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范文10篇

我国文化范文篇1

中国文化自古就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秦汉文化实际上就是先秦诸国文化融合而成，隋唐文化则是汉文化和诸多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汇通而成，宋元明清文化也混合进了大量外来因素。近代中国文化也具有一个立足自身传统同时又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当代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更是大规模、多层面地引进各种文化，并融汇到自己的文化创造中去。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一条兼容并包、广纳深蓄的滚滚河流，其本身就具有宽阔、包容的精神气象。对于这种气象，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加以培育发扬，使之更为深厚广大；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使之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世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宏伟大气，使世人产生深深的尊重之心、殷殷的学习之意。在此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的媒体应该努力宣扬中国文化的这种气象，这既有利于国人产生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也可以为世界上一些较为狭窄的文化类型树立榜样。

二、塑造公平正义的文化品格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如《诗经�小雅�节南山》中说：“昊天不平，我王不宁”和《论语�里仁》中所说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此后，中国历代的仁人志士为了追求公平正义而不懈奋斗，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其中，既有为了社会内部的平等正义揭竿而起，也有为了民族之间的平等正义而浴血抗争。即使在当代中国，也有学者为公平而大声疾呼，也有不屈者为追求正义而付出各种代价，有关的思想和故事到处都有。在当前，公平正义也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追求，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理念之一。这样，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中就应该充分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正义资源，并努力在更大的规模中、在更深的层次上塑造这一品格。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一文化品格的塑造在相当程度上仰仗制度本身的公正品格。在此，我们既要看到这是一个循序渐进、难以躐等的过程，也要看到这是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推动促进的过程。

三、充分拓展广阔深远的文化境界

当代世界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一方面西方文化之中物质主义、感官主义大行其道，另一方面，激烈反对这一文化潮流的各种原教旨主义也在强劲抬升。但它们都没能较好地解决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人类未来命运等重大且紧迫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兼容并包的中国文化有着自己多层面、多视角的独到思考。我们说，立足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可以将这些差异巨大的各派观点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既有一定逻辑贯通性又允许一定逻辑断裂存在的巨型文化系统，塑造成一个富丽堂皇又堂奥深幽的中国文化大思路。各个派别之间的思想差别正好可以形成不同的层级，利用现代逻辑将这些层级贯穿起来，就可以使中国文化产生广阔深远的境界，可以应对不同的现实问题和未来问题，从而为人类面临的诸多困难提供多层面的答案，为人和人、人和世界关系提供多视角的思考。

我国文化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提高；意义·问题·抉择。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这是我们党首次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使用”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所谓”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力、感召力、同化力来影响、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自己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等的能力。文化软实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关系到一个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能力。因此，在文化交往全球化语境卜深入探讨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意义。

文化软实力是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关系到我国维护自身安全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概括而言，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如下几个方而的意义。

1.提高文化软实力是适应当今世界局势发展的客观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计划》中断言：”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交往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从产品的竞争、经济的竞争到国家的竞争，越来越趋向文化的竞争。[2]在2006年11月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同志指出：”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而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3]这是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软实力”概念。接着，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深刻地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4]而我国在全球文化软实力格局中还处于弱势，尤其与国家的整体实力不相称，瞬待加强。

2.提高文化软实力是适应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以文化为核心体现的国家软实力，表现出与我国硬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明显不相称，在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均9.7%的快速增长，200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3000美元，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今年有望达到第一位，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却比较缓慢。以2006年为例：2006年我国实现了文化产业同比增长17.1，对GDP的贡献率为3.41，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首次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按照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就进入文化消费的快速启动阶段；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这个门槛，人们对文化的消费则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文化软实力关涉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实现。

3.提高文化软实力有助于国家硬实力的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能为国家硬实力建设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正如所指出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应，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文化、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没有思想文化的革命、制度的变迁，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限的。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亦是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发展文化软实力可以激活硬实力的发展，并为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党的十六大以来，同志深刻地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要更好地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万众一心地为实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4.提高文化软实力事关国家的文化安全和主权。文化交往全球化势必导致西方尤其是美国强势文化大举涌入中国”，全球化的文化携带着自由、个人自主与挣脱传统家庭和血缘关系镣铐的信息大踏步地打上门来。“[6]。文化交往全球化使得美国等西方强势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娱乐文化）全球化，弱势文化被迫从属于西方文化、美国文化，从而消解了各个民族的独特文化。其文化后果将是整个世界被同化为像是一个移位了的迪斯尼乐园。一位法国政府官员更生动地将它称之为’文化的切尔诺贝利‘事件。［7］在这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各种各样的文化消费产品和媒体中，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之间所占的比例明显以前者为主，且这种主导性仍在扩展过程中。全球文化交往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式的不平等交往，它严重地威胁和损害了非发达国家的文化安全和主权。因此，只有提高自己国家的文化软势力，才能应对文化交往全球化的挑战，才能维护本国文化安全和主权。

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近几年来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已经明显增强，但由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刚刚起步，文化软实力西强我弱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文化软实力与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丰富的文化资源现状还不相适应，同时也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很不相称。

1.对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视程度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各种方针政策都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倾斜，各种政绩评价体系都以经济发展的各项硬性指标为重要内容。这样就造成了在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各级政府的宏观决策上，乃至在国民的总体认识与具体实践中，都以硬实力（及其资源）作为比较、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主要标准，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为综合实力基础的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和提高。总体说来，我们现在的战略方针还停留在”经济强国“的认识层面上，缺乏从提升文化软实力角度增强国力的战略思考和总体规划。

2.社会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整合多样化文化的能力不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趋势的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各种腐朽、落后思潮纷纷涌现。而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西方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也不断涌入。这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构成极大冲击，使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思想文化基础削弱。原有社会核心价值观受到了较大的冲击而处于被边缘化状态，主流文化与各种不健康的亚文化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越发激烈。当前，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无法有效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潮和文化，这就造成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感和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减弱，社会文化整合难度进一步加大。

3.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模式单一，发展动力不足。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各级党政机关、教育部门、科研院所和各种主流媒体，实施方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强势宣传和直接教育。在传统的文化发展战略中，忽视了各种社会团体、群众自治组织以及普通民众学习和传播先进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就是说，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主体比较单一，而且采取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灌输“模式，力量作用单向化。对这种模式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学院派作风严重，针对性不足、缺乏时代特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渗透力不足，而且缺乏有效而又持久的发展动力。

4.文化产业发展落后，”文化赤字“严重。我国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缺乏整体规划，产业集约化程度较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还很小。中国的文化产业还而对着发达国家文化输入的严峻挑战。我国文化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存在相当程度的”文化赤字“现象。2004年的中国行业发展报告指出，我国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口总额220力一美元，进口总额2136力一美元，逆差近10倍；全国图15、报纸、期刊累计出口总额2546力一美元，进口总额1.6亿美元，逆差为6倍。2006年，我国图书进口与出口版权贸易的比例为6:1,与美英之间的进出口比例则高达20:1左右，大部分版权出口地都是东南亚国家。这些数据说明，在文化交往中，境外文化产品像’洪流”一样大量地涌入我国文化市场，而我国流向域外的文化产品却像涓涓的小溪。

5.文化资源开发不当，文化传播力不强。当前我国对文化资源的开发还不尽合理，这主要表现为：一是缺乏规划。忽视前期调研、论证和方案设计，使资源的整体优势、核心优势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和利用。

一是盲目开发。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开发、转化为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也Jl二非所有的开发都能实现预期。二是粗放开发。山于对文化资源总体价值缺乏宏观深刻的把握，一些地方仓促上马，低水平开发。四是无序开发。当前，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短期行为、中一边行为和随心所欲的做法相当程度地存在着。文化传播力不强阻碍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8]

就目前来看，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载体、手段、方式、内容等都存在很大问题和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力和影响力。

6.缺少中西文化的“摆渡者”，中国文化难以走向世界。仅仅创造出更多的文化产品、更新文化传播方式还不够，要使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播海外，还必须有好的文化“摆渡者”。目前国内缺少国际文化传播方面的专业人才作为中西文化的“摆渡者”，这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障碍。中西文语言差距太大，没有一大批好翻译是绝对不行的。语言作为文化“摆渡”的工具，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国家有必要培养一批对中外文化都有较深造诣的语言专家，来从事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培养优秀的文化人才需要战略眼光，更需要时间，而当前我国社会浮躁之风太盛，甘于寂寞、具有十年磨一剑毅力的文化工作者委实不多。

三、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事关我国的综合国力，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着力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1.积极推进文化创新，增强中国文化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一种文化维持自身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前提。所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的核心，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同志2006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在党的十七大上，他强调指出：“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1]文化创新，首先要推进文化观念创新。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观念不更新，就难以实现文化软实力的快速发展。推进文化观念创新主要是树立和更新文化创新观、文化权益观、文化安全观、文化产业观、文化人才观等等。其次，要推进文化体制创新。体制机制是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根本保障。要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使之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完善文化市场体系，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不断增强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第三，要大力推进文化内容和形式创新。要通过推进文化内容创新，使我国文化产品既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感，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生产“阳春白雪”，又生产“下里巴人”，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层次人们的文化需求。要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讲坛、小品、电视剧、各种娱乐节目以及其他群众性活动将先进文化渗透其中，弘扬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主旋律。第四，要大力推进文化传播手段的创新。要不断拓宽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大众化传播体系。坚持运用电视、电影、广播、书刊、网络等多种有效载体将文化价值观形象化、具体化、艺术化、多媒体化。

