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范文10篇

社会分层范文篇1

[论文摘要]社会分层是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社会分层的定性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方向性，而且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对社会分层现象的制度选择。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分层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今天的人们都深信，要寻求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出现的原因，只能立足于这个世界本身，所以，所有关于人的事情的原因同样也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而且，归根结底要在人身上寻找。”[1]对于社会分层的正确认识同样也只有从人身上去探求。“人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因为其他各种疑问（关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和未来，甚至社会分层）只有在指向人自己的存在时才具有意义。社会分层是社会学里的一个基本概念。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地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一、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

人类源于自然，却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存在。在人出生之时，自然只给予人最基本的生存前提，而将塑造人的任务交给了人自己。不同于其他完全由自然所引起和决定的生物，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创造者，人正是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促使自然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来满足自己需要。这样，“人类在与自然母体分离之后，凭借着自己所获得的能力，创建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文化的、日益文明的‘人的世界’，从此之后，人便开始成为一种追求理想、创造价值的属人世界的理性存在。”[2]也就是说，社会分层是人在塑造自己、塑造社会、塑造世界的过程中的自身能力的发挥和表达的客观结果。

从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社会分层的活动或形成显然最终有赖于人类共同体的成员所具有的能力。在人类共同体里，每一个人都具有某种使其成员适应其职责的独特的能力，而且这个共同体实质上存在于能力相互关联的活动之中，这种联系既是他们能力发挥的基础，也是他们形成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客观必然。因此，社会分层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好像是人们的资源占有量的描述。我们不应在此停止不前，而应继续探究这种概念的内涵。这样我们就会立刻看出其含义，即社会分层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充分表现自己的能力特性，以适应——实际上是促进——形成这个共同体的各种关系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分层都是一面镜子，或者说是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对整个社会的反映。一个健全的国家组织会通过某种必要的联系使个人的能力特性得到健全的平衡与调节。

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取决于他的能力、性格和行为，我们并不知道也不关心他是靠当矿工还是当教师表现自己能力。社会分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它是我们个体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在社会分层中是无需重视社会分工的，除非你愿意这样做。所以，承认个体生产力的自由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层不再是一种有关社会分工的制度，在实践活动中，它实际上作为一种描述人的能力的发展的结果而存在，表明的是人们的能力和行为。任何正常的社会分层也无法使层级的差别依附于社会分工的差别。但是，虽然在由正常的社会分层所规定的层级差别的意义上，社会分工已不再决定社会层级，但是从较狭窄的意义上说却依然是并必然始终是测量正常的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按我们探询的思路来说，以个人能力为一方和以社会分工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是与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词有关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工这两个概念有很大的区别。从个人的自由开始，我们会发现社会分层是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的结果，个人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具有自主性；而社会分工则是社会生产对个人的一种要求，个人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缺乏自由性。因此，一个人的社会层级，从表明他的职业涉及什么样的能力发挥的意义上说，非常接近于他的个性能力的核心。但从原则上说，社会分层是依据人的能力的分工，社会分工则是依据社会生产需要的分工。

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这是人类对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职业差别越发凸显。由于特定的职业（包括政府部门职业）要求在职者具备特定的能力，这样具有特定能力的个人与相应的职业自然地形成“门当户对”的配对。这样配对的结果是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形成职业、收入、声望、权力等资源分配不等的具有层次差别的阶层。社会上不同职业由于在重要程度、能力要求等方面存在不同，客观上需要各方面能力差别不等的人来做相应的工作。即所谓各就其位，各尽所能。这样社会才能协调运转。只有当劳动分工基于一种服务于人的能力发展的实践，在一个共同体中变得很明显时，才会进一步了解个人能力的独特地位，给个人的能力打上标记并塑造它。有组织的社会总是从职业中看出能力的一一合理的职业分工从独特的能力中心得到较深刻的反应，或在其中采取比较具体的形式。在个人被号召使他自己适应于为共同利益作出特殊贡献时，他就会显示出自己的能力特性。这样，他就成为了“重要人物”，成为社会分层中的某一个阶层的因子。

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一点：在这种社会分层形成过程中，一个人除非能够承认他所在的共同体，否则他就不能在其中随意地发现并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这样社会分层会从社会分工中获得自身的发展，特别能适应为维持社会或国家的一般需要。当社会分层发展的结果是它“有意识地”采取社会整体的逻辑所要求的形式时，它的发展在原则上就是社会分工精神。如果社会分层脱离了社会分工的原则，自认为重于一切——要独立存在，或者说要为它本身而纯粹的存在——便会失去赋予它价值的那种社会联系，而成为纯粹的概念。

二、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化

我们一直认为，社会和国家在作为手段发挥人类的能力方面是有价值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社会和国家的一面是不可避免的条件（因为人的能力发展在与外界隔绝时是不完整的），但是，它们是由众多的人群形成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当数目众多的人的自由参与，即由许多自我的要求和关系直接影响人类的能力的情况消失时，社会分层并不会遭到破坏。人的能力在得到它们的支持而增强后，会沿着排除各种矛盾，形成自己的世界，使自己的能力沿着全面发展道路继续前进。社会或国家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分层的促进力量，但它们的形成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直接为了发展每一个个体的能力的需要，它们的目的也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社会的”。相反地，应当把它们看作为了实现某些人的利益而在国家范围内并以国家名义而进行的一种能力资源分配；看作“公共意志”以比较不确定的形式显示的部分阶层超级发展，而部分阶层受到限制的更充分的表达；并从全体的意识所固有的这个意义上把它们看作只要他们能够占有就会占有本不应属于他们的“他人能力”。这样，在社会或国家的干预下，人的能力发展或发挥程度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再加上一些人占有了本不应属于他们的“他人能力”，社会分层就不再是其原本的发展状态了，而是表现为他的异化形态——社会分化了。

这样，我们已可大致概括地描绘出社会分化的内容，它蕴含于现实的社会分层中，但并不完全，而且是以异化的方式实现的。正是由于这种内涵，我们才会意识到社会分层——自由才能的发挥不受阻碍——在不给自我加上重担并“迫使我们自由”的一种制度中才能找到。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一些人的个性能力被缩减到了最低限度。不同的社会时期，政治、经济这两种力量以社会制度的方式安排着社会的分化，而这两种力量的互动又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政治方面，集权社会的政治权力可谓是社会分化的主导力量。任何社会阶层的沉浮都是由这种权力决定的，并且也主要以权力为标准划分社会等级。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分化主要都是建立在各种政治权力的条件之上，并以等级制的形式出现；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近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完善，经济对社会分化的影响逐渐上升，甚至成为主导力量，杜会分化则是以职业、收人和社会声望等“公平“的经济事实不平等的形式出现的。

“阶级”或“等级”是社会分化的最常见的形式。在这里，社会分层的异化被国家以一种强制力赋予了“合法”的外衣。“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3]“阶级”或“等级”在失去或未获得能使其本身适应功能并使功能适应社会逻辑的能力时，会显得重于一切，好像是关于优先权和特权的一种绝对而不可动摇的准则。这种社会分层的异化，是对人的能力自由发展的否定，表现为混淆社会分层原则，甚至会与私有财产的原则相混淆，对其成员或社会，或者对二者都是一种压迫。但这种弊病的实质，是使社会分层的功能失去它在社会制度内自由地合乎逻辑地适应变化的特点。社会分化已经把社会分层僵化了，不是像一个活的有机体那样使自己适应客观存在的事实和需要，而是固守着一个异己的原则，从而变成了社会逻辑中的一个异化或社会机体中的一个毒瘤。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分化表现为不同等级资源占有的差异。这种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不是基于个人能力的结果，去有效维持社会激励机制，而是差异的形成过程的不公平，破坏了公民的和谐正义感，加强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所以，要在社会或国家的制度层面上尽可能完善并符合正义的要求，排除由于制度缺位造成的社会分化。在我国，政府依靠行政权力调控经济资源、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问题还很严重，“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政府几乎成为了各种资源交换的中介，不但滋生官员的腐败行为，而且强化了社会分化的冲突。

现实的生活中，社会分化程度会由于社会流动的加速而得到缓解。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紧密相关的概念，指个人关系空间的变动，可能是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也可能是在同一阶层内的不同层次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往往伴随着人的能力的发挥和能力资源的再分配。社会流动打破了等级的凝固状态，抵消了社会分化引起的区隔化认同，给底层带来跻身中上阶层的希望，对于缓解由于社会分化引起的矛盾有积极的作用。通过提高社会流动的速率，通过不同等级之间的加速循环，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虚幻的期望心理，从而缓和等级间蓄积的冲突能量，让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避免在社会中发生较大的冲突。这是因为，底层群体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向更高等级的迈进上，降低主观心理压力，与此同时也会在客观上积极促成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壮大。[4]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非法占有“他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当作向更高等级的迈进的捷径，社会腐败现象将会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三、社会分层与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分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联系与区别在现实生活中总是通过一种含混的表达法表现出来。这一事实会使人误解：觉得这三者只不过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层进而带来社会分化——其本质的内涵是一样的。然而，正如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很明显，社会分层作为个体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说是一种模式或一个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事实。它意味着某些特性，这些特性既是由我们所认为的正常的社会分层所表现出来的，又包含着对社会和国家本身提出的各种的要求。对社会和国家的要求在社会分层特征的表现中是重要的。所以，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尊重实质上毕竟是维持一种生活方式的责任——不是一般的生活，而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生活，我们把这种生活称之为最人道的生活，并根据它来辨认和处理异己的个人和共同体所拥有的权利。这一概念是反对把所有的人都视为同一共同体中具有相同的生产力和职业的成员的。这是遵循我们的这个一般信念：决定社会分层的价值的不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而是人的发展。当然，如果个人的发展不能满足社会和国家的合理需求，它们也会变得自相矛盾的。

这样，我们又回到社会分层的功能方面提出的一些想法。每个人通常似乎都能从自己的生活模式中得到满足。在我们看来，这和我们必须有社会分层来促进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看法不会发生矛盾。但是，这种情况会使我们审慎地对待关于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并乐于承认社会分层的某种模式不可能普遍适用于人类本性的种种可能性。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分层应当受我们所能理解的人类社会需要的指导，而这最终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生产力的全面释放。不过，我们是从纯理论的逻辑推演出发，认为我们的社会分层本身代表着进步的目标，这与承认必须有一种可普遍适用于人类本性的社会分层，是有区别的。而在普遍适用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可能会走其他社会和国家已经走过的路，不会听任社会分层自然发展。此外，如果说社会和国家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是不可批评的，那么，任何一种关于社会分层的观念亦复如此。而提到“人的全面发展”也只是提出了问题，即根据要加以实现的人类的全面发展来了解社会分层的本质是什么。

显然，这种美好的社会分层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社会实践是达到一切满足的手段，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真正的方式。人类所产生的一切社会分层就每一特定的方面来说都依附于社会实践，并排斥依附于其“身体”上的强权。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没有哪一种社会分层带有强权的性质或实际上成为它的一部分。因此，正如我们已经充分理解的，很容易有这样的看法：社会和国家干预的基本危险在于使独特的个人能力发展受到来自“他者”的某种强力干扰，从而损害了这种能力发展的显著特点一一它的自由。那是否意味着要完全排除社会和国家的约束呢？应当消除这种偏见，这对我们的观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暴力还是自动的恶俗或强权的制度或文化思想与一个人的能力发展相对立，并非因为它们是来自“他者”，而是因为其干扰的性质与这种高度自我突出的能力发展的性质相对立，因为它们的“非法性”与后者的“合法性”可以说是势不两立的，它们经常从自己的强力立场出发，成为我们所说的“异己力量”，与高度自我突出的社会分层完全对立。问题在于它们的“性质”和倾向，个人发展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和隔离，而不是它们对社会分层的约束和调控。但是，在许多时候，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作用并不在于他们的“异己”，而在于使社会分层能够对社会和国家的共性作出独特贡献的调控行为或服务。

因此，只有当社会和国家行为有利于发挥个人能力的作用的一面毫无疑问地超过侵犯的一面时，它才会被认为是正当的。如果把这样做看成社会侵犯了个人，那就是把社会分层绝对化、理想化了，是不正确的。严重之处是，认为只要社会和国家在其中起作用，就是一种非法强权在干预社会分层健康的发展逻辑；也可以说是强迫作用在干扰自由的发展。社会分层健康的发展逻辑，即合乎逻辑发展的、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分层体现，决不仅仅是与社会行动相对立的个人行动，而是据以要求任何个人在争取自己生产力最大化时效忠于社会的总目标和总意志。每一次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调控，只要不是意味着个体生产力发展的退化和社会分化，而是能给个体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就必然会被认为是正当的。社会或国家对社会分层的调控，不应意味着去维护一种堕落的情况，而应意味着一种必须使弱者变强的具有普遍持久意义的要求；不应当把对处于最弱状态的人的关心和对处于最强状态的人种种可能性的关心一一不论是现存的可能性还是在那些不起作用的穷人的最不幸状况中至少成为象征的可能性一一分开；而应当使社会分层的目标和精神与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真正意义联系起来。

总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具有容观性和必要性。正如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社会分层并不在于使阶层差别缩小到不能再分的最小程度，而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体生产力扩大到最大程度，大到能够包括在一个不容侵犯的统一体内可能有的最大的存在。过去我们抵制社会分层（社会分化），提倡平均主义。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拒绝的并不是社会分层，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异化。合理的社会分层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果说没有合理的社会分层，那就等于说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在我们的微妙而又复杂的社会中，对一种社会分层的承认是可以支持的，调整并重新唤醒社会分层的作用，保持这种作用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如果我们的理智自身不能保持它来抵制即使是我们自己所愿意接受的社会异化的话，那就是社会调控的根源，而真实可靠的社会就是对一切异化的限制和消除。

[参考文献]

(1)(意)巴蒂斯塔·莫迪恩.哲学人类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36.

