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几个自治区十篇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1

关键词：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历程

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民族问题始终是社会问题中的一部分。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复杂性与难度都是比较大的。为了更好的解决民族关系，维护我国的内部统一和谐，发展我们的民族政治，我国政府创造性的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主要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统一的宪法基础上，在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由该地区人口较多的一个或几个民族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历史与民族分布特点决定的。在中国历史上，历代中央政权大都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即在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比如，汉朝在今中国新疆地区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唐朝在这一地区设立的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都只管理军政要务。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不断增进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认同感，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口分布状况决定了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基础，建立不同类型和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地方，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而作为我国重要民族政策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发展、完善的。

一、制度形式上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就积极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早在1947年5月1日，党就决定并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人民政府。

1949年9月《共同纲领》专章阐述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并于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等重要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仅仅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全国就建立各级民族自治区130个。

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从50 年代中期开始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55-1965 年，新疆、广西、宁夏、相继建立了自治区，其他各省建立民族自治州 28 个、自治县 60 个。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格局确定。到1990年底，中国设置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任务基本完成，截止1997年，中国已先后建立了156个民族自制地方，其中五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1个自治旗县，1500多个民族乡。55个少数民族中，已有45个实行了区域自治，自治地方总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3%，自治地方总人口共1.6亿人。

二、内容上的发展

伴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式上的发展，一系列具体内容也在 发展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共同纲领》中只提出“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平等”的原则。 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根据不同情况和条件，分别建立以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各种自治区。1954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民族问题的内容只有一段，即“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基本国家制度”。而到了1982年宪法序言一开头就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充分肯定了各民族从历史到现在的地位和作用，使民族区域自制的规定更加具体，更加严谨，操作性更强，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和保障。而1984年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则使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容上趋于完善。不仅总结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则和目的。同时明确了自治的基本方式是 “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为自治机关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解决本地方的问题，留有充分的余地。

1993年颁布《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以保障民族乡制度的实施。保证了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域较小、人口较少并且分散，不宜建立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也能行使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截至2003年底，中国在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共建立了1173个民族乡。11个因人口较少且聚居区域较小而没有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中，有9个建有民族乡。

到了21世纪，修改后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区域自治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不仅规定在符合国家法律和总的计划的条件下，在经济文化方面给予自治地方较多的自治权。更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在财政、物资和技术方面要帮助自治地方，国家设立多项专项基金等具体内容。同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订，大大推动了民族法制建设，国家在制定其他法律时都注意了民族问题，有的对民族方面作了专门规定，有的注明民族地区可作变通规定。十几个多民族省市都制定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地方性法规。特别是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工作迅速开展。到2003年底，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自治条例133个、单行条例384个、变通条例68个。民族法制建设促进了民族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西部的诸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变化。

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确立起来的， “经过几十年的考验。证明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民族地区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黄元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D].华中师范大学，2012.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2

日本社区管理的特点分析

日本的社区管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自律性。日本社区管理具有自律性。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并在20世纪70年代跨入工业化社会。新一轮的城市化浪潮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随着城市居民与地域社会的功能性互动和交换关系的变化，居民对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也空前关注，居民环保运动此起彼伏，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环境状况对竞争社会中人心安定的重要作用。为了确保居住的安定感和长期性，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日本政府适时调整城市基层管理机制，提倡居民作为主体参与社区的建设与完善，赋予社区自治组织更多的自和自治功能。因此，这一时期的社区自治组织，既完善着协助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功能，又强化着地域社区居民自主、自治的力度，活动机制也逐渐从以他律性为主转向以自律性为主。自律性的特征还表现为，社区居民和社区居民民主产生的社区自治组织有独立于其他组织的法律地位。

（二）自主性。所谓自主性是指能够按自己意愿做事，自由地表达自身意愿，独立制定决策，做自己想要做的事，避免回避责任与义务。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人，社区自治是全体社区居民意志的集合。通常认为，日本社区管理是属于混合型的。所谓混合，一般是指政府和民间都参与了社会管理，社区管理是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由社区居民自发组成的社区自治组织有着自己的独立意志，并根据自己的意志自主管理社区事务，政府在这里起的作用，只是根据当地居民的要求进行扶持和帮助，政府只是帮助社区而已，决定权还是在于社区民众。日本社区组织具有很强自主性，在与政府方面意见发生冲突时，社区组织倾向于维护自身利益，社区本身意见居于优势地位，混合型社区管理模式并没有改变社区的自主性乃至自治的本质属性。

（三）目标性。日本社区管理的所有活动，都以本社区的健康发展和居民的安居乐业为目标，除此以外的任何要求都不是社区管理的目标。因为这样一个特点，社区管理组织的一切作为，都是以社区本身的需要作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其他地区的需要或者是政府的指令作为工作目标。即便是地域中心这样的政府机构，其管理的目标，仍然是为社区服务和提供更好的条件方便居民。简而言之，政府这时所扮演的，正是一个社区仆人的角色，它所提供的只是服务。而町内会、住区自治会、住区协议会这样的自治组织，更是纯粹的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的社区组织机构，使社区管理不断完善化，是其存在的唯一意义。社区管理的本体性，还体现为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社区具有自主意志和遵循社区居民利益至上、社区居民意见至上的民主决策原则。

（四）中立性。社区自治组织不是政党组织，日本《地方自治法》规定“地缘团体不得为特定政党所利用”。所以，社区自治组织不从属于任何政党，也不在任何政党的领导之下，它不必参与党派之间的竞争，不必践行任何政党的意识形态和任何政党的政治原则。因此，日本社区管理不存在进行意识形态选择的问题，法律允许的意识形态或者在社区管理中被无差异地对待，社区本身才是最高的意识形态。社区自治组织不是政府组织，它是民间组织，没有行政级别，实行自我管理，因此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行政命令，也不必为了配合政府目标而被迫行动。实际上恰恰相反，政府倒是要为配合社区而作出种种活动。社区摆脱党派之争和政府角度的考量，极力实现组织的使命，或者可以说，社区组织是没有政治性的，它唯一的目标就是社区利益最大化。但这并不妨碍非营利组织接受政府的拨款，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的拨款都是非政府组织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政府的资助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干涉社区自治组织自主活动的理由，所起的只是帮助、指导和协调的作用。

（五）参与性。日本非政府社区组织是由社区全体居民自发形成的，几乎每个居民都是社区组织的成员。有学者介绍，日本全国的居民自治组织中，加入率即参加者在本地区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率达95%以上者为89.2%，其中农村地区更达96.6%。1979年，据埕玉县自治振兴中心调查，该县所属的町内会中，加入率达到100%的已经占到65%，加入率达到91%～95%的占25%。可见，日本的社区组织有着十分雄厚的居民基础，这就是社区自治组织代表居民展开各种活动、向政府表达诉求、影响地方政府决策和民众民主参政议政的必要条件。

中国和日本社区管理的几点比较

中国和日本有着几乎一样的文化渊源，却走着迥然相异的发展路径。

首先，社区管理中的政府介入程度不同。我国政府对于社区管理是深度介入，社区相对没有自主性。对于中日社区政府介入的差异，可以认为是自主神经中枢和神经中枢终端的差异，日本的管理是无数个独立神经中枢自主运行的结果，而我国则是一个独立神经中枢和无数个神经终端的运行结果。或许可以这样定义：日本社区是一个个具有独立神经中枢和末端执行功能的完整系统，而我国的社区则仅具备末端执行功能，是体现高层神经中枢意志的工具系统。

其次，中日社区管理中社区居民参与管理的程度不同。日本的社区组织中，该地域的居民也并不一定就是该地域社区组织的成员，只有加入以后才成为成员，并拥有表决权。而社区组织的领导机构也是由组织的全体成员经过民主程序产生的，这种组织程序，保证了日本居民较高的参与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七条规定：“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五至九人组成。多民族居住地区，居民委员会中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可见这里的所谓居民委员会是指的社区居民管理机构，负责对这个范围的管理工作，因此其地位有些类似于政府机构。居民并不是居民委员会成员，仅仅是指居住在这里的人，居民普遍参加的社区组织其实是不存在的。

第三，社区自治组织的设置与存在方式有根本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规模调整，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决定。”可见，作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存在方式不取决于当地的居民，而是取决于某个区域的城市政府。日本宪法规定，地方公共团体是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法人，关于地方公共团体的组织及运营事项，根据地方自治的宗旨由法律规定之。这个差异同时也表明，中日社区与政府存在着位置差别，日本社区和政府处于同等地位，可以平等地谈判，因此，日本社区不可能成为贯彻政府意图的工具。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3

