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消费论文十篇

社会消费论文篇1

尽管从上世纪末，我国逐渐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但是消费不足的问题却好像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消费和投资在绝对值上都有较快增长。但是，总体上看，消费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投资增长速度，导致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从2000年至今，投资率持续走高，并且逐年上升，从2000年的35.3%升高至2013年的47.8%，而消费率却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62.3%降至2013年的49.8%。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的最终消费（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用于最终消费的比重，是衡量国民经济中消费比重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还能间接反映出国民消费与社会财富总量增长之间的关系。消费率高说明社会财富的大部分用于最终消费，当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达到一定规模后，国家有能力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促使国民消费，且国家也需要国民消费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提高消费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反之消费率低，这说明国家的社会生产还处于积累阶段，不得不把更多的财富用于投资，以促使整个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财富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居民消费需求旺盛，可是消费率却在下降。目前我国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与典型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消费率也偏低。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金砖五国”中的巴西64.2）、印度63.2%、南非56.9%和俄罗斯51.3%（苗树彬等，2013）。尽管，有学者认为，消费率的波动下降并非“中国特色”，而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500到5000美元的发展历程中，都经历了消费率长期下降然后要逐步提升的过程，中国目前正处于消费率提升的拐点期（郭斐然，2013）。然而，不管怎样，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总量在快速增长，而它的人民从社会总财富中分得财富的比例却在变少，如果考虑到我国居民消费率占最终消费率的比例也在下降，那么可以推测，新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幅度与整个国家财富总量的增长幅度有一定的差距。学界关于消费不足虽有一些争议，但却在中国经济发展走向消费主导是个大趋势这一点上有着相近的认识。首先，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是消费的基本条件，它决定消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生产归根到底要以消费为转移，要以消费为最终归宿。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投资最终必须通过消费来支持。“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所以，以消费需求主导投资结构是社会再生产规律的内在要求。其次，从我国外贸的形式来看，也亟需形成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我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偏重于依赖出口，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强，我国的外部市场很难在短期内恢复。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现在投资需要调整，出口不振，国内消费必然受到重视。其三，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目的来说，我国现在也要重视国内居民消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全面自由发展一定是在美好生活中逐步实现的。正如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满足人民的物质消费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满足人民的精神消费则是美好生活的体现。我国人民对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有着巨大的需求，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为人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更好的条件，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被视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国最高领导人终于通过了一揽子计划，可以促使中国经济从依赖出口转为消费拉动增长的改革，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中国会朝消费拉动的模式前进”。可以期待，中国必定会迎来一个商品更加丰富的时代，一个人民消费更加旺盛的时代。

2.消费过度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扩大内需，学界就开始了对过度消费或者消费主义的忧虑。关于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状况，有学者认为，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国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消费主义倾向，而且这种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色彩的文化已经开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陈昕，2003）。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消费主义不具有大众性，只是部分人的消费观念。不过，“有多种迹象表明，消费主义价值观正由高收入阶层向其他社会阶层扩展。尽管大众消费的条件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如社会民众收入的普遍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目标尚未实现，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社会民众所认同和接纳”（莫少群，2012）。即使是部分人具有消费主义价值观，并照此生活，那么它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的影响也绝对不可小觑。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假如只有10%的人口按照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生活，那也是1亿多人！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之和。因此，引导中国人合理消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人既需要扩大消费，但又不能过度消费。本世纪初的时候，学界基本上还是在呼吁中国不可过度消费。然而，在学界的呼吁中过度消费还是来了。中国人的过度消费不是与美国人相比过度了，而是与中国自身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相比来说过度了，与我们国家驾驭消费主义的能力相比过度了。这种过度已经在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价值观念等方面显现出来。美国作家韦伯曼（A.J.Weberman）写了一本书《Mylifeingarbology》，媒体戏称他发明了一个名词：垃圾学（Garbology）。韦伯曼认为“一个人扔掉的东西体现了他的所有”。垃圾是人类消费之后的产物，人类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类对生存环境和健康水平的要求越高，垃圾随之也越复杂越繁多。因此，从一个国家生活垃圾的数量和增长速度可以推测出这个国家人民的消费量与消费水平。

如今我国制造的垃圾占全球的1/3，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幸地是，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垃圾危机”。“在中国，不断增长的消费人口正在制造比过去多得多的垃圾，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关键的地方在于时间：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垃圾爆炸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那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没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中国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的垃圾，但在焚烧、堆积和处置垃圾方法方面却存在许多问题，绝大部分垃圾都未经处理。我们还没有思考如何应对垃圾，垃圾却蜂拥而至。仅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地的郊区就有至少7000家占地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的垃圾处理厂。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占地约80多万亩，近年来平均年增长速度在4.8%。全国600多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围城的困境，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潘艺，2013）。我国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不仅要承载城镇居民对居住、交通、购物等方面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还要承载大量的消费废弃物。我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居民的大量消费需求仍待满足，可是与我国处理消费废弃物的能力相比，与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相比，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现在的消费速度和消费总量有点过了。联系到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一部分人的消费也是一项数量巨大的消费，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汽车消费。目前，我国私家车数量已过亿，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工业发达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集中表现。但同时，道路拥堵、空气污染、能源短缺和土地稀缺又使私车的快速增长饱受诟病。拥堵已成为中国城市每天都能见到的一景，除却拥堵，尾气排放也是人们抨击汽车消费的一个原因，尾气排放与中国越来越严重的雾霾天气有重要关系。另外，汽车消费占用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为支撑庞大的汽车消费需要不断开辟新的道路和新的停车场地，中国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十分短缺，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如果中国为支撑汽车消费不断增加修建道路或停车场的土地，那么18亿亩的耕地红线难以保住。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主要是人口数量庞大，人均资源占有量低。我们在消费水平提升的同时，也伴随着我国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风险。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同时，也面临着过度消费的威胁。我们国家难以复制当今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必须要寻找适合中国的消费模式，既能不断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而又不能导致资源紧张、物欲膨胀。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今世界对中国的期待，“首先，这个世界把乞求的目光投向中国，希望中国人像美国人和欧洲人那样大量消费来拯救全球经济；随后，世界又要求中国在大量消费的同时避免产生那些会威胁我们所有人的消极后果，我们想让中国将这个世界从过度消费的恶果中拯救出来”。消费过度的另一个表现是，消费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驾驭消费的能力提高程度，即社会的物质财富快速增长，每个人的消费水平也在迅速提高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迎接这些庞大的消费品，导致在丰盛的商品面前人们精神的迷失。

社会消费论文篇2

关键词：体育消费影响因素社会学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体育运动的社会作用发生了较大的演变、对体育消费的价值观的认识也有所改变。体育消费已经广泛地进人社会各类人群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就现阶段影响我国体育消费因素进行初步研究。

一、体育消费的基本涵义

体育消费是指人们用于体育活动的各种物质消耗的经济投人和观赏体育活动方面的消费支出。体育消费包括狭义的体育消费和广义的体育消费。狭义的体育消费是指那些直接从事体育活动的个人消费行为。广义体育消费包括一切与体育活动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行为，是作为社会一般消费中以个人及其家庭通过支出货币所得到的各种体育效用，即各种体育的(包括物质的、劳务的、精神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体育消费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消费的一个方面，它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前提下，所引发的适应更高层次需要所作出的一种决择，是一种伴随对体育功能作用的主观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新型消费类型。体育消费在人们生活中的导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生活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人在满足基本的生存消费之后，追求发展和享受等方面需要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行为，由此可见，体育消费的程度、水平、状况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的。

二、影响我国体育消费的因素

2.1文化因素

我国人民生活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从出生就开始接受周围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并逐渐建立起与这种文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它能决定一个人的消费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由于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不同，其价值、消费观也不尽相同。不同的体育教育程度、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体育价值观和消费观。体育文化的认识和欣赏水平与国民教育水准有着密切的关系。国民教育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公众对体育文化认识和欣赏水平较高。由于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4%左右，目前，每年有近百万学龄儿童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辍学，12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1.8700,这些无疑影响着他们对社会文化教育和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由此也会影响他们对体育的参与和消费。可以说，目前我国整体文化教育水平偏低是影响我国体育运动和体育消费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2经济因素

