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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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范文篇1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精神为指导，坚持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社会福利机构为补充的供养方式，探索出一条国家倡导资助、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的新路子，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福利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总体目标

到**年，在我县基本建成以公办社会福利机构为示范、以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以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以居家供养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服务网络。各类社会福利机构的数量和集中收养人员的数量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尤其是老年人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的数量要有较大的增长。县城至少应有一所综合性、多功能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南安镇应有一所容纳30名以上老人的养老机构，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养老服务机构，力争全县每千名老人要达到10张以上床位数。居委会要有一定的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建立老年互助服务中心、社区网络呼叫系统等社区福利服务设施，开展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半托、日托、上门护理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农村的每个乡镇至少要建设一所具有综合性、多功能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提供系列福利服务。

三、基本要求

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将一部分资金用于鼓励、支持和资助各种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采取优惠政策，鼓励集体、村（居）民自治组织、社会团体、个人和外资以多种形式捐助或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或利用闲置资源投资“面向社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福利事业。

四、制定优惠政策，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事业

凡举办以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弃婴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审核，凭省民政厅核发的《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可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一）对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可减免下列项目的费用。1、免缴项目的费用：排水排污设施使用费（自行完善）；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墙体革新费；社会福利管理费。2、减缴项目的费用：卫生许可费只收取工本费；白蚁防治费减三分之一；建筑安装工程合同鉴证费减半；地形图测量费减半；工程质量监督费（建设单位缴纳部分）减半；定额测定编制费减半；土地调查费减半；

（二）其它优惠政策。1、用电、用水，按照居民生活或行政事业的分类价格择低执行；对社会福利机构使用电话等电信业务要给予优惠。2、社会福利机构的生活车辆免收养路费。3、对社会福利机构的托养、康复及相关的社会福利服务，免收营业税。对按规定缴纳所得税有困难的，可按税收管理权限报批，给予减免税照顾。对社会福利机构兴办的第三产业、安置残疾人的社会福利生产性企业，按照现行的国家税法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4、对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包括社会福利机构在社区或居民家庭中分散寄养的）就读于小学、初中的学龄孤儿，教育部门免收书本费及其他费用；对就读于高中（职业高中）的孤儿，免收学费，减半收取其他费用。5、社会福利机构可以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经县民政部门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公开向社会募集款物。所有募捐款物，必须全部用于改善收养人员的生活和改善自身设施设备条件，并接受捐赠人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捐赠支持社会福利事业的单位和个人，按照现行的国家税法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6、对捐资兴建社会福利机构设施（项目）的人士，其捐赠额占项目投资总额三分之一以上的，该设施（项目）可以其名字命名（国家明确规定不能命名的除外）。对捐赠、支持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单位和个人，受赠单位应给予公开感谢。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可报县民政部门予以嘉奖。7、对各类社会福利机构中具有劳动能力的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孤残人员，应优先推荐就业，免费给予上岗前的就业培训。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及其职工，要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依法保障职工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权益。8、社会福利机构开办医疗诊所，卫生部门应按有关医疗机构管理规定优先批准。具备条件可以对外开展医疗、康复服务的，卫生部门应按照区域卫生规划予以优先考虑。社会福利机构收养人员中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定点的社会福利机构所办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支付。9、社会福利机构对自费托养人员收取服务费（如护理费、生活费等），可根据所提供的服务内容，拟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报县民政局审核后，由县物价局批准执行。10、民办社会福利机构收住无经济收入、无赡养人且无法定扶养人的服务对象，可以申请县政府给予适当补助。补助办法由县财政部门会同民政部门制定。

（三）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社会福利机构，有关部门有权中止部分或全部优惠待遇。情节严重的，有权追回所减免的部分或全部税费，有违法行为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社会福利机构建成后，改变使用性质的；2、利用社会福利机构的房屋和场地从事核准服务范围以外的其他经营服务活动牟利的；3、参与偷骗税的；4、从事与"黄、赌、毒"有关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加强领导，促进社会福利社会化有序发展

社会福利社会化是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方向，也是社会福利事业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各乡镇政府必须切实加强领导，积极稳妥地推进。

（一）统筹规划、依法规范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各乡镇要将社会福利机构及床位数作为社会发展的指导性指标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在基本建设计划中统筹安排社会福利设施建设；规划部门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应将社会福利设施特别是老年人服务设施纳入公共设施统一规划，在交通便利、环境良好的地方安排社会福利设施建设；县国土资源局要把社会福利机构的建设用地，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采用划拨方式供地的，要划拨供地；采用有偿方式供地的，在地价上要给予优惠；属出让土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取标准应当降低。对征用或者使用集体所有的非耕地建设社会福利设施工程的，按照国家规定免收征地管理费、土地权属调查费等；县民政局要加强调查研究，合理确定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目标，对社会福利机构的数量、布局、规模档次以及资金、用地等统筹安排。要抓紧编制区域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制定社会福利事业的有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使社会福利事业建设与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今后，申办社会福利机构，要严格按民政部颁布的《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老年人福利设施建设要按照建设部、民政部联合颁布的《老年人建设设计规范》（JGJ122-99）进行设计和施工。

社会福利范文篇2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社会保险一样，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社会福利是泛指国家、社会为全体社会成员或主要成员以及社会上某些特殊成员而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社会福利事业一般包括公共福利事业、专门性福利事业、选择性福利事业。其中，公共福利事业是指国家或社会团体兴办的以全体人民为对象的公益性事业，如教育、科学、环保、文化、体育、卫生等设施。专门性福利事业主要指民政部门为残疾者、孤儿、生活无着的老人等具有特殊需要而又无力自理的人举办的疗养院等。选择性福利事业是指国家为照顾一定地区或一定范围的居民对部分必要生活资料的需要而采取的优惠措施，如对住公房的居民给予房租补贴等。不论何种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其基本点都是免费或减费提供某种生活用品、服务或现金补贴，给人以优惠，给人以方便。社会福利不仅保障个人和整个社会生存的需要，还要保证个人和社会有所发展的需要。因此，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高层次。

另外，社会福利按资金的来源与管理不同，又可分为：国家性的社会福利、地方性的社会福利、单位性的社会福利、社区性的社会福利和民间性的社会福利等。

社会福利资金是指社会筹集、国家提取和依法征收的为全体社会成员或主要成员以及社会上某些特殊成员而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资金，其主要来源包括：社会募集资金、社会捐赠资金、职工福利资金和住房资金等。

二、社会福利资金的审计

社会福利资金审计是指审计组织对政府部门管理的和社会团体受政府部门委托管理的社会福利资金收入、运用和管理情况的真实、合法、效益性进行的经济监督活动。其审计目的：有利于保证社会福利资金的安全与完整；充分发挥社会福利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社会福利资金审计主要包括募集资金的审计、捐赠资金的审计、职工福利资金的审计和住房资金的审计等。

（一）社会募集福利资金的审计

⒈社会募集资金的主要来源及使用范围

社会募集资金的来源包括：①销售中国福利彩票总收入扣除奖金、管理资金以外的净收入；②彩票销售中不设奖池的弃奖收入；③募集资金的银行存款利息。

社会募集资金的使用范围主要有：①资助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服务的社会福利事业，帮助有特殊困难的人，支持社区服务和社会福利企业的发展；②对老化、陈旧的社会福利设施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设施的维修和更新改造予以适当资助；③对社会公众关注、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体现扶弱济困宗旨的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给予适当资助；④同等条件下，社会福利资金要优先资助老、少、边、穷和灾区的社会福利事业。

社会募集资金采取无偿资助或与有偿资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老、少、边、穷地区给予必要照顾。一般采取无偿方式的有：①社会福利院、精神病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乡镇敬老院；②荣誉军人康复医院、复员军人慢性病疗养院、复退军人精神病院和光荣院；③流浪儿童收容遣送设施；④社区服务设施。

⒉社会募集资金的审计要点

⑴对社会募集资金筹集情况的审计。对资金筹集的情况，拟审计以下主要内容：

①发行机构是否按照中国福利彩票年度发行计划组织实施。

②募集资金实行按比例分配留成是否按照规定，由各级民政部门负责审批。

③募集资金是否全部入账，并在银行开设专户，有无多户存储。

④募集资金是否通过银行直接汇入民政部门预算外资金收入过渡账户，有无擅自截留、挪用应上缴或留成的募集资金。

⑤收缴的募集资金是否向缴款机构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⑥存款利息、弃奖收入是否直接转入本级预算外资金收入过渡账户。

⑵对社会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对社会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拟审计以下主要内容：

①募集资金是否按照社会福利资金收支计划使用，有无超计划使用的现象。

②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否按照规定程序，由各级民政部门和募委会共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负责审批。

③募集资金是否专款专用，有无用于投资办企业（社会福利企业除外），有无拆借和委托贷款，有无参与股票和期货交易，或为其他单位的经济合同提供担保。

④募集资金资助建设的社会福利设施，是否建立了永久性标志，标明资助单位、资助金额、竣工时间等内容。如因故变卖转让并因此改变服务性质的，其变价收入中与原社会福利资金数额相等的部分是否归属与社会福利资金。

