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范文10篇

我国证券范文篇1

关键词：投机投机的危害投机的成目措施

中国股市存在的过度投机问题已经成为其发展的瓶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君子不言利”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彻底改变，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的做法，有必要重新认识投机行为，鼓励适当的合法投机，发挥投机在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同时，我们应该通过立法坚决禁止非法投机，使其不得有生存的土壤。但在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进程中，过度投机问题却令人深思。

一、过度投机及其表现

单纯的投机行为是有害的，因而在证券市场上必须将投机行为圈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否则就会产生过度投机。由于股市价格取决于股市供求，大量投机行为及过度投机不仅会使股市价格变化莫测、波动频繁，而且还会引起社会财富的不合理转移，从而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同时，如果投机者争相购入大量证券，导致价格过高地脱离其内在价值，使社会名义财富远大于其实际财富，就会引发泡沫经济。股市投机泡沫是指由追逐价差利益的股市投机行为而导致股票价格偏离其基本值持续上涨的现象。即在—个连续过程中，初始的价格上升使投资者产生价格将进一步上升的预期，从而吸引以追逐价差利益为目的的新的投资者进入，并继续推动价格的上升，直至泡沫破灭。股市投机泡沫的特征是股票价格偏离其基本值长期上升和随后的暴跌。在投机泡沫增长过程中，投机泡沫的变化成为决定股价变动的主要因素，形成越来越高的收益，并最终导致泡沫破灭股价下跌。泡沫增长过程中正的收益率占优势会导致收益序列正自相关。投机泡沫使得反常收益增多，因而收益序列表现为尖峰后尾分布，从而过度投机激烈。

二、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投机的识别

2002年，中国个人投资者股票市场开户数为6884万，仅占12.8亿总人口的5136％；到了2003年12月，这一数字增加到7025.41万；2006年到8736.23万，而仅2年的时间到2008年，开户数突破1亿大关。股市如火如荼。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过度投机，由于投资者进入中国股票市场与日俱增，然而我国证券市场规模不够壮大，层次结构复杂、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政府的过度干扰，从而促长了过度投机。

目前通行的衡量证券市场过度投机的方法主要是采用指标法，采用的指标重点有三类指标，分别是市盈率、换手率、市净率等。

(一)市盈率

市盈率即该股市场价格与年度收益的比值，其公式为：市盈率=每股价格，每股年度收益。目前美国、英国、韩国、中国香港等成熟股市的市盈率大约在10至20倍的区间内波动，考虑到新兴市场的成长性，新兴市场合理的市盈率为30倍。而近年来中国股市的波动区间为20-60倍，明显偏高。单从上市公司未来盈利增长来看，现在的股价水平缺乏支持，股市总体估值过高，泡沫特征明显。A股市场从2005年中的低点回升以来，市盈率不断提升，现在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

(二)换手率

换手率即周转率，它是一定时期内股市总成交股数与总流通股数的比率，其公式为：换手率=成交股数，流通股数×100％。换手率是衡量股市是否存在投机的另一重要指标。若这一指标过高，则表明过度投机明显。2006年以来我国股票交易换手率节节攀升。国际上成熟市场的长期换手率多在100％～20(3％之间，而印度、中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市场的换手率也多在300％左右，然而中国的换手率明显高于其他市场，很多时候数值都超过500％。

(三)市净率

市净率的计算方法是：市净率=股票市价，每股净资产。一般来说，业绩优良的股票其市价可以大于其净资产，但市净率应该在两倍以下。如果市净率高于3倍，则偏离实际价值。我国市净率达5倍左右，说明市净率偏高。

从全球各主要指数的平均市净率的变化趋势来看，美国、英国、日本等成熟市场的市净率大约在1.5～3倍的区间内波动，每一个指数的市净率均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相对而言，我国沪深两市市净率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从不到2倍上升至5倍以上的水平，大幅度高于除印度以外的全球其他主要市场(印度市场的市净率遥遥领先于全球各主要市场)。同时我国净资产收益率平均12.1％，而印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达到21.7％，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能力明显低于印度。高市净率与低净资产收益率说明了我国股市比印度更不具有投资价值，我国股市的火热多有投机成分。

三、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投机的危害与成因，

(一)过度投机的危害

证券市场存在过度投机现象会引发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存在着诸多危害。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投机所导致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过度投机导致股市偏离正确的轨道。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和建立股票市场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公司制改造，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的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但当投机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的时候，大家都把炒作当成盈利的途径，投资者(股东)谁都不去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的发展，股市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成为和冒险者的乐园。

第二，过度投机导致股价暴涨暴跌，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从市场经济形成的早期出现的“南海泡沫事件”和“密西西比泡沫事件”，到20世纪下半叶日本股市出现的暴涨、暴跌，每一次股市的过度投机都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第三，不利于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资本市场的天职就是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一个健康的股市能够提供最优的导向，把社会资源引导到发展前景好、效率高的行业和企业中去；但是，过度投机却会窒息股票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

第四，严重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过度投机股票市场上，真正获益的只是少数有内幕消息、资金雄厚的超级主力，他们通过虚买虚卖、内幕交易等方法操纵股市、获取暴利，而中小股东由于信息不全，势单力薄，往往是损失最大的群体，“杭萧钢构事件”和“刘芳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二)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投机行为产生的原因

1.市场方面原因。首先，证券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证券市场交易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上市公司没有形成及时、准确地公告各种信息的自觉意识，交易所、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不严格、不全面；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相互勾结，故意隐瞒信息或披露虚假信息，以满足自己获取过度投机超额利润的目的，而普通投资者由于无法全面掌握上市公司的信息，为防范风险，则只能以短线投机为目的来进行操作。

其次，腐败现象严重。通过编制虚假的财务报表，进行虚假的资本和资产置换等手段，将本来根本不具备上市资格的公司包装上市，上市公司则把其中一部分股票以内部职工股的名义分配给上市审批中的官员。普通投资者却以新上市公司的股票问题少、包袱轻等原因而踊介入，结果却发现是千疮百孔的烂公司，上市公司的诚信在投资者心中大打折扣，投资者只能选择投机。

再次，监管体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我国现在已经初步建立了监管证券市场的法规体系，建立了投资机构内部监督、行业自律性组织管理和政府行政法律监督组成的多层次市场监管体系，但实际运作不很乐观。首先，某些法律出台滞后，往往是出了问题后才加以补救，却很少有事先加以预防的相关措施。其次，证监会在管理力度上也有一定的问题，存在过“照顾一时行情，顾全大局”的思想，被投机分子利用。最后，某些股市政策出台把握不准，往往造成股市过度动荡，提供炒作素材。

2.企业方面原因。我国证券市场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其根源在上市公司。由于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低下。并且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投资者很难将股市当作投资场所，只能将股票当作投机工具。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主体，是证券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业绩没有得到认可、诚信形象没有得到改善，证券市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和持续的发展，市场各方的利益就得不到根本的保障。

第一，我国上市公司质量低下。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质量低下、经营业绩整体下滑现象，出现平均每股收益逐年下降，亏损面不断扩大的问题。不分配的公司越来越多，有些公司上市不久即丧失配股资格，甚至出现巨额亏损。ST、PT公司逐年增加，仗着稀有的壳资源，绩劣公司让人产生“重组”的无穷想象，股价越炒越高，吸引了大量资金流人，绩优公司反而少人问津。这就造成了股市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被严重扭曲，投资理念遭到无情挑战，股市风险不断积聚，促使投资者不敢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只能改投资为投机，以保证其收益。我国上市公司整体在行业结构上未体现应有的先导性，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的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募集的资金多是投向市场已饱和的传统产品，甚至是处于衰退期产品的规模扩大上，投资和生产在低水平上重复，导致大量资源的浪费。一些公司追寻多角化经营，但主业不突出，难以形成经济规模，也不利于集中较大的资金进行技术创新。一些公司在上市后一改当初招股时对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急迫和种种承诺，纷纷出现频繁变更募集资金的投向，或募集资金投入缓慢和投资无方向的问题。还有一些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国债投资、委托理财和银行存款，这势必降低公司资金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使公司逐步忽视实质性的生产经营活动，淡出实体经济领域，从而降低给广大投资者的回报，增加股市风险。

第二，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完善。中国企业改革仍然是整个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上市公司在实行股份制改组时，将其骨干或优质资产剥离出来改组为股份公司，而将企业余下部分组成“集团公司”，再由政府授权所谓的“集团公司”，代表国家持有股份公司的国家股股份。实际上国有资产所有者仍然“虚置”，公司的最大股东，仅仅是国有资产的者而并非是真正的所有者，在其背后仍然缺乏所有者有效的监督和约束。由于所有者和者之间的目标函数不完全一致，者又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因而者就可能会利用制度上的缺陷以所有者的授权从事损害所有者利益的活动。而由于上市公司国有股份所占的比重过大，并且不能上市流通，广大中小股东受到了与会股东最小持股数量的限制而无权参加股东大会，不能行使自己的表决权，对于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约束，而掌握内幕消息的人能够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投机操作而获利。

3.公众方面原因。证券市场开放以来，许多投资者认为证券市场就是暴富场所。这种心理导致很多投资者往往不看重长期投资利益，而一味地追求短期投机以牟取暴利。而且，目前许多投资者金融证券素质低、风险意识差，不能对市场进行理性的分析与判断，只是跟着少数人追涨杀跌，盲目跟随，这样就更加剧了市场上的投机行为。

四、改善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投机问题的措施

(一)加强和改善证券市场的监管

首先，应建立完善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制定信息披露标准，以杜绝机构利用消息垄断操纵市场，为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制定好游戏规则，保证外部投资者公平获得信息的权利，尽量减少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实施强制性定期披露频率，改半年一次为每季一次，如有可能改为每月一次。也可以扩大信息披露内容与范围，增加报表的披露性和董事对报表的披露责任。其次，要大力加强证券监管，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严厉打击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和虚假陈述等违法活动。对上市公司违法披露信息，故意隐瞒或歪曲重要信息的行为严加惩罚，使会计信息公开、有效、充分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第三，加强对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中介机构的监管，使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加强监管的工作相互促进。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行为，强化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对出具违法、违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的要严肃处理。完善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建立中介机构的资质认证与诚信评级制度以及违规处罚制度，对违规行事的人员和机构取消从业资格。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

