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论文十篇

社会主义论文篇1

上世纪4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初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两级国际格局。苏联为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极力促使东欧、东南欧及亚洲的一些刚刚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尽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加入到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便是苏联争取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两极对立的政治格局和中国面临的来自西方封锁包围的严峻形势，使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带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它的性质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这显然与苏联方面提出的过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不符，当然会引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若干偏见。对此，做过说明，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方面不支持我们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后，“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直言苏联在“一九四九、一九五O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由此可见，苏联方面为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高度统一，已经明显地向中国共产党人施压了。“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这是字字千钧的一句结语。这说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在不断地向中国共产党人敲响警钟，在重大提法上不能与苏联经验保持一致，不按照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模式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效仿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据此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计划，势必会影响到中苏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关系，其下场必然与南斯拉夫一样。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和为打消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人的疑虑，一方面想方设法通过各个渠道就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实际做法向苏联方面进行耐心的解释，并抱着虔诚的态度尽可能接受苏联方面的建议和意见，以便得到苏联的理解和支持，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派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另一方面，发表《论人民民主》一文，公开向世界宣告了新中国即将实行的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政策，并斩钉截铁地宣布：“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可以说，来自苏联的压力，使逐步改变了经历一个时间较长相对稳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的最初的设想，而是在时间的估算上与东欧各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大体相吻合。同时，也把“右倾民主主义偏向”的主要特征看作是“向富农投降”，这与东欧国家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他批评邓子恢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所犯错误“属于右倾”。在苏共反复批判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和东欧各国纷纷照搬苏联模式的大背景下，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最终促使以为首的中央领导人放弃经过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后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初设想，而是选择了“直接过渡”，认为过渡时期就是资本主义因素逐步减少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加的时期。1953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正式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转而完全倒向了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二、国内的新情况是促使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客观内部因素

建国后前3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实践是成功的，其中在政治、经济方面尤为显著。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例如随着完成，农村两极分化苗头的出现；在保护私营工商业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过程中，不法资本家“五毒”行为的出现等。这些因素的发展及其相互作用最终促使改变了原有的过渡思路转而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步伐。

（一）新解放区后“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促使下定决心尽早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解放区的扩展到全国范围。作为中国民主革命主要内容的具有双重性质。通过实行，不仅要联合农民群众三座大山，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而且要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好准备。但在全国完成、农民得到土地、生活得到改善、农村生产力明显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后农村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这一“两极分化”的苗头引起中央领导人尤其是的担忧。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中国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后，小农经济的状态仍未被打破，农民获得土地后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主阶级后，农村供应城市的粮食数量缩减，农村供应与城市需求的矛盾骤然尖锐。同时，虽然每户农民都获得土地且数量相差无几，但是由于其劳动能力、技术水平及经营水平的差异，造成收入出现差距，农村出现少量的贫富分化现象。由此，一些地区出现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合作组，想借此缩小收入差距，缓解农村与城市粮食供需矛盾。这些现象最先在东北和华北老解放区表现出来。1949年12月，东北局书记高岗在座谈会上提出，可以借助并进一步提高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合作组，向社会主义过渡。1951年5月，山西省委建议，可以通过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办法，以动摇和削弱农村的私有制。对此，刘少奇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想法和建议是“一种危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仍是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我们不能将其与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现阶段我们还处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阶段，因此不应限制富农的发展。在这一关系到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反对刘少奇的观点。他认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因此他鼓励在农村推行互助合作社，试图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提高农村生产力，最终动摇农村的个体经济，动摇私有经济的基础。在革命时期，坚决反对农村工作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做法。但建国后，随着工作的全面展开，千百万农民因为分到土地而积极投身到农业生产中，农村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却开始担忧在农村中逐步出现的“两极分化”苗头会危及工农联盟，危及新生的国家政权。正是因为后个别领导对农村出现的少量两极分化苗头的过分担忧，造成以为核心的党领导人决定提前在农村进行所有制改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过早放弃。

（二）资本家不法行为的出现，使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逐渐改变了对资本主义的原有看法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三座大山。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相比，民族资本主义是进步的生产关系。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间阶级被中国共产党吸入到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是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认识逐步发生变化。在党的七大上，主张广大地发展资本主义，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一“资本主义太少”的状况直到1949年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在强调利用资本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改造的问题。即使如此，建国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新生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即由各阶级共同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其中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共同纲领》还提出要保护“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正是在党和国家按照《共同纲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不法资本家为牟取暴利在经济上唯利是图、破坏国营经济，在政治上对党员干部拉拢收买，这些行为对当时的党员干部产生很大的腐蚀和影响，污染了大批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导致政府机关中贪污、浪费、现象严重滋长。这使等中共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产生了重大变化，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针对私营工商业者开展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影响的过高估计，使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发生改变，提出“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的论断。自此，党中央领导人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限制发展对象转变为革命对象，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运动。1953年10月15日，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9］106。这进一步反映出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高度警惕，也更加坚定了他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决心。这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论文篇2

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并认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这都体现了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但由于左倾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匮乏,文化思想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个任务主要由邓小平理论完成的。其次,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回答,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二,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上,“经济建设为中心”范式对“阶级斗争为纲”范式的替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凸显了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上。邓小平理论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理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第四,精神文明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跨越”思想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不仅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还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精神文明理论在实际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典范。再次,精神文明理论促进了邓小平文化交往思想的形成。国内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进行国际文化交往,邓小平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的思想,在肯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坚持”,[4]从而顺应了民族史融入世界史的全球化潮流,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正是其文化交往理论的本质要求。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p#分页标题#e#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第二,和谐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文化的和谐性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待,和谐文化只是解决文化矛盾的最佳选择,它并不是指一种拒斥矛盾的文化,而是指在其内部的各种文化矛盾得到有效的制衡、处于一种最优的状态。其次,和谐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差异性的统一,人们的各种价值追求得到有效满足,文化共识不断达成。要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来引领社会各种思潮、统领各种价值目标、包容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它必然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内在尺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为价值尺度,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又会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共同理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11]

社会主义论文篇3

从新文化运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近现代史在几种文化的激荡中前行。大致看来，这种根于文化的时代精神，经历了几次大的冲突和发展。

一是中华传统文化，同西方民主、科学精神的交融时期。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之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根基，受到西洋文化和科技的挑战，在战败和屈辱中，传统文化被打开了桎酷。这次文化意义上的交锋与结合，对于近代史上大批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而言，是一次世界观的革命。

二是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的信念同中国具体历史文化的融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经过短短28年，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和国情很完整地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产生出伟大的文化动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10月1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当时的信念，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时代精神，得到社会支持和接受，并飞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

三是中国社会全面建设发展时期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与时俱进”，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开创具有现代气息、时代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先进文化”等一系列的新概念、新理论，这对当前的文化理论研究来说，意义重大。

本文着重谈谈作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体会，并对文化理论探索的有关概念和问题，进行一些很初步的学习、研讨，以此请教于专家学者。

一、信念与文化的深刻联系

1、信念的概念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类认识可以分为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人类对已知世界的知识，称为理性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等等；而对于未知世界或未知领域，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同样积累了大量有关这一领域的观念性知识，这就是所谓的信念和信仰。

信念，是社会的人对与现实相关联的未知领域的一种思想预期和美好憧憬。信念，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种重要的意识现象和一种最普遍的思维观念，它是指人类当时具体的认识能力范围与未知世界、彼岸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形态，这就是认识论意义上信念的定义。简而言之，信念就是界于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体系。

