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报范文10篇

图书馆学报范文篇1

所谓技术理性，是指人类追求技术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和理想性的抽象思维活动、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特殊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它贯穿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始终[1]。技术理性并不追求单纯的手段或目的，而是把科学合理性、社会合意性整合到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和技术规范的有效性中，既追求功效又内含目的，基于自然又面向社会，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使得图书馆学需要技术理性的支撑。现代科学技术已全面渗透到图书馆学的发展之中，成为图书馆学的催长剂，导致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存在技术评价缺失规范、技术至上、技术误导等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全球科技浪潮和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科技也有着解不开的情缘。面对科学技术的全面渗透，图书馆学应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技术理性的发展之路。

2、科学主义与图书馆学技术理性的缺失

19世纪30—40年代，科学主义产生于法国和英国，其创始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沿革，先后演绎出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众多的哲学派别，成为一股在世界影响力很大的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用实证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社会的各种问题，崇拜科学，技术至上。从科学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来看，不难发现科学主义本身具有一系列危害性，包括：压制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性；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忽视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扭曲人文社会科学，将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机械地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2]。

科学主义思潮对图书馆学界也颇有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技术论。在西方图书馆学发展史中，先后产生了图书馆学技术论的两大流派——传统技术学派和新技术学派。20世纪末期以来，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再度兴起技术热，图书馆学的不少研究都反映了科学主义的学术思想。

传统技术学派把图书馆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图书馆技术、操作方法和工作内容。该学派的代表性思想有施莱廷格的“整理说”，德国艾伯特的“技术说”以及杜威的“技术实用论”。传统技术学派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我国图书馆界仍有很大市场，表现为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实用性，忽视了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

新技术学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应用的产物，它注重发展新的信息技术，以新技术为前提预测图书馆的未来。其代表人物有兰开斯特、利克利德、泰勒、戈曼和道林等人[3]。该学派目前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迷信和狂热，鼓吹技术决定论。

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形成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企图用自然科学的数理量化方法来解释图书馆实践中的问题，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道路。备受我国图书馆学界批评的抽象图书馆学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不少研究成果体现了这种思想和主张：大量借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其他方法，使图书馆学研究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4]。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单纯地依靠技术方法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的根本问题。

科学主义思潮及其衍生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是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导致技术理性缺失的内在根源。在《图书馆学研究：科学主义思潮的非理性倾向》一文中，作者从抽象图书馆学的基本主张出发，指出科学主义思潮体现了当代图书馆学的非理性倾向[5]。非理性导致对图书馆学进行消极的、随意的否定，轻率立论，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反对图书馆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恰当地运用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促进图书馆学的良性发展。

3、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非理性的技术误区

图书馆学的技术传统虽然不如人文传统那样源远流长，但它伴随科学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和在图书馆学科体系中的全面渗透而发育为浓厚的学术传统。基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要求，图书馆学界从图书馆的功能和效益出发，积极探索图书馆工作面临的技术问题，这有利于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然而，学术界和图书馆员更多地意识到图书馆学的技术因素导致的负面效应，指出图书馆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技术化倾向，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这种倾向阻滞了图书馆学理论的科学化进程[6]。也有人质疑图书情报学的单向度发展，认为技术的崇拜无益于图书情报学显学的努力[7]。事实上，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与过分强调技术因素有关。

3.1技术情结排挤人文理性

早期的图书馆学理论有着人文主义的深厚底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全面应用，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和文献信息服务越来越依赖于对技术的掌握运用程度和各种技术设备的配置水平，实践的依赖导致了理论思维和研究的依赖，图书馆学的理性精神被淹没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大潮中，以至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价值，忽视人文理性应有的价值。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理论和实践中的科技与人文一直未能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发展，长期表现为技术游离于理性之外，一味地热衷于科学技术应用，忽视了传统人文理性的继承和发扬，使图书馆学陷入了技术传统极度膨胀而人文传统日渐衰竭的不妙境地[8]。

针对图书馆学技术至上论和技术片面化的倾向，很多研究者担忧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削弱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和谢拉就是批评技术至上论的典型代表。巴特勒认为企图使技术合理化以及理论技术化的尝试是不结果实的花朵；谢拉则一再告诫人们：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9]。国内学者也指出：强调人文传统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10]；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它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11]，等等。

在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教育方面，技术排挤人文的问题同样存在。图书馆学最初主要是目录学和图书分类学等构成的学科体系，这些分支学科是适应早期图书馆手工服务方式的产物。现代信息技术使图书馆业务流程和服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为解答图书馆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图书馆学需要充实新的理论。为此，学科内部整合过程中增添了许多“技术色彩”很浓的内容。由于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内容不断扩张，技术科目的比重越来越大，挤占了图书馆学基础性科目的生存空间。如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来看，图书馆学专业不同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内容固然也有差别，可有的学校不仅为图书馆学专业披上“信息”的外衣，在课程设置上也“全盘信息化”，大量开设诸如信息社会学、信息伦理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企业信息工作、信息市场管理等与信息有关的课程，以至于图书馆学课程仅占一小部分甚至已被完全抛弃[12]。这样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必然偏离最初的培养目标和自身的发展轨道。

3.2技术因素引发的学科术语不规范

技术的突破必然带来学科概念和术语的增长与更新，由于技术发展太快，学术研究一时难以规范用语，给人们的认识带来混乱和不便。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学的新概念大多以感性认识为主，许多图书馆学新概念和术语的涵盖面大，使用起来易迷惑人。本来，图书馆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具有规范，人们已经取得共识，但是技术的发展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原有某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待于图书馆学界去重新界定和认识。有些研究者还大量套用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技术性术语，而对图书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许多体现自身特征的概念不予重视。当然，一味反对引进概念和术语不是科学的态度，但如果生搬硬套无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术语，不加以学科化的解释，则不是明智之举。

3.3与技术因素有关的图书馆学无限制泛化和扩张

已有学界人士对泛化和扩张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13—14]。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适度泛化和扩张也并非坏事，但是无度地泛化与扩张就易产生问题。伴随着新技术运用于图书馆，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视野由馆内扩展到馆外甚至社会，研究范围从传统图书馆扩大到整个文献信息领域。如果图书馆学理论超越了自身的极限，表现为漫无目的的膨胀，最终也会失去自我，陷入虚无缥缈之中而无法自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的客观趋势，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大图书馆观”存在一定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使图书馆学走上无节制的粗放型扩大外延的路子。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学术研究热点不断，除了学界开拓创新、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本土化等因素外，技术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像电脑与图书馆、图书馆电子学、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研究便是学科泛化和扩张过度的表现。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有其应有的内涵和外延，远离和超越主体的研究不利于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重视和有效控制。

3.4激进论调的产生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波，当然也震撼着图书馆人，引起对图书馆事业及其价值的怀疑和关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最让图书馆人灰心丧气的理论莫过于“图书馆消亡说”，庆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制造这理论与现实截然相悖状况的无形怪手，是对图书馆影响越来越大的信息技术[15]。图书馆消亡论者在国外的典型代表首推美国学者兰开斯特，他试图让人们相信未来的社会是“无纸社会”[16]；英国图书馆学家汤普森则认为，图书馆最终会成为博物馆[17]。国内也有图书馆消亡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传统图书馆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走向消亡[18]。不少研究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图书馆消亡论是网络时代的神话[19]；“无纸社会”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图书馆[20]。

预测是一门科学，科学和合理的超前预测为人们所欢迎，但割断历史与现实联系的预言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发展东西部不平衡，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所谓图书馆消亡更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图书学界通过学术讨论，对图书馆的未来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复合图书馆是现代图书馆的必然走向。当前，国内外图书馆学界的很多学者对技术至上的观念和研究范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指出了其中的危害，为图书馆学回归正常的技术理性之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适合中国图书馆学的技术理性道路

现代科学技术使图书馆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带来的技术思想误区也被图书馆学界所共知，呼吁和回归技术理性已是图书馆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4.1树立技术理性观

图书馆学界是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直接动力，呼吁技术理性首先在于图书馆学研究要有理性的支撑。面对新技术，学界人士有必要树立技术理性观，用客观的尺度把握图书馆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及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中国图书馆学目前的状况来看，技术理性观念主要体现在技术价值、技术手段、技术选择、技术发展等方面。

技术价值观。图书馆学技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改变图书馆落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而且在于以“图书馆自由”理念为社会价值目标。这一理念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所确认，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在图书馆法律制度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在技术研究中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待技术应有理性的价值取向。

技术手段观。图书馆学技术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图书馆事业使命的一种服务手段。在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技术问题对图书馆发展无论有多么重要，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而言，终究是表层的东西，只有那些对技术现象进行深度思考所形成的理论，才具有久远的学术价值[21]。科学技术与人文理性是图书馆学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现代技术以其单一性、两面性特征，成为人文理性的一种巨大的排斥和异化力量，图书馆学需要在科技与人文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即技术服从人文的需要。图书馆实践所利用的所有技术，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取代不了图书馆人的主体和主导地位。

技术选择观。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不同领域中都同样充满复杂的选择，坚持有选择地应用新技术来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界义不容辞的责任[22]。目前，我国的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建设正方兴未艾，图书馆学技术的研究和图书馆技术应用都存在技术选择问题，必须从我国的现实出发，用理性的眼光对技术进行必要的审视。

技术动态观。历史的发展告诉人们，一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无论在当时有多么先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发展，终究要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况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新旧技术更替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发展呈现的动态性特征更加明显。信息技术是推动图书馆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为了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图书馆界应牢牢确立技术动态发展的理性观念。

4.2加强图书馆学前沿技术的研究

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包括技术应用和技术发展两个层面的研究。图书馆技术应用研究主要解决网络化、数字化等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实际应用问题；图书馆技术发展研究则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发展趋势，解决图书馆与新技术相适应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处于图书馆学发展前沿的核心技术是信息技术，而纳米技术将在图书馆未来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图书馆学应用性极强，技术应用研究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非常明显，这使得技术应用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基于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数字图书馆，成为当前学科的前沿问题。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主要是信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知识管理技术、信息存储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并将它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直接服务于图书情报工作。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面临十大技术瓶颈，包括资源建设、多媒体信息标准、信息存储与压缩、信息分类、索引与检索、信息传输与安全保护、交互界面、信息输出与表现、工具与平台、高层信息服务协议[23]。从客观上讲，我国在技术方面比发达国家落后，图书馆界要在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抢占图书馆学的前沿阵地，就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人员调整落后的思维方式，更多地从技术的原创层面发掘，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4.3注重图书馆学技术的哲学审视

图书馆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图书馆学要成为具有科学逻辑和真正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以图书馆哲学研究为突破口，从哲学层面上关注图书馆，把握图书馆本质上的问题。为此，我国图书馆学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24]。综观图书馆学界的研究，其内容局限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性质、任务、意义、范畴体系及相关概念辨析等。从哲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用哲学指导图书馆实践，还有待于图书馆学界继续努力和不断创新。我们在解决图书馆实际技术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对技术的哲学反思，用哲学的思辨来解答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困惑。

图书馆学技术需要哲学支点，已被事实证明。西方技术学派的集大成者——杜威既是哲学家又是图书馆学家，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支配和指导下的图书馆学，占据了美国图书馆学的主流地位，不但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图书馆学界。当然，作为学科技术支点的哲学，应该是符合科学与理性的哲学。杜威的哲学强调“有用即真理”，对技术持实用主义的观点，必然走入“唯科学主义”的陷阱。

长期以来，由于图书馆学界缺乏对图书馆哲学的深入探讨，使学科理论难以上升到真正科学的高度。一般研究者大多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西方哲学家波普尔等人的思想来解析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不可能构筑图书馆哲学的理论大厦。学术界应该从科学融合的角度，广泛地学习人类思想史上的哲学理论，吸取其思想精华，对哲学领域的相关思想和概念做出图书馆学学科化的合理解释，紧密联系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实际，建构全新的理论体系。图书馆技术的哲学理论是图书馆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建构图书馆哲学新体系的过程中，借用科学技术哲学的思想和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4.4培养创新型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

对于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人才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越发展，图书馆学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越是不断地延伸，对图书馆学学科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造就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是新世纪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要求制定科学的人才发展战略，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积极引进新的理论和技术充实和完善原有理论体系。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缺少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往往是用计算机专业人才充当图书馆技术工作的业务骨干，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计算机专业人才由于不具备图书馆理论及业务知识，在实际工作和技术研究中容易碰上诸多困难，不利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发展。解决类似问题的关键措施就是加强图书馆员的专业培训，采用各种形式，使图书馆员终身接受教育，造就一支信息时代高素质的专业图书馆员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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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丁道谦.图书馆的未来——评“图书馆消亡论”.图书馆论坛，1999（2）:25—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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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报范文篇2

【摘要题】专题探讨

1学术批评本质论

1.1学术批评的性质

1.1.1学术批评的涵义

“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1]。“图书馆学学术”泛指有关图书馆学的一切方面，如图书馆学思想、理论、观点、学派、方法以及图书馆学风等。“批评”一词，一是“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二是“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2]。图书馆学学术批评是指对一切图书馆学现象进行评论，指出其优点和缺点，并对其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

这里，必须纠正对“学术批评”的错误看法。即一提“批评”，就认为是“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就是“找毛病”。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极片面的看法。应当全面、正确理解“批评”的涵义，以健康开展图书馆学学术批评。

1.1.2学术批评的对象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属于图书馆学理论的一部分。图书馆学学术批评对象的范围，应当包括图书馆学论文作者、学者、学术论著、学报、学刊、学会、学派、学风以及学术批评本身等。[3]

1.1.3学术批评的性质

（1）图书馆学学术批评是一种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活动。图书馆学学术批评不仅要对批评对象——主要是图书馆学论著进行分析、判断、理解和阐释，而且还要指出其优劣所在，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指出其优劣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批评者创造精神的运用。因此，学术批评是批评者创造智慧的发挥，是一种创造性的研究活动。

（2）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的实质是一种自我批评。波普尔认为，学术批评表面上是不同学者之间的相互批评，而实质是学术的自我批评。因为，他人对自己的学术批评，实际上是他人帮助我们自己批评自己。同理，自己对他人的学术批评，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学术观点的自我批评。学术批评，不论谁来作批评，实质上都是真理在借他之口而进行批评，学术批评是以真理为标准进行的自我批评。[3]

（3）图书馆学学术批评之理论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之一，它以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原则方法和其他分支学科不可替代的性质和作用，成为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内容，形成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支。

1.2学术批评的类型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类型较多，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就有不同类型。

