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判范文10篇

行政审判范文篇1

关于行政审判法的制定经过、内容以及运用的实际情况，迄今为止我已经做过几次介绍。[⑥]在此，仅将1998年12月28日公布的、增加了改正内容的最新的行政审判法全部译出，作为资料刊载于此，并就其概要以及三次修改的内容作简单的介绍。

很难概括刚刚制定时的行政审判法的主要特色，但是要勉强列举的话，还是可以举出以下几点的：1、过去的诉愿委员会只不过是咨询机关，对国民权利利益的救济很不充分，所以法律将必定会设置于裁决机关中的行政审判委员会规定为议决机关，并要求裁决机关完全按照有民间人士参加的行政审判委员会做出的议决内容作出裁决（具体地讲，包括3类：即为了审理、议决中央行政机关所属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处分[⑦]而设置于各中央行政机关的中央行政机关行政审判委员会；为了审理、议决市、道所属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处分等而设置在各市、道的行政审判委员会；以及下述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2、对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各部长官=大臣）所作处分的审判，由属于国务总理的行政审判委员会（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议决；3、法律规定审判请求人有权取得作为被请求人的原行政机关的答辩书和证据材料、有权请求进行口头审理等，保障了请求人在程序上的权利。

之后，为了对实行10余年的过程中出现的运作上不完备的问题进行改善，韩国于1995年12月6日公布了修正后的法律，并于1996年4月1日起施行。

这一次法律修正的主要特色是：1、废止了中央行政机关行政审判委员会，将过去不服申诉由该委员会审理、议决变更为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议决；2、包括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在内，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中应有过半数的民间人士参加；3、过去，行政审判的审理是以书面审理主义为原则的，此次将其变更为口头审理主义和书面审理主义并用，而且，当事人申请口头审理的，原则上必须进行口头审理。

在经过此次修改之后，为了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提高行政审判委员会运作的效率性和专门性，韩国先后于1997年8月22日（同年10月1日起施行）和1998年12月28日（1999年3月28日起施行）公布了修改后的行政审判法。

1997年修改的主要内容是：1、增加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中委员的法定人数（将法定人数由30人变更为35人以内，常任委员由1人变更为2人），2、改善了执行停止的做法（将执行停止的申请对象由裁决机关改为行政审判委员会），3、引进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要求有关行政机关采取纠正措施的做法，即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认定作为行政处分根据的命令等由于在法令上没有根据等而存在显著不合理时，可以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对该命令等采取纠正措施，等等。

1998年法律修改的主要内容是：1、扩大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第5条第5款），2、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法定人数（将委员人数由35人变更为50人），3，在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中设置了小委员会，预先研究委员长指定的请求审判的案件（第6条之2第8款），4、不公开行政审判中委员发言等（第26条之2），等等。特别是，在此之前，比如对各地方矫正机关下属的教导所、各出入境管理机关下属的派出机构、各地方检察机关所属的地方机关等第一次地方行政机关下属的特别地方行政机关做出的处分不服的，作为其最近的上级机关的各地方矫正机关、各出入境管理署、各地方检察厅等的第一次地方行政机关是其裁决机关，在各自的裁决机关之下分别设置行政审判委员会，但是，由于修改后的法律将裁决机关变更为中央行政机关（比如法务部）（第5条第5款），所以行政审判的审理和议决变为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负责（第6条之2），结果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就扩大了。这样的第一次地方行政机关据说约有100多个。此次的修改废止了这些行政审判委员会，改为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和议决，对此，有人说“这是与所谓的缩小政府组织、强化高效率的政府政策相适应的结果，在提高行政审判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方面也意味着极大的进步”，[⑧]但是由于前往汉城的不便，难免也会造成居住在地方的请求人对口头审理的请求敬而远之。

第一章总则

（目的）

第1条本法的目的是，通过行政审判程序，对于因行政机关的违法或者不当处分以及其他公权力的行使等所造成的对国民权利或者利益的侵害进行救济，同时以期实现行政的合理运作。

（定义）

第2条本法所使用用语的定义如下所示。

（1）“处分”是指，行政机关所为的与具体事实有关的法律执行行为中，公权力的行使或者拒绝以及其他可视作该行为的行政作用。

（2）“不作为”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上负有义务对当事人的申请在相当的期间内为一定的处分，但是并未为之。

（3）“裁决”是指，对于行政审判的请求，第5条所规定的裁决机关依据行政审判委员会（包括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审理以及议决的内容作出的判断。

2、适用本法时，行政机关应当包括根据法令接受了行政权限的授权或者委托的行政机关、公共团体以及其他的机关或者私人。

（行政审判的对象）

第3条对于行政机关的处分或者不作为，可以根据本法之规定请求进行行政审判，但其它法律中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对于总统的处分或者不作为，不可以根据本法请求行政审判，但其它法律中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行政审判的种类）

第4条行政审判分为以下3类：

（1）撤销审判：请求撤销或者变更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处分的审判；

（2）无效等的确认审判：对于行政机关的处分有无效力或者可否存在请求予以确认的审判；

（3）义务履行审判：对于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的拒绝处分或者不作为，请求为一定行为的审判。

第2章审判机关

（裁决机关）

第5条对于行政机关的处分或者不作为，该行政机关最近的上级机关为裁决机关，但第2款至第5款规定的情形除外。

2、对于以下各项所规定的行政机关的处分以及不作为，由该行政机关担任裁决机关：

（1）国务总理、行政各部负责人以及总统直属机关的负责人；

（2）国会事务总长、法院行政处长、宪法法院事务处长以及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

（3）其他无主管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机关。

3、对于特别市市长、广域市市长或者道知事（包括教育监，以下相同）的处分或者不作为，由各主管监督行政机关担任裁决机关。

4、对于特别市市长、广域市市长或者道知事下属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其管辖区域内的自治行政机关的处分或者不作为，分别由特别市市长、广域市市长或者道知事担任裁决机关。

5、对于根据政府组织法第3条或者其他法律的规定所设置的国家特别地方行政机关（总统令规定的中央行政机关下属的国家特别地方行政机关除外）的处分或者不作为，由该国家特别地方行政机关所属的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担任裁决机关。

（行政审判委员会）

第6条为了审理和议决行政审判请求（以下称为“审判请求”），在各裁决机关（国务总理以及中央行政机关负责人担任裁决机关的除外）之下设置行政审判委员会。

2、行政审判委员会由15人以内的委员组成，其中含委员长1人。

3、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委员长由裁决机关担任，必要时可以由下属的公务员代行其职务。

4、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应当由该裁决机关在符合如下各项规定之一的人员或者下属的公务员中委托或者指名。

（1）有律师资格的人士；

（2）在高等教育法第2条第1项或者第3项规定的学校中担任或者曾经担任教授法律学等的副教授以上职务的人士；

（3）曾是行政机关4级以上公务员的人士或者其他有行政审判知识以及经验的人士。

5、行政审判委员会的会议由委员长以及委员长于每次会议召开时指定的6名委员组成，但是必须有4人以上是符合第4款各项规定之一的人士。

6、行政审判委员会进行议决应由第5款规定的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并由出席者过半数赞成方可作出。

7、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组织和运作、委员的任期和身份的保障以及其他必要的事项，由总统令予以规定。但是，第5条第2款第2项所规定的机关中，国会事务总长、法院行政处长、宪法法院事务处长、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下设的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相关事宜分别由国会规则、大法院规则、宪法法院规则、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规则予以规定。

（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

第6条之2为了确保国务总理以及中央行政机关首长作为裁决机关审理以及议决审判请求，在国务总理的管辖之下设置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

2、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由50名以内的委员构成，其中委员长1人，委员中常任委员在2人之内。

3、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委员长由法制处处长担任，必要时可由其下属公务员代行其职务。

4、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常任委员作为特别职务国家公务员，由法制处处长在3级以上公务员并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以及其他有丰富的行政审判知识与经验的人士中推荐，经国务总理同意后，由总统任命，其任期为3年，并可以连任一次。

5、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常任委员之外的委员，由符合第6条第4款各项规定之一的人士或者经国务总理在总统令规定的行政机关公务员中委托或者指名的人士担任。

6、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会议由委员长、常任委员以及由委员长于每次会议召开时指定的委员共9人组成。其中，符合第6条第4款各项之一的人士必须在5人以上。

7、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需有由第6款规定的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并有出席委员过半数赞成方可形成议决。

8、有必要事先研究委员长所指定的审判请求案件（以下称为“案件”）的，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可以设置小委员会。

9、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组织、运作以及委员的任期、身份保障等其他必要的事项，由总统令予以规定。

（委员的除斥、忌避、回避）[⑨]

第7条第6条规定的行政审判委员会以及第6条之2规定的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以下称为“委员会”）的委员，有以下各项情形之一的，应除斥于该审判请求案件（以下称为“案件”）的审理以及议决。

（1）委员、其配偶或者其前任配偶为该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在该案件中处于共同权利人或者义务人的关系中

（2）委员与该案件的当事人存在或者曾经存在亲属关系

（3）委员在该案件中提供了证言或者承担了鉴定工作

（4）委员作为人参与或者曾经参与了该案件

（5）委员曾参与了作为该案件对象的处分或者不作为

2、难以期待委员可以公正地参与审理以及议决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其忌避。此时，裁决机关（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为委员长）忌避的申请可以不经委员会的议决做出决定。

3、委员有属于第1款以及第2款规定的事由的，可以自行回避该事件的审理以及议决。

4、第1款至第3款的规定准用于并非担任委员但是参与案件的审理以及议决事务的职员。

（罚则适用中的公务员拟制）

第7条之2委员会的委员中有不属于公务员的，在适用刑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罚则时，视其为公务员。

（裁决机关的权限继承）

第8条裁决机关收到审判请求后，如因法令的修改废止或者第13条第5款规定的被请求人的更正决定，而丧失对该审判请求的裁决权限的，该裁决机关应当将审判请求书、相关文件以及其他资料转送有裁决权限的行政机关。

2、有第1款所规定的情形的，接到转送资料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事实通知审判请求人（以下称为“请求人”）、审判被请求人（以下称为“被请求人”）以及参加人。

第3章当事人以及关系人

（请求人适格）

第9条当事人对于处分的撤销以及变更有法律上利益的，可以提出撤销的审判请求。处分的效果因为期间的经过、处分的执行以及其他事由消灭的，因该处分的撤销仍有可以恢复的法律上利益的当事人，亦同样可提出请求。

2、当事人对于请求确认处分有无效力或者存在与否有法律上利益的，可以提出确认无效等的审判请求。

3、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拒绝决定或者不作为请求作出一定处分有法律上利益的，可以提出义务履行的审判请求。

（非法人的社团或者财团）

第10条非法人的社团或者财团中规定有代表人或者管理人的，可以以该代表人或者管理人的名义提出审判请求。

（选定代表人）

第11条人数众多的请求人共同提出审判请求的，可在请求人中选定3人以下的代表人。

2、请求人未根据第1款的规定选定代表人，而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劝告请求人选定代表人。

3、选定代表人可以各自为其他请求人做出与该案件有关的所有行为。但是，审判请求的撤回，必须取得其他请求人的同意。此时，选定代表人必须以书面证明其取得同意的事实。

4、选定代表人被选定后，其他请求人仅能通过该选定代表人作出与该案件有关行为。

5、已选定代表人的请求人可以在认为必要时，解任或者变更选定代表人。此时，请求人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事实通知委员会。

（请求人的地位继承）

第12条请求人死亡的，继承人以及根据其他法令继承与作出该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有关的权利或者利益的当事人，继承该请求人的地位。

2、作为法人以及第10条规定的社团或者财团（以下称为“法人等”）的请求人发生合并的，合并之后存续的法人等或者因合并而设立的法人等继承该请求人的地位。

3、有第1款或者第2款情形的，继承请求人地位的当事人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向委员会报告该事由，此时，该报告书中应当附有证明因死亡等而继承权利利益、或者合并的事实的文书。

4、有第1款或者第2款情形的，至当事人根据第3款的规定提出报告之前，对死亡人或者合并前的法人等所做出的通知以及其他行为，到达继承请求人地位的当事人之后，有着作为对此些当事人发出通知以及作出其他行为的效力。

5、受让与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有关的权利或者利益的当事人，经委员会的许可，可以继承请求人的地位。

（被请求人的适格以及更正）

第13条审判请求的提出应当以行政机关为请求人。但是，与该处分或者不作为有关的权限已由其他行政机关继承的，应当以继承该权限的行政机关为被请求人。

2、请求人错误地指定了被请求人的，委员会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据职权决定变更被请求人。

3、根据第2款的规定决定变更被请求人的，委员会应当将该决定正本送达当事人以及新的被请求人。

4、委员会作出第2款规定的决定的，视作当事人撤回对旧的被请求人的审判请求，而重新对新的被请求人提起审判请求。

5、审判请求提起之后发生第1款但书所规定的事由的，委员会可以依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决定变更被请求人。此时，准用第3款以及第4款的规定。

（人的选任）

第14条请求人在法定人之外，可以选任符合以下各项规定的条件的人士为人。

（1）请求人的配偶、直系尊亲属、卑亲属或者兄弟姐妹

（2）作为请求人的法人的管理人员或者职员

（3）律师

（4）其他法律规定的可以审判请求的人士

（5）不符合第1项至第4项的规定，但是得到委员会许可的人士

2、被请求人可以选任所属的职员或者符合第1款第3项至第5项规定的人士为人。

3、有第1款或者第2款规定的情形的，准用第11条第3款以及第5款的规定。

（代表人等的资格）

第15条代表人、管理人、选定代表人或者人的资格应当以书面予以证明。

2、代表人、管理人、选定代表人或者人丧失资格的，请求人应当以书面向委员会报告该事实。

（审判参加）

第16条与审判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或者行政机关，经委员会许可可以参加该案件的审理。

2、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与审判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或者行政机关参加该案件的审理。

3、第三人或者行政机关接到根据第2款的规定所发出的要求的，应当毫不迟延地通知委员会是否参加该案件的审理。

第4章审判请求

（审判请求书的提出等）

第17条审判请求书应当向作为裁决机关或者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提出。

2、行政机关未依照第42条的规定进行教示、或者错误地进行教示，请求人已经向其他的行政机关提出审判请求书的，该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的将该审判请求书送交有正当权限的行政机关。

3、行政机关根据第1款或者第2款的规定收到审判请求书，认为该审判请求有理由的，必须依照审判请求的主旨作出处分或者予以确认，并毫不迟延地将其通知裁决机关以及请求人。

4、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审判请求书之日起10以内将其送交裁决机关，但行政机关依照第3款的规定按照审判请求的主旨作出处分或者予以确认并将其通知裁决机关以及请求人、或者请求人依据第30条第1款的规定撤回审判请求的除外。

5、送交审判请求书的，即便审判请求书中未写明裁决机关或者书写错误，亦应当将其送交有正当权限的裁决机关。

6、根据第2款或者第5款的规定送交审判请求书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事实通知请求人。

7、根据第18条的规定计算审判请求期间时，当事人向第1款规定的裁决机关或者行政机关或者第2款规定的行政机关提出审判请求书的，视作提起审判请求。

（审判请求期间）

第18条审判请求应当自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处分之日起90天内提出。

2、请求人因天灾、地变、战争、事变以及其他不可抗力未能在第1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审判请求的，可以自该事由消灭之日起14日内提起审判请求。但是，自外国提出审判请求的，其期间应为30日。

3、自处分作出之日起经过180天的，不得提出审判请求。但是，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4、第1款以及第2款规定的期间为不变期间。

5、行政机关错误地教示了比第1款规定的期间更为长的审判请求期间的，当事人在该错误教示的期间内提出审判请求的，视作该审判请求在第1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

6、行政机关未教示审判请求期间的，请求人可以在第3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审判请求。