信念既受到已知世界的影响和制约，又是通向未知的精神王国、彼岸世界的一道桥梁。信念与信仰的区别是，信念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随着人类思维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而有可能实现，但信仰基本上完全没有可实现性。

信念既能制约在它后面的科学，又能兼顾在它前面的信仰。研究信念观，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硬道理，那就是，信念有可能统一，信仰则无法统一。

2、中国传统文化以信念观为主干

笔者认为，中华文化两大学术成就——儒家和道家人文学说，都是以信念观为主干的。

儒家文化，“克己”、“礼让”、“中庸”、“学而知之”等等文化观念，都可以纳入信念的范畴。在信仰观上，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似乎没有重视、甚至是不屑于去考究“终极信仰”的问题。孔子的信仰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一种信念观。他的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信念意识、信念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老子、庄子等道家的思想先驱，则描绘了一个对社会、对未来美好憧憬的信念境界，即，道德至上的信念社会。这些信念意识都是通过教育和主体精神的能动发挥，而有可能实现的文化信条。

东方人“无事不求神”，西方人“上帝与我同在”、“上帝是万神之神”。从信念和信仰的表现形式来看，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信念意识，明显区别于西方人对“宇宙本体” 、“绝对理念”或“客观精神”的终极信仰的倾向。

除了儒、道两大学术体系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其它有影响力的学说。但总体而言，从学术研究的对象特征来看，中国文化重人文、轻数理，在文化形成的鼎盛时期，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受科学观的影响少，受基于“客观精神”的信仰观的影响弱，所以，比较早地形成了分化信仰和信念，文化与信念合流的趋势。

我们古老而伟大祖国，长江、黄河流域幅员辽阔的地理优势，人民群众的勤劳、智慧、勇敢和善良，为中华文化的起源时期，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条件，并且很快形成了泱泱大国、儒雅大气的文化信念风范。

二、信念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

1、历史的回顾

信念文化和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信仰文化一样,都是先进的文化形式，都对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做出过积极贡献。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信念文化”特征。一个具有中国文化信念的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信念，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信念，同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相比，在人权上，是完全平等的；在人格魅力和灵魂境界方面，则是同样高尚和崇高的。信念和信仰一样，都是人类智慧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

封建时期的中国，从统治者，到士大夫，再到广大民众，普遍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信念基础。“忠”、“孝”、“仁”、“义”、“礼”、“修身”、“齐家”等等，代表了这一历史环境中主流的文化信念。例如“修身”、“齐家”， 是指锤炼个人的品德修为，维持家庭关系的和睦，承担养家糊口的义务和担负起兴家、兴业的重任。“修身”、“齐家”是由儒家文化推出的教条，也是信念。人们之所以恪守、深信、坚信这一教条，就是因为它是文化，没有别的更深刻的原因。这一文化信条是经过努力有可能实现的一种美好的、预期的境界。

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人文信念，其实质，都是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可能实现的完美境界。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就是文化信念；这种深层的、完美的融汇，更加放射出智慧的光华，照亮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在古老的年代，就呈现了许多辉煌的创举。例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古老的“丝绸之路”商业文明，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等等。当美国宇航员登上月亮时，他仍然能用肉眼看得见我们的万里长城。任何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都不得不赞美中华文化的伟大。在2000多年前，人类许多民族还过着茹毛饮血、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我们的先辈们，就能够举全民族之力量，创建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长城，这背后需要多么伟大的文化动力和信念的力量来支撑。

中国历史，所呈现出的信念文化，造就了一大批信念文化的楷模和英雄人物。例如蜀汉丞相诸葛亮；再例如唐太宗、魏征；再例如康熙、乾隆、成吉思汗等等；再例如孔、孟、老、庄，屈原、李白、杜甫、朱熹等等；再如关羽、岳飞、文天祥等等；女英雄花木兰、穆桂英等等，医学家华佗、李时珍等等，近代的孙中山、鲁迅、等等，以及、、叶挺、雷锋等等，等等。这些信念文化社会中的古圣先贤，他们可歌可泣的信念操守和信念风范，同西方信仰社会的历史伟人相比，没有丝毫的逊色。

2、新文化运动与共产主义信念的融合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们推广白话文，引进西方的民主信念、法制信念和科学精神，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就是近代史一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文化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信念同西方正统的哲学理念的全面接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

二十世纪，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借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及时地引入人类的文化导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学说，开创了一个以共产主义文化信念作为精神追求目标的伟大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非常完美地演绎了信念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它是中、西方文化在信念文化领域的一次成功的交流和实践，是文化信念“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

中华民族在经历100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族噩梦之后，告别了那段科技落后、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开始驶入文化发展的快车道。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伟大的复兴。

共产主义信念，是一个对全人类社会的美好而理论化的预期，它既是社会学、更是文化学的现象和理论。

3、西方社会的信仰文化特征

从起源上看，基督教的信仰文化，在古老的冲突中诞生。2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在耶路撒冷，到处是烽火狼烟。在那里，是一片信仰的战场。信仰文化观已经发展了2000多年，但古老的冲突并没有因为2000多年来文化观的发展、变革，而有所消解的迹象。至今，在那个地区，仍然弥漫着的恐怖主义行径，与这种信仰文化在文化学起源之初的冲突，有着很深层的联系。如果没有起源时的信仰文化冲突，自杀性的恐怖攻击是不可想象发生的。而令人欣慰的是，咱们中国的信念文化，是在一种相对比较富庶、宽松的古代文明的社会环境里诞生。

在欧洲近代史上，从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了信仰文化和哲学理念并驾齐驱的历史时期。但是，就社会公众的信仰意识来说，仍然是深深地打下了追求“至高理念”的信仰文化的历史烙印。

应该充分肯定，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是依托于一种先进的文化基础的。就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言，它非常伟大的一面，是迅速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科技、经济能力，发展了人的实践创造力，造就一个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时代。如果分析这种文化的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冲突扩大化，文化扩张引起的同其它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尖锐化。

以美国文化为例，它表现出极强的占有资源，占有物质财富、最大化的满足社会物质生活欲望的特征。本文姑且称之为“物欲文化”，也被描述为“雄性文化”。从文化渊源来解释，这种追求物欲满足的极大化，同信仰文化具有的信仰观念上追求极大化(无限化、极端化)的倾向，是一脉相承的。信念文化则不同，在人们的信念世界中，只是将个人的信念目标定位为追求有限的（有可能实现的）预期值。从学理上来说，西方发达社会的高度物质文明，既不是哲学造就的，也不是文化学造就的，而是人文精神偏重于发展科技、发展经济文化和发展制度文化所造就的。

文化观不仅仅是信仰观或信念观，但是如果离开了信仰观、信念观来思考文化现象，很难想象文化将会被带向何方。信仰和文化互为依托，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现实社会理性与信仰和信念的结合，就是文化。

信念文化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文化可以充当信念，从而建构起一个以信念为主体的信念文化时代；然而，在信仰文化方面，可以建构起一个以信仰为主体的信仰文化时代，但是文化本身不能够充当信仰。

也许，21世纪的我们，是处在一个文化形态对话与交流的特定历史时段；说得夸张严重一点，是所谓文化征服的时代。那么中国，作者认为，应该是属于一个信念文化的东方大国。

三、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内涵

经过了以上讨论，本文再回到信念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主题上来。

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特色的信念文化，是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先进形态和一种必然结果。