【关键词】社区治理；案例研究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最大的变化是从原有的一元化治理主体转向多元化治理主体。社会治理不再是传统的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唱“独角戏”，而是社会各个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并发挥其作用。目前我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层出不断的问题，这些问题单纯依靠政府是无法解决的，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无法再胜任社会管理工作。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就需要整个社会动员起来、整合社会资源从而进行公共服务和公共事务管理。社会治理就使得治理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政府不再处于垄断地位而是参与主体之一。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在家庭核心化背景下，社区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社区整合关系到社会的良性运行，因此社区治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治理”有“服务”和“管理”之义，社区治理意在对社区的服务和管理。社区治理即各个治理主体对社区内成员的服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社区治理的主体有：政府、居民、驻区单位和第三部门。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基层社会由管理到治理也就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个新方向。如何做好社区治理实践工作，则需要借鉴各基层社区治理案例，汲取其经验并反思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许多学者已将研究视野放在社区之上，受我国基层社区实践情况的制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社区案例的内容主要为社区服务的创新。

本调查依托成都市水井坊街道开展对社区治理五年经验总结的调研，着重于水井坊从2011年底依托社会组织开展的居民自治模式探索，以期从水井坊治理创新的经验总结，为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管理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一、水井坊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从服务到管理

2011年，水井坊街道不满于当前社区治理创新成果，开始同社会组织一道探索水井坊社区治理发展新方向，将社区治理工作重心从社区服务转向社区管理。具体途径即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协同社区居民委会推动社区居民自治。

（一）通过资源交换，提升动员社区能力

在探索居民自治模式之前，社会组织在水井坊开展社区服务已有几年。在对水井坊基本情况摸底和广泛开展对社区居民诉求调研的基础上，社会组织开发了义集、义仓、义坊三个扶贫助残的社区服务公益项目。

义集、义仓两个公益项目主要特点是，在社区划分“特区”，定时定点允许社区居民“摆摊”，主要交易物品为居民闲置物品。并且将卖出物品的收入集中起来，购买生活日常用品，通过社区志愿者分送到社区各个贫困家庭。义坊是在义集和义仓两个项目基础上发展而来，水井坊街道在其辖区专门设立了临街格子铺，鼓励社区贫困家庭认领小铺，通过经营小铺，参加义坊的贫困家庭可获得一些收入，缓解其经济压力。

通过深入社区开展社区服务项目，社会与社区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促进了社区内部资源的交换，进而提升了社会组织动员社区的能力。

（二）培育社区院落组织，提高居民自治能力

水井坊街道划分了8个院落作为居民自治试点区域，引入社会组织探索居民自治模式。目前，已培育出44个院落自治组织。

1. 孵化和培育；根据不同院落的特色，发现和培训社区领袖，并鼓励居民自发形成兴趣小组，这些自治团体分为文化、环境、安全和互助四大类。

2. 帮扶和协调；在院落生长出自治组织后，定期开展每月“领袖培训”，提高兴趣小组组长的实际能力。并通过了解各个小组相关需求，通过小额项目资金资助和引入外来资源鼓励小组根据自身特色开展活动。

3. 整合与引导；居民兴趣小组形成后，通过频繁地开展活动与交流，提升兴趣小组的凝聚力，形成较为稳定的群体。稳定群体形成后，社会组织开始引导兴趣小组参与社区服务活动，促进兴趣小组向自治组织的转型。

（三）开放公共空间和市民论坛

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一方面要给予居民讨论的平台；另一方面要提升居民的自治能力。水井坊街道办在其辖区内，利用院落公共空地通过改造、修建等方式，为每个院落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在此空间内，社区居民可以组织兴趣、文化、议事等活动。公共空间内设施齐全，除了必备的桌椅之外还有课外书籍等，最为特别的是公共空间内张贴的议事制度。据调查得知，水井坊街道老旧院落较多，居民文化素质水平普遍不高，因此，社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引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引导社区居民学会开会。此外，水井坊街道举办的市民论坛更是极大地提高居民自治的意愿和能力。

二、社区治理探索中利益相关方长期磨合产生信任基础

水井坊的实践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鲜有的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默契的配合，水井坊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干部对社会组织的理念认识处于全国前列。在这里，街道办期待以社会组织为桥梁，架接起政府与居民、政府与驻区单位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社区、社会组织与居民围绕着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理念、方式等，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形成目前水井坊辖区社区治理探索模式也奠定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基础。

访谈001：

我们基层政府是比较基于现实的，他们（社会组织）就比较理想主义。我们会经常讨论，就像刚才看到的一样。以前我在水井坊的时候也和她（社会组织负责人）讨论。后来我说，那你们（爱有戏社会组织）成立一个党支部嘛，当时他们也有三个党员了，然后就开始引导（在社会组织里）成立党支部，不够三个人的组织就和其他组织成立联合党支部。

街道干部与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讨论有关社区治理相关事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信任关系。经过多次思想碰撞，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居民自治，应该是在充分尊重居民的意愿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有效、有序的居民自治。同时，经过双方的讨论，水井坊辖区的社会组织成立了党支部、联合党支部。并将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作为政府监督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以及双方有效沟通的桥梁。

访谈002：

有些人（居委会）就觉得我们是来抢他们功劳的，然后态度、语气也不好，反正也不支持也不反对。因为社会组织在做这些事情大家都看得到的，慢慢地这些人就开始转变。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街道办干部的理解，他们当时来到交子社区就（介绍）说社会组织是我们的伙伴，（是）跟我们一起来推动我们社区发展的，我们是共同、平等地来做事情的。我们（和社区居委会）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交流啊、磨合啊，反正经历了很多事情，慢慢地现在就都OK了。

从这段访谈可以出，一方面，由于社区工作人员对社会组织的不了解、双方沟通不畅以及社区工作人员传统的“官位”思想，社区工作人员对社会组织深入社区开展工作表示抵触，或者不参与社会组织的社区工作甚至设置障碍阻扰社会组织工作开展。但是，在看到社会组织长时间扎根社区、致力于社区服务工作这一过程后，大多数社区工作者对社会组织态度有所转变，从怀抱敌意到比较认同。另一方面，部分社区居民认为社会组织仅仅是“拿着政府钱、打着居民的旗帜，赚政府的钱”。表现出对社会组织的信任，部分居民还以辱骂、诅咒等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社会组织招募社区志愿者为辖区内低保户家庭派发“义集”中筹集物资的事件中，部分社区志愿者的亲属表示对社会组织“作秀”的“把戏”不满，不赞同家人参加社区志愿者活动，并对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进行辱骂；而“义集”的受益方――辖区贫困家庭，也对社会组织“作秀”方式不满，不允许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入户走访，不接受其捐赠的物资。针对这一情况，社会组织工作者仍然坚持与志愿者家属多次沟通，并多次走访贫困户。通过多次的解释、沟通以及在社区的实际工作行动，社会组织最终得到了居民的信任。

三、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一）存在的问题

1. 兴趣小组亟待转型

已有居民自治模式中，居民自治的推进主要从发展院落兴趣小组开始。居民自治即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包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兴趣小组以居民的共同爱好为基础发展而来，兴趣小组形成以后，社会组织、政府也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促进它们转型，但是成效并不显著。

要以兴趣小组为着力点，继续推进居民自治的发展，进而提高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能力，就需要促进兴趣小组转型。从实际调查和对社区居民、小组成员的访谈中发现几个普遍的问题：第一，居民依赖性较强，自治意愿不高；第二，居民公共意识能力不足，缺乏对自治、社区概念的理解能力，自治能力不足。

2. 居民自治范围有限，不利于其发展

目前水井坊居民自治模式的探索中，居民自治的范围主要有：老旧院落改造、院落兴趣小组活动等自治“表面”范围，自治中更深层的诸如居民权利、利益述求均为涉及。居民自治方式主要是在基层政府部门“规划”的自治范围内进行。例如：院落名称征集、院落地板花式选择、院落文娱活动开展等。这种有限制有范围的居民自治之下，居民的自治意愿、能力都未能激发。自治的背后实则是基层政府打造，并不利于居民自治的发展。

3. 社会组织资金缺乏，发展有限

对街道办领导干部的快速评估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访谈中，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困难”一问中，多数干部和社会组织都提到社会组织资金缺乏的问题。目前水井坊社会组织有51个，其中7个在街道办事处备案，3家社会组织在民政局登记。社会组织发展良莠不齐，存在“一枝独秀”的现象。

发展势头较好的社会组织相应程度上得到的政府资助更多，而其他社会组织则因资金缺乏，举步维艰。但总体来讲，普遍社会组织资金缺乏情况严重。目前，水井坊所在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单一，除少数几家有申请基金会、企业的自己资助以外，其他都仅依靠政府的资金支持。资金缺乏，成为目前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

（二）展望

从笔者在水井坊两周的走访调查以及对我国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基本情况的了解中得出，水井坊街道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特别是参与到居民自治领域中来，是全国少有的案例。他们探索的社区治理模式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也为我国基层社区治理增加了不可多得的实践经验。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这个探索案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最后回归到几点即政府的支持与信任、社会组织的协力、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的参与，只有努力做好这几点，才能切实有效推进基层社区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雪萍，陈艾.社区组织化：增强社区参与达致社区发展[J].贵州社会科学，2013（5）：150.

