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范文10篇

图书馆学范文篇1

【摘要题】理论纵横

【【关键词】图书馆学/研究/科学怀疑

【正文】

图书馆学研究始于图书馆学问题，问题是图书馆学认识发生机制的核心，而怀疑则是提出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纵观图书馆学发展史，许多图书馆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重大突破，都是同怀疑密切相关的。只要人们对图书馆学的探索不停止，科学怀疑也就不会停止。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图书馆学（研究）史，就是一部图书馆学的科学怀疑史。因此，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深入探讨图书馆学研究中怀疑的发生机理、特点、类型、地位和功能等，对于人们有效地进行图书馆学研究，推动图书馆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怀疑”释义

“怀疑”一般是指“疑惑”、“不很相信”、“猜测”[1]。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怀疑”是指“对传统学说、观念和已有理论的琢磨、推敲和疑问。是一种认识的契机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方法，一怀疑的结果常常是否定的，但是否定本身包含着肯定的因素”，“科学的怀疑作为一种方法，是探索和发展真理的重要条件”[2]。

2怀疑发生的条件和机理

尽管怀疑是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必然现象，但怀疑的发生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促成了怀疑的发生和发展。

2.1原有理论与新的实践（事实）相矛盾

原有理论是在当时的实践环境（背景知识、实践、事实等）中产生的，但随时间的变化，新的实践（包括理论研究的实践等）与当时的实践有许多不同，而新的实践产生的新认识与原有理论发生矛盾。于是研究者对原有理论产生疑惑，怀疑便随之发生。如关于图书馆学学科性质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但随时间的推移，图书馆学的客观实际发生了巨大变化：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不断伸展扩张，趋向于综合化；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综合化；图书馆实际应用综合化等。于是有人据此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社会科学）表示怀疑，认为图书馆学正在向综合化方向发展，不是社会科学，而是一门综合性学科[3]。

2.2新思想本身不完善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有人提出了某种新思想、新观点。但因这种新思想、新观点并不完善，自然会引起他人怀疑，并提出一些补充、完善新思想的设想、看法。如关于“要素说”的完善，就是通过杜定友对陶述先的“三要素”的怀疑，继而刘国钧对杜定友“三要素”的怀疑来完成的（最后形成“五要素说”）[4]。

2.3思维方式不同

人们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认识所产生的观点、理论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用封闭式思维考察图书馆，寻找图书馆的本质，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整理”、“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等。但用开放式思维考察图书馆的人就对上述“对象说”表示怀疑，认为上述“对象说”并未揭示出图书馆本质，应代之以“交流说”（“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认为图书馆是以文献（或知识、文献信息）与社会进行交流的机构。思维方式不同，认识结果必然相异，思维主体（研究者）之间的相互怀疑也就成为必然[5]。

2.4哲学观点不同

图书馆学研究是一种科学认识活动，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它总是在某种哲学观点指导下进行的。在解决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时，特别是对图书馆学研究现状进行评论时，由于研究者的哲学观点不同，往往会得出不同结论，于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观点的怀疑便自然产生。如有些人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脱节”，并指出应转向“发展战略研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理论”并未脱离实践，不能让基础理论研究结果处处指导具体实践，盲目“转向”，其结果造成基础理论研究陷入低谷，“战略研究”并未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结合部也未找准），因此怀疑“理论与实践脱节”观点的正确性。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解不同，相互怀疑也是必然的。[6-7]

2.5研究方法不同

研究方法是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工具。科学方法也是进行图书馆学研究的必要手段。但是，对同一对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当某人用某种方法研究图书馆（学）从而得出一种结论时，而另一人用另外一种方法研究图书馆（学），则得出另一种结论。于是后者对前者得出的结论表示怀疑。如有人用哲学方法研究图书馆学对象，就得出“矛盾说”的观点，有的人则认为“矛盾说”并未寻求到图书馆的本质，他用数学的方法寻找图书馆的本质，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对“矛盾说”表示怀疑。[8-9]

2.6研究角度不同

由于时代的变化，人们会从不同角度研究图书馆。即使同一时代，对图书馆的观察、研究的角度也往往因人而异。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图书馆，得到的结论就不会完全相同，甚至出现观点、见解上的两极对立，于是研究者之间对对方的看法表示怀疑。如有人提出要把图书馆学研究“从图书馆及其现有业务中解放出来”，“应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应研究广泛复杂的情报需求”[10]。这是从宏观角度去研究图书馆学。但有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有人指出“即使过去的研究停留在内部的组织工作和具体方法、内容上，也不能说研究的方向错了”，因为“图书馆研究总是不能脱离图书馆这个主体对象的”[12]。这实际上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又如，有人从图书馆的社会职能的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对象，认为其对象是“知识交流”，有人对此说表示怀疑，指出此说“未充分揭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和机理，即忽视了知识组织的问题”。他从微观角度研究图书馆，认为“知识集合”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3]。

3怀疑的特点

3.1推敲性

推敲在此是指对原有学说、观念和理论的反复琢磨。推敲不仅是怀疑的认识起点，还贯穿于怀疑之始终。由上述怀疑发生机理可知，怀疑的对象是原有（传统）的学说、观念（点）、理论和方法。当研究者对怀疑的对象推敲时，发现有许多可疑之处，于是对怀疑对象提出怀疑。而在怀疑的过程中，不论是对对方的理论，还是对自己的不同看法，都始终在推敲。上述发生机理中的许多例子都说明了怀疑的推敲性存在。

3.2疑惑性

疑惑在此是指对研究对象（原有理论等）不明白，不相信。研究者对原有理论经仔细推敲，感到不明白，且不相信，于是怀疑它们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同时相应地提出某些问题。此种疑惑是主体（研究者）和客体（原有理论、观点、方法等）相互作用的认识过程中形成的。上述发生机理中的例子中都说明怀疑具有疑惑性。

3.3批判性

批判在此是指研究者对原有理论的分析与否定。研究者经过对原有理论的反复推敲，认为有可疑之处并对其进行批判，提出自己的观点。研究者对原有理论推敲后，发现原有

理论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于是开始怀疑原有理论的合理性，并指出其错误所在，说明研究者自己观点的合理性。综观建国50多年我国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鸣历史，可以看出“对象说”建立的过程就是怀疑发生发展并引发争鸣的过程。[14]

3.4创造性

创造在此是指提出新思想、新观念（点），建立新理论。既然研究者对原有理论表示怀疑并给予否定，那么，研究者就要提出自己正确的、合理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就会启动整个思维探索机制，调动全部有关主观知识，并快速输入有关客观知识，激起研究者回答、解决疑难问题的积极创造热情，竭力消除疑惑，因而表现出一种积极创造精神。纵观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史，每一种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的出现，无不是研究者创造性思维的结晶，其中大部分是在怀疑——争鸣的过程中形成的。

3.5前沿性

前沿在此是指学术、学科的前端、最新领域。因为怀疑往往出现在图书馆学发展（研究）的热点、难点和焦点之中，而这“三点”正是图书馆学发展（研究）的前沿领域、最新领域。处于图书馆学前沿领域的探索活动，或带有猜测性、试探性特点，或带有经验性、描述性特点。具有不定性、易变性、不准确性等特点。因此，在图书馆学前沿领域，往往是假说林立，怀疑横生，争鸣频繁而激烈。在这个前沿领域，怀疑-争鸣，往往导致革命性新理论的发生和创立。如图书馆“有偿服务”理论的建立、“读者第一”思想的确立、“一馆两制”理论的创立，等等，就是在怀疑-争鸣中完成的，尽管仍有人对这些观点、理论产生怀疑。

3.6开放性

开放在此是指用发散性、开放性思维进行科学研究。因为怀疑是对传统学说、观念和已有理论的推敲和疑问，其怀疑结果是否定原理论。研究者不人云亦云，因循前人观点，而是运用求异思维、开放性思维、发散性思维研究前人观点、理论。怀疑的开放性是很明显的。

3.7工具性

工具在此是指人们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利用的事物（方法、技术等）。怀疑具有工具性，是说它是一种研究图书馆学的方式、方法。科学的怀疑作为一种方法，是探索和发展图书馆学的重要条件。人们研究图书馆（学），离不开怀疑这种科学方法。它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具有解疑释惑的独特作用，是其他任何认识方法都无法取代的。图书馆学的发展（研究）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8否定性

否定性在此是指怀疑的结果常常是对原有理论、观点、方法持反对意见。由上述可知，怀疑具有批判性、开放性，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研究者不人云亦云，不因袭他人观点，对原有理论采取否定态度，并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所以，“否定”实际上是图书馆学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契机和突破口，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作用。但是，否定本身包含着肯定的因素，表明否定者的观点。

4怀疑的形态

在图书馆学发展中，大量存在的科学怀疑所涉及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这决定了科学怀疑的形态具有多种类型。但不同的分类标准，怀疑又有不同的类型。4.1按怀疑的内容分

4.1.1对概念的怀疑如对“范式”概念的怀疑，有人认为图书馆学至今未形成“范式”，仍是前科学。但有人怀疑此概念，认为“范式”概念不适用于图书馆学。[15-18]

4.1.2对观点的怀疑如对“馆员第一”的怀疑，有人认为现在应从“读者第一”转变到“馆员第一”，有人则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读者第一’不可动摇”。[19-20]

4.1.3对理论的怀疑如有人将波谱尔的“世界3”理论移入图书馆学，并将其作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世界3”理论中有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不能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21]

4.1.4对方法的怀疑如有人用移植方法将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等）移植到图书馆学中，形成许多分支学科（如“图书馆经济学”等）。有人则怀疑此做法，认为这是“生搬硬套”，无实际意义。

4.1.5对技术的怀疑如有人认为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图书馆中，图书馆就实现了现代化。有人怀疑此说法，认为计算机不是万能的，图书馆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

4.2按怀疑对象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位置分[22]

4.2.1对研究热点的怀疑研究热点是指大多数从业人员特别关注的热门话题。1980年以来，图书馆改革一直是图书馆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在研究图书馆改革中，近年来有人主张“图书馆产业化”（象企业一样全部实行有偿服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图书馆不能“产业化”。[23]

4.2.2对研究焦点的怀疑研究焦点是指热门话题的集中点，争论观点的交叉点。在“图书馆改革”这个热门话题中，起始于1980年初的“图书馆定额管理”就是研究焦点。有人认为，图书馆管理改革应实行定额管理，有人则对此怀疑，认为图书馆某些工作难以计量，定额指标不准确，定额方法不科学，并影响质量，对此持否定态度。[24]

4.2.3对研究重点的怀疑研究重点在此是指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地位较重要，有多人进行长期而有效研究，且已产生较多论著的领域。据统计，我国1949-1995年间图书馆学研究重点有10个领域，其中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文献资源建设等是研究较长较多的重点。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在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因怀疑引起争鸣从而形成了多种“对象说”（据统计，至今约有五、六十种）。[25]

5怀疑的地位和功能

如上所述，怀疑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科学认识活动，而且还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方法。它以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通过对原有理论的思考、推敲，产生疑惑，表示怀疑，提出问题，展开争鸣，从而产生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推动科学发展繁荣。所以，认真研究怀疑的地位和它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对正确认识怀疑、利用怀疑，使怀疑沿正确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5.1怀疑是图书馆学认识（研究）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图书馆学认识的发展过程来观察，怀疑是图书馆学认识活动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们认识图书馆的过程遵循“实践-认识（产生理论）-再实践-再认识……”的客观规律。因为实践（在此是指图书馆（研究）工作、活动等）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所以，人们从原来实践活动中得到的认识（形成理论）与新的实践活动总是相互矛盾的。实践和认识的矛盾是一对基本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促使人们怀疑已有的理论，提出新问题，回答新问题，从而产生新的理论，使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得到发展，即推动图书馆学向前发展。在人们认识图书馆本质（即寻找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当人们的眼光只盯着图书馆内部活动时，对图书馆实践的认识便是其组织要素，从“三要素”到“五要素”。当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读者对图书馆藏书利用情况引起人们关注，因为人们利用图书馆随社会发展而变化，馆藏文献总不能满足读者需求，这时人们认识到图书馆“藏”与“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们开始怀疑“要素说”并未说明图书馆本质，而“藏与用”的矛盾可能是图书馆的本质，于是由怀疑“要素说”便产生了“矛盾说”。随着社会和图书馆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又发生变化，将图书馆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运用更抽象的语言来表述图书馆的本质，并伴随着怀疑-争鸣的频繁发生，产生了诸如“交流说”、“知识说”、“资源说”、“客观知识说”、“知识集合论”等“对象说”。尽管至今尚未寻找到真正的“对象”，但上述诸说一个比一个更接近图书馆本质。

5.2怀疑作为一种科学认识方法渗透于整个图书馆学认识（研究）发展过程

怀疑不仅是图书馆学认识（研究）活动中的重要的基本环节，而且它作为一种科学认识方法渗透于整个图书馆学认识（研究）发展过程。因为，一种新观点、新理论的产生，往往首先从怀疑原有观点、理论开始。如上述，图书馆学认识（理论）与图书馆实践是一对基本矛盾。怀疑便从矛盾出现时产生。此其一。其二，怀疑贯穿于新观点、新理论产生的全过程，是作为一种认知、思维方法，一种求异心理定势，渗透于新理论产生的每一个阶段，指导着新理论产生的各种行为。现将新理论产生过程图示如下。

附图

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怀疑作为新理论产生的极为关键的环节，它是产生问题的必要前提。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指导、运用并渗透于新理论产生的全过程。如图书馆“有偿服务”理论的建立、“一馆两制”理论的建立、数字图书馆理论的建立、“图书情报一体化”理论的建立，等等，都是人们用怀疑的认识方法指导并贯穿其产生的始终的。

5.3怀疑是产生问题的“孵化器”

问题是图书馆学认识（理论）发生机制的核心，而怀疑则是提出问题的必要前提，怀疑还是产生问题的“孵化器”。梁启超说，“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还说“天下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若万事以‘不成问题’四字了之，那么，无所用其思索，无所用其研究，无所用其辩论，一切学问都拉倒了”[26]。梁先生的话足以说明“问题”在科学认识发生发展中的重要性。但“问题”来源于怀疑，又因为怀疑产生于新实践与旧理论的矛盾，所以，“问题”是将“矛盾”置于怀疑这个“孵化器”中产生的。推敲、琢磨、思索、疑惑正是“孵化”“问题”的过程。

5.4怀疑是科学认识发生发展的“催化剂”

由上述可知，科学认识（观点、理论等）发生、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如下几个阶段：实践→产生认识（理论）→新实践、新事实与旧理论矛盾→产生怀疑→提出疑惑、问题、假说→引发争鸣→产生新理论→经实践（实验）检验、理论确立。怀疑作为一种“催化剂”，能够催促科学认识（理论等）发生、发展、加速问题、假说转化为科学理论的进程。当怀疑产生后，问题假说随之发生，并引发争鸣，在争鸣过程中，怀疑可以激励热情，振奋精神，活跃思想、激发灵感，强化问题的解决，验证假说，完善新理论。吸引多人参与，加速问题的解决。图书馆“有偿服务”理论的建立，“一馆两制”理论的产生等都说明了怀疑的催化作用。