上个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一个正在进程中的伟大时代，同时也必将孕育出一种新的无愧于时代的“先进文化”。由于文化现象和理论的复杂性、重要性，加之本文作者学识肤浅，对这一论题的研究也是非常肤浅和有限的。现提出一些思考性的观点，思想的火花，其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能得到各位领导，前辈学者，以及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1、信念文化符合中国国情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曹州府的德国天主教堂与义和团发生冲突，当地群众将两名德国传教士打死，这便是近代史上的“曹州教案”。随后，义和团运动同西洋教会的冲突愈演愈烈。1900年，义和团民杀死德国公使，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朝政府被迫签定了《辛丑条约》，向侵略者赔款4.5亿两白银。

回首历史，可以发现，八国联军在100年前上演的那一段血淋淋的历史，其直接的、重要的起因，是中国信念文化与西方信仰文化相冲突。

历史记录着，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信仰文化的一方，作为征服者，最后的“谢幕表演”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行径不象是教徒所为，而更象是强盗所作。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国土上两股伟大的文化信念潮流，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共产主义信念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了一个信念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

在中国，共产主义信念的成功，是历史使然。为什么中国会历史而必然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念呢？这其中一定有着深刻的缘由。

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只用三年时间,就战胜了远比自己强大的军队。作者认为,这种战争奇迹的发生,其实是受到信念文化的原理决定或制约的。从红军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连队以上建制设立党支部，这就为军队奠定了坚实的信念文化基础。军队则没有这样一个信念指标体系。由此可见，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最根本的优势之一，是共产党人所拥有的牢固的、坚实的信念基础。

二十世纪后半叶，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来考察，中国社会，主流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文化，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式现代信念文化。台、港、澳文化，概括起来说，是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物。其核心，仍然是信念文化，而不属于西方的信仰文化体系。

近代颇有影响的“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说明当今社会的时代精神，仍然无法割断与中国历史长河中主导地位的信念文化的深刻渊源。中国文化既需要与时俱进，又需要回归历史、传承历史。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所积淀的信念文化，底蕴深厚。尽管经历了那一场血与火的战争，西方信仰文化、基督教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国国情和主流社会文化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

以上是作者对上个世纪中国信念思潮发展轨迹的一个简单观察。

2、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和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信念文化是一个“大文化”，“大社会主义的”概念与范畴。

十三亿人口的伟大祖国，其庞大的超社会结构，空前规模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改革开放后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法预见得到的。

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后党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的论断，为当今和未来中国的文化之路，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上个世纪末，当代共产主义信念的教师爷——苏联，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如果从文化与信仰的角度，来看待东欧巨变，作者感觉到，整个东欧、俄罗斯，又必然地回归了历史，复归到了欧洲传统的信仰和文化体系之中。

人类伟大的文化导师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曾经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本性的一种“全面的”复归；共产主义是向着“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复归。作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作为文化现象的共产主义，其本质内容的“复归论断”，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学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考察近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并结合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大致可以将文化的层次划分为下列几个时期。当然，这种划分，是非常粗线条的。

（1）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工业社会前期，文化巨匠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一股强烈的文化正义感，对资本主义早期剥削制度作了无情的鞭打和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崇高的友谊和毕生心血，创立共产主义信念学说，书写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不朽的篇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共产主义信念，只是一种文化的预言和理论形式。随后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将这种信念文化载入了史册。共产主义，作为信念观和文化观，是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精神瑰宝。

（2）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以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信念文化为主体。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人民的伟大领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结合农民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国国情，书写了建党、建军、建国的一段光辉历史，并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人民民主》等光辉著作留给了后人。

（3）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时代：时代在前进，文化也在发展和前进。当代中国，是一个发展了的社会主义时代，也将是一个创新的、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个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将跨过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等等重要的社会形态，同时也呼唤着创新的、伟大的时代精神潮流，呼唤着一种前沿性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

党的十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智慧结晶。

“三个代表”思想，博大精深，涵盖了经济学、文化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方方面面，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深刻领会，勤勉探索，创新发挥。作者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指导“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有着很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或“逻辑出发点”，就是“爱社会”。这个“爱社会”，实质是，爱社会主义的现实的中国。这是一种“信念之爱”，也是“文化之爱”。爱社会主义，不仅包括爱社会主义的制度，而且包括爱社会主义的文化。

所谓文化关怀，就是中国人民信念文化的共识，就是本文所说的“文化之爱”。

爱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所需要的爱，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国，是我们十三亿公民的社会，是我们生存、安定、统一、团结和繁荣发展的逻辑前提；这既是一种理性形态的爱，又是一种信念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爱。

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内涵，属于 “大文化”、“大社会主义”的探索思路和探索方向，是一个庞大的学术性、理论性课题。本文作者联系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此略谈一二，不对之处难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这个重要信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文化信念理论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仁爱社会”的信念。中国特色的信念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仁爱社会。在儒家文化中，深深蕴涵着我们炎黄子孙的思想智慧、道德风范和精神宿求。社会主义与儒家信念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包容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魅力，正将体现出一种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作为民族智慧精髓的儒文化，主要包括经典思想家儒家学说，汉代儒家学说，以及近现代新儒家学说。世界上其他许多开放民族、先进社会和先进文化，都在积极对儒家思想进行学习、研究。我们社会主义的大文化，完全有优势、有机遇，将中华本原的儒文化发扬光大。当然，孔孟之道也存在着些许糟粕，责任不在孔孟，而主要在封建的帝王将相统治者。同志曾经教导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是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包容性，需要遵循的原理。

——“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的信念。发展物质文明，为中国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为建设“先进文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人为本”、“发展科技”、“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信念。科技为人所用，造福人类。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控制环境污染。在环保领域，中华信念文化完全有能力为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做出表率。

本文通过以上的论述，试图推演和得出如下论题：

——信念与信仰，各有其本原的优势和不足。

社会主义论文篇4

    从新文化运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近现代史在几种文化的激荡中前行。大致看来，这种根于文化的时代精神，经历了几次大的冲突和发展。

    一是中华传统文化，同西方民主、科学精神的交融时期。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之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根基，受到西洋文化和科技的挑战，在战败和屈辱中，传统文化被打开了桎酷。这次文化意义上的交锋与结合，对于近代史上大批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而言，是一次世界观的革命。

    二是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的信念同中国具体历史文化的融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经过短短28年，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和国情很完整地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产生出伟大的文化动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当时的信念，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时代精神，得到社会支持和接受，并飞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

    三是中国社会全面建设发展时期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与时俱进”，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开创具有现代气息、时代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先进文化”等一系列的新概念、新理论，这对当前的文化理论研究来说，意义重大。

    本文着重谈谈作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体会，并对文化理论探索的有关概念和问题，进行一些很初步的学习、研讨，以此请教于专家学者。

    

    一、信念与文化的深刻联系

    1、信念的概念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类认识可以分为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人类对已知世界的知识，称为理性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等等；而对于未知世界或未知领域，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同样积累了大量有关这一领域的观念性知识，这就是所谓的信念和信仰。

    信念，是社会的人对与现实相关联的未知领域的一种思想预期和美好憧憬。信念，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种重要的意识现象和一种最普遍的思维观念，它是指人类当时具体的认识能力范围与未知世界、彼岸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形态，这就是认识论意义上信念的定义。简而言之，信念就是界于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体系。

    信念既受到已知世界的影响和制约，又是通向未知的精神王国、彼岸世界的一道桥梁。信念与信仰的区别是，信念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随着人类思维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而有可能实现，但信仰基本上完全没有可实现性。