[2] 李国珍，吴建平.社区意识与社区行动[J].社会工作， 2006（4）：4.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4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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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5

一、德

作为党多年培养的干部,我深深知道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因此,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始终挂在心上。工作中,坚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刻苦学习*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不断改造世界观,几年来,先后参加市党校理论学习三次,共计七十多天,今年,又参加了中石油为塔城、阿勒泰地区培养副县级后备干部培训班十五天学习。通过几次学习班学习,理论知识有很大进步,贯彻市委、市政府意图上都能落到实处,为执行农业稳市的思想,积极谋划农机发展思路,制订措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上来。

二、能

自任职以来,狠抓班子和队伍建设,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作为班长,团结和带领班子其他成员和整个农机队伍,积极为农业生产服务。大家都非常敬业,对各自负责的片都能很好的完成任务,充分发扬农机职员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几年中,农机部分被组织上提拔为正科级的干部1名,副科级3名,挂职2名。

在抓作业质量方面:开创性地开展了向兵团学习的活动,有利促进了塔城市农田作业质量进步,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和群众的赞扬,为农民增收做出很大贡献。

在抓治理,理思路上,都发挥了独到的见解,制订出切实可行的一整套治理制度和治理办法。

在财务治理方面:由于历年的外债70余万元,所以只能勤紧腰带过日子,一方面各项开支年初拿计划,提前预算,不得突破;一方面开源节流,四处跑项目。几年中,共争取外来资金19万元,新增固定资产29万元,争取国家和自治区项目个,其中:一百万项目1个,国家购置补贴项目2次,)20*年50万元,20*年160万元。推广方面的“自治区牧草生产及收获机械化项目”、“塔城市旱作农业项目”、“粮食高产节本增效机械化技术项目”等等,通过个人与地区财政关系,要来资金19万元,其中:15万元用于各乡(镇)、场基础建设上。

近几年,通过努力与自治区农机局、地区农机局、各乡(镇)、场以及各级领导班子相处非常好,理顺工作环境,畅通了工作路子。

通过五年的努力,塔城市农机局多次获得上级的嘉奖,每年在地委农村工作会议上,都名列前茅,受到表彰,为塔城市委、市政府争得了荣誉。市农机局也在地区考核中,获先进单位;农机监理站、农机校、农机推广站也多次获得自治区、地区的奖励。特别是20*年市农机局被评为“全国十五期间农机化治理工作先进单位”,今年又被评为全国农机科普先进集体。我本人多次评为自治区、地区先进个人,今年被评为全国农机科普先进工作者,自己还是地区和市上优秀人大代表,并再次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另外,20*年景功举办自治区农机工作现场会,受到全疆农机同仁好评,地区现场会几乎每年都在塔城市召开。

三、勤

一个单位,职工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干部看班长。几年来,自己特别注重模范带头作用,大部分情况下,都要比一般干部早到单位,春忙期间,让职工早点下地,首先自己要在地头等他们,由于以身作则,带出了一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好队伍,在单位如此,在外地或党校学习期间也是如此,几乎每期学习班,我都是班干部,也深受班里其他学员的爱戴。

四、绩

通过几年农机工作真抓实干,使塔城市农机作业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农民人均纯收进中,来自农机贡献最少100元以上,这里还不算节约劳动力和降低用度方面。

近几年,引进推广各种新机具,为塔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做出了积极贡献,如:林果业、畜牧业、特别是设施农业方面的机具推广,有利促进产业的发展,由于很多农田工作,没有机械化大面积推广,老百姓不接受,如土豆种植和收获机,再如玉米收获机的应用,30万亩玉米,在很短时间内收获完,否则,农民损失将很大。

五、廉

在廉政建设方面。自己头脑非常清醒,作为一名农村孩子到这个位置已很不轻易了,如不珍惜会痛恨一辈子的,所以自己处处小心,认真检查自己不足,时刻牢记公仆意识,对身边职员严格要求,果断不准公车私用,*私用,固然财务一支笔,但大事领导集体商量,如:房屋修善等都有副局长和总务商谈,最后局务会共同决定,各项收费严格按规定执行,坚持财务公然制度,按时公示。

在平时工作和生产中,自觉留意自己行为规范,不该往的地方,果断不往,严格按党风廉政行为规范往做,按时上放工,只要不急着开会,一般都自己走路,下乡几乎不在乡站吃饭,就是带领导下乡,吃饭也是局里付账,不增加乡站一点负担。

几年来,下乡检查工作,每年都在150天以上,但从未拿过一份钱的差费,往*或其他地区出差,找最便宜的宾馆住。20*年和20*年国家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到我市,享受农民共计137户,涉及厂家供销商29家,涉及金额1千万多元,但自己从没向他们提出任何无理要求,甚至农机户宰了羊请我们往吃饭,我们都不往,严格按照规定办理,让党的惠民政策真正落实到农民心坎上。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下属特别是从事购置补贴项目的职员,经常敲打警钟,严把廉政关,并认真检查购机农户名单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几年来,没有为亲朋好友开过一次方便,对厂家也严格要求,果断杜尽质量不好的产品,并进一步讨价还价,使农机产品在购置补贴目录价格的基础上,再降低价格,如:卷帘机从2800元压到1600元,使广大农户受到很大益处。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6

[关键词]现代国家；族际政治整合；政党；行政性自治；差异性公民权

[作者]左宏愿，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天津，300071

[中图分类号]D6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1－0025－008

一、现代国家构建与族际政治整合

尽管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基础、路径和历程存在差别，但是，现代国家建构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回避的历史性任务。现代国家是相对前资本主义，即传统国家而言的。传统国家是一个相对性概念，一般被认为是前现代，或者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前现代化时期，人类社会主要以氏族、家族、部族、地方性族群等共同体构成，并形成相应的政治单位。这些政治单元独立存在，分散化而联系不够紧密，国家的行政机构并没有成功地在其领土范围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加以有效的统治。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传统国家的本质特性是它的裂变性，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如此有限，以至于政治中心的成员并不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统治，“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这一事实表明其体系整合的水平相对有限。”

现代国家是所谓的民族国家。一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但民族国家的雏形至少在17世纪的欧洲就已出现，它们是威斯特伐里亚会议前500年间发生的各种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民族国家的内涵来说，《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的界定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熔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所谓政治的，意思是原则的确立，对内意味着对特定领土之内的人口所拥有的独立的合法权威。就族际政治而言，原则可以防止各国家内部可能愈演愈烈、无限扩大的民族亚民族或者以此为名的冲突；而所谓领土的，意即吉登斯所言的“国界”之确立，相对于传统国家民族的波动性和模糊性，现代国家必然表现出与其周边的地区之间一种明确的可识别的地域界线。在这个特定地域范围内，“国家是一种强制性政治组织，它的行政班子卓有成效地运用其对物理暴力的正当性垄断来维持其存在和秩序。”而在现时代，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则源于通讯与信息储存手段的高度发展，使得监控体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内部绥靖的发展，使国家的制裁能力从公开性地使用暴力转变为渗透性地使用行政力量。这就是说，现代国家无疑是具有很强的权力渗透性的，它有能力将权力延伸到边界以内的所有地域和每个角落，对其内部实行一种强有力的“反思性监控”。

