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议论文十篇

社会现象议论文篇1

关键词：性别议题；嫖宿；阶层矛盾；话语权；男权社会；

一、嫖宿政策发展及传播

（一）女性政策发展的重要意义

自1996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起，中国从思想认识和行动倡导层面开始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妇女研究者认识到公共政策的制订是保障女性权益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和历史行程，而且关涉到男女两性的教育、就业、受益、分配和社会参与程度等，甚至会决定几代男女的命运和发展道路”。①媒体对重大性别议题和女性政策的广泛报道的确推动了女性政策和法律的通过和贯彻。但另一方面，媒体对女性政策和相关性别议题的报道多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存在制约女性群体发展的问题。

（二）嫖宿罪的起源、发展与困境

嫖宿罪，是指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的行为。“嫖宿”一词在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首次被提及。1991年提出的《关于严禁的决定》将强迫作为强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并规定对嫖宿的犯罪行为“依照刑法关于罪的规定处罚”。1997年刑法修订，嫖宿罪成为了单行的刑法，与原来刑法中的罪相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中对于嫖宿罪是这样阐释的：为了严厉打击嫖宿的行为，本款将嫖宿不满十四岁的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根据本款的规定，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嫖宿的行为，无论嫖客是否明知嫖宿对象是，均构成本罪，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②嫖宿罪立法初衷是为了保护的身心健康和正常发育，增设罪名是为了“严厉打击嫖宿的行为”。

嫖宿罪自产生以来，废存之争一直不绝于耳。近年来，媒介对嫖宿问题的频繁报道，尤其伴随着小学校长开件被媒体曝出，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2013年度光明日报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的评选中，嫖宿该性别议题也被被选为年度十大性别议题。

本文针对中国知网CNKI上2010年至2014年有关嫖宿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重在探索该性别议题背后所隐藏的有关性别平等价值观的讨论，反思媒介对重大性别议题的传播方式，并对女性主义研究者及新闻传播学者对性别议题的研究提出建议。

二、嫖宿性别议题报道研究阐述（2010年～2014年）

（一）嫖宿性别议题报道研究统计

1.中国知网性别议题研究统计结果及发现

本文以“嫖宿”、“校长开房”分别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主题搜索”，共搜索出文章为535篇，文章绝大多从法律角度对嫖宿罪废止、完善、与罪的关系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其中从新闻传播角度进行分析的相关的文章只有13篇，因此这13篇文章入选为需要进行文献综述的文章。

入选文章的搜索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1 2010年至2014年CNKI嫖宿性别议题的文章数量统计

年份文章数量（篇数）新闻传播角度文章数量（篇数）新闻传播角度文章中具有性别意识的文章数量（篇数）

20103200

20113000

201211020

201320552

201423862

总计563134

由以上统计可知，从新闻传播角度对性别议题进行分析的学术文章普遍比例较低。2010年、2011年，新闻传播角度对嫖宿性别议题关注严重不足。2012年对嫖宿性别议题的分析研究的角度均为舆情分析。2013年因海南小学校长开件被媒体曝出，新闻学界对嫖宿性别议题的关注度有所提高。2013年、2014年有关嫖宿性别议题报道研究多从新闻伦理角度批判媒介的失范行为，有些学者具有较强的性别意识。总体来看，新闻传播学者研究家暴类性别议题的相对较少，可见新闻传播研究学者对该类性别议题关注不足，研究角度较为单一，分析不够充分。

（二）嫖宿性别议题报道研究发现

对从新闻传播角度研究嫖宿类性别议题的学术成果进行分析，得出了媒介在报道嫖宿问题时的四个结论。

1.媒介构建女性的弱者形象，剥夺女性的话语权；

伊丽莎白・诺尔-纽曼于1974年在发表于《传播学刊》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的说出来。而且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

媒介作为强势话语在构建形象时，常将其建构成是急需被拯救的弱者形象。③媒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呈现女性，以一种符合大众集体想象的方式构建施害者与被害者的形象，但女性的话语权却常常被忽视，事件当事人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

因为多元声音的缺失，媒体营造出一种其构建的形象所代表的就是多数派的观点，而事实上也许并非如此，但媒介所营造的多数派观点压制了其他多元观点的表达。媒介以社会拯救者的形象出现，“造成的结果却是促使包括被害在内的当事人均沦为波伏娃笔下那种自在的非本真的丧失自我的他者，他们作为次要者、次等族类的声音被整体淹没。”媒介应关注沉默少数派，甚至沉默的多数派的声音，为其提供发声渠道。

2.阶层矛盾遮掩性别矛盾；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从绝对值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处于较高水平。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贫富差距较大，阶层矛盾突出。这一点在性别议题中也有突出体现，舆论更关心的是如何惩治“官二代”、“富二代”，如何反腐败，但对遭受暴力的女性受害者似乎没那么关心。在本次议题中筛选的文章也有相同特点，即阶级矛盾大于性别矛盾。在“嫖宿”这样的明显涉及违法犯罪，针对女性的暴力的事件当中，本应以打击犯罪、保护女性权益为主体的写作思路，却被阶级矛盾之类的其他问题所超越。应该涉及女性利益的内容大多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说明新闻传播界的学者社会性别意识相对匮乏。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演化因素探析――以“校长开房”事件的微博传播为例》一文对微博中有关“校长开房”事件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舆论始终聚焦于对官方的质疑，官方信息不当导致网络舆论对其不断质疑，并将舆论一次次推向高点，致使官民对立的情绪突出，而舆论缺乏对小学女生及其家长的同情。同时媒体对保护、教育反思等话题相对较少。

阶层矛盾遮掩性别矛盾，这与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密切相关。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矛盾的一种折射。媒介应予以引导，在看到阶层矛盾的同时，看到性别不平等，推动性别平等发展。

3.受害者隐私过渡曝光，受到二次伤害。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掌握大量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媒介通过对信息的选择性报道和议程属性设置来影响受众对社会事件的重要性和属性的判断。1974年，加拿大学者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一书中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美国学者罗伯特・恩特曼认为框架牵涉到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个事件即指将事的某一部分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进行特别处理，以提供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

在嫖宿性别议题的报道过程中，

新闻媒体以客观真实为旗号，将嫖宿案件的经过凸显，过渡曝光受害者隐私，造成了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二次伤害”，违背了新闻伦理。另外，有学者提出“嫖宿”一词暗含对女的污名化的情况，会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而且由于法律漏洞，犯罪者违法成本变低，这样对受害人造成的法律层面上的“二次伤害”的后果有时在所难免的。

4.女性形象贬损背后存在商业逻辑

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媒体为了追求注意力和眼球经济存在利用女性形象现象，媒介报道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盲点也更为隐蔽。

美国罗伯特・拉罗斯教授等认为，伦理是关于职业传播者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指导方针或者道德的规则。他认为，传播媒介中主要的伦理问题围绕着准确性或真实、公平与处置责任，以及媒体主体的隐私。在嫖宿的相关报道中，媒介过多的透露受害细节或有意突出受害女性的相貌特征，罔顾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追求注意力和眼球经济，消费女性形象。在对嫖宿的媒介报道中存在错置现象，作为受害者过渡曝光，被放于肇因者的位置，或是以抽象的代名词代表，使真正的肇因者得以隐形。部分学者批判媒体违背新闻伦理，侵犯公民隐私权和未成年人权益。新闻媒体滥用权力，忽视公共利益，追逐商业利益，质疑其报道动机。④

三、简单结论

针对嫖宿性别议题从新闻传播角度进行分析的文章总数较少，共13篇。其中具有明显具有女性主义为视角的论文有4篇，比例较低。通过分析中国知网上从新闻传播角度分析的嫖宿性别议题的研究成果，发现作为强势话语的媒介在构建形象时，常将其建构成是急需被拯救的弱者形象，以“他者”身份出现的女性话语权普遍缺失。其次，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媒介在看到阶层矛盾的同时，也应看到性别不平等，积极推动推动性别平等发展。同时，媒介应坚守底线，不违背新闻伦理，避免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曝光受害者隐私，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

针对上述三个共同特点，本文想对数量和议题广度方面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巩固现有的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文章的成果，重视女性主义视角，关怀女性主体发展。女性形象呈现的刻板化、女性主体声音缺失是媒介报道的痼疾，也是很多学者常常忽视或有意为之的行为。希望学界能自觉在分析研究中社会性别视角，避免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化论述，在研究成果中体现社会性别意识，推动妇女这场“最漫长的革命”的前进。第二，学者关注和监督媒体动态，对于不利于女性发展的报道方式和报道内容予以批判，发出声音。多从新闻传播角度对性别议题分析，加大研究比重可以有效填补该类研究的空缺。第三，对关乎女性发展的政策传播从多角度进行研究，为推动有利于女性发展的政策传播提供智力支持。（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解：

① 李慧英.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J].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②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③ 赵军.嫖宿、的他面呈现――基于纵向维度[J].北京：法学评论，2014.

