研究成果以外，还需要稍微剖析行政问责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行政问责制研究的深入和避免无效和重复性的研究努力。第一，行政问责制的性质还有待近一步明确。现有的大多数行政问责制都将行政问责制等同于责任追究制度，认为行政问责是指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它包含明确权力,明晰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质询、弹劾、罢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化的“吏治”规范（顾杰，2004）。将行政问责简单地等同于责任追究，意味着将行政问责的目的简单化，实际上，行政问责并不仅仅是让政府官员事后为其行为承受相应的责任和成本，最大可能地让政府官员将其行为导致的社会成本“内部化”，缩小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成本收益之间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时刻提醒政府官员注意自己的言行，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就此而言，行政问责制的重心不应该仅仅放在“责任追究”方面，而是要注重“责任预防”，而要有效地防止相关责任的发生，就需要实行“经常性问责”。“经常性问责”意味着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立法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公众等）经常性的质询、停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询问要做出及时而令人满意的答复等等（胡润忠，2006）。既然行政问责制也是一种“经常性问责”，那么如何从制度层面上保障这种“经常性问责”行为的落实呢？

第二，行政问责制研究的理论视角还较为单一。虽然从理论渊源来看，政治民主理论、委托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均可以为推行行政问责提供理论基础，但是大多数研究文献主要是从政治民主理论的角度谈论行政问责制的作用及其效果，较少地从经济理论如委托和交易成本理论层面谈论行政问责制实施的经济意义和目的，如行政问责制究竟减少了谁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类型表现为哪些？显而易见，政治和经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从政治角度而言，有着积极影响的行政问责制可能并不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换句话说，行政问责制对政治效率的追求可能会以损害经济效率为代价。就经济效果而言，行政问责制试图使政府官员不当行政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提高政府官员因不当行政行为而应承受的惩罚成本，从而使政府官员从不当行政行为中无利可图。程启智（2005）是为数不多地从经济层面分析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者，他主要从健康和安全监管领域，剖析了行政问责制对政府履行健康和安全监管职责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行政问责者对健康和安全监管官员的影响还要取决于监管官员的行为动机和政治追求。

第三，行政问责制中的对话不多。行政问责制既是一种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是一种实践层面的践行，既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需要和存在。因此，理论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中西方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对于构建和完善行政问责体制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种对话，研究者的研究就更加有针对性，而不是沉迷于“理想世界”的构思，其设计的制度蓝图也更加有针对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比如，现行的完善行政问责体制的制度变革路径是否应该具有变革的时间表，哪些制度变革是短期内较为容易推行的，哪些还有待长时期的思考。理论研究者的制度变革路径是否满足了政府实践者的需要，而政府实践者采取的一些制度变革措施是否能够从理论研究者中找到理论支持。除了理论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以外，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也是必要的，只不过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香港地区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情况，似乎对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得尚不够，应该通过中西方对话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

第四，行政问责制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理清。根据宋涛（2006）的整理，现阶段的行政问责制研究的对象包括“问责制”、“官员问责”和“行政问责”等三种概念。这三种概念的指代范围显然有差异，“问责制”涉及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最广，从不同的理论支撑出发，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乃至第三部门都存在“问责”的需要和理由。“官员问责”和“行政问责”显然主要与政府部门有关，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各有优缺点。“官员问责”的指向似乎显得更加明确和不容易令人误解，“行政问责”则容易被认为只是要追究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不过，“行政问责”的内涵又显得比“官员问责”更为延伸。行政问责制研究对象的不统一进而影响到行政问责内涵的差异，有的研究者从同体问责的角度定义行政问责，有的则从异体问责的角度来理解行政问责。一言以蔽之，无论采取哪种概念及其内涵理解方式，研究者们都亟需在这方面取得共识和统一，这样才能够设计出更有效的制度变革方案和进行对话交流。

参考文献：

1、黄健荣、梁莹.建构问责制政府：我国政府创新必由之路[J].社会科学,2004（9）.

2、张贤明.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J].学习与探索，2005（2）.

3、阮爱莺.从公共职责理论看我国官员问责制的优化[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1）.