7、第1款至第6款的规定准用于无效等的确认审判请求以及对不作为的义务履行审判请求。

（审判请求的方式）

第19条审判请求应当以书面的形式提出。

2、对处分的审判请求必须记载以下各项规定的事项。

（1）请求人的姓名以及住所

（2）作为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以及裁决机关

（3）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的内容

（4）获知行政机关作出处分的日期

（5）审判请求的主旨以及理由

（6）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有无教示以及其内容

3、对于不作为提起审判请求的，在第2款第1项、第2项以及第5项规定的事项之外，还应当记载作为该不作为前提的申请的内容以及日期。

4、请求人为法人、或者审判请求由选定代表人或者人提起的，除第2项以及第3项规定的事项之外，还应当记载该代表人、管理人、选定代表人或者人的姓名以及住所。

5、第一款规定的文书上应当由请求人、代表人、管理人、选定代表人或者人签名盖章。

（请求的变更）

第20条请求人在不变更请求基础的范围之内，可以变更请求的主旨或者理由。

2、被请求人在请求人提出审判请求之后变更作为该对象的处分的，请求人可以根据该变更的处分变更请求的主旨或者理由。

3、请求的变更应当以书面的形式提出。

4、第3款规定的文书的副本应当送达其他当事人。

5、委员会认为请求的变更无理由的，可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不许可该变更。

（执行停止）

第21条审判请求不影响处分的效力、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进行。

2、裁决机关认为为了避免由于处分或者其执行、程序的继续进行而产生难以回复的损害且有紧急的必要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经过委员会的审理以及议决，决定全部或者部分地停止处分的效力、其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进行（以下称之为“执行停止”）。但是，停止处分的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进行可以达到目的的，不能停止处分的效力。

3、执行停止有可能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得为之。

4、裁决机关决定执行停止后，执行停止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或者停止事由消失的，依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经过委员会的审理以及议决，裁决机关可以撤销执行停止的决定。

5、当事人欲申请执行停止的，应当在审判请求的同时或者在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议决之前提出。欲申请撤销执行停止的，应当在执行停止决定作出之后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议决之前提出。并均应当在记载有申请的主旨以及原因的文书上，添付审判请求书复印件以及接受证明书，并向委员会提出。但是，审判请求已经在委员会审判之中的，不必添付审判请求书复印件以及接受证明书。

6、虽然有第2款以及第4款的规定，但是委员会的委员长认为若等待委员会审理并作出议决将有可能发生难以恢复的损害的，可以依据职权不经审理以及议决而作出决定。此时，委员长应当向委员会报告该事实，并取得追认。不能取得委员会追认的，裁决机关应当撤销执行停止的决定或者执行停止的撤销决定。

7、委员会就执行停止或撤销执行停止进行审理并作出议决之后，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内容通知裁决机关。此时，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告知当事人。

8、裁决机关接到委员会关于执行停止或者撤销执行停止的审理以及议决结果的通知的，应当毫不迟延地作出执行停止或者撤销执行停止的决定，并将该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5章审理

（向委员会移交等）

第22条行政机关依据第17条第4款的规定送交审判请求书或者依据第24条第1款的规定提交答辩书的，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案件移交委员会。

2、第三人提出审判请求的，裁决机关应当将其通知行政处分的相对人。

（补正）

第23条委员会认为审判请求不合法但是可以补正的，应当规定相当的期间，要求当事人补正。但是，补正事项轻微的，委员会可以依职权补正。

2、第1款规定的补正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作出。此时，该补正书应当按照当事人的人数添付副本。

3、委员会应当毫不迟延地将依照第2款规定提出的补正书副本送达其他当事人。

4、当事人作出第1款规定的补正的，视作自始提出合法的审判请求。

5、第1款规定的补正期间不算入第34条规定的裁决期间之内。

（答辩书的提出）

第24条裁决机关收到请求人依照第17条第1款的规定提交的审判请求书的，应当毫不迟延地将其副本送交被请求人，被请求人应当自收到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裁决机关提交答辩书。

2、被请求人按照第17条第4款的规定将审判请求书送交裁决机关时，应当附上答辩书。

3、第1款以及第2款规定的答辩书中应当写明处分或者不作为的根据以及理由，并针对审判请求的主旨以及理由作出答辩。

4、答辩书应当根据其他当事人的人数添付副本。

5、被请求人提交答辩书的，委员会应当将其副本送达其他当事人。

（主张的补充）

第25条当事人认为有必要补充审判请求书、补正书、答辩书或者参加申请书中主张的事实、再次反驳其他当事人的主张的，可以提交补充文书。

2、第1款中，委员会规定了补充文书的提出期间的，当事人应当在该期间内提交。

（审理的方式）

第26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就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进行审理。

2、行政审判的审理采取口头审理或者书面审理的方式。但是，当事人申请口头审理的，应当进行口头审理，委员会认为只能以书面审理的除外。

3、委员进行口头审理的，应当规定期日，传唤当事人以及相关当事人。

（发言内容等的非公开）

第26条之2委员会中委员的发言等公开后有可能损害委员审理、议决的公正性，且属于总统令规定的事项的，不予公开。

（证据文件等的提交）

第27条当事人可以在审判请求书、补正书、答辩书或者参加申请书中提出证明其主张的证据资料或者证据物。

2、第1款规定的证据资料中必须附有与其他当事人的人数相对应的副本。

3、委员会应当毫不迟延地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资料的副本送达其他的当事人。

（证据调查）

第28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案件进行调查的，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按照以下各项规定的方法进行证据调查。

（1）询问当事人本人或者作证人

（2）要求当事人或者相关当事人提交持有的文件、账簿、物件以及其他的证据资料，并予以扣留。

（3）命令有特别学识以及经验的第三人进行鉴定

（4）查证必要的物件、人、场所以及其他事物的性质与状况

2、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委托裁决机关的职员（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情况下为属于法制处的职员）或者其他的行政机关，实施第1款规定的证据调查。

3、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要求相关的行政机关提交必要的文件或者陈述意见。

4、第1款规定的当事人以及第3款规定的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诚实地应对委员会的调查或者要求，并予以协助。

5、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或者议决的审判请求，裁决机关可以提出意见书或者陈述意见。

（程序的合并或者分离）

第29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将相关的审判请求合并审理，或者将合并的相关请求分离审理。

（请求等的撤回）

第30条请求人在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裁决之前，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撤回审判请求。

2、参加人在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裁决之前，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撤回请求参加的申请。

第6章裁决

（裁决的程序）

第31条委员会终结审理之后，应当对该审判请求，就议决裁决内容作出议决，并将该议决内容通告裁决机关。

2、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依照第1款规定的委员会的议决内容，做出裁决。

（裁决的区分）

第32条审判请求不合法的，由裁决机关驳回该审判请求。

2、裁决机关认为审判请求没有理由的，驳回该审判请求。

3、裁决机关认为请求撤销的审判请求有理由的，撤销或者变更该处分，或者命令原行政机关予以撤销或者变更。

4、裁决机关认为无效等的确认审判请求有理由的，对处分效力的有无或者存在与否做出确认。

5、裁决机关认为履行义务审判请求有理由的，应毫不迟延地依照申请作出处分或者命令有关行政机关作出处分。

（事情裁决）

第33条裁决机关认为审判请求有理由，但是予以认可则显然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可以依照委员会的议决，裁决驳回该审判请求。此时，裁决机关必须在该裁决的正文中，明确指出该处分或者不作为违法或者不当。

2、裁决机关根据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裁决的，可以对请求人采取相当的救济方法，或者命令被请求人采取相当的救济方法。

3、第1款以及第2款的规定不适用于无效等的确认审判。

（裁决期间）

第34条根据第17条的规定，裁决应当在裁决机关或者作为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收到审判请求书之日起60日内作出。但是，有不得已的情形的，委员长可以依职权最多延长30日。

2、根据第1款但书的规定，延长裁决期间的，委员会应当在裁决期间届满7日之前，通知当事人以及裁决机关。

（裁决的方式）

第35条裁决以书面为之。

2、根据第1款规定作出的裁决书中应当记载以下各项所列举的事项，并且，明确写明裁决机关依照委员会的议决内容作出裁决的事实之后，应当签名盖章。

（1）案件编号以及案件名

（2）当事人、代表人或者人的姓名以及住所

（3）正文

（4）请求的主旨

（5）理由

（6）裁决的日期

3、裁决书所记载的理由中应当表明裁决机关的判断，以足以认定主文内容正当。

（裁决的范围）

第36条裁决机关不得对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或者不作为之外的事项进行裁决。

2、裁决机关不得作出与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相比，对请求人更为不利的裁决。

（裁决的羁束力）

第37条裁决羁束作为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相关行政机关。

2、裁决机关作出裁决，命令行政机关履行因拒绝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不作为而放置的处分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依照该裁决的主旨再次针对过去的申请作出处分。此时，该行政机关不作出处分的，裁决机关可以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规定期间，以书面的形式命令其更正，在该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裁决机关可以自行作出处分。

3、依申请的处分因为程序的违法或者不当而被裁决撤销的，准用第2款前段的规定。

4、裁决机关根据第2款后段的规定直接作出处分的，应当通知该行政机关。该行政机关接到通知的，应当将裁决机关所做的处分视作其做出的处分，并依照相关法令，采取管理、监督等的必要措施。

5、根据法令的规定而公告的处分被裁决撤销或者变更的，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公告该处分被撤销或者被变更的事实。

6、根据法令的规定而将处分告知处分相对人之外的利害关系人的，该处分被裁决撤销或者变更后，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处分被撤销或者被变更的事实告知该利害关系人。

（裁决的送达以及发生效力）

第38条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裁决书正本送达当事人。

2、裁决自依照第1款的规定送达请求人时发生效力。

3、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裁决书的副本送达参加人。

4、裁决机关依照第37条第3款的规定做出撤销裁决的，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裁决书的副本送达处分的相对人。

（再审判请求之禁止）

第39条就审判请求作出裁决的，不得对该裁决以及同一处分或者不作为再次提起审判请求。

第7章补则

（证据文书等的返还）

第40条裁决作出后，当事人提出申请的，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当事人根据第27条以及第28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提交的文件、账簿、物件以及其他证据资料的原本返还提交人。

（文书的送达）

第41条根据本法规定做成的文书的送达方法准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送达的规定。

（教示）

第42条行政机关以书面形式作出处分的，应当教示相对人可否就该处分提起行政审判、可以提起时的审判请求程序以及请求期间。

2、利害关系人请求行政机关教示该处分是否可以成为行政审判的对象以及可以成为行政审判对象时的裁决机关和请求期间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予以教示。此时，利害关系人请求书面教示的，行政机关应当以书面的形式作出教示。

（不合理法令等的改善）

第42条之2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以及议决审判请求时，认为作为处分或者不作为根据的命令等（指总统令、总理令、部令、训令、成例、告示、条例、规则等，以下相同。）没有法令上的根据、违背上位法令或者对国民增加了过渡的负担等，存在显著不合理的，可以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对该命令等采取改正、废止等适当的纠正措施。

2、接受第1款所规定的要求的相关行政机关，无正当事由的，应当服从该要求。

（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第43条对于行政审判，不得以其他法律规定不利于请求人的内容作为本法的特例，但有必要强调案件的专门性以及特殊性的除外。

2、以其他法律规定行政审判特例的，对于本法未规定之事项，亦应遵从本法之规定。

（权限的委任）

第44条本法规定的委员会权限中的轻微事项，可以根据国会规则、大法院规则、宪法法院规则、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规则或者总统令之规定，委任委员长予以行使。

附则

本法自公布之后经过3个月之日起施行。

[①]韩国自1984年废止旧的诉愿法、立行政审判法以来，在行政复议制度方面一直强调以独立性较强的机关处理行政复议案件，十几年来几经修改，日臻完善。毫不夸张地讲，在行政复议制度方面，韩国已经走在了东亚各国的前列。但是，国内对韩国法制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此次翻译本文，利用日文资料对其制度进行介绍，以期抛砖引玉，唤起学界对韩国法研究的重视。译者不通韩语，所译的也是日文原著，其中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译者注。

[②]本文的翻译得到了文章原作者、日本创价大学法学部教授尹龙泽先生的许可。文章原载于《创价法学》第28卷第1号（1998年10月）。为了将最新的信息介绍给中国学界，尹龙泽先生特地根据韩国行政审判法近期的修改，对原文作了详细的增补，对于其大力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译者注。

[③]译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④]该委员会系总务厅为了委托（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进行调查研究、而在该中心组织的。研究事项包括：1、对外国事后救济制度（行政不服申诉、行政苦情申请）的调查，2、对现行事后救济制度优点和问题点的研究，3、与事前程序、司法救济程序等的关系的研究，4、对审视事后救济制度的视点的整理等。自1996年10月至1998年6月，共召开了17次委员会会议，于1998年提出了报告书。

[⑤]笔者曾在事后救济制度调查研究委员会第2次委员会会议（1996年11月22日）上，作了题为《关于韩国的行政审判法》的简单报告。

[⑥]例如：①拙著《韩国行政审判制度的研究》（创价大学亚洲研究所、1996年）以及②拙稿《韩国行政审判制度改正的简单描绘-从诉愿法到行政审判法》（《创价大学创立15周年纪念论文集》，创价大学1985年）、③《日韩两国行政争诉制度改正的经过-从〈诉愿法〉到〈行政不服审查法〉和〈行政审判法〉》（《创大亚洲研究》第8号，1987年）、④《韩国行政审判法的特质与问题点》（《创价法学》第16卷第3？4号，1987年）、⑤《韩国行政不服审判法-解说与全译》（《创价法学》第28卷第1号，1998年）。并且，制定当时（1984年）的韩国行政审判法的全译文刊载于④论文之后，1995年修改后的法律的全译文刊载于①的著书之后，1997年修改后的法律的全译文刊载于⑤论文之后。

[⑦]原文中采用的“处分”这一用语，与我国“行政行为”的概念相当，为了尽可能保持原文意思，译文中仍采用“处分”一词，敬请读者谅解。译者注。

行政审判范文篇2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今年5月至8月对我市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进行调研，并选择、长宁和黄浦三区共同进行。此次调研的目的是了解本市法院开展行政审判工作的基本情况，并从侧面了解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行政的情况，发现行政审判工作和政府依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提高法院行政审判质量、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为配合搞好这次调研工作，区人大常委会积极准备，作了多项工作。一是成立10人组成的调研小组。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德华任调研小组组长，区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委主任赵毅锋任副组长，成员为市人大代表1人，区人大代表5人，区人大机关干部2人。二是制定调研方案。方案明确了调研的目的、内容、调研对象、方式和具体调研时间节点等。三是组织培训。根据市人大常委会要求，组织全体调研人员参加了市人大组织的行政审判知识培训，开展了旁听行政案件庭审的培训，并组织示范庭现场讲解。四是开展调研。共旁听区法院行政案件庭审6例，听取区法院关于我区近两年半来行政审判情况的专题汇报，召开行政法官、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和律师座谈会5个，组织专家阅看行政审判案卷16件。

二、我区行政审判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基本做法

（一）基本情况

两年多来，我区行政审判工作稳步发展，行政审判职能得到了较好发挥，保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年至年6月，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364件，已经结案359件，其中判决维持行政机关决定61件；判决驳回起诉72件，裁定驳回起诉88件；判决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25件，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5件，判决赔偿和判决确认违法各1件；撤诉99件，其中原告主动撤诉90件，被告改变行政行为后原告撤诉8件，视为撤诉1件；移送其它法院7件。

1近几年来行政审判工作呈现了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行政案件数量逐年上升，从年至年6月，平均每年上升10%左右，反映出群众法律意识增强、社会处于矛盾凸显期的特点。（2）受案范围不断扩大，案件覆盖领域越来越广。从过去的治安、土地等行政管理领域，扩大到企业改制、经济管理领域和社会管理领域，行政案件的类型已经发展到50多种。（3）新类型案件数量较多。如受理了要求政府信息公开、企业名称登记、税务举报提奖、撤销公证、行政监察奖励以及不服退学决定、颁发学位、学历证书等一系列新类型案件。（4）要求履行法定职责案件数量较多，占行政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说明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积极推进，行政相对人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敢于状告行政机关的法律意识大大加强。