(2)李燕.文化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4)孙健,丁建定.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5):41.

社会分层范文篇2

[论文摘要]社会分层是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社会分层的定性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方向性，而且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对社会分层现象的制度选择。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分层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今天的人们都深信，要寻求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出现的原因，只能立足于这个世界本身，所以，所有关于人的事情的原因同样也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而且，归根结底要在人身上寻找。”[1]对于社会分层的正确认识同样也只有从人身上去探求。“人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因为其他各种疑问（关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和未来，甚至社会分层）只有在指向人自己的存在时才具有意义。社会分层是社会学里的一个基本概念。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地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一、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

人类源于自然，却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存在。在人出生之时，自然只给予人最基本的生存前提，而将塑造人的任务交给了人自己。不同于其他完全由自然所引起和决定的生物，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创造者，人正是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促使自然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来满足自己需要。这样，“人类在与自然母体分离之后，凭借着自己所获得的能力，创建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文化的、日益文明的‘人的世界’，从此之后，人便开始成为一种追求理想、创造价值的属人世界的理性存在。”[2]也就是说，社会分层是人在塑造自己、塑造社会、塑造世界的过程中的自身能力的发挥和表达的客观结果。

从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社会分层的活动或形成显然最终有赖于人类共同体的成员所具有的能力。在人类共同体里，每一个人都具有某种使其成员适应其职责的独特的能力，而且这个共同体实质上存在于能力相互关联的活动之中，这种联系既是他们能力发挥的基础，也是他们形成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客观必然。因此，社会分层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好像是人们的资源占有量的描述。我们不应在此停止不前，而应继续探究这种概念的内涵。这样我们就会立刻看出其含义，即社会分层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充分表现自己的能力特性，以适应——实际上是促进——形成这个共同体的各种关系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分层都是一面镜子，或者说是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对整个社会的反映。一个健全的国家组织会通过某种必要的联系使个人的能力特性得到健全的平衡与调节。

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取决于他的能力、性格和行为，我们并不知道也不关心他是靠当矿工还是当教师表现自己能力。社会分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它是我们个体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在社会分层中是无需重视社会分工的，除非你愿意这样做。所以，承认个体生产力的自由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层不再是一种有关社会分工的制度，在实践活动中，它实际上作为一种描述人的能力的发展的结果而存在，表明的是人们的能力和行为。任何正常的社会分层也无法使层级的差别依附于社会分工的差别。但是，虽然在由正常的社会分层所规定的层级差别的意义上，社会分工已不再决定社会层级，但是从较狭窄的意义上说却依然是并必然始终是测量正常的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按我们探询的思路来说，以个人能力为一方和以社会分工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是与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词有关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工这两个概念有很大的区别。从个人的自由开始，我们会发现社会分层是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的结果，个人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具有自主性；而社会分工则是社会生产对个人的一种要求，个人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缺乏自由性。因此，一个人的社会层级，从表明他的职业涉及什么样的能力发挥的意义上说，非常接近于他的个性能力的核心。但从原则上说，社会分层是依据人的能力的分工，社会分工则是依据社会生产需要的分工。

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这是人类对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职业差别越发凸显。由于特定的职业（包括政府部门职业）要求在职者具备特定的能力，这样具有特定能力的个人与相应的职业自然地形成“门当户对”的配对。这样配对的结果是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形成职业、收入、声望、权力等资源分配不等的具有层次差别的阶层。社会上不同职业由于在重要程度、能力要求等方面存在不同，客观上需要各方面能力差别不等的人来做相应的工作。即所谓各就其位，各尽所能。这样社会才能协调运转。只有当劳动分工基于一种服务于人的能力发展的实践，在一个共同体中变得很明显时，才会进一步了解个人能力的独特地位，给个人的能力打上标记并塑造它。有组织的社会总是从职业中看出能力的一一合理的职业分工从独特的能力中心得到较深刻的反应，或在其中采取比较具体的形式。在个人被号召使他自己适应于为共同利益作出特殊贡献时，他就会显示出自己的能力特性。这样，他就成为了“重要人物”，成为社会分层中的某一个阶层的因子。

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一点：在这种社会分层形成过程中，一个人除非能够承认他所在的共同体，否则他就不能在其中随意地发现并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这样社会分层会从社会分工中获得自身的发展，特别能适应为维持社会或国家的一般需要。当社会分层发展的结果是它“有意识地”采取社会整体的逻辑所要求的形式时，它的发展在原则上就是社会分工精神。如果社会分层脱离了社会分工的原则，自认为重于一切——要独立存在，或者说要为它本身而纯粹的存在——便会失去赋予它价值的那种社会联系，而成为纯粹的概念。

二、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化

我们一直认为，社会和国家在作为手段发挥人类的能力方面是有价值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社会和国家的一面是不可避免的条件（因为人的能力发展在与外界隔绝时是不完整的），但是，它们是由众多的人群形成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当数目众多的人的自由参与，即由许多自我的要求和关系直接影响人类的能力的情况消失时，社会分层并不会遭到破坏。人的能力在得到它们的支持而增强后，会沿着排除各种矛盾，形成自己的世界，使自己的能力沿着全面发展道路继续前进。社会或国家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分层的促进力量，但它们的形成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直接为了发展每一个个体的能力的需要，它们的目的也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社会的”。相反地，应当把它们看作为了实现某些人的利益而在国家范围内并以国家名义而进行的一种能力资源分配；看作“公共意志”以比较不确定的形式显示的部分阶层超级发展，而部分阶层受到限制的更充分的表达；并从全体的意识所固有的这个意义上把它们看作只要他们能够占有就会占有本不应属于他们的“他人能力”。这样，在社会或国家的干预下，人的能力发展或发挥程度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再加上一些人占有了本不应属于他们的“他人能力”，社会分层就不再是其原本的发展状态了，而是表现为他的异化形态——社会分化了。

这样，我们已可大致概括地描绘出社会分化的内容，它蕴含于现实的社会分层中，但并不完全，而且是以异化的方式实现的。正是由于这种内涵，我们才会意识到社会分层——自由才能的发挥不受阻碍——在不给自我加上重担并“迫使我们自由”的一种制度中才能找到。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一些人的个性能力被缩减到了最低限度。不同的社会时期，政治、经济这两种力量以社会制度的方式安排着社会的分化，而这两种力量的互动又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政治方面，集权社会的政治权力可谓是社会分化的主导力量。任何社会阶层的沉浮都是由这种权力决定的，并且也主要以权力为标准划分社会等级。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分化主要都是建立在各种政治权力的条件之上，并以等级制的形式出现；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近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完善，经济对社会分化的影响逐渐上升，甚至成为主导力量，杜会分化则是以职业、收人和社会声望等“公平“的经济事实不平等的形式出现的。

“阶级”或“等级”是社会分化的最常见的形式。在这里，社会分层的异化被国家以一种强制力赋予了“合法”的外衣。“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3]“阶级”或“等级”在失去或未获得能使其本身适应功能并使功能适应社会逻辑的能力时，会显得重于一切，好像是关于优先权和特权的一种绝对而不可动摇的准则。这种社会分层的异化，是对人的能力自由发展的否定，表现为混淆社会分层原则，甚至会与私有财产的原则相混淆，对其成员或社会，或者对二者都是一种压迫。但这种弊病的实质，是使社会分层的功能失去它在社会制度内自由地合乎逻辑地适应变化的特点。社会分化已经把社会分层僵化了，不是像一个活的有机体那样使自己适应客观存在的事实和需要，而是固守着一个异己的原则，从而变成了社会逻辑中的一个异化或社会机体中的一个毒瘤。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分化表现为不同等级资源占有的差异。这种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不是基于个人能力的结果，去有效维持社会激励机制，而是差异的形成过程的不公平，破坏了公民的和谐正义感，加强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所以，要在社会或国家的制度层面上尽可能完善并符合正义的要求，排除由于制度缺位造成的社会分化。在我国，政府依靠行政权力调控经济资源、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问题还很严重，“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政府几乎成为了各种资源交换的中介，不但滋生官员的腐败行为，而且强化了社会分化的冲突。

现实的生活中，社会分化程度会由于社会流动的加速而得到缓解。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紧密相关的概念，指个人关系空间的变动，可能是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也可能是在同一阶层内的不同层次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往往伴随着人的能力的发挥和能力资源的再分配。社会流动打破了等级的凝固状态，抵消了社会分化引起的区隔化认同，给底层带来跻身中上阶层的希望，对于缓解由于社会分化引起的矛盾有积极的作用。通过提高社会流动的速率，通过不同等级之间的加速循环，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虚幻的期望心理，从而缓和等级间蓄积的冲突能量，让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避免在社会中发生较大的冲突。这是因为，底层群体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向更高等级的迈进上，降低主观心理压力，与此同时也会在客观上积极促成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壮大。[4]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非法占有“他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当作向更高等级的迈进的捷径，社会腐败现象将会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三、社会分层与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分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联系与区别在现实生活中总是通过一种含混的表达法表现出来。这一事实会使人误解：觉得这三者只不过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层进而带来社会分化——其本质的内涵是一样的。然而，正如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很明显，社会分层作为个体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说是一种模式或一个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事实。它意味着某些特性，这些特性既是由我们所认为的正常的社会分层所表现出来的，又包含着对社会和国家本身提出的各种的要求。对社会和国家的要求在社会分层特征的表现中是重要的。所以，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尊重实质上毕竟是维持一种生活方式的责任——不是一般的生活，而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生活，我们把这种生活称之为最人道的生活，并根据它来辨认和处理异己的个人和共同体所拥有的权利。这一概念是反对把所有的人都视为同一共同体中具有相同的生产力和职业的成员的。这是遵循我们的这个一般信念：决定社会分层的价值的不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而是人的发展。当然，如果个人的发展不能满足社会和国家的合理需求，它们也会变得自相矛盾的。

这样，我们又回到社会分层的功能方面提出的一些想法。每个人通常似乎都能从自己的生活模式中得到满足。在我们看来，这和我们必须有社会分层来促进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看法不会发生矛盾。但是，这种情况会使我们审慎地对待关于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并乐于承认社会分层的某种模式不可能普遍适用于人类本性的种种可能性。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分层应当受我们所能理解的人类社会需要的指导，而这最终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生产力的全面释放。不过，我们是从纯理论的逻辑推演出发，认为我们的社会分层本身代表着进步的目标，这与承认必须有一种可普遍适用于人类本性的社会分层，是有区别的。而在普遍适用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可能会走其他社会和国家已经走过的路，不会听任社会分层自然发展。此外，如果说社会和国家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是不可批评的，那么，任何一种关于社会分层的观念亦复如此。而提到“人的全面发展”也只是提出了问题，即根据要加以实现的人类的全面发展来了解社会分层的本质是什么。

显然，这种美好的社会分层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社会实践是达到一切满足的手段，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真正的方式。人类所产生的一切社会分层就每一特定的方面来说都依附于社会实践，并排斥依附于其“身体”上的强权。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没有哪一种社会分层带有强权的性质或实际上成为它的一部分。因此，正如我们已经充分理解的，很容易有这样的看法：社会和国家干预的基本危险在于使独特的个人能力发展受到来自“他者”的某种强力干扰，从而损害了这种能力发展的显著特点一一它的自由。那是否意味着要完全排除社会和国家的约束呢？应当消除这种偏见，这对我们的观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暴力还是自动的恶俗或强权的制度或文化思想与一个人的能力发展相对立，并非因为它们是来自“他者”，而是因为其干扰的性质与这种高度自我突出的能力发展的性质相对立，因为它们的“非法性”与后者的“合法性”可以说是势不两立的，它们经常从自己的强力立场出发，成为我们所说的“异己力量”，与高度自我突出的社会分层完全对立。问题在于它们的“性质”和倾向，个人发展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和隔离，而不是它们对社会分层的约束和调控。但是，在许多时候，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作用并不在于他们的“异己”，而在于使社会分层能够对社会和国家的共性作出独特贡献的调控行为或服务。

