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相对人范文10篇

行政相对人范文篇1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过错理论缺失必要性

一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的基本内容

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以下简称过错），是指行政行为相对人因违反行政法（广义），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的行为所持的心理态度。它应当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其主体具有广泛性；第二，由于它产生于行政违法过程中，因此具有行政违法性；第三，它由相对人的行为所表现，因而具有可知性；第四，由于它排斥国家法律，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此外，它还具有种类多、规责难、与刑法中的罪过联系紧密等特点。过错理论也可称为过罚相当理论，它包含以下内容：一是过有多大则罚有多重；二是无过则不罚，有过未必罚；三是过罚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过罚法定，即程序法定和实质法定。

二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问题理论缺失的原因分析

在我国行政法领域，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它并非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究其原因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人们在观念上一直认为权力优先于权利，国家优先于个人。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是：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在这一观念的统治下，行政执法部门对行政相对人的归责原则理所当然就是“违法、违规”，因此也就忽略了相对人的主观过错。其次，与上述根本原因紧密相关的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由于我国并无完整的行政法法典对行政相对人主观过错做原则、系统的规定，因此这就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影响了权威、系统的相关行政法理论的出台。二是传统的行政法理论认为过错问题是专属于民法、刑法领域而非行政法所研究的对象，因此，迄今为止，在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研究中，理论界大都未将相对人过错纳入其中。虽然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律中，既存在着执法者的过错，如对公务员因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责任追偿制度，也客观存在着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但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中规定并不统一，有关的法条数量也不多见，因此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来研究，会使行政法失去自己的部门法特色；三是认为在行政过程中，重视和研究过错问题会冲淡依法行政的主题，即它会严重地影响对行政权力的运行的研究，换言之，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如何合理运用、有效监督、依法控制行政权，却来重视相对人的过错，有舍本逐末之嫌；四是有观点认为重视过错与行政效率的提高相悖，由于过错总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如果我们要求行政机关在每一次执法中都要准确掌握相对人的心态，彻底分清相对人是故意还是过失，将会影响行政效率，因此，立法机关在大多数行政立法中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规定；五是在行政法的实施过程中不同的行政机关及其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能够熟练运用有关的法律，现在又要求他们转变观念，重视相对人的主观过错，统一他们的认识是非常困难的。再加上由于我国各相关的单行行政法对此持不同态度，大多数行政法并没有对行政违法者的主观过错做出规定，只有少数的行政法对此有明示或者默示的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又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六条：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免予处罚：情节特别轻微的；主动承认错误及时改正的；由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森林法》第四十三条、《会计法》第四十四条也仅有少数类似规定。因此，普遍适用过错理论有以少论多，以偏概全之嫌，且要解决上述两个“困难”必然要加大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因此，适用这一理论由于没有广泛的行政法律依据因而会失去它在实践中的意义，要统一各单行行政法的具体规定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的。

综上所述，目前，过错及与其有关的理论在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什么原因，都无法抹杀这样一些重要的事实，即行政法领域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必将引起行政观念的重大变革，政府执政方式的转变，权力权利的平衡，以及新时期中国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在行政法的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说明在理论上重视和研究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三重视和研究相对人主观过错问题的必要性

概括地说，目前，过错及与其有关的理论在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什么原因，都无法抹杀这样一些重要的事实，即行政法领域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必将引起行政观念的重大变革，政府执政方式的转变，权力权利的平衡，以及新时期中国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在行政法的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说明在理论上重视和研究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重视和研究相对人主观过错问题，是“德治”精神和方略在行政法中得以体现的必然要求。“德治”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纸面上与“法治”并驾齐驱，它蕴含着一种精神：公允、公信、公认，它对法有着最大程度的包容，同时，它对法又有着这样一种价值判断：不合道德的法不为良法；不符合公允、公信、公认精神的执法最多不过是消积的“依法”（即大量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更何况目前在行政法中对违法过错之规定并不多见的情况下，行政执法部门如何才能够做到“公允、公信、公认”的要求呢，如果我们的执法部门还停留在过去“自认、自信”而非“公允、公信、公认”、只重视客观结果而不重视“过错”的层面，其结果不仅不能实现“德治”，它也将从根本上影响到“法治”的实现。

其次，重视和研究相对人主观过错问题，是进一步完善行政违法构成要件，建立科学的行政法律归责体系的需要。行政违法的构成要件实际上不仅仅包括事实上的要件，即客观要件，也应该包括相对人主观上的要件，前者包括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及二者之间的联系、时间、地点方式、手段等；后者包括过错、违法目的、动机等。单纯地重视前者，就会陷入客观主义的泥潭；而片面地强调后者就会成为主观主义。必需要做到主、客观统一，才能科学合理地对相对人的行为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

第三，重视和研究相对人主观过错问题，将为行政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支持。如前所说，我国现行的单行的行政法对此问题持不同的态度，绝大多数行政法的法条并未将它纳入自己的规定中，只有在理论上重视和研究它，才可能既为新一轮的单行的行政立法的出台和已有的行政法的修订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并改变行政法在此领域近乎空白的局面，只有这样，行政法的贯彻执行才可能有科学合理的法律依据。

第四、重视和研究行政违法过错问题，是更加重视和保护普通公民

的权利的需要。在行政法中，从广义上看，行政违法既包括了相对人的违法，同时也指行政主体的违法，前者又可细分为普通公民、公司企业等经济组织、公务组织的行政违法，不同的相对人应该适用不同的规责原则，从传统的行政法理论上看，不重视相对人的违法过错与一个认识有着密切联系：即我们只要对行政主体实行无过错责任制，也就间接地保护了相对人的利益。殊不知这至少造成了以下后果：一是由于这种“一刀切”的办法相在理论上造成人们无法进一步去研究对人的过错问题，与科学的专业化分工趋势大相径庭；同时，它也不利于从正面积极地保护相对人特别是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行政主体的责任越大，普通公民的利益就越多，而应该积极地从正面重视和研究相对人主观违法过错问题，只有这样，才可能科学地解决相对人特别是普通公民行政违法的责任问题。

第五，重视和研究它，必将促使我们加强对相关成果进行比较，这不仅有利于行政法自身的完善，也将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相关部门法的过错理论。如在民法中，过错理论目前已经得到足够重视，并日臻完善，由于行政法的特殊性，比如行政相对人中绝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但有些却是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还有一些公司、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等。所以行政法并不能完全适用民法的有关过错的规定，但可以考虑对行政相对人适用不同的规定，如对普通老百姓适用民法中的完全过错理论，对相对人中的国家机关适用无过错责任，对公司、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等适用推定过错责任制度。又如我国刑法规定了罪过的形式为故意和过失，前者又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后者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我们在借鉴刑法理论成果的同时也要照顾到行政法自身的特殊性，比如行政法有没有必要对过错做出如此的细分，行政法中的过错是否也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等，相信，通过比较研究，必将大大丰富和更加完善过错理论。

第六，重视和研究它，并最终使之在行政法律中得到广泛的认同，是积极响应实践的需要。如共同违法犯罪的认定问题，在我国的刑法领域，法律对于共同犯罪做出了规定，并且明确共同犯罪就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自然在理论界和实践中都将共同故意作为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而在我国行政法领域，由于理论界和立法界对违法过错重视不够，对于共同违法问题在绝大多数行政法中都没有规定，在为数不多的行政法中虽然有一些规定，但对于什么是共同违法至少在理论上尚未明确，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四条：二人以上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罚。该条第二款规定：教唆或者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所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其中“共同”一词是否仅仅指共同故意，可否包括过失呢。又比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森林资源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6号第六条之规定：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十至二十立方米或者幼树五百至一千株为起点……。如果只有一人滥伐林木达到上述标准，则可能会构成犯罪，否则就是普通的行政违法。假如甲为建房叫乙（第一天）、丙（第二天）、丁（第三天）三人帮忙，在连续三天内共同砍伐林木三十立方米或者幼树六百株，其中乙、丙、丁各自砍伐的树木无法确定，但是均未达到上述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案发后，如何认定四人的责任呢？根据刑法理论和相关规定，甲应构成滥伐林木罪，而其他三人如果与甲有通谋，当为共同犯罪应无疑问；但是本案显然并无通谋，因此，乙、丙、丁三人只能承担行政责任，但是根据案情可知，在行政执法部门实施处罚时，将遇到一个难题：乙、丙、丁各自砍伐的树木无法确定。而《森林法》的相关规定又根据砍伐数量的多少做出了不同档次的处理规定，在实践中，有的执法部门干脆就让三人承担平均责任（即低档的行政责任），有的部门可能会让三人也承担总和责任（即高档的行政责任，在本案中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在实践中出现这样的复杂局面，原因很多，但对于违法过错的不够重视当属最主要原因。实际上，对于上述案情，执法部门完全可以根据乙、丙、丁三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来认定各自的责任。而主观问题不外乎是一个认识上和意志上的问题，而一个人认识能力的强弱并非由行为人当时的行为决定，它还可以由其它诸多因素所表现，如学历、法律知识、一贯表现、前科、目的、动机等。总之，实践需要行政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和权威理论的出台。

