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理论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治理的成功经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路径选择——多角度视角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道家无为则无不治、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儒家把人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即德治主义、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法家的法治论主张、其它学派的主张、只要是合理的都应该积极吸纳进来，让其成为有特色的治理理论的闪光点、发展观念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目标理念转变、主体多元化、作为元治理的政府，不再是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而是一个现代型政府、坚持市场的治理主体地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领域宽广化、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原则并重化、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法治化原则和可持续化原则、构建双层治理模式、培育公共精神、建设政府回应机制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近年来随着治理理论在中国揪起的一阵热潮，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探讨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治理治理理论中国特色

进入2l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阵“治理”热潮，关于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大学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应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治理经验，并且对西方先进的治理理论兼收并蓄，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治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今天热议的“治理”话题，其体现的治理理念在当时的多家学派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从中提炼出中国从古及今文化传承中所包含的众多治理思想，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精华理念。

【摘要】统治与国家的产生息息相关，统治理论也是经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传统统治理论下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而治理理论的产生，给政府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指导。文章通过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认识到治理与统治的理论是构建新的政府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统治；治理；比较

当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兴起时，治理理论便应用而生，这一理论对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一定影响，并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改革提供可一个新的理论依据。由传统的统治理念向治理这个新的理念转变，是顺应时代变化发展。然而，作为新生的理念，它又有着自身的一些缺陷，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必须予以克服，不能照搬理论。在现今这个时代，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思想文化都达到一定水平，传统的统治理论，已经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因此，新兴的治理理论取代传统的统治理论占主导地位，是时代变化发展的选择。

一、统治

（一）统治的起源

统治一般是指用政权来控制、管理国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统治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兴起的。国家产生了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阶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权，对国家进行管理。如果没有诞生国家这个政治实体，我们也无法谈起统治。因此，我们可以从国家起源这个角度来分析统治的起源。

［摘要］在当前公共行政领域，“治理”一词可谓广受欢迎，对“治理”的研究也风生水起。从治理的定义、概念，或是从治理的外延和具体内涵，对治理的研究和应用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首先，我们将论证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其次，我们将求助于公共行政思想史对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三个范式之间的演进逻辑进行分析，即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的演进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从而对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盛行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最后，我们将对新公共治理理论能否解决当前的公共行政困境进行一个必要的探索。

［关键词］新公共治理理论;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

“在当代公共行政中，治理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治理是这样一个词语和概念，它使公共行政与政治、政府、官僚体制在言辞上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1］71。那么，在公共行政领域为什么会发生公共行政的治理转向，这一转向对当前的公共行政实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如今的时代不仅是一个反官僚的时代，也是一个反政府、抗税、反制度的时代。当代政治学的一些信条和术语反映、放大或夸大了当今时代的反抗特征。因而，对于公共行政来说，这是个艰辛的时代。尽管环境如此，公共行政已经表现出相当的适应能力和创造性。新型的管理理论、组织理论和管理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的适应性和创造性的提高”［1］70。实际上，新公共治理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的主导性理论，在于它从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实践中吸收了经验和教训。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对新公共治理理论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就需要了解公共行政的演进逻辑，即当代公共行政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治理理论的一个逻辑演进过程。通过对各个时期公共行政的实践及理论范式进行分析，我们就能够对新公共治理理论在未来的公共行政实践及其完善有一个科学的把握。我们认为，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行政学，还是公共行政实践，都没有从根本上去反思和解决公共行政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公共行政学者在科学理性主义的指导下已将公共行政科学发展为公共行政技术学。不过，先进的公共行政技术手段在面对人的复数性的时候都将显得能力不足。你若需要必要的论据，请回首公共行政的发展史，我们的技术手段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而我们的公共行政现状却并未好转。在这个意义上，新公共治理理论能否解决公共行政的困境尚且存疑。