因此，只有当社会和国家行为有利于发挥个人能力的作用的一面毫无疑问地超过侵犯的一面时，它才会被认为是正当的。如果把这样做看成社会侵犯了个人，那就是把社会分层绝对化、理想化了，是不正确的。严重之处是，认为只要社会和国家在其中起作用，就是一种非法强权在干预社会分层健康的发展逻辑；也可以说是强迫作用在干扰自由的发展。社会分层健康的发展逻辑，即合乎逻辑发展的、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分层体现，决不仅仅是与社会行动相对立的个人行动，而是据以要求任何个人在争取自己生产力最大化时效忠于社会的总目标和总意志。每一次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调控，只要不是意味着个体生产力发展的退化和社会分化，而是能给个体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就必然会被认为是正当的。社会或国家对社会分层的调控，不应意味着去维护一种堕落的情况，而应意味着一种必须使弱者变强的具有普遍持久意义的要求；不应当把对处于最弱状态的人的关心和对处于最强状态的人种种可能性的关心一一不论是现存的可能性还是在那些不起作用的穷人的最不幸状况中至少成为象征的可能性一一分开；而应当使社会分层的目标和精神与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真正意义联系起来。

总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具有容观性和必要性。正如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社会分层并不在于使阶层差别缩小到不能再分的最小程度，而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体生产力扩大到最大程度，大到能够包括在一个不容侵犯的统一体内可能有的最大的存在。过去我们抵制社会分层（社会分化），提倡平均主义。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拒绝的并不是社会分层，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异化。合理的社会分层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果说没有合理的社会分层，那就等于说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在我们的微妙而又复杂的社会中，对一种社会分层的承认是可以支持的，调整并重新唤醒社会分层的作用，保持这种作用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如果我们的理智自身不能保持它来抵制即使是我们自己所愿意接受的社会异化的话，那就是社会调控的根源，而真实可靠的社会就是对一切异化的限制和消除。

[参考文献]

(1)(意)巴蒂斯塔·莫迪恩.哲学人类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36.

(2)李燕.文化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4)孙健,丁建定.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5):41.

社会分层范文篇3

关键词：社会分层；科技精英；社会流动

在当今世界进入的“知识经济”中，科技的发展已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科技的发展不可否认地带给人类社会极大的挑战与困境，如核战争、克隆技术等。但核技术也应用于发电和工业发展等，克隆技术有望帮助人类攻克某些疾病。所以，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已成为各国政府增强自身国力和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决定性的助推器。科学技术不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但离开科学技术的社会将面临无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科技精英则是科学技术的耕耘者和生产者。他们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和关键性因素。而科技精英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

一社会因素对科技精英的影响

科学社会学史表明，无论从纵向的时间看还是从横向的地域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默顿指出：“人们的职业兴趣转移的情况是随时代而异的。在一个社会里成为智力精英的兴趣中枢点的种种事业，在另一个社会里则很少受到注意。既然这些变化着的兴趣聚焦点全都是同一社会和文化复合体的组成部分……”［2］不仅“智力精英”是否走上科学技术创新道路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科学技术的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已成为科学技术精英的个体和群体也受到社会因素的种种或促进或阻碍的影响。第一，他们受各个社会的科技投入，科技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如学者指出的：“除了''''将一切工作在自己头脑中进行‘的数学家外，如今的科学普遍需要''''管理支出，其规模堪与工业企业相比’。［3］所以现在的科技精英们基本在科层制的组织中进行创造与发明。一个社会的科技制度背景对他们影响极大。第二，一个社会的科技精英分层位置，社会职业声望以及社会流动对科技精英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存在着社会分层。在一个若将科技创造视为“奇技淫巧”的社会，他们的社会地位会很低下，会有极少的人们从事这一职业。而在一个科学技术精英受到尊敬而仰慕的社会中，会极大地有利于科学和科技精英的成长的。一个开放型的社会分层比一个封闭型的社会分层会给科技精英们的大量出现创造条件。本文主要就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对我国的科技精英的影响作一分析。

二当前我国的社会分层情况分析

对于我国目前的社会分层的分析与研究存在着若干不同的理论与观点。有的学者采用收入的标准来划分阶级或阶层，有的学者以职业或职业声望来划分阶级阶层。他们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划分我国的阶级阶层，或以韦伯主义的“三位一体”划分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当然，就学者们各自关注的研究侧重点而言，这些有关我国阶级阶层的划分是可取的。陆学艺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出了一种较好的分析视角以及做出了比较客观的研究结果。虽然此书关于中国十大阶层的分类及对各阶层分析引起了一些争论，但作为一部国内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实证研究作品，他较好地考虑了我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情况”。从而有别于有些学者生吞某些理论后进行的国内阶级阶层分析。如其所指出的：“中国社会特殊的制度特征，又使人们感觉到一些制度因素也导致了人群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独特的制度分割标准。近年来已有大量的社会学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些制度性的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分化有重要影响。”［4］有学者指出：“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塑造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平等的形态这一观点已为学者普遍接受”。［5］因此，此书独特的制度分割维度和组织资源维度的分析对我国是比较恰当的，对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是比较客观的，是符合当下我国的实际情形的。他的十大阶层的划分为:

从表中我们看到，专业技术人员处于相对较下的社会位置。他们主要的特征是拥有文化资源。而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4］他们可以分为三大类。（1）科教文卫专业人员，所占比例达693％，（2）工程技术专业人员，所占比例为224％，（3）商贸服务业专业人员，主要是经济类业务人员。［4］从以上说明及当前关于十大阶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说专业技术人员基本就是科技精英们。

三当前我国社会分层对科技精英的影响分析

从我国当前社会分层的状况中我们可以认为：科技精英群体处于一个相对较弱的社会位置。另有学者在1999年在全国63个城市做了一次抽样问卷调查，做出了中国的职业声望量表。结果是市长，政府部长，大学教授是声望最高的三个职业。其中，高科技企业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分别处于第八和第十位。［6］在一个社会里，科技精英群体一般会经历一个最长的受教育时间。教育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应该成为最重要的决定社会地位的变量。“早在20世纪60年代布劳-邓肯研究社会地位获得的初始模型中，教育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就起着最重要的支持作用”。［4］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在我国当前很好地体现出来。“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低于以100多个国家为样本计算的收益率，”［7］在戴维•波普诺的《社会学》中，关于美国的社会阶级与贫困问题一章中，关于美国的五个阶级划分为：［8］

从表2中我们看出，美国专业技术人员是和经理同处于上层阶级。他们有高收入，高职业声望。另一个1996年美国的职业分层结构表明：美国的从业人员分成6个大的职业阶层。第一阶层是高级管理人员、经理和专业人员阶层；其中，专业人员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包括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教师等。［6］这两份资料都表明专业技术人员在美国处于第一阶层。因此，在美国的阶层分化的社会情景下，专业技术人员会有极少的流动性。他们的教育收益能得到较好的回报。社会地位很好。这和我国当前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分层位置形成比照。也反映出我国社会分层的一些问题与不合理性。而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我国当前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会产生更大的社会流动。造成科技精英的种种流失。虽然科技精英们以科学技术的研究创造应用和献身科学技术为职业的最高目标，他们有自己特殊职业操守和科学精神。但他们也食“人间烟火”，他们在“享受”现代社会幸福的同时，也承受现代社会的重负。所以当他们处在较低的社会分层时，上层社会阶层会对他们产生权威方面，组织资源等方面的吸引。而这种情况也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实证调查研究中得到说明。文中指出：“但专业技术人员却又一定比例流向这三个阶层。这种流动的方向性反映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更优势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专业技术人员愿意向上流动进入这三个阶层，而这三个阶层的成员不愿意向下流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总的来说，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出主要是两个方向：“从政”（流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和“下海”（流向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4］而留在本阶层内部不流动的专业技术人员是60．5%。［4］但国内接近四成的专业技术人员流向其它阶层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科技时代”的不小“逆流”。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其次，国内向国外的社会流动情况是：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才大量流失。学成回国留学人员基本不足50%。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第一，虽然出国留学人员并不全是科技方面的精英，他们也可能是其它方面的人才，但我们可以说，学成而没有回国的留学人员当中，肯定有大量的科技精英。第二，关于国内社会分层情况和科技精英向外流动的关系问题。由于我国的社会各项建设是在一个大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属于“迟发展国家”。社会是“迟发展社会”。因此，我们肯定会受到“迟发展效应”的负面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的物质条件，科学设施环境等方面会比国内更加优越和具有吸引。我在前文的分析中指出，由于科技精英们在国内的社会地位较下，一部分流向了更有优势的社会阶层，那么，他们流向更具优势的国外社会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了。当然，此处要说明的是，社会分层情况会是影响科技精英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没有决定论的色彩，即没有国内社会分层肯定会导致科技精英的向国外流动的判断。

四结语和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当下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现代的良性分层社会。如研究所指出的：“所以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还不相适应，存在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9］此种情况也使当下的社会流动不合时代的发展。即“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模式尚未最终形成”。［4］因此，科技精英出现了非常态流动。

那么，化解此问题的路径可以是：第一，提高科技精英的社会地位。这应该是制度方面的着手点。当科学技术的春天出现时，科技精英的春天也应同时出现，应该使教育的收益率得到较好体现。第二，营造科技精英成长、发展、创造的社会文化土壤。在一个长期“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文化影响下的智力精英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归”科技创造，不仅需要科技精英们的“超脱”。更需要我们社会打造一个符合现代社会的职业观。需科技精英舍弃“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投身治学求真理的科学天地。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刘易斯•科塞.理念人［M］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张衔.人才资本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社会分层范文篇4

关键词：社会分层；科技精英；社会流动

在当今世界进入的“知识经济”中，科技的发展已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科技的发展不可否认地带给人类社会极大的挑战与困境，如核战争、克隆技术等。但核技术也应用于发电和工业发展等，克隆技术有望帮助人类攻克某些疾病。所以，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已成为各国政府增强自身国力和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决定性的助推器。科学技术不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但离开科学技术的社会将面临无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科技精英则是科学技术的耕耘者和生产者。他们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和关键性因素。而科技精英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

一社会因素对科技精英的影响

科学社会学史表明，无论从纵向的时间看还是从横向的地域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默顿指出：“人们的职业兴趣转移的情况是随时代而异的。在一个社会里成为智力精英的兴趣中枢点的种种事业，在另一个社会里则很少受到注意。既然这些变化着的兴趣聚焦点全都是同一社会和文化复合体的组成部分……”［2］不仅“智力精英”是否走上科学技术创新道路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科学技术的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已成为科学技术精英的个体和群体也受到社会因素的种种或促进或阻碍的影响。第一，他们受各个社会的科技投入，科技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如学者指出的：“除了''''将一切工作在自己头脑中进行‘的数学家外，如今的科学普遍需要''''管理支出，其规模堪与工业企业相比’。［3］所以现在的科技精英们基本在科层制的组织中进行创造与发明。一个社会的科技制度背景对他们影响极大。第二，一个社会的科技精英分层位置，社会职业声望以及社会流动对科技精英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存在着社会分层。在一个若将科技创造视为“奇技淫巧”的社会，他们的社会地位会很低下，会有极少的人们从事这一职业。而在一个科学技术精英受到尊敬而仰慕的社会中，会极大地有利于科学和科技精英的成长的。一个开放型的社会分层比一个封闭型的社会分层会给科技精英们的大量出现创造条件。本文主要就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对我国的科技精英的影响作一分析。

二当前我国的社会分层情况分析

对于我国目前的社会分层的分析与研究存在着若干不同的理论与观点。有的学者采用收入的标准来划分阶级或阶层，有的学者以职业或职业声望来划分阶级阶层。他们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划分我国的阶级阶层，或以韦伯主义的“三位一体”划分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当然，就学者们各自关注的研究侧重点而言，这些有关我国阶级阶层的划分是可取的。陆学艺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出了一种较好的分析视角以及做出了比较客观的研究结果。虽然此书关于中国十大阶层的分类及对各阶层分析引起了一些争论，但作为一部国内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实证研究作品，他较好地考虑了我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情况”。从而有别于有些学者生吞某些理论后进行的国内阶级阶层分析。如其所指出的：“中国社会特殊的制度特征，又使人们感觉到一些制度因素也导致了人群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独特的制度分割标准。近年来已有大量的社会学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些制度性的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分化有重要影响。”［4］有学者指出：“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塑造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平等的形态这一观点已为学者普遍接受”。［5］因此，此书独特的制度分割维度和组织资源维度的分析对我国是比较恰当的，对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是比较客观的，是符合当下我国的实际情形的。他的十大阶层的划分为:

从表中我们看到，专业技术人员处于相对较下的社会位置。他们主要的特征是拥有文化资源。而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4］他们可以分为三大类。（1）科教文卫专业人员，所占比例达693％，（2）工程技术专业人员，所占比例为224％，（3）商贸服务业专业人员，主要是经济类业务人员。［4］从以上说明及当前关于十大阶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说专业技术人员基本就是科技精英们。

三当前我国社会分层对科技精英的影响分析

从我国当前社会分层的状况中我们可以认为：科技精英群体处于一个相对较弱的社会位置。另有学者在1999年在全国63个城市做了一次抽样问卷调查，做出了中国的职业声望量表。结果是市长，政府部长，大学教授是声望最高的三个职业。其中，高科技企业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分别处于第八和第十位。［6］在一个社会里，科技精英群体一般会经历一个最长的受教育时间。教育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应该成为最重要的决定社会地位的变量。“早在20世纪60年代布劳-邓肯研究社会地位获得的初始模型中，教育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就起着最重要的支持作用”。［4］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在我国当前很好地体现出来。“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低于以100多个国家为样本计算的收益率，”［7］在戴维•波普诺的《社会学》中，关于美国的社会阶级与贫困问题一章中，关于美国的五个阶级划分为：［8］

从表2中我们看出，美国专业技术人员是和经理同处于上层阶级。他们有高收入，高职业声望。另一个1996年美国的职业分层结构表明：美国的从业人员分成6个大的职业阶层。第一阶层是高级管理人员、经理和专业人员阶层；其中，专业人员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包括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教师等。［6］这两份资料都表明专业技术人员在美国处于第一阶层。因此，在美国的阶层分化的社会情景下，专业技术人员会有极少的流动性。他们的教育收益能得到较好的回报。社会地位很好。这和我国当前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分层位置形成比照。也反映出我国社会分层的一些问题与不合理性。而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我国当前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会产生更大的社会流动。造成科技精英的种种流失。虽然科技精英们以科学技术的研究创造应用和献身科学技术为职业的最高目标，他们有自己特殊职业操守和科学精神。但他们也食“人间烟火”，他们在“享受”现代社会幸福的同时，也承受现代社会的重负。所以当他们处在较低的社会分层时，上层社会阶层会对他们产生权威方面，组织资源等方面的吸引。而这种情况也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实证调查研究中得到说明。文中指出：“但专业技术人员却又一定比例流向这三个阶层。这种流动的方向性反映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更优势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专业技术人员愿意向上流动进入这三个阶层，而这三个阶层的成员不愿意向下流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总的来说，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出主要是两个方向：“从政”（流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和“下海”（流向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4］而留在本阶层内部不流动的专业技术人员是60．5%。［4］但国内接近四成的专业技术人员流向其它阶层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科技时代”的不小“逆流”。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其次，国内向国外的社会流动情况是：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才大量流失。学成回国留学人员基本不足50%。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第一，虽然出国留学人员并不全是科技方面的精英，他们也可能是其它方面的人才，但我们可以说，学成而没有回国的留学人员当中，肯定有大量的科技精英。第二，关于国内社会分层情况和科技精英向外流动的关系问题。由于我国的社会各项建设是在一个大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属于“迟发展国家”。社会是“迟发展社会”。因此，我们肯定会受到“迟发展效应”的负面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的物质条件，科学设施环境等方面会比国内更加优越和具有吸引。我在前文的分析中指出，由于科技精英们在国内的社会地位较下，一部分流向了更有优势的社会阶层，那么，他们流向更具优势的国外社会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了。当然，此处要说明的是，社会分层情况会是影响科技精英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没有决定论的色彩，即没有国内社会分层肯定会导致科技精英的向国外流动的判断。

四结语和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当下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现代的良性分层社会。如研究所指出的：“所以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还不相适应，存在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9］此种情况也使当下的社会流动不合时代的发展。即“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模式尚未最终形成”。［4］因此，科技精英出现了非常态流动。

那么，化解此问题的路径可以是：第一，提高科技精英的社会地位。这应该是制度方面的着手点。当科学技术的春天出现时，科技精英的春天也应同时出现，应该使教育的收益率得到较好体现。第二，营造科技精英成长、发展、创造的社会文化土壤。在一个长期“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文化影响下的智力精英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归”科技创造，不仅需要科技精英们的“超脱”。更需要我们社会打造一个符合现代社会的职业观。需科技精英舍弃“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投身治学求真理的科学天地。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刘易斯•科塞.理念人［M］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张衔.人才资本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社会分层范文篇5

(一)中国社会分层概况

社会分层是依据身份、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差异划分的社会等级［1］。社会成员被自然地或人为地归到某一个等级，在享受这一分层所拥有的福利的同时，也被该分层的规则所约束。社会分层的长期延续和积累会形成阶级，阶级的产生是对社会分层的固化。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着社会阶级划分，这种阶级的划分依据生产关系建立，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必然结果［2］。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社会地位相同，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者和建设者。这个时期，职业差异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被淡化，总理和清洁工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由于采用计划资源配置的方式，国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是工资收入，工资由国家统一制定，收入差距几乎不存在。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产生社会分层的土壤，普通国民的身份平等、职业平等、收入平等，尽管社会地位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不会影响到社会分层。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必然不能回避效率，而效率是与竞争分不开的，竞争就要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游戏规则。于是，就出现了国民在身份、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进而演化为社会分层。依据身份划分，可以分为农民阶层和市民阶层;依据职业划分，可以分为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企业职工和农业劳动者。在农民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出现了失地农民、农民工和传统的务农农民;按照收入划分，可以分为高收入阶层、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社会地位的差异通常与职业差异、收入差异和官职高低相联系，社会地位差异是形成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社会分层福利差异

1．市民与农民的福利差异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发展城市工业，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提高工业生产的增加值，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剪刀差的价格双轨制严重伤害了农民的既得利益，造成了经济收入和福利保障的城乡差距。直至今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仍然没有彻底改变。农民和市民在福利方面的差距依然很大。市民享有国家提供的退休制度和医疗制度，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是公费医疗、福利分房。而农民的生老病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国家的物质帮助，虽然最近几年开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但起步晚、标准低，与城市社会保障的差距依然存在。此外，尽管国家开始考虑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但是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与城乡统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乡统筹只是实现城乡统一的一个过渡阶段。

2．农民内部的福利差异农民的概念是不断发展演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群体中逐步分化出了失地农民和农民工，这两者既具有农民的某些特征，也带有城市的某些现代特征，他们属于介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中间群体。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都在城市，从经济活动分工看，他们已经是市民，但是从户籍来看，农民工仍然是农民，是在城市工作的农民。虽然失地农民通过农转非已经变成了市民，但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还是农民，他们掌握农业生产技术，但是在城市却无用武之地，沦为了城市失业者。目前，传统的务农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最低;国家为失地农民建立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比务农农民的待遇高;而农民工的社会福利状况比较特殊，有的纳入了城市社保，有的没有社保，有的还是农村社保。农民的社会福利情况十分复杂，被不同的制度所覆盖，自然会因各福利制度标准不一导致福利待遇差异。

3．市民内部的福利差异在城市内部，因职业差别也存在着社会福利的差异。按照身份与职业划分，城市居民可以分为: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企业职工和无业居民。福利水平最高的是公务员。公务员是历经几次改革后，唯一留在体制内的社会阶层。公务员的工资福利都有统一的标准，由财政全额支付。公务员享受着水平较高的退休金、公费医疗、福利分房等高额福利。事业单位职工以前与公务员待遇相同，但是近些年的改革，逐步拉开了两者之间的待遇差距。过去把机关和事业单位归为一类，形成机关事业单位，都属于体制内，但现在事业单位被分离出来，实行独立的工资和福利制度，一些地方对事业单位职工实行了社会保险，这意味着事业单位职工享受社保待遇的前提是参保缴费，这与公务员免费享有福利待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企业职工的福利水平总体低于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员的退休金超过企业职工退休金的两倍，福利差异非常大。城市中福利水平最低的是城市中的无业居民，除了传统的福利救济外，国家近几年也开始实施城镇居民的相关社会保险，但待遇水平很低，几乎与农民社保水平相当，保障水平极其有限。

二、社会分层与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

不同社会层次的福利差异，最明显的体现在养老保险方面，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层的存在，导致了不同分层的养老保险待遇差异，另一方面，养老保险的待遇差异又会进一步强化已有的社会分层，甚至促成新的社会分层的产生，造成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差距，引发社会矛盾。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是社会分层碎片化的结果，是社会分层流动的最大障碍。

(一)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的表象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或出台政策，通过多方筹资机制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对劳动者及其社会成员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或退出劳动领域后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经济支持制度。国家针对不同的社会分层人群相继建立了不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同人群被不同的养老制度所覆盖，养老保险制度种类繁多。

1．针对不同人群分别出台政策建国后，我国建立了针对劳动者的劳动保险制度，其中包含了养老保险的内容，企业工人达到法定年龄后实行退休制度，由企业(责任主体是国家)按照职工原工资的一定比例支付退休金。建立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退休金制度。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探索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7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2008年开始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使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公务员养老制度相分离。2009年建立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此之前，1991年民政部曾经出台过《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该制度于2000年被叫停)。2010年建立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此外，各地还出台了不同模式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等养老制度。不同社会成员被若干种养老制度所覆盖。

2．不同养老保险制度退休年龄不统一现行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年龄是在建国后制定的。政策规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企业职工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为50岁;农村养老保险的领取年龄不分男女性别，都是60岁。从以上政策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男女退休年龄存在着差别，两者相差5～10岁。我国男性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是统一的，都是60岁，而女性却存在着领取退休待遇的三条年龄线，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女农民60岁。不同社会阶层因性别、身份、职业导致了退休年龄的差别，进而产生了缴费年限和待遇领取年限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群体间养老利益的巨大差异。

3．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缴费标准不统一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职工仍按照财政全额拨款的方式发放退休金，个人无需缴费，这与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违背。因此，公务员养老制度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制度。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和职工共同负担，国家提供税收优惠。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比例分别为职工工资的20%和8%。部分地区进行了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改革试点，各地缴费比例目前不统一，但一般低于企业职工缴费比例。因此，在缴费负担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企业职工差别很大。此外，新近开展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又规定，城乡居民参保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00元到500元五个档次，由参保者个人选择。可见，从业者与非从业者之间的养老缴费差异也十分明显。

4．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待遇水平不统一公务员的养老金是退休前收入的90%以上，有的甚至更高，与在职时工资相当。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介于公务员养老金和企业职工养老金之间。企业职工养老金水平是参加工作劳动者中最低的，大体为公务员养老金的50%，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的70%。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养老金待遇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据测算，收入替代率仅为农民纯收入的15%。

(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的后果

1．制度错综复杂，管理难度较大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我国是养老体系最错综复杂的国家之一。针对不同人群出台不同的养老制度，并且管理的部门不统一，分散管理加大了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人为的提高了管理的复杂性，这对养老制度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存在的问题试图通过多层次养老保险来解决，但是效果十分不理想。相反，基本养老保险本身的问题解决不好，会对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造成理论与政策实践上的障碍。

2．制度标准不统一，引发社会矛盾不同群体在参保缴费负担、待遇标准和待遇享受年龄上的差异容易引发社会不满［3］。企业职工对机关事业单位高额退休金表示质疑。公务员不缴费却待遇高，而企业职工终身缴费待遇却很低，这种逆向利益分配导致了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拉大，严重违背了社会养老保险权利与义务对等、缴费与待遇挂钩的基本原则，影响了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3．不同养老保险制度转移接续困难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受地区利益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转移接续障碍。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转移接续办法，这部分人的养老关系转移问题将会逐步解决。但目前的问题是不同体制间的养老保险转移十分困难，因为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企业职工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养老制度。公务员没有养老金的积累，完全是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的筹资标准不统一。因此，劳动者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间进行工作转换后的养老保险难以转移接续。此外，职业关联型的养老保险与非职业关联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待遇水平差距较大，转移接续也十分困难。制度的转移接续障碍造成了社会劳动力流动的困难，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整合的国际经验

