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化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4 08:15:43

我国化范文篇1

一、金融国际化内涵

所谓金融国际化就是指金融活动超越国界,从局部地区性的传统业务活动发展为全球性的创新性的业务活动。其具体内容包括:金融机构的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金融业务的国际化,金融资产和收益的国际化等方面。

1.金融机构国际化是指一国的金融业在海外广设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形成信息灵敏,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的金融机构网络。在对等的条件下,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开放本国金融市场。

2.金融市场国际化指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联成一体,使国内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使国内资金在更广阔的市场上优化配置,同时吸收利用国外资金,参与国际资金大循环。

3.金融业务国际化指国内金融业务向外进一步延伸和发展,从传统的地区性业务,如存款、放款、投资,只不过其规模、性质和对象已有显著差异。

4.金融资产和收益的国际化指一国的金融业在海外的资产及所获得的收益,占其整个资产和收益的比重达到一定规模,成为一国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了国际金融业的某些特色。

二、我国金融国际化进程

金融国际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国要实现与世界市场经济接轨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国际化经营。国际贸易、生产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必然要求金融机构为其提供出口融资、贷款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提供相应的服务。三资企业日渐增多,外汇业务增多也要求国内金融业务与国际金融市场联为一体,因此要求加速金融国际化进程,做到既经营人民币业务,又经营外汇业务,既经营国内业务,又经营国际业务遵循国际惯例办事,扩大对外联系与交往,积极参与国际市场。

我国从70年代末,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进行了经济金融体制改革。这项改革通过行政力量,快速地以金融立法和管理条例的方式,建立一个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地方银行、外资银行和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辅助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很好地成为金融国际化的基础。

1.金融机构国际化进程

1)我国陆续加入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如我国先后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亚洲开发银行的会员。世界银行1993年给中国贷款3.2亿美元,1995年又向中国实施的第七个铁路计划提供4亿美元的贷款。亚洲开发银行对华投资项目已达39个,总金额达40亿美元。我国农业银行参加了亚太地区农贷学会和国际农业信贷联合会,加强农业信贷业务的国际联系。国时我国与外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及其它金融组织的联系在不断加强,与许多外国银行建立了关系,以便更好开展国际业务,为经济国际化服务。

2)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已设立了一些分支机构。仅中国银行在海外10多个国家、地区建立了400多家机构,1992年2月,英国《银行家》首次公布全球最大跨国银行中中国银行排名第8,1993年底其公布全球1000家最大银行排名,中国大陆6家银行上榜:工行13位、中行19位、建行39位、农行49位、交行145位、投资银行527位。另外中资占有大半股份的港银集团下属6家银行亦榜上有名。

3)外资、合资金融机构在我国占有一定比例。据统计目前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家外国银行在我国15个城市开设了40多家分行和225个常驻代表处。1992年秋上海巴黎国际银行正式成立。这些外资金融机构整体实力强,国际业务量大,人员素质高,经营策略灵活,现代化水平高,并应用世界一流的科技和通讯设施,既对我国金融机构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又可以使我国金融机构更好,更近地学习国外先进的金融管理和动作方法,有利于我国金融业向国际化发展。

2.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所谓金融市场是指从事金融资产交易活动的场所或领域。市场,永远是经济金融活动的最集中地,也是所有业绩的最后反映场所,任何经济实体和个人一刻也不能脱离市场。

我国真正意义的金融市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逐渐形成的,到现在只有十余年时间,难免不正规,形态难免幼稚,因此要在进一步成熟和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基础上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因为国际金融市场蕴含着巨大的资金潜力,拥有先进的金融工具,具有完善的管理体制,其客户资源和经济背景能为我国创造较好的机会,提供较公平的条件。当然盲目进入国际市场,运用不合理的战略都会遭受损失,所以我们首先了解国际市场情况,其次学习使用国际金融工具,再次是创造条件,在国际市场上树立起良好的自身形象。

1)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环太平洋地带将出现一批国际化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我国也希望拥有这样的金融中心,加入国际竞争,因此,必须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的条件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保持良好。

Ø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其核心是汇率问题。这方面我国走出了关键一步,即自1994年1月1日开始,实行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这一举措有利于国内商品价格接近于国际市场价格,有利于发挥汇率调节出口的作用,并应付复杂多变的的世界经济变化;有利于成本核算、经营管理,使核算体系有较为统一的标准;杜绝外汇黑市交易,纯洁外汇市场,有利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吻合;有利于中国入世并参与广泛的国际经济交往。

Ø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国际收支状况的良好。

我国改革开放的20年是飞速发展的20年,经济增长率每年都以10%左右的速度递增,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时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呈顺差趋势,1994年我国出口达1210亿美元,进口为1157亿美元,同时外汇储备为516亿美元,正迈向经济大国的行列,这都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2)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我国许多金融机构多次在国际债券市场上成功发行了债券。筹集到大笔建设资金,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欧洲市场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欧洲日元债券1988.1150亿日元

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欧洲日元债券1988.6150亿日元

亚洲市场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欧洲美元债券1993.3新加坡1.5亿美元

日元私募债券1985.10日本100亿日元

日元公募债券1991.10日本150亿日元

中国银行日元公募债券1984.11200亿日元

1985.4200亿日元

1985.10300亿日元

1986.4700亿日元

1989.4200亿日元

东京美元债券1985.101.5亿美元

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日元公募债券1986.2250亿日元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日元公募债券1986.9200亿日元

1991年,我国向境外投资者发行了以人民币计价,用外汇买卖的人民币选种股票(B股),面值约3.8亿人民币,通过溢价发行吸纳外汇2.4亿美元。至1993年2月,上海10家上市公司资本总值为6.5亿美元。1992年10月,中国华晨汽车控股公司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价值8000亿美元的华晨股票超认购达12倍,10—12月间股价翻了一倍。1992.11中国国际旅行社在香港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融资4亿港币。1993.7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香港上市,这是中国国营企业首次在港上市,接着首钢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成功,我国证券市场正在与世界接轨。

3)我国逐步面向世界的保险业

新中国的保险市场自其形成之日就未中断过与世界保险市场的联系,即使在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取消,仍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处一直为我国进出口业务服务。

在今天,保险市场在不断发展、成熟的同时,面临着新的走向世界的任务。众所周知,对外中国已成功入世,对内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两者的最终结果是中国步入世界经济序列。中国的目标是要获得与政治大国相匹配的经济地位,且离目标越来越近。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保险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险业在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被不可预知的意外因素打断时,发挥经济补偿作用,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举足轻重。因此如何配合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保证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顺利接轨,同时完成自己走向世界的目标就成为中国保险业的新任务。

中国保险业步入世界保险市场已成为我国发展保险业的发展方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已代表我国参加了多个世界性的保险组织,并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通过再保险的往来,不仅使我国积极投入到了国际保险活动中去,而且扩大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例如:前几年澳星发射紧急关车,星箭无损,但发射失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支付了600多万美元的赔款,因向国外分保,分摊赔款,减轻了自己的责任。如大亚湾核电站这样总保额20亿美元的项目,则一定要国际市场将风险分散化。因此,中国保险业的发展不仅是一个自我完善的问题,还要与世界保险市场的发展趋势相吻合。[NextPage]

三、我国金融国际化存在的问题

1、宏观政策欠佳、综合环境欠协调

政策和环境是金融国际化的两大基石。目前,我国的对外金融政策总体上是有所松动,但离国际化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对国际化金融机构、工具和人才的交流,项目的单独与合作开发等均约束重重。同时,经济、文化、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综合环境因素也严重影响我国金融国际化的发展。面对现代世界信息网的形成和飞速发展,我国银行业在办公自动化、计算机化方面作了一些投资,对于及时了解国际金融信息,处理业务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与国际大银行比差距甚远,陈旧落后的设施难以与装备先进的外资银行抗衡,还会不同程度的限制国内业务的发展,对打开国际金融市场产生消极影响。

2、金融体制的约束

我国金融体制的诸多弊端不仅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而且也归因于体制本身缺乏内在约束力。经济基础的构造不合理。传统的命令型经济体制根本否定了市场经济,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运行不畅,效益低下,金融处于浅化状态。中国金融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自身的企业化进程也较慢,内部制约机制不健全。我国目前金融业处于”准”企业化状态,银行缺乏独立的产权,权力过分集中上级行,社会信贷活动背离价值规律而运行。经过初步的改革,唤醒了激励机制,却未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只有在政企分开的前提下,达到权责利的统一,才能搞活金融机构,走向世界。

3、境外机构数量少,国外资产、负债规模小,国际化水平低,影响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

目前我国只有中国银行国际化程度较高,在海外拥有较广泛的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而其它银行在海外分支行较少,对外汇资金的调拨,国际金融市场信息的收集,资金的拆借都产生不利影响。这样既影响外汇资金的使用效益,制约中国跨国金融业务向纵深方向发展也难以使中国跨国银行跻身于世界跨国银行之列。我国的合资、外资金融机构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所占比例太小,发展速度远不及三资企业,近6万家三资企业虽带来巨额的外资积集,但投产后的主要支持者仍是国内银行,我国正在逐步对外资银行放开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正从风险小、收益大的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和外汇业务中走出来同国内银行进行全方位的争夺,中国NOKIA公司提前还清了中国银行的巨额贷款,转投外资银行贷款,这应给国内银行一个警告。

4、封闭已久的中国金融业不熟悉或不习惯国际通用惯例,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要求。

我国许多作法与国际惯例不符。金融监督上,以行政命令为主,法制不健全;国际通行抵押贷款,国内发放贷款主要依靠信用担保,甚至行政命令发放;贷款利率不反映资金供求实际情况,企业对贷款需求也没有利率弹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银行进军海外,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国际金融形式,可能会受到歧视性对待。我国在金融机构的监督、稽核、会计、统计、清算体系等方面没有充分采用国际标准,国内外金融业无法在同一水平和基础上竞争,也无法用同一标准衡量,这也是国际化进程上的一大障碍。

另外,人才问题是业务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其表现在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真正懂得国际金融和现资的人不多。同时在人才使用方面,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人才竞争机制。我国要实现金融国际化,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四、对我国金融国际化的几点建议

1、深化国内改革,按国际惯例改造金融业,建立开放式的金融体系,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

中央银行应加强法规建设:如:《银行法》、《中央银行法》、《证券法》、《租赁法》、《信贷保障法》、《债务清偿法》、《结算法》、《票据法》、《外汇管理法》、《公司法》等,这些法规须符合国际标准和客观规律与国际法规相衔接。

各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方向发展,加强专业银行经营管理制度的建设,建立起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机制,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进行公平竞争。

2、逐步建立自己的海外金融活动网络,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创造条件,将中国金融机构推向国际市场。

金融机构’派出去’为一项政治性强,风险大,程序复杂,涉及面广的工作。我们不能盲目设点,仓促上马,应立足现有机构网点,增设必要的机构,重点放在拓展健全其功能,及提高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有三种方式:跨国银行、跨国银行集团和跨国集团银行。

3、积极稳妥地扩大引进外资银行、建立中外合资金融机构

外资银行的进入有人担心会挤跨本国银行,而不允许其经营本币业务,不经营本币业务就不能算真正进入。香港外资银行占76%,非但没有挤跨本地银行,反而把本地银行推上一个新的高度,造就了一个国际联系广、资金来源多、信息灵通的香港银行业。当然,我国也应行使东道国主权,贯彻’适当保护,对等互惠,国民待遇,为我所用’的原则,参照巴塞尔协议,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结合具体国情,依法科学管理,促进中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的平等竞争。

4、加强与香港金融市场联系,培育本国金融中心

发展金融机构、开拓国际金融业务,必然与国际金融市场建立紧密联系,一个发展外向型的国家,为积极有效地参加国际金融市场,开放本国市场,培育本国金融中心是十分必要的。

金融业繁荣的香港无疑是我国的头号金融中心,我国要利用其窗口作用,吸引更多的海外资金。同时在上海、广州、大连等发达城市中培育出一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

5、加强培养精通国际金融业务的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支复合型、专家型的金融队伍。

金融的国际惯例,法律十分严格,相关专业人才是极为重要的。我国这方面人才的缺乏,已成为我国金融国际化的一个制约因素,尽快研究一套与国际市场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方案已是我国金融国际化迫在眉睫的问题。

我国化范文篇2

革命(revolution)这一术语出现于十五世纪的义大利,专指用暴力突然推翻统治者(政变)一事。这一术语源于占星术家在行星处在某种特定位置时所预言的命运之突然转折的概念。它于1662年在英语中第一次出现,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用它来形容国王查理二世的复位,此后这一术语又被用来指詹姆士二世的退位,由此便首创了这样的概念,即通过这类革命性的变化可以获得一种理想的秩序1。

革命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概念是指一种暴力性政治参与,它一般以夺取政权和恢复正义的政治秩序为目标。西方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家一般都是运用的广义革命概念。洛克认为,政府的合法性并非来自上帝的授意,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和增进福利,如果政府不能保护臣民的权利,人民的反抗或革命就是合理的。杰弗逊继承了洛克的革命思想,认为革命是人民争取「天赋人权」的努力。伯克也是在广义上运用革命概念的,他否认法国大革命的合理性,因为他们的君主并非僭主,只有推翻僭主制政府的反抗才是合理的。杜克海姆把革命、起义、暴乱混合起来使用。他认为,由于现代社会变得愈来愈复杂,个人愈来愈孤独,由于丧失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他们更易于产生反常和暴力行为。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革命的内涵也是广义的,它意味著朝代更替和合法性的重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改朝换代和天地运转、四时更替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天意和民心(合法性)的丧失是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

狭义的革命概念不仅仅是指政权的更替或正义胜利,而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大规模重建。马克思运用的是革命的狭义概念,他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2在马克思看来,革命具有进步性,它是先进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代替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亨廷顿认为,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3亨廷顿的革命概念把革命同政变、起义、叛乱和独立战争区别开来,他认为革命的本质在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变更。汉娜•阿伦特也认为,「用暴力和变革来描述革命现象都是不够的。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著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4查默斯•詹隼认为,「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改变社会体系。更确切地说,它有目的地使用暴力策略以实现社会结构的变化。」5