一、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

“治理、公共治理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西方国家强调并在二十一世纪变得引人注目的一个公共管理概念”［2］。这一概念强调在公共行政过程中的多主体参与，它既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中的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主体，也不同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市场作为公共服务产品的配置主体，它“强调决策过程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行动者，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达成决定和执行决定的结构。”［2］它主张多元主体的互动，在一个公共场域中公共行政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多主体的协商和合作，其实质是一个公共行政网络。之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多元主体的参与式治理，是因为“在奥斯本看来，今天的国家更应该被称为多组织国家和多元主义国家。这种国家使得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提供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破碎性”［2］。因此，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已经难以应对当今这个多元主义社会，必须对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强调的行政—管理、政府—市场、平等—效率的二分法进行超越，走出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理论摇摆的困境。在奥斯本看来，“新公共治理是对行政—管理两分法的超越，它不是公共行政的一部分，也不是新公共管理的一部分，而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可供选择的话语。它建立在一个多元的国家之上，旨在理解在这种背景下公共政策的确立和执行”［2］。有的学者认为，公共行政其实质等同于治理，因为从古到今公共行政事务都是繁杂多变的，而在公共行政过程中，政府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就算在最低限度的国家中，政府也是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因此，新公共治理理论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超越了行政—管理二分法。笔者认为，新公共治理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变体，是对后现代文化的妥协。(一)新公共治理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从治理理论的兴起来看，它是随着政府的失灵而被推上公共行政的舞台的。“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与供给的管理。在西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确立以后，政府与市场交融在一起，轮流充当公共管理的主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国家’出现，其鼎盛时期的标志是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而政府的供给失败致使人们认识到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必要”［3］。在这一时期，治理理论尚且处于萌芽时期，其只是主张“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而根源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则明确地提出了最低限度的国家前提下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市场作为配置公共服务产品的主体。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思想很快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中，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当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实践并未像新自由主义乌托邦那样按照理论设计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之所以开始遭到质疑，其根本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失败。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市场的失灵及资本的不受限制的流动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要远比政府失灵所造成的破坏大得多。只不过这种破坏是在人们处于麻醉状态下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新公共治理理论应运而生。它混杂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诸多要素，俨然成为一个理论的大熔炉。它最根本的特征是多元治理，正是面对我们这个多元社会的应对之策。实际上，多元社会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必然产物。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后现代文化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突出的特征。新公共治理理论家如同很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顺应后现代文化而动，还高调地宣称是对启蒙思想的超越，然而，新公共治理理论只是对后现代社会的妥协，而后现代主义也是启蒙思想的延续，或者可以说是启蒙主义的高潮。我们确实需要超越启蒙主义，但后现代主义似乎很难做到。(二)新公共治理理论是对后现代文化的妥协。“多元”是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核心词汇，它同时也揭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所谓的多元，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是指人的复数性在社会领域的体现，是权力的分散。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多元意味着价值的丧失和社会的碎片化。价值相对主义既是多元的表现，也是多元社会产生的原因。价值相对主义的结果则是社会的失序、公共价值观与美德的丧失。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立论的出发点。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人类的自我保存能力已经历史地得到了证明，自生自发秩序才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只有维持自生自发秩序才是实现自由的最大保障。任何想追求良善生活和改善人性的理想主义都被认为是一种徒劳。他们的格言是:去追随自己的本能生活吧、去享乐吧、自由就在你身边。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向我们描述了后现代的状况，“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备至:模棱两可的、测不准的、因资讯匮缺所导致的冲突对抗，支离破碎的，灾变，语用学的悖论等”［4］172。利奥塔是从人类知识的角度来论述后现代的碎片化的现状的，这里的知识要远比意识形态更加地深入现代人的心灵。而岛子在译后记中则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告别了整体性和统一性，因为，以往那种维系语言结构、社会结构、知识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统一性上的总体性的普遍逻辑已不奏效。”［4］228以往关于宏大的叙事结构已经彻底地为多元化所取代。“后现代主义中的多元性与过去相比具有如下特点:1)它不再是某个统一整体中的内部现象，而构成一切知识领域、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活动的本质。在任何知识、生活领域，以往那种一体性、封闭性和规范性都已成为陈迹。2)这种多元性强调的不是抹杀或取消差异，而是主张不同的范式并行不悖，相互竞争，因此，它是一种‘无条件的多元性’。3)它不仅仅满足于抽象思维，而且开始深入并影响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整个社会现实。4)对后现代主义而言，不存在一种包容一切、规范一切、限定一切的元语言，换言之，它不肯定任何压倒性模式，就后现代的‘Ism’(主义)本身来说，它也并不代表任何美学思想的主流。利奥塔在接受意大利一家艺术杂志访问时，亦谦逊(或是吊诡)地表示他的工作实际上是指寻找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但是他仍不知道答案。5)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精神是蔑视一切威权主义的元语言，而企图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彻底铲除‘词语的暴政’”［4］230。以上就是新公共治理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通过对新公共治理理论形成过程的分析，我们就能够跳出名目繁多的治理理论的森林，从上空俯瞰治理理论产生的根源，并对其效用进行预测。

