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范文10篇

行政问责制范文篇1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行政首长问责制，是指县人民政府对县政府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主要领导（包括主持工作的副职领导）和各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第三条行政首长问责制依照行政机关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工作规则执行，坚持实事求是，权责统一，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对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在追究行政责任的同时，被追究对象应当主动纠正错误，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尽量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

第四条行政首长违反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要求，发生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和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造成重大失误的；

（二）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照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引发群体事件或导致群众集体上访闹事的；

（三）不顾本乡镇、本部门公共财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盲目投资兴建基本建设项目，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四）随意安排财政和各类专项资金或处置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第五条行政首长违法行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制定、与法律、法规或者上级政策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或者命令的；

（二）违法设定或者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越权批准土地征用、征收，违反规定划拨、出让、出租土地，擅自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强令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侵害农民合法土地承包经营自主权的；

（四）私设“小金库”，截留、滞留、挤占、挪用国债、救灾、扶贫、教育等财政专项资金的；

（五）违反规定干预建设工程、政府采购项目招标投标或者金融机构信贷活动的；

（六）干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或者干预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执法权并影响公正执法的；

（七）瞒报、谎报、虚报、迟报突发公共事件、重大安全事故、重大疫情或其他重要情况、重要数据的；

（八）重要政务不公开，重大承诺不兑现，政府采购和工程项目应公开招标而不实行公开招标的；

（九）因违法行政，严重损害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六条行政首长对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上级国家机关的决策和部署执行不力、效能低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对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不及时贯彻落实或者拒不执行的；

（二）对本级政府确定的工作任务目标、交办的事项，态度消极，措施不力，未在规定时间完成的；

（三）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者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及时改进，拖延懈怠、推诿塞责的；

（四）因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落实的。

第七条行政首长不认真履行职责，治政不严，监管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责任意识淡薄，管理措施不到位，导致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整体工作严重滞后的；

（二）未按照抗灾救灾、防治疫情的有关规定及上级要求和实际情况，及时、妥善、有效处理重大灾情、疫情和组织有关救援工作，或处置失当造成不良后果或重大损失的；

（三）因行政措施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群体人员闹事并干扰和影响了上级党委、政府部门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的；

（四）因疏于管理，致使机关工作人员2次以上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和失职、渎职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

（五）组织大型群众性活动，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第八条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四至第七条之外的其他违法违纪或不良行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应当问责的，依照本办法问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相应机关作出处理。

第九条对行政主要负责人的问责，由县政府常务会议或县长确定，也可根据其他县政府领导、上级或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投诉，新闻媒体曝光、工作考核评估结果以及实际工作情况启动问责程序。县政府办公室负责调查核实，在45天内写出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县政府，县政府视情况确定是否进行责任追究。如行政问责的方式涉及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的，按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办理。

第十条行政首长问责的方式分为：

（一）通报批评；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在县级新闻媒体公开道歉；

（四）诫勉谈话；

（五）给予行政处分；

（六）停职反省；

（七）责令其引咎辞职；

（八）建议免职。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合并使用。

第十一条经调查核实，其行政过失是因外部干预或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造成的，可免予责任追究。

第十二条行政问责调查处理实行回避制度。有关工作人员与行政问责对象有血缘、亲戚关系或者是问责案件的当事人，以及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县人民政府在作出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行政问责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问责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当事人，并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据，同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十四条行政问责当事人对问责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起15日内向县人民政府申请复查，县人民政府应在收到复查申请报告的30天内作出复查决定。其中对行政处分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在复查期间，不停止原处理决定的执行；复查中发现处理错误，应当及时纠正。

行政问责制范文篇2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相互问责,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因此，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

3、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责任范围是政府行政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全部责任，大体由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组成。在责任追究过程中，要避免以行政责任代替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做进一步划分，可分为五类：一是决策失误类，主要追究行政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的责任；二是违法行政类，主要追究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责任；三是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类，主要追究行政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四是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类，主要追究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五是治政不严、言行失检类，主要追究行政不作为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

4、行政问责的程序

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责"，严谨、合法的程序是公共行政问责制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包括两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问题做出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形式重在经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现重大行政事故时的责任追究式的问责，包括问责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问责后的救济等程序制度。

5、行政问责的结果

就是承担责任的种类与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行政处分,如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进行损害赔偿,行政人员违法造成的损害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二、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责任主体难以明确。

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真正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

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难以界定；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

第二、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

第三、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问责仅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对影响力、破坏力大的所谓"小事"却不问责。二是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三是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四是问责只是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五是问责仅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第四、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很不完善。虽然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比较有党的条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规,但这些规定大多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认定和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不够科学；问责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问责的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容易受个人好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责任追究弹性较大,存在畸轻畸重、责罚不相适应的问题。这种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行政问责,最终可能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第五，行政问责文化氛围没有形成。

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存在，使得很多官员思想深处依旧是官主民仆，官贵民贱，官贤民愚，也就造成了官员没有问责的习惯，老百姓因为"畏官""惧官"心理，而缺乏问责的勇气，从而缺少了行政问责任文化的根基与氛围。所以，在我国要追究权力者的责任，行使行政问责制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往往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种问责文化的缺失与落后也就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第六、行政问责的配套制度难以到位。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做到整体推进。当前由于配套制度还不完善、不到位,直接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贯彻落实。如行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被问责的行政主体救济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开始，还未真正成熟，因此，必须在实施进程中进一步完善，理论上深入探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和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使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要求落到实处，以促进政府行为更加规范，责任更加明晰，公信力更加提高。

第一、要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

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的职责权限，建立科学的岗位责任制，结合具体的工作部门明确问责范围、对象和条件，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对于党政交叉任职的情况,明确政府官员分工的同时,应该公布党委负责人的分工,并接受与政府官员同样的问责和追究；明确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确定接受问责的行政机关或其行政人员应该追究何种行政责任。

第二、完善异体问责。

积极推行和构建以人大为主导，司法机关、派、公民团体、新闻媒体、公民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协调的异体问责体系。首先，强化人大的监督制约职能。限制、减少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的比例；完善人大的质询、罢免和引咎辞职制度，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审查权。其次，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要增强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加快保障新闻自由报道的立法，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再次，要强化派、公民团体和公民个人对政府的监督。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公众参与机制，发挥其参政议政的职能。最后，加强党内监督，保障党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

第三、拓宽问责范围。

应关注百姓民生问题，突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将管理不善、政绩平平、用人失察、决策失误、行政不作为也纳入问责范畴；建立重大（下转第76页）（上接第74页）决策的执行跟踪制度；实行决策效果的评价制度；把对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的问责结合起来；问责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畴；不仅问行政责任，还要问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第四，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问责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有鉴于此，当条件成熟时应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只有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才能摆脱现有问责模式的缺陷，由人治型问责过渡到法治型问责。

第五，深化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化建设。

行政人员要将"以人为本"作为施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负责、强调民众参与；要积极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相结合，提高政府机关及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要重新审视权与法、与民、与责的关系，消除权大于法、权力只对上级负责、只热衷于权力而漠视责任等障碍。

参考文献：

[1]薛瑞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3）。

[2]方舒:关于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思考[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9）。

行政问责制范文篇3

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涵盖三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是行政监控机制的一种表现,主要是为实现行政本身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从问责对象和主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一种由政治理念、法律、规章所规定的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行政问责制”的重点是“问责”。在法治社会，权力意味着责任，职权意味着职责，有多少职权就要承担相应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职能部门有多大的权力就意味着对民众应有多大的责任担当，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就必须实现责任追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日常化。这既是公权力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方面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之前，行政问责基本上不存在于我国的政治制度当中。改革开放后，中央和地方陆续在行政问责方面展开了一些探索，在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行政问责的制度性文件。