所谓历史的和文化的，是基于“民族”(nation)这个文化和历史的范畴而言的。正如布莱克所言：“现代国家高度依赖于它的公民的各种形式的承认与合作”，现代国家“无法脱离那些支持它的基础――无论自愿或强制的，并且，一般来说，这一基础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共同的历史经验肯定是最有意义的，共同的语言常常是这些经验的最主要特征，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有特色的振声点，它已被证明是巩固忠诚的最有效手段，没有它的话，其它几种组织会分裂这种忠诚”。因此，现代国家的另一面就是“国族化”，即使分散的互不联系和依赖的地方性族群形成一个统一体的过程。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同时是国族化的过程，是民族与国家的融合过程。在现代国家，“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构建既有前述国家构建或政权建设的内涵，也有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的内涵，而民族构建“即意指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国族范式方向积极同化和标准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如果民族认同与合法权威的范围基本一致，就可称其为民族国家。”

因此，现代国家的前提是所有公民都去除了地域、出身、民族、宗教和传统等等这些自然因素，被抽象为拥有自然权利的理性人，叫这样，现代国家构建必然要制造一种国民文化的同质性，强调领土范围内国民对国家的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认同。因而，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是解除旧有的忠诚，形成普遍意义的现代公民的过程。强化公民认同，消解极端的民族和宗教认同，而其构建的基础则基于一系列同质的权利和义务所规定的公民身份，以民族国家为典型的政治共同体的语境下，公民身份、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心。现代国家，无论是从群体层面讲，还是个人层面讲，都是难以逃脱的存在形式。

综上所述，现代国家构建是通过有效的政治整合，将边界内诸人诸物纳入其治理范围的过程。然而悖异的是，虽然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但现代国家在现实中大多并不具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形式，这就要求现代国家构建必然要面对基于族裔的社会分野，实现对各个民族的政治整合，限制边界内以民族资格来进行划界的群体建立政治共同体分离运动，并“让公民认同及国家认同占据优先地位，以超越地域、族群、宗教和语言的分歧和差异。”然而，族际政治整合似乎是一个比“反思性监控”和“行政权力渗透”更为困难的过程。阿尔蒙德认为，虽然民族国家可能是组织世界政治的自然方式，但是情况并非从来如此，直到大约500年前，欧洲仍然是许多小国家和几个很大的国家组成，其领土并不稳定，民众也并不总是拥有相同的民族认同。美国人类学家基辛也说：“文化的多元与政治统一和内部秩序并存，对于这项矛盾，任何现代国家都付出巨大的代价与遭遇最严重的难题，也为见得能加以解决和掌控。”即便到了现代，加拿大、英国等国依然存在着族际政治整合困境。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殖民地经历干扰了它们的民族形成过程，民族的整合往往滞后于国家的建立。这些国家往往只有非常微弱的民族认同，国家构建任重道远。在比利时、塞浦路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黎巴嫩、尼日利亚等国，因文化、宗教、资源或民主化引发的族际政治问题困扰着民族国家的稳定和整合。至于原苏联和南斯拉夫，已经成为了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反面教材。就连美国人，也一直在说：“必须使我们的人民更美国化。

族际政治整合之所以是一个比“反思性监控”和“行政权力渗透”更为困难的过程，是因为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族际政治整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现代国家总是力图实现有效的族际政治整合，但另一方面，民族在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一种互

动的关系，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合”与“分”的张力。“在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某一时刻，当对传统的准国家单位的忠诚同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的目标发生冲突时，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就可能成为首要的问题，并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于是，全国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即它能否名正言顺地使人们服从，就成问题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裂主义运动。即使在立国已久的国家里。随着新问题，特别是那些涉及语言和文化同一性问题的出现，政治共同体内已解决了的边界问题也会再次被提出来。”对民族成员而言，他们对民族共同体的忠诚有超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的可能性，从而有成为民族国家的离心力量的可能性。一旦可能性变成现实，便出现族际政治整合困境。

二、吸纳和嵌入：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政党组织逻辑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不同的少数民族在社会制度、经济类型和文化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中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族际政治整合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是比较成功的。那么，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到底是一种什么机制在发挥作用?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反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的视角，而从政党角度研究的理论成果却很少。事实上，政党组织在中国族际政治整合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至于其作用方式，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各少数民族人口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中，得力于政党从少数民族成员当中实现有效的吸纳和培养，以及党员向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嵌入。要说明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干部政策进行一个历史的回顾与考察。

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就明确提出，“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意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民族，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召开时，就有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水族)，他后来成为山东党组织最早的领导者之一。到后来的马骏(回族)，王俊(满族)、吴桢(回族)等一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以及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乌兰夫(蒙古族)等。除了乌兰夫，我们从前几位牺牲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无疑都具有坚定的信仰和对党组织的绝对忠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重视在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主要表现在对内蒙古以及对苗瑶民族的政策上。1925年，中共四届一次扩大执委会议专门通过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边境农工群众中的工作，对于我们的党，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内蒙古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以为首的中共北方组织很早就开展了对蒙古族和藏族的工作。在他们的争取下，1923年的北京蒙藏学校成为中共这一时期培养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李后来发展蒙古族青年荣耀先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1924年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指导内蒙民族运动时，又提出“吸收一般确能站在阶级观点上奋斗的分子入党”。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明确提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1931年《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尽量引进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注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少数民族的共和国或自治区域内”“注意当地干部的培养与提拔，以消灭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民族界限的工农国家”。

中国共产党还有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领袖干部政策。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经过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吸收和培养了一批藏、彝、苗、羌等少数民族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央党校开办了少数民族班，在陕北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并由此发展为民族部，进而建立了民族学院。1936年5月，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提出：“现在各部队及地方机关的回族同志，应当尽量的集中到各政治机关的地方工作部去，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造成为强有力的回民的领袖干部。同时，从工作中斗争中提拔和培养回民的新干部，尽量吸收一切愿意为回族自决而斗争的回民人才，特别是对于在回民中有信仰的领袖，指导他们从各方面去进行回民的自决运动，及吸收他们参加回民自决斗争和政权的指导机关，于必要时可组织短期训练班”。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团结广大少数民族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也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大量选拔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1949年11月《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民族干部政策也有了新的开始，并在各民族自治地方继续加大力度推行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党员的培养工作，并把少数民族成员入党条件也放宽了很多，从数量上看，到1956年9月，全国脱产的少数民族干部已达21万人。虽然这个政策在“”这个中国政治的病变时期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在结束后就立即拨乱反正，在1978年就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意见》，并受到后几届政府的进一步推进。2009年，在《国务院第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中指出，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60年来，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风雨同舟，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以上对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的粗略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的理念上经历了联邦制到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但对少数民族成员的“吸纳”和将共产党组织及其干部“嵌入”少数民族地区或后来的民族自治地方却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吸纳少数民族优秀成员入党和在民族自治地方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种方式。因此，通过上述分析，这种“吸纳”和“嵌入”机制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整合逻辑在族际政治整合中的表现，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族际政治整合的关键所在。通过吸纳和嵌入机制，政党对少数民族进行组织与动员，从而将民族社会改造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亨廷顿曾说，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多元社会”，存在各种原生的社会势力。“怎样把这些原生的社会势力糅合为单一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它们要么被现存政治体制所同化，要么成为对抗或现代政治体制的祸根。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中国共产党的族际政党组织整合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分散或分化的民族成员通过党的组织纳入到到政治共同体中来，以及通过少数民族党员干部进而对民族社会成员进行有效动员。这又像亨廷顿所说：“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

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

共产党组织向少数民族中间和民族地区嵌入并不是简单地网络成员，扩大其成员数量的问题，而是有明确的政治蕴含。尤其在初期阶段非常重视少数民族成员“出身”，最主要的是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他们人数虽然较少，但有着改变传统秩序的强烈政治要求。如果将这部分人纳入党的组织体系，会大大增强党对少数民族的整合能力。伴随这种“吸纳和嵌入”机制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其领导体制有效地延伸到少数民族中间，从组织上沟通了党、国家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而且不得不说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体制是民主集中制。民主制要求党必须得到民意的支持，集中制要求党的组织内部遵循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通过这一体制，保证党的基层组织下对民众负责，上对党的领导负责。当这一体制延伸到少数民族地区之后，便可以有效地打通国家与少数民族成员的联系，使民族成员的意见能够向上传达，党和国家的意志能够有效地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成员中得到贯彻，并最终形成族际政治整合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行政性自治：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制度逻辑