二、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演进逻辑分析

当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兴起时，治理理论便应用而生，这一理论对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一定影响，并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改革提供可一个新的理论依据。由传统的统治理念向治理这个新的理念转变，是顺应时代变化发展。然而，作为新生的理念，它又有着自身的一些缺陷，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必须予以克服，不能照搬理论。在现今这个时代，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思想文化都达到一定水平，传统的统治理论，已经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因此，新兴的治理理论取代传统的统治理论占主导地位，是时代变化发展的选择。

一、统治

（一）统治的起源

统治一般是指用政权来控制、管理国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统治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兴起的。国家产生了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阶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权，对国家进行管理。如果没有诞生国家这个政治实体，我们也无法谈起统治。因此，我们可以从国家起源这个角度来分析统治的起源。

首先，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来追溯统治的起源。洛克指出，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是由每个人行使的，人人都是自己的裁判者。因此，自然状态是完全自由的状态，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然而，这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便是混乱无序的根源。在自然状态中，既没有一部明文规定的法律作为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又缺少一个公共的裁判者和公共权力来保证裁决得以执行。于是人们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更好的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便相互订立契约，自愿放弃自己惩罚他人的权利，把它交给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按照全体成员或他们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当人们这样做了之后，国家就成立了。“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就在于此。”[1]国家的产生，是统治形成的前提，而政府则是统治的具体执行者，他是充当公共的裁判者的角色，拥有社会全体成员所让出的那一部分公共权力。

其次，运用阶级分析法来追溯统治的起源。它的主要特点是，它是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作为政治分析的决定性变量，以此来观察和评估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2]因此，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指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阶级斗争是各阶级利益的争夺，最终的胜利者便成为了统治者，失败的一方沦为被统治者。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统治是如何产生的。

摘要：在公司治理结构争论上有倾向于以保护股东利益为重点和以保护相关者共同利益为重点两种学派。两种治理观各有其优缺点，股东治理观是目前的主流观点，但利益相关者治理观代表一种趋势，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股东治理观；利益相关者治理；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理论中核心问题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围绕公司治理的目标、公司治理安排如何影响公司的业绩及公司治理的规则应如何变革等系列问题，学者们在公司治理领域形成了两种主要派别：一种是偏重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治理理论；另一种是偏重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共同治理理论。

一、股东治理理论

股东治理理论认为股东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其他潜在的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被严格限定了，“剩余”的权利——控制权和收益权两方面都是股东的。据此，这个理论有一个显然的推论：假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被很好的界定，则股东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一来，他们就使社会效率最大化了。这个“以股东为中心”的理论，当它明确指“剩余控制权和所有权的持有者”时，常常被称作“股东至上”或“股东主权”理论。它把股东利益放在首位，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把经营者放在为股东打工服务的位置。

