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论文范文10篇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一个特别重要且意义特殊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全面改革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代之以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和时展要求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客观上构成了整个经济改革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焦点问题。改革实践推动着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理论研究的发展，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又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着理论背景与指导。

一、理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及分歧

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问题的研究，理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政府关注的重点领域基本一致，并伴随着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推进而发展。目前讨论的热点如下：

1.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在改革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社会保障制度？中国需不需要建设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学术界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客观上存在着分歧。不过，绝大多数学者对社会保障制度持肯定态度，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必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利国利民的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从事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宋晓梧、冯兰瑞、郑功成、何平、胡鞍钢等多数专家、学者均主张中国应当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中国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成为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亦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层面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也有陈平等人对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短视国策”。

在赞成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前提下，不同学者的具体看法亦不尽一致。刘福垣主张大一统论，即以国家财政为基础，提出应尽快统一全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将农民纳入这一体系之中，宋晓梧是城乡有别论，他将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列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中长期目标；冯兰瑞主张尽快通过实现省级统筹来过渡到全国统一；何平坚持长期持续发展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艰苦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30-50年”郑功成则是渐进统一论，他认为需要在化解养老保险历史债务、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强化国家财政与劳动者个人的责任并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差距的条件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在探讨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时，必然涉及到对社会保障制度如何界定的问题。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大社会保障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等各种保障国民生活系统的总称，这一界定最早是由民政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的，以后成为官方的正式界定，并为理论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所认同；一是大社会福利论，认为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不应当纳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而且社会福利制度应当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这一观点主要是窦玉沛、尚晓援等的新主张；郑功成在赞同大社会保障制度论的同时，则提出应当分理论与制度层面来展开讨论，即在理论上探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差别具有必要性，但在制度层面上尊重已经约定俗成的界定并无问题。上述讨论并非纯学术探讨，而是隐含着重新界定中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及框架之争。

论文关键词社会保障公民权利公民义务

论文内容提要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基础是公民权利的理念；社会保障制度所直接对应和满足的是公民的社会权利，但是它实际上支持着包括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内的整个公民权利体系，反过来，基本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则既确保了公民之享有社会保障具有“应享权利”意义上的正当性，也为公民主动争取更多的应享权利提供了手段意义上的可能性；包括享有社会保障在内的公民权利必须要由公民的义务来对应和平衡，但这主要是在整体意义上的对应和总体水平（而非个体水平）上的平衡。

一

众所周知，作为现代国家依法建立、政府主导实施的旨在为社会成员在遭遇各种生存风险、个人及家庭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障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即社会公正为自己的基本目标和理想。当然，社会公正有各种不同的含义或者说理解，但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所要促进的目标的社会公正，其主要意涵无疑是指特定社会的成员在与该社会发展相应的一系列基本权利面前的平等。换言之，作为特定社会的成员，他之所以能够享有特定国家及其各级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乃是因为，这是他和该社会的其他成员一样平等地拥有的一项权利。可以说，正是在此处，社会保障在基本的价值理念上与封建帝王时代的赈灾与其他社会慈善活动明显地区分了开来：后者（赈灾与慈善）的正当性基于帝王的恩惠和他人的慈善，对于帝王与慈善家来说，赈灾与慈善活动更多的体现为他们的权利；而前者（社会保障）的正当性则建基在社会保障的受益者本身作为特定社会的成员所拥有的基本“应享权利”（entitlement）之上，对于国家及其各级政府来说，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是其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同样，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现代政治核心概念之一的公民权利（citizenshipright）应该成为社会保障的实际理念基础，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则是促进和实现公民权利的一个基本手段。