1.2.1按其内容性质分

（1）原理批评类。又称理论批评类。这类学术批评是指对载于各类图书馆学文献（如论文、著作等）的图书馆学理论、观点、思想等进行批评。如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鸣，对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讨论等，就是这类理论性批评。[4]

（2）方法、技术批评类。这是指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和应用技术的批评。如1983年乔好勤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新的方法存在“照搬”、“硬套”和“浅尝辄止”等问题，并对没有专门研究方法论提出批评。[5]

（3）综合批评类。这类批评是指对图书馆学理论、方法、技术以及学风等进行全面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典型文章有1982年邱昶和黄昕的《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6]，沈继武和刘迅的《论我国图书馆学的危机及其革命》[7]，1989年刘洪波和潘寅生的《在繁荣的表象背后——评八十年论图书馆学研究》[8]，2000年黄俊贵的《丑陋的图书馆学——“实话实说”访谈录》[9]等。前三篇文章着重对图书馆学理论、方法、观点、思潮及研究方法等进行批判和评论，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最后一篇则着重批评图书馆学风。该文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严肃批评我国图书馆学界目前存在的不正学风，并提出了除却丑陋正学风的积极建议和意见。

1.2.2.按批评对象的载体分

（1）对论文的批评。如对1985年张晓林的文章《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的批评[10-12]，对上述黄俊贵文章的批评[13-16]，等等。

（2）对著作（专著）的批评。如刘国华等对专著《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彭斐章，1990）等的批评。[17-19]

（3）对学报（刊）的批评：如《中国图书馆学期刊的发表现状及未来取向》（李万健，1999）[20]、《〈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年回顾》（王国庄等，2000）[21]、《我国图书情报专业期刊建设刍议》（于鸣镝，2000）[22]等文就是对图书馆学学报（刊）的批评。

（4）对教育的批评。上述3类是图书馆学学术表现于语言文字者，而此类为表现于传承、宣传、普及活动者。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批评，如对图书馆学系改名（如改为“信息管理系”等）等的批评[23.24]。

（5）对作者（学者）的批评。图书馆学学术表现于人者，就成为图书馆学作者、学者、学人。对图书馆学作者（学者、学人）的批评，主要是对作者（学者、学人）的学风的批评。对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不正学风，如“泛滥成学”、“故弄玄虚”、“滥发文章”、“脱离实际”等和学术腐败，如“到处搞学位”，不够资格，却争当“博导”、“硕导”，滥出论文集，搞创收等进行批评。上述《丑陋的图书馆学》等就是批评学界学风不正的典型文章[9.25-28]。

（6）对学派和学会的批评。图书馆学学术表现于社会组织，则称为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派等。对图书馆学学派的批评的典型文章有：刘迅的《西方图书馆学流派及其影响》（1983）[29]、黄纯元的《论芝加哥学派》（1997）[30]、霍国庆等的《西方图书馆学派论评》（1998）[31]等。对图书馆学会的批评，如对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批评，对国际国联（IFLA）的批评等。

1.2.3按批评对象的范围分

（1）宏观学术批评。这是指对整体图书馆学发展状况进行批评。如上述文献[6-9.28]等皆属此类批评。

（2）微观学术批评。这是指对图书馆学现象的某一部分（某一点）进行批评。如对某一学术观点的批评、某一方法的批评、学风问题中某一现象（如一稿多投、剽窃、抄袭现象等）的批评等。

1.3学术批评的基本特征

1.3.1创造性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是批评者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批判和评论一切图书馆学现象的优与劣、经验与教训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建议的一项严肃的科学活动。由于图书馆学论著本身就是作者的创造性成果，如再要批评这些创造性成果，批评者若没有创造性眼光，是根本无法指出其成果的优缺点的，更别说对其提出建设性、指导性改进意见和建议了。

1.3.2批判性

批评的最大特点是其批判性。尽管我们不能把“批评”片面理解为“只提缺点和错误”、“找毛病”，但我们也不能把“批评”片面理解为“只说好，不说坏”。评论“好与坏”、“优与劣”，才是对“批评”的全面理解。由于“批判”的主要义项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2]，而“批评”的两个义项中都含有“指出缺点和错误”的意义，所以“批评”一词的最突出特点应是批判性。如果“只说好，不说坏”，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所以，图书馆学学术批评具有批判性，无可置疑。如前述几篇综合性批评文章就具有明显的批判性。

1.3.3.革命性

学术批评中，所指出的“优”，是批评者赞同的；而指出的“劣”（缺点或错误）则是批评者所要反对的。批评者指出被批评者（论著、作者、学派等）的缺点的，肯定要说出其理由并提出改进意见。这种错误或缺点的评论和批判意见，就是一种变革，一种根本性改革。如黄俊贵的《丑陋的图书馆学》在指出学风不正的同时，提出了改革（变革）学风的许多中肯建议和意见，这种变革性意见肯定会促进我国图书馆学界的学风革命。

1.3.4建设性

开展学术批评，本身就是发展学术的重要活动。真正的学术批评是建设性批评[15.32]，是为了推动图书馆学健康发展（激发新观点、建立新理论）而进行的学术批评，是促进学科发展的得力手段。图书馆学的学术批评的建设性特征也是引导学术界正确开展学术批评的活动规范。

2学术批评功能论

2.1沟通功能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一方面是与作者的对话，说明批评者和读者对所批评论著作者的各种意见，以纠正其错误和完善其不足；另一方面是与读者的对话，向读者说明自己对论著的评价，以帮助读者认识、理解作者的意图，了解其优缺点，激发读者参与对论著的评论和研究的热情。这样，学术批评就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桥梁。

2.2导向功能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的目的是把图书馆学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并推动图书馆学发展和繁荣。当图书馆学发展误入歧途时，通过学术批评会指引图书馆学朝正确道路发展。当图书馆学研究陷入误区时，通过学术批评便使研究者走出误区从而取得可喜成果。当图书馆学发展出现危机时，图书馆学术批评便力挽狂澜，使局势转危为安。当图书馆学发展（或研究）偏离正确方向时，图书馆学术批评便使图书馆学拨正航向。学术批评能及时洞察社会思潮、科技动向、学术动向，引起图书馆学研究兴趣（方向）的转变，对图书馆学发展起着导引作用。如对信息时代的评论，对知识经济的评论，对网络环境的评论，使图书馆学界纷纷研究对策。学术批评着重评述图书馆学的一些新进展，鼓动对热点、焦点问题的研究，对学科内的某些已经或正在出现的态势作进一步推动。学术批评还着重于发现研究和学风中出现的问题，旨在纠正各种不健康成分的影响，为推动学科深入、理性地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上述几篇论文是学术批评具有导向功能的典型案例。不可否认，学术批评之成果中，不仅存在正导向性论著，也存在负导向性论著。但从总的结果（影响）看，由于图书馆学发展（研究）存在自组织律，学术批评总会以“正”压“邪”，真正起到正导向作用的。

2.3发展功能

在图书馆学学术批评中，往往会发生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论争）[33]，如对“书目情报”的争鸣，对“前科学”还是“常规科学”的争鸣，对“学科性质”的争鸣，对“研究对象”的争鸣，等等。“争鸣”与“批评”尽管不同，但从其内涵来分析，“争鸣”是“批评”的一种，“批评”包括了“争鸣”[2]。因为“批评”别人时，也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不同观点之碰撞，即“争鸣”。在学术争鸣中，争鸣（批评）双方都要提出不同于对方的观点（或思想、理论、方法），这样，不同观点的“碰撞”，就会激发出新的科学思想，产生新理论。如对“图书馆有偿服务”的争鸣，则产生了“一馆两制（业）”图书馆管理体制新理论。通过学术争鸣（批评、评论），不仅会产生新理论，而且也促进了原有理论和新理论的完善。因为争鸣双方不同的观点往往又是对原有理论的补充与完善。如“要素说”的形成（从“三要素”、“四要素”到“五要素”）等，就是在争鸣中完善起来的[34]。产生新理论，补充，完善理论，从而发展图书馆学，繁荣图书馆学，这是由学术批评的革命性、建设性所决定的。2.4评价功能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首先要建立在对被批评对象（论著等）的指点得失的分析基础之上，指点得失，评论好坏，则评价功能自然显现。学术批评的评价功能，如果是对论著而言，则说明该论著的创造性、科学性、学术价值、社会价值的高与低；如果是对作者而言，则说明该作者的科研能力、学术水平、学风等的优与劣；如果是对读者而言，则是向读者介绍或推荐论著（好的，大家学习，差的应予以批判），介绍或推荐作者（学者）（好的，向他学习，差的则引以为戒）。对学术成果的评价，由于涉及到作者的荣誉、地位、待遇等各种复杂的重要的因素，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严肃对待，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学术批评的评价功能。

2.5育人功能

学术批评往往引发学术争鸣。在争鸣中，人们通过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提出疑难，回答问题，能够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提高思维能力、科研能力和知识素养。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培养了参与者敢于破旧，勇于创新的科学革命精神。在论争过程中，双方为了战胜对方，迫使自己不断学习新知识、补充新“营养”，因而知识素养大大提高。在批评过程中，双方科学知识的运用能力、科研能力的发挥等都跃然纸上，为客观评价、选拔人才创造了必要条件。因此，学术批评不仅能培养人才，还能借此发现人才。实践和历史已充分证明，开展学术批评（争鸣），不仅是学术带头人培养科学新秀的一个有效措施，而且还为形成科学学派创造了最佳环境。

2.6自组织功能

何谓“自组织”，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从文献[35.36]我们可以得知“自组织”的含义，即：在一个开放的适宜的环境条件下，科学系统通过内部各个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的竞争和协同，而自发、自主、自动从无序向有序演化发展的机理。简而言之，“自组织”是科学在一定外部条件下自动从无序向有序演化发展的过程和方式。图书馆学术批评在图书馆学发展中的自组织功能表现为：（1）学术批评会产生正导向作用和负导向作用，但随着学术批评的不断进行，其负导向作用必然被批评而转向正导向作用。学术批评本身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会自动转“负”为“正”，使图书馆学走出误区、迷途，朝正确方向发展。图书馆学学术批评这种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强大作用，推动新中国图书馆学蓬勃发展，从一个高潮转向另一个高潮，令世人刮目相看。当我们仔细研究，并结合中国图书馆史考察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的经典文献[6-11.28]，这些文献所表现出的学术批评的自组织功能已跃然于新中国图书馆学史册之上了[37.38]。（2）学术批评针砭时弊，匡正学风，是其主要职能。学风问题不仅影响作者品德和价值观，而且还影响作者的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还影响图书馆学健康发展。学术批评通过纠正不良学风，提高作者素质，建立学术规范，从而推动图书馆学研究朝正确方向发展，形成问题——批评——发展的良性循环。学术批评的这种不断拨正航向，推动学科可持续发展的自组织功能显而易见。

3学术批评规范论

欲真正发挥学术批评的各种功能，以确保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的健康发展，从而

推动图书馆学繁荣和发展，必须建立科学的学术批评规范。

3.1人品规范——学术批评者的道德规范

开展学术批评的主体是学术批评者。学术批评的规范化建设主要是学术批评者的规范化建设，因为学术批评是由人来完成的，学术批评能否健康进行，能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关键在人，而学术批评的学风建设的关键也是人。所以学术批评规范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人品规范，即学术批评者的道德规范。其主要内容至少应包括如下几点。

3.1.1要民主、平等，反对以势压人、欺人

这里的“民主、平等”是指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平起平坐，既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权威与小人物平起平坐，长者与年轻者平起平坐。不要以领导、权威、长者自居，压人、欺人。小人物在权威面前不迷信、不盲从，敢于抗争。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开展学术自由批评、论争的基本前提，学术批评者应遵守这种道德规范。

3.1.2要相互尊重，反对人身攻击、污辱人格

相互尊重是实现民主、平等的前提，也是营造良好批评环境的必要条件。相互尊重，就是要善待不同意见，力争求同存异，激发催化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产生。相互尊重，就是要相互宽容，相互爱护，尊重人格，不搞人身攻击，不伤害对方尊严，互为老师，互相学习，团结共进。

3.1.3要正面批评，反对暗箭伤人

所谓正面批评，就是直接针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意见，不要向对方射冷箭，不要旁敲侧击，含沙射影。正面批评，不仅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而且也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开展讨论，提高批评效果。

3.1.4要语言文明，反对挖苦讽刺

语言文明，是批评者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语言文明，说话要和蔼、和气，文字要优美，用词要恰如其分。不要挖苦讽刺，不要夸大其词、无中生有，更不要骂街，“以牙还牙”、恶意中伤。

3.1.5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反对剽窃、抄袭

学术批评是一种创新性、建设性的严肃的学术活动。只有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才能激发新思想，产生新观点、新理论，繁荣和发展图书馆学。而剽窃、抄袭，不仅仅是品德败坏问题，而且于学科发展有害。

3.1.6要敢于说真话，反对“中庸之道”，只评优不批劣

要确立真正的批评精神，批评者要有说真话的勇气，要具备一种挑战性的理论人格。对图书馆学风要敢于说真话，成绩与问题都要说。对学术论著要说真话，优点、缺点都要评论。必须纠正过去那种怕得罪人、怕权威、怕报复，对学风对论著只说好不提缺点的、远离“批评”、“评论”本意的做法。要还“批评”之本来面目，让批评真正成为匡正时弊、纠正学风，客观公正评价论著，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旗手、鼓手和斧手。[8]

3.1.7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对把学术批评“政治化”

人品规范，首先应该是政治规范。学术批评，不能脱离国情，不能违和国家大政方针，但也不要把学术批评（争鸣）政治化，不要扣帽子、抓辫子，不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应当吸取过去关于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3.2学术规范

学术批评不仅要求批评者遵守人品规范，而且要求批评者遵守学术规范，即批评者在具体进行学术批评研究时所应遵守的规范。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3.2.1要实事求是，反对以偏概全

批评论著，批评学风，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要是啥说啥，要公允、客观，克服学术批评的片面性。只有如此，批评才会有针对性，才会使被批评者心服口服，才会使正气压邪气，克服学术腐败，使学术批评向科学、健康方向发展。

3.2.2要立字当头，建树求实，反对破坏性批评

要立字当头，就是要以建设性批评为宗旨，以立论为主旨开展学术批评[15]。这是由学术批评的任务决定的。学术批评就是为了匡正学风，以便把图书馆学发展引入正确轨道，激发新思想，建立新理论，以促进图书馆学繁荣和发展；培养人才，以推动图书馆学可持续发展。所以，只破不立，不是好的学术批评；不破不立，即非学术批评；违反人品规范和研究规范，借批评以中伤学人，借批评以泄私愤，便是破坏性批评，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破”不是最终目的，“立”才是最终目的，既破又立，才是最佳学术批评。