(二)征收证券交易税

一般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建立在道听途说的政策和消息上，而不是由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所决定，容易受大户操纵。对此，征收证券交易税不失为一种良策，证券交易税能够发挥“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当炒作过于频繁时，其成本随之增大，只有当预期收益率大于包括交易税在内的成本时交易才能进行。证券交易税的征收有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行为。证券税制作为国家调控证券市场的基本经济杠杆，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三)强化退市机制

我国股市是个年轻的市场，需要正确的引导。对该破产者不破产，该摘牌者不摘牌，或许在短期内能减少社会震荡，但从长远看却埋下了助长证券市场投机的隐患，保护或宽容落后上市公司，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上市公司不能搞终身制，证监会有权对长期亏损的企业作出退市决定。但在实践中，对上市公司退市标准和退市程序方面，还存在法律上的不明确和制度上的一些缺陷，上市公司退市存在着较大的障碍。因此，应根据我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和切实可行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真正实现优胜劣汰。

我国证券范文篇2

论文摘要：证券市场是最富魅力的经济领域之一，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旦风险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引发全局性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并殃及整个经济生活，甚至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与政治危机。因此，如何加强监管、控制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证券监管的演变应该是与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相适应的一个动态过程，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格局决定了证券监管的变迁及其特征，也折射出其中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市场化进程下的政府监管目标。

一、美英证券监管法制的形成与完善

美国早期的证券交易是由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其他地方性交易所发展起来的，主要受各州的管理。多以1911年堪萨斯州的《蓝天法》为蓝本，初步确立了诚实、公平和反欺诈的原则。现行的证券市场法规主要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建立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及原则包括：法定注册和公开原则，保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完全、准确的信息；规范公开原则，监督证券交易所、场外交易和全国证券商协会；公平和反欺诈原则，鼓励私人依法起诉。上述内容包括在《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诉法》、《1939年信托契约条例》、《194年投资公司法》和其他若干法案条文中。上述法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法规体系，并随着金融市场新情况的出现，不断得以补充和完善。随后，美国证券委员会(SEC)在继续贯彻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加强了行业的自律管理，在通过了《1938年马罗尼法案后，SEC把监管柜台交易(om)的权力下放给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这个自律组织。另外，美国依据(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成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其会员由所有注册的券商组成，当经纪公司破产时，以满足投资者的清偿权。为促进国内金融领域的竞争，提高美国金融服务商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彻底结束了近7O年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这是美国国内经济强劲增长，金融机构兼并扩张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范围内金融规制解除潮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欧洲，证券交易的发源地当属伦敦证券交易所(LSE)。1986年以前，英国未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行使监管职能，也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对证券交易和风险进行规定和限制，只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如证券交易所的自我管理规定和《公司法》、《反欺诈投资法》、《公平交易法》等法规中有关的规定构成证券法制监管体系，这是和英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密切相关的。1986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法》，建立了管理证券业的新模式，从此结束了英国证券市场松散的自律管理状态，确立了在新法律框架下的管理体制。由于这种“多元化”的管理体制立法体系复杂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设置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对不同的业务种类进行监管，带来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英国在2000年出台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它的大部分条款合并了现有法律或自律法规的内容，为新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机构一金融服务局(FSA)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法律框架，以替代原有的不同法规所形成的法律框架。

二、证券监管法制变化趋势分析

从美英证券监管法制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其立法的中心原则为“公开、公平、公正”，这与中国现行法规的原则是一致的；国家证券立法也是适应国内外经济情况的变化和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的。如按照《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在证券发行人向SEC提交的注册申请文件中必须严明具体的发行时间，否则SEC将不予受理。由于承销商的选定、申请文件的制作以及SEC的审查都需要耗费相当一段时日，因而发行人提交的发行日期必然与其筹资需求产生的时间相隔甚远，这就意味着发行人将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旦证券市场或者公司本身在此期间内发生某些难以料及的变动。就很可能导致证券发行失败或使发行者利益受损。因此，SEC于1982年推出415条款，允许符合条件的公司可以为其今后两年内所有可预期的证券发行，预先到SEC进行“暂搁注册”，并自主决定发行时间。所谓“暂搁”就是公司将其近期发行证券的意向登记注册，向SEC提供相关的并在需要筹资时可以迅速更新的财务数据，一旦公司产生实际的筹资需求，只要及时更新现有资料，即可取消“暂搁”，立即进行证券发行。这样，就减少了发行人的风险，降低了筹资成本。

近年来证券立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由于市场情况变化迅速，国家立法机关不可能及时修订现行法律，越来越多的管理规则是由行业自律组织而不是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这样行业自律组织保留一定的自主权不仅适应市场的变化情况，也有利于促进全行业的标准化，如在美国，SEC通过审批交易所规则促使交易所直接对上市公司提出更高的信息公开要求，日本交易所也取得了交易、场内监督和仲裁纠纷等方面的自律权。

三、中国证券监管法制演变

证券市场法制建设关系到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关系到市场运作的安全和效率，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中国证券监管的法制演变与其体系演变相对应，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性法规到暂行条例、从法规性意见到统一的证券法的发展过程，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论文

初期，以地方政府的规章为主要规范和依据。《上海证券交易管理办法》、《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上海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办法》和《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上市公司监管暂行办法》、《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办法》等相继出台。这些法规对证券的发行、交易和证定，充分体现出地方政府的管理色彩，它们构成了中国证券立法体系的雏形，为以后完善证券立法体系打下了基础。

证券委成立后，开始担当推动市场法制化和制度化的重要角色，先后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和《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等行政法规，全国统一的证券管理法律体系开始形成。同时。参与证券监管的各部门规章、法规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频繁出台，如司法部和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资格确定的暂行规定》，财政部和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资格确认的规定》，国资局和国家体改委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人民银行、财政部和证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1993年8月，证券委颁布《关于授权中国证监会查处证券违法违章行为的通知》，使得证监会有对市场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权利，是规范市场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首部大法——《公司法》于1994年7月正式生效，成为规范公司行为的重要法律渊源1995年l2月，朱镕基同志提出“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指导方针。

第三阶段，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大法——《证券法》于1999年7月1日开始实施，《证券法》的问世是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证券法》中突破性条款包括：(1)明确中国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而非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的分散管理，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证监会在证券业中的监管地位；(2)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股票发行由审批制过度为核准制，专设发行审核委员会和核准程序的公开提高了专业化和效率，减少了发行中的行政干预；(3)放松了上市公司收购的限制条件，为资产重组开辟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适应当前经济改革深化的需要。《证券法》的出台解决了原法律体系中大量法规权威性低下、“群龙无首”的局面，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总体框架。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以《证券法》、《公司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国务院颁布的20多种行政法规、证监会颁布的159件部门规章和自律机构制定的规则、准则等，这套法规体系基本涵盖了市场的主要方面，是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基础。

四、中国证券监管法制演变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问题

1．法制建设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且《证券法》中有关规定的责任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证券市场创立近8年后才有《证券法》的问世，《国债期货管理暂行办法》在国债期货市场行将关闭前夕方才露面，一些早已存在的重要市场，如投资基金领域、投资咨询领域长期缺乏明确的法律制度，虽然颁布了大量的管理办法，但管理级别和力度均显不足。又如，《证券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但未指明违反该条规会受到何种处罚。

2．由于缺乏监管经验，在制定监管政策时往往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各项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如为抑制股市的过渡投机行为，1997年5月，证券委、人民银行和经贸委了《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规定》，在1999年为改变股市涣散的状况，又允许三类企业进入股市。又如，《证券法》中多次提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中没有规定在证券市场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是什么。

3．法律的实施机制不健全，执法力度不够。监管执法是证券法制得以最终贯彻的必要保证，我国证券执法中的缺乏严肃性和执法力度不足使大量法规形同虚设，降低了监管效率。如上市公司炒作自身股票、券商信用交易等行为虽明令禁止却屡禁不止就说明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更缺乏的是有效的执法行动。再如，《证券法》第75条规定“禁止任何人挪用公款买卖证券”，但由于证券监管机构无权查询个人在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因此，无法举证。类似的条款还有第68、69、7l条等。

(二)对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兴证券市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法制建设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

1．必须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证券监管和市场规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首先《证券法》本身需要完善，《证券法》的有关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须尽快制定并尽早出台，如关于客户保证金如何专款专用、如何管理的实施办法，券商分类的审批规定和融资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与兼并的操作细则等其次应尽快完成《投资基金法》、《期货法》和《国债法》相关法规的制定，对于《证券法》出台后法律制转让流通问题、证券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交易问题，应及时填补。证券监管部门应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法规，以便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使监管工作和市场规范发展有坚强的法律保障。

我国证券范文篇3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税收体系、税收政策

我国的证券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所得税和财产税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对于证券流转课税的规定较为健全，近年来税收杠杆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也主要体现在印花税的税率调整上，而证券所得税和证券财产课税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我国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以流转课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符合国情的。证券税收的整体税负水平，可以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是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共同特点。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目前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重点在于具体税种的完善。

一、证券交易环节的课税政策

根据我国现行证券税收政策，在证券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缴纳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自开征以来，在增加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税种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税收立法上缺乏规范性。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在缺少基本税收法规依据的条件下所做的变通，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个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个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规定，就税收法律依据而言是不严谨的，因为印花税税目采取的是列举法，股票并不在列举范围内，而且在“无纸化”的交易形式下并不存在实体的收据，因而对股票凭证征税的依据不足。况且“产权转移书据”一般是指不动产，比照执行理由并不充分。由此可见，印花税条例中缺乏对证券交易征税的专项税目，以此为依据征税不够规范。二是税收调节范围偏窄，税率设计单一。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征收，而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的交易不予征税，课税范围较窄，不仅影响了证券税收的调节面，而且也造成了“窄税基、重税负”的局面。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由证券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扣划，区别于一般的印花税纳税人在应税凭证上加贴印花税税票自行完税的方式；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也与印花税的地方税属性不符。总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开征证券交易税以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已成为我国证券税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证券交易税的设计如下：

1.课税对象。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税对象主要限于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而对国债等券种则不征税。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券种筹集建设资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发行环节，而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性质则与股票相同，而且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投机行为。在二级市场上，国债已摆脱了政府筹资工具的特性，只是作为一个交易品种出现，投资者看中的也是它转让能够增值获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同股票并无区别，因此这些券种也应纳入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按照普遍和公平原则，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应涵盖所有进行交易的有价证券。因继承和赠予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此税的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让宜分别纳入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课税范围。