④ 曹然.突发性新闻报道二次伤害的产生与规避[J].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参考文献：

[1] 曹然，突发性新闻报道二次伤害的产生与规避，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 李黎丹，王培志，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演化因素探析以――“校长开房”事件的微博传播为例，当代传播，2014年第3期

社会现象议论文篇2

[摘要]：手机报在 中国 正以燎原之势迅速扩散，面对超百的年增长率，移动运营、服务以及内容提供商们竞相进入，希望能迅速抢夺这一市场。研究选取了19名调查对象，结合前期观察进行了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试图通过定性方式，结合“议题融合”理论来对北京市居民的手机报使用进行初步解释。最终发现，手机报既为读者设定个人议程，也帮助人们摸索（test）及再造（reproduce）话题社区(topic community)的群体议程。不论是信息富有者（information rich），还是信息贫穷者(information poor)都通过它与话题社区进行着融合，不同的是，信息富有者以独特的“回归”形式返归群体，被动中依旧包含着积极的信息索取，而信息贫穷者则通过最低限度的信息输入与输出维持着群体交流。宏观上，融入群体包括三个步骤：塑造形象，测试话题受欢迎测度，确认及再造群体议程。手机报和 网络 的微观互动是对个体融入群体宏观三步骤的圆满和助推。虽然帮助个体融入群体，间接实现社会化这样的社会性功能在其他媒体中也能找到，但在手机报上被发现还是首次。

abstract: mobile news has been a market favor recently. mobile operators, services providers and content providers are all entering the market for easy share. in comparison with marketing enthusiasm, coolness of the academia is a little outdated. market reports include nothing but customers’ income and cpi while papers are talking about complaints on tech-inadequacy made years ago. mobile news catches their eyes only for it is commodity and servi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side of coin is overrated while the other under. mobile news is more of a piece of text to be consumed meaningfully than a commodity for sale. to spotlight the whole research, this paper introduces “agenda-melding” theory, which derives from “agenda-setting” theory but inherits mor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it believes that media use helps people meld their agendas with that of groups. then it comes up with several research questions, that is, what people get out of reading mobile news, which group they meld with through mobile news reading and what separate mobile news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media and if there is an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fter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a total number of 19, the result and analysis part starts with peoples’ perception of mobile news. people like its concise and precise text and get accustomed to a habit of passive and asynchronous reading. in other words, people research on interested topic of mobile news and join public discussions so as to be part of topic community, which bring sense of togetherness. media functions as skin, helping individuals to sense the environment and holding them from dilapidation. however, this is the very first time we find that on mobile news.

key words: mobile news/mobile newspaper/mobile paper; agenda-melding; topic community; social interaction

一、手机报的定义、要素及 发展

据中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上统计，目前手机报的付费用户已经超过四千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8%(china mobile,2008)，它惊人的市场扩散已经吸引了业界和学界的双重关注。在手机报带来巨大市场收益的同时，对它的研究却稍显单调。本文通过对现有手机报研究 文献 的进行初步分析发现，业界集中分析着手机报的市场扩散，而学界多从内容产业链，技术更新，盈利模式三个方面切入，无论是前者强调的用户对手机报的采用（adoption），还是后者站在传者（sender）角度进行考察，都只注意到手机报的商品（commodity）和服务（service）属性。与此同时，外文文献则局限于手机制式的不同，或因年代久远，并没有真正考察到中国手机报的近期使用情况。

也正因为如此，本文针对手机报的文本属性展开了研究，作为待消化吸收的文本（text），手机报兼具报纸信息全面和手机便携、可移动实时接收新闻的优势。读者对手机报内容的内化和消费、手机报在读者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手机报区别于其他媒体、让读者对它青睐有加的原因等都成为了本文本次研究的着力点。

中国大陆手机报始于2003年7月18日北京好易时空公司和中国妇女报联合推出的《中国妇女报•彩信版》，它采用包月订购的方式，每月费用20元（陆云红，2005），年费为240元，比纸版《中国妇女报》高出53元，这样的手机报纸当时是仅面对小众推出的，但时隔5年，手机报已在各运营商的年度财报中成为“广受瞩目”和“发展迅速”的业务：据中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有限公司2008年的中期报告显示，手机报付费用户超过4024万户（china mobile，2008）比07年同期增长了168%。在中国手机用户达6.01亿之际(china mobile,2008)，除去数量庞大的体验用户群体，即以套餐的形式接收手机报的读者，如中国移动的“动感地带”和北京联通的“新势力”用户，尽管市场渗透率还不是所有手机业务中最高的，但手机报的读者数量也“已经超过了任何中国任意单一平面媒体的发行量”（王建宙，2007）。至此，手机报惊人的市场扩散和丰厚的行业利润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界目光，与此同时，它也为学界关于手机是否成为“第五媒体”的讨论引进了新的内容 (成文胜,2005)。

本文认为：就媒介形态而言，手机报是用户以手机为终端，阅听由专门的新闻内容机构定期或不定期的，可以由文本，图像，声音和网页多种形式呈现的手机信息。就服务而言，手机报是一种由专门的新闻内容机构与移动运营商联合向手机用户提供的资讯类移动增值服务。

二、从“议程设置”理论到“议题融合”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是由麦克姆斯（m. e. mccombs） 和 肖（d. l. shaw）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它在选民对当前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发现了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大众传播有着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尽管第一次的理论提出是以验证大众传播对受众“有强效果”而闻名，但之后的研究在逐渐加入时间，空间和人口统计学等变量后，发现媒体对受众的强效果不再那么“明显和直接。” 这是因为“议程设置”理论实际上没有延续之前的研究传统――将“个人 政治 态度形成与媒体、与社会互动”联系起来看，如群体归属(berelson, 1966)、二级传播中政治领袖的影响(katz and lazarsfeld, 1955 )等。麦克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1976年的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没有明确政治态度、不属于明显政治群体的个人”，它把原有的“二级传播“模型简化到只剩两极――媒体和个人(mcclurg, 2004)。这使得议程形成机制得以发挥作用、并表现显著，但它对“媒体如何影响归属于各群体中的社会人”这一问题的回答终究是不完整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99年肖，麦克姆斯，韦佛还有海姆（b. f. hamm）一道发表了《个人，群体和议题融合：社会分歧论》（individuals, groups, and agenda melding: a theory of social dissonance）(shaw, 1999)，这是继“议程设置”提出27年之后，又一次具有纪念意义的理论进化。

“议题融合”理论认为个人加入群体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加入群体议程来完成的。个体通过一定的“媒体”来和希望归属或已经归属的群体发生联系，这个“起连接作用的媒体”（medium of connection/communication）可以是人，更可以是一般的大众媒体。通过这一“媒体”，个体得以全面了解该群体的议程，在将个人议程与该群体议程最大化地一致后，完成对该群体的归属，进而实现宏观的社会整合。“议题融合”的6个阶段包括：渴望加入群体、对于群体议程的了解程度、需要引导、使用媒介、第一层议程设置和第二层议程设置。