2审慎审理行政案件，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稳定。我区法院严格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依法审理行政案件。对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给予维持和确认，对违法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或确认违法，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令履行法定职责。年至今年6月审结的案件中，维持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共61件，判决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25件，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共5件。通过行政审判，妥善化解了大量的行政纠纷，依法维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监督和支持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力促进了社会稳定。

3依法审查非诉行政案件，维护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威。随着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力度的加强，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的数量逐年增加。我区法院通过审查，对合法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裁定予以执行，对有明显违法和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裁定不予执行，既有力支持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在很大程序上避免了违法行政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造成的侵害，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自年来，共审查非诉行政执行案件264件，其中被不予执行或退回的共有13件。

4我区行政庭庭审规范，审判作风良好。从旁听庭审和召开座谈会情况来看，我区行政庭庭审较规范，庭审的每个阶段清楚完整；法官能较好控制庭审节奏，不拖沓；法官驾驭庭审能力较强，能够迅速正确归纳诉讼双方的争议焦点，并引导辩论；法官能够公正对待诉讼双方，做到耐心听取双方的陈述和意见，不偏袒任何一方；法官用语、着装等都很规范，展现了良好的法官形象。

（二）基本做法

1坚持“维护”与“监督”并举，“支持”和“制约”并重的指导思想。我区法院在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中注意体现和把握行政诉讼的特点，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特有原则和审判程序规范诉讼行为。在具体实施中，坚持“维护”与“监督”并举，“支持”和“制约”并重的指导思想，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和被告举证原则，明确原告行为的违法不等于被告的行为合法，原告不能举证被告行为违法，不等于可以免除被告应有的举证责任。

2采取多种措施，有效提升行政审判质量和效率。推行“精案精审”，选择一些典型的法律适用上有一定难度的案件，进行相关诉讼事宜并撰写案例分析，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试行“简案简审”，积极探索行政诉讼案件审理的简便程序，提高审判效率。完善对当事人的庭前诉讼指导，规范行政案件的流程管理。强化庭审功能。改革裁判文书，强化判决书中的论证说理以提高判决书的说服力。这些措施有效地提升了行政审判质量和效率，年以来，经二审被改判的案件数为6件，只占结案数的1.67%。

3抓好重点和新类型案件的审判，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依法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并依法大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认真、用心审理房屋动拆迁和有关规划案件，努力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推动城市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针对新类型案件适用法律难、处理争议大、社会关注多的特点，做到“四个精心”，即精心准备，精心开庭，精心合议，精心制作法律文书，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加强与行政机关的交流和沟通。我区法院注意处理好与行政机关诉讼内和诉讼外的关系。在诉讼中，法院对行政机关和其他当事人一视同仁，公正地处理好行政争议。在诉讼外，法院加强与行政机关交流沟通，以促进依法行政。一是法院与政府法制部门每年召开两次行政诉讼情况沟通会议，分管院长与行政审判庭全体同志参加，法院就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作专题通报。区政府每年举行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应诉培训班或典型案例剖析主动邀请行政庭法官参加。二是经常举办研讨会。近几年来我区法院行政审判庭与区政府法制办、区房管局、区环保局以及市规划局、市工商局等多个行政机关对一些难题进行专题研讨，共同提高对相关法律问题的认识。三是法院参与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房屋动拆迁法律咨询。两年多来，行政庭法官利用休息时间参与动拆迁法律咨询20余次，促进了动拆迁工作的依法进行。

5区人大、区政府重视和支持行政审判工作。近几年来，区人大、区政府从依法治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出发，非常重视和支持区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2002年区人大对区法院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情况进行了专题审议，年对行政审判庭庭长进行了述职评议，2004年对法院执行难问题进行了询问。区政府2004年制定了区《行政机关领导干部行政诉讼应诉工作规定》，要求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必须出庭应诉本机关当年发生的第一件行政诉讼案件，以增强依法办事和接受司法监督的意识。目前已有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区环保局、区卫生局的正职负责人和区司法局的副职负责人参加了行政诉讼的一、二审的开庭审理。区人大区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为我区行政审判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司法环境。

区法院也非常重视行政审判队伍的建设。目前行政庭7名工作人员学历均为本科以上，平均年龄35岁，审判人员的平均审判实践经历达到14年。同时，法院坚持开展严格的业务培训，如提高庭审驾驭能力、裁判文书制作能力、法律适用能力的进修和审判长培训、高级法官培训、WTO知识培训等，大大提高了法官的业务素质，为保证行政审判质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裁定驳回起诉案件的比例较高。两年半来裁定驳回起诉案件数为88件，占结案数的24.51%。驳回起诉的主要理由是不属法院受案范围、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被告的行政行为与原告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等。主要原因是当事人对行政诉讼的特点不够了解，现行的案件立审分离机制、立案审查控制不严以及吃不准案件先予受理的指导思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部分案件较难处理。一是房屋动拆迁案件开庭难，司法权威受到挑战。这类案件不仅开庭时间长，而且参加旁听的人员常常哄闹法庭，个别的甚至还辱骂法官和行政机关应诉人员，严重破坏了庭审秩序等。二是有些案件根据实际情况法院无法处理。如部分居民起诉要求拆除我区东安新村、江南新村成套改造房的案件，这类案件错综复杂，案件的处理涉及规划和业主的切身利益等，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最终也难以执行。三是个别有严重瑕疵的动拆迁许可和上访处罚行政案件，因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只能维持，但法律效果欠佳。

3新的法律法规大量涌现以及有的法律法规之间规定相互冲突给行政审判带来不利。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化，行政管理领域也不断拓宽，新的法律法规也随之增多，这一方面为行政审判提供了裁判依据，同时又因为新的法律法规配套解释没有及时出台，加上对某些条款的理解不统一，导致基层法官对这些法律法规的适用不知所措。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申请律师执照的法定条件只有三项：具有律师资格、实习满一年、品行良好。但司法部颁发的《兼职从事律师职业人员管理办法》对申请兼职律师执照却还增设了其他条件，如须在法学院校（系）、法学研究单位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人员、所在单位允许以及与律师事务所签订聘用协议等。

4行政法官队伍建设还需加强。在庭审驾驭能力、适用法律能力和制作判决书能力方面，法官的水平不够平衡，特别是在应付复杂庭审时，有的法官的应对能力较弱。有的法官庭审准备工作显得不足，对案情不太熟悉，询问不连贯。个别法官发问的声音较轻显得不够精神。个别法官庭审时使用带有铃铛的卡通笔，记录时发出声音使法庭不够严肃。个别案件行政机关适用法律依据错误导致二审时被改判。当庭宣判缺乏，这次调研旁听的6个行政案件，没有一件当庭宣判。个别案件因当事人迟到而导致开庭不够准时，最长的推迟了6分钟。

（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程序合法性的关注不够。一些执法人员因忽视工作程序而导致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如执法人员不听取不记录被处罚人的申辩；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将认定违法行为的法规条款错填在处罚依据栏内；有的案件提交的证据内容与认定的事实互相矛盾；个别行政机关未经任何内部程序的审查和审批，直接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书面决定送达给当事人。

2部分行政执法人员能力不强，执法观念有待提高。有的执法人员运用法律不熟练不准确，在案件的事实认定、文书制作等方面也存在不足，反映了部分执法人员执法能力不强。有的执法人员因为担心行政诉讼而不作为，如对公民的申请不予答复，甚至在诉讼期间也未予答复，这种情况公安派出所相对较多。

3部分行政机关对行政诉讼重视不够，应诉能力有待提高。一是在法定期限内（收到应诉通知书10天内）不向法院递交做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很少提交答辩状，开庭不带原件。二是诉讼准备不足，开庭前没有认真仔细研究案情，对案情不熟悉，有的临时随意找法律根据，庭审中处于被动；提交证据不能一一对应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提交证据的同时不提交适用的法律规范。三是个别行政机关应诉人员应诉能力不强，与经过精心准备的原告或其人在法庭上交锋时显得较为紧张被动。四是部分行政机关不派本行政机关人员出庭应诉，过度依赖律师的作用，由于律师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过程往往了解不够准确深入，影响了应诉质量。五是部分行政机关领导没有认真执行区政府制定的《行政机关领导干部行政诉讼应诉工作规定》，未按照要求出庭应诉“本机关当年发生的第一件诉讼案件”。六是个别应诉人员肢体动作太多，形象不够庄重严肃。

四、相关建议

（一）提高行政审判水平的建议

1加强对行政案件诉讼有关规定的宣传，不断增强公民的维权能力。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法制意识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大大增强，公民敢于告“官”，敢于与行政机关对簿公堂，这对促进行政机关改进和提高工作水平，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都有深远意义。但从裁定驳回起诉数（占结案数24.51%）来看，不少公民对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诉讼主体资格、行政诉讼的要求等还不了解不掌握。建议法院要采取有效办法加大对行政诉讼有关规定的宣传，增强公民这方面的知识，增强他们维权的能力，从而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要进一步发挥司法监督功能，促进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近几年来，我区行政机关特别是有行政执法职能的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平不断提高，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也逐渐深入人心，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中仍有8.4%的案件被判决撤销和裁定履行行政行为，因此，建议法院要坚持在过去与行政机关保持沟通和交流这一有效做法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指导，特别是对在行政审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告知相关行政机关，对某类案件的共性问题要及时向区政府法制办通报，对明显的或严重违法行为要采用司法建议书的形式，督促行政机关整改。

3把行政法官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这几年我区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一直居于全市法院系统的前列，而行政法官人数少，人均办案数高，法官压力较大，对此法院领导要继续予以重视和关心，行政法官的轮岗要适当，以保证行政审判人员的相对稳定。随着行政审判领域的不断扩大、新情况新类型案件的增多，新的法律法规不断产生，要进一步组织行政法官参加培训和学习，提高他们的综合水平。行政法官要进一步增强提高审判能力的紧迫感，要认真总结研究复杂疑难和新类型案件的经验及教训，进一步规范庭审活动，提高行政庭整体审判水平。

（二）改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建议

1加快行政程序建设、深入推进流程再造工作。区各行政机关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精神，根据合法、合理、效率、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和持续改善的原则，进一步梳理和完善本部门对外公共管理事务的依据程序，进一步建立健全依法行政的各项制度，切实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

2认真执行领导干部出庭应诉的规定。目前只有极少数部门行政领导按照本区《行政机关领导干部行政诉讼应诉工作规定》出庭应诉，但不少行政机关仍不够重视。因此，建议行政机关的领导要进一步增强法制意识和规范意识，转变观念，认真执行本区《行政机关领导干部行政诉讼应诉工作规定》，切实出庭应诉，具体了解本部门行政执法情况，发现问题，总结教训，从而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与此同时，行政机关应注意培养本部门的应诉人员，不要过度依赖律师，特别是行政诉讼相对较多的部门应考虑建立专门的法制科（室）或有专人从事应诉工作。

3街道（镇）要重视行政诉讼。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行政事务不少，特别是计划生育和社会救助两方面的工作，会引发一些行政诉讼。街道（镇）应当重视此项工作，要了解、掌握行政应诉、行政复议等方面的规定和要求，一旦发生行政诉讼要按照规定进行应诉。

4加强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联系。区行政机关在2004年的4起败诉案件中，有2件与市级主管部门的操作口径规定和业务指导不当有直接关系，对此应引起重视。作为区级行政机关，一方面要尊重、认真执行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和业务指导，另一方面对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矛盾，也要及时如实反映，并提出意见，避免在行政诉讼中再度出现不应有的被动局面。

最后，关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行政审判工作的全面发展的建议。

1对当事人权利保护的范围应逐渐扩大。行政诉讼法规定只有人身权、财产权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当事人才具有起诉权。随着我国经济的高度发展、人民民主意识的强化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人民群众享有的权利范围越来越大。因此应当适当扩大权利保护范围，把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一些社会权利也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如公民的受教育权、知情权等。目前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就把公民的知情权也纳入了行政诉讼救济范围，但在实施中却缺少行政诉讼法的支持。

行政审判范文篇3

二0*年四月，我从经济审判庭调到行政审判庭，继续担任市判委员会委员，庭长职务，主持行政审判庭工作。几年来、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和支持下，继续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努力实践‘“公正与效率’、的法院主题，以巩固案件数量和提高案件质量为中心，以提高审判效率为重点、提高司法能力，规范司法行为，落实司法为民要求，加强自己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在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圆满有效的成果。

几年来，为了自己热爱的审判岗位，不断提高两个素质，首先提高政治素质，努．力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文章，深入学习宋鱼水的典型事迹，树立公正司法和司法为氏的信念，其次是提高业务素质，如饥似渴地学习行政审判业务，几十遍地学习《中华一人氏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一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一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因自己是审委会委员，除本庭业务学习外，还加强其他业务的学习，如刑法、刑诉法、民法、民诉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一积极参加市中院组织的行政许可法、证据规则等专家学者的授课，通过学习，使自己的政治、业务素质不断提高，成为我院的业务骨干。

在工作中，坚持勤政务实、公正求效、正直坦率、廉沽奉公、遵．守制度、爱岗敬业、洛尽职守、服从领导。对上、对下、对当事人都和善相待，严格要求自己，带病坚持工作、从未因身体原因而影向办案，充分发挥行政审判特点，化解“官民矛盾”，使行政审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真正起到‘、减压阀”和化解器的作用。我始终坚持做到通过监督行政行为来保障民权，实现人民群众在和谐社会中享有的充分的权利。通过支持依法行政做到政令畅通，提高司法能力，注重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来实现官民协调。例如在二0*年受理的郑某某不服赤城县拆迁管理办公室房屋行政裁决一案，我不是一味地考虑法律效果，一判了之，更注重社会效果。通过多次与政府职能部门沟通，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化解了双方的矛盾，收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受到了县委、县政府及各级领导的好评。在我到任前的二0*年，行政案件数为零，通过半年多的努力，二0*年，实现了零的突破，收、结案八件。二0*年收、结案十二件。今年有望超过十二件，实现了连年递增的势头。结案率均为百分之百，使行政庭的工作在全市排名从倒数提前到第五名。

在行政审判中，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从服务于全县大局，克服就案办案，孤立办案的思维，诉讼公开、裁判结果公开、裁判理由公开，提高透明度，从而达到提高行政审判的公信度。树立裁判中立理念，坚持居中裁判的立场，不受其它方面的影响、干扰，对当事人的指导坚持必要性和公正性，坚持程序、实体并重观念。严格遵守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通过合法性审查，监督和指导行政机关严格遵守行政程序。加大诉讼保护力度，解决群众打行政官司难的问题。以前的作法是当事人向法院递交起诉状，经过审查后，认为这些案一件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只是口头告知不予受理，一些当事人经过解释，他们能够理解，但是有些人却把解释，认为是法院向着行政机关“官官相护”，不让他们起诉。这就造成一些当事人到处土访告状。这样一来，给政府工作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二来造成当‘事人“告状难”、“无处说理”的现象，对法院的形象也受到了影响。为彻底扭转这种局面，我狠抓了诉权保护，依法维权，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收案条件的案件，就坚决受理。这样不仅缓解了起诉人的情绪冲动，又确保了用法律维护起诉权的正确行使。。通过诉讼使双方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达成共识。行政甲判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并以此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因此，我在办案过程中，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放在首位，严格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对行政机关存在的违法行为，坚决予以纠正。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一人的合法权益。如刘某某不服某行政机关的房屋抵押行政登记一案，依法判决撤消了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纠正了违法，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也受到了法制教育。

我从二0*年八月开始，大胆地进行行政审判方式的改革，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诉讼中，向当事人发放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告知书等。在诉讼中，召开庭前会议，进行证据交换，不仅我自己这样做，还带动全庭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须这样做，使行政审判工作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受到了当事人及各级领导的好评。