3.2.3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蹈空而论

这里说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是除“理论图书馆学”之外的图书馆学理论，如应（实）用图书馆学理论（图书编目、读者心理学等），以及专门图书馆学（如大学图书馆研究等）。因为，以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联系实际要求理论图书馆学，恰恰是学术规范的错位[39]。专门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必须结合图书馆事业实际、工作实际、业务实际进行研究，以指导图书馆事业发展，指导图书馆工作、业务的提高。否则就是脱离实际，蹈空而论。

3.2.4要明确对象，有的放矢，反对泛泛批评

明确对象、有的放矢，就是研究问题要具体，要明确，即批评要有针对性，要有具体目标，不要泛泛而论。这样才有助于澄清误区、辨析是非，才能切中要害，令人心悦诚服，提高批评效果。

3.2.5要以理服人，反对扣帽子

学术批评是用说理的方法指出对方论著或学风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批判、评论。以理服人，是最佳批评方式。但如果不说明对方错误的充足理由，使对方不知为什么错，反而会引起对方不满，不能使人心服口服，达不到批评目的。所以，讲道理，不扣帽子，应该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

3.2.6要注重批评内容，更要注重批评方式，反对讽刺、挖苦、嘲弄

学术批评欲达预期效果，不仅在批评内容上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还要讲究批评方式。语言要文明，既是批评者的道德规范，又是学术研究规范。有话好好说，比挖苦、嘲讽更能使批评动机与效果一致，否则相反。

4学术批评环境论

欲使学术批评达到最佳预期效果，还必须营造良好的学术批评环境。学术批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还应包括学术批评自我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实现大众学术自由讨论、批评的良好竞争氛围；良好“自我环境”是指学术批评参与者共同遵守上述人品规范和学术规范，不断加强、提高学人的道德修养、知识素养、写作修养，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学术批评水平。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学术批评园地（学术期刊及其编辑责无旁贷），需要学会、教育、研究等部门鼎力支持。

总之，在我们认识到学术批评的本质后，为了充分发挥其各项功能，促进图书馆学繁荣发展，图书馆学人必须恪守上述各项人品规范和学术规范，在开放的自由的竞争环境中开展学术批评，使学术批评真正成为促进和推动图书馆学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导航员。学术批评已在过去的近两个世纪为推动图书馆学发展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光辉业绩。笔者坚信，她在21世纪必将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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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马恒通.图书馆学学术争鸣论.黑龙江图书馆，1989（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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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沈小峰等.自组织的哲学：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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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肖东发.中国图书馆年鉴（1996）.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图书馆学报范文篇3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地位；作用

前不久，笔者路上偶遇一名教授，交谈中对方得知笔者调入图书馆任职，便脱口而出道：“怎么去了那个鬼地方？”从而引发了笔者对于高校图书馆地位与作用的思考。

一、高校图书馆地位

（一）高校图书馆的行政地位。笔者对中国从民国时期以来的图书馆的行政地位进行了相应研究，发现在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行政级别都比较高，往往是隶属于各级的教育主管部门。国立图书馆由教育部直接来管辖，省立图书馆归省教育厅管理，市立图书馆则属市教育局。相比较之下，高校图书馆的行政地位比较多变。民国初期，高校图书馆往往是直接隶属于校长来管辖。随后，开始逐渐出现高校图书馆归教务处管辖的情况，相应地高校图书馆的行政地位也随之出现了下滑[1]。解放后，中国高校又向前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当代中国高校行政系统对图书馆的定位依旧存在诸多不同的态度。北京大学将图书馆定位为直属机构，目前中国一流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也大多把图书馆定位为直属机构。有一些高校把图书馆定位为教学辅助部门，比如厦门大学。还有一些高校则把图书馆定位为业务部门，比如景德镇陶瓷大学。综合来看，站在历史的角度，高校图书馆的行政地位今不如昔；而站在高校本身水平的角度，越是好的大学越重视图书馆。（二）高校图书馆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至今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主要涉及图书馆服务与理论、文献分类与编目、文献信息检索、图书情报、文献数字化等方向的研究。目前图书馆学科的发展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瓶颈，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从而表现得有些停滞不前。目前，国内高校当中一流大学图书馆学的研究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在科研产出与学术影响上，武汉大学颇具影响力；而在图书馆机构的设置方面，北京大学有了尝试与突破，其专门成立了信息管理系，来支撑与发展图书馆学的各个研究方向，下属的教研室或研究室有：图书馆学教研室、情报学教研室、图书馆发展教研室、信息系统教研室、信息组织与信息设计教研室、情报分析教研室、信息行为研究室。整个学科的设计与定位给人以高屋建瓴之感[2]。而有些地方性高校图书馆的学科地位则比较尴尬了，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为例，建制上仅有一个信息检索教研室，负责给大学一年级新生进行信息检索培训的教学任务。综合来看，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学科地位普遍不高，实力普遍不强，发展状况令人堪忧。（三）高校图书馆的馆员地位。说到图书馆的馆员地位，就不得不讲一位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的传奇伟人。回忆起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时期的经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3]。从的话中，高校图书馆馆员的地位可见一斑。当代中国高校图书馆的馆员地位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由于高校图书馆学科发展处于较弱地位、高校领导普遍对图书馆发展的理念不够理解、不够重视等，目前，高校图书馆有点像“收容所”。在高校教师队伍中有不听话的刺头“发配”去图书馆工作，高校各级领导的家属“安排”去图书馆工作，高校引进博士等人才时的博士夫人“照顾”去图书馆工作。领导家属与博士夫人现象造成了高校图书馆馆员的结构比例出现严重失调。一是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高校图书馆长期处于男少女多的情况；二是学历结构的严重失调，高校图书馆大专与本科学历比例明显多于高校的院系与行政部门；三是专业背景方向的严重失调，高校图书馆当中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馆员少之又少[4]。综合来看，高校图书馆馆员结构比例失调的状况短时间内无法改善。

二、高校图书馆的作用

（一）高校图书馆对学生的作用。高校图书馆在学生的心目中是美好的。在高校里面，学生往往过着“寝室-教室-图书馆”这样三点一线的生活。而这当中图书馆往往占据着学生心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以笔者曾经就读的西安交通大学为例，每天清晨五点多，天还没有亮，一大群的学生就在钱学森图书馆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候图书馆开门。图书馆就像是一片充满知识的海洋，莘莘学子就像海绵一样在图书馆这知识的海洋中一边遨游一边汲取着知识。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陈列了一些早年学子的工程制图作品，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使用钢笔可以把工程图纸画得比电脑制图还美轮美奂，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正是这样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求学精神激励着一届又一届的交大人不忘初心、不辱使命。笔者至今都记得校园里流传着一句话“中国人要自强就得上自习、上自习去哪首选图书馆”。上自习去图书馆、写论文查资料去图书馆、甚至有许许多多的恋人就是在图书馆认识的。“爱她，就带她去图书馆吧！”（二）高校图书馆对教师的作用。相对于学生，教师去图书馆的次数与频率远远不如学生，但这并不代表图书馆对于教师不重要。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图书馆能提供必要的支撑。比如教师要对某一门课程进行备课，可以去图书馆找对应的一些教材做参考，然后可以登录图书馆的网站观看类似课程的公开课视频。做科研的时候更是离不开图书馆了，检索中国期刊论文几乎必上中国知网，外文期刊各大高校图书馆也根据经费情况量力而购买。每年高校科研处对教师科研情况进行统计的时候，也需要图书馆对教师发表的论文进行数据支撑，确保论文是在指定期刊真实有效的收录。（三）高校图书馆对社会的作用。客观地讲，目前中国高校图书馆对外进行社会开放的程度还非常有限，但高校图书馆依旧可以对社会产生不少积极的作用。在图书馆的建设方面，高校图书馆可以给公共图书馆提供不少有价值的借鉴经验。公共图书馆可以与高校图书馆互联互通、文献传递，以互联网信息化的方式加强高校图书馆对社会的服务程度[5]。此外，不管在高校体系中图书馆地位如何，高校图书馆在社会大众心目中还是象牙塔一样的美好，是忙忙碌碌上班族心中的一片净土。

三、结论与展望

在中国近代百年的高校图书馆发展史中，图书馆的行政地位、学科地位和馆员地位长期处于“三低”状态。而高校图书馆无论是对学生的情怀、教师的教学科研还是对社会的象征意义都有着特殊的不可代替的作用。形成这种“作用大却地位低”现状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是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在未来一定会被打破，作用与地位的正比关系才是应有的常态。时不我待，守株待兔这样消极的去等待事物发展变化不是我们学者应有的态度。作为一名图书馆事业的从业者，笔者也将积极参与到图书馆事业的复兴之路。对此，笔者也思考了一些复兴图书馆事业的可行性措施。一是自我重视问题。虽然有些高校领导不重视，但是广大图书馆馆员们不能连自己都不重视自己。不自爱者谈何被爱？虽然图书馆学科在高校中处于劣势学科，图书馆馆员地位在高校中也不高，但是图书馆馆员们也要发奋自强。非本专业背景的可以积极参加图书馆学的培训课程，除了完成教学任务之外还可以保持一定的科研习惯，将与研究课题当成平时工作中的一种常态。天道酬勤，只要坚持不懈，必定会有所成绩。也许高校领导看不到图书馆馆员的努力，但一定不会忽视这些成绩。二是机构建设问题。图书馆发展到现在进入到了全新的信息化时代，而图书馆的机构建设相对还是比较落后的。进入21世纪后，高校图书馆随着信息环境的变化和业务职能的不断扩大，图书馆部门调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①图书馆“办公室”、“采访”、“编目”、“流通”、“期刊阅览”等主要机构都有了重新更名、重组或合并等变革；②“采访”、“编目”、“流通”、“期刊阅览”等部门呈现整合集成化；③各高校图书馆更为重视古籍的研究和保护，传承民族文化，新增的古籍特藏部也越来越多；④由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应用与发展环境，信息咨询部、系统部、数字化技术部或数字图书馆新兴部门引起关注[6]。北京大学图书馆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打破原有的机构框架，建立全新的部门来迎接新时代的挑战[7]。虽然北京大学图书馆肖馆长自我评价对图书馆的结构改制还没有达到预期，但是积极求变的心态是值得肯定的。这方面中国各大高校图书馆也可以开放心态，积极求变，从而去迎接信息化时代全新的图书馆发展的挑战。三是人才使用问题。图书馆的发展其根本在于图书馆馆员对图书馆的支撑。重视图书馆人才的培养与合理使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图书馆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人才的培养除了自我提升与单位组织进修之外，因材施用才是对于人才的最佳使用方案。人才用对了地方是金子，用错了地方是木头。正确使用人才对于图书馆馆员的自我提升以及图书馆的飞跃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经文献调研发现，我国高校图书馆自从1998年引入学科馆员制度以来，一直在探索和尝试学科馆员参与到图书订购中来。其动因是学科馆员具有专业优势，可以在学科专业基础上构建资源信息采访的完整性和系统性[8]。相信能够做到这三点之后，高校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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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报范文篇4

［关键词］图书馆学教育；本科教育；课程设置

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已形成了由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硕士、博士教育组成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1］随着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图书馆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图书馆建设、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参考咨询服务等工作已成为基层图书馆工作的核心内容。由于条件的限制，基层图书馆对图书馆学硕士、博士毕业生是可望不可即的，但是他们对于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还是寄予了厚望。他们理想中的本科毕业生是能很快适应图书馆工作，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能给图书馆工作带来技术上、理论上的指导，并且具有一定的图书馆管理知识的人才。然而，事实上基层图书馆盼来的相当一部分本科毕业生却并不能给图书馆工作带来预期的变化，于是他们便对图书馆学本科教育提出了质疑。

1图书馆学部分本科毕业生的工作表现

1．1不愿从事流通、阅览服务第一线的工作

图书馆行业没有准入制，基层图书馆员文化、业务素质都偏低，图书馆学本科生有一种优越感。其实流通阅览工作是熟悉馆藏和干好采访、编目、参考咨询工作的基础，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又由于缺乏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他们轻视流通、阅览工作，不能正确认识到这些基础性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大多不愿从事第一线服务工作。

1.2不能很好地胜任专业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含量高的工作

据统计，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在基层图书馆发挥作用最好的岗位是分类、编目，其次是文献采访。由于没有较为系统的其他专业学科知识背景，计算机知识仅停留在操作层面，所以对于参考咨询、管理系统和网络的维护、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软件的开发等工作难以很快胜任。［2］

1．3图书馆管理知识贫乏，团队精神与组织协调能力有待提高

基层图书馆的图书馆学本科生经过几年的锻炼，业务能力强的一般都能提拔成各部门的业务骨干，甚至业务馆长。但在提拔后发现他们的管理能力、协调组织能力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锻炼才能很好地发挥。

1．4专业思想不稳定

对基层图书馆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希望留住那些能为图书馆事业兢兢业业的馆员，一个馆员无论他多优秀，如果不安心图书馆工作，那也是白搭。由于受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本科毕业生不安心图书馆工作，希望得到更优厚的报酬、更轻松的工作、更高的社会地位，工作不到几年考研、考公务员、跳槽、下海的较多，导致图书馆专业人才流失，图书馆技术性工作缺乏稳定性。

2对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的反思

2．1人才培养目标尺度把握不好

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规定图书馆学专业培养目标为“培养具备系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识，能熟练地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文献信息，能在图书情报机构和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信息部门从事信息服务及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图书馆学高级专门人才”。从近几年图书馆学本科生就业走势看，还是以图书馆职业为主。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图书馆、中小型图书馆、基层图书馆急需本科人才，这里还有很大的就业市场，其实图书馆本科毕业生要在基层图书馆找一份工作并不难，关键是他们眼光太高，没有把基层图书馆放在眼里，拼命想往大城市的大图书馆钻。图书馆专业教育具有层次性，本科教育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为图书馆及相关部门具体工作培养操作型人才，而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培养专家型人才应该是硕士、博士教育阶段的首要任务。［3］所以，办好图书馆学本科教育，首先应该解决的是为谁培养什么层次的人的问题，教学单位必须把握好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这是办好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的基础。