⑶对社会募集资金管理情况的审计。对社会募集资金管理情况，拟审计以下主要内容：

①彩票发行机构银行账户、会计核算、账簿设置、凭证形式、记账程序，以及财务机构设置、财会人员职责等，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有关财经法规的要求。

②社会募集资金的收入、记录、转账、汇总等内控制度是否健全有效。

③社会募集资金的募集留成和使用的内控制度是否健全有效。

（二）社会捐赠福利资金的审计

⒈社会捐赠资金审计的主要来源

社会捐赠资金是指国内国外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个人以及国际组织向我国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提供的各种形式的资金或实物。负责接收和管理社会捐赠资金的部门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政府部门或直属事业单位，另一类是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基金会。对社会捐赠资金进行审计，有利于促进接受捐赠的部门、单位加强财务管理，保证社会捐赠资金筹集、分配、使用的真实、合法，提高社会捐赠资金使用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捐赠资金主要用于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两个方面，下面对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资金审计要点进行探讨。

⒉社会捐赠资金的审计要点

⑴对社会捐赠资金收入情况的审计。对社会捐赠资金的收入情况，拟审计以下主要内容：

①接收的捐赠款是否全部入账，并在银行开设专户，是否按照规定设置明细分类账，有无多户存储，隐瞒账户，收入不入账，私设“小金库”等问题。

②接收捐赠资金的收据是否合规，手续是否完备，收据存根与收入明细账、银行存款和现金是否相符。

③增值收入是否转入捐赠收入科目，结转资金增值收入是否及时。

④接收捐赠的实物是否进行妥善保管，有无因保管不善，发生损坏变质情况。若接收外汇捐赠资金是否及时结汇。

⑵对社会捐赠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审计。对社会捐赠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拟审计以下内容：

①社会捐赠资金分配、发放、使用的手续和制度是否健全、合规。

②社会捐赠资金分配、使用是否按照捐赠者意愿或规定的用途专款专用，有无截留、挪用、私分和虚列支出等问题。

③管理部门有无对捐赠物资实行有偿调拨，变相出售，收取管理费、折价款、补偿金等，有无将所得收入作为部门收入的问题。

④管理部门是否存在分配资金中间环节过多，层层截留，挤占挪用致使捐赠资金不到位的问题。⑶对社会捐赠资金管理情况的审计。对社会捐赠资金的管理情况，拟审计以下主要内容：

①社会捐赠资金管理部门的银行账户、会计核算、账簿设置、凭证形式、记账程序，以及财务机构设置、财会人员职责等，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有关财经法规的要求。

②捐赠财产、物资的验收、领用、保管、调拨、登记等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有效，原始记录是否真实完整。

③资金分配、使用的报告制度及效益考核制度是否建立健全。捐赠物资的变价处理是否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价格是否合理。

审计组织应当于审计工作结束后，写出对社会捐赠资金的审计报告，呈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审计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社会捐赠资金审计的基本情况；对社会捐赠资金接收、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作出的总体评价；社会捐赠资金的筹集、分配、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对审计查出问题的处理意见、建议及审计处理结果等。

（三）职工福利资金的审计

职工福利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工福利是企业、事业、国家机关等单位，通过举办集体生活和服务设施、建立各种补贴制度，向职工提供物质帮助和服务活动的总称。其目的是为职工生活提供方便，帮助职工解决生活困难，改善和丰富职工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以维护社会安定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企业按规定用于职工福利方面的资金来源，包括从费用中提取和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两个方面，即职工福利可分为职工集体福利和职工个人福利。

⒈职工集体福利资金的审计。职工集体福利资金是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利润中提取的资金，又称法定公益金。职工集体福利是为职工提供必要的集体消费和共同性消费设施以及为集体提供服务，又包括职工集体生活福利和职工集体文化福利两个方面。职工集体福利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情况，拟审计以下主要内容：

⑴法定公益金明细表，提供的资料与原始凭证是否相符。

⑵法定公益金的计提顺序、基数、比例以及变动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相关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⑶法定公益金的减少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其用途是否合法，对动用公益金举办集体福利设施增加的固定资产，是否按规定冲减公益金并相应增加任意盈余公积。

⒉职工个人福利资金的审计。职工个人福利资金是企事业单位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所提取的用于职工福利方面的资金，又称职工福利费。职工个人福利主要用于职工个人生活方面的各种福利项目，包括职工生活困难补助、职工宿舍冬季取暖补贴、职工探亲期间工资和往返车票补贴、职工交通补贴、带薪休闲等。对职工个人福利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情况，拟审计以下主要内容：

⑴获取或编制职工福利费明细表，复核加计，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数合计数核对，查明是否相符。

⑵结合工资审计，查明按工资总额计提的应付福利费是否符合规定，计提金额是否正确，并将职工福利费计提数与相关的成本、费用项目核对一致，查明有无提高提取比率的情况，有无会计处理错误的情况。

⑶审阅职工福利费明细账，并抽查本年度职工福利费的原始凭证，查明是否符合规定用途，报销是否符合审批程序，有无用于发放奖金或其他不合理开支的情况。

（四）住房资金的审计

住房资金是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按规定建立的城市住房基金、企业住房基金和个人住房公积金，以及在住房制度改革中筹集或形成的其他资金。

1.城市住房基金的审计。城市住房基金是市（县）人民政府用于解决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及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问题的专用基金。该项基金从同级财政现用于住房建设、维修、管理和补贴的资金和当地提取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渠道筹集。对城市住房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情况，拟审计以下主要内容：

⑴各级财政部门的财政投入是否及时到位，应转入城市住房基金的收入是否及时转入。

⑵主管部门对城市住房基金是否专户存放，专款专用。

⑶拨入各部门的基金是否按规定范围使用，有无挤占挪用等问题。

2.单位住房基金的审计。单位住房基金是单位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转换住房机制而建立的专项基金。单位住房基金主要用于资助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支付出租住房的购建、维修管理费用和出售住房时个人支付房价与住宅造价之间的差额，以及提租后对生活困难的职工发放房租补贴等。对单位住房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情况，拟审计以下主要内容：

⑴企业是否严格按规定计提各项住房基金，并保证住房基金的专款专用。

⑵企业在成本中列支的住房基金，是否报经有关部门批准。

⑶各地是否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严格按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房改。

⑷行政事业单位住房基金是否按规定划转，并按规定用途使用，有无擅自扩大开支范围或挤占挪用等违纪问题。

⑸出售公有住房是否按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售房单位有无未经审批、不经评估自行售房，有无不按批准规定的范围和价格售房的问题。

⑹住房出售收入是否按规定归集和管理，应上交的是否按规定上交有关部门，留归各部门的是否按规定存储。有无截留、挪用应上交的售房收入。

⑺利息收入是否按规定管理，有无收入不入账、截留、挪用、贪污、私分等问题。

3.住房公积金的审计。住房公积金是职工及所在单位按规定缴存的具有保障性和互助性的职工个人住房基金。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归职工个人所有，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不能挪作他用。对住房公积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情况，拟审计以下主要内容：

⑴单位是否按规定的范围、基数和比例归集住房公积金，有无虚报职工人数，冒领财政补贴的问题。

⑵各单位是否按规定给予补贴，补贴资金的来源是否正确。

⑶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是否符合规定，有无未经批准擅自动用公积金，有无挪用住房公积金搞其他基本建设或生产经营等问题。

社会福利范文篇3

现代社会福利的演变轨迹表明，在相当程度上，福利制度的发展是对社会形态变迁和社会结构改变积极回应的结果，与一个社会的价值认同、传统习惯、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程度有着紧密的关系，是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渐进式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诸多因素变化所产生的制度需求经由政治程序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从而使原有制度实现新的结构调整或转向新的发展范式。近10多年，随着国际化、城镇化、市场化以及老龄化的深入，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领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无不映射到社会福利领域，成为对再造社会福利持续产生和激活新的制度需求的内在发展动力。

