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色范文10篇

我国特色范文篇1

关键词：现代设计现代性内涵

一、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概况

现代设计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二十世纪期间发展起来的设计活动。现代设计与传统设计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现代设计与大工业化生产和现代文明密切相关，与现代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其设计物品以工业标准化为基础，是工艺和美术的结合。现代设计强调实用性与功能性，提倡造型简洁，反对多余装饰，奉行少即多的原则。因此，现代设计是工业化大批量生产技术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设计界改变以往专为权贵服务的方向，提出要为民众服务的口号下的产物，它的发展代表着设计民主化的进程。

触发的新文化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萌芽时期。其中，以鲁迅为代表，提倡吸收西方艺术形式的养分，包括俄国的构成主义和欧洲的新艺术”风格，并大量运用于书籍装帧的设计。因此，从那时起，“西化便等于现代化的观念便深埋在中国民众的心中。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为现代设计提供了契机，现代设计的概念才开始真正进入中国。从此，我们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对西方现代设计进行了认识、学习和模仿，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遍尝了现代设计的各种风格，可以称之为中国的。追赶型设计时期。虽然这使我们对当代世界设计潮流、设计思维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但是这样做的另一个后果却是，我们在不断的模仿、抄袭中丧失了自己的创造力与个性，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

二、中国现代设计存在的问题

互连网及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加快了全球化对中国现代设计的影响。与国际接轨”、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得中国现代设计国际化的特征更加明显，设计语言和设计形式都受到西方现代设计的强烈影响。忽略传播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简单的模仿与盲目地移植西方的视觉设计语言”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设计的普遍现象。中国传统的图形与审美趣味被抽象的、几何的视觉符号所代替。设计院校中三大构成”的地位远远高于对中国传统图形的学习和认知。设计作品中对英文的排版设计比中文要醒目、突出、重要的多。中国现代设计评价的标准也是完全欧美化，这似乎成为许多专业人士判断和评价设计作品的准则。这诸多问题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

西方现代设计的发展与现代传媒手段、大众文化、个性创造、时尚流行观念紧密相连。他们在自己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寻求创造自身时代的丰富性和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感悟。看看中国近些年的设计，不是偏向西化风的设计，就是把传统图形粗糙的挪用，有多少设计作品能真正体现出——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真实生活感悟”。在现代设计的国际舞台上，现代设计的价值取向、审美标准，仍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为主的基础上，仍是以欧、美为主的西方设计师和设计形式为主导。这个自现代主义成型以来一直维持至今的形势，使得我国许多设计师普遍崇尚西方文化潮流，对于自身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不感兴趣。甚至持藐视态度。这对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中国现代设计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具有跳跃性的特征，始终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偶尔有那么几个设计大师玩出点中国品位的设计作品，也是凤毛麟角，无法与整个中国现代设计的西化风抗衡。

三、中国现代设计需要把握的“现代性”内涵

现代设计文化要素在时空中传播，在一定地域中存在，同一定的社会人群发生关联，形成现代设计的民族性；由于文化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即同一定的社会历史变迁相关联，产生了现代设计的时代性。而民族性与时代性，又构成了现代设计文化的本质属性。中国的现代设计，应该更多是一种融通古今、关怀人性的思考方式，是多种文化并存，是人与自然协调的现代化体现，是庄子所畅想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境界。因此，有必要重新解析中国现代设计的现代性内涵，它包括以下几点：

1、民族性

它是指中国现代设计要体现出中国传统文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中国式的智慧、意境和精神，即要有民族性。它是把中国放在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上提出的要求。真正的。中国设计应该试图去发现一种既根植于我们民族根性，又对整个设计语言具有意义的东西，将潜在于我们无意识深处的。本土记忆翻腾出来，寻找表现某种可以识别、分析、解读我们传统艺术中渗透的中国特性。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都形成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语言、习俗、道德、思维、价值和审美观念，因而也就必然形成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现代设计文化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设计文化结构的观念层面上，它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心理共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造成的不同的文化观念，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自己的设计活动和产品中。如德国设计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理性的造型风格，日本的新颖、灵巧、轻薄玲珑而有充满人情味的特点，以及意大利设计的优雅与浪漫情调等，这些无不诞生于他们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的氛围中。

现代设计越来越认同本土化，本土化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对民族性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圆满、完整、对称、偶数、硕大等审美因素，表现在中国设计风格上，以形式上的完整性、对称性和平稳性、寓意性为特点。例如，中国传统图形——盘长，源于佛教八宝的八吉祥”之一，在民间它常结合方胜图案来使用，并以此表达人们四环贯彻、一切通明的美好意愿。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就是采用了盘长的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本意来延展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的寓意。该标志造型无论从对称讲，还是从偶数说，整个标志都洋溢着中华民族流传的吉祥之气。

2、时代性

它是指中国的现代设计应该跟随时代的发展要求，具有日寸代的生命力。现代设计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一个民族在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该民族文化分别会表现出不同的时代性特征。只要我们承认设计文化的承接性和发展性，就有设计文化的时代性存在。这是因为设计文化首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该民族各个肘代的设计文化的叠合及承接，是以该日寸代的现实的物质社会为基础，是传统设计文化的积淀和不断扬弃的对立统一，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

设计文化的8寸代性特征，很自然地使我们的设计活动和产品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标准去衡量。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准，不能把今天或昨天的标准，当作唯一的标准。每个时代的设计文化都有这个时代的烙印，所以也都相应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没有这些认识、我们就不能对设计文化的时代性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例如：汉代的荷花图形常常画在建筑物的梁上，是适应当时。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荷花为水物，所以用它代表水克火的观念。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兴盛，荷花图案的形式与内容都有别于汉代的荷花，它是作为佛的庄严象征而广为传播的。宋代文人雅士则崇拜莲荷的“出污泥而不染，用其象征君子，故文人画里爱画莲荷者甚多。明清时莲荷取其谐音连而形成“连生贵子、“连年有余等吉祥图案，是当时世俗文化盛行的表现。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莲荷图形从内容到形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其他许多图形也是如此。

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它的本质是运动，而不是静止，传统应该推动人们不断前进。任何先进只是意味着它适应了今天的时势，并不意味着它在将来，相比于过去的落后者，也一定先进。所以，对传统的运用一定要符合时代。现代设计体现文化的传承、创造能力与民族个性。因此，中国的现代设计无论是思维方式、价值判断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等许多方面，都当随时代的前进，并不断地多方位吸收、更新，以建立健全一个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的新的设计文化系统，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是中国设计水平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关键所在。

3、国际化

新世纪是一个注重交流的世纪，越来越宽泛的经济合作带来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便利和企业家的利润，它伴随着的是文化的沟通与融合，甚至是强势文化的“侵略和弱势文化的消亡。文化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表现在设计上会更加突出。经济的全球化大潮导致文化的被迫趋同，设计的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当代意义上的经典已经不仅仅是跨越时代还包括了跨越地域。当处在一个“地球村的时代，面对各色人等，你就必须考虑每一个潜在受众的需要及审美偏好，设计的功利性使得它无法摆脱国际化的趋势。

然而事物总有其两面性，设计的审美性又使它无法放弃对个性的追求。民族的才是国际的，人们在千篇一律中刻意地追寻自我，也只有这样，设计才会有个性，才会成为真正的创造。民族性是共性中的个性，整体中的局部；国际性是个性中的共性，局部中的整体。只有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土壤中，并吸取外来优秀的意识、方法，才能构建出既有自己独到之处，又不落后于国际潮流的理念与实践体系。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经说过：“没有自己的风格，恰恰是没有国际性的。如何既能融入国际现代设计的潮流之中，又能保持自己鲜明的个性，是中国现代设计应该努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民族化风格与国际风格的相融需要正确处理国际化和民族化的关系，在比较或斗争中相互吸收和借鉴，正确处理守旧和求新的关系，不能将设计创意点停留在单纯的视觉形态上，而是要深入到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去。例如，徐冰设计的“文字系列作品，运用了人们熟知的笔划和偏旁部首、英文字体，重新组合成为一种全新的视觉图形。这种实验性的创新是国际化的共性与民族性的个性开创新的设计风格的典范。

我国特色范文篇2

关键词：特色旅游；旅游文化；旅游资源

一、特色旅游的成因与定义

学者们对国内特色旅游的成因的探讨，主要从特色旅游的作用、资源条件、品牌竞争、市场需求等方面进行的，如梁向明认为特色是旅游业的灵魂和生命，没有特色，发展趋同，便会丧失竞争力和生存基础。特色旅游就是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气、以奇制胜的原则，招徕游客，繁荣与发展旅游业。叶张煌认为特色旅游是以“产品个性化、专业化、精品化”为主的特色品牌竞争格局满足消费者需求。徐斌认为随着旅游市场呈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旅游方式由静态观光旅游向动态旅游和参与性旅游转变，生态旅游、知识文化旅游、体育旅游和休闲娱乐旅游等特色旅游的总需求量增加。

二、特色旅游的影响因素

（一）特色文化与特色旅游研究。文化是特色旅游的灵魂，因此，学者们对特色旅游与特色旅游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杨阿莉从丝绸之路文化视野的角度主张，一要重振固有的历史文物古迹文化旅游特色，二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旅游特色，三要构建合理的丝绸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模式。