经济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或日常生活中个人及其家庭收支状况。我们这里所涉及的体育消费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个人以及家庭收入在体育消费中的实现程度我国居民对体育消费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家庭收人和闲暇时间两个因素。根据(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5160元(约合G30美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2090元(约合255美元)，而中等收入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204。美元。萝仅管1999年通过调资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人普遍有所提高，但与中等收人国家相比我国的国民收人仍处于很低的水平。根据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人中或总支出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越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人不断增加，收人中或家庭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将下降。”大量研究表明，只有当恩格尔系数达到G5写时，才开始出现娱乐性体育消费;当恩格尔系数达到50写以下时，这类消费可呈现稳定的持续性增长。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消费开支75%仍用于吃穿用等基本物质生活，占全国人口74%的农民还以手工艺的方式解决温饱，处于解决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低层次向小康型过渡生活需要的基点上，尽管目前我国实行了五天制工作时间，广大城市居民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但无宽裕的经济收入，因而，在短期内不可能有较高的体育消费水平。

2.3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指社会阶层、群体环境、闲暇时间等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2.3.1社会阶层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目前，我国社会阶层可分为三个阶层，第一阶层是高收入阶层，这个阶层占人口的1%-2%，他们的消费观念是追求名牌、高档次、高质量是他们消费观的主流。同样在体育消费上也表现出一种舍得花钱、讲究体育愉悦身心的作用，更注重体育消费的名牌效应、第二阶层是中等收入阶层.这个层次约占我国人口73%左右.这类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他们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其消费观念注重物美价廉，注重使用价值和效果。在体育消费上他们追求的是健康、长寿、文明、高雅，讲究科学锻炼，参与型体育消费是主流。第三阶层是低收入阶层。这个阶层一般是劳动阶层。这个阶层占我国人口73%左右，这类人的消费观念正处在“生存需要”为主体，并逐步向“发展需要”为主体过渡阶段，他们对体育消费虽有消费的强烈愿望，但无实现的经济能力，或者仅有较小一部分的消费能力。

2.3.2群体环境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群体环境是指在形成一个人的思想、态度和信仰时给他以影响的人群。人们生活在社会大家庭中，必然要与周围的人发生各种关系，彼此相互影响。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有影响的所处的群体环境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对个人影响最大的相关群体，如家庭、亲朋好友和邻居;第二类个人所处的社会团体和工作单位;第三类个人所崇拜的体育明星。这些相关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体育消费行为必然对周围的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模仿、循环反应、行为感染和认同等作用。

2.3.3闲暇时间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闲暇时间的多少与体育消费有着直接的关系。近几年来.由于我国工时制度的改革，我国城市居民的余暇时间明显增加，但实际用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不多，主要原因是:(1)由于家务劳动自动化程度差，用于料理家务.时间所占的比重较大;(2)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时间花的较多;(3)受上下班交通条件及社会化服务完善程度等因素的限制。目前，一方面工时制度的改革使城市居民的余暇时间增加，另一方面人们还无法完全摆脱家庭事务等的困挠，这种矛盾同样制约着体育消费。:

三、结论与对策

3.1结论

综上分析表明，现阶段影响我国体育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其中，经济因素起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还谈不上拿出很多钱来进行体育消费，即使存在体育消费，也只有个别的或少部分人的消费。为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更新体育消费观念，提高体育消费水平。

3.2对策

3.2.1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收人，繁荣体育市场。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降低体育消费资料价格。

3.2.2全面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加强体育文化教育，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日、消费观，提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社会消费论文篇3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改进，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但是从整体上看来，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

1.1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缺乏农村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是农民个人缴纳、集体补助和国家扶持，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无力承担过多的社会保障基金，因此，要想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加大国家的投入力度，增强社会增援力量，满足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

1.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缺乏统一规范的法律保障目前广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混乱，呈现多头管理。各部门处于各自利益的考虑，部门间工作难以有效协调。一些具体职能的实施上也出现了无法可依的情况。相关法律、法规立法层次较低，实施上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困难。

2我国农村消费现状

2.1农村消费总量不断增加，但是比重逐年下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增速迟缓，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速度，并且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占总消费额的比重呈逐年降低趋势。可见，广大农村的消费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2.2结构不合理，层次较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但是，比重依然比较高的食品类、衣着类支出却显示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依然落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以北京市居民为例，在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北京市居民的消费数据中看出，城镇居民食品、衣着、居住类消费支出占消费总额的50%，服务性消费占30%；而农村居民同类消费支出仅占消费总额的60%、28%

3对策与建议

3.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合理分配社保资金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要，而较低的经济收入又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居民参与全民社会保障的步伐。因此，国家必须加强财政投入力度，向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倾斜，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缩小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距。

3.2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及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分为几个档次，农村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缴费档次，政府会适当给以补助。实际上，政府补助程度极其有限。因此，可以引导当地的大型企业参与到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来。这些企业既可以直接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也可以通过吸收当地农民，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政府还可以对当地企业给予适当的引导，使其投入到当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项目中来。

3.3建立科学的农村社会保障监督管理体系当前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面临多头管理的状况，因此，必须统一管理，加强协作。同时，建立必要的内、外部监督体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监督。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是一切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建设的基础，是关键。近年来，连连发生的社保基金案件直接摧毁了民众对社保项目建设的信心。加强社会基金安全监管，确保每一笔基金到位，做到实用，是整个社会的期待。

社会消费论文篇4

关键词：消费；文化；符号；社会意义

所谓消费文化，就是伴随消费活动而来的，表达某种意义或传承某种价值系统的符号系统。消费社会学认为，消费本身就是文化。这不仅仅是因为消费受文化的影响、驱动和制约，同时文化本身也依赖于消费作为工具和载体。更为重要的是，消费及消费品均是表达意义的符号体系和象征体系。与一般意义上满足需求的自然性、功能性的消费行为不同，这种符号和象征体系表达、体现或隐含了某种意义、价值或规范。

西方社会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源于消费社会的产生。尽管学者们对于消费社会产生的具体时间存在分歧，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强调由于消费热潮的到来引发了社会及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在以生产为主轴的社会中，物质匮乏成为当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消费被置于生产的附庸地位，克勤克俭、禁欲苦行成为时代的核心价值观。然而，18世纪前后消费社会的到来，引发了人的生存体验以及社会发展态势等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消费不再停留在最基本需要的满足上，而是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文化色彩；建立在对消费物品所体现的文化和意义上解读的生活风格，成为揭示人们心理结构乃至社会机制变化的切入点。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于消费范式的争论。

一、传统社会视域下的消费文化研究

在西方社会变迁过程中，消费革命与工业革命被认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18世纪开始，商人、企业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就以社会风尚和日常消费作为研究依据，探讨身边日益增多的消费革命。在这个时期的消费文化研究中，人们通常将消费文化与文化分析、社会分析、人文地理、商业史、社会史等结合起来研究。马克迅·贝格从奢侈与必需，新奇与模仿，公共与私人消费空间，过剩、品位和时髦，身份认同与自我展示等五个方面集中讨论了人们在对商品的消费过程中表现出的丰富文化意义。凡勃伦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对消费的社会意义进行了区分。米勒认为消费性物品可以作为那些期待别人的生活方式的人们的一种所谓的“文化入门之物”。克里斯托弗·贝里对奢侈的概念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在奢侈的“古典范式”中，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破坏，但是随着奢侈的“去道德化”，其推动消费的正面意义不断扩大，政府对待奢侈的态度，影响着社会政策和秩序。

尽管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消费与文化间的关系，但从总体上说传统视域下的消费研究仍具有单一性、缺乏系统性。其表现是：首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范式。学者们对于消费文化的研究缺乏理论支持，其对社会消费变化所作的解释也难以完全令人信服，他们对消费的社会和文化性质的探讨也不够深入。其次，学者们对消费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视角。学者们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研究消费文化问题。实际上，他们更多地是把消费文化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来研究消费文化背后的其他问题，消费文化的附庸性仍然没有被消除掉。因此，他们彼此之间的研究视角很难形成统一的体系。