(一)股东治理理论的优点。英、美国家主要采用股东治理理论。股东依靠庞大且发达的资本市场，根据公司股票的涨落，通过股票买卖方式或是“用脚投票”的机制，在实现其对公司影响的同时，掌握对公司的控制权，并以此对人形成间接约束。这种通过外部的控制权市场方式比较好的解决了股东与经理人的委托问题。而且它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保障信息的披露。使投资者与经营者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使经营者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得到遏制，从而进一步解决了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这样，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通过外部控制权和外部法律体系得到了强化，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刺激了投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公司由股东所有，所以公司应该按照股东的利益来管理。在有效市场理论下，公司的价值可在金融市场得到体现。根据这一理论，金融市场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问题。

摘要：在公司治理结构争论上有倾向于以保护股东利益为重点和以保护相关者共同利益为重点两种学派。两种治理观各有其优缺点，股东治理观是目前的主流观点，但利益相关者治理观代表一种趋势，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股东治理观；利益相关者治理；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理论中核心问题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围绕公司治理的目标、公司治理安排如何影响公司的业绩及公司治理的规则应如何变革等系列问题，学者们在公司治理领域形成了两种主要派别：一种是偏重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治理理论；另一种是偏重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共同治理理论。

一、股东治理理论

股东治理理论认为股东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其他潜在的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被严格限定了，“剩余”的权利——控制权和收益权两方面都是股东的。据此，这个理论有一个显然的推论：假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被很好的界定，则股东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一来，他们就使社会效率最大化了。这个“以股东为中心”的理论，当它明确指“剩余控制权和所有权的持有者”时，常常被称作“股东至上”或“股东主权”理论。它把股东利益放在首位，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把经营者放在为股东打工服务的位置。

(一)股东治理理论的优点。英、美国家主要采用股东治理理论。股东依靠庞大且发达的资本市场，根据公司股票的涨落，通过股票买卖方式或是“用脚投票”的机制，在实现其对公司影响的同时，掌握对公司的控制权，并以此对人形成间接约束。这种通过外部的控制权市场方式比较好的解决了股东与经理人的委托问题。而且它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保障信息的披露。使投资者与经营者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使经营者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得到遏制，从而进一步解决了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这样，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通过外部控制权和外部法律体系得到了强化，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刺激了投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公司由股东所有，所以公司应该按照股东的利益来管理。在有效市场理论下，公司的价值可在金融市场得到体现。根据这一理论，金融市场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问题。

一、引言

为落实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转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化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进一步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贯彻生态文明战略，2016年国务院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以“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载体，破解减贫、健康、教育、环保等17个领域共169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简称SDGs）中的关键瓶颈问题，完善体制机制，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作为《方案》的4项基本原则之一，多元参与被写入文件，强调“健全完善政府、科研机构和大学、企业、社会等各方共同参与的体制机制”。不限于本《方案》，多元参与的理念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诸多文件中都有体现，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十三五”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方案》等，党的报告更是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方案》之所以强调多元参与，原因在于政府的资源和能力有限，在落实SDGs的过程中存在失灵现象，因此需要调动更多的力量，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和社区等的比较优势，形成各主体间协调配合、主次分明、取长补短、合作共赢的模式，完成《方案》提出的主要任务，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然而由于历史、文化、体制与制度等原因，目前我国的市场与社会组织等主体在参与社会事务、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学界也缺乏针对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中多元治理的深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切入点，分析国内外相关实践，归纳多元参与的中外差异及相关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元治理模式，以期完善相关政策、健全体制机制，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更好地开展多元参与工作提供借鉴与启迪。

