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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15:33:03

社会发展论文

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篇1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思想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早在1945年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即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即将获得的时候，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即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后，党的根本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不难看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党和即已明确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主持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中，明确把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

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和党中央向党内外正式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至此，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战略目标。

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走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专门对“中国工业化道路”做出明确概括：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构想的其它方面也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上，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和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提出了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提出了扩大人民民主专政，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等。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正确思想、观念、方法，但也有一些失误，主要是方法上的失误，有些失误是重大的。

在社会发展战略中，赶超战略成为发展战略的突出特征。1955年就曾谈到：“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需要多长时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年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4]这之后，曾多次提出我国的发展目标是十五年左右赶上和超过英国后，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美国[5]。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来看，当年提出的这个战略目标，至今还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为了实现“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通过“政治挂帅”，特别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干扰和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党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时说：“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例如，搞、，就没有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6]

二、科学发展观继承并发展了社会发展战略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主题，大力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全新的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一个系统、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将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发展的基本要求，本着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将改革开放作为动力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这些新的内容准确地把握了当今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赋予发展观以崭新的时代内容。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后者总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前后相承的历史变迁，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题越来越鲜明。科学发展观对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发展战略思想既有继承，更有发展。

（一）关于继承性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在总结中国革命多次胜利和失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同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倡导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在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是非常艰难的。要科学认识中国国情以及中国革命的特点与规律，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破除教条主义，勇于解放思想，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通过，批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极大地解放了全党的思想，促进了全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的认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起来。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指出：要紧密联系加强和改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精神。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地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之真，务发展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7]。

第二，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党的于发展的思想，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来源之一。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贯主张和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8]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增加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看作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标追求。在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任务。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具体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种关系。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观点，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以及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论断，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思想的社会发展战略的思想，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为系统、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的科学发展观，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环节，包涵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在多方面继承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社会发展战略思想。

（二）关于发展性

第一，对发展的科学内涵作了更为科学的界定。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和首要内涵，发展必须是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科学发展。发展的合规律性是指要符合人类社会建构和发展的规律，符合客观条件，符合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一种系统的、综合的、整体性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当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从发展客体论转向发展主体论，既重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已失去了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实际上把人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这无疑是社会发展观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和重大突破。

第二，科学发展观引入“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当代形态，是我们党谋发展、促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工作路线。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总的价值坐标，规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模式、目标和方向。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真正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第三，科学发展观重视并善于从战略与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要坚持统筹兼顾，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重大社会关系问题、以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根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的飞跃。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牢固树立、认真落实、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对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1.

[2].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57.

[3].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9.

[4].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00.

[5]乘风破浪(社论)[N].人民日报,1958-1-1.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

[7]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28,729.

[8].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8.

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篇2

纵观20世纪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电力的使用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电是最干净、最洁洁的能源，它易于控制，便于转换能源形式，能高度集中和无限划分，并且可以大规模生产和远距离输送，因此使得电力的发展和应用程度，即一个国家的电气化程度成为衡量其现代化水平高低，以及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面临电力瓶颈制约，因此电力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充足可靠的电力供应是现代物质社会的基础，所有发达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0~6000美元以前，人均发电装机容量己超过1KW。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电力工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电装机容量平均每年增加10GW以上，平均年增长率达到7.48%。98年发电量平均增长率7.48%，至98年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分别达到了建国初的149倍和268倍，形成了比较完善和具有相当规模的电力工业体系。然而虽然我国电力工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目前的电力供需、平衡只是暂时的，我国人均装机容量只有0.21KW，人均年用电量仅有900KW.h，这一水平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为发达国家的1/6~1/10，在世界排名第80位之后，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一些偏远地区没有电力供应，并且有些地区电力供需的缓和是靠大量污染严重、能源消耗大的小火电支撑着，电力供需存在地区差别，电网结构薄弱，安全性差、可靠性低、自动化水平不高、调峰能力不足，电力工业内部结构不平衡，这一切都远不能适应21世纪对电力供应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因此进入21世纪后，在我国经济将以较高的速度和更大规模的发展的条件下，电力如何适应经济的发展，电力工业如何在生态和环境制约条件下继续前进，以及如何接受全球范围内电力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挑战，在技术下、管理下适应电力市场化体制和竞争需要，迎接全球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挑战，实现电力的可持续发展，成了摆在电力工业面前的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我国21世纪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转变，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变化，对我国电力工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任何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电力都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保证、是基础。21世纪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赶超发达国家，因此，在研究电力可持续发展，研究电力与社会、经济、环境组成的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时，就必须重视电力与山产出量的增长、产出结构、投入结构、劳动力结构、消费结构等经济因素所组成的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问题。电力与经关系可用下面的系统作用图描述:

从图中可以看出，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电力与各产业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电力发展与社会起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作用，在未来发展中科技进步将对电力工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电力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从整个系统的角度出发。我国林业、农业等行业都在进行本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本课题致力于研究电力行业如何与经济协调发展，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对电力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涵义

第一节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涵义

1973年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哈肯教授创造出了协同学理论，首次提出了“协同”这个概念，指出“一个系统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的关键并不在于热力学，平衡还是不平衡，也不在于离平衡有多远，只要是一个由大量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在一定的条件下，它的子系统之间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就能够产生协同现象和相十效应”。协同学理论主要讨论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时对整个系统所做的贡献，它的形成进一步揭示了系统自组织演变的产生和过程。这理论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系统也是如此。

在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民经济中某一个行业的发展变化都与其它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各个行业的发展构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宏观经济的整体趋势又反过来影响各个行业和部门的发展。电力作为国民经济大系统的子系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它必然要与其它子系统相互作用，最终使整个系统获得平衡，达到最优，即电力与经济实现协调发展，这里的协调发展不仅包括电力行业与其它行业的协调发展，也包括了电.力与由各行业组成的整个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

电力行业的运行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及其它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电力工业，对电力工业的生产、销售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没有经济的发展，也就谈不上电力部门的发展；同时，电力部门的发展，又是保证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对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有重要影响。电力与经济的增长具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比例协调是加快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因此二者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又要受到这比例关系的制约。只有按比例的增长速度才是合理的，不按比例的快速度，只能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电力与经济的按比例发展，一方而意味着按照经济各部门的需要正确地分配社会劳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才具有良好的宏观效益:另一方面，意味着国民经济运行处于良性的循环中，保持着稳定的发展速度，这就为电力企业的经济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使电力行业也能维持较为稳定的发展速度。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经济结构由“二元”向“三元”转变，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作为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力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内部结构，努力实现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必须保持与其它行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同步。因此，电力工业必须解决好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我们认为实现电力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1、电力系统应该满足经济发展对电力电量的要求，既要满足当前需要，又要为未来经济发展创造积极的条件，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充足、可靠的能源。

2、在满足需要的条件下，要不断提高单位电力的产出，降低单位产值电耗，努力开展节能工作，采用节能高新技术，建立高效节能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电力资源节约相统一。

3、电力发展速度要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相协调，

第二节评价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

将层次分析法应用于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建立正确评估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

一、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1)科学性原则

指标体系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能充分反映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指标的物理意义明确，测算方法标准，统计计算方法规范，具体指标能够反映电力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电力与经济一协调发展的涵义和目标的实现程度，这样才能保证评估方法的科学性、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2)动态性原则

经济、电力的可持续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要求指标建立时，充分考虑动态变化的特点。

(3)简明性原则

要求指标体系内容简单、准确、明了、具有代表性，经过加上处理后，能将问题清楚地反映出来。

(4)可比性原则

为了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制定的指标体.系具有可比性，应尽可能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名称、概念与计算方法；同时，也可以使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资料具有延续性和可比性。

二、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结构和含义

递阶层次结构指标体系是研究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优结构，能最为贴切地模拟电力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因而利用这种结构指标体系所得的结果也十分真实。

根据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及指标设计的原则，构造出指标体系如下所示:

1、目标层

目标层是整个体系的最高目标，即电力工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2、指标层

在目标层下共设立了四个指标:

①单位产值电耗

单位产值电耗，是指实现单位产值的平均电力消费量，用公式表示即：

单位产值电耗=电力消费量/国内生产总值。

它可用来表示国民经济各部门产值及其用电量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断地淘汰一些耗能高的旧设备，采用新技术，改进工艺过程，调整产品结构，不断发展节能技术，降低了单位产值的电耗；而生产的电气化水平日益提高，则使产值单耗提高，加之价格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产值单耗不断变化着。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单位产值电耗相对较高。

它的倒数一单位电力GDP产出，是消耗单位电能所生产的产值，用公式表示即：

单位电力GDP产出=国内生产总值/总用电量。

它反映了我国电力电能的利用效果，是衡量电力为国民经济发展所做贡献的指标，一个国家的单位电力GDP产出越高，表明该国电能利用的效率越高。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可以得到我国电力的利用效率水平的高低。

②电力弹性系数。电力弹性系数是电力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比。即:

电力弹性系数=电力工业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它反映了电力工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宏观性指标，它的意义是取得单位国民经济的增长所需要的电力生产及消费的相对增长幅度。弹性系数大于1，表示电力工业增长速度快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弹性系数小于1，则情况相反。

电力弹性系数可分为:电力生产弹性系数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

影响电力弹性系数的因素很多，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用电特性变化的作用。主要受宏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产值单耗变化和居民用电水平提高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电力弹性系数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大体应保持在相应的水平上。如果某个时期其数值偏离正常值，则表明国民经济的增长与电力增长之间的比例失调。

③经济发展对电量的需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电量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越快，人民的生活水平越高，对电力的需求也越大，电力工业作为基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出来，所以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电力工业的作用。

④电力系统的装机容量。一个国家的电力总装机容量反映了该国电力的发展水平，是保证经济持续发展所需电力供应能力大小的

衡量，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可以看出我国电力发展水平的高低。

第三节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型

一、评价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型

设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系统记为：E&E(ElectricityandEconomic)，设Co(coordination)为系统E&E的协调度，为第个指标依据准则的度量，且：，各指标度量值的含义如下：

:经济发展对电量的需求指标度量值；

:单位产值电耗指标度量值；

:电力弹性系数指标度量值；

:电力系统装机容量指标度量值。

则E&E系统的协调性表示为：

其中为第个指标的权数，，得出的越大，那么系统的协调性越好。

计算得出的协调度是一定时间点上的静态值，与历史数据相比较，可以发现协调性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是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不同时间点的协调度值应符合以下的变化规律,，为时间变量，且，只有这样的发展我们才认为发展过程是协调的、进步的、可持续的。

二、模型中指标度量值的确定

在对系统进行评价时，由于这里所确定的四个指标所反映的实际意义各不相同，且以绝对量表示，无法比较，所以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在电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将其与一定的基准值(或阀值)比较，使指标量变成无单位的指标量值，通过与一定的阀值比较可以判断当期的发展程度。基准值的选取一般通过几个途径：国外发达国家现阶段或历史下与我国处于同等发展水平时的有关指标；有关指标的世界平均值；现阶段我国发展水平比较高和发展水平比较低的省份和地区的有关指标；预测末来可达到的水平。基准值的选取对模型指标度量值的大小的确定以及对整个系统的评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考虑科学性、动态性、可比性、可持续性等原则，本文基准值的选取如下。