行政审判范文篇4

一、行政审判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行政审判是党中央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是一种重要的宪法和法律监督制度。人民法院通过行政审判，纠正了不少违法的行政行为，化解了官、民矛盾，使大量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是新形势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有效方式，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行政审判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行政审判对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政审判为国家立法的进步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促进了国家行政管理民主化，激励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行政审判纠正了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行为，解决了群体纠纷，消除了人民群众和某些行政机关之间的对立情绪，增进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协调和改善了干群关系，促进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维持了行政管理秩序，保持了社会稳定。

行政审判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有效机制，它充分发挥了调整经济行政关系的职能，促进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保证了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同时也纠正了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政行为，保护了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行政审判的现状

行政诉讼的案件，法律规范性强，审理难度大，经过各级法院的努力，行政审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有如下几个方面。

1行政诉讼案件少，重视不够。

行政争议诉讼到法院的案件不太多，有些基层法院一年仅收案几宗或十余宗。由于案件少，对行政审判重视不够，有些基层法院的行政审判庭配备审判干部不足一个合议庭。

2被诉行政机关领导向法院说情的多。

行政案件诉讼到法院，几乎被诉的行政机关领导都向法院说情，称其处理正确，要求法院维持其行政决定。

3一审违心判决维持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

违心判决案件，被告多为市、县一级人民政府做出的处理决定，相对人向人民法院诉讼，经审理查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予撤销。但由于法院的经费、法官的工资等属于市、县一级政府拨付的，如撤销政府的决定，担心政府会刁难法院，因此，只好违心判决维持政府的处理决定。

4行政案件上诉率、改判率高。

某基层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10宗，当事人不服上诉的就有5宗，上诉率占50％。最近本辖区法院召开行政审判工作会议，通报行政案件上诉改判率占60％。

5行政机关弄特权，原告胜诉遭报复。

个体工商户王某诉市工商局违法没收其经营的炮竹，法院依法撤销市工商局的处理决定，但市工商局又以原告有其他违规行为，再次对原告进行处罚，原告被逼停业。

6协调撤诉案件占一定比例行政诉讼案件，经合议庭审查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或超越职权范围，就与被告方进行协调，由被告行政机关做出撤销原处理决定，再引导原告撤回起诉。这类案件约占20％。三、完善行政审判的对策

1加强行政审判队伍建设。

行政审判是维护公民权利、促进依法行政的正义事业。我们要提高对行政审判的认识。基层法院要配足和加强行政审判庭的审判力量。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法官的思想政治工作，树立法官为人民掌好、用好审判权的根本思想，开展职业道德和纪律作风教育，加强对法官道德素质的培养，加强法官的教育培训工作，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使行政审判干部达到政治坚定、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道德高尚。

2行政审判要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的支持。

行政审判能否取得党委的关心和支持、人大的监督和指导对改善执法环境，保证行政审判健康发展相当重要。特别是遇到阻力大、干扰大的行政案件，要及时、主动向党委、人大汇报，澄清案件事实，讲明法院受理和审判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在党委和人大的支持协助下，排除干扰和阻力，克服违心判决，保证案件得到公正裁判。同时要注意加强同政府、行政有关部门沟通联系，对于案件处理上的分歧，要作具体分析，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审判方法促进行政机关支持法院行政审判。提高案件审判质量，减少上诉率和改判率。

3行政审判要坚持平等原则。

行政审判的当事人在权利、义务关系上是一对特殊的矛盾体。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是不平等的，其诉讼地位也是不平等的。我们要坚持平等地对待各方当事人，坚持独立审判的原则，保证中立的态度。要防止官官相护，又要防止被告有抵触情绪，另眼看待。要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又要增强他们的法制意识。不要搞联合原告对抗被告，也不要搞联合被告整原告。要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杜绝说情风和偏袒被告，协调作法。适用法律一视同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保行政审判的公正。

4进行行政审判宣传，增强依法行政意识。

加强行政审判宣传是为了给行政审判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宣传《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宣传行政审判的重要性和作用，宣传行政审判和依法行政的关系，提高对行政审判的认识。解决民告官不敢告的顾虑和行政机关作为被告仍有许多抵触思想。做到人民群众敢于诉讼，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到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能够依法定职权、法定程序，正确行驶职权，防止滥用权力。杜绝原告可能受到报复的事情发生。使行政机关和人民群众都理解和支持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促进行政审判健康的发展。

5加强审判纪律，落实错案追究。

为了保证审判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促进廉政建设，维护司法公正，必须认真学习《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和《错案追究责任条例》。加强审判纪律，做到不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和不接受当事人请吃、送礼。落实错案追究责任，做到一年当中受到错案追究一次的，取消当年评先资格，受错案追究二次的，扣发半年奖金，受错案追究三次者，离岗学习半年，经考试合格才能上岗，或者调离审判岗位。以严格的纪律来杜绝说情风，根除枉法裁判，确保行政审判的公正。

行政审判范文篇5

行政审判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科学的先进的法律制度设计，是人类社会在安邦治国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优秀法律文化。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审判制度，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依法治国中的具体体现，是人民法院的重要政治任务和法律职责。行政审判工作在我国开展十年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行政机关中，在人民群众心目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就现状而言，行政审判工作步履艰难。

行政审判工作是一项规制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工作。它不仅体现了法律的终极关怀，提升了民众的认可度，而且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实践。十多年来，我国行政审判开始走上正轨并遂步趋向完美，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行政审判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本文针对我国现行行政审判的现状进行探讨，从多个方面讨论行政审判所面临的困境，同时提出了自己对行政审判工作的一些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行政审判现状困境对策

行政审判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科学的先进的法律制度设计，是人类社会在安邦治国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优秀法律文化。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审判制度，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依法治国中的具体体现，是人民法院的重要政治任务和法律职责。

一、现行行政审判面临的困境

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年来，对于保障公民权利，促进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宪政和法治建设，均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行政诉讼制度在实践当中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从而导致行政诉讼制度的公信力不足，社会各界对行政诉讼的期望值下降。

（一）行政审判存在的问题

1、行政案件数量偏低。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比较狭窄，法院对有关起诉的规定又作了很多限制性的解释和理解，导致很多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纠纷，如涉及农民负担、计划生育、企业经营自主权、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等争议不能或难以通过行政诉讼得到解决。

2、行政案件撤诉率高。在近年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以原告撤诉方式结案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非正常撤诉，即原告撤诉并非因为其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或重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再有异议，而是基于外力的影响而不得不撤诉。

仅2003年，我国法院共受理“民告官”一审行政案件87919件，审结88050件，其中维持行政机关行政行为16356件，占18.6%，驳回起诉9400件，占10.7%，撤销10337件，占有11.7%，原告撤诉和作其他处理41547件，占47.2%。①

3、行政审判质量不高。行政审判的重点应当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在实践中却常常出现法院与行政机关在法庭上一起审原告的场面；由于常常受到政府不适当的干预，行政审判的公正性难以保证；法院对行政行为在事实与法律问题上的审查力度缺乏明确的认识；行政判决不规范，内容过于简单，缺乏说理性和说服力。

4、行政判决执行难。执行是行政诉讼的最后一环，只有将判决的内容付诸实施，行政纠纷才能最终得到解决。但在实践中，行政判决常常得不到执行，有些行政官员甚至公然藐视法院判决。因此，反思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内在缺陷并提出改革的构想，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重大课题和重要使命。

（二）分析产生的原因

（1）当事人诉讼意识不强

因法律知识欠缺，有的相对人不知道运用行政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主要表现在当事人法律保护意识不强不愿提起行政诉讼，最高院人士认为，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公民法律维权意识的增强是主要原因。同时，国内司法界人士亦不回避这样一个现实：一方面当事人不知告、不敢告的情况仍很普遍；另一方面，政府消极应诉也给行政审判带来很大影响。调查发现，许多当事人对行政诉讼缺乏了解，不知道自己有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在行政机关作为与不作为之间，一片茫然，特别是在信息闭塞的农村，情况更为严重。老百姓对行政诉讼一窍不通，根本就不知道还可以告官，更不知道怎么告。行政机关对原告打击报复，相对人的诉讼安全得不到保障，导致原告不敢告；即便是了解了法律知识，大多数当事人还是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问题，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怕行政机关事后报复，怕法院司法不公，官官相护。

（2）一些法院领导对行政审判的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些地方法院领导对于行政审判的重要性缺乏认识，错误地认为行政审判没有前途，难出政绩，对于行政审判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在他们的心目中行政审判是可有可无的。还有一些法院领导不敢得罪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审判有畏难情绪，在行政案件的审理上放不开手脚，有案不敢立，立案不敢审，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

（3）一些行政机关自觉接受司法监督的意识不高

调查发现，有些部门和领导不习惯接受司法监督，认为行政诉讼是给政府“找麻烦”，与政府作对。一些行政部门拒绝接受法院司法审查，对法院送达的法律文书不愿意签收，还经常指示法院审判。行政部门一旦涉诉，不是积极应诉，而是通过各种方式给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施加压力。一些行政部门的领导甚至在案子没有审结的情况下，越过审判程序找上级法院或其他领导反映，给承办法官施加压力。

在基层，政府对行政案件的干预是很严重的，轻者表现为批条子，严重的甚至直接抓走当事人，要不就是对行政诉讼不加理睬。典型的例子是，东部某市曾有一个统计，在全年2000多件“民告官”的案件中，无一位行政长官出庭。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赵仕杰说：“政府消极应诉的原因是，认为我是代表人民的政府，政府机关不可能做错事，做错事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对待。这是一种观念问题。”

行政机关应该认识到，建立对行政权的制约监督机制，并不是要剥夺、削弱和否定行政权的功能，而是基于对“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的深刻认识。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靠不出庭、干涉法院审理工作来化解问题的行为方式，将面临更加刚性的行为规则的冲击。基于这样的现实，合理界定政府职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依法行政与转变政府职能，亦必须同步推动。

（4）法院行使的审判权力力度不强。

法院法官在行政审判中没有足够的权威，一方面法院自己谨小慎微，由于惧怕上边压力，由于资源支配等方面受制的，故法院审查立案时顾及多多，能不立的就不立，能调处的就不判，甚至在判决中还要与行政机关沟通，愿取得行政机关的谅解。对于当地党委政府关注的热点，敏感案件，尤其是城镇建设，计划生育等方面更是慎之又慎，一般不予受理，即使受理也是层层请示，一拖再拖，不能及时结案。另一方面法院不能完全的行使行政审判权，受其他机关干涉较多、打招呼的多、过问的人多，无法抵御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无法与掌握着各种权利的行政机关抗衡，对行政判决特别是对行政机关败诉的判决，总是“心有余悸”。

二、对完善行政审判的对策及建议

由上可见，造成我国目前行政诉讼制度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要真正走出困境，必须从多方面对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加以完善，从规则、到体制、再到法律文化都有许多工作亟待去做。我们确实应该承认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是一个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针对行政审判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不足，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各级法院自身和行政审判人员要提高素质

各级法院的领导要真正解放思想，要以种种狭隘利益的羁绊中解决出来，敢于用年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彻底决裂，敢于破除与行政诉讼法的宗旨相背离的条条框框，勇于支持行政审判人员大胆受理和一发审理的行政案件。要从大局出发，切实重视行政审判工作，采取积极和有效措施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诉权，要为行政审判工作配备合格的高质量的干部，要不断提高审判人员的素质，要积极为行政审判人员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帮助支持行政审判人员克服困难和提供帮助，及时解决行政审判人员的后顾之忧，切实抓好大案要案的审理，保证行政争议得到公正处理。应当以精英化、专业化为指导思想建设行政法官队伍，确立和实行统一、严格的法官任用和考核标准。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控制行政法官的来源。结合行政法院的建立，从优秀律师、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行政官员和行政法学教授中选拔行政法官。现有行政法官中经验丰富、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予以保留，其他人员可以转到其他部门工作，一部分可以作法官助理。高级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从下级行政法院的行政法官中选任。

2、限制行政法官的数量。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教育水平之下，要维持法官的高素质必须限制法官的数量。将行政法官保持在一个较小的数量内，大量事务性的工作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去作。

3、提高行政法官的待遇。只有提高法官的待遇才能吸引高素质的人才进入行政法院系统。在减少法官数量提高法官素质的基础上，提高法官待遇的障碍和阻力就会减少。

（二）提高民众诉讼意识

首先，要通过行政诉讼制度改革推动民众诉讼意识的提高。公民在其正当权益受到侵犯后不提起行政诉讼，不能一概地责备其权利意识的欠缺，而只能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如果对行政机关的大量违法行为根本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司法公正不能得到保障，如果即使胜诉也未必能够得到执行，如果在一个案件中的胜诉却导致以后受到行政机关的各种打击报复，我们又怎能苛求他们必须提起诉讼？从行政诉讼的角度来看，必须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保障民众出现诉讼需求时能够获得法律的支持；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的独立与公正，以免破坏民众对司法脆弱的信赖；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行政机关打击报复原告的行为进行有力的惩处，以保障民众的诉讼安全。其次，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最能体现平等利益关系和相应的权利要求。市场经济要求建立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一个保障权利充分行使的政府。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分离，社会利益主体趋向多元，个人主体地位得以确立，民众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公民意识必然不断强化，从而形成对国家权力扩展的有效制衡机制。最后，要对民众进行新法律观的教育。我国以往在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时，过于重视公民的义务意识，而不太强调公民的权利意识②，这是对现代法的价值定位在认识上存在偏差的表现。现代法的精神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法治教育不应当是训练公民成为法律的顺民，而应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鼓励公民利用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学校教育、普法宣传、新闻媒介等加强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宣传。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启蒙是一项崇高、伟大的事业，在我国现阶段仍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使命。

（三）建立和完善公正司法制度

建立公正的司法制度切实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权力，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都不得进行干涉：司法机关必须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应有的位置，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公正审判制度：司法工作的条件必须得到充分保障，包括办案经费、生活待遇，要建立严明的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度促保障。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司法独立是公正的基础。在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司法系统必须被赋予一种独立的地位。司法独立的功能在于排除司法活动中的法外干涉，保证“法官根据他们自己对证据、法律和正义的认识对案件进行裁判时独立于政府权力和私人的压力、诱惑、干涉和威胁”。③

我国作为一个行政权长期占据优势、司法权威一直未能确立的国家，更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强化司法的权限，提高法官的威信，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组织上和职能上的司法独立。与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相比，行政审判对司法独立

的要求更显迫切。行政审判作为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的一种制度，如果作为监督者的司法机关不独立，特别是相对于被监督者的行政机关不独立，那么这一制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实际上在造成目前行政审判难的诸多因素中，由于司法不独立而造成的执法不公正是最核心也是最为棘手的一环。我国现行宪法和组织法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干涉。

但这一规定因为严重的司法体制障碍而不能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就法院来说，除了在法官的任免等人事管理方面须受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外，在编制、经费的预算、拨给方式、基础设施和装备等司法行政事务方面也受制于行政机关。就法官个人来说，由于资格认定、身份保障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尚不健全，个人无法抵御庞大的关系网，无法与掌握着各种资源分配权的行政权相抗衡。④这一体制导致在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有的地方党委、行政机关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加以限制，造成法院有案不能收，群众起诉难，特别是对乱处罚、乱摊派、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等较为敏感的案件，往往以维护大局、便于政府工作为由，规定法院不得受理此类案件。有的地方甚至规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要经过党委、人大、政府或政法委的批准。行政诉讼处于困境之中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四）加大对妨碍审判活动行为的处罚力度。

不依法行政，司法不公是目前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实践中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也是滋生行政垄断权力和产生腐败的温床，更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为了有效地遏制部门保护主义和办关系案、人情案导致的“撤诉多”的现象，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