第七、重视和研究行政违法过错问题，就是更加重视和保护普通公民的权利的需要。在行政法中，从广义上看，行政违法既包括了相对人的违法，同时也指行政主体的违法，前者又可细分为普通公民、公司企业等经济组织、公务组织的行政违法，不同的相对人应该适用不同的规责原则，从传统的行政法理论上看，不重视相对人的违法过错与一个认识有着密切联系：即我们只要对行政主体实行无过错责任制，也就间接地保护了相对人的利益。殊不知这至少造成了以下后果：一是由于这种“一刀切”的办法相在理论上造成人们无法进一步去研究对人的过错问题，与科学的专业化分工趋势大相径庭；同时，它也不利于从正面积极地保护相对人特别是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行政主体的责任越大，普通公民的利益就越多，而应该积极地从正面重视和研究相对人主观违法过错问题，只有这样，才可能科学地解决相对人特别是普通公民行政违法的责任问题。

最后，重视和研究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过错问题，并最终使之得到广泛的立法认可和行政实践认可，是深化人们对依法行政重心和本质的认识的需要。围绕着依法行政这一主题，法学家们提出了下述观点：控权说、管理说、服务说、保权控权说、平衡说等。除此之外，另有行政法学家认为，依法行政的本质在于治官而非治民，在于治事而非治人。上述观点有一共同点：限制行政权，重视个人权利。只不过他们是从行政权的角度来对依法行政进行阐释而已。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相对人的角度来研究它，就会发现，如果从立法上赋予相对人更多的权利，包括在实体权利和程序上的权利，将有利于减少行政执法的随意性和行政权的滥用，这比单纯地限制行政权将更务实、更有效。换言之，由于限制多少行政权并不等于扩张了多少个体的权利，因此，着眼于最大限度的还权于民，比消极地控制行政权更具有积极意义。而且这将更加符合为人民服务这一依法行政的宗旨。重视和研究行政违法过错问题，在理论上填补我国行政法在这一方面的空白，并促使立法部门加强对过错的规定，以改变实践中几乎无法可依的局面，正是重视私权的重要表现。有观点认为，在行政执法中，要弄清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并非易事，它将面临取证困难，并且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问题，必将影响到行政效率的提高。其实，行政效率的提高也必须在法的框架以内，现代行政既要效率，更要依法，要效率不要法律，只图快而不顾公正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十多年来，在行政执法方面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一，行政行为的依据由适用文件、政策向适用法律条文转变。其二，行政行为开始遵循法定程序。其三，行政行为开始重视证据。其四，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打交道时，其人格尊严越来越受到尊重。正如本文前面所说，在我国单行的行政法中，有些法律对相对人过错规定少，有些规定得多，大多数行政法并未明确规定，但我相信，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在新的立法中，过错问题会得到解决，在有法可依的状态下，行政主体绝不能以效率为借口而不顾相对人的利益，必须认真领会法治和德治精神，切实做好相关工作。

总之，过错问题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上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笔者希望能通过本文对该问题的初探，引起方家重视，以共同研究此问题为幸。

参考资料：

1、对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讨论的评价「作者」郑贤君「文献号」1-264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199906

2、故意类型的划分和实践意义（上）作者：赵秉志肖中华

行政相对人范文篇2

一、行政相对人的概念

目前，理论界对行政相对人的概念有不同的定义，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相对方，即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的对立方；笔者认为该观点存在如下问题：1、不能排除可能存在的第三方，行政法律关系并非是一种绝对单一的双方关系，有可能存在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该第三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列为第三人，但在行政执法程序中是什么地位呢？如由于房产局未认真审核，导致甲用欺诈手段获得登记，真实房主乙在这个过程中是何地位？2、行政处罚程序中，假如行政主体列错了行政相对人，对他做出了行政行为，他应是相对人，但本应是行政相对人而没有列入的人应是什么身份？他就不是相对人了吗？相对方具体究竟是谁？此外在实践中，由于该观点只在形式上对行政相对人作了描述，并没有从本质上对行政相对人做出界定，因此对行政执法人员确定实际的行政相对人，并无指导作用。

第二，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组织。按照该种观点，行政相对人只存在于行政行为做出之后，而在行政行为做出之前，由于没有行政行为的影响，因此行政相对人并不存在。也有人将该观点表述为“行政主体行政行为所作用的对方当事人”。那么是否没有行政行为的作用，即不存在相对人了？事实上在行政行为做出之前，行政相对人已经存在了。例如，违法行为一经做出，行政相对人已经产生，不管行政行为作用与否。在实践中，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以前，如在行政处罚的调查阶段，第一步就是确定违法行为人，即该处罚的行政相对人。此外，以什么标准、方式来找到行政行为的作用对象，是执法人员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是该定义恰恰没能做出回答。

第三，权利义务说。北京大学的方世荣博士认为，行政相对人是“指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对行政主体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该观点从理论上进行了科学的归纳，但该概念过于抽象，对实践中行政工作人员确认行政相对人并无帮助。此外，“参与行政法律关系”意味着该行政法律关系已经产生，行政相对人是否只存在于已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值得探讨，产生行政法律关系基于受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发生了，虽然相应的行政机关并未做出任何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并未产生，但行政相对人却已存在。如违法行为做出后，违法行为人即是行政相对人，不受行政行为是否做出影响。可知，该观点并未跳出上述第二种观点的缺陷。

由于上述对行政相对人的定义过于形式和抽象，对行政相对人概念的外延究竟有多广无法做出解释（都是囿于《行政诉讼法》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关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对行政法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法治观念认识的加深，有必要对行政相对人概念重新认识。行政相对人是行政法中一个抽象的主体概念，任何一个主体成为法律规范调整的对象，其前提要件是具备某种法定的资格，即具备相关的法律责任能力。这也是实践中认定某一事实主体是否成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基础。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所谓的行政相对人是指基于一定的法律事件或行为与行政主体形成利害关系，依照行政法律规范取得参与行政法律关系资格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三个层面上来了解行政相对人：

第一，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必须是基于一定的法律事件或行为。许多人认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法律关系是受行政行为的作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从行政活动的实践出发，我们必须认识到行政行为是对已存在的法律事件或行政相对人所为行为的后果进行的处理。如行政救助是对自然灾害受害人或年老、疾病的人进行的救助；行政许可是对相对人已具备某种资格或能力的确认；行政处罚是对相对人已作的违法行为进行的制裁；抽象行政行为是对实践中已存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各类行为和关系进行的规范。因此，在行政行为做出之前，相对人就已经存在，并非是行政行为做出之后才产生行政相对人，这正是我国目前行政法研究领域中的误区，应当予以纠正。产生行政法律关系的直接原因并非是由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而是存在受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与行政相对人相关的法律事件或行为，基于该法律事件或行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了利害关系。行政相对人正是基于一定的法律事件或行为才依法受到行政主体的规范和约束，从而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里的法律事件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行为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也可以是非法的行为；可以是行政主体做出的行为，也可是行政相对人自己的行为。

第二，行政相对人是具备法定资格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是社会活动中的主体，他们是民事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共同的载体。作为民事主体不需要法律做出特别的规定，既有权利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自由。而成为行政相对人必须由行政法律规范做出特别的规定，依照行政法律规范规定可以享有的权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可行使；依照行政法律规范规定必须承担的义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有义务履行。整个过程带有强制性的约束，没有任何的随意性。因此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活动是法定的，行政相对人的存在是基于行政法律规范规定的某种资格。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主体，民事主体往往是从私权利角度来界定的，而行政相对人是从公权利角度来界定的。

第三，行政相对人是对取得参与行政法律关系资格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的确认。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但是，作为行政主体的相对方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由于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依其所属的行政部门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参与行政法律关系的资格也不一样，必须按照相应的部门行政法进行确认。只有符合相关行政法律规范资格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能成为行政相对人，在此基础上行政主体才能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正是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备该种资格的确认。