尽管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以及激进民主主义等不同的理论取向对于公民权利（及其与义务的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具体理解，①但是，假如允许从比较笼统的、形式性的角度来看，则公民权利的基本含义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民权利与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资格）（citizenship）相联系。尽管，对于公民身份的社会科学的定义、法律上的定义和道德规范上的定义各有侧重，②但是，无论从那种角度出发的理解，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公民身份都是指个人在一特定政治共同体中所获得的成员资格。自现代以来，这个政治共同体通常主要是指民族国家，但也常常被用来指各种跨民族国家和次民族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在后者的情况下，像美国的州、我国的省乃至县都可归入其中。③第二，与这种在特定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资格相联系，社会成员（公民）享有该共同体所赋予的一些基本权利和义务。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公民权利与相对抽象的“人权”不同，它们是由现实的政治共同体（特别是民族国家）所赋予的、并且载入该政治共同体的法律法规而生效的权利。而人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权利，通常被用作对良知或同情心的呼吁，尽管人权通常是公民权利的道德基础，但在被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法律法规认可之前，被某些人认为是基本人权的权利并不属于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公民权利。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共列举了28项人权，但它们并没有同等地进入世界上所有政治共同体的公民权利范围，同等地受到所有共同体的支持和促进。第三，公民权利是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是特定政治共同体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平等地赋予所有具有该共同体成员身份的人的权利。从上述公民权利的基本含义可以看出：享有公民权利的主体是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而承诺和担保公民权利的责任主体是现实存在的政治共同体，特别是民族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公民之享有公民权利是诉诸和通过法律的手段和形式，而不象人们享有其他的救助（如慈善和帝王的赈灾）那样主要诉诸于道德；公民权利作为相对于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权利，有其排斥性的特征和功能，但是在这一共同体之内，创设公民权利的基本宗旨是促进所有成员的平等，增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显而易见，公民权利的基本特征和精神正是由现代国家及其各级政府依法确立和实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实践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对应。而之所以说公民权利的概念应该成为社会保障的实际生效的理念基础，社会保障则应理解为是促进和实现公民权利的一个手段，根本上讲是因为，无论从理论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发展实际看，公民权利的进步和社会保障的确立发展都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不同的维度、标准出发，可以对公民权利的内容作出不同的划分，如有人将其从形态上划分为主动权利和被动权利，也有人（霍菲尔德）从权利的性质上将其划分为自由权、要求权、支配权和豁免权这样四种类型，等等。④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则可能是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H.Marshall,）结合几个世纪来英国社会中公民权利的历史发展而对公民权利作出的分类了。⑤在此我们也不妨结合这一分类来看看公民权利和社会保障之间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

论文关键词社会保障公民权利公民义务

论文内容提要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基础是公民权利的理念；社会保障制度所直接对应和满足的是公民的社会权利，但是它实际上支持着包括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内的整个公民权利体系，反过来，基本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则既确保了公民之享有社会保障具有“应享权利”意义上的正当性，也为公民主动争取更多的应享权利提供了手段意义上的可能性；包括享有社会保障在内的公民权利必须要由公民的义务来对应和平衡，但这主要是在整体意义上的对应和总体水平（而非个体水平）上的平衡。

一

众所周知，作为现代国家依法建立、政府主导实施的旨在为社会成员在遭遇各种生存风险、个人及家庭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障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即社会公正为自己的基本目标和理想。当然，社会公正有各种不同的含义或者说理解，但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所要促进的目标的社会公正，其主要意涵无疑是指特定社会的成员在与该社会发展相应的一系列基本权利面前的平等。换言之，作为特定社会的成员，他之所以能够享有特定国家及其各级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乃是因为，这是他和该社会的其他成员一样平等地拥有的一项权利。可以说，正是在此处，社会保障在基本的价值理念上与封建帝王时代的赈灾与其他社会慈善活动明显地区分了开来：后者（赈灾与慈善）的正当性基于帝王的恩惠和他人的慈善，对于帝王与慈善家来说，赈灾与慈善活动更多的体现为他们的权利；而前者（社会保障）的正当性则建基在社会保障的受益者本身作为特定社会的成员所拥有的基本“应享权利”（entitlement）之上，对于国家及其各级政府来说，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是其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同样，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现代政治核心概念之一的公民权利（citizenshipright）应该成为社会保障的实际理念基础，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则是促进和实现公民权利的一个基本手段。