经济发展对电量的需求的度量值()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对电量的需求(十亿kw.H)

：发达国家现阶段经济发展对电量的需求(十亿kw.H)

单位产值电耗的度量值()

:我国单位产值电耗(kw.h/万元)

:发达国家现阶段单位产值电耗(kw.hi万元)

电力弹性系数的度量值()

:我国电力弹性系数

:发达国家现阶段电力弹性系数

电力系统装机容量的度量值()

：我国电力系统装机容量

：发达国家现阶段电力系统装机容量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电力工业水平也在提高，因此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相应也是动态的，如果度量值突破或接近了阀值下限则代表我国电力与经济的发展及相互之间的协调程度己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就要采用新的指标，才能使电力与经济在更高的水平下实现协调发展。

三、评价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型中权数的确定

应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权数。我们将两两指标度量值进行比较，建立判断矩阵，运用特定的数学方法计算判断矩阵最人特征值及对应的正交特征向量，得出各要素的权重值，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当致性指标C.R<0.1时，则认为矩阵的一致性指标满足要求。

为了确定评价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型中权数，设计了两份专家调查表，对我国从事电力系统经济研究、发展规划、投资计划方而二十位高级专家进行了调查咨询，调查时对指标间的判断准则采用1-9标度法。整个调查分两轮进行:第轮共发出22份，经过筛选得到有效表16份；第二轮在第一轮的基础上，有选择的发出14份，收到有效表经筛选采用了11份。经过计算处理，得到结果如下，其中专家判断矩阵结果，是在对专家意见进行算术平均化处理基础上得到的。

(一)、指标层权数、检验结果

模型中各指标度量值用数学符号表示的对应关系如下所示:

经济发展对电量的需求—

单位产值电耗—

电力弹性系数—

电力装机容量—

表3.1指标间比较的定量结果

2.454545

0.733333

1.732732

0.733333

0.407407

0.578947

0.298765

特征值:=4.015,C.R.=0.005166,C.I.=0.00574

衡量电力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模型:

E&E=0.268+0.247+0.120+0.365

由此得出评价我国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计算表，且各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如图所示。

(二)、由模型得出的结论

以上求得的模型的一致性检验系数C.R.=0.005166<0.1，据此我们认为根据专家意见形成的判断矩阵具有可以接受的满意的一致性。在这一模型中电力系统的装机容量的权数最大，表明专家对这一问题较为关注，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电力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据统计，1978年全国尚缺装机容量1000万千瓦，到1986年电力装机容量缺口高达1400万至1500万千瓦，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数次之的是经济发展对电量的需求和单位k值电耗，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保证充足可靠的电力供应，在发展的基础下更要注意节约，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外延式的增长须保证充足可靠的电力供应，在发展的基础上更要注意节约，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外延式的增长为内涵式的增长，不断降低产值能耗，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弹性系数在模型中的权数较小，是因为几年来的实践清楚地表明，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GDP与电力的发展速度已不再是简单的线形关系。电力弹性系数在“八五”期间平均为0.84,1996年为0.74,1997年是0.58,1998年又下降到0.29，不少地区出现了负值，现在几乎不能用了。因此对于弹性系数可以从较长阶段而不要按年或更短的时间来应用弹性系数。弹性系数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可以作为参考，但不可作为决策的唯一依据。专家在模型中给予弹性系数的权数的大小与这一观点是一致的。

第三章我国电力发展前景及战略性建议

一、我国电力工业发展前景

根据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国内外的宏观环境、电力工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本文所做对未来电力需求的预测，可以看出电力工业正在进入一个优化和调整电力结构、实现电力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和有利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结构的调整，导致全社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在未来一段时期电力需求增幅是平稳的。因此，21世纪初期，电力工业发展在保持适度增长的同时，必须由以前重视数量扩展转到提高数量和效率上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带动也决定了电力增长方式的转变。

根据国家电力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到2015年中国的电力工业将实现，主要电网经济合理，开始形成以三峡为中心的全国互联网；城乡电网经济安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电力技术经济指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指标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形成发育较完善的发电竞争市场，输电与售电分开已取得较大进展。

二、我国电力工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建议

为了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2015年远景目标，未来电力工业应着重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讲求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电力工业与经济协调发展，认清只有实现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电力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树立电力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改变过去那种只重视电力部门自身发展，忽略与其它部门联系的状况。应将电力工业置于国民经济发展有机的大环境中，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认真分析与电力发展紧密相关的其它部门的发展情况、发展前景，使电力工业的发展目标与国民经济总体的发展目标协调一致。

2、市场机制可以对电力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电力实现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自然形成，而要靠法律规范和政策导向，依靠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远景规划、能源节约与开发的规划，制定促进电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包括技术政策、经济政策等)。

3、针对电力供应量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较低的问题，适应经济发展对电能需求的不断增大，彻底改变电力过去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的局面，要不断大力发展电力工业，要优先解决贫困落后地区用电难的问题，同时也要做好供应基本充足地区的负荷预测工作，为这些地区的未来经济发展创造积极的条件，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充足、可靠的能源。

4、加强电网规划建设，推进全国联网，提高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要加快城乡电网的建设与改造，建设一批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提高输电线路的输送质量，降低农村电价，从而满足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拓宽电力市场、扩大内需、拉动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针对目前电网负荷率持续下降，峰谷差越来越大，电网调峰能力不足的情况，一方面加强有调峰能力的电厂，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加快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改造现有机组增加调峰能力；另一方面，实行需求侧管理(DSM)，鼓励需求侧用户采用各种有效的节电技术和负荷调节措施，在保持服务水平的前提下，降低发电成本，减少电力和负荷需求，改善负荷特性，取得明显的节电经济和环境效益。实际上，实施DSM使电力公司和用户在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双赢。

5、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不可能走发达国家高能源消费之路，为了实现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就要高效利用电力能源，降低单位产值电耗，国民经济要向节能型发展，尤其要降低电力工业自身的单位产值电耗。为此，电力行业要加强电力节能技术监督工作，加强全行业节能意识和电力节能法制建设。按照统一调度和分级管理、公正、公平、公开、竞价上网的原则，加强电网优化经济运行调度及发电机组安全经济运行管理。并且各级电力部门要建立节能检测中心，加强节能检测员的培训考核，强化对各电力企业的能源利用状态和供能质量的检测，推动节能技术进步和节能技术改造。

6、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应调整电价结构，制定合理电价水平。电力企业要运用价格杠杆对市场作出灵敏反应，建立灵活的电价机制，对某些电费支出占成本比例很大的客户可以实行分段折扣销售；将峰谷、腰电价，丰、枯电价拉开合理的档距，向用户让渡一定的价值，鼓励用户多用低谷电:要取消不合理的价外加价，刺激用户用电；农村电价要和城市实行“同网同价”；城镇居民生活用电，也应制订鼓励措施，对于超过一定数量给予优惠政策。

7、现代的经济环境下，实现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建立现代电力企业制度，提高电力企业管水平，建立一支懂得经济规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家队伍。

第四章结论

充足可靠的电力供应是现代物质社会的基础，一个国家的电气化程度是衡量其社会现代化水平高低，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进入以信息、电子、生物技术为代表，从集中到分散，从等级结构到网络结构，从简单选择到多种选择的21世纪，电力将继续发挥其他能源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而且对电力的依赖程度会更高，对电力供应的数量和品质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就决定了仍将大力发展电力工业，但这种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

本论文从可持续角度出发，重点研究了电力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文中应用协同学理论对电力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给出了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涵义，建立了评价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建立了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型；应用模型对实证研究。

经济涉及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电力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涵盖的内容也是极其广泛的，限于时间及作者的知识面，本文仅就其中一些作者认为重要的问题做了研究。21世纪是我国电力发展的关键时期，是中国电力发展规模最大的时期，研究电力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电力工业如何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并以足够的电力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还需要大量的学者和工作者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心.可持续发展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高严.把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电力工业带入21世纪[J].中国电力.2000,1:25-27

[3]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新中国电力工业50年[J].中国电力企业管理.1999,12:41-45

[4]胡兆光.电力建设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J].宏观经济研究.2004,7:12-13

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篇3

内容提要: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换。社会转型对刑事政策的影响在于犯罪状况的变化所引起的刑事政策的调整；对于刑事政策模式的影响在于任何刑事政策，无论其形式多么协调和谐，也无论在什么时刻什么地方，都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刑事政策模式去看；社会转型对刑事政策的价值的影响在于自由和效率的提升；刑事政策的功能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考察，但最终归为两大功能：导向功能与符号功能。

一、社会转型与刑事政策的一般考察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换。社会转型对刑事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社会转型引起犯罪状况的变化，进而引起刑事政策的调整。关于社会转型与犯罪状况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外不少学者均有过研究。

例如，美国学者路易斯?谢利经过考察指出：“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1](P200)我国学者肖剑鸣也持类似观点：“犯罪现象的暂时性局部加剧是改革进程中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2](P67)王智民、黄京平两位先生对转型期的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之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犯罪现象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例如，1990年与1980年相比，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由4470亿元增加到174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966%，但1989年与1978年相比，刑事案件的立案率也增长了2.2461倍，平均每年增长11.298%。[3](P1)学者郭星华指出了前述“同步论”者（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同步效应”）的局限，认为“仅考察经济这一项因素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把视野放宽一些，考察其他与犯罪变化有关的因素。”（注：参见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第5页。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另一些学者的支持：“如果只从一般现象出发，把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这两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并存的现象牵强地作为必然的因果关系去考察，就有可能把犯罪学研究引入歧途。”参见康树华主编：《比较犯罪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8页。虽然笔者在犯罪原因问题上是持多因论的，但对于前述“同步论”者的思路，笔者并不认为它会把犯罪学研究引入歧途，倒更倾向于将其看作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想想犯罪学史上的龙勃罗梭等人，他们留下的实证资料和思维比起某些纯意识形态的犯罪学者来，不知要宝贵多少倍。）另外，学者张小虎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犯罪原因也进行了探析，指出宏观上，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意识价值、社会分层的失衡而构成的社会紧张，尤其是这种紧张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规范予以化解。微观上，个体犯罪行为和由目标与现实之间的拉距所构成的紧张正相关，而与由合法方法、违法成本所表现的化解负相关。[4](P200)

社会转型导致犯罪的变化和增长，也相应导致国家刑事政策的调整。犯罪学家约翰?康克林曾指出：“可以通过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变迁的破坏性效果，从而减少犯罪。”[5](P476)我国学者吴宗宪也认为：“在历史上的许多社会和国家中，剧烈的社会变迁往往伴随着犯罪数量的大量增加，但是，通过调整刑事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可以减少社会变迁的消极后果，从而避免社会变迁伴随着犯罪增长的现象。”[6]不错，社会转型常常伴随着刑事政策的调整，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被调整的刑事政策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过也应当注意到，有时候政策调整者的主观意图不一定能实现，因此才有政策试点、政策再调整等。