5.5怀疑是科学理论进步的推进器

怀疑引发科学争论，科学争论以激烈竞争的形式，鞭策着科学家群体推进科学理性的进步，实现理论向具体真理的逼近。由怀疑引发的科学争论有助于启发思考，互相补充，克服偏见，去伪存真，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事物和发现真理，进而推动科学理论的发展和繁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鸣历史就说明了怀疑在人们认识图书馆本质进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5.6解放思想，防止僵化

由上述可知，怀疑是一种开放性、发散性思维方式和求异心理活动，它在科学发现（展）中起着巨大的解放思想、防止绝对化和僵化的作用。怀疑者不人云亦云，不因袭别人之观点，敢于发表独到见解，发挥创造精神，反对教条和迷信（不迷信权威），通过怀疑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集中体现了怀疑在科学发现中的思想解放作用。

5.7完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

一般说来，一种新理论学说刚刚创立时，并非十分完善，怀疑和批评意见对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必不可少的。科学发现没有唯一的方法，怀疑和争论促使人们采用各种有效方法去解疑释惑。采用最佳思路和最优化方法批判对方，解决问题，这就为通向和逼近真理确定了有效的方法论原则和体系。前述“要素说”的完善过程和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建立足以说明怀疑的这种功能。

6科学怀疑的实施方略

科学认识中的怀疑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功能）使我们认识到怀疑的正确实施的重大意义。那么，如何正确地实施科学怀疑，则是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实际问题。

6.1采用科学的思维方式

怀疑的上述特点表明，它是围绕原有理论观点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采用发散性、开放性、求异性的思维方式而进行的思维活动。科学研究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种思维方式是实施怀疑的最优化的思维方式。

6.2认真分析原有理论

怀疑是从分析原有理论开始的。科学的分析原有理论，才能找出原有理论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才能提出疑惑之处，才能找出问题所在。

6.3提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怀疑的第一成果是提出问题。怀疑（否定）对方而不提出问题，不是科学的怀疑。只有提出问题并发表白己的见解，才能实现怀疑的目标。

6.4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是学术自由、平等竞争的表现。“百花齐放”是鉴别科学新事物（理论等）、解决科学问题、推进科学进步的有效手段。贯彻“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学术领域里坚持科学无禁区、科学无顶峰、科学无偶像的原则，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和学术研究规范。使怀疑-争鸣在自由争辩、互相尊重、民主讨论、服从真理的健康学术氛围中进行。

7实施科学怀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27-28]

7.1坚持合理的科学怀疑，反对怀疑论（主义）

合理的科学怀疑就是遵守科学的怀疑性规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对思想内容的深切兴趣”，承认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的存在。而怀疑论则否认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的存在，对思想内容“采取不动心立场。”

7.2不能片面夸大怀疑的作用

应当在信仰的基础上怀疑，在怀疑和释疑中坚持信仰，适当保持二者之间的张力。

7.3坚持辩证的否定，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科学怀疑不是空洞的否定。怀疑应当批判地继承现有认识成果，否定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肯定其中合理的东西，应持辩证否定的态度。要使怀疑植根于实践之中，把实践作为最终的裁决标准。

（来稿时间：200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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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范文篇2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不会发生变化。这是认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基本逻辑前提。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必须坚持这个逻辑前提。目前学界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观点众多，而且新的提法层出不穷。这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多样的，同时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然而，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一种客观存在，其研究对象是恒定不变的。虽然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是人为建立起来的，受到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导致不同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会有不同的视角和出发点，认知过程还会受到历史条件、社会环境、认知偏见等方面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认知结果的多元化。但是，认知结果不等于科学内涵，并非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每种观点都能准确地反映学科本质。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促进着图书馆学的发展。围绕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许多研究者都试图提出开创性的理论，努力去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证明自己理论观点的科学性。但无论研究者如何去表述自己的思想，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属性不会发生变化，其研究对象必然是稳定的。尽管图书馆学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其研究领域会逐渐拓宽，但对其研究对象的研究必须要坚持这一逻辑前提。

2两种现象分析

2．1学界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众多

自图书馆学诞生以来，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始终是图书馆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据一些研究者统计，目前国内外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已达上百种之多，而且新的提法还在不断出现。〔1〕笔者认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2．1．1很多观点是一致的、重复的。图书馆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据刘烈的统计，仅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就有50余种，〔2〕但其中很多观点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重复的。以“资源说”为例，美国图书馆学家切尼克（B．E．Chernik）在其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图书馆服务导论》一书中指出，“图书馆资源是一种信息资源”〔3〕。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学者徐引篪、霍国庆提出“信息资源说”，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动态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4〕。柯平在2004年发表《知识资源论———关于知识资源管理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一文，提出“知识资源论”〔5〕。以上这几种表述往往被理解为不同的观点，实际上资源的范畴很广泛，无论信息资源、文献资源、知识资源还是情报资源，都属于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由此可以看出此类观点的出发点基本相同，都是将信息资源体系作为图书馆的本质，并由此来理解图书馆学。所以，只要是从“资源”角度来概括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都可以归纳为“资源说”这一种观点。再如，“交流说”也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领域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美国图书馆学家杰西•H•谢拉最早提出了“交流说”〔6〕，对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等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交流说”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是我国学界对图书馆学研究一种重要的学术贡献，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术观点。周文骏在《概论图书馆学》（1983）一文中提出“文献交流说”〔7〕，宓浩等人编著的《图书馆学原理》提出“知识交流说”〔8〕，以及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主编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提出“文献信息交流说”〔9〕。这三种观点并非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创新性观点，只能说是在“交流说”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在新的研究视角之下对“交流说”进行的重新论述。正如上文对“资源说”的理解一样，这三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都可以用“交流说”来总结概括。当前，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说法仍在不断出现。如果只是在词语表述上有所不同，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创新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那就不必另设新说。

2．1．2很多观点不是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在众多观点当中，很多无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混杂其中。提出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其观点是研究对象的观点，往往是后人将其误解为研究对象的观点。以“要素说”为例，“要素说”自诞生到成熟，经历了“三要素”、“四要素”和“五要素”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然而无论是杜定友、陶述先还是刘国钧，他们均未表示过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所谓的“要素”。至于后人把“要素说”当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来展示，完全是一种主现虚拟，是在“文献上的曲解”，这也许是作者也没有预想到的事情。〔10〕“要素说”自诞生以来，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图书馆工作等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能否用图书馆的构成要素来概括，始终是学界争论的一个话题。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误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当成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作为科学得以成立的学术内核，应该是抽象的；而由研究对象派生出来的研究内容，却往往是具体的。〔11〕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并不是固定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图书馆的研究内容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然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会因为图书馆学的发展而改变，它是图书馆学最核心、最本质和最稳定的内涵。“只有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区分开来，才能抓住图书馆学的科学内核，才能保持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12〕在图书馆学发展的早期，出现过“整理说”、“技术说”和“管理说”等观点，受当时实践水平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它们只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某一领域的理论概括，不能把这些有关研究内容的具体观点等同于研究对象。〔13〕如今，“事业说”是众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观点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它试图站在一个更广泛的角度对图书馆学加以研究，进而概括出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全貌。然而，对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概括得越全面，就越无法准确把握图书馆学的学术内核。因此，类似这样的理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

2．1．3研究者心态的变化。随着图书馆学学科的发展，图书馆学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局面。科学研究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给研究者提供了广泛的天地，然而学术界也逐渐暴露出一些不实之风，有些研究者浮躁情绪滋生，为了提出新观点而去提出新观点，希望通过撰文立说，用自己标新立异的观点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致使学术研究的“新观点”不断出炉。王子舟就曾指出，理论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误读”造成了今天理论的混乱。〔14〕在学术研究上，学者由于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对图书馆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容易在同一问题上产生不同的理解和看法。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结果本身没有对错之分，都会受到学界的尊重。学术研究的繁荣局面是大家所期望的，然而，一些非理性的论文只可能导致学术水平的整体下降。此外，众多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抱有极大热情，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最正确的，并试图让自己的观点成为图书馆学界的主流思想，以此来改变学界研究的混乱局面，最终却使得彼此间的争论更加激烈，这也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始终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一个原因。

2．2按阶段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进行划分

目前，研究者大多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按照阶段进行划分。吴慰慈在《图书馆学概论》中按时间标准把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分成了四个阶段：图书馆的具体工作技术（图书馆管理）、整体系统下的图书馆及其在社会环境中的功能、信息交流和信息资源。〔15〕徐引篪、霍国庆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一文中，从认识的发展过程的角度出发，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分为四个阶段：表象的具体的认识阶段（19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整体的抽象的认识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本质的规律的认识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及深入的整合的认识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16〕这种“四阶段”的观点，目前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划分最具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如今的学术研究。此外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划分还有很多种，按阶段划分已经成为当今学界划分的主流。不可否认，人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是随着人们的认识活动逐渐深入的，在某种程度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和时间阶段基本吻合，然而却不能完全断定时间阶段等同于人们的认识阶段，时间的变化不可能完全概括出认识的变化。同时，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可能不同，这也就使得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划分会出现不同的标准。此外，科学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认识的发展也不是直线型的。受实践活动的局限，认识又往往表现出循环反复性。在图书馆学兴起的早期，出现过“整理说”、“技术说”等观点。为适应图书馆学的发展，新的研究观点不断出现，人们的认识角度发生了变化，但并不代表这些观点已经消亡。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技术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7〕技术因素被重新提上日程，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图书馆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从另一个视角对技术因素重新加以重视，为19世纪的“技术说”赋予了新的内涵。

3三种观点流派

在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关于研究对象的观点，对各种观点进行合理的划分可以更好地理解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质和研究对象，更清楚地梳理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内容和领域，进而推动图书馆学的发展。纵观图书馆学的发展史，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划分往往会出现不同的标准，主要原因是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出发点不同造成的。文章从观点流派的角度出发，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分成了“工作说”、“事业说”和“本质说”三大流派。

3．1“工作说”

“工作说”是以图书馆工作的内容为出发点来表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工作的内容非常广泛，文献资源建设、用户服务、管理实务等都属于图书馆工作的范畴。因此，“整理说”、“技术说”（“新技术说”）、“管理说”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工作说”的观点。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施莱廷格最早提出了“整理说”，他认为“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18〕。受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概括为“图书馆整理”，其主要内容是图书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技术说”是由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提出的，“图书馆学应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它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19〕。“管理说”的代表人物是帕尼兹和爱德华兹，重视图书的系统整理、妥善保管和充分利用，在要求增加藏书量的同时，强调藏书结构的系统性和科学性。〔20〕我国关于图书馆的研究起步较晚，早期对图书馆具体工作缺少代表性的论述，加之学界长期将图书馆学视为图书馆之学，因此“工作说”引入我国后，很快成为图书馆学界的主流观点，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图书馆学界主要理论流派之一。

3．2“事业说”

吴慰慈、邵巍在其1985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概论》〔21〕一书中指出，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微观对象是指图书馆的各个组成要素，以及作为其工作对象的知识、信息等；宏观对象是指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22〕“事业说”是对前期理论研究结果的概括和总结，旨在通过对客体的研究来揭示其内在的运行机制。“事业说”从图书馆事业的角度出发，是对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拓展。这不仅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而且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同时“图书馆事业”这种研究对象的表述形式，能够明确地将图书馆学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这一学术思想在国内图书馆学界一直占有支配地位，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影响深远。属于“事业说”的观点也比较多，“规律说”、“矛盾说”实际上也是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图书馆事业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中指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23〕，这是关于“规律说”代表性的论述。1962年黄宗忠根据《矛盾论》的论述发表了《试论图书馆的藏与用》〔24〕一文，把“藏与用”当作图书馆的特殊矛盾，试图通过分析这对特殊矛盾来概括图书馆的本质和规律。这两种观点站在整体角度对图书馆宏观事业进行了考察，是对图书馆的运作机制的探寻，对图书馆与社会联系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事业说”的内涵。

3．3“本质说”

“本质”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是对事物根本性和规律性的把握。“本质”可使人们脱离具体的形象进行创新活动，所以对“本质”的把握必须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本质说”应该是在各种具体的现象中作出合理的抽象。根据是否把研究视角局限在图书馆当中这一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图书馆本质说”和“图书馆学本质说”。

3．3．1“图书馆本质说”。图书馆的本质可以表述为一个信息资源体系。〔25〕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表述为一个“资源”体系或集合的观点都可以称作图书馆本质说，无论这个“资源”体系是信息、知识还是文献。如上文对“资源说”的论述，“信息资源说”、“知识集合论”和“知识资源说”等这些“资源说”的观点实际上都属于“图书馆本质说”的范畴。这几种观点从信息时代的广阔背景出发，力图把握图书馆的本质。面对网络化、数字化对图书馆产生的巨大影响，“资源说”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信息社会的变化。然而，“图书馆本质说”仍然是从图书馆的角度出发，仍然没有使图书馆学研究超越图书馆这种客观的社会事物，不是对图书馆学这门科学的本质把握。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一种独立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科的客观存在。诚然，我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源于对图书馆的认识，但图书馆学的本质却不以图书馆的本质为转移，也不以我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为转移。

3．3．2“图书馆学本质说”。“图书馆学本质说”是从图书馆学科学本质的角度出发，脱离出图书馆的限制，是对图书馆学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社会现象，特别是考虑到图书馆学的“应用科学性质”，因此我们应该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表述为一种社会行为。〔26〕所以，对图书馆学“交流”、“组织”等社会行为的论述都属于图书馆学本质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各种“交流说”，以及信息组织、知识组织等各种“组织说”。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最早提出了“交流说”，“交流不仅对个人的个性十分重要，而且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其活动也是重要的，所以它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27〕。前苏联图书馆学家丘巴梁指出，“苏联图书馆学是一门把图书馆过程作为群众性交流社会思想的一种形式的社会科学”〔28〕。同时“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和“文献信息交流说”是我国有代表性的“交流说”的观点。马恒通于2007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馆藏知识”的传播。进而把图书馆学定义为“研究图书馆馆藏知识的传播、以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29〕实际上，传播和交流是同一个概念（Communication）的不同表达形式，因此“传播说”的本质还是“交流说”。“组织说”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通过“组织”这种社会行为来表述。王知津在20世纪末连续发表了《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30〕、《知识组织的研究范围及其发展策略》〔31〕、《知识组织的目标与任务》〔32〕等系列文章，认为“知识组织应建立在知识单元的基础上，将无序的知识组织起来供人们使用，这就是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通过这些文章对知识组织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金胜勇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析论》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研究对象与学科关系》两篇文章中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33〕。无论是“知识组织说”还是“信息组织说”，都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表述为“组织”这种社会行为，都试图对图书馆学的科学本质进行把握。在上述三种流派、四种学说中，“工作说”、“事业说”、“图书馆本质说”都是围绕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本质）来阐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统称为“图书馆说”。而“本质说”中的“图书馆学本质说”则是从图书馆学的科学本质来阐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称之为“非图书馆说”。

图书馆学范文篇3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什么，“许多人，包括图书馆界内和图书馆界外的人们，都毫不迟疑地断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工作”[1]。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在事实上，从图书馆学诞生之日起，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成为人们长期争论的问题，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依时间顺序，我们可以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粗略分为如下几种：