2.纳税人。证券交易税宜实行单向征收，以证券交易中的卖方为纳税人，改变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双向征收的办法。这样做有利于证券持有人形成“惜售心量”，吸纳更多资金入市，从而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扩大证券市场容量。同时，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较原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有所扩大，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包括出售未上市证券的单位和个人。

3.税率。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可按证券种类实行差别税率，以便有效地对某些特定券种加以扶持，体现国家的宏观投资政策。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双向总计为4‰，与其他国家的相应税种相比税率较高，但考虑到我国近期内还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对转让证券的调节功能将全部由证券交易税承担，因此不宜盲目大幅降低税负，以免妨碍其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税负水平宜保持开征前后的平稳过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微幅调低，但不宜大幅减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下，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定在2‰较为合适。

4.起征点。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中小投资者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利益容易受到侵犯，为保护其投资积极性，应在证券交易税中设置一个起征点。这一出发点是合理的，但从性质上看证券交易税属于行为税，即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调节，理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受金额所限，而且如果设立起征点，很容易导致投资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来避税，影响证券交易税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的证券交易税不宜设置起征点。

5.税收管辖权。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作为共享税来管理的，在收入划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由中央政府和深沪两地按一定比例分成，这样其他资金来源地政府就被排斥在收益分享之外，同时深沪两地政府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驱使，两地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在所难免，这在客观上激化了各级政府的矛盾，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因此，改革后的证券交易税在收入划分方式上应作调整，实行中央、深沪两地与其他地区共同分享的政策，由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按确定比例分成。具体操作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来确定税收收入的归属；另一种则是按照投资者交易地来确定如何划分。两者比较，前者由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上市公司较少甚至没有，如果以上市公司所在地为标准划分证券交易税收入，将不利于各地区均衡发展，但随着人们理财观念的更新，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股民人数将呈上升趋势，采用后一种方法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有鉴于此，宏观政策上理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笔者认为采用后一种方式较为合适。

二、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政策

综观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股份制公司究竟是“虚拟法人”还是“实体法人”上。按照“虚拟法人”理论，股份制公司实质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契约，公司只是为实现股东的投资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股东与公司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公司这个经济团体并没有独立于股东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因而在对股份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税之后，就不应再对股东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征收所得税，否则就会导致对同一课税对象的重复征税。而“实体法人”理论认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为相互独立的不同经济实体，股份公司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股东的利益，按照这一理论，股份公司取得应税所得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其股东分得的股息和红利也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基于对上述两种理论的不同认识，就形成了不同的所得税制度。

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大批涌现和正式的股票交易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应地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都明确规定：股息、红利收入为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有关的所得税法具有以“实体法人”理论为基础的所得税制度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投资者股利收益的课税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拥有债券、股票而取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按照20%的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允许扣除任何费用，这实际上是对同一笔股利收益征了两次税。这种状况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如不及时纠正，就很难从根源上解决证券市场上投机过度的问题。

从解决方案来看，主要有扣除制、差别税率制、免税制和抵免制几种方案可供选择。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目前不宜采用免税制，几种方案对比，较为合适的办法是采用归集抵免制。具体而言，即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已纳过企业所得税的股利收入继续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允许将上一环节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视同本环节已纳税款从其应纳税额中部分或全部扣除，以此来部分或全部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对公司所获股利则保持现行的征税办法。

对于国有股、法人股也应适用同种税率征收所得税。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对包括国有股、法人股在内的所有股东课征相同的股利所得税，将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置于同等地位上，有利于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目标，可以加快国有股上市流通的步伐。

对于股票股利，目前规定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计税依据课征个人所得税。由于红股收益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在分配股票股利时，股东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收益，其后是否能够获得收益还要取决于市场因素所决定的价格走势，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对其免税。但这一利润分配形式对我国证券市场有着特殊影响，对其课税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筹集收入。由于这种形式既不需公司支付现金，又因可能引剧股价上涨而深受投资者欢迎，因而送红股被上市公司广泛使用，但高比例的派送红股不利于上市公司树立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又因会引起股价上扬而助长投机气氛，同时还会带来隐性扩容效应，如果不对其加以引导必然弊大于利。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权衡对红股征税的利弊，有必要继续保持对股利征税的现行办法，同时通过完善证券法律法规等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以抑制公司盲目送红股的行为。

三、证券交易所得的课税政策

证券交易所得作为资本利得的一种，具有偶然性与不规律性等特点，它在证券市场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效应。从我国情况来看，一方面投资者对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承受能力还不足，同时在税收征管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条件。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渐规范，投资者心理的成熟及征管水平的提高，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个必然趋势。设计证券交易所得税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计税依据的选择。从形式上看，证券资本利得的实现有3种标准：一是只要证券市场上某种证券的价格高于该证券的买入成本，即视为证券增值实现；二是当投资者实际出售证券所获收入高于其买八成本，净收益划归投资者的资金账户时，作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三是当投资者将转让证券所获净收益撤出股市时，视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这3种判断标准实际上是证券投资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选择不同标准即是确定不同的课税环节，其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如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基础，即证券交易所得一经产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价值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不易测量和计算，实际操作起来工作量很大，结果也不一定准确；二是对尚未变现的增值部分课税，可能会导致一些现金不足的投资者被迫出售其持有的证券，这将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证券市场发展。如果采用第三种标准，由于投资者连续投资，在兑现离场时资本利得的确定及亏损的弥补等问题很难确定，实际操作时困难很多。而如果采用第二种标准，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对实现了的转让收益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这样可以避免以尚未实现的潜在的“虚拟所得”为征税依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税收征管水平也较低，三者相比较，选择第二种方法较合适，即以投资者已实现的增值收益作为计税依据。

2.税负的确定。从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角度看，证券交易所得税税负不宜过重。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所得的获得往往要经历一个周期，在其中的某一年度内收入大量实现，而在其他年度则寥寥无几，对其征税会产生“集中效应”。另一方面，对证券交易所得课以重税，可能会导致“锁定效应”，即投资者为达到避税目的，被迫采取不出售或推迟出售证券的方法，这将干扰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削弱证券市场的活力。

3.鼓励长期投资和再投资。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征或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还可以通过运用差别税收政策，区别对待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抑制巨额游资频繁进出证券市场以减轻由此引起的市场波动。

综上所述，我国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在保持整体税负较低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由多税种构成的多环节调节的税收政策体系。这一体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税种之间相互衔接，扬长避短，共同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周正庆《证券市场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我国证券范文篇4

从相关国家的经验来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推行需要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的市场和制度条件:首先需要有大量的作为证券化标的住房抵押贷款存量;其次是市场上要有大量潜在的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有效需求;第三,市场上存在被广大投资者所认可的权威信用评级等中介机构;第四,完善的制度和法律环境。但是,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这几个条件还不太成熟,因而可以说大规模推行房地产证券化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一、要推动中国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必须满足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市场上存在数量可观的可以用来证券化的资产标的——住房抵押贷款存量。

虽然自1998年启动住房抵押贷款以来,中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发展十分迅速,贷款规模年平均增长率接近30％。但是由于启动时间较晚,当前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存量相对来说还是很小,住房贷款一级市场发育还严重不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止到2004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达到15922.3亿元。分别占GDP和个人消费贷款总额的11.7％和93.5％。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这样的规模还是显得过小。早在2001年,住房抵押贷款占GDP的比重,英国为60％、德国为47％、荷兰则为74％,由此可见我国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存量之小。在资产证券化的技术操作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贷款存量规模作保证。就很难在有限规模的资产池中组合出相似期限、利率,违约率及提前清偿率的抵押贷款组群,更谈不上有效地对资产池中的抵押贷款进行信用增级的标准化处理。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我国启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较为仓促,商业银行对这类贷款的技术操作还处于试验阶段。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曾下发了统一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办法,但由于各地、各行之间的情况不同,在具体操作中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化的住房抵押贷款体系。而贷款条件高相似度,是对资产池中的抵押贷款进行标准化处理、实现信用增级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点也增加了我国推行住房贷款抵押证券化的难度。

另外根据国际惯例。只有当个人住房贷款的比重达到18％～20％时,商业银行的整体流动性才会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但是,当前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的规模离这一标准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中国商业银行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还不是流动性风险。相反由于住房抵押贷款总体上来说是一种比较优质的长期贷款,违约率极低(约为0.5％),大多数银行并不情愿将这类贷款出售来进行证券化处理。因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对当前中国的商业银行而言,虽然有必要但不是很迫切。这导致当前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热情不高,增加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推行的难度。

二、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融资方式,它的推行需要有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来源,也就要求市场上存在比较稳定的对于该类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

从相关国家的经验来看,由于该类资产支持证券的复杂性,个人投资者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对自己投资策略的收益与风险进行有效分析。同时,资产支持证券还是一种大额的标准化交易,对投资者的资金数量也有一定的要求。因而资产支持证券的主要投资需求来自机构投资者,像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但是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期望中国的机构投资者能在推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过程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够参与证券投资的机构投资者在数量上十分有限,典型的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就更加有限。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能够真正用于证券投资的资金规模也很有限。这首先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金融制度,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从事证券投资方面还存在诸多限制,使得这些机构投资者拥有的长期资金无法有效地进入证券市场;其次,中国现有的主要机构投资者的自身发展状况不佳、规模有限,很难成为推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主要动力,例如当前我国的证券公司和养老基金就遇到了比较严峻的难题。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中国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还缺乏大量、持续、稳定的长期资金支持,对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需求力量还不是十分雄厚,这也是中国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所面临的需求方面的障碍。

三、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作为一项高度技术化的金融创新业务,完善和规范的资产证券化技术支撑体系是保证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顺利推行的必不可少的环节,这其中独立、客观、公正的信用评估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成败的关键。

在成熟的资产证券化体系中,一般会由国家出面,建立全国统一的担保机构,对证券化资产标的进行担保或保险,再通过权威评估机构的认证,使其信用等级得以保障。一般情况下,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需要经过两道评级:第一道是对交易机构和资产支持证券考核评价的内部评级,因为一般国家都有法律明文规定,资本市场只能公募经过信用评级的票据,并规定一些机构投资者只能对具备投资级别的证券进行投资;第二道是发行评级,并将结果向投资者公告,以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策略。而这些评估工作都需要由权威性的评估机构来完成。而我国目前的评估体制还欠完善,评级机构的运作也很不规范,信用评级透明度不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评估标准,难以做到独立、客观、公正地评估,甚至可能会出现为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肆意美化资产、随意提高其信用级别的现象。因此,当前我国亟待进一步加快住房贷款保险市场和担保制度的建设,规范信用评估行为,完善资产评估及个人信用认证的标准体系,建立几个为市场所认可的权威性的评估机构,为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做准备。