其次，社会转型本身也会直接影响刑事政策的变化。这方面，以意识形态的影响最为显著。（注：吴宗宪先生在谈及社会变迁直接影响刑事政策时，认为还有其他因素，以堕胎为例：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人口问题还不突出时，堕胎行为被看成是不道德甚至是犯罪的行为。但当后来人口膨胀、“计划生育”成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后，堕胎行为就被非犯罪化了。在西方，各国刑事政策对堕胎行为的态度也发生过变化，最初堕胎被当作违背上帝意志的罪恶行为而加以激烈谴责，后来又在人道主义的理由支持下，使用重罚来阻止人工堕胎行为，但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剧增和环境恶化，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堕胎行为性质的认识开始有所改变，实行有条件的非犯罪化（对堕胎行为性质认识的改变，真的是由于人口剧增和环境恶化的原因吗？正如下文举的美国的例子所说明，至少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而更可能是从怀孕妇女的人权等角度。——笔者注）。例如，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在“罗诉韦德”一案中裁定，对流产作不适当限制的州法律是违宪的，从而将孕期3个月的流产合法化。此外，吴文还指出，在西方，象、使用、制作色情作品、同性恋等，过去往往是作为犯罪来处理的，但现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已经实现了有条件的非犯罪化。参见吴宗宪：《论社会变迁与刑事政策的调整》，《社会公共安全研究》，2001年第5期。）正如犯罪学家沃尔特?米勒所指出：“意识形态及其后果对于刑事司法政策和程序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人们大大忽视了这种影响的程度和类型。意识形态是刑事司法永久的、隐含的工作事项。”（注：WalterB.Miler,"IdeologyandCriminalJusticePolicy:SomeCurrentIssuew",inAndrewRutherford(ed.,1997),CriminalPolicyMaking,Aldershot:Dartmouth,P.186.米勒认为，“意识形态”一词可以在多种意义上使用，他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与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有关的抽象信念或假设的体系，其重要特点包括：意识形态假设一般是一些潜意识的而不是明确清楚的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假设是无法检验的；意识形态假设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这种情绪色彩并不是很明显的，但是它会被一定的刺激所激发。当针对具体的个人形成意识形态假设后，这种假设就很难改变，因为它们会通过自我维护或自我强化系统而接受或者拒绝新的证据。）根据对美国社会中不同阶层和职业的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研究，米勒发现，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可以归入一个从左到右的维度的不同点上：“左”表示“激进”，“右”表示“保守”，左右之间是“中间立场”。具有“左”或“右”的意识形态观念的人对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刑事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不例外。如果刑事政策的制定者具有“左”的意识形态观念，他们就会在制定刑事政策时，把自己对犯罪的认识和相应的犯罪对策观念制定为刑事政策，反之亦然。同样，刑事政策的执行者也会在执行刑事政策时，根据自己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观念，理解和执行刑事政策。社会上的民众，一方面受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通过舆论、选举等途径表达自己在犯罪与刑事政策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观。

从历史上看，因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导致刑事政策发生变化还可举出以下例子：我国古代由于相信“天道”，因而有“刑忌（刑杀的禁忌）”制度。瞿同祖先生曾指出：在古人观念中，春夏是万物滋育生成的季节，秋冬则是肃杀蛰藏的季节，这是宇宙间永远不易的自然秩序，宇宙间一切物体都不能违背此规则，为了与自然秩序相配合调适，人类的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都讲究“顺于四时，与天道相应”。由于死刑的本身便是剥夺宇宙间生命的杀戮行为，与四时生杀的自然秩序的关系更为直接，更为密切，所以“刑杀必于秋冬，断不能于万物生长的季节施行杀戮，而敢与自然秩序相背”。[7](P262)刑杀的禁忌除阴阳四时外，还有宗教节日的禁忌，如唐、宋以正月五月九月为断屠月，每月十斋日为禁杀日，这些都是佛教的影响。此外，“遇祭祀日期亦停刑”。[7](P262-264)但现在，由于我们已不再“迷信”，因此在死刑执行政策上也就没有这些禁忌。

二、社会转型与刑事政策的模式

（一）刑事政策的不同模式

法国学者戴尔玛斯?马蒂以国家和社会为切入点，提出了两类、五种刑事政策的“复杂的游戏”式的模式，其中统合于国家的有三种，统合于社会的有两种：

1.国家模式。国家模式可分为自由社会国家模式、专制国家模式和极权国家模式。三种国家模式的共同点表现在对犯罪的国家反应上，即它们与刑法的联系很强。这正好对应了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在韦伯看来，国家是成功地垄断了合法的物质制约的政治结构或政治统治。韦伯认为，国家还具有其他一些特征，如法律的合理性，其结果是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专门化和专事保护公民安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警察的建立，还有行政管理的合理化，这种管理的基础是允许国家对尽可能广泛的领域如教育、卫生、经济、文化等进行干预。依据韦伯类型分析的理论，国家是不同模式共同体现权力的地方，是刑事政策要着力唤醒社会成员对其合法性的信任的合法性所在。对于合法性，以制约为基础的纪律还不满足于同意，还想将其奉为真理。但三种国家模式的合法性——或合法化是不一样的，这也正是三种模式在面对越轨行为即偏离正常性的行为时结构不同的原因所在。

(1)自由社会国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由法律来规定犯罪以及对犯罪的国家反应；但因为难以精确地界定越轨行为，法律禁止国家插足其间，而将这一问题交给市民社会。“自由”是这一模式的首要价值，因而，自由有双重保障，一是对犯罪和越轨进行区分的保障；二是对国家干预的范围进行限制的保障。该模式的特征是刑事网络非常发达，因为自由的宗旨要求培育一系列手段实体的或程序的，以限制国家干预的范围。同时，由于法律体系总体演化，必将导致刑事政策体系演化，随着非刑事化运动的发展，刑事制裁大有逐渐让位于其他制裁措施之势，如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调解。[10]

(2)专制国家模式。这一模式的统治者是主人，权威应得到属人化的服从。传统统治所依据的要么是习惯规则，要么是个人的随意性，而不是明确和正式的原则。“这种专制是一种阴沉的，在社会生活中无孔不入的权威，是一种连拒绝也被整合，最终受到鼓励的不痛不痒的、不可捉摸的权威，这种权威虽不可捉摸，却被人糊里糊涂地接受。”国家反应可以随心所欲地指向犯罪人，也指向越轨者，因而，专制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国家垄断了“监视与惩罚”，秩序价值放在首位。

(3)极权国家模式。极权国家模式对犯罪的反应不是预防、惩罚，而是采取消灭的战略，因而，其共同特征是将对刑事犯罪的反应延伸到越轨领域，将一切偏离正常性的行为都视同刑事犯罪。在极权主义思想指导下，国家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在这种模式中，行政权具有优先地位，“国家机器在某种程度上吸收、吞食了市民社会”。[8](P149)

2.社会模式。社会模式可分为自主社会模式和自由社会模式。社会模式排斥了一切国家反应，以社会反应来对付全部犯罪与越轨行为（实际上犯罪行为与越轨行为相混淆，严格说是违反规范的行为），与这种模式相对应的是原始社会和所谓无国家的社会的实践。公务员之家

(1)自主社会模式。这一模式遵循的是自主管理（主要指社会团体，仍然保留着高度的自治性）、纪律制裁（依照行业规则、内部规章和纪律守则）、自主防卫（如集体受害人的防卫、私人侦探服务、私人保安队等）的原则。[8](P169)

(2)自由社会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国家的形象自行消失”，对犯罪——越轨行为只有一种反应，其中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注意，所有人对一个人的注意即构成控制，这种控制的使命是永不终结的。部落社会的控制与反应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外向的报复性反应（即复仇和战争）；另一种是内向的报复性反应（即刑事制裁）。这种建立在同一实体成员之间相同关系之上的报复形式反映了一种内部团结，构成了一种比真正“刑事”反应更有意义的共同体反应，因为刑罚只是众多反应形式中的一种，而且只能在所有调和的努力都失败后才能进行干预。自由社会思想所选择的正是要在没有任何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成功地保持在互相之间密切团结的人的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其目的是将越轨者重新整合进共同体而不是对犯罪进行惩罚。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偏爱的是正常性，而不是规范性。自由社会模式试图从“市民”社会过渡到“公民”社会，公民靠道德自律，靠自愿负责，伸张正义靠舆论法庭。自由社会模式要么是原始社会的回归，要么是理想国的天堂，要么是“社会自行组织的自由乌托邦”。[8](P187)

我国学者严励在此基础上，将刑事政策模式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它是国家至上理念在惩罚犯罪中的表现形式，又可分为两种主要形态，即专制型刑事政策和极权型刑事政策。[9]第二类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其思想基础来自于“社会先于国家”这一基本理念，它与韦伯提出的法制型模式相契合。第三类社会本位型刑事政策，其思想基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巴枯林、蒲鲁东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观。

此外，还有学者对刑事政策的模式作了如下划分：从惩罚对象的范围看，可以分为收缩型的刑事政策（即非犯罪化的趋势）、扩大型的刑事政策（即犯罪化的趋势）。从惩罚权（刑事政策主体）的制约和受控程度上看，可以分为专制型的刑事政策（权力不受制约，为追求秩序，宁可牺牲正义和自由）、极权型的刑事政策（国家为追求秩序，消灭犯罪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控制一切偏离规范的行为）、民权型的刑事政策（以保护国民利益为出发点，限制国家行为）。从惩罚权的合法性看，可以分为法制型的刑事政策和非法制型的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主体划分，可分为国家型的刑事政策和社会型的刑事政策。[9]

对以上观点，作两点简单评述：

首先，正如戴尔玛斯?马蒂本人所承认的，“模式”这一分析工具具有软弱和脆弱性，由于它是对复杂现实的抽象，因而只能是“观察对象的近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看到韦伯的这种所谓“纯粹理想类型”研究模型与现实的差距。事实上，韦伯就指出：“同一种历史现象，在一方面可能是封建的，在另一方面可能是父权制的，而在另一方面可能又是官僚主义的，此外还可能是博爱的。”[10](P54)具体到刑事政策的运作，它既可能使不同模式在同一时期处于复数状态（例如，一方面对某些行为实行非犯罪化，另一方面又对某些行为实行犯罪化），也可能使同一模式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游戏关系”：“在这种游戏中，多种互相补充或互相矛盾的力量在各个方面进行交锋，在这些力量对比的关系中，经济的因素、文化的因素相互交织、互相转化、互相促进或互相对立，刑事政策的游戏和政治游戏交织在一起。”[10](P58)例如，即使同属“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恐怕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国家和社会的比重也是不一样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任何刑事政策，无论其形式多么协调和谐，也无论在什么时刻什么地方，都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刑事政策模式去看。对于一个具体的刑事政策来说，此模式和彼模式不过是一个主要的参照物。”[11](P339)