（二）经济发展与特色旅游研究。经济状况是开展特色旅游的经济基础，马智芳认为发展特色旅游可以逐步形成淡季不淡、旺季拉长的旅游业发展新局面。刘晖认为民族特色旅游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增加经济收入、调整产业结构、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

（三）资源环境与特色旅游的关系研究。资源环境是发展特色旅游的物质基础和背景条件，梁向明认为特色旅游资源是发展特色旅游的根基和创造名牌旅游产品的重要前提。陈忠祥从文化资源环境分析的角度，认为风情旅游由于能极大的满足现代人的求新、求异、求知、求趣的心理要求，所以一直是特色旅游的重头戏，它与山水风光旅游、文物古迹旅游等并列构成特色旅游的系列产品。

三、特色旅游的分类研究

（一）生态旅游：针对目前国内生态旅游研究的现状，卢小丽主张国内的旅游研究者和管理者应注意到生态研究重点已转向如何教育旅游者和对生态旅游进行规划管理和最小影响等方面，还要在关注旅游扶贫这一目标的基础上将社区受益同旅游影响研究结合起来。

（二）乡村旅游：王秀红论述了国内乡村旅游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方贤寨通过国内外的乡村旅游的比较来探讨中国乡村旅游的未来发展。赛江涛主张丰富乡村旅游的的理论体系和指导乡村旅游的开发实践。吴必虎对我国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地的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尹振华对我国乡村旅游中的文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三）民族风情旅游：丁健认为民族特色与民族知名度、交通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客源市场、旅游地民族形象、有无著名风景点或风景区、空间聚集与竞争、决策者行为、当地居民的态度是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影响因素。武魏巍认为发展民族旅游地现实意义在于能充分利用民族区域的自然和社会资源，调整幼滑产业结构、脱贫致富，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当地民族社会进步，提高文明程度。

（四）体育旅游：江涛认为通过文化透视的体育旅游能有效满足现代人审美的需要，体育旅游与文化的融合，有效提高神会效益；文化渗透的体育旅游为社会发展提供健康的人力资源。于素梅建议发挥体育资源的特色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维护与开发相结合。苏肖晴建议制定体育旅游发展规划、协调与相关旅游产业的关系、积极开发国际体育旅游市场、高度重视体育旅游市场的空间范围选择。

（五）会展旅游：王春蕾对会展旅游的概念与内涵、操作方式等若干基础问题进行了梳理；郑四渭阐述了国外会展旅游对国内的启示；王保伦从产业关联的角度研究探讨了会展旅游链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李香华认为会展旅游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是增加客源、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旅游区增加活力的动力源，能促进服务、交通等软、硬环境的配套发展和社会环境的稳定。

（六）医疗保健游：中医药旅游是依赖于我国丰富的药物资源和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医药文化发展起来新兴旅游项目。它的出现是人们不断增长的旅游需求推动的结果，反过来，它又顺应和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旅游消费需求；它的发展有利于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国中医药产业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中医药旅游的开发为我国旅游产业特色化发展起到推波助澜。

我国特色范文篇3

司法理念，是指国家司法主体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开展司法活动中形成的理论化观念，是对司法性质、功能、目标方向、价值取向和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的系统化认识和反映。作为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司法活动之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主体，是影响司法实践的内在动力。实践证明，树立正确的、符合本国基本国情的司法理念，对于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树立司法权威、发扬司法民主以及推进司法改革创新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一、中国司法理念的变迁及现状

纵观我国的法制发展史，在古代没有司法的概念，司法一词是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的。然而，亘古至今，我国的司法活动就没有停止过，随之相伴的司法理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经历了从“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到“明刑弼教”，从“无讼即德”到“重义轻利”的转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才迈开了坚实而重要的步伐，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建国初期，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基本原理与新中国的政权和法制建设相结合，提出并实施“民主建国”。从根本上讲，这一时期的法律是巩固新生政权，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重在打击反革命、反人民的敌对分子，司法理念主要体现为法律工具主义价值观。1957年下半年，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此前法制建设所取得的一些成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法律完全被最高指示和政策取代，公检法合署办公，司法体制被破坏。这一阶段的法律成为一种摆设，法律虚无主义思潮大行其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得失的标准，创造性地阐释了一系列具体而明确的法治思想，要求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司法建设已开始向现代化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9年更是将其写入宪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并以此为统领，在总结借鉴的基础上，提出和阐明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由此，我国走向了“法律至上”的法治道路，司法理念实现了从工具论到至上论的飞跃，标志着司法建设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中国特色司法理念的不足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各项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法制建设更是突飞猛进，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司法理念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然而，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让我们感到一丝忧虑。

（一）与现实生活不相适应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违法犯罪现象呈现出上升趋势，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人们的法律意识虽有所提高，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维权意识仍然比较淡薄，往往在遇到冲突或纠纷时持息事宁人态度，又加之少数法制不够健全、诉讼成本过高等原因而不愿诉诸法律。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变革司法理念，引导人民依法行事，以法维权，建设法治国家。

（二）制度机制尚需完善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没有制度的保障，不但难以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更谈不上法律文化的创新。现阶段，随着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日渐复杂，我国传统的法律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些现有法律难以调整的新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必须给予相关司法裁判人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空间，若没有完善的制度机制对司法裁判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司法腐败。因此，现代社会必须要有完善的司法体制来保障司法理念的贯彻。

（三）落后于当前经济发展

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市场经济有了飞速发展，涉外经济法律关系渐趋多元化、复杂化，对我国原有的司法理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与世界各国所发生的经济法律冲突也越来越多，如果不能首先从司法理念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应对来自WTO的挑战便显得有心无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因此，WTO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要求我们必须对原有的传统司法理念进行整合和重构。

三、树立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必须不断变革现有的司法理念以应对不断发生的社会矛盾纠纷，并寻找同其他国家的差距，充分借鉴先进理念，树立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

（一）以人为本理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结合这一理念，发展出了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就是要把公民的利益作为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司法制度安排和具体运作过程中珍惜人的生命和自由，尊重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地位，保护人的利益。因此，贯彻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以此不断促进司法理念的发展，是司法理念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司法终结理念

司法终结是指司法机关应是解决有关争议的最终机关。因为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司法程序因其独立性、公正性而具有最终意义。而且，司法裁判具有最终法律效力，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无权推翻或变更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司法裁判，进而维护司法的最终性权威。

我国特色范文篇4

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再过五年，人类将进入崭新的二十一世纪。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中国改革的成功、发展中国家的振兴，极大地改变着亚洲和世界的面貌。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以微电子和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发展飞速，学科高度细分化和高度综合化日趋明显，产业革命的浪潮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产业结构和人类的生活方式、生活构造。一个世纪以来，现代设计为创造新的人类文明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一批批新产品进入亿万家庭，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几十年以“多、大、快”为特色的消耗能源型大工业文明正转向适应个人电气化、多样化、信息化、多功能、省能源、系列化、少批量、多品种方向，高技术民用化、普及化成效显著，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给设计展现了无限的可能性。知识和产品正在迅速老化。现在，产品周期越来越短，据统计，美国百货公司中90％商品是二、三十年前所没有的，再过二、三十年现在商品的90％又将消失。不少产品生产周期只有几个月、几天；美国的一些企业可在几秒钟内改变生产品种，以适应市场的竞争和需要。

在当今世界规模的商品竞争中，技术和设计成了成败的关键。在技术、质量、功能等条件无明显差别的情况下，设计成了决定胜负的因素。世界正由过去谁控制技术质量就控制市场逐步向谁控制设计就控制市场的方向发展。企业的新产品开发也正由技术优先逐步转向设计优先。为此，不少发达国家早已把设计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核心而列入国策，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秘密武器，在发达国家，设计早已成了热门的职业。据不完全统计，仅1亿人口的日本，战后培养了近20万现代设计人才（建筑及工艺美术设计人员不算）现有200多所学校办设计专业）在校生达2万人，设计事务所有1．5万个，人均年产值三千万日元。像松下、日立、东芝、丰田等一流企业中都拥有数百名设计师从事开发。仅四千万人口的南朝鲜79年才500名工业设计人员，现在有90个学校办设计专业，每年毕业1．3万设计专业学生。另据80年统计，每一百万人中设计人员的人数为：美国80人，奥地利76人，日本75人，南朝鲜50人，芬兰50人。近几年，日本的经济不景气，但设计教育仍在发展，新的设计大学和专业仍相继设立）同时出现了新的特点，即：不只是像过去那样只在艺术、工科和师范学科里开设计专业，现在在家政学科和人文学科中也设立新的设计学科，同时以生活文化、人类科学和环境信息等学科来构筑新的设计学科。

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变革，欧美、日本等国的设计教育也在进行新的改革探索：学科的合并、交叉合作、课程体系的改革；学科的改造日益明显。例如：日本千叶大学工学部已作出决定：将以特色著称的工业意匠学科和建筑学科及画像工学科合并成设计工学科，学科减少以增强学科之间的交叉。同时，日本文部省决定撤掉各大学的教养部（即基础课部）与其它学科合并，大量减少必修课程，增大学生在各专业、各学科的选修。有的国家还以课题项目为主组织各专业学生共同进行教学科研工作，以适应21世纪的人才需求。