一是图书整理说。“图书馆学”这一名称首先是由德国人施雷廷格在1807年提出来的，因此，他被誉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施氏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应为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施雷廷还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目录的编制。他不仅编制出12个大类、200个小类的分类表，而且编制过主题目录和字顺目录。另一位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发展了施雷廷格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图书馆学应当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这与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的观点十分相似。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图书整理”或“图书馆工作中的技术经验”，是早期图书馆学家的主要观点，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二是图书馆管理说。“图书馆管理说”也是早期图书馆学思想之一。1821年艾伯·特首次提出“图书馆管理学”之词。法国人海塞(1893)认为图书馆学的宗旨是解决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图书馆。英国人爱德华兹和帕尼兹也致力于图书馆管理思想的研究。并对17世纪-19世纪以来的图书馆管理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杜威的图书馆学思想在本质上也是提高图书馆管理和成本效益。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学术思想也是源出此。

三是知识信息交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信息的交流日趋频繁，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纷纷问世，情报学也从图书馆学这个母体中剥离出来。20世纪40年代-70年代，国外一些图书馆学者对知识、信息、情报的交流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如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在《图书馆学教育基础》一书中提出，“交流是社会结构的胶粘剂”、“图书馆是社会交流链中的一环。”“图书馆具有教育作用和传递情报的作用。它是人们与文字记录知识之间的中介，是促使记录知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利用的交流系统”。前苏联学者米哈依诺夫、丘巴梁也认为情报交流是信息部门的主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交流说”引入图书馆学领域。“知识交流说”在理论形态上自称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它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新解。它摆脱了从图书馆实体出发确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封闭思维模式，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探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四是信息资源说。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兴起了一个新的专业术语“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ResourcesManagement，简称IRM）。IRM理论形成后不久就渗入图书情报学领域。80年代末，IRM传入我国，并引起强烈的反映。如90年代初，国内图书情报学系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或相关系名。并在教学中加大了信息资源管理课程的比重。1999年，徐引篪、霍国庆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出版，该书明确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信息资源说将图书馆视为动态的、有机的信息资源体系，力图揭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信息资源说”虽挟西风而传布，但是也有不少“本土化”的成果，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信息资源管理方向硕士点博士点，以及一些信息管理学专著的问世都有一定的影响。

五是知识组织说。知识组织(KnowledgeOrganization)的概念产生得较早，1929年英国分类学家布利斯曾出版过《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和《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两部著作。20世纪60年代，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也对知识组织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图书馆中的文献分类是文献组织而非知识组织，知识组织是对文献中所含的知识内容进行分析，找到相互影响及联系的结点，像地图一样，为人们寻找信息提供服务。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种深入知识内部，对知识内容进行分析的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组织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9年—1990年马费成、胡昌平、刘植惠等撰文探讨了知识组织、知识揭示和知识基因的关系。丰成君则称知识组织是图书情报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黄俊贵主张用知识组织思想全面改组改造图书馆工作流程。“知识组织说”顺应了网络时代知识管理的需求，揭示了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成为转换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重要推力。

六是图书馆事业说。“图书馆事业说”20世纪后半叶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至今仍为一种主流意识。[2]它包容了“矛盾说”“规律说”“活动说”“中介说”等诸多观点，是具有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说的一个有力佐证。代表人物有吴慰慈、黄宗忠等。王子舟认为，以“图书馆事业说”为代表的一系列论点，是本土化的图书馆学，它们表现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

七是知识集合论。王子舟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如何将知识组成知识集合，并为人们所使用的一门社会科学。”[2]他在《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一书中，明确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知识集合”[2]。知识集合论是个全新的图书馆学理论，它以“知识”为核心概念（元概念），以知识社会为立足点，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

2图书馆研究对象的反思

以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概述是相当约略的，限于篇幅，笔者不再把其它观点一一列举。那么，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图书馆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是什么？这里先不必急于回答，让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这个被人们认为是想当然式的问题，或许会有一个新的发现。

反思之一：探究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有没有必要？

2006年《大学图书馆学报》第2期发表了周九常的文章《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审问与批判》，该作者认为：“1957年，图书馆学大家刘国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上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紧密相关，争鸣有助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促进了当时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有关研究对象的讨论有其合理性。”[3]“1980年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旧事重提，其隐含的背景和任务是学科重建；因为经过了十年浩劫，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被糟蹋得一片荒芜，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百废待兴，图书馆学也不例外，这样研究对象的重新审视和论争就成了一个契机。这表明此次旧事重提也有其合理性。但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一日千里，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向全球各个角落广泛延伸，图书馆实践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学科重建也基本完成，因此研究对象问题成了一个并非紧要的问题。”[3]

这种说法值行商榷。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不仅给“图书馆实践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同时，也给图书馆学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事实上，此时的图书馆学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全国图书馆学专业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50多个，下降到20多个，改名风潮、合并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弱小的图书馆学学科能在这场强大的冲击波面前独善其身吗？就我系而言，1990年以来，图书馆学的学科调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调整无一例外地在扩大图书馆学的研究视域。再看一下1990年以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说，资源说、知识说、知识组织说、知识可获得性说、知识集合说、符号信息说、公共信息交流说、有序化信息时空说等等，这本身就说明在新的环境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面临一个发展问题，图书馆学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回答时代提出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研究对象问题并非一个不紧要的问题。

据马恒通在1999年《大学图书馆学报》第6期发表的《新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50年(1949-1999)》统计，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说大约17种，大部分是近20年的创新[4]。黄宗忠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功能的新思考》，也列举了1957年以来的20种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5]。观点林立，又不加以梳理，实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旧事重担”实有必要，更有其时代意义。

反思之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一个还是多个。

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为什么至今争论不休时，黄宗忠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研究者从外延上探求研究对象是什么；二是研究者从内涵上探求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并以图书馆本质为研究对象。“由于上述两方面探讨的目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对本质认识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看法。”[5]吴慰慈则认为，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纷争，“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图书馆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图书馆现象本身外在的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图书馆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在信息时代它又将呈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形态，图书馆的发展无止境，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是发展变化着的；二是由于图书馆现象的复杂性，研究者因各人所站角度、所用方法的不同，所观察对象的范围有差异，也会造成结论的差异。”[1]因此，他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图书馆学最复杂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1]

那么什么是科学研究对象《辞海》(1999)认为“对象是指观察或思考的客体，也指行动目标。”[6]《现代汉语词典》把对象表述为，“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7]王子舟把研究对象表述为“一门科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3]并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3]可见，谁也没有肯定地说每门科学只能有一个研究对象。如果有多个研究对象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了。问题的争论也是从这里开始的。黄宗忠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就是有差别的。1962年，他在《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一文中提出，藏与用是图书馆的特有矛盾，规定着图书馆特有的本质，“是图书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点”。接着黄宗忠在《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1963)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1988年，黄宗忠在《图书馆学导论》又解释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不是具体形态的图书馆，不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的图书馆，而是不受时空影响的图书馆，是一种科学概念图书馆。”“由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都是一个整体，在含义上区别不大，而且后者含义更广泛、更明确、更确切、更与世界大多数人的看法一致。”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黄宗忠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图书馆”。[8]

据刘烈在《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85)一文中的统计，国内外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有50多种，而且新的提法还在不断地出现。这表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并非不证自明和一成不变。交流说、资源说、知识组织说、知识集合说等并非没有其合理性。特别是200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著），以一个全新的角度爬梳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引发了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新一轮的思考。作者认为知识是当代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图书馆员将以新的角色（知识工作者）融入到知识社会当中，由于图书馆的形态在信息时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无墙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以“机构图书馆学”研究重点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动摇这就是各种新说出现的原因。作者进一步指出：“我试图站在知识论者的立场，希望图书馆能在知识的领域里前行，并使图书馆学成为对社会人群有益的一门科学”[3]。

面对诸说的纷争，有人担心这会扰乱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陷入“你不说我倒还明了，你越说我越糊涂了”的境地。那么情报学是否存在认识上的纷争呢？《我国情报概念的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情报科学》2003年第4期）认为：“信息化在促进事业（情报）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观念的大变革。如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北京大学图书情报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所引发的改名风潮，1998年教育部将情报学本科与经济信息等四个专业合并成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传统图书情报课程的一再改造和压缩等等”[9]，并引用梁战平的观点原科委（现科技部）的改名是“我国科技情报界历史上最大的学案”[9]，并指出“学术界对于情报改信息的是非曲直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9]。这也是一个研究对象之争。争论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吴慰慈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这些不同观点的内在倾向性是一致的，都是落脚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图书馆事业之上的。这种争论对于促进图书馆学的发展十分有益”。[1]黄宗忠则认为这种争论是正常的。因为真理是不怕争论的，真理会愈辩愈明。看来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反思之三：是多研究“问题”还是多谈“主义”。

《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审问与批判》一文引用胡适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来探讨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争。作者认为：“研究对象问题就是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的‘主义’而不是‘问题’，或者说研究对象问题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个‘伪问题’。”[3]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个“伪问题”是如何出笼的。“20世纪20年代以前，图书馆研究主要以图书馆技术方法为主，图书馆学理论不受重视。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图书馆学理论受到重视，而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重要部分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自然被突出出来（黄宗忠语）。”[5]也就是说，在巴特勒和谢拉出现之前将近150余年，西方学术界并没有把图书馆学当作一门理论科学来对待。和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一样，认为图书馆学就是图书馆工作，负责借书、还书、管理图书的工作。隐含的背景是图书馆学属于工作方法（技术），而非一种理论。刘国钧就曾在20世纪50年代撰文指出，整个学界没有给图书馆学应有的学术地位，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有感而发的。

由此看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被人们所关注，也仅仅只有50余年的历史，而这50余年中近20年为最活跃期。那么这20余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又是什么样呢（注：这里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其研究对象是不可分的）《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分析》一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由于没能（实际上也不可能）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要求理论研究从思辨玄空落到现实中来的呼声急切，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理性的追求，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从此陷入低迷徘徊的境地。短暂而略有建树的实践应用研究（如发展战略研究、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等），由于只是图书馆学人的‘纸上谈兵’和‘一厢情愿’，并引起政府甚至同行的认可和践行，因而这个所谓的‘结合点’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好图书馆理论与图书馆实践的有机结合问题，更不消奢望能解决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事实上也没解决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大计问题，图书馆固有的模式和运用方式都未见有根本的转变。”[10]图书馆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甚嚣尘上，基础研究被技术的迷信和狂热所湮没。然而在新世纪黎明醒来的每一个有学术良知、有理性的图书馆学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现实“技术手段无论如何先进，功能如何强大都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图书馆事业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图书馆学理性的回归是历史的启迪和现实对我们的呼唤。我们有必要对图书馆学的认识历程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10]

图书馆学范文篇4

[论文摘要]澄清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和本土化、中国化和全球化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从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学理结构上论证中国化将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永恒课题。认为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其中的重点应放在努力发现中国当今特定时空下、特定图书馆实践的新问题,去证明那些一度作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心的西方通则。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问题,是目前图书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什么是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图书馆学研究为什么要中国化?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内容有哪些?在这些“关于”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上,学术界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这三个议题事实上涉及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概念、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何以必要以及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从逻辑学角度讲,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逻辑周延关系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必然性,因而是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所无法绕开的基础性议题。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辨析。

1、概念的澄清

1.1“本土化”是相对宽泛的上位概念,建议使用更为准确的“中国化”术语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更多地被表述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本土化”。如吴慰慈先生1998年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要本土化》一文中的倡言Ⅲ以及刘兹叵先生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的一组论文等。那么,什么是图书馆学本土化呢?“图书馆学本土化是使来源于西方的图书馆学中的合理成分同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以增强图书馆学对本土图书馆现象的认识和在本土图书馆实践中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方法的一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倾向”。这个定义预设了图书馆学学术落后国家引进和借鉴图书馆学学术发达国家理论的事实。但落后和发达是相对而言的,如19世纪美国曾派出大批学者“留洋”德国学习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又如,印度以阮冈纳赞为旗旒的图书馆学思想对英美有着一定影响,后阮冈纳赞时期的印度图书馆学界同时又提倡自己的“本土化”,并形成了印度特色的图书馆学“本土研究学派”。

显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本土化诉求是学术落后国努力摆脱对学术发达国的依附地位、追求学术话语独立权的行为,具有学术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色彩。而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本土化”的一种类型,提倡使用“中国化”这一术语,将有助于把问题局限在个案的水平上作出恰如其分地剖析。

1.2社会全球化和图书馆学中国化的关系

图书馆学本土化是图书馆学学术发达国和落后国在学术交流中的必然产物,并不是社会全球化的今天才导致的结果。同样,作为本土化特殊类型的中国化问题也肇始于西方图书馆学“东渐”的晚清。早在1925年梁启超先生就呼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1926年,刘国钧先生也强调:“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总之,图书馆学中国化问题渊源久远,历史上从不鲜见关于本土化问题的探讨。当然,问题的存在是一回事,该问题是否被关注又是一回事。当中国化问题并不被关注时,实质上是默认西方理论在面对中国图书馆实践时不存在效度边界。但任何西方图书馆学理论都是源自西方图书馆实践的局部真理,当它们“外推”到中国实践时仅有参考价值,而绝非全面真理。可以说,当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中国化”问题不为学界所关注时,也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匮乏之时。

另外,中国化并非源自对全球化的学术反弹。作为图书馆学中国化的核心,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在面临中国图书馆实践的具体问题时表现出了某种错位甚至无能,因而,图书馆学中国化并不是作为全球化的反弹才出现的学术诉求。以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动力的全球化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仅仅是向欧美运动的向心化。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鲍曼又说,“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它“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也就是说,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多元存在,并由此滋生出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本土化学术关怀。同样,作为全球化技术平台的互联网也不支持一个超国界、去民族化、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查尔斯·艾斯认为:“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文化认同、传统、意见、习惯等方面广泛的多元性”。就图书馆学而言,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中心的缺失,意味着建立多极化图书馆学理论的可能。

综上,全球化伴随着本土化的运动,提供了各种能动创造的可能。中国图书馆学界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基于中国当下图书馆实践并借鉴西方图书馆学成熟学理,构建出“中国制造”的、因而也更能解释中国图书馆现实的学术理论。强调“中国制造”并非出于狭隘的民族自尊,而是因为图书馆学中国化将会成为生生不息的永叵课题。

2、图书馆学中国化将会是生生不息的永恒课题

作为一门科学,中国的图书馆学是在近现代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化问题正像在图书馆学建立之初就存在一样,它也必将会永远存在直到图书馆学消亡。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图书馆学研究都必须、也只能中国化,而根本不需要等到梁启超、刘国钧、吴慰慈或其他哪位大家的呼吁。西方图书馆学产生的背景决定了中国化必将是永恒的课题。众所周知,德国学者施莱廷格于19世纪初提出“图书馆学”的社会背景是欧洲工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社会的重组,学术背景则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理性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延伸。这决定了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无论是在历史向度上抑或是在现实向度上,都与中国图书馆实践颇多凿枘。总体而言,虽然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本身内涵丰蕴,并随着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变化多端,但其指涉的内容不外乎特殊理论和通则理论。