尽管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以及激进民主主义等不同的理论取向对于公民权利（及其与义务的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具体理解，①但是，假如允许从比较笼统的、形式性的角度来看，则公民权利的基本含义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民权利与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资格）（citizenship）相联系。尽管，对于公民身份的社会科学的定义、法律上的定义和道德规范上的定义各有侧重，②但是，无论从那种角度出发的理解，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公民身份都是指个人在一特定政治共同体中所获得的成员资格。自现代以来，这个政治共同体通常主要是指民族国家，但也常常被用来指各种跨民族国家和次民族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在后者的情况下，像美国的州、我国的省乃至县都可归入其中。③第二，与这种在特定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资格相联系，社会成员（公民）享有该共同体所赋予的一些基本权利和义务。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公民权利与相对抽象的“人权”不同，它们是由现实的政治共同体（特别是民族国家）所赋予的、并且载入该政治共同体的法律法规而生效的权利。而人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权利，通常被用作对良知或同情心的呼吁，尽管人权通常是公民权利的道德基础，但在被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法律法规认可之前，被某些人认为是基本人权的权利并不属于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公民权利。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共列举了28项人权，但它们并没有同等地进入世界上所有政治共同体的公民权利范围，同等地受到所有共同体的支持和促进。第三，公民权利是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是特定政治共同体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平等地赋予所有具有该共同体成员身份的人的权利。从上述公民权利的基本含义可以看出：享有公民权利的主体是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而承诺和担保公民权利的责任主体是现实存在的政治共同体，特别是民族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公民之享有公民权利是诉诸和通过法律的手段和形式，而不象人们享有其他的救助（如慈善和帝王的赈灾）那样主要诉诸于道德；公民权利作为相对于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权利，有其排斥性的特征和功能，但是在这一共同体之内，创设公民权利的基本宗旨是促进所有成员的平等，增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显而易见，公民权利的基本特征和精神正是由现代国家及其各级政府依法确立和实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实践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对应。而之所以说公民权利的概念应该成为社会保障的实际生效的理念基础，社会保障则应理解为是促进和实现公民权利的一个手段，根本上讲是因为，无论从理论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发展实际看，公民权利的进步和社会保障的确立发展都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不同的维度、标准出发，可以对公民权利的内容作出不同的划分，如有人将其从形态上划分为主动权利和被动权利，也有人（霍菲尔德）从权利的性质上将其划分为自由权、要求权、支配权和豁免权这样四种类型，等等。④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则可能是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H.Marshall,）结合几个世纪来英国社会中公民权利的历史发展而对公民权利作出的分类了。⑤在此我们也不妨结合这一分类来看看公民权利和社会保障之间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费，是根据国务院1999年1月颁布的《社会保障费征缴暂行条例》，仅仅限于企业征缴，由企业按月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障费数额，经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核定后，在规定期限内足额缴纳。由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负责征收，专项存储，并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管。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不少问题，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表现有下列几方面：

1、企业单位对应该计算缴纳社会保障费的人员范围能减少则减少。年初从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节目中看到，上海有家保险公司的社会保障费缴纳情况也经不起检查，经以种种理由少缴漏纳。那些小型企业、私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能少则少，能逃尽量逃，严重对职工不负责任。按我国目前的政策规定，社会保障费的征缴单位不仅有国有企业，还包括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等等。凡应缴的企业，其在职的职工都应享有社会保障权益。在职职工应包括长期合同职工（即过去所说的固定职工）和按新劳动合同法招收的职工。有些企业却有意通过增加临时工、减少合同工或频繁使用短期合同工等方式减少社会保障人员数量，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由于职工人员流动性大，职工人数不固定，有时也就很难核定纳入社会保障的在职职工人数。

2、计算提取社会保障费的依据基准不实。现行政策规定，应以企业在职职工的工资总额为基准计算提取社保费。工资总额应该包括职工的基本工资、各种津贴、经常性奖金和其他工资。有些单位为了少提少缴社保费，或者只以职工的基本工资来计提，或者工资性开支化整为零然后只以部分数据计算缴纳，或者巧立名目，使部分工资性报酬脱离工资总额概念范围有的单位转移部分工资开支渠道，明目张胆逃避计提。

3、无视国家政策，故意拖欠挪用。根据现行规定，企业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及时足额缴纳，而报刊披露，有些企业往往以企业效益不好或资金紧张为理由，把已计提应缴的社会保障费截留下来，长期拖欠，任意挪作他用，有些企业不仅截留了企业应缴部分，而且截留了为职工代扣代缴的部分，更有甚者，有少数企业的领导竟然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只及时上缴少数人的社会保障费，置大多数职工的合法权益于不顾。