四,推行资产证券化还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作保障。

我国证券范文篇5

一、当前我国房地产业概述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经济进入持续稳步增长的时期，城市化也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世界银行的统计分析表明，人均GDP低于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仅为20％；当人均GDP提高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时，城市化进程加快，住宅业将会进入迅速发展阶段。这种发展规律在我国也得到了较完美的印证。据统计，截止2003年底，随着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我国城市人口比例已从1978年的17.9％提升到40.5％。

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平稳推进，对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房地产业飞速发展并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数据证明，从2001～2005年的五年时间里，我国的GDP从97314.8亿元提高到182320.6亿元，房地产投资则从6344.12亿元增加到15759.3亿元。自1999年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政策以来，出台了推动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发展的相关政策，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各商业银行的重点发展业务。2003年底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已经达到11779.74亿元，占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的75％，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7.4％。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平均对住房抵押贷款的需求规模将达到每年3000亿元人民币，并且这一庞大的资金一经沉淀就是10～30年。如果仍然继续依靠商业性住房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将使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问题日益突出。此外，尽管住房贷款的不良率相对较低，但数据表明其绝对数却在快速攀升。在此背景下，我们一方面应该尽快建立健全我国的住房金融体系，另一方面也要适时启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优化房地产金融结构，促进商业性住房贷款的良性发展。

二、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现实意义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BS）就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其未来现金流可测的住房抵押贷款进行组合建库，以贷款库内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付基础，再由证券化专门机构购入，通过风险隔离、资产重组和信用增级，在资本市场上发行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做结构性融资行为，并使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分散为由众多投资者承担的金融运作过程。该金融创新形式起源于20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退伍军人与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基于强烈的政府支持背景，MBS对调节美国住宅产业的结构性需求与促进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逐渐为世界各国所效仿。

推行MBS可盘活大量长期性抵押贷款资产，对于我国房地产业和房地产金融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善融资结构，增加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我们知道，保持合理的资金流动性是健全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MBS的发展，无论是在金融主体行为选择还是在资本结构优化方面，都为一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对住房抵押贷款本身的流动性改进。住房抵押贷款具有期限长、流动性差的特点。MBS通过资产重组，把住房贷款的未来现金流转化为当前的证券融资，就可以改善住房抵押贷款的流动性，有利于金融机构改进资产管理。

2、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改进。MBS的最终环节就是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由于这种证券的信用等级较高、收益稳定、风险较低，在资本市场上会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这对于资本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交易资本的利用效率都有正面影响。此外，也会引导资金向住宅产业合理流动，降低资本市场的投机程度。

3、对房地产企业流动性约束的改进。鉴于住宅建设需要一定的建设和销售周期，必须有稳定持久的资金作保障。如果全靠住房抵押贷款，房地产企业就会受到严重的流动性制约，这不但影响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前景，也增加了银行贷款的偿付风险。MBS的引入，为此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4、对个人购房者流动性约束的改进。由于住宅类商品的特殊性，个人购买住房往往会受到预算的约束。MBS可以来缓解这个问题，为商业银行提供充足的贷款资金来源，从而增加个人住房贷款的可获得性。

（二）分散金融风险，稳定金融市场。MBS依托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及其制度安排把原始贷款银行的风险分散给更多的金融主体来承担。一方面作为MBS发起人的贷款银行通过发行住房贷款证券把原始贷款重组为不同风险与收益组合的标准化金融产品，从而把信贷风险分散给众多的市场投资主体，降低住房抵押贷款风险，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一方面MBS实际上就是把住房抵押贷款作为标的物，从中进行风险剥离，根据与稳定现金流相对应的风险，创新出更多的金融产品。这种风险分散的过程，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都颇有益处。

（三）实现信用分工，提高金融效率。信用问题是金融深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一国的信用体系是否健全，直接影响到金融活动能否有效地进行，以及金融市场的运作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信用分工就是通过对金融主体业务的创新和重组，来调整和优化不同信用层次所形成的信用体系，从而促进金融活动效率的提高。MBS通过信用分工机制，把住房贷款的单一信用进行重组，以使得各金融性专业机构能够专注于信用过程的某一个具体部分，从而形成竞争优势。考虑到信用处理是MBS的核心环节，推进MBS的过程也就伴随着信用体系的再创造和发展，这对于信用体系亟待完善的我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我国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制约因素

2004年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总规模达到1.6万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上升到9.04％。这些都表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已初具规模。同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也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展住房贷款证券化业务条件已基本具备。但是，在我国仍然存在以下制约因素影响此项业务的开展。

（一）贷款的规模问题是影响证券化的基本问题。虽说我国住房贷款证券化业务的规模已经扩大，但其比例仍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规模上的限制不利于形成贷款的资产池，不易达到证券化的规模经济要求。除此之外，证券化还要求有不同期限、不同利率水平和不同种类的贷款，而我国目前的住房抵押贷款还难以达到证券化的要求。

（二）市场参与主体的缺位或局限将制约我国住房贷款证券化的发展。首先，在确立MBS模式之前，必须要设立证券化专门机构（SPV）。但对在我国无论是由政府、银行共同出资组建专门的住房抵押证券公司，还是赋予国家开发银行从事此项职能，亦或是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担任SPV的职能，仍然存在争议。其次，以住房贷款为基础资产发行的证券信用等级不能达到投资级别，必须有信用担保机构为其担保以提高信用等级。但在我国没有此类专门的机构，到底是由政府还是SPV作为担保机构还没有定论。最后，在我国现阶段，投资主体主要是个人，带有一定的投机性。而作为市场主导力量的机构投资者，如商业银行、保险基金等投资于证券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利于支持抵押证券在证券市场上的发展。

（三）有关法律制度中的缺陷亟待解决。住房贷款证券化必然涉及到商业银行转让或出售债券的行为。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我国对合同债权的转让采取通知债务人的原则，那么如果商业银行每转让一笔债权都要通知债务人，银行的成本将大大增加。同时，商业银行出售债权会带来收入，这又涉及一系列税收，如所得税、营业税等使银行的支出增加。成本和支出的增加会挫伤其开展业务的积极性。

（四）证券化专业人才的缺乏，也将影响我国住房贷款证券化业务的推行。住房贷款证券化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业务。它联系着房地产、银行、证券、税务、法律、会计等各行业。并且，在证券设计、销售、评估等方面也需要较高的专业水平。这样的人才有待抓紧培养。

四、对我国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一级市场规模，规范操作控制质量。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一级市场是对更好地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相当大的支持，而且如果没有一个规范运作的一级市场就不能确保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健康发展。

第二，着手建立证券化专门机构SPV。证券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中介机构就是SPV。它在证券化过程中承担了信用增级和证券发行的工作，是联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投资者与发行者的重要纽带。我国应加快在政府主导下设立SPV的进程。

第三，健全完善评级机构，统一规范信用标准。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过程中，信用评级机构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其结果将对投资者的品种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可以说，独立、客观的信用评级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能否成功的关键。国内评级机构必须加强与国际著名评级机构的合作，学习先进的信用评级技术，借鉴丰富的信用评级经验，提高我国信用评级水平，引导投资者开展投资业务。

第四，完善法律体系，更新税收会计制度。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多个经济领域，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综合性的特点，为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顺利推行，应当建立一套完整、严密的法律法规体系，以确定其所涉及的所有参与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证券化的良性运转。同时，我们应当结合一般资产证券化的特征，认真研究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理清思路，制定相应的会计和税收制度，真实地记录和反映各个交易环节。另外，在证券化的实施初期，还应当采取多种方式来降低融资成本，以扶持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长期发展。

我国证券范文篇6

仲裁（Arbitration）亦称“公断”，是指双方当事人自愿将其争议提交给第三方居中进行裁决，并约定自觉履行该裁决的一种制度。以这种方式解决证券争议，即为证券仲裁（SecuritiesArbitration）。

证券仲裁最早产生于美国，起初只是解决证券交易所会员之间纠纷的一种手段，带有中世纪商人自治的色彩。后来，证券仲裁逐步扩大适用于交易所会员与非会员之间的证券争议，并且仲裁解决的证券种类也由开始仅限于股票发展到适用于证券法规定的各种证券。在美国的判例上，证券仲裁甚至可以适用于会员机构内部的劳动关系纠纷。美国证券仲裁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规则，使得证券仲裁真正成为与证券民事诉讼平行发展的纠纷解决方式。

我国证券仲裁的理论、立法与实践现状

我国证券仲裁的立法十分滞后，除《仲裁法》对证券仲裁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之外，目前仅有两部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涉及到证券仲裁：

1、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以下简称《股票条例》）。该条例第七十九条规定：与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可以按照协议的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而第八十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发行或交易引起的争议，应当由证券委批准设立或者指定的仲裁机构调解、仲裁。《股票条例》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证券仲裁进行了规定。

2、1994年8月27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以下简称证券委）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以下简称《必备条款》）。该《必备条款》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到香港上市的公司应当将下列内容载入公司章程：公司外资股股东与公司之间，外资股股东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外资股股东与内资股股东之间，基于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公司事务有关的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有关当事人应当将此类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该条同时规定：申请仲裁者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也可以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其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关于证券仲裁的文章在论及我国证券仲裁的法律依据时，将1994年8月26日证券委的《关于指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证券争议仲裁机构的通知》，以及同年10月11日中国证监会的《关于证券争议仲裁协议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通知”）列入其中。然而，事实上两通知已自1999年12月21日失效，不能作为证券仲裁的法律依据。

与立法滞后对应，我国证券仲裁实践活动也不多见。首例申请证券仲裁的案件是1994年9月北京两家证券经营机构因股票发行过程中承销团成员之间承销费用划分问题发生争议而提起的仲裁。仲裁委员会受理后按照仲裁规则对该案进行了审理。在我国证券市场刚刚建立，具体法律规范和行业惯例缺失的情况下，仲裁庭参考和借鉴了国外关于承销费用划分的规定和习惯做法，对该案进行了裁决。稍后的证券仲裁主要涉及证券经营机构在交易中造成另一方损失的纠纷、股票发行纠纷及国债交易纠纷。与贸易、合资方面的仲裁案件相比，证券仲裁案件数量极少。