在特殊理论方面,正如学术界所总结的那样,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理论可以大致概括为源自德国的技术学派,源自英国的管理学派,源自美国的社会学学派、交流学派、新技术学派、信息管理学派等;而俄罗斯、印度、日本等也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取得了个性特色十分鲜明的研究成果,如后阮冈纳赞时期的印度即有知识组织学派、管理学派、信息技术学派、本土研究学派等。它们无一例外地表明,所谓图书馆学“理论”,总是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某个或某些学者的思想。因而,“理论”更多地取决于时空的特殊性和个体视角的差别,而理论内涵和解释者的知识前定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图书馆学作为人们对图书馆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总结,与人类的精神现象须臾不离,近年来人文图书馆学的活跃正表达了对人类的精神现象和图书馆理论之间相关性的关注。人文图书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包括馆员之间、读者之间、馆员与读者之间)的理解沟通,从而实现对图书馆实践规律的人性把握。而人的实践活动是受到时代和环境的时空二维关系制约的。简而言之,时空结构比具体图书馆学理论更为根本。因为在历史向度上,随着历史时间的变迁,“时过”的图书馆学理论必将面临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在共时向度上,随着社会空间的移易,“境迁”的图书馆学理论必将面临如何与世偃仰的问题。这样,在源流上作为西方学术的图书馆学对中国具体图书馆实践的制约意义肯定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时过”和“境迁”永远存在,西方图书馆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将永远存在。因为理论可以移植,但背景永远无法移植。

在通则理论方面,和其他学科的通则性问题一样,图书馆学的通则性主要包括本体论层面和逻辑学层面。

图书馆学的本体论层面涉及到图书馆理论和实践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以数学为例,“l+1=2”是一般化和非时间化的,在秦始皇时代或路易十四时代,在美国白宫或阿富汗平民窟,“l+1=2”都是真命题。然后,你研究“1+1=2”干什么?“1+1=2”有没有超数字游戏的具体应用?在这些体现研究目的和研究价值、涉及主体立场和观念体系的问题上,却因研究主体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价值论是不能被证伪的,它与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理性背道而驰。作为社会科学或管理科学的图书馆学,其价值论空间远远大于1+1=2。几乎可以断言,图书馆学研究中完全的“价值无涉”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纯技术研究,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能够刻意追求某种“客观立场”,但在立题伊始和研究成果的最终用途上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归某种价值判断。历史上,图书馆学中国化始终存在知识理论的价值选择和判断问题。一个显例是,1949年建国后对前苏联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是有选择的,鲁巴金关于自学和阅读问题的研究以及图书馆藏书补充理论(后者又称“图书核心”理论)尽管更具学术性和现实指导意义,但出于政治价值的考虑,我们却更加迷恋丘巴梁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说。

图书馆学的逻辑学层面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图书馆学在追求知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一致性时所创造的原则(如杜威十进分类、元数据理论等)遵循逻辑思维规则,显现出了人类思维能力的稳定性。然而,图书馆学理论并非来自逻辑思维的简单演绎。以图书分类学为例,以杜威十进分类为代表的西方分类表面上是以文献主题概念的学科属性和逻辑类项的划分为两翼构筑的,具有“天才着作和下流作品同样都是分类表中的一个号码”的“客观精神”。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来源上看,它乃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实验和逻辑思维信念的产物。所以,我们从杜威十进体系中可以轻易找到它与哲学家培根知识三分论的有机联系。而我国自刘向以来的图书分类也一直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吻合。所以,逻辑只是图书馆学科学活动的条件而不是科学活动的验证对象本身。换言之,图书馆学理论都是对不同时空条件下、基于特定图书馆实践的理性概括,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源于图书馆实践的。西方流派纷呈的图书馆学理论表面上都具有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和逻辑预设,实际上却深受社会习惯的制约,使理论的纯粹性大打折扣。可以断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时社会传统和共时文化思潮都从不甘于寂寞,它们总是“主动”和自然科学理性一起影响图书馆学理论的生成。

综上,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生成机理决定了西方学理永远存在中国化问题。“中国化”不是一个有朝一日终将解决的任务,而是中国学者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永远应该坚持的根本方向。

3、中国化所指涉的内容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精髓是,既然西方学理是特定时空背景下基于特定图书馆实践的理论总结,它在面临“时过境迁”的中国时空和中国特定图书馆实践时,必然存在一个理论有效性问题。总体而言包括下述三个方面。

3.1基于不同历史传统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中国五千年历史大致可以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而划分为大小两个传统。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大传统,它与西方文明的差异突出表现在科学精神的缺失上,即缺乏从下定义到通过实验或逻辑推导得出一般化和非时间化的结论、要求结论可证实或可证伪的整个科学研究程序。从西方“科学”来审度,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既没有图书馆更没有图书馆学。这就像从“西装”来审度,中国古代没有衣服一样。显然,中国古代是有衣服的,只不过没有西方式的衣服(西装)。同样,中国古代既有“自己的”图书馆实践也有“自己的”图书馆学。如北宋程俱的《麟台故事》就较系统地表达了图书馆理念,对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图书馆的基本内容、馆舍建筑、馆员的管理等有较全面的概括。事实上,离开了古代图书馆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的丰富实践,就不可能产生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明。而基于大量图书馆实践,中国古人也不可能没有对图书馆学的理论思考。如中国古代关于文献政治教化功能以及藏书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促进作用的洞见,比之现代西方图书馆学“社会学学派”的相关理论也绝不逊色。因此,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一方面要“洋为中用”,借鉴西方的理论对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实践做总结、对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理论做修复,以增益其“科学”的成分;另一方面要“古为今用”,从中国古人的图书馆学智慧中吸取养分,改进业已独步天下的西方式的图书馆学理论。

1949年后形成的中国社会小传统因受政治单一性话语的影响(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比重在下降),而与“科学主义”经验研究意义上的西方图书馆学颇多隔膜。如何对待西方图书馆学的学术话语和中国小传统所特有的社会主流话语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图书馆学中国化的重要议题。它包括:①图书馆学者如何在坚守应有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将西方式的学术话语转换为政府和大众都可以接受的话语。②政府职能部门如何信守“价值无涉”原则保证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程序和表达方式的独立性。③大众作为图书馆的读者或潜在读者如何自觉接受西方科学主义图书馆学学术精神的洗礼,以便更好地利用图书馆甚至参与中国化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创造。

3.2图书馆学理论传播和普及过程中的中国化

西方图书馆学作为与中国图书馆实践有一定距离的学理结构,其输入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中国的现实需要,这是前提。从鸦片战争及洋务运动中国先贤对西方图书馆的宣传介绍,到前后学习西方创办新式图书馆,到清末新政时期公共图书馆观念的传播和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兴起,直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理论和实践过程始终伴随着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这其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在当今图书馆学研究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上仍有参考价值。②传播普及。即努力突破西方图书馆理论的纯粹学术层面,引起官方和大众的广泛关注。这首先涉及到语言转换和理解转换的问题,意味着学者们不仅要在学术层面上一展身手,还要在学术层面之外有所作为。③发现问题和证伪通则。即西方学理在面对中国图书馆实践时,到底表现出了哪些错位甚至无能。这是中国化研究过程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一环,集中体现了中国图书馆实践的现实需要与西方学理之间的张力。

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现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全国高校设立的图书馆学本科、硕博士教育已初具规模。如何在普遍性工作大发展的基础上,对因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图书馆事业新问题作出新理解,这是目前中国化问题的重中之重。遗憾的是,学术界目前津津乐道的仍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话语在图书馆学中的嫁接和应用。技术图书馆学、科学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作为当前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三大话语类型无一不是在亦步亦趋于西方的学术理论。如图书馆哲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即起源于1986年卿家康等翻译了美国学者谢拉的《图书馆哲学》。

3.3西方图书馆学科学主义经验研究的中国化

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是具体的,同时也因具有西方科学主义经验研究的传统而具有“通则”性。然而,这些具有“通则”生的理论虽然“科学”,但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国情。这样,通则如何在中国经验下被证伪,就成为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那些在西方形成的“科学”理论,在相关论域中只能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参照,无可避免地体现着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紧张。如,元数据作为一种微观知识组织法,其理论所强调的对各种复杂形式的知识的格式化描述,在现实知识组织过程中并不为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用户)所接受和理解。早在《七略》时代,中国图书分类的类名就不是“格式化”的。如“六艺略”这个一级类名其实下分“九种”文献,人们是根据先秦以来关于“六艺”(它的组成、它和孔子的关系、它在政治教化上的功能等)文化背景来理解这一“略”的所有文献的;又如《四库总目·集部·诗文评》类以《文心雕龙》为核心文献,人尽皆知的“《文心雕龙》”参与着人们对“诗文评”类名含义及其下分所有文献的理解。虽然以“科学和民主”为信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饱受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更多地倾向于诸如“六艺略”或“诗文评”那样的经验感受而不是西方科学主义演绎下的抽象理解。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西方自信心爆棚的各种知识管理方法,当运用于中国图书馆实践时几无成功案例的事实。

图书馆学范文篇5

关键词图书馆学研究现状问题发展趋势

AbstractThistextanalyzedtheourcountrylibrarysciencetheinvestigativepresentconditionwiththeexistentproblem,thestudyfromnow

onthelibrarylearnstheinvestigativedevelopmenttrend.

Keywordsthelibrarysciencetostudythepresentconditiontheproblemthedevelopmenttrends

一、图书馆学研究现状

（一）众多学说流派形成。图书馆学研究在我国兴起,到现在已有50多年,在整个进程中形成了众多学说流派，主要有:要素说：即研究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规律说：即研究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工作及其规律；矛盾说：即研究图书馆管理与利用间的矛盾；关系说：即研究图书馆及其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层次说：即研究图书馆活动及构成要素；系统说：即研究图书馆系统；图书馆说：即研究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知识说：即研究图书馆学理论与知识；交流说：即研究文献利用和情报交流；符号信息说：即研究图书馆符号信息；公共信息流通说：即研究图书馆公共信息与流通；信息时空说：即研究图书馆抽象的有序化信息时空；资源说：即研究图书馆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等等。

（二）图书馆学研究采取了整合方略。回顾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历程，走过的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发展中至今仍存在着许多困惑和难题。要从认识上解决这些困惑与难题，则还需要从中外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去找出图书馆学研究的正确发展轨道。从国外图书馆学研究发展的进程，反思我国图书馆学研究50多年历史，我们不难得出产生这些困惑与难题的主要原因实质是我国学术界长期坚持图书馆学、情报学和信息学三科独立，真理与缺失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风行的恶果。进入21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正在从这种低迷中走出来，也正在将这三门学科整合为三位一体，以端正视角，摆脱困惑，按照图书馆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前进。

（三）人文化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导向。图书馆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和存在，人文属性是图书馆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弘扬人文精神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必须体现的基本理念与根本使命。因此自图书馆学诞生以来，一直以人文传统为理论特征，特别是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的人文化趋向主要表现在：强调图书馆信息网络建设，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也应运而生；强调树立图书馆的开放形象，图书馆的开放形象是其区别于旧式藏书楼的基本特点,也是图书馆最具人文意蕴的的重要理念，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增多，国外图书馆的全开放形象在我国图书馆广为效尤，建筑变封闭为敞开，书刊彻底开架，借阅藏合一，让馆藏更接近读者；强调阅读环境的人文化，在建筑格局与装饰的人文化方面，借鉴国外不仅局限在开放上，而且在人们的阅读环境上的人文意蕴升华、实践和探索；强调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在为读者服务方面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深化服务内容，为读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个性化服务等等。

（四）知识化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内涵。图书馆学本来就是以知识为对象的科学，能够组织知识和提供知识是图书馆与生俱来的两大历史使命和价值目标，这是图书馆发展史已证明的不争事实。而研究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即知识集合的理论和方法，进而指导图书馆实践，是图书馆学的主要使命和价值目标。由于知识集合的存在和发展是以用户的知识需求为中心的，因而不仅在知识集合的使甩与完善中离不开用户，而且在创建知识集合、有效发挥知识集合的功效(如知识存贮、知识检索、知识优控)等方面，都必须特别关注用户的利益、需要和特点。离开了用户及其需求，知识集合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因此知识化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内涵。

（五）社会环境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外延。社会环境揭示存在于人类各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形态的结构及其发展过程和规律。事实上，人类的社会生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种性和多变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社会环境的无限广泛性和重要性。现代人类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社会生括离不开图书馆活动，在文明杜会中，图书馆活动成了人类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图书馆活动涉及到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问题，这些社会关系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又揭示出所处的种种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处理好图书馆领域与杜会领域的关系，既关系到图书馆的生存，也关系到社会的繁荣。社会环境研究就是围绕着图书馆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等现象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影响和制约规律，从而达到全面认识图书馆社会形态的结构和规律，并从整体规划的角度去认识和组织图书馆社会活动。因此社会环境研究必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外延。

（六）范式研究已成为学科自身建设必然要求。科学研究离不开一定的范式，因为有范式，科学研究才能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才能朝着日趋完和精确化的方向前进。相对独立而确定，比较完备而具阐释力的研究范式是一门学科完成建制化的基础和核是学科成熟的重要任务,也是学科自立于学科之林的必条件。进入21世纪后，图书馆学学派林立，多元取向逐渐增多，也可能是图书馆学研究产生学术争鸣最多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图书人对图书馆本体的追问产生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许多学者希望对他们进行整合，而许多研究仍是理论的折中和拼合，由此看来未来图书馆学的理论范式还将呈多元化发展。

（七）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交融的研究不断深化。进入20世纪后，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在不断完善，也在不断的扩展与深化。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档案学的融合和新闻学、传播学、信息管理学、咨询学、计量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群的“自然产生”。从而直接地进一步促进了图书馆学扩展研究对象、丰富理论内涵、提高研究水平。尽管中外学者们关于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交融研究的争鸣意见各异，但对与图书馆学交融学科群的产生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持认同与乐观态度。

二、图书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的深度还不够。20世纪以来，在图书馆学这一研究领域，虽然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但从总体上说，有影响、有深度的成果并不太多。有许多文章仅仅满足于作一些注解和说明的工作，缺乏学理上的深入探讨；普遍存在一般描述多，重点深入少；追赶时髦多,真知灼见少；研究技术方法多，研究理论少；书面理论多，实际调研少；研究事物多，研究人的思想少；情况综述多，本质分析少等等。另外，各种论说处在粗浅阶段，各说都不完善、不深入。实践漠视理论的倾向比较严重，也存在“工匠意识”的理论价值观。（二）研究的学风不正。我国图书馆学界有两个毛病：一是不愿公开承认和接受别人提出的正确的东西；二是不愿公开进行学术论争。因此我国图书馆学无生气、无创新，发展较慢，成绩平平。另外，只:追求图书馆学研究的表面繁荣，不求图书馆学研究的真正发展；一味赶时髦，追热点，如知识经济与图书馆、网络条件下的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文章曾充满全国各个图书馆杂志，内容千篇一律，空洞无物，缺乏实质内容和学术性、系统性。

（三）研究缺乏前瞻性。研究缺乏前瞻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精英式研究与平民式研究不相容纳，对世纪末与社会转型期作为信息产业与信息事业一个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学的新定位以及对图书馆学作为信息交流管理学科群的一部分深感迷惘；二是思考问题总习惯于沿着原有的和既定的模式，在理论研究方面，或者拾人牙慧，或者在原有的理论问题上转圈圈，不重视寻找其他学科与本学科的契合点，也不够注意借鉴国外图书馆学研究中有益的部分为我所用。