其次，上述学者对刑事政策模式的一些阐述，不乏可推敲之处，如“社会本位型刑事政策”到底是一种应然还是一种实然？若从实然看，除非原始社会，但那种社会中存在我们现在语境中的刑事政策吗？若从应然看，国家消亡真的可能吗？又如，“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提法也值得商榷，“本位”就意味着一事物在逻辑上具有先于他事物的地位，因此要么“国家本位”，要么“社会本位”，而不能两者都“本位”。总的看，用类似于“自由社会／法治社会的国家模式”来取代“国家?社会双本位模式”的提法，显得更为妥当。

应当肯定的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分野这个角度来考察刑事政策的模式建构，有其科学性。这不仅因为从应然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种公权力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且从实然看，一个社会刑事政策模式的变化，无不在国家与社会的比重之间不断地变化。下面，以晚近20多年来我国刑事政策中社会因子的介入和增多为例，来说明社会转型中刑事政策模式的演变。

（二）从社会转型看刑事政策的模式建构

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刑事犯罪的持续上升和刑罚的不断加码，我国一些学者开始转换控制犯罪的思路，例如，储怀植教授早在1993年就提出：要从国家控制犯罪转向国家和社会联手控制犯罪，将刑罚权和刑事司法权从国家手中分出一部分还给社会。[12](P409)这是从理论自觉而言，事实上，现实也在滋生、孕育和推动着社会力量的成长，并侵蚀着传统上由国家垄断的一些刑事政策领域，兹举例如下：

1.保安队伍的发展壮大。由于转型期社会治安形势的复杂化、刑事犯罪的严重化，使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空前加大，在正规警力难以独自承担全部维护治安的任务的情况下，国家逐步允许、提倡甚至鼓励保安公司的成立。我国当代第一家“保安服务公司”是1984年在深圳特区前沿的蛇口工业区诞生的。1985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对此给予了肯定，并要求各地“借鉴国外经验，在大中城市创办保安服务公司”。现在，全国共有经公安机关审批、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保安服务公司1500多家，保安从业人员近30万，他们在为客户提供安全服务、预防违法犯罪、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我国当前保安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保安公司的组建混乱。除了公安机关批准成立的正规保安公司，还有大量企事业单位自建的保安公司和社会上违规建立的一些“黑保安”公司。其次，保安公司的管理体制不顺。保安公司名义上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与公安机关的关系一直没有脱钩。再次，保安队伍的素质偏低，从业人员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最后，保安业务的范围过窄。我国目前保安服务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保安公司还没有形成专业化、集团化，因而其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提供人力守护之类的低层次服务上，满足不了社会对技术防范、金融押运、大型集会或赛事的安全防范等高层次服务的需要。[13]

可见，保安业虽然在我国已取得合法化地位，但它仍然存在一系列制约其健康发展的问题。鉴于社会对保安的需求仍在增大，建议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启动保安专项立法，通过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保安法》（或者《保安条例》），明确规定我国保安业的性质、地位，保安公司的设立条件、程序，保安人员的招聘、培训、管理和使用，保安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保安公司与公安机关、保安公司与保安协会的关系，等等。

2.私人侦探的出现及其发展。“私人侦探”是指通过公开或秘密的调查活动去获得情报或证据的民间组织或人士。它既不是官方的机构，也不是律师等传统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者。我国当代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是1992年在上海成立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后由于公安部发文规定禁止设立私人侦探公司，这个机构被取消。对私人侦探业的规制恐怕应当换一种思路，那就是：在默许其存在的同时，要从反面来尽可能地对其消极一面予以防止，如通过政策性文件明确和重申私人侦探从业过程中哪些行为是严格禁止的，它们各自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还有的则可采取对相关问题的规制，如证据采信规则、公民的隐私权和知情权之平衡等，进而达到对私人侦探业的制约。

就本文而言，这里与其是要找出一个对待私人侦探业的正确方案，还不如说是要提醒读者关注这样一个现象：在时下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私人侦探业的诞生和存在有其社会根源和市场需求，立法者也好，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也好，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去创造法律和政策，只能顺应时势去反映社会要求，并在此前提下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作为决策者，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其制定出来的政策就会因脱离现实而严重碰壁，要么无法实现，要么强行推行也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行政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部分退出，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育，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性分化开始进行，中国市民社会也正在起步营建。”[14](P11)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壮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各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在刑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曾几何时，由民间慈善组织来开办戒毒所是不现实的事，但现在已经在我国一些地方试行并取得较好效果。而西方一些国家出现的监狱私营化现象，至少现在在我们看来还不可思议，但如果有一天，私营改造公司真的迈进我们的监狱大门，或提供技术服务，或开办矫正设施，既省钱又改造效果好，我是不会太惊讶的。（注：手上一则报道也报道了英国有私人监狱：由于国家监狱管理不善，加上监狱耗资巨大（每关押一个犯人的年平均成本为2.7万英镑），在押人犯不断上升造成安置困难等原因，在1986年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便开始探索监狱的私有化道路。1991年，英国正式通过“刑事裁判法”，拉开监狱私有化的帷幕。目前，英国共有11所私人监狱，其中1/3由全球第二大保安服务企业——丹麦运科公司管理，私人监狱在管理上要受到内政部监狱服务局等部门的监督。参见许安结：《英国有私人监狱主》，《环球时报》2003年6月18日。）

三、社会转型与刑事政策的价值

（一）刑事政策的价值简论

一般认为，价值是客体在与主体需要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有用性。价值的基础在于客体的固有属性，但客体的固有属性本身并不就是客体的价值，只有与主体需要相联系，客体才能体现、发挥出其对主体的价值，也才能说客体具有有用性。

对于源于“价值”这样一个深奥的哲学范畴的“刑事政策价值”概念，本文不准备在此展开讨论，仅以以上介绍作为提供给读者进一步思考的引子。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刑事政策的价值到底有哪些。

有学者认为，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包括自由、正义和秩序。另有学者进一步对古典主义刑事政策思想、实证主义刑事政策思想、新社会防卫论刑事政策思想的价值（目标）分别作了论述。例如，该论者认为古典主义刑事政策价值（目标）以保护自由、平等等个人权利为基本出发点，但在正义与程序的价值选择上功利主义与报应主义有所不同，功利主义强调一般预防，注重对社会秩序的保护，因而忽视或轻视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的正义；报应主义虽然也主张对社会秩序的保护，但他们始终把正义摆在第一位，对社会秩序的保护自然就放在了次要的价值地位。[15]还有学者以人的需要为“支点”，根据需要的内容与主体的不同，将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人的需要分为经济性需要、伦理性需要两个层次和秩序性需要、个体性需要两个侧面，进而得出与之相对应的效率、公正与秩序、自由四个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的的价值目标，并提出“在法治的框架内，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应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正’与‘秩序优先，兼顾自由’的模式”。[16](P83)

笔者基本同意围绕秩序与自由、公正与效率这两组范畴来讨论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至于何者应当处于“优先”位置、何者只能处于“兼顾”地位，理论上完全取决于论者本人的观点。但从刑事政策的实践看，显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统治者所追求的刑事政策目标也是有所不同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另外，在这两组范畴之外，恐怕还有值得挖掘之处，例如，我国近年来在司法文明化、人道化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如给犯罪嫌疑人戴头套、在法庭上给犯罪嫌疑人摘掉手铐，允许死刑犯刑前会见家属，不再强制囚犯剃光头，对取保候审、减刑、假释等实行听证，对部分改造表现好的罪犯和劳教人员允许其配偶前来监狱、劳教所“夫妻同居室”过周末等，可以看作是追求文明和人道价值目标的政策。可见，价值的划分是可以多维度的，不宜简单地以粗概细。

（二）从社会转型看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

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来考察一下我国当今的社会转型给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所带来的影响。

例1：从收容审查、收容遣送的废止看刑事政策价值观中自由分量的提升

自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在吸取“”无法无天的教训基础上，国家决心走法制之路，但另一方面，在治安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又常常在社会秩序与公民个人自由之间面临一种紧张关系。作为一种国家反应，刑事政策此时往往更多地表现出对秩序的关注，当这种对秩序的关注导致公民个人自由受到侵犯，而日益增进的社会人权观念又不能容忍时，又会反过来提升自由在刑事政策中的价值。收容审查和收容遣送的命运即为适例。先看收容审查（简称收审），其法律根据是国务院1980年2月29日发出的《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据此，收容审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人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比如在公共汽车上抓获的扒手；另一种是某人有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需要收容查清罪行的。有的人是上述两种情况都具备，有的是知道真实姓名、住址、来历明确，但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的。但在实践中，收容审查对象被大大扩大，特别是1983年“严打”后，收审已经成为公安机关适用于一切案件的手段，以收审代替拘留、逮捕的现象十分普遍。（注：参见《陈光中法学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53页。之所以以收审代替拘留和逮捕，是因为拘留、逮捕的要求比较高，如逮捕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拘留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罪该逮捕”。—作者注。）虽然公安部《关于整顿和加强对流窜犯罪分子收容审查工作的通知》第3项规定：“收容审查一般不得超过1个月；因案情复杂，需要延长收容时间的，应写明理由，经收容场所领导集体讨论，报地、市公安局批准，但最多不得超过3个月。”但是，实践中超期收审的现象十分突出。对于这样一项措施，社会反应强烈，特别是在执行中越来越多的“走样”和“突破”，引起人们对其侵犯人权的严重担忧。有的学者就尖锐地指出：“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不能再拖下去。仅靠一个《通知》限制许多人的人身自由是缺乏严肃性的，这涉及人权问题。”[17](P454)另有学者也指出：“现行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尽管收容审查在名义上不算正式逮捕，但在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上，两者没有什么区别。人身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权制定。公安部当然无权制定这样的规章。即使是国务院，不经立法机关授权，也无权制定长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法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可以作出这种授权决定。”[18]在学界一片声讨声的同时，“公安机关却认为放弃收审或严格执行《通知》，就缺少同犯罪作斗争的有效手段，于办案不利”。最后，机会终于来了，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官方采纳了专家意见，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同时，为了防止取消收审而削弱追究犯罪的力度，降低了拘留、逮捕的条件，将逮捕要求的“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对拘留则删除“罪该逮捕”的前提条件。这样，就在法制的框架内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个久议未决的老大难问题”。[17](P602)

再来看收容遣送。收容遣送的废止，源于孙志刚案的查处，但由此引发的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声讨却有涨无消。（注：偶然的事件、极端的事件常常和一项制度的变革、存废联系起来，也常常和一项新的举措、政策联系起来，孙志刚事件导致收容遣送废止是一例，刘涌案导致法律专家意见书自生自灭也是一例（自从刘涌案后，据说律师和当事人请法律专家开论证会的事情就大大减少了），某个恶性案件的发生催发“严打”也可看作这方面的例子。）5月14日，由三位法学博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联名签署的一份题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5月23日，五位法学专家又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在此情况下，6月18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6月20日，新法规公布，并于同年8月1日起施行，同时废止1982年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从此，强制性的收容遣送制度不再存在，换之以自愿性质的救助。虽然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会给社会治安管理带来更多的“不方便”，但考虑到其对人权保障的威胁，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例2：从简易程序审看刑事政策价值观中对效率的关注