2003年5月12日，中央颁布《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也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4年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4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权责统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向上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

2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不可否认，行政问责的推行带来了成效，机关的行政效率有了很大提升，行政监督发挥了作用，人浮于事的不良风气得到遏制。但是，行政问责在其推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①行政问责主体单一。一直以来，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总是局限于同体问责，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首长（省长、市长）或上级行政主管机关。而对于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异体问责主体的规定则十分缺乏，目前，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对于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政协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制等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的异体问责制度基本上没有涉及。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制度设计，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行政问责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②行政问责客体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各地方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中只将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纳入行政问责的对象。而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没有纳入行政问责法律中，而是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的条例予以规定，造成不同标准的行政问责。其次，行政问责对象与主体不能相对应。目前看来，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三大类。这三类客体与行政问责的三个主体并不是对应关系，而是交叉关系。换言之，行政问责的每个客体都要接受来自于不同问责主体的问责与监督。这样既浪费了行政资源，也降低了问责的效率。

③行政问责方式的不恰当。首先，行政问责是政治问责，而从一定层面上看，政治责任即为宪法责任，但在现在的行政问责中，我们很少甚至是没有看到《宪法》被运用到问责中，很少看到人大及其常委会参与到行政问责当中。其次，对各行政问责方式适用的范围没有做具体规定。当前，各地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基本上只给出了行政问责的几条方式，但是，具体到问责客体的哪些行政失职行为对应什么样的行政问责方式，在各地则没有做太多的规定。再者，对行政问责方式的规定模糊。各地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对行政问责方式基本上是作出一般性的规定，而没有解释问责方式的具体操作内容，容易造成问责流于形式。

④行政问责程序不健全。一方面，行政问责程序确认制度模糊。各地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给出行政问责程序在何时开始启动。一般的规定是由人民政府做出，或者是由行政首长（省长、市长）做出。这样一来，行政首长也就失去了其作为行政问责客体存在的意义，或者，可以这么说，行政首长处于行政问责的真空状态，只有他问责别人，却没有别的机关来问责他。另一方面，行政问责缺乏救济制度。现阶段，每出现一桩重大责任事故，党委、政府就会在第一时间出面追究责任，有时仅仅是为了“平民愤”找一些替罪羊来问责，这样就导致了不该被问责的被问责，而我国现在的行政救济无论是制度设计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都还存在种种不足，无法充分有效地保障这些人的合法权益。

3对改进行政问责制的一些建议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发现：行政问责并非简单的确定问责主体、客体，按事问责，它可以影响到涉及政府公信力、执行力、社会政治文明、政治管理制度再设计等。行政问责的开展无疑将实现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监控的愿景，推进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

①行政问责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变。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明确人大、政协（各派、无党派、工商联人士）、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个人在行政问责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保障。转变“人大、政协代表举举手、投投票、鼓鼓掌”的消极参政模式，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使其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每一次行政问责当中；鼓励各新闻媒体以其看待事物的敏锐性参与行政问责，提高行政问责的社会公信力；对广大人民的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民生问题，敢于接受群众代表的质询，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随着近年来政治文明建设，有关部门把群众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对话与协商、信息公开与权益保护取代了传统的堵、压、瞒，这表明相关部门处置理念正在发生转变。比如，在2008年11月发生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市委书记邀请重庆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为事件的妥善解决奠定了条件。

②明确行政问责客体。首先，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应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将党群机关与政府机关的领导者共同界定为领导者，纳入同一体系中，接受同样标准的行政问责；将各机关（包括党群系统）公务人员共同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之下，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其次，明确各行政问责客体与行政问责主体间的对应关系，尽量减少客体与主体间的交叉对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行政制度的优越性，以充足的行政资源来提高行政问责的效率。

③规范行政问责方式。第一，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行政问责即为宪法问责”的意识，提高宪法在行政问责当中的运用程度，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在行政问责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实现行政问责“异体问责”的同时，实现行政问责方式的科学性与规范性。第二，明确规定各行政问责方式适用的范围。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对问责客体的具体行政失职行为确定对应的行政问责方式。第三，必须对行政问责方式的内容加以明晰。根据不同地方、不同社会行为，各地可制定一些融合有地方实际情况的问责制度，对问责的方式作出具体解释，防止行政问责“走过场”。

④科学设计行政问责程序。提高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科学确定行政问责程序的启动时间，摒弃长期以来由政府机关行政首长签定的做法，将政府行政首长置于行政问责的有效管辖之下，杜绝真空状态的出现。这一措施在我国部分地区已逐步开展实施，2008年10月1日，中国首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生效。这是“首次进行集中、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有助于推动中国其他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步伐，为国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积累了经验”。另一方面，从行政问责制度与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间的衔接关系入手，明确行政问责的范围、对象等各因素，完善行政问责的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使行政问责救济制度趋向完善和健全。

参考文献：

［1］鲁丽莎.行政问责制之困境及对策探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8).

［2］陈静.试论行政问责制主体的界定[J].铜陵社会科学,2008,(1).

［3］普永贵.我国行政问责问题研究综述[J].行政论坛,2008,(4).

［4］姜裕富.论风险社会中的行政问责制[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8,(1).

［5］肖光荣.近年来国内政府官员问责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政治学研究,2007,(3).

行政问责制范文篇4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相互问责,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因此，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

3、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责任范围是政府行政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全部责任，大体由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组成。在责任追究过程中，要避免以行政责任代替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做进一步划分，可分为五类：一是决策失误类，主要追究行政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的责任；二是违法行政类，主要追究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责任；三是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类，主要追究行政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四是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类，主要追究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五是治政不严、言行失检类，主要追究行政不作为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

4、行政问责的程序

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责"，严谨、合法的程序是公共行政问责制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包括两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问题做出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形式重在经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现重大行政事故时的责任追究式的问责，包括问责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问责后的救济等程序制度。

5、行政问责的结果

就是承担责任的种类与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行政处分,如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进行损害赔偿,行政人员违法造成的损害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二、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责任主体难以明确。

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真正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

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难以界定；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

第二、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

第三、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问责仅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对影响力、破坏力大的所谓"小事"却不问责。二是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三是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四是问责只是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五是问责仅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第四、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很不完善。虽然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比较有党的条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规,但这些规定大多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认定和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不够科学；问责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问责的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容易受个人好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责任追究弹性较大,存在畸轻畸重、责罚不相适应的问题。这种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行政问责,最终可能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第五，行政问责文化氛围没有形成。

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存在，使得很多官员思想深处依旧是官主民仆，官贵民贱，官贤民愚，也就造成了官员没有问责的习惯，老百姓因为"畏官""惧官"心理，而缺乏问责的勇气，从而缺少了行政问责任文化的根基与氛围。所以，在我国要追究权力者的责任，行使行政问责制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往往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种问责文化的缺失与落后也就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第六、行政问责的配套制度难以到位。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做到整体推进。当前由于配套制度还不完善、不到位,直接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贯彻落实。如行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被问责的行政主体救济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开始，还未真正成熟，因此，必须在实施进程中进一步完善，理论上深入探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和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使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要求落到实处，以促进政府行为更加规范，责任更加明晰，公信力更加提高。