二、行政相对人的分类

第一，从行政行为针对的对象角度，可分为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人和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人在我国目前理论界鲜见论述，但在抽象行政行为做出过程中的确存在行政相对人。如《立法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按照该条参与行政法规制定座谈、论证、听证的组织和公民即是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复议中对抽象行政行为提出复议的当事人也为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数量上的不特定性。由于抽象行政行为涉及到的主要是行政主体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可单独起诉。另外，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部分抽象行政行为也已纳入复议范围，从而确立了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人在复议中的地位。如果不允许当事人（行政相对人）复议或诉讼，那么，行政机关成了“审理自己案件的法官”，即行政机关既是立法机关，又是审判机关，这样，相对人的权益无从保护。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相对方，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面的理论已经相当完备。

第二，从法律后果角度，可分为受益性行政相对人和受限性行政相对人。受益性行政相对人是指通过某一事件或行为，行政主体对之授予权益或减免义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行政救助、行政许可的相对人。受限性行政相对人是指通过某一事件或行为被行政主体剥夺、限制权利或科以义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行政处罚的受罚人。

第三，从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应当履行的义务角度，可分为普通行政相对人和特定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所有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履行的普遍性义务，如保护其人身或财产安全，包括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这时所有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是行政相对人，称为普通行政相对人；另一类是对特定身份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履行的特定义务，这时只有具备特定身份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是行政相对人，称为特定行政相对人。这种划分方式对突破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一般只局限于特定行政相对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行政诉讼原告提起诉讼必须基于具体行政行为，即特定行政相对人，而对普通行政相对人一般无诉权。但是，我国目前出现了大量的公益诉讼，如乌鲁木齐的李永刚、张新、严佳磊三人状告当地三家酒店非法悬挂国旗，认为这几家酒店把国旗与店旗平行悬挂，违反《国旗法》，三位青年以此捍卫国旗神圣地位的举动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但法院以他们没有起诉资格为由驳回起诉；浙江省桐乡市沈李龙举报一企业有偷税嫌疑，后认为税务机关对此查处不力，而以“未履行法定职责”将桐乡市国税局告上法庭，结果被驳回；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市民严正学发现当地某“娱乐总汇”有色情表演行为，在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未果后，愤而将台州椒江区文体局推上被告席，要求确认被告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是行政不作为，并判令其限期对实名举报和控告做出答复和查处，同样被判败诉。

发生上述案件往往是由于行政主体没有履行普遍性义务，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遭到损害，对具体的个体（某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却没有造成直接的损害，但该个体却提起行政诉讼。法院驳回的主要理由是被告的行为未直接侵犯原告个体的合法利益，也未对原告个体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尽管被告的行为有可能损害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并不是个体利益，由于上述案件的被告并未对原告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普通公民对此无权起诉，法院做法符合目前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但是有人认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是全体公民整体利益的体现，是全体公民个体利益的组合，属于全体公民共同享有的利益，因此每个公民都是权利主体之一，当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受到侵害时，每个公民的个体权益也同时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个人应当有权依据宪法和民法通则等法律的规定行使请求权，保护自身的利益，从而实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为此，《行政诉讼法》应对普通行政相对人广泛赋予诉权，或授权某一特定机关（如检察院）代表国家和社会行使诉权，以完善对行政相对人的保护。

三、行政相对人的特点及认定

第一，除部分受益性行政相对人不受民事责任能力的限制外，其他的行政相对人特别是受限性行政相对人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责任能力是以民事责任能力为基础的，承担行政责任能力一般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但部分受益性行政相对人除外，这些受益性行政相对人包括教育行政管理、行政确认、行政救助、行政许可、行政复议中的部分行政相对人。如新生婴儿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却是户籍管理制度中出生登记（虽然是由其监护人代为完成）的行政相对人；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其所属法人为其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获得经营资格。而其他的行政相对人特别是受限性行政相对人承担行政法中责任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此时行政责任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基本上是一致的。如《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二十六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认定违法行为主体有关问题》1999年第233号文中答复，法人的分支机构虽不具备民事责任能力，但却可成为行政相对人。笔者认为该文件的合法性值得探讨，法人分支机构的行为一般都是由法人决策并实施的，分支机构只是执行命令，只起到“代办人”、“经手人”的作用。它们一般没有独立的资金，没有民事责任能力，更无法承担行政违法责任，能承担责任的只有法人本身。如工商局吊销分公司的营业执照，产生的后果是剥夺该法人设立分公司的权利，该责任是由法人来承担的。有的执法人员以《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为依据，认为分支机构即属于本条中的“其他组织”。但是法人与其分支机构是隶属关系，而该条款规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并列关系，因此该观点是错误的。《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的规定要求处罚对象必须是具备行政责任能力的主体，并未将分支机构列为处罚对象，而且《行政处罚法》属于法律，其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国家工商局并无解释的权力。可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所作的答复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越权行为。

第二，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都依赖于行政行为的做出。民事主体权利和义务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实现，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有待于行政主体做出行政行为实现。如《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假设违法行为两年内未被发现，行政相对人就可免除行政处罚责任；如果两年内被发现了，行政相对人则将受到行政处罚。行政相对人责任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其权利也不例外，如在行政许可、行政救助等，只有在行政行为做出之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上权利才能真正实现。

第三，相对人是行政主体的管理对象。在这一点上，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均受到行政主体的制约，该种制约有的带有强制性，如行政处罚；有的没有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具有阶段性。当受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某一法律事实成就时，行政相对人就产生了。当行政主体积极做出行政行为或消极的不作为时，行政相对人就参与了行政法律关系，取得了相关的法律地位。当行政行为产生最终法律效力时（如经行政复议生效或行政相对人取得权利、履行义务），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便终止了。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不包括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但这并不妨碍其诉权的拥有。行政相对人进入行政诉讼后，其行政相对人的身份自然丧失，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行政主体成为被告，两者在法律地位上趋于平等。

结语

在行政法学研究中，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作为一对基本范畴，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能厚此薄彼。对行政相对人的科学概念进行探讨，有助于完善我国行政法治，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认识，确保行政执法的准确性；同时对开拓和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起到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179页。北大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2）胡建淼《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3）王连昌《行政法学》第9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5版。

行政相对人范文篇3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行政法律关系；共有特征

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对于完善行政法基本理论框架，更进一步指导行政法制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完善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有重要意义；其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发展完善依法行政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再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十分有益于我国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对行政权实施监督以及扩大行政相对人民主参政的法律实践。

一、行政相对人的定义

“相对人（或称行政管理相对人）是目前行政法学中使用较频繁的称谓，也有学者称之为‘行政相对方’。”[1]它原是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一个行政法学概念，2004年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作为一个法律性文件则已明确使用了“行政管理相对人”[2]一词。由此，它现在已成为了一个法律术语。

人们对行政相对人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角度：（1）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对象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2）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即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中，行政主体是一方，与其互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对应一方就是行政相对人。

二、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共有的特征

为了准确把握行政相对人特征，首先在行政法律关系范围内，观察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共有的一些特征。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双方，除具有受行政法调整、参与行政法律关系、享有行政法上权利和履行行政法上义务等共同特征外，还具有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统一、与客体关系中的“为我”倾向、自为性、自律与他律性一系列共有的特征。

（一）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统一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内在自由是指主体的意志自由，即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意志和认识状态，是一种理性自由和精神活动。

（二）与客体关系中的“为我”倾向

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性地位不仅表现在行政法律主体意志活动中按照“自我”的价值取向认识和把握行政法律关系客体，而且还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权力性实践活动中按照“为我”的目的建构、控制乃至改造行政法律关系客体。

（三）自为性

在实践——认识活动中有“为我”倾向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同行政法律关系客体相互作用时必然表现出自为性。

（四）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为我”趋势和自为性等主体性特征，并不是说主体是不受限制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所受的制约来自两个方面：自律与他律。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自律，即主体的自我制约。在每一行政法律规范中，都暗含着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义务，“命令”着行政法律关系在行使权利时，不应超过边界条件。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权利性实践活动中选择和建构行政法律关系客体，要受其已形成的价值观念的约束，这些价值观念是其选择和建构行政法律关系客体时的判断基础。

三、行政相对人自有的特征

（一）结构上的特征

根据权力主体的归属和实际运转，可以把权力主体分解为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归属主体就是权力归谁所有，哪一个主体是权力的所有者。行使主体就是权力由谁来行使，哪一个主体是权力的行使者。

1.行政相对人的主导性。行使主体是不能离开归属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如果说两者呈主属关系的话，归属主体是主，而行使主体为从。

2.行政相对人在意志上的主导性。行政权主体分解为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必然使行政权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两个主体意志：归属主体意志和行使主体意志。行使主体意志从属于归属主体的意志是保持行政权统一性的前提条件。