2．2课程设置欠合理

大多数学校考虑到招生和就业问题，盲目开设许多以信息、计算机、管理学命名的时髦课程，而把图书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压缩到最低限度，导致图书馆学科核心课程的地位受到冲击。［4］由于图书学专业教师大多对计算机、法律、经济、管理等学科知识了解不深，所授课程泛泛而谈，导致学生对这些知识也是一知半解，结果图书馆本科教育想为社会培养万金油人才的想法没有实现，更糟糕的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连图书馆工作都干不好。图书馆本科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那种课程设置盲目求全，妄想图书学本科教育能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人才的做法是不现实的。

2．3教学内容过于陈旧

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社会全球化、网络化、知识化的挑战，然而课程的讲授仍然是传统图书馆学的内容，没有在数字、网络环境下拓展和延伸。如在信息组织课程中，讲授的仍是文献分类法和主题法，而对网络资源的有效组织的问题很少涉及。信息资源建设课程重点还停留在文献采访内容上，而对如何建立虚拟馆藏，如何搜集评估专业数据库、知识博客、新闻网站等网络资源等问题缺少必要的探讨，元数据介绍、电子资源编目等教学内容也没有涉及。教学内容过于陈旧，出现严重滞后于图书馆工作发展需要的现象，导致相当一部分毕业生不能很快适应这些工作。

2．4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教学方法单一

中国图书馆学会2007年年会上，肖希明教授在《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的调查报告》中，调查了38个学校的专业教师情况，调查结果为：教师年龄35岁以下的只占16%，表明教师队伍有待年轻化；教师职称结构呈倒金字塔形，35岁以下教授只有1人，表明后备力量不足；博士学历的占29%、硕士学历的占41%、本科学历的占29%；教师学科背景为图书馆学一级学科的比例较大，近亲繁殖现象比较严重。这一调查结果表明了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教师来源大多是高校图书馆学毕业的硕士或博士生，他们从学校到学校没有太多的图书馆工作实践，所授专业课就变成纯理论上的说教，教学与实践脱节，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对图书馆本科教育的建议

3．1确保图书馆学专业特色，树立图书馆学科核心课程的核心地位

应把传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信息技术应用作为核心课程开设。传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课程：图书馆学基础、文献分类法与主题法、文献编目、社科文献检索、科技文献检索、咨询与决策、文献计量学、文献学概论、目录学概论等是图书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明显的标志。［5］同时，图书馆学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应用科学，所以信息技术应用课程：数据库建设与管理、图书馆自动化、计算机网络基础、网页制作、信息组织与检索等课程也是图书馆学科核心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学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始终要围绕其首先为图书馆培养操作型人才这一培养目标，正确处理好学科核心课程、通识课程与选修课程之间的关系，不能舍本逐末。那种盲目开设大量其他专业课程，过分加大其他专业课程比例而压缩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做法，将会使图书馆学本科教育迷失方向。

3．2重视隐性课程的开发

隐性课程亦称为潜在课程、潜课程、内隐课程或非正式课程等。［6］隐性课程是学校通过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教育文化环境，有意或无意地传递给学生的非公开性的学术的与非学术的教育经验。多年来困扰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图书馆留不住优秀人才。基层图书馆本身条件不如大型图书馆，他们对专业思想的要求比大图书馆更高。事实上，职业思想的稳固和职业道德的培养靠单纯的说教，效果并不明显，而隐性课程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往往比正规课程更有力，这一点恰恰被大多数教学单位忽略了，所以不重视隐性课程的开发是不明智的。可以聘请资深的有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又有渊博的学科知识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担任教学工作，让学生在教师的娓娓道来、游刃有余的教学活动中感觉到图书馆职业的魅力。实际上基层图书馆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他们对好不容易盼到的人才很注重培养，在深造、继续教育、考察学习、晋职晋级、提拔等各方面都优先考虑，而且这些人才有更多机会熟悉图书馆各个环节的工作，这是大图书馆无法顾及的。事实上，不少基层图书馆造就了不少工作出色的图书馆学本科生。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请这些学长回校做讲座的方式来激发在校学生对图书馆职业的认同感。

3．3适应图书馆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合理调整教学内容

图书馆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图书馆的学科内容本身也在与技术、社会发生联系与变化，所以教学内容要不断变化。［7］据2002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教研室的教育部“文科应用学科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报告调查显示：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在图书馆中应用比较广泛。基层图书馆有一批工作在流通、阅览服务第一线的优秀馆员，缺少的是能胜任网络安全维护、图书馆管理系统维护、网站设计、程序开发、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参考咨询等技术性工作的人才，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应根据这些需要调整教学内容，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很快适应图书馆工作需要。

3．4建立一支既有图书馆工作经验又有深厚理论基础的专业师资队伍，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专业兴趣

学校可以通过提高学历水平，改善知识结构的办法优化现有师资队伍，还可以聘请图书馆资深馆员、其他院系教师为兼职教师来增强师资队伍，改善办学条件。图书馆学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应用科学，比较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靠单纯的讲授法是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教学时要注意灵活使用启发式教学法、问题式教学法、社会实践教学法、直观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法。［8］一般而言，开设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的学校，学校图书馆都建设得很好，图书馆各项工作都很出色，这是很好的教学资源，教学单位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为学生课程实习创造良好的条件。也可以让学生到学校图书馆去参加勤工俭学，让他们熟悉图书馆各环节工作，提高对图书馆工作的感性认识，把所学理论知识与图书馆工作实践很快结合起来，为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公务员之家

［参考文献］

［1］辛苗.中国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的危机［J］.图书与情报,2003(6).

［2］肖希明.图书馆学教育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体制的改革［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4(1).

［3］李贺,李松玲.基于人才需求的“1+2”模块式专业课程设置——现阶段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教育课程体系改革之我见［J］.图书馆建设,2006(3).

［4］吴钢等.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不应动摇——关于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的讨论［J］.图书馆学研究,2006(4).

［5］吴慰慈.中国图书馆学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2)［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3(6).

［6］黄甫全.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学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图书馆学报范文篇5

1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认为对以描述客观规律为已任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而言，不应该有各国自己的特色，因为特色太多不一定是件好事，图书馆学的理论、原则，特别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只是用于本国，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对于这种认识，我们应当辨证地加以分析。一方面，基础理论不同于应用理论，它主要用于解决人们在从事图书馆事业的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基本认识问题和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所以，就应当充分认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由于人们认识有关问题的角度和深度的不同，思考问题的情境不同，解决问题的宗旨不同，掌握相关信息素材的齐全程度不同，思考和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不同等，因而自然会出现认识结果的不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由于图书馆现象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等因素的影响，也造成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和不统一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通过各种学派和相关问题的理论争鸣，在一定时期，图书馆学界对某些基础理论的理性认识会出现暂时的统一现象。但是，应当看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这种统一的现象只是相对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深化，所掌握的信息素材的进一步丰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某些局部的统一和平衡往往会被人们所突破。

回顾一下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从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理论建设中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规律。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对图书馆本质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世界性的图书馆学知识横向交流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所以又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争鸣，在这次争鸣过程中，人们的一些认识又一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再如，20世纪80年代其中较有代表性，统称为“交流说”问题的讨论，也使人们对“交流说”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并且通过学术争鸣，形成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拓展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内容。这种打破原有平衡状态并出现不平衡状态的现象，其实是图书馆学不断成长和发育的一种正常表现，我们决不能将其看成是反常现象而加以责难。

我们在建设与发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道路上，必须充分认识到关于某些问题或某个方面问题的理性认识的统一只是相对的，即理论研究中的平衡状态是相对而言的，而理论研究中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的不统一性、多样性，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说，则是绝对的。如果我们只是认识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统一性，而对其建设性和发展性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倾向性。同样，如果只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性和多样性，而不承认在某个时期的某些问题的理性认识方面的相对统一现象，则会给实际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动态性与静态性的统一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的过程。

2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有无至善的理论

这似乎是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然而由于受到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有一些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所谓“至善”，就是十分完美，不需发展之意。那么在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之中确实存在这种十分完美的理性认识成果吗？我们认为从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和人们的认识规律来看，“至善”的事物和理论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须以适应一定环境条件为前提，所以在这个运动和发展的世界中，任何事物都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假若某种事物故步自封、不思进取，那么它的下场必然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图书馆学理论也是如此。由于我们的管理对象和研究对象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变化之中，所以，理论也必须顺应这种变化的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身的思想内容，只有如此，理论才能对变化的环境和对象做出及时的反映，才能成为指导实践的有力工具。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历史也说明，“至善”的理论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都需要我们通过不断深化对有关图书馆现象的认识，不断地予以充实和发展。目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又面临着电子文献及其管理实践的新挑战，有许多新的基础理论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和探索。一些基于传统手工图书馆管理实践经验提炼出来的基本认识成果，在新的对象和新的情景之下，已经显现出疲软之态，如果我们依然抱着过去的理论和观念不放，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大厦的颠覆。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功用之一，就是应当去“证明和推论”一切有助于图书馆界的社会认识和把握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存在价值的问题和现象。由于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自身等图书馆现象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所以客观上要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必须对这些图书馆现象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和特点等，及时地给予“证明和推论”，以便为图书馆界和社会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没有科学的实践便没有科学的理论，没有科学的理论的指导也就无从谈起科学的实践。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虽然只对图书馆管理实践起着间接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图书馆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管理性、综合性学科，所以它的基础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实践性的色彩。那种看似深奥的“玄学”理论，对图书馆学是不适用的。为此，密切注意图书馆管理实践的发展和变化，及时地提炼和升华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打造具有新鲜内容的图书馆学理论，便成为当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3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

一般认为，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却是常青的。这是用来说明理论如果失去实践的土壤，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所以，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必须注意同实践的关联性，始终保持引领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基础理论对实践没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所以不必过分强调它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其实，这种认识本身的产生根源在于缺乏对图书馆学基本性质的把握。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它只有时时处处注意维护自己的实践品格，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否则，如果把它们作为一门思辩性的理性学科来建设，它很快就会被实践所否定。因此，无论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理论建设，都必须以科学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为导向。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问题上，大致可以选择以下几个方面的道路。

3.1注重研究实践之中具有普遍性的、影响较大的理论问题

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许多以往似乎已经得到圆满回答的基本问题，目前又重新引发了图书馆学术界的反思。诸如来源原则的概念化问题、文献的生成与运动规律问题、图书资料的原始性问题、图书馆的本质规定问题、图书馆法制化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角色问题等。理论的突破，往往就出现在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图书馆现象的重新思考和探究过程中。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自身的“新陈代谢”，不断地对变化着的现象做出反应和说明，并形成新的理论思想，指导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譬如，图书馆本质问题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注历史的文献原始记录性，而对图书馆本质的其它规定性却缺乏充分的研究和把握，所以使我们无意之中失去了许多创造新理论的机会。相反，西方的一些学者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注重文献有机体思想的研究以及图书馆的历史联系性的研究，所以才会提出一些对世界图书馆管理有价值的新理论，如文献生命周期理论、文献连续体理论等。因此，反思历史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自身理论建设方面的缺点和不足，以便确立正确的研究取向。其实，任何一种研究对象都具有多重规定性，我们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3.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具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并探究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而言，存在着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首先，注意系统内部问题的研究多，关注环境影响的问题少。现代社会要求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除了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还要有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渗透问题。实际情况表明，应用性的学科只有关注环境的变化，才能不断地从中汲取信息和营养，才能使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充满机遇。否则，目光短浅，只进行已有研究成果的重新包装，或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思维方式，那么该门学科迟早会被社会淘汰。我国图书馆学中的一些分支学科的消亡，已经客观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因而，注意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发现和选择新的研究课题，是我们在信息时代建设与发展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必由之路之一。

其次，只注重概念的炒作，不注重对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问题的发现和研究。对图书馆学中的一些概念作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站在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之上。但是，如果将这种问题的研究扩大化、庸俗化，那末实际的效果恐怕就会事与愿违。如对“实物图书”、“图书信息化”、“文献”、“文献一体化”、“电子文献”、“文献中心”等概念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上述症结。再如，对我国有无某种理论的纷争，也没有什么实际学术理论价值。我们的学者是否应对一些既有学术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导价值的根本性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智慧呢？如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信息化发展战略问题，图书馆事业管理体制的变革、走向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职责变迁问题，WTO与图书馆事业的关系问题，电子文献的宏观控制思路，数字政府与图书馆事业职能完善问题，信息化在图书馆部门实现问题，由实体管理到信息管理的转型问题等，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研究。

再次，注意对已有的成果的炒作，缺乏创新意思。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学术理论界注释之风盛行，一旦某个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引起人们的关注，总有一些人热衷于将别人的东西拿来乱编胡吹一气，使本来清晰的理论变得乌烟瘴气，令人难以琢磨。我国目前“基础理论层的虚弱、欠缺乃至空位是现实实践层混乱的根源之一。……已有的成果是我们的财富与精神慰籍，但未来尤其是未知领域对人类更具诱惑力。”因此，不断强我们的创新意识，不断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和领域，应该是我们应当选择的道路

3.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注重端正学风和学者团队的建设

反思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界的学风问题，基本是好的，然而有一些同志的学风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表现：一是华美词藻堆满篇，务实内容找不到；二是理论讲了一大套，实际工作不需要；三是国外理论一大套，不知中国要不要；四是文章崇尚大而玄，内容空泛无实效。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学风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我们自身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修养问题，同时也有不良环境的影响问题。只有端正学风，树立实事求是的务实学风，切实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才能培育出适应实践需要的图书馆学术理论果实。

另外，当今社会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提倡团队合作精神。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力量，实施集体攻关，争取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当然，我们提倡团队合作的学术研究形式，并不否认学者们以个体的形式参与学术争辩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以适当的形式来强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氛围。

最后，我们应当重提一下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对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同志实施不平等的攻击，更不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对于一些较为偏激的学术思想，应当给予正确的引导，并客观地指出其观点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值得商榷之处。青年一代的学者更应当注意创新意识的培养，不惟上、不惟师、不惟古、不惟“洋”，是当代图书馆学者应当具有的基本学术风范。

【参考文献】

1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2商晓帆.图书馆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向.图书馆论坛，2003(3)

3吴慰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概述.中国图书馆学报，1991(1)

4黄宗忠.概论改革开放以来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图书与情报，1999(2)

5范并思.变革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国图书馆学会2000年学术研讨会

6黄宗忠.图书馆学基本研究十年述评.图书馆，1995(2)

图书馆学报范文篇6

【摘要题】理论纵横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Hegel，

1770～1831）指出，“哲学认识本质”[1]。哲学历来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本质的思想武器。图书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图书馆现象本质的把握自然也离不开哲学思维。为了认识和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也进行了长期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本文就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状况的综合述评。