第一、要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

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的职责权限，建立科学的岗位责任制，结合具体的工作部门明确问责范围、对象和条件，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对于党政交叉任职的情况,明确政府官员分工的同时,应该公布党委负责人的分工,并接受与政府官员同样的问责和追究；明确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确定接受问责的行政机关或其行政人员应该追究何种行政责任。

第二、完善异体问责。

积极推行和构建以人大为主导，司法机关、派、公民团体、新闻媒体、公民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协调的异体问责体系。首先，强化人大的监督制约职能。限制、减少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的比例；完善人大的质询、罢免和引咎辞职制度，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审查权。其次，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要增强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加快保障新闻自由报道的立法，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再次，要强化派、公民团体和公民个人对政府的监督。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公众参与机制，发挥其参政议政的职能。最后，加强党内监督，保障党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

第三、拓宽问责范围。

应关注百姓民生问题，突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将管理不善、政绩平平、用人失察、决策失误、行政不作为也纳入问责范畴；建立重大（下转第76页）（上接第74页）决策的执行跟踪制度；实行决策效果的评价制度；把对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的问责结合起来；问责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畴；不仅问行政责任，还要问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第四，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问责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有鉴于此，当条件成熟时应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只有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才能摆脱现有问责模式的缺陷，由人治型问责过渡到法治型问责。

第五，深化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化建设。

行政人员要将"以人为本"作为施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负责、强调民众参与；要积极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相结合，提高政府机关及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要重新审视权与法、与民、与责的关系，消除权大于法、权力只对上级负责、只热衷于权力而漠视责任等障碍。

参考文献：

[1]薛瑞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3）。

[2]方舒:关于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思考[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9）。

行政问责制范文篇5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基本内涵；问题；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同时还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

一、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相互问责,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因此，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

3、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责任范围是政府行政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全部责任，大体由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组成。在责任追究过程中，要避免以行政责任代替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做进一步划分，可分为五类：一是决策失误类，主要追究行政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的责任；二是违法行政类，主要追究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责任；三是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类，主要追究行政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四是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类，主要追究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五是治政不严、言行失检类，主要追究行政不作为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

4、行政问责的程序

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责"，严谨、合法的程序是公共行政问责制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包括两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问题做出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形式重在经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现重大行政事故时的责任追究式的问责，包括问责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问责后的救济等程序制度。

5、行政问责的结果

就是承担责任的种类与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行政处分,如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进行损害赔偿,行政人员违法造成的损害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二、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责任主体难以明确。

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真正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

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难以界定；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

第二、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

第三、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问责仅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对影响力、破坏力大的所谓"小事"却不问责。二是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三是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四是问责只是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五是问责仅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第四、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很不完善。虽然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比较有党的条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规,但这些规定大多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认定和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不够科学；问责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问责的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容易受个人好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责任追究弹性较大,存在畸轻畸重、责罚不相适应的问题。这种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行政问责,最终可能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第五，行政问责文化氛围没有形成。

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存在，使得很多官员思想深处依旧是官主民仆，官贵民贱，官贤民愚，也就造成了官员没有问责的习惯，老百姓因为"畏官""惧官"心理，而缺乏问责的勇气，从而缺少了行政问责任文化的根基与氛围。所以，在我国要追究权力者的责任，行使行政问责制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往往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种问责文化的缺失与落后也就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第六、行政问责的配套制度难以到位。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做到整体推进。当前由于配套制度还不完善、不到位,直接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贯彻落实。如行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被问责的行政主体救济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开始，还未真正成熟，因此，必须在实施进程中进一步完善，理论上深入探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和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使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要求落到实处，以促进政府行为更加规范，责任更加明晰，公信力更加提高。

第一、要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

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的职责权限，建立科学的岗位责任制，结合具体的工作部门明确问责范围、对象和条件，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对于党政交叉任职的情况,明确政府官员分工的同时,应该公布党委负责人的分工,并接受与政府官员同样的问责和追究；明确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确定接受问责的行政机关或其行政人员应该追究何种行政责任。

第二、完善异体问责。

积极推行和构建以人大为主导，司法机关、派、公民团体、新闻媒体、公民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协调的异体问责体系。首先，强化人大的监督制约职能。限制、减少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的比例；完善人大的质询、罢免和引咎辞职制度，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审查权。其次，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要增强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加快保障新闻自由报道的立法，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再次，要强化派、公民团体和公民个人对政府的监督。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公众参与机制，发挥其参政议政的职能。最后，加强党内监督，保障党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

第三、拓宽问责范围。

应关注百姓民生问题，突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将管理不善、政绩平平、用人失察、决策失误、行政不作为也纳入问责范畴；建立重大（下转第76页）（上接第74页）决策的执行跟踪制度；实行决策效果的评价制度；把对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的问责结合起来；问责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畴；不仅问行政责任，还要问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第四，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问责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有鉴于此，当条件成熟时应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只有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才能摆脱现有问责模式的缺陷，由人治型问责过渡到法治型问责。

第五，深化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化建设。

行政人员要将"以人为本"作为施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负责、强调民众参与；要积极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相结合，提高政府机关及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要重新审视权与法、与民、与责的关系，消除权大于法、权力只对上级负责、只热衷于权力而漠视责任等障碍。

参考文献：

[1]薛瑞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3）。

[2]方舒:关于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思考[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9）。

行政问责制范文篇6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行政首长问责制，是指市人民政府对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包括主持工作的副职)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予以追究责任的制度。

第三条行政首长问责坚持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行政首长违反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要求，发生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涉及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和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造成重大失误的；

(二)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照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引发群体事件或导致群众集体上访的；

(三)不顾本地区、本部门公共财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盲目投资兴建基本建设项目，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四)随意安排财政和各类专项资金或处置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五)因决策失误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生态环境破坏或者不良影响的；

(六)其他需要追究决策失误责任的。

第五条行政首长违法行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制定、与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政策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或命令的；

(二)违法设定或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越权批准土地征用、征收，违反规定划拨、出让、出租土地，擅自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强令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侵害农民合法土地承包经营自主权的；

(四)私设“小金库”，截留、滞留、挤占、挪用国债、救灾、扶贫、教育等财政专项资金的；

(五)违反规定干预建设工程、政府采购项目招标投标或金融机构信贷活动的；

(六)干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或干预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执法权并影响公正执法的；

(七)瞒报、谎报、虚报、迟报突发公共事件、重大安全事故、重大疫情或其他重要情况、重要数据的；

(八)违反规定实行地域、行业封锁或实行歧视性待遇，或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行为不依法严格追究，甚至纵容、包庇的；

(九)因违法行政，严重损害公共利益、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行政首长对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上级国家机关的决策和部署执行不力、效能低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不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影响和妨碍法律、法规正确实施，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的；

(二)对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不及时贯彻落实或拒不执行的；

(三)对本级政府确定的工作任务目标、交办的事项，态度消极，措施不力，未在规定时间完成的；

(四)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及时改进，拖延懈怠、推诿塞责的；

(五)因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给公共利益、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落实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行政首长不认真履行职责，治政不严，监管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未按照抗灾救灾、防治疫情的有关规定，及时、妥善、有效处理灾情、疫情和组织有效救援工作，处置失当造成不良后果或重大损失的；

(二)未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建立健全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或对重大公共安全、生产安全隐患不及时整治的；

(三)因行政措施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的；

(四)因疏于管理、处置不当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之外的其他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应当问责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九条问责信息来源：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署名的举报和申诉；

(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批示；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问责建议；