这6个环节中，使用媒介是最为显性、最易于考察、也最引人注目的环节。作为研究美国新闻史的专家，肖（d. l. shaw） 针对这一环节提出：媒介发展史上，不同的媒介使用对应的是与不同的群体的“融合”(shaw, 2006)――他的观点亦得到了其他文献的佐证――在报业时代，人们的地域观念明显，对当地或全国产生归属(palmgreen and clarke, 1977; jeffres, 2007)；在杂志时代，人们以阶层划分群体，像中产、小资或白领、蓝领；在广播和电视时代，人们成为大众，各自观影或收听，冥冥中以分散离质的形式构成整体；在新媒体时代，人们以空间作为区隔，更多是以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的形式集结(rheingold, 1993；rheingold，2003)。

虽然“虚拟社区”这一概念，是由雷金德（rheingold, howard）于1994年在其同名书籍《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 :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rheingold, 1993；rheingold，2003)中提出的特别强调它是“人们因为长时间参与公共讨论，迸发出足够的群体归属感，进而形成的具有个人意义的网络集结” 。

但现在看来，这一最初的定义已稍显拘谨，因为“虚拟社区”一词时兴之后，它已经被用于泛指所有“不以职业、 教育 等专业性交流为目的，使用包括新闻组、电话、电邮、sns网站（社会网络网站）和即时通讯（im, instant message）等区别于面对面交流的在线方式来构建个人网络的群体所形成的社区。”如果交流的载体仅限于互联网，那么这种社区还可以被称为“网上社区”（online community）。现在使用互联网构建虚拟社区的标准已经越来越宽泛，观摩或参与 bbs 上的论战，关注类型化的论题，使用搜索引擎就特定的字符进行搜索，再进行相应的资料收集与整理等行为都被算作对虚拟社区的融入。宏观来说，只要是在使用互联网，不论是简单的观影行为，还是参与特定的讨论，都可以被看作是在融入和构建着一定的“虚拟社区”。

话题社区（topic community）中的社区的概念脱胎于“群体”（group），群体是便利的消息来源，与此同时，他为个体设置着群体议程，允许并鼓励个体在交流过程中逐步摸索、遵守并再造出这一议程。实现对群体议程的同一也就是实现了对群体规范（norms）的同一，因为话题社区、群体议程只是群体、群体规范的表现形式之一 。基于此，本文的“话题社区”指：“个体因为话题而自由集聚，积极参与面对面的讨论，不受地点和人员限制的灵活群体”，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基于面对面的交流，区别与任何借助媒介的交流形式，如电话、即时通讯。

基于前期观察发现，它主要是以聊天的形式面向周围的朋友、同事及家人进行的口述。既然是口述，一定是在真实的情境（context）中，而且少不了你来我往的意见互动，也少不了配合谈话的肢体语言。更重要的是，面谈非常强调成员间的有效互动，不论是个人发表意见，还是集体共鸣，都是为默默寻求和达致团结（sense of togetherness）。

第二，话题社区成员不固定。聊天、交谈需要至少两个人，却没有上限。可以是七八个人的大讨论，也可以是两个人的简单对话。参与的人数和成员相当随机，取决于当时的情境，同时也会受话题内容的影响。

第三，发生的地点移动、不固定、可以变更。不依赖于特别的物理环境，更多还是取决于参与讨论的人员与具体情境。可以是在办公室闲暇时间的讨论，也可以是午饭时间饭桌上的即兴对话。

第四，话题社区隶属于次级群体（secondary group）。因为话题社区形式松散，且没有强制性，成员可以在适当时选择自主参与或退出。简言之，讨论的参与者多是因为话题而聚到一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临时形成的人员“集合”并不仅仅是为了参与谈话，更多时候是因为参与者们一道隶属于规模更大、目的性更强、分工更明确的群体——公司部门、学校班级抑或兴趣协会等，也就是谢尔夫（muzafer sherif）定义下的“次级群体”。

第五，它有一定的持续性，但周期往往不长。话题社区因谈话及讨论的兴起而浮出水面，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某种意义上的团结（sense of togetherness），但亦会随着讨论的结束而再次显得飘渺。面对面的对话不可能一直持续，再加之话题社区形式松散和人员参与随机，所以它在生活中频频出现，但每一个的周期都不长。另外，次级群体不同于初级群体，本身并不长久，就像公司人员会流动，学业结束学生会离散，话题社区隶属于次级群体，其生命周期可见一般不会太长。

三、研究问题

首先，手机报以手机为载体，完美地体现了手机便携、可移动、实时收发的功能，可以帮助用户打破时空限制，实现随时随地阅读新闻的愿景，可以猜想，它一定有着跟传统报纸迥异的阅读习惯；其次，内容上依附于传统新闻机构、由内容供应商炮制的手机报，播报内容包括国际国内时政，还有地区新闻，更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订制 体育 、财经、娱乐等版块，横跨传统报纸、杂志、甚至广播（如互动声讯ivr）三界，用户对文本内容的消费及内化一定有着区别于其他媒体形式的显著特点；最后，现在的人们可以便利地接触到网络，自主收集信息，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手机报的使用，手机报内容短小综合，它在信息过量的今天，如何帮助人们缓解自身的信息压力。如此一来，不仅肖（shaw）提出的“媒介对应群体”无法在手机报上硬性套用，更无法简单判定手机报的使用给当下人们的人际与社会交往带来了何种影响。针对以上几方面的疑问，本文试提出并回答以下两个最主要的研究问题：

rq1：手机报用户有着怎样的阅读习惯，又是如何消化它的内容的？

rq2：手机报用户通过阅读手机报最终与何种群体发生了怎样的“议题融合”？

四、研究方法

首先是前期准备中研究对象的选取。虽然定性研究不强调样本，但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解释力，本文还是参阅了部分社会学文献，选取了五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年龄(刘德寰，2007)，性别，职业（张文宏，2004），教育程度及收入（李煜，2001），采用目标抽样的方式，在尽量避免样本同质重复的基础上，找到了19名访谈对象。

其次是手机报的选取。在发展“议程设置”理论的过程中，有研究指出要完整地体现议程设置的效果，选取的大众传播媒介需要满足“信息多样”和“受众广泛”（shaw，2001）两个特征。除此之外，本文结合上文对手机报的定义，选取了北京地区，播送信息最多样，订阅量最大，而且订阅人群异质度最高，并采用彩信形式定期发送到用户手机，用户可以实时接收，然后非同步阅读的――中国移动的《新闻早晚报》和北京联通的《百姓身边事》为手机报调查对象。

之后是深访，在前期监测结束不超过7日的时间内本文对19名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全部采取了面对面的，半结构式的对话方式。所有对话录音均已被笔录为文字稿件，引述部分在文中以双引号注出。需要声明的是，本文的发现是基于定性访谈，所得结论也仅适用于所有访谈对象，对本研究之外的其他对象并不一定适用。

五、研究发现与分析

虽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深度访谈，而且文章也不旨在验证理论，但研究确实在议题融合理论的帮助下发现：手机报既为读者设定个人议程，也帮助人们摸索及再造话题社区的群体议程。不论是信息富有者，还是信息贫穷者都通过它与话题社区进行着融合，不同的是，信息富有者以独特的“回归”形式返归群体，被动中依旧包含着积极的信息索取，而信息贫穷者则通过最低限度的信息输入与输出维持着群体交流。

首先，用户对手机报有着普遍认知还有前期的媒体定位，即进行所谓的媒介分工，这是手机报使用的先导。访谈发现用户大多认可手机报的“综合提示”作用，这为后面阐述它的被动阅读及与网络互动打下了有力基础。