囿于立法和实践发展现状，我国证券仲裁的理论研究也处于萌芽阶段。有关证券仲裁的介绍仅见于某些证券法教程中解决证券争议的章节。在近几年来证券纠纷增多，而证券诉讼的渠道尚未完全畅通的情况下，中国证监会表示将积极推动仲裁机构参与证券民事纠纷的仲裁工作，各方面对证券仲裁的研究也逐渐活跃起来。现阶段对证券仲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有关国外证券仲裁制度，尤其是美国证券仲裁制度的介绍和简要分析；其二是对证券仲裁的定义和性质所进行的探索和研究。

证券仲裁的定义和性质

关于证券仲裁的定义，有人认为是指根据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就其相互间在资本市场上的股票、债券及两者的衍生物的转让、交易发生的合同权益争议或其他财产权益争议，由他们双方共同选定的常设仲裁机构依照一定程序，判定双方的事实问题或权利问题，双方并约定接受此公断约束的一种方式；有人认为是指证券纠纷的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自愿达成协议，把争议提交给证券仲裁机构，由其作出判断或裁决的活动；有人认为是指在证券发行交易中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间发生合同纠纷或发生其他权益纠纷时，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把争议提交给第三者，由其作出判断或裁决的活动；也有人认为是指仲裁机构根据证券当事人的申请对证券发行人、投资人、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在证券发行或交易过程中相互之间发生的各种纠纷居中裁决的活动；还有人认为证券仲裁是用仲裁的方式解决证券的发行、交易过程中的及与此相关的证券争议。

关于仲裁的性质，有人认为证券仲裁是任意仲裁，即当事人可以约定将他们之间发生的证券争议提交仲裁，也可以采取仲裁以外的方式，如诉讼方式解决争议。有人认为证券仲裁是强制仲裁，即因证券发行和交易而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不能采用仲裁以外的手段解决争议。还有人认为证券仲裁是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主管机关根据证券交易当事人的申请，对于当事人之间纠纷所作出的裁决。这种观点认为证券仲裁实际上是一种行政仲裁，而不是商事仲裁。

笔者认为，我国证券仲裁主要属于任意仲裁，一些特定的证券争议则适用强制仲裁。具体而言，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提交仲裁属于强制仲裁。其他当事人之间、其他当事人与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其他当事人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以及任何当事人之间因股票以外的其他证券而引起的争议，属于任意仲裁。公务员之家

证券仲裁还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证券仲裁是商事仲裁而不是行政仲裁；第二，证券仲裁是机构仲裁，不是临时仲裁；第三，证券仲裁是依法仲裁，不是友好仲裁；第四，证券仲裁的事项必须是有关证券发行、交易及持有而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事项。

结合上述证券仲裁的性质和特征，参考其他证券仲裁的定义，笔者试对证券仲裁作如下定义：证券仲裁是指当事人根据双方约定的仲裁条款或协议，就他们之间基于证券发行、交易及持有而产生的权利义务争议，提交仲裁机构并由该机构依法仲裁的活动。

证券仲裁的优越性

证券仲裁具有灵活性。由于仲裁是一种协议管辖，可以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可以决定提交仲裁的证券争议范围，可以自主选择仲裁员，可以在仲裁规则的范围内约定审理案件的程序和方式。由于仲裁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是一种较为缓和的争议解决方式，既便于争议事项的解决，又利于当事人今后的业务往来。在法律适用上，当事人可以约定适用的法律，仲裁庭也可以依据国际惯例、行业惯例及结合公平合理的原则对证券案件作出判断。尤其是在目前我国证券立法相对滞后，而证券诉讼需要严格的立法给予支撑的情况下，证券仲裁更显优越性。

证券仲裁具有效率性。仲裁是一裁终局，比证券诉讼更能迅速及时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由于证券市场行情瞬息万变，如果解决争议的时间过长，如采用诉讼两审终审的冗长程序，可能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会更大。而且还会因市场变化造成举证困难，使争议解决更趋复杂。而仲裁程序所用时间较短，可以减少证券市场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而且证券仲裁所需费用相对较少，使当事人既节省了时间，又节省了费用，具有效率性。

证券仲裁具有保密性。仲裁一般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各国的仲裁法律和规则均规定了仲裁员及仲裁秘书人员的保密义务，使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致因仲裁活动而泄漏。这一点在处理证券争议时尤为重要。

我国证券范文篇7

一、建立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必要性

证券公司可支配资产的多少是决定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参数之一,国内外券商都非常重视融资融券业务。因此,适时开展证券的融资融券业务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是有助于券商扩大可支配资源,拓展现有融资渠道,提高市场竞争力。我国券商与国外同行相比,自有资本金不足且总资产规模较小,相应地,如果没有通畅的融资融券渠道将很难与国际知名券商竞争。此外,从美国、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来看,券商的债务融资主要来自银行、证券金融公司和货币市场。至于我国,由于货币市场的发展相对落后,交易工具种类少、规模小、参与机构少,且证券公司自营帐户中以股票持仓为主,现有的几种券商融资渠道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性或政府管制行为,不能很好地满足券商对资金的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改进现有的融资手段或寻找一种新的券商融资方式,使其更好地为券商服务。

二是有助于活跃交易市场。与证券交易相关的融资融券属于信用交易,而信用交易可利用保证金比率这一杠杆,有效地放大参与市场交易的资金量,从而活跃交易市场。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现有的有利于股市活跃的因素将逐渐淡化,同时一些新的市场变数开始显现。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股市的资金面并不宽裕,市场交投趋于平和,而证券市场要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维持一定的交易活跃程度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进而活跃股市交易是应时之需[2]。

三是有助于稳定股票价格。我国的证券市场不存在做空机制,国内券商尚无法进行融券交易,投资者也是靠低买高卖获取价差收益。一旦市场出现危机,股价下跌将无法控制。虽然目前已实行涨跌幅限制,但波动幅度仍高于海外主要的证券市场。而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市场本身就具备了价格稳定器的作用。

四是有助于规避风险,促进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从长期来看,通过融资融券沟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有利于释放金融市场风险。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是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关的金融子系统,供需的变化和市场的割裂不可避免地在这两个系统中产生风险积累,如果风险长期得不到释放,将使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过度膨胀并危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放开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管制,使银行资金合法地、受控制地进入证券市场,有助于缓解和释放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证券融资融券交易是沟通资金市场与证券市场的桥梁,可以促进两个市场的均衡发展。

二、海外证券金融公司的运作模式及特点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证券市场起步较晚,散户占绝大多数,机构投资者少。如1950年代以前,日本证券市场散户投资者占60%~70%;1997年,台湾证券市场散户投资者高达90.1%[3]。在市场发育不尽成熟的情况下,日本设立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提供信贷支持,以期在短期内将证券公司培养成类似于美国投资银行的证券经营机构;韩国、台湾仿照日本的体制也分别设立了证券金融公司,从而在世界证券发展史上开创了证券融资的新模式。

1.日本模式。日本早在1927年就成立了证券金融公司,其证券金融公司均为上市公司,对券商提供短期适用资金贷款,交割短期贷款、有偿增资新股认购贷款以及对券商的转融通业务。在这种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中:(1)证券金融公司居于排它的垄断地位。证券公司与银行在证券抵押融资上被分隔开,由证券金融公司充当中介,严格控制资金和证券通过信用交易的倍增效应。从负债结构来看,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主要通过向资金和证券的拥有者融借证券和资金来维持自己的转融通业务。同时由于其自有资本的比例很小,仅为2.5%,如此小的自有资本规模,只有在政府支持和垄断专营的基础上,才能维持业务的正常运行。实际上,由于证券公司不能直接向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融取证券,其它金融机构如果需要借出证券,一般是要将其转借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证券金融公司附加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将证券融借给证券公司。而在融资方面,由于证券公司可以部分参与货币市场以及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证券金融公司对融资方面的垄断性要小一些,是一种“准垄断”的状态。(2)证券金融公司是整个信用交易体系中证券和资金的中转枢纽。在信用交易操作中,客户不允许直接从证券金融公司融取资金或证券,而必须通过证券公司统一进行。证券公司除部分资金外,也不能够直接从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获得信用交易所需的证券或资金。这样,大藏省通过控制证券金融公司就可以调控进出证券市场的资金和证券流量,从而控制信用交易的放大倍数。(3)证券金融公司在证券公司资券转融通中的地位逐步下降。主要原因在于银行与货币市场的资金使转融通需求发生分流,证券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短期借款、回购等方式从其他渠道获取所需资金。但与转融资的情况相反,由于证券金融公司在转融券业务中的垄断地位,证券金融公司为证券公司提供的借券额占证券公司总借券交易额的比重却越来越高。

2.台湾模式。台湾于1980年成立复华证券金融公司,后增为4家,其共同特点是实行了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在这一结构中,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既可以通过证券抵押的方式从证券金融公司获得资金,也可以以不动产作抵押向银行和其他非银行机构融资,因此证券金融公司并不是资本市场和货币资金市场之间的唯一资金通道,而是专门以证券质押的方式获取资金的特殊通道。从台湾信用交易制度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来看,可以概括为:(1)证券金融公司处于既垄断又竞争的地位。体现在其一方面根据台湾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现状,采取了专业化集中信用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市场竞争的特点。这种近似有效的市场竞争使证券金融公司比较注重市场运作与风险的控制。(2)台湾的证券公司,尤其是有信用交易资格的证券公司,在信用交易中越来越多地利用货币市场融资工具而逐渐减少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依赖,从而导致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业务的萎缩。(3)客户信用交易并非必然集中于证券公司,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逐步从转融资过渡到直接融资。台湾的证券公司只有一小部分具有信用交易资格,能够为客户直接提供融资和融券的信用交易支持,大部分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信用交易客户的委托,转而向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

3.韩国模式。韩国的证券融资公司成立于1955年,是目前为止韩国证券融资唯一专门机构,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吸收特定存款。韩国证券法规定,经过特准,证券融资公司可以接受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其它证券机构以及财政部条例指定的其它机构的货币存款。证券公司收取的客户保证金、证券回购款项的一部分转存证券金融公司。除此之外,证券融资公司还可以充当证券公司和其他证券机构托存的基金的管理者。韩国证券融资公司是国内唯一的证券融资专门机构,处于完全垄断地位,同政府的关系最为直接,除担负着为证券经营机构融资融券的经营任务外,还承担着一定的市场监管和货币政策职能。

设立证券金融公司的本质是有效控制证券信用的滥用及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事实证明,证券金融公司在这些国家(地区)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建立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的初步框架