3.行政相对人的零散性与分散性。从两个主体的客观表现看，归属主体虽然从绝对数和相对数看其量都大于行使主体，但其呈现出较大的零散性、分散性，其结构尤其松散。行使主体则不然，其量的大小虽不能与归属主体相提并论，但其有着无可比拟的集中性、结构严谨性和较大的聚合力。

4.行政相对人的弱势性。权力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决定并改变有关参与者的物质关系、精神关系乃至于意识关系。行政权在整个权力系统中则是最为敏感的权力形态，它涉及了具有相当宽度和广度的社会生活领域，几乎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影响作用。（二）权利上的特征

权利即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指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行政相对人享有并与行政主体的义务相对应的各种权利。一般认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包括参政权利、受平等对待的权利、受益权利、自由权利、程序权利。[3]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具有以下特征：（1）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行政法所设定或确认的权利。（2）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在行政活动过程中予以行使的权利。（3）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与行政主体的义务相对应的权利。权利与义务具有对应性，一定的权利需要一定的义务来使其得以满足。在行政法律关系的结构中，行政相对人权利已经被特定化了，它只能是对应行政主体义务的一种特定权利，它既不对应行政主体作为机关法人时的义务，也不对应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义务。（4）行政相对人权利可以由行政相对人自由放弃。（5）行政相对人权利不具有个人独有性。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每个具体的相对人共同地、平等地能对行政主体具有的权利，即使他们属于广泛相对人中某一类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个人也是与他人一样共同、平等地对行政主体具有某种权利，因为大家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行政主体。

（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上的特征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等于行政相对人，他们要成为行政相对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这种资格就是行政法予以规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1）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公民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是所行政法赋予公民享有行政法上的权利和承担行政法上的义务的资格。（2）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行为能力。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法上的行为能力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以自己的行为行使行政法上的权利、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并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资格。

第一种是以行政主体作为义务主体，行政相对人作为权利主体的法律关系。在这种形态中，行政主体履行的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所有的公民应当履行的，如保护所有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第二种是以行政相对人作为义务主体，行政主体作为权力主体的法律关系。

（四）行为上的特征

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可以界定为：在国家行政行政活动过程中，由与行政主体对应的公民等一方所作出的、能产生行政法效果的各种行为之总称。[4]行政相对人行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相比较，有如下特征：（1）行政相对人行为的形式灵活。（2）行政相对人行为目的的多重性。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目的没有行政主体的行为目的单一，行政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预定的国家行政管理目标，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不能有属于自己或他人的特殊目的，也不能具有非目的性，否则将构成滥用职权。（3）行政相对人行为对行政主体没有直接的强制执行力。这是和行政行为相比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具有国家强制性，许多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直接的强制执行力，而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是个体行为，不具有对行政主体或他方的直接强制执行力，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如要强制执行，则必须借助一定的国家权力，如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权以及行政机关上级机关的监督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相对人行为没有法律约束力。行政相对人的合法行为由法律确认，即具有法律保障，具有法定的约束力。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人民日报，2004-04-

20.

行政相对人范文篇4

一、行政相对人的概念

目前，理论界对行政相对人的概念有不同的定义，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相对方，即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的对立方；笔者认为该观点存在如下问题：1、不能排除可能存在的第三方，行政法律关系并非是一种绝对单一的双方关系，有可能存在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该第三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列为第三人，但在行政执法程序中是什么地位呢？如由于房产局未认真审核，导致甲用欺诈手段获得登记，真实房主乙在这个过程中是何地位？2、行政处罚程序中，假如行政主体列错了行政相对人，对他做出了行政行为，他应是相对人，但本应是行政相对人而没有列入的人应是什么身份？他就不是相对人了吗？相对方具体究竟是谁？此外在实践中，由于该观点只在形式上对行政相对人作了描述，并没有从本质上对行政相对人做出界定，因此对行政执法人员确定实际的行政相对人，并无指导作用。

第二，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组织。按照该种观点，行政相对人只存在于行政行为做出之后，而在行政行为做出之前，由于没有行政行为的影响，因此行政相对人并不存在。也有人将该观点表述为“行政主体行政行为所作用的对方当事人”。那么是否没有行政行为的作用，即不存在相对人了？事实上在行政行为做出之前，行政相对人已经存在了。例如，违法行为一经做出，行政相对人已经产生，不管行政行为作用与否。在实践中，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以前，如在行政处罚的调查阶段，第一步就是确定违法行为人，即该处罚的行政相对人。此外，以什么标准、方式来找到行政行为的作用对象，是执法人员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是该定义恰恰没能做出回答。

第三，权利义务说。北京大学的方世荣博士认为，行政相对人是“指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对行政主体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该观点从理论上进行了科学的归纳，但该概念过于抽象，对实践中行政工作人员确认行政相对人并无帮助。此外，“参与行政法律关系”意味着该行政法律关系已经产生，行政相对人是否只存在于已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值得探讨，产生行政法律关系基于受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发生了，虽然相应的行政机关并未做出任何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并未产生，但行政相对人却已存在。如违法行为做出后，违法行为人即是行政相对人，不受行政行为是否做出影响。可知，该观点并未跳出上述第二种观点的缺陷。

由于上述对行政相对人的定义过于形式和抽象，对行政相对人概念的外延究竟有多广无法做出解释（都是囿于《行政诉讼法》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关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对行政法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法治观念认识的加深，有必要对行政相对人概念重新认识。行政相对人是行政法中一个抽象的主体概念，任何一个主体成为法律规范调整的对象，其前提要件是具备某种法定的资格，即具备相关的法律责任能力。这也是实践中认定某一事实主体是否成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基础。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所谓的行政相对人是指基于一定的法律事件或行为与行政主体形成利害关系，依照行政法律规范取得参与行政法律关系资格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三个层面上来了解行政相对人：

第一，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必须是基于一定的法律事件或行为。许多人认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法律关系是受行政行为的作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从行政活动的实践出发，我们必须认识到行政行为是对已存在的法律事件或行政相对人所为行为的后果进行的处理。如行政救助是对自然灾害受害人或年老、疾病的人进行的救助；行政许可是对相对人已具备某种资格或能力的确认；行政处罚是对相对人已作的违法行为进行的制裁；抽象行政行为是对实践中已存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各类行为和关系进行的规范。因此，在行政行为做出之前，相对人就已经存在，并非是行政行为做出之后才产生行政相对人，这正是我国目前行政法研究领域中的误区，应当予以纠正。产生行政法律关系的直接原因并非是由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而是存在受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与行政相对人相关的法律事件或行为，基于该法律事件或行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了利害关系。行政相对人正是基于一定的法律事件或行为才依法受到行政主体的规范和约束，从而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里的法律事件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行为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也可以是非法的行为；可以是行政主体做出的行为，也可是行政相对人自己的行为。

第二，行政相对人是具备法定资格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是社会活动中的主体，他们是民事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共同的载体。作为民事主体不需要法律做出特别的规定，既有权利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自由。而成为行政相对人必须由行政法律规范做出特别的规定，依照行政法律规范规定可以享有的权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可行使；依照行政法律规范规定必须承担的义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有义务履行。整个过程带有强制性的约束，没有任何的随意性。因此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活动是法定的，行政相对人的存在是基于行政法律规范规定的某种资格。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主体，民事主体往往是从私权利角度来界定的，而行政相对人是从公权利角度来界定的。

第三，行政相对人是对取得参与行政法律关系资格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的确认。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但是，作为行政主体的相对方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由于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依其所属的行政部门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参与行政法律关系的资格也不一样，必须按照相应的部门行政法进行确认。只有符合相关行政法律规范资格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能成为行政相对人，在此基础上行政主体才能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正是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备该种资格的确认。

二、行政相对人的分类

第一，从行政行为针对的对象角度，可分为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人和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人在我国目前理论界鲜见论述，但在抽象行政行为做出过程中的确存在行政相对人。如《立法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按照该条参与行政法规制定座谈、论证、听证的组织和公民即是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复议中对抽象行政行为提出复议的当事人也为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数量上的不特定性。由于抽象行政行为涉及到的主要是行政主体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可单独起诉。另外，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部分抽象行政行为也已纳入复议范围，从而确立了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人在复议中的地位。如果不允许当事人（行政相对人）复议或诉讼，那么，行政机关成了“审理自己案件的法官”，即行政机关既是立法机关，又是审判机关，这样，相对人的权益无从保护。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相对方，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面的理论已经相当完备。

第二，从法律后果角度，可分为受益性行政相对人和受限性行政相对人。受益性行政相对人是指通过某一事件或行为，行政主体对之授予权益或减免义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行政救助、行政许可的相对人。受限性行政相对人是指通过某一事件或行为被行政主体剥夺、限制权利或科以义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行政处罚的受罚人。