其次，用户日常生活中对手机报的阅读习惯，是针对手机报媒体形式的使用，尽管区别于对具体内容的消化，但毕竟是手机报阅读的开端，也是对研究问题一的集中回答。这其中“被动阅读”和“延时阅读”最为显著。手机报使用中最重要的是它的信息输出，访谈揭示，手机报最大的用处就是“贡献话题”，它提供线索，促成手机报与网络的互动，深化信息，这些都是为“手机报帮助用户融入话题社区”打基础的铺路石。

（一）被动阅读

手机报阅读区别于其他媒体使用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被动阅读”，这里面有手机报自身设置带来的“无奈”，跟手机私人属性强、手机报内容短小有很大关系。被动阅读在手机报的阅读习惯中是特有的，而且是极其显著的，因为这一 “媒体形式”上的特别习惯，最后影响到了对“内容”的消化，简言之，被动阅读的习惯让手机报内容有了强告知的能力。

首先是具有欺骗性的“信息提示”。手机报在成功送达之后，跟普通信息一样，手机会发出“有未读信息”的铃音提示或开始振动。一般情况下，用户会以为是电话联络簿上的联系人来信，预期是私人短信，很快会拿起手机，查阅收件箱。

“它有一定强制性，它以短信形式发到你手机里，你首先想看一下，想知道是不是你朋友发过来的，跟你生活有没有什么关系，结果一看是手机报。”（访谈对象 13）

其次是被牵着走的“内容翻阅”。手机报目前的版式是一份十页，每一长页可以包含长则三条、短则两条消息。要想每条都覆盖到的话，就需要一直摁着下行键直到每页见底，然后再摁右行键翻页。因为一屏最多只显示一条信息，所以如果一味的向右翻，会错过长页下面的信息。经常的情况是，在被“诱骗着”开了手机报之后，天气预报和大标题推介映入眼帘，这时候要想看标题对应的内容，就得顺着页面下行再翻页。即使是碰上连大标题都不感兴趣的情况，要立马关上，也是看过了标题之后的情况，所以多多少少会被“灌输”些内容。

最后只好习惯“完全覆盖，拓展阅读”。被诱导着打开手机报，看了第一页之后，又被“非友好界面”牵着走的用户在不长的时间内也都基本适应了手机报的格局与阅读习惯，更有一些用户化被动为主动，直接表示“原来需要忍受这样的页面设置，觉得它不人性化，但后来发现都读下来也就习惯了，反正它不长”。

“既然上msn、qq，目的就不是看新闻，所以弹窗就是瞟一眼，除非十分感兴趣，再点开链接看，但是点开链接看的概率很小。然后手机报是，即使自己不太关心的，都会一个接一个的读下去。我也不知道是习惯了还是为什么。”（访谈对象17）

手机报精简的行文，生涩的页面反而让一些读者有了读“自己平时一定不会看”的内容的机会，间接地促成了他们“拓展知识面”的机会。这为后面个体寻找话题，参与讨论，融入话题社区（topic community）提供了契机。本文在后面分析“手机报阅读与网络使用的异同”时，将进一步阐述手机报的“被动阅读”为用户融入“群体议程”作出的贡献。

（二）延时阅读（asynchronous reading）

手机报与 电子 邮件一样，有着可以延时阅读的特点，它不要求收件人在收信的当时即进行操作，让收件人可以充分自主地安排时间，再在适当时予以阅读或回复。手机报在推广伊始并不以“延时阅读”作为卖点特点，读者也都大多冲着它的“短小精悍、方便快捷”进行订阅。但在长时间的使用之后，它的“延时阅读”功能甚至赶超了“短小”，成为用户黏度的最佳代言。

在收到手机报时，细心的用户即使不受“铃声诱骗”，发现来的未读信息是手机报而不是私人短讯，也不会任由手机显示有“未读邮件”，会主动将其打开，让收件箱保持“畅通”。访谈对象都表示，这样做既是为了不让手机显示“有未读邮件”，免得不经意瞧见手机时，发现有“新邮件，未读”的标志而空欢喜，也是习惯了在粗略浏览手机报标题后，将其留至空闲时间再重新仔细阅读。这样一来，手机报的接收、阅读、重复阅读乃至后续的保存与删除常常被分隔在了不同的时间段来完成，真正实现了“非同步阅读”。

延时阅读的具体做法主要分为三个环节：第一，打开放着，收到时的第一次粗略浏览。第二，重复阅读，空闲时的第二次细致阅读。第三，不看不删，阅后即删。

“会有落下（没看）再又补上的情况。如果没看的话，我不会删。我看了之后才删。一般情况下是看完立马删，但要觉得有用的，怕自己忘了的，然后希望跟朋友交流的，我会留着，等这一拨聊过了，再删掉。”（访谈对象17）

这样“阅后即删”与手机报自身“浅显易懂”的报道风格也是分不开的，很少会有读者在第一遍浏览，第二遍仔细阅读之后再继续反复看手头手机报的情况，除非出现了像访谈对象17提到的“暂时留存”。手机报新闻固有的时效性，让它过时即失去原有价值，另一方面，它内容浅显有限，即使能够帮助个体融入话题社区，也无法带来深度分析或更多的新鲜度，所以会在用户“聊完这一拨”之后被立马删掉。

（三）最大的信息输出——贡献话题

手机报内容单薄，又难逃新闻时效短的命运，不会长时间存留在手机收件箱中。要以自编短信形式转述给亲友也是费时费力，所以不在多数。尽管如此，手机报在带给受众个人有效知识的同时，依旧带来“分享和交流的欲望”：

“我觉得它有共享的价值，有娱乐性。如果我告诉给别人，别人知道，我们谈论起来比我一个人知道更有趣。”（访谈对象 12）

这时手机报最大、也最直接的信息输出方式浮出水面——为公共讨论贡献话题：

“我会看一看，然后想起来就讲给别人听。大家share (分享)一下，最后会引起全场共鸣也说不定。”（访谈对象 13）

这同时也是“手机报能够帮助个体融入话题社区”的伊始。除了分享的快乐，手机报作为话题的输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谈话的公共性，有着较高的开放程度，也相对安全，这样参与者就成功避免了将谈话转至私人话题的尴尬境地。普遍的看法是，讨论公共事件和公众人物时，自己的言论总来的比评论同事、朋友的安全。

“跟同事，大家关注公共的东西会多一点，因为你跟同事不可能掏心掏肺去聊那么多私人、感情的事，也会很尴尬的。我们也会聊名人八卦，无伤大雅的，不会涉及到具体细节或是私密。其它民生的新闻我们也会讨论。”（访谈对象13）

（四）手机报的功能

就概念而言，“功能”不等于“目的”，手机报用户对手机报都有着明确认知（详见“认知”一节），对比手机报和其他媒体的优势时更对它们有着清晰定位（详见“延时阅读”“用 网络 填平信息真空”两节），这些都表明手机报用户多是通过有意识地使用手机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这些目的也是手机报定能达成或实现的“功能”。

个体通过阅读手机报，获取群体议程，进而通过公共讨论融入话题社区，这是本次研究最核心的发现。这一“议题融合”过程除了需要微观的“手机报与网络互动”来助力，还是分步骤的：手机报用户明确对手机报的认知，知道“手机报能帮自己塑造形象”，然后他通过“测试话题的受欢迎程度”来确定群体议程，为的是“巩固和再造群体议程”，在实现与话题社区的融合后，最后和更大范围的群体“社会”完成融合，促成“个体的社会化”。

第一，塑造形象。个体通过阅读手机报，可以摄取知识，积攒话题，进而塑造自己在群体中的形象。这和前面提到的认为“知晓新闻就等于有知识”的刻板印象是分不开的，但手机报的确因其“简短综合”帮不少生活节奏快、工作繁忙的人找到了塑造形象的快捷径。