1、加大惩罚力度。在目前国家还未出台《监督法》的情况下，除应加大对违法审判、不依法办案法官的责任追究和惩罚力度外，还要加大对特权垄断行为和部门保护主义行为的限制和惩罚力度。应明确界定耍特权和构成行政垄断权力以及部门保护主义的范围以便给予必要恰当的制约，并在权力机关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评价其行为是否构成耍特权和构成行政垄断。导致监督权侵犯法院法官独立审判权的事例时有发生。

2、加大打击力度。一方面，加大对执法违法的处罚打击力度，要将执法违法作为犯罪严重惩罚的加重情节。另一方面，加大对拒不执行生效的行政法律文书处罚执行力度，提高对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决罪的量刑幅度，使惩罚机制大于获利机制，即使拒不执行的行为在经济上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因其所受惩罚而造成的损失。

3、人民法院对原告的撤诉申请，要认真审查。如果发现原告撤诉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或因担心打击报复或受他人威胁、诱骗而非自愿撤诉，除要依法作出不准许撤诉的裁定外，还应对妨碍审判活动的相关组织和人员给予适当的处罚和制裁。

总之，我国开展行政审判十余年来的实践证明：贯彻实施行政诉讼制度最大的功绩是促进中国社会逐步地由人治向法制转变，行政审判工作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一个晴雨表，直接反映了人们的法制意识，直接体现依法行政水平，直接衡量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其法制效应具有有目共睹性。

新时期新阶段，要求对行政审判的认识要有新高度，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人们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和文明意识日益增强，权利形态趋于多样化，权利保护要求将更加强烈，对法治需求将大大增加，对人民法院保护权利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诉诸法院的行政案件将不断增加，人民法院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法治的任务将更加艰巨，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在保障权利和维护法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更加突出。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们都应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司法为民措施，坚定信心，积极进取，开创行政审判工作的新局面！

注释：

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3期，第16页。

②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页以下。

③参见章武生、吴泽勇：《司法独立与法院组织机构的调整》（上），《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

④石佑启、周佑勇：《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一）贺卫方：《司法的制度与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二）杨寅、吴偕林主编：《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

（三）吴应武：《行政诉讼法概要》

行政审判范文篇6

当前制约和影响行政审判公正与效率的因素多而复杂，如社会因素，法律制度因素等等，都对行政审判的公正与效率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在这一系列因素当中，现有制度落实的不够彻底这一因素则显的格外突出。总的说来，影响行政审判公正与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转型期社会大变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从我国的市场经济到各个方面都要尽快适应WTO的需要，经济关系重新调整，不仅变化快，而且变动大，一方面使市场经济秩序一度混乱，另一方面也使行政机关不能给自己准确定位；改变原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及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法律关系调整与之适应，但从目前来看相对滞后。

2、行政审判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机制与手段,很长一段时间不为人们所熟悉与认可，旧机制与手段的干扰严重，政策调整与法律调整并存，破坏了行政审判环境，特别是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行政审判的开展。

3、合议制度形式化，从立案到裁判，均由承办人一人操作，合议制度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4、审判组织行政化。在审判实践中，合议庭的裁判意见，往往要经庭长、分管院长甚至审判委员会层层批准，形成了审判工作层层负责的不正常的审判体制。这种行政化审判模式违背了《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合议制度的规定，在弱化了合议庭职能的同时，也在人们当中形成了一种错误观念，认为案件的审理结果寄取决于庭长、院长等领导身上，“有事找领导”，而不考虑法律如何规定，就是这一观念的典型表现。这种组织模式不但破坏了合议制度，也是对司法独立原则的否定。

5、预备庭制度形同虚设。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一审行政案件开庭审判规程（试行）》（征求意见稿）第25条第1款规定：“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合议庭可以决定召开预备庭。”预备庭制度的实行对于法官在行政案件开庭之前掌握案件的争议焦点，有效指挥庭审，提高庭审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法官早已习惯了“一步到庭”式的审判方式，只在庭审前简单确定一个审点，一切难点与疑点均在庭审过程中发现并解决，一旦发生异常情况便难以掌握，甚而使整个庭审失去重心与方向。

二、对如何提高行政审判公正与效率问题的探讨

法院审查判定任何一点肯定与否定都是极为困难的。然而保证行政审判的司法公正与效率，既要保护每个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公共秩序与公共利益，保障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要求“法官必须审慎处置每一个变动中的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变革中的社会关系，精确权衡公正度，选择实现最低成本的最佳点”。这是国家赋予的职责，也是人民的期盼。对于如何寻找这一“最佳点”，笔者认为必须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切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干警队伍建设。

法官相对于立法者和学者而言，对法律问题的了解更直接、更具体。只有法官才能通过法定程序和审判技术，协调各种利益，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就显得至关重要。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新课题不断涌现，我国目前法官队伍素质的现状已越来越不适应“公正与效率”这一司法主题，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要真正完成这一任务，至少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最大限度提高现有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基于我国现有法官队伍老龄化程度较高，接受和研究新问题的积极性相对较差，所以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应坚持“专业化”原则，搞行政审判的就进行行政审判理论及业务培训，“术业有专攻”，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真正成为“专业化、专家型”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与潜能，否则就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二要根据《法官法》的规定，切实把好进人关，关键是落实好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坚决堵住法官队伍的进人漏洞，否则我们在提高法官队伍素质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流水。同时要注意新老结合，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对进入法院的新同志要加强引导，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加快其成长，使其尽快成为可利用资源。

2、克服审判行政化，强化合议庭职能。

合议庭职能的强化主要集中在收案权和裁判权两个方面。强化合议庭的收案权，就是由合议庭独立行使收案权，除疑难、复杂案件，是否收案由合议庭合议后决定，摒弃因人、因权、因案而决定是否收案和由主管院长批准收案的做法，切实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强化合议庭的裁判权，就是合议庭多数成员的意见即为裁定、判决意见，取消那种对裁判意见层层汇报，层层审批的行政手段，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当然，强调合议庭职能的强化并非否定审委会等其它司法制度。对新型、疑难、复杂案件，争议较大的案件，可以由主管院长或院长经与行政庭庭长研究后，指定政治和业务素质较高的法官组成合议庭，甚至由院长担任审判长来对案件进行审理；对需报审委会研究的案件，还可以组织审委会成员亲自参加旁听，以使裁判意见的研究更具针对性。

在审判上的行政管理制度（笔者称之为“审判监管”制度）与合议制度，二者即要相互制约，又要相互配合，各自在其自己的职能范围内独立行使职权，才能有效维护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这种工作方式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难度，这种适应过程甚至也是“痛苦”的，但历史证明，痛苦一直都是作为改革的附产品而存在的。当我们痛定思痛，回首司法改革的历程时，就会发现我们所经受的每一次“痛苦”，都是对“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的最大贡献。

3、不断完善预备庭制度，努力提高庭审质量。

长久以来，基层法院在召开预备庭过程当中，只是简单的确定如下几个问题：主持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向当事人送达证据复印件；送达答辩状；询问是否有证人出庭；确定开庭时间。四步走完之后，预备庭便告结束，从而违背了最高院《第一审行政案件开庭审判规程》中关于召开预备庭的规定的原则精神。

预备庭制度渊于美国，称为“审前会议”（我国一些基层法院仍延用这一称谓），最早用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主要任务是在庭前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协

商和确定。美国法院审前会议制度的功能要比我国预备庭制度的功能强大的多。各方当事人在审前会议中的行为直接影响其在庭审中的权利与义务。在一定意义上，美国用于民事案件的审理的审前会议制度，是作为庭审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存在的。在美国的行政诉讼中，预先听证会制度相当于预备庭，但由于完备程序法的存在及其“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适用，这一制度实际上并不经常得以适用。但在我国，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关键是行政程序方面的欠缺，使行政管理相对人在调取证据方面存在很大的难度；复议与诉讼自由选择制度的适用也使得行政机关不重视证据公开，“增加行政透明度”成为一种口号，在实际上降低了，甚至剥夺了行政管理相对人获取证据的可能性。而正因为这些缺陷的存在，使我国预备庭制度确立显得尤为重要，并需要不断的加以完善。通过对行政审判的实践和观察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改革现有的预备庭制度：首先进一步确定各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确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委托人的基本情况，对其中不合法的事项要求补正，以防止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对主体资格问题提出异议，破坏庭审程序的正常进行。其次，进一步规范证据交换。行政诉讼中，被告提交的证据多为复印件，对此原告往往提出异议。为此，笔者认为可以要求当事人在预备庭当中提供证据原件与复印件，在对方当事人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无异后，可将原件撤回，以避免在庭审中对复印件提出异议，又因一时不能提供原件而导致复庭质证，即增加诉累，又浪费了审判资源。再次，对证据在各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初步质证，分清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以及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对有争议的证据，分清是对证据的形式要件有争议还是对其实质要件有争议。对形式要件的争议，尽力在预备庭当中或在正式开庭前予以解决。通过各方当事人对事实和证据的认证，可以准确确定案件争议焦点和案件审查的重点，提高庭审效率。最后，还要作好预备庭笔录，真实记载开庭过程，尤其是对事实和证据的认证部分，交各方当事人确认后签字，对预备庭当中确定的事项予以最终认可。在这里也产生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那就是如果当事人对预备庭当中所确认的事项，在庭审中又予以反悔，或提出相反的意见，则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笔者认为，预备庭既然作为一种制度合法存在，则各方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便产生直接影响其诉讼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效果，并且当事人也应该为自己的行政承担法律后果。所以，对当事人的这种矛盾行为，法庭应予驳回，不予认可。预备庭制度的存在无疑是对庭审的一个有效补充，但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作用，提高行政审判的公正与效率，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认真探讨的问题。

4、强化询问式的庭审方式。

在行政诉讼中，抗辩式的诉讼方式正成为一种潮流，被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所接受和认可。笔者认为，将这种广泛用于民事诉讼中的审判方式引用到行政审判当中并大力予以推广，是与行政诉讼的特性相矛盾的。在民事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只要通过抗辩对争议的事实达成一致意见，法庭即可予以采纳，这即充分尊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同时又提高了审判效率。但行政诉讼法及行政诉讼的自身特性都决定了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官要对整个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全面审查，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其抗辩范围。在这一点上，抗辩式的诉讼显然不能满足行政诉讼的这一要求。在行政诉讼中，如果让原告通过抗辩去询问被告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基于我国传统的行政习惯，不但难以获得积极、准确、真实的答复，而且容易使庭审失去方向而变得紊乱不堪，在某些依法行政意识相对较差的地区，甚至出现了被告当庭拘捕原告的事情。所以笔者认为，询问式的审判方式更适合于行政审判工作。通过审判人员对被告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法律依据，以及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的主动询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逐渐明朗，不但使整个庭审层次清晰，重点突出，而且使各方当事人易于掌握查证辩论和庭审重点，了解自身在该诉讼中的优劣。正因为各方当事人对整个庭审的脉络有了大体了解，对该案的诉讼有了一个基本认识，从而对法院的裁判结果也容易接受。

5、理顺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公正与效率是新世纪司法工作的主题，但是，只有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才是这一主题的真正含义。不讲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善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基于我国的行政传统，对于一般性的纠纷，行政管理的相对人一般不愿进一步争执，而行政纠纷一旦到了诉讼阶段，一般来说，矛盾都比较尖锐，并且行政纠纷大多都已经过复议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相对人把法院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后手段，希望通过诉讼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在通过复议程序之后，也希望通过司法程序使行政管理目的得以尽快实现，这种矛盾在近几年显得特别突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大规模开展，城市规划方面的行政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如何在这一类案件中体现“公正与效率”这一新世纪司法主题的价值，值得我们每一位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同志进行深刻思考和探索。其实公正与效率是相辅相承的。法律作为社会制度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必须符合特定社会制度的首要原则——社会正义原则，同时法律又必须能够为追求最佳社会效益提供利益方案。讲求司法公正与效率就是司法过程中对社会现实利益选择的结果。在行政诉讼中，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就是即要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保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三、结语

公正与效率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相比，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联系更加紧密；最大限度的实现行政审判的公正与效率，不但能够保护群众的合法利益，实现行政法保护“弱者”的司法理念，而且能够有力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保障行政机关依法高效行政，增加行政机关执法的透明度、可信度，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使各项政策、任务能够得以顺利实施，更为重要的是使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受到法律的监督，促进依法治国进程。对人民法院来说，最大限度的实现行政审判的公正与效率，对重塑人民法院的光辉形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公正与效率”这一新世纪的司法主题对行政诉讼内在的、本质的要求。作为司法队伍的一分子，我们有义务为满足这一要求而共同努力。

内容提要：

行政审判范文篇7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别在于所解决争议的性质不同，然而在诉讼实践中，有些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经常交织在一起，出现了难以区分诉讼属性以及如何适用程序的问题。主要体现为行政侵权状况下的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行政瑕疵行为状况下的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行政行为合法状况下的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等。在理论界，对这类问题如何处理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对如何处理这类交叉问题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没有统一的尺度，甚至是显得束手无策，有鉴于此，对于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就具有了极大的意义。本文认为相关联的争议虽然在外在表现上大致相同，但基本属性却并不相同，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先行政诉讼后民事诉讼、先民事诉讼后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别进行或者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四种方式，解决两种争议的交织问题。

通常来讲，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构成了一个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有机整体，由于三大诉讼的任务、目的、性质和诉讼标的等不同，各类诉讼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特有的诉讼原则。但是当一个主体的行为分别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部门时，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基于两种法律关系形成的争议就可能分别按照不同的诉讼程序解决，因此就会产生在审理上的先后顺序问题，甚至将不同性质的诉讼合并审理还可能会出现以谁为主、以谁为辅的附带诉讼问题。

司法实践中，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之间出现相互交织现象呈上升之势，且处理难度逐步增大。针对此类问题的处理方式，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均歧见纷呈。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草拟之时，诉讼理论和实践方面均缺乏相应基础，故未在条文表述中具体涉及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而现行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未对此提出周详的解决方案。实践的需求和立法的滞后就给予了理论研究充足的探讨空间。

学术界针对如何控制行政权力对民事权益的侵害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并得出以下结论：行政权力对民事权益的侵害从根本上说是法律技术问题，只有通过不断完善立法技术，协调行政权力和民事权利的运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不是仅制定一两部法律就能解决的，它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办法。综观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各有其价值，但从总体上考察，却有不足之处：（1）研究内容不够深入，没有能够深入地分析出现这一问题的本质属性，而且虽然认识到这一问题要从政治、经济、法律等诸角度去治理，但如何运用他们去治理学者们却论述得不多。（2）学者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大多从其外在表象去探讨，而对其内在动因却探讨得较少，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角度较为单一，分析工具运用得较为缺乏。（3）虽然认识到这一问题不利于保护民事权益，并提出了诸多的对策，但纵观这些对策，不是太过单一，就是不具有操作性。

因此，值三大诉讼法启动修改之际，此问题又成为近年来诉讼法学界关注的难点问题。有鉴于此，笔者从诉讼交叉问题本质切入，剖析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两大诉讼制度之内在关联，对我国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制度的构建略陈陋见。

一、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概述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诉讼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以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1]

民事诉讼是指国家为维持社会正常的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权益，在当事人和全体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承办法官依法审理和解决民事冲突以及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活动[2]。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民事、行政案件很难存在交叉问题，因为它们调整的范围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但在审判实践中，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问题却屡屡出现。所谓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是指对民事行为或民事权利据以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存在争议而引发的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相互交叉的多元化纠纷，当事人因此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行政诉讼中的民事交叉问题；一是民事诉讼中的行政交叉问题。

（二）民事纠纷与行政纠纷交叉的类型、表现形式及研究的实践意义

1、民事与行政纠纷交叉的类型。

实践中的交叉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整范围的交叉性问题。行政权与民事权对民事纠纷调整范围产生交叉，行政机关直接调整了民事纠纷，成为某些民事权利取得或民事责任承担的依据。这集中体现在行政裁决诉讼之中。