    信念既能制约在它后面的科学，又能兼顾在它前面的信仰。研究信念观，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硬道理，那就是，信念有可能统一，信仰则无法统一。

    

    2、中国传统文化以信念观为主干

    笔者认为，中华文化两大学术成就——儒家和道家人文学说，都是以信念观为主干的。

    儒家文化，“克己”、“礼让”、“中庸”、“学而知之”等等文化观念，都可以纳入信念的范畴。在信仰观上，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似乎没有重视、甚至是不屑于去考究“终极信仰”的问题。孔子的信仰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一种信念观。他的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信念意识、信念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老子、庄子等道家的思想先驱，则描绘了一个对社会、对未来美好憧憬的信念境界，即，道德至上的信念社会。这些信念意识都是通过教育和主体精神的能动发挥，而有可能实现的文化信条。

    东方人“无事不求神”，西方人“上帝与我同在”、“上帝是万神之神”。从信念和信仰的表现形式来看，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信念意识，明显区别于西方人对“宇宙本体” 、“绝对理念”或“客观精神”的终极信仰的倾向。

    除了儒、道两大学术体系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其它有影响力的学说。但总体而言，从学术研究的对象特征来看，中国文化重人文、轻数理，在文化形成的鼎盛时期，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受科学观的影响少，受基于“客观精神”的信仰观的影响弱，所以，比较早地形成了分化信仰和信念，文化与信念合流的趋势。

    我们古老而伟大祖国，长江、黄河流域幅员辽阔的地理优势，人民群众的勤劳、智慧、勇敢和善良，为中华文化的起源时期，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条件，并且很快形成了泱泱大国、儒雅大气的文化信念风范。

    

    二、信念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

    1、历史的回顾

    信念文化和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信仰文化一样,都是先进的文化形式，都对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做出过积极贡献。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信念文化”特征。一个具有中国文化信念的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信念，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信念，同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相比，在人权上，是完全平等的；在人格魅力和灵魂境界方面，则是同样高尚和崇高的。信念和信仰一样，都是人类智慧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

    封建时期的中国，从统治者，到士大夫，再到广大民众，普遍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信念基础。“忠”、“孝”、“仁”、“义”、“礼”、“修身”、“齐家”等等，代表了这一历史环境中主流的文化信念。例如“修身”、“齐家”， 是指锤炼个人的品德修为，维持家庭关系的和睦，承担养家糊口的义务和担负起兴家、兴业的重任。“修身”、“齐家”是由儒家文化推出的教条，也是信念。人们之所以恪守、深信、坚信这一教条，就是因为它是文化，没有别的更深刻的原因。这一文化信条是经过努力有可能实现的一种美好的、预期的境界。

    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人文信念，其实质，都是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可能实现的完美境界。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就是文化信念；这种深层的、完美的融汇，更加放射出智慧的光华，照亮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在古老的年代，就呈现了许多辉煌的创举。例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古老的“丝绸之路”商业文明，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等等。当美国宇航员登上月亮时，他仍然能用肉眼看得见我们的万里长城。任何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都不得不赞美中华文化的伟大。在2000多年前，人类许多民族还过着茹毛饮血、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我们的先辈们，就能够举全民族之力量，创建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长城，这背后需要多么伟大的文化动力和信念的力量来支撑。

    中国历史，所呈现出的信念文化，造就了一大批信念文化的楷模和英雄人物。例如蜀汉丞相诸葛亮；再例如唐太宗、魏征；再例如康熙、乾隆、成吉思汗等等；再例如孔、孟、老、庄，屈原、李白、杜甫、朱熹等等；再如关羽、岳飞、文天祥等等；女英雄花木兰、穆桂英等等，医学家华佗、李时珍等等，近代的孙中山、鲁迅、李大钊等等，以及彭德怀、方志敏、叶挺、雷锋等等，等等。这些信念文化社会中的古圣先贤，他们可歌可泣的信念操守和信念风范，同西方信仰社会的历史伟人相比，没有丝毫的逊色。

    

    2、新文化运动与共产主义信念的融合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们推广白话文，引进西方的民主信念、法制信念和科学精神，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就是近代史一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文化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信念同西方正统的哲学理念的全面接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

    二十世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借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及时地引入人类的文化导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学说，开创了一个以共产主义文化信念作为精神追求目标的伟大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非常完美地演绎了信念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它是中、西方文化在信念文化领域的一次成功的交流和实践，是文化信念“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

    中华民族在经历100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族噩梦之后，告别了那段科技落后、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开始驶入文化发展的快车道。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伟大的复兴。

    共产主义信念，是一个对全人类社会的美好而理论化的预期，它既是社会学、更是文化学的现象和理论。

    

    3、西方社会的信仰文化特征

    从起源上看，基督教的信仰文化，在古老的冲突中诞生。2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在耶路撒冷，到处是烽火狼烟。在那里，是一片信仰的战场。信仰文化观已经发展了2000多年，但古老的冲突并没有因为2000多年来文化观的发展、变革，而有所消解的迹象。至今，在那个地区，仍然弥漫着的恐怖主义行径，与这种信仰文化在文化学起源之初的冲突，有着很深层的联系。如果没有起源时的信仰文化冲突，自杀性的恐怖攻击是不可想象发生的。而令人欣慰的是，咱们中国的信念文化，是在一种相对比较富庶、宽松的古代文明的社会环境里诞生。

    在欧洲近代史上，从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了信仰文化和哲学理念并驾齐驱的历史时期。但是，就社会公众的信仰意识来说，仍然是深深地打下了追求“至高理念”的信仰文化的历史烙印。

    应该充分肯定，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是依托于一种先进的文化基础的。就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言，它非常伟大的一面，是迅速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科技、经济能力，发展了人的实践创造力，造就一个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时代。如果分析这种文化的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冲突扩大化，文化扩张引起的同其它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尖锐化。

    以美国文化为例，它表现出极强的占有资源，占有物质财富、最大化的满足社会物质生活欲望的特征。本文姑且称之为“物欲文化”，也被描述为“雄性文化”。从文化渊源来解释，这种追求物欲满足的极大化，同信仰文化具有的信仰观念上追求极大化(无限化、极端化)的倾向，是一脉相承的。信念文化则不同，在人们的信念世界中，只是将个人的信念目标定位为追求有限的（有可能实现的）预期值。从学理上来说，西方发达社会的高度物质文明，既不是哲学造就的，也不是文化学造就的，而是人文精神偏重于发展科技、发展经济文化和发展制度文化所造就的。

    文化观不仅仅是信仰观或信念观，但是如果离开了信仰观、信念观来思考文化现象，很难想象文化将会被带向何方。信仰和文化互为依托，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现实社会理性与信仰和信念的结合，就是文化。

    信念文化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文化可以充当信念，从而建构起一个以信念为主体的信念文化时代；然而，在信仰文化方面，可以建构起一个以信仰为主体的信仰文化时代，但是文化本身不能够充当信仰。

    也许，21世纪的我们，是处在一个文化形态对话与交流的特定历史时段；说得夸张严重一点，是所谓文化征服的时代。那么中国，作者认为，应该是属于一个信念文化的东方大国。

    

    三、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内涵

    经过了以上讨论，本文再回到信念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主题上来。

    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特色的信念文化，是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先进形态和一种必然结果。