“因为作为大学生，跟人谈话，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当下的时政热点、民生、大家关注的东西，要是你一点谈不出来，会显得很没有涵养吧。我们现在连纸媒已经不接触了，要是再不上网、不看手机报的话，那就显得太与世隔绝、闭目塞听了。”（访谈对象12）

“我接触最多是白领，白领需要知道一定量的新闻，一方面是来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她们需要知道这些信息来让别人觉得自己懂很多。别的人群用不用（手机报）我不是很清楚。”（访谈对象13）

第二，测试话题的受欢迎程度。手机报综合多样的新闻内容让个体有机会接触到自己平时不太可能会关注的内容，它的被动阅读更是有着强告知效果，这让了个体有了可供群体挑选的话题素材。面对群体的“话题筛选机制”，成员多用“撞”的方法来测试议题的受欢迎程度，在一次接一次的试探中收获共鸣抑或冷场，最终提取出群体议程。

“有一次手机报上的消息是‘北京地区所有京籍学生学校要推荐保就业’，这个时候有一个北京（籍）的女生就跳起来说‘北京学生什么什么’，但很不巧的是，她旁边左右两边都是‘非北京籍’的，大家都回应说‘太欺负人什么’，然后这女生就讪讪地坐下了。这个大家其实是会分辨的。就是要从你不太兴趣的里面拔一条感兴趣的出来，可能大家兴趣点不同，比如说我以前也会把自己感兴趣的大声念出来，碰上大家没反应的情况，大家‘哦，那样’不是很感兴趣，就过了。每个人兴趣点不一样，所以需要经常找出这种东西，大家share分享一下，最后会引起全场的共鸣也不一定。”（访谈对象13）

“读手机报是自身的乐趣，算是一方面的修养，可能更现实一点的就是让大家聊天有共同话题，你哪方面都关注，至少其中一方面会用得到吧。”（访谈对象17）

第三，巩固和再造群体议程。通过测试，群体成员会逐渐发现群体中“受欢迎”的议题和“不受欢迎”的议题，这样一来，在阅读手机报，浏览其他媒体，收集信息时也会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甄别，就算不是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也为因为群体喜好而有所倚重，为的是在参与讨论时能顺利融入“话题社区”。

“女同事聊的不是八卦就是最近听的 音乐 ，还有榜单、排名。如果能知道榜单的话，聊的时候，不会没有共同话题，也不会听到一首歌不知道它是什么，更不会让人觉得你跟她不是一国的。现在我周围人生活范围太狭小了，她要是没有这些，很容易把谈话的对象转移到身边的同事身上，我本身不喜欢八卦或榜单，但在这么小的工作环境里，难免被同化——就事论事，聊音乐就聊呗，也避免她们最后把别人的私事当谈资。”（访谈对象18）

“我不是关注八卦的人，但又不想大家谈的时候我特别out（离群），像我一点不知道似的。像在其他媒体上，我就不怎么看八卦了，又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访谈对象5，不喜欢八卦，但会留意手机报上的八卦版面，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群体同步”。）

第四，最终在手机报的帮助下融入社会。阅读手机报可以帮助个人融入话题社区，进而实现与群体的整合，达成“个体的社会化”，这也是依照前面几个步骤逐渐达成的。回想起来，那些帮助个体完成群体融合、继而实现“社会化”的话题实际上是通过了话题社区的“内容筛选机制”的内容。也就是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没有被选上的话题，乍看之下，它们经由个人阅读，也经历了网络互动，得到延展深化，但因为落选好像跟“报了废”无二致，实际上并非如此，读者们已经自觉地把阅读新闻理解成了“社会整合”的一部分——不论有没有被话题社区采用，他们自发认为，只要阅读新闻就是在融入“社会”这一大群体。这时，可以发现，融入话题社区其实是社会整合的组成部分，只不过相较之下，它在手机报的阅读中来地更加真切、主动以及明显。

“我觉得 现代 人，上班每天，有些什么大事不知道会挺奇怪的，太离群了会，好像你总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吧。昨天飞机失事，今天大家都在说这个事，你要发现自己不知道会觉得不 自然 。”（访谈对象10）

“新闻时事可以不用立刻知道，那也不能过了十天你才知道这件事吧。还是会有影响，对社会时事不了解，还是不行。不关心新闻的人没法生活在社会上。”（访谈对象15）

一言以蔽之，手机报能帮助个体适应快节奏的生活，让他们只用很短的时间内就摄取各个方面的新闻信息，完成对周遭环境的高效监控。最重要的是，手机报仅以信息提示的形式，就让读者可以成功地提取群体议程，实现对话题社区的融入。这一过程与“个人形象”“群体议程测试、确认及再造”都是分不开的，而“手机报与网络”的互动更是这一融合中显著且不可或缺的组成。

六、结语

值此，将手机报的认知，手机报的阅读习惯，手机报的内容消费及内化，还有手机报的功能中最为显著的部份综合起来即是：用户对手机报的简短综合不仅毫无诟病，更将其作为信息过量时代有效的线索及提示。也正因为它短小而且随手机移动，所以用户只利用边角零碎的时间也能覆盖自己不上网时，或是上网时没看到的信息。之后，他们与网络互动深化信息，再完成信息输出，在融入话题社区时实现信息的升华，或者，即使他们不与网络互动，手机报也让他们维持最低限度的信息输入，保证公共讨论中的话题同步，最终实现与话题社区的融合。虽然媒体能够帮助个体融入各式各样的群体，如全国及地方性报纸让人们在意识上形成对全国与地方的区隔，但像手机报这样促成现实中面对面的话题社区，而且还包含了与其他媒体的互动，尤以互联网最为显著，这还是首次在研究中得到证实。

[ 参考 文献 ]

[1] berelson, bernard reuben,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n. mcphee (1966). voting. a study of opinion formation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phoenix books, p244.

[2]katz, elihu, and paul felix lazarsfeld (1955).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3]itu news. /eijiansuo/" target="_blank" title="">eingold, howard(2003).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perseus pub.

[11]rheingold, howard(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2]成文胜（2005）. 第五媒体：短信还是手机. 传媒, (03). [cheng wensheng (2005). the fifth media: sms or mobile handset. media, (03)]

[13]陆云红 (2005).手机报的传播特点. 当代传播, (02). [lu yunhong (2005). characters of communication via mobile news.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02)]

[14]李煜 (2001). 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 社会学研究, (04). [li yu. cultural capital, cultural diversity and social net work capital. research on sociology, (04)]

社会现象议论文篇3

下面结合潘教授的观点，谈谈我对当下议论文教学的反思与探讨。

一、对议论文“要素”的反思与探讨：理论性、逻辑性、概括性

潘教授认为议论文“三要素”提炼不当，那么议论文写作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议论文的知识体系究竟是什么呢?