第一，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需要。社会福利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发展同样需要社会福利的制度性支持。近5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人均GDP年均递增8%左右，其中，2007年GDP达24661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国民经济有了显著积累。宏观经济总体上的平稳发展，支撑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39000多亿元，2007年突破5万亿元，连续四年平均增长21％。[1]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我国“十五”以来整体工业化水平持续提高，2005年工业化综合指数达到50，预计到2018年将达到100，基本实现工业化[2]。中国经济的成长无疑是近30年的改革开放激活整个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表明，当前阶段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经济起飞所必需的主导产业、市场容量及体制环境，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迈入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3]，总体上正处于向转变增长方式寻求发展动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保持经济发展对以社会福利为核心和主体的社会政策将产生较高的依赖程度。之所以这样说，从增长方式看，内生增长将是经济起飞阶段乃至更高阶段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这势必引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需求，从而对面向全民的教育福利提出了更高程度的需求；其次，从资源结构看，工业化深入发展是一个资本与劳动相比占据优势的竞争过程，因此，资本和知识的拥有者取得强势地位，从而使得资本缺乏和低技能劳动者相对失去竞争力，与此同时，伴随着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流动将在更大规模上突破行业、地区、所有制的限制，短期性和结构性失业将会取代体制变迁性失业，这势必产生对劳动力尤其是同质化和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扶助的需求。同时由于非正式就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非正式就业、弹性就业人员的福利保障问题同样需要国家采取一定的政策性行动；再次从政府职能看，毫无疑问，中国近10多年经济发展得益于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能量释放，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随着市场结构和体制环境的逐步定势以及“政府——市场”边界的日渐清晰，政府行使经济职能的途径与方式势必发生深刻变化，主导解决工业化社会产生的诸如工伤、疾病、失业、老龄等原因导致的收入损失或生活无着等社会问题将是政府的首要职能。从上述变化看，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客观上需要一种与其相匹配的社会福利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工业化逻辑”产生的新的功能需求对社会福利产生了新的“推力”[4]。事实上，一些福利理论研究者的经验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越高，福利服务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5]此种结论无疑正在中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印证。概括而言，宏观经济发展视角上的社会福利发展需求，要求目前社会福利改革至少确立的议题应包含：适当扩大福利内涵、适度提高福利水平、重建政府主导责任等若干重要方面。

第二，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作为“四位一体”[6]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被独立提出来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必然，是我们在经济增长中统筹社会发展，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和普惠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是，发展上的偏向使得我国社会建设没有同步于经济建设，因而积累了很多历史欠账。随着社会步入转型期，社会不协调因素趋于活跃，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社会风险。由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动，而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既是伴随社会转型本身的一种客观趋势，也反映出中国远没有实现发展成果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共享。这些问题的存在一般关系到公众的基本利益，尤其是关系到基层群众的民生利益，进而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基础。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出路在于社会建设，要遵循社会建设的自身规律，注重对社会机制的系统化构造，结合当前的客观实际，首要任务是需要完善和形成一种共享保障机制与合作参与机制。共享保障机制，能够确保全体社会成员获得基本生活权益上的“兜底”保证，能够使社会公众以合理方式平等参与成果分享；合作参与机制，能够在非同质性社会结构之下实现群体、阶层、组织等基于合法环境之下的社会多元治理和社会秩序整合。从理论上来说，有了这两种机制，将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普惠民生的统筹协调，有助于融合处于分层或断裂中的社会结构，从而为社会建设开辟出重要的推进路径。从功能视角看，社会福利作为解决社会问题、提升国民生活质量的基本制度安排，作为让公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基本途径，其实质就在于促进社会机制构造，其发展的动因在于“社会形态的改变和社会结构的变迁”[7]。当前，中国社会福利在整体促进社会机制构造上功能尚不健全，其中较大因素在于社会福利理念落后、政府主导责任弱化、福利社会化程度不高、社会福利体系不健全、政府投入力度不够等问题，导致社会福利所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十分有限，有大量社会问题的解决没有纳入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使市场化经济的成果缺少一种普惠社会成员的有效工具。在经济增长自然带动社会发展的时代终结之后，如何进行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一个显命题，其破题的关键应该是从重构社会福利切入，这是转型时期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第三，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速的需要。根据有关测算，中国早在1999年就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现有

60岁以上老年人口1.49亿，约占总人口的11％，为整个亚洲总人口的1/2、世界老龄人口的1/5。[8]有关研究表明，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从2001年到202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老龄人口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3.28％，大大超过年均0.66％的总人口增长速度，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从2021年到2050年将是加速老龄化阶段，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0％以上，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将占老年人口的21.78％。从2051年到2100年将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水平将维持在31％的水平，社会进入高度高龄化的平台期。与老龄化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老龄化属于已成共识的“未富先老”，仅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就面临巨大压力。与此同时，由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以及农村劳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所带来的空巢老人和留守老人问题越来越突出。满足老年人福利服务需求是全社会的责任，也是福利发展的重要价值所在。近些年来民政部门在发展城乡“三无”老人福利基础上，启动了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活动，实施了一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计划，着力于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养老福利服务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相比巨大的需求，目前的福利服务水平十分低下，仅传统意义上的供养问题尚未完全满足，更不要说满足社会老人的福利需求。就服务设施来看[9]，目前的1.49亿老年人口其中约有3200万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照料护理，但全国各类养老机构仅有3.9万个、床位数170.2万张，平均每千名老年人11.4张；就社区养老服务看，发达国家社区服务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20％-30％，发展中国家为12％-18％，而目前我国只有3.9%；全国约有1/3以上的城市街道办和1/2左右的社区居委会没有建立老年服务机构和设施，农村乡镇则更少。就此而言，目前老龄应对与老龄化的提速发展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加快发展面向老龄人口的福利服务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提出的重大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福利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社会、人口形势以及自身的内在发展需求。从较长一个时期来看，社会福利的再造首先应该将其放置在特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意识形态背景之下，进而合理地规划社会福利的发展模式，理清实现的阶段性目标。

二、中国社会福利的发展方向

一般而言，不同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上重要日程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需要对社会福利作新的定位并确立相应的发展的目标，这既是以问题为取向解决中国社会福利现存问题的选择，也是以功能为取向再造中国社会福利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目前应当走改革道路，在现行社会保障“三足鼎立”[10]的体系格局中，着力于建立一个中等范围的社会福利制度，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是政府主导合作范式的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它既区别于范围狭小的传统福利制度，也不同于传统福利国家体制，而是在综合考虑需求和条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和长远的一种福利发展模式。概括来看，政府主导合作范式的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的主要目标是：以不断改善社会成员生活质量、弥合社会断裂、促进社会和谐为指归，走政府主导、多元合作、层次化、法制化、标准化的社会福利发展道路。其主要架构是：在福利范围上，覆盖生活困难群体、特殊问题群体、社会边缘群体；在福利程度上，在保障基本生活基础上，满足住房、健康、精神等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并向矫正社会问题延伸；在发展机制上，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合作架构中推进社会福利的多元化发展；在政策支撑上，构建包括政府责任政策体系、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政策体系、多元化、专门化的社区服务政策体系等社会福利政策体系。

在上述架构内，实现预设目标，其合理的努力方向至少应当包含如下方面：

第一，以逐步扩大覆盖范围为取向，将福利关注对象由传统低收入救助对象扩展至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及身心障碍者等社会群体。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格局中，一直存在狭义上的，特指老年人、残疾人、孤残儿童等方面的救助性福利事业，但是正如前面所述，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逐步加深，残疾人权益的提高和就业难度加大，以及社会结构的日趋多元，传统福利难以满足矫正社会问题的需要。当前，以逐步扩大覆盖范围为取向再造社会福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适度拓展社会福利覆盖范围，在民政部门主管的“三无”老人福利、孤残儿童福利和残疾人福利的基础上，将福利服务的对象延伸到所有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及问题家庭等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并逐步实现城乡统筹、制度统一，在政府救助机制之上，进一步扩大社会福利适度普惠面。

第二，以提升生活质量为核心，注重发挥救助、服务、扶持的综合效能。社会福利的价值含义在于强调生活状态的改进，但是受经济条件的约束，达到社会合意的社会福利状态需要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综合的制度安排和方案设计。就我国社会目前阶段而言，福利国家全方位的保障程度已被证明既缺乏效率也不符合中国国情，要提升福利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只能是保基本、差别化、适度福利型的制度化福利。其一，需要完善基于家计调查的救助制度。在健全制度的基础上，建立随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步提高救助标准和保障水平的弹性救助机制，并完善一系列专项性和配套性的救助制度，逐步将边缘群体和特殊社会问题群体纳入制度性救助范围。其二，需要完善福利服务计划。由于社会问题开始出现多元化、差异化的趋势，社会福利应对的手段也应该由单纯收入转移模式向动员资源提供多样化的福利服务转变，应当以不断改善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为追求目标，既要满足特殊群体生活需要，又要侧重满足社会成员较高层次的发展性或功能恢复性需求。当前来看，包括面向特殊群体的寄养服务、社区照顾、家庭扶助计划，针对特殊问题的康复服务、心理矫治、法律援助、就业扶持等福利服务计划都应纳入社会福利服务体系，使福利框架内的服务对象的正常生活得以维护，最大限度地避免产生社会结构断裂，使福利对象的普惠程度适度提高。其三，面向社会开放社会福利服务。福利服务具有社会公共品属性，要突破仅服务于福利保障对象的局限，对全体社会成员开放，政府针对不同对象可采取不同的提供方式，并采取社会化的手段发展福利事业。