2.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提升我国文化竞争力。文化产业概念强调文化创造财富和文化增加价值，既重视文化的市场化推动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和消费，又重视市场文化化的趋势，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文化附加值和大力发展“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或创意产业。为此，首先，要制定和实施适应新形势的文化产业政策，根据新形势、针对新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思路和对策。新的文化产业政策要遵循“五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即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以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坚持走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坚持内外并举。其次，要坚持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着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着力培育这样一批骨干文化企业是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环节。为此，应着重扶持具有市场领导地位或潜力大的文化企业，通过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尽快壮大企业规模，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积极“走出去”，充分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应成为“主力军”，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广大民营文化企业应成为“生力军”，充分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和积极作用。第三，要加强高端人才培养。丰富的人才储备是文化产业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文化产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应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有文化、有素质、有能力的经营人才、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复合型人才；加大人才机制创新，完善人才使用、竞争和激励机制，吸引和挖掘优秀人才，使优秀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用得上。

3.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传承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精神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基础，是一种内在的、隐性的文化竞争力。面对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极为重要的任务，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首先，要认真挖掘和提炼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价值。要深刻认识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要求进行科学梳理，挖掘符合时展要求的内容，汲取合理思想内核，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运用多种方式宣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编写通俗读物、拍摄电视专题片、在媒体上开设专栏专题等多种形式，使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9]其次，要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增强国家内部凝聚力。一国内部不同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群拥有不同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多样性的文化之间如何和谐相处而非彼此冲突，是那些多种族、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只有制订和实施“多样性共同生活”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承认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提高公民对社会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寻求“多样性中的一致性”，才能增强拥有多样性文化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其三，扩大文化交流，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特色。立足于现时代，以全球化的思维和眼光回应文化交往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文化。因此，我们要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博采众长，厚积薄发，推陈出新，在人类文艺发展史上谱写绚丽多彩的篇章。在吸收他国先进文化成果之时，要主动地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4.建构全社会参与的文化建设新格局，增强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在文化软实力建设过程中引入文化治理理念，推行分权化战略，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各司其职合力推进本国文化发展。[10]努力形成全党全社会广泛参与、多向互动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新格局，增强中国文化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首先，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宣传思想文化部门主要负责、党政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和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形成推动文化建设的整体优势。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要发挥好主力军作用，同时主动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争取各方面的配合与支持。发展改革、财政、社保、税务、工商等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部门，要切实担负起文化建设和管理的相关职责，在政策、财力、物力等方面积极提供支持和保障。其次，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发展环境，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使各类文化人才的才华有展示的舞台。其三，要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的积极力量，发挥社区居委会、各级共青团和妇联等民间组织的优势，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各具特色的有文化宣传和教育活动，调动基层民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这也是激发民间“横向”动力推动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主要手段。最后，加强海外民间文化交流的力度，调动海内外各种华人组织和社团参与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为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做出贡献。

5.改善文化传播理念和方式，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文化传播能力与一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直接相关，是一国文化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元素。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该国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的形成，就与西方传媒产业的高度发展和我国传媒产业的相对落后直接相关。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需要以现代传媒为载体以扩大其文化影响力。为此，要创新传播方式，在积极推动国内主流媒体进入国际传媒市场的同时，采取收购、兼并、控股、联合、合作、节目交换、引进国外人才等多种方式，掌握更多的国际传媒资源，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传媒资源传播中国的声音。继续推动政府间文化交流活动，把政府间文化交流与国际文化贸易结合起来，把政府推动与企业市场化运作结合起来。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文化交易平台，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出版传媒企业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到境外兴办报纸、期刊、出版社、印刷厂等实体，拓展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市场，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强化国际舆论引导，着力建设语种多、受众广、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使我们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积极扩大文化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大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力度，不断提高汉语在互联网的使用率和影响力。

6.重视思想、观念和原则的生产和传播，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还要特别重视思想、观念和原则的生产和传播，努力使本国成为国际社会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原则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思想、观念和原则等价值理念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原则的生产和传播是发展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实力大增，“中国威胁论”也不绝于耳。此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充分挖掘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和平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及时地提出“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的理念，立刻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同。贵和尚中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好评，被亚非拉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亲切地称之为“中国兄弟”。目前中国已经和世界各国广泛建立了“伙伴关系”，国家的亲和力和影响力急剧增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从“斯大林模式”和“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向现代社会主义模式的转轨。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进程，它不仅使社会主义走出了传统模式的困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中国模式”而且为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创了“北京共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增强了“中国模式”吸引力和感召力。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3.

[2]夏海军，栗志刚。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江淮论坛，2009（02）：83-86.

[3]。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人民日报，2006-11-11（001）。

[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15（005）。

[5]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6]花建。软权利之争：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化潮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48.

[7]塞缪尔·亨廷顿，彼得·伯杰。全球化的文化动力[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

[8]杜超，王松华。文化资源转化与文化产业业态创新[J].同济大学学报，2008（04）：99-103.

我国文化范文篇3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本源

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中共十七大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中国文化软实力本源研究是此课题的前提。

首先，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

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巴比伦文明乃至世界上所有其他古国的文明相比，是唯一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炎黄子孙的生命基因，是我们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源泉。

“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2006年来华访问时说，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吸引力。例如：中国人对人与自然的理解，中国的书法、绘画、中国功夫，甚至中国的饮食和传统服饰等，在美国很受欢迎。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世界上一直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中华文化对人类发展具有启迪作用，将为解决工业文明困境这一世界性难题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西方工业文明所呈现的弊端和困境越来越多。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宣言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必然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1]大凡大国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树立共同理想，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掌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打牢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2]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在给人们带来价值观念和思想活动前所未有的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确保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而且增强了全社会成员的归宿感和凝聚力，增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社会稳定，坚定了人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的决心和信心。

再次，和谐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主题。指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3]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进一步强调，“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和谐文化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4]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从“和为贵”的处世观，到“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到“协和万邦”的国家观，“和”的理念浸润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壮大。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生活、行为方式出现了多样化，在此背景下，我们主张的和谐文化是认同这种多样性的，一如指出的：“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5]但也不能忽略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带来了高雅与劣俗、繁荣与浮躁的并存，所以，“我们的和谐文化是面对多样性、并且积极有效地引导多样性的和谐，是面对复杂的矛盾、并且妥善高明地处理复杂矛盾的和谐。这样的和谐，既是一种文化风度，又是一种文化能力。塑造和谐文化的能力表现在它不是简单粗暴地压抑和消解多样性，而是运用大智慧，积极引导、协调、提升和规范多样性，在多样性之间求沟通、理解、对话和融洽，进而从中提炼出民族的向心力和前进动力。”[6]最后，文化产业是中国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硬性”特质。

如果说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软”性内容，那么，文化产业则是其“硬性”特质，前面三个方面属于非经营性文化，构建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产业则属于经营性文化，它能够夯实我们的精神家园。

不能把文化软实力单纯地理解为文化产业，但也不能够抛开文化产业来谈文化软实力。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文化产业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表现，是文化软实力的物化和有效载体，是技术和文化密切结合的产物，反映了文化和经济相互渗透的趋势。“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运作，才能向全世界传播和扩散，并且渗透到千百万人的生活中去。”[7]文化产业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当今世界，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无不拥有发达的文化产业。资料表明，近年来，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高达27%。“我国虽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文化资源大国，但同时又是世界公认的文化经济弱国。”[8]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规模较小、相对分散、总体实力弱。因此，改变我国文化产业规模、文化产业增长值、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文化消费结构等方面相对落后的现状，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当务之急。

总之，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厘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本源是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前提，从而有效地找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品质的着力点。

参考文献

[1][2]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80-181

[3]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11-11(1)

[4]孙波，文化软实力及其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科学社会主义，2008，（2）

[5]广泛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N〕人民日报，2003-12-11(3)

[6]杨义，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人文内涵和历史哲学思考光明日报，2006-7-25

我国文化范文篇4

一、从现代园林设计洞悉中国传统文化

1和谐之美

中国现代园林设计同样也体现了和谐之美。它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自然与建筑之间的协调、动与静的统一。中国现代园林设计所体现的和谐之美更多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它推崇淡泊平和、清新幽远的境界。它强调园林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注重和谐与中庸”。表现在造型上，中国传统园林犹如天地的缩影，有着各种各样自然景色的缩样，如山峦、岩石和湖泊。中国园林在营造布局、配置建筑、山水、植物上，竭力追求顺应自然，着力显示纯自然的天成之美。由此模山范水成为中国造园艺术的最大特点之一。

透过这些园林设计中的恬静淡泊，而有不乏高雅自然的仪态。我们可以从儒家的“上下与天地同流”、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中领略到人和天地万物联系的是那么的紧密。因为它们把天与人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认为天是万物的起源，天与自然的发展变化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脚步。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人们就形成了一种主观力量，促使人们在认识、把握、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

传统园林的空间除了首先要考虑如何满足人的需要外，同时也考虑古人讲的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即人、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应当十分和谐。这种精神在中国独树一帜的自然式山水园林上得到了完美体现，“天人合一”成为园林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由此。在这种源于自然而又胜于自然的文化渗透中，历代的造园大师们以神州大地千姿百态的山川林泉的造园风格，使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统一，也使得中国园林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园林之母。