（四）在研究的方法上有局限性。近十多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在吸收借鉴研究方法方面虽然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传统的研究方法，如历史方法、定性分析方法等仍占主导地位。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要借鉴西方学术研究中注重实证研究等科学系统的方法。另外相当一部分的研究也只停留在工作总结和工作方法的研究层次上，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多为理论分析、逻辑推理、经验总结和描述，而很少采用调查法、实验法、事例分析法、计量法和专家法等。

（五）研究队伍断层整体水平参差不齐。之所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到目前真正有份量的成果不多，原因在于：一是没有一支长期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耕耘的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二是学者没有独立的人格，研究有公式化、世俗化、非理性的倾向，图书馆学研究功利性强；三是没有形成群体力量，单兵作战多；四是受市场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人才队伍和稳定性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年轻队伍表现尤为突出，高学历人才纷纷流走，学术带头人及高产作者老年化。

三、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本土化与国际。我国图书馆学三次研究高潮的形成都与“西学”的传人与消化吸收密不可分。勿庸置疑，建立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图书馆人的使命之一。不可否认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其学科研究会受到国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但研究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术和基本方法具有自然属性，是完全可以与世界图书馆学研究的潮流形成交汇，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但是我们也要在立足中国本土社会的图书馆事业的实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图书馆学之林的中国图书馆学派。如果忽视了这个最根本的目标，只是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图书馆学的传统和规范，我们就无法真正的有所创新与突破。图书馆学要引进先进的理论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更要创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

（二）“技术化”与“人文化”。随着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不断向现代化、产业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未来的图书馆有许多称谓，如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等等。这些称谓都是针对图书馆的新技术、新环境、新格局、新功能而言的。未来图书馆的实现，需要新的信息技术来支持。图书馆学研究的技术化趋势势在必然。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图书馆在整个社会知识信息交流中的作用、过程、地位等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人文图书馆学以探索用户与图书馆之间的主客关系为切入点，以揭示用户、图书馆人与文献之间的关系、规律为目标。因此，人文图书馆学比之任何一种图书馆学都具有更高的综合性。事实上，谢拉、阮冈纳赞、J?贝克、B?布鲁克斯、C?戴维斯等以及中国学者卢泰宏都对人文图书馆学思想都作了佐证。我们认为人文化应该是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

（三）研究范围的扩展和跨学科。当代学科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一方面科学分工越来越细，新学科、新知识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各门学科、各种知识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又日趋突出。这不仅表现为同一学科内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补充，而且表现为不同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借鉴、相互融合。未来图书馆学研究会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的基本框架内迅速成长。但图书馆学在科学研究中面临的很多问题与其说是本学科范围内的问题，不如说更多的是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同时也包括其他学科有着很广泛和深刻的关联。为此，未来的图书馆学必须是跨学科的，它们一定要与数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论、系统论、经济学、法学、大众传播学、文化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史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形成跨学科研究优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四）研究方法科学化。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给科学研究提供方法和途径，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图书馆学研究也只有当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成为它的内部支柱时，它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可以说,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已成了当前制约图书馆学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发展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只有应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建立起完善的科学体系，从发展趋势看，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将既是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有机构件之一，同时又将构成自身的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五）研究的整体化、集成化。21世纪的图书馆学研究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众多的学科来支持，整体化趋势是其发展的必然。现代信息技术并不改变文献流运动的基本规律，不改变图书馆作为社会文献资源共享组织的基本属性，也不改变将信息加工成有针对性情报的情报过程，从而给图书馆学带来了深入发展的机遇，并按学科固有的特点实现学科集成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发行管理学、目录学、文献学乃至其他领域发展起来的大众传播学、经济信息管理学等如今已发展到一个趋于成熟的阶段，势必以某种形式实现整合，从而彻底摆脱专业重复建设与学科归类多头的尴尬局面，在整合中追求理论发展的质变与统一。因此我们断言，21世纪的图书馆学研究体系将是一个整合的学科研究体系，既反映其基于一个传统图书馆学理论及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内容，又反映信息化、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图书馆学研究体系。图书馆事业是社会信息产业中信息服务业的一个部分，它最终将走外向型发展的路子，无逢的融入社会，影响社会而渗透到社会的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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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范文篇6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情报学专业迅速发展起来，但无论是从办学机构数量或是质量方面，发展水平还是明显低于国外发达国家。图书馆学教育硕士点的设立，一方面有利于图书馆参与研究生培养教育，与院系培养相辅相成，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培养选拔，也为图书馆提供了优质的人才。

2高校图书馆学教育硕士点人才培养模式及现状分析

2.1图书馆学教育硕士点培养模式

目前，图书馆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三种，独立培养、联合培养、参与培养。独立培养是图书馆硕士教育的主要方式。

2.1.1独立培养

独立培养是学校承担硕士生的招生、管理、培养的全部工作，这类型招生单位主要有天津工业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文献信息中心、河南科技大学图书馆等。另外，有一些高校图书馆学教育的硕士点依托研究所作支持，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研究所、东南大学图书馆的情报科学技术研究所等，旨在发挥图书馆研究机构的优势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积极构建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教学服务模式。

2.1.2联合培养

联合培养主要是指学校联合院系或图书馆研究所共同培养硕士生的过程。目前，采取联合培养的图书馆学教育比例是30%左右，在人才培养模式中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据国务院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了解到，“图书、情报、档案”作为一级学科，在“管理类”门类下分，其下设“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3个并列二级学科类目。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作为“管理类”的分支之一，在知识结构上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科交叉点较大，与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又比较偏离。所以，图书馆在与学院联合培养时，应注重吸收彼此的长处、取长补短。

2.1.3参与培养

参与培养是指图书馆参与各学院教学和管理工作，图书馆只是辅助作用。例如，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图书馆学硕士点的部分导师是由图书馆人员担任，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硕士点也有图书馆参与，还有青岛科技大学等。目前，很多高校都通过聘请图书馆工作人员参与硕士生培养教育工作，以提高图书馆学硕士点的教育质量和人才优势。除此之外，图书馆人员在达到一定层次后，还可以申请成为学院硕士点导师。

2.2高校图书馆学教育硕士点培养现状分析

笔者选取了8所比较有代表性的高校图书馆硕士学位授予点进行分析调研，以研究生培养的研究方向、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作为调查的切入点，对高校图书馆硕士点培养现状进行分析研究。这8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河南科技大学、云南大学。

2.2.1入学考试科目

研究生入学考试是招生录取的主要方式，也是考察人才选拔的重要门槛，入学考试是招生的关键和基础。对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考生更好地了解图书馆，也能够帮助考生尽快地熟悉所报考专业内容。笔者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选取了国内8所院校，搜索2014年“硕士专业目录查询”得到了最新的高校入学考试科目信息。调查显示，图书馆学硕士教育比较注重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识的考察，主要考试科目是图书馆学基础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教育更加注重实际，对学生数学的要求比较高，考察学生的信息检索和信息分析能力。当然，思想政治理论和外语水平是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2.2.2培养目标

研究生培养目标是指研究生培养机构为本机构培养研究生所需要达到的质量标准。通过对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分析和了解，可以更好地把握研究生的培养方向，也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程度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通过调查发现，这8所高校的培养目标基本集中在思想政治、道德品质和专业素养等方面，充分反映了社会对于德才兼备与专业水平要求的体现。1981年和1998年我国颁布了关于对硕士生教育相关要求的法例和条例，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其中详尽阐述了对授予硕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要求和教育内容的相关条例。除此之外，高校图书馆硕士生的培养还应加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

2.2.3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是研究生培养阶段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前提和保障。调查硕士点的研究方向，有利于更好地了解硕士点发展动向，也反映了该硕士点学科优势及人才培养需求。笔者列出了上述8所高校图书馆学教育硕士点最新的研究方向，以便分析与研究。图书馆理论和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硕士点主要的研究方向，其研究方向偏重于理论知识。情报学硕士点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情报研究、知识挖掘与数据分析、信息计量以及信息检索等，研究内容偏重于实际。

2.2.4地区分布

笔者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询得到，全国41个图书馆学硕士点和62个情报学硕士点的地理位置和所处区域分布是:华北27%、华东20%、西南20%、华中15%、东北8%、西北7%、华南3%。华北、华中、华东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所占比重最大，其他地区图书馆学教育硕士点分布比较少。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作为“管理类”门类下的二级学科，无论是从考试科目、培养目标以及发展方向，相互间有较高的学科关联度，它们的发展方向也会逐渐趋同。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图书馆学教育硕士点的迅速壮大，也必将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3高校图书馆学教育硕士点培养现状的思考与建议

3.1继续加强图书馆学教育硕士点的宣传与建设

近几年，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信息的要求越来越高，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中心，它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近5年来，我国于2006年和2011年分别授予了第10批和第11批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申请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硕士点的院校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情报学所占比例越来越突出，发展速度已经超过图书馆学。高校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注重将图书馆与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断加强和改进教学质量与教学设施。一方面，加强对图书馆学教育硕士点的宣传与普及，让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和了解本校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硕士点;另一方面，加强高校对图书馆的重视和建设。笔者认为，图书馆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高校应加强对其投入与建设，以便推动图书馆学教育的不断发展。

3.2图书馆培养硕士生要注重与具体应用和实践相结合

图书馆员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一定的理论基础，通过他们的参与培养，提升了图书馆学教育硕士点的教学质量和人才优势。图书馆员根据自身的实际经验和本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方向，这是其他硕士点不可比拟的。图书馆中蕴藏着丰富的信息资源，是信息的集散地。它的硬件设施和环境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馆员头脑中拥有海量的隐性知识。与此同时，图书馆也可以作为硕士生的大课堂，他们可以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以便尽快地熟悉图书馆的各项工作，真正做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要包括用户信息需求分析、用户需求调查、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参考咨询等核心问题。例如福州大学图书馆，在学生学习阶段把参与信息检索课教学作为一门课程教给学生，一方面，充分考察和了解学生的理论学习情况，另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这种模式不但提高了硕士生的自身素质，对图书馆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3新的研究方向与原有研究方向相结合，协调发展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培养有了极大的转变，随着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的普及、信息学、计量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渗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图书馆的传统知识和核心知识，造成了图书馆学科的发展方向不明确，新的研究方向层出不穷等现象。“8所高校图书馆硕士生研究方向”调查可以看出，图书馆理论和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硕士点主要研究的方向;情报学硕士点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情报研究、知识挖掘与数据分析、信息计量以及信息检索。当然，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未来的震荡》一书中曾经说过:“人类已经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新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应用在图书馆中也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是责无旁贷的。但是，新的研究方向应与原有的研究方向相衔接，不能肆意地挤占原有的研究方向和课程，一味地追求新的研究理念。这必将淡化图书馆学的学术成分，导致图书馆学的知识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3.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硕士点建设的基础，导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硕士点的办学质量和标准。所以，图书馆学教育硕士点应积极、主动地调动导师的积极性，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通过制定合理的建设目标，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来提高导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重点围绕创新平台、基地建设和学科发展，切实提高师资的学历层次，并引进国内外著名高校的博士生、硕士生和复合型人才等。同时，加强师资队伍的培养，制定专门的计划和目标，提高他们的知识视野和知识结构。并通过参加专项学术交流会、出国访问、参加专业培训等方式，积极主动地培养优秀的中青年教师、科研骨干，构建合理的导师队伍。

4结语

图书馆学范文篇7

【摘要题】理论纵横

【【关键词】图书馆学/研究/科学怀疑

【正文】

图书馆学研究始于图书馆学问题，问题是图书馆学认识发生机制的核心，而怀疑则是提出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纵观图书馆学发展史，许多图书馆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重大突破，都是同怀疑密切相关的。只要人们对图书馆学的探索不停止，科学怀疑也就不会停止。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图书馆学（研究）史，就是一部图书馆学的科学怀疑史。因此，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深入探讨图书馆学研究中怀疑的发生机理、特点、类型、地位和功能等，对于人们有效地进行图书馆学研究，推动图书馆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怀疑”释义

“怀疑”一般是指“疑惑”、“不很相信”、“猜测”[1]。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怀疑”是指“对传统学说、观念和已有理论的琢磨、推敲和疑问。是一种认识的契机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方法，一怀疑的结果常常是否定的，但是否定本身包含着肯定的因素”，“科学的怀疑作为一种方法，是探索和发展真理的重要条件”[2]。

2怀疑发生的条件和机理

尽管怀疑是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必然现象，但怀疑的发生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促成了怀疑的发生和发展。

2.1原有理论与新的实践（事实）相矛盾

原有理论是在当时的实践环境（背景知识、实践、事实等）中产生的，但随时间的变化，新的实践（包括理论研究的实践等）与当时的实践有许多不同，而新的实践产生的新认识与原有理论发生矛盾。于是研究者对原有理论产生疑惑，怀疑便随之发生。如关于图书馆学学科性质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但随时间的推移，图书馆学的客观实际发生了巨大变化：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不断伸展扩张，趋向于综合化；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综合化；图书馆实际应用综合化等。于是有人据此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社会科学）表示怀疑，认为图书馆学正在向综合化方向发展，不是社会科学，而是一门综合性学科[3]。

2.2新思想本身不完善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有人提出了某种新思想、新观点。但因这种新思想、新观点并不完善，自然会引起他人怀疑，并提出一些补充、完善新思想的设想、看法。如关于“要素说”的完善，就是通过杜定友对陶述先的“三要素”的怀疑，继而刘国钧对杜定友“三要素”的怀疑来完成的（最后形成“五要素说”）[4]。

2.3思维方式不同

人们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认识所产生的观点、理论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用封闭式思维考察图书馆，寻找图书馆的本质，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整理”、“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等。但用开放式思维考察图书馆的人就对上述“对象说”表示怀疑，认为上述“对象说”并未揭示出图书馆本质，应代之以“交流说”（“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认为图书馆是以文献（或知识、文献信息）与社会进行交流的机构。思维方式不同，认识结果必然相异，思维主体（研究者）之间的相互怀疑也就成为必然[5]。

2.4哲学观点不同

图书馆学研究是一种科学认识活动，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它总是在某种哲学观点指导下进行的。在解决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时，特别是对图书馆学研究现状进行评论时，由于研究者的哲学观点不同，往往会得出不同结论，于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观点的怀疑便自然产生。如有些人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脱节”，并指出应转向“发展战略研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理论”并未脱离实践，不能让基础理论研究结果处处指导具体实践，盲目“转向”，其结果造成基础理论研究陷入低谷，“战略研究”并未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结合部也未找准），因此怀疑“理论与实践脱节”观点的正确性。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解不同，相互怀疑也是必然的。[6-7]

2.5研究方法不同

研究方法是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工具。科学方法也是进行图书馆学研究的必要手段。但是，对同一对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当某人用某种方法研究图书馆（学）从而得出一种结论时，而另一人用另外一种方法研究图书馆（学），则得出另一种结论。于是后者对前者得出的结论表示怀疑。如有人用哲学方法研究图书馆学对象，就得出“矛盾说”的观点，有的人则认为“矛盾说”并未寻求到图书馆的本质，他用数学的方法寻找图书馆的本质，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对“矛盾说”表示怀疑。[8-9]