第三，以福利合作主义思想为指引，强调国家、市场、社区、家庭在社会福利发展中的地位，在多元架构中推进社会福利发展。中国社会福利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新自由主义和强调家庭自助与互助和社区责任的保守主义的影响。要发展中等概念的社会福利，应当将政府、市场、家庭、社区联结成为地位有别、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既满足社会成员的福利需要，又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福利观念的社会福利发展格局。其一，在责任架构上，政府不再包办包揽社会福利，其责任限定于行政主导、财政供款、规则制定、市场监管等宏观领域；政府之外的市场组织、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承担微观运营和组织生产的责任。其二，在政策架构上，形成基于政府主导性责任的社会福利政策体系、有利于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成分动员的福利社会化政策体系、促进社会工作服务配送的非政府组织政策体系，以社区为载体的社区福利政策体系，形成社会福利多元架构发展的主体多元、领域宽泛的福利政策体系。

第四，以社会化为基本途径，强化政府责任、动员社会资源，加强社会福利服务设施和机构建设，提高

福利服务水平。福利机构和福利设施是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福利高于社会救助的重要标志。要确保社会福利机构和设施纳入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重点建设各类老年福利机构，满足“三无”老人、高龄老人、优抚对象和需照料老年人养老需求；加强具有养护、医疗、康复、教育功能的儿童福利机构建设，提高收养、救治、康复、教育、回归等儿童福利服务水平；加强精神病人福利机构建设，提高治疗、康复、心理援助福利服务水平，使各类福利服务机构和设施普遍呈现合理增长态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众福利服务需求提高相适应，满足老年人、孤残儿童、精神病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等群体所需。政府要加大对福利服务设施的财政资金投入，合理调整投入结构、创新投入机制，大力发展针对困难群体的一定规模的供养性福利服务机构的同时，应坚持社会化为基本途径，探索政府财政补贴、资助以及优惠政策等有效方式，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福利服务机构，促进多元化投资机制的形成，提升全社会的福利服务水平。

三、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战略对策

前面已经对我国社会福利近期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作了探讨性阐述，政府作为中国社会福利组织推动者，当务之急是在这一框架之下进一步优化社会福利发展战略。

（一）确立社会福利战略地位。从国外的发展来看，社会福利在社会发展中居于战略性地位。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年成绩的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但长期以来，在国家整体发展格局中社会福利始终从属于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包揽和集体负担的福利体制打破之后，原有福利保障项目过度向家庭（个人）转嫁，政府的福利责任被极大地收缩，由此造成或恶化的问题是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凸显，收入差距拉大趋势难以根本遏止，以及越来越多的社会病态得不到应有的矫治。客观上讲，中国已经出现以工具理性设计社会福利的倾向性民意，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也是实现社会发展同步于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确立社会福利的战略地位，需要我们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发展社会福利列入国家经济和和谐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把社会福利事业与经济建设同等看待，坚持投入优先、城乡统筹、适度发展的原则，稳步加以推进，逐渐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有效系统。

（二）重建社会福利责任架构。现代社会福利已步入福利多元化时代，中国社会福利的改革路向是由国家为中心向福利多元模式转换，在政府财政能力远不能满足国民福利需求的条件下，横向上需构建政府、市场、社会衔接互补的责任架构，纵向上需构建不同层级政府间责任合理分担架构，这是发展政府主导合作范式福利模式的主体保证。

在横向架构上，社会福利作为制度化的政府责任，在制度内容、福利程度、运行方式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规定性，按照这些内在规定性，纳入合作框架的福利责任主体应包括：政府、市场、家庭，以及有助于福利配送的社区。重建社会福利责任首先是要在上述主体之间形成基于比较优势的合作架构，政府作为主导责任承担者，基本职责主要集中在立法和制度设计、财政支持、监督和实施等领域，从宏观上发挥掌舵和托底的作用。

在纵向架构上，主要是形成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和政府责任划分的中央——地方政府间社会福利责任架构。理顺纵向责任框架，首先，要按照分级负担、属地管理原则，合理划定中央政府和省以下各级政府责任。在政府责任的纵向划分上，中国与西方存在很大不同，中国在行政上是多层集权型政体、财政上是分级分税制体制，与西方国家的联邦主义相比，中国社会发展福利事业可能存在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委托问题以及较多的交易费用，因此要格外注意纵向政府责任的划分问题，处理不好势必影响社会福利的整体发展。

（三）健全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社会福利是政府行政实务的重要内容，通常需要在政策和法律构成的制度框架之内有序进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人大和各级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涉及社会福利的法规制度，形成了以《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法律依据，以政府各种规范性文件为政策依据的制度体系，其中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和部门规章是社会福利行政的直接依据。

从制度周期和可行性视角分析，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可以作近、中、长三种思路性考虑。近期思路是调整现有的法律政策框架，并以需求为导向适度扩充和完善相关政策。中期思路是在修订原有法律的基础上，考虑出台专项性福利工作条例，逐步构建包括老年人福利事业条例、残疾人福利事业条例、儿童福利事业条例在内的政府行政法规体系，为国家社会福利法的出台创造条件。长期思路是在原有法律法规基础上，出台综合性的社会福利法，使社会福利法等位于即将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和社会救助法，促进社会保障法律的完整性和体系性。

（四）健全和编织社会福利支持网络。社会福利作为一项实务性工作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有发达的支持网络为福利运行提供必要的支撑。完整的社会福利支持网络应当涵盖专门化的福利机构、以服务为导向的社区以及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从我国实际看，福利机构建设和社区服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基础，社会工作已纳入中央重要日程，社工岗位开发、执业水平考试正大力推进，健全和构造这一支持网络拥有很多的有利条件，编织一张由福利机构、社区服务、社会工作三种要素组合搭配而成的社会福利服务支持网络是实现社会福利目标、提升福利覆盖面和受益面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以上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统计资料分类整理。

[2]社科院经济学部课题组.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1995～200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评价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9，27。

[3]美国经济史学家华尔特•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包括“起飞”在内的六个阶段，经济起飞阶段的特征是要有较高的经济积累、主导起飞的部门以及制度保障。

[4]Taylor-Gooby,PandDale,J.(1981):SocialTheoryandSocialWelfare,London:EdwardArnold.

[5]Wilensky,HandLebeaux,C.(1965):IndustrialSocietyandSocialWelfare,theSecondEdition,NewYork:FreePress.

[6]党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

[7]林卡，陈梦雅.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8]李本公.关注老龄[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

社会福利范文篇4

自2**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11部委《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国办发〔2**0〕19号）以来，社会力量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以下简称社会办福利机构)发展迅速，已成为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积极性，维护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合法权益，推动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关规定，现就支持社会办福利机构提出以下意见：

一、支持社会办福利机构的重要意义

社会福利社会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必经之路，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多层次参与福利事业、兴办福利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化服务。目前，我国由社会力量兴办的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弃婴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项目的福利机构已经发展到1403家，床位总数达10万余张。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传统福利事业投资主体和机构种类单一的局面，推动了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并极大地促进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福利机构为骨干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1.4亿，占人口总数的10.98％，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为13**多万。今后一个时期，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我国的老年人数量和社会化的养老需求将持续增长。目前，我国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尚不健全，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功能正在逐步弱化，养老机构的床位数量严重不足，居家养老服务还只是处在起步阶段。因此，鼓励和支持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发展有利于较快地增加福利服务设施数量，扩大福利事业的覆盖面，对于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所带来的日益突出的社会福利服务供需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弃婴等社会福利服务对象历来是慈善事业帮助的主要对象。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需要大力弘扬全社会的慈善意识，为包括慈善资金在内的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投资环境；同时，社会福利事业也是慈善事业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之一，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既是慈善事业的有效实现形式，又可以充分体现慈善事业由政府倡导、社会监督、民间组织运作的特点，因此，鼓励和支持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发展是推进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支持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基本原则

1．坚持非营利的原则。各地要根据国家现行政策法规的规定，鼓励和支持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弃婴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服务的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发展。社会办福利机构应当坚持非营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2．坚持统筹规划的原则。各地要按照建立以国家办福利机构为示范、以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福利机构为骨干、以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以居家供养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的总体要求，对于社会力量根据当地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规划和区域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依法兴办的非营利性福利机构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3．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各地应当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福利事业的发展水平及政府的财力状况，结合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研究制定支持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具体政策、条件和程序。

4．坚持政策支持与资金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各地要大胆探索，勇于实践，采取多种形式从政策和资金等方面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促进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健康、有序、规范和可持续发展。

三、制定优惠政策，抓好政策落实，支持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发展

国家的政策扶持是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保证。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11部委《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中的优惠政策，保证社会办福利机构在规划、建设、税费减免、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与政府办社会福利机构一样享受同等待遇；并从实际出发，积极研究制定新的优惠政策。

1．各地要将包括社会办福利机构在内的社会福利机构及床位数作为社会发展的指导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在基本建设计划中统筹安排社会福利设施建设。

2．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建设用地，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采用划拨方式供地的，要划拨供地；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采用有偿方式供地的，在地价上要适当给予优惠；属出让土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取标准应当适当降低。