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职工在该享受有关社会保障利益时，可能会因企业没有连续定期缴纳有关统筹费而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结果使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这不利于企业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甚至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威信，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第一，部分企业领导干部思想狭隘。有些企业领导认为，计提社会保障费会增加企业负担，减少企业利润，所以尽可能少提少缴。也有的认为，社会保障费是职工以后的福利保障问题，至于提与不提，缴与不缴，与本任领导在位期间没有直接关系，因而滋生了新的短期行为。第二，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力。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由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负责征收，专项存储，并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管。由于有些地方领导不重视，监管部门又缺乏权威性，致使部分企业社会保障费计缴混乱，上缴率不高。

[摘要]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的正相关关系，决定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保障统计建设。因此，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来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统计体系：建立社会保障统计风险控制机制和预警机制；构建科学的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建立既与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统计标准体系；改革统计调查方法，推进信息化建设；强化社会保障统计分析，等等。

[关键词]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统计标准；风险控制；风险预警

所谓和谐社会，是指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经济运行的“调节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面对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变化的现实，我们应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和统计工具，在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全面、及时、动态地把握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水平、速度、规模、比例关系、结构和效益，并揭示其发展过程、发展趋势及其发展规律，为政府制定社会保障规划和政策提供依据。社会保障统计正是观察、研究社会对丧失或暂时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及其它需要与应该获得帮助的社会成员，在一定时期内所提供物质保障的范围、内容、水平、规模、效益的状况以及发展的趋势、特点和规律，监督并检查各项有关政策与措施的执行和落实情况，分析社会保障对预防和治理社会问题的作用程度的重要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构建和谐社会，改革目前的社会保障统计势在必行。

一、改革我国社会保障统计的迫切性

社会保障统计工作的质量，不仅关系到其记述与反映社会情况的真实程度，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策决策是否能够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因此，尽快改革社会保障统计工作十分必要。

1、现行社会保障统计缺乏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社会保障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是针对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可能带来的债务风险以及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言的。据有关部门测算，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我国仅养老保险基金一项在未来30年内平均每年就要短缺1000亿元。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与支付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资本市场的不成熟及投资观念淡化，使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因通货膨胀的影响以每年10％～15％的速度贬值。社会保障统计的发展应建立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减少因缺乏合理健全的投资结构、科学有效的收益和风险控制机制导致的社会保障基金亏损，以保证社会保障资源可以长期有效供给、维护社会公正、有人民积极参与、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一要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原则，调整政府支出方向和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社保投入，同时要增强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最关键的是资金问题。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财政紧张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由于缺乏资金保证，农村社会保障难以贯彻落实。改变这种现象，首先政府要调整支出方向和支出结构。当前，要充分认识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在应对金融危机、扩大内需、刺激农村消费中的重要作用，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一步扩大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比例。同时，相比城镇社会保障支出，农村地区社会保障的支出仍然不足。据统计，占全国总人口的75％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社会保障费总支出的13％，而占总人口的25％的城镇居民却只占全国社会保障支出的87％。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调整支出方向，改变偏向城市、对农村投入水平偏低的状况，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其次，在保障资金来源以政府为主的条件下，要根据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适当调整农民承担比例。当前，伴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所承担的比例应该相应有所提高。要增强农民的参保意识，调动其参保积极性。

二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依轻重缓急优先保障社会救助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救助、医疗保险、灾害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内容，分别实现不同的保障功能。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安全网”首先是针对贫困所建立的社会保障，消灭绝对贫困现象是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因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分轻重缓急。其中，包括低保、五保在内的社会救助是保障农民以及特殊人群基本生存权利的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应当优先予以考虑。同时，当前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相对突出。“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针对这种现象则要给予医疗保障足够的优先地位，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三要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控制医疗成本，提高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水平。当前，农民就医的费用和成本较高。有效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是保证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农村基层卫生网络的建设是保障成本控制的方面。要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改善基层卫生服务设施，提高基层卫生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的功能，合理引导农民就医选择，减轻不必要的医疗负担；探索有效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有效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医疗机构诱导需求和过度供给问题；引进竞争机制，建立定点医疗服务机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消除定点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考核、管理体系建设，采取综合措施有效约束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规范新农合药品目录、制定诊疗规范，限制就诊价格、加强处方监管，促进合理用药、合理诊疗；推行信息化建设，实施网络监控、动态跟踪和预警控制，提高管理能力和内部运行效率，有效降低筹资、运营和管理成本。