国际上设计教学的变革，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社会对设计的理解、认识和需求的变化。设计人员不只是企业产品开发需要，在生活、产业、社会等各个领域也都需要设计人员。这些领域不是仅从事形态、色彩等造型工作，而是起到创造新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系，对社会提出新的假设，进而解决现实问题的职能。

正当我们在发展工业设计的时候，国际上再次对设计的原点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现代设计的功过。在反思伴随大工业急速发展的现代设计所带来的副作用，例如：环境的破坏、传统文化的衰亡、传统人际关系的变异，种种现代社会问题都与设计背离了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创造未来、造福人类的宗旨有关。不少设计师为了经济利益不惜为假冒伪劣产品涂脂抹粉、推波助澜。为此，可以说现在的设计充满着商业味的功利性和改良性，很少有真正创造的作品。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如何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设计界今后重要的课题。

我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六千年文明历史、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国的现代设计正在兴起热潮。

80年以后，工业设计才在我国迅速发展，80年代以前，仅中央工艺美院和无锡轻工业学院设置工业设计专业。近几年，已有数十个大学开设设计专业，但是师资力量不足，办学条件较差，办学效率较低，教学质量不高，科学研究较弱，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以轻工系统为例：有一千多万职工，44个大行业，7万多个工厂，但只有6千多设计人员，平均11个工厂有1个设计人员。1．2万个大中型企业及1800多万个乡镇企业几乎都无设计部门，设计人员奇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126家汽车厂，600家改装厂，还有300多家专用车厂，2000多家零部件厂和37家摩托车厂，由于绝大部分汽车厂规模小，技术力量差，更无车型设计研究部门，因此只好模仿，采用外国车型，甚至连模具也进口。80年代后几年内共进口轿车100万辆，耗资130亿美元。我国由于包装不善，每年损失100亿元左右。我国现有室内装饰企业约四万个，由于缺乏技术和设计力量，装修质量不好，1500个涉外宾馆的工程50％由外商承包，大量资金外流，大量轻工产品“一等原料、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的状况、以及抄袭模仿的现象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这一切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设计教育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加快设计学科的建设和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教学体系势在必行。

二、我国设计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的设计教育不像艺术教育成熟，60年代只有两所院校，原来只在艺术和轻工院校里设置，现在综合大学、工科和师范院校中也纷纷开设设计专业，中专和成人教育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代设计的几个主要学科专业，我国已建立，设计学科除博士层次尚未建立外，硕士、本科、专科齐全。

解放后，特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设计教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人材辈出，成果卓著，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现代设计教育在我国的历史较短，与国际先进水乎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就存在的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1，教育思想和方法陈旧

目前，我国的设计教育还普遍存在专业求多求全，专业划分过窄，专业界限太清、缺乏交叉综合。教学方法为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家长式，以传授技能为主的师傅带徒弟等方式，缺乏启发式，缺乏对话研讨，忽视培养学生的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能力。

2．培养目标不明确，

我国高等教育的

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三面向”“四有”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无疑设计教育的目标为：培养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各类高级设计专门人才。大学培养工程师这是在50年代学习苏联的一种模式。纵观世界还未看到有一个学校能在四年中培养出高级的设计人才。一般来说，在发达国家，像家电行业，必须大学毕业后在企业设计部门至少从事5年设计实践，在汽车行业则需10年以上才能独立从事本专业设计工作，要有相当水平则需10～20年时间。因为很多知识、技术、能力和素质必须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学到。怕培养目标写得不高就不是高校，就水平不高的想法是不对的。现在设计教学中专业设置和专业覆盖面大窄，知识老化、方法陈旧，目标过高或目标不清的状况直接影响到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方法和教学质量。因此，必须根据国家教育的总目标和专业的实际情况，从国情出发，正确确定各级各类专业的培养目标。

目前，国内设计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以说大多流于形式，更无课程体系来保证，因为不少人认为这只是应付上级检查的文字工作，对培养目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国外，培养目标作为办学宗旨、理念，十分明确，而且与课程体系相一致，这是确保教育质量的前提。

3．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有待建立

大量事实证明，学生的质量和水平，重要的不取决于学什么专业，而取决于所学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及从中获得的知识、素质和能力。现在我国的设计教育课程体系不明，主于课程、学位课程及其内涵、目标都不清，教师上课随意性大大，课程名称不规范，因人设课，盲目随意增加课程的现象还依然存在。

此外，特殊专业的整体培养机制，以及继续教育和培训体系还有待建立。

4。结构体系不完善

设计专业现有硕士、学士、专科及中专四个层次的人才结构体系。如何进一步明确各层欢的分工任务，各自办出特色还不够，存在盲目追求高层次教育，没肴在各自层次上办出水平，办出特色。现在中专与大学开设的课程差不多，一方面存在中专有攀高的问题，但也反映本科的特色优势不足的问题。

5。教学质量有待提高

主要表现在；①教学内容陈旧，社会在前进、科技在发展，而课程内容仍以不变应万变；②专业知识面太窄，适应性不够；③轻理论重技能；④专业与基础脱节；⑤设计艺术与科技脱节，科技知识太少；⑥重纸面和模型效果，轻综合能力训练；⑦学生负担过重，布置作业缺乏科学性，学生忙于应付，不利用培养学生创造和自学能力；⑧办学条件有待改善，大多数设计专业，由于投入不足，专业书籍缺乏，工作室太小，设备简陋，计算机及现代多媒体设备不足，远不能适应现代教学、科研的需要

6。教学科学管理较弱

现在设计艺术专业普遍强调专业特点而缺乏科学规范的教学管理。有的教师上课放任自流）养成学生自由散漫。教师打分随意性大、感情用事现象普遍存在，教学文件（大纲、计划、教材等）不全，科学规范的管理是学风建设和教学质量的保证。

7．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由于现代设计学科发展快，师资缺乏、学历层次、知识结构不合理，本科教本科、专科教本科等现象还存在，同时，有一部分教师由绘画、工艺美术和图学、机械、材料等改行，缺乏工业设计的实践和全面系统训练，尽管有高职称、高学历，但从事新学科工作尚显不足。留校教师比例太大，不利于青年教师脱颖而出。不少专业教师缺乏市场、工程等知识和实践经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一些专业教师流动性大，热衷于创收，教学已成第二职业，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和自我提高意识淡薄，教师知识单一，有待更新、充实、提高。

8，办学效率不高

现在设计专业普遍按纯艺术类师生比招生，且安排固定教室，班级人数少，有的学校师生比为1：3，与国际上相比差距较大。

9．“产、学、研”体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我国企业普遍缺乏科学技术、设计开发力量，学校又缺乏市场和商品化实践基地，建立互补、互利的“产学研”机制对企业和教育部有帮助。但由于企业承包，厂长普遍急功近利，缺乏长远规划，难以把产学结合提到议事日程上。

10．人才培养模式不够完善

现在国内设计专业的办学模式，缺乏创造性和特色，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以照搬外国办学模式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美国化”，解放后又照搬苏联的模式，改革开放后，我国又派人到各国去留学，又引进了一些模式。近几年工程教育又有偏向美国模式的倾向，盲目追求、模仿西方的办学模式在现代设计教育中还比较明显。学习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各国的办学模式都有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是适合中国国情，建立中国特色和各校特色的办学模式。

11，学生素质不全面

由于招生方法和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方法的问题，设计艺术专业学生普遍文化素质较低（尤其外语、数理）知识面窄）综合能力不够，不少学生行为习惯较差，这个问题不但企业反映大，还直接影响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

三、中国特色的设计教革改革的思考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世界性社会经济的急剧变革，要求我们必须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深入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加快改革步伐，加大改革力度，以培养出能够适应和引导21世纪发展的优秀人才。能否做到这一点，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兴衰存亡。

教育改革首先是观念更新，是教育思想的转变。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关键，教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率是根本目的。教育改革不只是政府行为和教育机构的任务，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关心。教育改革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必须让所有的师生积极投身到这场迎接跨世纪挑战的改革中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以后，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高等学校正由原来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高度集中计划、政府直接管理的旧体制逐渐形成国家统筹规划、宏观管理，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新体制。原来的国家包培养、包分配，转向交费上学，毕业后自主择业。这就必然要求我们改革培养模式，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制订新的教学管理制度以适应社会和学生的多样化选择。

由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因此，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还不相适应，而设计教育与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的改革相比，又有明显差距，为此，必须加快设计艺术教育改革步伐，加大改革力度。

1．设计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设计教学改革是我国教育改革组成部分，为此，必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胆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经验、方法、坚持“三个面向”，从国情出发，优化办学模式，

调整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克服盲目照搬西方办学模式的倾向，逐步形成适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教学课程体系。

2．要把全面素质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

随着信息化和国际化时代的到来，设计领域的扩大，未来社会对设计人员的全面素质要求将更加突出。

当前，整个世界文科教育的总趋势是，通过学科调整和建设，加强人才全面素质的培养。1983年召开的世界大学校长讨论会一致认为：理想的大学生应该具备三条标准：一是有专业知识，要掌握本学科的方法论；二是将本学科知识与实际生活、与其它学科知识相结合的能力；三是有良好的人格品质。