第二、.诉讼证据的交叉性问题。这是指民事诉讼争议标的解决以解决某个行政问题（一般以诉讼证据为载体）为前提，该前提问题并不是当事人直接争议的主要标的，但它决定着案件的性质或判决的结果。因该前提附属于民事诉讼而存在，故有的学者称之为“民事诉讼中的附属问题”。

第三.案件事实之交叉性问题。此类交叉问题主要表现在行政处罚案件中。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后，因该行政违法行为给民事主体造成的民事权益损害而引起赔偿纠纷。

2、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叉问题的表现形式

在审判实践中，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问题却经常存在。其外在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下是我国的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出现交叉现象的例子

实例一：北碚区解放路一餐厅在获得了环保部门、卫生防疫部门、工商部门的许可后正常开业了，但在经营过程排放出的油烟直接污染了住在楼上的住户的空气，于是住户与餐厅发生纠纷，本案在审理中，被告餐厅以自己持有环保部门、卫生防疫部门的许可为由对住户的诉讼请求予以对抗，而住户的空气确实因为餐厅的经营行为受到了污染。这样看来，一方面餐厅的油烟排放具有合法性，而住户的空气确实又因为餐厅的经营行为受到了侵害，这就出现了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

实例二：合川区信用社于1999年4月根据张某的申请向张某开办的矸砖厂发放了一笔15万元的贷款，在双方签订贷款合同时，约定了张某用其矸砖厂的房地产进行抵押，双方也在当地房管部门共同去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贷款逾期后，信用社向张某开办的矸砖厂主张权利时发现当初用于抵押登记的房地产上农民的应得赔偿没有获得全额赔偿，其抵押登记房地产价值已不足以支付农民的应得赔偿款，当初房地产管理部门在为张某办理产权登记时有失误，登记行为有瑕疵，将本暂缓办理的登记办理给了张某和信用社，这导致信用社的债权无法实现。这又出现了民事审判中发现行政瑕疵行为的侵权。

实例三：合川区法院于*年7月受理了原告郑某诉元寨村土地补偿款纠纷一案，双方诉争的标的是因修建襄渝铁路二线征用了郑某承包的荒山，郑某承包该荒山是基于镇人民政府与他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其中第二条将本属于社员的林权地承包给了郑某，且镇人民政府与他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时未按有关规定进行民主程序。这样郑某依合同取得了对荒山和林地的权利，而农民则在该林地上有其固有的权利，这样又出现了民事审判中发现具体行政和行为违法的问题。

以上实例分别代表了当前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交叉问题情况：即实例一表现了行政行为合法状况下的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实例二表现了行政瑕疵行为状况下的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实例三表现行政侵权状况下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

3、研究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叉问题的意义

由于上述的三类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且对当事人的权益影响很大，而且审判实践中各个法院的做法不一，所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理论界和审判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处理好二者的交叉问题，有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更好地树立司法权威，提高法律和法院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有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

第三、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由于行政权力的强大与民事权利的相对弱小，法律人在保护的选择上常常偏向行政权力的一方，从而导致民事权利的无助，无疑只有让法律人处理交叉问题时有章可循，才是对民事权利保护的良策之一。

第四、有利于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平安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坚定和巩固公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和信仰度，并从根本上推动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的实施。

二、我国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产生原因分析

产生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除了民事实体法方面的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律对于此类既涉及行政纠纷又涉及民事纠纷的案件如何审理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双轨并行、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相互矛盾的局面。那么，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互交织关联的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现代公权力的扩张。随着行政权的扩张，行政理念的转换，行政的作用领域、活动范围显著增大，公权力已经渗入到市民社会，许多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需要行政机关来解决（最为典型的是行政裁决行为），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互交织的情况。

具体来说,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法原因

由于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不发达，行政诉讼法也不受重视，因而行政诉讼长期处于一种附属地位，还没有完全形成独立的体系。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应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等。这样立法机关就通过立法活动将一部分民事审判权授予了行政机关行使。这种立法模式必然会产生审判实践中民事、行政诉讼交叉问题。

第二、行政权的扩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面越来越广，行政管理不仅涉及国家、社会管理，而且涉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方方面面的权益，这就决定了行政诉讼的复杂性及其与民事诉讼的交叉性。另外，一些民事诉讼往往又渗透着行政管理的内容。

第三、行政、民事诉讼终极目标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必然产生交叉问题。

行政诉讼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而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则是解决纠纷。这样，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裁判提起行政诉讼时，人民法院在处理该纠纷时必然涉及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裁决的审理，必须涉及采用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问题，这样二者交叉问题就必然存在。

三、关于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审理已存理论的考究

民事与行政交叉纠纷，从本质上而言属于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并与此行政行为相关联的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这种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关联性问题，应当成为我们构建解决此类多元化纠纷诉讼制度之基点，并将与之相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统一纳入到同一诉讼程序中并案审理。

对此问题，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存有以下五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证据审查说”，即针对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如果是不涉及行政法规、行政规章适用的“事实性附属问题”或“证据性行政附属问题”，则可以成为争讼质疑的对象，对于不具有困难性的附属问题，人民法院只要依据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即可。

第二种观点为“先行政后民事说”，即民事诉讼中涉及到行政附属问题，应采取行政权优先原则，建议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然后再根据行政诉讼的结果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

第三种观点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说”，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在审理和确认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正确与合法的同时，根据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合并审理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关联的民事争议的活动以及该活动所产生的诉讼关系。此观点被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部分采纳。

第四种观点为“司法最终原则说”，即将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的处理视为“初审”，对“初审”不服，当事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作最终裁决，有利于对交叉争议的审理和解决。

第五种观点为“各自分立说”。一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同时进行，行政诉讼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民事诉讼直接确认双方民事法律关系；二是无论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谁先立案谁先审理，后立案的中止诉讼，待先立案的审理终结后再恢复诉讼。

上述五种代表性观点虽在不同角度体现了一定合理性，但在理论上均存在难以弥合的缺憾。

首先，按照“证据审查说”虽然可以节省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但因其忽略了行政行为合法性司法审查特有的程序与技术要求，往往难以保障司法审查的正确性。如果民事诉讼也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将被混为一谈。因此，过分强调诉讼制度的共性而忽略个性的“证据审查说”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先行政后民事”的处理方式，既影响本案诉讼之审判效率，使当事人往返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既导致重复诉讼，又浪费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加重了当事人的讼累，同时又有可能造成裁判不公正或裁判既判力不稳定甚至相互冲突，影响法制的统一。

再次，《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该司法解释中仅就交叉问题中的一部分，即行政裁决附带的民事争议纳入行政诉讼并案审理，而对于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民事诉讼中行政交叉问题和行政诉讼中的其他民事交叉问题未予纳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说”并未看到诉讼制度之间联系的广泛性，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建立的目的及效率理念也未能得到充分贯彻。

四、处理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的制度构想

关于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互交织的案件如何处理，我国行政诉讼法上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民事诉讼法》，却发现《民事诉讼法》第136条中有一项极为概括之规定：“本案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3]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民事诉讼。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做出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4]该司法解释条文简单，且仅规定了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的合并审理，范围过窄，并且很不具有可操作性。可见，现有的法律根本无法应对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

针对这种情况，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在借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理论模式，从而使其一度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探讨的热点。不同学者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异，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其一是行政诉讼能否附带民事诉讼？针对此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不能附带民事诉讼，[2]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诉讼可以附带民事诉讼。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何谓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其范围（或种类）应该包括哪些情况？在此问题上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3]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行政侵权赔偿诉讼是否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有少数学者认为学者行政赔偿诉讼可以作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4]可以看出，对于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重合、相关联的情况应当如何处理，理论界尚未达成一致，而且这种争论必将持续下去。

（一）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处理原则

首先，是法制统一的原则。法院的行政裁判与民事裁判对同一事实应作出一致的认定，避免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对同一问题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决，对法院已经生效的民事或行政裁判一般应遵循先判，根据生效裁判内容处理民事或行政案件。如果认为该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不宜直接作出与其不一致的判决。

其次，是职权法定原则。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应各司其职，在法律规定的管辖范围内行使不同性质的审判权，对某些行政行为，民事诉讼中不宜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而应告知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

最后，是效率原则。“迟来的正义己非正义”。在审理行政、民事诉讼交叉的案件时，要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理解法律，本着减少当事人讼累，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的精神进行审理，妥善地予以解决。

（二）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解决方式

应当承认，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各有其局限性，依靠任何一种诉讼程序都难以理想地解决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现存的解决方法导致的结果，案件久拖不决者有之，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相互矛盾者有之，不管如何，我国诉讼程序设计上的缺陷是以牺牲公民的权益为代价的。因此，寻找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解决办法已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几种处理方式

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虽然外在表现上大致相同，但基本属性却并不相同。因此在设计处理程序时不可整齐划一、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应当根据争议发生的先后、争议本身对于案件的重要性以及诉讼效率等多方面因素，对于不同的情况分别设计处理程序。第一种处理方式是先行政后民事的解决方式；第二种处理方式是先民事后行政的解决方式；第三种处理方式是附带诉讼，即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

第二、几种方式的具体分析

至于具体的审理方式，需要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结合立法本意，在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灵活适用法律予以确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先行政后民事的解决方式。在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交叉形成的诉讼案件中，对民事争议的解决往往要根据行政争议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行政诉讼中能否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作出正确的裁决，直接影响民事诉讼的处理。相反民事诉讼中如果不考虑相关的行政诉讼，那么，民事审判的裁决结果就可能处于尴尬的境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应先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案件判决后再进行审理。

2、先民事后行政的解决方式。在行政主体确权的行政行为中，有的不是自由裁量行为，而是属于羁束行政行为。如颁发证照的行为，如果当事人发生权属争议，只能提起民事诉讼。但当事人以行政机关不作为而提起行政诉讼时，就产生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叉的问题。行政机关颁发证照，主要是依据当事人提交的基本权利证明。只有在当事人权属确定后，行政机关才可以“作为”即办证。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为慎重起见，应先解决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视民事审理结果再对行政诉讼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判决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判决，这样就从根本上理顺了二者的关系，对最终解决纠纷，减少讼累都是有利的。

3、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解决方式。在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交织的案件中，解决行政争议要以弄清民事争议的是非曲直为前提，而解决民事争议更是必须以先解决行政争议为前提，二者互为条件，仅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的途径，都无法使争议得到妥善解决。如按行政附带民事案件处理则会大大减少当事人的讼累，节约诉讼成本，体现出法律的统一性。

行政审判范文篇8

关键词:行政审判;困难;漏洞;优化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显示看，近些年来我国行政纠纷案件例居高不下，从2013年的4.2万件上升到2017年的43.7万件，增速惊人。而同时，由于立法还存在一些漏洞，导致行政审判工作越来越艰难，案多人少、当事人矛盾突出等现象越来越尖锐。这些法律漏洞继续完善，进一步促进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优化。

一、行政审判的法律漏洞及影响

（一）缺乏恶意诉讼规制制度导致案件审理难。行政诉讼案件涉及领域多，但是同时缺少规制恶意诉讼的法律制度，导致案件审理难度较大。以A市为例，2013年以来，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了921件行政诉讼案件，其中涉及到重大工程项目引起的土地、拆迁、环保案件有438件，占总案件数的47.6%，而从案件审理周期看，此类案件的审理周期要比其他行政诉讼案件长20.7天，审理周期长，审判难度大。另外，我国行政案件开始实行立案登记制，案件量更是呈现猛增的势头，但是同时，恶意诉讼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由于缺乏恶意诉讼的规制制度，导致恶意诉讼愈演愈烈。从统计数据看，近些年来恶意诉讼等滥用诉权的情况不断增加，2013年全国法院行政诉讼恶意诉讼案件25件，2014年92件，2015年270件，2016年325件，2017年上升至647件。2017年恶意行政诉讼案件相对于2013年，上升了25.88倍，上升速度非常快，预计2018年将超过1000件。大量的恶意诉讼等滥用诉权的案件情况，让行政诉讼中本来就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更加突出，亟待缓和并予以规制。（二）欠缺强制执行制度导致案件执行难。法律对于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没有科学的强制执行条款和制度，导致很多行政案件执行难。以非诉案件执行为例，由于缺乏强制执行制度措施，常年来非诉执行占据着行政审判的大量人力物力，让原本就复杂的案多人少矛盾更加突出。从案件数量看，2013年以来，全国法院有关非诉行政案件共121647件，案件体量庞大。而从案件涉及的类型看，包括行政强制拆除、强制履行行政协议、非法占地、行政不作为等。这些案件如何强制执行，如何进行非诉执行，通过何种程序进行非诉执行，法律都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从而导致了当事人大量申诉到法院，将矛盾转移到诉讼环节，不仅让法院面临的矛盾更加尖锐，也无形中增加了法院的压力。（三）实质性争议解决条款缺失导致争议解决难。大量的行政案件虽然结案，但是由于法律中大部分都是程序性或者制式性条款，缺乏实质性化解矛盾的法律条款，实体行政争议并未化解，行政争议实体性解决难。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国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超过1548765件，而通过判决解决实体行政争议的有33.4万件，裁定方式结案的有108.87万件，调解方式结案的仅249件，其他方式结案的有5593件，从上述数据分析看，判决解决实体争议的占21.6%，裁定结案的占70.3%，而裁定结案的大部分都是裁定，实质争议并未解决，行政机关与行政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并未实质解决，矛盾有可能继续加深，行政诉讼的功能没有较好的发挥。（四）行政诉讼司法适用力度不够上文已经提到，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关键词“行政诉讼”，得到的搜索结果是1548765个，从数据看，我国行政诉讼案件纠纷总量大，2010年至今共有154万余件。这充分说明了完善行政诉讼审判制度的现实意义。同时，从数据中，我们看到，行政诉讼的司法适用地区差异大的问题客观存在。案件数量最多的是浙江省有14.8万件，而案件最少的是西藏自治区，仅175件，两者但从案件数量看相差数百倍，排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差异，两地的行政诉讼案件司法适用差异还是很大。另外，还需引起关注的是，近年来，行政诉讼案件出现井喷现象，值得关注。2013年全国仅4.2万件，2014年超过22万件，2015年超过28万件，2016年增长到38万件，2017年超过43万件。案件数量持续高位增长，人民法治意识提升引起案件量增长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说明私力对行政管理等纠纷的解决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靠法院的公力救济，因此，发现并解决审判实践中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五）裁判标准不统一现象频发另外，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导致现实中出现大量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同样的性质的案件，各地法院的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例如，同样的房屋拆迁案件，重庆某法院认定政府行为违法，判决政府败诉。而北京某法院认为，该案件政府行为不违法，不能适用赔偿。同时，江苏某法院认为，由于原告举证不足导致原告败诉，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样的案件，结果却大相径庭，如此司法适用，对于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大打折扣。

二、行政审判存在法律漏洞的原因

当前行政审判工作产生上述困境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法院内部原因，也有法院系统外部的原因，笔者从内外两个2018•12（中）角度对产生行政审判工作困境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一）行政审判的外部环境有待优化。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行政诉讼意识还不强，造成了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相对人败诉率高。据统计，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相对人的败诉率高达70.9%，这既和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不强有关，还和当事人的行政诉讼能力薄弱息息相关，特别是证据收集、程序应对等诉讼能力。最终导致行政相对人不知告、不愿告、不敢告，有的甚至“信访不信法”。另一方面，少数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律生效行政判决甚至暴力抵抗的现象仍然存在。从网络统计数据看，行政机关抗法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在百度中输入关键词“行政机关抗法”得到搜索结果约56.9万个，关键词有行政机关忽视法律规定、行为抗法、缺乏规则意识、屡屡抗法等等。另外，行政机关对法院的判决抗拒执行的也时而有之，以A市法院为例，经统计，近五年来，有多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决，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从而有损行政机关形象，直接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也有损法院的公信力。（二）行政审判队伍力量和人员素质有待加强。从现行法院内部看，行政审判力量不强，素质仍待加强。其一，力量薄弱现象普遍存在。少数地方存在“一人庭”、“两人庭”现象。再加上近年来民商事案件大幅增长，一些法院行政庭甚至还承担部分民商事审判任务，行政审判庭自身的职能弱化甚至边缘化。同时，行政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滞后，司法能力和水平，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以A市为例，A市中院行政庭有员额法官3名，法官助理3名，书记员2名。而A市中院每年审理的行政案件数量为300余件，几乎每个法官要审理100余件行政诉讼案件，由于行政诉讼案件案情一般较为复杂，当事人信访隐患较大，矛盾积怨较深，因此，行政审判庭的工作压力较大，“白加黑”和“五加二”的加班状态是常态，行政审判队伍力量不足是普遍存在的。其二，在司法改革后力量更加薄弱。司法改革后，很多地方特别是基层法院由于内设机构改革的缘故，行政审判庭撤销，行政审判庭法官被编入其他审判团队，从而使得行政审判的力量进一步削弱。其三，行政审判人员综合素质有待加强。从人员的构成情况看，上述A市中院的3名员额法官中，全日制本科学历仅1名，其他两名均未非全日制本科，通过函授等方式取得法律本科文凭，法律基本功不扎实；从年龄层次上看，50岁以上的法官占行政审判庭的大多数，年轻干警不愿意到行政审判庭工作，导致行政审判队伍的素质有待进一步优化。