2民风民俗之美

民风民俗是极富有地方特色、极其区域化、保护民族情感的地方文化。它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社会生活文化，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悠久的传统文化传承现象。民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与人类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民风民俗形成的原因很多，其中经济、政治、地域、宗教、语言等因素决定和影响着民俗的产生和发展。诸如我国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或自治县，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情，湘西的土家族，高原的藏族，阿坝的彝族等。

近观我们的汉族，不同区域也有着不同的魅力。山西大同豫河公园中，其乌金广场的设计就是对当地民俗“旺火”的重新演绎，广东省佛山，地方民俗文化丰富多样，其中通济桥及“行通济”的民俗即为其中之一。

传说明朝时有一学子赶考，在佛山南郊一条河涌上乘船渡过时，被大雨淋湿而大病一场，为此许下宏愿，若中举则一定要在此修桥，免去百姓过渡不便和风雨之苦。后如其所愿，中了举人并在此修建了一座石拱桥，取名“通济桥”，该桥成为佛山八景之一。后来自明代开始，渐渐形成了“行通济”的民俗，每年正月十五，当地民众扶老携幼，一手举着小风车，一手拿着用红纸扎的生菜，由北向南从通济桥上漫步而过，祈求来年平安吉祥。

3传统道德观

中国传统的道器观重视物的意义与内涵而不是物的外在形式，这种观点反映在园林植物的配置上就是注重植物的意境和象征意义，而不是单纯欣赏植物的形状、颜色和香味。园林从开始的草创阶段便离不开花木的种植，古典园林中许多景观的形成都于花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承德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曲水荷香”，拙政园中的批把园、玉兰堂、海棠春坞等，都以花木作为景观的主题而命名。自古以来，古人把自己的感情、思想寄托其上，使植物也具有人的情操，康熙更明确道出园林植物的比德意义“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屈原的《离骚》就以香草比喻君子，作为人格高洁的象征。松柏的苍劲挺拔、抗旱耐寒、常绿延年成为中国园林文化精神中的审美意象，“风入寒松声自古”，松风传雅韵，听松风也就成为文人雅士的风雅之举。竹为“三教”共赏之物，唐张九龄称赞它“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竹子清高、正直的性格为文人雅士所倾慕成为他们理想的人格化身。在中国园林艺术中，花木因可以用来表达思想和意志而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载体，从而极大的丰富了园林的抒情意味。

4哲学辨证观

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它是周易学里的一句名言，意在揭示生命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流动的。自古以来中国园林的设计就继承了这一原则。而这一原则又恰恰体现了哲学的辩证观，指出任何事物都是动静结合的完美统一。中国的园林设计中就体现了空间不只是为构成一种静止的画面，而是一系列富于生命的运动感，使人在“步移景换”中得到一连串的空间层次感觉———亦静亦动，亦曲亦直，亦虚亦实，亦隐亦现的绝美意境。

最经典的建筑典范而又最能体现流动的园林建筑的表现形式莫过于廊。廊在园林中主要是风景的导游线，又是建筑之间相互联系的脉络。在园景组合方面，还起到划分空间、增加风景深度额作用。其体形宜曲宜长，随形而弯，依势而曲。曲廊多迤逦曲折，与墙依偎辗转流淌。总之，廊的设置使园林空间在延续的流动性中冲破封闭与隔绝而溢向室外形成弥漫之势，令人意犹未尽，以达到景观外延的效果。

5社会人伦观

儒道学说抑或《周易》的“阴阳”，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至尊。儒的“礼”，道的“无”无不体现着浓厚的人文精神，人本价值出于重中之重的地位。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人伦观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园林的建造也就建立在这一套伦理价值之上，并与之密切相关，空间的营造需要为现实的伦理秩服务。

“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宗庙陵寝是一切礼制建筑的通称，在中国园林中关于祭祖、祭天、祭地、祭日月星辰，山川万物，各类神灵，先贤哲人的各种坛、庙和陵寝，几乎都是一种代表精神象征的宗教仪式性园林建筑，它们的实用价值不高，但因为这样的伦理观念就不可逆转的形成了以威严的皇家园林为代表的空间形态的主旨：一方面，皇权至上的永恒观念。如北京天坛和北京故宫。另一方面，上下有序的等级观念。早在商周时期天子、诸侯都已有园囿，但范围和规格等级上却又很大差别，“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以至于在庙堂建筑上也自觉地将空间形式区别于人的等级，以维护阶级社会的秩序，这里边北京的四合院，江南民居中的亭台阁楼等都有极高的代表性。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园林设计中鲜明的透漏着古代社会的伦理观。

二、寻觅传统文化的足迹，挖掘中国现代园林的特点

园林是有生命的，其本质是一种追求愉悦的纯粹精神活动。中国传统园林的中国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布局流畅。中国传统园林的布局和整个园林的内容、形式、工程技术和文化艺术融为一体，遵循起、承、转、合的章法，使景观移步异景，也对场地的缺陷进行良好的弥补。用地广阔者不显空乏（圆明园），狭小者不显拥促（残粒园），狭长者不显冗长（南京煦园），扁阔者不显短浅（北海静心斋）。

2追求意境美。中国传统园林的审美心理节奏偏重于平缓、含蓄、连贯，追求一种天然之趣，一种清新自然的宁静，追求一种把自然环境与现实生活协调起来的美的境意。

3细节精巧。传统园林常是由局部来构成完整的整体。局部求精，并能够集零为整，表现得更为精致。

4空间划分含蓄。中国传统园林常把性质各异的空间逐步展开，自由灵活的进行空间的分隔。用空间对比、渗透的手法使景致显出层次。

三、传统文化表达现代城市园林设计中的方式及意义

1现代城市园林设计中传统文化表达的方式

（1）转化。指直接利用原有景观形态，通过变换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转化原有建筑、构筑物等的存在方式，来达到尽可能保留原有的结构和形态的目的。在中山歧江公园设计中，设计师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歧江公园的场地原为中山著名的粤中造船厂，该造船厂经过半个世纪的经营，留下了不少的造船厂房、机器设备，包括龙门吊、铁轨、变压器等，涂上鲜红的色彩，成为一个具有工业美感的巨大的构成主义雕塑作品。

（2）重现。在城市园林设计中，有时会从文字记载或口头传说中挖掘出场地原有的一些环境状况，设计师有时会将其重现。重现的景观给园林给增添了传统文化魅力，使观者能从视觉上了解到与场地相关的文化和历史信息。

（3）借鉴。在园林设计中，对其它艺术形式或文化现象的借鉴是允许的，更是普遍和常见的，首先，现代城市园林设计更是在借鉴传统园林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现代园林设计中的借鉴行为，更多的是对其它艺术形式的借鉴，特别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受到艺术及设计领域中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园林设计师对园林设计进行了积极探索，出现了如大地艺术、极简主义等新的园林形式和风格。城市园林设计对城市传统文化的借鉴，较为常见的是从一些建筑、构筑物、传统艺术、传统工艺品等中借鉴一些形式语言。

（4）保留。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的沉淀，它们就显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如城市发展历史中的房子、街道、古树、路灯等都代表着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而在园林设计时，场地中往往留有历史的一些痕迹，我们有时要依附它们来保留记忆或了解历史。在城市园林设计中，往往会保留场地中遗留的一些建筑物，如房屋、园林、工业厂房、牌坊、碑文、古井、桥、寺庙、雕塑、陵墓等等。如上海浦东中央绿地公园建设中，就特地保留了一座具有浓郁上海地方特色的民居，如今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陈列室。

2现代城市园林设计中传统文化表达的意义

（1）增加文化内涵

城市园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现象，蕴含了人类文化的结晶。现代的园林更是体现了对文化内涵的追求。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本身就体现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城市园林设计中融入历史和文化，能增加园林的历史感和文化内涵。

（2）弘扬城市文化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留存于城市中，融汇在人们的生活中，并对市民的观念和行为起着无形的影响。现代城市园林因为其面向大众而具有公共性，不仅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求，同时还肩负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展示现代文明风范的重任。

我国文化范文篇5

对于法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一种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社会治安的手段，另一种认为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

前一种法治观是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从上古时代起，明天道、察民意、“制而用之谓之法”的统治工具论观念就已经深植人心。后来的文人策士们说得露骨一点的，则谓“设法度以齐民”；说得含蓄一点的，则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务以德善化民”。总而言之，法律只是用来管束老百姓的。虽然到了近世也可以发现一些弥足珍贵的民权思想萌芽。例如在明代，方孝儒就曾经就守法求治当中的利民与利君、良法与恶法、公共性与私益性之间的关系写下如此一段精彩的文字：

“……夫法之立，岂为利其国乎?岂以保其子孙之不亡乎?其意将以利民尔。故法苟足以利民，虽成于异代，出于他人，守之可也。诫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虽作于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举天下之好恶之公皆弃而不用，而一准其私意之法，甚则时任其喜怒而乱予夺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

黄宗羲更大胆直言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其所谓法，有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尽管有这些民权思想的萌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在漠视民权的诉求。对此粱启超的有关见解很中肯，他指出：“我国成文法之起原不可确指，然以数千年之思想往往视法律与命令同为一物”。