解决社会分层养老保险待遇差异与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的唯一途径是对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整合，缩小不同社会分层间的养老保险利益差异，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国际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整合的成功典范是瑞典。瑞典经过数次改革，于1998年建立了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其养老保险在多支柱、多层次之间相互协调配合，功能互补，共同构筑了瑞典的老年风险保障体系。瑞典的贫富差距较小，社会分层更多的体现在职业差别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上。正因为如此，瑞典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的职业特点建立了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其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一)瑞典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构成

目前，瑞典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三支柱构成［4］。第一支柱是公共年金，包括:普享制的国民年金和收入关联的养老金，收入关联养老金又包括现收现付年金和完全积累年金两部分。第二支柱是强制建立的补充性质的职业年金。大部分通过市场公开管理和运作。这一支柱几乎覆盖了90%～95%的公、私领域雇员［5］。职业年金在瑞典具有补充国家公共年金收入的作用。根据不同的社会层次，瑞典有四类职业年金，即中央政府雇员的年金计划、地方政府雇员的年金计划、私有部门白领雇员的年金计划和私有部门蓝领雇员的年金计划［6］。第三支柱是个人年金计划，尽管是自愿的，但有半数以上的劳动人口拥有养老金的私人保险合同［5］。政府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地促进了职业年金和个人年金两个支柱的发展。

(二)瑞典养老保险制度整合的经验借鉴

瑞典养老保险的多层次和多支柱的制度设计，充分考虑了瑞典社会分层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以及养老保险制度对社会分层的利益协调。瑞典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的职业特点和收入状况将其纳入到相应的养老保险支柱和层次中，既体现了养老制度的普惠性和福利性，也体现了养老保险的效率差异，兼顾了不同社会分层的养老利益。

1．多支柱保障功能的整合与协调

公共年金是瑞典养老保险的第一支柱，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柱，覆盖了瑞典的全部公民，提供了养老保险的基本保障功能，兼顾了就业者与非就业者、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养老利益，体现了瑞典养老保险中的政府责任。职业年金是第二支柱，是第一支柱的补充，体现雇主的养老保险责任。此外，第二支柱还针对处于不同社会分层的人群进行了差异化的制度设计，更好地适应了不同人群的特点。兼顾了政府雇员与企业雇员、盈利性组织雇员与非盈利性组织雇员的职业年金利益。个人年金是第三支柱，是对前两个支柱的补充，是个人根据自身经济能力自愿建立的旨在提高退休后生活质量的私人养老金计划，是个人主动承担养老保险责任的积极行为。

2．多支柱覆盖面的整合与协调

第一支柱公共年金覆盖了瑞典全体公民，是政府强制实施的养老保险。瑞典公民都被公共养老制度所覆盖，能够获得老年基本经济保障。第二支柱职业年金覆盖了大约90%～95%的劳动人口，体现了养老保险的职业关联性，失业者、个体经营者和短期工作人员不被职业年金所覆盖，而高收入的雇员的职业年金是其养老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7］。第三支柱个人年金是自愿性的私人保险计划，该制度覆盖了大约50%的公民。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覆盖率高的原因是政府给与了税收和政策优惠。

3．多支柱缴费负担的整合与协调

第一支柱的国民年金通过政府税收筹集资金，无需缴费，只要符合收入调查标准即可享受。收入关联养老金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缴费率为收入基数的18．5%［8］。第二支柱的职业年金以雇主缴费为主，缴费率为雇员工资收入的3%～5%［9］。第三支柱的个人年金没有缴费率的规定，但要享受税收优惠，有缴费的上限规定，超出部分不得税前支付。三个支柱依据保障功能设计缴费率，总的缴费率不高，雇主和雇员的缴费负担都比较轻。

4．多支柱收入替代率的整合与协调

第一支柱的养老金收入替代率为60%左右，第二支柱的收入替代率为20%左右，第三支柱的收入替代率为8%左右。养老金收入替代率决定了养老金的保障水平，拥有三个支柱养老金的瑞典退休老人的总收入替代率将达到退休前收入的88%，可以很好地保障退休后的生活［7］。从三个支柱的功能分工来看，第一支柱替代率非常高，承担养老经济保障的主要责任，体现了基本养老制度所追求的社会公正目标。第二支柱的替代率也比较高，不同社会分层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体现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效率目标，但不同群体间职业年金的差异在可控范围内。第三支柱尽管不是养老保险的重要支柱，但也起到老年收入补充的作用。

5．多支柱管理监督职能的整合与协调

瑞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管理公共年金系统，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对公共年金的监督，国家税务局负责对雇主和雇员缴费的征收。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分为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两部分。国家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局负责国民年金和收入关联养老金基金的运作和管理［10］。私营的基金管理机构负责职业年金和个人年金基金的投资运作。瑞典金融监管机构，作为瑞典综合的金融调整机构，主要负责规范相关金融机构的行为［11］。

6．多支柱税收优惠政策的整合与协调

瑞典的养老保险税收优惠采取EET模式，即筹资缴费环节免税、投资积累环节免税和领取给付环节征税的模式。除了国民年金，其他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有政府扶持，其核心是进行税收优惠。对涉及雇主和雇员的缴费进行税收优惠可以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整合路径选择

中国目前实行三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即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制度，这与瑞典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制度存在相似之处，但是两国不同支柱和层次的职能分工不同、保障功能不同。因此，应借鉴瑞典经验整合中国现行的错综复杂的养老保险制度，使之更好地与中国的社会分层相适应，发挥养老保险缩小贫富差距、化解社会风险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

(一)合理规划养老保险的三个层次

将所有社会分层纳入到统一的制度框架内，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造，实现制度的整合。无论是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职工，无论是企业职工还是农民，其养老保险都由三个层次来保障。首先，在第一层次，即基本养老保险，应将社会公平作为其追求的制度目标［12］。所有社会阶层获得基本养老保险金应具有国民年金的性质。凡是生活在中国的年满60岁的公民，不论社会阶层，都应获得待遇水平相同的由政府财政全额负担的国家基本养老金，消除不同群体间的养老基本待遇差别，实现了制度的基础性整合，即基本保障层次的制度统一。在操作上将原基本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账户部分相分离，社会统筹部分直接过渡到国家基本养老金或国民年金。其次，在第二层次，建立收入关联型的强制积累的职业年金制度。该层次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根据工资基数分别按照一定的比例缴费，国家给予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在操作上，将原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与企业职工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和机关事业单位补充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职业年金)合并，统一为职业年金账户。同时，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转化为农民年金账户，体现农民的职业年金特点。这一层次体现了劳动者的职业差别与收入差别，遵循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具有社会分层养老金的合理差别和制度激励。这是一种兼顾各社会阶层利益的制度横向整合。最后，第三层次仍保留个人自愿参与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体现养老保险的个人责任。这是制度保障功能上的纵向整合。不同社会阶层收入状况和对风险保障需求的差异将更多的体现在这个层次。

(二)合理确定养老保险三个层次的保障水平

养老金保障水平通常用收入替代率来衡量。第一层次根据其保障最低生活功能定位，替代率可设定为社会平均工资的20%～30%。第二层次要更多的体现效率因素，体现不同职业分工的合理待遇差距，替代率可以设定为40%～50%。第三层体现个人的经济收入和对劳动风险保障的需求，替代率可以设定在10%～20%，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并不强制约束其替代率。

(三)合理确定养老保险三个层次的缴费负担

目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为工资的28%(单位20%，个人8%)，在世界上属于缴费负担偏高的国家。这涉及到养老金的转轨成本的责任承担主体问题，目前在职者既要为自己积累养老金，也要为已经退休的职工筹集养老金，因此背负双重负担，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自然会很高。按照本文的三层次制度设计，国家基本养老金(国民年金)由国家一般税收提供资金，个人和单位无需缴费，真正体现其非职业关联的普惠性质。职业年金部分缴费比例可以控制在单位和个人都不超过收入的10%，减轻单位和个人的经济负担。第三层次的缴费完全自愿，根据个人的经济支付能力购买相关的保险和投资产品，缴费多少不做规定。

(四)出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养老保险的非强制性支柱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税收优惠政策的扶持。我国应明确职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两个支柱的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在缴费和基金投资运营阶段给与税收优惠或减免，将有效提高制度的激励性，促进二、三支柱的发展。

(五)妥善解决转移接续问题

基于以上制度设计，彻底解决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问题。因为第一支柱是由国家财政负责的普惠制度，劳动者在国内任何地方都可以享受，无需转移接续。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都是完全积累型的，劳动者流动时只需转移个人账户，不涉及社会统筹部分的转移障碍。

社会分层范文篇6

社会转型关键期我国社会分层现象剖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层级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李强教授依据机制和资源将我国现行的社会层级分为10层结构。第一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第二层是经理人员阶层，第三层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接下去依次为专业技术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他还阐述了导致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的4种主要机制:第一是劳动分工，第二是权威等级，第三是生产资料，第四是制度分割和3种阶层划分资源，即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技术)资源。20世纪最后几十年，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之后进入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此时，社会阶层结构也随着社会转型发生了变革，先后涌现出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虽然苏俄的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是最后，国家垄断权力官僚特权集团自己竟然成为了一个握有空前绝对的权威的新剥削阶级。［1］(P．248)这个观点无论是对西方还是在苏东阵营内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核心，对我国社会层级结构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国著名学者李路路认为，社会分层模式所涉及变化的关键问题就是占据市场内部转型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处在哪一层，以及是否拥有控制地位去推进市场内部转型这一个过程。但是随着市场经济转型的进一步加深，我国社会人员向社会负向流动人数增加，失业人数也增加了。为了减少这种负面的流动效应，笔者认为，增加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法。

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因素分析

1．经济差异对我国高等学校入学机会的影响。经济因素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是间接产生的，远远不止其直接性和显著性特征，它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资源、学习条件、时间造成差异进而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两极分化显著的情况下，考虑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互动性问题是必要的，因为它直接关系着社会结构是趋于分层的凝固化还是层级的流动化，关系着社会的良性秩序与长期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大规模的扩招，大批高校开始施行收费政策，这不仅仅挑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更关键的是对家庭经济的收入也提出了挑战。父母收入的高低和孩子究竟能够上到什么程度和上什么样的大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些地方高职院校为了吸引一些家庭贫困生，院校采取了减免学费的政策，吸引了一批高分但是家庭贫困的学生来学校学习。经济差异不仅仅是区分不同社会阶层最明显的标志，也是影响处于不同阶层的子女接受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始终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而存在，公众能否进入教育系统必然受各阶层收入的制约。教育经济学认为，教育首先是一种消费，能否进入这种消费，接受什么质量、等级类型的消费和阶层收入呈正相关。教育作为长期投入的活动，项目活动具有滞后性，家庭收入的差距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辅助学习资料、学习资源的利用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家庭收入高的家长可以为孩子提供理想的教育资源、优越的教育环境，而贫困家庭只能让孩子接受一般的高等教育，这类学生在上学期间还要勤工俭学，借助奖学金和助学金完成学业，贫困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必然失去部分参与学习的机会。

2．文化资本差异对我国高等学校入学机会的影响。我国的社会学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来划分社会阶层，在这3个资本当中，文化资本是很难在一段时间内改变的。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最早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是社会各阶级和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及文化背景的总和，是一种有别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基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的资本。韦伯在他的分层理论中将社会声望标准定义为个人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受到的尊敬与声誉。笔者认为文化资本的差异是对家庭背景中父母所处的社会声誉环境下的一种直接反应，父母受教育的程度越高，相对应是他们所受到的社会尊敬和所享有的社会声誉就越高，这是一种正相关。而这种阶层背景的直接差异就是“文化再生产模式”的产生。这种模式是指拥有较高文化教育背景的父母，其子女在教育机会上享有优势。父辈的文化教育水平能在子代得以继承和延续，从而完成家庭的文化再生产过程。文化资本是实现文化再生产的主要机制之一，也是制约不同阶层子女入学差异的隐性因素。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越发重视教育在人的一生中所显示出的重要作用，俗语说的“龙生龙，凤生凤”也不是全无道理可言的。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家庭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影响，决定着子女未来受教育的程度。有调查显示，在重点大学就读的学生父母是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要高于高中和中专学历，在普通本科学校则相反，这说明父母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则子女受教育的程度就可以越高。家长受教育的程度不仅仅对学生学校的选择有影响，对于专业的选择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西方关于家庭文化背景与教育关系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造成学生学业成绩差异的原因，80%在校外，而家庭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4］(P．87)与西方社会相比，我国的家庭文化资本差距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的影响更大更明显。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受过高等教育的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目差距明显。而西方发达国家人均受教育程度高于中国国内。要想提高中国人口的受教育人数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社会分层现象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的启示