三、加强行政审判工作的建议

针对行政审判工作法律漏洞，笔者认为，法律具有相应的稳定性，修法暂时很难实施，在此前提下，可以从优化行政审判工作的内外部环境，来弥补法律漏洞对行政审判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一）优化行政审判内部环境。其一，加强法院队伍建设。法院要将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行政审判工作，充实优秀人才到行政审判工作岗位；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行政审判法官的司法能力；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提高行政审判法官拒腐防变能力。其二，加大司法适用力度。上文提到，我国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行政争议纠纷适用力度小，地区适用差异大的问题，因此，加大行政争议纠纷司法适用力度势在必行。加大行政争议纠纷司法适用力度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其一，加大该类案件的审判质效考核。为了特定的目的，可以将该类案件的审判质效系数相对调高，从而增加法官的适用的积极性，增加适用力度。其二，发挥专业法官会议的作用。司法改革后，专业法官会议在疑难案件处理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解决疑难案件。在行政争议纠纷案件中，可以发挥专业法官会议的作用，通过专业法官会议促进该类案件的司法适用力度。其三，建立专门的合议庭。现实中，很多法院都建立有环境纠纷、金融纠纷等类案化的专业合议庭，抽调专业人员处理专业案件。在行政争议纠纷类案中，也可以借鉴该做法，成立类案合议庭，专门处理此类案件，从而通过专业性增强该类案件的适用力度。其四，建立典型案例制度。虽然我国不同意英美法系国家，不是判例国家，但是典型案例制度对于实践中审判的指引作用往往是很大的。目前，我国在民事、刑事、行政等诉讼中，从最高院到高院或者中院，有很多典型案例的先例，通过典型案例对类案发挥指引作用，也促进了疑难复杂问题的解决。但是在行政争议纠纷典型案例方面，数量少质量不高的现象仍然存在。故建立典型案例制度在行政争议纠纷方面大有作为。（二）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其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行政审判的认识。通过宣传增强行政机关法治意识。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机关的义务、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让行政机关知法、懂法、守法，在行政审判中，积极出庭应诉，在裁判结果出来后，尊重并执行法院的裁判结果。另外，还要通过宣传强化公民的法治意识，引导公民理性维权、合法维权。其二，建立多元化解新机制，切实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坚持党委领导，建立集行政诉讼与行政调解等于一体的多元、立体化的行政争议解决新机制。通过多元化解，加强诉讼与非诉机制的衔接，从而提升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其三，加强对行政审判的监督。建议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听取行政审判工作汇报，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审判存在的问题，同时进一步关心支持行政审判队伍建设，帮助解决编制、机构和人员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另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审判工作机制，需要着力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实质化，更需要建立各级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制度，从而进一步推动依法行政，从实质上优化行政审判的外部环境。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针对现实存在的法律漏洞导致行政审判执行难、案多人少等矛盾，需要从内部外共同着力，更好的优化行政审判职能，发挥其应有作用。

参考文献：

[1]史风琴、周欣艳．河北强化行政执法行政审判良好互动．人民法院报．2018-06-21(001)．

[2]章志远．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之建构．法学研究．2013,35(1)．

行政审判范文篇9

一、行政审判面临问题的成因分析

行政审判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行政诉讼法的滞后，这是最表面、最直观的原因，它是行政政审判面临的许多问题的直接缘由，虽然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的施行，以及2002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标志着行政诉讼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该《解释》和《规定》只能在“被解释法律的框架内有所作为”①，因在行政诉讼法未作修改之前，《解释》和《规定》不宜作扩大规定。第二个原因是第一个原因背后的较深层次的缘由，是行政审判无法回避的现实处境，它是导致行政审判举步维艰的根本性动因。在行政审判领域，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判案件少，诉讼程序难启动

我们从行政审判工作的现状来看，尽管社会各方面给予了许多积极的评价，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数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纵观十多年来我国的行政诉讼，对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约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全部行政法规、规章都是主要靠行政机关贯彻执行的央央大国来说，行政诉讼案件确少得可怜。据笔者调查，有相当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往往在一年里，行政诉讼案件多则只有几件，少则为零。这就不得不给我们带来深省，是什么原因导致行政诉讼案件异常地少见呢？

1、历史上的禁锢。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集行政、司法大权于一体，不存在行政诉讼，而平民百姓被封建意识的“三纲五常”所禁锢，也根本没有民主、民权所言，只知道“民不可告官”，“天下乌鸦一般黑”。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1990年国家颁布的第一部《行政诉讼法》，结束了几千年民不可告官的历史。但由于几千年来的思想禁锢，一些群众百姓对行政诉讼还在持疑虑、观望的态度，有的就是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时，也不是请求法律解决，而是想尽办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要清除这些历史的残余思想和影响，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不懈努力。

2、思想行为上的软弱。一是表现为“聋”，不知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理念，要“民”一下子来告“官”，显得无所适从。而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在中国发展只有二十多年，还有成百上千的行政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老百姓来说还很陌生。特别是在广大西部农村，知道有一部行政诉讼法，能提起行政诉讼，可以“民”告“官”的可以说更是少知甚少。由于不懂法，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不知告的还大有人在。二是表现为“忍”，不愿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当自身权利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时，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是不知告，不会告，而是不愿告。认为惹不起，告也是白费劲，甚至还会“挨整”断“后路”，不如“破财消灾”，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三是表现为“怕”，不敢告。为什么怕告“官”？因为“刑不上大夫”，“胳膊扭不过大腿”，自己本身也有过错等。

3、现实中的弊端。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提出，在我国还是近二十年的事。由于法制起步晚，经济基础差，法律法规不配套、不完备，目前禁止行政垄断的立法以及行政权利制约设计仍存在许多不足和弊端，使得法律对行政执法者失控。如行政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但极少数行政机关的执法者却利用自由裁量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捞取好处。

（二）原告撤诉多，行政机关难认错。

仅2003年，我国法院共受理“民告官”一审行政案件87919件，审结88050件，其中维持行政机关行政行为16356件，占18.6%，驳回起诉9400件，占10.7%，撤销10337件，占有11.7%，原告撤诉和作其他处理41547件，占47.2%③。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原告，正常和不正常撤诉尤为突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原告不正常撤诉呢？前面我们已提到，这既有历史的、社会的、思想的、法律的根源，又有现实的压力和矛盾。

1、来自行政机关的利诱或施压使原告撤诉。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行政诉讼中，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的“命令与服从”这种实体上的不平等关系将不起作用，代之以诉讼地位的平等。行政机关作为被告，要在行政诉讼中放下架子，听从人民法院审判，这在一定时期内，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而要行政机关对错误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公开认错或纠正，更是一种奢望。因为在中国有些行政机关和行政长官明知自己的行政行为违法，却甘愿拿国家的利益和财产同原告私下做交易，也不愿在法庭上认错和纠正，这样就导致行政诉讼中出现很多“灵活”作法，比如只要原告能撤诉，原告既能达到起诉前的诉讼目的，又能得到既得的经济利益，到时双方都皆大欢喜。

2、原告人自主动撤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撤诉是原告放弃或处分自己诉讼权力的行为，也是原告放弃其诉讼请求的一种诉讼方式。在行政诉讼开始后，有的原告通过学习法律法规，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才导致被告行政行为的发生，而主动撤诉的也不在少数。

二、现行行政审判中的立法缺陷和不足

行政审判是保证受到侵犯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得以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但由于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完成的，现行行政审判的配套法规、立法内容、立法形式以及保护和救济制度还没有真正形成，导致审判权地方化、独立审判程度低、抗干预能力差等，在这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

（一）立法滞后。

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是我国行政行判发育尚不成熟、行政诉讼制度刚建立不久的背景下出台的。这一部诉讼法，从它的受案范围和诉权、起诉的形式和内容、原告资格和第三人范围、原、被告举证责任、裁判方式及依据等问题，都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对相当多的问题没有明确具体的规范。近几年，特别是我国出台《立法法》后，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也出台了一些司法解释，但这些《解释》、《规定》和《会议纪要》④不能突破现有行政诉讼法的架构，只能起到“头痛医头”的作用。

（二）立法权威性差。

立法权威性差的主要表现是立法形式的散乱。现在除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表现出来的以外，既有以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又有以部委行政规章以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规章，还有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规定和司法解释、会议纪要。虽然有些规范性规定、制度、解释很重要，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起到制约行政机关行政权过于垄断和规范行政审判秩序的作用，可这些规定、制度、解释层次低、矛盾多权威性差。其制定机关既不是全国人大，也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而是有关国务院各部门和最高法院。立法权威性差不说，加之目前宣传不到位，广大人民群众了解甚少，不易广而告之。

（三）立法内容疏漏。

我国《行政诉讼法》还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的产物，其内容现在看来已有许多疏漏和不足。比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2条对收案范围采取列举的形式，这为法院法官实际操作带来便利，但同时也产生了弊端，因为该两条规定只作了比较原则和概括的规定，如果理解不一样，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后果。同时，它们没有穷尽行政诉讼收案的全部，使得一些可诉行政行为因理解不一而游离于《解释》规定之外。而象大陆法系国家，如芬兰的《行政司法程序法》规定，“公民对所有行政决定都有起诉权⑤”。又比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款只规定在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况下，法院才适用判决变更，这显然不能囊括复杂多样的可变更行为，从审判实践来看，还需扩大变更范围。

（四）立法侧重制约，疏于保护。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行政相对人来说，由于许多行政法律、法规对行政相对人在权利义务上规定的不对等，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重在制约，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疏于保护，这已严重影响到行政相对人对“民告官”的价值追求和信心。比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由于行政审判涉及的法律规范层级和门类较多，立法法施行以后有关法律适用规则亦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法律适用中经常遇到如何识别法律依据、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等各种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当地解决，直接影响到行政审判的公正与效率。可现实的情况是：有些地方性法规本身具有不平等性，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这无形中使法院在行政审判活动中，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公正裁判。另一方面，对法院法官来说，整个司法体制对行政审判活动也是侧重制约、疏于保护，已严重影响到行政审判的裁判权威性。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十分注重对法官审判权的保护，比如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由总统直接任命，其他法官由总统根据法院提名任命，法官为终身制等。而在我国，对法官行政审判权的保护既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更缺乏保护性救济措施。相反，在制约和监督上，则规定的十分具体全面。“而更使法官不安的是，其中很多监督来自于对法官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命运享有控制权的行政机关，这又使得监督和指挥很难区分开来⑥”。在如此的监督网络中，叫法院的法官如何去审“官”。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思考

一般认为，现代行政审判改革应通过对法院自身行政审判模式的完善和限制行政垄断权力以及真正实现司法救济。但针对目前行政审判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不足，笔者认为，应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采取对策措施。

（一）以完善行政立法为立足点。

完善行政立法是一项规模巨大，涉及方方面面，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系统工程。现阶段，它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行政法律、法规的系统性、严谨性、公正性问题。2、行政程序法的统一性、科学性、救济性问题。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步骤。如果不制定统一规范的程序法典，必将导致行政执法程序的紊乱；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规范布局，必将导致具体行政行为的畸形发展；如果没有救济性举措，行政相对人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诉权，也必将导致行政垄断权的滋生漫延。3、行政诉讼法的独立性、中立性、权威性的问题。即审判权只能由法院法官依法独立行使，不受其它任何组织、机关和个人的干涉，也不受其他法官，甚至上级监督者的影响；只有真正落实法院的宪法地位，才能真正树立法院行政行审判的权威。

根据以上提出的问题，无论是行政立法与法律的和谐统一，还是行政立法确切地说是规章之间的和谐统一，都提出了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问题，行政诉讼法是将这些问题一下子端到桌面上来，督促问题的解决⑦。而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只有三条：其一是利用现有的法律；其二是修改过失的法律；其三是增加新的法律。但我们无论是利用、修改还是增加新的法律，除应坚持系统化、民主化、科学化原则外，还必须坚持法治化原则。因为法治化作为中国利用现有法律制度，修改和增加新的法律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有如下基本要求：一是权限的法制性；二是内容的合宪性；三是程序的法定性。现在看来，在实现法治化的进程中，除需建立和设置科学、民主、公正或正当的立法程序，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外，还应解放思想，不断更新司法理念，向人治宣战。我们贯彻法治原则，就必须消除人治思想，强化法治观念，反对以个人意志代替人民意志，或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人民意志之上，防止在利用、修改、增加新的法律过程中以部门利益取代社会共同利益，以地方利益凌驾于全局利益之上，使行政法律既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又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使法律的内容成为公意的反映和体现，真正体现尊重人的人格、尊严、权利，自由的法律价值追求，从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

（二）以审判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同志曾指出：推进司法改革，要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也是法院行政审判改革的关键。

1、改革现行管理体制。改革现行审判管理体制的最佳办法是实行司法机关独立，即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在西方国家，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是公认的宪法原则之一。在我国，宪法虽然对审判独立作了规定，但这种独立仅指法院的独立，即法院作为整体独立行使职权，而不包括法官独立。同时，这种独立也缺乏实际具体的保障救济措施。而要真正实行审判独立，必须建立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的保障救济机制。一是建立法院独立的保障机制。法院要真正做到独立从事审判活动，不受有关行政机关的干预和影响，除了在机构设置上与行政机关保持分立以外，还必须在处理司法行政事务方面保持相对的独立自主性；二是建立法官独立的保障机制。在我国建立法官独立审判的制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比较完整和行之有效的保障救济机制来保证其实施。借鉴国外比较成功的经验，我国的法官独立保障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即任用制、终身制、高薪制、惩戒制、专职制等。

2、改革现行经费体制。改革现行经费体制的理想模式是实行司法经费独立。实现司法经费单列体制，全国司法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或者实行中央和省级财政分级分类负担体制，并由最高法院或省、自治区高级法院统一掌握，摆脱司法屈从于行政机关和其他社会干预，从而将这些外来干预对审判工作的影响降至可能最低限度，从物质上来避免司法权力“地方化”，法院“部门化”；另外，为加强措施以消除利益驱动，对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实行收费多少与财政拔款脱钩，从而使审判执法活动于本部门经济利益脱钩。

3、改革现行监督体制。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监督机制放在以法官所办的具体案件上，放在对具体司法活动的事前监督上，而对法官的资历、能力、勤绩、品质、法律素养等方面的监督确很少涉及。这样，导致监督权侵犯法院法官独立审判权的事例时有发生。我们知道，规范审判行为，严格审判程序，强化审判监督，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的关键是监督权与各种干预制约权力混杂在一起。因此，国家除应尽快制定出台《监督法》外，还应制定出台《独立审判保护法》，从监督体制上进行改革，将监督的内容、监督方式、监督措施进行合理的配置，科学的分工，系统的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惩治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以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为根本措施。