1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是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命题，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至迟在1934年就出现，其根据是丹顿（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2]。据台湾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一文介绍，阮冈纳赞于20世纪30年代就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文[3]。据台湾沈宝环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英国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图书馆哲学》（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书[4]。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何时，也是一个较难考证的问题。蒋永福认为，20世纪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就包含有较明显的哲学思考的痕迹[5]。不过，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术语或提法。在我国大陆，1990年蒋永福在《黑龙江图书馆》发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一文[6]，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这可能是在大陆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图书馆哲学”（libraryphilosophy）一词的文献。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鼎盛期，在这一时期里，较早对图书馆现象作哲学思考的人有刘迅、刘烈、陈一阳、庄义逊等人。刘迅于1982年著有《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一文[7]；刘烈于1985年著有《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8]，陈一阳于1985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10]；庄义逊于1985年著有《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译有J·H·谢拉的《图书馆哲学》一文[12]。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蓬勃发展，高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书。令人遗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锦雪外，其余研究者无一是以图书馆哲学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因此他们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发之作”，其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们各自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都未能继续下去。

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蒋永福、何长青、吕斌、周文骏、周庆山、胡先媛、张广钦、刘君、马恒通、李明华、郑全太、王梅等。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持续呈活跃状态，沈宝环、赖鼎铭、高锦雪、梁君卿、卢荷生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已达到了较专深的境界，其中，赖鼎铭教授的《图书馆学的哲学》（1993年印行）一书可谓是视角极其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陆，蒋永福和郑全太是以图书馆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两人的研究成果也最丰，而其余的研究者们似乎仍属于“偶尔一发”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蒋永福先生从1990年起致力于图书馆哲学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是目前我国大陆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应该说他为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上述可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正式起步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图书馆哲学”一词正式见诸有关文献。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发展时期，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起来，研究成果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由此奠定了图书馆哲学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中的显著地位。

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

及其内涵

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现象领域的一般（或本质）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论”[14]。

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面上展开评论的理性之学”，“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学，而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待‘图书馆’的态度、理论表现形式”[15]。

周文骏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所以可将其视为介于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层次”[16]。

黄宗忠认为，图书馆哲学也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17]。

周庆山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他在《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比图书馆学大而又能指导图书馆学的理论，事实上这里指的便是图书馆哲学”[18]。

吕斌和李国秋认为，“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第二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19]。

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20]。他在《图书馆哲学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是一种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图书馆现象本质的综合思维方式”，“所谓图书馆哲学，就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关怀。这种哲学关怀，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嫒在《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学的雨露浸润，又要取得图书馆实践的支撑，它处于哲学和思想学的中间层，研究的是图书馆活动及这一社会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探求的是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将哲学思想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22]。

李明华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文化的高度提炼与升华，研究图书馆哲学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实践活动和图书馆学理论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统的概括”[23]。

刘君、易长芸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以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24]。

郑全太和孙淑文在《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图书馆价值观和图书馆学方法论”[25]。郑全太和石友荣在《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26]。

另外，马恒通还专门著文论述了“图书馆学哲学”（philosophyoflibraryscience）问题。他指出，“图书馆学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学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27]。刘君和易长芸认为，“与图书馆哲学相反，‘图书馆学的哲学’强调的是哲学理论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与图书馆哲学不同，图书馆学的哲学的出发点是哲学，落脚点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内涵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前科学”阶段，还很不成熟。不过，从上述诸说法中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一些异中之同的看法：（1）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的产物；（2）图书馆哲学研究探讨的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本质问题，或者说，图书馆哲学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的深层理解、感悟和诠释；（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价值观

和方法论。

3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意义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既是这些范畴的一门具体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学科，又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29]。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具有浓烈图书馆学个性特征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内容，是研究图书馆学高级理论形态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30]。蒋永福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所进行的反思性关怀，因而也可称之为图书馆科学的‘元理论’，……（它）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图书馆现象中的个别环节或过程，具有明显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思辩性”[31]。郑全太认为，图书馆哲学属于具体的经验科学，属于图书馆理论思维科学[32]；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精神科学，它在本质上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3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人文科学，所以它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34]。王梅和李芸在《论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一文中批评当前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缺乏人文内涵，指出：“图书馆哲学，首先我们肯定一点的是，它是人学，图书馆学与哲学的关系本质上的联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图书馆哲学就不应该在人文的竹篱外徘徊”[35]。其实，蒋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评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缺乏人性的问题，并呼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性的复归[36]。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性质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如图书馆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两者皆是？再如，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应用科学、实践哲学，而有的学者又认为图书馆哲学是理论科学、思辩科学，这两种看法相矛盾吗？等等。这些问题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人文主义的图书馆学精神”[37]。蒋永福认为，“‘我是谁’，亦即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图书馆哲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38]。周庆山也指出，“透过图书馆具体机构认识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这正是图书馆哲学追求的目标”[39]。郑全太从“图书馆哲学在本质上是实践哲学”这一立论角度认为，图书馆哲学“所要解决的是来自图书馆实践中的有关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的价值，什么是图书馆精神的问题”[40]，“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以图书馆智慧（或称图书馆精神）为知识目标的”[41]。刘君和易长芸从哲学的功能推断图书馆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图书馆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两门学科优势，通过对图书馆问题的哲学研究，揭示出对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认识”[42]。周文骏教授也指出，“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种种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没有正确地把握。而这种正确把握正是图书馆哲学的任务”[43]。可见，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的看法较为一致，即图书馆哲学追寻的是图书馆现象中的本质问题。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意义，周庆山指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科学精神、职业理想和学术境界，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图书馆员忽视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实务和技术，是与他们对图书馆认识上的机构化、实体化及操作具体化有一定关系的。这正是图书馆哲学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所在，即它可以让图书馆员充分意识到其工作的意义、目标、原则、合理性和整体价值取向”[44]。张广钦指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图书馆学理论的解释力；二是有助于增强图书馆人的理论观念[45]。郑全太和石友荣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功能价值在于用“图书馆智慧”指导图书馆实践，他们指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从而在图书馆实践中直接应用，它要摆脱具体的事实和眼前的功利，与现实隔开一段距离，从而能够超越现实，以敏锐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视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实践进行哲学的判断，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规定性，形成对图书馆实践及其与人生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的图书馆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参与到图书馆实践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意义的认识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图书馆哲学是观察图书馆现象的智慧之学，它能够为人们提供观察图书馆现象的理论视野、价值观和方法论，能够为图书馆实践提供哲学指导。

4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和内容结构

4.1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

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思维，图书馆哲学必须指导图书馆学建立自己的逻辑范畴体系。建立一种理论的逻辑范畴体系，主要是确定该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刘烈以“图书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并循着“图书馆——图书馆的矛盾——图书馆的规律”这样的逻辑顺序阐述了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47]。陈一阳认为，图

书馆在本质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为逻辑起点，演绎出图书馆学的10个基本范畴，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储”、“分类”、“目录”、“资料”、“情报”、“检索”、“读者”、“图书馆员”、“图书馆”[48]。何长青则以“文献”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认为“文献”是图书馆现象领域最简单、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着图书馆现象领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蒋永福一开始也认为“文献”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50]，后来他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根据“文献的实质是客观知识的载体”这一论断，认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逻辑中介，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51]。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蒋永福可以说是在我国图书馆学界第一个完整地提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的学者。因为在这之前人们讨论的范围局限在逻辑起点问题上，而基本没有涉及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问题。而且，他的“客观知识论”观点正符合当前图书情报学“知识化”的趋势。相反，目前主张“图书馆论”和“文献论”的人似乎越来越少。

4.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

周文骏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国至今还没有建成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52]。正因如此，目前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的讨论分歧也最大。台湾的高锦雪在《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应自图书馆史与图书馆思想史双方面着手”，她对自己著作的内容体系作了如下安排[53]：“图书馆的本质与功能之哲学观”、“图书馆教育之哲学观”、“图书馆选择之哲学观”、“分类与建筑之哲学观”、“参考服务之哲学观”。何长青设计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54]：（1）图书馆规律。包括图书馆现象的社会本质及功能、图书馆现象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矛盾关系。（2）图书馆认识规律。包括图书馆认识方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变革的矛盾运动。（3）图书馆指导规律。即研究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各种辩证法问题。吕斌和李国秋则从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和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三方面展开了他们的研究内容[55]。张广钦根据图书馆学理论主要涉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发展理论和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理论，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可划分为图书馆学哲学、图书馆事业哲学和图书馆业务哲学3个方面[56]。关于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内容，马恒通认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图书馆学发展规律、图书馆学研究规律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价值观。从以上关于图书馆哲学内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如何界定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学界定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及其体系，将是今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过，在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及其体系整体确定之前（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对图书馆哲学的某些局部或个别问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其实，一些学者早就做了这方面努力，如郑全太著有《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范畴》、《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一文[61]，陈思玲著有《哲学范畴的图书馆价值论》一文[62]，刘君君、周进良著有《关于读者管理的哲学思考》一文[63]，等等。

5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几个关系范畴

5.1关于哲学与图书馆哲学

图书馆哲学固然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原理、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移植和应用，从而称图书馆哲学只是一种应用哲学，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这里，他们没有认识到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的区别。部门哲学、

专业哲学是对某一部门或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而应用哲学则是哲学原理、方法在某一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可见，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是依据不同分类标准产生的哲学门类。图书馆哲学既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哲学门类，又是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哲学门类。所以图书馆哲学既是一种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又是一种应用哲学。

5.2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哲学”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都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哲学→图书馆学”，即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二是“图书馆学→哲学”，即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前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学哲学”，后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哲学”。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哲学是以“图书馆学”（理论）为对象，而图书馆哲学则以“图书馆现象”为对象。而所谓“图书馆现象”又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所以广义的“图书馆哲学”可包含“图书馆学哲学”。狭义的“图书馆哲学”是指抽掉“图书馆学哲学”内容的剩余部分内容。目前，在理论界存在混淆或不区分“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的现象，应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绍了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就是从广义的“图书馆哲学”角度考虑的。

5.3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两者在涵义上是相同的。从两者的产生时间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肯定先于图书馆哲学研究，如果两者在涵义上相同，那么图书馆哲学研究就可说成是一种重复的或多余的研究。显然，现在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理论图书馆学范畴，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宽泛，层次也高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对图书馆实践的一般性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和批判的产物。

5.4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这种判断恐怕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到目前为止，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众说纷纭，远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理论肯定是图书馆学之外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如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因此，如果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就等于把图书馆哲学认定为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那么，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来这一问题也是以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著；贺麟等译.哲学史讲演录（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15，30，37，45，56张广钦.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图书情报工作，2000（5）

3胡述兆.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台湾：图书与资讯学刊，1996（8）

4沈宝环.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图书馆论坛，1996（1）

5，21，31，38，51蒋永福.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图书情报工作，2001（10）

6蒋永福.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黑龙江图书馆，1990（1）

7刘迅.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情报科学，1982（1）

8，47刘烈.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四川图书馆学报，1995（1）

9陈一阳.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广东社会科学，1985（2）

10，

48陈一阳.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1）

11庄义逊.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见：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教学参考文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12[美]J·H·谢拉著；卿家康，詹新文译.图书馆哲学.大学图书馆通讯，1987（4）

13赖鼎铭.图书馆学的哲学.台北：文华出版社，1993

14，29，54何长青.图书馆哲学论纲.四川图书馆学报，1994（4）

16，43，52周文骏.编后——我们研究些什么？见：周文骏，倪波.图书馆学研究论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17黄宗忠.浅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发展趋势.图书馆杂志，1999（1）

18，39，44周庆山.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图书情报工作，1997（11）

19，55吕斌，李国秋.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图书与情报，1997（1）

20蒋永福.图书馆哲学散思.图书情报工作，1998（9）

22胡先嫒.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图书馆学研究，1998（2）

23李明华.大众图书馆哲学探讨.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25（2）

图书馆学报范文篇7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我国几代图书馆学家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图书馆学理论体系逐步健全，一大批具有一定影响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论著不断出版，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概念和新理论，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使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具有了时代气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不断得到拓展；对图书馆学中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和加深了人们对图书馆学的理性把握等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所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为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导向作用，同时也为我国的各级各类图书馆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持和思想解放前提。没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我国的图书馆改革特别是图书馆观念的转变和更新，要取得目前的成绩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也似乎意识到，目前仍有一些人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缺乏了解和认识甚至抱有某种偏见，从而导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无辜地背上了“玄”、“虚”、“空”等罪名，对此我们不能熟视无睹。

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特点

1.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抽象性

所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就是对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问题进行高度的分析、概括，是普遍性、规律性的总结和归纳。而不是对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现象的简单描述或复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对图书馆实践和其他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应起到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和普遍性的指导作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学科性质和所应发挥的功能，要求它必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从现状来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抽象程度还明显不够，理论层次还明显偏低。现在图书馆界存在这样一种偏见，认为图书馆学理论越抽象，就会越脱离实际，变得虚无缥缈。其实，科学的抽象只是高于实际而不是脱离实际。不高于实际的认识就不是理论，尤其不是基础理论。理论的抽象有不同的层次，但是基础理论必须是高层次的抽象。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作为图书馆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应将其定为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学科。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的抽象性，抽象性可以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

1.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超前性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的运动规律，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前瞻，使图书馆学理论既能指导图书馆实践及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又能规范未来的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研究行为。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一方面要紧密联系图书馆实际，不能闭门造车；另一方面又不能被图书馆工作实践牵着鼻子走，只是对图书馆工作的历史和现实做事后的简单的注释和说明，而应跳出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具体范畴，走在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前面，预先研究尚未出现的图书馆工作实践，对其发展方向、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进行科学的假设和判断。如果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活动齐头并进，甚至落后于图书馆实践活动，那么一旦图书馆实践活动发生巨大的变化，图书馆实际工作者就必然会感到无所适从、束手无策。应当承认，我国现有的一些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确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性问题，其对图书馆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和苍白无力。这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遭到非议的主要原因。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者应牢固树立超前意识。努力增强研究成果的预见性。

1.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创新性

科学的意义在于创新，只有不断创新，科学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如果墨守成规，科学便会裹足不前。图书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发展史也只有一个世纪，其理论体系还不完善，还有不少理论处女地亟待开垦，有些理论虽然已经提出，但尚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创新对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说，不仅是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这就要求图书馆学者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逐步培养自尊、自信、自强的创新意识和科学、严瑾的研究作风。当然，我们提倡创新，并不是要将以前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对其加以修改、补充和完善。继承和创新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两大前提，继承是为了更好的创新，没有继承，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没有创新，继承便会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1.4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批判性