    上个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一个正在进程中的伟大时代，同时也必将孕育出一种新的无愧于时代的“先进文化”。由于文化现象和理论的复杂性、重要性，加之本文作者学识肤浅，对这一论题的研究也是非常肤浅和有限的。现提出一些思考性的观点，思想的火花，其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能得到各位领导，前辈学者，以及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1、信念文化符合中国国情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曹州府的德国天主教堂与义和团发生冲突，当地群众将两名德国传教士打死，这便是近代史上的“曹州教案”。随后，义和团运动同西洋教会的冲突愈演愈烈。1900年，义和团民杀死德国公使，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朝政府被迫签定了《辛丑条约》，向侵略者赔款4.5亿两白银。

    回首历史，可以发现，八国联军在100年前上演的那一段血淋淋的历史，其直接的、重要的起因，是中国信念文化与西方信仰文化相冲突。

    历史记录着，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信仰文化的一方，作为征服者，最后的“谢幕表演”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行径不象是教徒所为，而更象是强盗所作。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国土上两股伟大的文化信念潮流，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共产主义信念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了一个信念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

    在中国，共产主义信念的成功，是历史使然。为什么中国会历史而必然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念呢？这其中一定有着深刻的缘由。

    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只用三年时间,就战胜了远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作者认为,这种战争奇迹的发生,其实是受到信念文化的原理决定或制约的。从红军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连队以上建制设立党支部，这就为军队奠定了坚实的信念文化基础。国民党军队则没有这样一个信念指标体系。由此可见，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最根本的优势之一，是共产党人所拥有的牢固的、坚实的信念基础。

    二十世纪后半叶，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来考察，中国社会，主流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文化，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式现代信念文化。台、港、澳文化，概括起来说，是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物。其核心，仍然是信念文化，而不属于西方的信仰文化体系。

    近代颇有影响的“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说明当今社会的时代精神，仍然无法割断与中国历史长河中主导地位的信念文化的深刻渊源。中国文化既需要与时俱进，又需要回归历史、传承历史。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所积淀的信念文化，底蕴深厚。尽管经历了那一场血与火的战争，西方信仰文化、基督教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国国情和主流社会文化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

    以上是作者对上个世纪中国信念思潮发展轨迹的一个简单观察。

    

    2、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和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信念文化是一个“大文化”，“大社会主义的”概念与范畴。

    十三亿人口的伟大祖国，其庞大的超社会结构，空前规模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改革开放后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法预见得到的。

    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后党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的论断，为当今和未来中国的文化之路，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上个世纪末，当代共产主义信念的教师爷——苏联，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如果从文化与信仰的角度，来看待东欧巨变，作者感觉到，整个东欧、俄罗斯，又必然地回归了历史，复归到了欧洲传统的信仰和文化体系之中。

    人类伟大的文化导师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曾经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本性的一种“全面的”复归；共产主义是向着“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复归。作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作为文化现象的共产主义，其本质内容的“复归论断”，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学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考察近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并结合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大致可以将文化的层次划分为下列几个时期。当然，这种划分，是非常粗线条的。

    （1）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工业社会前期，文化巨匠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一股强烈的文化正义感，对资本主义早期剥削制度作了无情的鞭打和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崇高的友谊和毕生心血，创立共产主义信念学说，书写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不朽的篇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共产主义信念，只是一种文化的预言和理论形式。随后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将这种信念文化载入了史册。共产主义，作为信念观和文化观，是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精神瑰宝。

    （2）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以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信念文化为主体。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结合农民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国国情，书写了建党、建军、建国的一段光辉历史，并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光辉著作留给了后人。

    （3）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时代：时代在前进，文化也在发展和前进。当代中国，是一个发展了的社会主义时代，也将是一个创新的、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个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将跨过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等等重要的社会形态，同时也呼唤着创新的、伟大的时代精神潮流，呼唤着一种前沿性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

    党的十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智慧结晶。

    “三个代表”思想，博大精深，涵盖了经济学、文化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方方面面，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深刻领会，勤勉探索，创新发挥。作者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指导“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有着很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或“逻辑出发点”，就是“爱社会”。这个“爱社会”，实质是，爱社会主义的现实的中国。这是一种“信念之爱”，也是“文化之爱”。爱社会主义，不仅包括爱社会主义的制度，而且包括爱社会主义的文化。

    所谓文化关怀，就是中国人民信念文化的共识，就是本文所说的“文化之爱”。

    爱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所需要的爱，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国，是我们十三亿公民的社会，是我们生存、安定、统一、团结和繁荣发展的逻辑前提；这既是一种理性形态的爱，又是一种信念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爱。

    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内涵，属于 “大文化”、“大社会主义”的探索思路和探索方向，是一个庞大的学术性、理论性课题。本文作者联系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此略谈一二，不对之处难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这个重要信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文化信念理论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仁爱社会”的信念。中国特色的信念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仁爱社会。在儒家文化中，深深蕴涵着我们炎黄子孙的思想智慧、道德风范和精神宿求。社会主义与儒家信念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包容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魅力，正将体现出一种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作为民族智慧精髓的儒文化，主要包括经典思想家儒家学说，汉代儒家学说，以及近现代新儒家学说。世界上其他许多开放民族、先进社会和先进文化，都在积极对儒家思想进行学习、研究。我们社会主义的大文化，完全有优势、有机遇，将中华本原的儒文化发扬光大。当然，孔孟之道也存在着些许糟粕，责任不在孔孟，而主要在封建的帝王将相统治者。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是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包容性，需要遵循的原理。

    ——“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的信念。发展物质文明，为中国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为建设“先进文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人为本”、“发展科技”、“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信念。科技为人所用，造福人类。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控制环境污染。在环保领域，中华信念文化完全有能力为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做出表率。

    本文通过以上的论述，试图推演和得出如下论题：

    ——信念与信仰，各有其本原的优势和不足。

社会主义论文篇5

所谓政治文明，就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进步政治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为了追求政治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而又艰难的跋涉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改进与提高，人类社会逐渐脱离蒙昧而进入文明时代。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政治文明的标志。自从人类进入政治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经历了奴隶制时代的政治文明、封建制时代的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以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政治文明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文明是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奴隶制时代的政治文明和封建制时代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低级阶段，虽然与蒙昧、野蛮时代相比，人类政治生活进入了组织化的时代，但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下，这种政治文明表现出裸的阶级压迫和统治的特征，因此，是同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等等相连的。因而，它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政治文明。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不但创造了空前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还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它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把人从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人的独立与自由，尽管社会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人们终于能够在政治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并且用法制手段确认和保障了这一权利。形式上精致的民主制度的安排代替了裸的统治。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资本主义本质上依然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体现为少数有钱人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因此，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依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政治文明。其历史局限性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显露出来。

人类政治文明是沿着由低级向高级形态、由蒙昧向开明状态的轨迹而运行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之前，却始终表现为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所以，在社会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中，尽管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替依次表现为向更高层次的政治文明迈进，但政治文明的根本性质却没有变化。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才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第一次否定了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的文明状态。之所以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的文明状态，是因为：第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和根源，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第二，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建立。公有制经济制度使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得到解放，消除了以往文明的局限性，消灭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第三，个人逐步获得更全面发展的条件，产生了更进步的政治意识。

总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国家政权和人们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使最广大的人民享受到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使得政治文明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无疑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由于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没有经历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此，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阶段。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性飞跃。党的第一、二代领导人虽然没有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概念，但都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不断探索。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庄严宣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观的基本框架，但由于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缺乏民主与法制的传统，固有的封建法制传统与人治观念根深蒂固，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走了长达20余年的艰难曲折的弯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适应经济发展和改革要求，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生活逐步走向民主化、法制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全面进步的一个重要内容。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治发展问题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重要任务。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明确地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框架，正式提上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议事日程。