“公正与效率”是晚近几年司法改革的一个热门话题，最高人民法院将其作为新世纪的主题加以提出。[19]从一方面来说，公正与效率是统一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二者有时也存在一定矛盾，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寻求一种平衡。

具体到刑事领域，情形也大抵相同。以简易审判为例，1996年修订的刑诉法根据案件压力比较大、刑事司法资源又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较大投入的现实，规定了三类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且可能判处的刑罚不超过三年刑期，检察院建议或伺意适用简易程序的；二是告诉才处理的；三是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此类案件庭审很简单，由独任法官负责，起诉书当庭宣读，省去举证的许多环节，在实际操作中，公诉案件庭审时检察院可以不派人出庭，只要被告方陈述、辩护及被告人作最后陈述后，法庭就可以直接裁判。

据悉，目前各地法院，尤其是一些案件压力比较大的城市，都较多地使用简易程序。有媒体称，刑事案件中使用简易程序的占25%；一些法院希望将简易程序的使用扩大到60%，甚至更多。[20]不过，有些法院觉得仅仅使用简易程序还不足以促进效率，因而自1998年起，这些法院又开始尝试“普通程序简易审”。

普通程序简易审与简易程序的要求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该案涉及的刑罚已超过三年，而且普通程序简易审需要更多的程序步骤，例如，庭审时检察院必须有人到庭，但检察官只需要“概述”一下事实。与简易程序一样，无需询问被告和其他证人，庭审仅仅是用来讨论适当的刑罚。

200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出《关于使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两个司法解释。前者的制定目的是“为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它规定，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必须是“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人民法院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后”才能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并从政策上明确：“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几种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如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等。还规定，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1)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2)被告人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3)被告人当庭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4)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5)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后者的制定目的也是“为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其适用范围是“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人民法院适用本“意见”审理案件时要“确认被告人自愿同意”，并且也从政策上明确：“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对于适用此“意见”审理的案件，其具体审理方式相应得以简化。如，被告人可以不再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供述；公诉人、辩护人、审判人员对被告人的讯问、发问可以简化或者省略；控辩双方对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当然，“意见”也明确排除了一些案件的适用，如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可能判处死刑的，外国人犯罪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不认罪或者不同意适用本意见审理的，等。

十分明确，两个司法解释特别是第二个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旨在提高刑事审判的效率，当然，从公正考虑，二者也都对被告的合法权益分别有所强调，如对简易程序的规则，这次增加了新的要求：法院只有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后才能决定适用，这一点对促进公正很重要，因为按照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只需要检察院建议或同意，即可适用简易程序，根本没有提到被告，此次新增必须征求辩护方的意见的要求，反映了对控辩双方之间的平衡的关注。

两个司法解释关于被告权利的规定虽然表明了政策制定者努力平衡刑事案件中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的意图，但如果执行不当，这些司法解释也有加剧公正与效率之间已经存在的不平衡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论者认为，各地法院在执行关于简易审的司法解释时应当采取实际措施来维护公正，具体而言：

第一，各级法院应当要求法官认真审视被告的供词。按司法解释的要求，被告自愿认罪的必须由法官认可。美国也有类似规则，但美国法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被告的律师指出有问题的案件。在中国至今仍有许多刑事被告缺乏律师、检察官与被告之间的力量又存在固有的不平衡的情况下，应该鼓励法官负起调查被告是否自愿认罪的主要责任。如果有可信的迹象表明认罪是被强迫的，例如，被告庭审时对签字的供词的真实性提出疑问，而且有一定的证据，那么在使用简易审判之前，法庭应该要求检察官履行其举证责任，证明其供词确实是自愿的。此外，法庭应该采取措施确保被告不会由于推翻逼供之下所做口供而受到报复。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应该鼓励法院通过设置分立的机构从制度上把握是否采用简易审的决定与被告是否有罪的判定区分开来。按司法解释，由同一法官决定适用何种程序，并由他再进行审判。这里的问题是，案件很多，法官面临处理案件的压力，为加快庭审的速度，法官必然倾向于选择简易审判。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由不同法官负责诉讼案件的不同部分，从而减少使用简易审判的动力，增加被告获得公平对待的机会。

四、社会转型与刑事政策的功能

（一）刑事政策的功能论争

关于刑事政策的功能，学界主要有如下一些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主要指刑事政策在犯罪控制这一社会系统中所起的功效和作用。具体而言，刑事政策有导向和调节两大功能。导向功能主要体现在：1.在刑事实体法方面：划定打击范围，确定打击重点，设定打击力度，选定打击方式。2.在刑事程序法方面，主要体现在实体法与程序法追求的目标不统一时，前者的目标是尽可能使罪犯少漏法网，后者的目标是高效地执行实体法并少出错案；在少漏网和少出错出现不统一时，就会出现“宁错勿纵”和“宁纵勿错”两种不同的政策选择；程序法的种种制度、具体规则以及运行机制最终无不与此等政策思想密切相关。3.在组织法方面，刑事政策的导向功能也有体现。组织法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配置，这当然属于政策范围。调节功能主要体现在：1.内部调节，即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调节，它包括立法通过刑事政策调节司法和司法通过刑事政策调节立法两个方面；2.外部调节，即对刑事法律与社会状况（主要指犯罪态势）之间的调节，如犯罪化与非犯罪化。[21]

另一种观点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包括：导向功能、规制功能和中介功能。导向功能是指刑事政策指导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活动，为犯罪预防、控制指明大致的方向、路线、途径；规制功能是指刑事政策为国家机关预防、控制犯罪确定了具体的行动规则，并进而影响一般公民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公民的行为。中介功能一方面表现为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司法之间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表现为刑事政策还是理论与实践的中间环节。

笔者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可以从多方面去考察，如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保障（人权）功能与打击（犯罪）功能；限制功能与扩张功能；创新功能与守旧功能；惩办功能与宽大功能；明示功能与含糊功能；等等。而所有这些，都可归入两个最基本的功能，那就是导向功能和符号功能。需要指出的是，那种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指的是刑事政策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并不妥当，事实上，功能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既有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因为积极与消极是一种主观评价，例如，某一项刑事政策的出台，突破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它带给法治的破坏作用就是一种消极功能。

（二）从社会转型看刑事政策的功能实现

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因而许多事情都靠发挥刑事政策的功能来实现。试举几例：

1.守旧功能。200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其中第1条第2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为什么要做此规定呢？据最高人民法院参与该项司法解释的同志介绍：民法通则颁行以前，对公民的姓名、肖像、名誉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没有争议。但民法通则确定了精神损失应当赔偿的原则后，这一原则是否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各地认识和做法都不统一。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由于刑事诉讼法第77条明确规定只能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对被告人判刑本身就是对被害人的一种抚慰，因此明确指出法院不受理因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22]

尽管笔者并不同意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精神，（注：参见刘仁文：《建立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制度》，载《法制日报》1999年4月29日。需要说明的是，该文主要是从应然上阐述的，从实然上看，要么可通过立法解释确立刑事被害人的精神痛苦赔偿，要么可通过如下法官释法的方式：虽然刑事诉讼法上找不到依据，但民法通则上可找到依据，作为一种民事诉讼（尽管是附带的），应以民事基本法为准。）但这里我们暂且只从刑事政策的功能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一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无疑，它将结束“各地认识和做法都不统一”的局面，导引着各级地方法院一律不受理因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而被害方也因此失去提起此类附带民事诉讼的依据。

2.创新功能。2002年8月，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对一起重大的森林火灾案“创造性地启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法院审理后，以失火罪判处被告人黎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判处其在2002年10月至2007年8月期间，补种被其烧毁的2.175万株林木，恢复457.7亩林地的民事责任。判决后，黎某表示认罪服法不上诉。后在检察机关、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督促下，黎某雇请20多户农户及亲朋好友投工投劳400多个，历时2年，完成了法院判决种树的民事义务。媒体在报道该案例时，还披露：该决定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三级检察机关取得共识后，协调法院作出的。[23]

3.限制与扩张功能。由于在“打黑除恶”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对刑法第294条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泛化（不少地方将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般犯罪集团和流氓犯罪团伙都按刑法第294条来追诉定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第294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限定了四个条件，这对防止“打黑”面太大起到了较好的限制功能。但其中关于“保护伞”的规定又使得某些确实具备了立法条文所指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只因查不出“保护伞”而无法对其定罪，因而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对刑法第294条做了不适当地限制，在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此进行协调。[24](P43-44)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解释》，在基本保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其他特征的基础上，去掉了“保护伞”这一限定条件，可以说是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做了一定的扩张。

4.明示与含糊功能。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了题为《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其全文如下：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该司法解释第一次明确了一个多年来在刑事立法上不明确、刑事司法中不统一、刑法理论上纠缠不清的问题，明确规定奸淫幼女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明知”，被认为是“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和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25]问题是，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对这样一个早在20多年前就困扰司法实践并在理论界引起极大聚讼的问题迟迟不予表态呢？这恐怕就要结合社会变迁中的性道德、性观念等多种因素来理解了，20多年前，社会上的性观念还相当保守，人与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的严肃性较之现在肯定要高，而一个女性特别是幼女与男人发生性关系，无论对其本人还是对其家人的影响和打击都远胜于今天，在此情形下，最高人民法院对这样一个敏感话题就选择了沉默的态度，而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政策，此所谓含糊功能。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就此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无意带有明示的功能。

5.符号功能。据新华社消息：2003年10月1日，43岁的北京市人叶国强因拆迁问题跳入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河，被警方刑事拘留和逮捕，后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虽然对叶的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学界有不同看法[26]，但不可否认的是，警方和法院的此举，经由新华社向全国播放，意在表明官方的态度，防止更多的人效仿其行为。

【参考文献】

[1]［美］路易斯?谢利.犯罪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犯罪的影响[M].何秉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2]肖剑鸣.无形之手——现代化与犯罪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3]王智民，黄京平.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张小虎.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原因探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JohnE.Conklin,Criminology,2nded,NewYork: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86.

[6]吴宗宪.论社会变迁与刑事政策的调整[J].社会公共安全研究，2001,(5).

[7]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M].卢建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9]严励.刑事政策的模式建构[A].刑事法评论：第13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0]［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1]［法］克里斯蒂娜?拉塞杰.刑事政策学导论[A].高铭暄，赵秉志.刑法论丛：第6卷[M].卢建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2]储怀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3]刘仁文.保安业的发展应予以规范[N].法制日报，2001-02-11.

[14]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M].北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5]严励.刑事政策价值目标的追问[J].政法论坛，2003,(5).

[16]侯宏林.刑事政策的价值分析[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17]陈光中法学文集[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18]李步云.宪政与中国[A].宪法比较研究文集：2[C].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

[19]肖扬.公正与效率：新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N].人民法院报，2001-01-1.