在西方国家青少年中，吸毒、暴力、乱伦等“富贵病”成为较普遍的现象。面对经济增长与道德沦落的二律背反，西方国家重视道德教育的呼声愈来愈高。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4年签署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中，把对学生进行促进个人良好品德的教育规定为美国2000年国家八大教育目标中的重要内容。日本政府提出：德育是关系日本21世纪命运的关键，要把德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西方发达国家还在文科教育中调整并加强了德育教育，并在以下四方面进行德育内容改革：①注重对共同核心价值观的讲授；②注重对社会规范和民族精神内容的选取；③注重有关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技能训练；④注重选择培养学生道德认知力的内容。

长期以来，设计艺术教学体系中忽视了德育教育和对学生全面素质的教育。尤其现在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一些学生娇生惯养，怕苦怕累怕劳动，缺乏学习自觉性和毅力，心理素质较差，经不起困难和挫折，不少学生憧憬、追求西方艺术家“风度”、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贪图安逸，不求上进，生活懒散，唯利是图，行为习惯较差，群体协作意识淡薄，缺乏强烈的敬业精神、事业性和历史责任感，学校中不良现象普遍存在。尽管这些现象不是主流，但若不加重视，势必造成危机。

设计艺术教育旨在培养两个文明的创造者。因此，设计师首先要有良好的人格和道德素养。采用各种形式进行有效的德育教育，要克服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设计艺术教育一定要深入生活，与民众相结合，只有培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民族文化、热爱自然的设计师，才能设计出真正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作品。设计师只有动情，才能使其作品动人、动心。松下幸之助讲过：道德如水，人喝了污染的水会生病。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如何纯化育人环境，搞好德育教育是设计教学的头等大事。

3，抓住学科特色，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在高等教育中，质量是生命，特色是优势。设计教学的改革关键在抓好学科特色，深入进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设计学科与艺术学科相通而又有鲜明特色，设计学科有很强的科学性、时代性、综合性、应用性、创造性和实践性，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生活文化、市场等因素而不断变化。

画家可以从构思到制作一个人完成，通过作品将作者个人的政治立场、思想修养、风格和技巧展现给观众。而设计师，尤其是工业设计师通过由他设计、由工厂生产的作品，不但要反映设计师的业务水平，更重要的是要反映广大消费者的功能和消费需要，要满足工厂的技术要求，要及时反映时代的科技成果等。工业设计师必须靠群体才能完成，从开发到生产，周期较长。

设计师以创造未来，造福人类，创造新的“人类棗自然棗社会”，创造新的人类文明为己任。随着社会的发展，设计领域不断拓宽，电子计算机、现代高科技在设计中的广泛应用，设计领域正在发生由量到质的变化。因此，我国沿用的以美术教学为主体的设计教学模式已不能再适应培养跨世纪人才的要求，必须加快设计教学的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教育自身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是设计教育改革的核心，是关系到能否确保教学质量和培养跨世纪优秀人才的关键所在。

我国的工业设计教育还处在起步阶段，缺乏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部分院校还处在

建立或完善工业设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阶段。加上各校情况不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要慎重，要深入调查研究，以点带面搞试点，取得经验再加以推广。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一定要在质量和特色上下功夫。商品“物以稀为贵”；文化则以特色著称。失去特色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设计教育也不例外。

现在绝大部分院校都热衷于模仿国内外名牌大学的办学模式，硬搬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缺乏自身的特色。可以说，没有特色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是没有生命力和缺乏竞争力的教育，抄袭和模仿决不是设计的本质，教学也一样。由于各国条件不同，设计教育既要与国际接轨，主要还要从国情出发，充分发挥本国优秀传统、产业、文化及人才的优势，发挥本地区、本学校、多学科的优势来制订学科方向，设置专业及规模，办出自己的特色来。以日本工业设计师摇篮著称的日本干叶大学工学部工业意匠学科的四位博士导师，94年10月来我系访问看了教学成果展品后赞叹不己，认为比他们的水平高得多。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马蒂斯教授来访后也作出了同样高度的评价。其实在总体学科水平上，尤其是科学研究等方面，与他们存在一定差距，但正是我们系的办学特色令外国专家佩服。

今后的设计教育应该有同样的目标，但不是寻求统一的模式，而是发展自己的特色，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尤其在整个世界由物质不足转向精神不足的时代，特色教育显得特别重要。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①各专业的主干、学位课程与其它课程的比例及衔接关系。

②各专业知识板块的比例关系，如专业课专业基础课，与其它通识课程的比例。

③要充分考虑各层次的不同要求，防止目标过高，教学内容、要求混乱的情况。

④要充分考虑各专业的特色及专业间的交叉，以培养适合国情的一专多能、适应性较强的人才。

⑤必修与选修的比例关系。应尽可能减少必修课程，扩大跨专业，跨系甚至跨学校的选修，以培养未来急需的复合型人才）。

⑥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课程体系建立和改革，要完善和强化有特色的主干课程，逐步淘汰或减少过时的课程：增设和取消课程都要持慎重态度；新的课程体系与老的体系有很大变动时、应通过个别专业、个别班级搞试点，不宜轻率地全面推开。

⑦要处理好课程体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台专业教学有其自身规律，不是企业生产产品，要维护课程体系的严肃性，一般必须有一个循环的试验，甚至更长。每年可以着重课程内容的改革，课程体系不能轻易变动，每门课程必须是成熟的、完整的）不能把某一课程的一个环节或一个课题作为一门课来开，以免课程名称的混乱。

要处理好现代手段和基本功的关系。国外已办全部用计算机进行学习的设计专业。无可置疑，计算机是很重要的设计工具；但是无论计算机如何先进，尚不能代替人的创

造和感觉。因此，在掌握计算机以前，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否则会有碍于创造和感性的训练。

⑨处理好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关系。教育十年树人，必须超前，但也要培养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⑩处理好借鉴外国经验与立足国情的关系。世界各国在工业设计学科发展的初期，都经历过学习模仿的阶段，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的背景不同，人才需求不同，观念和方法不同，不少课程内容与现阶段国情是不相符的，不宜照搬。

⑾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由于专业的特殊性，要在课程体系中保证一定的社会实践，如果室内设计专业学生有参加一个工程全过程的实践，其社会适应能力会更强。

⑿基础与专业课程的关系。现在入学的艺术类学生，绝大部分经过几年业余专业训练，有较好的素描、色彩等专业基础。然而，入学后仍有1一2年的素描：色彩课程，这方面的进步其实也很小，对专业的帮助并不大，到三年级上专业课太晚，毕业生在这方面反映较大。

⒀要处理好教学科研的关系。

⒁课程体系不仅要体现科学性、综合性、先进性，还要充分考虑可操作柱。

⒂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关系，教学内容及方法是确保课程体系得以实施的关键。教学内容既要广而新，又要有一定的深度。教学方法要启发式、讨论式，要加强师生对话，自由研讨。通过每门课的各个环节，加强对学生全面的能力训练，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思考和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了进行设计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必须实行学分制和制订新的管理体制，否则学生被动学习的局面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4．加强学科改发

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原来很有特色的专业，尽管师资力量很强，办学条件较好，但由于专业面窄，知识结构单一，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忽视了学科改造，造成生源不足）分配困难的情况。国内外一些高等院校，根据社会需求，加强学科改造而成为热门专业的例子举不胜举。

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更新观念，坚持“三个面向”，打破学科和专业界限，强化特色，一定能深受社会欢迎。

设计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但决不是把学校槁成创收实体、拆墙办公司，也决不是像唱流行歌曲那样来建立课程体系。学科改造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5．关于模式、类型和层次

我国的设计教育尽管近几年发展迅速，但是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多，需求大，人才供求矛盾突出，按现在设计教育体制和培养速度，我们正在拉大与国际的差距。我国数以百万、千方计的企业何时能都分到一个设计人员呢？产品抄袭模仿、大起大落状况又何时能结束呢？在“入关”后，我们很多好的产品没有优秀的设计如何能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呢？无疑光靠封闭式学院派的教育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此，必须解放思想，打破学校学科、专业界限，多模式、多层次、多渠道培养设计人才。

①设计教育现在主要通过艺术和工科两种模式培养设计人才，今后还应在师范人文、社会、经济等学科培养面向未来，具有高素质和特长的从事设计文化、设计经济、设计管理和研究的复合交叉型人才。

②应培养三种类型设计人员，即：实务型、协调型和决策型人才。

实务型：是大量从事具体设计工作的第一线人员，是现在培养的主体。

协调型：是指具有设计能力而主要从事设计管理参与各方面协调等工作。这类人才不要、设计技能很过硬，但要有根强的协调说服能力，以加快科技成果及设计成果的商品化进程。

决策性：是指主要从事现有商品开发规划，设计研究及未来社会需求预测、规划研究等工作。这类人才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全面的素质和综合的能力。

现在我们的设计教育主要停留在实务型上，后两种人才十分紧缺。

③办学层次：现在高等设计教育层次主要为硕士、学士、专科。除史论有博士学位外其它学科还无博士课程。目前，国外有博士学位的设计学科很少。在日本虽有三个学校可以授予，但目前只有千叶大学有工业设计博士生，今后要加快建立设计学科博士点。