从上述可以看出,政治理论家主要是从四个角度来研究革命的:一、合法性的角度。他们认为革命是权威丧失的后果,是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洛克、杰弗逊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二、文明的角度。马克思是革命文明论的阐释者,他认为革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三、心理的角度。杜克海姆把革命看作是现代社会心理淡漠和压力的反应。四、社会结构的角度。汉娜•阿伦特、查默斯•詹隼都坚持认为只有实现社会结构变化的暴力才能称为革命。这四种革命理论都阐明了革命某些方面的内涵,并具有启发意义。概而言之,研究革命要涉及到政府权威、社会结构和暴力行为等方面的内容,革命是社会体系内部通过暴力改变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的变动。也就是说,革命是一种社会变动,这种社会变动力图改变原有的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革命是体系内的冲突,并且它必须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

二革命与现代化的相关性分析

亨廷顿和巴林顿•摩尔都很重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亨廷顿认为,革命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它是现代化的产物。革命的产生是由于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政治意识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其速度和数量超越了政治制度的容纳能力。也就是说,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矛盾的产物。亨廷顿认为,革命对现代化也有促进作用,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认同、道德更新和权威重建对于现代化都具有积极意义6。巴林顿•摩尔通过对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揭示了现代化是复合模式的过程,不同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革命暴力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著积极的角色,在通向民主道路中,暴力革命是重要的一环。在巴林顿•摩尔看来,不同的革命类型会产生不同的现代化后果。英法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府;日本和德国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资本主义,却没有产生民主;俄国和中国成功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则产生了共产主义和专制政权;印度缺乏革命,既没有产生专制政权但民主道路面临困境7。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亨廷顿和巴林顿•摩尔关于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论点是不同的,「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构性原因,而摩尔却认为,革命是现代化的结构性原因。」8那么,他们的观点是不是相互矛盾的?答案是否定的。革命与现代化之间是互动关系,现代化无疑有助于革命的发生,革命也反过来对现代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过,我们必须看到,革命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革命也会导致现代化发展的困境。具体来讲,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化为革命提供条件预设。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威逐步世俗化,经济迅速发展,结构功能逐渐分化,价值冲突不断激化。权威的世俗化意味著权威合法性的转变,也就是世俗权威代替宗教神权。但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替代并非一蹴而就的,在传统权威式微和现代权威建立之间存在著一定的时间差──传统权威与现代权威的冲突时期,这种冲突构成了革命的合法性基础。自经济起飞后,社会步入现代化时期,但经济的迅速发展会满足人们的经济期望更会扩展人们的期望,而且两极分化、社会流动、传统集团的地位丧失都会导致社会动荡,这构成了革命的社会条件。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日趋专业化和部门化,新兴集团如军人、知识份子、律师、商人等从传统的社会集团如教会、官僚、部族中分离出来并获得了独立性和组织性,这些新兴集团与传统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观都存在著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要求政治参与、改变政治体制,成为革命的组织力量。价值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受现代教育普及的影响,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和传统社会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也就成为了革命可资利用的意识形态。总而言之,「现代化会给政治系统增加愈来愈多的压力和紧张」9,形成「革命情势」(revolutionaryfeeling),它是革命的必要条件。

二、革命为现代化提供资源供给。革命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革命所带来的权力集中、秩序重建、政治认同有利于整合资源,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支持。现代化初期的政策创制和体制驱动都离不开权力集中,现代化需要具有高度权威的政府来整合资源。通过革命可以建立高度权威和统一的政治,改变权力支离破碎和资源分散的局面,为权力集中和政治整合提供支撑。革命还可以为现代化提供秩序供给,有利于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平衡。通过革命,现代政治战胜传统政治,社会冲突程度缓解,新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得以确立,有利于政治稳定。革命还可以创造高度的政治认同,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及其阶级、多元主义和局部忠诚,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政治效忠的新标准,革命政府和精英获得普遍的认同,精英之间建立高度的团结和信任,受革命洗礼的大众乐于服从政府和精英的领导。强大政府、稳定的政治秩序和高度的政治认同都是现代化所稀缺的资源,是防止现代化的受挫所必需的。

三、革命不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有利于形成革命情势,那是不是现代化就一定导致革命的发生呢?其实,革命情势只是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现代化有利于革命情势的形成但未必导致革命的发生。相反,现代化的有些因素是不利于革命的发生的。例如,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水准高就可以避免严重暴力的爆发。作为现代化结果的城乡冲突会离异知识份子和农民的联盟,这也是避免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在东亚权威政体中,如韩国、马来西亚,现代化领导精英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顺利完成了工业化和民主转型。所以,革命的发生与否还与领导精英有关,现代化的团结的领导精英是不利于革命爆发的。

四、革命可以导致革命后社会现代化的困境。革命的成本是巨大的,革命对传统社会摧毁的后果就是经济崩溃、道德失范、社会混乱,革命后社会现代化既要进行秩序重建又迫切需要经济发展。其次,革命后社会的政权由于革命的经历而倾向于高度集权。革命需要克里斯玛型的领袖来整合革命者的意志,激发军队的战斗力。迫于军事压力,为了提高军事效率,革命团体形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它一直延续到革命后社会。这种高度集权领导体制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它侵蚀著现代化所必需的政府权威,影响资源分配的正义,容易导致社会动荡和现代化的受挫。再次,革命的恐怖使人们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囚徒。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意识形态内化为人们的政治心理,形成革命的政治文化,如平民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平均主义、革命万能论、零和博弈论等对现代化发展都是具有副作用的,现代化的发展呼唤意识形态的突破。但是,意识形态的突破又是布满了陷阱,容易造成权威流失和政治失序,革命与现代化紧张突出出来。最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革命导致社会的政治化。正如王沪宁先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在不同程式上都具有党政一体化、议行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法一体化和政社一体化的高度集权特征10。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就是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执政党主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其结果就是国家能力虚弱,社会自主性丧失,现代化进程缓慢。

革命是社会机能综合性失调的产物,它是通过暴力实现的,是强制性社会变迁。现代化则是爆炸性增长的结果,通过渐进改良也可以实现,并且现代化是个历史的过程,它是对特定时期社会变迁的描述。革命和现代化属于社会变迁的范畴,二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共生性而交织在一起,它们都涉及到权威重建和结构变动问题。

三现代化的危机和革命的路径依赖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冲击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现代经济的产生,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社会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之中,现代化资源匮乏、社会分化严重,传统权力结构无法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来应对社会的「全面危机」。

「全面危机」是由于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西方的掠夺性入侵,一是传统政府能力低下。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中国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但是,西方的入侵是掠夺性的,他们以武力相威胁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和法权,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向国外,经济资源匮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领导精英没有能够像俄国、日本那样迅速地向现代精英转型,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割断了现代精英与传统权力体制的联系,中国的权力结构虽然备感压力但没有进行有力地改革,政府仍然腐败不堪、效率低下。罗兹曼对此也作了论证,「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衰败可谓最明显,这些部门愈来愈无力团结中国的精英阶层去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以确保工艺和行政管理的活力。不仅中央政权日以孤立,而且仰仗中央政府权威的省级行政机关同时也削弱了。」11总之,传统政府的权威、效力和适应性无法对内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对外也无力应付外敌的挑战,国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的现代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现代化所必需的两个先决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12,现代化无从起飞。

现代化危机对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精英不断走向分裂。在清朝末期,精英分裂在十九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洋务派与顽固派分离,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实现现代化。这次分裂是很有限的,他们的分歧只是表现在是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问题上,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洋务派和顽固派一致的。十九世纪末,传统政治精英进一步分裂,君主专制政体遭受质疑,君主立宪派从传统政治精英中分离出来,他们试图通过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来走向现代化,但是传统政治精英为保护自身利益拒绝改良,失败,体制内改良的道路被传统政治精英抛弃了。废除科举制对传统政治体制更是带来颠覆性的后果,知识份子通向体制内政治参与的道路被割断,现代化的知识份子游离于体制外要求政治参与。在二十世纪初的精英分裂同前两次精英分裂有很大不同,这些现代化精英不仅同传统精英彻底决裂,而且要求通过政治革命来重建政治制度和政府权威。

在二十世纪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已名存实亡,国家权力分散化,君主专制成为了革命的目标。清朝中央政府权威流失严重,已经无力把国家权力集中起来进行有效社会整合,现代化建设资源有限。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部分主权,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国外列强的侵蚀,中央政府权力萎缩。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迫于镇压农民暴动的需要,地方政府税收和军事权力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管制能力下降。而且在清朝末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消耗了中国的大量资源,既无力整合资源进行经济建设有无力维护政治秩序,地方主义的兴起更是使现代化步履艰难。正如罗兹曼认为,「使得十九世纪中国对西方挑战反应迟缓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有限,因而地方得以使用并分配资源这样一种历史积习,特别是地方上高度自给自足的状态,束缚了中国发动革新的手脚。」13

传统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转型现代化的体制内动力不足,体制外政治参与超出清政府政治控制的能力,革命成为现代化精英的共识。在清政府政治精英中,君主专制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在政治体制内分化出来的政治精英的数量和可控资源都非常有限,无法在体制内推动政治体制的转型。妨碍传统政治现代转型的体制内动力不足的第二个原因来自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自身惰性。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在应对传统社会内部的挑战表现出了高度的全面性和完美性,人们相信从汉朝以来高度稳定和伦理公正的旧政治秩序可以不必经过过多的改革就可以应对现代化的冲击。

在二十世纪初期,革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它是由中国传统社会「全面危机」、精英逐步分裂、政府权威流失、地方权力分散共同作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但是它去推动了治权的进一步分裂。对于这一问题,巴林顿•摩尔有详细地描述,他认为,在辛亥革命之后「事实上,政治的权力落到了地方总督的手中,这种情况至少有持续了十五年。在这一阶段中,在一些重要区域,掌握著权力的贵族要么是转变成军阀,要么和个别军阀联合起来。整个社会和文化中赋予乡绅以合法地位的机构已成昨日黄花,乡绅的后代将变成彻头彻尾的地主、强盗,或是地主加强盗,这种趋势早在帝国时期就以潜伏在表层现象之下。」14所以,即使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民族国家只是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形式,政治制度的一体化还遥遥无期,通过政治整合实现社会整合是中国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28年国民党建立的党─国家体制本质上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产物,当然也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国民党政府收回了部分主权,政治录用也倾向于现代化知识份子,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满足了现代化最初的和最有战略意义的需要。但是,国民党党-国家体制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它并没有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巴林顿•摩尔研究表明,国民党政府是极权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兴起,它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能力非常微弱。首先,国民党政府是城市工商业、金融业和乡绅后裔的联盟政权,其在农村的土地政策无非是力图维护旧有秩序,商业的影响蚕食著农民的所有权,财富高度集中于新兴联盟阶层手中,其无意于农业的商品经济化。第二,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衰落决定了其社会动员能力低下。国民党意识形态是传统主义的复活,它缺乏明确的社会和经济纲领,国民党的社会动员仅限于农村和城市中的食利阶层,无法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第三,日本的入侵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再一次使国民政府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国民政府的统一是有限的,在南方共产党军事力量继续存在,军阀势力在地方上仍然限于表面的忠诚。日本的入侵使国民政府恢复主权的努力毁于一旦,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困扰著国民党的政治决策。最后,在党─国家体制下,国民党垄断了国家权力,它不仅压制大众政治参与,还直接导致国民党政权与民族主义精英的分裂。

国民党党─国家体制同样缺乏现代化的内源驱动力,其极权主义和传统主义性质决定了他是无意于推进现代化的,低度的政治权威和政府能力无力处理日本入侵、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危机的三重压力。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党-国家体制排斥民族主义精英的体制内政治参与,体制外革命成为了民族主义精英解决中国危机的路径依赖。

四革命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取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向社会主义轨道,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从此主导著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历史进程。在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之间及紧密相连又关系紧张,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成功而革命后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受挫的共同原因。在革命社会和革命后社会初期,中国共产党比较合理地处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赢得了政权和初步的经济绩效。但是,在二十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凸现出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功能没能及时转型,导致「」的产生。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深受苏联的影响,但是又另辟蹊径与苏联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无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它首先都是一种革命理论,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对于社会主义来讲,「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跑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骯脏东西,才能称为社会的新基础。」15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转型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转型的,它是非剥削阶级代替剥削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首先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暴力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掌握国家政权,这是政治革命。然后,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打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这是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正如列宁所说,「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居与主人的地位,使他们能够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必要的政治条件。」16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按照这条路线进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工业资产阶级和乡绅的联盟政权(政治革命),1953-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革命)。

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革命胜利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由列宁创立的,它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强调民族自决权。中国共产党吸收了列宁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民族主义成分,以民族解放为口号进行政治动员,这使得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在与国民党相持过程中逐步获得优势。仿照苏联模式,中国共产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建党,党的基层组织渗透到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享有高度的权威,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党组织体系。这种高度内敛的组织结构具有很强的扩张功能,可以有力地、迅速地进行政治动员和汲取资源。中国共产党构成了城市知识份子与农村农民的联系,他们利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来激化社会矛盾,向革命分在灌输革命意识,取得革命领导权。

在中国,社会主义是经过革命路径实现的。但是,列宁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显然是经过改造的,在革命初始阶段,列宁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发生了冲突。王明和的斗争可以说是这种冲突的缩影。在革命后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之间矛盾更加明显,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作为社会主义的手段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社会主主义建设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进行。也就是说,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领导精英、权力结构、政治意识、政治功能由革命社会向改良社会转型。是改良而非革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径依赖,否则在社会主义取向下的革命只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和社会主义合法性的丧失。社会主义时代的来临意味著革命路径的告别。