(四)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提出的问责建议；

(五)司法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六)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七)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

(八)其他问责信息来源。

第十条问责方式：

(一)限期整改；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或责令公开道歉；

(四)诫勉谈话或效能告诫；

(五)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六)责令停职检查；

(七)责令辞职；

(八)建议免职；

(九)构成违法违纪的，依法依纪追究法律责任、纪律责任。

前款规定的方式，可以单处或者并处。采用前款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方式问责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一条问责程序由市长或市长授权的副市长决定启动。根据有关信息来源，行政首长可能存在有应当问责情形的，由市监察局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二条市监察局依照《行政监察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开展调查工作，报告调查结果。需要问责的，提出具体建议；不需要问责的，提出终止问责建议。

第十三条市长或市长授权的副市长依据调查报告，遵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作出问责或不予问责的决定。

第十四条问责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当事人，同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送任免机关。

第十五条行政问责当事人对问责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查。但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复查期间，不停止原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十六条问责决定由市监察局负责拟制、送达。

第十七条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参照执行。

市属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问责，依照本办法执行。

中央及省驻宛单位行政首长发生本办法规定的问责情形的，由市人民政府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提出问责建议。

第十八条本办法由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①5

**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市行政首长问责制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行政问责制范文篇7

关键词：行政问责；现实困境；解决途径

2003年以来，由非典事件波及的“问责风暴”使有关问责制的研究“浮出水面”，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目的。在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的共同推动下，问责制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关注的内容是什么，是否恰当地反映了问责制推行中的困难，能否满足当前政府实践者推行问责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诸如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分析的主体。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行政问责制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即问责制的理论构建；问责制实施的现实困境；问责制现实困境的解决途径。

一、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构建

在某种程度上，问责制可以称得上“兴起”于非典事件，但是非典产生的对失职官员的责任追究只能说得上是产生“问责风暴”的导火索，即使没有非典事件，其它危机事件也会促进“高官问责”、“官员问责”等类似问责事件的发生。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撑，问责制只是与政府官员的失职失责行为有关，那么官员问责或行政问责注定只能是一种“运动式”或“暴风骤雨式”，倘若政府没有失职失责行为或者失职失责行为没有被发现，那么问责程序就不需要或者无法启动了。因此，要将政府问责制常规化和制度化，首先就需要探讨问责制所蕴含的内部机理。对此问题，有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梳理。

黄健荣、梁莹（2004）认为问责制的理论基石主要有三种：主权在民和平等正义是建构问责制政府的根源性学理和法理依据，基于这样的理念,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必须公正平等地为公民服务。但是，主权在民思想只是从政治逻辑层面论证了对政府官员问责的必要性，这种政治逻辑在实践中是如何表现的呢？委托关系能够较好地揭示这种主权在民的本质。主权在民实际上意味着公民和政府官员间建立了某种委托关系，鉴于委托方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作为委托人的公民需要设计相应的制度来约束政府官员的权力，使其对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减少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机会。既然这样，如何从源头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及其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呢？在他们看来，制度主义较好地回答了该问题。作为约束人类行为及相互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规则，鉴于政府权力的强制性、破坏性等方面的特点，人们迫切地需要明晰和有效的制度来对政治行为者的利益关系、对政府及其机构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责关系予以规制，并且以明确的游戏规则来确保这样的规制得以实施。

张贤明（2005）则较为细致地从政治逻辑层面上论证了官员问责的必然性。在他看来，主权在民的思想确立了授权与被授权、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意味着公民代表在获得公民授权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对公民应尽的责任。除此以外，官员问责还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是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问责的目的就是重新规范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平衡。

阮爱莺（2006）从具体从委托理论的角度阐释了问责制的内在必要性，在她看来，问责制就是理性的委托人试图控制理性的人从而使人遵从委托人的意愿和期望的一种外部约束机制。

周亚越（2006）进一步拓宽了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石，除了主权在民和委托理论以外，还从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善治理论中审视了行政问责制产生的内在根源。他认为，交易成本理论能从政治成本、管理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视角对问责制何以须为及何以可为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二、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

就行政问责制实施而言，官员问责并不是一种新生事物，在2003年非典之前，中央政府就专门出台了有关追究政府官员责任的相关政策文件如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追究公务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制度措施也散见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之中，只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约束，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并没有过多地重视这些政策文件和制度规定对追究政府官员责任及其行为的影响罢了。与其说非典事件促使了行政问责制的产生，倒不如说非典事件的影响力使行政问责制从“后台”走向“前台”。即使从2003年算起，行政问责制也大体上已经运行了三年，行政问责的实施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对行政问责制的带来了何种影响等实践问题也不乏关注的眼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文献都给予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毛寿龙（2005）认为行政问责实施中存在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不强的问题，并将当前问责制的特征归纳为“行政性问责”，即问责的依据是行政性，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意愿和意志、被问责的下级官员在问责过程中总是处于十分消极被动的地位。

王学军（2005）将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主要归纳为六个方面：政府职权划分的模糊性、问责主体间的权力冲突、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性、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缺失性、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奎发行以及公共行政文化的滞后性。

周亚越（2005）具体从法律层面上探讨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法律缺失问题。她认为，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全国范围看，行政问责制度只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法律；从法的形式看，行政问责制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而不是全国性的法律；从内容上看，已有的行政问责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如问责事由的规定不够具体、问责责任形式的规定不够全面等。在她看来，我国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大多都是在行政层面上进行的，没有做到科学化、经常化、法律化。

刘军宁（2004）从实践层面描述了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三个主要误区，分别是把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引咎辞职；把问责制理解为上问下责；把问责制看成是上级对下级某个已知的具体过程的惩罚。

三、行政问责制现实困境的解决对策

诸多研究者的分析表明，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无形中约束了行政问责制的效果以及政府官员对行政问责制的态度，倘若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纠正，那么行政责任的追究就无从谈起了。有鉴于此，研究者们遵循各自的研究思路提出了相对应的解决措施。

毛寿龙（2005）认为要想解决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必要推动行政问责制从“行政性问责”转变为“程序性问责”。在他看来，相对于“行政性问责”而言，“程序性问责”是依据法律进行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都非常具体明确，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性文件或临时性的行政决策。在权力配置方面和责任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官员不是消极等待上级的问责，而是积极维护自身权益，主动为自己进行辩护。

张创新、赵蕾（2005）认为，我国行政问责要想从“新制”走向“良制”，需要加强三个方面的制度设计。首先是行政责任的确定，包括是否追究行政责任、追究谁的行政责任，以及追究何种行政责任三方面的判断与确定。其次是行政责任的追究，它是行政问责制度价值实现的运行保障和践行归宿。在行政责任追究中，要具体把握好对引咎辞职者责任追究的“度”，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将引咎辞职当作逃避责任的“挡箭牌”。最后要考虑行政问责的救济问题。在行政问责中，除了追究责任者的相关责任以外，防止因责任追究失误而导致的对政府官员正当权益的侵犯以及被问责官员的生活保障等问题也应该纳入行政问责制的制度设计之列。

顾杰（2004）认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要转变理念构建新的官场文化，树立“民为本”、“无为就是过”、“当官有风险”以及“有权必有责”的观念。第二，健全法律与制度，通过制度的健全实现问责制的刚性化、细化和可操作性，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第三，推行与行政问责制实施相关的配套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官员民主选举范围等。第四，要借鉴经验，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赋予公民启动问责程序的权利等。