二、理论基础

政府、市场、社会作为多元主体的主要组成，以不同的理论为依据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政府是最主要的提供主体；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为市场主体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提供了理论支撑；而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则源于治理理论。作为《方案》的起草者之一，孙新章研究员指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中的多元参与理念更多地是强调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做为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方面[1]。1.治理理论作为多元参与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治理理论已成为中外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治理理论为“舶来品”，是西方学者在对Smith的无形之手和Keynes的有形之手无法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等现象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应对之策，打破了资源配置主体的政府与市场二元选择框架，将公民社会纳入到解决问题的主体中来，有利于克服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中的双重失灵[2]。尽管治理理论已兴起多年，但仍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治理”一词的意涵也在不断变化，大体是指多主体、多中心共同管理，即主要强调建立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共同治理、协调配合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3]。数十年来，治理理论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Williamson深入地阐释了治理的作用机制[4]；Thompson比较了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的不同特征[5]；Rhodes分析了治理理论的6种含义，并概括出5个特征[6]；与之相对应，Stoker总结了治理理论的5种主要观点[7]；Morse等则详细论述了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8]。此外，治理理论在环境、教育、反贫困等领域也有大量的研究和应用[9-11]。虽然学者们在研究路径、理论取向等方面存在些许差别，但最终目的却较为一致，即着眼于修正理论假设与扩展适用范围。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大体可归纳为两类：一是治理模式研究，二是治理绩效评价研究。在治理模式研究方面，目前有3种主流范式：一是多层级治理，主要指“一种在超国家、国家、区域以及地方等几个疆域层级上的既定政府之间进行持续协商的制度”[12]。随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以及其他研究领域也开始借用这一概念，并突破了研究对象仅为各类政府的局限，将不同层面的非政府主体也纳入到多层级治理框架[13]；二是多中心治理，该理论是奥斯特罗姆夫妇创立并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理论表明在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以及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存在着多个供给主体和多种治理手段[14]。三是网络治理，其为政策网络研究与治理理论结合的产物。该理论认为，科层协调的方式已不适应复杂和动态的环境,同时放松管制也可能因市场失灵受到限制，而政策网络却可以突破上述局限，提供了一个行动者相互依赖与利益协调的分析框架，成为在复杂、多层且碎片化的社会中较为适用的治理机制[15]。在治理绩效评价研究方面，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最先开展治理绩效评价研究，构建了一系列评估治理状况的指标，形成了部分国家治理状况的评估报告，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与建议[16]。Chris等构建了治理绩效的四个评价标准与若干具体指标[17]；吴晓峰分析了3种国际上较为权威的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并指出存在的不足[18]；周业安在分析各种典型的公共治理内涵及其度量指标的基础上，对度量体系进行了归类，认为目前的评价方法过多，可归为基于客观数据的评价和基于主观调查的评价两类[19]。2.批判与反思随着我国科研人员对治理理论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冷静思考该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例如2001年，俞可平等在《中国离“善治”有多远》——“治理与善治”学术笔谈中表达了对治理理论在中国适用性的慎重态度[20]；2003年，臧志军等在《反思与超越——解读中国语境下的治理理论》的组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质疑[21]；郁建兴、郑杭生等在文章中更是对治理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思考[22,23]。总体而言，持反思态度的学者们认为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困境源于西方政治体系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不兼容，传统文化、现代体制与改革思路三方面的差异致使在应用治理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时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等现象。基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的定位，本文的治理并非西方语境下的“治理”概念，而是本土化后的以国家治理为主导的协同治理，体现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即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各方参与，是国家治理下的剩余治理或辅助治理[23]。