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二者之间存在交集但又明显不同。首先,从二者的历史起源来看,早发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出现并取得成功的,而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与资本主义的批判密切相关的。在英、法、美等国,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相伴而生的,与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的同时,土地政治也走向资本政治。社会主义理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扬弃。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同,构成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分野。其次,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存在著矛盾。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将首先会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但是,在落后国家没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资本积累,社会主义面临困境。所以,是先进行现代化的资本积累还是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了两难选择。最后,社会主义社会倾向于一元化结构,易导致党政不分,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例如列宁在对党政关系的态度上一直矛盾重重,一方面主张党和国家职能分离,「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17另一方面,列宁又主张党政不分,党政一体化。1920年11月,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指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18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又指出:「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19这种党政不分的社会结构严重制约著国家能力和社会自主性的生长,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而且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当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现代化建设,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也就是说,在经济落后国家必须走先现代化再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林尚立所言,「对于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走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主要是解决如何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问题,因为,只有实现了生产方式的这种转型,社会主义才有在这些国家扎根和发展的可能。」20现代化时期也就是「过渡时期」,这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型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内,社会主义「一党领导」体制对于现代化在短时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首先,「一党领导」确立了共产党所独有的政治权威,有利于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其次,在「一党领导」体制下,共产党可以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联系,有利于现代化创制和政策执行。最后,「一党领导」体制有利于社会动员和政治稳定。

五社会主义革命背景与现代化的受挫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取得了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要件: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中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共产党具有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权威,国家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并且具有大规模经济计划的能力。然而,正当人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欢欣鼓舞之时,现代化危机在中国爆发,它进一步触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后几年的经济成果,「」不仅恶化了现代化的危机,而且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也遭受重创。现在来反思革命后社会现代化的受挫发生机制,我们可从很多角度进行分析,并且能够得出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权力斗争、外交压力、精英个性、冷战思维、领导体制等等。但是,在这些解释的背后,有两个因素扮演著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社会主义和革命。

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胜利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是,通过工人运动和城市暴动的路径在中国革命中还是存在的,只是这条道路处于次要地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特殊性在革命后社会带来了重要影响,政权领导者因为革命经历不同而容易分裂,知识份子在革命后社会不能占据有利地位。精英分裂是导致中国现代化受挫的重要变数,而精英分裂的发生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背景是绝然不可分的。「革命的背景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竞争的赌注,将许多差别转变成为政治性的和关于人类生存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容忍异议』的协议并非不可大成,但这也许是一种罕见的奢侈品,也要承担风险。当政治斗争的结局无论对个人虔诚还是对社会的长期建构都显得举足轻重时,那些矢志不渝地忠于自己的野心和理想的斗争参加者,将会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21

革命后社会的精英分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分裂,另一类是权力精英内部的分裂,它们导致了不同的后果。1957年反右运动是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分裂的典型事件,它反映了革命与现代化在革命后社会的激烈冲突。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农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知识份子对社会主义革命态度中立,所以在革命后社会的权力分配上,知识份子显然是没有竞争力的。但是,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又迫切需要高级技术人员来参与。这就形成了革命分子与知识份子的矛盾,最终以知识份子的大溃败而告终。知识份子被从经济部门和技术部门排挤出来,革命积极分子和善于思想组织工作的农民填补了空缺,人力资源的参数改变了。这也是「」政策得以出台原因之一,掌握现代化技能和知识的知识份子被剥夺了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不能对经济决策施加影响。

权力精英的冲突在革命社会就已存在,不过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和革命的共同目标,冲突的双方表现出了较强的容忍,权力精英的分裂是很有限的。但是到了革命后社会,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而另一方面1956年之后中国不存在示范模式,这都导致潜在的冲突表面化,不同的革命经历、不同的权力个性产生不同的政治决策。在革命社会参加不同革命事件和组织的人同时发展了他们自己个人的关系网络和集团个性,导致冲突的集团化,权力精英冲突扩大了。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权力精英的分裂一步一步激化,由个人冲突逐步演变为集团冲突。这在「」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集团的形成革命社会和革命后社会初期实行的军事政权有关。另一方面,「那些在刘少奇领导下从事『白区』工作或地下工作的人,在动乱的1966至1967年时期一般遭到与其领袖相同的命运。」22权力精英的冲突造成了政治失序和权威流失,现代化让位于「革命」,结果「革命」只是成为了幻想,现代化的受挫却成为了现实。

其次,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高度集权结构在革命后社会的延续并走向极端,是现代化受挫的重要原因。在革命社会,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严峻的经济条件下,军事效率和经济绩效是权力结构构建的首要原则,它有利于军事指挥、政令畅通和节约成本。在苏区时期,就存在党军不分问题,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当党「政」在机构和组织上是分开的,但在工作和职能上是不分的。这种集权结构是纵向和横向的双向集权,党、「政」、军、社的权力集中于党组织,而下级机关要对上级机关绝对的服从,权力又集中于领导机关。这就形成了党是「行政机构」、群众团体的领导机构,党的权力又集中于党的领袖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当然,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取向的,社会主义的建党原则、意识形态也决定了高度集权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

在革命后社会初期,社会主义转型、革命任务和经济建设又进一步推进了高度集权体制。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决定》,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体制内领导。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对社会的集权,化运动和单位体制的形成是政党权利向社会渗透的体制保证。高度集权体制在革命后社会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保证了党对社会和政府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大规模经济计划的实施,保证了党和政府有效地汲取社会资源并进行再分配,对于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有积极意义。

1958-1966年中国高度集权体制开始走向极端,形成了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批评了国务院和经济工作部门的「分散主义」。23随后,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具体领导政府各职能部门。1959年,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提纲中提出,「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24。由此,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形成了,社会权力集中于党组织,党组织权力集中于领袖。在农村,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任何的独立性,处于党委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在城市,共产党加强了对单位的控制,中共中央于1964年发出《关于在全国工交系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和机关的决定》,要求在工交系统内部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领导制度。党形成了对社会的绝对领导。

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高度集权体制的极端形态,是指执政党、国家、社会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或状态。它的典型特征是:一、高度集权。国家和社会的权力集中于执政党,执政党主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二、结构一元。,政社合一。三、职能重合。执政党行使著国家和社会应履行的职能,国家政党化,社会政治化。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带来以下恶果,导致现代化的危机。第一,政党权威流失。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导致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主导,执政党绝对的权力超越了民主集中制的限制,任意践踏宪法和法律,侵犯个人自由和权利。在「」末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遭到普遍质疑。第二,国家能力虚弱。在「」期间,国家机关处于执政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失去了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力,权力的缺失直接导致国家能力虚弱。第三,社会自主性丧失。社会受到执政党的束缚,既无权利也无能力进行自治,人民民主成为有名无实的幻像。

第三,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制约著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革命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在革命分子中逐步形成,伴随著政治动员向农村和城市扩张,受长时间革命象征、领袖魅力和思想灌输的影响,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内化为人们的政治心理。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对于取得革命的胜利发挥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一直延续到革命后社会并且愈演愈烈,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

在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束缚下,人们混淆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上层建筑。但是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者看来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另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都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倾向,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在革命后社会人们往往把市场经济、财产权、法治、权能分立、人权、民营经济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而彻底地抛弃。殊不知,这些也是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束缚下,革命和阶级斗争成为了人们的政治心理,对革命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起著破坏作用。在中国大陆完全统一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革命和阶级斗争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心理作为革命的遗产并没有随之消失,而在50年代中后期重新复活。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心理导致了社会政治化,政治投机和权力斗争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唯一途径,经济、文化和荣誉等价值依附于权力,其结果就是积累性不平等。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心理还造成社会的革命恐怖,政治参与迅速增长突破了制度化的容纳能力,政治秩序混乱,无法有序地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

在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束缚下,中国领导精英把军事战略放在首要位置,并且通过政治动员来进行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发展失去平衡。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发展重工业上,中国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滞后。政治动员式工业化具有致命缺陷,政治动员往往是无计划的、无序的,同时被动员者往往是政治积极分子和农民,经济建设只要求数量而技术含量低。政治动员式工业化还导致对粮食的过渡收购,工农业发展进一步失衡,反过来又严重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

注释

1英大卫•米勒、韦农•皮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C,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656页•199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页。

3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P241•1989。

4转引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42页。

5美查默斯•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58页•1993。

6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页242•1989。

7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8美查默斯•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183页•1993。

9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第460页•2002•

10王沪宁,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载《复旦学报》1987年第4期。

11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页272•1998•

12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页32•1989•

13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页266•1998•

14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页147。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

16《列宁全集》,第6卷,第11页。

17《列宁全集》,第43卷,第64页。

18《列宁全集》,第40卷,第33页。

19《列宁全集》,第41卷,第11页。

20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页262。

21美汤森等.中国政治.顾速等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

22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国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58。

我国化范文篇3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总体评析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深化质的标志,是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是利率定价机制的深刻转变,而且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利率市场化首先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步实现利率定价机制由政府或货币当局管制向市场决定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利率体制和利率决定机制变迁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化,整个利率体系由借贷双方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的比例越来越多,由政府或货币当局直接干预的成分越来越小。从范围过程来看,即是从部分利率市场化向全部利率市场化过渡的过程;从程度过程来看,即是从较低程度的利率市场化向较高程度的利率市场化转变的过程;从阶段过程来看,完整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包括利率市场化准备、利率市场化进展和利率市场化成熟三个阶段。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利率市场化从时间上观察,在短期内利率可能会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但从长期来看,其变动由市场货币供求决定。同时,利率市场化又是一种状态,是一种金融生态的可持续状态,在理论上是指利率能否灵敏地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其衡量标志主要是金融机构有没有确定利率的自主权;作为其阶段性目标,利率调整频度以及浮动幅度,也是衡量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指标,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资金及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经济的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利率市场化作为一项既涉及金融体制改革,又涵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改革,中国经济特定的体制背景和金融环境决定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长期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利率市场化的长期性是指始于1978年的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直至1996年6月,才真正揭开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第一幕,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直至2000年9月21日,才迈出具有真正实质性的第一步,实现外币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到目前为止才基本走到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最后攻坚和破解阶段,这不仅与激进式改革相差甚远,与中国经济其它领域的渐进改革比较,利率体制改革也是滞后的。利率市场化的多样性是指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模式、体系内涵、程度范围、次序安排等是层多面广、不一而同的,既有利率市场化内涵的多样化,包括利率决定的市场化、利率传导的市场化和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也有利率市场化体系的多样化,包括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市场化、银行间利率市场化和债券利率市场化,只有以上部分均得以实现市场化,才是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的复杂性是指衍生于融资活动的利率制度与金融产权制度、金融市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错综交杂,相伴相随,无论是对宏观经济社会,还是对银行、企业和个人,都将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由于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相符合的金融产权制度约束的弱化、金融市场机制及结构的不完善、中国企业和银行的不完全市场化、金融救援机制的不健全等障碍的存在,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利率市场化未来的改革增添了变数和难度。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评析

从1978年起,我国开始了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随之进行。利率体制改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在逐步深化,根据利率走势和利率改革内容,可将我国利率改革分为前期的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改革利率生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等三个阶段。在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阶段(1978年—1993年):经过近15年的改革,基本改变了负利率和零利差的现象,偏低的利率水平逐步得到纠正,利率期限档次和种类得到合理设定,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银行部门的利益逐步得到重视。在改革利率生成机制阶段(1993年—1996年):利率改革主要任务是不断通过扩大利率浮动范围,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促使利率水平在调整市场行为中发挥作用,以逐步建立一个有效宏观调控的利率管理体制。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水平和结构是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确定利率水平和结构的参照系,中央银行主要是根据社会平均利润率、资金供求状况、通货膨胀率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世界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确定基准利率,利率逐渐被作为调节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成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杠杆。但在此期间,我国的利率管理权限仍然是高度集中的。在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阶段(1996年—至今):从1996年开始,中央银行才在利率市场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根本性的尝试和探索,推出一些新的举措,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由中央银行引导市场利率的新型体制,实现利率管理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同业拆借利率、贴现率与再贴现率、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利率、国债发行利率、3000万元以上和期限在5年以上的保险公司存款利率、外币贷款利率、300万元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以上外币定期存款利率先后得以放开,开展了利率衍生工具试点,银行间市场利率基本实现市场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增强和深化。尽管部分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还远未结束。其主要表现特征如下:

(一)社会资金配置的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1.以基准利率为核心的利率体系正逐步形成。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利率体系已出现两个变化:一个是基准利率种类越来越少,如存贷款利率种类得到简化,大部分优惠贷款利率被取消,外币利率管理的币种减少,并正在朝最终保留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方向前进;另一个是各金融交易主体实际执行市场化利率越来越多,过去单一性地执行基准利率的时代已被执行以基准利率为核心上下浮动的利率体系时代所取代。中央银行通过基准利率的变动,在短暂的时间内对货币市场利率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产生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对中央银行利率的变动做出快速反应,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则对中央银行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做出充分的响应。从实际情况来看,商业银行对存贷款利率执行浮动制度越来越多,其利率水平基本围绕着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这一轴心而变动;其他各种金融产品的利率水平也受一个时期内平均基准利率的影响,并充分反映长期资金供求关系和各种心理预期,一个以央行基准利率为核心、以市场利率为主导的多层次利率体系正逐步形成。

2.部分领域资金定价初步实现市场化。近年来,国家尝试将一些资金置于市场中,通过市场机制来确定其价格,在部分领域实现了资金定价的市场化。从市场来看,包括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贴现、再贴现市场等在内的货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已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从区域来看,在农村先行试行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从产品来看,国债、金融债券等非存款金融工具的市场利率已基本实行放开,大额外币利率初步实现了市场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管制已经放松到“存款利率只管住上限,贷款利率只管制下限”的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基本得以实现。就市场化程度而言,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存款利率,外币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本币利率,农村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城市利率,大额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小额利率,长期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短期利率,随着企业、居民金融意识的提高和商业银行经营机制改革的推进,利率的全面市场化目标距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到目前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只剩下少数关键步骤,已经到了厚积薄发的攻坚阶段,但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道路还依旧漫长,促使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仍将是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

(二)利率市场化的实际程度落后于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

尽管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是各类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互相流动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利率的微观机制还是不完善的,价格机制、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性和存款利率的强管制性,导致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实际程度要落后于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其主要表现为:

1.操作层面上的利率市场化程度落后于制度层面的利率市场化。制度层面的利率市场化是指根据制度框架设计利率可以按照价值规律自发调节高低;操作层面的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具备利用利率自主对各类资金合理定价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层面的利率市场化是具有象征意义和法律意义的市场化,操作层面的利率能否实现市场化才是利率能否真正市场化的关键。从我国利率体系的现实情况来看,现在除了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以外,其他各类利率基本是可以浮动的。也就是说,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利率体系的“市场化”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新兴加转轨”的经济体系,经济结构中非市场化成分较多。对各商业银行来说,长期以来,利率只是计算利息的指标,并没有被真正作为资金价格来控制成本和风险,利率的功能并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银行也没有根据经济形势和市场风险调整利率的能力,在操作层面上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是比较低的。

2.中央银行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调节作用和导向引力小。首先,调整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起不到调整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基准利率政策的同时也就是调整货币供应量。准确地说,在这些国家中,存在基准利率水平与货币供应总量反向变动的联系。在中国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利率的变动并不意味着流动性的相反变动,主要基准利率和货币供应两者之间不具备显著的关联效应。其次,现行的利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有权管理和制定包含基准利率在内的几乎所有银行利率,如存贷款利率水平、种类和期限档次等,“只缘身在此山中”,因而中央银行利率作为基准利率很难起到导向和调节作用。第三,再贷款利率调整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很小。因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财政贴息为前提的再贷款在全部再贷款余额中占比高达54%,剩余不到一半比例的再贷款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因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而享受准备金低利率优惠,故对再贷款利率的调整几乎没有弹性,再贷款利率的影响面越来越小。第四,再贴现利率因再贴现量规模较小,而难以担当起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功能。第五,货币市场利率对中央银行利率形成的贡献度不大,同业拆借利率和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弱。

3.利率浮动定价机制执行缺乏现实基础。金融机构普遍未建立或使用贷款利率定价模型,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利率管理办法,利率管理机制僵硬,大部分商业银行分行以下没有设置专门的利率管理机构,利率管理人员大多是兼职,利率管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文件的上传下达、报表上报等日常事务上,有的业务人员素质较低,对浮动利率定价机制的形成、具体浮动利率标准的确定及资金成本的测算等相关业务知识知之甚少,无法掌握具有相对难度的浮动贷款利率政策,执行起来就存在严重的偏差。也就是说,所谓的利率管制已基本取消,只是假象,缺乏现实基础。例如,金融机构没有形成合理的贷款浮动利率定价机制,要么“浮而不动”,要么操作手法简单、“一浮到顶”。同时,国有商业银行的浮动利率定价机制和贷款浮动利率水平总体上由各自总行制定,层层上报审批增加了贷款决策的成本、延长了资金流动周期,也影响了基层行工作的积极性。

4.利率的风险结构和水平不尽合理。现在的利率结构和水平没能反映预期投资回报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例如,享有国家信用的“金边债券”——国债的实际利率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没有体现“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的匹配原则,中长期的存贷款利率的差异程度不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的风险程度和水平。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模式评析

从世界范围内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来看,主要有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两种不同模式,一国选择何种改革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要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而定。根据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分步进行的主要特点,可以判定我国推进实施的改革模式是渐进式改革模式。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选择实施渐进模式是适宜的

众所周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式选择与模式确定至关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成功与失败。从总体而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选择实施渐进模式是正确和适宜的,也是符合我国经济金融现状的,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的是渐进性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整个经济市场取向改革的组成部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采取渐进方式,从实际效果看,改革是成功的。故而,利率市场化改革方式应当与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第二,从国外利率市场化的过程来看,尽管有部分发达国家采取的是激进的方式进行,这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比较成熟、金融监管比较有效、各种法规相对完备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条件在我国还不具备和完善。同时,当今世界各国再也不会象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盲目的开放和放松管制,而是更加注重利率市场化对一国经济所造成的风险,认真研究利率市场化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大多采取了渐进的和谨慎的做法。所以,简单效仿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方式是不可取的。第三,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利率市场化已成为金融改革的必然趋势,我们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裹步不前,也不能因为盲目而造成全面的金融风险,而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应开放策略和步骤。鉴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以及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够完善等实际情况,采取审慎态度推进利率市场化,是一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风险和维护改革成果的现实选择。例如,确立“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这一目标本身就反映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力求稳健的特点,充分考虑了我国金融机构自身约束力和市场机制约束力水平,以防止那些经营上出问题的金融机构通过高息揽存来掩盖现金流不足,从而严重扰乱存款市场秩序的风险,有助于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市场的稳定。第四,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阶段,经济和金融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这就决定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创造利率市场化条件的过程,必须渐进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急于求成必然适得其反。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维持渐进模式是必要的

利率市场化改革涉及到中国利率经营管理体制的制度化和市场化的内容。这一改革实质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模式下持续了10余年之久并仍然保持着改革的势头。由于这方面的改革对国内和国外经济金融因素的影响十分的敏感,其进程渐进渐续,其改革的内容主要有:利率体制的完善和制度化、利率市场化制度和配套制度的改进、利率衍生创新工具的逐一放开以及利率风险管理渠道的逐步拓宽等。因此,“利率市场化的每一小步,对20多年来的中国银行业改革来说都是一大步”。

尽管有部分国家采取激进式改革方式并获得了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发展中国家效法激进式改革方式的,鲜有成功。所以,效仿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方式是不可取的。也许有人认为,在渐进若干年后的当今,可以改以激进方式解决前一阶段渐进改革效率太低的问题。其实正是国家付出了金融资源低效率配置(产生了巨额的政策性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隐性改革成本才买来了中国的渐进改革,否则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将必然出现较明显的下滑,渐进改革将难以为继。若改渐进改革为激进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显性化,会在短期内导致GDP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由于国家绝对无法承担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时期内迅速显性化,因为这有可能直接导致民心不稳,社会矛盾激化,这不仅是政府肯定无法承受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维持渐进改革模式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现行的管制性存贷利率水平能使我国商业银行一般性地坐享300多个基点的利差收入,通过利率税,巧妙地实现了改革成本在空间上的现实摊配和时间上的实际置换。故此,继续维持渐进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其实是一个攒累实力,厚积薄发的过程;它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步消化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并在实施利率市场化的渐进过程中,根据实施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策略,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为利率市场化的最终实现创造理想条件。

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风险评析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次序安排具有双刃剑效应

利率市场化的实施步骤与次序安排是由各种利率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本身成熟程度来决定,它直接影响着改革进程的步伐和节奏,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1.利率市场化改革次序安排的正面效应。指的是在正确的改革次序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边放边看,边放边调,不但利率管制放得彻底,没有反复,而且放开后对国内经济运行冲击较小,过渡也较平稳,改革成功的把握性较大。例如美国是先存款利率,后贷款利率,最后扩展到所有利率的市场化;日本是先国债,后其他品种,先银行同业后银行与客户,先后期利率后短期利率,先大额交易,后小额交易;韩国是非银行机构的利率放开速度快于银行利率的放开速度,贷款利率的放开比存款利率的放开要快,合适的改革次序确保了改革的最终成功。

2.利率市场化改革次序安排的负面效应。(1)利率市场化渐进改革下的次序安排,造成了不同类别利率的市场化进程的不均衡性。由于改革的渐进安排,有正在市场化的利率,比如银行贷款利率、企业发债利率;有一部分已经市场化的利率,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大额外币贷款利率等;还有就是非市场化的利率,如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还有超额准备金利率等。不同类别利率的市场化进程的不均衡性,导致中国的利率政策对经济影响的部分非理性。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利率的调整通常是针对基准利率进行的。由于全部利率都是密切联系的,所以中央银行对基准利率所采取的行动将全面影响到全社会的各种利率。但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由于存在比较市场化、半市场化以及基本上没有市场化的领域,也由于中央银行手中掌握着诸种利率工具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中国不可能调整一项利率就能够达成整个利率体系都跟随着变化的结果。(2)利率市场化的渐进次序安排可能带来另一层面的金融效率损失或风险影响。例如,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采取先农村后城市的做法可能会加大农村金融风险,不能很好地贯彻和体现支持“三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在农村先行扩大后,可能导致有些农村金融机构(如信用社等)错误理解央行意图,在放贷过程中,没有综合考虑农户的信用状况、规模大小、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因素,一律执行“一浮到顶”的政策,极大加重了农民的利息负担。(3)利率市场化按照既定次序,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容易丧失市场商机,丢失加速扩大改革成果的可能性。(4)利率市场化渐进改革下的次序安排,容易给人以“且进就进”的感觉,易导致创新的惰性。

(二)利率市场化渐进式改革可能存在路径依赖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由于重大利益调整措施的后置性及改革所具有的再分配性质,权力介入市场领域,寻租活动普遍存在,既得利益呈现刚性,使得改革难以进入实质性的存量利益调整阶段,并有可能滑入错误的路径依赖。其特征如下:

1.动力逐显不足。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前期收益巨大使人们对其他改革方案存在排斥心理,尤其是我国渐进式改革前期属于“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和“卡尔多改进”(Kaldorimprovement)①,人们的总体利益得到改善;从总体看,经济仍在增长,社会局面保持稳定,因而政府及货币当局可以不急于进行旧体制的深入改革,从而导致动力惰性,倾向于维持既有改革,而不愿支持激进的改革方案。

2.阻力或有增大。我国利率市场化渐进式改革内在的优势恰恰有一部分是造成不良路径依赖的根源,如渐进改革所强调的改革次序安排,其实类同于“试验推广”的做法,它依赖于国家政府或货币当局对利率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强制性和行政性的隔离与割裂,在不同经济部门或领域造成了竞争机会和市场环境的不平等性,割裂了市场机制的整体性,导致不同经济部门或领域的发展与改革的不均衡性;同时,局部的改革方式使宏观环境的改革相对滞后,运行不好,改革可能进入僵滞状态。

3.持续创新不够。渐进式改革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增量改革和新体制成分的增长,而新体制创造出来的收入增量,可以用来对旧体制进行“补贴”,从而延缓了矛盾的充分暴露。如商业银行作为现行利率体制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资金积累和供给的主要通道,中国90%以上的融资来自于它们,但商业银行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却没有冲动,因为现行的管制性存贷利率水平可保证中资银行坐享300多个基点的利差收入,这迟缓了银行经营机制等方面存矛盾的暴露,也导致它们缺乏足够的创新精神。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其他金融体制改革

利率市场化是发展现代货币政策工具的前提。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金融制度和手段的改革与创新,是金融货币政策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国金融改革一些关键举措都或多或少受制于利率市场化,特别是金融机构和银行的微观制度创新要想取得重大突破,必须经受利率市场化的撞击,仅靠股份制改革是远远不够的,银行风险定价机制和现代经营管理机制的建立更是别无他途。同样,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市场化条件下健全的货币和利率政策工具。而管制利率因为不是反映市场供求的均衡利率,必然限制市场化条件下货币和利率政策工具的发育及有效作用。

如同中国的经济体制发轫于价格改革一样,利率的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和其他体制性因素一起,正在推动中国金融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利率的经济杠杆功能重新得到了承认和重视,尤其是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发展呈现了加速态势,中国的金融相关率快速上升,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快速推进时期,部分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是利率对投资等经济要素的刺激作用依然有限,利率还不是刺激或紧缩全社会投资的有力杠杆,利率仍处在政府的管制之下,不能够真正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远没结束,国内有人将利率市场化改革称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后一座堡垒”,利率机制在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中还没有发挥其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其他方面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和加速推进,如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已现端倪,严格分业经营的做法在实践中已经开始被突破,出现了在集团控股下分设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模式,特别是几家商业银行已经设立了基金公司,保险资金按一定比例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汇率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资本项目的管制逐渐放松;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加速推进;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业务得到恢复和扩大等等。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于整体金融发展形势,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迟滞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瓶颈”,深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

五、结语

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产业走向市场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是国民经济运行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来的基本标志之一。我国金融业正经历着利率市场化的微观消化过程,许多矛盾和扭曲正在影响着这一改革的质量和下一步抉择。我国金融体制的既有框架容纳了现行的我国的利率体系、利率政策和利率水平决定机制,也决定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所必然经历的路径以及所能达到的最终效果,而利率制度的效率则最终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创造条件、沿渐进路径从边际调整中有序推进、尽早防范后利率市场化问题无疑是利率体制改革目前最为重要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三项工作。

我国化范文篇4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

所谓次级房屋贷款,是指为资金不足或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购房人提供的一种住房贷款产品,其特点为短期内低利率,长期内高利率。当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住房抵押贷款是一项收益高且足够安全的信贷资产。例如美国曾经盛行的2-28房屋抵押贷款模式,在整个30年的零首付的贷款业务中,前2年执行固定利率,后26年执行浮动利率。这些次级贷款的发放过程中对借款人的收入、资产都不进行审查,是一种没有任何依据的信用贷款。银行再转手将这部分信贷资产出售给SPV公司,通过其设立的支持证券在市场上的流通,促进了次级房屋贷款的崛起。在上述模式中,如果市场放生剧烈波动,房价跌至借款人未还款金额大于其重置房产所需要资金时,借款人必然放弃继续还贷,次级贷款会在此时点集中暴露不良,2004年到2006年的两年间,美联储连续十七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成交率连创新低。房价不断下跌而利息反而不断上升,借款人的房屋资产急剧缩水,借款者无法通过卖房或抵押来偿还贷款,市场的违约率不断上升。此时由于资产的缩水,即使贷款人出售房产,也无法挽回损失,故信贷证券化产品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二)我国与美国的比较

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包括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美国人长期所形成的负债消费观念,当金融监管和各环节的利益冲突问题等。本文我们将主要从贷款资格审核、购房人群及消费观等方面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

1.贷款资格审核方面

在美国,借款人只需要说明其收入情况不需要提供任何有关其偿款能力的证明。相比较之下,我国每笔房屋贷款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核。首先,我国购房贷款最低首付为三成,借款人无法在不具备任何自有资金的情况下,用银行贷款支付全部购房款,基于此只要房价跌幅不超过30%,借款人仍不会恶意违约。若借款人违约,银行对房产进行拍卖,其贷款本金是完全可以收回的。我国银行的房屋贷款承受价格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其次,我国房屋贷款细则对借款人的年龄做出了限制,即本人年龄加上其贷款期限不得超过(男:65,女:60),借款人月均还款额不得高于其月均收入的一半。最后,我国规定借款人必须提供身份证明、收入证明等,这些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借款人在一定时期的还款能力,银行对材料的严格审核避免了虚假骗贷,从而保证了银行贷款的质量。