四要提高统筹层次，增强互济功能，推进农村大病医疗保险，降低农民因大病致贫风险。现在农民最怕的就是大病，大病对农民的医疗压力最大。《2008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住院病人平均医疗费用为4，973.8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140.4元。大病的风险最大，据专家研究，农民医疗费用如到个人年收入的70％，就可能因病致贫。推进大病统筹体现了农村合作医疗的互助共济特性，增强了农村居民应对巨大疾病风险的能力，有效化解因病致贫风险。推进大病统筹，提高保障水平，大病的省级统筹最关键。提高统筹层次，可以分散风险、增强互济功能，提高保障水平；有利于加大基金调剂，减少区域差异，促进社会公平；可以减少管理环节，降低管理风险。在推行省级统筹的过程中，要注意调动市县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责任分担机制。

五要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区别对待，让完全市民化了的农民工进入城镇居民社保体系，率先实现农民工社保的城乡一体化。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长期被排斥在城市经济的体制之外，城市“取而不予”，企业“用而不养”。为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与这一群体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当前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保制度，必须坚持分类指导。第一，对完全市民化或城市归属意愿强烈或有正规和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可直接纳入城市社保体系。比如那些已经成为城镇私营业主的农民工，他们早已熟悉城市生活，融入城镇已经相当容易，市民化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问题，成本较小；新生代农民工淡化了对乡土的认同，并尝试去认同城市社会，并且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也不再适应农村生活，具有十分强烈的城市归属感。第二，对回流性强的农民工，要保障其在城市的基本生存，在以较低标准和流动账户来实现回乡后的保险转换。例如，对老一代农民工，其进城务工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且他们的观念仍然是典型的传统农民思维方式：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土地是最根本的保障，因而回流性很强。第三，对一般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可设计“便携式”个人账户，降低参保门槛，建立社会统筹部分随个人账户转移的制度，提高参保积极性。

六要理顺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探索不同制度之间的衔接与融合。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分属多个政府部门管理，存在职能的交叉，形成了“多龙治水”的格局。比如，低保、五保等社会救助工作归属民政部门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归属卫生部门管理，社会养老保险则又归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此外，农业、扶贫部门也分管不同保障制度。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医疗保险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运行。因而，这种多头管理、多种制度框架的格局，不利于保障资金统一管理和使用，而且还会形成重复参保与低效率的现象。在分治格局下，在外务工农民工、在外的农村学生不仅要参加当地农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而且还有可能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就造成了重复，甚至还会形成部门间争夺参保对象的现象。在医疗保障方面，涉及到人保部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卫生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民政部的医疗救助。当前大部分农民工被纳入到农民新型合作医疗的制度框架下，按照“原籍参合、原籍报销”的办法，农民工有可能成新农合普惠的盲区。如何实现部门问的协调、制度间的衔接显得十分重要。这里，要加强部门之间在财源、信息和管理方面的协调与配合，探索制度问的衔接与融合。

人口老龄化在欧洲已经成为现实。随着时间推移，该问题将日益严重。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的门槛，但也要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各种保障压力。欧洲从19世纪末开始建立老年保障制度，尽管在25个成员国中老年保障的具体模式和运转机制各不相同，但均建立了面向劳动者和所有国民的养老保障体系，并且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甚至福利国家的重要支柱。欧洲老年保障体系在调节收入分配，防范老年贫困，促进社会团结，保持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欧洲的老年保障体系在人口日益老龄化、经济增长迟缓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压力下，日益成为欧洲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模式改革的重点。

里斯本战略的起草人罗得里格斯MariaJoaoRODRIGUES在她的报告中指出，欧洲社会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压力，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人口日益老龄化，新家庭模式，欧洲一体化进程等。面临挑战，欧洲社会保护模式需要进行根本的结构变革。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激发个人的主动性，同时使个人在使用各种社会福利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压力，需要把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置于优先位置，使人们具有劳动的积极性而不是仅仅依赖社会福利，以减少失业，强化社会保护体系的财务基础。针对老龄化，欧盟要实施积极的老年保障政策，引入弹性退休时间制度，为人们继续工作提供更多的激励，减少提前退休现象。同时，要保障养老保障的财务负担在不同代际之间的平衡，需要更加仔细地设计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之间的平衡。面对家庭模式变迁，要扩展家庭服务范围，使工作时间更具灵活性以保证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平衡。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方面要为欧盟共同市场内部建立一个基础法律框架，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一标准与各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有机协调起来。