丁先存、夏淑梅（2006）从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完善民主问责制度和正当程序的角度分析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制度选择问题。在他们看来，应该健全行政问责的制度体系，防止以行政责任追究代替法律责任的追究。在问责过程中，要突出异体问责的重要性，排除同体问责产生的人为干扰现象。应该通过完善行政问责的程序，将问责纳入法治化轨道，赋予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四、基本评价

毫无疑问，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制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较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1）较为翔实地梳理了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石，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找到了理论支撑。（2）提出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这两种基本的行政问责类型，前者是指行政系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问责，后者则是行政体系之外的问责主体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并具体分析了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其意义。（3）从理论层面拓宽了行政问责的范围，认为行政问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重特大安全事故和典型性行政失职失责行为的责任追究，还应该将“无所作为”也纳入行政问责的范畴。（4）澄清了行政问责制当中的一些误区，尤其是对引咎辞职的理解，认为不应该将引咎辞职简单地等同于行政问责，应该较为人性化地看待引咎辞职者，将引咎辞职纳入制度化的运作空间。不仅如此，研究者并没有满足于泛泛地从技术层面谈论行政问责制的意义，而是从治道变革、责任政府构、有限政府构建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探讨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及其制度化对政府治道变革产生的各种影响。

尽管如此，当前的行政问责制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定不足之处，重复性研究在所有的研究文献中所占比例较多，这表明研究者们还不善于借鉴和吸收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本，知识本身的积累和传承仍然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发扬。因此，从进一步推动行政问责制研究的角度出发，本文除了介绍当前行政问责制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研究成果以外，还需要稍微剖析行政问责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行政问责制研究的深入和避免无效和重复性的研究努力。第一，行政问责制的性质还有待近一步明确。现有的大多数行政问责制都将行政问责制等同于责任追究制度，认为行政问责是指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它包含明确权力,明晰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质询、弹劾、罢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化的“吏治”规范（顾杰，2004）。将行政问责简单地等同于责任追究，意味着将行政问责的目的简单化，实际上，行政问责并不仅仅是让政府官员事后为其行为承受相应的责任和成本，最大可能地让政府官员将其行为导致的社会成本“内部化”，缩小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成本收益之间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时刻提醒政府官员注意自己的言行，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就此而言，行政问责制的重心不应该仅仅放在“责任追究”方面，而是要注重“责任预防”，而要有效地防止相关责任的发生，就需要实行“经常性问责”。“经常性问责”意味着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立法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公众等）经常性的质询、停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询问要做出及时而令人满意的答复等等（胡润忠，2006）。既然行政问责制也是一种“经常性问责”，那么如何从制度层面上保障这种“经常性问责”行为的落实呢？

第二，行政问责制研究的理论视角还较为单一。虽然从理论渊源来看，政治民主理论、委托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均可以为推行行政问责提供理论基础，但是大多数研究文献主要是从政治民主理论的角度谈论行政问责制的作用及其效果，较少地从经济理论如委托和交易成本理论层面谈论行政问责制实施的经济意义和目的，如行政问责制究竟减少了谁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类型表现为哪些？显而易见，政治和经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从政治角度而言，有着积极影响的行政问责制可能并不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换句话说，行政问责制对政治效率的追求可能会以损害经济效率为代价。就经济效果而言，行政问责制试图使政府官员不当行政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提高政府官员因不当行政行为而应承受的惩罚成本，从而使政府官员从不当行政行为中无利可图。程启智（2005）是为数不多地从经济层面分析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者，他主要从健康和安全监管领域，剖析了行政问责制对政府履行健康和安全监管职责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行政问责者对健康和安全监管官员的影响还要取决于监管官员的行为动机和政治追求。

第三，行政问责制中的对话不多。行政问责制既是一种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是一种实践层面的践行，既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需要和存在。因此，理论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中西方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对于构建和完善行政问责体制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种对话，研究者的研究就更加有针对性，而不是沉迷于“理想世界”的构思，其设计的制度蓝图也更加有针对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比如，现行的完善行政问责体制的制度变革路径是否应该具有变革的时间表，哪些制度变革是短期内较为容易推行的，哪些还有待长时期的思考。理论研究者的制度变革路径是否满足了政府实践者的需要，而政府实践者采取的一些制度变革措施是否能够从理论研究者中找到理论支持。除了理论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以外，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也是必要的，只不过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香港地区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情况，似乎对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得尚不够，应该通过中西方对话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

第四，行政问责制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理清。根据宋涛（2006）的整理，现阶段的行政问责制研究的对象包括“问责制”、“官员问责”和“行政问责”等三种概念。这三种概念的指代范围显然有差异，“问责制”涉及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最广，从不同的理论支撑出发，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乃至第三部门都存在“问责”的需要和理由。“官员问责”和“行政问责”显然主要与政府部门有关，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各有优缺点。“官员问责”的指向似乎显得更加明确和不容易令人误解，“行政问责”则容易被认为只是要追究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不过，“行政问责”的内涵又显得比“官员问责”更为延伸。行政问责制研究对象的不统一进而影响到行政问责内涵的差异，有的研究者从同体问责的角度定义行政问责，有的则从异体问责的角度来理解行政问责。一言以蔽之，无论采取哪种概念及其内涵理解方式，研究者们都亟需在这方面取得共识和统一，这样才能够设计出更有效的制度变革方案和进行对话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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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创新、赵蕾.从“新制”到“良制”：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J].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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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胡润忠.探寻适合国情的公共行政问责制[J].学习月刊，2006（1）.

13、程启智.问责制、最优预防与健康和安全管制的经济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5（1）.

14、宋涛.西方现代行政问责体系及对我国行政问责建设的启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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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谭功荣.问责制：责任政府最基本的实践形式[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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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宗钱丁美琴.建构政府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2）.

行政问责制范文篇8

《暂行办法》规定,长沙市人民政府对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关、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

《暂行办法》规定,对行政问责对象的问责,由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其他市政府领导根据上级或同级党委、政府或人大常务委员会的要求,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投诉、新闻媒体曝光、工作考核评估结果以及实际工作情况提出;经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提出事实依据,由市人民政府进行责任追究。如行政问责的方式涉及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的,按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办理。

《暂行办法》规定,一旦行政人员工作出现失误,或其主管的部门出现失职,长沙市人民政府将依据事件产生后果的大小,对行政人员实施七种不同的行政问责,即责令做出书面检查;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通报批评;诫勉;责令辞职;给予行政处分;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并且,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独适用或者合并适用。

《暂行办法》还规定:市政府在作出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行政问责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问责处理应当制作书面决定送达当事人;处理决定应当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行政问责当事人对问责人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起15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核。在复核期间,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复核中发现处理错误,应当及时纠正。

[背景透视]

有学者曾言:“在中国当官是最少风险的。”[1]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并没有一套完备的行政责任制度,其主要表现是职位分类制度不完善、不科学,行政官员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尤其是责任主体不明确,责任归属不清晰,责任追究和责任处罚过程中非程序化和非理性的情感化现象比较严重,结果导致以下严重现象:

一是重权力轻责任。行政活动和行政过程主要表现为权力运作的单向运动模式,而行政责任仅仅是写在文件上,或是挂在行政领导者的嘴边上,一旦出现严重失误,往往是轻描淡写地作个检讨,或是抽象地分析客观因素就过去了,很少有实质性的追究和处罚,以至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四拍”领导:一拍脑门子就上一个项目,当着领导拍胸脯山盟海誓能干好,出了问题拍大腿——“真没想到”,然后拍屁股走人。