2.购房人群分析

(1)刚需者成为市场绝对主力,投资性需求大幅下降

调查显示,在2013年七大城市畅销楼盘中,自住性购房占76.45%,投资性购房只占到8.2%。在自住性购房人群中,刚性需求者占到了绝对主力,而小部分改善性需求者一般会对市场环境较为敏感,而投资性需求对市场环境最为敏感。自住性购房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房产,故而当这部分购房人占主导时,银行房贷资产的质量会相对较高。

(2)购房者中年轻人成为主力军,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

调查显示,城市畅销楼盘中,超过60%的客户为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城市八零后,其年龄区间在26岁到35岁之间,此客户群体支付能力强,对未来现金流有较好预期。这也保证了我国银行较好的住房贷款质量。

(3)购房人群职业:以白领为主,主要为满足基本居住需求

从职业分布的角度看,购房者群体主要由企业一般员工和公司中层管理者,即一般意义上的“白领精英”组成,其所占比例为73%。白领阶层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购房也比较理智。稳定的工作使他们的贷款质量较高。

3.消费习惯及对房屋的态度方面

美国是一个消费信贷市场极其发达的国家,所有民众都是积极的消费群体,且愿意通过银行信贷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而中国却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且消费习惯相对保守。另一方面,两个国家的民众对房屋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美国人崇尚自由,一生中买、卖几次甚至是十几次房子是很平常的事,而中国人往往内心根植着一种“居者有其屋”的思想,房屋对中国人的意义远大于美国人,故房屋贷款的质量则会比较高。综合以上原因,中国人偿还债务的能力比较强,中国房贷要比美国房贷安全很多。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的启示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上可以充当证券化项目标的的基础资产已经越来越丰富,总体上,我国的信贷资产还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者一些问题。美国的这次信贷危机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一)从法律上应进一步规范我国商业银行的放贷程序

购买上述支持证券的投资者,其收益完全取决于背景信贷资产的本息偿付情况。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尽可能减小由于借款人的行为而产生的风险。我国商业银行在对借款人资质进行的审核中,应更为关注购房者收益来源、稳定性和安全性,并严格以书面审核方式进行审核工作。

(二)优质的资产质量是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前提和保证

通过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基础信贷资产的劣质是造成证券化后资产高度敏感,而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我国应尽量避免以劣质信贷资产为基础进行大规模的证券化行为。过于劣质的信贷资产对经济的敏感性更强,面临市场巨幅波动可能给我国经济环境带来无法想象的父母影响,我国还是应该选用优质的信贷资产来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

(三)改善信用评级机制,增强信用评定的可信度

有学者认为,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与评级机构不公正的评级有直接关系,由于金融市场体系不对称的问题,投资者购买证券时严重依赖评级报告。这就要求评级机构必须遵守公正、透明的评级原则,这也正是资产证券化业务顺利进行和发展的根本保障。我国信用评级产业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其专业能力、服务水平还远不能满足爆棚式发展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需求。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诸多人为因素会对资产质量的评价结果造成影响,甚至引发巨大的信用风险,所以就我国来说,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我国尽可能完善的信用评级市场,为信贷资产证券化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总结

我国化范文篇5

关键词:中国当代建筑民族化

我国从近代开始到当代,由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本国独特的地域文化有被湮没的趋势,尤其在建筑方面受到的冲击更大,大量的重要建筑由外籍设计师完成,这严重削弱了国民对本土建筑文化的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建筑设计也从满足实用需求过渡到对文化审美的追求,这种发展的过程体现了当代中国建筑艺术的走向。21世纪初,中国建筑艺术明显呈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开始关注建筑与历史、文化、地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运用象征性手法和民族风格进行设计的创作思维也引起了现代建筑创作民族化的广泛讨论。

对当代各国建筑学科而言,“民族化”研究具有某种“内核研究”的意义。“民族化”是基于文化上的民族化,即所谓的传统性,以维持、发展本民族文化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通过有目的地选择、最大限度地消融外来文化,从而在民族文化内核上赋予新的形式,实现民族文化的重生。2010年,我国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落成,使建筑界看到了中国建筑师表达东方建筑文化的意愿。(图1)无论它是否成功,目标却是明确的,即建筑艺术的民族化必然是我国建筑未来发展的趋势。当代中国建筑如何实现民族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符号嫁接

将我国传统建筑造型中的局部符号嫁接在当代建筑中,这在我国接触西方建筑的初期就已经开始,如南京中山陵建筑、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等。这类建筑需要表现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自信心的社会需求,它们基本上并没有脱离传统建筑造型。到了当代,我国的新建筑利用传统符号嫁接表现建筑民族性的日益丰富,它们大多具有删繁就简、注重文脉的特点,如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图2),把中国传统园林与江浙传统民居符号运用其中,甚至将一些传统建筑符号进行变形或抽象化处理,创造出现代建筑的新形式,在传统意象思维包裹下的现代建筑,表达着地域与建筑的关系。在当代我国建筑领域,此类作品成为建筑走向民族化的大多数。

二、形式的“中国式”

“中国式”建筑形式是什么?这包括建筑的物质形态和指导建筑的理论体系。物质形态方面,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建筑空间、结构、材料和建筑色彩的利用。在建筑空间上,中国式的建筑一般以半封闭的空间为主。空间形式讲究既遮阳避雨,又视野开阔,直通大自然的感觉。而建筑材料上,追求材料的素雅、柔和,注重生态材料的使用,建筑色彩上大量使用原色调,受光处用暖色、背阴处用冷色。建筑理论上主要是影响世界的现代建筑思潮和当代中国建筑师的思维认识。而影响建筑师思维的是我国所处的时代和传统民族的内核文化。物质形态和理论体系构成了我国当代建筑的形式体系,形成当代中国建筑的特点,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在当代“中国式”建筑里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大建筑、轴线建筑、半闭合空间的建筑、同一“自然”情结的建筑和整体性的场所等具有民族特点的建筑形式,没有它们是形成不了“中国式”建筑的。如: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图3),就是“中国式”建筑的代表,整个建筑看似是一个与传统无关的现代前卫的建筑。但建筑却在空间、结构、材料和色彩等方面均利用民族化的元素。在空间形态上,外壳的“鸟巢”以一种传统民居冰裂纹的形式塑造了空间的半封闭效果,新颖激进而又朴实无华;色彩方面,在建筑的内部大面积使用中国红,利用冰裂纹半封闭空间呈现出来,体现“中国式”建筑的衬托性的美,整个建筑圆润饱满,与民族的中庸思想相吻合。

三、“和”的审美

我国传统的审美模型不是建立在一个理论框架体系上的,而是建立在体悟上。认为客观事物虽是可以认识的,但不能用精确的语言表达,中国人讲神会,讲心领,讲意得。中国传统建筑思想认为建筑都是有灵魂的。虚实相生,或外实内虚,或内实外虚,所以中国审美的基调是天人合一、“尚中”情结、均衡之美、停顿等,这种审美认识体现在建筑中就是对建筑形态、空间的本质的探索。对于这一点我国现代建筑大师齐康的建筑给了我们很好的诠释,如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图4),整体建筑群顺应地形而建,轴线分明、交错有致,给人以亲切自然之感,而光和混凝土壁体的冷灰色调营造出一种有灵、安宁的心境。经由这样一种建筑空间,人们便会有灵由心生的意念,强化建筑自身意境,使民族认知在建筑环境构成中共生的表现出来,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在我国,从古至今人们对建筑的认识发生了很大改变。到了近现代建筑发展到传统建筑形式被现代主义时期“简约洁净”的形式所取代,西方建筑的概念在我国出现了泛化的倾向。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们对现代主义建筑提出质疑,随即后现代主义建筑、乡土建筑等涌入我国,它们既打破了现代建筑信条,也打破了现代主义的建筑概念。但随之而来的“后现代主义表面上对世俗文化和历史文脉的尊重掩饰不了形式上的造作、语言上的混乱和美学上的无聊。本世纪以来,慢慢地退出建筑历史的舞台”。②这些建筑形式本身的问题暴露出来,在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下,国民对建筑传统文化回归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国化范文篇6

关键词:新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强有力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发展趋势之一。城市化一般是指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的人口逐步由农业人口占多数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由居住在农村占多数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占多数、该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国家经济形态的重大变化,也是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人口被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多样化的文化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的完成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已基本完成。而支撑现在和未来城市化发展趋势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较快,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正确制定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很有必要。

一、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理论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理论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0年到1955年。这一时期,人们对城市的认识是积极的,认为城市是进步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55年的13.5%。

第二阶段是1955年至1960年。这一时期的城市化理论主要是反映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上,要求基建战线厉行节约,限制非生产性投资,致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却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期,城市化水平提高到19.7%。

第三阶段是1961年至1964年。这一时期,由于受国际环境恶化以及连续三年的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严重萎缩,粮食困难。理论界认为,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商品粮的供给能力,我国城市发展已超越了农业的承受能力,产生了反城市的观点。因此,1962年决定减少城市人口,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思想。这时期的我国城市化水平下降到14.02%。

第四阶段是1965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由于受三线建设和干部下放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影响,反城市化观点成为主流,城乡一体化发展学说成为指导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思想,因而,城市化水平徘徊不前,反倒下降到12%。

第五阶段是1979年之后到现在。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全面总结以往城市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各种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新的学派也不断涌现,推动了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农村城镇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分天下有其一”,与此相适应,农村城镇化战略大行其道,一直到90年代后期,农民仍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乡镇企业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严重、信息不灵、配置不优等弊病进入了一个总爆发期。乡镇企业被迫进入调整,农村城镇化战略开始难以为继。“十五”期间,“城镇化”提法占主调,但从2000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形成了城市群、城市带、大城市圈,于是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把以经济区发展为内容的区域规划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从而使我国城市化发展从追求数量到提高质量的变化,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大约为45%左右,而且城市化进入了加速时期。

二、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特征

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特征:

1.中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受政策导向作用大,城市化水平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纳入国家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进行规划,开始了城市化步伐。但是,城市化发展受政策导向作用大。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体制,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城市化发展迅速,但总体水平仍然低于与中国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约为55%),更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约为78%)。

2.受城市化的发展取决于商品粮的供给能力的理论影响,产生“逆城市化”现象,导致城市化水平大起大落。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三至第四阶段,由于国民经济困难,加上国际环境的恶化,我国决定减少城市人口,将大批班干部、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这导致我国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反倒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7%下降到1976年12.2%,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3.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化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但由于受城市化发展战略重点在中小城市,抑制大城市的发展,而中小城市的经济规模有限,基础设施不完善,特别是中西部的城市受交通、经济发展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限制,城市功能欠缺,不能吸纳较多的劳动力就业,这就造成城市结构不合理,即所谓“头重脚轻”的现象。

4.在城市化的理论上存在各种分歧。有主张城市化的,有主张城乡一体化的;有大城市重点论,也有小城市重点论和中等城市重点论的。我国发展城市的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这已产生了不少异议和争论。这种分歧是导致我国城市化方向摇摆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市的设置不规范、标准不统一,主要追求城市化数量的扩张,城市化质量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设置城市的标准是按照一定区域的总人口和非农人口的比例来确定的,忽视了经济集聚和基础设施条件。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县改市、县并市、乡改镇、县级市升级为地级市的过程中,城市的行政地域与城市的实体地域变得模糊不清,城镇人口存在虚化扩大的问题。导致城市化质量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2.城市用地和规划规模失控,出现盲目发展,造成大量耕地荒废。有的城市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盲目将用地规模扩大,诱发盲目的“圈地运动”。

3.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等,难以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城市化质量低。城市内部用地结构不合理,城市间职能分工不协调,导致交通拥挤,能源短缺,住房紧张,房价飞涨,环境污染严重,户口制度导致打工一族的小孩上学困难等,社会治安混乱,公用地偏低,道路、广场、绿地、体育等用地严重不足,房屋建筑密度过大等大量社会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4.城市首位度指数过大,城市人口与经济畸形集中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发展较慢,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解决我国城市化问题的对策思考

首先,在城市化的指导思想上,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进行统筹规划,由原来主要追求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化数量的增加,转向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走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依托,以城市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道路,同时,要重视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高。在城市化过程中,特别要注重对进城打工的人群的关注,不仅要关注他们本身,也包括他们的家属,要把城市里边的一系列公共服务落实到进城打工的每一个人及其家庭,这是衡量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体现。

其次,必须搞好城镇体系规划,引导城市化发展。通过编制城镇体系规划,明确各级城市设置的标准和要求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当今各国在对城市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城市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在一定的区域中,任何一个城镇必然与区域的其他城镇结成一定的联系,相互之间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有其特定的组织结构,即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城镇等级结构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包括确定区域城市规模等级层次,各等级城市的数量,各城市的未来发展规模。城镇职能结构是指区域内不同性质的城镇相互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多数区域的城镇体系职能结构都处在自发的放任状态,城镇之间除按纵向的行政区划隶属关系的垂直联系外,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松散,城镇职能趋向综合化;城镇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竞争有余,分工协作不足。城市空间分布结构是指区域各城镇在地域空间的分布状态和组合形式,包括城镇分布的疏密程度、相对位置、城镇间相互联系的便捷性等,城市的空间规划和职能规划,就是要把每个城市作为区域城市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区城的整体效益着眼,根据各个城镇的地位、位置和综合发展的条件以及基础设施的情况,按照社会劳动发展的需要,科学地确定各个城市的特征和个性,明确它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职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促进各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系,互补互利,协调发展。

最后,加强对城市的管理。城市管理是城市发展的关键,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运转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城市人口规划的控制、居民住房、交通、供水、供电、供气、通信、教育、就业、治安、生态环境保护、污水垃圾的处理以及市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的满足等,都需要通过加强城市的管理来解决。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科学制定城市规划,严格执行城市规划,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协调区域城市的发展,发挥城市体系功能。

参考文献:

我国化范文篇7

一、水利现代化的道路

水利建设的现代化是为国家现代化服务的,因此水利行业现代化首先要满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对水的各种需求。但是,水资源是有限的,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又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水利行业的现代化还表现为能清楚地认识水的基本规律,引导社会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控制不合理的需求和消费。