记得2002年韩雪屏先生在《语文建设》上发表了《审视语文课程的知识基础》一文后，就引出了对语文知识问题的大讨论。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厘清中小学语文课程需要的知识有哪些，对议论文的知识体系的构建还处于停滞的地步，尽管其中也有许多人作出了探索，出现了议论文的能力训练体系、思维训练体系、目标分类体系、议论文写作范式等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与实验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同时对于议论文写作知识的研究还没有本质上的突破。

那么议论文的“要素”是什么呢?从文体特征和写作的基本要求看，记叙文在于以情动人，使人感动；说明文在于以知启人，使人明白；应用文在于以事告人，使人知晓：而议论文是以理服人，使人信服。

以理服人、使人信服，应该是议论文的基本要素，结合高朝俊教授及相关专家的观点，从文体特征和写作要求看，议论文的“要素”可作如下概括：

(一)理论性。议论文又称说理文，强调文章要说出的是“理”，即要有理论性的观点，也强调文章要竭尽力量说道理，即要以理服人。议论文要从个别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要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这样的观点才有高度，道理才具有普遍性，才能令人信服。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说：“罗列一般的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把握事实，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二)逻辑性。议论文要发议论和说道理，它所遵循的是思维的逻辑性、完整性、严密性、条理性，以及推论的合理性、证伪的科学性。在论述过程中，要运用逻辑思维的工具，以概念、判断、推理、比较、分类、分析、概括、综合等手段去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三)概括性。一是对内容的概括性，即要从大量的现象中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二是语言的概括性，即要以概括性的语言来将具体事例、现象等抽象化，而不是作生动的描述。

我以为从内容、思维、语言等方面提炼出议论文的基本要素，易于被老师接受、学生理解，易于在写作中运用。

二、对议论文写作目的的反思与探讨：负责的态度、理性的精神、求真与求善

潘教授认为议论文写作的目的是“求真”，我认为这是议论文写作的较高目标。结合议论文写作教学的具体情况，议论文写作教学的目的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观点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议论文写作的要求是：“能考虑不同的目的要求，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表达真情实感，培育科学精神。”2000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对议论文写作的要求是：“能有意识地考虑写作的目的和对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两者都强调了“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以为“负责的态度”是议论文写作中“求真”的基本要求。

到了高中阶段，中学生基本完成了心理上的“断乳期”，身心发展已经渐趋成熟，参与社会日渐广泛深入，他们对社会、自然、人生、自我等方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与思考。但由于高中生的心智还不够成熟，这些思考和认识又有许多不足，如他们的观点常常情绪化，许多观点不切实际、偏激，因此引导学生“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在高中阶段显得尤其重要。

朱光潜先生认为写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有话必说，无话不说，说须心口如一，不能说谎……如果存心说谎，那是入手就走错了路，他愈写就愈入迷，离文学愈远。许多人在文学上不能有所成就，大半都误在入手就养成了说谎的习惯。”我们看到当下学生在作文中迎合教师、迎合评分标准、迎合政治、迎合时势，说假说、空话，就是不敢说真话，这哪里是什么“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呢?

我认为在议论文写作时应特别强调学生“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让他们养成发表观点时不信口开河、口无遮拦，不说“假话、空话、套话”。在网络时代，“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更是对一个公民和网民的基本要求。

王栋生先生认为：“写作要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需要我们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中生写作要有社会性，我们固然要关注社会上的重大事件，表现社会的重大主题，但更要从身边的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入手，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在这样的社会实践中，一步步增加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这里强调“写作要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都是以“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为基础的。

(二)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

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莱辛有句名言：“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写作要达到“求真”的目的，除了培养学生“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之外，还要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

我认为理性精神就是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独立的思考、多元的视野、平等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还有实事求是、质疑探讨、真诚合作等，而这种理性精神在当下议论文写作教学中常常被忽视。

而国外在议论文教学中都十分关注理性精神。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英语课程标准(9～12年级)对议论文的要求有：“预想读者可能出现的误解、偏见和期望，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论述。”德国的高中课程标准强调：“能以说理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以及“能表达反驳性论据，并能有效地用于议论”。加拿大阿尔伯特省的课程标准则强调“欣赏他人思想和表达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看出，“反驳性论据”“欣赏他人思想”等，都是理性精神的表现，也说明国外议论文教学非常强调理性精神。

因此在议论文写作教学上，无论是学生写作前的指导，还是写作过程中的思考与探讨，或是写作后的讲评，都可以通过作文案例，来具体分析学生是否有情绪化、非理性的表达，如果有，努力更改，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议论文写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理性的精神，并用理性的精神战胜个人甚至一个群体的非理性的情绪，这样才能加深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才能逐步走向对真理的认识。

(三)议论文写作“求真”也要“求善”

潘教授强调议论文的写作目的是“求真”，我觉得求真之外，还要“求善”。

议论文中的“求善”，就是以一颗善良之心、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来看待社会人生，是对弱者的同情、对强权的批判、对文明的倡导、对愚昧的针砭、对真善美的讴歌、对假恶丑的鞭挞，等等。

作文如做人，于漪强调“要作好文章，首先要在做人上狠下工夫……尽管现在大家都在提倡创新和求异，但作文中有些精神的东西，是不必质疑的，更是不能失缺的”。她说：“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身上更吸引人的不是其他，而是一种人文精神，一种伟大的悲天悯人的气度和对国家对民族的无限热情与热爱，像杜甫和列夫·托尔斯泰等。而现在的学生如果家里的屋子破了，能自己动手修缮已经很不错了，恐怕很难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更不可能有‘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襟和为理想而舍弃一切的豪情。”我想于漪老师所强调的“做人”“精神”“人文精神”“悲天悯人的气度”“热情与热爱”其实就是人的一颗善心。

在学生作文中，我们要引导学生学会尊重与宽容，例如看待“小悦悦事件”。不是任由学生一味地去批判路人见死不救，而是应该结合当下的社会实际和当下公民的素质，设身处地地去看待路人的选择，理解他们的选择，宽容他们的不足，同时再引出自己对路人及其他公民的期望，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重演，希望他们有正确的选择与行动，希望网民及社会舆论有正确的导向。这样的表达，才是有一颗“善心”的表现。

三、对“材料意识缺乏”的反思与探讨：积累有价值的素材并适当加工

潘新和教授认为“‘材料’意识，可谓议论体式写作的首要意识”，确实如此。积累材料固然重要，但是积累什么样的材料更重要。我以为有思想价值、有说服力的材料才是有价值的素材。

议论文是要表达作者正确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批判、纠正别人错误的观点与思想的。有人说，“千古文章意为高”，这里的“意”就是作者的思想，有没有独到、深刻的“意”是区分文章高下的重要方面。只有运用有思想价值的材料，才能有效地帮助作者表达思想，所以积累的材料必须具有思想价值。

议论文写作的目标之一就是以理服人，论据有说服力是首要的要求。那些有影响的事件、公开的数据、经典的名言等可以看成有说服力的素材。

要让素材变成有价值的论据，还要学会加工材料。有价值的材料如同一块璞玉，如果不加工，其价值就不能提升。所谓加工材料，不仅是要除去与观点无关的内容，还要通过分析，凸显材料的思想价值，强化其针对性，从而提升其说服力。

下面试举一例说明对材料的加工意识的重要性。

材料：《老子·道德经》有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从“一切贵在开始”的角度加工材料：“合抱之木”，不可谓不“大”；“九层之台”，不可谓不“高”；“千里之行”，不可谓不“远”。然而，这“大”“高”“远”，都是从“毫末”“累土”“足下”开始的。不自“毫末”，何来“合抱”?不起“累土”，哪来“九层”?不始“足下”，何以“千里”?可见，一切贵在“始”。

从“成功贵在积累”的角度加工材料：“合抱之木”，不可谓不“大”；“九层之台”，不可谓不“高”；“千里之行”，不可谓不“远”。然而，这“大”“高”“远”，都是由“毫末”“累土”“足下”一点点累积而成的。没有“毫末”之积，何来“合抱”之大?没有“累土”之积，哪来“九层”之高?没有“足下”之积，怎至“千里”之远?可见，成功贵在“积累”。

这样的加工就是以多元的眼光来加工材料，使材料与观点紧密结合，从而有效地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加强说服力。

四、对“思想方法片面”的反思与探讨：多样性、深刻性、批判性

潘教授认为学生思想方法片面的原因是“‘议论文三要素’的着眼点是论点与论据的统一，而不是矛盾”。这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学生思想方法片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思维品质的低下。

美国学者唐纳德·奎恩说：“在整个写作中，写作与思维是同时产生的，写作的过程也就是思维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我认为良好的思维品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思维的多样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一个问题要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思考，才能认识更全面、更透彻。如“小悦悦事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从受害者本人小悦悦看，受害者能否得到及时救助，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安危；从小悦悦的父母看，监护小孩子，来不得半点马虎；从十六个旁观者看，救助他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带来灾难；从社会的角度看，当下的社会为什么人们不敢做好人，为什么不敢去救助他人，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这样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形成对“小悦事件”的全面认识。