2.6研究角度不同

由于时代的变化，人们会从不同角度研究图书馆。即使同一时代，对图书馆的观察、研究的角度也往往因人而异。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图书馆，得到的结论就不会完全相同，甚至出现观点、见解上的两极对立，于是研究者之间对对方的看法表示怀疑。如有人提出要把图书馆学研究“从图书馆及其现有业务中解放出来”，“应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应研究广泛复杂的情报需求”[10]。这是从宏观角度去研究图书馆学。但有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有人指出“即使过去的研究停留在内部的组织工作和具体方法、内容上，也不能说研究的方向错了”，因为“图书馆研究总是不能脱离图书馆这个主体对象的”[12]。这实际上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又如，有人从图书馆的社会职能的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对象，认为其对象是“知识交流”，有人对此说表示怀疑，指出此说“未充分揭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和机理，即忽视了知识组织的问题”。他从微观角度研究图书馆，认为“知识集合”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3]。

3怀疑的特点

3.1推敲性

推敲在此是指对原有学说、观念和理论的反复琢磨。推敲不仅是怀疑的认识起点，还贯穿于怀疑之始终。由上述怀疑发生机理可知，怀疑的对象是原有（传统）的学说、观念（点）、理论和方法。当研究者对怀疑的对象推敲时，发现有许多可疑之处，于是对怀疑对象提出怀疑。而在怀疑的过程中，不论是对对方的理论，还是对自己的不同看法，都始终在推敲。上述发生机理中的许多例子都说明了怀疑的推敲性存在。

3.2疑惑性

疑惑在此是指对研究对象（原有理论等）不明白，不相信。研究者对原有理论经仔细推敲，感到不明白，且不相信，于是怀疑它们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同时相应地提出某些问题。此种疑惑是主体（研究者）和客体（原有理论、观点、方法等）相互作用的认识过程中形成的。上述发生机理中的例子中都说明怀疑具有疑惑性。

3.3批判性

批判在此是指研究者对原有理论的分析与否定。研究者经过对原有理论的反复推敲，认为有可疑之处并对其进行批判，提出自己的观点。研究者对原有理论推敲后，发现原有

理论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于是开始怀疑原有理论的合理性，并指出其错误所在，说明研究者自己观点的合理性。综观建国50多年我国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鸣历史，可以看出“对象说”建立的过程就是怀疑发生发展并引发争鸣的过程。[14]

3.4创造性

创造在此是指提出新思想、新观念（点），建立新理论。既然研究者对原有理论表示怀疑并给予否定，那么，研究者就要提出自己正确的、合理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就会启动整个思维探索机制，调动全部有关主观知识，并快速输入有关客观知识，激起研究者回答、解决疑难问题的积极创造热情，竭力消除疑惑，因而表现出一种积极创造精神。纵

观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史，每一种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的出现，无不是研究者创造性思维的结晶，其中大部分是在怀疑——争鸣的过程中形成的。

3.5前沿性

前沿在此是指学术、学科的前端、最新领域。因为怀疑往往出现在图书馆学发展（研究）的热点、难点和焦点之中，而这“三点”正是图书馆学发展（研究）的前沿领域、最新领域。处于图书馆学前沿领域的探索活动，或带有猜测性、试探性特点，或带有经验性、描述性特点。具有不定性、易变性、不准确性等特点。因此，在图书馆学前沿领域，往往是假说林立，怀疑横生，争鸣频繁而激烈。在这个前沿领域，怀疑-争鸣，往往导致革命性新理论的发生和创立。如图书馆“有偿服务”理论的建立、“读者第一”思想的确立、“一馆两制”理论的创立，等等，就是在怀疑-争鸣中完成的，尽管仍有人对这些观点、理论产生怀疑。

3.6开放性

开放在此是指用发散性、开放性思维进行科学研究。因为怀疑是对传统学说、观念和已有理论的推敲和疑问，其怀疑结果是否定原理论。研究者不人云亦云，因循前人观点，而是运用求异思维、开放性思维、发散性思维研究前人观点、理论。怀疑的开放性是很明显的。

3.7工具性

工具在此是指人们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利用的事物（方法、技术等）。怀疑具有工具性，是说它是一种研究图书馆学的方式、方法。科学的怀疑作为一种方法，是探索和发展图书馆学的重要条件。人们研究图书馆（学），离不开怀疑这种科学方法。它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具有解疑释惑的独特作用，是其他任何认识方法都无法取代的。图书馆学的发展（研究）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8否定性

否定性在此是指怀疑的结果常常是对原有理论、观点、方法持反对意见。由上述可知，怀疑具有批判性、开放性，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研究者不人云亦云，不因袭他人观点，对原有理论采取否定态度，并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所以，“否定”实际上是图书馆学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契机和突破口，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作用。但是，否定本身包含着肯定的因素，表明否定者的观点。

4怀疑的形态

在图书馆学发展中，大量存在的科学怀疑所涉及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这决定了科学怀疑的形态具有多种类型。但不同的分类标准，怀疑又有不同的类型。4.1按怀疑的内容分

4.1.1对概念的怀疑如对“范式”概念的怀疑，有人认为图书馆学至今未形成“范式”，仍是前科学。但有人怀疑此概念，认为“范式”概念不适用于图书馆学。[15-18]

4.1.2对观点的怀疑如对“馆员第一”的怀疑，有人认为现在应从“读者第一”转变到“馆员第一”，有人则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读者第一’不可动摇”。[19-20]

4.1.3对理论的怀疑如有人将波谱尔的“世界3”理论移入图书馆学，并将其作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世界3”理论中有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不能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21]

4.1.4对方法的怀疑如有人用移植方法将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等）移植到图书馆学中，形成许多分支学科（如“图书馆经济学”等）。有人则怀疑此做法，认为这是“生搬硬套”，无实际意义。

4.1.5对技术的怀疑如有人认为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图书馆中，图书馆就实现了现代化。有人怀疑此说法，认为计算机不是万能的，图书馆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

4.2按怀疑对象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位置分[22]

4.2.1对研究热点的怀疑研究热点是指大多数从业人员特别关注的热门话题。1980年以来，图书馆改革一直是图书馆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在研究图书馆改革中，近年来有人主张“图书馆产业化”（象企业一样全部实行有偿服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图书馆不能“产业化”。[23]

4.2.2对研究焦点的怀疑研究焦点是指热门话题的集中点，争论观点的交叉点。在“图书馆改革”这个热门话题中，起始于1980年初的“图书馆定额管理”就是研究焦点。有人认为，图书馆管理改革应实行定额管理，有人则对此怀疑，认为图书馆某些工作难以计量，定额指标不准确，定额方法不科学，并影响质量，对此持否定态度。[24]

4.2.3对研究重点的怀疑研究重点在此是指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地位较重要，有多人进行长期而有效研究，且已产生较多论著的领域。据统计，我国1949-1995年间图书馆学研究重点有10个领域，其中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文献资源建设等是研究较长较多的重点。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在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因怀疑引起争鸣从而形成了多种“对象说”（据统计，至今约有五、六十种）。[25]

5怀疑的地位和功能

如上所述，怀疑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科学认识活动，而且还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方法。它以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通过对原有理论的思考、推敲，产生疑惑，表示怀疑，提出问题，展开争鸣，从而产生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推动科学发展繁荣。所以，认真研究怀疑的地位和它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对正确认识怀疑、利用怀疑，使怀疑沿正确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5.1怀疑是图书馆学认识（研究）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图书馆学认识的发展过程来观察，怀疑是图书馆学认识活动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们认识图书馆的过程遵循“实践-认识（产生理论）-再实践-再认识……”的客观规律。因为实践（在此是指图书馆（研究）工作、活动等）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所以，人们从原来实践活动中得到的认识（形成理论）与新的实践活动总是相互矛盾的。实践和认识的矛盾是一对基本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促使人们怀疑已有的理论，提出新问题，回答新问题，从而产生新的理论，使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得到发展，即推动图书馆学向前发展。在人们认识图书馆本质（即寻找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当人们的眼光只盯着图书馆内部活动时，对图书馆实践的认识便是其组织要素，从“三要素”到“五要素”。当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读者对图书馆藏书利用情况引起人们关注，因为人们利用图书馆随社会发展而变化，馆藏文献总不能满足读者需求，这时人们认识到图书馆“藏”与“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们开始怀疑“要素说”并未说明图书馆本质，而“藏与用”的矛盾可能是图书馆的本质，于是由怀疑“要素说”便产生了“矛盾说”。随着社会和图书馆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又发生变化，将图书馆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运用更抽象的语言来表述图书馆的本质，并伴随着怀疑-争鸣的频繁发生，产生了诸如“交流说”、“知识说”、“资源说”、“客观知识说”、“知识集合论”等“对象说”。尽管至今尚未寻找到真正的“对象”，但上述诸说一个比一个更接近图书馆本质。

5.2怀疑作为一种科学认识方法渗透于整个图书馆学认识（研究）发展过程

怀疑不仅是图书馆学认识（研究）活动中的重要的基本环节，而且它作为一种科学认识方法渗透于整个图书馆学认识（研究）发展过程。因为，一种新观点、新理论的产生，往往首先从怀疑原有观点、理论开始。如上述，图书馆学认识（理论）与图书馆实践是一对基本矛盾。怀疑便从矛盾出现时产生。此其一。其二，怀疑贯穿于新观点、新理论产生的全过程，是作为一种认知、思维方法，一种求异心理定势，渗透于新理论产生的每一个阶段，指导着新理论产生的各种行为。现将新理论产生过程图示如下。

附图

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怀疑作为新理论产生的极为关键的环节，它是产生问

题的必要前提。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指导、运用并渗透于新理论产生的全过程。如图书馆“有偿服务”理论的建立、“一馆两制”理论的建立、数字图书馆理论的建立、“图书情报一体化”理论的建立，等等，都是人们用怀疑的认识方法指导并贯穿其产生的始终的。

5.3怀疑是产生问题的“孵化器”

问题是图书馆学认识（理论）发生机制的核心，而怀疑则是提出问题的必要前提，怀疑还是产生问题的“孵化器”。梁启超说，“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还说“天下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若万事以‘不成问题’四字了之，那么，无所用其思索，无所用其研究，无所用其辩论，一切学问都拉倒了”[26]。梁先生的话足以说明“问题”在科学认识发生发展中的重要性。但“问题”来源于怀疑，又因为怀疑产生于新实践与旧理论的矛盾，所以，“问题”是将“矛盾”置于怀疑这个“孵化器”中产生的。推敲、琢磨、思索、疑惑正是“孵化”“问题”的过程。

5.4怀疑是科学认识发生发展的“催化剂”

由上述可知，科学认识（观点、理论等）发生、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如下几个阶段：实践→产生认识（理论）→新实践、新事实与旧理论矛盾→产生怀疑→提出疑惑、问题、假说→引发争鸣→产生新理论→经实践（实验）检验、理论确立。怀疑作为一种“催化剂”，能够催促科学认识（理论等）发生、发展、加速问题、假说转化为科学理论的进程。当怀疑产生后，问题假说随之发生，并引发争鸣，在争鸣过程中，怀疑可以激励热情，振奋精神，活跃思想、激发灵感，强化问题的解决，验证假说，完善新理论。吸引多人参与，加速问题的解决。图书馆“有偿服务”理论的建立，“一馆两制”理论的产生等都说明了怀疑的催化作用。

5.5怀疑是科学理论进步的推进器

怀疑引发科学争论，科学争论以激烈竞争的形式，鞭策着科学家群体推进科学理性的进步，实现理论向具体真理的逼近。由怀疑引发的科学争论有助于启发思考，互相补充，克服偏见，去伪存真，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事物和发现真理，进而推动科学理论的发展和繁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鸣历史就说明了怀疑在人们认识图书馆本质进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5.6解放思想，防止僵化

由上述可知，怀疑是一种开放性、发散性思维方式和求异心理活动，它在科学发现（展）中起着巨大的解放思想、防止绝对化和僵化的作用。怀疑者不人云亦云，不因袭别人之观点，敢于发表独到见解，发挥创造精神，反对教条和迷信（不迷信权威），通过怀疑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集中体现了怀疑在科学发现中的思想解放作用。

5.7完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

一般说来，一种新理论学说刚刚创立时，并非十分完善，怀疑和批评意见对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必不可少的。科学发现没有唯一的方法，怀疑和争论促使人们采用各种有效方法去解疑释惑。采用最佳思路和最优化方法批判对方，解决问题，这就为通向和逼近真理确定了有效的方法论原则和体系。前述“要素说”的完善过程和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建立足以说明怀疑的这种功能。

6科学怀疑的实施方略

科学认识中的怀疑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功能）使我们认识到怀疑的正确实施的重大意义。那么，如何正确地实施科学怀疑，则是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实际问题。

6.1采用科学的思维方式

怀疑的上述特点表明，它是围绕原有理论观点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采用发散性、开放性、求异性的思维方式而进行的思维活动。科学研究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种思维方式是实施怀疑的最优化的思维方式。

6.2认真分析原有理论

怀疑是从分析原有理论开始的。科学的分析原有理论，才能找出原有理论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才能提出疑惑之处，才能找出问题所在。

6.3提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怀疑的第一成果是提出问题。怀疑（否定）对方而不提出问题，不是科学的怀疑。只有提出问题并发表白己的见解，才能实现怀疑的目标。

6.4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是学术自由、平等竞争的表现。“百花齐放”是鉴别科学新事物（理论等）、解决科学问题、推进科学进步的有效手段。贯彻“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学术领域里坚持科学无禁区、科学无顶峰、科学无偶像的原则，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和学术研究规范。使怀疑-争鸣在自由争辩、互相尊重、民主讨论、服从真理的健康学术氛围中进行。

7实施科学怀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27-28]

7.1坚持合理的科学怀疑，反对怀疑论（主义）

合理的科学怀疑就是遵守科学的怀疑性规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对思想内容的深切兴趣”，承认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的存在。而怀疑论则否认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的存在，对思想内容“采取不动心立场。”

7.2不能片面夸大怀疑的作用

应当在信仰的基础上怀疑，在怀疑和释疑中坚持信仰，适当保持二者之间的张力。

7.3坚持辩证的否定，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科学怀疑不是空洞的否定。怀疑应当批判地继承现有认识成果，否定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肯定其中合理的东西，应持辩证否定的态度。要使怀疑植根于实践之中，把实践作为最终的裁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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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范文篇8

“档案文献属于文献的一种，具备文献所具有的共性，但它也有区别于其他文献的个性，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它具有原始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手材料;第二，它具有权威性，与其他文献比较，它具有或曾经具有法律效力，在一事有不同记载的情况下，一般以档案的记载为准，它的凭证作用较其他文献更为可靠。”②档案文献编纂学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用。