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验证明,由证券金融公司依照严格的条件集中办理证券融资,贯彻了银行证券分业管理的原则,更能体现管理层对证券市场的调控意图,且在证券市场发展的早期阶段更便于防范和控制风险。我国在建立证券金融公司制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借鉴其成功经验,并根据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规划。

1.设立试点。这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较为成功的经验之一。在建立我国证券金融公司制度时,可暂先成立一家证券金融公司,待成熟后再成立两家,不宜过多。这样既可以通过竞争提高运作效率,也可较好地控制风险。设立地点可选择上海、深圳或北京;从股东结构来看,可由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共同投资建立;其规模可随时调整,但新设公司的注册资本应不低于20亿元。

2.正确定位。证券金融公司在建立健全融资融券制度的过程中扮演着过渡性的角色,它应是专营性的金融机构,为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投资公司、信托公司、投资基金等资金和证券的拥有者融措证券和资金(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且该项业务只能由证券金融公司来做并具有垄断性。其职能定位是,融通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充当证券公司与银行在证券抵押融资等业务上的中介,并通过证券金融公司由政府部门(如人大财经委或中国人民银行)严格控制资金和证券,通过信用交易的杠杆效应,达到既缓解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矛盾,又控制金融风险的目的。

3.资格设限。(1)设立证券金融公司,发起单位首先要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可设立。证券金融公司的主管机关,日本为大藏省证券局,韩国为财政部证券期货交易委员会,台湾为财政部证券管理委员会。(2)从股东结构来看,日本和台湾证券金融公司的最大股东是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和交易所,这使证券金融公司具备了较高的信用水平和中立性。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设立应借鉴其经验,由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共同投资建立。(3)证券金融公司资本充足率的设定直接影响其资产规模、信用水平和运行质量。台湾要求证券金融公司的负债总额不能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1.5倍,相当于最低资本金充足率的8%;相比之下,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同一比率仅为2.5%,其资本金比率也很低,且债务几乎全部为短期债务,相应要求证券金融公司具备高效率的流动资金管理技能。考虑到金融机构的性质及本着稳健的原则,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金充足率设定在8%比较适宜。

4.先资后券。根据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及现行法律制度,我国证券金融公司业务的开展可考虑按先资后券的步骤实施。即在证券金融公司建立之初,规定只能向有资格的证券公司进行融资。投资者可以委托有资格的证券公司向证券融资公司融资,或由证券公司直接向投资者融资,但不得融券。运行一段时间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直接向所有券商和投资者融资的限制,但仍不得向券商或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同时要严格评估和控制融资者的资信及抵押物。待做空机制建立后,再放开向券商和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的限制,同时券商也可以直接向投资者融券或受托向证券金融公司融券[4]。

四、建立健全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的风险控制机制

建立证券金融公司进行融资融券业务,虽然可以使投资者实现低成本扩张和获取较高的收益,但由于证券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证券市场的风险。因此,加强对融资融券业务的风险控制和管理尤为重要,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融资融券的交易过程比较复杂,牵涉面较广,美国、日本、台湾等对此作了非常细致和具体的规定。根据我国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尚低、市场参与者自律性较差的现实情况,证券金融公司制度的监管体系应为: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有关银行向证券金融公司提供资金的渠道、方式和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制定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或投资者提供资券转融通的管理办法,并由证券交易所对有关交易、存管、结算等制定细则作为补充;证券金融公司再据此制订具体的操作规程,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和证券金融公司组成监管体系。

2.融资融券资格的设定。证券金融公司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资金通道之一。这方面可借鉴日本、台湾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允许那些资产质量良好、守法经营且近期无重大违规行为的综合类券商申请融资融券业务。

3.建立信用管理机制。由于融资融券交易有较强的杠杆效应,能放大市场风险,故应设立一套有效的机制进行管制。考虑到我国的证券公司尚无办理证券抵押融资业务的经验且自律程度低,与早期的台湾证券市场相仿,因此在设计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时,可较多地参照台湾的管理办法,注重对各个级别的信用额度进行控制,强调以保证金比率为基础,控制因市价变动形成的市场风险;以及以资本金比率为基础,控制证券公司的债务风险。同时对美国、日本的成功之处也要有选择地学习参照。具体措施包括[6]:

(1)明确界定可用作融资融券交易的证券资格。不同证券的质量和价格波动性差异是影响信用交易风险水平的重要因素,并非所有的证券都适合进行融资融券交易,故应由证券交易所对其进行资格认定。可考虑规定,用作融资交易或抵押的股票其流通股本在8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3000人以上,且有一定交易规模;融券用的证券其流通股本在1亿股以上,股东人数在4000人以上。同时,交易所还应根据股票的市场表现和公司的情况随时调整具有融资融券资格的股票名单。

(2)控制个别股票的信用额度。其目的是防止股票过度融资融券导致风险增加。这方面可借鉴国外经验,规定当一只股票的融资融券额达到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25%时,交易所停止其融资买进或融券卖出,当比率下降到18%以下时再恢复交易;当融券额已超过融资额时也应停止融券交易,直到恢复平衡后再重新开始交易。

(3)比例管理证券机构信用额度。包括对证券金融公司的管理和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可借鉴台湾的经验,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额度管理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来实现,如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证券金融公司从银行的融资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6倍;证券金融公司对任何一家证券公司的融资额度不能超过其净值的15%。

(4)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同样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加以实施。如台湾规定证券公司对投资者融资融券的总额与其资本净值的最高倍率为250%,考虑到我国证券公司的资本金比率,可将此倍率定为200%;每家证券公司在单个证券上的融资和融券额分别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0%和5%。

我国证券范文篇8

关键词：QFII增量资金结构治理理性化投资

所谓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政策，即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是指允许合格的境外投资者，在一定规定和限制下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并转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帐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其资本利得、股息等经批准后可转换为外汇汇出的一种市场开放模式。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下发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国QFII政策从2002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QFII是对那些货币没有自由兑换、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实现有序、稳妥开放市场的特殊通道。根据韩国、印度和我国台湾的经验，QFII制度的创意在于通过一国或地区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的有限制流动，成功解决了在资本项目管制条件下向外资开放本土证券市场的问题。这意味着实施QFII政策后，国际资本通过特定途径进入国内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将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国际资本的流入，也必将对我国新兴的证券市场产生积极的深刻的影响。

1、增量资金的流入有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

QFII制度作为向外资开放市场的特殊通道，其给一国（地区）资本市场最直接、明显的影响便是增量资金的持续流入。韩国、印度和我国台湾实行QFII制度的十多年时间，外资基本上保持净流入，成为新兴市场的重要投资者。以台湾为例，从QFII投资台湾证券汇出、入状况看，QFII历年持股比例极高，这表示汇入后即专注投资于股市，而非从事外汇投机，尤其在台湾股市低迷时，QFII还有稳定市场的作用。2000年，台湾股市一年内从10202点跌至4614点的最低点时，本土投资者几乎都是净卖出，而外资连续几天是净买入。

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国家，经济一直保持持续稳定的高增长态势。中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正逐步增强，2002年直接投资创多年来的新高。同时，外贸进出口额保持高速增长。近年来，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深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明显得到改善，中小股东的权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证券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一大批规模大、业绩好、居行业龙头地位的大型蓝筹股公司正在形成，相信会受到不少境外投资者的青睐。随着QFII门槛的降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数量和规模都将会不断增加，而这些不断增加的、致力于长期投资收益的外国资本对于稳定我国的证券市场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2、有利于上市公司结构的治理和行为的规范。

国外机构投资者分为积极的投资者与交易者两大类，他们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理念和运作思路可谓迥异，积极的投资者以公司治理为手段，以持续性的价值提升和长期回报为目标；而交易者则通过技术分析或股价走势判断而获得短期资本溢价。根据韩国、印度和我国台湾的经验，在这两类机构投资者中，奉行公司治理导向投资策略的机构渐趋成为主流。根据2002年12月证券时报与东方证券针对QFII做的联合调查，大多数境外机构表示会以被动的个股选择来干预公司治理。这预示着那些资产优良、信息披露规范透明、治理结构完善的上市公司会受到QFII的青睐。这样就势必加大国内上市公司的竞争压力，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行为和促使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此外，对外开放证券市场，必然导致在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公司法人治理、交易规则、监管和交易品种上与国际标准接轨，从而加快我国证券市场走向成熟。

3、QFII的介入有利于我国股价结构的调整，引导投资者的投资理念趋于理性化。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除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外，还有大量的个人投资者，大家对上市公司的价值评估比较混乱，其主要目标是以通过二级市场的短线操作而获取市场差价，所以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往往由股本大小、有无庄家等因素决定，而公司本身的经营业绩和成长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导致证券市场比价关系失调。实施QFII之后，由于投资行为的改变和市场效率的提高，以及信息加工分析能力和投资策略的成熟，国内市场会打破原有的市场均衡，通过股价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新的合理的均衡。同时，境外大型投资机构所具有的理性投资风格会对众多的中小投资者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有助于建立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的市场氛围，投资者会更重视上市公司本身的投资价值，中长期投资、组合投资和风险管理意识也将深入人心，这一点也可以从韩国、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实行QFII后证券市场投资理念的变化得到验证。如韩国有名的杂志2000年报道说：“开放前，投资者主要基于所谓利好消息传闻来投资。但开放后，QFII给韩国市场带来分析公司基本面的新视野，外资改变了整个市场的投资理念，国内投资者开始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QFII的投资行为……”。

4、有助于消除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诸多“特色”。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内仍存在诸多痼疾，如目前证券市场市场的最大特点是“新兴+转轨”，而且经常出现政策市的特征，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并非是决定股票价格的唯一主要因素，其投资价值观与国外市场存在叫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这个市场所一直标榜的、并一直引以为自豪的诸多特色，就会成为境外投资者介入我国证券市场的主要瓶颈。QFII的引进使我国的证券市场渐渐向规范化、国际化靠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市、投机市、消息市、股权割离等诸多的“特色”将会出现渐渐退化的特征。长期看，引入QFII后，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这个市场的增量资金，更多的是成熟市场的投资理念与价值观；短期看，将会会逐步清理我们对“新兴”与“转轨”的理解，改变目前这种馄饨的状态。而这种市场不是充分有效的状态也是目前阻碍我国证券市场不能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