二是重态度轻处罚。传统文化中就一直流行重教轻罚的观念,体现出厚重的人情昧,反映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便是情感化的责任追究和处罚方式,即强调客观原因多一些而强调主观原因少一些;强调当事人的认错态度重要一些而对其处罚的力度则要轻一些;注重抽象的批评多一些而真正的追究和具体的处罚要少一些,其结果当然是一些行政领导者发生重大失职行为时,每每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终究平安无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责任、无风险运行的状态。

三是重过错处罚轻“无作为”处罚。由于行政责任未能与行政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行政责任既不明了,也不确定,行政责任的追究只能退到最后的底线:过错处罚。事实上,过去我们主要是靠监察部门按行政法规对行政官员进行监察处理,一般带有法律法规的处罚性,犯有严重过错才处理,而对“无作为”但不犯错误的行政官员则缺乏有效的约束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过便是功”甚至成为很多人的“为官之道”。一些行政领导者随心所欲,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家长制作风盛行,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也若无其事,甚至还趾高气扬:而另一些人则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凡事随大流,美其名曰人人负责,实际上无人负责,平平稳稳地工作,慢慢腾腾地升官。这两种类型的“官”虽然“风格”迥然,但其感觉却是殊途同归:“中国的官好做!”这种现象早已为我国的老百姓“千夫所指”而不堪容忍,正在建设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是迫切要求尽快从根本上根除这一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问责制相继在长沙、南京、成都和山东等地出台了。

[理论分析]

行政问责制突出了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这是行政管理活动的一个基本规律。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行政领导者的职责和其行政职位、行政职权是统一的。行政领导者要有行政职位,即行政领导者在国家行政领导机关中所处的法律地位和担任的行政领导职务,这是行政领导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前提。行政领导者要有行政职权,即来自于行政职位的权力。它是由法律规定的权力。它是行政领导者履行职责的必要依据。行政领导者要履行行政领导职责。行政领导者在国家行政机关中处于一定的职位,具有一定的职权,就要承担国家委托的一定的工作任务,并对国家负有责任,这就是行政领导者的行政领导的职责。(2)行政责任和行政权力是对等的、平衡的。

责任和权力是行政组织中两个基本概念。行政责任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应承担的义务及其后果。行政权力是指国家赋予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和完成行政任务的权力。在设置行政组织时,既要明确规定每一管理层级及其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又要赋予其完成职责所应有的行政管理权力。责任和权力必须是对等的、平衡的,即一个行政组织所承担的责任越大,其拥有的行政权力则应越大,如果有责无权,或行政权力过小,行政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受到束缚,也不可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反之,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就会造成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瞎指挥,产生官僚主义等现象,给国家行政管理带来损害。(3)

履行行政领导职责,是行政领导者含义的实质和核心。作为领导者,责任是第一位的,权力是第二位的。权力是尽责的手段,责任才是领导者的真正属性。列宁指出:“管理的基本原则——一定的人对所管的一定工作完全负责。”[2](P554)行政领导者决不仅仅是掌权者、管人者,而首先是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以工作实绩和贡献来表明自己的责任心,表明自己对工作的胜任,否则就不是一个称职的行政领导者。

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admistrativeself-regulation),即行政自律机制。所谓行政自律机制,是政府凭借自身的行政权力所建立起的一种内部控制机制。从历史上看,即使在简单的政府体系之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或形式的内部约束的责任机制。在封建社会,也有“国王不能为非”(TheKingCanDoNoWrong)的普通法原则。现代政府发展的一个共同特征便是其内部控制机制比较发达、比较完备。这种内部的控制机制,是维护政府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低条件之一,它与政府其他负责控制机制(立法或司法控制)相比,具有一定优势,即监控的广泛性,它贯穿于政府行政活动的全过程。监控的全面性,它覆盖所有的行政行为;监控的及时性和灵活性,政府对其自身的违法行为和不当行为发觉最快,反映最迅速、直接;监控的经济性,政府所承担的监控成本较小[3]。应该说,行政问责制是一种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政府行政自律机制。它将在实现政府行政责任方面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行政问责制的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这是对行政责任的科学界定。为官就要做事。做什么事?怎样做事?我们比较习惯的思维方式是“做好事,做更多的事”。这显然是一种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价值追求。从表面看,由此而形成的行政责任似乎无比的大,而实际上这种行政责任往往会因为大得无人能够承担而变得事实上很小,也会因为模糊不清而变得实际上的极不确定,还会因为太神圣而变得华而不实、形同虚设。行政问责制是另一种思维方式,它的回答是“做应该做的事,不要做坏事”。这种价值追求看起来定位很低,但却是科学的。首先,从职位分类制度来看,它的本质就在于要求处于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上的行政官员“做应该做的事,不做坏事”,只要这样,整个行政系统才能发挥它的整体功能,完成其组织任务;其次,从活动行为的可控性来看,“做好事、做更多的事”属“无限可加”模型,变数很大,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既缺乏可控性,也没有可操作性。而“做应该做的事,不做坏事”则属“无加减”模型,变数很小,可控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孰优孰劣,不仅明了,而且十分确定。以此作为价值追求的定位,我们才能对整个行政活动和行政过程实行有效的科学管理。我们当然要追求卓越,但我们也只能理性地选择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先坚守住“做应该做的事,不做坏事”的底线,再向“做好事,做更多的事”递进。

行政问责制将着力强化“无功便是过”的新的为官之道。传统的行政体制为何效率低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看,主要是传统的行政体制缺乏真正的竞争机制,行政官员在工作中的能力和水平的竞争很难得到制度性的支持和肯定,其差异也很难体现出来,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行政体制对行政官员的约束只能向消极的方面倾斜,注重和强调过错处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无过便是功”的制度导向;从主观上看,主要是很多行政官员消极地把“无为”作为自己的为官之道,信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传统观念,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凡事不是往前冲,而是环顾左右,只求稳妥,安生立命。作为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将从根本上迅速矫正这种被扭曲的“为官之道”,重构行政官员健康的“功过观”。行政问责制强调了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性和不可分离性,强调了岗位职责作为约束、考核行政官员之标准的至上性和绝对性,并突出了主要领导干部的问责责任,以促使他们按照行政管理权限,层层实行问责制。行政问责制清清楚楚告诉了各级领导干部:为官就要做事,做事就要负责。行政官员不仅要克制自己不滥用权力,还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所肩负的重任,在工作中行动迅速,措施果断,尽职尽责。否则将立刻面临撤职罢官。无功便是过,“无作为”者必须下岗。随着问责制成为一个制度化、经常化的考核程序,必将大大拉近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大大提升政府形象,加快推进塑造出一个高效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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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张成福·责任政府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

行政问责制范文篇9

（一）推行行政问责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按照现代宪政理论和主权在民的原则，人民给政府授权，政府给官员授权，官员对人民及其政府负责，政府通过官员向人民负责。我国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也受它监督。因此人大是各个由它选举产生的机关最重要的监督主体，人大通过行使质询权和特定问题调查权，以罢免和撤职的方式实施问责。建立行政问责制，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和形式。依法行政的本质特征是行政权的形成和运用均受法治的支配，实现权、责、能的统一。

（二）推行行政问责制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就要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求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就要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根本着眼点和目的。各级政府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力，掌握着大量公共资源，处于经济社会管理者的特殊地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就是要落实责任，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责任保障。

（三）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严格执行纪律、追究责任、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需要