4、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2006

5、毛寿龙.引咎辞职、问责制与治道变革[J].浙江学刊，2005（1）.

6、王学军.论我国政府问责制之现实困境以及出路[J].理论与改革，2005（1）.

7、周亚越.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缺失及其重构[J].行政法学研究，2005（2）.

8、刘军宁.中国如何走向真正的问责制[J].新闻周刊.2004（17）.

9、张创新、赵蕾.从“新制”到“良制”：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J].2005（1）.

10、顾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J].理论月刊,2004（12）.

11、丁先存夏淑梅.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06（3）.

12、胡润忠.探寻适合国情的公共行政问责制[J].学习月刊，2006（1）.

13、程启智.问责制、最优预防与健康和安全管制的经济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5（1）.

14、宋涛.西方现代行政问责体系及对我国行政问责建设的启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5）.

15、毛政相.问责制：必须走向制度化[J].理论探讨，2005（1）.

16、谭功荣.问责制：责任政府最基本的实践形式[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7）.

17、周仲秋.论行政问责制[J].社会科学家，2004（3）.

18、宗钱丁美琴.建构政府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2）.

行政问责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行政问责；问题；对策

一、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意义

（一）推行行政问责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按照现代宪政理论和主权在民的原则，人民给政府授权，政府给官员授权，官员对人民及其政府负责，政府通过官员向人民负责。我国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也受它监督。因此人大是各个由它选举产生的机关最重要的监督主体，人大通过行使质询权和特定问题调查权，以罢免和撤职的方式实施问责。建立行政问责制，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和形式。依法行政的本质特征是行政权的形成和运用均受法治的支配，实现权、责、能的统一。

（二）推行行政问责制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就要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求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就要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根本着眼点和目的。各级政府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力，掌握着大量公共资源，处于经济社会管理者的特殊地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就是要落实责任，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责任保障。

（三）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严格执行纪律、追究责任、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需要

行政问责制实施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从全国范围来看，近几年国家特别加大了对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责任人，对违反财经纪律、组织人事纪律的责任人，对侵占群众利益的责任人，对弄虚作假的责任人的严肃查处。通过对这些问责案件的查处，加大了对官员的约束和监督，促进了官员真正对权力负责，减少了工作中的过错和失误，提高了各级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二、行政问责制的由来

行政问责制是对国家公务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玩忽职守而使国家、法人或公民的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了国人关于行政问责制的关注。从西方国家看来，行政问责是一种公共问责、民主问责，其实质是政治权力控制的一种方法，就是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对其行动负责。行政问责的对象，从狭义上理解，是各级政府和政府的组成部门，以及各级政府和政府组成部门的授权部门；从广义上理解，行政问责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公务员，即所有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与人员都应该成为行政问责的对象。

三、行政问责制的实施现状

（一）建国以来的问责实例

在中国，依照现代政治责任理念建立行政问责制，无疑将对传统的“官本位”观念和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一般认为，我国大范围的行政问责始于2003年我国的“非典”危机。就行政问责制建立的目的来论，从时代背景上而言，则主要是出于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出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法治精神以及维护群众利益的需要；从行政问责功能上说，则大致可归纳为3个方面：一是事后惩戒；二是事前预防；三是警示教育。

（二）当前行政问责制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的行政问责在理论、实践和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均有了明显发展。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及“以人为本”治国思想的提出和实践，行政问责制从中央到地方依次展开，力度和范围逐级增大。不但中央制定了行政问责制的各种细则，很多地方政府也根据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地制定了行政问责的具体规则，并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效。但是，由于我国的各种制度尚处于完善阶段，行政问责制也不例外。因此，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1.行政问责执行主体不够丰富

当前，行政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行政系统的内部问责。主要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纪检部门、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等上下级之间，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会存在官官相护的现象，难以实现真正的问责。

2.行政问责监督主体没有真正落实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政府的行政问责监督主体包括各级人大，各派，各家新闻媒体及人民大众。虽然法律赋予了上述主体行政问责监督的权利，但是从实际实施来看，很难真正落实。以人大对政府官员的问责为例，从法律角度而言，人大代表有宪政权威上的质询权，但在全国各地的政治实践中，官员的任命、行政部门的施政很少真正向人大负责。同时，人大行政官员的失职和违法行为也很难追究责任。