博士课程，主要培养具有多学科知识素质，能从事设计科学的基础和应用理论研究的高级科研、教学人才。似理论研究为主，并要求有独创住见解和学术建树，要防止把博士培养成“窄士”。

硕士课程，主要培养能从事设计科学的应用研究及开发设计的科研、教学人才，有较好的理论素质和设计能力，有一走的“发现”能力，和较好的外语、计算机能力。

学士课程：主要培养能从事新产品开发设计、研制和具有一定经营、管理能力的设计人员，要有过硬的一专多能业务水平和综合能力。

专科课程：主要培养在企业设计部门第一线从事具体设计制作及管理的设计人员。

6．建立设计教育的社会体系

建议：

①设计教学要从幼儿抓起，并将中小学纯美术教学转变为美术初步设计相结合创造性必修课程。要加强动手能力的手工劳作。

②中小学美术教学中各地应补充传统文化产业内容并作为必修内容，以从小培养儿童热爱民族传统文化，同时确保地方产业后继有人，例如，景德镇陶瓷，常熟花边，宜兴紫砂，苏州刺诱，无锡泥人，山东草编，浙江竹编等都应作为当地中小学美术课中必修的内容。

③加强设计人员的继续教育

鉴于我国紧缺设计人员，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以解决社会需求。

现在企业中，绝大多数设计人员专业知识技能者化，专业面过窄，方法陈旧，信息闭塞，设备简陋，加上资料少，外语水平低，很少有机会提高，因此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建议制订政策，建立定期、限时进修制度，把继续教育作为考核设计人员和企业的重要方面来抓。

④要进行利用各种媒体向所有的民众进行设计普及教育。要把设计作为国民素质教育组成部分，广泛宣传，人民大众不仅是消费者，又是设计者，民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创造潜能，普及设计知识，开展“一人一品”“一厂一品”、“一乡一村一品”等小设计活动，发动广大群众发掘优秀的传统民间文化、产品，对提高国民素质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地方产业将产生深远影响。

“生活就是教育，社会就是大学”，我们要把设计教育从大学的课堂里解放出来，交给企业家，作为企业发展的武器，交给民众，成为生活的必需，最终变“学校办社会”为“社会办学校”，从根本上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

7．加强设计教育的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的成果从来都是衡量一个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志。

长期以来设计教育停留在单一的技能训练，轻视设计科学的理论及设计教育的理论研究，国内设计院校、设计学科都无象样的科研设施，设计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很少，加上学校科研条件困难和基础研究清

苦，从事者更少，与人文、社会、自然科学领域相比，无论数量、质量都有很大差距。这是与具有几千年传统文化极不相称的。设计教学不同于作坊培养艺徒；有其科学性、系统性、规律性，可是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把设计教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跟着感觉走，凭经验传授，作品说明一切的现象还十分普遍：教师、工匠、设计师是不同的三种职业，设计师和工匠以设计制作优秀的作品为目标，而教师则以培养优秀的设计人才为“产品”，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是本质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素质要求，不能混为一谈。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加强设计教学的科学研究已刻不容缓。

8．建立研修中心，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学改革的关键在教师。他是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

我国目前的工业设计师资主要来自三方面：①美术和工艺美术；②工程，如图学、机械、材料；③美学和艺术学理论。这些领域的知识都是必须的，但由于我国工业设计刚起步，缺乏象在世界一流企业设计部门长期从事设计实践后来转入教育的优秀人才，即使到国外留学和在国外企业短期实践，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加快师资队伍建设的任务十分紧迫。

此外设计学科师资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和专业结构。

建议：利用现有办学条件较好的院校建立1-2个具有现代化设施和能进行多学科培训的综合性师资研修中心，定期定时进行培训。同时，要把教师的限期进修（如之年内必须进修一门新课）及成绩作为考核晋级的重要依据。

9．改革现行招生制度

亚洲各国几乎都是考试“王国”，名目繁多、劳命伤财。现行设计类程式化的招生以按专业优先的方法很难检验学生的全面素质和创造能力。现在很多考生不是对专业十分了解而报考的、而是因为文化课不行才转学设计艺术的，因而不少学生虽然美术基础较好但文化素质较差，后劲不足。工科类入学的学生中也存在文化成绩很高，会读书，但缺乏创造精神和较好的艺术修养的情况，设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与招生制度有一定关系。中国是人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每年有数以万计的考生报考设计艺术专业，竞争十分激烈，招生制度是指挥棒，只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的考试选拔方法，一定能选拔出一大批既有较高文化素质，又有较好专业基础和特长的多种优秀人才。建议招生考试由技能选拔转向考核学生的全面素质，专业适应性，创造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来、要不拘一格发现招收人才，改变一次考试一锤定音的传统方法。

10．加强设计教育的宏观管理

近几年设计学科迅速发展对推动我国工业设计事业，满足社会需求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些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教学质量状况确实令人忧虑，同一学历各校之间学生质量差异很大。为此，建议教委要制订规范，既要积极支持，又要加强宏观管理，定期组织专家组考评，不合格的要限期整改。当前要抓好重点学科建设，支持老学科的改造，建立国内空白学科、宏观合理调整专业布点，宏观控制开设低效益重复专业，防止设计教育大起大落。

上述思考提出来和大家一起研讨，不妥处敬请各位同行和领导教正。

我国特色范文篇5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逻辑起点/现实起点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界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1]。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2]，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内在缺陷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西方政治学界从西方国家的整体战略出发，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学潮流的启发和促动下，开始了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发展理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从方法论上来说，至少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派别：即体系功能方法、社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3]，与此相适应，在对政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一是地理的，即实际上是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冠之以政治发展；二是派生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4]，三是目的论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向诸如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等一个或更多目标的过程；四是功能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必需”。对政治发展的以上几种认识，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出现了调适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文化”要素来拓展和深化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5]，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重点讨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他们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二是区分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内涵[6]。实际上，早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性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就试图用政治变迁研究来取代政治发展研究。他关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区别的思想只不过是他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很显然，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政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是全部。

尽管无论从共时性的角度，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都不是一个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发展中还表现出了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企图，但就其总体特征和价值导向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充满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学者所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主张。它不仅解释不了一般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也解释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问题，更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总括起来，人们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固有缺陷是：(1)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其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在政治实践上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国际国内战略的。正如英国学者科林·莱斯批评道：政治发展理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复活了现代化思想，那就是将前殖民地世界是构成帝国主义战略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局部地加以充实而使其在整体上更能迷感人”[7]；(2)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把政治发展这样一个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3)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着重于对政治现象的描述和理解，缺乏对政治现象的本质性解释，如对政治发展的动因、政治发展的实质等问题缺乏深度分析；(4)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存在着用业已形成的假设、概念来裁剪政治现实的现象，把复杂的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简单化。这些缺陷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理论张力，因而到90年代以后，政治发展理论在西方呈衰落态势。

尽管如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一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开辟的研究政治变迁的这一基本取向是富有价值的，它促使人们用更为动态和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政治生活；二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向度上来认识政治生活，如该理论所使用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分化、政治一体化、政治动员、政治参与等核心概念，丰富了政治学的知识宝库；三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亨廷顿所采取的比较历史方法、阿尔蒙德所采取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等，就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政治学的有效认识工具，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内在缺陷，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国政治学界就开始积极回应这一全新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就基本倾向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以下几种态度：一种是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奉为圭臬，全面肯定这一理论的价值，并用这一理论的价值观、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倾向在80年代中后期较为普遍)；第二种是试图对这种理论进行嫁接改造，具体做法是给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戴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帽子，但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仍然持全面肯定态度；第三种是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在学术实践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四种态度则主张打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话语垄断，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几种对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态度，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很显然，我国政治学界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摆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严峻课题。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实践的要求

就政治学知识是否对政治发展实践起作用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对于建构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来系统设计和重新塑造的；而对于演进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不可以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逐渐累积的，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而逐渐演进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国为模板。但就人类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看，几乎所有的政治实践都是两者的结合[8]，即便是对英国来说，其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政治学知识的指导作用。比如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一书，对英国政治发展显然具有建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显然也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中国来讲，由于历史上几乎没有自觉的政体理论，因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政体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的错误实践又使我们看到了错误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只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我国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的理论导向，我国的政治发展才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因而，政治学知识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目前而言，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政治发展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盲目接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无法认识和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应当以自觉的学术意识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出的严峻课题，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

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人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面貌和内容体系。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各种缺陷从根本上看也是源于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方面。因此，如何认识政治发展概念就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我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以这一核心理念为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建构起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理论的要素是概念，要建构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必须从元概念出发。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这两个元概念，而且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这些概念和命题出发，可以进一步逻辑地展开对有关政治发展的目标、内容、途径、阶段、动力等问题的研究，能够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发展概念体系。

第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将政治发展研究扩展到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仅仅把政治发展的空间范围限定在发展中国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与现代化同步的狭小范围内，这主要是由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决定的。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大大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