二是思维的深刻性。就是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从特殊性看到普遍性，从现象揭示本质。还以“小悦悦事件”为例，透过十六个路人的冷漠，可以发现社会的冷漠。追问为什么，会发现当前社会人们的道德水准出现了较大的滑坡。继续追问，会发现：一是当代社会人们追求物质享受，忽视精神追求；二是做好事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再追问，会发现社会缺少“好人”的保障机制，做好人的成本太高，好人一旦受到诬陷，只能流血又流泪，这样一来，人们与其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通过追问，便会把握出现这一事件的原因：社会机制、公民教育、民族劣根性……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是要形成良好的社会保障机制；二是要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的素养；三是改造民族的劣根性，弘扬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民族文化。这样，经过反复的追问，就形成了思维的深刻性。

三是思维的批判性。我以为要有一种质疑精神和否定精神，对问题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辩证全面地认识。如2011年江苏高考题“拒绝平庸”，如果全盘肯定，就是要拒绝平庸，人要成为优秀的人；如果全盘否定，不拒绝平庸，似乎是强调做一个平庸的人也是好的。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偏颇，只有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平庸”问题，才可以发现，拒绝平庸、追求卓越是人的一种理想追求，如不能实现理想，做一个平庸的好人也未尝不可，正如古人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用辩证的眼光看这个问题，拒绝平庸，但不是拒绝平凡；拒绝平庸，但不是拒绝平常，人可以平凡、平常，但不能庸俗。思维中如果有了批判性，认识问题会更全面、辩证，甚至会出现新知，产生真知灼见。

五、对具体分析欠缺的反思与探讨：多一点哲学思维

潘教授认为学生不会具体分析，导致说理的贫乏，这确实指出了当下学生议论文写作的实际问题。我以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学生在分析时要运用哲学思维和逻辑思维。

请看这样一个议论文片段：

当翁帆选择了杨振宁，多少人轻易地说“不”?当万科老总王石为赈灾捐款数额不大之时，多少人轻易地说“不”?当范美忠老师说出地震时自己先跑，未救学生时，多少人轻易地说“不”?(如果学生仅仅写到这里，就是现象的罗列，就是就事论事，看似有气势，而实际上没有说服力。)可是有谁规定，28岁不能嫁给82岁?有谁规定，自愿捐款，数额必须达到一个定量?有谁规定，教师不能懦弱胆怯害怕死亡，而必须成为舍生忘死的英雄?(这段文字就包含了几种哲学思想：对立与统一、相对与绝对、现象与本质。)我们羡慕郎情妾意，可是忘年之爱也未为不可；我们尊敬慈善大义，可是捐款也该以自愿为前提；我们崇敬救人英雄，可是救己的凡人也不算可耻(运用了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哲学关系来进行推理。)我们可以对他们说“不”，但请不要轻易地说“不”：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去表达自我，你再冷静想一想，再决定，是“可以”，还是“不”

当我们自觉地运用了哲学思想进行分析，就能发现问题的矛盾，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能全面深刻地论述问题，就会显露思想的锋芒。

正如著名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说：“无论写什么文章，要写得好，先决条件是具有正确的思想认识、丰富的生活经验、知识见闻，相当的思维能力。”结合议论文写作，这里的“正确的思想认识”涉及写作目的和思想方法；“丰富的生活经验、知识见闻”涉及材料意识；“相当的思维能力”涉及具体分析。如果再加上合理的议论文知识，我们就有可能解决当下议论文“三要素”所带来的弊害。

仅以此向潘新和教授请教，并愿抛砖引玉。

注释：

[1]韩雪屏《审视语文课程的知识基础》，《语文建设》2002年第5期。

[2]高朝俊、邹昭华《议论文的特点——议论文写作漫谈之一》，《全国优秀作文选(高中)》，2007年第3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9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普通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朱光潜《谈文学》，《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77-278页。

[6]丁帆、杨九俊主编《高中语文》(必修五)，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40-41页。

[7](8][9]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主编《母语教材研究》(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98、226、359页。

[10]吴弘《学生作文严重“缺钙”——著名语文教育专家于漪近日剖析教学弊病》，《青年报——学生导刊》2000年11月12日。

社会现象议论文篇4

河北省武安市实验中学 李丽琴邮编 056300邮箱wuanllq@163.com 事件议论文就是针对某一件事（或某个问题、某种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文章的特点是就事论理，理从事来。那么如何写好这类文章呢？

一、慧眼沙里淘真金 深处开掘方出众 （精选事件深处开掘）

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都可作为评论的对象，上至国家大事，小到凡人琐事，都可以有感而发。它可以是对先进的新生事物赞颂、褒扬；也可以是对落后丑恶现象批评、鞭挞。面对海量新闻，沙般琐事，我们议论什么？这是个问题。落旧时俗套、拾别人牙慧——白做无用之功！评鸡毛蒜皮，论吃喝拉撒——难登大雅之堂。在选题上“拾到篮里就是菜”，不下一番沙里淘金的功夫。听见风就是雨，像根弹簧似的“条件反射式”表态，未经深思熟虑，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事情中选好“由头”，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因为选材是否独到时新，直接关系到你文章的成败。

作为初学者我们可以选择那些有话可说、有理可讲的事情，它可以是应该肯定的正面事例，也可以是应该批评或引为教训的反面事例；最好是那些发生在自己身边、且较有普遍意义或应引起大家重视、而自己感受也比较深的事情来写。身边的事情，自己熟悉；感受深的有看法可言。如同学中存在的助人为乐、沉迷网吧、抄写作业、过生日请客，教师假日补课、学校收取择校费等现象，都可以成为议论的对象。针对“好事”谈见解，说出它好在哪里，为什么是好事，给大

家什么样的启发；针对“坏事”谈看法，同样要说出它什么地方不好，为什么会发生，它的实质是什么，从中应得到什么教训。

随着议论水平提高亦可逐渐尝试追踪新闻，关注争鸣，直面社会，关注民生。多一点锐气，多一点深邃。社会上出现的好的现象进行宣传与褒奖，对于社会上存在的诸多漏洞与黑幕进行披露和抨击，让更多的人引起足够重视，引起深刻反思，继承发扬好的一面，克制抵制不好的一面。此类文选材时宜“大中取小”，立意要“因小见大”。所谓“大中取小”，就是从重大的事件中，选取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一点，或一个侧面，经过分析揭示出事物的深刻意义。所谓“因小见大”，就是从细小的事件中，发现蕴含的重大社会意义，开掘出深刻主题。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理本身往往具有多面性，对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分析，可以挖掘出不同的内涵，得出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来。如就超女总冠军李宇春，登上北大讲堂令在场的1500名大学生为之疯狂这件事，我们要尽可能扩展思维，李宇春该不该去，北大该不该请，为什么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从中透出的是怎样的文化价值观，进一步深思雅俗如何共赏??我们要善于从这些纷繁的线头中，抽丝剥茧，找到一个最佳的事理切入点。力求从新的角度、新的层面开掘出新意。只有层层剥笋，登上最高楼，一览众山小，才能写出极具现实意义的好文章。

总之， 要选用最精的上等原料，吸收最精彩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发挥，这样才能胜人一筹。