深化行政审判方式改革，关键在于改革现行行政庭审模式，通过大力推行“辩论式”审判方式，使原、被告一切诉讼活动均在法庭上公开进行，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经过当庭陈述、当庭质证、当庭辩论，法官重点围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坚持完善被告举证原则，从而提高当庭宣判率。针对目前行政诉讼难起动，行政干预大的现状，我们在实践中，应坚持把握以下几点。

1、具体行政行为审查原则。《行政诉讼法》第5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行政案件审查的对象只能是可诉的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二是审查的内容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法律评价。在审判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原告行为是不是行政案件的审查对象，因为原告行为是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对象，而不是司法审查权所针对的对象，否则，就可能出现在法庭上法官与被告行政机关共同审原告这种明显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相违背的情形。

2、适用法律位阶原则。根据行政诉讼法和立法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并参照规章进行裁判。我们在参照规章时，应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审查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应当适用，反之，就不应适用。另外，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对涉及有关部门为指导法律执行或者实施行政措施而作出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往往将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笔者认为，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但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应承认其效力，并在裁判理由中对其合法、合理、适当或有效进行必要的评述和阐述。

3、对原告不得加重处罚原则。规定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罚，是为了保护原告的诉权。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目的是请求法院纠正认为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起诉后不仅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反而还会受到更重的处罚，那么必然会增加原告的顾虑，甚至在行政处罚确有错误的情况下，也不敢得起诉讼，使那些确有错误的行政处罚得不到及时纠正。规定不得加重处罚（如果被告对原告加重处罚，法院可以以被告滥用职权为由予以撤销），这样可以消除被处罚人的思想顾虑，使他们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诉权。

（四）以严格惩处为主要手段。

不依法行政，司法不公是目前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实践中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也是滋生行政垄断权力和产生腐败的温床，更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为了有效地遏制部门保护主义和办关系案、人情案导致的“撤诉多”的现象，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

1、加大惩罚力度。在目前国家还未出台《监督法》的情况下，除应加大对违法审判、不依法办案法官的责任追究和惩罚力度外，还要加大对特权垄断行为和部门保护主义行为的限制和惩罚力度。应明确界定耍特权和构成行政垄断权力以及部门保护主义的范围以便给予必要恰当的制约，并在权力机关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评价其行为是否构成耍特权和构成行政垄断。

2、加大打击力度。一方面，加大对执法违法的处罚打击力度，要将执法违法作为犯罪严重惩罚的加重情节。另一方面，加大对拒不执行生效的行政法律文书处罚执行力度，提高对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决罪的量刑幅度，使惩罚机制大于获利机制，即使拒不执行的行为在经济上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因其所受惩罚而造成的损失。

3、加大对妨碍审判活动行为的处罚力度。人民法院对原告的撤诉申请，要认真审查。如果发现原告撤诉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或因担心打击报复或受他人威胁、诱骗而非自愿撤诉，除要依法作出不准许撤诉的裁定外，还应对妨碍审判活动的相关组织和人员给予适当的处罚和制裁。

参考文献

①江必新：《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3月9日。

②张淑芬：《行政垄断的成因分析及法律对策》，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四期，第103页。

③以上资料，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3期，第16页。

④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04]96号印发了《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⑤马怀德：《芬兰的行政法制度》，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第43页。

行政审判范文篇10

一、强职权主义

如果说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是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的殷切向往和理想的话，那么，强化审判机关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职权主义，则是在行政争议自诉制度条件下，行政审判方式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这是由行政审判的对象、行政审判的原则以及行政审判的本质所决定的。由于行政审判机制直接渊源于权力制约理论。权力制约理论强调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认为一切权力都必须有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强力制约权力。正是基于这种权力制约理论的导向，才产生以"司法审查"为本质特征的行政审判制度。从而使行政审判烙上权力制约和强职权主义的色彩。

1.自己不能作自己的法官--从行政审判对象的特殊性中引伸出来的规则。社会需要政府为其成员谋福利并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但是，政府手中的警察和刀枪，却内含着对社会成员造成伤害的高度可能性，一旦这种高度的可能性成为现实，就意味着人民受到了政府强权的侵害和掠夺。如果这种侵害和掠夺不能得到及时和适当的救济，反侵害和反掠夺的斗争就成为不可避免。当这种"斗争"成为现实，由谁来进行裁判?如果由政府来裁判，就意味着政府在给自己的行为打分，那么受侵害者或被掠夺者将受到再一次的侵害和掠夺，因为政府不会因为成了政府就会变成天使，"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64页。)在人民主权的国家，人民也不会容忍政府作为自己案件的裁判者，因为裁判的公正是制约机制的产物。而由政府来裁判政府与人民的争议机制，就如同以老鹰来裁判老鹰与小鸡的争议的机制一样，只能炮制出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却绝对不会产生任何对小鸡具有"公正"意义的结果。正如洛克所说的："如果设置政府是为了补救由于人们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而必然产生的弊害，因而自然状态是难以忍受的，那么我愿意知道，如果一个统帅众人的人享有充当自己案件的的裁判者的自由，可以任意处置他的一切臣民，任何人不享有过问或控制那些凭个人好恶办事的丝毫自由，而不论他所做的事情是由理性、错误或情感所支配，臣民都必须加以服从，那是什么样的政府，它比自然状态究竟好多少?"(［英］：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既然政府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那么结论就是应该从政府之外寻求一个第三者来裁判由政府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引起的纠纷，这就是人民法院。

2.法律与权力的较量--由行政审判的特殊原则总结出来的原则。行政审判是人民法院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这种审查既是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也是法律与权力的较量。这种较量分两个区间两个层次：第一个区间在行政活动之中，以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是否自觉遵循法律为其设置的程序、范围或界限为特征。当规制行政权力的规范被严格地遵守，则标示着法律与行政权力之间处于势均力敌的平衡状态，这是一种理想和法治状态。当行政权力突破法律界限，甚至粗暴践踏权力规则，脱离法治轨道时，就意味着法律的失败，而法律的失败又预示着政府失败为时不远。在这个区间里，法律与行政权力的较量处于自律的阶段，它主要依靠行政主体的自觉来实现法与权的协调和统一。其实质是行政权力本能与行政主体理性的较量。第二个区间在司法审查活动中。当行政权力突破法律界限，肆意妄为并处于无责任不可控之状态时，就意味着法律与行政权力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以法律失败而告终，也标示着行政主体的理性与行政权力本能的较量以理性失败而告终。行政主体的自律和自觉已无法保持法律与权力的平衡。为了防止法律失败的恶化和行政失败的恶果，就有必要寻找外在的力量，将失去理性的行政权力强制性拉回到法治的轨道，并强制性地恢复被违法权力行为打破的法律与权力的平衡，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利益平衡。在这一区间里，法律与行政权力的较量是处于他律阶段，这种他律阶段的较量，是以法律的最终胜利为特征的。正是通过这一区间的较量，在第一个区间里被践踏的法律重新恢复了尊严和威信。如果说在第一个区间里法律与行政权力的较量在主体上具有重合性的话--适用法律和行使权力的主体都是行政主体，那么在第二个区间里法律与行政权力的较量在主体上则是分立的，其中适用法律的主体是人民法院。正是由于第二个区间即司法审查区间适用法律的主体是人民法院，才注定了这一区间里的较量具有他律性和强制性，而这种他律性和强制性正是行政审判强职权主义的具体体现。3.以强力对付强力--由行政审判的本质所决定的公理当人民把警察、监狱和军队交给政府之后，自身已无强力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也不具有与政府抗衡的力量。如果还有其他个人或组织拥有可能战胜政府的强力，政府也就变成平民了。那么，政府滥用权力，侵犯人民权利时怎么办?谁能制裁它而又能使它服从制裁?归根到底一句话：由谁来作为政府侵犯他人权利引起的纠纷的裁判者?这是设置行政审判模式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便产生了不同的行政审判方式。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英］洛克：《政府论》(下)，高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5页。)孟德斯鸠也说："从事物的本性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高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4页。)正是在这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指导下，我们设置了一种能够制裁行政违法行为且又能使它服从制裁的强力，即设置一个专门的以制裁政府侵权行为或裁判这种行为引起的纠纷为己任的另一种国家权力，这种权力在人民和法律正义的支持下能够足以和行政权力相抗衡，并具有迫使其服从和履行裁判的能力。我们把这种国家权力称为审判权，把拥有这种权力的主体称为审判机关或人民法院。这种以强力对付强力，用权力制约权力的审判机制，是由行政审判的司法审查之本质所决定的。它内在地要求司法审查的主体主动积极地行使"强力"以制裁"脱轨"的权力。这正是行政审判强职权主义的根源所在。

二、重审问主义

我们往往把对抗式的审判方式看成是审判公正和民主的标志，并把它当作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这种追求或许对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不无裨益，但对行政审判来说则无异于灾难。

1.审、辩矛盾--行政审判的主要矛盾：行政审判从本质上而言是"权力对权力的审判",是"强力对付强力的游戏"。这就决定了审、辩双方的对抗和冲突成为行政审判的主要矛盾,它决定着整个行政审判的性质，并左右着行政审判的进展和结果。审判机关在受理原告起诉后，就以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逻辑前提，在这种逻辑前提支配下的法官，不应当象民事审判的法官那样做一个貌似公正的仲裁者，而应当以一个积极的主动的强权享有者和司法审查者的形象推动着行政审判的运作和进展。为此，在法律上就设置了"倒置的举证责任"制度，并以此来创造审辩双方对抗的机会。行政被告受举证责任的约束，必须承担说服责任。因为行政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一旦具体行政行为进入诉讼领域，被告就有责任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根据向法庭展示，并对原告和法官控告其行为违法进行辩论，当被告不能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并说服法定认可其行为合法，或者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与否处于不明确状态时，就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被告提供的证据，来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当其认为必要时，还可以依法调查和收集有关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以当庭对抗被告提供的具体行政作为合法的证据。很显然，在行政诉讼中被告的主要对手是法院，而不是原告；法院审理的对象也不是原、被告之间的权力义务纠纷，而是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为证明这种行为合法而提供的证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行政审判中的法官，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控诉和审判双重职能。这种职能的统一，并非什么有违大雅之举，因为在行政案件自诉制度条件下，弱小的受害者，是无法与强大的行政机关配敌的，如果为了某种形式公正的需要，而硬行将弱小的受害者与强大的行政机关拉到法庭进行直接对抗的话，其结果是不言自喻的。而且，如果行政审判中的对抗是原、被告之间的对抗的话，那么，它与民事诉讼将不具有质的区别，司法审查也将不成其为司法审查了。2.审、辩对抗--行政审判的特色所在行政审判中的对抗主要的是审辩双方的对抗。审辩之间的对抗则是权力与权力的对抗。--在法律上的对抗只能是平等即对等主体之间的对抗，非对等主体之间的对抗只能导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斗，绝不可能结出公正之果。因为对抗就其本质而言,是指对等主体之间的抗衡和制约。审判权力与行政权力对抗的过程，正是法官对行政行为以及因这一行为而引发的原、被告之间纠纷进行评判的过程。这种评判既是制约，也是裁判。它是客观的，因为它来自"外部"，一种来自"外部"的评判无疑比自我评判更具有客观性，正如一个人作为他人案件的法官的客观性远比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强得多一样。同时，它又是公正是，因为它是一种面对面的公开进行的评判。--审判机关对行政行为的评判是在与被评判者面对面的对抗中公开进行的，是在太阳底下作出的评判。与光天化日之下相比，黑夜里更容易产生罪恶、肮脏的交易或不公平。而且它是一种羁束的评判，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规则，而不是任性或自由心证或凭良心的评判。--人们喜欢说良心，颂扬良心，但法治社会从不敢把公正交给良心，因为良心的住所太隐蔽，只有太阳才是最好的防腐剂。而且，审辩的对抗是"强力对付强力"的游戏，对抗双方是平等的，而不是相反。倘若是强盗与婴儿的对抗，既使是产生对抗和规制对抗的机制再理想，也不可能有任何公正可言。--强盗那里是没有公正的，因为他拥有控制和主宰被劫持者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承认行政审判中的对抗主要是原告与被告的对抗。

3．诉、辩冲突--行政审判的启动器。行政审判中的诉辩冲突，是其在行政活动中的冲突的延伸，这种延伸的必然结果就是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交给审判机关进行裁判。产生于行政活动中诉辩冲突，是行政审判的唯一启动器，但也仅仅是启动器而已，它一旦将行政审判程序启动，便从幕前退居幕后，并将矛盾转交给了审判者，从而使审辩矛盾成为行政审判中的主要矛盾。尽管如此，原告对行政审判还是需要承担推进责任，即通过反驳被告的举证而将行政审判朝着即定的目标推进。但这种推进责任，与审辩之间的对抗对行政审判的推进作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4．审、诉关系--行政审判的从属关系。在整个行政审判关系中，审辩关系是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它主宰着整个行政审判的性质和进程。与此相对应的审诉关系则居于从属地位，对行政审判的进展起着辅助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审判中的审诉关系不具有对抗性，恰恰相反，它们是协作统一的关系。审方正是借助于诉方的诉权，启动了司法审查程序，从而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制约；而诉方正是利用了审方的审判权力，达到否定行政行为，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尽管审方对原告的起诉有一套形式审查的关卡，但这丝毫不能说明其双方关系具有对抗性。

三、浓象征主义

行政审判是一项法律制度，但其政治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其法律意义；它是一种实践理性，但其象征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其实践意义。有人将它比作为宪政和民主的象征，这丝毫不为过份。

1．法律之下的权力--行政审判的法治象征

(1)法治的含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首先是作为君主专制的对立物而出现的，美国宪法之父潘恩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是国王。"（马潘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36页。）因为"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领导一切"。（［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9页。）这就意味着，法治首先反映的是民主本质，其次，一切国家权力的运作必须依法运行。诚如韦德所指出的那样："它(法治)的基本含义是任何事情都必须依法进行。将此原则适用于政府时，它要求每个政府当局必须能够证实自己所做的事是有法律授权的，几乎在一切场合都意味着有议会的授权，否则，它的行为就是侵权行为(例如征购某人土地)或侵犯了他人的自由(如拒绝给予某人某项计划的许可)。"（［英］Williamwade:Admiristrativelaw,P3）(2)法治与民主法治是民主制的产物。同时，法治是民主的反映和保障，没有法治也就没有民主制。民主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人的自由以及平衡人与人之间自由(权利)冲突的需要的产物，因为"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猜破了的哑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来说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日趋向于自己的现实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281页。）为了维护这种人的自由的产物，就需要设置一种强力来解决可能发生的冲突，以维护自由秩序，进而保护每个人的自由。这种强力就是国家权力或政府权力。由于政府权力仅仅为人民利益而存在，权力的太小取决于人民的需要。因而，政府权力就必须要有一个界限或范围，而且这个界限和范围应由人民根据需要来确定。关于政府权力范围的规定以及关于人民相互间自由权利关系的规定，就是法律；由法律的执行或遵守而形成的社会秩序状态就是法治，而由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所决定的秩序状态就是现代法治。（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没有民主，法律不可能由人民制定或反映人民意志，也无法约束政府权力；没有法治，谁都可以说他是人民的代表或代表了人民意志，专制则可能因此产生，民主也就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说，法治就是民主，这就是法治的本质。(3)法治与行政审判在法治社会中，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服从人民意志最为根本的就是服从由人民代表所组成的组织或议会所通过的关于政府权力的最基本的规定，即宪法。由于"宪法只不过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工具而已，"因此，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或政府自己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制定宪法的主体。如果行使权力的人自己限制自己的权力，即就等于说指望所有的政府官员都会变成天使。而行政审判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强力对付强力的手段来强制实现行政法治。从而打破人们对行政主体"天使"品格的幻想，将一切违法行政行为都视作法治与民主的反动，而予以裁判和纠正，从而使权力置于法律的绝对统治之下。因此说，行政审判具有浓厚的法治主义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