理论的批判性是理论的功能以及生命力的重要特征，也是自身发展的动力之一。缺乏批判性的理论是没有多大冲击力和战斗力的，也是没有多少感召力和魅力的。作为应对图书馆活动和整个图书馆学发挥导向作用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必须对现实中各种各样的图书馆实践活动经常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审视。现实的图书馆活动与图书馆主张尽管在某种意义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客观合理性，但这些图书馆实际和图书馆主张并不一定符合图书馆的客观规律和人们普遍的价值标准，自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就需要对它进行批判和超越。此外，任何图书馆实践活动和图书馆主张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合理性也是历史的、相对的，而人们又总是倾向于不断地去追求理想的价值标准和终极意义上的合理性，这也就要求必须对现实中相对合理的图书馆存在和图书馆主张不断地进行超越。总之，图书馆现实总是需要不断超越的，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都是在不断的超越中获得不断的发展和提高，而对现实的超越前提之一，就是对现实的不断审视和批判。一般来说，最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的就是理论家和思想家，因为他们的思想比较活跃，眼光比较敏锐，具有渊博的知识，也比较不满足现状。因此，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工作者对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的现实，如图书馆学的各种理论、学说、观点、政策等以及相应的图书馆实践的率先批判和超越。

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图书馆学科建设基本上是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全面恢复了传统的图书馆学学科，并使传统的学科得到更新；拓展了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视角和空间，创设了一批新的分支学科，使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充满时代气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不断得到充实。因此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工作者应感到欣慰和自豪，进一步树立自信心，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充分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切不可妄自菲薄，轻视自己的研究。

目前图书馆界有一些人认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没有直接应用背景的纯理论研究，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用处不大或没有用。这种看法多少有些令人感到遗憾和不解，大家知道，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是一种基础性研究，如有人要问：“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有什么用？”我们借用英国的电磁学家法拉第（M.Faraday）的一句话来回答：“新生的婴儿又有什么用？”[1]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国科学技术从古代的辉煌走向近代的相对落后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上的原因，就是没有从实用技巧上升为公理体系，从而为其自身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反复证明，任何应用都是以理论为背景的，没有基础理论研究，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应用

，基础研究具有不可替代性。对此，著名的科学家李政道教授以生动形象的语言阐述自己的看法的，他说：“基础跟应用和开发的关系，可以做这样的比喻，就像是水与鱼同鱼市场的关系，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当然没有鱼市场。”（注：郭雷.我看基础研究.光明日报，1997-01-24（第4版））基础理论研究常常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大容易见到成果的。但是一旦拿出研究成果，它会发挥极大的作用，不是引起人们思想的变化，就是引起管理方法、技术手段上的变革。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图书馆实践活动中的矛盾和问题，提高图书馆学的理论水平，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来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

2.1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是建立与完善图书馆学理论及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手段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研究主要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部分组成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研究的地基部分，应用研究则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发研究是科学技术实现其社会作用的部分。这三个部分彼此分工，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一门学科来讲，只有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并驾齐驱、协调发展，其理论及学科体系才能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如果只重视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那么该学科将永远停留在“经验科学”的层次上，很难真正跻身于科学之林，其学科地位也很难得到社会的承认。反之，如果只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而忽视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那么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就不会在实际工作中获得普遍的应用，其理论以学科体系也将始终处于畸形状态。

图书馆学作为科学百花园中的一员自然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基础理论。诚然，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客观上要求针对各个不同时期图书馆实践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力加强应用与技术研究，以便指导、规范图书馆实践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可有可无。实际上，图书馆学基础研究虽然看起来比较抽象，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对整个图书馆学大厦的影响却是奠基性的。由于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探讨的都是具体的、直接的图书馆工作技术、方法与手段问题，对图书馆的定义属性、价值、图书馆工作的基本矛盾和规律，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属性、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图书馆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等问题则不涉及。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图书馆学就不能摆脱纯技术研究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社会对图书馆学的偏见也就不能被消除。可以说没有基础研究作支撑的所谓应用研究是不存在的，它充其量只能是一种“花瓶式”的研究，有时虽可产生一时的轰动效应，却只是昙花一现。因此，要想使图书馆学健康、快速的发展，就必须既重视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又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2.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培育图书馆学创新人才的园地和沃土

图书馆学的繁荣和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图书馆学研究人才队伍。特别是从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不仅要求图书馆学研究者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且要求他们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要敢为人先，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因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目标就是为了拓展新知识，开辟新的学科领域，创造新的科学方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学研究创新人才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图书馆学研究创新人才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根本保证，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是锻炼、培养图书馆学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者大都知识渊博、思维敏捷，具有良好的科学的严谨的研究态度。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敏于探究新知识。彼此间通过开展图书馆学学术交流与合作，借鉴、吸收他人的治学经验，无疑可以集思广益，扬长避短，进一步提高各自的思辨能力和科研水平。同时，在这种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中，还可以发现、遴选、造就一大批新的图书馆学研究人才，从而源源不断地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队伍补充新的血液，使其永葆青春，充满活力。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一般不具备这种功能。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虽然也要求研究者独立思考、求实创新，但它面对的是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不需要高度的理性思维，因而对科研人才的成长、提高帮助相对较小。当然，应用研究与技术研究人才也是图书馆学全面发展所必需的研究力量，不过仅有此类人才是远远不够的，图书馆学新理论、新观点的构建需要的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大家”。

2.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图书馆工作发展与变革的基础和先导

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科学已经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石，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已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持续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今天科学之所以发展成为如此规模宏大的事业，并受到社会的如此的重视，是因为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知识，还在于它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注入了不竭的动力。近现代科学与技术史表明，科学的新发现孕育和带动技术的创新，科学革命往往也是技术革命的基础、动力和先导。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史同样印证了这一事实，历史不会忘记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高扬理性旗帜的三次高潮：20世纪30年代的“新图书馆运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什么是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图书馆发展战略”的研究。这三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和讨论不仅为图书馆学的跨越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于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释：

2李政道.从一些国家的科技政策看科技发展趋势.中国科学报，1997-09-03

【参考文献】

1李明杰等.图书馆学的理性回归之路——关于21世纪图书馆学发展的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6）：14-17

图书馆学报范文篇8

【摘要题】理论纵横

【【关键词】图书馆学/研究/科学怀疑

【正文】

图书馆学研究始于图书馆学问题，问题是图书馆学认识发生机制的核心，而怀疑则是提出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纵观图书馆学发展史，许多图书馆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重大突破，都是同怀疑密切相关的。只要人们对图书馆学的探索不停止，科学怀疑也就不会停止。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图书馆学（研究）史，就是一部图书馆学的科学怀疑史。因此，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深入探讨图书馆学研究中怀疑的发生机理、特点、类型、地位和功能等，对于人们有效地进行图书馆学研究，推动图书馆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怀疑”释义

“怀疑”一般是指“疑惑”、“不很相信”、“猜测”[1]。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怀疑”是指“对传统学说、观念和已有理论的琢磨、推敲和疑问。是一种认识的契机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方法，一怀疑的结果常常是否定的，但是否定本身包含着肯定的因素”，“科学的怀疑作为一种方法，是探索和发展真理的重要条件”[2]。

2怀疑发生的条件和机理

尽管怀疑是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必然现象，但怀疑的发生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促成了怀疑的发生和发展。

2.1原有理论与新的实践（事实）相矛盾

原有理论是在当时的实践环境（背景知识、实践、事实等）中产生的，但随时间的变化，新的实践（包括理论研究的实践等）与当时的实践有许多不同，而新的实践产生的新认识与原有理论发生矛盾。于是研究者对原有理论产生疑惑，怀疑便随之发生。如关于图书馆学学科性质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但随时间的推移，图书馆学的客观实际发生了巨大变化：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不断伸展扩张，趋向于综合化；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综合化；图书馆实际应用综合化等。于是有人据此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社会科学）表示怀疑，认为图书馆学正在向综合化方向发展，不是社会科学，而是一门综合性学科[3]。

2.2新思想本身不完善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有人提出了某种新思想、新观点。但因这种新思想、新观点并不完善，自然会引起他人怀疑，并提出一些补充、完善新思想的设想、看法。如关于“要素说”的完善，就是通过杜定友对陶述先的“三要素”的怀疑，继而刘国钧对杜定友“三要素”的怀疑来完成的（最后形成“五要素说”）[4]。

2.3思维方式不同

人们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认识所产生的观点、理论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用封闭式思维考察图书馆，寻找图书馆的本质，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整理”、“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等。但用开放式思维考察图书馆的人就对上述“对象说”表示怀疑，认为上述“对象说”并未揭示出图书馆本质，应代之以“交流说”（“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认为图书馆是以文献（或知识、文献信息）与社会进行交流的机构。思维方式不同，认识结果必然相异，思维主体（研究者）之间的相互怀疑也就成为必然[5]。

2.4哲学观点不同

图书馆学研究是一种科学认识活动，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它总是在某种哲学观点指导下进行的。在解决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时，特别是对图书馆学研究现状进行评论时，由于研究者的哲学观点不同，往往会得出不同结论，于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观点的怀疑便自然产生。如有些人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脱节”，并指出应转向“发展战略研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理论”并未脱离实践，不能让基础理论研究结果处处指导具体实践，盲目“转向”，其结果造成基础理论研究陷入低谷，“战略研究”并未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结合部也未找准），因此怀疑“理论与实践脱节”观点的正确性。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解不同，相互怀疑也是必然的。[6-7]

2.5研究方法不同

研究方法是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工具。科学方法也是进行图书馆学研究的必要手段。但是，对同一对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当某人用某种方法研究图书馆（学）从而得出一种结论时，而另一人用另外一种方法研究图书馆（学），则得出另一种结论。于是后者对前者得出的结论表示怀疑。如有人用哲学方法研究图书馆学对象，就得出“矛盾说”的观点，有的人则认为“矛盾说”并未寻求到图书馆的本质，他用数学的方法寻找图书馆的本质，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对“矛盾说”表示怀疑。[8-9]

2.6研究角度不同

由于时代的变化，人们会从不同角度研究图书馆。即使同一时代，对图书馆的观察、研究的角度也往往因人而异。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图书馆，得到的结论就不会完全相同，甚至出现观点、见解上的两极对立，于是研究者之间对对方的看法表示怀疑。如有人提出要把图书馆学研究“从图书馆及其现有业务中解放出来”，“应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应研究广泛复杂的情报需求”[10]。这是从宏观角度去研究图书馆学。但有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有人指出“即使过去的研究停留在内部的组织工作和具体方法、内容上，也不能说研究的方向错了”，因为“图书馆研究总是不能脱离图书馆这个主体对象的”[12]。这实际上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又如，有人从图书馆的社会职能的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对象，认为其对象是“知识交流”，有人对此说表示怀疑，指出此说“未充分揭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和机理，即忽视了知识组织的问题”。他从微观角度研究图书馆，认为“知识集合”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3]。

3怀疑的特点

3.1推敲性

推敲在此是指对原有学说、观念和理论的反复琢磨。推敲不仅是怀疑的认识起点，还贯穿于怀疑之始终。由上述怀疑发生机理可知，怀疑的对象是原有（传统）的学说、观念（点）、理论和方法。当研究者对怀疑的对象推敲时，发现有许多可疑之处，于是对怀疑对象提出怀疑。而在怀疑的过程中，不论是对对方的理论，还是对自己的不同看法，都始终在推敲。上述发生机理中的许多例子都说明了怀疑的推敲性存在。

3.2疑惑性

疑惑在此是指对研究对象（原有理论等）不明白，不相信。研究者对原有理论经仔细推敲，感到不明白，且不相信，于是怀疑它们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同时相应地提出某些问题。此种疑惑是主体（研究者）和客体（原有理论、观点、方法等）相互作用的认识过程中形成的。上述发生机理中的例子中都说明怀疑具有疑惑性。

3.3批判性

批判在此是指研究者对原有理论的分析与否定。研究者经过对原有理论的反复推敲，认为有可疑之处并对其进行批判，提出自己的观点。研究者对原有理论推敲后，发现原有

理论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于是开始怀疑原有理论的合理性，并指出其错误所在，说明研究者自己观点的合理性。综观建国50多年我国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鸣历史，可以看出“对象说”建立的过程就是怀疑发生发展并引发争鸣的过程。[14]

3.4创造性

创造在此是指提出新思想、新观念（点），建立新理论。既然研究者对原有理论表示怀疑并给予否定，那么，研究者就要提出自己正确的、合理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就会启动整个思维探索机制，调动全部有关主观知识，并快速输入有关客观知识，激起研究者回答、解决疑难问题的积极创造热情，竭力消除疑惑，因而表现出一种积极创造精神。纵观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史，每一种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的出现，无不是研究者创造性思维的结晶，其中大部分是在怀疑——争鸣的过程中形成的。

3.5前沿性

前沿在此是指学术、学科的前端、最新领域。因为怀疑往往出现在图书馆学发展（研究）的热点、难点和焦点之中，而这“三点”正是图书馆学发展（研究）的前沿领域、最新领域。处于图书馆学前沿领域的探索活动，或带有猜测性、试探性特点，或带有经验性、描述性特点。具有不定性、易变性、不准确性等特点。因此，在图书馆学前沿领域，往往是假说林立，怀疑横生，争鸣频繁而激烈。在这个前沿领域，怀疑-争鸣，往往导致革命性新理论的发生和创立。如图书馆“有偿服务”理论的建立、“读者第一”思想的确立、“一馆两制”理论的创立，等等，就是在怀疑-争鸣中完成的，尽管仍有人对这些观点、理论产生怀疑。

3.6开放性

开放在此是指用发散性、开放性思维进行科学研究。因为怀疑是对传统学说、观念和已有理论的推敲和疑问，其怀疑结果是否定原理论。研究者不人云亦云，因循前人观点，而是运用求异思维、开放性思维、发散性思维研究前人观点、理论。怀疑的开放性是很明显的。

3.7工具性

工具在此是指人们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利用的事物（方法、技术等）。怀疑具有工具性，是说它是一种研究图书馆学的方式、方法。科学的怀疑作为一种方法，是探索和发展图书馆学的重要条件。人们研究图书馆（学），离不开怀疑这种科学方法。它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具有解疑释惑的独特作用，是其他任何认识方法都无法取代的。图书馆学的发展（研究）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8否定性

否定性在此是指怀疑的结果常常是对原有理论、观点、方法持反对意见。由上述可知，怀疑具有批判性、开放性，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研究者不人云亦云，不因袭他人观点，对原有理论采取否定态度，并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所以，“否定”实际上是图书馆学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契机和突破口，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作用。但是，否定本身包含着肯定的因素，表明否定者的观点。