二、福特主义及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伴随着现代性的发生，现代社会日渐显示出现代消费模式与传统消费模式的分野。在传统社会中，消费严格限制在等级制上，仅仅停留在最基本需要的满足上。而在现代消费模式中，消费不再仅仅停留在生理需求的满足层面上，而是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文化色彩；不仅成为阶级身份的显示器和社会的排斥机制，而且成为个体躲避外界压力和建立个性生活及完善内在心理结构的主要手段。其中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对于消费文化的变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特主义是以汽车装配线的发明者亨利·福特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现代生产系统。它发源于美国，盛行于20世纪前半叶，到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从70年代、尤其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开始显出衰退迹象。福特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同质产品的大批量生产，使用不灵活的技术，强调经济规模，劳动技术分工导致劳动的无技能化、高强度化和同质化，强调同质产品的大众市场。伴随着福特主义的扩张，“理性化”与“物化”的倾向逐步从劳动过程扩展到日常消费领域。福特制不仅改变了劳动过程，也改变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从表面上看，消费是不受国家和经济体制干预的个人行为，但正如阿吉列塔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消费“仍然从属于恢复在社会实践中被消耗掉的精力这一普遍逻辑”。福特主义倡导的“一天工作8小时，挣5美元”的口号使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增加，使其没有余暇在工作时间内恢复体力，这就导致筋疲力尽的工人在下班之后不再可能去从事生活资料的家庭生产。生产劳动与家庭生活被完全割裂开来，工人消费的一切都必须依赖于商品。

福特主义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也是工业化时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暴露出某种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其主要表现是：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模式把消费市场看作是同质化的大众市场，相对忽略了市场的细分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因此，这种生产模式对消费者的选择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了生产性“强制”。消费者固然有选择的自由，但他们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选择动机却被忽略了，因此他们的选择范围是有限的。同时，福特主义式的大规模生产体系需要长期和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很难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而高产量和低单位成本的生产方式要求售出大量产品，又与日趋多样化和日趋饱和的市场发生矛盾，同时线性的生产方式缺乏横向的协调机制，也造成了生产组织的僵化。这表明福特主义作为一种协调生产与消费的控制模式，存在着重大的弊端。

于是后福特主义随之登场，个人的异质化和多样化要求开始得到市场的照顾。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包括以下几个特征：市场的细分化，消费者导向的、更灵活的生产专业化，更短的生产周期，对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劳动的非标准化和劳动者要求有更广的技能、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自主性。如果说，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创造”了同质的大众消费者，那么，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则“创造”了异质化和个性化消费者。生产经营者只有通过对市场进行细致的研究和细分才能找到自己的市场。因此，在后福特时代，注重消费的选择性和消费选择的多样性被看成是生产经营得以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

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反映了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后福特主义进一步扩大了消费的范围，加快了消费的步伐，创造了刺激、控制和引导消费的更为多样的形式，为当代消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三、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理论

二战后，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恢复，进入60年代后，西方社会迎来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现代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的不断涌现，标志着战后的西方社会逐步走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加速了人们生产与消费生活的变革。面对这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它、解释它，成为了学者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法国学者鲍德里亚便以符号价值为出发点，建立了现代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早期范式。

鲍德里亚首先分析了物、消费、符号消费间的关系。这里的“物”主要指的是与商品有关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人经常打交道、与人发生生活关系的物品。鲍德里亚认为，如果要深化对物的研究，就必须把物从其功能性中解放出来。为此，就必须对物体进行本质的改变，而不能仅仅进行功能性的改变。所以，“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目。消费，通常看来，就是对物的占有、使用和消耗。而鲍德里亚指出：“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人们对于消费品的购买、占有和使用，只能构成消费的前提，还不足以构成“消费”概念来身。“为了构成消费的对象，物必须成为符号。”

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物的消费是指向符号的消费。符号消费绝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吃饱穿暖，它其实是消费者的一种“自我实现”，或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的消费，也包括“炫耀”因素在内。因此，消费不仅仅是物或商品的消耗或使用，而且是为了“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按照这一新的消费模式，必然导致一种新的消费文化的形成。而在这一新的消费文化中，符号自身是有价值的，也就是他所谓的符号价值。符号价值就构成了这一新的消费文化的核心范式。

鲍德里亚认为，新的符号消费必然要对传统社会的原有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构成重大的冲击，并形成一种基于符号消费基础上的新的消费文化。符号价值则是新的消费文化的核心。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一个产品过剩的消费社会。在这一社会中，我们已经从原来为物所役使转变为被符号所支配和困扰。现代消费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品和物的世界，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的世界、符号的王国。我们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受到了符号的支配，如电视广告、网络媒体等等都是符号的载体。而我们所消费的物品，一旦把其作为一个符号来消费时，对其价值的衡量，就不能简单地从该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出发来看待。一旦人们进入符号价值消费的领域，物的使用价值就被抛弃了，物仅仅被当作能代表其社会地位和权力的符号来消费。物和符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符号价值堂而皇之地替代了物的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

鲍德里亚进一步指出，进入消费社会之后，人们面临的不是以意象方式呈现出来的景观社会，而是深层意义的符号社会。在符号社会中，在符码控制中，一切原件都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是通过机器、特别是电子媒介的符号产品，这种产品的价值已不再能按照原件来判断，而是如何通过符码的组合形成所需要的意象与结果，而判断的标准也变成了拟像本身。符号象征系统拒绝任何整体意义的存在，基于拟像的符号系统没有某种意义赖以依存的确定性，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编码规则则是支配人们消费欲望的唯一指涉结构。鲍德里亚对消费文化的研究逐渐放弃了原来那种生产者的比喻，对消费文化的符号分析使他走向了取消主体性、消解任何基本意义的极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鲍德里亚符号权力分析逐渐脱离了早期将消费的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尝试，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但应该肯定的是，鲍德里亚在符号价值的消费文化范式中对物化、异化的批判进入到符号领域的批判，从理论上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对消费文化研究的后现代主义符号学观点，为探讨后现代社会的新的支配方式与组织形式提供了有益启发。他也为生产者在消费社会中树立品牌意识提供了理论保证。

四、从符号价值到物的社会意义

仅仅从符号学的角度，把消费看作一种符号操作行为，或把物作为一个文本来理解显然是不够的，物的意义与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社会关系的文化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消费文化的分析必须同时是一种社会分析。

在鲍德里亚之后，经济学家巴龙·伊舍伍德通过商品在宗教仪式中的功用的讨论，说明了商品可以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商品之所以产生意义，是因为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到特定文化中。社会学家马歇尔·萨赫利斯则用人类学上的图腾崇拜概念来分析消费，他认为被生产的物体是现代社会中的图腾，而消费者群体就相当于传统社会中的部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则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物的作用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生产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人需要物品，是为了使文化的各个范畴得以显现，并且稳定下来”。

尽管上述学者对于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丰富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真正完成当代西方以物的社会意义为核心的新的消费范式任务的人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布尔迪厄既不像符号学家那样，把消费文化看作是与社会无涉的、独立自主的符号体系；又不同于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消费文化看作是既定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秩序的消极和直接的反映。他用于联结主观存在与社会结构、联结符号体系与社会空间的重要桥梁，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实践是联接主观的认知图式与客观的社会结构的中介，正是在实践过程中，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质例逐渐内化为行动者的“惯习”。人们在消费中的鉴赏趣味就是由这种“惯习”决定的。他又常常把“惯习”称为“性情倾向”或“性情系统”。他认为，惯习与一个人的家庭、群体、人体的等级和身体经营密切相关，是文化和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机统一，它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可以由不同社会群体所采取的策略之互动所决定。布尔迪厄对惯习的论述，将消费文化的分析置于广阔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探求影响习性的社会因素，对扩大消费文化的社会空间话语，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研究品位对社会再生产的意义时，布尔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借助这个概念重新审视了文化与社会阶级的复杂关系，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化倾向。“文化资本”的概念是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拓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不仅是一般的货币与商品，而且是一种对整个生产的控制，它包含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及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布尔迪厄把这种权力关系从经济领域延伸到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符号领域。他指出，资本可以表现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形态，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并非对等的关系，文化资本具有自己独特的、独立于收入或金钱之外的价值结构，它相当于转化为社会权力的能力。如果单纯根据收入来判别品位等级，就会忽视文化与经济的双重运行原则。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布尔迪厄明确地打破了审美消费和日常消费之间一度不可逾越的界线。他认为，日常消费和审美消费同样是为消费主体的社会空间占位所制约的，两者之间是同源的。但这种“同源”关系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完全一致或对等的。所谓“同源”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场域都体现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每一场域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每一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等级秩序。除此之外，布尔迪厄还发现，艺术鉴赏与日常生活是息息相通的。