社会分层范文篇7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变化

社会分层现象并不是在特定的时期形成的，哪里有人类哪里就会有社会分层，哪怕是世界上最偏僻、最落后、人数最少的部落内部也存在分层现象。“分层”这个词最早存在于地质学中，但社会学家发现这个词语很适合用来形容人类社会的差异现象：因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占有程度，社会成员以及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差异。比如美国和中国。中美两国的社会体制以及法律制度有着千差万别，资源占有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两国的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等简直没有相同点。如今，美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这些都体现着社会的不平等，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分层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公共管理学和社会现状结合在一起了，寄希望于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知识把社会建设的更加美好。

1、社会分层的形成过程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已慢慢显现出来。我国当代的社会分层结构正在向着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靠拢，而且这种结构也已经度过了最容易起伏的阶段，逐渐地稳定下来。分析这种机制的形成过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社会资源的价值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来定义的，同一样的事物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会被赋予不一样的含义，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同一事物所包含的价值也不相同，比如中西方的不同价值观；第二，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资源的分配规则是决定社会群体地位的关键因素，比如教育资源的分配。在我国，高考分数线的划分以及录取工作一直备受关注，很多人口大省如河南、山东考生和北京上海考生做同样的试题，录取分数能相差几十分。有一个笑话曾嘲讽过这个现象：高考成绩出来后，北京考生：“老爸，我考了530，比一本分数线高53分！”“儿子真有出息，走去上海旅游去！”河南考生：“爸，我530，跟一本线差了42分”“真没出息，别上了，滚去上海打工吧！”上海考生：“爸，我530送我出国吧”“行，去学个工商管理回来帮我吧，今年又从河南招了不少农民工。”虽是笑话，但却犀利的反映出了资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第三，社会流动。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会受到社会流动的影响，进而主动或被动的到达社会分配的、高低不同的层级位置上去，这就是所谓的“地位准入”机制。社会结构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只有消除了“地位差异”才有可能实现公平，才有可能消灭社会分层，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2、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的意义所在

“存在即合理。”马克思揭示了阶级产生的根源和阶级的本质，这才建立了科学的阶级和阶层分析方法。他认为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和演变的基础，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占有关系则掩盖了社会分工的原生产基础地位，共同的生活方式、阶级利益和教育程度则成了划分阶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为后辈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实际意义的参考。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就是受到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启发，随后帕累托就在《普通社会学总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经营阶级理论。作为社会学分层研究的先驱们，这三人都提到了研究社会分层的意义。研究现代社会分层学的意义就在于：第一，现代社会分层现象的研究涉及到对社会群体分类的根本问题。分层研究首先关注的就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造成这些不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方面；现代社会分层对于中国社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讲究等级制度的社会，封建制度下的王权大于天，人分三六九等。即使现在，中国人还是非常注意级别顺序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也有着非常大的变化，社会处于一个相对不是很稳定的状态，分层问题几乎涉及到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社会分层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因此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现象对于中国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3、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公共管理学对现代社会的分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分层受到社会管理体制的制约，而社会的管理体制又是公共管理体制的一种，这都属于公共管理学的一部分。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下，社会管理体制在制度、组织和机制层面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具体表现为国人经济价值观、教育价值观等方面的进步：当代国人经济价值观的变化。经济利益是社会分层的根源。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引起了国人的重视。为了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人们想方设法地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力图实现全国经济均衡发展，而且人们不再“重义轻利”，而是尽量做到“义利统筹发展”。人们的经济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正视并重视金钱的作用，不再过度的“视金钱为粪土”，勤劳致富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经济价值观；国人教育观上的改变。封建时代，人们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身的飞黄腾达，教育过度地被赋予功利的色彩。现如今，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的实用功能，开始重视素质教育。虽然教育还是被看做改变命运的方式，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但人们已不再执着于通过教育获得怎样怎样的成功，而是开始从提高个人修养和素质的方面来看待教育。“知识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并不过时，人们认为教育就是一种投资，而且是一种十分划算的投资。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接受教育的人有着很大的差别，个人的谈吐和修养都会不一样。

4、结束语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社会分层结构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和变化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作者:胡振忠 单位:河北省委党校唐山工作站

参考文献：

[1]戴洁.现代社会分层理论范式探析——兼论转型中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09(01)

社会分层范文篇8

「关键词」农民/收入差距/社会分层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农村经济改革，逐步赋予农民自由配置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权力。在比较利益差异的吸引下，部分农民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原先收入相近、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类似的农民，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区位差异、个体差异等各方面的因素，经过社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逐渐形成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声誉等方面有较明显差异而且相对稳定的不同的群体，即农民分化成为不同的社会阶层。

我国学术界对农民分化问题的研究与农民分化问题在现实中的出现和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其中，对农民社会阶层的划分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周批改（2002）曾经详细梳理、归纳了九种划分农民社会阶层的方法，其中除唐忠新（1998）的划分属等级阶层划分外，大多数是依据农民中出现的收入差距以及其从事职业、行业、所有制的变化，主要是职业的变化而划分阶层[1]153—156.将职业结构作为分层依据主要受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帕森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总有某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重要，因此，社会上由富至贫的分层体系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对于不同阶层、群体之社会地位重要性的规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最重要的价值往往是经济价值，因此，不平等的主要维度也对应于这种价值结构的子系统，即职业结构。陆学艺、张厚义（1989）依照这一传统，依据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八个阶层，这一划分由于比较切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学术界多数的认可[2]33—39，[3]1—14，[4]16—21.

本文仍基本以陆—张的农民阶层划分为标准考察我国农村的社会分层状况，并将会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有益的工作：首先，陆—张的阶层划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十几年过去之后陆—张进行阶层划分的某些依据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本文对其分类标准在细节上做了修正。其次，虽然以职业为标准划分社会阶层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职业者收入、声望、社会地位的差别，但将职业阶层等同于社会阶层，如果职业分得过细，阶层就会增多。如果除了职业不同，不同的职业者在各方面的综合评价相似，那么，显然把他们划入一个大类更为合理。本文在陆—张对农民职业分层化分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获得的数据资料，主要根据不同职业者的收入，结合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对农民的社会分层进一步归类，目的是更加简洁、生动地描述农村的社会阶层构成。最后，也是本文的重点，给出阶层划分标准的最终目的是使用它来描述农村的社会分层状况。本文依据对江、浙、冀、赣、川五省的1185分农户调查数据，试图简单描述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分层状况。

作为“农民收入多元化与农民阶层分化的互动研究”课题计划的一部分，2004年夏季我们在江、浙、冀、赣、川五省进行农民收入多元化和阶层分化专题调查，共取得有效问卷1185分，内容主要涉及农民的职业、收入、对其职业和收入的看法，本文是基于以上问卷的报告。

一、农民的职业多样化和农村社会的收入差距

（一）农民职业多样化

本调查基本上沿用了陆—张对农民职业的划分方法，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变化，在本调查中，农民工指长期打工，雇工指短期打工①。由于很多农民从事一种以上的职业，因此调查中要求其填写主要职业。在许多统计资料中，农民的职业划分都是以其从事某种职业的劳动时间为依据，这种划分方法的合理性在于，一般来讲，投入时间最长的职业获得的收入也将占劳动者收入的主要部分。但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很多农民同时从事多种职业，准确说明不同职业的从业时间难度较大，而且，由于不同职业间的边际收益不同（某些较高收益的工作供给不足），从业时间不一定与其收入完全成比例。本文把收入作为职业划分的主要标准，以劳动者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作为其主要职业，统计结果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农民的职业分化程度是非常高的，仅有34.9％的农民仍然以农业为主要职业②，短短20多年的时间，大量农民从农业中分离出去，转向第二、第三产业，验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按照“比较利益”优势流动的规律。（二）不同职业农民的人均劳动者个人纯收入差异较大

计算不同职业农民的人均劳动者个人纯收入，目的是了解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特征。本文中农民个人收入包括经营农业收入、经营非农业收入、工资、奖金、津贴、子女亲戚赠送、国家补贴救济、房屋出租租金、耕地转包收入、利息收入、其他。被调查者作为户主，可能利用了全家大部分生产资源，因此，该收入的高低往往与家庭规模的大小、资源的多少有关，不能完全视为他个人所得。与人均纯收入指标相比较，劳动者个人纯收入的好处在于它与劳动者的职业联系紧密，并且不会由于被家庭人口的平均而掩盖不同职业者的收入差别。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职业的农民的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有明显的差别。以农业劳动为主要职业的农民收入最低，仅为6020元，这也反映了我国目前农业比较收益的下降；收入最高的是私营企业主，平均37352元，这部分人胆大、敢干，有经营才能，并且有一定的资金积累；收入次高的是乡镇企业管理者，平均收入28268元，成为乡镇企业管理者不仅要具备管理才能，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个体工商户的平均收入居第三位，人均17591元，成为个体工商户往往需要有一技之长，有少量的资金积累和一定的经营管理才能；农村智力劳动者主要指老师、医生、乡村技术员等，人均收入16112元，由于有一技之长，而且收入稳定，从而也成为收入较高的阶层：“其它”职业主要包括由于各种原因正式脱离农民身份的人，但与农村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收入稳定，人均收入13232元，也是较富裕的阶层。农村管理者的平均收入为10470元，高于农业劳动者、雇工，与农民工相当。比农业劳动者收入稍好的职业是农民工（长期打工）和雇工（临时打工），其中农民工由于工作稳定，其收入稍好于雇工，收入分别为10582元和9772元，这也再次说明二、三产业的收益高于农业。

二、农村社会分层进一步归类的依据与我国农村的社会分层标准

（一）农村社会分层进一步归类的依据

本文基本沿用陆—张的阶层划分方法，但尝试将收入、地位、声望等反映类似的职业归入相同的社会阶层，以更加简洁地描述我国农村的社会分层状况。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本研究认为以职业为基础，以不同职业的收入为主要依据，结合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划分农民的社会阶层是合适的，理由如下：

1.收入是农民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

按照常识，谈到一个群体的社会阶层，首先会想到其收入的高低。农民自己也将收入的高低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在问卷中询问被访者：“如果把村里的人分为不同层次，您认为您是哪一层次的人？”答案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这里的层次是农民对自己社会地位的综合认识，并不仅指收入。根据调查结果，我们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东、中、西部地区各随机抽取一个村庄，分析农民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农民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识主要在自己所处的村庄内进行横向的比较，而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农民的收入差异乃至人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有很大差别，所以用全部样本的数据或分省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可能会产生很大误差），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均在0.4至0.5之间，并且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关于农村社会分层的标准，收入水平已经成为判别一个人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层的最主要因素。

2.职业作为农民财产的主要来源，应当作为农村社会分层的基础

由于不同职业的人收入不同，可以预见其社会地位也不同。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村里不同职业的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三个方面？按重要性排列。选项有收入、社会地位、权利、社会名誉、生活方式、其它。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统计结果表明，被访者认为不同职业间的最重要的差别是收入不同，63.9％的人将它摆在最重要的位置，17.4％的人将其摆在第二的位置，10.7％的人将其摆在第三的位置，累计91.9％的人将其排在前三位。为了更直观地观察不同职业间的主要差别，我们将出现在第一位置上的选项赋予1的权重，第二位置上的权重为0.8，第三位置上的权重为0.6，根据被访者对职业差别的评价对不同职业间各种差别的重要性进行评分，“收入”以1024.8分高居首位，社会地位获得623.4分，权力575.6分，生活方式389分，社会名誉242.4分，其它，51.8分，包括有人认为职业之间的差别主要是个人能力不同、素质不同、以及分工不同等。

从农民对职业差别的认识可以看到，职业的不同不仅主要代表了农民收入的重大差别，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民社会地位的不同。因此，以职业为基础划分农民的社会阶层有充分的依据。

3.农民对不同职业的评价是划分农民社会阶层的重要参考因素

社会阶层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不能仅用收入来代表[5]1—9.例如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富有的工商业资本家虽然富有，但显然不属于所谓的“上流社会”；在我国长期重农轻商的传统中，成功的商人如胡雪岩，也需要一个“红顶”为依靠。在我国农村社会，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斯。韦伯的“三位一体”理论，但结合农民自己对不同职业的评价来进行社会阶层的划分仍然十分必要。为了了解村民对不同职业的评价，我们询问了被访者愿意从事的职业，农民对职业的选择是在综合权衡各方面利弊之后做出的决策，可以视同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也相当于给不同的职业评分，表4是对村民理想职业的统计。

从表4可以看出，在村民理想的职业中，私营企业主是最受欢迎的职业，个体工商户次之，接下来是农村智力劳动者。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农业成为不太受欢迎的职业，仅有11.8％表示想继续务农，居第四位，至于被访者要继续务农的原因，相当多的人表示自己没能力或有其它方面的障碍，极少有人认为农业很有吸引力；选择农村管理者和乡镇企业管理者的农民比例类似，在8％到10％之间；最不受农民欢迎的职业是农民工和雇工，分别占5.1％和2.4％。