第三，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揭示了政治发展途径、目标的多样性，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即便是最保守的西方学者也无法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政治文明发展的道路、途径、目标等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如果把政治发展仅仅看成是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后果或其他，就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即使是像亨廷顿试图引入“文化”变量来破解这一困境，到头来也只能陷入循环论证。而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及建设过程，则有利于破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这一困境。

第四，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中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大多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着重于研究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量变，但是对阶段性和质变则囿于其阶级偏见而视而不见，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看，任何政治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而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反映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是演进和建构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具有演进性和累积性，但政治文明也可以通过人的积极能动的设计和建设过程而得到发展，无视政治文明的演进性、累积性，而人为地随意改变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破坏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只能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而无视政治文明的建构性，任凭政治文明的自然演进，则放弃了人类理性的天职，同样会大大延缓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符合政治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当然，将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这一命题作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只是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建设史，并不是说要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建构为一门历史科学。尽管对政治文明演进与建设历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使命仍在于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现实起点应当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与演进的实践进程。

三、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途径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寻求人类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因此，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规律；二是要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要充分挖掘其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来指导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实践，当前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来具体地指导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实践；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实质出发，探寻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和政治途径，将政治发展的进程作为人类获得政治解放的一般进程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

2.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为主要对象和经验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己任，以指导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既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际，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制约因素、途径等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3.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形成既具有本土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政治发展理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尽管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毕竟开辟了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如果抛开其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解释模型对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既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也不能用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资料去附会和验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假设和模型。要大力开展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跟踪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采取科学的批判、分析态度，借鉴其积极成果，抵制其消极影响，建构既有本土化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政治发展理论。

4.必须在继承、引进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大国，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建构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不能完全无视前人的思想遗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还是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我们都不能完全绕过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是从自己已有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蕴出发，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既继承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源，又能大胆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才能实现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参考文献】

[1]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许耀桐.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N].人民日报，2003-04-15.

[3][4][美]格林斯坦.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0，151.

[5]王彩波.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发展文化观[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3).

[6][美]塞缪尔·亨廷顿.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J].世界政治(美)，1995，(3).

[7][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383.

我国特色范文篇6

一

政治上，要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西化”与“分化”，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众多国家的参与，比如人口问题、资源短缺问题、贫困问题、恐怖主义、生态问题等。这些问题在我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有些还比较严重。人口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恐怖主义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因素，资源短缺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这就要求国家间进行政治接触、对话与协调。我国应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这样做对我们有利，能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有助于在国际社会上树立负责任的政治大国的形象，会给我们的建设赢得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

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渗透，妄图“西化”、“分化”中国。随着，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西方诸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更大。二战以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形成冷战。那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苏联。相比之下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压力小一些。他们采取和平演变战略，在全球化进程中，试图将自己的经济、政治制度通过传媒、人员往来等手段强加给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导致80年代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实现了他们“西化”、“分化”苏东社会主义的战略目的。冷战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于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攻击的主要目标。近些年来，西方国家通过经贸往来、投资等经济活动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渗透，扩大其对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西方国家将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其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不愿看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总想将中国“分化”、“西化”掉。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鉴于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担心中国的强大会挑战其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的发展。它们散布“主权过时论”、“霸权稳定论”，为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辩护。他们说，“如果没有霸权国家的存在，世界就会冲突四起”；“如果最强大的国家不去领导，其后果对于国际稳定将是灾难性的”。这是典型的霸权主义理论!如果这样的话(存在霸权和强权)，世界就不会太平。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西方国家还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借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及台湾问题动辄干涉我国内政。对这种霸权主义的行径，我们理应与之斗争，毫不妥协。

因而，我们要坚决反对西方国际对我们的“分化”和“西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在融入全球化大潮时，必须牢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没有给这些国家的人们带来福祉，反而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动荡，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我们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在全球化进程中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得我们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主义中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保证我国的长期和平、稳定与发展。

二

经济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各类经济组织，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进行体制创新，建立必要的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机制，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当今时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这已为我国的历史所证实了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建设资金、管理经验、管理体制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很大差距。实践证明，我们国家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要缩小差距，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

现在我国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更多的建设资金，为此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多渠道吸引外资投入到西部建设中去。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展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历史证明，兴盛与开放相伴，落后与封闭同在。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相互依存度更大，我们应抓住全球化的这一历史性的机遇，积极参与全球化，加大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资金力度。这样，可以得到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有利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3]

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发展越来越与他国的经济发展相连，这主要体现在各类经济组织的活动中。战后，国际性区域性的经济组织层出不穷，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全球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只有加入各类经济组织当中，才能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发展我国的经济。还可以借用集体的力量来缓解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压力，规避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现在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中的各经济组织的游戏规划也主要是它们制定的，体现了他们的意志和利益。我们一定要参与各种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经济组织，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发言权，才能参与各种规则的制定与修改，以体现我们的意志，实现我们的利益，使全球化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留有更大的余地，以减少因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贸易歧视而带来的损失。

参与各类经济组织一定要审慎，不能盲目地接轨，必须考虑我们的承受能力。我国现在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各方面体制、规章还不成熟、不完善，这是我们参与各类经济组织时所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我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是明智的、务实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己的承受能力，盲目地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参与经济组织要让度部分经济主权，这是难免的。但重要的是，权衡利弊得失，要不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

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世界上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为此，这些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要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向国外转移其部分产业、生产部门和零部件生产企业。我们要抓住这一全球性的结构调整的时机，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在建新兴产业的同时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推动我国的产业升级。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的互动性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各国经济的脆弱性日益凸现出来，主要体现为一国经济出了问题遭殃的不仅仅是该国本身，还会殃及其他国家，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枢神经，金融安全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为确保我国经济安全，必须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相比在金融管理机制方面做的还很不足，我们既要借鉴吸取别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又要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体制创新，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实际的防范金融风险之路。创新是最为主要的，也是最关键的。正如同志指出的那样：“创新是一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4]三

文化上，要以博大的胸襟广泛吸纳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但同时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防止智力资源外流。

文化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点精神，很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主要由文化反映出来。文化能够起到鼓舞、凝聚人心的作用。一个民族的优秀、灿烂文化既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又能够激发这个民族的自豪感，树立自信心。文化能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冷战结束后，国家间军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转向了经济文化方面的竞争，文化的作用日益显现，文化成了综合国力的标志。全球化的今天，知识经济已露端倪。经济的发展由原来资源型转向了知识型。

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各国文明成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二是要学习和借鉴其它国家人民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在学习和借鉴时，要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同时也要注意两种倾向：一是民族中心主义，惟我独尊；二是民族虚无主义，它实际上是文化上的全盘西化。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的。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灿烂的文化，已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中华民族凭着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定能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勤奋、勇敢、智慧、不怕牺牲、吃苦耐劳、推崇礼仪的精神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传统，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赋予其新的内涵。正如同志在东亚首脑非正式会晤中所讲的那样，东方文明强调“以社会集体为重，崇尚自强、艰苦奋斗、勤劳节俭、谦逊好学的美德，处理人际关系提倡和洽协调，对待国际关系主张和平共处”。这段话概括出了东方文明的价值。

不仅要学习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还要学习世界其它国家的先进文化。同志曾说过，对于我们不懂的东西，要认认真真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也多次强调，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地继承和发扬。西方文明在当代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科学技术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二，在经济上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三，在文化上，形成了一整套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经济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5]全球化条件下，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文化在更大范围大多领域的交流与传播成为可能。世界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各种思想和价值观，道德观的相互交融、相互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相互交融、碰撞有利于我们学习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可以开拓我们的文化视野，更新观念。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其历史进程中总能创造出一些优秀的文明成果，我们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使得我们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开放性。在学习和借鉴各国文明成果的时候，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要被“资”和“社”的观念所束缚。否则，我们就会离先进与文明越来越远。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经济、科技、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而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作用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存在分歧与斗争。事实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西方国家凭借着其高科技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用因特网、新闻媒体、影视节目等各种工具，强力推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西方文化。我国现已加入WTO，这表明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将更加密切。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中的糟粕也不可避免地会涌进来，比如黄、赌、毒的文化，反映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文化。

这些文化会腐蚀毒害人，尤其是青少年。我国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冲击，这无疑给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提出了挑战。近年来，我国出现的腐败现象，不能说与西方腐朽文化的负面影响没有关系，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我们一定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文化中的指导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用科学的理论去教育、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既要防右，也有防左；既要防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防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要在实践中，在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努力建设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只有牢牢把握这个方向，才能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又有力地抑制和消解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才能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6]

当今世界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时代，科技尤其是高科技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贡献率越来越高。经济的发展由对资源的依赖转向于对知识的依赖。发达国家的产品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产品的科技含量高，具有高附加价值。邓小平高度重视科技与教育，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7]“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8]邓小平的这些谆谆教导应是我们牢牢记取并予以贯彻的。在高科技领域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必须占有一席之地，否则就会受制于人。我们不能指望靠引进高新技术来满足我们发展经济与社会的需要。一则需要很大的资金，二来一些高科技尤其是一些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发达国家出于其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是不会向我们出售的。我们应把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由于我们的资金、人才的不足，我们不可能在高科技的各个领域全面铺展开来。但我们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在某些领域有所突破。一旦在某些高科技领域我们能处于制高点，我们就有了主动权。试想如果我们五六十年代不研制并拥有核技术，我们当时肯定没有那么高的国际威望。第三代领导也十分重视科技和教育，指出：“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普及教育，提高教育素质和全社会的教育水平；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9]这为新世纪我国科技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球化的今天，综合国力的较量说到底是人才的较量，人才是根本，因为人才是科技活动的承担者和组织者。要制定人才战略规划，开发人才资源；要创造公正、公平的工作环境，使人才脱颖而出。要建立健全用人机制，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据统计，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至多达到三分之一。对我国来说这么多的留学人员学成不归，不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们一定要留住人，用好人，防止智力资源外流。