纵观人类社会对水的开发利用大致经历过五个阶段:

(一)以防洪建设为主的阶段

人类社会要求发展首先要确保自己的安全,特别是人类开始在水域周边定居之后就必须进行防洪建设。一般是堤防、城墙、城区排水系统等,并且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提高防洪建设水平。

(二)以供水建设为主的阶段

人类社会防洪安全得到一定保障之后,经济就会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水的供需矛盾就日益突出,这时各种引水、配水等供水系统的建设成为水利建设的主要内容,经济越发展,要求供水能力和保障率越高。

(三)以水资源保护为主的阶段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供水量越高,排污量增加,水域的污染将造成重大社会问题。因而水资源保护、改善水域水质等水环境建设将成为水利建设的主要内容。

(四)以景观建设为主的阶段

在水质问题基本解决之后,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事业的发展,人们会对水域周边的景观提出较高的要求。因此,以水域空间管理,为人们提供良好的休息娱乐空间为主要内容的水利建设将首先在城市周边地区得到发展。

(五)以生态修复为主的阶段

随着人们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意识的增强,人们重新审视自然水域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要求恢复水系自然生态功能的呼声越来越高。水域不仅要清洁、美观,而且要求水域生机盎然。即回归自然、修复水域的生态系统成为目前发达国家水系管理的主要内容。

综上所述,在社会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水利建设所表现的相应内容也有所不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防洪、供水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在70年代重点进行水资源保护,80年代抓水系景观建设,90年代抓水系生态修复,水利发展的阶段性表现比较清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前一时期由于水利建设投资不足,问题积累较多,在现阶段表现的发展阶段性不十分清楚。在防洪方面城市防洪标准较高,大江大河可防中、小洪水;在供水能力方面北方缺水严重,江河断流,但地下水开采能力较强,造成地下水严重超采;水域污染已十分严重,流经城市的水系普遍呈严重污染,重大污染事故时有发生;在一些大城市水系已开始景观建设,但水质普遍较差;水系的生态修复问题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进入21世纪,人们对水利建设的要求应当是全方位的,可以预计在21世纪的前半段,人们将会要求恢复碧水蓝天、山川秀美,要求水系恢复良好的资源功能、环境功能和生态功能。而我国水利现代化要求我们进行大水利建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水利五阶段的跨越。

二、水利现代化的内涵

首先,中国水利现代化是为满足中国现代化对水利的需求。即在保障社会经济、环境、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引导和控制各行业的用水需求,对有限的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满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水资源的总体需求。其基本途径是通过以流域为单元的国土综合整治和强化流域管理,提高流域国土的安全度、舒适度和富裕度。

其次,中国水利现代化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包括:继承我国数千年水利建设的遗产,发扬真正适合我国江河自然特点的智慧和经验;引进国外的经验和技术要适合中国的自然条件及经济水平。总之,中国水利现代化是要满足中国现代化对水的需求,符合中国人的水文化和水意识。

同时,水利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是与传统水利相比较,要充分体现进步;一是与国际现状相比较,在总体上应当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水利现代化应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观念现代化

对于当代社会与水有关的各种先进观念和科学结论应当充分融入水利建设和管理理论之中,在观念上充分吸收和利用人类最科学、最先进的智慧。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水和谐共处、湿地保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尊重流域圈、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等。

(二)技术现代化

首先应当掌握和了解国际水利建设领域内最新的水文、勘探、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和进展,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和财力,引进或吸收必要的技术。同时,能及时了解通讯、计算机、管理、监视、预报等相关领域内的技术进展,随时吸收高新科技成果,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水利技术。

(三)管理现代化

包括管理技术和管理法规的现代化。在管理技术方面应当充分吸收信息、通讯、预测、决策等方面的最新技术,使水利管理过程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同时建设完善的水利管理法规体系,通过宣传、教育和有力的执法,使公民自觉遵守法规,依法治水。

实现上述三方面的现代化应当首先抓人才的教育和社会宣传。要通过教育培养具有现代观念及技术的优秀人才,同时通过广泛、不断的宣传在全社会形成新的水观念和依法治水的意识。

水利现代化是一相对概念,而且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有新的变化。水利现代化是有起点的,即我国水利建设的总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近之时,但它是没有终点的过程。

三、目前我国水利现代化的差距

如果将我国水利事业状况与国际先进水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正处于由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的过程之中。

(一)观念上的差距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已成为我国基本国策,但是这一原则还没有能够反映到水利规划、建设、管理的基本理论中。因此,目前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已出现了许多不可持续发展的征兆,将对我国今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隐患。如北方河流的断流、华北地区地下水大量超采形成大面积漏斗、湖泊干枯或萎缩、绿洲消失、植被减少、土壤沙化、草场退化、沙尘暴、虫害等起源于人类大量侵占生态用水所造成的生态退化。森林砍伐及坡地垦荒造成的水土流失及荒漠化,围湖造田、开垦湿地等对生态系统有较大影响的人类活动,以及向水域大量排放污染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都说明在观念上存在的差距。1998年发生长江及松花江、嫩江大洪水之后,中央提出"退耕还林(草)、""退湖还田"、"建设秀美山川"等决策,代表国家领导层观念的重大转变。但要把可持续发展原则变成新的水利建设理论还需要一个过程,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研究。如:

1.流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2.流域内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生态协调发展的基本模式;

3.流域承载力的估算;

4.流域内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5.流域生态系统的修复理论与技术;

6.流域内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系统影响评价;

7.流域内代际公平原则的体现;

8.流域内地域公平原则的体现。

在我国传统的水利理论中,比较多地受到改造自然、人定胜天思想的影响,没有把人类作为流域内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和考察,而是片面强调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愿望,以至干扰甚至破坏了流域内生态系统的协调和均衡。

目前在发达国家的水系管理中比较注意全流域的管理,明确提出"人与水和谐共处"、"回归自然"、"修复河流生态系统"等目标,流域生态系统保持较良好的状态,流域内的居民普遍有较主动的环保和生态保护意识。应当说在观念方面我国还处在转变的初期,与国际先进观念仍有较大差距。

(二)技术上的差距

在水利建设技术上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并不存在整体上的差距。在大坝建设技术方面,小浪底、三峡等工程在设计、施工等方面都堪称世界一流。在泥沙运动、高速水流、坝体抗震、坝体优化设计等理论方面也都处于国际领先之列。目前我们与国际水利技术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即一方面在某些大工程上表现出世界一流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在大量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中采用较陈旧的设备和施工技术。对一些技术先进但造价昂贵的设备和施工工艺还无法采用。如:

1.超级堤。堤宽约为堤高的30倍,堤顶可建设道路及住宅开发。由于堤身较宽,既使发生洪水漫溢也不致危及堤身安全。目前日本已在城市河段推广超级堤建设,代价较大。

2.城市雨水调蓄设施。伴随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流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流域下垫面透水面积减少,不透水面积增加,产流系数加大,城市致灾因子增强。加之城市内地下设施及电、水、气、通讯、信息、交通等生命线网络系统的发育,洪涝灾害损失将成倍增加,城市相对于洪水脆弱化。除需增加沟渠、泵站等排水设施外,还需要建设城市雨洪调蓄设施,如利用城市绿地、运动场、停车场等临时蓄水,或修建调节池、地下水库、地下河等大型蓄水设施拦蓄雨水。目前已有十几个国家在实施城市雨水调蓄计划,城市建设费用可能增加20%左右,目前我国在城市建设中尚未实施这样的计划。

3.利用河道滩地净化水质。对于一些小型城镇和村落,难以对生活污水全部通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排入河道后将使河道水质恶化。在河道两岸滩区埋设大型污水处理槽,内填卵石,利用附着在卵石表面的细菌对污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分解,污水经过生物处理后再排入河内,可明显地改善水质。目前在我国河道整治中尚未考虑这种增加河道自身净化能力的措施。

4.水利工程机械。目前我国堤基处理率较低,渗漏、管涌等隐患较多。我国虽然已研制成功锯槽机、旋喷灌浆等垂直防渗墙施工设备,但施工能力低,对埋有较大卵石的基础无能为力。国外已开发成功大功率的地下水泥土连续防渗墙的施工机械,可适用于卵石基础,最大深度可达50~70m.但每台价格在2000~3000万元左右,还难以引进。此外如大型隧洞掘进机、皮带传送机、疏泥船等水利工程中常用的设备,都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5.水系生态修复技术。发达国家正努力弥补由于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系统造成的不利影响,采取各种生态修复技术。如增设过鱼通道、采用可供鱼类产卵或休息的护岸形式、修复天然弯道、浅滩、恢复湖周草场、恢复水系周边湿地等。我国目前虽已有萌芽,但还缺少必要的研究和理论指导。(三)管理上的差距

应该说我国对水资源、水利工程、流域的管理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管理人才的素质及选拔

基于水在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地位,在大多数国家水行政及流域管理人员都属于国家公务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由于公务员首先要通过严格的选考,就连名牌大学的学生也只有1/10左右可以通过,因此其管理人员都属精英。进入水管理公务员队伍之后,首先进入基层工作,2~3年轮换一个岗位,有秩序地参与工程管理、水行政管理、科研等各领域进行全面训练。而且在轮岗过程中有才能者升,无业绩者转入地方,能走上领导岗位者皆有真才实学。高水平的人才走上领导岗位,才有高水平的管理。

在一些国家,还有一条非常好的人事制度,即一般公务员每3年轮换一个岗位,处级公务员2年轮换一个岗位,局级公务员一年轮换一个岗位,这种非同步轮换制度可以防止宗派主义发生。一个局长调到新单位工作不可能带走一帮人,在一个单位任期短不可能形成亲疏远近,只能按制度办事。各个岗位上领导轮换频繁,也容易产生比较,便于把每一届领导的长处保留下来。

2.管理制度化

有些国家管理制度之完善另人吃惊。每一个单位都有自己雷打不动的制度,包括什么事由谁办,每月第几周的星期几要开什么会、办什么事、提交什么报告等都是年年不变的。无需发会议通知,到时候开会、办事就成了。所以在管理人员中每一个人该办什么事、什么时候办是谁都清楚的,无需谁告诉你,但到时候会有人来检查你的工作。有时候连行文格式都一成不变,只要填上新情况、新数字就可以了。这避免了许多推委和扯皮,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3.注重管理工作的总结

针对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政策是搞好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因而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总结、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管理能力的标志。在这方面,我们与国外有较大的差距。中国与日本举办了15届中日河工坝工会议,日本每年提出的6篇论文基本都是建设省河川局官员对管理工作经验的总结,很有新意,思路清晰,可操作性强。比如在1999年他们提出的6篇论文题目是:《水灾害·土砂灾害的风险管理》、《试行水库的弹性管理》、《水土流失区域泥沙管理中的淤积监控》、《1998年洪水灾害对应及平成大改修》、《摺上川大坝成本压缩对策》、《火山活动的风险管理》。这些论文涉及到水利管理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有很高的理论性和政策性。据说河川局管理人员每年所写的类似论文还有很多,随时需要可以随时拿出。但是我们有关司局的管理人员大多忙于日常工作,按经验进行管理,很少能写出高水平的纵览全局的文章,每年约稿都很困难。

4.管理思路

目前我们的管理思路还比较狭隘,各流域机构的管理大多还仅限于对水系的管理。除水土保持外,对流域内的各种人类活动缺少管理能力。而对水资源的管理也仅限于对水资源量的管理,而不能对水质进行管理。即比较注重对水的资源功能进行管理,对水的环境功能及生态功能的管理不力。水管理的先进经验是强调对流域的管理,在防洪管理方面从工程风险管理转向全流域的洪水风险管理;在水资源管理方面从单纯水资源量的分配管理转变到对流域内生态、环境、经济、人口协调发展的供水管理,即从单纯追求满足社会对水的需求转变到引导社会对水资源的合理需求和控制社会对水资源的不合理需求。基于这种管理思路,流域管理部门对流域内不利于水系发挥正常功能的人类不良活动有较大的干预和制止的权利。因此,比较重视全流域的综合整治,最终目标是追求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5.流域管理技术

流域管理技术可分为流域信息管理技术与决策技术。在流域信息管理技术中,我国流域的信息采集技术明显落后。首先是我国雨情、水情监测点密度不足,而且其中自动监测、遥测站点不足。目前我国降雨站总数约2万多个,国土平均21个/万km2,若满足洪水预报精度要求还需增加4倍。即使考虑到降雨站在国土内分布不均匀,有些地方无需安置降雨设备,对布站较多的流域来说降雨观测站仍显不足,仍需增加一倍。国外有关降雨和洪水的各种信息可以通过网络及商业终端向社会公开。为了实现对工程、洪水、重点防护地区实施监测,几乎动用卫星、遥感、雷达、摄像等各种手段,实行远程传送和控制。开发了轻型背包式摄像及远程传送设备,光缆堤防渗漏及变形监测系统等,对流域内各种动态可实现实时监视。

除信息采集技术以外的信息管理系统、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会商系统等计算机管理技术,以及与此相相关的RS、GIS、GPS技术在我国都在不断开发和广泛应用,与国外相比并不落后。

6.水管理的法制建设

近年,我国有关水管理的法制建设明显加强,相继建立了《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河道管理条例》、《关于蓄滞洪区安全与建设指导纲要》、《蓄滞洪区补偿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或条例。但是相对来说还极不完善,在具体条文中还不够详尽或有遗漏。对于工程投资分担、水毁工程修复、流域管理、水系开发、防洪保险等都还缺少明确法规,与日本《河川六法》相比,我国水利法规的建设和完善仍需时日。

综上所述,我国在水利现代化方面目前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主要表现在:观念陈旧,受传统水利影响较深;受国力限制,行业整体技术装备水平不高;在管理上明显落后。

四、我国水利现代化趋势

从水利五阶段来看,目前许多国家已进入第五阶段,但我国从总体来看应当是处于第二~第三阶段之间,要实现水利现代化,任务是很艰巨的。根据我国的特点,我国水利现代化进程将有以下特点:

(一)长期性。

目前我国水利行业的落后状态是由于国家长期对水利投入不足所造成的。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极大的投入。下面用目前物价水平,对各项投入粗略作一估算。