第三，从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应当履行的义务角度，可分为普通行政相对人和特定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所有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履行的普遍性义务，如保护其人身或财产安全，包括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这时所有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是行政相对人，称为普通行政相对人；另一类是对特定身份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履行的特定义务，这时只有具备特定身份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是行政相对人，称为特定行政相对人。这种划分方式对突破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一般只局限于特定行政相对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行政诉讼原告提起诉讼必须基于具体行政行为，即特定行政相对人，而对普通行政相对人一般无诉权。但是，我国目前出现了大量的公益诉讼，如乌鲁木齐的李永刚、张新、严佳磊三人状告当地三家酒店非法悬挂国旗，认为这几家酒店把国旗与店旗平行悬挂，违反《国旗法》，三位青年以此捍卫国旗神圣地位的举动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但法院以他们没有起诉资格为由驳回起诉；浙江省桐乡市沈李龙举报一企业有偷税嫌疑，后认为税务机关对此查处不力，而以“未履行法定职责”将桐乡市国税局告上法庭，结果被驳回；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市民严正学发现当地某“娱乐总汇”有色情表演行为，在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未果后，愤而将台州椒江区文体局推上被告席，要求确认被告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是行政不作为，并判令其限期对实名举报和控告做出答复和查处，同样被判败诉。

发生上述案件往往是由于行政主体没有履行普遍性义务，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遭到损害，对具体的个体（某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却没有造成直接的损害，但该个体却提起行政诉讼。法院驳回的主要理由是被告的行为未直接侵犯原告个体的合法利益，也未对原告个体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尽管被告的行为有可能损害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并不是个体利益，由于上述案件的被告并未对原告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普通公民对此无权起诉，法院做法符合目前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但是有人认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是全体公民整体利益的体现，是全体公民个体利益的组合，属于全体公民共同享有的利益，因此每个公民都是权利主体之一，当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受到侵害时，每个公民的个体权益也同时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个人应当有权依据宪法和民法通则等法律的规定行使请求权，保护自身的利益，从而实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为此，《行政诉讼法》应对普通行政相对人广泛赋予诉权，或授权某一特定机关（如检察院）代表国家和社会行使诉权，以完善对行政相对人的保护。

三、行政相对人的特点及认定

第一，除部分受益性行政相对人不受民事责任能力的限制外，其他的行政相对人特别是受限性行政相对人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责任能力是以民事责任能力为基础的，承担行政责任能力一般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但部分受益性行政相对人除外，这些受益性行政相对人包括教育行政管理、行政确认、行政救助、行政许可、行政复议中的部分行政相对人。如新生婴儿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却是户籍管理制度中出生登记（虽然是由其监护人代为完成）的行政相对人；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其所属法人为其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获得经营资格。而其他的行政相对人特别是受限性行政相对人承担行政法中责任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此时行政责任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基本上是一致的。如《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二十六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认定违法行为主体有关问题》1999年第233号文中答复，法人的分支机构虽不具备民事责任能力，但却可成为行政相对人。笔者认为该文件的合法性值得探讨，法人分支机构的行为一般都是由法人决策并实施的，分支机构只是执行命令，只起到“代办人”、“经手人”的作用。它们一般没有独立的资金，没有民事责任能力，更无法承担行政违法责任，能承担责任的只有法人本身。如工商局吊销分公司的营业执照，产生的后果是剥夺该法人设立分公司的权利，该责任是由法人来承担的。有的执法人员以《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为依据，认为分支机构即属于本条中的“其他组织”。但是法人与其分支机构是隶属关系，而该条款规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并列关系，因此该观点是错误的。《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的规定要求处罚对象必须是具备行政责任能力的主体，并未将分支机构列为处罚对象，而且《行政处罚法》属于法律，其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国家工商局并无解释的权力。可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所作的答复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越权行为。

第二，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都依赖于行政行为的做出。民事主体权利和义务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实现，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有待于行政主体做出行政行为实现。如《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假设违法行为两年内未被发现，行政相对人就可免除行政处罚责任；如果两年内被发现了，行政相对人则将受到行政处罚。行政相对人责任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其权利也不例外，如在行政许可、行政救助等，只有在行政行为做出之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上权利才能真正实现。

第三，相对人是行政主体的管理对象。在这一点上，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均受到行政主体的制约，该种制约有的带有强制性，如行政处罚；有的没有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具有阶段性。当受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某一法律事实成就时，行政相对人就产生了。当行政主体积极做出行政行为或消极的不作为时，行政相对人就参与了行政法律关系，取得了相关的法律地位。当行政行为产生最终法律效力时（如经行政复议生效或行政相对人取得权利、履行义务），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便终止了。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不包括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但这并不妨碍其诉权的拥有。行政相对人进入行政诉讼后，其行政相对人的身份自然丧失，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行政主体成为被告，两者在法律地位上趋于平等。

结语

在行政法学研究中，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作为一对基本范畴，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能厚此薄彼。对行政相对人的科学概念进行探讨，有助于完善我国行政法治，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认识，确保行政执法的准确性；同时对开拓和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起到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179页。北大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2）胡建淼《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3）王连昌《行政法学》第9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5版。

行政相对人范文篇5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行政法律关系；共有特征

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对于完善行政法基本理论框架，更进一步指导行政法制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完善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有重要意义；其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发展完善依法行政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再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十分有益于我国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对行政权实施监督以及扩大行政相对人民主参政的法律实践。

一、行政相对人的定义

“相对人（或称行政管理相对人）是目前行政法学中使用较频繁的称谓，也有学者称之为‘行政相对方’。”[1]它原是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一个行政法学概念，2004年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作为一个法律性文件则已明确使用了“行政管理相对人”[2]一词。由此，它现在已成为了一个法律术语。

人们对行政相对人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角度：（1）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对象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2）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即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中，行政主体是一方，与其互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对应一方就是行政相对人。

二、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共有的特征

为了准确把握行政相对人特征，首先在行政法律关系范围内，观察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共有的一些特征。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双方，除具有受行政法调整、参与行政法律关系、享有行政法上权利和履行行政法上义务等共同特征外，还具有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统一、与客体关系中的“为我”倾向、自为性、自律与他律性一系列共有的特征。

（一）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统一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内在自由是指主体的意志自由，即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意志和认识状态，是一种理性自由和精神活动。

（二）与客体关系中的“为我”倾向

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性地位不仅表现在行政法律主体意志活动中按照“自我”的价值取向认识和把握行政法律关系客体，而且还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权力性实践活动中按照“为我”的目的建构、控制乃至改造行政法律关系客体。

（三）自为性

在实践——认识活动中有“为我”倾向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同行政法律关系客体相互作用时必然表现出自为性。

（四）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为我”趋势和自为性等主体性特征，并不是说主体是不受限制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所受的制约来自两个方面：自律与他律。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自律，即主体的自我制约。在每一行政法律规范中，都暗含着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义务，“命令”着行政法律关系在行使权利时，不应超过边界条件。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权利性实践活动中选择和建构行政法律关系客体，要受其已形成的价值观念的约束，这些价值观念是其选择和建构行政法律关系客体时的判断基础。

三、行政相对人自有的特征

（一）结构上的特征

根据权力主体的归属和实际运转，可以把权力主体分解为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归属主体就是权力归谁所有，哪一个主体是权力的所有者。行使主体就是权力由谁来行使，哪一个主体是权力的行使者。

1.行政相对人的主导性。行使主体是不能离开归属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如果说两者呈主属关系的话，归属主体是主，而行使主体为从。

2.行政相对人在意志上的主导性。行政权主体分解为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必然使行政权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两个主体意志：归属主体意志和行使主体意志。行使主体意志从属于归属主体的意志是保持行政权统一性的前提条件。

3.行政相对人的零散性与分散性。从两个主体的客观表现看，归属主体虽然从绝对数和相对数看其量都大于行使主体，但其呈现出较大的零散性、分散性，其结构尤其松散。行使主体则不然，其量的大小虽不能与归属主体相提并论，但其有着无可比拟的集中性、结构严谨性和较大的聚合力。

4.行政相对人的弱势性。权力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决定并改变有关参与者的物质关系、精神关系乃至于意识关系。行政权在整个权力系统中则是最为敏感的权力形态，它涉及了具有相当宽度和广度的社会生活领域，几乎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影响作用。（二）权利上的特征