总之，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如何加强政治文明建设都做出了艰辛探索，内涵博大精深，特色鲜明突出，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小康社会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而小康社会目标蕴涵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涵盖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涉及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现代化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其发展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作为这种发展综合反映的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协调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社会集团的利益，保持经济增长、政治平等和社会发展。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是满足生产力健康发展的需要，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因此，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二)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本质在政治上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目标。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群众更好地当家作主，行使民利，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使党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使国家政权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既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三)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只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之后，广大人民群众才真正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即广大人民群众对极少数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它完成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质的飞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治文明的主体包括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是人民民主的主体，此外还包括各派、各界民主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爱国华侨等。因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更高层次的政治文明，是对人民实行民主、保证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享有各种自由和民利的政治文明，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论文篇6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阶级社会中宗教原则的消极、保守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写到：“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然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1](P218)为了使工人运动摆脱各种各样的宗教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直接批判宗教原则的消极与保守，而且十分注重强调社会主义与宗教在根本原则上的不同，反对把宗教与社会主义相调和的任何思想与行为。1843年，恩格斯在《大陆上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批评了当时法国一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将基督教等同于共产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即使《圣经》有的地方可以做出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其整个精神却是与共产主义及一切合理的创举截然对立的。

社会主义运动与宗教活动不同

将社会主义与基督教联系起来，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一些社会主义者将工人运动初期的某些特点等同于原始基督教的教会活动方式。这就提出了原始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问题。为了科学揭示基督教的产生以及原始基督教的状况，并回答上述问题，恩格斯于1882年写了《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文，1883年写了《启示录》一文，1894年，在综合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了《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对早期基督教与工人运动进行了比较，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恩格斯首先分析了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相似之处，主要有：(1)早期基督教和工人运动一样，在其产生之初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奴隶、穷人、无权者、被征服的人们的宗教；(2)早期基督教和工人运动，都宣传被压迫的人们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3)两者都遭受过统治阶级的排挤和迫害；(4)二者都在反抗压迫者迫害的斗争中胜利地给自己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分析了早期基督教与工人运动相似性的基础上，恩格斯阐明了二者在寻求自己解放途径上的实质区别。那就是，基督教宣扬的解放和永恒幸福是在来世和彼岸虚幻的天国中，而社会主义运动则要在现世和此岸的世界上谋求人类的解放和生活的幸福。恩格斯说：“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2](P19)“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只能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中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现世里。”[2](P20)恩格斯的论述，精辟地分析了宗教活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式之相似与实质之区别。早期的基督教，由于成员多为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弱小民族的下层群众，因而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它在教义方面的一些主张，如主张人人平等，鄙视富人，反对剥削压迫、预言“千年王国”等，表现了下层群众对罗马统治者的憎恶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有一定程度的革命因素和一定的宗教意义上的革命性。但基督教的活动毕竟与现代工人运动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将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而不是现实社会中。因此，它只是一种或宗教活动，不是变革现实社会的政治运动，不具有变革现实社会的意义。

社会主义者与宗教预言家不同

在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有许多先知式的预言家。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同情，但不重视科学，不懂得科学理论的重要性，而是凭着直觉和本能将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用激情的语言来唤起工人阶级的感情和意识，并以宗教的力量来证明社会主义。其中，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就是一个典型代表。魏特林不仅强调共产主义信仰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共产主义原则与基督教原则是一致的，认为应当用《圣经》来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他说“：理智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可能自己给自己招来的最大敌人是受伤害的宗教感情，宗教感情具有极其巨大的力量，可以而且必须利用它来为共产主义谋利益，因为宗教曾经是一种心的事业，而共产主义也是心的事业……在共产主义状态中，信仰宗教的人们可以保持他们现在认为好的一切宗教仪式和习惯。”[3](P218)魏特林把自己看作工人阶级的耶酥。他常常模仿耶酥的口吻来进行教导，认为自己是在向工人宣布一种新的福音书。他说：“贫苦的男女罪人!这是给你们的福音!用它造出自己的福音吧!所有信仰不坚和知识基础不牢，希望之锚在怀疑的海洋上丧失根基的人们，你们可以从这里获得和吸收新的勇气和新的希望。”它“将把信仰从迷误中解脱出来，照亮希望之路，并使爱和自由之火在一切罪人的心胸之中熊熊燃烧。阿门!”[3](P54)1846年6月6日，伦敦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描绘了作为先知和预言家的魏特林。信中写到：“威•魏特林同任何人都格格不入，只有那些盲目服从他的命令、非他写的书不感兴趣的人是例外，”“他以为只有他才掌握真理，只有他才能拯救世界，而别人写的东西都是拙劣之作；因此，他不搞研究，也不要自己的信徒搞研究，只要他们满足于他的福音”。[4](P257)像魏特林这样的预言家们不重视科学理论的预言式宣传，会给工人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极大危害。

马克思深切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一开始就注意对各种先知式的社会主义者进行批判，强调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对于魏特林，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他在启发工人觉悟方面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则对他的预言式的理论进行批判，强调了科学理论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者对待的基本态度

社会主义者有自己的信仰，即建立在现代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与宗教有神论信仰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社会主义者应当如何认识和对待广大信教群众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出发，阐述了社会主义者对待的基本态度：自由、实行政教分离与反对对待宗教的“左”的偏向。

自由，最早是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为了冲破封建专制与基督教政教合一的政治统治而提出的口号。在对待的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始终对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的思想给以肯定，而且明确指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他说：“从人权这一概念决不能得出宗教和人权毫不相容的结论。相反地，在这些权利中间，直接提出了信奉宗教、用任何方式信奉宗教、举行自己特殊宗教的仪式的权利。信仰特权是一般人权。”[5](P437)在《神圣家族》一文中，他们在肯定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的局限性，即资产阶级的人权与自由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了信仰不同宗教的自由。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了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的本质区别：“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6](P317)

为了实现自由，首先要实行政教分离。因为政教分离是实现自由的前提和保障。资产阶级革命后，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提出要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来建立自己的国家。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主张政教分离，但比资产阶级的政教分离思想更完全、更彻底。1848年，他们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各教派牧师的薪金一律由各个自愿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支付。”[7](P4)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的政教分离措施，指出公社在废除旧政府物质权利的工具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僧侣势力，其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财产，教士们应当过私人的清修生活。

社会主义论文篇7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其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公平。

第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四，对未来社会的解释。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表面看来。发达国家显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物质条件建立一个绿色社会，但在主要发达国家，绿色变革的要求与动力并不是社会政治的主流。而发展中国家正在拼命向发达国家学习，沿袭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这样整个世界几乎注定不可能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场社会变革。

第五，变革力量的选择。传统社会主义一直强调变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酋

[1] [2] [3] 

先应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然后才是工人。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毕竟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的阶级，仍蕴藏着最终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有三个，第一是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第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阐述。从另一个视角大大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几年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

今天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极大补充。生态社会主义期待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共同开展对现行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西方产业资本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全球流动而导致绝对过剩，在生态与就业上，大多数工人选择后者。生态社会主义今天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开始，这就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rl然的能力产生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址工业文明。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明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都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是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原则即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

其次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生态文明却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三、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论文篇8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社会形态

【正文】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分歧的症结就在于没有为社会主义定好位，并从这个“位”出发再谈什么是社会主义。