5、引入QFII将加快我国证券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散户投资者比重过高，以散户为主的证券市场存在投佟吉富机盛行、市场波动剧烈等问题。发展QFII制度可以大大增加机构投资者的比重，改善我国证券市场以散户为主的市场结构，最终会发展成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市场。与此同时，合格的境外投资者的进入还有助于国内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学习境外投资管理经验，可以提高我们的资产运作水平，从而为正式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做好准备。此外，引入QFII还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竞争环境，促进国内证券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成长。我国证券市场引入QFII将改变现有的市场竞争格局，逐步对外开放的证券市场对国内证券机构及基金管理公司来说是一个最好的训练场。实施QFII后，市场的竞争必然加剧，这将有利于培育国内证券机构及基金管理公司在竞争中生存的能力。在引入机构投资者的同时，国内投资机构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学习到他们的投资管理思路、企业经营模式和方法，可以提高国内证券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运作水平，最终形成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6、QFII为外资直接投资A股打开了一扇窗，极大地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我国证券范文篇9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税收体系、税收政策

我国的证券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所得税和财产税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对于证券流转课税的规定较为健全，近年来税收杠杆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也主要体现在印花税的税率调整上，而证券所得税和证券财产课税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我国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以流转课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符合国情的。证券税收的整体税负水平，可以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是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共同特点。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目前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重点在于具体税种的完善。

一、证券交易环节的课税政策

根据我国现行证券税收政策，在证券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缴纳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自开征以来，在增加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税种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税收立法上缺乏规范性。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在缺少基本税收法规依据的条件下所做的变通，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个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个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规定，就税收法律依据而言是不严谨的，因为印花税税目采取的是列举法，股票并不在列举范围内，而且在“无纸化”的交易形式下并不存在实体的收据，因而对股票凭证征税的依据不足。况且“产权转移书据”一般是指不动产，比照执行理由并不充分。由此可见，印花税条例中缺乏对证券交易征税的专项税目，以此为依据征税不够规范。二是税收调节范围偏窄，税率设计单一。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征收，而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的交易不予征税，课税范围较窄，不仅影响了证券税收的调节面，而且也造成了“窄税基、重税负”的局面。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由证券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扣划，区别于一般的印花税纳税人在应税凭证上加贴印花税税票自行完税的方式；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也与印花税的地方税属性不符。总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开征证券交易税以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已成为我国证券税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证券交易税的设计如下：

1.课税对象。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税对象主要限于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而对国债等券种则不征税。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券种筹集建设资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发行环节，而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性质则与股票相同，而且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投机行为。在二级市场上，国债已摆脱了政府筹资工具的特性，只是作为一个交易品种出现，投资者看中的也是它转让能够增值获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同股票并无区别，因此这些券种也应纳入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按照普遍和公平原则，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应涵盖所有进行交易的有价证券。因继承和赠予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此税的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让宜分别纳入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课税范围。

2.纳税人。证券交易税宜实行单向征收，以证券交易中的卖方为纳税人，改变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双向征收的办法。这样做有利于证券持有人形成“惜售心量”，吸纳更多资金入市，从而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扩大证券市场容量。同时，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较原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有所扩大，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包括出售未上市证券的单位和个人。

3.税率。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可按证券种类实行差别税率，以便有效地对某些特定券种加以扶持，体现国家的宏观投资政策。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双向总计为4‰，与其他国家的相应税种相比税率较高，但考虑到我国近期内还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对转让证券的调节功能将全部由证券交易税承担，因此不宜盲目大幅降低税负，以免妨碍其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税负水平宜保持开征前后的平稳过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微幅调低，但不宜大幅减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下，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定在2‰较为合适。

4.起征点。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中小投资者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利益容易受到侵犯，为保护其投资积极性，应在证券交易税中设置一个起征点。这一出发点是合理的，但从性质上看证券交易税属于行为税，即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调节，理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受金额所限，而且如果设立起征点，很容易导致投资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来避税，影响证券交易税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的证券交易税不宜设置起征点。

5.税收管辖权。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作为共享税来管理的，在收入划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由中央政府和深沪两地按一定比例分成，这样其他资金来源地政府就被排斥在收益分享之外，同时深沪两地政府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驱使，两地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在所难免，这在客观上激化了各级政府的矛盾，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因此，改革后的证券交易税在收入划分方式上应作调整，实行中央、深沪两地与其他地区共同分享的政策，由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按确定比例分成。具体操作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来确定税收收入的归属；另一种则是按照投资者交易地来确定如何划分。两者比较，前者由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上市公司较少甚至没有，如果以上市公司所在地为标准划分证券交易税收入，将不利于各地区均衡发展，但随着人们理财观念的更新，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股民人数将呈上升趋势，采用后一种方法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有鉴于此，宏观政策上理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笔者认为采用后一种方式较为合适。

二、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政策

综观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股份制公司究竟是“虚拟法人”还是“实体法人”上。按照“虚拟法人”理论，股份制公司实质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契约，公司只是为实现股东的投资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股东与公司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公司这个经济团体并没有独立于股东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因而在对股份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税之后，就不应再对股东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征收所得税，否则就会导致对同一课税对象的重复征税。而“实体法人”理论认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为相互独立的不同经济实体，股份公司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股东的利益，按照这一理论，股份公司取得应税所得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其股东分得的股息和红利也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基于对上述两种理论的不同认识，就形成了不同的所得税制度。

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大批涌现和正式的股票交易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应地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都明确规定：股息、红利收入为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有关的所得税法具有以“实体法人”理论为基础的所得税制度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投资者股利收益的课税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拥有债券、股票而取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按照20%的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允许扣除任何费用，这实际上是对同一笔股利收益征了两次税。这种状况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如不及时纠正，就很难从根源上解决证券市场上投机过度的问题。

从解决方案来看，主要有扣除制、差别税率制、免税制和抵免制几种方案可供选择。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目前不宜采用免税制，几种方案对比，较为合适的办法是采用归集抵免制。具体而言，即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已纳过企业所得税的股利收入继续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允许将上一环节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视同本环节已纳税款从其应纳税额中部分或全部扣除，以此来部分或全部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对公司所获股利则保持现行的征税办法。

对于国有股、法人股也应适用同种税率征收所得税。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对包括国有股、法人股在内的所有股东课征相同的股利所得税，将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置于同等地位上，有利于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目标，可以加快国有股上市流通的步伐。

对于股票股利，目前规定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计税依据课征个人所得税。由于红股收益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在分配股票股利时，股东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收益，其后是否能够获得收益还要取决于市场因素所决定的价格走势，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对其免税。但这一利润分配形式对我国证券市场有着特殊影响，对其课税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筹集收入。由于这种形式既不需公司支付现金，又因可能引剧股价上涨而深受投资者欢迎，因而送红股被上市公司广泛使用，但高比例的派送红股不利于上市公司树立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又因会引起股价上扬而助长投机气氛，同时还会带来隐性扩容效应，如果不对其加以引导必然弊大于利。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权衡对红股征税的利弊，有必要继续保持对股利征税的现行办法，同时通过完善证券法律法规等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以抑制公司盲目送红股的行为。

三、证券交易所得的课税政策

证券交易所得作为资本利得的一种，具有偶然性与不规律性等特点，它在证券市场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效应。从我国情况来看，一方面投资者对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承受能力还不足，同时在税收征管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条件。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渐规范，投资者心理的成熟及征管水平的提高，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个必然趋势。设计证券交易所得税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计税依据的选择。从形式上看，证券资本利得的实现有3种标准：一是只要证券市场上某种证券的价格高于该证券的买入成本，即视为证券增值实现；二是当投资者实际出售证券所获收入高于其买八成本，净收益划归投资者的资金账户时，作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三是当投资者将转让证券所获净收益撤出股市时，视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这3种判断标准实际上是证券投资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选择不同标准即是确定不同的课税环节，其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如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基础，即证券交易所得一经产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价值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不易测量和计算，实际操作起来工作量很大，结果也不一定准确；二是对尚未变现的增值部分课税，可能会导致一些现金不足的投资者被迫出售其持有的证券，这将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证券市场发展。如果采用第三种标准，由于投资者连续投资，在兑现离场时资本利得的确定及亏损的弥补等问题很难确定，实际操作时困难很多。而如果采用第二种标准，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对实现了的转让收益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这样可以避免以尚未实现的潜在的“虚拟所得”为征税依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税收征管水平也较低，三者相比较，选择第二种方法较合适，即以投资者已实现的增值收益作为计税依据。

2.税负的确定。从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角度看，证券交易所得税税负不宜过重。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所得的获得往往要经历一个周期，在其中的某一年度内收入大量实现，而在其他年度则寥寥无几，对其征税会产生“集中效应”。另一方面，对证券交易所得课以重税，可能会导致“锁定效应”，即投资者为达到避税目的，被迫采取不出售或推迟出售证券的方法，这将干扰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削弱证券市场的活力。

3.鼓励长期投资和再投资。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征或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还可以通过运用差别税收政策，区别对待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抑制巨额游资频繁进出证券市场以减轻由此引起的市场波动。

综上所述，我国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在保持整体税负较低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由多税种构成的多环节调节的税收政策体系。这一体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税种之间相互衔接，扬长避短，共同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周正庆《证券市场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我国证券范文篇10

一、我国证券业构建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2006年以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复苏，市场对投资研究的需求大增，研究报告的影响力日益显著。证券研究部门和证券分析师在公开场合或以研究报告等形式，披露或透露未公开信息或不实信息，导致股价异常波动的案件也逐渐增多，对市场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上述情况反映出我国证券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存在弱化问题，为此而设的业务隔离措施未取得应有监管效果。投资研究独立性降低的诱因主要在于利益冲突，但专门用于解决证券业利益冲突和内幕交易的信息隔离监管制度，我国当前尚未构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亦未能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这也是致使相关案例逐渐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缺失造成的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以美国教训为例，在1990年代末21世纪初以网络等高科技股为代表的美国股市牛市初期，其信息隔离的实施和利益冲突的防范主要依靠自律。为追求利润，投资银行鼓励研究部门发表利好研究报告，分析师投资建议也以做多为主。泡沫破裂后，分析师信誉大跌，其研究分析被称为“泡沫添加剂”。大案频发，众多著名投行被重罚，直接导致美国信息隔离监管规则被全面修订，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信息隔离监管立法的新革命。

我国目前市场环境与条件与美国当时类似——牛市初期、投资研究日益受到各方重视、研究部门地位提升、研究机构定位向内外兼顾或对外服务为主转化、对投资研究独立性和客观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信息隔离监管规范缺失、对相关部门与人员利益冲突的监管依据不足、监管力度不够等。从美国问题爆发的发展历程看，我国当前已经具备了滋生和酿发此类大案要案的土壤。信息隔离监管很可能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成为助长股市虚假繁荣，影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一个潜在重大风险点。