（二）我国农村的社会分层标准

依据上述观点，本文将我国农村社会分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和下层四个社会阶层：

1.上层：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

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阶层，他们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有丰厚的收入，有一定的资金积累，有经营才能，雇佣他人劳动。由于收入高，其社会地位也较高。在我们的调查中，私营企业主阶层仅占总样本的2.1％，但是27.1％的农民理想的职业是成为私营企业主，足见该职业对农民的吸引力。乡镇企业管理者的收入水平在全部职业中居第二位，他们不仅收入较高，而且个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拥有一定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办事能力强，是乡村中的头面人物，有8.7％的被访者表示想成为乡镇企业管理者，比目前的比例高出5.7％。在我们的调查中，乡村管理者的平均收入仅居第7位，甚至比农民工的收入还要低一点，但是本文还是将其划入第一层次，理由是，首先，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民普遍认为乡村管理者是实际上高收入的获得者，这一阶层可能出于避免村民议论的心里，有意低报自己的收入；其次，乡村管理者在农村拥有无人可比的组织资源，他们既能够与上级领导对话，又拥有对村民生产生活某些方面的管理权，如审批宅基地，集体土地承包、收取农业税费、决定村级公共开支等；最后，可以享受其他村民享受不到的福利待遇，如公务用车、观光旅游、吃招待餐等。在我们的调查中，虽然农村管理者所占的比例仅为4.6％，但是有10.1％的被访者希望从事该职业。

2.中上层：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智力劳动者

个体工商户收入较高，他们有些资产，头脑灵活，吃苦耐劳，流动性强。在调查中，个体工商户是惟一实际从业人数和农民的理想职业人数无明显差别的职业，原因可能是一方面个体工商业者由于相对收入较高，工作自由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体工商户的进入门槛低，竞争压力大，钱越来越不好赚，因而相对饱和。农村智力劳动者收入中等偏上，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虽然比个体工商户略低，但是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有一技之长，多为教师、医生、农技人员，为村民服务，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由于人们对知识的尊敬和重视，农村智力劳动者是一个体面的阶层。

3.中下层：雇工和农民工

雇工和农民工的收入远高于农业劳动者，一方面务工者多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产业间比较收益的差别。但是雇工和农民工同样处于农村社会的底层，他们缺乏其它资源，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为人打工的生活艰辛，社会地位较低，在我们的调查中，虽然现在农民工和雇工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25.3％，但是只有总计7.6％的被访者表示将继续从事这一职业。

4.下层：纯农业劳动者

农业劳动者收入最低，并且缺乏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成为农村社会的底层。根据我们的调查，在表示从就业开始就一直从事农业的414人中，仅有20人表示因为农业收入高而从事农业，务农者多强调他们的无奈，如出去赚钱难、父母家人要照顾、没本钱、没有信息和渠道、风险大等，而且在现有的34.9％的农业劳动者中，有23.1％的人希望自己能从事其他职业。

三、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现状分析

（一）目前来看，我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种类“金字塔”结构

从总体看，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类金字塔”型结构。塔尖部分是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约占总人数的9.7％。他们人数虽少，但拥有较高的收入或组织资源。金字塔的中上层是农村智力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占总人数的26.9％，他们人员庞杂、流动性较强，他们的收入在村里总的来看处于中等水平和中等偏上水平之间，但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金字塔的中下层是雇工和农民工，占总人数的25.3％。金字塔的底部，是农业劳动者，占总人数的34.9％。这个阶层的收入和地位都相对较低。

从不同地区的角度看，发达地区的农民社会阶层分化与较不发达地区的农民阶层分化有明显不同。西部地区比东部和中部有更坚实的底部，西、中、东部三个地区的农业劳动者占被访者的二分之一弱、三分之一强和四分之一弱。三个地区社会上层的比例近似，东部地区的比例略高，但同时东部地区中上层和中下层的比例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说明东部地区的农民阶层分化程度更高，东部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成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明显的金字塔结构，且西部比中部地区的塔基更大。图1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状况。

（二）农村的社会阶层分化正在进行中

从改革开放前的铁板一块到目前农民阶层的多样化，我国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已经发生，而且正在进行。之所以说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正在进行，有如下几个理由：

1.构成农村社会的基础正在并将继续不断发生变化

从目前来看，虽然从总体看存在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趋势，但是受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等一系列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安排的影响，这种转移有很大不稳定性。农民无论收入高低、从事农业还是非农业或者兼业、工作地点在城镇还是在乡村，都不同程度地保留农民属性，与农民或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产权的角度看，那些已经从农村集体经济和家庭承包经营中分化出来到其它经济单位从业的农民，除了在新的经济单位获得相应的某种产权之外，仍然在其户籍所在的农村拥有一分土地和集体生产资料以及财产的产权，凭借其集体所有者的身份享有一分集体经济利益，并承担相应的一部分集体责任。从社会身份来看，农民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他们的职业和居住地发生了变化，但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其它社会群体依然认为他们是农民。我们的调查中，93％的被访者仍然是农村户口，尽管很多农民在城镇或外地工作和生活已经很多年，他们的户籍仍然没有改变（在我们调查中，长期在外务工却未改变户籍者时间最长的达14年）。农民在城镇和乡村，农业和非农之间游离不定，使农民阶层的构成更加复杂。

与以往各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民的流动不同，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前提下，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将逐步被打破，可以预见，今后的人口转移将更多地体现为离土离乡的迁移，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构成的根本转变。钟甫宁（2003）的一项研究认为，假如我国用50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相等的政策目标，在一系列前提假定条件下，未来50年内农业劳动力需要大约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即730万人[6]4—9.姑且不论具体转移数量的多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是肯定的，这使构成农村社会的基础不断发生改变。

从目前情况看，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管理者、个体工商户、农民工和雇工等是最有可能向城市迁移的阶层，他们的迁移不仅使农村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变化，而且将改变留在农村的农民的资源占有结构，改变其相对的社会地位。可以预期，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单个农民所支配的资源将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将得到改善，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将会提高，那时农村的社会分层将是全新的景象。

2.农民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在较低的阶层间流动频繁

不同的社会阶层间尤其是较低层次的阶层间流动的门槛较低，使不同农民阶层的成员具有不稳定性。要成为农村智力劳动者可能需要一定的文化资源，想成为私营企业主需要一定的资本积累和经营管理才能，尤其是在经济初建的混沌期度过之后，成为一个成功的私营企业主的机会大大减少。但从总体来看，农民在不同职业阶层转换的门槛较低，从而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间流动频繁。农民工可能因为单位破产而失业、被解雇、收入低等原因又返回农村重新务农，也可能开始自己的事业成为个体工商户，经营成功的个体工商户可能发展成为私营企业主，作为村里的能人，私人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智力劳动者甚至普通农民都可能成为农村的管理者，因此，阶层成员具有不稳定性。

3.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的故事

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既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又不断加深农民的分化。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带来了农民之间在收入、社会地位、声望、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促成农民阶层的分化，农民阶层的分化反过来又会促使农民在不同职业、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等的流动，对更理想的职业、更高的社会地位的追求最终带来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并导致农民的进一步分化。因此，农民阶层的分化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是相互伴生、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大多数农民认为自己在村庄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在今后的发展中，这一变化将继续进行。

在问卷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在14岁时家里的收入在村里属于什么水平，选项分为上等、中上等、中等、中下等、末等五个等级；另一个是，现在如果把村里人分为不同的层次，您认为您是哪一层次的人？选项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五个层次。考虑到被访者的14岁一般要往前追溯十到几十年，当时农村的社会分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基本上可以代表农民的社会阶层，可以把这两个问题视为针对不同时期的同一问题。将上面的选项从“上层”到“下层”分别赋予1到5的分值，并用第一个问题的得分减去第二个问题的得分，这样，得到正分说明其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善，负分则说明其社会地位恶化。例如在第一个问题中选中等为3，在第二个问题选上层为1，3－1＝2，其社会地位得到改善。从表5我们看到，与该劳动者初次步入社会就业时相比，57.9％的人认为自己在村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变化。其中，15.5％的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如以前，42.3％的人认为自己的地位得到了改善。

对更高的社会地位的追求可以通过农民对从事“更好”的职业的愿望中清楚地表现出来。把农民目前从事的职业与其理想的职业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民希望通过职业变化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愿望。

与农民实际从事的职业相比较，我们看到，如果农民的职业理想全部实现，在我们的社会分层中分别处于上层和中上层的职业，包括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智力劳动者、农村管理者等职业将分别增加25％、5.7％、6.3％和5.5％；个体工商户基本持平，微增0.2个百分点；在农村社会处于下层和中下层的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和雇工显然是不受欢迎的职业，将分别下降23.1％、7.2％和9.6％。现实和理想的较大差异成为促使人们采取行动来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不同的人会或多或少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下一代，有可能实现职业和社会阶层的转化。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的故事。

收稿日期：2005—1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BJY063）和浙江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Z02GL6）资助

注释：

①陆—张将农民工定义为受雇于国有和集体企业者，将雇工定义为受雇于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者。这种划分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时间推移，过分强调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农民进行分层的影响意义不大。

②与其它统计资料相比（如中国农业年鉴），本调查中农业劳动者的比重较低，可能的原因是：首先我们按照主要收入来源划分农民的职业，由于非农职业的边际收入较高，与按照从业时间多少划分职业相比，会使更多的人归入非农业劳动者；其次是本调查中来自西部地区的样本比东部和中部地区少，而且，在东部地区我们又选择了经济非常发达的江苏和浙江为代表。但是从总体看，我们的数据仍能基本体现农民的职业分化状况。

「参考文献」

[1]周批改。改革以来农民分化研究的回顾与商榷[J].前沿，2002（11）。

[2]中央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课题组对农民职业分化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1994（3）。

[3]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J].社会学研究，1989（6）。

[4]陆学艺，张厚义。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1990（1）。

社会分层范文篇9

关键词：户口；户籍制度；社会分层；流动

以户口登记和管理为中心的户籍制度，不仅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也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连的制度。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福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了户口标准。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身份制；同时根据户口辖地管理原则，对异地间户口迁移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对身份转换和自主迁徙的控制，对中国社会城乡二分结构的形成，以及城市等级差别现象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今，户籍制度已经历了多种形式的改革，如1980年代中期的小城镇自理口粮户口及当地有效城镇户口改革、居民身份证制度试行、1990年代交钱办"农转非"的变相卖户口，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户口一元化改革试点等。尤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及城镇人口开始流向大中城市，他们在那里以临时工、合同工及农民工身份务工或从事着个体经营活动，其不正式迁移户口也可在城市照常生活的事实，让人们似乎感觉户口在今天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另一方面，户口有时又显得格外重要，小到孩子入学，大到个人仕途发展，本地户口是获得这些体制内资源的必要条件。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有了本地户口并不觉得享有优势，但反之则会遇到重重障碍。所以，目前户口或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重新被提起，说明户口在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淡出，户口可能还在起作用。那么户口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又是怎样起作用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这些作用是否还能归属正义？诸如此类的问题，从立法者到管理者、从学术界到普通民众，已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及建议，可谓众说纷纭。因此有必要通过更为精确的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一阶段性总结和前瞻性展望。

就户籍制度的理论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基本在二元结构论的框架下，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是探讨户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技术性问题，这些研究主要建立在常识性认知和一般性推理之上，在分析户籍制度的整体社会影响以及呼吁改革方面，已取得一些积极效应。

但是，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有何联系？如何从户籍制度变迁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哪些已经变化了，哪些还没有，以及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变迁的效应又怎样？对这些重要的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回答，以往的户籍制度研究则较少涉及。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经验研究尤其是以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深入细化的实证研究更为少见。因此，从社会分层与流动以及社会转型的理论视角、立足于经验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将会有助于人们更深入、更精确地认识户籍制度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差别，以及差别是怎样造成的。基于经验研究的发现和理论认识，将会增加人们改造这一制度的决心和信心，并提供改造这一制度的策略、路径和方法。

1理论和假设

在关于户籍制度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以及社会结构转型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中，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论。如蔡提出，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其形成与相关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相反，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还有一些经验研究提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市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30%左右。而肖文韬则在其研究中指出，户籍制度实际上并没有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民工进城的事实就是证据，因此户籍制度并未对城市劳动力市场起保护作用。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肖文韬提出必要工业化人口与年度工业化人口的差异比率过高，就业形势严峻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因素。