欧方学者对里斯本战略的基本原则表示赞同。但如何落实里斯本战略，还需要各成员国从本国实际出发，在协调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欧方专家认为，欧洲社会保护模式改革的直接动因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而不是为了降低目前各国社会保障的水平。与贫困做斗争，促进经济社会之间的良性发展，本身就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支柱。社会保障制度保证了欧洲人享有较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欧洲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借鉴。但是，欧洲社会保护模式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老年保障制度建立初期尤其是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实施了刺激提前退休的养老金政策、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这一政策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显现了一些不良后果，因此不得不进行改革。延迟退休年龄，延长工作年限，激活接近退休年龄阶段的劳动力继续留在或者返回劳动力市场，是从北欧开始的一个改革措施，已经逐步向各成员国扩展。提前退休制度的改革是应对上述挑战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从欧洲可以借鉴的一个教训。职工提前退休，不仅减少劳动供给和养老金的积累，还提高了养老基金赡养比例并使老年保障水平难以提高，加剧了老年保障负担。欧洲目前已经注意促使50-67岁的人口继续参与劳动，这是中国可以从欧盟学习的一个经验。

在建设多支柱老年保障体系方面，曼海姆大学老龄化研究所所长苏潘AxelBORSCH_SUPAN教授认为，老年保障体系必须走向多支柱，否则难以应对老龄化的危机。目前欧洲老龄化是人们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的共同结果，传统的老年保障制度难以适应这个变化，因为很多问题是制度本身随时间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延长退休年龄，还必须建立合理的养老金结构，以保证制度具有财务上的可持续性。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新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已经根据世界银行推崇的“三支柱”养老保障模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要建立全面覆盖的老年保障体系，仅仅依靠“三支柱”是不够的，因为总有一些社会成员难以覆盖在“三支柱”体系之内。因此，要实现养老金财务的可持续性及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双重目的，应当建立比“三支柱”更多的支柱，比如在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之外，还应当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社会最低养老金制度以及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的非正式老年保障体系。他认为这是“五支柱”体系，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比“三支柱”体系更有推广价值。

建立多支柱的老年保障体系将使在职人员为自己的老年进行积累和储蓄，这也意味着老年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或者积累制转变。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巴尔NicholasBARR教授认为，向部分积累制或者积累制转变的养老金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并有利于实现不同代际之间的收入平衡。但是，建立了部分积累制或者积累制的养老金制度必须与有效的投资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上述作用，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与之相适应。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建立一个空账运行的记账式积累制也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些欧盟成员国尤其是一些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的做法。这样做有利于明确个人的养老保障权益，实现保障模式的转换，又不需为账户资金（实际为空账）进行投资。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权益之计。针对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巴尔教授认为不同的养老金制度应当有不同的目标，中国养老金制度目前聚集的因素太多，不同地区之间还存在不同的供款制度，而且面临着资本市场不健全，储蓄率居高不下和经济体制转轨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部分转变为完全的积累制是否有必要值得研究。他认为，根据一些欧洲国家的经验，没有必要将个人付费的个人账户制度做成实际的积累基金，作为计账使用的名义账户可能更好。由于仅仅具有计账作用，因而不可能有实际的养老金基金收益。当然，这只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做法，希望对中国老年保障体系的建设有所借鉴。

一、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需要改革卫生服务模式和医疗保障制度

“摘要”：目前弱势群体已成为一个规模较大，具有自身特征的复杂群体，在社会中处于极低的地位，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关键，应通过扩大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健全社会救助制度等措施完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体系。

“关键词”：弱势群体；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社会救助

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个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弱势群体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

一、弱势群体的界定及其现状

社会弱势群体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目前我国弱势群体是一个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弱势群体”之弱，一是弱势的经济基础；二是弱势的社会政治地位及各种公民权利；三是弱势的竞争力。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人：一是下岗失业人员，即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失业下岗的问题日益严重化，不少企事业单位的工人和干部下岗。二是“体制外”的人及其他特殊人员，指那些从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三是缺乏利益保障的农民工。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他们虽然为城市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四是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部分人中许多人原来的单位无能力给这些退休职工增加工资，交纳社会医疗保险等，需要政府拿出钱来援助。五是久病、重病而无钱医治的人及其家属，以及天灾人祸中的困难者。中国每年有大量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病失学失业的人员。全国每年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不同程度的援助才能摆脱灾难困境的城乡居民约有4000-5000万人①。