权利即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指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行政相对人享有并与行政主体的义务相对应的各种权利。一般认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包括参政权利、受平等对待的权利、受益权利、自由权利、程序权利。[3]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具有以下特征：（1）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行政法所设定或确认的权利。（2）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在行政活动过程中予以行使的权利。（3）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与行政主体的义务相对应的权利。权利与义务具有对应性，一定的权利需要一定的义务来使其得以满足。在行政法律关系的结构中，行政相对人权利已经被特定化了，它只能是对应行政主体义务的一种特定权利，它既不对应行政主体作为机关法人时的义务，也不对应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义务。（4）行政相对人权利可以由行政相对人自由放弃。（5）行政相对人权利不具有个人独有性。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每个具体的相对人共同地、平等地能对行政主体具有的权利，即使他们属于广泛相对人中某一类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个人也是与他人一样共同、平等地对行政主体具有某种权利，因为大家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行政主体。

（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上的特征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等于行政相对人，他们要成为行政相对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这种资格就是行政法予以规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1）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公民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是所行政法赋予公民享有行政法上的权利和承担行政法上的义务的资格。（2）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行为能力。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法上的行为能力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以自己的行为行使行政法上的权利、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并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资格。

第一种是以行政主体作为义务主体，行政相对人作为权利主体的法律关系。在这种形态中，行政主体履行的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所有的公民应当履行的，如保护所有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第二种是以行政相对人作为义务主体，行政主体作为权力主体的法律关系。

（四）行为上的特征

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可以界定为：在国家行政行政活动过程中，由与行政主体对应的公民等一方所作出的、能产生行政法效果的各种行为之总称。[4]行政相对人行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相比较，有如下特征：（1）行政相对人行为的形式灵活。（2）行政相对人行为目的的多重性。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目的没有行政主体的行为目的单一，行政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预定的国家行政管理目标，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不能有属于自己或他人的特殊目的，也不能具有非目的性，否则将构成滥用职权。（3）行政相对人行为对行政主体没有直接的强制执行力。这是和行政行为相比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具有国家强制性，许多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直接的强制执行力，而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是个体行为，不具有对行政主体或他方的直接强制执行力，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如要强制执行，则必须借助一定的国家权力，如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权以及行政机关上级机关的监督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相对人行为没有法律约束力。行政相对人的合法行为由法律确认，即具有法律保障，具有法定的约束力。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人民日报，2004-04-

20.

行政相对人范文篇6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视听证据;合法性;合理性

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通常采取被告方单方举证的方式，常出现证据链条缺陷，争端无法得到合理有效解决等问题。对此，尽管学界已经有学者提出一些可行建议，不过大都是仅针对行政主体一方的证据完善而提出的改善措施。因此，笔者立足于行政诉讼中“两造恒定”的基点，初步探寻出解决该问题的可行性方案———适当的采信行政相对人一方采用手机录音录像而取得的视听资料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证据，从而摆脱以往诉讼证据采信中顾此失彼的臼窠，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推进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以及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一、仅由行政机关提供证据存在局限性

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拍摄、录音等从而取得视听资料，是行政机关常用的收集证据的方式之一，其效力也往往被有关法律明示或者默示的进行了认可。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行政主体收集的证据可能由于缺乏连续性、完整性以及相应的监督机制而存在着许多问题:(一)公开度不够。行政机关录制视听资料属行政信息，是行政执法主体在履行行政执法职责过程中所制作并保存的各类“记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原则上应予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但法律还设有不予公开的两类情形。这些情形的规定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行政相对人在要求被告举证时，受到了阻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执法不规范的现象有了可乘之机。(二)行政机关记录拍摄时可能存在的各项问题。执法记录开启和截止点具有不确定性;执法记录中可能存在的技术中断和人为中断问题;由于没有第三方中立保存和监督，记录设备人为空间大，无法完全规避可能被删除或修改的暗角。以上都给探明案情造成难度，并且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针对于上诉问题进行规范，这极可能导致一方提供的证据具有主观选择性、片面性和偏向性，使得证明力甚微，最终导致实体正义的缺失。

二、采信行政相对人一方提供视听证据的理论支撑

(一)合法性论证。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1条，明确了视听资料的证据地位。《行政诉讼法》第32条确立，被告在行政诉讼中承担主要举证责任，但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由原告提供证据的可能。两条规定相结合，可知行政相对人具有提供视频、录音、录像等证据的主体资格。其所提供的证据效力的具体规定如下:1．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这一规定将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中严格的规定进行了适当放宽。2．2018年2月8日起正式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对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做出解释:“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的三种具体情形，此规定与2002年《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立法意图一脉相承，适当放宽同时也规范了公民获取的视听证据的方式及范围。(二)合理性论证。1．行政诉讼价值理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诉讼价值就是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相对人在行政主体执法过程中录制的视听证据并不违背诉讼价值，没有理由遭到法庭的排斥，将其所录制的证据合法化使得司法机关办案效率加强，同时也能更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2．平衡公权与私权理论。考虑到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处于被管理的弱势一方，其取得证据较为困难，特别是取得行政执法违法的证据更加困难。如果将这种证据定为违法，显然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采信相对人提供的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案件情节视听资料，有益公权与私权平衡的。3．技术规则理论智能手机作为普及大众的现代技术产物，它能够拍摄和再现情景、固化实时证据，为相对人提供行政诉讼证据提供了现实的可行性。动态的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能更形象的还原执法“现场”。更有助于从细节规范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从而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总的来说，行政相对人拍摄的视频、录音、录像等证据材料是随着当代技术发展而来的一项新的取证手段，在不断放宽其适用时同时也应注意其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形式资格才可以被采信，我们应该在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良性适用，从而推进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建伟．证据学要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01．

行政相对人范文篇7

在相对人问题上，本论文赞同方世荣博士在其《论相对人》一书中所阐明的相对人地位与作用观点，只是本文进而将其在范围上予以缩小，至仅限于行政强制行为所作用的客体对象上，从而提出行政强制相对人概念。文章论述了行政强制相对人内涵及其权益的主要内容，分析了行政强制相对人权益的重要性并剖析了其权益得不到重视的根源，这主要归结于这样三个方面原因:其一，中国长期的对行政权的垄断，官本位思想严重，加上行政相对人是个较为新颖的概念，造成对行政强制相对人内涵和作用缺乏正确认识，或认识不到位。其二，中国长期以来，行政权力是无所不包，加上行政强制权自有特征，造成行政强制权力极易滥用的后果。其三，行政强制自身程序的要求与效率的冲突问题，导致很多情况下必须忽视其相对人权益，从而造成侵害。在这一分析论证基础上，本文将行政强制相对人摆在了应该令人瞩目与重视的位置，突显应对其合法权益加强保障必要性。

在行政强制主体与其相对人关系问题止，本文通过对行政强制相对人权益保障问题的研究，得出行政强制主体与其相对人间关系应处于平衡状态，不论行政强制主体自身的侵益性还是授益性特征，其均不能超越其应然限度，侵犯其相对人合法权益，这是现代政府依法行政与服务本质的核心要求和体现。并进一步分析了行政强制相对人的法律地位，突显了行政强制相对人对政府依法行政、法治完善、权利本位提高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因此主张应大力加强保障行政强制相对人权益，提出这是人权、民主、法制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这一权益保障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第1章绪论

Ll选题的源起

行政相对人范文篇8

程序法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法治国家，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之所以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程序法制。实体法制固然重要，但没有程序法制，实体法制再好也等于零；而如果有一套较好的程序法制，实体法制即使不完善，公民的自由也可以得到较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程序法制的副产品。

行政主体首要的或基本的职责就是执行。而任何法律的执行和实施都是一个过程。行政过程不受客观、公正的程序所引导，就会为偏私、专横、任性的程序所支配。人们只有早修堤坝，才能避免泛滥的洪水带来的灾难。

优良的程序法制常常可以成为强制手段的替代品。因为程序法制的训导功能常常使人们“近善远罪而不自知”；程序法制的监督制约功能往往使执法者知所趋避。

优良的程序法制是实体法制实施的保障。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就应当认真审视该国家的程序法制是否健全。优良的法律应当具有自我能动实施的动力和手段，而这种动力和手段主要来源于程序法制。

程序法制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的作用机制在于：

通过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步骤、顺序、方式、形式、时间以及相关的程序性制度的设定，使行政权的行使规范化；使行政相对人及相关的利益集团进入参与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使他们得于进行有效地防御和监督，从而使行政权的行使更具有民主性。通过确保行政公正的相关制度的嵌入，从而使行政权的行使更具有正当性；通过对行政相对人资讯权或了解权、听证权等程序性权利的赋予，增加行政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通过事前或事后的监督以及其他行政主体及国家机关的介入，增加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高度自律性；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程序的设立，使受损害的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得于及时恢复，从而使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益具有保障性。