不言而喻，后一种以权利(right)限制权力(power)的法治观来自社会的现代性及其制度设计。根据现代法治主义的各种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通过某种民主程序订立的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并且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在形式和实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宪政精神，不仅对于个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对于任何违宪的政府举措及法规都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等方式予以纠正，以保障每一公民的尊严、自由、权利、社会正义以及法律体系的安定性。至于哪种具体的制度模型更能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要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而定，不可一刀切。由此可见，主张现代法治决不等于就是主张单维进化论。其实，现代法治构思本来就是包含多元化契机的。但是，如果曲解法律秩序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连上述最基本的共性目标本身也不予认同的话，何必玩弄概念游戏，侈谈什么现代化的法治!在我看来，今天讨论在中国推行法治，前提当然是要限制滥用权力的政府行为(有结构性腐败的大量事实可以为证)，首要的任务当然是要解决有序化社会生活整体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有新兴宗教或次级文化权力关系如火如荼伸张势力的大量事实可以为证)，而决不能仅仅归结为所谓“功利性的”“对秩序的呼唤”，或者只是对作为现实状态的秩序进行法律形式上的被动性追认。”

在二十世纪，虽然政治发展的过程极其曲折，但对于法学界来说，中国制度变革的目标模式大体上还是清楚的，就是从前一种法治观转向后一种法治观，探索在限制国家权力同时提高国家能力的适当途径。然而，最近中国政治学界和法学界，却出现了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迹像。有人不是适应时代需求去解构成为中国社会秩序的病灶的传统性权力关系，而是急不可耐地先去解构以限制权力关系为宗旨的现代法学理论及其制度框架；也有人不

是在中国本土资源中发掘与现代自由民主相通的矿脉，而是在本土资源中寻找社会强制的合理性——虽然巧妙的修辞技巧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掩饰特定的价值偏好。这是为什么?个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撇去权力关系再生产的逻辑、犬儒式的精神状态以及急功近利的形而下动机不谈，还有三种要素特别值得在这里提出来认真讨论，即(1)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屡试不成，让法学界的部分人士在心灰意冷之余倾向于逆反性选择；(2)后现代主义的流行使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圈内失去了变革的共识以及确信无疑的目标参照物；(3)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步成果大大增强了受惠者的自豪感以及爱屋及乌的情绪。

中国在进行“自我”或“本土”的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时离不开西欧这个“他者”，无论是在寻找改革榜样的意义上，还是在确认已有成就的意义上，甚或是在抵制变动的意义上。显而易见，在根据改革所需而引进西欧某些制度之际，首先不得不承认对方有先进之处。相反，如果为了本民族中心的虚荣要顾影自怜一番，为了现状的稳定要故步自封一阵，则不大可能去做那种似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事。另外还有这样的情形，在改革目标迟迟不能达到时，“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会复杂化，或者加深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和反思以便通过更加现实主义的制度安排争取改革的成功，或者单纯归罪于他者的不是，甚至反过来自以为是、发出类似王婆卖瓜的吆喝声。

关于后面的情形，可以试举一例加以说明：在美国的确存在着种族歧视，其中很典型的具体表现就是主流社会的舆论总是认为黑人更倾向于常习性犯罪。黑人，尤其是善良优秀的黑人当然对此愤愤不平，除了通过教育和改革提高整体素质方面外，还致力于批判和消除上述偏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引用不同的统计数据来说明部分阶层黑人惯犯较多的事实无法推导出一般性命题，也大力揭露逼迫黑人犯罪的社会条件。然而，当有人推动“黑就是美(Blackisbeautiful)”的运动时，被煽动起来的狭隘种族情绪就开始压倒理智，社会关注点从如何纠正偏见的方面转移到对偏见对象如何进行价值判断的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偏见基础的关于对象本质的界定或者现有的西方知识霸权反倒得以维持。为什么?种族歧视者们也许会这么说：“瞧，那些黑人自己也承认像我们所说的那么黑。这证明了黑就是黑。至于黑人要说黑就是美，而把不黑反倒看成是丑，完全可以悉听尊便”。其结果，在极端的种族歧视者与偏激的反种族歧视者之间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共犯关系：据弃一切与关于对象本质的界定所不同的表征以及变化的契机，甚至把那些，与种族主义者和“黑就是美”运动家共同设定的关于典型黑人形象的指标，有所不同的其他黑人都蔑称为“巧克力夹奶油馅甜饼(oreos)”与被边缘化的新加坡人骂推动社会改革的精英集团是“黄皮白芯的香蕉”，阿Q在爱了国搞了革命之后回过头来呸一声“假洋鬼子”是同样的意思。”

围绕中国法治问题，与上述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复杂化不同状态相仿佛的现象也隐约可见。但是，不同于“黑就是美”、“就是好”之类的标语口号，在现阶段的中国，后现代主义的话语膨胀既可以凭空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皇帝的新衣”，也使社会转型阶段那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的局面确实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而在被形容为“恶魔推碾”(珀兰尼KarlPolanyi)的现代化过程中，因合理主义和纪律的挤压磨合而产生的剧痛，往往使反现代和解构的各种直觉性诉求也很容易得到“草根”运动的呼应。于是我们不得不在讨论现代法治问题时也涉及后现代思潮。

对后现代的理解因人而异。如果你硬要问在哪里可以看到最典型的后现代现象，我只好回答：就在后现代主义者们“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地高谈阔论后现代的场合——那种充满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语言游戏，那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那种民粹主义式的氛围，恰好充分体现了后现代的基本宗旨。虽然后现代思潮否定现代的合理主义范式，但并没有意图甚至没有能力来提供新的代替性范式。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主观性的解放、对差异的宽容、脱中心、平面化等等，其实大都是现代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浪漫的或者极端的体现。如果缺乏把权力分立的政治多元性以及人格独立的价值多元性这样的前提条件，就很难构思出把自由意志作为批判法制的标准这样的抒情诗来。因此，后现代或许能够导致现代结构的变质，却决不可能导致现代结构的变革。对于多数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实际上批判比建设更有意义。例如德里达(JacquesDerrida)在论及法律秩序时就公然宣称“解构即正义”。似乎他给正义作出了新的定义，其实不是，他同时也告诫道，人们既不能亲身经历正义又不能直接话说正义。这很像中国那句曾经风靡一时的名言：“造反有理；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可想而知后现代的相对化正义观类似偈语禅机，是十分玄虚的。问题是解构之后怎么办?否定了“理性主义的现代”(托尔敏StephenToulmin)，也否定了“现代的纪律性”(福柯MichelFoucault)，还否定了普遍主义的雄心，甚至更进一步否定了客观标准，在这样一种相对化和极端私化的“解放区”，社会的公共性还能够重建吗?凭什么作为价值根据来形成新秩序?这些问题对于后现代文学或许并不重要，但对于后现代法学却是无可回避的。

根据闵达(GaryMinda)的研究，所谓后现代法学主要由1980年代以来盛行的五大法学运动构成，它们分别是批判法学研究、女权主义法学说、法与经济学、法与文学以及反种族歧视的权利论。的确，这些法学运动的理论背景和主张有很大的差异，但在挑战现代法治主义、强调差异和主观性价值判断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共通特征。有力量对比的政治化、也有利益交换的市场化；内反父权(夫权)、外反霸权；从结构功能转向语言游戏，从理性思维转向故事思维等等，所有这些都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后现代状况的不同侧面，显示出最有代表性的多元格局。因此，我认为阂达的分类整理框架还是可以认同的，也与其他领域的“后学”谱系大致相吻合。在对五大法学运动进行具体考察之后，可以发现后现代法学的基本主张既不是现实也不是理想，归根结底不过仅仅提出了可以用来质疑和批判法与社会的现代性的某些观察角度。因此，后现代主义不是对现代的替代而只是对现代的反思。后现代法学的反思当然不是无意义的。所以，我说过要把后现代法学作为解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结构性难题的一条辅助线。但是，如果不适当地夸大了这种意义，唯独使对普遍性的否定本身变得普遍化起来，如果反思和批判被限定于现代法治而不适用到人治及其他本土性传统和社会现实，甚至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后现代的转向”和“精巧的淫荡”(habHassan语)完全站到现代的对立面上，阉割后现代进一步承认个性的精神，那么无论对法治的运作实践还是对理论体系(包括后现代法学本身在内)的发展都会带来或大或小的灾难。

需要留意的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还与国内外政局息息相关，带有非常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这与欧美社会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式的后现代思潮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造成这种特征的主要原因是：许多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其实是在萨伊德(EdwardW．Said)的《东方主义》以及柯恩(PaulCohen)试图改变中国历史研究范式的尝试中才真正找到自己对彻底否定客观标准这一后现代主义命题的兴奋点和立足点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萨伊德、柯恩等对西方主流话语的霸权提出的可贵挑战是否应该给予肯定，而在于一部分人放弃了对认识论方面进行深入考察的责任，转向围绕文化价值偏好作无谓的争吵以便引起人们的瞩目或者小圈子内的起哄，甚至陷入——并且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实力增长而越来越陷入——某种丧失了分寸感的自吹自擂的陶醉之中。这与萨伊德、柯恩们的宗旨其实相去甚远。这也与国内知识分子以及民众当中存在的那种强调把未竞的现代化改革继续进行下去的立场发生冲突。结果是自19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社会已经确立的关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共识终于破裂。如果这种破裂能够促进国内社会多元化、对现状的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重建公共性，当然值得欢迎和庆幸。但是，在从迄今的中国后现代主义者们对人不对己的批判性话语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少数狂猖者一本正经地要把历史和地球统统都放在他自己灌了水银的秤盘上去，匆忙称量一下，并以“祖国”、“人民”的名义作出最终审判的滑稽，除此之外，还找不出太多令人置信的坚实根据。