三、国内外相关实践

虽然国内外多元参与的相关研究不一定在SDGs或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框架下进行，但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减贫、健康、教育、环保等SDGs具体目标的文献与研究却并不缺乏，篇幅所限，文中仅列举7个领域的10个案例[24-32]，详见表1。分析上述案例不难发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公众参与已成为社会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既是主要的参与者，也是有力的监督者，甚至在发达国家已成为决定政策和规划合法性与合规性的必要条件。不同的是，国外的公民社会发育较为成熟，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力量强大，在处理社会事务中的表现更为专业与规范、参与程度更深，在Arnstein依据公众参与程度不同而提出的“公众参与阶梯”***中处于较高阶段[33]，同时“善治”理论为社会参与甚至主导公共事务提供了理论基础，呈现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格局；此外，发达国家为保障公众参与塑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如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日常的教育与培训、必要的制度保障和财政支持等。相比之下，由于文化、历史和制度等因素，我国在处理社会事务中追求的理想状态是“善政”而非“善治”。因此，在政府一家独大的背后，是社会组织和公众力量的长期发育尚不完善。虽然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正逐步归还本应属于社会的职责与功能，并且从国内实践来看，也不乏公共事务中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的个案，但能否就此认为社会组织可以全面地承担政府转移过来的职责则尚需进一步观察。目前来看，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外部制度环境不健全，相关社会主体的内生参与意愿不高、能力不足，这些都影响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中作用的发挥，“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短期难以扭转。另外，尽管现阶段各级政府在鼓励社会各主体参与可持续发展中做出了诸多努力，如深圳市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2017-2020年）》、桂林市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2017-2020）》以及太原市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2017-2020年）》中都大篇幅地阐述了优化公众参与环境、提高公众参与能力的相关措施，但内容却比较分散、缺乏针对社会参与的顶层设计。

摘要：在公司治理结构争论上有倾向于以保护股东利益为重点和以保护相关者共同利益为重点两种学派。两种治理观各有其优缺点，股东治理观是目前的主流观点，但利益相关者治理观代表一种趋势，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股东治理观；利益相关者治理；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理论中核心问题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围绕公司治理的目标、公司治理安排如何影响公司的业绩及公司治理的规则应如何变革等系列问题，学者们在公司治理领域形成了两种主要派别：一种是偏重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治理理论；另一种是偏重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共同治理理论。

一、股东治理理论

股东治理理论认为股东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其他潜在的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被严格限定了，“剩余”的权利——控制权和收益权两方面都是股东的。据此，这个理论有一个显然的推论：假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被很好的界定，则股东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一来，他们就使社会效率最大化了。这个“以股东为中心”的理论，当它明确指“剩余控制权和所有权的持有者”时，常常被称作“股东至上”或“股东主权”理论。它把股东利益放在首位，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把经营者放在为股东打工服务的位置。

(一)股东治理理论的优点。英、美国家主要采用股东治理理论。股东依靠庞大且发达的资本市场，根据公司股票的涨落，通过股票买卖方式或是“用脚投票”的机制，在实现其对公司影响的同时，掌握对公司的控制权，并以此对人形成间接约束。这种通过外部的控制权市场方式比较好的解决了股东与经理人的委托问题。而且它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保障信息的披露。使投资者与经营者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使经营者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得到遏制，从而进一步解决了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这样，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通过外部控制权和外部法律体系得到了强化，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刺激了投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公司由股东所有，所以公司应该按照股东的利益来管理。在有效市场理论下，公司的价值可在金融市场得到体现。根据这一理论，金融市场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问题。

摘要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是7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浪潮中的重要实践和理论。由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构成，学者们围绕这三个层次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90年代以来的治理（governance）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进行了超越与替代。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核心价值操作规则治理

一、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含义

开始于30年代的政府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扩张，长期奉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加上石油危机的影响，进入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空前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1](p46)

为此，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很快兴起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管理模式。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很快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序p4）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实践和理论，从实践上讲，他是一组政府针对现实问题的政府行为和政府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旨在克服政府面临的危机、提高政府的效能和合法性。从理论上讲，他是基于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考量，对行政（administration）与管理(management)概念的再认识，对公共部门的抨击的回应，对经济理论的变革、对私营部门变革和技术变革的再审视，[3]（pp1-23）以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政府自身管理手段、过程、模式的重塑为主线，以解决新时代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事务问题为宗旨，以经济、效率和效能为基本价值的管理理论和心智的努力。