[20]［美］蒲杰夫.刑事简易审判中的公正与效率[N].法制日报，2003-07-24.

[21]储怀植.刑事政策的概念、结构和功能[J].法学研究，1993,(3).

[22]熊选国.解读《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A].张军.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刑事、行政卷：1997-2002[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23]刘德华.造成森林大火，戴罪栽种树苗：被告人提前3年超额完成判决义务[N].法制日报，2004-03-23.

[24]陈泽宪.刑事法治之求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篇4

【英文摘要】MarxistSocialismdevelopmenttheorymainlyincludesmaterialism;socialformationandsocialevolutiontheory;thetheoryof“modernsociety”andthethoughtofperson''''sall-roundfreedevelopment.Atpresent,ithasgreatsignificanceinunderstandinganddrawingupsocialdevelopmentstrategyandthepolicyofestablishingmodernization.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唯物史观/Marx/socialdevelopment/materialism

【正文】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是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紧密相联的有机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点。它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权力、统治、官僚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其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诚然，马克思当时接触到的非欧洲国家的历史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有待深化，而这给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理论发展的巨大空间。本文仅选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若干主要思想作粗浅分析，探讨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与启迪意义。

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界定社会这一概念的，因为社会这一范畴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至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对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畴第一次下了定义：“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P320)另外马克思还在其它地方提出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P363)这两个规定体现了社会最主要的内容和本质的东西，即社会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的人们的相互关系。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形成了新的唯物史观的萌芽，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素材以及在批判性继承以往各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其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直接物质生产活动是考察一切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各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交往形式，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人们在改造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典性的论述：“人类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P83)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为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各种社会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它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1)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是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具体特点的最后根源。(2)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社会形态的骨骼，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又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决定该社会形态性质的直接标志。(3)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有血有肉的上层建筑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如家庭、民族等各种人群共同体)。社会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4)社会形态是由全部社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的社会体系，而不是由这些要素机械地拼凑起来的东西。(5)社会形态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殊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其生产、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个较低的社会形态必然被另一个较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演化是多线条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技术形态等，但其中以经济基础为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演进有“五形态”和“三形态”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阶级图式，以分工和所有制的不同特征来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最后是共产主义制度。后来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综合马克思其它著作中有关社会发展的观点，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又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P104)马克思社会发展与演进的“五形态”与“三形态”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各具特色的，二者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

尽管马克思依据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形态”与“三形态”论断，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划分是多标准的，而且都体现社会形态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马克思还根据社会阶级关系的状况，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无阶级社会阶段——阶级社会阶段——再到无阶级社会阶段；根据社会财产关系的特征，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有制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阶段；根据人类对(自然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利用的程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大阶段；等等。另外，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三、“现代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威力和作用，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现了现代化思想。

综合起来看，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大工业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交通极其便利；大工业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2)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大工业控制了商业，使竞争普遍化，开拓了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大工业使每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消灭了各国的孤立状态。(3)工业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4)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形成起来的城市。(5)大工业的发展导致了阶级的简单化，加剧了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还探讨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基础条件、主要动力、基本途径等。马克思认为现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他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为实例，具体分析阐述了大工业在现代社会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同时又指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推动大工业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马克思揭示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规律和特征，并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商品经济和普遍的世界性交往。因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前的传统社会形式的瓦解，把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球，建立了世界性的联系，驱动人们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

马克思还分析了世界性交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有在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中发展起来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因为处在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中的个人，实际上是把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变成个人自由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个性的物质基础，使自己的个性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P42)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与划分及其现代化思想，对当今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从人的本质活动的创造性出发，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属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不仅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也必须重视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不可盲目照搬他国经验。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分析与划分，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告诉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时代，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阶级社会阶段，而且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等于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实践的任务和目标要切合实际，不可跨越市场经济阶段，而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很有启发。人类社会已迈进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科技创新更是知识经济的命脉，我们要靠科技的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应深刻领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规律，重视改革在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政府积极加入WTO，就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表现，是自觉融入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之举，唯此我们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应树立协调的人本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加强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深入研究和领会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活的理论，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钟金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把握方式/寻求途径

【正文】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站在时展新的起点上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已是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发展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对接？其当代价值究竟有多大？如何看待和把握其当代价值？这些都是研究中需要首先澄清的问题。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命运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在其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发展情况一样，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经历了坎坷的发展。一方面，随着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众多学者都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抱以极大的兴趣，并给以特别的关注，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些原则性意见以及关于非西方国家发展的观点等，受到了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可以说，一个真正严谨的学者，在其研究中都不敢轻易否定马克思的理论地位，尽管评价不一。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其研究过程中也确实遇到不少质疑。在西方学界，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产物，而在今天后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这一理论很难解释当展现实，因而只能作为一种理论参照；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侧重的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而不是对发展问题的微观分析，用这样的解释框架难以回答今天的具体发展问题；还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完全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这样的宏大叙事对于当代社会的多样化发展来说，没有什么解释力和穿透力。类似的观点还可以罗列很多。但不管什么样的观点，都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命运问题。亦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今天究竟是否还有生命力？

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能靠简单的评判，也不能靠意识形态性的认定，而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用事实来回答。为此，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直接相关的这样几个基本问题必须加以理论上的澄清：一是时代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二是时展的内在逻辑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三是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应当看到，自马克思去世后，资本主义历经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现在已经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世界局势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反映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具体形式的变化，而不是其实质的变化。只要时代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产生于这种时代并直接用于分析这种时代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就没有过时。对此，美国学者凯尔纳明确地指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2]35美国学者卡西迪也这样认为：“不管他(指马克思——引者)有什么错误，他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2]10既然时代的性质未变，那么决定这种性质的内在逻辑就没有改变。就总体而言，现代社会依然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行进着，各种社会现象仍是受资本的逻辑支配和制约的。要说变化，只不过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资本的逻辑已不再局限于一个个国家、民族，而是扩展和贯彻到整个世界。只要资本逻辑没有被超越，围绕这种逻辑所阐发的各种发展思想也就很难被超越。诚如美国学者德里克所说，只要资本的逻辑继续发挥作用，“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就还有意义，无论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2]216至于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很难说得到了有效解决。马克思当时所着重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各种主要表现，在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新的方式在产生影响。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曾经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有10大无法愈合的伤口，“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的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正在撕裂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3]115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增长，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冲突的势头也在进一步发展。

正由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所面对的时代性质和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而作为对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表现，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仍具有重大的穿透力。不能依据它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合理性。有效性与时间性毕竟是两回事。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所直面的时代与问题仍在“当代”之中，而且体现在它自身所特有的理论价值中。首先是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揭示和把握上。马克思不是用观念来解释历史，而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来研究历史，因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与以往的“客观历史编纂学”不同，它是建立在事实分析基础之上的，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把握。对此，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曾经这样评价过：“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出真正的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和焕发青春。”[4]202—203正因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对历史长时段的揭示并是在长时段中发生影响的，所以它不仅为分析以往历史的发展，而且对分析当代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理论基础的作用。其次是体现在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发展问题时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以至他的整个哲学，不是仅仅局限于解释世界，目的是要改变世界，所以它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是一般性的诠释、理解，而更重要的是突出批判性的考察。尤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上，其批判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因此，凯尔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5]30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而且具有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德里达曾经说过：“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解释的。”[3]124今天，强调马克思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对于深入推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和创新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再次是体现在社会发展研究的科学方法上。马克思始终是以严谨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是随意演绎社会历史发展，因而所作出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经得住推敲的，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尽管在新的形势下有的需要修正和发展。对于这种严谨的研究方法，许多西方学者都给予高度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就曾经指出：“我觉得，在马克思出现以后的时代，认真研究马克思应当是每个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的中心问题，掌握马克思的方法和成果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他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6]215实际上，只要是“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都不会否认马克思研究方法的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或当代价值不仅仅表现在上述基本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对有关具体问题的分析之中。西方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发展论只看作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而缺少对发展问题的微观分析；只解释成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而缺少对现代性的细微解剖，借此来贬抑其当代价值。这样的理解并不是客观的、中肯的。综观马克思的文本，确实可以发现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较多，微观分析较少，但这种研究的特点和方式与其理论的价值并无必然的联系。马克思当时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驱除历史发展观上的迷雾，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尤其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由这样的主旨所决定，研究的重点必然要放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考察上，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马克思在对社会发展宏观说明的同时，也并没有轻视对社会发展的微观分析。如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研究上，实际上就是交替运用宏观与微观两种分析方法，既注意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考察，又注意“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7]8，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适用的，而且对于研究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因为整体与要素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说，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而不从更大的视野、不从它与其他问题的联系来考察，那么对于具体问题也无法获得真正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管中窥豹，其实是连一斑也不能得到真正认识的。所以，不能完全用发展学上的实证方法来排斥马克思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总的说来，尽管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没有失去其当代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被重新发现；随着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被重新得到关注和开掘。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等于这一理论不需要有新的发展。应当看到，自这一理论创立以来，毕竟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其间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发展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所有这些，都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可能仅仅从原有的经典理论中来寻求解释。新的实践必须有新的理论探索，因此，必须结合新的发展现实正确地认识、理解和推进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把握方式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然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人们的自觉把握。把握的程度如何，其当代价值也就体现得如何。这绝不是要倡导解释学方法，而是旨在突出研究的主体作用。为什么同样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当代价值？原因就在于研究主体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文本有不同旨趣、不同视角的观照，从而使得文本中的某些思想、观点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凸显其当代价值。

如何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但从“当代”的视野来考虑，重要的是应通过如下方式来把握：

1.从问题出发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其当代价值就在于能够分析和回答发展中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正是把握和实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重要方式。因此，不能泛泛谈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应当通过问题的审视与考察，使其理论价值能够得到真正的彰显。

应当看到，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其规模还是力度都是空前的，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是空前的。与那些西方早发的现代化国家相比，由于我们在发展的背景、发展的起点、所处的国际位置、发展的导因、推进的方式上不尽相同，因而导致的发展逻辑不同，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颇为特殊。这些矛盾和问题之所以特殊，原因就在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一般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是不曾遇到或很少出现的，因而都具有“悖论”的性质，以致常常被称之为“两难困境”。这些“悖论”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浓缩与循序的矛盾、滞后与超前的矛盾、机会与压力的矛盾、解构与重建的矛盾、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矛盾等。所有这些矛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都举足轻重。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些矛盾？简单地搬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不行，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这些矛盾、问题予以深刻的分析，以形成新的认识和解决办法。这样的分析、研究，既促进了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又促进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使其真正具有当代价值。

如果说上述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所具有的共性问题，那么，我国在其发展中还有着自身更为特殊的问题。我国的人口如此之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如此之少，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发展如此之不平衡，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随便拿出哪一个问题，都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再将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可谓难上之难。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既加快经济增长，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我们面对的严峻课题。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要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寻求答案，但确实需要用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加以具体分析、探索，以形成新的解决思路与办法。这种分析、探索的过程，自然也是提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过程。所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契合着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着的重大问题，能够启发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并给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以正确的理论指导。