3.权责界定不明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部分职责划分不够清楚，权限或重叠或空缺，导致重大问题出现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脱责任，难以确定到底问谁的责。在部门内部，上下级之间及现部门和前部门之间的权利与责任也难以界定。而且，当前出现了“齐抓共管、集体决策”的现象，难以确定真正的责任承担者。

4.缺少法律细则支撑

我国的很多法律和制度还在不断完善，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没有走上程序性问责的轨道，目前的问责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运动式的问责、政策性的问责和人治式的问责。

5.问责事项过于避轻就重

当前的行政问责事项主要集中在安全事故领域和重大经济责任领域的人命关天的大事、造成损失极为严重的明显过失和造成影响极其恶劣的事故，而对于那些损害政府声誉、破坏政府形象的行为很少问责。

6.问责信息不透明

政府信息透明化是一个民主政府的重要举措。随着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政府也在尝试政务公开，但是绝大部分的信息是不透明的，导致搜集相关的问责信息变得非常困难。

四、完善当前行政问责制的建议

针对当前行政问责方面出现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一）完善行政问责法律和制度

行政问责制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相应的法律保障，因为法律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对权力进行监督一定要有法可依，这也顺应我国“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自从2003年发生“非典”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已经制定了相应的地方问责制度，而且很多地方执行的效果也令人满意。如天津市人民政府2004年1月13日施行的《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责任问责制试行办法》，其问责方式是：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责令辞职；给予行政处分；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全国的其他地区如重庆市、海口市、大连市、深圳市、昆明市、长沙市等已经实施了地方问责制。在此背景下，应该组织法学界专家对行政问责制进行研讨，将行政问责制尽快上升为法律，发挥问责制的相应作用，为我国建立责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界定行政问责主体职权范围

政府责任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严格监督的基础上。而“问责制”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弄清主要由谁来发问、谁来监督。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主体的局限主要体现在单一的同体问责而缺乏有效的异体问责。因此，问责制除了要完善政府自身对自己进行问责（同体问责）外，更应该借助政府外部的力量来进行监督和制约（异体问责）。当前，问责主体虽多，但由于程序、责任、职权范围不明晰，造成了行政问责主体的实际缺损。因此，首先要规范问责主体及其权力，使问责主体各行其责、各安其分。即“党组织问其党员干部的责；政府问其有权处分的官员的责；人大问其任免的官员的责等。行政问责立法必须完善这些问责主体的权力，以确保问责到位、合法、有效”。其次，重要问责主体的界定应作为关键问题来加以解决。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人民代表机关和权力机关，是最重要的问责主体，加强人大的刚性问责功能是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突破口，更是行政问责制的核心内容。在行政问责中，人大不仅要强化宪法赋予的质询权、调查权、罢免权和撤职权，还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问责委员会，对其提出的经政府采纳并纳入政府工作日程的提案进行监督问责。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在对责任官员的问责中，往往伴随着党纪处分。在我国，党委执掌主要公共权力，各级领导班子中，党委书记是一把手，其他人员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问责，因此只有党内问责制度的实行，才能保证行政问责的真正落实。可以采取党的纪检部门在吸收政协成员的基础上组建党的问责专门小组进行问责。公民是行政问责的当然主体，也是问责的最大主体，由于程序、权力的严重缺失，其监督作用基本无法实现，因此，我们应加强市民组织的建设，使其更好地发挥问责作用。

（三）建立多元问责机制

单一主体问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已经无法使行政问责制真正起到作用，因此构建一个多元问责体制、全方位多角度进行行政问责更有利于提高制度的科学性。一般而言，关于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大概有7个方面：一是人大监督，即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二是派的监督；三是司法监督；四是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五是内部监督，即党委纪检部门、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也称自我监督；六是社会和群众监督；七是新闻媒体监督。综合归纳起来大致又可分为4个方面：一是人大问责（即政治问责），从目前我国的现行制度安排来看，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启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制是一条比较可靠的途径，而且也符合国际惯例。由于人大有着独特的政治优势，因而在多种问责的主体中，人大的问责是最具权威和最具效力的。二是系统内部问责（等级问责）。如对于党委系统的官员问责问题可以通过推行党内民主，强化各级党代表大会的作用来加以解决，或通过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行使问责权力；在行政系统则可以通过内部的监察部门以及上级对下级的等级制进行问责。三是司法问责（即法律问责）。司法机构依据各种法律法规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惩戒。四是社会问责（即民主问责）。社会公众通过公民参与、舆论监督等形式实施对国家公务员违法责任的追究。