二、从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的根源看我国构建该制度的必要性

利益冲突，特别是证券分析师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信息隔离制度产生、存在和不断发展的根源。

证券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1)来自分析师所在公司的压力。以综合类证券公司为例，其收入通常来自经纪、投资银行和自营三块，每一块业务都可能给分析师带来利益冲突。如在经纪业务方面，分析师如果写“乐观”报告，提供购买建议，便可以增加交易量获取更多佣金；在投行方面，因分析师是许多投资银行业务的重要参与者，投行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薪酬；在自营业务方面，分析师所在公司可能持有大量分析师负责分析的股票，在分析师推荐买入某公司股票时，其所在机构可能正在私下抛售该公司股票。(2)证券分析师因所分析的目标公司管理层压力带来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由于分析师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及时获得目标公司的新信息，所以，分析师不可避免地需要与目标公司管理层合作，否则很可能会失去和目标公司管理层交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所分析的目标公司管理层可能会对分析师施加压力，要求分析师有利于该公司的研究报告。(3)机构投资者客户的压力也可能导致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出于失去机构投资者业务的担心，公司可能不允许分析师影响机构投资者证券组合的负面报告。(4)分析师个人投资导致的利益冲突。有关研究和分析指出，当分析师持有其分析的股票时，他们很可能通过建议投资者购买这些股票从而抛出自己所持股票获利。

目前，我国证券分析师除了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禁止证券公司从业人员持有、交易证券，使其表面上无需面对第(4)项压力外，前三项压力一样不少。但对于第(4)项，由于当前分析师通过亲朋好友间接投资证券的情况现比较普遍，这种隐性利益冲突造成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

综前所述，为有效防范利益冲突，尽快构筑我国证券业的信息隔离监管制度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

三、我国构建证券业信息隔离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

1.厘清信息隔离、风险隔离和业务隔离的涵义及其区别

我国证券业构建信息隔离制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证券业界现普遍将信息隔离和风险隔离两种隔离制度混同，或统称业务隔离，在概念上对信息隔离认识不清，重视不足。

由于我国金融业以前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业务隔离、信息隔离和风险隔离三者混用并未造成多少不便或严重后果。不过，随着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逐渐推进，尤其是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复苏，如果继续对业务隔离、信息隔离和风险隔离不加区分地混同使用，对立法者或监管者而言，可能导致其对各种隔离缺失引发的风险估计不足，对针对信息隔离和风险隔离的各自特点，制定不同监管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从而致使的法律规范定位模糊，具体条款无法“有的放矢”，难以发挥真正监管作用，取得有效监管效果；对被监管者而言，法律概念界定不明，一可能令其无所适从，二可能为其“钻法律空子”逃避监管提供可乘之机。

因此，厘清信息隔离、风险隔离和业务隔离三个概念，是建立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的基本前提。

根据国际通行定义，信息隔离又称中国墙(ChineseWall)或信息长城，它是为控制或隔离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防止利益冲突和内幕交易的发生，而在综合性金融机构内部设置的一系列隔离机制。风险隔离又称防火墙(Firewall)，泛指金融集团内实现异业(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风险隔离的各种制度和技术屏障。1987年，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防火墙”的概念，当时它被特指为“限制银行与证券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尤其是信用交易的措施”。业务隔离则是实现风险隔离和信息隔离的主要手段，属于风险隔离和信息隔离之下的具体实施类术语，与前两者并不处于同一级别。

2.现行相关法律规范存在的问题

信息隔离概念界定不严格、涵义模糊所导致的直接法律后果，是专门性法律规范缺失，现行规范针对性差。

我国特别针对信息隔离或利益冲突的专门性法律规范，目前处于空白状态，只有零星条款散见于有关隔离制度的法律规定中，而这些规定又普遍存在信息隔离、风险隔离和业务隔离概念混淆、使用混乱问题。在14件现行有效的法律文件中，出现了“隔离”、“隔离措施”、“业务隔离”、“信息隔离”、“隔离墙”、“防火墙”乃至“物理隔离”等诸多称谓，其内涵时宽时窄，时而交叉，时而重叠。因此，监管部门在实践中经常面临监管依据不足甚至“无法可依”的困境，无法进行有力监管从而有效遏制这方面利益冲突及内幕交易行为的产生。

四、海外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经验借鉴

1.海外信息隔离监管制度发展历程

海外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是产生和推广阶段。信息隔离制度最早始于美国美林公司内幕交易案。1968年，美林公司在为道格拉斯航空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发行担任主承销商时，获知该公司赢利将出现意外下降。美林公司的承销部擅自将这一信息披露给了机构销售部，后者又将这一内幕信息透露给其他客户，得知该信息的客户在信息公开前将所持的道格拉斯公司股票悉数抛尽并进行该股票的卖空交易。美国证监会(SEC)以美林公司违反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反欺诈条款为由对其提起诉讼。美林公司在与SEC达成的和解协议中表示，愿意接受SEC的行政处罚，同时愿意“制定、实施和保证遵循新的程序规则，为内幕信息提供更加有效的保护，以免其被泄露”。为实施所谓“新的程序规则”，美林公司作了如下声明：“禁止承销部任何成员泄露在讨论或谈判某公司证券的公开或私下发行过程中从该公司处获得的、未对广大投资公众公开的信息，但对下述人员透露者例外：注册管理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注册管理机构的法律部、就该拟定发行的证券与承销商直接相关的人士、研究部人员以及承销团其他共同承销人的包买部门。”

这一机制在金融机构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建立了一道信息隔离屏障，当时媒体将其比喻为“信息长城”或“中国墙”，这就是信息隔离制度的由来。自美国“信息长城”开始，以业务隔离为主要监管手段的自律性信息隔离监管制度逐渐被各国所采用。

第二阶段，从进入21世纪后至今，是信息隔离监管制度全面发展阶段。在该阶段，受大案频发、后果严重等因素刺激，信息隔离监管措施在广度、深度和缜密程度上均有广泛发展，除继续强化原有各业务部门之间的隔离措施(如研究部门只能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第三方与其他部门进行间接沟通)外，监管范围还扩大到对关联人员交易行为、分析师公开露面、分析师薪酬和汇报途径等多方面的限制。

美林公司此次又成为引发信息隔离监管制度全面改进的导火索。2001年，因怀疑美林公司未遵守证券分析职业道德，不实证券分析，误导投资者，纽约州司法部长(NewYorkAttorneyGeneral)艾洛特·斯皮策(EliotSpitzer)开始对美林展开调查。在调查中，斯皮策发现：虽然绝大多数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都有自己严格的安全措施，但是不执行这些政策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分析师就算犯错，也不会得到严重惩罚。“很明显，在我们调查许多公司文件的过程中，没有发现公司采取任何对策，来制止这些违反公司内部规定，甚至州或国家法律的行为。”他掌握的一项有力证据是美林前首席网络投资分析师亨利·布洛杰特(HenryBlodget)2000年10月20日发出的一封内部电子邮件。在该邮件中，布洛杰特称某网站股票为“一堆垃圾”，但美林并没有就此向投资者发出警告，反而积极向大家推荐这只股票。经过11个月的调查，2002年5月，纽约州司法部与美林公司达成和解协议。根据该协议，美林公司支付了1亿美元罚金，同意进行“结构改革”，把分析师与投资银行业务完全隔离，停止允许投资银行帮助确定市场分析师的年薪，禁止分析师故意抬高美林某些客户的股票评级或故意贬低非客户的评级。此后，包括SEC在内的各监管机构开始对华尔街自相矛盾的股票分析进行调查。被调查的机构主要为包括美林公司在内的各著名大型投资银行，如高盛、摩根斯坦利、所罗门美邦、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等。2003年4月，SEC了和解协议，华尔街10家著名投行最终共被罚款14亿美元。

在此过程中，SEC发现违规问题主要是由投资银行部门及其雇员与分析师的接触引起的。为保证分析师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切断分析师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关系，在美林事件后，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修改了各自规则，加强了对分析师个人及其关联人员投资行为的监管，证券公司的研究部门和投资银行部门之间开始实行更为严格的信息隔离制度，如由专门部门(一般是法律部或监察部)负责处理研究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

此后，国际证监会组织也开始重视分析师的利益冲突问题，于2003年9月发表了关于卖方分析师利益冲突的专门报告及原则声明。得益于国际证监会组织的推动，研究机构和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受到各国和地区的重视，日本2004年由证券业协会了相关行业规范，香港证监会于2004年新增了专节规定，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澳大利亚证监会也补充完善了信息隔离的特别监管措施。

2.海外信息隔离监管规范的主要内容

海外信息隔离监管规范的集大成者，当属美国。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2002年规则最为严格缜密，极其细致地规定了有关各方的具体行为限制和相互关系，这应该与美国两次均为证券行业信息隔离和利益冲突弊端爆发之地有关。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相继借鉴美国规范，颁布了各自的法律或行业守则。国际证监会组织亦于2003年了《处理卖方分析师利益冲突的原则声明》，明确了八大原则，并为香港证监会所参照使用。

上述海外信息隔离监管规范中，尽管宽松或严格程度不同，但一般都包括了以下内容：(1)监管对象的适用范围；(2)对证券分析师个人交易的监管；(3)对证券分析师关联人范围的确定；(4)证券分析师关联人交易监管措施；(5)证券分析师所在公司的财务权益和商业关系；(6)研究部门、投资银行部门及目标公司之间的关系；(7)静默期；(8)证券分析师的汇报途径和薪酬；(9)对分析师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监管；(10)披露标准；(11)书面监察程序；(12)处罚措施。

五、对我国制定证券业信息隔离监管规范的建议

信息隔离监管规范是我国证券业构建信息隔离监管制度的基础，也是信息隔离监管制度得以体现和贯彻的基本载体。对于我国应如何制定专门性信息隔离监管规范，下述建议可供参考：

1.规范的名称。建议采用“处理证券投资研究利益冲突指引”等突出“利益冲突”的名称。这样一可便于理解并避免概念混淆，二能够突出问题根源与实质，三可以全面拓宽传统信息隔离的监管范围和监管手段。此外，该类名称也比较符合现阶段国际相关立法潮流。

2.规范的基本框架和具体条款。建议可参考香港经验，即以国际证监会组织八项原则为基本框架；对每项原则下的具体条款，可综合借鉴各国和地区规定的主要内容，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加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