3．对社会办福利机构及其提供的福利性服务和兴办的第三产业，以及单位和个人捐赠支持社会福利事业的，国家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按照现行国家税法规定执行。

4．对社会办福利机构的用电按当地最优惠价格收费，用水按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收费；对社会办福利机构使用电话等电信业务要给予优惠和优先照顾。

5．对社会办福利机构所办医疗机构已取得执业许可证并申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可以根据劳动保障部的有关规定，经审查合格后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社会福利机构收养人员中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定点的社会办福利机构所办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支付。

6．老年福利服务机构是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要抓好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97号）中关于“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的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老年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土地、车船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规定的落实工作。

四、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支持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发展

各地要采取多种形式，打破所有制界限，加大对社会办福利机构的资金投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积极性，同时，要广开渠道，充分利用彩票公益金、慈善资金和社会捐赠资金发展社会办福利机构。

1．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并加大彩票公益金投入力度，扶持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发展。对于处在建设阶段的社会办福利机构，可以按照规模、投资额等，给予相应的资助；对于正式开业的社会办福利机构，可以按床位数和实际收养人数给予一定的运营补贴，也可以在社会办福利机构内安置城市“三无”对象、农村五保对象、低保对象和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弃婴，并按当地标准支付其生活、照料服务等费用。

2．各类慈善机构通过社会募捐所筹集的慈善资金，可用于兴办社会福利机构，资助社会办福利机构改善设施设备条件和补贴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弃婴的生活、照料服务等费用。

3．社会办福利机构可以接受社会捐赠，对受赠款物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捐赠人没有明确使用意愿的，应当用于改善设施设备和服务对象的生活，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应当接受有关部门的审计和监督。

4．要鼓励和发动社会各界对社会办福利机构开展捐赠，并对捐赠人予以政策优惠。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

五、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维护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合法权益

民政部门要根据政府宏观管理、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自主经营的管理体制的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做好指导、协调、扶持和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办福利机构健康发展。

1．要坚持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将社会办福利机构纳入当地社会福利机构发展规划，引导社会力量多渠道、多形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并严格按照社会福利机构发展规划和设置标准依法审批社会福利机构，使各种所有制的社会福利机构平等竞争，共同发展。

社会福利范文篇5

社会福利与其价值基础的关系是欧美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争论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福利制度的资源基础、政策设计、组织结构与政策影响，但关于福利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基础的探讨却不多。

这种状况在“福利国家”日趋成熟和社会政策争论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1970年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出现和新右派上台执政，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认知议题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些议题也成为福利理论、政策争论的中心，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主题。

1971年英国著名学者平克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一书首次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和规范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1].1972年，英国的权威性社会政策杂志设置了“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专栏，揭开了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大辩论之序幕。英国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率先发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价值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变成了“民主─福利─资本主义”，民主、福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基础[2].同年，两位英国著名学者发表了“社会价值、社会阶级与社会政策”一文，从社会价值、阶级冲突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阶级利益冲突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在福利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的观点[3].

这些文章和讨论标志着对欧美国家影响深远的“福利的意识形态大战突然爆发”。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及其工具性角色，意识形态、价值冲突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等热点议题，成了社会政策、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理论主题。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成了最时髦的概念。

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这一议题的核心地位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策意义与理论意义。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涉及诸多本质上充满争议的基本概念，如需要、权利、社区、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4].这些概念既构成福利政策的价值基础，又决定政策目标、资源分配原则、服务对象和组织体系等关键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模式。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研究已成为理解福利制度特征的思想基础，也是分析福利政策模式的最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制度、理论与政策演变的脉络，也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变迁的过程。

二、公民权理论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欧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多种多样，公民权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1950年英国宣布世界首个“福利国家”的诞生，其政府开始为所有公民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普及性服务，范围复盖义务教育、国民健康服务、收入维持、住房和社会救助等领域[5].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某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政府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公共服务。

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丰富多彩，思想渊源深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谴责被牺牲者的人口过剩论，温和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等，均曾深刻地影响过福利制度及其政策模式。著名学者米什拉将福利的涵义演变总结为5种基本类型：首先是19世纪时作为社会改革的福利；其次是作为公民权的福利，核心思想是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角度看待福利；第三，趋同或技术决定理论，主要观点是强调工业化在福利制度形成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第四，功能主义福利观，核心理论假设是从整体社会观和社会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福利；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福利观，基本主张是从阶级冲突角度解释福利制度发展。[6]

综观欧美福利国家的演变轨迹，“贝弗里奇报告”和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是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前者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那么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则是福利国家制度最主要的价值基础。公民权理论为观察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描述福利制度的特征，分析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解释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等，提供了描述性和普遍性的核心概念框架。它既可以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来认识国家福利的发展，又可以为构建社会变迁和福利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1950年，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经典演讲。他从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角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权的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轨迹。他认为，公民权利主要由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组成；民事权利泛指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投票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社会权利主要是指经济保障、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和维持社会认可的文明生活方式等福利权利；民事权利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政治权利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社会权利以福利制度为基础；民事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7].

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民权是确定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人们通常依据公民权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缺乏完全的公民权，抑或没有乃至丧失公民权，这样的人就处于社会底层，是遭受剥削压迫和受到排挤的边缘群体。其次，公民权反映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的特征。公民权范围是由上而下扩大的。如历史上政治权利先由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然后再扩大到工人阶级，最后扩大到妇女。公民权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挤的重要工具[8].再次，公民身份与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消费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民权是使用福利服务的重要资格标准，社会排挤常典型地反映在社会服务供应中[9].最后，公民权状况可以说明民主与自由、个人与国家、参与和革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重大的、关键性的社会议题[10].简言之，公民权理论是观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政策模式与社会排挤的策略性概念工具。

三、“单位─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有多种理解，其理论框架和分析角度截然不同。

197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作能力─业绩”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分析角度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详细描述[11].英国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归纳了剩余性、“工作能力─业绩”和制度再分配这3种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属于“工作能力─业绩”模式[12].

1980年代中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出现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其研究者企图用这种概念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工作与福利之间的关系[13]，这种分析角度关注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与组织特征的工作单位。

1995年，王思斌指出，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非专业化福利政策模式[14].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工专业发展的角度概括福利政策模式。

1996年有两位香港学者认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正趋同于东亚的福利模式，即儒家文化色彩浓厚的福利模式[15].这种观点主要关注传统文化在福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香港学者黄黎若莲主要从民政福利工作的角度，将中国的福利政策归类为剩余模式，认为国家在福利发展中扮演的是最后出场者的角色[16].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和福利制度基本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们的分析框架日益多样化，理论上关注的焦点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地不太关注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是“单位─福利国家”。如果从国家提供的普及性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福利制度并非福利国家；但是，若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和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墓地”服务的角度看，中国又似乎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所谓“单位─福利国家”是指福利安排、运作机制、服务提供主要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政策模式。工作单位既是国家福利运作的前提，又是影响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变量。工作单位的性质类型、行政级别、拥有资源、组织规模千差万别，单位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员工的福利待遇与生活状况。工作单位是国家结构的具体化，社会结构与制度特征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的结构和功能反映出来[17].

长期以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福利，服务范围由“摇篮到墓地”，导致就业者对工作单位的全面依赖。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型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风险意识、不确定因素和利益冲突增多的处境下，工作单位制度甚至有所加强[18].这意味着“单位─福利国家”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由5部份组成。首先是“父权主义”保护情结。国家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模糊不清。这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不平等和非契约性的，公民缺乏独立与自主性。其次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社会福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明显，福利主体是国家福利，市场、家庭、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福利无足轻重。第三，集体主义文化和功利性家庭主义。这意味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社会意义，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个人的需要与福利状况要依赖社会需要与集体福利状况。第四，片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公民权利理论的精髓是权利与义务应高度统一。但中国的福利文化单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极少涉及权利。这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意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求助于人。第五，社会互助与社区互助。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实质的公民权。社会公民权理论的精髓是：所有公民均有依据个人和社会需要从国家获得免费服务的权利。以基本需要为基础，普及性原则、去商品化服务和国家承担福利责任，是公民权理论的核心。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19].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公民权的层次，人们普遍缺乏实质公民权。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福利政策基本上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福利的发展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婢女模式”[20].这就无形中抑制和削弱了公民权意识的健康发展。

四、形式公民权利与制度性不公平

形式公民权是指表面上公民权利与义务完美无缺，实际上公民权利与责任缺乏实质社会意义，公民权停留在形式层次上。

首先，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契约关系薄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高度融合，权力制衡机制较弱。政治与行政高度整合，行政吸纳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市场经济缺乏历史传统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薄弱。公民的自由流动和向上流动机会面临诸多制度障碍。生产与消费相互脱节的现象严重，生产常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要。经济权利体系与权利关系结构处于低级的静态简单状态，公有制经济既导致以生产为基础权利的失败，又导致交换权利的失败，引发了贫困和剥夺问题[21].