行政问责制实施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从全国范围来看，近几年国家特别加大了对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责任人，对违反财经纪律、组织人事纪律的责任人，对侵占群众利益的责任人，对弄虚作假的责任人的严肃查处。通过对这些问责案件的查处，加大了对官员的约束和监督，促进了官员真正对权力负责，减少了工作中的过错和失误，提高了各级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二、行政问责制的由来

行政问责制是对国家公务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玩忽职守而使国家、法人或公民的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了国人关于行政问责制的关注。从西方国家看来，行政问责是一种公共问责、民主问责，其实质是政治权力控制的一种方法，就是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对其行动负责。行政问责的对象，从狭义上理解，是各级政府和政府的组成部门，以及各级政府和政府组成部门的授权部门；从广义上理解，行政问责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公务员，即所有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与人员都应该成为行政问责的对象。

三、行政问责制的实施现状

（一）建国以来的问责实例

在中国，依照现代政治责任理念建立行政问责制，无疑将对传统的“官本位”观念和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一般认为，我国大范围的行政问责始于2003年我国的“非典”危机。就行政问责制建立的目的来论，从时代背景上而言，则主要是出于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出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法治精神以及维护群众利益的需要；从行政问责功能上说，则大致可归纳为3个方面：一是事后惩戒；二是事前预防；三是警示教育。

（二）当前行政问责制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的行政问责在理论、实践和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均有了明显发展。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及“以人为本”治国思想的提出和实践，行政问责制从中央到地方依次展开，力度和范围逐级增大。不但中央制定了行政问责制的各种细则，很多地方政府也根据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地制定了行政问责的具体规则，并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效。但是，由于我国的各种制度尚处于完善阶段，行政问责制也不例外。因此，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1.行政问责执行主体不够丰富

当前，行政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行政系统的内部问责。主要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纪检部门、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等上下级之间，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会存在官官相护的现象，难以实现真正的问责。

2.行政问责监督主体没有真正落实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政府的行政问责监督主体包括各级人大，各派，各家新闻媒体及人民大众。虽然法律赋予了上述主体行政问责监督的权利，但是从实际实施来看，很难真正落实。以人大对政府官员的问责为例，从法律角度而言，人大代表有宪政权威上的质询权，但在全国各地的政治实践中，官员的任命、行政部门的施政很少真正向人大负责。同时，人大行政官员的失职和违法行为也很难追究责任。

3.权责界定不明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部分职责划分不够清楚，权限或重叠或空缺，导致重大问题出现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脱责任，难以确定到底问谁的责。在部门内部，上下级之间及现部门和前部门之间的权利与责任也难以界定。而且，当前出现了“齐抓共管、集体决策”的现象，难以确定真正的责任承担者。

4.缺少法律细则支撑

我国的很多法律和制度还在不断完善，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没有走上程序性问责的轨道，目前的问责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运动式的问责、政策性的问责和人治式的问责。

5.问责事项过于避轻就重

当前的行政问责事项主要集中在安全事故领域和重大经济责任领域的人命关天的大事、造成损失极为严重的明显过失和造成影响极其恶劣的事故，而对于那些损害政府声誉、破坏政府形象的行为很少问责。

6.问责信息不透明

政府信息透明化是一个民主政府的重要举措。随着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政府也在尝试政务公开，但是绝大部分的信息是不透明的，导致搜集相关的问责信息变得非常困难。

四、完善当前行政问责制的建议

针对当前行政问责方面出现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行政问责制范文篇10

关键词：行政问责；现实困境；解决途径

2003年以来，由非典事件波及的“问责风暴”使有关问责制的研究“浮出水面”，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目的。在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的共同推动下，问责制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关注的内容是什么，是否恰当地反映了问责制推行中的困难，能否满足当前政府实践者推行问责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诸如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分析的主体。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行政问责制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即问责制的理论构建；问责制实施的现实困境；问责制现实困境的解决途径。

一、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构建

在某种程度上，问责制可以称得上“兴起”于非典事件，但是非典产生的对失职官员的责任追究只能说得上是产生“问责风暴”的导火索，即使没有非典事件，其它危机事件也会促进“高官问责”、“官员问责”等类似问责事件的发生。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撑，问责制只是与政府官员的失职失责行为有关，那么官员问责或行政问责注定只能是一种“运动式”或“暴风骤雨式”，倘若政府没有失职失责行为或者失职失责行为没有被发现，那么问责程序就不需要或者无法启动了。因此，要将政府问责制常规化和制度化，首先就需要探讨问责制所蕴含的内部机理。对此问题，有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梳理。

黄健荣、梁莹（2004）认为问责制的理论基石主要有三种：主权在民和平等正义是建构问责制政府的根源性学理和法理依据，基于这样的理念,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必须公正平等地为公民服务。但是，主权在民思想只是从政治逻辑层面论证了对政府官员问责的必要性，这种政治逻辑在实践中是如何表现的呢？委托关系能够较好地揭示这种主权在民的本质。主权在民实际上意味着公民和政府官员间建立了某种委托关系，鉴于委托方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作为委托人的公民需要设计相应的制度来约束政府官员的权力，使其对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减少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机会。既然这样，如何从源头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及其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呢？在他们看来，制度主义较好地回答了该问题。作为约束人类行为及相互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规则，鉴于政府权力的强制性、破坏性等方面的特点，人们迫切地需要明晰和有效的制度来对政治行为者的利益关系、对政府及其机构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责关系予以规制，并且以明确的游戏规则来确保这样的规制得以实施。

张贤明（2005）则较为细致地从政治逻辑层面上论证了官员问责的必然性。在他看来，主权在民的思想确立了授权与被授权、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意味着公民代表在获得公民授权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对公民应尽的责任。除此以外，官员问责还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是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问责的目的就是重新规范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平衡。

阮爱莺（2006）从具体从委托理论的角度阐释了问责制的内在必要性，在她看来，问责制就是理性的委托人试图控制理性的人从而使人遵从委托人的意愿和期望的一种外部约束机制。

周亚越（2006）进一步拓宽了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石，除了主权在民和委托理论以外，还从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善治理论中审视了行政问责制产生的内在根源。他认为，交易成本理论能从政治成本、管理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视角对问责制何以须为及何以可为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二、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

就行政问责制实施而言，官员问责并不是一种新生事物，在2003年非典之前，中央政府就专门出台了有关追究政府官员责任的相关政策文件如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追究公务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制度措施也散见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之中，只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约束，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并没有过多地重视这些政策文件和制度规定对追究政府官员责任及其行为的影响罢了。与其说非典事件促使了行政问责制的产生，倒不如说非典事件的影响力使行政问责制从“后台”走向“前台”。即使从2003年算起，行政问责制也大体上已经运行了三年，行政问责的实施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对行政问责制的带来了何种影响等实践问题也不乏关注的眼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文献都给予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毛寿龙（2005）认为行政问责实施中存在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不强的问题，并将当前问责制的特征归纳为“行政性问责”，即问责的依据是行政性，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意愿和意志、被问责的下级官员在问责过程中总是处于十分消极被动的地位。

王学军（2005）将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主要归纳为六个方面：政府职权划分的模糊性、问责主体间的权力冲突、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性、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缺失性、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奎发行以及公共行政文化的滞后性。

周亚越（2005）具体从法律层面上探讨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法律缺失问题。她认为，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全国范围看，行政问责制度只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法律；从法的形式看，行政问责制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而不是全国性的法律；从内容上看，已有的行政问责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如问责事由的规定不够具体、问责责任形式的规定不够全面等。在她看来，我国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大多都是在行政层面上进行的，没有做到科学化、经常化、法律化。