自治在英文中有self-government和autonomy两种说法。史密斯在界定self-government时，将其界定为“指某个人或集体管理其自身事务，并且单独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的一种状态。”并认为自治以自决权为先决条件，从民族的形式来看，意即各民族由他们各自的代表实现统治效果最好。显然，这里的“民族”指的是(nation)，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意义上的民族，而非一国之内的民族(ethnic groups)；这里所说的“民族自治”指的是national self-government，而非ethnic au-tonomy。而对autonomy的界定又是这样的，“指自我统治，在通用的政治语言中，亦指实行自我管理的国家，或国家内部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和主动性的机构。”在现代汉语中，自治有这样几种意思1、自行管理或处理；2、修养自身的德性；3、自然安治；4、犹自营；5、民族、团体、地区等除了受所隶属的国家、政府或上级单位领导外，对自己的事务行使一定的权力。从汉语自治的含义，尤其是第5条可以看出，中国的自治概念较少自主色彩，当然，这可能并不是现代汉语的问题，因为早在1903年就有人注意到了中国语境中“自主”和“自治”的区别。

1949年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而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清醒、全面认识，创造性地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赋予其宪法地位，成为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族际政治整合的制度基础。长期以来，民族学界的研究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释为既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也不是单纯的区域自治，而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合。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就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法文本来看，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但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民族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这样一种解释上。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只有在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前提下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是符合实际的。作为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的民族自治机关本身是单一制结构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关。而我们知道，在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下，权力的源头在地方，中央的权力是地方让渡的。不同的是，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下，权力的源头在中央，地方的权力是中央授予的，这当然也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因此，联邦制下民族区域自治更多的是政治性自治，具有更大的自的自治，而单一制的民族区域自治从权力配置的角度来看，属于行政性自治。

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是我们认识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例如，宪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这就是说，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是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的。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曾这样说：“我们宪法上规定的少数民族权利是必须给的。不能设想在宪法之外还能做别的。如果现在规定的不够，将来还可以补充。”陈云也说；“自治权是有的，但也有限制，需要在宪法里规定。”如果我们对宪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到一百二十二条再进行详细解读，就完全可以发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主要在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体育、人口管理和环境保护等行政事务方面。至于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也主要是体现在宪法和法律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以加快经济发展，以及对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在报经国务院批准的情况下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方面。

如前所述，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族际政治整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现代国家总是力图实现有效的族际政治整合，但民族在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过程中并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总是面对着“合”与“分”的张力。根据现代政治学理论，中国的族际政治制度整合是通过差异化授权，将民族区域自治限定在行政性自治的范围内，把自治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的结合起来，以及将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内部事务纳入到自治机关的行政事权范围内的制度安排。从实践效果来看，这种行政性自治的族际政治的制度整合模式虽然存在着民族自治区和一般行政管理权的交织问题，但是，在给予少数民族一定自治权的基础上，有效控制了少数民族可能存在的反向运动，有效控制了“分”的力量，加强了“合”的力量，处理好了国家统一的问题，即“国家的统一性、领土的统一性、法律与制度的统一性；经济生活方式与规则的统一性；核心价值的统一性”，并继而在这种统一性的基础上，实现了有效的族际政治整合，较联邦制下的政治性自治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四、差异化公民权：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优惠政策逻辑

中国在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并不是单纯地将少数民族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的治理范围，为其赋予一种与主体民族――汉族一样的公民权，而是实行差异化对待，其具体体现就是一系列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

中国是一个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也是族际发展差异很大的国家。中国的少数民族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人口规模差异。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虽然不大，但绝对人数不小，而且各少数民族之间在人口规模上极为悬殊，从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到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不等，人口最少的塔塔尔族、独龙族、门巴族、珞巴族等不足万人，人口最多的壮族则有1700余万人。二是自然环境差异。少数民族和汉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在自然环境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少数民族多处于地理环境封闭、自然条件差的区域。正如费孝通所总结的：“现在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大都是汉人不习惯的高原和看不上眼的草原、山沟和干旱地区，以及一时达不到的遥远地方，也就是‘以农为本’的汉族不能发挥它们优势的地区”。三是社会制度差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有的少数民族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有的民族处于农奴制阶段。这样，导致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自身，它涉及民族地区的自然状况、历史上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民族压迫政策等多种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族际政治整合的过程中，除了政党组织整合和行政性自治制度以外，在基于对少数民族独特性的承认和尊重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和民族社会现实情况，着眼于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和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事实，一直强调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对少数民族的帮扶政策，并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和帮助的责任。

在计划生育、高考政策等方面，中国共产党也给少数民族成员差异化的公民权利。比如，中国在1951年左右就有少数民族“人口兴旺”政策，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也给少数民族成员很大的差异化权利，也就是说，将少数民族和汉族区分开来，实现差异化对待。从时间上看，少数民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比汉族要将近晚10年左右，从生育数量的控制上看，少数民族除了人口在千万以上的外，一般都允许生两个子女，有的民族甚至还可以生育三至四个子女，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暂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看出，这些差异性的权利是基于少数民族成员的族属身份。

如前所述，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制造同质化公民的过程，纳入疆域的公民是基于其公民身份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义务的。但是，如有学者所言：“所谓的国民不过是一种为了达成民众的同质性而无视把人们加以区分的民族的、人种的、语言的、宗教的、文化的、地位的、身份的、和社会的各种价值差异而编织出来的虚构观念。”这种同质化的公民其实是掩盖了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就族际政治而言，在民族国家构建以前，这些纳入到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少数民族本身就具有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在同质化的公民权下少数民族必然处于不利地位。在现代国家建构中，虽然少数民族成员也拥有基本的公民资格，但相对于多数一主体民族来说，他们仍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和危险，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还因为其文化身份，即他们的差异性，而正是因为这本身就有的差异性，他们的需要只有通过基于群体差异的政策才得以满足，这也许是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中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逻辑。从积极的一面看，这种优惠政策以少数民族利益为取向，满足了少数民族对社会地位、自身发展的要求，提升了各民族的政治凝聚力和向心力，体现出民族优惠政策的族际整合功能。

五、讨论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7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5-0038-02

从1988年以来，我国的居民住房制度经历了很大的改革变动，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发展都经历了很大的改变，内蒙古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大省，近几年的内蒙古的房地产发展的变化也较为明显。

一、内蒙古自治区房地产发展以及发展模式

1.内蒙古自治区房地产市场的基础情况

在经历了2008年至2011年这四年的快速发展时期后，内蒙古自治区的房地产市场进入了缓慢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2013年后内蒙古给城市的房地产行业指标都有所下降，对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影响也是较为明显的。

（1）房地产开发销售

根据内蒙古住房厅和建设厅的调查报告现实，针对2013年全年房地产行业下滑的态势，政府部门进行了相应的调控操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次年，内蒙古各地市县的房地产市场综合发展势头较好，各项指标呈现升温状态。2014年的1—7月份自治区房地产开发投掷达到了613亿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9亿元，同比增长率达到了14.31%。整个区内的住房销售面积达到了962.3m2，商品住房的销售额达到了443.36亿万元。区内的商品房的平均售价为4212元/m2，环比增长不明显，同比增长为6.64%。从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内蒙古的房地产市场呈现持续回收的状态，预计2015年的房地产形式将全面好于往年。

（2）区内税收和信贷

房地产税收主要会出现在房地产的三个环节，即开发、销售和保有。根据相关的数据报告，内蒙古全区房地产税收同比增长率为22.3%，占当地地税收入的6%。

从近几年内蒙古房地产发展态势来看，区内的信贷增长较快，个人房贷形式区域平稳增长态势。

2.内蒙古房地产的发展模式

近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大区，正在逐渐成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和金融高速发展的典型大省，内蒙古的房地产需求已经出现了不断上升的市场需求力度。但是，我国多数省市的房地产发展模式都是模仿其他省市或项目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房地产框架依然如此。内蒙古自治区的房地产发展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不断完善的阶段，但是，还是与我国“北上广”地区的房地产发展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主要的差距是房地产项目设计、销售理念、经验、建设成本控制等多个方面。“北上广”等的房地产发展模板并不一定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房地产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应该从内蒙古房地产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符合自治区的特色建筑，形成一套独特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二、内蒙古自治区房地产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区内房地产整体形势不是很乐观

当地房地产市场的运行很不稳定，住房的供应很不科学合理，内蒙古自治区个别地市县出现了住房供应大于需求的表现，从而出现众多的空房。因此，房地产的市场持续应该进一步得到规划，住房开发、房地产销售、二手房中介和物管服务等一些环节仍然经常出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出现。住房产业化的整体水平较低，其品质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2.城市化总体程度不是很高，有效住房的需求受到影响

最佳的城市化发展是工业与城市化的结合体，两种发展要素互相协调共同发展。内蒙古自治区的土地城市化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这一典型问题主要是受到内蒙古当地的历史、人文、体制和发展方式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内蒙古自治区主要是以草原为主，以往人们多数过着游牧的生活，随着内蒙古城市化建设的发展，并且在不断的加快速度，在土地城市化的同时没有考虑到人口城市化的因素，从而造成了人口与现有房地产行业出现冲突的现象。