4怀疑的形态

在图书馆学发展中，大量存在的科学怀疑所涉及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这决定了科学怀疑的形态具有多种类型。但不同的分类标准，怀疑又有不同的类型。4.1按怀疑的内容分

4.1.1对概念的怀疑如对“范式”概念的怀疑，有人认为图书馆学至今未形成“范式”，仍是前科学。但有人怀疑此概念，认为“范式”概念不适用于图书馆学。[15-18]

4.1.2对观点的怀疑如对“馆员第一”的怀疑，有人认为现在应从“读者第一”转变到“馆员第一”，有人则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读者第一’不可动摇”。[19-20]

4.1.3对理论的怀疑如有人将波谱尔的“世界3”理论移入图书馆学，并将其作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世界3”理论中有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不能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21]

4.1.4对方法的怀疑如有人用移植方法将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等）移植到图书馆学中，形成许多分支学科（如“图书馆经济学”等）。有人则怀疑此做法，认为这是“生搬硬套”，无实际意义。

4.1.5对技术的怀疑如有人认为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图书馆中，图书馆就实现了现代化。有人怀疑此说法，认为计算机不是万能的，图书馆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

4.2按怀疑对象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位置分[22]

4.2.1对研究热点的怀疑研究热点是指大多数从业人员特别关注的热门话题。1980年以来，图书馆改革一直是图书馆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在研究图书馆改革中，近年来有人主张“图书馆产业化”（象企业一样全部实行有偿服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图书馆不能“产业化”。[23]

4.2.2对研究焦点的怀疑研究焦点是指热门话题的集中点，争论观点的交叉点。在“图书馆改革”这个热门话题中，起始于1980年初的“图书馆定额管理”就是研究焦点。有人认为，图书馆管理改革应实行定额管理，有人则对此怀疑，认为图书馆某些工作难以计量，定额指标不准确，定额方法不科学，并影响质量，对此持否定态度。[24]

4.2.3对研究重点的怀疑研究重点在此是指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地位较重要，有多人进行长期而有效研究，且已产生较多论著的领域。据统计，我国1949-1995年间图书馆学研究重点有10个领域，其中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文献资源建设等是研究较长较多的重点。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在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因怀疑引起争鸣从而形成了多种“对象说”（据统计，至今约有五、六十种）。[25]

5怀疑的地位和功能

如上所述，怀疑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科学认识活动，而且还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方法。它以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通过对原有理论的思考、推敲，产生疑惑，表示怀疑，提出问题，展开争鸣，从而产生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推动科学发展繁荣。所以，认真研究怀疑的地位和它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对正确认识怀疑、利用怀疑，使怀疑沿正确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5.1怀疑是图书馆学认识（研究）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图书馆学认识的发展过程来观察，怀疑是图书馆学认识活动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们认识图书馆的过程遵循“实践-认识（产生理论）-再实践-再认识……”的客观规律。因为实践（在此是指图书馆（研究）工作、活动等）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所以，人们从原来实践活动中得到的认识（形成理论）与新的实践活动总是相互矛盾的。实践和认识的矛盾是一对基本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促使人们怀疑已有的理论，提出新问题，回答新问题，从而产生新的理论，使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得到发展，即推动图书馆学向前发展。在人们认识图书馆本质（即寻找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当人们的眼光只盯着图书馆内部活动时，对图书馆实践的认识便是其组织要素，从“三要素”到“五要素”。当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读者对图书馆藏书利用情况引起人们关注，因为人们利用图书馆随社会发展而变化，馆藏文献总不能满足读者需求，这时人们认识到图书馆“藏”与“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们开始怀疑“要素说”并未说明图书馆本质，而“藏与用”的矛盾可能是图书馆的本质，于是由怀疑“要素说”便产生了“矛盾说”。随着社会和图书馆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又发生变化，将图书馆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运用更抽象的语言来表述图书馆的本质，并伴随着怀疑-争鸣的频繁发生，产生了诸如“交流说”、“知识说”、“资源说”、“客观知识说”、“知识集合论”等“对象说”。尽管至今尚未寻找到真正的“对象”，但上述诸说一个比一个更接近图书馆本质。

5.2怀疑作为一种科学认识方法渗透于整个图书馆学认识（研究）发展过程

怀疑不仅是图书馆学认识（研究）活动中的重要的基本环节，而且它作为一种科学认识方法渗透于整个图书馆学认识（研究）发展过程。因为，一种新观点、新理论的产生，往往首先从怀疑原有观点、理论开始。如上述，图书馆学认识（理论）与图书馆实践是一对基本矛盾。怀疑便从矛盾出现时产生。此其一。其二，怀疑贯穿于新观点、新理论产生的全过程，是作为一种认知、思维方法，一种求异心理定势，渗透于新理论产生的每一个阶段，指导着新理论产生的各种行为。现将新理论产生过程图示如下。

附图

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怀疑作为新理论产生的极为关键的环节，它是产生问题的必要前提。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指导、运用并渗透于新理论产生的全过程。如图书馆“有偿服务”理论的建立、“一馆两制”理论的建立、数字图书馆理论的建立、“图书情报一体化”理论的建立，等等，都是人们用怀疑的认识方法指导并贯穿其产生的始终的。

5.3怀疑是产生问题的“孵化器”

问题是图书馆学认识（理论）发生机制的核心，而怀疑则是提出问题的必要前提，怀疑还是产生问题的“孵化器”。梁启超说，“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还说“天下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若万事以‘不成问题’四字了之，那么，无所用其思索，无所用其研究，无所用其辩论，一切学问都拉倒了”[26]。梁先生的话足以说明“问题”在科学认识发生发展中的重要性。但“问题”来源于怀疑，又因为怀疑产生于新实践与旧理论的矛盾，所以，“问题”是将“矛盾”置于怀疑这个“孵化器”中产生的。推敲、琢磨、思索、疑惑正是“孵化”“问题”的过程。

5.4怀疑是科学认识发生发展的“催化剂”

由上述可知，科学认识（观点、理论等）发生、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如下几个阶段：实践→产生认识（理论）→新实践、新事实与旧理论矛盾→产生怀疑→提出疑惑、问题、假说→引发争鸣→产生新理论→经实践（实验）检验、理论确立。怀疑作为一种“催化剂”，能够催促科学认识（理论等）发生、发展、加速问题、假说转化为科学理论的进程。当怀疑产生后，问题假说随之发生，并引发争鸣，在争鸣过程中，怀疑可以激励热情，振奋精神，活跃思想、激发灵感，强化问题的解决，验证假说，完善新理论。吸引多人参与，加速问题的解决。图书馆“有偿服务”理论的建立，“一馆两制”理论的产生等都说明了怀疑的催化作用。

5.5怀疑是科学理论进步的推进器

怀疑引发科学争论，科学争论以激烈竞争的形式，鞭策着科学家群体推进科学理性的进步，实现理论向具体真理的逼近。由怀疑引发的科学争论有助于启发思考，互相补充，克服偏见，去伪存真，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事物和发现真理，进而推动科学理论的发展和繁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鸣历史就说明了怀疑在人们认识图书馆本质进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5.6解放思想，防止僵化

由上述可知，怀疑是一种开放性、发散性思维方式和求异心理活动，它在科学发现（展）中起着巨大的解放思想、防止绝对化和僵化的作用。怀疑者不人云亦云，不因袭别人之观点，敢于发表独到见解，发挥创造精神，反对教条和迷信（不迷信权威），通过怀疑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集中体现了怀疑在科学发现中的思想解放作用。

5.7完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

一般说来，一种新理论学说刚刚创立时，并非十分完善，怀疑和批评意见对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必不可少的。科学发现没有唯一的方法，怀疑和争论促使人们采用各种有效方法去解疑释惑。采用最佳思路和最优化方法批判对方，解决问题，这就为通向和逼近真理确定了有效的方法论原则和体系。前述“要素说”的完善过程和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建立足以说明怀疑的这种功能。

6科学怀疑的实施方略

科学认识中的怀疑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功能）使我们认识到怀疑的正确实施的重大意义。那么，如何正确地实施科学怀疑，则是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实际问题。

6.1采用科学的思维方式

怀疑的上述特点表明，它是围绕原有理论观点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采用发散性、开放性、求异性的思维方式而进行的思维活动。科学研究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种思维方式是实施怀疑的最优化的思维方式。

6.2认真分析原有理论

怀疑是从分析原有理论开始的。科学的分析原有理论，才能找出原有理论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才能提出疑惑之处，才能找出问题所在。

6.3提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怀疑的第一成果是提出问题。怀疑（否定）对方而不提出问题，不是科学的怀疑。只有提出问题并发表白己的见解，才能实现怀疑的目标。

6.4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是学术自由、平等竞争的表现。“百花齐放”是鉴别科学新事物（理论等）、解决科学问题、推进科学进步的有效手段。贯彻“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学术领域里坚持科学无禁区、科学无顶峰、科学无偶像的原则，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和学术研究规范。使怀疑-争鸣在自由争辩、互相尊重、民主讨论、服从真理的健康学术氛围中进行。

7实施科学怀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27-28]

7.1坚持合理的科学怀疑，反对怀疑论（主义）

合理的科学怀疑就是遵守科学的怀疑性规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对思想内容的深切兴趣”，承认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的存在。而怀疑论则否认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的存在，对思想内容“采取不动心立场。”

7.2不能片面夸大怀疑的作用

应当在信仰的基础上怀疑，在怀疑和释疑中坚持信仰，适当保持二者之间的张力。

7.3坚持辩证的否定，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科学怀疑不是空洞的否定。怀疑应当批判地继承现有认识成果，否定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肯定其中合理的东西，应持辩证否定的态度。要使怀疑植根于实践之中，把实践作为最终的裁决标准。

（来稿时间：200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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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赵扬等编.睿语珍言——著名社会科学家治学谈.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11，13

图书馆学报范文篇9

关键词:图书馆;电子书;服务模式;服务平台;电子书借阅;电子书阅读;电子书采购

电子书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将知识内容数字化形成数字文件,并以书籍形式呈现,可通过电脑、阅读器、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阅读。与传统纸质书相比,电子书具有易检索、易携带、内容丰富、支持个性化阅读等优势,近年来电子阅读服务越来越受到图书馆重视。2011年,美国《图书馆杂志》开展图书馆电子书普及程度和使用调查,调查显示学术图书馆的电子书普及率最高,有95%的学术图书馆提供电子书,主要提供学术性刊物,涵盖工学、人文学、医学、法学等学科,其次是公共图书馆,有82%的公共图书馆提供电子书服务[1]。2001年4月,方正电子书阿帕比(Apabi)网络出版(电子书)整体解决方案,标志着我国电子书行业正式开启。2006年1月,首都图书馆与方正电子正式签约,一次性购买了8万册电子书,面向首都市民提供电子书借阅服务[2]。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阅读市场持续增长,阅读用户规模达到4.94亿,增长率为5.56%,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9.1本,人均有声书阅读量为6.3本。

1图书馆电子书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笔者在中国知网采用TI=‘电子书’∗‘图书馆’、TI=‘电子书’andAB=‘图书馆’、TI=‘电子书’andKY=‘图书馆'等检索式进行检索,检索文献类型限定为学术期刊、学位论文、报纸、会议论文,共检索到相关文献481篇,总被引次数2,002次,篇均被引4.20,研究活跃期为2009—2021年。

1.1发文数量分析

1995年,木易在《美国大学开展电子书研究》一文中分析了美国大学开展的电子书研究,认为该项研究的目的是评估电子书在大学作为辅助读物的可行性,以及在图书馆取代纸质图书的可能性[3],是我国最早对图书馆电子书进行研究的一篇公开文献。从历年发文数量看,2006年是我国图书馆电子书研究的一个小高峰(发文11篇),其后经过两年的盘整,2009年进入高速发展期,发文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2015年达到一个高峰值(发文57篇),随之进入较漫长的盘整期,文献数量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图书馆电子书研究近年来未有新的突破,详见下页图1。

1.2发文文献类型分析

为了更好地揭示我国图书馆电子书研究的发展脉络,笔者按照出版年和文献类型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1995—2021年共有398篇期刊在学术期刊上,占比为82.7%;2001—2019年共有49篇报纸媒体报道,内容主要是电子书市场发展、电子书与纸质书如何共存、各大资源商的应对策略等,近年来报纸媒体对电子书的关注度明显下降,鲜有相关报道,一定程度上表明电子书在技术、服务和平台等层面出现了瓶颈期;2016年,有学者在会议论文中对电子书的产生和发展展开探讨;2011年,电子书研究的文献类型更加多元化,开始有了学位论文成果,截止2019年共有22篇学位,说明该时期图书馆电子书研究是研究生的热点选题。

1.3发文期刊分析

笔者对398篇期刊论文的来源出版物统计后发现共有155种期刊,平均载文量2.57篇。期刊类型分为图书情报类、出版类、科技信息类、大学学报类及其他类,其中图书情报类平均载文量最高(5.79篇),其次是出版类(2.46篇),其余三类均未达到1.5篇,详见表1。统计结果显示,载文7篇以上的期刊共有15种,占期刊发文量的43.72%,是我国图书馆电子书研究的主要来源出版物,分别是《图书馆杂志》(20篇,占5.03%)、《图书情报工作》(16篇,占4.02%)、《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16篇,占4.02%)、《图书馆学研究》(14篇,占3.52%)、《出版参考》(13篇,占3.27%)、《图书馆》(12篇,占3.02%)、《新世纪图书馆》(11篇,占2.76%)、《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11篇,占2.76%)、《内蒙古科技与经济》(10篇,占2.51%)、《图书馆论坛》(9篇,占2.26%)、《农业图书情报学刊》(9篇,占2.26%)、《情报探索》(9篇,占2.26%)、《大学图书馆学报》(8篇,占2.01%)、《图书馆建设》(8篇,占2.01%)、《河南图书馆学刊》(8篇,占2.01%)。

1.4发文核心期刊分析

为了更好地揭示高水平学术成果的文献来源,笔者基于CSSCI(2021—2022)和北大中文核心(2020版)来源期刊收录目录,按照来源出版物及其对应的学科,对398篇期刊论文进行了二次统计,结果显示398篇期刊论文中共有145篇核心论文,分布于2个学科、26种核心期刊,平均载文量为5.58篇,详见下页表2。其中,载文量4篇以上的核心期刊共有10种,分别是《图书馆杂志》(20篇,占13.79%)、《图书情报工作》(16篇,占2911.03%)、《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16篇,占11.03%)、《图书馆学研究》(14篇,占9.66%)、《图书馆》(12篇,占8.28%)、《图书馆论坛》(9篇,占6.21%)、《大学图书馆学报》(8篇,占5.52%)、《图书馆建设》(8篇,占5.52%)、《图书馆工作与研究》(7篇,占4.83%)、《中国图书馆学报》(5篇,占3.45%)。以上10种核心期刊均来自图书情报领域,发文量占核心期刊总发文量的79.32%,可见图书馆电子书研究的高影响力期刊群已经形成。此外,出版领域发文较多的核心刊物分别是《出版科学》《出版发行研究》《科技与出版》《中国出版》,相关学者可重点关注。