此外，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社会影响问题，美国一些学者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户籍制度造成了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socialspatialhierarchy）现象。户籍制度通过对异地户口迁移的管制，使得不同社会空间的差别得以固化和凸现。如果仅仅有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并不一定造成社会差别，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迁移途径来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从而可以平衡和消解部分社会差别。但是，如果异地迁移权被剥夺，区域发展不均衡就变成了社会空间差别，因为户口在发展较滞后地区的人，难以在较发达地区获得发展机会。

在关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的社会学理论中，无论是单位再分配论、市场转型论还是权力维续论，所依据的经验数据要么只来自农村，要么就只来自于城市，忽视了城乡之间、不同级别城市之间以及宏观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就相当于忽略了对组间误差的估计。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制度性影响所造成的组间误差通常可以解释阶层地位和机会获得差异的更大一部分。

吴晓刚和特雷曼（D.J.Treiman）在对同期群获得城镇户口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时，发现虽然教育和政治条件（党员身份）会增加"农转非"的机会，但是农村户口则明显地减少了受教育和政治地位获得的机会。由此，他们对先前基于中国城市社会高代际流动率和亲子间职业地位低相关的研究结果而得出"中国是开放社会"的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判断以来自城市的数据为依据，而忽略了农村和城市户口间的差别以及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因此造成有偏向的结论。吴晓刚等虽验证了城乡户口对阶层和流动机会差异的作用，但没有考察城市间的户口等级差别。他们注意到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而没有关注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以及由城市资源相对封闭性而产生的城市户口的等级差别现象。

虽然程铁军和萨尔顿（ChengTiejunM.Selden）提出的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制"现象，其实质就是由城市行政区划级别而延伸出的城市户口等级差别现象，但他们的这一观点是基于政策和文献分析而概括出来的一般结论，并没有用经验数据加以检验。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已取得的进展，本文试图通过对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来检验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关系的两个理论假设：

假设1：在户籍制度基本规则即城乡二元户口和城市间户口迁移限制未改革的前提下，户口因素仍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产生较显着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分层机制表现为城乡分割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行的格局，个人户口级别即户口所在城市的行政区划级别越高，获得较高阶层地位的机会越多，城镇与乡村居民的阶层地位存在显着差距。

假设2：中国社会在不断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机制虽可能发生相应变化，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不同时期人们因为政策或制度的安排，获得流动的机会和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基本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一直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影响着社会流动。尽管影响个人社会流动的因素很复杂，但户口因素所构成的结构性影响较为突出，表现为个人和家庭的户口性质、户口迁移和转变的经历对个人上升流动机会存在较显着的影响。越是城市户口、越是能迁移和转变户口者，上升流动的概率越大。

2结论与讨论

实证分析的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设1提出的中国阶层地位获得的城乡差别和户口等级制现象。在党员身份获得上，虽然个人户口级别影响不显着，性别影响较显着；不过，个人户口性质和户口辖地却有着非常显着的影响，表明政治资源获得方面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以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在经济收入方面，户口的收益率相对较高，证明户口在收入差别中的作用较大，也证明收入存在户口等级差别现象，即户口级别较高，获得较高收入的机会越大。个人职业阶层与户口因素的回归结果证明，户口级别与职业阶层地位之间有着较显着的正相关，即户口级别越高，进入高层职业的概率越大，相反，户口级别越低，进入低层职业的可能性越大。

社会分层的户口等级制和社会空间等级差别现象的存在，反映了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级别城市之间的不均衡配置，也反映了户口仍然是获得重要资源的依据，以及户籍制度安排构成相对封闭的阶层结构。城乡差别和户口等级差别的社会分层特点，与户籍制度的关联主要在于城乡户口身份的难转换性和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这两种机制将由行政化资源配置体制所造成的城市和区域差别转为社会性的差别，体现为不同户口身份上粘附着有差别的价值。

在户口与社会流动关系方面，假设2中提出的个人和家庭户口因素对个人职业和地位流动性及晋升机会获得有着结构性影响被证实。例如，城镇户口、较高户口级别以及父亲户口迁移经历等因素对增加个人上升流动机会有积极的作用。市场转型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也使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农业户口和小城镇户口的职业及单位流动性提高，但地位晋升机会获得仍受到户口限制，由此出现伴随高度不确定性的高社会流动性。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正式迁移户口，还是不迁户口的流动，都是户籍制度开放性的表征，都对社会流动和个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户口为切入点的实证研究为中国社会转型理论以及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经验事实。从这一视角和经验事实出发，我们会看到，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结构虽经历了变迁和转型，但户籍制度安排所型构的基本格局在该制度未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仍维持着城乡分割和城市等级制并存的状况。改革开放乃至市场转型过程中，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虽发生了局部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体制外获取资源和流动机会，但户口作为获取体制内资源的凭据，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整合。由此说明，在一些基础性社会制度不改革的情况下，社会结构、分层与流动机制不会有质的变迁。或许正因为如此，社会上要求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一直不断。

此外，实证研究的发现推进了我们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认识，以往人们一般认为，只要剥离粘附在户口之上的差别分配原则，便可把户籍制度与社会差别彻底分离开来。然而这一认识忽略了为什么差别原则能够粘附到户口之上？我们又怎么能剥离这些原则呢？如果可以剥离原先的差别原则，我们又怎能保证新的差别原则不会再粘附上去呢？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户籍制度与社会差别的联系，必须从制度变迁本身着手，而不能回避制度本身的变革。既然户籍制度具有较强的粘附性，且为社会差别的生成机制，那么改革就要去消除其粘附性。而粘附性的根源在于制度安排所设置的城乡户口的难转换性和户口的难迁移性，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取消城乡户口身份划分和户口迁移的行政限制，实行一元化的公民身份制，以及公民自由迁徙和选择居住地的法律制度。当然，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的制度改革，并不一定立即解决社会差别与发展问题，但是，制度至少为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提供了可靠的轨道，如果制度轨道本身偏离了目标方向，那么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社会分层范文篇10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奠基人,他们一生都在对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阶级现象进行研究,揭示了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

1.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关。人类在原始社会生产能力非常低下,生产的不足使得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依赖才能维持生存。起初,人与人只存在性别和年龄的天然分工,后来才逐渐根据体力、需要和偶然性等因素形成了自然的分工。只有当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分离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分工才出现。伴随着分工的产生和发展,一部分人可以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力和产品,私有制便产生和发展起来。“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P84)分工和私有制产生之后,必然也同时出现阶级和奴役。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详细论述过最初的奴役,也就是最初的阶级产生的两条路径。一方面,在有着共同利益的原始氏族或者公社中,极度贫困使得氏族成员之间维持着普遍的平等,但是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依然存在着简单的分工。为了对外维护氏族利益,对内调节成员争端和对有限资源的分配,以及为了执行某种宗教职能,少部分人不得不独立出来执行这些权力。氏族之间的联合和兼并以及氏族生产能力的提高带来的人口增长都使得氏族不断扩大,原来小范围内执行监督和管理的权力也随之扩大,形成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集团,直到后来这些集团和机构越来越独立并最终演变为统治阶级。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的生产能力已经能够生产出多于维持现有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大量的剩余劳动资料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战争恰好能够提供劳动力,大量的战俘因而变成奴隶。[2]

2.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失去的关系是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在人类历史上,除原始状态以外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2](P365)奴隶社会,奴隶主不仅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绝对权力,而且直接占有奴隶本身。奴隶主成为管理奴隶、经营商业、掌握国家事务以及从事艺术和科学的阶级,而奴隶成为单纯的劳动阶级,为整个社会提供劳动产品。封建社会,贵族享有贵族特权,享有长子继承权、出卖领地的权利,封建领主通过订立契约实际上掌握着对封地内附庸者的控制权力。同样,封建的行会师傅在帮工和学徒之上建立起特权。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占有资本,攫取利润而建立起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资产阶级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基本生存。每个时代由于经济结构不同,阶级的划分也有很大区别。“正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代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3.阶级的消灭也是由生产发展的程度决定的。阶级的产生、存在和消亡都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阶级产生于社会生产力开始发展但是又严重发展不足的生产状况,它也最终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而走向消亡。当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时候,阶级的存在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阶级的消亡在大的趋势上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因素决定的,但是与阶级产生的自发性不同,阶级的消亡必须通过人们自觉地进行斗争。资本主义使社会阶级结构简单化,与资产阶级相比,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不代表任何特殊阶级的利益,它代表的是全人类的利益,它的目的不仅是消灭它的对立阶级,而且是为了消灭包括它自身的所有阶级。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特征就是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废除阶级和阶级对立。到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将是一个全新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二、列宁的阶级阶层理论

列宁带领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列宁认真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学说,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践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发展。

1.列宁界定了阶级的科学内涵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列宁吸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阶级理论中最精华的部分,对阶级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P13)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这在俄国表现得十分明显。无产阶级无论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领导力量。

2.应当妥善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俄国的资产阶级同其他被剥削阶级一样,受到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而难以发展。俄国的劳动人民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资产阶级有反对专制,争取政治自由的主张。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并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而是为了眼前的自私狭隘的利益同专制政府联合起来。资产阶级从根本上来说是懦弱、胆怯和反动的。“只要资产阶级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4](P81)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逐步实现了大工业和中小资本家企业的国有化,用社会主义国有制代替了具有发动性质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更为理性,他正确评价了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指出,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资本主义与小生产相比显然是进步的。而俄国的现实状况决定了直接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列宁指出作为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应该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环节,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是符合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3.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外还存在广大的中间阶级和阶层。中间阶级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们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无产阶级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建设时期都应该努力争取中间阶级和阶层。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不是根本对立的阶级,同他们结成联盟也是可行的,这些阶级和阶层都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其中,最重要的中间阶级就是广大的农民。农民阶级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长期遭受大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经济上极端贫困,社会地位上极端无权和卑微。他们有强烈的摆脱压迫和剥削的愿望,希望获得自由和土地,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农民是拥护革命的。另一方面,农民也是小私有者,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强烈的依赖性,因此更为分散;他们获得一点利益就会对革命的远大目标抱怀疑态度,革命的信念不够坚定;长期的贫困,使他们具有愚昧和落后的特点。根据农民的这一特点,列宁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农民革命积极性的方面,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农民都是无产阶级联合的最主要的阶级力量。

4.阶级的消灭只有到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当私有制被消灭的时候,人剥削人的现象,阶级的现象才能被消灭。“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3](P13)当然,消灭阶级不是一次运动、一次革命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同时,消灭阶级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需要大量的时间。

三、的阶级阶层理论

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研究的著作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伟大的著作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为无产阶级正确处理同各阶级的关系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认为中国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并不是很多。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却代表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具有远大的前途。与无产阶级完全对立的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特别是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他们附属于帝国主义,阻碍革命的步伐,他们是中国最落后的生产关系。在无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之间,还存在多个革命主张模糊的阶级。首先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产阶级,他们受到外资和军阀的打压而渴望反帝斗争,但又害怕无产阶级的壮大威胁自身发展而又怀疑革命,所以要对其进行区别对待,其右翼与无产阶级敌对,左翼是需要联合的力量;其次是以手工业者,小知识阶层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内部非常复杂,又可以分为左、中、右三个不同的阶层。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具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革命高潮时期都是革命需要团结的力量;再次是以半自耕农和贫农为主要代表的半无产阶级;最后是以失地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为主要代表的游民无产阶级,他们既勇敢又具有破坏性,需要正确的引导。因而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朋友;中产阶级的右翼有可能是敌人,而其左翼有可能变成朋友。[5](PP3~9)对中国阶级的正确分析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建国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新中国的阶级和阶层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所有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而少部分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属于敌人的范畴,是专政的对象。认为只有敌我矛盾才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阶级之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6](P205)针对不同阶级的性质不同,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个阶级都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需要改造,只是改造的性质是不同的,进而对如何正确对待各阶级、阶层的态度和策略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的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今天正确分析和认识社会各阶层关系,进而实施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四、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阶层理论的最新发展

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秉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承认社会阶层的客观存在,强调要科学分析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积极实现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重新承认社会阶层的客观存在。阶级和阶层的现象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在英文中,阶级和阶层这两个概念虽然有区别,但是区别不明显。而在中文中,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来理解阶级,就是根据生产关系来划分的具有直接对立和冲突的社会集团。在经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惨痛教训之后,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一般不用阶级的概念来对人民群众内部的等级进行划分,而采用“阶层”这个不具有根本对抗性的概念来描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存在的带有等级性质的社会群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首次重新使用了“社会阶层”的概念,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7](P1916)党的十六大报告也肯定了“阶层”这一提法,合理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客观存在的社会分化现象,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8](P11)由此可见,社会阶层的客观存在和产生的新变化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