（四）政务信息公开

行政问责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政府行政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包括其未履行应有职责的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行为。在我国管理实践中,要发展出一套严谨完善的问责制度体系,还存在一定难度的。要使行政问责制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这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现行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中,由于表述的泛化,带来操作上的模糊与难以界定,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什么事该问责。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高层公务员本人直接犯有重大错误或失误时,才会被免职或引咎辞职,而真正因为工作不力,不作为或者在责权范围内出现重大问题而被免职的却很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公务员个人的主观动机,而不论其工作成效,缺乏一种权力与责任的对等关系和意识,具体表现为:

1.行政问责通常只关注那些人命关天的重大事件,对于一些影响力、大众关注度相对较小的事却不问责。出现了只要媒体进行大量报道的重大事件,相应上级部门就会督办解决,而其他一些“小事”则因为关注度低则被忽视掉。

2.行政问责关注的更多是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中担负领导责任的过失现实中关注的相对还比较少,行政问责制应深入到政府所管理的各个领域。

3.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对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关注不足。由于政府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识根深蒂固,这就造就了大量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不作为行为。行政问责制不光要问责出现失误的行政行为,也一定要问责行政不作为行为。

4.对道德责任的问责远远不够,对领导干部道德责任的问责是意义深远的,他们直接代表政府的形象,正义、诚信、健康的公务员队伍的形象事关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应得到我们高度的重视。

其次,问什么人的责。目前,我国政府机关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政府乃至各部、委、厅、局均由相应的行政正职即“一把手”负责,行政问责所指向的对象自然是行政正职即“一把手”;但同时,党章中明文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委员会委员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这些规章制度,在行政活动当中,一般行政正职负全面责任,应对组织的行为全面负责,可是,在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当中,往往是由副职在事发后承担领导责任,正职却没有承担起于其权力对等的领导责任;另一方面,只处理有问题的直接当事人,而对其负有相应过失责任的上级领导却不问责。当直接当事人应当为自己所管辖的事务负主要责任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应对该部门负责的上级部门所应承的的领导责任。

再次,由谁来问责。重大问题出现时,往往是由政府责令相关当事人辞职,我们却忽略了官员是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应由人大任免的,这样一来颠倒了监督与被监督的法律关系。需要我们强调的是相应的问责权限应由相应主体实施,权力问责应向制度问责转变。

最后,怎么样问责,即按什么程序问责。从法的一般意义上说来,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制度必备的要素,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根本区别。行政问责制要走向公开、公正、公平,健全和完备的程序是必需的。

针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第一,转变传统行政理念。明确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动因以及政府追求的主导价值理念。这样才能从更高层次上确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所要达到的目标,继而促成建立责任政府,实现对社会良好的治理。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社会公众都要转变理念,建立责任意识、风险意识、监督意识,形成问责和被问责的习惯。

第二,健全我国现有人事制度。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必须要进行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要进一步改革政府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晋升机制,建立起优胜劣汰的官员淘汰机制,使不负责任的官员被淘汰,保证问责制度的真正实施。

第三,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包括:1.基于权属关系的内部问责,主要是由上级领导机关对责任人的追究制度;2.行政体系内的专门机构的问责,如监察、审计机关对责任者的追究;3.行政体系外部的问责,如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等;4.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即人大的监督。通过行政问责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使问责制不但产生真正的约束力还要具有可操作性。

第四,强化优化问责制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加强人大的监督力度。我国现行的监督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尤其是立法部门对行政权监督与制约的力度亟待强化。例如在所有的问责案例中,由人大机构或人大代表主动提出对官员问责的质询案数量极少。推进政府问责制,其核心运行渠道是由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实施的问责。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