与鲍德里亚一样，布尔迪厄的消费文化理论也并非尽善尽美。但布尔迪厄的论述，的确进一步深化了西方消费文化理论，对理解社会文化商品的经济与生活方式的生存空间，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最为重要的是，自布尔迪厄之后，物的社会意义的消费文化范式最终确立，并一直影响至今。

五、对于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范式的思考及其对中国消费社会建构的启示

社会消费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 居民消费 储蓄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被看作是经济的“内在稳定器”和“减震阀”，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进国民整体福利水平还被认为可以改变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行为，进而对经济发展起到相应的刺激作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正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转变。这种变化和发展必然会使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呈现出新的特征，给学者提供更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保障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一）经典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在西方经典理论文献中，涉及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理论主要有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永久收入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Keynes表述了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将收入由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转移给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者，会提升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Modiglian的生命周期假说和M.Friedman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基本上同时发展起来。前者以在一生中平滑消费来解释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认为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水平越高，人们的储蓄意愿也就越弱，消费率就会越高。后者则将社会保障视作永久收入，并以此为基础，推断以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来改变居民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要比减免税收等暂时性的措施效果要好。1968年，Leland提出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具有社会保险方面的功能，可降低居民或家庭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谨慎性储蓄，主动扩大消费。

（二）后续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尽管各种学说构建研究框架的假设、分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都得出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与居民消费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但西方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持谨慎态度。1974年，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发表了论文《社会保障，引致退休，资本积累》，提出了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资产替代效应”是一种“挤出储蓄”的力量，而“引致退休效应”则会迫使人们为退休时期的延长进行更多的储蓄。他认为社会保障体系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将取决于“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的净效应。

经验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一）得出正相关结论的经验研究

在提出了“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后，Feldstein还以美国1929年至1971年的数据对此观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使储蓄降低了大约50%，显然在美国“资产替代效应”大于“引致退休效应”。1994年，Jonathan Gruber对失业保险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研究的方法十分独特，分别考察了有失业保险和没有失业保险两种条件下失业期间消费的下降情况。根据他的研究，如果没有失业保险，失业期间消费将下降21%，如果有失业保险，消费仅下降7%。1999年，Ndikumana与Allene利用67个国家七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对收入分配和消费规模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收入分配均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消费总水平也相对较高。而社会保障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转移收入，有利于提高消费。2005年Wouter Zant在荷兰所做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二）得出负相关结论的经验研究

1965年，Phillip Cagan利用1958-1959年消费者联盟中15000位会员的数据来分析养老金对储蓄的影响，发现参加养老金计划会唤起人们的退休欲望，从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1975年，Blinder运用美国1949-197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收入分配调整对居民总消费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这也就意味着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提高消费水平的渠道在这一时期并不顺畅。

综上所述，国外学术界对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仍是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虽然主流观点倾向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并未取得结论上的完全一致。这一方面源于模型的框架、解释变量的选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各国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存在着重大差异。

我国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

1999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分水岭，而关于社会保障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自1999年分为两个阶段，具体如下：1999年之前，学者们大多以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为理论框架，1999年之后，学者们一般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研究基础。1994年，臧旭恒考察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居民消费行为，认为居民消费和传统福利保障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1999年，赵新安、程义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和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二者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研究的内容相对简单、直观。1999年，宋铮对1985-1997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中国居民储蓄的最主要因素，而要想启动居民消费，首先要启动居民未来的收入预期。2000年，龙志和、周浩明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对1991-1998年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九年间，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明显，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储蓄的规模也就越大，消费也会随之萎缩。这两项研究均从谨慎性储蓄的角度肯定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积极影响。2006年，韩冰等利用2002年全国各地区消费和收入的横截面数据，得出了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71125，仅排在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影响因素之后。

除了对全国的情况进行分析外，学者们也考虑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二元性，做了具有针对性的研究。2001年，王丽娜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传统福利被打破而新的社保体系还远不完善，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1年的50.1%。2004年，冉净斐以2000年和2001年全国农村住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得出了农村社会医疗保险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即期消费的结论。2007年，陶纪坤指出，农村居民收入偏低是制约我国农村市场消费潜力的主要因素，而农村社保网络的建立与完善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

虽然大多数研究都肯定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如赵卫华（2004）、杨天宇和王小婷（2007）。他们均认为在我国，社会保障的“引致退休效应”要大于“资产替代效应”，因此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净效应应该是负的。

我国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研究的不足

最近二十多年，发达国家对社会保障和消费的理论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给我国相关研究提供了模版和范例。而我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体制改革背景也要求我国学者不能照搬国外的理论，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研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长期处在学习和探索阶段，存在着一些不足和薄弱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兴消费理论在国内的适应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缓冲库存储蓄理论和目标储蓄理论相继出现，把收入冲击、流动性约束、目标性消费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内，这不仅丰富了储蓄理论，也延展了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2002年，朱国林等曾经从生存性消费、遗赠储蓄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出发，建立了一个研究消费的理论框架，但这三大动机和目标性消费动机在内涵上有不小的差距。因些可以说，国内对预设消费目标和流动性约束条件下社会保障影响消费的机理分析还很不成熟，并且也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二）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研究

从1991年到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由708.6元增加到4760.62元，农村市场也就自然而然的被看作是危机之际拉动内需的主要力量。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网络，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2010年的中央财政预算，已经把农村社会保障作为拉动内需、保障民生的重点来投入，中央财政安排的农村低保、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等方面的补贴资金有较大幅度增加，也为新农保试点预留了资金。但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仍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也缺乏对农村低保、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等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方式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比较研究。

（三）社会保障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2006年，世界银行认定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越过了0.4的警戒线。而在理论研究中，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Keynes的经典理论认为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炫耀性消费理论却给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消费函数（Walther，2004）。因此，对社会保障与我国各阶层消费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但由于社会阶层的界定比较复杂、各阶层社会保障数据可得性也较差，国内不论是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展开的长期研究，还是利用截面数据进行的短期研究都比较薄弱。

参考文献：

1.Wouter Zant.Social security wealth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An extended life-cycle model estimate for the Netherlands[J]. De Economist,2005

2.Levchenko 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Consumption Vola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2005,(2)

3.Feldstein.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ried and Aggregate Capital Form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

4.Cagan, Phillip. The Effect of Pension Plans on Aggregate Saving:Evidencefrom a Sample Survey[M].New York:Columbia Univ. Press,1965

5.臧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4

6.宋铮.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

7.冉净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消费需求增长的关系研究[J].南方经济，2004（2）

8.陶纪坤.论农村社会保障与扩大内需的关系[J].当代经济管理，2007（3）

社会消费论文篇6

关键词：文艺社会学；反映论；中介论；文艺价值；文艺消费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247—02

人类文明的最初，是与自然紧密相连的，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来认识自身，进而再反过去理解和解释自然界的事物。但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人们将目光转向人类社会本身，朦胧的审美意识也随之产生，与此同时，激发人类美感的艺术也就诞生了。那么文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文艺的价值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一、从“反映论”到“中介论”

（一）“反映论”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受到柏拉图提出的“艺术世界依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依存于客观理念世界，艺术只能是摹本的摹本”的影响，提出了“摹仿说”，但他摈除了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认为艺术比想象的世界更为真实，并非只是摹仿现实世界的外形，还有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这一艺术摹仿自然的理论被古罗马的贺拉斯所接受，他强调艺术应该在生活中寻找真正的范本。

这些思想中已有了文艺社会学的萌芽，一直到19世纪初，文艺社会学得以在斯达尔夫人、丹纳和让—马利·居约手中得到确立，但随后文艺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诸多的变化。

丹纳是实证主义经验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别采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通过社会调查、填写表格、统计数据等具体的手段，对文艺现象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确实认识到了社会对于艺术，是艺术产生发展的源头，但是研究的形式和结果都流于艺术活动、艺术现象表面，艺术与社会之间内在的深层关系却没有的到充分重视。而以法国学者呂西安·戈德曼为代表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旨在遵照作品的形式结构与一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思想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视为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