刘军宁（2004）从实践层面描述了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三个主要误区，分别是把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引咎辞职；把问责制理解为上问下责；把问责制看成是上级对下级某个已知的具体过程的惩罚。

三、行政问责制现实困境的解决对策

诸多研究者的分析表明，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无形中约束了行政问责制的效果以及政府官员对行政问责制的态度，倘若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纠正，那么行政责任的追究就无从谈起了。有鉴于此，研究者们遵循各自的研究思路提出了相对应的解决措施。

毛寿龙（2005）认为要想解决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必要推动行政问责制从“行政性问责”转变为“程序性问责”。在他看来，相对于“行政性问责”而言，“程序性问责”是依据法律进行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都非常具体明确，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性文件或临时性的行政决策。在权力配置方面和责任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官员不是消极等待上级的问责，而是积极维护自身权益，主动为自己进行辩护。

张创新、赵蕾（2005）认为，我国行政问责要想从“新制”走向“良制”，需要加强三个方面的制度设计。首先是行政责任的确定，包括是否追究行政责任、追究谁的行政责任，以及追究何种行政责任三方面的判断与确定。其次是行政责任的追究，它是行政问责制度价值实现的运行保障和践行归宿。在行政责任追究中，要具体把握好对引咎辞职者责任追究的“度”，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将引咎辞职当作逃避责任的“挡箭牌”。最后要考虑行政问责的救济问题。在行政问责中，除了追究责任者的相关责任以外，防止因责任追究失误而导致的对政府官员正当权益的侵犯以及被问责官员的生活保障等问题也应该纳入行政问责制的制度设计之列。

顾杰（2004）认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要转变理念构建新的官场文化，树立“民为本”、“无为就是过”、“当官有风险”以及“有权必有责”的观念。第二，健全法律与制度，通过制度的健全实现问责制的刚性化、细化和可操作性，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第三，推行与行政问责制实施相关的配套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官员民主选举范围等。第四，要借鉴经验，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赋予公民启动问责程序的权利等。

丁先存、夏淑梅（2006）从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完善民主问责制度和正当程序的角度分析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制度选择问题。在他们看来，应该健全行政问责的制度体系，防止以行政责任追究代替法律责任的追究。在问责过程中，要突出异体问责的重要性，排除同体问责产生的人为干扰现象。应该通过完善行政问责的程序，将问责纳入法治化轨道，赋予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四、基本评价

毫无疑问，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制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较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1）较为翔实地梳理了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石，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找到了理论支撑。（2）提出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这两种基本的行政问责类型，前者是指行政系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问责，后者则是行政体系之外的问责主体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并具体分析了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其意义。（3）从理论层面拓宽了行政问责的范围，认为行政问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重特大安全事故和典型性行政失职失责行为的责任追究，还应该将“无所作为”也纳入行政问责的范畴。（4）澄清了行政问责制当中的一些误区，尤其是对引咎辞职的理解，认为不应该将引咎辞职简单地等同于行政问责，应该较为人性化地看待引咎辞职者，将引咎辞职纳入制度化的运作空间。不仅如此，研究者并没有满足于泛泛地从技术层面谈论行政问责制的意义，而是从治道变革、责任政府构、有限政府构建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探讨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及其制度化对政府治道变革产生的各种影响。

尽管如此，当前的行政问责制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定不足之处，重复性研究在所有的研究文献中所占比例较多，这表明研究者们还不善于借鉴和吸收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本，知识本身的积累和传承仍然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发扬。因此，从进一步推动行政问责制研究的角度出发，本文除了介绍当前行政问责制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研究成果以外，还需要稍微剖析行政问责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行政问责制研究的深入和避免无效和重复性的研究努力。

第一，行政问责制的性质还有待近一步明确。现有的大多数行政问责制都将行政问责制等同于责任追究制度，认为行政问责是指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它包含明确权力,明晰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质询、弹劾、罢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化的“吏治”规范（顾杰，2004）。将行政问责简单地等同于责任追究，意味着将行政问责的目的简单化，实际上，行政问责并不仅仅是让政府官员事后为其行为承受相应的责任和成本，最大可能地让政府官员将其行为导致的社会成本“内部化”，缩小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成本收益之间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时刻提醒政府官员注意自己的言行，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就此而言，行政问责制的重心不应该仅仅放在“责任追究”方面，而是要注重“责任预防”，而要有效地防止相关责任的发生，就需要实行“经常性问责”。“经常性问责”意味着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立法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公众等）经常性的质询、停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询问要做出及时而令人满意的答复等等（胡润忠，2006）。既然行政问责制也是一种“经常性问责”，那么如何从制度层面上保障这种“经常性问责”行为的落实呢？

第二，行政问责制研究的理论视角还较为单一。虽然从理论渊源来看，政治民主理论、委托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均可以为推行行政问责提供理论基础，但是大多数研究文献主要是从政治民主理论的角度谈论行政问责制的作用及其效果，较少地从经济理论如委托和交易成本理论层面谈论行政问责制实施的经济意义和目的，如行政问责制究竟减少了谁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类型表现为哪些？显而易见，政治和经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从政治角度而言，有着积极影响的行政问责制可能并不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换句话说，行政问责制对政治效率的追求可能会以损害经济效率为代价。就经济效果而言，行政问责制试图使政府官员不当行政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提高政府官员因不当行政行为而应承受的惩罚成本，从而使政府官员从不当行政行为中无利可图。程启智（2005）是为数不多地从经济层面分析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者，他主要从健康和安全监管领域，剖析了行政问责制对政府履行健康和安全监管职责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行政问责者对健康和安全监管官员的影响还要取决于监管官员的行为动机和政治追求。

第三，行政问责制中的对话不多。行政问责制既是一种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是一种实践层面的践行，既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需要和存在。因此，理论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中西方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对于构建和完善行政问责体制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种对话，研究者的研究就更加有针对性，而不是沉迷于“理想世界”的构思，其设计的制度蓝图也更加有针对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比如，现行的完善行政问责体制的制度变革路径是否应该具有变革的时间表，哪些制度变革是短期内较为容易推行的，哪些还有待长时期的思考。理论研究者的制度变革路径是否满足了政府实践者的需要，而政府实践者采取的一些制度变革措施是否能够从理论研究者中找到理论支持。除了理论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以外，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也是必要的，只不过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香港地区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情况，似乎对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得尚不够，应该通过中西方对话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

第四，行政问责制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理清。根据宋涛（2006）的整理，现阶段的行政问责制研究的对象包括“问责制”、“官员问责”和“行政问责”等三种概念。这三种概念的指代范围显然有差异，“问责制”涉及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最广，从不同的理论支撑出发，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乃至第三部门都存在“问责”的需要和理由。“官员问责”和“行政问责”显然主要与政府部门有关，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各有优缺点。“官员问责”的指向似乎显得更加明确和不容易令人误解，“行政问责”则容易被认为只是要追究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不过，“行政问责”的内涵又显得比“官员问责”更为延伸。行政问责制研究对象的不统一进而影响到行政问责内涵的差异，有的研究者从同体问责的角度定义行政问责，有的则从异体问责的角度来理解行政问责。一言以蔽之，无论采取哪种概念及其内涵理解方式，研究者们都亟需在这方面取得共识和统一，这样才能够设计出更有效的制度变革方案和进行对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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