全球化已经赋予政治生活的传统问题———即谁统治，怎样统治，为了谁，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以新的意义。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的管理理念、方式和手段也发生相应改变，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需要从治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获得灵感。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治理力图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图式之外，寻求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简言之，治理是对传统政府统治和管理机制的超越，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

治理理论具有两方面的涵义：政治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通过此制度安排重新分配资源，建构公共责任；管理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政府组织有效、高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新公共管理是“治理”的管理维度上的体现，其核心是强调政府组织的管理技术、效率和能力。治理理论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的要求，甚至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化。［1］对治理理论的此种理解和认识是其公共行政维度的体现，也表明了政治学的管理主义走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治理和新公共管理的最大不同，在其政治学意义上，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与阐释，是人类集体行动机制和方式的改变。因而，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便是对新的人类集体行动的政府组织和管理理念、方式和工具的追求。

一、新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PM），通过将市场机制和管理主义引入公共行政，引发了公共管理模式的革命性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实践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应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原则建立起来，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是政府运行的最佳方式；二是公共物品及服务应由政府机构（官僚机构）来提供，即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三是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开，并且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有利于责任制的落实；四是行政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必须由终身受雇的职业化的官僚来担任。［2］随着西方世界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严峻挑战，并在实践中逐渐失效或被认为过时。首先，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基石的官僚体制（科层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僵化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3］123如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工业时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20世纪90年代已经不能有效地运转了。［4］其次，政府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展开竞争。最后，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和不现实的。而且，传统的人事行政模式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公共管理运动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而出现的，旨在为传统的官僚制注入类似于市场机制的因素，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影响很大，成为改造政府治理结构、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指导思想。其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效率和效益观的掩盖下追求传统自由主义，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价值理想”，［1］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立宪政体的政治运作和决策的过程，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公共选择理论否定抽象的公共利益的存在，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的决策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虽然这场运动在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内部不同时段区别很大，但有几个共同的主题，凯特尔将其归纳为六个核心要素［5］：生产力。改革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使政府以较少的资源维持甚至扩张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克服传统官僚制的弊端；服务导向。改革的一个共同目标是改善政府与公民关系，提升公共服务的顾客满意度；分权。不只是简单的决策权向底层的转移，也是使得决策者尽可能地接近受政策影响的普通公民的努力，从而使政府更贴近公民，对他们的偏好更敏感，具有回应性；政策。改革运动目的是改善政府创新、完善和执行公共之策的能力；问责制。改革要求政府更好地兑付其诺言。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以准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主的分权结构（分散化），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新途径。［6］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将“新公共管理”看做单一的模式，并指出“新公共管理”模式包含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即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的政府：改变按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为此，必须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政府，把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成功方法移植到政府中来，使政府这类公共组织能像私人企业一样提高效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顾客为中心，即强调服务提供者应对他们的顾客负责，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断进行革新，寻求减少成本和增进质量的方法，授权顾客进行选择。休斯概括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六大要点：该模式意味着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重大改变，注重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负个人责任；一种脱离官僚制的趋势。目的是使组织、人事、任期等更具灵活性；明确规定组织和人事目标，以便用明确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工作业绩，以及对项目进行系统评估；公共管理人员更具政治色彩，而不是政治中立或无党派的；政府职能更有可能受市场检验（如合同外包），或奥斯本说的“将掌舵和划桨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指政府非通过官僚制方式不可；通过民营化或市场检验以及合同外包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7］Ferlie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中认为，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至少有过四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即：效率驱动模式，小型化与分权模式，追求卓越模式，公共服务取向模式。［8］总体而论，相比传统的官僚制，分权化、服务外包、市场化的激励方式和更彻底的绩效考核等新公共管理秉承的管理主义理念成为当今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