前苏联的艺术社会学，最初是在19世纪中叶，由其国内兴起的历史文化学派将历史主义的内容引入了文艺学，由于受到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将文艺学置于了从属于社会学的地位，将文艺作品视作历史文献、文化实例和个人传记，将文学史等同于社会思想史，忽视了文艺作品审美属性和艺术特点的全部复杂性。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学派所持偏颇的极端发展又导致了庸俗社会学的产生，经济活动对文艺创作的制约作用被看做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艺术家与艺术作品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

这些派别，在他们对于文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往往都只抓住了关系链的两端，简单地将这种关系认定为是线性的机械反映。文艺的本质成为了简单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文艺作品的创作、鉴赏受制于社会生活，他们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文艺本身的审美属性被忽略了，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解释为单向的决定论或线性的因果论，文艺与社会被固定在了两端，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众多中介被忽视，“反映论”观念下的文艺与社会生活，也正是因为忽视了生机勃勃的种种中介，也变得失去活力。

（二）“中介论”

“中介”的概念，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一书中就有过解释“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①。“间接性”在德语里与“中介”是一个词，这里的“间接性”其实就是指此物的存在是以他物为中介，以他物为条件，受他物制约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中也谈到“一切Vermittelt=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②，这是说整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联系的动态总体，而世界、规律是通过中介联系在一起的。

在文艺社会学发展的阶段中，其实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中介”的地位和所能起到的作用。最早提出在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中间环节”的，是普列汉诺夫，他指出：“绝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环级”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承认社会经济基础是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并不会完全掌控艺术的发展，经济基础对于艺术的影响需要通过中间环节来实现，所以艺术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普列汉诺夫还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因素公式”，将社会结构分为五个由低到高的层次“（一）生产力状况；（二）生产关系；（三）社会政治制度；（四）社会心理；（五）社会思想体系”④这五项因素还可以继续分出次一等的因素，因此社会结构的构成因素有多少，影响经济基础与艺术的中间环节就有多少，这些中间环节的范围还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无限扩大。

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传统的“反映论”，“中介论”的理论框架更为科学、系统，它指出了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反映与被反映，决定与被决定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经由一系列复杂的中介建立起来的双向互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过程。

二、文艺价值功能与文艺消费

社会消费论文篇7

关键词：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10日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扩大居民消费是我国“稳增长”极为重要的环节。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解除城乡居民后顾之忧的根本制度安排，也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制度保障，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与居民消费水平是否有一定的联系，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以Feldstein（1980）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即存在财富替代效应。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社会保障会使得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而以Leimer and Lesnoy（1982）为代表的学者们则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退休效应。社会保障会激励人们提前退休，获得收入的时间缩短将促使人们在工作期间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国内的学者们在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定性研究一般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而实证研究的结论则常常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本文立足于对山东省的研究，运用赵建国、李佳（2011）改进后的消费者最优理论模型对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数据和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的变量为山东省社会保障支出、居民消费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区间为1995～2012年。社会保障支出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财政社保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由于山东省财政社保支出的统计数据的不可得性，本文采用了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数据作为研究社会保障支出的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居民消费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价格水平的影响，本文以1978年作为基年，用相应的指数对文中所采用的所有数据进行平减。此外，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本文还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采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7。

三、基于改进消费者最优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了赵建国、李佳（2011）通过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的改进消费者最优理论模型，并以此研究山东省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模型如式（1）所示：

lnct=？茁1+？茁2lnht+？茁3lngt+？滋t （1）

式（1）中，Lnc表示居民消费支出，Lnh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Lng表示社会保障支出。首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Lnc、Lnh和Lng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之后，对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做单位根检验，发现Lnc、Lnh和Lng都是不存在单位根的平稳序列。

对上述平稳的一阶差分系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社保支出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保支出是居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虽然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由于单向因果关系的存在，可以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对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的稳定关系进行检验。

考虑到要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本文采用了Johansen检验，其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表2）可以看出，Lnc、Lnh和Lng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而可以得到如式（2）所示的协整方程：

Lnc=-0.048Lnh+1.132Lng （2）

从协整方程式（2）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社保支出和居民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其中，社保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水平上升1.132个百分点。社保支出对消费水平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社保支出对消费水平存在着财富替代效应。从长期看，居民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水平下降0.048个百分点。这说明居民收入的上升对消费水平具有反向影响。这可能与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有关，基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居民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却不会用来消费，反而进一步增加储蓄。

四、结论与政策

本文采用改进的消费者最优模型，对山东省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社保支出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保支出是居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长期内，社保支出、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其中，社保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社保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对不健全，居民收入的增长并不能有效带动居民消费的上升。基于此，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1、稳步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近年来，虽然山东省各级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支持力度，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然很低，且山东省人口众多，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相对较小。只有逐步提高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减轻人们的负担，才能逐步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促进消费水平的整体上升。

2、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政府应当注重社会保障融资机制的建设，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管理，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同时，政府应当给予社会资本更多的自，减轻其投资壁垒和税收负担。逐步提高社保基金的收益和活力，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

主要参考文献：

[1]Feldstein M S，Pellechio A J. Social security and household wealth accumulation：New microeconomic evidence[J].1980.

[2]Leimer D R，Lesnoy S D.Social security and private saving：New time-series evidence[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2.

[3]李晓嘉.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效应研究[J].财经论丛，2013.4.

社会消费论文篇8

关键词：异化消费；可持续发展；良性消费

中图分类号：F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185-02

一、“异化消费”理论及其在我国的滋生蔓延

“异化消费”理论的提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转向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类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补偿其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而且往往是报酬不足的劳动生活”[1]。消费本来是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高度协调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中，人们感到缺乏自我表现和自由劳动的意义，于是逃避到广告渲染的精彩消费世界之中，把满足、快乐同消费等同起来，享受消费带来的畅快与刺激，陶醉于无限消费的享乐中，这是对异化劳动的一种不恰当的补偿。学者本·阿格尔认为，“一句话，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2]。这就是异化消费。

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异化消费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畸形产物，忽视了其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滋生蔓延。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手中的积蓄日渐丰厚，从贫穷走向富裕之后，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有所增高，更增加了对时尚和潮流的向往与追逐。市场上极大丰富的商品加之生产厂商的广告宣传、利诱，极大膨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激起消费者的购买冲动，人们乐此不疲地变着花样满足着自己的无限欲望。目前我国社会消费领域也呈现出一种消费扩大、异化消费的趋势，其具体表现：

（一）从生活消费到欲求消费

人类具有“生存的需求”，根植于人生理组织的“自我生存的需求”（吃、穿、住等）是人类最原始的、最基本的需求，是不可或缺的，在任何情况下都须予以满足。生活消费正是指人为了生存下去所必须的如对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需品的物质消费。这种最基本的物质消费维持了人的生存与发展，是最底层次、也是最容易满足的。而欲求消费则不同，是为了满足人追求心理欲求的消费。而“欲求在本质上是漫无限度和无法满足的”[3]。21世纪的中国是个制造需求、制造欲望的成熟型消费社会，商家响应国家鼓励消费促进生产的政策号召，把握机会，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各大媒体进行大量的广告宣传，五花八门的信息到处刺激着人们的感官，激起强烈的消费欲望。人们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享受，并且把这种虚假的需求当作自己真实的需求。“人们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4]。大众完全受到生产者的操纵，受生产者所传播的文化的影响。消费者需要什么、购买什么不是取决于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由生产者决定，传播媒体的信息和广告将大众的消费欲望被撩拨得越来越强烈，享乐主义成为社会生活的经典信条。

（二）从理性消费到表现性、奢侈性消费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动机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比如，通过消费展示个性，表现自我，求得认同。这本不是坏事，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热衷相互攀比，逞阔斗富，追求奢华。他们的很多消费不是出于自己的生存需要，而是担心落伍，想超过别人，或是炫耀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他们竞相追逐新奇、高档、名牌商品，其行为“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满足“人类的竞赛倾向”[5]，人们借助消费向社会公众表达和传递了某种意义和信息，包括彰显自己的地位、身份、个性、品位等。表现型消费是异化消费的生动体现，它所满足的完全是人的攀比和炫耀的消费心理、满足人的虚荣心，由此也易于形成浮华的世风，刺激人们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奢侈性消费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种浪费性的消费。奢侈性消费作为一种浪费性的消费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消费方式，它虽然与社会财富以及个人财富的富足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更是一种享乐的观念在现实与实践中的践行，这种消费方式无论是对个体、集体、国家还是以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有害无益的。