第三，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福利结构是形式公民权在社会领域最典型的反映。中国的社会特征是二元社会结构，少数市民是“城市贵族”，多数农民是“二等公民”。国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出身和户籍成为确定公民身份地位的主要标准[22].二元社会结构主要反映在二元福利结构中。二元福利结构主要由不合理的户籍、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制度等14种制度构成[23].

第四，中国的现存社会价值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价值观，个体主义思想长期受到批判而被压抑，公民权利意识与观念薄弱。中国社会仍然维持着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2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观念，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市场交换活动与哲学思辨活动普遍比较薄弱。

简言之，形式公民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均表现得十分典型。形式公民权与“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之成因错综复杂，它产生的社会排挤效应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缺乏公民权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束缚人们的手脚，追求个体价值与独立自主意识的公民难以产生。一家一户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需所有权与交换权利。与此同时，权威强大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压抑和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25].而且中国社会的转型速度缓慢，形成了“超稳定态”结构，普通民众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劣势地位，没有平等公民权。家族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狭义民族主义教育，强调国家与社会至高无上地位，常常忽视和压制个人需要，导致“单位人”取代“社会人”，“组织人”取代“契约人”，“城乡居民”取代“国家公民”的状况，制约了公共福利的发展与公民权思想的扩散。在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相互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制度力量与结构力量相互强化。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深远。它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排挤效应和文化歧视，令社会四分五裂，产生了制度性不公平现象，致使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方面难题重重。

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缓慢，政治排挤严重。例如，亿万农民缺乏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其次，形式公民权在经济上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公民缺乏私法和民事权利。例如，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次要劳动市场和边缘经济地位[26].再次，形式公民权在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社会的四分五裂，二元社会结构与“单位福利”制度盛行，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国家强盛、市场力量与民间组织弱小”的不平衡状态[27].例如，亿万农民无权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只能靠社区互助与家庭保障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最后，形式公民权在文化上的负面影响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过份重要的角色，个体主义和个人价值观薄弱，集体主义文化盛行一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宰政策模式、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选择。

五、社会结构转型与重构公民身份

本文从福利制度及其价值基础的角度，分析了“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及其社会排挤的负面影响，目的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为福利制度创新与重构价值基础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念更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处处凸显出形式公民权基础上的福利制度之落后性。形式公民权必然引发结构紧张、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更新等战略议题，为发展民主政治、完善市场竞争、建立现代社会和价值观念而努力，将形式公民权改为实质公民权是一个突破口与切入点。

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为解决公民权问题营造了气氛，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又为形式公民权转为实质公民权和重构公民身份提供了动力与推力。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时间、社会、政治和行为边界日趋模糊不清，也迫使我们反思公民权制度与理论，以建构与国际化相应的公民权，从而谋求全球发展[28].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脉络来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积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准军事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单位─福利国家”与形式公民权的制度基础。“单位─福利国家”模式的价值基础是形式公民权和国家权威，而非实质公民权和个人权利。形式公民权具有一系列负面效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排挤与文化冲突。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形成结构不平等与制度不公平，把社会中的多数人排挤到全面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状况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根源。

社会福利范文篇6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

今年初，国外某些别有用心的记者采取隐瞒身份的手法，到国内一些地区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进行非法采访，并将秘密拍摄的个别、孤立的镜头剪辑、拼凑成录像片，大肆攻击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最近，一些国家的电视台相继播放了此片，造成了极坏影响。为了加强对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外事接待工作的管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特通知如下：

一、各级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外国记者管理问题的通知》和外交部《关于外国记者短期采访事宜的通知》的规定，加强对外国记者来华采访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活动的管理。今后，凡外国记者或外国来华访问的代表团、慈善组织和收养组织要求采访、参观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必须经当地地（市）级以上民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一律不准接待。在世界妇女大会闭幕以前，各地民政部门要严格控制、严格审批此类活动。

二、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经批准，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或外国代表团、慈善组织和收养组织参观时，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有关宣传口径和接待方案，应事先经当地政府外事部门和民政部门审核。同时，对于外国记者冒充慈善组织成员，以捐赠为名，以考察为由。借机进行秘密采访的卑劣做法，要高度警惕并严加防范。

三、各地民政部门近期内要对所属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督促各单位加强内部管理，检查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要加强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化全心全意为收养人员服务的意识，努力提高服务质量，针对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制定出整改措施，堵塞漏洞。

社会福利范文篇7

1计算机的发展现状分析

近几年，随着计算机的不断发展，计算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其应用的技术水平也在提升[1]。为了凸显出计算机应用价值，应创新技术，以达到整体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互联网逐渐推进，给现代社会发展也带来很大影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给人们发展带来强大保障，促使现代经济水平的提升[2]。当前，在计算机逐渐推广和发展状况下，计算机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存在紧密联系。在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其主体是服务人员，通过计算机的应用，能推进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服务，尤其是在数字统计方面，达到了智能化管理，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确保工作质量的提升。同时，随着计算机在各个领域内的应用，科技管理工作也得到推广[3]。

2计算机在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科技管理中的应用

在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应用计算机能为工作提供较大保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工作人员的负担，也提升了科技管理水平，确保科技管理工作的网络一体化发展，保证工作综合效率的提升[4]。在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应用计算机，能对数据进行系统化管理，也能为工作的稳定开展提供平台，为人们的工作提供方便。在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现状下，可以在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中应用虚拟技术，为活动开展提供帮助，确保信息更准确，获得动态信息，实现行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因为应用计算机技术，能有效获取行业的动态信息，分析具体发展情况，从而促进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工作的稳定开展[5]。统计和管理数据，也有利于系统化管理，能确保信息数据更准确，也能降低管理工作成本，为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的整体进步提供强大保障[6]。将计算机应用到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还需要在整体上进行创新。比如，在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针对低保、特困人员孤儿、临时救助等方面的数据，构建数据信息库，并在整体上对数据信息进行有效对比和管理，保证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促使其意义的实现。应用计算机对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中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结合低保、特困人员孤儿、临时救助等方面的信息和材料，对其进行严格分类，尤其是在输入信息的过程中，可以结合计算机的多功能特点，对其进行有效整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能获得更精确的信息，也能避免信息混淆。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为主要的服务部门，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建议应用计算机系统，有效输入相关内容，促进工作的完成。一般情况下，是利用文字进行输入的，所以，在计算机技术发展下，加强整体的创新，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的工作较为复杂、技术含量高，所以，在处理一些工作时，为了保证各个环节数据更准确，需要结合实际，为科技人员构建完善的保障机制，加强科技创新，有效储备人员，充分挖掘人员的潜力，确保基于计算机应用，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实现整体的进步和发展[7]。

3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研究了解到，将计算机应用到现代社会中，能推进整体的进步和发展，有效改善人们的生活习惯。创新科技管理工作和技术，能确保计算机应用价值的发挥。尤其是在科技逐渐发展条件下，将行业和科技相结合，将实现各个工作的融合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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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范文篇8

2009年，xx市作为一个有128万多人口的县级市，现有老年人13.66万人、残疾人55310人、五保对象5837人，社会福利事业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我市民政局把“三院”（敬老院、福利院、光荣院）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工程来抓，不断完善城乡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社会福利事业稳步推进。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突出城乡互动，立足“三院”建设统筹一盘棋

加快城乡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举措。2005年，我市制定了社会福利事业三年发展规划，把“三院”建设列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程，作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重头戏，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作为新农村建设“六大工程”之一的“阳光工程”，作为当前和“十一五”时期建设“和谐××”的重大战略来重点实施，计划在近两年内共投资1.3亿元，统筹建设城乡敬老院、福利院、光荣院，以市福利中心为龙头，以农村敬老院为支架，以公办福利机构为主体，以民办福利服务网点为补充，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其中，投资5000万元，按照国家一级福利机构的建设标准，建设城区福利中心；投资8000万元，全面完成农村敬老院的新建、扩建工程。到2006年底，全市31个乡镇（街道）各建成一所省级示范敬老院，新增供养人员5000人。市里专门成立了“三院”建设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挂帅，主管民政的副市长文秘杂烩网具体负责，搞好协调；市四套班子领导每人蹲点一个乡镇，负责一个项目。目前，市福利中心和第一批16个农村敬老院全面通过质量验收，有2个上报为省级优良工程，10个上报为宜春市优良工程。新落成的市福利中心，占地面积50亩，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可入住老人和婴儿300人。

二、精心设计布局，抓好“三院”建设规划一张图

规划是工程建设的龙头。在“三院”建设进程中，我市始终突了规划的先导作用，把好每一张规划设计图的评审关，力求在规划布局上凸显特色。在发展理念上坚持适度超前，提出“一看齐，二超前”目标（“一看齐”（），就是向国有一级福利机构、示范敬老院看齐；“二超前”，就是建设规模、设计布局超前）。我们对21个参与设计单位进行认真筛选，从中选择了4家有经验、有实力的单位负责设计；并组织设计人员赴上海、武汉、九江等地参观，结合本地实际，提出了“选址生态化、布局人性化、格调民俗化”的设计理念。在建设标准上坚持高起点定位，在落实省民政厅“八个一”农村敬老院建设要求的基础上，增建一个沼气池、一所医疗所，达到“十个一”的标准。市政府先后召开了三次设计方案评审会，除聘请民政、建筑、设计、土管、规划等部门的专家参加外，市委书记、市长直接把关，几易其稿，最终才确定首批16个敬老院和市福利中心的设计方案，为我市社会福利事业的高起点建设画好了一张高起点的蓝图。