的确，现代法治主义自1970年代中期起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正统性危机，正在经历批判和反思的考验。但是，我们如果因此油然产生一种倒错的胜利感，觉得人治也是可以推崇的，甚至连“七出三不去”也有道理，那就未免要贻笑大方。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重新认识中国法的历史经验，也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更不意味着对欧美式现代法治主义的某些缺陷以及多元进化过程中的非普遍性一面视而不见。我要强调的只是：后现代最重要的本质在于批判，特别是对一定社会中的强势话语的批判(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也符合中国君子所推祟的道统观)。当这种批判变得只针对弱势话语，只适用于现代化的文本而不适用于传统文本时，就会滑向保守主义，使中国失去反思和改革的能力。中国面临的时代任务是在激进的革命后留下的制度空白之处从事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这一现实需求有目共睹。置这样的国情条件于不顾，反倒在现阶段的中国大谈特谈现阶段的欧美学术圈所关心的“解构”问题，盲从空虚的话语流行，仅仅满足于在别人的自我批判的论点中搜索自我表扬的论据，这些廉价倾销的舶来品，即使改头换面采用了“地方风味小吃”的包装纸，除此以外究竟还有多少附加价值呢?

不言而喻，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要求共时性议论和新视野，社会变革也往往需要通过对文化传统的再解释的方式进行。但如果太拘泥于社会价值层面的拾杠，只会演变成话语霸权的争夺和或有或无的僵局，缺乏建设性契机，更难在大范围内达成基本共识。而如果太拘泥于特定语境的关照，以阅读诗词的思维模式来阅读法律，并忽视根据自我的经验而形成的合理性评价标准怎样才能与他者共有的问题，又会受缚在某一种狭隘、封锁的“意义之网”(布迪厄PierreBourdieu)里，或者在被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描述为“由隘路和广场、旧屋和新房以及先后增筑的庭院宅府等构成的语言古都的迷魂阵”中丧失方向感，既不能与对象保持距离，也没有合理化的交通规则和可比性的参照体系，各家各户都关门自闭在各自特有的话语空间里，多元文化主义的壁垒遮断了公共性对话的机会。在已经设定了这样的情境和语境之后还要再谈什么咸与遵循的法治秩序，岂不是成心要造一座与现实可行的制度脱节了的空中楼阁吗?

为了使有关法治的讨论不陷入相对主义的迷宫或者势不两立的僵局，真正具有可以跨越复数文化或者包含复数涵义的多元性，以下我将把关注的焦点从价值论转到与多元主义相洽的认识论。首先回到“吾日三省其身”(孟子)、“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源头，即一切怀疑、反思的出发点，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以及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认识和解释。但是不同于所谓“语境论(PerspectiveRationalismorContextualism)”，我尝试把涉及特定语境的个人观点与集体观点、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加以区分，在强调自我或本土的经验基础的同时也强调他者或域外的经验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以保持自我在与他者相遇时的精神结构上的弹性和开放性，避免偏狭和冥顽不化。我认为，只有以开放的心态迎向他者、寻求共同语言和共同关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话或沟通来克服“多元性造成的不知(pluralisticigno-rance)”和失语症或自闭症，找到互补互利的机遇，才能充分享受那种远远超越了自我经验、本土经验的丰腴资源，才能探索出一条为中国建设既符合国情、又接轨国际的法治秩序的新路径。

总之，在一个不能对他者充分开放的语境里，我们没有机会真正理解当代中国所追求、所需要的现代法治，也很难有说服力地阐述具有本土特色的法理、更何谈有效地推行适应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法制改革。

二．对中国秩序原理的反思之反思

或许有人会认为，自从“”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乃至否定，因此关键的问题不是他者的缺位，而是自我的丧失。这种看法表面上有道理，但实际上却并不能成立。问题是对他者和自我作了什么样的本质界定。过去的历史巨变主要表现为价值体系的简单逆转，是一个不断过激化的过程，总的来说缺乏认识论层面的冷静思考。何况在这个过程中登堂入室的他者是以否定现代的方式出现的极端理性主义模式，在那种既针对传统、又针对现代的双重意义上的革命和不断革命的背后，其实是让民粹主义式的价值判断和通俗文化变成了新秩序的核心，让固有的保守基因以最先锋的方式反复发作由此可见，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反思和批判进行再反思和再批判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文化范文篇6

[关键词]文化产业化必然性

一、文化产业化的内涵

所谓“文化”，人们通常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它包括科技、教育、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旅游等部门的活动及其产品。“文化产业”，就是以创造和销售某种文化观念、文化符号和文化服务为主的产业。“文化产业化”，用一句通俗简单的话说，就是文化走向市场，把文化当产业一样经营。说白一点，就是用文化来赚钱，然后再用赚来的钱发展文化。

文化产业的崛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说：“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质需要转移到文化需要，从科学和技术转移到情感逸闻趣事。”这就是说，一个以满足心理需要、文化需要为主体的新世纪正在崛起，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以后，就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精神上、心理上的需要。即使是物质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讲结实、耐穿，而是更多关注美丽、时髦和品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这叫“经济文化化”。在经济文化化的同时，要求文化经济化，即文化进入市场，文化进入产业，这就是“文化产业化”。

如今，“文化产业化”已成世界潮流。当今世界，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日本为例，1995年娱乐业一项生产经营收入就高达35万亿日元，超过当年日本汽车工业的总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就更发达，1996年仅版权产业的产值就达425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7%。美国的视听产品，是仅次于航空航天的第二大出口产品。《泰坦尼克号》一部影片的年收入高达几十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好几个大企业的年收入总和。美国的《读者文摘》，已发展成为年收入20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有了长足进展。据统计，1999年全国文化市场产业单位已达27万多家，从业人员113.4万，固定资产价值315.7亿元。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文化产业还处于低迷状态。以1998年的统计为例，全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的0.75%，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33%，从业人员仅占就业人数的0.4%。而英国的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2倍，从业人员占全国总人数的5%。在我国现有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只占3%，仅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1997年我国实际文化消费总量大约为650亿元。到2005年我国文化产业的消费能力达6000亿元，增长空间极大。数百亿元的实际消费量与数千亿元的潜在消费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说明在21世纪，“文化产业是财富之源”一点不假。

二、我国文化产业化的必然性

我国文化资源异常丰富，是文化资源大国，但又是文化产业弱国，实现文化产业化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文化产业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综合国力增强的推动力量。

1.文化产业化是发展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

当今中国，广大人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提到议事日程。管子说：“衣食足则知礼仪，仓廪实则知荣辱”。江南一带“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的民谚，也反映了人们物质需求满足以后，便开始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特别是“五一”、“十一”长假，上千万人参与休闲旅游的情况，就说明了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享受着过去只有少数富人才能拥有的闲暇，生活的内容向更高级的精神消费提升。根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在总消费支出中，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消费支出比重，1985年为8.2%，1999年已提高到12.3%，并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大众文化消费也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趋势。

中国文化要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体现出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在塑造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一样，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文化产业化加快了文化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发达国家的文化，都是伴随着产业化的过程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可以说，文化产业化是文化面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产业化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向文化的各个领域的渗透，促进了精神产品生产过程的现代化，使文化作为精神生产活动能够生产出满足现代人需要的精神产品。目前，在文化领域已经或正在形成的科技产业、大众传播业、艺术产业、休闲娱乐产业、体育产业等都体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文化事业相比较，文化产业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引领人们的文化消费时尚。比如互联网是现代人享受、消费文化产品的最具时代气息的新手段。它可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如帮助人们进行网上阅读、信息传递、心灵交流、接受教育，通过网络游戏进行娱乐等。它把科技产业、大众传播业、艺术产业、娱乐休闲产业等方面的文化成果集中起来。可以说，互联网是由这些文化产业共同建立起来的。没有文化产业提供支持，互联网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标志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

其次，文化产业化有力地推动着我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上许多标志性的文化现象都渗入了产业化的因素。奥运会是世界体育文化的最高殿堂，北京能够成功地申办2008年奥运会是我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大手笔，是政府行为和商业运作的结果。没有产业化提供商业支持，单靠政府行为是根本做不到的。在表演艺术方面，一些商业性质的文化机构，把我国的传统艺术、民间艺术、现代的优秀艺术成果介绍到世界各国。

再次，文化产业化能积极地引导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充分体现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文化发展的方向性蕴涵在它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当中。民族性使世界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科学性使文化摆脱愚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大众性塑造了大众文化，使文化发展更加具有方向性。大众文化产品的社会需求量大，消费人群广泛，传播的速度快，消费需求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经常改变。正是由于大众文化具有这些特点。所以，单靠政府去引导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很难做到的。只有通过产业化，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商业运作，才能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文化的大众性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