2.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要减少失误，顺利推进发展，必须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要总结好经验教训，必须对发展不断加以认真反思；而要做到成功的反思，又必须具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要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予以高度关注，一方面从中获取思想资源，吸取灵感、方法，另一方面又促使其自我反思，升华其当代价值。

虽说现代化的推进没有统一的模式，但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二战”以后，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现代化建设，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则基本没有启动，还有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夭折。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乏成功的经验，但也有着大量沉痛的教训，如盲目模仿甚至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对于发达国家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过分依赖等。这主要涉及到现代化如何推进的问题。就以现代化推进的条件来说，美国社会学家列维曾进行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四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来讨论：第一，维持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并不一定就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第二，“内源发展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后来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第三，同是后来者，某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就是另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第四，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后来者中，其社会结构中与较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结构最相类似的因素，并不一定就是走向现代化的最好基础。[8]83—84列维的分析应当说是比较深刻的，他提醒我们注意客观估量自己的现有条件，并善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创造条件来推进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确实给我们的发展研究，尤其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通过这些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有助于理论上的深入探索。

要顺利推进发展，不光要善于总结国际上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要特别注意总结我国自己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国的现代化历经坎坷，可谓“九死一生”。且不说中国近代以来发展的磨难与艰辛，就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也是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现在，又进入一个社会重大转型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是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贫富悬殊加大、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甚至出现社会动荡。正是基于这样严峻的现实，现在才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而要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其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和重新的理解。应当说，在有关科学发展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尤其在以人为本、克服异化、避免两极分化、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消化、吸收。这种研究和消化、吸收，既对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和深化，又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更具有当代意义。

3.从不同发展理论的比较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封的、自我认定的，而是在同其他发展理论的比较中得以显现的。正像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说：“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无误的标志。”[9]24马克思虽然没有赶上当展研究的各种论战，但其思想还是被卷入了今天的争论。无论是赞成马克思的也好，还是反对马克思的也好，只要谈到发展的基本理论，总是不会撇开马克思。因而考察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不能游离于当展理论研究之外。

应当说，当代各种发展理论都从一定的视角、一定的侧面对发展作了深入的探索，大大拓宽了发展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深化了对原有问题的认识。如经济学中各种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不同方面的具体研究、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增长与发展的辨析，社会学中关于现代化和文明的发育与传播关系的考察及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原因、出路的不同理解和强调，政治学中关于政治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两种思路的提出，未来学中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同观点的争论，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揭露等，都从某些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意见与思想。但从总体来看，这些观点在其研究上还是缺少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把握，因而整体上并没有超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高度。马克思在分析发展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全面性、历史感以及分析的深度和厚度，都是其他发展理论所无法比拟的。这并不是要贬低其他发展理论的地位与贡献，而是旨在说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有着其他理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理论价值。只要通过比较，就不难发现和把握这种理论价值。当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因其时代的变迁，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尤其是对于社会发展各种具体问题的解释，确实比较薄弱。对此，当代各种发展理论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这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一个有力推动，其理论价值就是在这种相互比较、相互吸收中不断提升的。

4.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特质与内在品格来看其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认知图式，也不是对于社会发展的具体设计，而是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揭示和原则性说明，是随着社会生活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73正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始终没有离开“现实的历史”，总是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并随时修正原有不合时宜的观点与结论，所以它才体现出显明的当代性或当代价值。这种实践性的理论特质与自我超越的内在品格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中是非常突出而富有活力的。马克思向来十分厌恶对他的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更反对将他的理论变成宗教信条和预世预言。认为马克思企图要用一套概念系统和一种理论体系来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未来社会的具体发展加以严格规范和详细说明，这是对马克思的莫大误解。

今天要合理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自觉为社会发展实践服务，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理论的基本特质和内在品格。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辨析、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此，应当区别这样几种情况来加以看待：第一，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但应结合新的情况深化其研究和认识，讲出新内容，提升其当代意义，从而以新的思想、见解继承其基本原理。第二，对于一些原本就属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过去没有给予重视或者被遗忘的观点，应结合新的实践需要加以深入开掘、深刻理解。如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东方社会的理论、社会进步的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等，都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深入研究的。第三，对于一些经典文本中已经提及并有所论述，但未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而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又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应结合新的情况和问题加以认真研究、详尽论证，使之逐渐完善成熟，上升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像马克思关于交往与社会发展的思想、竞争与社会进步关系的思想、对抗与文明关系的思想、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思想、社会发展“跨越”的思想以及生态伦理、人力资源等思想，都是既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第四，对于一些曾经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已不可能再具有基本原理意义的观点，应当适时加以突破和修正。像社会主义社会应实行计划经济等观点，绝对不能作为基本原理再继续坚持。总之，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加以具体看待，以充分发挥和提升其当代价值。按照这样的思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其当代价值可以说主要是从这样两个方面生发出来的：一是从其理论中心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其基本原理生发出来的；二是从其边缘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那些曾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的思想、观点中生发出来的。不管是哪一地带，最后还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生发出来的。正是实践赋予理论以新的活力、新的生命力。

三、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基本途径

重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之中，以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引导发展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寻求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有效途径。

说到寻求途径，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不乏成功的探索，但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常常看到的是这样一些寻求方式：或者是原理加例证，即从现成的原理出发去说明发展的问题与现象(此即外推法)；或者是在解释和说明具体的发展问题时，只注重从经典原著中寻找理论根据，以求解释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此即内推法)；或者是为了凸显当代价值，更多关注的是话语系统，而不注重内容本身的阐发；或者是用现代解释框架来理解经典理论，把马克思“现代化”，等等。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寻求方式。如果按照这些方式来研究，很难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得到真正的凸显与提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徒有“现代”的外观，实则是一个更为怪异的理论产物。用这样的理论产物去考察和指导实践，其结果可想而知。

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尽管体现在诸多方面，但就其实质而言，主要体现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要寻找当代价值也只能由此来切入，并由此来实现。这就自然要求突出“问题意识”。谈到“问题意识”，似乎没有多大歧异，但实际的贯彻落实并不理想。反观我们的发展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讲得很响，扎扎实实的研究却很薄弱；一般性的论述非常之多，具体深入的问题研究则非常之少；追求体系新颖、话语新颖的热情很高，结合新的实践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则比较疲软。这样的研究，显然不利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走向“当代”。其实，今天讲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性，不在于翻新什么概念、术语，也不在于急于建立什么新的理论体系，而在于真正面向社会生活实践，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是在分析和解决发展中的重大实践课题和理论课题中加以显现和实现的，或者说，这是其当代价值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引入新的概念和范畴、尝试建立新的体系毫无意义，而是旨在强调应突出问题的研究，以此来带动基本理论的研究。如果对事关发展成败的重大现实问题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一味追求话语的翻新和体系的建构，这样的努力又有何实际意义？

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事实上就要求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有新的转换。这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仅仅看作是一个知识系统，而要看到它的重要的方法论功能、实践功能。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所有论述在最终意义上都是直接指向现实的，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因而对其理论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上，更重要的是放到关心“改变世界”上。在实际研究中，就是不光要注意回答社会发展“是什么”，更要注意回答“如何发展”。这就要使发展研究更加切近现实，通过具体考察，提出切合实际的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对策，真正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功能。

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提出问题的能力。发展研究不是一般的“做学问”，而是要经世致用。离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理论研究也就成了无的之矢。无论是领悟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还是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都应以提出问题、把握问题为前提。正是问题的提出，展现了一个新的视域，使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新的意义。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恰好是研究的动力和活力之所在。所以，就某种意义上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0]59

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这样从事研究的。凡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11]21为此，真正要研究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那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2]289。正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不断解决过程中，一方面是世界得到了改造，另一方面是哲学得到了解放和改造，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世界化，同时也就是世界的哲学化。[12]258马克思从早期开始所确立的这种研究方式，贯穿于其一生的研究之中。

这种研究方式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也有一定的传统。如苏格拉底就首开了这种方法之先河，其“对话”就是试图去清除蒙蔽而不制造真理。后来的一些哲学发展曾经偏离了这一轨道，“体系哲学”的盛行成了主流与时尚。到了20世纪，这种状况开始得到扭转，一些哲学家重新关注这一方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著作中，对什么是“值得追问的”以及如何“把它作为问题制定下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在“哲学追问”上作了较大努力，认为“把自身生活和决定性的实施置于问题之中。这是所有的和最彻底的澄清活动的基本概念”[13]154。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中也强调了“问题”在诠释学中的优先地位，把问题探索看作“精神科学的逻辑”，并具体探讨了提问的辩证法。阿尔都塞更是明确提出了“理论总问题”的研究范式，把它看作思想逻辑中的支配性构架、哲学的产生方式。这些思想家尽管思考的角度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突出了问题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就意味它总是活跃于智力的前沿，意味着它总是在对知识、真理探索的“途中”而非“终点”，不能简单地宣布对真理的占有。因此，问题的提出比答案更有意义，探索的过程比得到的结论更值得重视。

然而，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真实的、有意义的问题的提出，绝不是闭门思索所能做到的。提出问题必须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对社会实际发展过程的矛盾和问题予以及时的发现和准确的把握，并将其转变为哲学上的研究课题。离开了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

要增强“问题意识”和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还必须强化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并不是一般性地强调“问题意识”，而是要确实通过对社会发展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探索、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因而我们所讲的“问题研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问题的提出和理论的追问上，应该将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最终落脚到问题的解决上。这样，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事实上就是由恰当地提出问题、深入地探索问题、合理地寻求问题的解决共同组成的。按照这样的方法论要求，研究应力求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出发，进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视野，然后再从这种理论视野回到发展的现实，尤其是目前中国发展的现实。这样的互动，可能是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最为基本的途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道格拉斯·凯尔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C]//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5]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卢卡奇自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孙立平.传统与变迁[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9]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0]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11]恩格斯：《资本论》德文版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篇6

一、我国人口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二、人口过快增长引起的有关问题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1993年我国消耗11亿t煤,1.4亿t原油,人均0.9t标准煤。而美国人均10t,日本4t,德国5.6t,中等发达国家3～5t。预计本世纪末,我国需要14～1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三、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德育因素；德育；合社会；适应与发展；内化；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G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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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因素是制约人适应与发展的客观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生活在并只能生活在社会中，其存在、适应、发展都受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交互作用，其中，那些制约着人适应与发展过程的精神世界、个性品质、潜能的东西，就充满着德育因素。不论人们主张或不主张、从事或不从事、接受或不接受德育，德育因素都客观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无孔不入，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地对人的适应与发展起作用。人在适应与发展中，不受好的德育因素影响，就会受不好的德育因素影响，只是影响的方向程度、效应不同而已。