二、“图书馆学五定律”及档案文献编纂

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是基于人民对图书、图书馆、阅读等物质重视、认同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人民的意识中，图书是生活的伴侣，知识的传递和存贮，学习的必备之物，在公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公民对档案文献的重视达到一定高度，这五定律同样适用于档案文献编纂学，即“档案文献编纂学五定律”:第一定律:档案文献是为了用。同图书一样档案保存起来，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用，只是二者之间利用的广度、深度不同。档案文献编纂的结晶是档案文献出版物，而档案文献的出版是有明确目的性，其最终也是为了传播档案信息为社会服务，其利用率高于档案，重在用，而非藏。国家图书馆从1998年开始实行全年365天开馆制度，2004年面向全国读者开放借阅中外文各类图书，2008年全面减免收费项目。200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达到32167万人次;各地结合实际，采取总分馆制、图书馆联盟、一卡通、流动图书馆等形式。由此来看，档案文献编纂的成果能否得到高效利用，关系到档案文献的受众、环境等因素。要达到图书馆的利用率是有差距的，但提高利用率是可行的。对档案文献出版物，相关部门应重视起来，对公开发行的成果可以学习图书馆，设立专门的阅读室或借阅室免费阅读，简化借阅手续，也可多出版一些分发给图书馆或相关机构，让更多人来利用，还有宣传也是必要的。第二定律:每个读者有其档案文献。此定律强调了读者和民主精神，每人都有权力阅读、学习和享受的机会。也表现了公民的自由、平等和主权。曹喜琛在《档案文献编纂学》书中说过“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从编纂题目，到档案文献的查选、考订、加工、标题、编排、注释、加按、编目、作序，一切都是从出版公布的角度来考虑、来要求、来进行的，贯穿着一切的主线就是出版公布。”出版公布就意味着对公众的开放，传播信息的行为。档案文献经编纂，应当为读者所用。①国家图书馆自2011年3月3日起，再次对部分现行服务项目的收费进行减免。截至2009年底，全国公共图书馆共有计算机126207台;电子阅览室终端数72150个;网站总数超过900个。②档案文献出版物比图书的真实性、原始性更强，为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历史，国家档案部门应学习国家图书馆，通过一系列措施尽量让每个读者有其书，不仅从费用上进行减免，从信息技术上和阅读环境上来提高利用率。第三定律:每本档案文献出版物有其读者。此要求为每本出版物找到其合适的读者。首先，档案文献是有用的，并让公民都有此概念;其次，其编纂就是为了解决档案文献浩瀚的客观状况同人们利用之间的矛盾，并让公众了解每本档案文献出版物都是有价值的。为每本档案文献出版物找到需要它的读者，档案馆需要做好办展览、开展咨询等宣传工作。国家图书馆在图书的宣传上主要表现在网络宣传和实际行动宣传，其中包括数字图书馆、电视传媒宣传、咨询活动、讲座等形式。我国档案局对档案数字化虽说很重视，但没有像图书馆建立专门的数字馆以供阅读，这与档案文献的密级程度有关，其实可以把能公开的档案文献和编纂成果进行数字化后建立数字档案馆以供读者阅读。第四定律:节省读者时间。其内涵包括:第一，档案文献编纂就相当于对浩瀚如烟的档案文献进行选择加工，选取有用的、真实的、可公开的文献汇集在一起，这无疑节省了读者的时间和精力;第二，档案馆在管理方面也相应改革，如:设立开放阅读区，缩短读者借阅时间;给图书馆和地方性相关机构配置编纂出版物等。在服务设施上，截至2009年底，全国公共图书馆房屋建筑面积达到850万平方米;阅览室面积达到204万平方米;阅览室座席数达到60.2万个，平均每馆211个。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页也已正式运营。覆盖全社会的图书馆服务网络正在形成。③目前，档案文献编纂的出版物并不多，导致许多人查阅档案，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往往要花很长时间，因此，提高档案文献编纂率，公开的档案文献数字化是有效的途径。第五定律:档案馆/局是一个生长着得有机体。此定律决定着档案馆计划和组织的基本原则。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档案馆如此，档案文献编纂学也是如此。用动态的观点来看档案馆、档案文献及其编纂，生长着的有机体有吐故纳新、形成新的形状和结构等属性。国家图书馆重视公益性服务、数字图书馆建设等，尤其是在数字资源建设方面，经历了由被动建设到主动规划、由封闭建设到逐步共享、由不重视标准规范到重视标准规范研究、由忽视知识产权保护到尊重知识产权的发展历程。档案馆/局是档案文献编纂的主要责任者，好的领导者将是档案文献的价值得到很好的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档案部门也应重视文献资源的建设问题及电子化问题。

图书馆学范文篇9

【正文】

一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是由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构成的，基本概念构成了这个理论所涉及的领域中的主要成分，基本原理则揭示了这些主要成分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之下，这个领域发展变化的规律。

1可获得性论的图书馆学基本原理

一个学科的基本原理，就是揭示了这个学科领域实践的发展规律的那些表述。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就是指图书馆实践领域的发展规律。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认为，下述的三条原理概括了图书馆实践领域的发展规律：

1.1文献单元属性的分化和融合是图书馆发展的内在动力

可获得性论按照矛盾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的原理，通过分析文献单元的知识单元、表意方式和文献载体三个属性的组成及这些组成在历史上的分化和融合对图书馆发展形态的影响，从而，用统一的逻辑解释图书馆历史形态的发展。

并且，在此基础上，继续用这一原理分析了文献单元属性现时代的分化和融合，得出了互联网是新一代的文献载体的结论，通过对互联网技术基本文献属性的分析，提出了自由文本网络是图书馆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形态。从而，实现了对图书馆的未来作出符合理论解释逻辑的预见的理论目标。

由此可见，图书馆的技术发展，始终是以文献单元的知识单元的子属性作为组织文献体系的逻辑依据，以表意方式的子属性作为组织检索系统的形式依据，以文献载体的子属性作为保存和表现文献体系内容的依据的。据此，不难得出图书馆的发展是以文献单元属性的发展作为前提的结论。我们将其称之为可获得性论的图书馆学第一原理。并且认为，这条原理揭示了图书馆发展的必要条件。

1.2图书馆是人类文明传承和创新的基础性设施

可获得性论从文献产生是由于人群传承文明的需要出发，论证了文献是人群、进而也是人类社会这个耗散结构的“遗传记忆”。所以，图书馆存在的终极意义，要从文明的传承和创造中寻找。人群中文献信息需要分布的离散性，导致了文献信息需要的集中化，文献信息的集中化是文献聚集的前提，文献聚集又是图书馆产生的前提。同时，人群中文献信息需要分布的离散性，也是图书馆在实践中首先要面对的需求规律。所以，人群中文献信息需要分布的离散性，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假设前提，也是图书馆产生的社会原因。重点用户是否有足够的文献信息需要，图书馆能否为重点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是图书馆能够持续存在的社会原因。提出社会对文献信息需要的规模增长、“自由平等”理念的张扬、图书馆主体性的觉醒是图书馆获得长足进步的社会原因。

在此基础上，提出图书馆的实践领域，是文献的保存和整理为支撑，包含了文献信息创新过程中的文献信息传播、文献生产部分领域的一个区域。文献信息创新过程，最终是为社会产品的生产过程服务的。因而，随后从产品的研制、生产和消费过程考察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生产方式的特点，指出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图书馆作用的具体方式，提出图书馆的哲学定位是，人类文明传承和创新的基础性设施。并且，在这个哲学定位的指导下，考察了图书馆职业信念的发展历程，提出了以网络文献体系为实践特征的新一代图书馆职业信念是：所有知识为所有人服务。

由此可见，只要图书馆不断地开拓进取，始终保持自己是人类文明传承和创新的基础性设施的地位，图书馆就能不断的发展。所以，这条原理揭示的是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充分条件。我们将其称之为可获得性论的图书馆学第二原理。

1.3提高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是图书馆领域角色再分配的出发点

图书馆学第一原理揭示了图书馆发展的技术原因，第二原理揭示了图书馆发展的社会目标。然而，即使图书馆已经明确了解了文献单元属性的可利用性，也时刻牢记图书馆的社会目标，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顺利使图书馆与时俱进。因为，还需要将这些落实到实践中去，才能够真正推动图书馆的发展。在将新的技术、方案、信念、理论落实到实践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如何组织协调，使得这些技术、方案、信念、理论能够发挥它的最大作用的问题。这就引出了可获得性论的图书馆学第三原理：提高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是图书馆领域角色再分配的出发点。

从静态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怎样组织图书馆的活动，才最有利于实现图书馆的社会目标。在“图书馆领域的角色分配”一章里，我们已经分析了图书馆领域角色分配的历史，指出了图书馆领域角色分配，是以提高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为角色划分依据的。所以，提高文献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是图书馆馆领域角色分配的出发点。

从动态来看，当文献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引发了新的社会需求，当图书馆已经意识到变革的机遇来临的时候，图书馆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一旦图书馆完成了针对新的形势的分析，形成了实践领域的角色再分配，就预示着图书馆渡过了对新的社会和技术环境的适应期，迎来了图书馆事业新的发展时期。所以，这条原理揭示的是图书馆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1.4小结

这样，可获得性论首先通过从基本定义推导出三层6个基本概念，接着，通过分析这些概念的各种属性和联系，根据图书馆发展的各种现象，论述了图书馆形态、图书馆职业信念和图书馆领域的角色三者各自的发展逻辑，力图从图书馆领域的实践现象中发现规律性的认识。本文又进一步总结出了三条用以指导图书馆实践发展的图书馆学基本原理，并指出第一条原理揭示了图书馆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二条原理揭示了图书馆发展的充分条件，第三条原理揭示了图书馆发展的充要条件。从而，在结构上保证了图书馆学核心理论内容的完整性。

2图书馆原理的探索

上文提出了三条用以指导图书馆实践发展的图书馆学基本原理。按照学科理论结构的推理逻辑，在学科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应该可以推导出一些更为详细的推论，作为用以解决实践问题时的指导。这些推论通常被称为“定律”。可获得性论认为，图书馆学应该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由于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部门学科，这种“定律”是指面向实践应用的实践原理，所以，我们把这些推论称为“图书馆工作原理”，简称“图书馆原理”。

2.1什么是图书馆原理

简单地说，图书馆原理就是图书馆的工作规律。比如，印度图书馆学家SR阮冈纳赞著名的“图书馆五定律”，就可以视作这一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1]至于阮氏的著作英文原名为“TheFive&nbs

p;LawofLibraryScience”，直译应为“图书馆学五定律”，为何这里译为“图书馆五定律”呢？正如学者黄权才所指出的那样，阮氏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不是图书馆学的而是图书馆工作的定律，是图书馆工作者而不是图书馆理论工作者遵循的原则”。[2]至于阮氏为何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TheFiveLawofLibraryScience”，可能与当时的图书馆学研究尚不够成熟，研究领域还没有明确划分有关吧。

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图书馆原理呢？我们认为，研究图书馆原理的目的，是为了为图书馆工作提供直接的指导思想，探讨图书馆作为社会机构的发展规律，阐

发对作为整体的图书馆工作的限定和指导。这其实也就是阮氏五定律所讨论的问题的主旨。

那么，图书馆原理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我们认为，明确图书馆原理应该包含的内容，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如果不给这个问题涉及的内容划定边界，就容易出现在论述时漫无边际的现象，使得讨论的结果变得没有可比性。如上所述，我们认为，图书馆原理涉及的内容，是把图书馆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也就是说，图书馆在这里并不代表图书馆事业，也不是具体的业务工作的代表，而是作为一个具体社会机构的图书馆的形态的抽象。本文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分析讨论图书馆原理所涉及的内容范围的。既然图书馆原理试图为图书馆工作提供直接的指导思想，那么，影响图书馆工作发展的因素，理所当然就是图书馆原理所要涉及的内容范围。

影响图书馆工作发展的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两方面。所谓技术因素，是指图书馆专业技术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那些因素。所谓社会因素，是指外部的社会需求和社会精神对图书馆提出的要求。从图书馆工作的内容来看，也可以分为社会工作和技术工作两方面，而且，从社会工作到专业工作，存在着明显的逻辑过渡。比如，公共关系、读者组织属于社会工作层次，文献采访编目、书库的维护属于专业技术工作层次，读者的接待及相关服务，属于社会工作向技术工作的过渡层次。所以，我们认为，图书馆原理，就是要全面地为这些范围内的工作提供思考的出发点。

2.2图书馆原理不是图书馆事业原理

自从20世纪30年代阮冈纳赞提出著名的“图书馆五定律”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信息爆炸”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图书馆的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催生了许多使得阮氏“图书馆五定律”的解释无法完全涵盖的内容。于是，国内外图书馆界的学者试图通过发展和修正阮氏的“图书馆五定律”来为新形势下的图书馆工作提供指导思想，它们的名称也都无一例外叫做“图书馆五××”。比如，美国学者米切尔·戈曼在1995年出版的《未来图书馆：梦想、狂想与现实》一书中，提出了“图书馆新五定律”（FiveNewLawsofLibrarianship）[3]，国内有龚连英、袁漪雯两位学者提出的“图书馆五原则”，[4]黄俊贵先生提出的“图书馆五原理”[5]。但是，我们发现，黄俊贵先生提出的图书馆五原理并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图书馆的工作规律，而是图书馆发展原理。可是，仔细推敲起来，黄先生的图书馆五原理讨论的内容范围包括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两个方面，这显然与我们在上面界定的图书馆原理讨论的内容范围有矛盾。那么，我们在上面作出的这种限定是否有理论根据呢？

图书馆领域的实践主体，包括图书馆员、图书馆、图书馆事业三者，它们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社会需求层次。图书馆员对应于具体的读者和用户，图书馆对应的是具体的服务人群，图书馆事业对应的是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需要。

从使服务对象满意的角度来看，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图书馆员的层次，更多的是交际因素。图书馆员并不能很快改变现实可获得资源的状况，特别是过去年代出版的文献资源的状况。但是，尽可能地让读者明确地知道资源现状和了解自己的对读者需求的负责态度，并且，让读者理解图书馆工作的现状，则是图书馆员可以做到的。显然，在上述工作中，交际因素居多。同时，自从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存在以来，图书馆员的主要工作，都是由当时图书馆的经营方式所规定的。也就是说，图书馆员的工作服从于图书馆的专业分工。所以，图书馆员这个层次没有独立的工作原理。

在图书馆层次，更多的是服务方式因素和统计因素。图书馆总是面对一个具体的服务人群，因此，图书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以具体的人群为基础的。这也是图书馆体现自身价值的主要领域。因此，图书馆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服务对象的需要，需要而且也能够通过具体的服务方式和统计数字来表现，这也是具体的人群对具体的图书馆的发展施加影响的依据，是图书馆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根本所在。而且，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最主要的实践主体，图书馆实践的特殊性决定了图书馆学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我们认为，在图书馆工作这个层次，应该存在独立的实践原理。在图书馆事业层次，更多的是政策因素。由于不同地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也由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服务机构，它的服务存在着现实覆盖面的问题，具体的图书馆必然是面向具体人群的。所以，具体图书馆的存在状况，更多的受到当地人群的影响是必然的。作为为全国图书馆提供发展指导的图书馆事业，不可能适合每一个地区的具体状况，更不可能面向具体的人群。因而，图书馆事业更多的是带指导性的政策因素。图书馆事业中的政策，不应当是一般社会事业政策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类比运用，它应该体现图书馆事业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正如我们在讨论图书馆领域的角色分配时提到的：具体的图书馆是体现图书馆存在价值和意义的主体，当出现了单个图书馆无法解决，或者解决起来将有损图书馆的社会目标的问题时，图书馆事业就有了存在的必要。因而，图书馆事业本身也有独立的原理。因而，没有必要把图书馆原理和图书馆事业原理混为一谈。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图书馆这个层次的实践，是阮氏的“图书馆五定律”和戈曼的“图书馆新五定律”这两个新旧五定律以及龚连英、袁漪雯两位学者提出的“图书馆五原则”的共同基础。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了。相比之下，黄俊贵先生的图书馆五原理就另觅蹊径，试图阐述图书馆的发展原理，提出一套用以指导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黄先生的研究非常有价值，但是，他把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认识，称为图书馆原理，违背了上文的分析，是不妥当的。