弱势群体的生活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大庆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现状分析

（一）养老保险仍然存在欠费、逃费现象

随着全省社会平均工资的不断提高，个体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也不断上调，多数灵活就业人员有参保意愿但无力缴费。部分私营企业拒不参保或逃费漏费，个别企业员工参保意识不强，缺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二）现行医疗保险体制市级统筹工作急需进一步提速

一是“同城不同策”，属地管理仍未实现。市区、石油和石化中直企业以及四县的医疗保险一直单独管理、封闭运行，在“管理体制、政策规定、服务项目、报销比例、就医环境、管理方式”六个方面各行其政，中直企业保障水平最高，市级其次，四县保障水平较低，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目前制约大庆市医保实现市级统筹步伐的不利因素主要体现在：经办网络一体化难度较大、四县经济水平差距较大、个别县政府对市级统筹工作持观望态度，特别是市区与四县待遇支付政策尚未统一，这是影响市级统筹的关键所在。定琐点医疗机构需设置多套管理软件，业务办理时较为繁，部分参保人员待遇以及基金保障效益有待提高。目前大庆市医保定点机构已达到352家，随着定点机构的不断增加，分布愈加广泛，仅凭有限的监管工作人员全面规范定点机构服务行为难度越来越大，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加强对定点机构的监管势在必行。二是“同险不同管”，管理渠道有待统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让胡路、龙凤、红岗三个区由人保部门管理，大同区和四县由卫生部门管理；低保大病救助由各县区民政部门管理；杜蒙县城镇居民医保由卫生部门管理，非城镇职工医保由人保部门管理。多个部门共同管理致使大庆市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居民医保管理政策，难以搭建全市统一的经办业务平台，阻碍了医保城乡统筹一体化进程。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运行存在风险

内容提要：是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分水岭；是否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是强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弱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水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靠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公平社会的基础。追求适度公平是以推动社会和谐为己任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关键，底线公平是政府与社会之间责任分工的依据。以此为基础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形成柔性调节机制，既增进社会福利，又推动经济发展。以适度公平为原则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不是经济增长的负担，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观点看，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种福利，一种经济制度，它还是一种责任体系，一种道义承诺，一种社会架构。

关键词：社会保障理念／公平社会／底线公平

一是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分水岭

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制度，它还是并且主要是一项社会制度，社会的基础建设。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补偿、经济支援。它更是一种社会补偿、社会关怀、社会支援。对那些在市场竞争中的失利者、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而言，社会保障表示了社会对他们的承诺和保护：不论他们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风险，社会承诺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和起码的尊严。

但是，在我们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时候，人们注意到了充分认识和高度肯定市场经济的巨大优越性，这当然是必要的，却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独立价值和作用强调不够，因而对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认识模糊。就人的需要而言，好的市场经济应该能够普遍地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但这却是单靠市场经济制度本身难以做到的。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制度，它的核心是自由竞争，市场竞争的规律是优胜劣汰。由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身禀赋包括受教育水平、体能和工作能力不同，社会资源和发展机遇各异，在分配领域中必然损益有别，从而造成社会的贫富差距，并引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被兼并破产，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因严重亏损而面临困境，由此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下岗和失业现象，一些国有企业的职工以及部分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发生困难，一部分人甚至跌落到贫困线以下，而大量财富却向少部分人手里集中。社会保障是政府通过法律和制度手段，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对社会成员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必要的救助和保护，以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安排。它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的生存权，进而为实现每个人的发展权提供基础条件。通过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实施失业者职业技能培训等措施，保障人的发展权利，拓展人们的发展空间。因此，社会保障是实现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方式。

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不同。社会保障制度是人们通过达致社会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公共品。在这里，人和人之间是非竞争的关系。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弱者，都有可能遭遇危险，又都需要维护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社会保障就是人们达成的风险共担、同舟共济的契约和道德承诺，个人与社会之间有了这个相互承诺，人与人之间才能摆脱那种“豺狼式”的状态；人与社会之间才能摆脱那种只向社会索取，不向社会贡献的关系。只有这种社会承诺建立起来了，市场规则、法律规定才可能被遵守。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规则、法律规定都以人与社会之间的公平契约为前提。所以，市场经济和法制虽然都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但都离不开公平契约这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