2.文化产业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有效动力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强调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现代服务业大体相当于第三产业，其中包括文化产业。在我国现有的产业布局中，第三产业的发展还不充分，而在第三产业中，文化产业又是相对薄弱的环节。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除了第一、第二产业及其内部各部门之间要进行调整之外，还应该通过发展文化产业等途径来加大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其运行质量。文化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我国也已经显现出来。美国的影视业已经成为全美国居于前列的创汇产业，可以与其航天工业、航空工业、现代电子工业并驾齐驱；英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平均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日本娱乐业的收入与汽车工业的产值大体相当。在推行积极财政，以消费拉动需求，进而带动社会经济总量增加的政策环境下，我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据统计，我国2000年实际文化消费总量为800多亿元，到2005年达到6000亿元。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是5200亿元，这意味着从2000年到2005年这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量当中有5200亿元是由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同时，化消费总量的增加也引起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它会使我国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进而使我们离完全意义的小康社会更进一步。3.文化产业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助推器

文化作为精神产品，它首先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法律思想及其相关的政治舆论、政治信息作为文化产品在社会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法律思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的依据，它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水平，也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进程。文化产业能够提高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舆论、政府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内在质量，保证政治制度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进而提高政治的文明程度。比如现代大众传播业、出版业已经走上了产业化道路。它们除了承担着社会公共舆论信息的传播任务之外，还承担着社会政治舆论的传播任务。传播的内容就包括政治法律思想。由于大众传播的介入，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舆论、政治信息的公开程度增强，使它们的真实性、健康性更能得到保证。随着大众传播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传播技术和手段的发展进步，传播范围的扩大，社会舆论、政治舆论的公开、公正程度的加大，不健康的舆论信息将被有力地阻挡在传播路径之外。这将会提高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律意识，提高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走向民主与文明。

4.文化产业化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评价指标，它是一个国家各方面实力的总和。在这个评价指标体系当中，不仅包括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外交实力，也包括含有科学技术在内的文化实力。文化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不论在人类的发展历史当中，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力的竞争始终都表现为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的竞争。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巨大压力，而且还在文化上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甚至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推行强权的同时，也不断地推行他们的文化霸权。

与霸权文化的渗透力相比，发展中国家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能力较弱。其原因在于文化产业化水平不高，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差，制约了文化国力的提高。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随着文化产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大量文化产品在发达国家被作为工业产品生产出来或被直接作为精神商品投入消费领域，中国文化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压力与挑战越来越大。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还将面临如何应对文化霸权的问题。我们要提高综合国力，除了其他方面的竞争力要继续保持不断增强的势头之外，还必须加快发展包括科技在内的文化产业，提高科技文化的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周莹张志勇:发展文化产业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需要.理论观察，2004年第2期

我国文化范文篇7

任何一个产业的崛起和发展都与资源的开发密切相关，中国的文化产业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其中心任务就是，如何有效地把有限的资源（即投入）转变成为有形的产品（即产出，包括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为其他产业提供的附加值等多种形式）。它所依赖的不仅有其他产业的共性资源——资金、技术、设备等，而且还有特殊性的资源——文化资源，即文化可以像物质资源一样，通过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赋予它具体的商品或商品属性，使其较之原来具有更高的附加值，从而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整体上看，文化产业资源的要素组合可以划分四大类：（1）货币资源，这是文化产业投资和运作的动力。（2）技术资源，包括文化生产所需的能源、原材料、技术和装备等。（3）专利资源，包括著名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是法律保护的无形资产。（4）智能资源，它是直接决定文化含量的人力投入，包括三种形态：一是符号化的文化知识；二是经验型的文化技能；三是创新型的文化能力。

2我国文化产业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文化资源浩如烟海。但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轻视了将其看作是一种宝贵的社会经济资源，而仅仅是在民族优秀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与继承的层面上，以办事业的方式对其进行开放和利用。这就使得今天的中国仍处在既是一个文化资源的大国，又是一个文化产业的小国的状况。我国文化产业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体制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国内现有的体制对工业产权和版权的保护还远远没有和国际接轨。在中国，泛滥的盗版滋养了地下工厂、黑作坊并促使其迅猛发展，对我国出版业、音像制品和电影产业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另一方面现有体制条条分割束缚了文体资源的合理流动。现行文化系统中不少单位特别是国有文化系统的文化单位仍然依照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管理，把专业分工划分得过于狭窄，结果各自为政，垄断分割。各单位拥有的信息、知识、人才、技术、设备等资源难以合理共享，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更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不能以资源为纽带实现联合，文化产业资源闲置浪费，利用率低，存在重复建设，低水平使用等现象。

2.2政策法规滞后限制了对国内文化资源的开放

为了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许多国家纷纷制订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其他资源投入本国的文化产业，最大程度以挖掘本国的文化资源，将其从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中国是全球著名的恐龙蛋化石之乡，但相关的恐龙蛋化石资料却在好莱坞拍摄的巨片《侏罗纪公园》及其续集《失落的世界》中得到了广泛采用；花木兰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巾帼英雄，而迪斯尼公司却用这个素材拍摄了动画大片《花木兰》，还将这张“中国牌”打向世界市场并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我国的文化资源在国内遭到冷落，在国外却倍受青睐，真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如何能够减少这种尴尬，使中华文明在我们自己手里发扬光大仅靠国人的自觉性还不够，还需要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以保护开发。

2.3文化产业资源整合中缺乏创新型智能资源

文化产品和服务中包含大量的知识，但一般的文化生产可能是简单复制，而高级的研究开发不仅可以制造出商品，而且还可以创造出大量新的知识，作为下一阶段生产的新资源，即创新型智能资源。这一过程可表述为：

创新能力+资本+技术+知识（产权）→新的产品+新的知识。

“国际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明确提出了研究开发的投入指标：（1）投入指标，包括研究开发的专业人数，研究开发经费；（2）活动指标，包括举行国际会议和参加的人数，国际合作者人数等，并提出了研究开发的产出指标，包括直接产出即研究成果，间接产出，即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等。

与国外许多文化企业集团都注重研究与开发投入相比，我国文化产业研究开发的经费很少，各主管单位虽然有实验室，但大多属于政府的行政机构，缺少经费来源也无专门的研究开发项目。有的文化企业急功近利，不愿投入经费进行研究开发，由此造成项目开发上的大最低水平重复。因此，我国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病因就在于缺乏前瞻性的研究开发。

3我国文化产业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

(1)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整合国内外两种文化资源。过去我们的文化产业主要是针对国内市场，但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在继续关注国内市场的同时，更需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也即是不仅“防守”和“拿来”，而且要“进攻”和“走出”。中国的文化产业也要从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转换为同时面向国内和国际两种文化资源。2000年新年，上海大剧院和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联手举办了“上海·悉尼2000年的跨越”卫星双向传送音乐会。虽然在两地不同的舞台上，在同一时间内纵情高歌，但却能通过两地的卫星电视，同时传送给南北两半球的广大电视观众，这是一次文化创意、艺术人才、技术设备、市场资源的综合性国际大配置，是上海的文化资源和国际文化资源在又一次相互交融中得到了最有效的整合。这种文化资源的全球化大配置，无疑将会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2)以政府推动为形式，以市场化运作为内容，通过机构重组优化文化资源的配置。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体制和机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相反在诸多领域还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为此我们应该积极推进资源配置方式逐渐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从传统体制内的配置方式，逐步转向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采用的方式可选择企业或个人投资，集资、基金投资及各类捐赠、赞助，也可以随着信用交易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业的发展，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或通过产权交易、兼并、购并、联合等方式实施存量重组。

我国文化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文化发展态势主导多元综合创新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舞台，五彩缤纷，世界各种文化竞相纷呈。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儒、道、释文化，无不登台亮相。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各种不同性质、色调的主义、理论、学说、思想和主张，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争夺和占领阵地，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什么？这不仅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是世界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想围绕这个中心命题，重点谈谈当代中国文化曾经出现的几种主要范式和进入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问题。由于水平所限，自己的看法是否得当，还希国内外专家、学者批评教正。

一

中国现代文化的起始，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

1840年英国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使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迅速解体，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失败，敲响了封建主义文化的丧钟，同时也促使中国人民的觉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亡与图存成了全民族的头等大事。无数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在各个战线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前赴后继的顽强斗争。恩格斯在1857年就科学地预见到：“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

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五种文化范式。

一是中体西用范式。清末张之洞最早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所说的“体”是指原理原则，“用”则是指原理原则的应用。“中体西用”的思维范式，其实质是以封建主义文化的思想体系为“体”、为“本”，以西学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体系为“用”、为“末”，其目的在于维持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思维范式，反映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理论流派。

二是“全盘西化论”范式。系统提出这种主张的是陈序经（1903－1967）。他认为“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如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与全盘西化”。而创造新文化的唯一出路，则是“全盘西化”。如果不“全盘西化”，则必然为西洋文化所压迫，其结果则是“国家灭亡”，“连了种族也许灭亡”。“全盘西化”论不时在我国以不同形态浮现出来，在一些提倡者和鼓吹者看来，中国的一切不如人，甚至连中国的月亮都没有西方的圆。在理论上则是不加分析和消化，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学说，成为十足的洋人的“传声筒”。

三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间接性。“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在一段时间内成了权威的思维模式。苏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艺术概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文学原理”、“文艺学引论”等等，成了高等学府必修的教科书。但是无可否认，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教条主义倾向，并留有庸俗社会学的痕迹。这种思维模式自然要突出意识形态性。因此，文化的党性、阶级性、人民性、思想性，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相反对各民族文化本身的特点规律的研究和论述就显得相对薄弱。在文艺领域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结果，必然要排斥世界各民族文艺中出现的新理论流派。斯大林时代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对西方现代主义一概斥之为反动颓废的文艺思潮就是重要佐证。前苏联文化领域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范式对中国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低估。