要解决“为社会主义定位”的问题，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和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联系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在“人类历史”的横坐标和“世界历史”的纵坐标的交汇处，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方位。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确定“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有一个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在早期(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末期)，他以所有制不同形式初步奠定了五种社会形态的雏型：“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从理论上指出社会形态是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相一致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68至70页)在中期(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他进一步完善了“五形态”论；从人的发展角度提出了“三形态”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关系、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还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二个时期”或“二个王国”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止。恩格斯称之为“人在一定意义才最终脱离动物界”的时期)和“真正的人”的时期，这也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在晚期(19世纪70年代末至1895年)，他从人类学的高度完善了他们以前对人类原始社会的“粗糙的描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后文明时代；谨慎地探讨并回答了俄国“农业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及条件的问题。这时期的研究弥补了两个时期对原始社会知之不多的窘况，从而完成了他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图画。

所有制是社会形态的基础，人的存在则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系统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形态有不同的表述，但其中有两条重要的平行线。一条是所有制形式，以“五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一系列“否定之否定”三段式，例如分工的三段式：自然分工自发分工(即奴隶般的社会分工)自觉分工(即消灭分工)。另一条是个人的发展状况，以“三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在《起源》中揭示的婚姻家庭形式。

为了简明和直观一点，我们不妨列出坐标图以示之。这个坐标图以马克思的“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这两条重要线索为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以所有制发展形式为纵坐标，以人的发展阶段为横坐标，画列出理论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坐标图上的方位(见第9页图)。

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确定“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找到以后，我们再以“三形态”论为基础，并借重与此理论相关和相联的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理论、两种生产中的婚姻家庭理论，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证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然后再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坐标图上找出现实社会主义的方位。

首先，从“三形态”理论的角度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十月革命前，列宁对当时俄国的国情的认识在总体上看是拔高了，总是将俄国与英美法等国相提并论。认为同处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在实践面前，列宁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决然指出，俄国之所以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并提出“利用资本主义”为俄国服务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

中国是以苏联为师走上社会主义的。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想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有一定的“实验”，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但总归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我们自己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也走了不少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四大以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些切合实际的理论，对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国情，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相当深刻的揭示：“十亿多人口，八亿农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这就是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比苏俄还低，比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更低(但这并不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既然苏俄当时是从“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既然中国是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的，那么。根据“三形态”理论，我们就很容易找到现实社会主义应处的历史方位——“人的依赖关系”的末期和“物的依赖关系”的初期。

其次，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恩格斯讲：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最终又被社会收回的力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不会马上消亡，必须经历一个由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的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的消亡是世界历史性的，必须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在这个“过渡时期”，消亡的不是一两件事物，而是与国家有关的一切事物，如阶级、私有制、奴隶般的分工、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战争、男子对女子统治的专偶制、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家庭、三大差别，等等，可见，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历史过程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经历着由低潮—高潮—低潮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如同一条抛物线一样，国家也如此。日中则昃，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

最后，从两种生产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家庭在人类历史上的方位。恩格斯说：社会结构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有两种，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我们先看“劳动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是文明时代的本质特征，自主劳动是后文明时代即共产主义才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因此，现实社会主义中的劳动还具有异化劳动的性质。我们再看“家庭的发展阶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国家的基础，是进行人类自身生产的场所。家庭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父系氏族制度以后，从对偶婚中发展起来的。“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这种婚姻家庭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通行的是丈夫对妻子的统治和奴役，通行的是男子的继承权；个体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家庭是生产子女(劳动力)的“工厂”，其产品一子女的性质是由生产他们的父母的性质决定的。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个体家庭不仅存在，而且发展程度都不高。婚姻家庭中的经济因素还占主导地位，其产品(劳动力)还具有较强的私有性。在城市，家庭还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单位；在农村，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普遍存在着。说：“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因此，从婚姻家庭这个“细胞形态”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那就更落后了。

将“理论”方位与“现实”方位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说到底是对人(劳动者)和物(劳动资料)交互作用(劳动)发展阶段的理性说明；社会形态就是以“人”这条“人类历史性”的纬线与以“物”(所有制等)这条“世界历史性”的经线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社会历史状态。实际上，“三形态”论就是从人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五形态”论就是从“物”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二者是相互连接协调发展的。“三形态”是“五形态”的基础，“五形态”是“三形态”的展开和深化。要为一个社会定位，必须以“三形态”为纬线或横坐标，以“五形态”为经线或纵坐标，确定它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就是以“三形态”论为体，以“五形态”论为用来确定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的。

社会主义论文篇9

材料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构建和谐社会。

材料二：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材料三：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下午进行经二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着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材料四：200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年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

二、含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①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②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③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④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⑤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三、与教材知识的结合点：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需要。我们只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才能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消除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避免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巩固改革成果，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促进社会中项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健全、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机制，最终确保改革、发展正常运行和社会安定团结。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无进文化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本世纪头20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才能确保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6、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施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构建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科学发展观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解决中国为什么发展、怎么发展、发展什么的问题，是从发展的角度求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社会关系的协调、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进一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是从和谐的角度促发展。

7、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方略，只有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民主法治，维护社会以平和正义，使全体人民诚信友爱，社会发定有序，实现政通人和、社会美好和谐。

四、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3）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4）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5）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6）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五、题目1：材料一：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材料二：建立和谐社会新理念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来，已在国人中取得广泛共识。在今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就建立“和谐社会”集思广益，见仁见智。“和谐社会”议题成为本次“两会”亮点中之亮点。

请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问题：

1、请你对“和谐社会”议题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2、请你展开自己的想象，描绘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壮丽景象。

3、你所在的地区是否存在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合拍的现象？请举例说明。

4、为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请你为当地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献计献策。

题目2：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1）请运用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材料中所叙述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2）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中学生应当怎么办？

社会主义论文篇10

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兴公司主要由枣庄煤矿和陶庄煤矿组成。枣庄一带解放后，中共山东分局派遣部队保护了枣庄煤矿，鉴于枣庄总矿破坏严重，先恢复是一个制度较健全的股份公司，设在上海的中兴总公司于是召集驻上海、平津一带的中兴公司的董事和股东，共同商讨向人民政府申请发还矿场事宜。接着，中兴公司的主要董事、股东召开了董事会，通过了《向华东矿务主管部门申请发还矿区继续由本公司自行开采》的决议。从1949年7月开始，以黎绍基（黎元洪之子）为首，整理收集了采矿执照、股东名册等16种文件，先后分别呈送华东财办工矿部、上海市财产接收管理委员会重工业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又具文呈送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燃料工业部和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关，要求发还枣、陶二矿自营。根据政务院的《企业中公股确认及处理原则》，当时华东区财委依据中财委指示明确指出：枣、陶两处煤矿，并非都是资方财产，其中有日本侵略者增添部分和解放后政府添置部分；政府对原属中兴私方财产发还中兴，解放后政府投资兴办部分，仍归政府；属于日本侵略者财产者，由政府没收，作为国有财产。这些指示打消了资本家们以自营模式借机侵占国有资产的企图，但只靠他们自己又无力恢复生产。