四

军事上，不与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适度发展军事力量。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重视经济发展，强调了经济的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军事不重要。事实上军事还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强有力的后盾。我们无意与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也不能与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对外政策，是真正的不结盟。我们的军事存在是防御性的。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提升综合国力。如若搞军备竞赛，势必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前苏联由于与美国搞军备竞赛被拖垮了，这个教训不能不令人深思。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适度发展军事力量。因为世界并不太平，冷战思维依然存在，某些国家单方面谋求军事优势的动机十分明显，美国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执意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就是例证。要适度发展军事力量，特别是高技术军事领域要有突破。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告诉人们高科技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们不欺负人，也不要被别人欺负，这都要求我们实施积极的防御战略，谨防被动。还有我们未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台独势力还很猖獗。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也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和外来干涉势力的，而非针对台湾人民的。因而面对挑战，我们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适度发展军事力量.

【参考文献】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117.

[3]：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8-12-19.

[4]：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乌杰.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整体发展-系统范式下的思考[M].华文出版社，1999.380.

[6]任俊英.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取向[M].社会主义论丛，2002-02.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

我国特色范文篇7

一、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的解析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野中，它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相联系。换言之，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纯粹的、抽象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恰恰是一种“重合”的世界历史进程。(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世界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结果。因此，他们确实不曾提出过“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概念。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赋予人类社会以种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与19世纪50年代初期把英国对印度的破坏行为称为一场“社会革命”相反，马克思后来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公社制度的破坏，将很快在东方社会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场战争无疑将使东方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用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反对把世界历史简单地机械地挤压到欧洲模式中去。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提出了避免俄国重蹈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的设想和要求：“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和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又予以重申。他们强调：“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的思想。

历史的事实是，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按照马克思原先设想的要求取得胜利的，并且，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提出了这一设想，但始终没有改变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现代化结果的思想。他们一直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也告终结。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俄国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必须在直接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肯定成果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但俄国革命胜利后，实际上并不存在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这在客观上就使得通过占有资主义的肯定成果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成为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面对的历史课题。撇开关于这一历史性课题的种种论争不言，我们之所以说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其根本的理论依据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坚持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占有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切肯定成果的可能性。在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马克思的这一精神被赋予了实践的意义。综合有关学术观点，并按照我们的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思想可具体明确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定历史阶段，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政权，运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途径，限制、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苦难和屈辱，而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在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实现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取代。

当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决非是简单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首先，两种现代化各自所依托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恩格斯曾说过：“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页)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其次，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有两个本质的特征：一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到每一阶段现代化所实现的文明成果，而不是以部分社会阶层眼前和长远利益的相对丧失为前提。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可以限制和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严重扭曲、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灾难。(参见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正是这两个基本特征确立了现代化在实现方式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属性。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的根本意旨应该在此。倘若忽视这个方面，也就违背了历史的辩证法。

再次，现代化的目标不同。我们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还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它所要实现的目标，即在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执行的历史任务并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是“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转化，这种转化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部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它起步之时起就必须承担起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目标的历史重任。(同上)

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现代化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历史的必然。对此，邓小平曾精辟地概括道：“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他郑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回眸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对邓小平这一论述会有更为深刻的感知。一百多年来，试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挽救民族危机，复兴中华民族的民族精英不乏其数。当各种资本主义的努力和试图都以夭折和失败告终之际，中国的先进分子放眼世界发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种种弊端和不足，给人类带来了种种灾难和屈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进一步尖锐化和表面化。使得某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产生对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怀疑和困惑。这样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有了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的思考。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赋予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新的前途。他们发现，那些在中国按照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本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在俄国经过十月革命已经得到迅速、彻底的解决。走俄国人的路——是当时各种历史条件交汇的结果。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作出的正确选择。这样，就“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开始发生根本变革——超越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旧框框。”(靳辉明、罗文东：《人道主义与现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尽管我们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从形态还是实现方式上都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但对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包括中国来说，在历史实践中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还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于这些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一般都面临着在经济社会综合指标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因此，既要完成逐步吸取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同时又要限制、克服或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无疑增加了实现的难度。其次，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所首先承担的是努力构建作为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这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沿着无论从形态上还是从途径上均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努力的制度基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合理科学的制度基础也是这些国家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再者，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存在的。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直并将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整个20世纪中，尽管资本主义遭遇了几次重大的危机，但资本主义通过自我扬弃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仍然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化仍然存在着发展空间。面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资本主义必然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手段和途径来限制、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上述种种，必然大大增强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复杂性和难度。(参见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20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曲折发展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方面确实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这其中有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我们在这里总结的主要是主观方面的问题。

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社会属性上的本质区别。但在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往往存在着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片面追求过于纯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失误。这一结果使这些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不适应的状况。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这些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往往片面地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忽视具体实际，简单地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历史作用，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次，在实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方面，存在着牺牲一些劳动者阶层如农民的利益的做法，而没有能够全面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还有，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方面，在对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追求过程中，存在着片面追求某一个方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做法。

当然，看待这些由于主观失误而产生的问题，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之置于当时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和考察，而不能简单地、片面地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积极努力。但20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道路所必须依托的基础。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正是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探索这一道路的哲学基础。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初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并以初步的实践成就验证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继续进行新的探索。经过2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具备了比较完整、科学的体系。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科学理论作出了比较全面的科学概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现代化所依托的社会基本制度方面，改变了过去片面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做法，而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适当恢复和发展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并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以满足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这一改革原则的指导之下，经过20多年的探索，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根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论断，在坚持宏观计划调控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势。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并“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在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方面，一方面，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让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逐步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注意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努力限制和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弊病，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一举措既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的必须经历的环节，也是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具体努力。

在现代化的目标方面，在坚持不断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努力推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既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般要求，又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这一特色是针对我国作为不发达、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而体现的。

尽管经过建国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有了长足的进步，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对于我国而言，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邓小平立足于这一具体实际，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描绘了实现第三步目标的战略步骤。提出，在21世纪的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曾经经历的灾难和不幸决不是我们一定要重复的悲剧。倘若承认这些灾难和不幸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付出的代价，那就从根本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客观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在努力限制、克服或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方面，在对实施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方面，应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的。这一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本国情虽然决定了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形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复杂程度很高，而且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应该检讨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现方式上并没有得到完整体现，这就必然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态的最终实现。在欢呼改革开放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无发现，仅仅20多年的时间，生产盲目性和生产过剩现象恶性发展、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失业增多与贫富分化加剧、拜金主义思想和社会腐化现象回潮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病正越来越多地呈现。如何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依然需要我们继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

四、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辩证分析

我们还不能不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外部条件予以重点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仅仅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开始，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标志着两个平行市场的结束，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显示这一时间的特殊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确有要求合作的一面。这一面集中体现在经济上，即西方对我国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的需求上。而我国之所以融入经济全球化就是在利用这一优势，通过广泛学习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和利用西方资本来达到迅速提升综合国力的目的。可以认为，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新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尝试。

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纪大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合作、交流和矛盾、对抗中发展和完善自己。(参见本刊记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境界——访经济学教授顾海良》，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9期)这一主题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尤为突出。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采取简单对抗的历史同时向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表明：仅仅通过政治斗争和军事对抗把对方置于死地的思维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对于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认识应当更为深刻。因此，在国际局势趋于缓和的条件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应该抓住机会，在坚持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的前提下，主动和积极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经济、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尽快地壮大自身的力量。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的动机从来不曾放弃过。而且，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关系的历史业已证明，“和平演变”已经逐渐代替武装干涉、经济封锁越来越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基础性手段和策略。所谓“和平演变”，实质是西方帝国主义在通过军事和经济的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受挫后的一种新的战略选择。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出强调了“和平演变”战略的意义。他提出，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对此早有深刻揭示：这表明美国是在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阴谋使资本主义复辟。(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8页)

在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平演变”也必然会继续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1989年，邓小平就强调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在加入WTO后不久，同志也明确指出了西方的这一企图。(注：同志2002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WTO”专题研究班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从本质上看，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美国不会放弃遏制我发展的政策，把我作为其潜在的对手的策略不会改变。它是有自己的战略考虑的，我们还是不可天真。通过推行经济上的自由化来推行所谓政治上的自由化，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分化”、“西化”的一个重要战略手段。美国与我达成世贸组织协议，是与其全球战略紧密相连的。这一点，克林顿曾明确作了表露。他在《关于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问题致国会的声明》中说：‘加入世贸组织只将给千百万中国人以政府不可能控制的方式带来信息革命。这将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瓦解。这一过程就是使政府远离人们的生活，并催发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一面，依然集中体现资本主义在政治上试图进行和平演变，在经济上力图维持“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力图用资本主义价值观替代社会主义价值观。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就其狭隘的利己性而言，其本质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反向清算和逆向报复。”(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理论动态》课题组：《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9月17日)它就不可避免地充当西方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