四是中国“”中出现的“文化专政论”范式。这种范式的代表作是委托炮制出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以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大批“人性论”、“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中间人物论”，鼓吹“根本任务论”。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外衣，掩盖着“”阴谋篡党夺权的实质。因此“纪要”所代表的是一条形“左”实右的极“左”文艺路线，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直接成为毁灭文化的那场“大革命”的前奏曲。

五是“综合创新”范式。在我国较早倡导“综合创新论”的是张岱年、王元化先生。在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张岱年先生就主张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解放后他又明确提出“文化的综合创新”论，他说：“我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王元化先生呼吁学术界应重视综合研究法，认为综合研究是科研工作的必然趋势，并提出应注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蒋孔阳先生在《美学新论》中，进一步强调在美学、文艺学研究中应走综合创新之路，他认为不仅在观点上应综合创新，而且在研究方法也应综合创新。这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古今巨变、中外汇合的时代，各种思想和潮流纷至沓来，我们面临多种的机遇和选择。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把古今中外的成就，尽可能地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各取所长，相互补充，以为我所用。学者有界别，真理没有界别，大师海涵，不应偏听，而应兼收。综合比较百家之长，乃能自出新意，自创新派。”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经过一个世纪的曲折、反复的发展过程，我国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表明前四种范式都不可取，而综合创新才是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学术的发展，有益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范式。

二

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转瞬已成为历史。中国文化将以什么样的态势呈现于21世纪？未来学家在作着种种预测，浪漫主义诗人正在构思自己梦幻般的畅想曲，现实主义不忘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站在哪里，脚步又要迈向何方？站在新世纪伊始的门槛上，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考虑到时代挑战，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的机遇，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主导多元，综合创新。

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向。就全世界范围来讲，意识动态领域（包括文化艺术领域）出现多元化景观，很难说有哪一种哲学观、价值观、文化观、艺术观能够成为全世界的主导理论。那么，我们是否能据此同意如某些学者所说的中国现在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多元化呢？我认为这仅仅是说明了部分特征，不能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向。

主导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方向。历史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和价值取向的文化整体，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的理论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我们所说的主导，具体来讲又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要求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以此去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二是要求我们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中外古今的一切文化现象，去从事理论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当今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丰富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多元与多样是有区别的。多样是指同一种性质的文化体系中，可以有多种多样不同的表现形态。如同是儒家学说，既有孔孟为代表的正统的儒家学说，又有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还有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等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中，也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心理学、马克思主义艺术学、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等不同形态。它们虽然研究的内容、表现的形态不同，但其理论基础则是共同的，都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形式。多元是指建立在不同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美学观基础上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就文艺学来讲，我们看到的有：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英伽登的现象学的文学理论；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理论；弗洛伊德、荣格的文学理论；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瑞恰兹和美英“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尧斯、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理论；德里达及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及美国的詹姆逊、英国的伊格尔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等。这些不同文学理论派别的倡导者,他们的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美学观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学派的学者们,追求的学术目的又有其共同性,即在探讨和研究文学艺术活动的特点与规律方面又可以走在一起,取得共识。

在一个多极化世界，某一国家的文化艺术发展中，主导与多元能否统一，多元文化之间能否共存，国内外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教授在1993年发表在《外交》双月刊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说：后冷战时期的冲突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不同的文化。他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对于亨廷顿先生的观点，国际上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按照亨廷顿教授的看法，由不同民族和宗教构成的多元文化国家，必然是一个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地区。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林任君博士以新加坡文化发展的成功典型，有力地反驳了亨廷顿的观点。他说，新加坡是世界的一个缩影。移民是我们的共同历史，世界各民族与各种文化是我们的共同资产。由于新加坡是个多元的种族社会，又处于不同文化潮流的要冲，我们有幸继承了世界的四大文明：中国文明、马来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换句话说，“亨廷顿预言会发生冲突的那些文明正在新加坡并存。然而，文明在新加坡小岛范围内的相互影响并没有导致冲突，也没有破坏我们国家的团结，相反地，却产生了美好的成果。”耳闻为虚，眼见是实。1997年春本人经去新加坡实地观察和体验，我深深感受到新加坡腾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确处理和利用了多元文化的资源。新加坡文化发展和繁荣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现代化与传统相结合。新加坡人清醒地懂得，随着电子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多媒体的广泛应用和交通的革命，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借鉴和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点，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制度经验。他们强调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不是全盘西化，反对盲目接受西方文化。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一度沦为日本殖民地。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他们独立后坚决摈弃了西方文化中的那些平庸的、消极的、对青少年有害的成分，而借鉴和吸取了西方文化中有价值有成分，保持和发扬了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因此，在新加坡出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相融合的现象。竞争的观念、民主、自由的观念与透明的法律、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和民族文化传统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

第二，主导与多元统一。价值观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在新加坡并存的多元文化中，东方文化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价值观在全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共识，起着主导作用。政府力倡以群体利益为重的价值观，批判和抵制西方的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新加坡的街道上、地铁中、电视、报纸等媒体上和文学作品中，随时可见儒家的一些著名格言。1997年春节期间，新加坡与山东省联合举办的“春到河畔迎新年”活动,孔子成了最受尊敬的中心人物。滨河湾广场在孔子的高大的站立塑像周围,还塑了五个小学生的像,他们分别代表了新加坡存在的五大价值观。这组群雕具有审美的象征意义,它形象地蕴含着新加坡文化的主导多元的基本特征。新加坡这种文化发展的模式,、综合创新不仅给我们以启迪，而且也给我们观察中国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

中外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在一定时代某个国家存在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平衡的关系，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原因,不同文化之中,往往由于一、二种文化适用于当时社会的进步和人民大众的需要,而成为主要的或主导的文化。它之所以成为主导文化，是历史的必然，不是某些人可以主观杜撰的。国学大师张岱年对此说得很明确，他说：“每一时代，应有一个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及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容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有同有异，求同存异。《周易·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又《睽卦·象传》云：‘君子以同而异’。同而且异，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我们说在新的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主导多元，这首先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从空间来讲,中国的主体即大陆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的台湾和香港、澳门地区,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港、澳、台文化的多元性和体现不同性质、不同价值观念的文化思想体系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从时间来讲,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主导多元的形态。事实也正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体现不同价值趋向不同哲学基础和审美观点的文化理论著作纷纷介绍、翻译到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20世纪西方出现的种种理论学派几乎都在中国文化舞台上亮了相。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打破了前苏联的僵化模式,清除了形“左”实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影响，开始真正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同时我们又兼容并包，广泛吸取和融合了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允许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从一元走向多元，呈现主导多元的态势,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三

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导多元与综合创新，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主导多元的文化形态，不是一种并行不悖、相互隔绝的静止形态，而是一种开放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发展形态。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本身，即可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对此，英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学专家杜维明先生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他说：

最近十年国内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显示，中国文化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样，是一种辐射性的文化，即从渭河流域、黄河流域，开始一点逐渐地向四方扩展开来。中国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就是一个多样性的、多源头的。有齐鲁的，有燕晋的，有荆楚的，有西秦的，这些文化慢慢地汇集成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化。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图腾时期，出现了最有象征意义的形象――龙。这个形象在自然物中是找不到的，它是由虎头、蛇身、鱼鳞、鹰爪、羊角等多种动物图腾、所集合起来的一个整合图形，是很多人的想象所汇集成的一个特殊的形象。一方面表明它的源头很多，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是整合统一的。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我们比较强调汉族在中国文化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实质上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集合体，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它特殊的价值，有它特殊的价值趋向。不可否认，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既是多源头、多侧面的，又是统一的整合体。

杜维明先生还从思想史的角度，说明中国文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多元的。在公元前六世纪，世界是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产生的时代，中国文化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流派。以后在不同朝代，依据社会的需要，而往往以某一学派的思想为主导。大一统的秦代以法家思想为主；汉初出现了“黄老之术”，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玄学时代，则有老、庄、易各种不同的传统。后来，从印度传入佛教，从蒙古输进伊斯兰教，西藏带来喇嘛教，17世纪从西方传入了天主教。这些宗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很大。“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趋向来看，它的思想是多元的，是各种思想互相撞击、融合的过程。”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走向综合的时代。伊·普里戈金和伊·斯唐热合著的《从混沌到有序》中写道：“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对于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理论学派的思想体系，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尽可能地加以综合。在综合中分析，在分析中综合，只有在综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创新，才有可能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建设。

综合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任何文化上的创新都不是空穴来风，总是有所继承，有所借鉴，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和发展。因此，综合不仅在内容上要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体系中的一切有益的成份，而且在方法上也要善于吸取不同文化中存在的那些被实践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先进的方法。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和创造新的科学范式，从而引起理论上的革命和文化事业的创新。