（三）从合理消费到盲目超前消费

超前消费作为一种特定的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的发展，协调了生产力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使个人或集体愿望得以提前实现，满足了自身的要求。合理而良性的超前消费，是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但是当今社会的超前消费已走向偏颇，出现了盲目超前的趋势和现象。一方面，未能充分了解自身在未来所具有的经济承担能力而盲目地超前；另一方面，超前消费不是从整体长远的利益而是从个体、局部、短期的利益出发，有时甚至纯粹是为了满足自身感官享乐的要求。如果说适当的良性的超前消费有必要提倡，那么盲目超前消费则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产生这种现象原因主要是物质财富的空前积累，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使得一部分先富者有能力追求高品位、高层次的生活，这种现象影响了一部分人的消费观，进而盲目模仿以至于造成攀比之风，导致消费的盲目超前。

二、异化消费导致的社会危机

异化消费，无论哪一种表现形态都体现了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求，都是物欲极度泛滥的表现，不仅助长了社会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加剧了人的异化，更加剧了环境的污染、生态危机的发展。

（一）消费异化造就人的异化

洛姆指出，随着技术文明时代的到来，一个新的幽灵正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这个幽灵就是：“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于物质生产和消费的，成为整个机器或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社会”[6]。在异化社会中出现了异化的消费，它片面地强调物质消费，人类丧失了生命的本真意义。经济生活完全是建立在最大消费的原则基础上，社会建构起了功能完备的消费机制和体制：厂家在利润的趋势下不断地开发制造出新产品，借助广告宣传将“虚假需求”变为人们的“真实需求”，诱导人们不断地购买、不断地消费。弗洛姆说：“对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去购买，从而使我们依赖于这种膨胀的消费需求，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求的人和机构”[6]。人们全部生活的意义仅剩下追求无限消费带来的刺激与享乐，人们以此来慰藉自己的心灵，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马克思认为，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而在现代社会，人们恰恰把物质需求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需要，这样实际上人们成了“为商品而生活”。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马尔库赛曾提出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命题“现代人把自己交给了商品世界的拜物教”[7]。同商品的关系被颠倒了，不是商品为了满足人得需要而生产，而是人为了消费商品而存在，一个个鲜活的人变成欲求极度膨胀、只为满足感官畸形化、异化的个体。

（二）异化消费引发生态危机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当代生态危机归结为人们的过度消费行为，认为生产商借助广告传媒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从而促使社会生产无限地增长。这样，在无限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的生态承受能力之间必然发生矛盾，大量生产和消费加剧了环境压力，制约了长远经济的发展。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都在实施一种对能源、原材料以及资源、技术、环境和生态的规模化破坏。人们运用所掌握的技术力量不加节制地开掘和利用自然资源，用以高度密集生产和穷奢极侈的消费，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正常关系的破坏，使得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着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危险局面。我们的传统经济是一种“自然资源产品废物排放”单向的物质流动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运行表现为，一方面贪婪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投放废物，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人类社会的崩溃：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社会濒危———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而异化消费正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魔手，异化消费引发有限资源和人类无限索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直接导致了社会危机的产生与加剧。有如霍尔克所言，“文明人走过地球表面，足迹所到之处留下一片荒地”，人类文明的正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

三、可持续发展社会呼唤理性消费

今天异化消费现象在我国呈现出发展蔓延、不断扩大的趋势，由其引发的社会危机也愈演愈烈，鉴于此，我们要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必须倡导合理消费、理性消费，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消费本身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受到消费者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个人喜好、公众舆论及社会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多数人为满足生存基本需求的消费占其消费总量的比例就越来越小，人们会更多地通过其消费行为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同时以此增加自己对所在阶层的归属感。从这一点上说，消费行为更多的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因此应加强消费教育，向消费者进行系统的消费知识、消费观念、消费理论等方面的教育，使消费者认识到科学消费的意义，从而使人们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增强全民的资源节约和忧患意识，形成健康、科学的消费方式。

（二）改善消费环境、营造正确的舆论环境，对奢侈消费不应过分渲染。媒体对于奢侈消费行为，不应过分关注、过多渲染，不要因为过度报道而引发负面效应。要将勤俭节约、量力而行的消费观树立成全社会的消费理念。同时政府应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崇尚节俭的传统美德、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如今，传统的“俭以养德”的思想正被奢侈的理念所取代，导致人们过高的追求物质享受。因而应该大力倡导艰苦创业、厉行节约、善用资源，反对不计成本、大手大脚、随意浪费，坚决纠正比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的行为，在全社会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尚，把节约变成每一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三）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倡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发展赖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消费模式对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不健康、不文明的消费，不仅空耗社会财富，而且浪费发展资源，污染生态环境，阻碍发展步伐，削弱发展后劲。形成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可以使有限的资源和财富得到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72.

[2]（加）本·阿格尔著，慎之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93.

[3]（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书店，1989：127.

[4]（俄）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论人的奴役与自由[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66.

[5]（英）塞缪尔·斯迈尔斯著，李柏光译.金钱与人生[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29.

社会消费论文篇9

关键词：文化；规范理性；消费者响应；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9-20 -02

自企业社会责任理论（CSR）诞生以来，CSR和消费者响应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大多数学者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会对CSR产生积极的响应（李新娥，2010；李海芽，2010；沈鹏熠，2012）① ，然而也有学者得到了相反的结论（Sen，2001；Vanhamme，2009；Skarmeas，2013），消费者开始怀疑企业的初衷，甚至认为CSR是伪善行为。研究出现的结论不一致需要我们对消费者响应社会责任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消费者对CSR的响应受到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有必要找出背后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完整揭示消费者响应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这对推行战略性CSR实现责任消费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基础

理理论（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被认为是预测认知行为最基础的理论之一。该理论是由Ajzen和Fishben提出，用以解释说明人们有意识地决定从事特定行为所经历的过程。它不是直接研究行为，而是认为行为意向是最邻近行为的决定因素，而行为意向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对行为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如图1所示。

理理论的第一个因素是态度，态度取决于人们对执行行为结果的信念，以及对执行行为可能性结果的估价。第二个因素是主观规范，主观规范取决于可感知的重要他人的期望，以及个人要服从这些期望的动机。在这一模型中，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并非叠加），共同来决定行为意向，行为意向接下来又决定行为。

正因为理理论可以很好地预测行为意图，因此该理论被众多学者应用到营销学领域，用以预测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证实这一点。由于每个国家文化价值观不一样，因此模型中的“主观规范”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在研究社会规范对行为意图影响时不得不考虑文化因素。

二、文献综述

（一）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费显祖（2010）从溢出效应的角度来定义感知CSR，认为真正影响微观后果变量（如消费者购买）的是感知的CSR形象，而不是实际的CSR行为 ；韩娜（2014）在研究CSR对品牌资产影响时，研究和感知CSR相似的名词“信息传递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文章中将信息传递方式分为“企业”和“企业之外的第三方机构”两种，得出CSR对品牌资产作用关系显著 。相比之下国外学者研究较早，Brown（2006）将感知CSR分为四类：自我身份定位、试图达到的形象、自我感知形象和公众感知的企业声誉 。本文认同并借鉴刘建花的观点，将感知CSR分为利益感知、情感感知、CSR期望一致性 。同时将感知CSR定义为消费者对CSR状况付出的成本与收益的综合判断，其基于消费者对CSR的期望和主体判断的综合比较，体现消费者的利益。

（二）规范理性

消费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即所作出的消费决策必然受到规范理性（道德、群体评价等）的影响，如果说情感态度角度是把消费者当做理性人，其行动体现出自利性，那么从社会参照规范角度就体现消费者的社会性，主要研究消费者的利他行为或超越自利的行为。在社会价值标准和行为规则的约束下，个体即使在知道违背法律不会受到惩罚的情况下也会自觉遵守法律，从而形成“无需法律的秩序”。Sunstein（1996）从态度角度来定义规范理论，指社会对某种行为赞同与否的态度。而Hofstede（1984）则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处于社会机制中心位置并被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包含价值体系在内的规范被称为规范理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规范理性是指群体中不同成员之间共识性的态度和价值观。