2我国图书馆电子书研究主题分析

2.1图书馆电子书研究高频词

笔者通过VOSviewer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软件发现481篇文献中共有683个关键词,但频次≥6的仅有34个,主要是围绕电子书、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电子书服务、电子书阅读器、公共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资源建设、借阅服务、出版商、数字出版、数字阅读、纸质书、电子书平台等高频关键词展开探讨,可见我国图书馆电子书研究主题相对较集中,详见表3。

2.2图书馆电子书研究主题

2.2.1电子书资源建设研究。2000年,镇锡惠在电子书(e-Book)高级研讨会上首次提出要加强数字资源建设,促进电子书普及[4]。2011年,王艳玲提出电子书建设要制定科学的策略,加强电子书资源建设的合同管理,同时保持主动思维,要求资源商按本馆需求提供个性化的电子书[5]。此后,多位学者对公共图书馆电子书资源建设展开调查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2.2.2电子书服务模式构建研究。2002年,赵继海提出基于DRM技术构建数字图书馆电子书服务的理论模式,是国内学者对电子书服务模式进行探讨的首篇文献[6]。随后学界对移动—电子书服务模式、联盟服务模式、移动阅读服务模式、Overdrive和3M的云服务模式等电子书服务模式展开了探讨和研究。2.2.3电子书平台研究。目前,我国有两大类电子书平台:一类是资源厂商平台,另一类是馆配商平台。资源厂商平台以方正、超星等为代表[7],馆配商平台以畅想之星、云田智慧等为代表[8]。针对电子书平台开展的研究包括国内外主流电子书平台应用的探索与启示[9]、电子书平台技术及电子书平台运行模式等。2.2.4电子书采购模式研究。2013年,Gale推出一项创新采购解决方案———使用率驱动的采购模型[10],但针对此种采购模型鲜有文献研究。当前,图书馆电子书的采购模式主要有PDA(读者驱动采购)、DDA(需求驱动采购)、EBA(循证采购)及ATO(获取即拥有)等几种[11-14]。2.2.5电子书阅读推广研究。2012年,刘红、刘力文通过问卷调查、座谈和一些推广活动等对电子书的阅读推广环境、条件、前景和内容展开研究[15],是最早研究电子书阅读推广的一篇文献。早期的电子书阅读推广研究都是基于实证调查,近年来学者较为关注电子书阅读推广的绩效评价研究[16]。2.2.6电子书借阅研究。出版商限制图书馆外借电子书数量的行为引起了学界对该主题的关注,早期研究主要是对国外具有代表性的电子书借阅模式进行探讨,随后对电子书借阅机制、电子书借阅服务架构、电子书借阅政策、电子书借阅限制及优化分析、电子书借阅与作品合理使用等内容展开深入研究。2.2.7电子书阅读器研究。与其他主题相比,针对电子书阅读器开展研究的高水平文献相对较多,核心期刊载文共有27篇,研究内容主要是电子书阅读器对图书馆的影响、电子书阅读器在图书馆的应用分析及存在的问题、电子书阅读器试用与评估等[17]。

3结语

图书馆学报范文篇10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什么，“许多人，包括图书馆界内和图书馆界外的人们，都毫不迟疑地断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工作”[1]。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在事实上，从图书馆学诞生之日起，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成为人们长期争论的问题，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依时间顺序，我们可以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粗略分为如下几种：

一是图书整理说。“图书馆学”这一名称首先是由德国人施雷廷格在1807年提出来的，因此，他被誉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施氏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应为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施雷廷还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目录的编制。他不仅编制出12个大类、200个小类的分类表，而且编制过主题目录和字顺目录。另一位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发展了施雷廷格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图书馆学应当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这与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的观点十分相似。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图书整理”或“图书馆工作中的技术经验”，是早期图书馆学家的主要观点，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二是图书馆管理说。“图书馆管理说”也是早期图书馆学思想之一。1821年艾伯·特首次提出“图书馆管理学”之词。法国人海塞(1893)认为图书馆学的宗旨是解决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图书馆。英国人爱德华兹和帕尼兹也致力于图书馆管理思想的研究。并对17世纪-19世纪以来的图书馆管理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杜威的图书馆学思想在本质上也是提高图书馆管理和成本效益。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学术思想也是源出此。

三是知识信息交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信息的交流日趋频繁，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纷纷问世，情报学也从图书馆学这个母体中剥离出来。20世纪40年代-70年代，国外一些图书馆学者对知识、信息、情报的交流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如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在《图书馆学教育基础》一书中提出，“交流是社会结构的胶粘剂”、“图书馆是社会交流链中的一环。”“图书馆具有教育作用和传递情报的作用。它是人们与文字记录知识之间的中介，是促使记录知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利用的交流系统”。前苏联学者米哈依诺夫、丘巴梁也认为情报交流是信息部门的主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交流说”引入图书馆学领域。“知识交流说”在理论形态上自称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它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新解。它摆脱了从图书馆实体出发确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封闭思维模式，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探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四是信息资源说。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兴起了一个新的专业术语“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ResourcesManagement，简称IRM）。IRM理论形成后不久就渗入图书情报学领域。80年代末，IRM传入我国，并引起强烈的反映。如90年代初，国内图书情报学系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或相关系名。并在教学中加大了信息资源管理课程的比重。1999年，徐引篪、霍国庆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出版，该书明确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信息资源说将图书馆视为动态的、有机的信息资源体系，力图揭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信息资源说”虽挟西风而传布，但是也有不少“本土化”的成果，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信息资源管理方向硕士点博士点，以及一些信息管理学专著的问世都有一定的影响。

五是知识组织说。知识组织(KnowledgeOrganization)的概念产生得较早，1929年英国分类学家布利斯曾出版过《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和《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两部著作。20世纪60年代，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也对知识组织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图书馆中的文献分类是文献组织而非知识组织，知识组织是对文献中所含的知识内容进行分析，找到相互影响及联系的结点，像地图一样，为人们寻找信息提供服务。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种深入知识内部，对知识内容进行分析的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组织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9年—1990年马费成、胡昌平、刘植惠等撰文探讨了知识组织、知识揭示和知识基因的关系。丰成君则称知识组织是图书情报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黄俊贵主张用知识组织思想全面改组改造图书馆工作流程。“知识组织说”顺应了网络时代知识管理的需求，揭示了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成为转换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重要推力。

六是图书馆事业说。“图书馆事业说”20世纪后半叶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至今仍为一种主流意识。[2]它包容了“矛盾说”“规律说”“活动说”“中介说”等诸多观点，是具有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说的一个有力佐证。代表人物有吴慰慈、黄宗忠等。王子舟认为，以“图书馆事业说”为代表的一系列论点，是本土化的图书馆学，它们表现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

七是知识集合论。王子舟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如何将知识组成知识集合，并为人们所使用的一门社会科学。”[2]他在《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一书中，明确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知识集合”[2]。知识集合论是个全新的图书馆学理论，它以“知识”为核心概念（元概念），以知识社会为立足点，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

2图书馆研究对象的反思

以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概述是相当约略的，限于篇幅，笔者不再把其它观点一一列举。那么，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图书馆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是什么？这里先不必急于回答，让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这个被人们认为是想当然式的问题，或许会有一个新的发现。

反思之一：探究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有没有必要？

2006年《大学图书馆学报》第2期发表了周九常的文章《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审问与批判》，该作者认为：“1957年，图书馆学大家刘国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上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紧密相关，争鸣有助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促进了当时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有关研究对象的讨论有其合理性。”[3]“1980年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旧事重提，其隐含的背景和任务是学科重建；因为经过了十年浩劫，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被糟蹋得一片荒芜，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百废待兴，图书馆学也不例外，这样研究对象的重新审视和论争就成了一个契机。这表明此次旧事重提也有其合理性。但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一日千里，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向全球各个角落广泛延伸，图书馆实践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学科重建也基本完成，因此研究对象问题成了一个并非紧要的问题。”[3]

这种说法值行商榷。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不仅给“图书馆实践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同时，也给图书馆学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事实上，此时的图书馆学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全国图书馆学专业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50多个，下降到20多个，改名风潮、合并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弱小的图书馆学学科能在这场强大的冲击波面前独善其身吗？就我系而言，1990年以来，图书馆学的学科调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调整无一例外地在扩大图书馆学的研究视域。再看一下1990年以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说，资源说、知识说、知识组织说、知识可获得性说、知识集合说、符号信息说、公共信息交流说、有序化信息时空说等等，这本身就说明在新的环境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面临一个发展问题，图书馆学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回答时代提出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研究对象问题并非一个不紧要的问题。

据马恒通在1999年《大学图书馆学报》第6期发表的《新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50年(1949-1999)》统计，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说大约17种，大部分是近20年的创新[4]。黄宗忠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功能的新思考》，也列举了1957年以来的20种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5]。观点林立，又不加以梳理，实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旧事重担”实有必要，更有其时代意义。

反思之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一个还是多个。

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为什么至今争论不休时，黄宗忠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研究者从外延上探求研究对象是什么；二是研究者从内涵上探求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并以图书馆本质为研究对象。“由于上述两方面探讨的目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对本质认识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看法。”[5]吴慰慈则认为，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纷争，“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图书馆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图书馆现象本身外在的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图书馆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在信息时代它又将呈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形态，图书馆的发展无止境，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是发展变化着的；二是由于图书馆现象的复杂性，研究者因各人所站角度、所用方法的不同，所观察对象的范围有差异，也会造成结论的差异。”[1]因此，他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图书馆学最复杂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1]

那么什么是科学研究对象《辞海》(1999)认为“对象是指观察或思考的客体，也指行动目标。”[6]《现代汉语词典》把对象表述为，“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7]王子舟把研究对象表述为“一门科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3]并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3]可见，谁也没有肯定地说每门科学只能有一个研究对象。如果有多个研究对象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了。问题的争论也是从这里开始的。黄宗忠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就是有差别的。1962年，他在《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一文中提出，藏与用是图书馆的特有矛盾，规定着图书馆特有的本质，“是图书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点”。接着黄宗忠在《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1963)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1988年，黄宗忠在《图书馆学导论》又解释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不是具体形态的图书馆，不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的图书馆，而是不受时空影响的图书馆，是一种科学概念图书馆。”“由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都是一个整体，在含义上区别不大，而且后者含义更广泛、更明确、更确切、更与世界大多数人的看法一致。”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黄宗忠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图书馆”。[8]

据刘烈在《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85)一文中的统计，国内外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有50多种，而且新的提法还在不断地出现。这表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并非不证自明和一成不变。交流说、资源说、知识组织说、知识集合说等并非没有其合理性。特别是200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著），以一个全新的角度爬梳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引发了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新一轮的思考。作者认为知识是当代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图书馆员将以新的角色（知识工作者）融入到知识社会当中，由于图书馆的形态在信息时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无墙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以“机构图书馆学”研究重点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动摇这就是各种新说出现的原因。作者进一步指出：“我试图站在知识论者的立场，希望图书馆能在知识的领域里前行，并使图书馆学成为对社会人群有益的一门科学”[3]。

面对诸说的纷争，有人担心这会扰乱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陷入“你不说我倒还明了，你越说我越糊涂了”的境地。那么情报学是否存在认识上的纷争呢？《我国情报概念的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情报科学》2003年第4期）认为：“信息化在促进事业（情报）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观念的大变革。如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北京大学图书情报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所引发的改名风潮，1998年教育部将情报学本科与经济信息等四个专业合并成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传统图书情报课程的一再改造和压缩等等”[9]，并引用梁战平的观点原科委（现科技部）的改名是“我国科技情报界历史上最大的学案”[9]，并指出“学术界对于情报改信息的是非曲直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9]。这也是一个研究对象之争。争论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吴慰慈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这些不同观点的内在倾向性是一致的，都是落脚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图书馆事业之上的。这种争论对于促进图书馆学的发展十分有益”。[1]黄宗忠则认为这种争论是正常的。因为真理是不怕争论的，真理会愈辩愈明。看来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反思之三：是多研究“问题”还是多谈“主义”。

《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审问与批判》一文引用胡适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来探讨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争。作者认为：“研究对象问题就是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的‘主义’而不是‘问题’，或者说研究对象问题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个‘伪问题’。”[3]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个“伪问题”是如何出笼的。“20世纪20年代以前，图书馆研究主要以图书馆技术方法为主，图书馆学理论不受重视。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图书馆学理论受到重视，而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重要部分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自然被突出出来（黄宗忠语）。”[5]也就是说，在巴特勒和谢拉出现之前将近150余年，西方学术界并没有把图书馆学当作一门理论科学来对待。和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一样，认为图书馆学就是图书馆工作，负责借书、还书、管理图书的工作。隐含的背景是图书馆学属于工作方法（技术），而非一种理论。刘国钧就曾在20世纪50年代撰文指出，整个学界没有给图书馆学应有的学术地位，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有感而发的。

由此看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被人们所关注，也仅仅只有50余年的历史，而这50余年中近20年为最活跃期。那么这20余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又是什么样呢（注：这里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其研究对象是不可分的）《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分析》一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由于没能（实际上也不可能）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要求理论研究从思辨玄空落到现实中来的呼声急切，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理性的追求，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从此陷入低迷徘徊的境地。短暂而略有建树的实践应用研究（如发展战略研究、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等），由于只是图书馆学人的‘纸上谈兵’和‘一厢情愿’，并引起政府甚至同行的认可和践行，因而这个所谓的‘结合点’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好图书馆理论与图书馆实践的有机结合问题，更不消奢望能解决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事实上也没解决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大计问题，图书馆固有的模式和运用方式都未见有根本的转变。”[10]图书馆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甚嚣尘上，基础研究被技术的迷信和狂热所湮没。然而在新世纪黎明醒来的每一个有学术良知、有理性的图书馆学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现实“技术手段无论如何先进，功能如何强大都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图书馆事业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图书馆学理性的回归是历史的启迪和现实对我们的呼唤。我们有必要对图书馆学的认识历程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