（二）

近十年来，的程序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行政程序立法方面，立法法对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程序作了原则规范；行政处罚法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上述程序中，行政相对人的了解权、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检举权、对严重违法处罚的拒绝权、请求救济权等程序性权利得到确认，而行政主体的公布处罚的规范依据、严格依法调查检查和取证、告知处罚的事实和依据以及被处罚人应享有的权利、听取陈述和申辩、组织听证、依法回避、及时送达、罚缴分离等义务也被从严规定。此外，行政征收程序、行政许可程序、行政强制程序也将随着相关单行法律的制定而加以确定（正在拟议之中）。

行政救济方面，1999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取代了原有的国务院1990年12月24日、1994年10月9日修订的《行政复议条例》。行政复议法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强化了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请求救济权的保护，给了行政相对人许多方便：不仅将涉及权利的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而且允许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同时，对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章以下的规定提出审查申请；行政复议法将申请复议的一般期间由15天改为60天，这个一般期间只有在法律规定超过60日的情况下才可以改变，这就意味着前此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期间少于60日的一律无效。不仅如此，由于正当理由而耽误法定申请期间的，耽误的期间应从法定期间中扣除；行政管理相对人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服的，除对海关、、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不包括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只能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以外，既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申请人申请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复议机关不仅应将法定事项如实记录，而且有义务将该记录的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行政复议以书面审查为原则，但实际上取决于申请人的意志，申请人如果要求听取意见，复议机关即有义务听取各方意见、调查情况；复议程序一经启动，被申请人即应提交当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复议机关不得拒绝，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收集证据；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之前，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只要说明理由即可以撤回，避免了申请人硬着头皮打不愿打的官司的尴尬局面；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法设定了多种救济渠道，一是上级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受理，二是上级行政机关可以直接受理，三是申请人可以就不予受理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四是追究复议机关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在司法救济程序方面，1989年4月4日第七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该法所设定的被告行政机关对作出的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严禁被告重复违法、禁止被告以调解为名迫使原告让步等制度，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后，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以取代原有的《若干意见》。该解释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诉权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若干意见》的基础上，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从行为扩大到了非法律行为，从单方行为扩展到了双方行为，从涉及狭义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扩展到涉及广义上的行政行为。

二是取消了对原告资格的不当限制。《若干解释》对相邻权人、竞争权人、受害人、复议决定的利害关系人、合伙、联合企业的组成部分、土地承包人、被消灭或改变隶属关系的非国有企业、公司的权力机关等主体的原告资格作了明确的肯定规定。

三是在提起诉讼的前置条件方面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前置条件”是指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某些事项，当事人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必须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或者在法定期间复议机关没有作出复议决定的，当事人才能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为了防止有的复议机关借“前置条件”而逃避司法审查，防止有的法院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借“前置条件”推托救济责任，《若干解释》明确规定利害关系人对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的或既不立案也不决定不予受理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是对起诉期间依法作了从宽解释。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精神，取消了《若干意见》的过严限制。对行政机关告知了行政行为的但没有告知诉讼期间和起诉的权利的，其起诉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间之日起，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对行政机关既没有告诉诉权和起诉期间，同时也没有告知行政行为的内容的，明确规定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时开始起算，但对于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当事人超过了诉讼期间，但是耽误期间的原因不能归责于起诉人自身的话，或者是起诉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包括被限制人身自由）造成的话，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

五是对利害关系人控告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起诉时机作了比较的规定。《若干解释》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起诉期间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六是对一事不再理的问题作了从宽解释。首先，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提起诉讼又申请行政复议的，由先受理的机关管辖；同时受理的，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在法定复议期间内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次，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又经复议机关同意撤回复议申请，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再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准予撤诉的裁定确有错误，原告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准予撤诉的裁定，重新对案件进行审理。再次，原告或者上诉人未按规定的期限预交案件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或者提出申请未获批准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在按撤诉处理后，原告或者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再次起诉或者上诉，并依法解决诉讼费预交问题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最后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七是放宽了对起诉的事实根据和委托方面的要求。首先，根据《若干解释》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其次，《若干解释》有条件地承认了口头委托的效力。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起诉人可以口头委托近亲属、律师作为人提起行政诉讼，并且规定如果有关机关拒绝人民法院核实，就视为委托关系成立。

八是使受理条件法定化，以防止在受理案件上的随意性。《若干解释》第四十四条详细列举了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法定条件，并明确规定，法院在审查一个案件是否应该受理的情况下，如果发现当事人某些条件还不具备，手续还不完备，或者是所告的被告不适格等等，必须先行告知当事人予以补正或者更正。只有在当事人拒绝补正或更正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可以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九是加大了对当事人起诉权的保护力度。《若干解释》采取一系列的制度化措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7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受理后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予受理；受理后可以移交或者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自行审理。”首先，对当事人起诉必须由合议庭进行审查，不能由单个的审判人员决定是否受理行政案件。其次，在法定的期限内必须作出决定。受诉法院在七天以内要么立案受理，要么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由于特殊原因在七天以内如果决定不了的，应该先行立案受理。受理以后如果发现确属不应该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最后，如果受诉法院在法定的期限内既不受理，也不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应该受理的，可以先行直接受理，受理以后，可以移交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也可以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来进行审理，还可以指定其他法院审理。

（三）

尽管我国的程序法制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法制国家和民主的要求相比，与行政相对人日益增长的权利保护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例如，行政程序法制还没有涉及到所有行政管理领域，相当一些行政行为还没有得到行政程序法制的规制，有必要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加以规范；有的行政程序规范还没有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的程序制度还不健全；轻视甚至侵犯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而制裁程序性违法的手段和措施显得疲软；行政救济的范围相对来说还比较狭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等等。要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采取多种手段强化程序法制建设：

首先，必须进一步强化程序法制的理念，高度重视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行政程序法制具有诸多的功能与作用，其中，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侵害，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其最基本的作用。在上述两个基本目的中，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最为基本的目的。在设定程序法制的时候，必须将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改革、、稳定的真正动力，是国家的主人；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既是贯彻群众路线的要求，也是国体和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行政的基本宗旨。

行政相对人范文篇9

【摘要】文章阐述了行政相对人的含义，并论述了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特征。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行政法律关系；共有特征

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对于完善行政法基本理论框架，更进一步指导行政法制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完善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有重要意义；其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发展完善依法行政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再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十分有益于我国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对行政权实施监督以及扩大行政相对人民主参政的法律实践。

一、行政相对人的定义

“相对人（或称行政管理相对人）是目前行政法学中使用较频繁的称谓，也有学者称之为‘行政相对方’。”[1]它原是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一个行政法学概念，2004年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作为一个法律性文件则已明确使用了“行政管理相对人”[2]一词。由此，它现在已成为了一个法律术语。

人们对行政相对人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角度：（1）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对象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2）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即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中，行政主体是一方，与其互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对应一方就是行政相对人。

二、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共有的特征

为了准确把握行政相对人特征，首先在行政法律关系范围内，观察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共有的一些特征。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双方，除具有受行政法调整、参与行政法律关系、享有行政法上权利和履行行政法上义务等共同特征外，还具有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统一、与客体关系中的“为我”倾向、自为性、自律与他律性一系列共有的特征。

（一）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统一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内在自由是指主体的意志自由，即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意志和认识状态，是一种理性自由和精神活动。

（二）与客体关系中的“为我”倾向

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性地位不仅表现在行政法律主体意志活动中按照“自我”的价值取向认识和把握行政法律关系客体，而且还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权力性实践活动中按照“为我”的目的建构、控制乃至改造行政法律关系客体。

（三）自为性

在实践——认识活动中有“为我”倾向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同行政法律关系客体相互作用时必然表现出自为性。

（四）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为我”趋势和自为性等主体性特征，并不是说主体是不受限制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所受的制约来自两个方面：自律与他律。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自律，即主体的自我制约。在每一行政法律规范中，都暗含着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义务，“命令”着行政法律关系在行使权利时，不应超过边界条件。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权利性实践活动中选择和建构行政法律关系客体，要受其已形成的价值观念的约束，这些价值观念是其选择和建构行政法律关系客体时的判断基础。

三、行政相对人自有的特征

（一）结构上的特征

根据权力主体的归属和实际运转，可以把权力主体分解为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归属主体就是权力归谁所有，哪一个主体是权力的所有者。行使主体就是权力由谁来行使，哪一个主体是权力的行使者。

1.行政相对人的主导性。行使主体是不能离开归属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如果说两者呈主属关系的话，归属主体是主，而行使主体为从。

2.行政相对人在意志上的主导性。行政权主体分解为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必然使行政权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两个主体意志：归属主体意志和行使主体意志。行使主体意志从属于归属主体的意志是保持行政权统一性的前提条件。