二、改造中期

公私之间的博弈根据中兴私方的提议，1952年7月，在中央燃料工业部的主持下，召开了关于公私合营问题的座谈会。在会上，公私双方在相互谅解气氛中达成了《关于恢复发展枣、陶两矿并组织合营机构的协议》。协议规定：合营范围，以“中兴煤矿公司原曾经营枣庄煤矿及政府接管陶庄煤矿为限”；合营资本，“暂以矿区已清估并经双方同意确定之财产作为双方已缴资本，其尚未确定之财产以及拟议中之现金或实物投资，待确定后再加作追加资本”；枣陶两矿的关系，“今后应视为两个生产单位，分别经营各计盈亏”；合营日期自1952年7月1日开始算起；在合营公司董监事会未正式组成以前，暂设合营委员会负责办理合营和恢复生产事宜；合营委员会对一切问题应“采取公私双方协议方式解决”。根据《关于恢复发展枣、陶两矿并组织合营机构的协议》，1952年9月13日，合营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央燃料工业部和私营企业管理局、煤炭管理局提出公私双方投资的原则是：“私方第一，公方第二，即首先根据私方可能，公方照顾需要”。经过双方充分协商，通过了关于公私产权、合营组织机构及领导人员、煤矿恢复程序和合营机构的临时费用等四项决议。决议确定：合营委员会定名为“枣陶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隶属山东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业务受山东省矿务局领导。会上确定了合营委员会的人选，并根据决议成立了“公私合营枣庄煤矿经理处”。委员10人，议定公方委员为宋竹庭、李华民、马平，私方委员为李祖芬、周叔廉、吴克颐。宋竹庭为主任委员，李祖芬为副主任，经理由政府代表张擎担任，副经理由资方代表李祖芬担任。经理处下设工程计划、材料、总务三组，各组均有公私双方代表参加。对原中兴公司职员20余人，量才录用，做了妥善安排。1953年，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立后，为了对资本家进行总路线教育，提高他们的经营信心，并使他们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央统战部于1953年6月至7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统战会议。李在会上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阐明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重要性，要求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积极参加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变革。黄炎培告诫资本家们：只要接受改造，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1953年10月至11月全国工商联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李阐明了《公私合营会议记录》公私合营档案第33卷（1952年），枣庄矿业集团档案处馆藏中兴公司档案。参见关世雄等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并且对企业的利润分配、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等问题作了具体说明。资本家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害怕而转变为开朗。

山东省统战部和工商联在全省开展对资产阶级全面调查活动，定期组织他们学路线，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以后，又组织他们学习新宪法。为了妥善慎重的处理涉及公私、劳资、各地各行业各方面复杂关系，同时也维护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1954年7月政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了公私合营的原则，公私双方的地位、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盈余分配等。这个条例的公布和实施，使国家对资本主义改造的方针和公私合营政策的原则，通过法律形式更加明确和完备起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家接受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公私合营的积极性，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步伐。通过学习宪法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感觉到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应该顺应时势。为了解决中兴公司的投资等具体问题，公私合营委员会于1954年5月29日在济南召开会议。会议一开始，中兴公司私方并不十分配合，他们实行软对抗的策略，把资金缺乏，无法完成投资与还债的任务这个大难题抛到了桌面上。他们宣称发展工业是重要，但中兴公司因为贫弱，实在是力所难及了。如果坚持搞公私合营，那国家就要加大投入。公方代表一方面针对资方的态度表现，进行了说理疏导，同时采用个别接触等办法，深入了解资本家的想法，宣传党的总路线的意义，宣传资本家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积极致力于发展经济事业的光明前途，反复进行说服教育，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经过公方代表的一番努力，资方的表现才有所好转，在投资问题上终于表示：铁道部拨来的五万多元，保证投资；电厂作为煤矿的一部分，不再坚持转让。同时公方在投资问题上也对他们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准许用南大井的旧设备折价21万元投资。中兴公司的资本家在这次会议上既受到了严肃的斗争和教育，也感觉到了国家的实际帮助，他们对国家顾全大局所作出的一些让步非常感激。正如山东省内1954年以前公私合营的其他企业一样，由于合营较早，对合营方针政策不甚明确，各企业在生产管理制度上普遍采取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对私股的合法权益尊重不够。原私营企业生产无计划，管理无人负责，财产也比较混乱。鉴于以上情况，1955年，在扩展公私合营的同时，对已有的公私合营企业进行了整顿巩固工作。根据中央“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的方针和华东局“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指示精神，中兴公司公私合营委员会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做法：明确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按照国家计划，结合销情况，贯彻“改革经营管理，节约原材料，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从制定生产计划入手，建立初步的生产定额，以及为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责任制度；初步建立财务管理制度，每一笔收支都由公私双方代表共同监督盖章有效；按照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民主管理的要求，建立了有职工代表参加的煤矿管理委员会；对资方人员安排不当或分工不明的进行调整；建立健全煤矿各级党、工会、青年团组织，以党组织为核心，加强对资方人员的改造，以内部各项制度的完善，完成其向公有经济的转变。

三、改造后期

注重制度建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1956年7月24日，枣庄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又召开会议，协商对中兴公司的改造问题。当时，人民政府根据全国工商业均已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新形势，确定将合营企业中的分红办法改为给资方支付定息的办法。最后公私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关于定息问题

确定私股股息为年息五厘五毫，自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超过了全国平均五厘的定息。1953年至1955年私方新投资及清估设备已被利用者，均按当年银行利息分别计息，作为增加私方投资。

（二）关于中兴煤矿总公司的归口问题和人员安排问题

对私方中兴煤矿总公司的在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分别量才录用，合理安排。

（三）撤销公私合营委员会

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不超过30名，私方15名，公方名额报请山东人民委员会审批。

（四）关于私方债权债务清理问题

由私方提出债权债务项目，公私双方代表于会后具体协商处理。会后，中兴公司根据会议决议成立了董事会。1956年9月28日，经济南煤管局同意，撤销枣庄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成立了公私合营枣庄煤矿董事会，董事长为朱启铃（私方代表），副董事长由申法端（公方）、黎绍基（私方）、刘建太（公方）担任。公方董事有：张延明、魏兴、徐进等。私方董事有：黄师让、李祖芬、周叔廉、张淑诚等13人。从名单上看，国家按照“包下来”的政策，不仅安排了私方原来的实职人员，还安排了不任实职的股东做董事，了却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年8月还发放了上半年股息，11月又发放了第三季度股息，以后按季付息。比如，张学良自从入股中兴公司后，一直享有股息分配权利。1957年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曾领取到1957年第一季度股息（扣除应缴费用）311.58元。后来根据国家形势和省政府文件，中兴公司名义撤销；上海办事处机构保留，每月由煤矿供给办事处13人的工资及董监人员公费房租水电费。至此，国家对于中兴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基本完成。

四、余论

1949—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转型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苏联经验探索建立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济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制定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各项规章制度，亦成为亟需之务。而在转折时期，各种探索和制度的确立，又是十分复杂的，因为每个方面的制度都和其他方面有着必要的关联，前一个阶段的制度又要为后一个阶段的制度作铺垫。对中兴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表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通过对中兴公司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考察，我们不难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党和政府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中，高度重视战略设计，十分注意制度建设。如何将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或国家所有制，是当时党中央面临的一大难题。革命有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按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种“和平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和政府担负了极其重要的领导职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会转型的领导力量。从经济布局上看，这一时期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利用到限制、再到改造，制度建设是连续进行的，改造前对私营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逐渐使其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加大了私营企业对公有经济的依存度。改造过程中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和制度，涉及企业运营、劳资关系、利润分配、内部民主管理等方面，比较充分地保障了民族资本家的经济利益。

第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党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但过程却是艰难曲折的。如何让资本家主动配合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的一大难题。对此我们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对资方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引导他们参加学习实践，使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于积极接受改造的民族资本家，各级政府吸纳他们进入管理议事机构，使其充分享受主人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