通过辩证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在更为直接和方便地吸收西方一切肯定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削减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价值原则的可能性。这样，就面临着以往社会主义实践所不曾经历的新的风险。孤军奋战于西方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若想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和复杂。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由于苏联、东欧各国放弃社会主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中国作为幸存的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众矢之敌。另一方面，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作为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举措，以及为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行动，也使资本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变得更为直接可行，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捍卫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的复杂程度，也增大了被“西化”和“分化”的危险。如何在积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同时，维护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就成为特别需要加以关注的课题。

从来没有类似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基本是在与资本主义体系对立中，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的。我们当然也不能指望马克思的具体支持，他给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就足够了。而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依然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的经验表明，只要对西方的政治图谋保持清醒的认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能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的同时，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避免成为资本主义附庸的危险。尽管这一课题十分复杂，但有几个原则却是必须予以考虑的：

首先，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充分体现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主义属性。我们固然需要追求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对于社会主义来说，经济增长并非全部。我们还必须考虑分配的公平、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我们虽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应与欧洲原发的市场经济有着重大区别，它理应受到社会主义社会属性的框定和限制。

其次，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在与资本主义相处中，“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诸如主权演变论、主权弱化论和全球治理论等鼓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过时的理论其实质是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行其道张目。全球化起初就是和民族国家相伴相随的。这个道理并非复杂。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挡住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以求保护自己，它必须依托国家、主权。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资本成长为强大的跨国公司时，就把疆界和国家主权统统踩在脚底。因为此时，固定的国界(和主权)已经成为它扩大资本积累的消极界限了”(参见王锐生：《全球化的几个哲学问题》，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事实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所看到的根本不是民族国家即将消亡、国家主权有限等现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愈为凸显了民族国家的主导作用。融入全球化只是为了获取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决不能因此丝毫损害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

最后，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但必须强调，融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而不能“溶入”其中。不然，在丧失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属性的同时，也必然会同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立性，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这也是保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来实现现代化也是历史的必然。正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我们一定能够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的同时，迎接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94年版。

：《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靳辉明、罗文东：《人道主义与现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995年版。

本刊记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境界——访经济学教授顾海良》，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9期。

王锐生：《全球化的几个哲学问题》，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叶险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

我国特色范文篇8

[论文摘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已经探索出了一条初步具备成功基础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模式和中国特色民主发展模式，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已经成为时代的基本共识，具备了自我推进的动力机制。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回望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要内容的30年改革开放伟大历程，可以明确地说，在总结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基本经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把握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方向上，我们已经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的标志，是确立了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模式和中国特色民主发展模式

房宁教授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正在开辟一条新的民主道路，正在开辟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民主是有主题的。在当代中国实行民主，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实现人民主权，即保证国家各级政权代表人民、由人民掌握；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扩大和发展人民民主权利；保障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在中国，能够实现这三大目标的制度，才是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愿望的民主制度。”(房宁著：《民主政治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若干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72页)新的民主道路的开辟，首要的是确立了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模式，即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这四项制度中的每一项，都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1982年《宪法》扩大充实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权力，为人大制度功能的发挥奠定了基础。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这都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制度建设方面更加完备。党的十七大报告确认了这四项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丰富成果，把它们一同确定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标志着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模式的确立得到最权威的认可。

中国特色民主发展模式的确立，也是新的民主道路的重要方面。清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取向和路径选择，我们至少可以辨识出中国特色民主发展模式的三项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发展基层民主夯实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生长点”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当前基层群众自治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已经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稳固社会基础来对待。二是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党中央发挥表率作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中央的重大决策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征求意见；进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等党内民主的改革试点。因为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党内民主就是发展人民民主；因为党是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内民主的发展必将有效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三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双轮驱动。十六大以来，在丰富民主形式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已经成为时代的基本共识，具备了自我推进的动力机制“在历史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同，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也有差别，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民主制度也是有差别的。”(李铁映著：《论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卷首语)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已经成为时代的基本共识，至少可以从这四个维度来判断：一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发展民主的惨痛教训，使我们党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民主和法制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民主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在有秩序的环境中推进。二是承认民主的普遍价值，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复制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三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改革的反面例证，使得改革者醒悟，政治体制改革高度敏感而复杂，必须审慎地推进，不可乱来。四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使得改革者有自信认为，我们所坚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原则和方向，也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一个贡献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结论只有一个，全国人民都应当珍惜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建设性地推动它向前发展，自觉地从现时代基本共识的高度来把握它。

说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具备了自我推进的动力机制，是因为，这条道路的形成，是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变革相互交融在一起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灌注了强大的助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传统社会阶层结构的解体和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的出现，使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回应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必然措施；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开放性文化生态的形成，使得人们具备了用理性、通达和务实的态度审视和表达诉求的政治价值观；公民社会的兴起，使得人民参与社会治理具备了制度化的渠道；在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型媒体中形成的相对开放的舆论公共领域，为人们深思和商讨公共话题提供了有广泛影响的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愈来愈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相互推动，同步行进的趋势，已经充分具备了不可逆的特性。

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是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我国特色范文篇9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和深入探索，则是由肩负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开此先河。提出社会建设理论，对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充分发掘各行各业共产党员的潜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构建和谐社会，既要做好社会建设方面的工作，又要做好与社会建设相衔接相协调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工作，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势互补。

总书记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论观点，积极开展社会建设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要“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创新建设思路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新进展，既是对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与教训的借鉴；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认真领会总书记的这段话，就会感到其中寓意十分深刻：首先，社会建设理论是一个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更为宏观的概念，其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社会建设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和深入探索，则是由肩负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开此先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其次，提出社会建设理论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然而，和谐社会建设，并未穷尽我国社会建设的创新思路，恰恰相反，它为我国的社会建设理论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条件。再次，社会建设理论为我国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社会体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体制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社会建设这一创新理论成果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和谐、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强调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要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在更高层次上发展，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总书记提出的社会建设理论。

二、历练执政能力

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为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充分挖掘各行各业共产党员的潜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是有助于提高各级党组织协调各方面工作的能力。总书记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理论，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使我们党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完善；同时，为党提高执政能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为调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为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了贯彻党的社会建设方针，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统筹全局、宏观指导和科学领导的作用，要经常分析社会建设状况，及时了解涉及和谐社会建设方方面面的情况，不断深化对和谐社会建设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认真研究和解决社会建设中重大和突出的问题。二是有助于提高党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能力。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开阔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理论视野和实践环境，提高了党关注社会建设，从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解决党自身存在问题的能力，增强了党为民、务实、清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党的任务更加繁重，从事的建设领域更为宽广，全党同志必须更加自觉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增强了党在完成四位一体的建设任务的过程中更加关注自身的建设，建立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科学机制，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三是有助于提高密切联系群众、增强感召力的能力。社会建设理论，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带动群众搞好社会建设。全体党员只有充分发挥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才能在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业中，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对于我们党在整个社会弘扬正气，从而提高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四是有助于民族创新意识、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必将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国人民学习新本领、新知识的能力，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努力适应工作环境扩大、工作任务加重的新形势，努力学习，勇于实践。这种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丰富和发展社会建设理论的过程。可以相信，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在社会建设理论的指导下，创新理论一定会不断出现，创新成果一定会大量涌现，中国特色社会建设事业一定会蓬勃发展。

三、完善建设措施

总书记不仅提出了社会建设理论，而且还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开展社会建设，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采取的措施：一是提出采取十项措施做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工作。这些措施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既要做好社会建设方面的工作，又要做好与社会建设相衔接相协调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工作，而且强调“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全面、协调、快速、健康发展。二是要注意四个建设领域的差异。社会建设，侧重于社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优化。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全面推进这个新领域的工作，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领域；还要注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逐步认识了这些建设领域的特点，不断深化认识其发展规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社会建设领域则不同，在以往的建设中虽然也积累了经验，但作为一个新领域进行全面建设，必然要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既不能用抓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方法来抓社会建设，又不能只顾抓社会建设忽视了其他三个领域的建设，更不能忽视与它们的协调。正确的方法是：积极认识和努力把握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同时要注意其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联系和协调，使四位一体的建设事业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三是要注意抓好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要把社会建设任务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生活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同基层民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还要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社会建设目标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提高社会建设和管理水平，而且要不断地检查社会建设目标的执行情况，以便进一步改进。四是要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高效的社会建设机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要特别关注从建立社会建设机制方面思考和解决问题，这种机制的基本点是：协调各方利益，化解社会矛盾，迅速快捷地反馈各种社会信息，了解社会建设的薄弱环节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公务员之家

四、优化社会管理公务员之家

我国特色范文篇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指出，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

吴邦国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吴邦国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吴邦国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确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国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了国家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日益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确定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发展方向和根本路径，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础。

吴邦国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立法路子，仅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他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经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三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五是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吴邦国指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我国1982年通过了现行宪法，此后又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先后通过了4个宪法修正案。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