3.行政相对人的零散性与分散性。从两个主体的客观表现看，归属主体虽然从绝对数和相对数看其量都大于行使主体，但其呈现出较大的零散性、分散性，其结构尤其松散。行使主体则不然，其量的大小虽不能与归属主体相提并论，但其有着无可比拟的集中性、结构严谨性和较大的聚合力。

4.行政相对人的弱势性。权力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决定并改变有关参与者的物质关系、精神关系乃至于意识关系。行政权在整个权力系统中则是最为敏感的权力形态，它涉及了具有相当宽度和广度的社会生活领域，几乎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影响作用。

（二）权利上的特征

权利即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指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行政相对人享有并与行政主体的义务相对应的各种权利。一般认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包括参政权利、受平等对待的权利、受益权利、自由权利、程序权利。[3]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具有以下特征：（1）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行政法所设定或确认的权利。（2）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在行政活动过程中予以行使的权利。（3）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与行政主体的义务相对应的权利。权利与义务具有对应性，一定的权利需要一定的义务来使其得以满足。在行政法律关系的结构中，行政相对人权利已经被特定化了，它只能是对应行政主体义务的一种特定权利，它既不对应行政主体作为机关法人时的义务，也不对应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义务。（4）行政相对人权利可以由行政相对人自由放弃。（5）行政相对人权利不具有个人独有性。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每个具体的相对人共同地、平等地能对行政主体具有的权利，即使他们属于广泛相对人中某一类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个人也是与他人一样共同、平等地对行政主体具有某种权利，因为大家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行政主体。

（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上的特征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等于行政相对人，他们要成为行政相对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这种资格就是行政法予以规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1）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公民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是所行政法赋予公民享有行政法上的权利和承担行政法上的义务的资格。（2）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行为能力。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法上的行为能力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以自己的行为行使行政法上的权利、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并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资格。

第一种是以行政主体作为义务主体，行政相对人作为权利主体的法律关系。在这种形态中，行政主体履行的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所有的公民应当履行的，如保护所有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第二种是以行政相对人作为义务主体，行政主体作为权力主体的法律关系。

（四）行为上的特征

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可以界定为：在国家行政行政活动过程中，由与行政主体对应的公民等一方所作出的、能产生行政法效果的各种行为之总称。[4]行政相对人行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相比较，有如下特征：（1）行政相对人行为的形式灵活。（2）行政相对人行为目的的多重性。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目的没有行政主体的行为目的单一，行政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预定的国家行政管理目标，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不能有属于自己或他人的特殊目的，也不能具有非目的性，否则将构成滥用职权。（3）行政相对人行为对行政主体没有直接的强制执行力。这是和行政行为相比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具有国家强制性，许多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直接的强制执行力，而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是个体行为，不具有对行政主体或他方的直接强制执行力，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如要强制执行，则必须借助一定的国家权力，如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权以及行政机关上级机关的监督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相对人行为没有法律约束力。行政相对人的合法行为由法律确认，即具有法律保障，具有法定的约束力。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人民日报，2004-04-20.

行政相对人范文篇10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行政法律关系；共有特征

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对于完善行政法基本理论框架，更进一步指导行政法制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完善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有重要意义；其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发展完善依法行政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再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十分有益于我国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对行政权实施监督以及扩大行政相对人民主参政的法律实践。

一、行政相对人的定义

“相对人（或称行政管理相对人）是目前行政法学中使用较频繁的称谓，也有学者称之为‘行政相对方’。”[1]它原是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一个行政法学概念，2004年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作为一个法律性文件则已明确使用了“行政管理相对人”[2]一词。由此，它现在已成为了一个法律术语。

人们对行政相对人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角度：（1）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对象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2）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即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中，行政主体是一方，与其互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对应一方就是行政相对人。

二、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共有的特征

为了准确把握行政相对人特征，首先在行政法律关系范围内，观察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共有的一些特征。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双方，除具有受行政法调整、参与行政法律关系、享有行政法上权利和履行行政法上义务等共同特征外，还具有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统一、与客体关系中的“为我”倾向、自为性、自律与他律性一系列共有的特征。

（一）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统一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内在自由是指主体的意志自由，即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意志和认识状态，是一种理性自由和精神活动。

（二）与客体关系中的“为我”倾向

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性地位不仅表现在行政法律主体意志活动中按照“自我”的价值取向认识和把握行政法律关系客体，而且还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权力性实践活动中按照“为我”的目的建构、控制乃至改造行政法律关系客体。

（三）自为性

在实践——认识活动中有“为我”倾向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同行政法律关系客体相互作用时必然表现出自为性。

（四）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为我”趋势和自为性等主体性特征，并不是说主体是不受限制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所受的制约来自两个方面：自律与他律。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自律，即主体的自我制约。在每一行政法律规范中，都暗含着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义务，“命令”着行政法律关系在行使权利时，不应超过边界条件。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权利性实践活动中选择和建构行政法律关系客体，要受其已形成的价值观念的约束，这些价值观念是其选择和建构行政法律关系客体时的判断基础。

三、行政相对人自有的特征

（一）结构上的特征

根据权力主体的归属和实际运转，可以把权力主体分解为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归属主体就是权力归谁所有，哪一个主体是权力的所有者。行使主体就是权力由谁来行使，哪一个主体是权力的行使者。

1.行政相对人的主导性。行使主体是不能离开归属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如果说两者呈主属关系的话，归属主体是主，而行使主体为从。

2.行政相对人在意志上的主导性。行政权主体分解为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必然使行政权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两个主体意志：归属主体意志和行使主体意志。行使主体意志从属于归属主体的意志是保持行政权统一性的前提条件。

3.行政相对人的零散性与分散性。从两个主体的客观表现看，归属主体虽然从绝对数和相对数看其量都大于行使主体，但其呈现出较大的零散性、分散性，其结构尤其松散。行使主体则不然，其量的大小虽不能与归属主体相提并论，但其有着无可比拟的集中性、结构严谨性和较大的聚合力。

4.行政相对人的弱势性。权力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决定并改变有关参与者的物质关系、精神关系乃至于意识关系。行政权在整个权力系统中则是最为敏感的权力形态，它涉及了具有相当宽度和广度的社会生活领域，几乎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影响作用。（二）权利上的特征

权利即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指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行政相对人享有并与行政主体的义务相对应的各种权利。一般认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包括参政权利、受平等对待的权利、受益权利、自由权利、程序权利。[3]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具有以下特征：（1）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行政法所设定或确认的权利。（2）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在行政活动过程中予以行使的权利。（3）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与行政主体的义务相对应的权利。权利与义务具有对应性，一定的权利需要一定的义务来使其得以满足。在行政法律关系的结构中，行政相对人权利已经被特定化了，它只能是对应行政主体义务的一种特定权利，它既不对应行政主体作为机关法人时的义务，也不对应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义务。（4）行政相对人权利可以由行政相对人自由放弃。（5）行政相对人权利不具有个人独有性。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每个具体的相对人共同地、平等地能对行政主体具有的权利，即使他们属于广泛相对人中某一类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个人也是与他人一样共同、平等地对行政主体具有某种权利，因为大家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行政主体。

（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上的特征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等于行政相对人，他们要成为行政相对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这种资格就是行政法予以规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1）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公民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是所行政法赋予公民享有行政法上的权利和承担行政法上的义务的资格。（2）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行为能力。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法上的行为能力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以自己的行为行使行政法上的权利、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并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资格。

第一种是以行政主体作为义务主体，行政相对人作为权利主体的法律关系。在这种形态中，行政主体履行的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所有的公民应当履行的，如保护所有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第二种是以行政相对人作为义务主体，行政主体作为权力主体的法律关系。

（四）行为上的特征

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可以界定为：在国家行政行政活动过程中，由与行政主体对应的公民等一方所作出的、能产生行政法效果的各种行为之总称。[4]行政相对人行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相比较，有如下特征：（1）行政相对人行为的形式灵活。（2）行政相对人行为目的的多重性。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目的没有行政主体的行为目的单一，行政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预定的国家行政管理目标，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不能有属于自己或他人的特殊目的，也不能具有非目的性，否则将构成滥用职权。（3）行政相对人行为对行政主体没有直接的强制执行力。这是和行政行为相比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具有国家强制性，许多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直接的强制执行力，而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是个体行为，不具有对行政主体或他方的直接强制执行力，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如要强制执行，则必须借助一定的国家权力，如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权以及行政机关上级机关的监督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相对人行为没有法律约束力。行政相对人的合法行为由法律确认，即具有法律保障，具有法定的约束力。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人民日报，2004-04-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