我国文化范文篇9

在研究我国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效率时，计量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财务指标分析等方法被经常采用。胡志勇、王首程、李祥伟运用描述性统计对我国传媒产业2001～2005年发展状况的经验分析表明，无论是从市场预期层面还是从公司自身的经营效绩方面来看，传媒上市公司都优于其他上市公司，传媒产业是我国经济体系中的朝阳产业［1］。刘宗林、程静薇以上市公司中视传媒为例，从获利能力状况、运营能力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和发展能力状况等方面，选取行业标准值和评价系数进行行业横向对比分析，结合中视传媒2005～2007年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比率进行年度纵向比较分析，初步探讨了传媒类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评价与分析体系［2］。邓建商选取12家沪深两市传播与文化产业公司为样本，利用样本在2008年6月30日公布的年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存在分化现象且呈一般的正态分布。他举例分析了影响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因素以及绩效分化的原因［3］。庞万红、赵勋从传媒上市公司成长性、获利性、偿债能力及财务状况考察了传媒上市公司运营绩效［4］。

采用DEA方法对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效率进行评价，可以有效地避免财务指标评价方法的不足(对整体绩效缺乏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的缺点(对引起结构的动因缺乏分析，难以提出改进业绩的途径)，在不需要预先知道投入产出指标之间的显著性函数关系和预先计算投入产出综合比率的前提下，能更客观、有效地对同类企业的效率作出评价。采用DEA模型，无需事先人为地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避免了在权重分配时评价者的主观意愿对结果的影响。刘玉丽利用2003年10家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其经营绩效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是当规模收益减少时，压缩资本规模不符合传媒行业长远发展，为此要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益［5］。闵素芹、李群选取能够从各个角度反映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输入、输出指标，利用DEA模型对我国11家传媒产业上市公司进行了DEA有效性评价和规模效益分析，从模型出发对测算结果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6］。葛妍对我国沪深两市13家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2008年财务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其综合评价排名，进行分类并评价了其综合业绩和特征［7］。戴新民、徐艳斌利用我国沪深两市23家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DEA分析，结果表明传播与文化类上市公司效率较低，绝大多数公司规模报酬是递减的，规模无效率是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8］。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文化传媒类公司年报数据，运用DEA模型对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二、DEA基本原理和数据说明

(一)基本原理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简称DEA方法，能够客观地对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进行比较，作出综合评比。DEA是测度具有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DMU)效率的非参数方法，有很多种模型，如CCR模型、BCC模型、CCGSS模型、CCW模型、FG模型、ST模型等，其中最常用的是假定规模报酬不变(ConstantReturnScale，CRS)的CCR模型和模型假定规模报酬变动(Varia-bleReturnScale，VRS)的BCC模型。本文主要选取CCR模型和BCC模型对我国文化传媒产业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利用CCR模型得到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整体的综合技术效率，利用BCC模型得到纯技术效率，根据所得结果进一步分析我国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规模效率。本文的决策单元为34个，而投入产出指标为5个，适合应用DEA方法。本文选取了固定资产、员工数量以及主营业务成本作为投入指标，选择了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作为产出指标。

(二)数据说明

本文所做DEA分析以表1中的34家文化传媒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数据为基础。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根据这34家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这34家公司主要分为出版业(书、报、杂志、资料和影像制品业)、广播电影电视业(广播、电影和电视业)以及信息传播服务业和互联网3类。

三、效率和规模报酬分析

(一)效率分析

1.综合技术效率。表2显示，华录百纳、人民网、华策影视3家上市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为1，表示这3家公司是最有效率的单位，即其在整体运作上处于最佳状况。根据本文对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划分，3家公司综合效率为1的公司分别属于广播电影电视业、信息传播服务业和互联网、广播电影电视业。没达到1但综合效率在0.9以上的3家公司中，华谊兄弟、光线传媒、新文化都属于广播电影电视业。结合它们各自的主营业务可见，广播电影电视业的整体运作状况良好，特别是电影电视节目制作行业目前的发展处于一个有效经营的水平，资本运作和经营管理效率较高。低于综合技术效率均值0.724的文化传媒上市公司共有18家。其中，属于出版业的9家公司是皖新传媒、中南传媒、时代出版、出版传媒、中文传媒、粤传媒、长江传媒、大地传媒和天舟文化，属于广播电影电视业的只有中视传媒1家，属于信息传播服务业和互联网的8家公司是上海钢联、电广传媒、华谊嘉信、广电网络、华闻传媒、北巴传媒、歌华有线和华数传媒。

2.纯技术效率。表2显示，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平均纯技术效率达到0.883。其中，纯技术效率为1的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有13家，分别是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录百纳、ST传媒、中南传媒、吉视传媒、中文传媒、凤凰传媒、人民网、百视通、蓝色光标、华策影视、省广股份。数据表明，从行业整体来看，传媒类公司能够较好地利用各项技术要素来更大可能地创造产值。拉低整个行业纯技术效率均值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歌华有线和中视传媒，一个为地区有线电视网络的垄断者，另一个则为央视控股的影视广告公司，这两家在行业内享有优势资源和各种便利条件的公司，在投入的要素和资源使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无效率。

3.规模效率。规模效率表示该部门的投入项和产出项之间是否达到最佳状态。与纯技术效率方面相比，规模效率值达到1的公司仅有3家，为华录百纳、人民网、华策影视，其中两家属于影视剧制作公司，1家属于新媒体中的互联网公司。但与纯技术效率不同的是，在规模效率方面，文化传媒行业内多数公司的水平比较集中，在0.82左右。只有中文传媒一家公司规模效率值仅为0.541。表2显示，在纯技术效率中取得了1的中南传媒和中文传媒，因为规模效率分别仅有0.686和0.541，导致整个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的降低。这意味着这两家公司的投入与产出比存在着较大问题。

4.效率整体情况分析。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效率整体水平较低，影视剧制作公司效率在行业内最高。首先，2012年我国境内主板上市的文化传媒类公司的平均综合效率为72.4%，这个结果意味着文化传媒产业的效率还有17.6%即超过1/4的提升空间，而且该数据是由国内34家主板上市的文化传媒类公司得到，这也代表着1/4的差距仅仅只能代表着平均水平与国内最好水平的差距。而与文化产业起步早、发展快的发达国家水平相比，差距只会更大。其次，平均纯技术效率为88．3%，规模效率为82．1%，平均纯技术效率水平大于平均规模效率水平，这代表着我国文化传媒产业规模效率较低，从而拉低了技术效率的作用。同时，这也意味着，即使在不改进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单单考虑各企业规模效率水平，我国文化传媒产业效率也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二)规模报酬分析

1.大多数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表2显示，只有华录百纳、人民网、华策影视3家公司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ST传媒、天舟文化、新文化3家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在这6家规模报酬处于较高水平的公司中，占1/2的是广播电影电视类的影视剧制作公司，显示了影视剧制作公司在2012年全年的业务安排较为合理且未来发展潜力大。其余28家上市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模式下生产。这意味着文化传媒行业的绝大多数公司的产量增加比例小于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企业生产规模过大，难以有效地协调经营管理关系，从而降低了生产效率。这28家规模效率递减的文化传媒类公司都是所在领域的行业领导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它们过分追求市场的主导权和市场占有率，导致了公司高投入低产出。

2.规模报酬整体情况分析。表2显示，在34家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中，3家规模报酬递增，3家规模报酬不变，剩下28家规模报酬递减。影视剧制作公司、网络和信息传播服务业的公司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或不变阶段，而成立时间较早、上市期较长的出版业、有线电视技术文化传媒企业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但经营较稳定。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整体效率不高。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中只有3家公司达到了综合技术效率的最优水平，3家公司综合技术效率在0.9以上，居较优水平，而其余28家传媒类上市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都较低。纯技术效率方面，有1/3的上市公司达到了最优水平。规模效率方面，仅有3家上市公司的投入项和产出项之间达到最佳状态。因此，规模效率的低下使得整个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综合技术效率较低，可以说，即使在不改变技术条件的条件下，我国文化传媒公司的提升空间依然很大。

2.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内部各子行业效率存在差异化。广播电影电视业类的影视剧制作公司效率在文化传媒行业中最高，出版行业整体处于一个低效率的状态，拥有垄断特权和政府背景的公司因缺乏提高经营效率的动力，其效率低于民营企业。

3.大多数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这意味着文化传媒行业的绝大多数公司的产量增加比例小于生产要素增加比例、企业生产规模过大，没有实现规模经济。主要原因是部分传统型文化传媒上市公司已经经历过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一些文化类上市公司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政策激励下过度规模扩张。

(二)政策建议

1.深化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努力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离、管理科学的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同时，努力提高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员工素质。

2.调整业务结构，完善产业链，实现规模经济。应剥离低效率业务，扩充优势项目。规模报酬递减的公司应考虑将低效益业务剥离，缩小资产规模，提高效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公司应扩大投资。

我国文化范文篇10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先进文化是一个民族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

文化产业的崛起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文化建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从60年前文化产品极度匮乏、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几乎空白，到今天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产业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方兴未艾，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得到极大丰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志的中国当代文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绵延不绝的强大动力，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精神支柱。

“中国文化”的先进性，表现在它鲜明的实践特色。中国当代文化从思想观念到文化产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和借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着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人民在文化建设中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激发了全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人民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

“中国文化”的先进性，表现在它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中华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为“中国文化”繁荣兴盛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艰难困苦砥砺伟大精神，风险挑战锤炼坚强意志。铁人精神、女排精神、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每一种精神都是全国人民的激情创造，都是国家进步的鲜艳旗帜，都是民族活力的新鲜血液。新世纪新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激发了全社会文化创新的无穷活力，人民迅速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文化需求，对文化创新能力和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也使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具有了广阔空间，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崭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