3.房地产不良信贷的增加，信贷风险不断增大

随着房地产不断的发展，大量资金不断的融入，内蒙古的金融支持着开发商和投资商的资金运转，但是这种需求缺乏刚性的支撑，长时间以后导致经济萧条现象的出现，民间借贷的链条随之断裂，随之民间借贷链条的断裂，房地产投资方和开发商的资金就会出现两种状态，既：套牢、撤离，最终导致当地房价直线下降。

三、完善当地房地产的市场调控，促进房地产平稳发展的建议

1.内蒙古自治区的当地政府应该继续贯彻和落实国家各项有关于房地产的相关政策，把更多的调控自己投入到中小企业的发展中，从而让当地经济更好、更快、更平稳的发展。应该顺应当地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的方向，让更多的投资回归到实体经济当中，同时让投资者看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经济基础稳定牢固发展的实体产业，是提升社会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应对房地产行业外部冲击的有效保障。

2.全面推进内蒙古自治区大中小城市的整体发展，逐渐解决城市结构不科学合理的现象。如果在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过程中，不能进行科学的分配，那么就会导致出现一二级城市出现住房供不应求，而三四线城市的住房无人购买的两个极端现象。内蒙古小城镇建设是内蒙古城市化过程中的特色表现。可以说是小城镇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过一批批具有发展机制、城乡统筹活动、吸纳游牧民等优势的特色发展城市。鄂尔多斯可以说是这一建设方式下的典型城市。

3.地市县的政府部门应该做好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力度，防止房地产信贷风险的出现。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控，从而让房地产行业保持一个平稳发展的态势。同时，还应该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出房地产未来发展的走势。

结束语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行业具有极大的推动力。但是，我国的房地产发展集中区还是处于我国的东部，内蒙古地区的房地产行业想要得到蓬勃的发展，就应该结合当地城市房地产的实际情况，结合人们的住房需求，构建一个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的房地产发展框架。

参考文献：

[1]刘冰.寿光市房地产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咸

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2]于淼.辽宁省县域房地产发展问题研究[D].沈阳:

沈阳建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作者简介：李滨（1970-），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经济师，从事房地产登记工作研究。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8

【关键词】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

【作 者】谭万霞，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3

【中图分类号】D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40-007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on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s Regulation of Autonomy

Tan Wanxia

Abstract： The making process of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s Regulation is tortuous，though The draft revised 19 times，which still can not be introduced The inaccurate positioning and legislative defects are the mainly reasons Under the mature environment， Guangxi should clarif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s Regulation of autonomy， moderately control the legislative power， and lay down a high-quality regulation of autonomy Thus it can provide a legal basis for the performing of autonomy and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rule of law

Key words：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utonomous Region’s Regulation of Autonomy；Legislation

自治区自治条例是由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制定的，关于在自治区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基本制度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它集中地体现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是民族自治地方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行使自治权的基本规范，是民族自治地方全面调整自治事务的总章程。［1］但是，到目前为止，具有民族自治地方“小宪法”之称的五大自治区自治条例至今无一出台，不能不说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系的重大缺失。本文针对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立法现状、缺失的原因进行思考，探索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破立法困境早日出台，为广西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全面进步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曲折立法的回顾

广西是最早启动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于自治区成立的前一年，即1957年开始着手起草自治条例，到现在已经形成第19稿，其中的第13稿和第18稿曾经上报中央，然直到现在仍然无法出台，其过程可谓曲折。我们从该过程中产生的几个标志性立法成果可见一斑。

标志性立法成果一：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1957年，在获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批准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之后，广西即开始草拟《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为此专门派出工作组予以指导，并组织相关负责人参与讨论，经过7次修改最终形成条例草案。次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顺利通过该条例草案。《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由序言、总则、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财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化、教育和卫生建设、附则六章共69条构成。正当准备将该草案提交讨论从而进入审议批准程序之时，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严重干扰了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自治条例（草案）》的审批程序遭受中断。“这个条例草案虽然没有正式颁布，但是那是一份相当完备的自治条例草案。它对我们后来起草自治法，特别对延边、内蒙古起草自治条例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2］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顾问史筠对此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可见该草案对后来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所具有的意义。

标志性立法成果二：198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3稿。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1980年开始重新起草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并于次年草拟形成第一稿。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并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广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暂时停止了自治条例的起草工作。1982年《宪法》与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推动了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制定，经过三年的起草工作，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最终于1987年形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3稿。并将此草案上报到中央审批，报全国人大民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该草案根据广西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及发展的需要，针对于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对外贸易的自以及在广西的中央企事业单位给广西让利，照顾地方利益等作了具体的规定。但是，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认为该草案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宪法》规定自治条例要‘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而‘草案’的规定比较一般化，尚未深刻反映广西的特点；二是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意见同广西的要求有较大距离，反映出对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精神，认识不大一致。”［3］因此，第13稿没有通过。

标志性立法成果三：199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8稿。1988年，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工作者帮助下，广西成立“修改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领导小组”，着手对第18稿进行修改。为此，广西专门派出人员赴京向国家民委汇报修改情况并交换意见，对修改稿逐条逐句逐字进行讨论与修改。针对于自治机关的组成、机构编制及企事业招收少数民族人员问题，自治区财政体制问题，对外贸易问题等作了较大的修改。经过多次修改，最终形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8稿。广西将该18稿呈报中央，当时国务院法制局对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向国务院各部委征求意见，大多数部委对第18稿草案提出了不同看法；同时，鉴于当时处于国家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如何将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精神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自治条例中予以体现，成为起草小组亟需解决的课题，故而第18稿也没有通过。

标志性立法成果四：199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9稿。1993年我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自治区的人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制定问题，从二十几个厅局里面抽了二十多名专家，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多次反复讨论，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自治条例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形成第19稿。第19稿未报送中央，一直延续到现在。［4］

综上，《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的制定、修改过程几经波折，虽然“没有进入审议程序，但它是历时几十载，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天我们是站在这块基石上再攀登的。认真总结、分析我们起草自治区自治条例的指导思想、立法环境、立法原则和立法技术等方面的经验与不足，对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制定有着重要价值。”［5］

二、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遭遇立法困境的原因分析

前述对于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制定可知，该条例仍处在艰难的立法困境之中。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说来：

（一）对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定位不准确

广西在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过程中，起草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通过大量地走访群众、开展讨论等工作，广泛地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界人士的意见，使自治区自治条例能够充分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要求。同时，广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要求在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的过程中必须做到三点：一是不与宪法相悖，不能违反宪法的原则规定，不能突破国家民族立法的原则规定；二是要与其他法律中的基本原则相衔接；三是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重在特殊性、灵活性上下功夫，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工作的健康发展。这一要求既保证了自治条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时也突出了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然不可否认的是，广西对于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定位不准确，草案中存在诸多问题。以第19稿为例：

该草案中存在众多突破自治条例的立法权限、规定上级机关的义务的条款，无疑是其难获通过的重要原因所在。例如，第59条规定：“自治区的财政预算支出按国家规定设立百分之五的机动资金和百分之五的预备费，机动资金按照上年决算的正常支出数额、预备费按照当年支出预算数额计算，由中央财政按年度专项核拨。”第60条规定：“由于国家财政体制的变更、国家政策统一调整以及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自治区财政发生减收或增支时，由上级国家机关专项补助。”第66条规定：“自治区境内的中央直属企业上缴中央财政及其主管部门的收入，由上级财政部门全额返还自治区，不列入收入基数，由自治区自治机关合理安排使用。”［6］这些内容的规定明显违背了我国法律的位阶体系，存在下位法规范上位法的重大缺陷，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此外，《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9稿对内容的规范定位不准确。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自治区所制定的自治条例中明显表现出对本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特点未彻底厘清的不足，导致对自治权的理解不深入，最终出现自治条例中规定比较一般化、尚未深刻反映广西特点的现象。再者，所规范的部分内容滞后，如第34条第3款规定：“在自治区境内开发资源的企业所生产的初级产品，优先在当地加工。”该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制定的，当时我国已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级产品在哪里加工应当是由市场规律所决定的，这样的规定反映出立法滞后于社会的发展。

（二）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立法环境不成熟

立法环境对于一项法律法规而言极为重要。环境成熟，立法就比较顺利；反之则容易受阻。广西在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过程中，其所依托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经济环境都尚未成熟，这是该条例难于出台的客观原因。