其实，通过分析黄俊贵先生的图书馆五原理，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黄俊贵先生提出的图书馆五原理是：（1）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相适应；（2）符合国情；（3）以读者为中心；（4）可持续发展；（5）以办馆效益为目标。[5]如果我们把“以读者为中心”这一条去掉，把“以办馆效益为目标”改成“以办事业机构的效益为目标”，使得前四条原理变成这样：（1）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相适应；（2）符合国情；（3）可持续发展；（4）以办事业机构效益为目标。[5]我们可以发现，这四条原理其实是社会事业的一般发展原理，并没有哪一条是图书馆领域所特有的。而“以读者为中心”这一条，也不过是对阮氏的“图书馆五定律”部分内容的重复，也只有这一条原理体现了图书馆领域工作的特殊性。这样，黄先生的这五条原理就成了四条社会事业的一般发展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运用和一条图书馆工作规律的简单相加。我们认为，既然叫做图书馆原理，就应该是在一般社会事业发展原理之外，体出了图书馆领域的特殊性的规律性认识。毫无疑问，研究一般社会事业发展原理在图书馆实践领域的运用，对图书馆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黄俊贵先生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中确实有不少创见。但是，应该在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具有图书馆实践特点的规律性表述，而不应该就此止步。如果，去掉了“以读者为中心”这一条，就看不出在这图书馆五原理中图书馆事业在原理表述上的特殊性了。而且，从逻辑上来看，一个是一般事业原理，一个是专业机构原理（图书馆事业面对的不可能是具体的读者），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层次的差异，把这两者凑在一块，怎么看都不协调。所以，把这些内容称

为“图书馆原理”，看来是不合适的。既然如上所述，图书馆事业也存在着独立的原理，“图书馆原理”一词还是留给图书馆这个层次的实践吧。

2.3图书馆原理的来源和产生方法

追溯一个理论的来源，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理论所建立的基础是否牢固，另外，在对同一内容范围内不同表述的理论追源索本，还可以起到对比发明、启发智慧的作用。探索一个理论的研究方法及其在这个理论中的使用，则可以让人们了解到这个理论的逻辑体系是否足够严密。

阮冈纳赞的“图书馆五定律”的内容是：（1）书是为了用的；（2）每个读者有其书；（3）每本书有其读者；（4）节省读者的时间；（5）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1]阮冈纳赞在这五定律中，以第一定律“书是为了用的”为起点，使用演绎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推导出其他四条定律。用演绎方法推理整个定律体系的好处是，只要第一定律是成立的，其他定律也就获得了成立的保证，因而，最终需要证明的只是第一定律。不足之处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展开也受制于第一定律的表述。阮冈纳赞认为第一定律“书是为了用的”是毋用质疑的。言下之意大概是说，人们生产书籍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流知识，传播信息。这种目的，不会因为书籍成为了图书馆的藏书而有所改变。可获得性论在讨论文献的目的的时候，指出了人们创造文献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重现信息。文献显然要“用”才能重现信息。因而，可以说，“书是为了用的”是建立在了一个牢固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第一定律的可靠性和使用演绎方法来形成整个理论体系，阮冈纳赞的五定律，才拥有了无比的说服力，被誉为“我们职业的最简明的表述”。

戈曼的“图书馆新五定律”的内容是：（1）图书馆服务于人类文化；（2）掌握各种知识传播方式；（3）明智地采用科学技术提高服务质量；（4）确保知识的自由存取；（5）尊重过去，开创未来。[3]按照学者景海燕的论述，认为新老五定律“所包含的各个定律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第一定律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基本原则……第二、第三定律是第一定律的必然推导和具体化……表现了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内容，第四、第五定律是第一定律实现的有效保证……支撑着图书馆的不断发展。”[6]戈曼也自称，他的这个“图书馆学五定律的提出，是站在我们职业的这位巨人（注：当指阮冈纳赞）肩上，以当今图书馆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为背景，对阮氏图书馆学五定律所蕴涵真理的重新解释”。[3]从这些论述上看，戈曼也继承了阮冈纳赞五定律的研究方法。但是，其第一定律表述为“图书馆服务于人类文化”，显然忽略了图书馆所被社会公认的情报职能，因而，其第一定律并没有象阮冈纳赞的第一定律那样，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推导出来的新五定律就难免有遗珠之嫌了。

龚连英、袁漪雯两位学者提出的“图书馆五原则”是：（1）搜集与整序能优化人类文明的信息资源；（2）以人为本；（3）向一切现实与潜在的用户提供信息服务；（4）追求创新与高效，实现图书馆的整体功能；（5）发展着的图书馆应探求出自己的演进规律。[4]龚、袁两位在提出这五原则时，指出以微机革命、网络革命和通讯革命为主流的新技术革命，改变了图书馆所处的信息环境，使得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传送网络化、信息产业化，从而对图书馆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然后，直接提出了五原则，并且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并没有进行原则与原则之间的逻辑推理。所以，只能算是在对前人理论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总结归纳。正如该文的题名：《21世纪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新解》。至于其内容是否完整，由于没有论述，所以，不敢妄作判断。

至于黄俊贵先生的图书馆原理，我们在上文已经作了一些分析，可以看出黄先生对图书馆原理的来源的理解，主要是从一般社会事业的发展原理类比而来的，所以，可以认为主要使用了类比的方法得出的；“以读者为中心”这一条则是通过对阮冈纳赞的“图书馆五定律”的归纳和深化得到的。使用类比法和归纳法可能会导致一些缺陷，主要是可能存在不恰当类比和不完全归纳。比如，阮冈纳赞在“图书馆五定律”中，用了四个定律来论述“以读者为中心”的问题，而且各有侧重。黄先生的图书馆原理仅用了一条原理来阐述，是不是过于简略了一点？另外，其他四条原理彼此之间联系也不大，所以，也很不好检验其论述所涵盖内容的完整性和其中的论述到底是否完善。所以，黄先生提出的这几条原理看来也只好象他所说的那样，“通过集思广益，去粗取精、除丑求美，逐步取得共识”[5]了。这种做法走的显然是与理论建设追求逻辑严密性所不同的另一条路子。

2.4小结

如果图书馆原理真的象黄先生所说的，要“回答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图书馆学是一个什么科学系统”，[5]恐怕也不是象黄先生提出的图书馆原理那样，由几个没有严密逻辑联系的原理组成的。其实，图书馆学原理负责揭示的，是图书馆实践领域所具有的特殊矛盾的规律性，也可以说，图书馆学原理是由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展开而成逻辑体系。图书馆原理负责揭示的，是图书馆具体工作中的所要求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发展规律。这两者之间应该是存在着差别的。

我们认为，把图书馆学原理和图书馆原理混为一谈，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深层缺陷：学科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脱节。结果是进行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不知道怎样去解释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原理，比如，对于阮冈纳赞的“图书馆五定律”，我们就很少见到（确切地说是没有见到过）有著作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角度，特别是研究对象的角度，去论证这些实践原理。另一方面，进行实践研究的学者，不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怎样的，只从现实工作的需要出发，提出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试图冠之以学科原理的名称来指导实践工作。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图书馆学原理和图书馆原理屡屡发生错位的原因。这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图书馆学尚未成熟。

本节试图通过对图书馆原理这个概念的梳理，划清图书馆原理所涵盖的内容范围。通过对各种图书馆学原理的来源和方法的考察，认为为了保证图书馆原理的完整性和严密性，需要在方法论上作出的正确的选择。

3结语

本文在可获得性论核心逻辑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了三条图书馆学基本原理，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推演出图书馆的实践原理，并且，对图书馆学基本原理与图书馆实践原理的关系，以及图书馆原理的界定、来源与产生方法进行了讨论。

【参考文献】

1.袁咏秋，李家乔.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黄权才.谈阮冈纳赞和戈曼的新旧《五定律》.图书馆界，2000（4）

3.景海燕.图书馆学新五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8（3）

4.龚连英，袁漪雯.21世纪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新解.益阳师专学报，2001（3）

图书馆学范文篇10

随着教育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教育界人士对于图书馆的重视，各省市、学校图书馆越来越多的出现，图书馆逐步从一种新鲜事物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专门事业，并负有教育救国的重要社会功能。1中华教育改进社与图书馆事业专业化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于北京，它是一个以留美归国知识分子为主体、文教界各方面有识之士广泛参与的教育社团。改进社是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专门组织，在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图书馆事业的专业化发展，与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开展有密切关系。它促成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以及全国性图书馆学专业刊物《图书馆学季刊》的创办，并首先向教育部提案申请开设图书馆学专科教育。中华教育改进社下设立了图书馆教育委员会，专门注重图书馆教育的各项事宜，积极推动图书馆教育的开办。1922年7月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在济南举行，图书馆教育组的决议案共有8条，包括在师范学校应增设图书馆管理科等，1923年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提议美国将要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三分之一作为扩充中国图书馆，并组织各地方设立图书馆协会。2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教育委员会的成立1924年3月，首个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由中华教育改进社敦请戴志骞发起，并被推举为会长。1924年7月，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在东南大学举行，提案刊行图书馆学季报，并转请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于留学科内添设图书馆教育科。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立，事务所在北京松坡图书馆，协会6月在北京举行成立仪式，创办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并开始筹备《图书馆学季刊》的编辑发行。随着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中华协会会报第1卷第1期于1925年6月30日发行，协会的宗旨是:“本会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对图书馆事业专业化程度以及专业教育的展开是一种直接的推动。当时教育界和学术文化界的众多名人都是图书馆协会的会员，包括陶行知、梁启超、胡适、顾颉刚、赵元任、林语堂等。协会认为当时的现实情况是，我国图书馆虽然普遍建立，能够以专业方法进行管理和运行的却很少，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成为亟待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图书馆协会委员会下设立了图书馆教育委员会，以洪有丰为主任，胡庆生为副主任，东南大学图书馆朱家治为书记，委员包括李小缘、刘国钧、施廷镛、杜定友、沈祖荣、韦棣华等。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是近代图书馆事业专业化发展的重要进程之一。由于设立了专门的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图书馆学教育开始了正式的筹备和规划。3图书馆学专业刊物的发行与职业教育的开展1926年3月，由中华图书馆协会编辑的《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发行。这是第一次将图书馆专业以“图书馆学”来命名的期刊，意在形成中国本土特色的图书馆专门学术。在《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学问天下公器，原不以国为界，但各国因其国情不同，有所特别研究贡献……图书馆学之原理原则，虽各国所从同，然中国以文字自有特色故，以学术发展之方向有特殊情形故，书籍之种类及编辑方法，皆不能悉与他国从同。”在“本刊宗旨及范围”中，明确提出刊物的目的就是要形成中国本土特色的图书馆专门学术:“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专业化的重要标志，专业化程度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图书馆学季刊》成为中国图书馆学发生发展的学术阵地，更为中国本土图书馆学教育的开展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形成一种学术支持。在图书馆专业组织和专业刊物相继诞生的同时，早期的图书馆专业教育活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除了1920年，在武昌成立的文华大学图书科外，大部分的早期图书馆教育是以培训班的形式开办的。1923年，金陵大学的毕业生洪有丰从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毕业归来，首先开办了“暑期图书馆学讲习科”。该科为期一个月，每天讲课二小时，学员80余人，讲义自编。以后在1924、1925和1926年中，曾经连续4年开班。其中1925年7月15日～8月15日开的班，面向全国，规模最大，是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国立东南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会合办，系“全国第一次图书馆学暑期讲习班”，“学员30余人”，杜定友应邀前来讲学，李小缘、刘国钧等都曾登上讲台授课。暑期图书馆学讲习科(班)是我国开办时间最早、影响最广泛的职业教育，为全国各地培养和储备了大批图书馆业务骨干，对于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是一种推动和补充。1927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图书馆学回国的李小缘在金陵大学文科设立图书馆学系，由他本人担任系主任。在李小缘1929年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中对图书馆学系作了简要介绍: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办于1927年秋，属于文理科，注重自编教材，当年开设15门课程……全校学生均可辅修。据1931年底发行的《中国图书馆协会会报》第7卷第3期“图书馆界”报道:“金陵大学图书馆学，在今日图书馆界中，颇占相当地位;在中国各大学中，除文华专科外，设立图书馆学系，可称仅见。”20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图书馆专门组织成立，专业学术思想初步成型，职业教育热烈展开，这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各种图书馆专业教育几乎都是在教会大学中首先展开，而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者们也都是教会大学毕业后留学归国的学生。

二、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教会大学的重要关联

1913年美国人克乃文在金陵大学文理科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这是我国最早在高等学校开设图书馆学课程的记载，当时曾经在金陵大学学习的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先驱们包括洪有丰、李小缘和刘国钧等，毕业后正是受到克乃文的指导和推荐，纷纷前往美国学习图书馆学，归国后在国内开创图书馆学专业教育。1871年文华大学初创，这是另一所美国在中国武昌的教会大学，传教士即教师韦棣华成为在中国开办图书馆学教育的宗师。1910年，韦棣华女士创设“公书林”，将文华大学的中西文图书采用开架的形式，公开陈列，“凡武汉三镇各机关、各界人士皆可应用，自由阅览”。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先驱沈祖荣先生当时正在文华大学学习，出任公书林助理，他跟随韦女士学习美国图书馆的相关知识，并经过韦棣华的推荐，于1914年留学美国，专攻图书馆学。1920年由韦棣华和留学归国的沈祖荣、胡庆生等人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图书馆专科学校———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把“研究图书馆学术，服务社会”确定为文华图专的宗旨。学校仿造杜威创办的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制度，学制两年，招收大学肄业2年以上的学生。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是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开端，随着它的成立和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专业化的进程从此展开，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也因此有了先例和范本，逐步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推动下发展起来。我国最早开创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华大学和金陵大学同是教会大学。教会大学的师资和财力，是图书馆学教育在中国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发端的过程中，教会大学不仅是发源地，更是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启蒙，从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先驱，无论是金陵大学的李小缘，洪有丰等，还是武昌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沈祖荣都是教会大学的学生，都曾赴美学习图书馆学课程。在东学西渐的浪潮中，教会大学一方面是西方学术在中国传播的桥梁，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有积极的发扬和促进。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教会大学的影响波及到我国各个专业学科和相应的专门事业，西方学术思想和图书馆技术方法在教会大学得到直接传播，产生了与美国接轨的图书馆学教育，这可以说是教会大学对于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开创性贡献之一。我国早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发端于教会大学，可以说是具有不可否认的美源性，但与此同时，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图书馆学又是我国学者在中西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对国学的整理和反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