（三）消费者响应

在企业的众多利益相关者群体中消费者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市场调查显示企业的CSR表现和消费者对企业的服务产品的响应具有正向影响作用（Brown et al，1997） 。但是Martin（2002）认为消费者响应应包括情感和行为上的响应，二者是一个连续的过程。Bhattacharya 和Sankar Sen（2004）认为消费者对CSR响应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企业的CSR活动转化为消费者购买这一过程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他将消费者响应分为内在响应（意识、态度）和外在响应（忠诚、购买行为）。本文认为消费者对于CSR的响应应该既包含态度形成，同时也包括可能采取的意向。因此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将消费者响应定义如下：消费者响应指消费者对于企业的CSR活动的反馈，包括态度形成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意向的综合。

三、模型构建

由理理论可知消费者响应CSR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影响因素有二：一是感知CSR，由于信息不对称性，消费者感知到的CSR活动与企业自身做的CSR活动有可能是不同的，真正影响消费者响应的是感知CSR，本文借鉴刘建花的观点，将感知CSR分为利益感知、情感感知和CSR期望一致性。二是社会情境，社会情境的维度划分是本文的创新之处。由于社会规范会因价值观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根植于本国文化的社会规范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Gerald，Robert A. Peterson，1984；Lee，Chol，Robert T. Green，1991）。

辛杰（2014）认为中国长期形成的独特的文化传统，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会对我国企业家的CSR心理结构产生影响，该文中提到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理性意义相同 。刘建花认为消费者对CSR的响应不仅会受到感知的CSR（态度情感）影响，同时也会受到特定社会情境下的规范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她利用扎根理论得出社会情境包括社会参照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和企业社会责任第三方认证三个维度。但是正如辛杰猜想，规范受文化因素影响较大，在将规范理性引入CSR领域时其测量维度是否也应该考虑中国文化的独特影响呢？李东进等（2009）通过对我国社会结果和文化特质分析后，采用面子意识和群体一致性两个变量取代了原主观规范中的变量，形成了我国文化背景下的理修正模型 。刘建花（2014）选择的“社会参照规范”大体上可以代表我国文化特征之一“群体一致性”，为了使选取的指标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质，同时考虑到我国社会目前的CSR意识相对单薄，CSR第三方认证工作开展程度不高，因此本文舍弃“企业社会责任第三方认证”维度，添加指标“面子意识”。规范理性维度包括：社会参照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披露、面子意识。根据以上分析，给出本文的理论模型如下：

四、结论与展望

从理论角度上看，本研究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建立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合理行为模型的修正模型，使消费者的响应模型更具有中国特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本文缺乏实证性研究，对于本文的测量维度创新是否符合统计要求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基于以上研究不足，后续研究应该将该模型应用到不同行业中进行实证性研究，研究规范理性是否对消费者响应具有重要的影响，找出显著影响因素，指导中国企业更好地开展CSR活动。

参考文献：

[1]赵德雷，高明华.社会心理学摘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9-86.

[2]费显政，李陈微，周舒华.一损俱损还是因祸得福？――企业社会责任声誉溢出效应研究[J].管理世界， 2010，（04）：74-82.

[3]韩娜，李健.企业社会责任对品牌资产的影响分析――以信息获取方式为调节变量[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4，（01）：91-100.

[4] Brown，Tom J.and Dacin， Peter A. and Pratt， Michael G. and Whetten David A.，Identity， Intended Image， Construed Image and Reputation：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and Suggested Terminology”，Journal of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6，34（12）， 99-106.

[5] Hofstede， Greet， 1984，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Sage Publications，Newbury Park， CA.

[7]刘建花，杨蕙馨.消费者响应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机理与干预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04）：12-20.

社会消费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作用机理，结构方程模型

[文章编号]

引言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热点正从理论和政策的殿堂走向中国企业的自觉实践。然而，仍有大量企业表现出“反社会责任”的行为。可见在政府强制和媒体施压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而真正促使企业改善社会责任意愿的内在动因是市场法则，即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可以转化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货币选票”是消费者对企业自愿承担社会责任最好回报。因此，在行政强制企业社会责任失灵的前提下，解读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引导消费者行为的作用机理，无疑是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源泉。

一、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一）假设开发

50多年来，商业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商业伦理学和管理学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而消费者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从消费者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也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进入2l世纪，从消费者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聚焦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响应关系的实证研究(Bhattacharya&Sen2001，Mohr&webb2005，Berens2005等)，消费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归因研究(Yeo—sunYoon2005，Ellen等)。大量研究都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响应的积极影响，具体包括顾客的企业认同（Webb&Mohr2001）、产品态度（Willmott2001，周延风等2007）、购买意愿（Lafferty&GoldSmith2003，周祖城和张漪杰2007）和顾客满意（Luo&Bhattacharya2006，魏农健和唐久益2009）等。也有一部分研究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响应的消极影响（Berens2005，Luo&Bhattacharya2006)。

同时，企业社会责任还会通过一些中介变量对消费者响应产生间接的正面影响。例如企业社会责任联想（Brown&Dacin，1997)、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信任（Osterhus，1997)、企业道德(Creyer&Ross，1998)、企业能力（Bhattracharya&Sen2001，韦佳园和周祖城2008)和企业声誉（谢佩洪和周祖城，2009)等。

多年来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的研究都集中在探讨消费者本身的心理和客观因素，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影响。Fishbein的合理行为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共同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意图，很多学者利用这一模型准确预测了消费者的产品购买意向。基于中国群体意识强、中庸思想浓厚的社会背景，个体行为意向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会更明显。

Berens等（2005）研究发现，企业能力联想能够激发消费者产生产品层面的积极情感，如认为产品具有同情心、吸引力、舒适感等。正面的企业能力感知会降低购买品牌的感知风险和担忧，使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品牌时感到自信和具有安全感。消费者口碑是企业能力信息传播的有效途径，因此消费者感知到的企业能力无疑会受到周围环境包括社会舆论、亲友观点等的影响。

根据文献整理及理论推断，建立下列几项研究假设：

H1（a—d）: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①]分别对消费者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d）: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分别对消费者忠诚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3:消费者满意度对消费者忠诚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a—d）: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分别对消费者感知的企业能力有显著正影响

H5（a—b）:消费者感知的企业能力分别对消费者满意度、忠诚度有显著正影响

H6（a—d）: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分别对消费者主观规范有显著正影响

H7（a—b）:消费者主观规范分别对消费者满意度、消费者忠诚度有显著正影响

H8:消费者感知的企业能力对消费者主观规范有显著的正影响

根据提出的假设，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行为的结构模型（图1）。

图1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假设模型

（二）变量的操作性定义

1．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该承担的，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为对象的一种综合责任。借鉴金立印的量表，包含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回馈社会、赞助教育文化等社会公益事业以及承担经济责任五个维度。

2．消费者行为。西方消费行为理论的研究框架基本上是以“顾客满意——顾客忠诚”这一研究主线为基础形成的，这两个变量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焦点。消费者满意度指顾客对所购买产品和企业的整体感知和评价；消费者忠诚度是消费者内在态度与外在行为的统一，不仅表现在对某产品和企业的心理偏好和情感依赖，也表现为重复购买、口碑推荐、专一消费的行动支撑。

3．主观规范。主观规范涉及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范围，将主观规范定义为：消费者周围的群体包括亲人、朋友、同事等对个人购买产品可能性的认同信念。

4．企业能力。论文中的企业能力并不是企业实际能力，而是消费者感知到的企业能力，消费者通过公共信息对企业各项能力所形成的总体印象。论文结合家电企业的特征，从科技创新、产品开发、管理运行、创造效益四个方面来考察消费者对企业能力的感知情况。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检验

实证研究目的主要是揭示企业社会责任作用于消费者行为的内在机理，采用的是调查研究的方法，研究过程包括量表开发、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量表的科学性，本文参考了大量文献，通过与家电卖场销售人员及家电消费者进行访谈，结合企业管理专业教授、研究生的研讨，确定了企业社会责任、消费者满意度、消费者忠诚度、消费者对企业能力的感知以及消费者的主观规范九个关键概念，36个测量指标均采用七级里克特量表测量（1分为十分不同意，7分为十分同意，分数越高同意的程度越高）。