1.防洪投入。如按目前发达国家的一般标准,即城市防百年一遇洪水,农村防五十年一遇洪水的标准,经各流域机构粗估完全达到这一标准需5000亿~10000亿元。

2.城市雨洪调蓄设施投入。如按日本建设省规定,每公顷开发面积建设500m3蓄水池粗估为10000亿元。

3.满足社会供水需求投入。目前北方地区缺水严重,1997年全国城市日缺水量约1600万m3,如果实施计议中的各项调水工程及供水配套工程,粗估需3000亿元。

4.污水处理投入。各城市建立污水处理厂,按1997年污水排放总量416亿吨计算,粗估需建设费2000亿元,运行费100亿元/年。

5.城市河湖整治。仅北京市城市河湖的初步整治,历年累计近百亿元。粗估全国需5000亿~10000亿元。

仅以上几项,粗估需25000亿~35000亿元。如果按每年投入500亿元计算,大约需50~70年时间,加上各种运行和维护费用,还需要有更多的投入。当然以上各项费用的估算是极粗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考虑到各种水生态修复所需的费用。尽管如此,我们已可以估计到我国水利现代化的过程是需要贯穿整个21世纪的。如果我们作一个较为乐观的估计,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可用20年左右时间率先实现水利现代化,全国可用40~50年左右时间在防洪、供水、水资源保护、水域空间景观建设等方面基本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然后再用几十年时间在21世纪末使全国的水生态环境得到初步恢复。

(二)差异性。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气候、水文条件差异极大,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也极其不同,所面临的水问题及水利基础设施的状况也差异悬殊。因此各地方的水利现代化进程也必然是极不相同的,应根据各自的特点制定实现水利现代化的行动计划,认真分析本地区条件,确定当前及长远任务。如有些城市尚未设防或防洪标准很低,应当首先抓紧防洪排涝建设。有些地方长期缺水干旱,大量开采地下水应首先解决节水和开辟新水源。对于水域污染十分严重的地区,如上海市提出"环境水利"的目标,重点解决排污处理和水资源保护。北京市则提出"碧水蓝天、市内通航"的目标,开展以城市河湖空间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水利建设。应当说,全国各地目前所面临的水利建设任务还不能用"防洪水利"、"资源水利"、"环境水利"、"景观水利"、"生态水利"之中的任何一种加以概括。它们分别代表了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中水利建设的主要特征,它们与"工程水利"也是不矛盾的,因为实现任何一项目标都需要有与其相应的水利工程建设内容。

(三)阶段性。

上述防洪-供水-水资源保护-景观-生态等水利发展的五阶段是对世界各国水利发展过程的正确总结,也是水利为满足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提出要求的必经之路。因此,其过程是不能随意倒置的,水利发展具有极其明确的阶段性,每一阶段要完成一项主要内容,不可能设想一个地区在防洪或供水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之前,去花大力气搞景观或生态建设。我国有些城市不下决心去搞水资源保护,就大搞水边景观建设。结果河边有了林带、绿地、楼台亭榭,但河里却是一潭死水、臭水,不要说在水中嬉戏,人们多一分钟都不愿在这样的水边停留。

就全国的水利建设来说,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如防洪标准低、供水紧张、污染严重、生态恶化,但对具体某一水域来说,它所面临的问题在不同发展阶段必然有不同的内容。在上述五个阶段中,防洪、供水、水资源保护等三项内容是属于基础建设,只有这三项任务完成了,才谈得上景观和生态建设,但也不能说后两者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它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对我国多数水域而言,虽然在过去的水利建设中,由于投入不足,每项基础建设都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我国50年来水利建设的最大成就也表现在通过大江大河的防洪、供水工程建设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问题也是因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水域的普遍污染。所以就全国而言,当前应当在继续抓紧解决大江大河防洪、供水问题的同时,下大决心与国家有关部门合作解决江河污染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景观、生态建设无从谈起,水利现代化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实现。江河污染问题解决后,可利用水资源增加,水资源紧张局面也会缓解。

(四)社会性。

水利建设是为社会服务,保障社会的发展,同时它又受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为社会需求及国家经济实力所支配,表现出极强的社会性。所以水利建设一方面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可能制定相应的发展计划,同时也要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不合理的行为和趋势,加以引导和控制。例如在洪涝灾害高风险区域内的盲目投资和建设,在缺水地区建设高耗水和污染严重的项目,盲目的开荒及湖泊湿地围垦等。过去我们只强调了水利发展要满足社会需求,而忽略了对社会用水需求的限制和管理。所以水利行业只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只注重对工程项目的管理,忽略了对社会水行为、水意识的管理。因为水利现代化是为国家现代化服务的,水利行业应当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调好社会发展与水的关系。比如,为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既要建设防洪工程确保防洪安全,同时又要对广大危险区域进行洪水风险管理。包括让广大居民明了所在区域的洪水危险性,自我保护的对策,在防洪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在洪水季节让他们及时得到有关洪水的各种信息及正确的指导。此外,管理部门还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引导人口和资产由高风险区域向低风险区域转移。对供水建设也是如此,既要加强供水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也要对社会的用水行为和意识进行管理。如根据供水可能实施合理配置,实施定量供水,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杜绝对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对水资源紧缺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关闭高耗水、高污染产业等。因此,在水利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的管理要由单纯的水系和水利工程管理扩展到对流域内社会水行为、水意识的管理。

在今后谈及水利的社会性时,应是广义的社会性,即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社会性。我们的水利建设不仅仅只满足人类需求,还要满足其它生物对水的需求,因为良好的生态系统也是保证人类正常进化所必需的。

我国化范文篇8

关键词:宪法司法化违宪审查司法判例

一、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的兴起

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可以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并依照宪法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它与一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密切相关,事实上,我国宪法是以规定宪法监督制度的方式来体现违宪审查制度的。1982年《宪法》既在序言中宣布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又在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同时在第62条和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此种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得以经常性的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但是,它依然存在着诸多缺陷,例如由于缺乏专任机关造成监督不力、缺乏完善的监督程序及相关规定导致我国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成为无法运行的空洞理论等。尤其是因为监督方式相对单一,侧重于对法律法规而忽略了对其他具体行为的合宪性监督,直接导致一方面具体的违宪案件得不到法律的纠正,另一方面也不符合用“司法程序解决司法案件”的原则,另外对以请求方式提出审查的主体亦无救济程序保障。目前,我国法院不会仅仅依据宪法来裁判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需要找一个具体的法律规定同时适用,如果没有,那就只有类推适用一个最相近的具体法律规范或干脆不受理这类案件。

11年前的齐玉苓案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引发激烈争论,争论焦点涉及宪法和宪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宪法适用及相关问题引发的纠纷,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道不小的难题。齐玉苓、陈晓琪均系山东省滕州市八中1990届初中毕业生。陈晓琪在1990年中专预考时成绩不合格,失去了升学考试资格。齐玉苓则通过了预选考试,并在中专统考中获得高分,超过了录取的分数线。随后,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发出录取齐玉苓为该校19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但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被陈晓琪领走,并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市商业学校报到就读。1993年毕业后,陈继续以齐玉苓的名义到中国银行滕州市支行工作。1999年1月29日,齐玉苓在得知陈晓琪冒用自己的姓名上学并就业的情况后,以陈晓琪及陈克政(陈晓琪之父)、滕州八中等为被告,向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1999年5月,枣庄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齐玉苓不服,遂向山东省高院提起上诉。2001年8月23日,山东省高院依据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和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做出终审判决。

2002年1月,四川大学法学院学生蒋韬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起诉,将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列作被告,理由是该行在招录行员启事中规定招录对象条件之一为“男性身高168公分,女性身高155公分以上”,违反了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侵犯了其享有的依法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平等权与政治权利。该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称为“中国宪法平等权第一案”

以上两个案例,都提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宪法司法化。什么是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化在我国是否需要建立和发展,各学者看法褒贬不一,各持己见。

对于宪法司法化的概念,学者们普遍认为是指宪法规范在司法领域获得适用,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并经由法院加以适用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

至于我国宪法是否可以实现司法化,赞成与反对者各执一词。赞成者认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既然是法律就应当由司法机关加以适用。如果宪法只是作为权威的象征,不能解决违宪案件,不能保障公民实实在在的权利,那么它就如同一纸空文,没有任何实际法律意义,所以宪法应当司法化。随着违宪案件的不断出现,社会对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有更加强烈的需求。反对者主张,我国从来没有宪法适用的先例,而且宪法在我国制定法中具有最高权威的地位,它只做原则性的规定而不具有直接适用性。另外,公民权利可以依据其他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获得保护,没有必要一定要直接依据宪法,这也是对宪法权威的一种保证。

二、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并没有建立完全的宪法诉讼制度,也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宪法司法化。所以,是否需要从根本上为宪法司法化奠定一个理论化、制度化、法律化的基础,使得宪法在实践中“活”起来,以真正保护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理论与实务界面临的一个难题。

笔者认为,宪法首先是法,其次才是根本法。和其他法律相比,宪法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它仍然是法。如果宪法只能作为立法和公权力行使的根据,不能作为司法裁判的根据;在要求立法和公权力的行使以宪法为根据时,又无适当程序和机构来审查它们是否违宪并予以纠正或救济,那么我国的宪法就陷入了“白马非马”的悖论。接连不断的违宪案件得不到解决,也意味着我国的违宪审查模式已无法满足法律实践需求。因此,我们必须要走宪法司法化路线来更好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而宪法是可以而且应当具有司法适用性的,依据如下:

首先,宪法司法化是由宪法的法律性特征所决定的。宪法首先是一种法,它的法律性导致它与其他部门法一样,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文字成为现实而有效的规则。从法治层面上看,法律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实在性法律规范。我国的宪法规范具有法律规范的一般特征,它其实也是一种法律,那么就具有适用性。宪法不应该只停留在静态的纸上描述,它应当是一个动态的事实过程,如果制定的宪法得不到实施,那么它就会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其次,宪法司法化是宪法的最高权威性的需求。宪法既然是一种法律,那么它就应该和其他法律、法规一样,发挥法的作用。法律真正的权威性与至上性不是只停留在纸面上,只有让宪法“动”起来,才能使宪法的权威与至上得到真正的体现,也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体会到。如果在依据具体的法律法规得不到救济时,那么就应当且可以依据宪法的规定,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实现。因此,只有在实践中实现宪法司法化,宪法最高性和神圣性方能真正得到彰显。

再次,宪法司法化有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由宪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必不可少的某些权益,是公民确保其自身生存与发展而享有的权利。虽然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较为完备,但仍然有一些宪法权利在部门法中没有得到具体的保障,法院对此类问题的诉讼请求,只能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为理由而不予受理此案。宪法权利受到侵犯却得不到救济与恢复,违宪行为得不到法律惩罚,会使人们对宪法的人权保障产生怀疑。宪法司法化则丰富了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途径,也使宪法权利成为有着救济途径的实实在在的权利,在推进人权保护步伐的同时唤醒了民众的宪政意识。

最后,宪法司法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有宪法不等于有法治,宪法的存在只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依据,要实现法治,就不能只停留在宪法条文之中,必须坚定地实施宪法,贯彻宪法的基本精神。只有实现宪法司法化,使宪法规定的内容真正贯彻落实到实际生活中,才能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才能使宪法的权威和效力不流行于形式,才能使人们养成良好的宪法意识,进而最终实现依法治国。宪法司法化也实在地将宪法推崇到根本大法的位置,使执法者和人民对宪法心存敬畏。宪法司法化是法治的起点,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

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现路径

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都有所不同,国情差异也很明显,于是造就了不同的宪法司法化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的宪法司法化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我们需要在符合本国国情的前提下,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司法化的路径。

美国的违宪审查权是由普通法院来行使的。联邦系统的所有法院,包括联邦地区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都是宪法审判机关,享有违宪审查权。美国的违宪审查以普通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只有在普通诉讼中发现了有关法律、法令及行政行为的违宪问题才能引发违宪审查。有关诉讼必须涉及具体争议,当事人必须是认为自己已经遭受直接、重大的伤害,或者正处在即将遭受此种伤害的危险之中才能在初审或上诉审的案件中就某项法律或者法令的合宪性问题提出异议,公民不能因为对于某项法律或者法令可能违宪的兴趣而直接请求法宣告其无效。美国并不存在违宪审查的专门司法程序,在诉讼中提出违宪审查不会引起正在进行的程序中断。

德国1949年的《基本法》在一般的司法系统上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法院来专门进行违宪审查。联邦的每个州都有一个宪法法院,其职责在于确保州宪法的正确实施,联邦宪法法院是其最高的上诉法院。德国宪法法院的审理与一般法院的审理是分别进行的两个诉讼,虽然宪法诉讼可能由一般诉讼引起,但是这两个诉讼相互独立,各有各的管辖法院,各有各的审理程序,各有各的判决。

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其作用是调解政府机构间关于宪法问题的纠纷,但由于缺乏直接采取必要行动的管辖权,所以它并不具有司法的性质。1958年法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其新宪法承认了“有限政府”原则,即每一项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一一都有其限制,宪法委员会才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权和违宪审查的权力,法国特色的宪政才具备实质的意义。

英国议会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由国王、上院和下院组成,是主权者。三位一体的英国议会在理论上可以制定、修改、废除任何现行法律。所以,英国的违宪审查大体上是由议会行使的,但是这种立法审查方式并不具有司法的性质。英国司法形式的违宪审查具体有二个方面,其一是议会上院的判例贡献,其二是议会自身立法授权法院的审查。英国议会2000年生效的《人权法》使得《欧洲人权公约》开始在英国具有国内法效力。英国的违宪审查具有司法适用性质,其独特之处在于法院的审查方式,即不是采用撤销或宣布法律无效的强形式,而是以敦促议会修改法律从而抵消恶法的弱形式来进行的。

各国现状说明宪法司法适用在各种违宪审查模式中都是可行和必要的,也为我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的依据。关键问题是要把这一制度本土化时,如何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选择与其相适应的违宪审查模式?