狭义上，学校德育与社会德育不同，广义上，所有德育都是社会德育。德育过程不单在学校中，所有社会成员都有一个接受德育或再德育的客观过程。一个良好的社会德育，乃是社会成员获得合社会适应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狭义看，社会德育相对学校德育而言，具有相对的不可控性，但其发生作用的现实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良好的社会德育促进社会成员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反之则延缓、阻碍甚至损害社会成员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进程。自觉、合理、科学地调动起所有良好的社会德育因素，实施健康的社会德育，就是要以人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为根本目标，使社会成员不断内化人类肯定性的精神本质，实现合社会的个人调谐与合个人的社会调谐之辩证统一，从而加速人的社会化进程，促进社会合理化，推进社会文明。

现代社会中，教育一般地以学校形式出现，科学的学校德育则是青少年个体社会化的首要的和主要的途径，也是人的合社会适应与发展的关键。因而，科学的学校德育是学校教育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系统中的子系统，它按照特定社会的客观要求，将人类肯定性的精神本质和特定社会的良好规范，内化为青少年的道德、品格、素质，并与其它各科教育交互作用，使青少年获得合社会的临近适应与发展，导向个体社会化。这是一种将外在的社会要求转化为个体思想品德，并使外在的社会要求与个体思想品德达到和谐统一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德育又是社会德育。

就学校教育而言，学校其它各育与德育相比，是有区别的。首先是具体的目标、任务不同，智育，主要担负着传授知识、培养智能的任务，体育，主要担负着锻炼体格、增强体质的任务，美育、劳动和职业技术教育等，其任务也是特定的；其次，具体的手段、方式方法、途径也都不同。然而，根本的区别还在于尽管各科教育的实际过程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德育因素，但在理论上，基本身基本不涉及或少伦及青少年的灵魂深处，一旦涉及，那便是教育过程中的德育因素在起作用。作为一个合社会临近适应与发展并日趋完善的人，精神世界是根本的支柱和动力，因此，科学的学校德育必然成为学校教育系统的动力源。当然，如前所述，德育因素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各科现实的教育过程，德育因素必然发生作用，因此，主动、自觉地将德育容于各科教育之中，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德育途径之一。

良好的德育在人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进程中必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的，一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人类肯定性的精神文化（包括政治观念、伦理道德、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效益观等等），创造性、建设性、持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人类肯定性的精神文化宝库，并将其内化为个体的肯定性精神本质，构建主体中具有本质力量的精神世界，形成合社会行为的动力系统，实现个体精神境界和内在本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科学技术的伦理化教育，使社会成员道德地运用科学技术，实现个体乃至社会集团在科学技术运用上的合社会性，实现个体素质现代科技社会中合社会地适应与临近发展；三是与其它各育和各种社会实践交互作用，发掘并巩固个体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潜质，实施精神导向，优化个性心理品质，推进心理保健，使个性和谐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一体化；四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潜移默化，在个体利益追求与社会的适应与发展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达到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保障社会安定，构成社会进步合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在我国当代，德育工作曾几起几落，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新形势下，德育既充满着机遇，又再次面临挑战。由于社会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但发展不充分，民主意识增强，但民主参与机制未健全，参与国际竞争日多，但多元文化承受力却较弱的矛盾过程之中，德育在促进人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在教育思想上，或过分强调德育，过高估计德育的地位和作用，陷入了“德育万能论”的怪圈，导致德育过程非科学化，德育的唯一化使德育在空洞的高声呐喊中无形消解。或只重智育和办事能力，忽视德育，抽象讲德育，具体无德育，陷入了“德育无能论”的怪圈，导致德育缺失智育扭曲，使人在适应与发展中失去合社会的精神支柱与动力系统，产生出人才废品；在德育指导思想、目标体系，内容上，忽视人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这个根本主题，只把德育看作是履行行政职责的必需品或装璜，德育的根本出发点、归宿点被异化扭曲，陷入“德育盲动主义”的怪圈，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思想行为与个性发展却被无形割裂，既不能实现德育的本质目的，又沾污了德育的纯洁性；在德育的方法、途径上，缺乏系统化、科学化和道德化，忽视德育的长期性、长效性和潜在性，构成了“德育短期行为”，命令式、强制性、行政化手段充斥整个德育过程，失去面对新形势的应变力，不仅违背了德育规律，还使德育过程本身违反了道德，大大消弱了德育的道德感召力。这一切，都是德育过程中的反德育因素，若不加以克服，德育本身很可能成为新的社会条件下扼制人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的异己力量。

过去，人们研究德育多从思想品德本身去研究，未跳出自身系统，参照系不明，缺陷较多。改革开放以来，德育工作者在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基础上，把视野扩大到社会学、行为学等边缘学科，把德育研究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中，放在社会的变迁与流动过程中，进行多角度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果，大大增强了德育改革的力度。中央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订了一系有利于优化德育工作的法规、规章和政策，这些都是近些年来德育科学研究成果的结晶，不仅阐明了我国德育工作的指导方针、基本思路，还为德育工作者指明了德育方向、途径和基本方法，是德育工作和德育科研的指南。当前，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深入地、创造性地贯彻落实这些德育法规、规章，如何进一步优化德育过程。本文在此提些粗浅看法，抛砖引玉。

1.优化德育过程必须在实践中研究并遵循品德形成的规律性。

品德形成过程是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个体特有的思想、道德品质的自我适应与发展的客观过程，具有多因性、自发性、可塑性、客观性等特点，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的品德内化与品德外化的矛盾运动过程。德育过程则是德育工作者依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按照品德形成的客观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德育影响，以培养和形成特定社会或阶级所需的思想道德品质，实现个人社会化的社会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多样性、反复性、自觉性、能动性的特点。因此，优化德育过程必须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并依据特定社会的既定法规，在实践中研究品德形成的客观过程及其内在规律，遵循品德形成的客观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分阶段、多层次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德育影响，培养和形成个体合社会的思想品德，实现个体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推进社会文明。

2.优化德育过程必须在实践中把握德育过程的渐进性、阶段性。

品德形成过程的阶段性、渐进性决定了德育过程的阶段性和渐进性。一般地，德育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1)教育者将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某些思想品德规范作用于受教育者，受教育者有选择地受纳并内化为个体道德品质意识；(2)积淀在受教育者个体中的道德品质意识形成动机，支配、调节并外化为道德品质行为，反作用于社会；(3)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依据行为效应和个体品德发展程度，调节教育行为和受教育者品德行为，进入新的德育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这三个阶段是一个不断反复渐进的运作过程，无法精确地区分排列，更不能机械地套用。但品德形成的客观机制制约着德育过程的运作，因此，德育工作者必须具有科学的德育阶段意识，才能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系统的思想品德教育。

3.优化德育过程必须克服智育化倾向。

在现代社会中，系统的德育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的，而学校教育又以教学为主要载体。因此，德育实践中，人们容易把德育过程与智育过程等同起来，甚至以智育代替德育，形成思想道德品质智育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德育过程的优化。应该看到，如前所述，尽管智育过程蕴含着德育因素，德育过程也蕴含着智育因素，都必须依据“知、情、意、行”的心理发展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二者可以互补，交互作用于人的合社会适应与发展。但二者必竟是有区别的：其一，贯穿于德育过程的主线是社会实践，德育过程中的“行”，是社会性的实践，是一种正式的社会交往、沟通和联结，这种“行”一旦发生就与社会利害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智育过程中的“行”一般说来，仅仅只是一种“练习”或“习得过程”，一般不形成社会利害冲突。因此，德育与智育对“行”的要求也不同，德育必须严格注意“行”的社会效应，比如，绝不能让受教育者去实践犯罪、体验犯罪过程。这是德育过程与智育过程的本质区别；其二，德育过程中的“情”、“意”，本质上都是社会利害关系在教育心理上的反观，是思想道德品质内化的粘合剂，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思想道德品质上沟通、接纳的必要条件。而智育中的“情”、“意”一般不具备社会功利特征，至多只是施教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辅助手段，并非必不可少。因此，要使德育过程优化，教育者必须体察受教育者的情感，了解其态度，并动之以健康的真情，摆明正确的是非观，才能提高德育效果；其三，德育因素具有时空的广泛性和内容的社会性，因而德育过程还具有同时性、反复性，其循序渐进只是一个大致的过程，无法精确地排序，同时，社会因素对德育影响甚大，学生的“熟习”会因个体需要，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利害冲突中“淡忘”，因而，德育过程中的“知”同时具有三个含义：必须是特定社会或阶级所需的思想道德观念；特定社会或阶级所需的思想道德观念必须不断反复地作用于个体；可以特定社会或阶级所需的思想道德观念体系中易于为受教育者接纳的某一方面作为突破口，实现思想道德品质迁移。智育虽然也有“举一反三”的情况出现，但其学习过程的阶段性是很明显的，知识结构和教育过程都是可以而且必须精确地排序，前后阶段的知识不可能同时出现，同时，其对“知”的“淡忘”在一般情况下与社会利害关系无关。因此，要优化德育过程，德育工作者必须根据社会的、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和德育过程双边活动实情，灵活地选择入口，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德育因素进行必要、合理的反复教育，避免“一刀切”，避免机械套用和无目的的跳跃。

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教育社会学立场理论

教育社会学并没有让人眼热的，但有骄人的贡献，有充满活力的现在，活力后的纷争又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始，它就不处于边缘地位而成为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闪烁着一群光彩夺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当然还包括不久前刚逝去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着一个杰出社会科学家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他们的研究使教育社会学——无论是登台唱大戏的各路理论流派，还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论与认识论，皆成为吸引人的智力同时生长快速的领域。

鲍尔（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向日葵——“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make）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Take）与建构（Make）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Make）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禁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make）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勾连。此类研究后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都是社会建构——即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二十余年间，建构（make）一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核心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马克思主义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接受（Take）与建构（Make）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Take）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Make）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关心就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这一立场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们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二十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

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马克思主义与新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的、男性的学者居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内部同样有此吊跪：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吗？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象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必显；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反社会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outthere）。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make,nottake）。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白男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述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女性主义也开始消解着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强奸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Lather）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再次，立场理论的实践还有效地挑战着教育社会学中的传统并重塑着教育社会学的未来。教育社会学中盛行着西方中心主义，欧洲尤其是来自安格鲁·萨克逊森的传统、与目的，确定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教育社会学主流声音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它们攫取智识上的霸权。艾恩奇（Lynch）以爱尔兰为个案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平等问题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小国家要开启自己的理论传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艰难！24。

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唯物史观/Marx/socialdevelopment/materialism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247(2003)04-0003-03

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界定社会这一概念的，因为社会这一范畴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至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对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畴第一次下了定义：“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1](P320)另外马克思还在其它地方提出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2](P363)这两个规定体现了社会最主要的内容和本质的东西，即社会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的人们的相互关系。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形成了新的唯物史观的萌芽，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素材以及在批判性继承以往各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其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直接物质生产活动是考察一切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各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交往形式，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人们在改造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典性的论述：“人类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3](P83)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为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又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4](P104)马克思社会发展与演进的“五形态”与“三形态”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各具特色的，二者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

另外，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三、“现代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

收稿日期：2003-05-1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钟金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