1政治斗争的干扰。1957年开始启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对此草案，广西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时作出决议：“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提交全自治区各族人民进行广泛的讨论，并责成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收集各方面意见，加以研究修改，再提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另一次会议讨论通过，报请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实行。”［7］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反右”斗争的展开，此次自治条例的启动工作被迫停止。

2经济体制的转型。《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之后，我国正处于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譬如，1993年正是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财政、投资、外贸、金融、税收等方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的时期，对于广西来说，如何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结合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情况进行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制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是自治区自治条例工作在草案19稿出来后一直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

3上位法的变动。经济体制的转型也促使作为自治区自治条例上位法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修改。1994年全国人大提出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立法规划，广西因而暂时停止对自治条例的修改工作，等待修改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出台后进一步指导自治条例的立法。另外，国务院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办法》迟迟没有出台，一直到2005年5月才等来了《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可见，上位法的变动与缺失是自治条例被搁置的客观原因之一。

（三）中央与地方经济权益再分配的不协调

除了前述两个方面造成自治区自治条例遭遇立法困境外，对于中央与地方经济权益再分配的不协调，即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广西地方经济利益之间矛盾的无法解决，也是导致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至今不能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针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各国采用的模式不同。如美国，地方权力的分配直接由美国联邦宪法进行规定，各州的权力采用概括保留的方式进行规定，凡是宪法中没有禁止的则都可以拥有，明确各州的权力范围。采用立法的形式规范二者的关系。在我国，则是中央行政机关主导对地方所享有的权力根据社会现实需要予以分配，宪法及相关法律对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配只作原则上的规定，范围不甚明确。二者关系以中央行政权为主。究其实质，与中国长期以来的集权传统息息相关。目前我国仍采用此种模式。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带来地方自或自治权的缺失，地方只能接受中央的严密控制；即使稍有分权，中央往往也是“同等对待”，而不考虑各地的特殊情况。因此，自治区根据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出来自治条例上报中央，要求一定的放权时，遭到国务院各部委的拒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在1991年，广西上报《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8稿时，由全国人大送国务院各部委征求意见，除几部委同意或基本同意外，其余各部委分别提出了10条左右的否定性意见，有的认为“根据某某暂行条例办”，个别的借“与我部门有关政策相冲突”而全盘否定，甚至将草案斥之为“广西要价太高”。［8］正是这些部门的否定，导致第18稿没有获得通过。

由此可见，一方面，自治区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实际情况，行使自治权要求中央给予特殊的优惠和照顾政策；另一方面，国务院职能部门对涉及部门经济利益及自治区要求实施的一些特殊政策十分敏感，处于利益考虑而不愿放权、让利，最终导致自治区自治条例迟迟无法出台。故而有学者感叹说，自治区自治条例出台难，主要涉及两大问题：一是中央有关部门和自治地方的权力划分问题；二是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有关部门的利益关系，因此协调起来很困难。［9］

三、突破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困境的建议

如今，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广西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增长、文化繁荣、法制完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部署，这些都为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出台提供了成熟的立法环境。

其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为出台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提供了新的立法环境。

198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标志着我国的民族法制建设又上新的台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举措，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再者中国加入WTO，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顺应时势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总结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近20年来的经验，于2001年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在与1999年修正后的宪法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由原来的67条增加为74条，调整其中的30多处，满足了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给予民族地区必要的特殊政策，继续加大、加强对民族自治地方各方面的投入，有利于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有关规定作了重大修改，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重视资源、环境的保护，确立资源补偿制度；增大了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同时，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将原第六章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改为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强调了对民族地区的帮助是上级国家机关的法律责任，理顺了民族自治地方与上级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10］

为了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法获得更为具体的落实，2005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2005年5月31日起施行。该《规定》是国务院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制定的，一方面有利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另一方面为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相关部门制定规章提供了法律依据，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总而言之，《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和《规定》的颁布，为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出台奠定了良好的立法基础。

其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部署为广西出台自治区自治条例提供了成熟的社会环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启动，至此，一个拥有19亿人口、接近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约45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建成了。中国―东盟携手迈进零关税时代，“中国―东盟自贸区――东亚经济一体化――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脉络逐渐清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步入一个新阶段。［11］对于广西来说，地理上的优势为广西的开放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2010年1月7、8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仪式暨论坛，为此论坛设立了三个议题：新起点――贸易提振产业活力；新机遇――投资合作共创经济繁荣；新使命――打造区域经济合作新亮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为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一股强心剂，而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完善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系统工程，如果其中缺乏良好的法律秩序，将会严重影响自由贸易区的正常运转，众多的宏伟计划也会因此而受到搁置无法实现。这一新的社会形势为广西完善民族法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理应乘此东风，加快制定、出台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进而保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

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广西出台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立法环境已日渐成熟，我们应加快制定、出台符合自治区具体情况、具有民族、区域特色的自治条例。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正确处理中央与广西区政府经济权益再分配的问题

如何解决中央政府与广西地方经济权益的再分配问题，进而促成自治区自治条例早日出台？

首先，观念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民族自治地方都要改变错误的思想认识，重新审视自治区的自治权。据宋才发先生所言，自治区自治条例的性质，从静态意义上看，它是指以自治权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形式；从动态意义上看，它是指法律的调整作用，即调整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与国家和其他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12］可见，自治区自治条例是自治区行使自治权的主要方式，是自治区用以调整自治地方与中央政府利益的重要手段。为了促进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立法早日实现，中央与地方两方面都应该纠正错误的认识，重新审视自治区的自治权。中央政府方面，应该遵守《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内容，即“上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时，应当听取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工作部门的意见，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扩大对外开放，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速发展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央国家机关及其职能部门从大局出发，顺应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自治区相对较多权力的立法意图，从切实保护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有效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角度出发，不再局限于本部门利益，该放权时放权，该让利时让利。广西自治区方面，增强自治意识的同时应注意“要价”的适度。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要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旨在反映本地区、本民族的发展需求，体现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特点，将党和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民族自治法规有效地衔接起来。尤其要注意自治条例规范内容的适度原则，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的各个版本来看，条例倾向于为广西地方政府争取权力，却极少涉及广西地方政府承担相应责任的条款。因此，国务院有的部委对该草案持否定意见也不难理解了。

其次，加强中央与广西地方之间的利益沟通。作为一个大国，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十分重要而复杂的，我们应该努力予以调整和确认，使之达到相互间的均衡。中央与广西地方作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可避免会因利益的追求而产生矛盾，因此应当加强沟通交流，共同来确定相互间利益的分配。虽然，也有学者提出：“要求某一个中央职能部门给全国人口少数的民族自治地方作出放权让利的承诺，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13］但是，在中央政府观念转变之下，只要注意增强其对广西的更多了解以及关注该地的民族利益保护，对于涉及相互利益的事项上互相沟通，比如举行相应的听证会、召集广西地方学者讨论等，我们相信一定能够有效地减少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实现二者的利益均衡。

（二）总结经验，提高自治条例自身立法水平，完善《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

针对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在立法上所处的情境，我们应立足经验，努力提高自治条例自身立法水平，进一步完善《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

首先，广泛开展立法调研工作，为自治条例的制定准备现实条件。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的第19稿已是五大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为未来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出台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因此，我们应立足经验，继续开展立法调研工作，尤其是广西作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地方和群众当中进行调查研究，对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专项研究；同时，对于自治区在社会发展中长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重点调查，对自治区民族群众权益的保障状况以及他们的意愿表达予以特别关注，切实地反映人们的利益。

其次，完善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的基本原则，保证立法方向的正确性。

（1）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这是保证自治条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自治条例的修改过程应始终处于广西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听取党委意见，科学、准确地反映党的民族政策。

（2）坚持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必须根据宪法、国家基本法的规定来进行修改和完善，尤其要注意与上位法在立法原则、立法精神等根本问题上保持一致。

（3）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民族自治地方特色的原则。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完善必须从广西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出发，总结自治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充分行使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做法和经验，将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更为贴切地反映到自治条例当中，保证自治条例具有浓厚的民族地方色彩，突出自治区的地方特色。

（4）增强了自治条例主动适应性，促进自治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原则。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完善是实现广西民族法治的关键步骤，这就要求自治条例积极主动地适应国内外各方面发展的需要，通过法治来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事业的顺利发展。