我们不难发现,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或许有些劳师动众,而且可能会与我国现行存在的司法制度相冲突,到时不仅保障不了人民群众的权利,反而使诉讼更加复杂化。而且,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案件可能得不到任何方式去解决,宪法法院与普通法院相互推诿,使得最初设立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的目的无法实现。另外,对立法、司法及行政机关的各种违宪的立法和行为都集中于一个专门机关审查,难以保证这些案件的迅速处理。

由最高立法机关实现宪法司法化,也不太符合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立法机关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职权相当广泛,即使它希望行使该权利,也可能会因为有心无力而不得不放弃。同时,因为法律法规由其制定又与之没有利害关系,这样就很难发现违宪问题,对于具体的违宪案件,仍然不能够以司法程序解决。

美国实行的由普通法院行使宪法司法化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需求是相符合的,但由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差异太大,导致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现阶段,我国实现宪法司法化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对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制度已经相当完善,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具体行为的违宪案件,即在宪法私权诉讼方面保障公民的权利。

(一)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立法上的实现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着一国最基本、最重要的事项,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性。由于宪法司法化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也应在宪法中得到根本性规定。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具有直接依据宪法裁判具体违宪案件的权力,从而为各级人民法院行使宪法司法化的权力提供最终和最高的法律依据。当然,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根据宪法对此项的规定,制定相应的法律或法规,规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但是,宪法的规定才是最根本的,如果在宪法上没有依据,得不到宪法的承认,那么一切都仅仅是空谈。也许这对于一个缺乏违宪审查传统的国家来说有些困难,但是如今的法律实践的确很需要这方面的规定(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以完善欠缺,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公务员之家

(二)宪法司法化在我国法律适用上的实现

有了宪法对宪法司法化最高性的依据规定后,还得有具体的实施,才能真正的实现宪法司法化。法律的具体实施是由审判机关来完成的。我国的审判机关分为四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法院都行使司法管辖权,对具体的案件有审判权。以前缺乏宪法的依据性规定时,法院是没有权力处理具体的违宪案件的,它们不敢也不愿直接依据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来保护公民的权利,但有了宪法的承认之后,则一切都将发生改变。法院可以直接作出裁判,任何主体都不能再借任何借口以规避法律的制裁。因此,在得到宪法承认的前提下,实施对具体违宪案件的管辖权,处理宪法纠纷,使得违宪案件得不到解决的局面彻底改善。

注释:

王晓燕.略论宪法司法化.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4).第30页.;

林弥.论我国违宪审查模式的构建.西南政法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第5页.

胡锦光.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5).第59页.

我国化范文篇9

作为当前处理金融风险问题的特殊模式,金融风险财政化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对政府职能的_项客观要求,也是现行财政金融管理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事一议”的金融风险化解方式正逐渐暴露出其体制性缺陷和不尽合理的地方,存在着诸如“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以及地方“倒逼”中央财政等问题。因此,如何借鉴国际相关经验,构建相关法律框架,建立潜在债务风险监控体系,进而弥补我国金融风险财政化运作模式之不足是本文的分析重点。

改革开放20年来,投资一直是使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巨大引擎,而此引擎的动力源却又来自于财政与金融。在为国民经济发展“输血”、“供氧”的同时,财政与金融又因边界不清、职能模糊、体制摩擦等问题而给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带来了极大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加入WTO后,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全球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将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途径传人中国,这不仅增添了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执行难度,也使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变得日趋复杂。一般情况下,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外来风险能否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还需视我国经济运行体系是否健康、安全而定。因此,理清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以及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国家宏观经济风险的前提与条件。

一、引言:由理论界对我国财政危机问题争论引发的思考

对于我国是否存在财政危机这一问题,目前国内外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按照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可将这些观点大致分为3类:一是存在论,二是不存在论,三是局部论。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童振源博士的“存在论”认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其主要论据有: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中国财政负担沉重,隐性支出严重;积极财政政策对财政危机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中央财政扩大收入有严重障碍,等等。该观点主要是从目前我国财政境况窘迫、隐性负债规模巨大等方面分析问题的,因其角度是静态的,所以得出了当前我国财政问题十分严重的结论。

而以国内学者余永定为代表的“不存在论”则认为,我国目前并无财政危机之实。事实上,一直居高不下的国民储蓄率,为政府国债的顺利发行提供了债源上的保障。而且,近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支持了财政收支状况的改善。只要财政可持续性的内外部条件能够保持动态均衡,财政危机就不会发生。我国持续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我们逐步化解财政风险赢得了时间,也为我们化解财政风险提供了物质基础。该观点主要是从财政的可持续性来分析问题的,所以得出我国目前不存在财政危机的结论。

以赵晓为代表的“局部论”认为,即使在总体上可以证明我国不存在财政危机,但也不能排除爆发局部、地区性财政危机的可能。

由于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角度、假设前提不同,所以观点的相左或不同并不奇怪。但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看到了我国财政领域存在的问题,这对我们更加全面地研究财政风险问题提供厂借鉴意义。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财政活动主体(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特殊性,政府债务是否会恶化到危机的程度,还得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政府除了可以通过增收节支、扩大举债规模等来缓解财政困境之外,往往还可以通过加快印钞机转速来解决债务问题。因此,从管理和效率的角度出发,在源头上搞清引发财政风险(危机)的主要原因,要比危机爆发后,再“开处方”更有实际意义。

二、财政风险的涵义及主要来源

(一)财政风险的涵义及分类

所谓财政风险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政府债务均衡状态遭受破坏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财政体制正逐步从“吃饭”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与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风险相比较,现代财政风险(或公共财政风险)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前者的研究,主要涉及财政赤字、国债规模、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等问题,而对后者的研究,除了要涵盖以上几个方面外,还要涉及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凡是涉及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都需囊括到现代财政风险的研究之中。借助世界银行提出的政府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概念,可将我国的总体债务划分为四大类:直接显性债务、直接隐性债务、或有显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等。直接显性债务是任何情况下政府都要承担的债务,不以任何事件的发生为条件。由于直接显性债务的可控性,与之相对应的直接财政风险也是可控制的。直接隐性债务、或有显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下面将三者简称潜在债务)是政府的条件债务,它是否构成政府的现时义务,还要以条件是否发生及政府是否会最终确认为前提。又由于它们大多是由准财政行为或非财政行为引发的,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性,所以很难对其进行量化和估计,因此与之相对应的财政风险具有可测性差、可控性低等特征。

(二)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财政风险是由直接显性债务和潜在债务均衡状态遭到破坏而引起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教授2003年4月所完成的一项科研课题结果表明:由直接显性债务和潜在债务组成的国家综合负债水平约占(DDP的115%-118%,而其中潜在债务又约占CDP的90%左右…,可见潜在债务构成了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

财政风险范畴的大小与财政运行体制有着极大的关系。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既非过去那种包打天下的统收统支的计划财政,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财政。由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常常出现政府管理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根据我国现行财政活动所涉猎的范围看,各级政府不仅生产“公共晶”,同时还生产着大量的“非公共品”。从表现形式上看,潜在债务主要包括:部分外债(主要是指“巧借”、“巧还”没有登记的外债)、处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所形成的或有债务、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所形成的债务、国家政策性银行及其他公共部门发行债券所形成的债务、国债投资项目配套资金形成的或有债务、国有企业亏损所形成的债务、对供销系统及农村合作基金组织援助所形成的或有债务,以及由地方层级所形成的隐性与或有负债等(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乱担保、乱集资,地方金融机构支付缺口与金融机构关闭、重组所引起的隐性和或有负债等)。

从整体来看,外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社会养老保障欠款是我国隐性和或有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体制转型期,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企业,由各种债务所组成的链条之所以能够延伸下去并没有断裂,就在于金融在时刻给这个债务链“供氧”。为了保证不因债务链条断裂而产生危机,金融体系(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自愿或不自愿的首先担起了“救火队”的角色,通过进一步“输血”以保障原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正常维持。只有到了金融无血可输或不愿输血时,财政才作为最后的兜底买单人出场。在我国,绝大部分经济风险(包括各类改革成本)先是通过金融领域集小,然后再通过财政显性化。所以有人说,在中国金融风险就是财政风险,有一定的道理。

(三)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引发风险主体不同,财政风险的表现形式也不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财政风险可以分为:大类:一类是由财政活动引起的风险,这是严格意义上的财政风险,主要表现为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远大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债

务规模不断膨胀等;第二类是由国有金融机构的准财政活动引起的风险,这类风险虽然首先表现为金融风险,但因国有金融机构的出资人是财政,它们也常常行使部分财政职能,金融风险最终还是要转化为财政风险;第三类就是由非财政活动引起的社会经济风险(包括金融机构因利己行为而引发的金融风险)。尽管这类风险初看与财政风险无关,但由于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弱化的计划与扭曲的市场并存,有关约束制度处于真空状态,使一些权力得到扩张的地方、部门以及经济组织在追逐自身利益时,既有可能摆脱原有计划手段的管束,又有可能逃脱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市场制度的约束,为了社会的稳定,国家往往不得不背负起它们造成的某些不良后果,所以这类风险最终还是会转化为财政风险的。本文主要围绕后两类情况研究金融风险的转化问题。

三、金融风险财政化的主要途径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金融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簿记”机关的银行,长期在金融领域是“一花独放”,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依然如此,虽然当时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但其业务范围很小,所以当时的金融业很难算得卜是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代金融业的主体框架已经搭建完毕,从监管机构(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到经营主体(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财务公司等)再到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基金市场等)均已到位。我国金融业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发展质量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为了“跑马圈地”、“抢滩布点”,各金融机构已无暇“精耕细作”,原来不良资产存量问题未及解决,新的增量资产问题又出现了。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监管法律不健全、不完善;经营主体违法、违规现象严重;缺乏开放条件下金融业管理经验;金融市场结构不完善、流动性差等问题,这些问题也都在累积着金融风险。

虽然证券等直接融资方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其比重还很小,融资渠道仍以银行为主,所以金融业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银行业上,而银行业的问题又主要集中在它的不良资产上。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危机给所在国带来的严重后果:国际资本外逃、货币贬值、金融机构倒闭、国际收支严重恶化、资产大幅缩水等。我国之所以躲避过了这次金融危机,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开放,受国际资本冲击小。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出现过货币危机或大面积的银行倒闭事件,也没有出现系统性支付危机,但并不能说明我国不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而恰恰相反,我国金融业目前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作为存、贷款均,占全部金融机构60%以上的工、农、中、建4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构成了我国金融业的主力军,它们目前的资产质量状况尤为令人担忧,其经营与管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问题。

1.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到底有多少,一直众说纷纭,并出现了官方和非官方之间、非官方之间估计数字不一致的情况。目前,人们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其整个贷款余额比例的估计数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十不等,但大多研究者的估计数均在20%~30%之间,其绝对值应数以万亿计是没有争议的。

不管这一比例的准确数字是多少,它肯定已经远远超过了《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贷款相关比例的要求。根据该协议,不良资产占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能超过15%,其中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帐贷款的比重分别为8%、5%、2%.如果按此要求去比照,恐怕没有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符合相关要求。

我国化范文篇10

1、农业保险及其结构类型分析

农业保险作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增长以及农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的重要制度,也是我国结合国内农业发展实际情况而推行的重要政策战略,在农业经济的提升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业保险,顾名思义,由保险机构专门开展经营和维护,针对农业生产以及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或者是意外事故等导致的农业生产与经营发展经济损失进行责任承担或者保险赔偿的一种制度和政策,对于保障农业以及农民的生产发展安全有着极为重要和突出的作用意义。在我国,根据农业产业化的结构发展实际情况,农业发展的产业结构主要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林业等结构形式,因此,国家在进行农业保险制度以及政策类型的建立确定中,也是结合农业产业化结构形式建立制定的。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按照农业保险承担保险责任的对象以及内容情况不同,农业保险的类型主要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森林等保险项目。其中,种植业类型的农业保险主要是指对于植物性生产保险责任进行承担的农业保险类型,比较常见的种植业农业保险有粮食作物种植与生产保险以及经济作物种植和生产保险、水果果树种植生产保险、蔬菜园艺种植生产保险、其他种植与生产保险等。其次,我国农业生产与发展中的养殖业农业保险项目类型,则主要是指以动物生产发展为主的保险类型和项目,像牲畜保险、水产养殖保险、家禽保险、特种养殖保险等不同保险类型和项目。

2、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分析

结合上述我国农业保险的主要结构类型情况,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针对农业经济生产发展的灾害事故,通过建立农业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实现以“政府主导”、“财政支持”以及“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的保险模式。其中,“政府主导”主要是指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提升过程中,结合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国家和政府的牵头引导作用,实现农业灾害预防和灾害影响减小控制等保险制度和措施的构建完善,实现对于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而“财政支持”则是指各级财政机构结合国家对于农业保险政策支持以及决定内容,对于农业保险进行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用补贴,以鼓励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制度和要求规定,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再次“市场运作”主要是指通过农业保险专门经营管理机构对于农业保险政策制度的市场化运作与管理,在提升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委托机构的经营管理资格同时,实现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完善,以能够支持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农业灾害的预警与灾害影响减小;最后,“合作共赢”则是指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农民以及政府、市场之间的相互合作,以推进农业保险制度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和完善,促进国家农业经济的真正提升和发展。

二、农业保险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相关作用分析

结合上述农业保险的概念含义以及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与具体类型,在具体推广应用与实施过程中,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政府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与推广应用以及农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利益保障等,也有极大的积极作用和意义。首先,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直接促进了我国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的功能作用放大化。随着农业保险制度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国家财政机构在加强对于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同时,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提升方面的作用功能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放大效应,使得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作用影响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其次,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升也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再次,农业保险制度的推广应用在提升农业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同时,对于扩大农业的再生产融资能力以及维护农村发展的和谐稳定,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也有积极作用和意义。结合我国农业生产与发展现状,农业灾害事故预防与影响控制中,农业保险已经逐渐成为成为我国农业灾后生产恢复以及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和支持,对于农业发展的灾后恢复重建以及促进农业发展提升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与保障性作用,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农业保险在为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增收服务过程中,农业保险机构通过开展农业贷款形式,为农业保险以及相关配套保险政策等提供保障,不仅推动了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互动合作机制的发展推广,在转移农村信贷风险的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和提升农业保险的融资能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