三、强化投入保障，做活“三院”建设资金一本帐

资金投入是工程建设的基本保证。我市在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持的同时，多渠道、全方位筹措建设资金。一方面，政府出台资金配套扶助办法。对按期完工的乡镇（街道）敬老院，由市财政按标准进行配套补助，新建面积每平方米补助120元。2005年，全市共配套资金近1000万元。另一方面，动员社会各界资助。通过市、乡两级领导带头捐款、向在外创业的本籍人士倡议等方式，发动社会各界资助“三院”建设。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全市共募集资金700余万元，确保了“三院”建设的有效投入。

社会福利范文篇9

指导思想：坚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强化管理，提升品质，增强后劲，加快发展的总体思路。深入持久地抓好医疗服务质量，全面提升干部职工的整体素质，使民政社会福利事业再上一个台阶。

工作目标：抓住机遇，继续开发市场潜力，完成设施设备的更新换代，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推进医院上等级工作，推进“两个效益”的增长，力争完成局党委下达的各项工作目标，完成经济目标7000万元。进一步扩大对外影响，从而实现业务水平提高，服务品牌提升，职工收入增加的奋斗目标，全力打造文明、和谐、发展、稳定的现代民政社会福利医院。

工作思路：抓住五个契机，图谋发展宏图，迎接医院发展的新时期、新局面。

1、以我院新门诊住院综合大楼建设为契机，更新、完善基础设施和医疗设备。加大力度推进门诊住院楼的建设；维修改造旧病房，拟新增一个老年科病房以适应老年呵护业务的不断壮大；做好长岭分院的规范化建设和设施设备及后勤服务设施等功能完善，从而达到拓展业务增加收入的目的；添置ct、色谱仪、x光机及康复器材等设备，提高医疗业务能力，提升服务档次，从而提高医院整体服务水平。

2、以抓住新医改政策出台、国家对精神病医院投入加大、政策上倾斜这个利好为契机，正确理解新医改政策，准确把握其实质和要求，认真分析医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高精神病医院职业化管理水平，打造民政福利脑科医院品牌。围绕如何加强我市精神卫生服务职能，完善我市精神病人救助体系，为精神卫生纳入公共卫生服务做好工作，做出贡献。

3、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取得突破性进展、医疗保障政策逐渐加大为契机，关注民生，切实做好农村、城镇精神精人、老人病人的收治救助工作。配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特别是实行基本药物制度这一方针，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保障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权益。

社会福利范文篇10

关键词：社会福利事业；国家；社会；关系

改革开放时期，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崛起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民间社会几乎是从无到有，从零开始发展的，在其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国家的培育、引导与扶持，当然同时也伴随着国家的监督、管理与控制。“同西方的国家-社会对立的两分法模式明显不同的是，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建立在国家权力对民众生活的渗透这一前提下，政府通过基层权力的有效组织将社区建设同政府治理目标结合在一起，它使得第三部门同政府之间相互依靠，但基层的民众参与却必须通过政府权力机构组织才能完成，它并非是完全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1]社会福利事业作为民间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也具有这些属性和特征。社会福利事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领导控制模式。本文将以武汉市的社会福利事业为案例，具体考察和分析领导控制模式的主要特征和缺陷弊端，并在理论分析和考察国外社会福利事业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社会福利事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

一、领导控制模式的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基本方针是，既培育、扶持社会办福利事业的发展，又广泛利用社会的资源发展国家办的福利事业。在这些活动中，国家总是以一个大家长的面目出现，它与社会之间是上级与下属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而从未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过平等合作的关系。如武汉市现任民政局局长就认为，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就是为改变过去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投资、完全由国家包办包管的状态，逐渐实现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发展格局。[2]“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广泛参与”，这正是领导控制模式的基本内涵。

领导控制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国家对社会举办福利事业的鼓励、引导和扶持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动员督促社会组织及个人兴办福利事业，以及颁布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福利事业的优惠政策。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开始重视社会力量在兴办社会福利机构上的作用，积极鼓励、扶持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福利机构，不过此时已主要是通过政策手段间接地进行引导和推动。如2000年11月武汉市政府制定公布了14项优惠政策，包括：在经费方面，各级财政部门将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将一部分资金用于鼓励、支持和资助各种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在建设方面，社会福利机构的建设用地将划拨供地或在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取标准上适当降低，新建社会福利建设项目，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将酌情减免，并免交城市污水处理费；在税收方面，社会福利机构的社会福利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按照现行国家税法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等。国家办福利机构、社会办养老机构和社区福利服务机构均可享受这些优惠政策。[3]2003年11月初，武汉市民政局向媒体宣布，凡有土地、房屋，预备床位在20张以上，每床位配套资金在3000元以上，配有相应的工作人员和设施的单位或个人，均可向民政部门申请开办福利院。[4]这些政策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福利事业，以加快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进程。

2．社会办福利事业对国家在组织体系上的依附性

截至目前，中国城市民间社会办的福利机构和团体无不是在政府的一手扶持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出现是国家有意让出一部分社会空间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行动的限度，也就是说凭借政府现有的财力和物力，无法对大量的弱势人群很好地履行社会保障的职责。政府为了缓解这个治理危机，通过从自身内部分化出或培育出非营利组织的方式，以合法地获取民间社会的各种资源，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这种在政府的精心呵护下产生和成长的福利机构和团体，必然对政府具有很大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首先表现在组织体系上。我们以武汉市最大的社会福利团体武汉市慈善会为例做一考察。该会的前身是市社会福利慈善会，社会福利慈善会和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实行合署办公，也就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998年武汉市慈善会成立后才与社会福利处分离。但为了解决办事机构人员的编制问题，市民政局找到一个变通办法，即向市政府编制委员会申请设立了“武汉市慈善服务中心”，为事业编制机构，挂靠于慈善会，这样就使慈善会的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有了稳定来源，但也使慈善会继续处于政府的依附地位。慈善会的领导成员大多是由市政府和民政局的领导兼任。如慈善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由当时的副市长陈华芳担任，第一副会长由市民政局局长李杰矩担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由市民政局副局长杨战兵担任。这既体现了政府对民间团体和慈善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又保持了对它们的领导和控制。

3．国家对社会办福利事业的监管和规范

除了对社会举办福利事业的倡导、扶持外，国家出于本能和职责还要对其进行监督和控制，也就是行使对社会活动的管理职能。一般来说，国家对民间社会活动的监督控制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功能。在改革开放时期，这种监控对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要大于其消极作用。武汉市福利事业发展到目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即是明证。因为民间社会自发举办的福利机构，确实存在散、乱、差、良莠不齐的缺点，在其服务活动中很容易损害作为弱势群体的服务对象的权益。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对其进行监督和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国家监督、控制社会办福利事业所带来的一些缺陷和弊端。

2002年9月，武汉市民政局颁布实施了《武汉市社会养老机构管理实施办法》，该办法既允许所有的合法组织和个人投资举办社会养老机构，又对举办社会养老机构的审批、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较严格的规定。这反映出国家既鼓励倡导社会力量举办福利机构，又担心社会办福利机构一哄而起导致良莠不齐，甚至不法分子乘机招摇撞骗、谋取私利，从而损害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作为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的表现，国家既在政策导向上提倡和鼓励社会办福利机构，又在具体实施中设置较高的门槛，并加以严格的约束和监督。如它规定，凡组织或个人欲举办社会养老机构，必须向拟设置社会养老机构所在地的区民政部门提出筹办申请，区民政部门作出同意筹办的决定后才能进行筹办。筹办结束具备开业条件时，必须向同意筹办的民政部门申请领取《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而只有符合社会养老机构设置的六项基本标准，民政部门审查和实地验收合格，才发给该证书。取得证书后还必须到民间组织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然后才能开业；社会养老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必须报物价部门审批后才能执行；社会养老机构应当在每年3月31日前向业务主管部门提交本年度的工作报告和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并报送统计报表和财务报表；社会养老机构将其所属固定资产租赁或转让时，必须经民政部门和登记机关同意后，才能办理有关手续；社会养老机构接受捐赠时应把捐赠数额和使用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区民政部门；区以上民政部门应当依据社会养老机构行业标准对社会养老机构进行年度检查等。