最后，完善自治条例规范的内容，争取自治区自治条例的早日出台。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规范内容定位的不准确是其难以获得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应从其内容的规范入手，着重规定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不违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前提下，对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一些条款做实用性的规定，便于自治机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但不能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扩容性再规定。第二，是民族自治地方特有的社会关系和独特的社会问题需要进行规范，而现有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还处于空白，即没有这方面的立法，自治条例则可以进行规范。第三，是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中，那些不符合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的条款或规定进行变通规定。第四，是对自治机关的规范。一是自治条例要明确自治机关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二是规范自治机关的行为，即自治机关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行使自治权方面的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及与此相应的法律责任。［14］第五，及时地将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政策法律化，增加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相适应的内容，对自治区基础建设、自然资源开发及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体制、边境贸易等方面的立法。

参考文献：

［1］宋才发论自治区自治条例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J］河北法学2009（3）

［2］史筠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干部贯彻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精神学习班上的讲话［R］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广西民族区域资质文件资料汇编，1988：82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报［R］1989（4）

［4］韦丽利完善民族法制，加快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自治区自治条例情况专家座谈会会议综述［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5］张文山自治权理论与自治条例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48

［6］张文山自治权理论与自治条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23-241

［7］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广西民族区域自治文件资料汇编，1988：254

［8］韦以明对民族自治权与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帮助的关系的再认识［J］广西法学，1996（4）

［9］毛公宁关于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的难点及对策［J］民族团结，1994（9）

［10］黎莲芬自治区一级自治条例立法回顾与新的立法条件探讨［J］理论月刊，2007（3）

［11］杨丽艳教授应邀到吉首大学讲学［EB/OL］［2010-01-04］http：//wwwlawgxnueducn/ShowNewsasp?NewId=699

［12］宋才发自治区的立法自治权及自治条例问题研究［J］民族研究，2007（4）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9

初步实现了人进沙退大逆转

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首次实现净减少的成就主要依赖于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大力执行防沙治沙法，依法治理荒漠化问题。二是继续推进工程建设。目前来讲，防沙治沙方面，中国主要推行的是“六大工程”和“草原保护与治理工程”以及“水土保持工程”。目前这方面的投入每年政府要拿出100亿-150亿元人民币，这个力度将来还会继续加大。三是从政策层面鼓励各阶层投入到防沙治沙当中，这里包括政府对已经防沙治沙的林子实行收购政策和土地更加优惠的使用政策。

现在，我国第二大沙漠――新疆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内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原先的戈壁荒漠如今青草绿树，有近5万亩的经济防护林正成为固沙前锋。经过几十年努力，我国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宁夏沙化和荒漠化面积锐减，自然保护区面积逐年扩大。目前自然保护区由过去的几个增加到现在的13个，总面积达到54.71万公顷。沙漠化面积也由上个世纪70年代的165万公顷，减少到现在的118.3万公顷，输沙量由过去的20502.9万吨减少为14700万吨，初步实现了人进沙退大逆转。

荒漠化防治形势仍然严峻

目前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仍高达263.62万平方公里，生态十分脆弱。由于历史原因，荒漠生态系统破坏严重，欠账很多；防沙治沙投入严重不足，与实际需求相差很大；个别地方对治沙工作重视不够，封禁保护措施不至4位，滥樵采、滥放牧、滥开垦等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北方地区风沙危害十分严重，近4亿人口、5万多个村庄、1300多公里铁路、3万公里公路、数以千计的水库、5万多公里沟渠常年受到风沙危害。加强荒漠化防治工作，构建我国北方绿色生态屏障，对于根除沙患，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根基，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也就是说，我国国土中仍有四分之一以上处于荒漠化状态。

多管齐下遏制沙化土地蔓延趋势

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五个结合：一是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促进沙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二是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相结合，特别要重视现有植被保护，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三是现有技术与科技创新相结合，提高防沙治沙的科技含量。四是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不断完善防沙治沙优惠政策，充分调动各种社会主体参与防沙治沙的积极性，实现治沙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防沙治沙的强大合力。五是扩大治理面积与提高治理质量相结合，狠抓质量管理，提高防沙治沙的综合效益。

在防治战略上，要坚持综合防治、科学防治、依法防治。制定有吸引力的产业政策，加快沙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沙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积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们的生态道德水平和生态文明观念。严格按照《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考核办法》的要求，把生态建设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范围，严格进行业绩考评。

在政策措施上，进一步明确土地权属，坚持并优化谁投资、谁治理、谁受益的利益分配政策，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防治沙工作的积极性，切实维护沙化土地治理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10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及因子分析法得到的相关结果可知：北京、天津、上海及江苏等地区社会发展的综合状况排在全国前列。排在前列的省市自治区大多数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发展积淀，长期的经济发展再加上相关政策的推广更加推动了该地区社会发展。因此，国家应加大对于偏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优惠政策的推广力度，使之更快的更好的发展，进而缩小我国贫富差距。

关键词：社会发展的综合状况；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

一、引 言

本文的实验目的为考察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社会发展综合状况，但统计的各项指标相关性较强，因此可以用SPSS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进行分析实验，通过分析导出少数几个主分量，使他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不相关，从而来研究复杂的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发展状况：由各因子载荷/负荷矩阵的系数，我们可知实验得到的各主成分或公共因子分别反映我国省市自治区发展水平的哪一方面，从而可以了解到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再通过综合分析，可得到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

二、主成分分析实验

（一）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思想

主成分分析是考察多个定量（数值）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具体的说，它是通过导出少量几个主分量，使他们尽可能多的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不相关。它的一般数学模型有：利用n个样本的p项指标的信息区别这n个样本。因此，要从这p项指标中找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使他们尽可能地反映各项指标的信息，且彼此之间不相关。即：

（二）主成分分析的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考察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社会发展的综合状况，本文选取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X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X3、在校学生数（人）X4、学校数（所）X5、卫生机构数（个）X6、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X7、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X8八个指标进行实验分析。

利用SPSS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八个指标的相关矩阵，由矩阵可知，各变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如果直接用于分析，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解释总方差得出第一主成分的特征跟为4.064，它解释了总变异的50.796%；第二主成分的特征值为2.844，它解释了总变异的35.547%；根据主成分个数的确定原则，即特征跟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0%～85%以上，确定这八个变量需要提取两个主成分。

计算主成分中因子载荷矩阵，依据第i个主成分的变量系数向量等于此表中的第i列除以第i个特征根的算术平方根得：

从上式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主要由X3、X4、X5、X7确定的，他们在式中的系数大于其他的系数，故可以认为第一主成分说明文化投资建设。第二主成分主要由X1、X2、X6、X8确定，可以认为是经济发展程度。

经过综合评价分析可得主成分得分，经排序整理得出名次表，从结果给出的答案可以看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天津、山东等地综合排名位于前列。北京地区作为我国首都无论是文化投资建设还是经济发展程度都名于前列，并且经济发展程度位于全国首位。上海经济发展位于第二，文化投资建设也靠前。江苏和山东地区文化投资建设为全国首位。山东是我国孔孟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浓厚。贵州、云南、、甘肃等地排名靠后。这些地区无论是教育投资还是经济发展都落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应该大力支持这些地区的教育事业，多给予这些地区一些政策优惠，多发掘各地的特色，例如地区改善交通，以旅游业为主带动经济。多鼓励这些地区的小企业户，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缩小我国贫富差距。

三、因子分析实验

（一）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

因子分析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原始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而不同组变量间的相关性较低。因子分析的目的是寻求变量的基本结构，简化观测系统，减少变量维数，用少数的变量来解释复杂问题。

它的一般数学模型有：

设有n个向本，p个指标。X=（X1，X2，…，Xp）T为可观察的随机变量寻找公因子为f=f1，f2，…，fq，则模型：

为因子分析模型。

（二）因子分析的实验结果及分析

利用SPSS软件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八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变量共同度矩阵，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除了指标X8以外，X1到X7其他7个变量都能很好的被两个因子解释。这七个变量的因子共同度均在0.7以上。

由因子分析中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可知旋转的因子系数已经很明显的向两级分化，有了很鲜明的经济意义，给予了变量指标更实际的意义。F1中系数绝对值大的主要有：X4（在校学生数）、X5（学校数）、X6（卫生机构数）、X7（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这四项变量指标主要反映各地区的基础设施文化投资；F2中系数绝对值大的主要有：X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8（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这四个变量指标主要反映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

经过综合评价分析可得到各因子的得分数，进行排名整理可得，此结果与主成分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出入。以实际情况来考虑，北京上海等地的经济发展以及基础设施都是全国最靠前的，相对来说主成分分析的结果更接近现实。

总 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