（二）数据采集

表1 ：受访消费者人口统计特征分布

分类指标

人数

比率（%）

性别

男

181

42.2

女

248

57.8

年龄

20—35

219

51.0

36—45

142

33.1

46岁以上

68

16.9

学历

高中及以下

129

30.1

大专

131

30.5

本科

135

31.5

硕士及以上

34

7.9

职业

公务员

31

7.2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84

42.9

公司或企业职员

86

20.0

私营业主

17

4.0

农民

33

7.7

学生

35

8.2

其他

43

10.0

年收入

无收入

24

5.6

2万以下

152

35.4

2万—5万

187

43.6

5万以上

66

15.4

问卷先在102名本科生中进行预试，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发现char2因子载荷小于0.5，因此将该题项剔除，保留35个题项构成最后量表，并根据被调查者的建议修改了部分题项的措辞。

在正式调查中，为了保证问卷质量，运用“滚雪球”抽样法与家电卖场拦截访问相结合的方法，共发放问卷530份，回收466份，回收率为88%，有效问卷429份，有效率81%。在问卷数据处理中，对不同路径得到的数据进行比较信度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来源问卷差异性很小。因此，在总体分析中，所有数据可混合、叠加(数据的描述性分析见表1)。

（三）信度和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本文用SPSS16.0软件对量表进行内在一致信度分析，以Cronbach’sα系数来检验，取系数0.7以上表示可信程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系数均在0.78以上，因子的内部一致性很好，有较高的信度。

2．效度检验。本研究采用SPSS16.0对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对样本进行KMO和Bartlett球型检验，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58，Bartlett球型检验Sig.=.000（），说明数据极适于做因子分析。从35个题项中提取出七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7.825%。其中，企业回馈社会的活动和赞助社区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公益活动都被分到一个因子中，由于不管是公益捐赠还是社区赞助都属于企业对社会的慈善责任范畴，两者具有很强的共通性，按照主成分分析结果，将两者设置为一个结构变量，即企业对社会的慈善责任。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也被提取成为一个因子，由于消费者满意侧重于心理因素，忠诚度则侧重于行为因素，本文还是将其作为两个结构变量分开进行研究，提取出的其它因子为经济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的责任、消费者主观规范和企业能力。各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绝大部分大于0.7，说明每个潜变量都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量表结构具有良好的效度。

鉴于此前相关研究均是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单一维度构建结构模型（将企业社会责任四个维度的所有项目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维度），为进一步检验问卷以及四维度模型的可靠性，本文引入一维度模型作为竞争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指标对比（表2）可以看出，四维模型的整体适配情况优于一维模型。

表2：模型整体拟合度指标比较

名称 指标

χ2/df

RMSEA

GFI

NFI

NNFI

CFI

IFI

一维度模型适配值

4.02

0.097

0.68

0.95

0.96

0.96

0.96

四维度模型适配值

2.85

0.066

0.82

0.97

0.98

0.98

0.98

可接受值

>0.8

>0.8

>0.8

>0.8

>0.8

三、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LISREL8.7软件对样本构建的模型进行结构方程估计，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效果。经过对假设模型的验证，删除T值小于1.96的路径，并通过调整修正系数（MI），得到修正模型（图2），使修正模型达到最佳解释力。结构模型分析路径和修正前后的拟合指数比较如表3：

表3：修正前后模型拟合度指标比较

名称 指标

χ2/df

RMSEA

GFI

NFI

NNFI

PNFI

CFI

IFI

修正前模型

2.90

0.068

0.82

0.97

0.98

0.86

0.98

0.98

修正后模型

2.86

0.067

0.83

0.97

0.98

0.88

0.98

0.98

可接受值

>0.8

>0.8

>0.8

>0.8

>0.8

>0.8

由表3可知，样本的各项拟合指数都通过了检验，且修正后模型的绝对拟合指数有了一定的改善，接受本文建立的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机理模型。

从实证结果来看，本研究提出的22个假设，有10个得到了支持，12个未通过验证，可从四个方面概括验证结果：

图2：企业社会责任人对消费者行为影响机理的路径

（一）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正向影响消费者满意度（0.50***）和消费者忠诚度（0.42***），消费者在决策时首要考虑的还是与自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方面，这与马斯洛需求理论相吻合。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主观规范和消费者满意度，说明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情感认同，并通过社会舆论、群体意向促使消费者进一步加深对该品牌的偏爱。

（二）企业经济责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企业经济责任总体上正向影响消费者满意度（0.25***）和消费者忠诚度（0.24***）。企业经济责任通过消费者对企业能力的感知影响消费者满意度和忠诚度，说明消费者并不会因为企业的强大就从情感上认同其产品，但消费者对经济责任履行好的企业会倾向于认为该企业的经营、创新等能力较强，降低消费者感知的购买风险，因此消费者依然会经常购买该企业的产品。企业经济责任直接对消费者满意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0.27**），说明企业过度追求经济利益，不利于自身形象的树立。

（三）企业慈善责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企业慈善责任正向影响消费者满意度（0.17***），和消费者忠诚度（0.24***）。企业慈善责任会通过消费者的企业能力感知和主观规范影响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并且直接影响消费者忠诚度。表明企业较好的履行慈善责任会使消费者从心理和行为两方面都产生对企业的信赖和支持。较之多数文献中企业社会责任不会直接影响消费者忠诚度的结论，这也体现出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四）企业环境责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企业的环境责任无论从直接还是间接两方面都没有对消费者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此结论跟大量国外研究文献相悖，可能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第一，部分消费者认为自己是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买单者，“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过多的履行环保责任可能降低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并将此成本通过商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第二，国人环保意识有待提高；第三，企业环保方面的信息披露太少，消费者因不了解企业环保责任的履行情况，无法将其作为消费决策中的参考因素；第四，消费者将企业保护环境看作保健因素，而不是激励因素。

（五）消费者企业能力感知对消费者主观规范的影响

消费者对企业能力的感知正向影响消费者主观规范（0.52***），说明消费者一旦认定一个企业是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就会从情感上产生信任和偏好，因为能力强的企业易给人质量可靠、有保障的感觉，可以减缓消费者购买风险感知。

（六）消费者满意度对消费者忠诚度的影响

消费者满意度正向影响消费者忠诚度(0.73***)这是消费者从情感维系转向行为支持的路径。这一方面已有颇多研究成果，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四、结论与管理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的作用机理，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直接影响消费者满意度和忠诚度，并通过消费者的企业能力感知和主观规范间接影响其行为。本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文献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两点：首先，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维度和四维度模型的拟合指标，选取四维度结构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更清晰的展现其影响脉络；其次，首次引入了主观规范这一决定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因素，同时引入消费者对企业能力的感知，实证其中介作用，从情感和现实因素全面的展现其影响机理，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思路。

第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有长期战略，切勿短视。随着社会发展，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维护和提升企业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但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影响主要来自间接影响，因此试图以短期的社会责任活动迎合消费者的行为是起不到明显效果的。

第二，加大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对消费者产生影响的社会责任行为仅是消费者感知到的那一部分，因此企业应利用好广告宣传、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途径主动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政府应鼓励并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构建平台，为消费者投出货币选票提供依据，同时让企业接受大众监督，激励自身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

第三，加强社会责任意识的宣传教育力度。我国消费者在看待企业和产品时只考虑与自身最相关的实质利益，易忽略社会群体的长远利益。因此，政府应注重培养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意识，鼓励消费者购买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产品。政府和社会团体采取措施规范和引导网络舆论，加强民众正确的主观规范。

第四，完善社会责任相关规范。政府可通过设立行业规范等形式让企业社会责任形成行业标准，企业要想发展就必须遵循规则，承担责任。这样有助于填补消费者货币选票的空白区，弥补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制衡的不足。

第五，家电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议。首先，将保护消费者权益置于首位，即使能力有限也要优先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其次，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时要注意方式方法，强化消费者对企业能力的联想，弱化对企业趋利性的印象；再次，慈善责任的履行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应考虑长期履行慈善责任并加强宣传，这也是弱化履行经济责任对企业形象的直接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最后，企业在发展的前期（创业期、成长期）或经济能力有限的阶段可以优先履行其他类型的社会责任，但要以不违背环境法规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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