二、领导控制模式的缺陷和弊端

前文说过，城市的社会办福利事业是在国家一手发起、培育和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国家与社会办福利事业之间的关系既有倡导、鼓励和扶持的一面，也有监督、管理和控制的一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相结合、配合依赖、交融渗透的关系。由于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强势地位，几乎完全主导和控制了社会力量的活动，从而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领导控制模式。这种模式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导致了一些缺陷和弊端，有些还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力量自主性和活力的缺失。由于国家发展社会办的福利事业，其初衷和目的是为了在自身资源有限紧张的情况下，让社会力量利用自身资源举办一些福利事业，以补充国家办福利事业的不足，缓解福利供需之间的突出矛盾。因此，在起初社会办福利事业只是国家应付供给不足的手段，其地位和作用并不被国家所重视。只是到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重视起来，不但将社会与国家作为福利事业的两大举办主体相并列，而且将以社会举办为主、“大社会、小国家”作为福利事业发展的方向。但是社会办福利事业自始至终都是在国家的发动、推动和培育下成长和发展的，而且国家同时还要进行严格地监督、规范和管理。这种国家主动发起、社会被动响应造成了社会办福利事业缺乏自觉性和内在活力，形式大于内容。此外，国家对社会力量举办福利事业的诸多限制和过于严格的监管也使其深受束缚，无法施展手脚，因而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社会力量也就丧失了投身于福利事业的积极主动性。

第二，“大国家、小社会”模式造成国家政策对社会办福利机构的歧视，以及国家办与社会办福利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到目前为止，社会福利事业还是“大国家、小社会”的格局。而且社会办福利机构中除了国有企事业单位、街道等举办的机构以外，真正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福利机构可谓少之又少，如武汉市到2000年时只有6家，床位460张，占全市总床位的比重还不到8%。由于国家发展社会办福利机构的目的只是替国家分担福利供给的责任，以减轻国家承受的民众福利需求的压力，因此国家的政策对社会办福利机构的歧视就在所难免了。如迄今为止，政府的经济资助还只给予国家办的福利机构，社会办福利机构还无权享受。此外，国家每年均发行福利彩票，其目的就是将募集资金用于资助社会福利事业，然而迄今募集的资金却只资助了国家办福利机构，而将社会办的福利机构完全忽略。诸如此类国家政策上的歧视还很多，十分不公平。

由于国家办福利机构历史上的垄断和优越地位，以及国家政策对社会办福利机构的歧视，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本来就起点低、资源有限的社会办机构在同国家办机构的竞争中天然处于劣势。这样的结果是导致了国家办与社会办福利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两者的发展水平、物质条件差别很大。如武汉市国家办福利机构到19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化的改革，加上国家拨款逐年增加，其硬件软件设施和收养对象的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善。然而同期社会办福利机构的状况与之相比，却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大多数社区和街道举办的福利院硬件、软件设施都较差，不仅有床位少、基本上没有安装空调等“硬伤”；而且也有服务和管理人员素质差、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等“软伤”。

三、福利供给主体的关系模式改革：合作互制模式

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福利事业的这些缺陷和弊端，是由领导控制模式的过渡性和不合理性所决定的。只有进一步地改革社会福利事业，它们才能逐步地得到克服和消除；也只有到新的科学合理的福利事业模式建立时，这些缺陷和弊端才能消失。那么，对于中国社会福利事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来说，什么模式既是科学合理的，又适合中国国情，从而可以作为改革的目标呢？通过理论分析和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福利事业的经验，本文认为合作互制模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顾名思义，这种模式有两个基本的内涵，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二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制。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1．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

现代社会福利事业供给主体的角色结构应该是小国家-大社会模式，在福利服务的供给中民间社会占了主体地位，国家居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但是由于社会力量举办福利事业有一些固有的缺陷和不足，这被美国学者萨拉蒙称为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包括慈善的资源不足、慈善的特殊主义、慈善组织的家长作风以及慈善的业余主义等，而这些不足正好是国家之长，因此就由国家出面进行弥补和补救。另一方面，政府在提供福利服务时也有许多弊端，这些短处又正好是社会之长，需要社会来介入和替代。这样经过长期不断的调适，逐渐形成了两者基于比较优势和互补性的分工合作关系。这种理论解释被称为相互依赖理论，主要由萨拉蒙提出，是当今西方社会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

分工合作关系的基础是分工，没有分工就谈不上合作。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分工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横向分工是指国家与社会在社会福利服务中存在着业务上的分工，一般国家负责的服务是那些政策性较强、具有强制性的业务，因此需要借助政府权威加以执行；而民间社会提供的服务则是那些纯粹服务性的非政策性业务，服务对象自愿接受服务，机构与服务对象之间是平等服务的消费关系。这种服务占了社会福利服务的大部分。因此在福利服务的供给格局中，民间社会起到主要的作用，政府则起到补充的作用。纵向的分工是指国家和社会在供给福利服务过程中的分工，它表现为国家负责供给福利服务的第一个环节即提供资金，而社会则负责后一个环节，即提供福利服务的工作。

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或地区都实行了上述横向和纵向的分工与合作。例如香港现有的福利事业体制就可归纳为政府统筹资助、社会广泛参与、民间承担服务。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实施宏观管理，资助、监督民办福利机构。香港社会福利团体共管理着2900多个福利服务机构，政府直接举办和管理的福利机构共有360多个，此外还有少量私人开办的福利机构，其中绝大多数的福利机构都接受政府的资助，如1998年香港共有2872个社会办福利机构接受了社会福利署的资金资助46.34亿元，占社会福利署总支出的75%，政府举办的福利机构接受的资助只占政府总支出的25%。政府的拨款占到社会办福利机构全部收入的80%以上。[5]在西方发达国家（含日本），一般来讲，以社会福利服务为主业的非营利组织，其资金收入大部分也是来自政府资助，在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形成了政府资助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的福利运作模式，或者换一种说法，政府是社会福利服务经费的主要来源，民间非营利组织是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我们可以美、英、法、德、意大利、日本六国为代表进行考察。从总体上看，这六个国家的社会办的福利组织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政府支持，政府资助占到了这些福利组织全部收入的58%。如果分国别来看，除了英国以外，其他5个国家社会办福利组织的收入中政府资助的份额都占到了一半以上。具体情况见下表：

法国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美国

日本

全部

份额

60

83

26

60

51

65

58

发达国家的政府资助占社会办福利组织机构收入的份额（%）

2．国家与社会的互制关系

国家和社会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还要进行互制。互制是本文提出的新概念，顾名思义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包括国家对社会的监督、规范和引导以及社会对国家的约束、限制和影响等。这种互制“不是传统的‘民反官’式的模式，而是在总的价值原则上与国家一致的、二者间在合作中相互制约的模式”。[6]合作的主要内涵是互动，互制和互动是相反相成、辩证统一的一对关系，合作互动是相互促进、相互带动的积极的含义，互制则是相互约束、相互抑制的消极的含义。互制的前提是双方之间独立自主和自治。如果一方是另一方的附属物，听命于对方，就谈不上互制甚至合作互动。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西方国家，国家和社会之间也都程度不同地形成了一种互制关系。例如在香港，政府与民间福利组织之间就存在着一种互制关系。在福利服务领域除了由行业协会实行自律性的自治，进行自我管理以外，还必须有政府进行宏观的监督管理。这是因为无论是服务机构还是行业协会，都存在一定的特殊利益，有可能与社会公共利益出现矛盾，这就需要政府出面代表社会的利益进行监督管理。反过来，民间福利组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政府的行为。如行业协会可以影响政府社会政策的制定，代表成员机构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以及通过向政府反映政策执行的情况，促进政府检讨和修改相关政策。行业协会还可以代表福利服务行业或某些会员与政府交涉，维护本行业或会员的合法权益。在西方国家，由于民间团体的繁荣强大和悠久的市民社会传统，民间福利组织对政府的制约作用要显著得多。即使这种作用由于二战以来福利国家的兴起而有所弱化，但它一直是存在的，而且西方思想界也不断地对这种制约作用的弱化趋势进行揭露和批判。如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一书中对福利国家将越来越多的功能委派给“政治上适合的”私人行动者的倾向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私人行动者放弃了他们作为对国家行为的批判者的角色。[7]p(268)民间社会在当代又被称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理论家们也认为，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参与式的公民社会将使国家更加负责任地行动并对公民的需要更快地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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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熊跃根.转型经济国家中的“第三部门”发展:对中国现实的解释[J].社会学研究,2001,(1).

[2]万勇局长做客“政协论坛”畅谈社会福利社会化[DB/OL].武汉市民政局网站,2004.10.26.

[3]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通知[DB/OL].中国武汉网,2003.12.

[4]武汉市民政局昨宣布单位个人可申办福利院[DB/OL].荆楚在线.2003.11.3.

[5]黄黎若莲.“福利国”、“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市场化”探索与反思[J].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1,(1).

[6]鲁品越.中国历史进程与市民社会之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2).

[7]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OntheReformoftheModeloftheRelationsbetweenStateand

SocietyinSocialWelfareServices

——AReviewwithWuhanasaCase

LIZhan-le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