二、胸有丘壑好行文，笔底变幻亦惊人（熟悉常规模式，尝试另类构

思）

我们针对一件事发表看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答疑解难，要使人懂，使人信，甚至要使人行——照着去做的，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仅仅是简单地重复事件，浮光掠影地泛泛而谈，浅尝辄止空讲大道理，不对事件做一番透彻的事理分析是绝对不行的。如何做到鞭辟入里切中要害，需要明确的思路导引。常言道“车行有道路，文行有思路”，文章没有思路等于车离轨而行，这样就会发生车祸。论说的基本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这差不多人人皆知，事件议论文自有写作的一般思路，那就是引、议、联、结，四字箴言心里明。请看下面这篇例文： （引）为救被困大火的6个孩子，江西省宜春市27岁教师王茂华与岳父谭良才毅然冲进火海，伴随着煤气罐巨大爆炸声，孩子们得救了，翁婿二人却付出了烧伤面积分别达95%和85%的代价。连日来，英雄翁婿的故事令听者动容。 这对平凡翁婿用果断行动展现了勇敢的魅力，闪耀着人性光芒。

（议）刚刚摆脱休克状态的翁婿二人仍在承受着病痛折磨，王茂华的妻子一次次趴在丈夫耳边轻声哼唱着催眠曲，希望以此减轻爱人的痛苦，这令前来探视的人们感怀落泪。他们都是平凡人，都有着质朴纯真的情感，这种情感与在他人生死的紧要关头无所顾虑、勇敢坚强的勇气一样美好动人。

（联）英雄的壮举是对社会见义勇为良好风尚的传承。从救助落水

女童的电视台记者，到长江大学为救落水少年而牺牲的大学生；从在北京交通事故中勇救他人而遇难的江西民工，到今天为救被困大火中孩子的王茂华、谭良才，他们都是平凡人，但都因在他人危难时的挺身而出而被社会铭记。

（结）英雄的壮举蕴含着无穷力量。王茂华、谭良才的事迹传开后，宜春市红十字会短短一周就收到社会各界捐款逾百万元，这是对英雄行为的支持，更是对英雄精神的肯定与褒扬。每一笔捐款背后，都有一份善良在萌动生长。他们的勇敢与坚强，必然让友爱互助的鲜花更加灿烂，令善良的土壤更加肥沃。

“引”即引述材料，概括取舍。文章一般从叙述事件开始，对事情的叙述，既要清楚，以便于议论，又要简约，要根据说理的需要对有关材料作适当的取舍。与所说之理相关的部分要叙述得具体一些，突出一些；反之，则可以少叙或不叙。字数一般为150字左右为宜。

“议”分析材料，亮明观点。要针对事件或社会现象加以多角度、多层次评析，分析造成某一现象的原因，追问人物做该事的动机目的，揭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实质。把这件事所包含的意义揭示出来了，就做到了就事论理。而所揭示的这个“理”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这是文章的重头戏，字数一般为300字左右。

“联”即联系其他，拓展引申。与历史、现实生活和自身实际相联系作进一步分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一牵百、深入思考，展开论述，指出这个道理的普遍意义或现实意义。进而在揭示出造成某一社会现象的原因后，探求一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字数一般为

200字以上。

“结”即收束全文，前后呼应。在评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强化自己的观点，收结全文。亦可发出呼唤，或启发人们思索。字数一般在100以内。

社会现象议论文篇5

一、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部级课题数量增加，但质量尚待提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几年较为关注国际传播研究，通过对相关的研究课题经费支持，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资源保证。

第一，从部级社科基金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来自三大主体：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科研部门，三是党政机关的相关科研部门。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许多部级重大招标课题的承担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昆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等对外媒体，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也成为了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部级研究课题的积极参与者。如新华社以唐润华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09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10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闻部门，面对现实中对外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本地区、本民族对外传播的对策和规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课题。

第二，从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下涉及“国际传播”主题的中标项目数量看（见图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关主题的中标项目的数量，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学界和官方日益关注的重点课题。

第三，从研究方向来看，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单纯的对外宣传研究到广义国际传播研究的转换。此前，学界、业界基本上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对外宣传。如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拓展。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涉及国际交往的个人、组织机构都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承担者。从对外传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经贸活动，也成为除媒体传播活动之外的主要国际传播形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内容的转变。这使得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从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相关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研究，各个具体项目的研究都强调战略性、对策性，而有关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略显薄弱。

第四，由于国家基金的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推出的系列丛书，及其他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总的来看，成果质量与立项课题数量不成比例，项目结项评级基本为“合格”，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关成果虽然有助于国际传播实践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基础理论适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学术规范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二、与国际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2、其他以“国际传播”为子议题的相关会议

除了“国际传播”的专门性会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开设了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分议题，形成了数量丰富，研究角度多样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讨会议包括：（1）国际性会议，比如“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暨2005“中国传播论坛”，“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第六届（2008）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11）等；（2）全国性会议，如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等。

三、结语

社会现象议论文篇6

【关键词】记者微博；学者微博；议程设置；议题选择

2007年中国本土微博服务商开始出现，2009年微博开始在中国全面发力，新浪微博的出现更是掀起了一股微博狂潮，中国正式进入微博时代。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微博用户数达到2.74亿，网民使用率为50.9%。［1］而在海量的微博用户中，根据2012年2月新浪的数据，在新浪微博上开通的媒体人账号超过7万个，媒体官方账号达1.3万个。［2］媒体人在微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由于传播渠道的打开，互联网的低门槛使微博无法具有大众传媒的渠道优势，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被打破。但是在微博平台上，意见信息并非毫无规律地四处流散，那些被广泛关注的人实际上形成了新形式的中心节点，设置新的议程，影响粉丝对问题的认知。通过新浪微博名人堂的数据发现，媒体工作人员和传媒学者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心节点的队伍中，通过关注与被关注的机制，他们关注、讨论、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粉丝对社会的理解。因此研究他们的议题选择就具有重要的价值。

安徽大学教授芮必峰曾对学界和业界的关系作出如下评价：如果说业界是鼓动的风，学界就是牵引风筝的线，新闻业界与学界的关系大致如此。那么作为传媒人，从业人员和学者在关注议题方面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即他们为各自粉丝设置的媒介议程是否有显著不同呢？本文通过新浪微博“名人堂”“媒体汇”随机选取了20位传媒学者与记者，并选取2012年12月1日至15日为研究时段，对20位研究对象关注的议题进行对比分析，力图找到作为从业人员的记者和作为研究人员的传媒学者在微博议题选择上的异同。

一、记者微博、传媒学者微博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兰曾在文章中提到，目前有70%的中国微博用户将微博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3］，微博已经深切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并且基于目前微博的审核机制，任何敏感新闻都可以瞬间像病毒一样传播，正是由于这种“突破”，让微博的媒体价值得以凸显，也让更多的人愿意通过微博来接收新闻信息。［4］作为信息渠道的微博账号，除了包含机构的官方账号外，还包含着大量机构从业人员的私人账号。2011年，两名美联社记者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因提前通过私人Twitter消息而被捕，自此，媒体从业人员的私人信息行为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目前，无论是新闻记者还是传媒学者，开通微博的做法是十分普遍的，其中不少人还是微博的深度用户。这些微博虽然是私人账号，由个人经营，但是因为博主公开的记者、学者身份，他们的微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专家、信息源、辟谣者的性质，也因此其传播效果与纯粹的私人微博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随着官方认证形式的出现，“大V”一族更是为记者和传媒学者贴上“信息公信力”的标签，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因此，记者微博、传媒学者微博绝不仅仅是私人感情的展示平台，还是其职业身份在微博这个虚拟社会中的延伸，带有明显的职业属性。

记者微博，是指记者自己开设并经营的微博。但是就目前而言，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于记者微博的概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本文讨论的记者微博是指记者将自己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展示在受众面前，并基于这种特定身份而开设并经营的微博。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实名注册并通过新浪微博官方认证的账号，譬如@罗昌平；二是微博账号的昵称虽未采用实名，但在微博上公开其媒介从业者身份并得到官方认证的账号，譬如@丰言风雨，实为《华西都市报》副总编的账号。

传媒学者微博，在当下同样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只是在现有的学术文章中出现过这一词汇。借鉴记者微博的概念界定，本文研究的传媒学者微博是指，学者将自己的传媒学者身份展示在受众面前，并基于这种身份开设并经营的微博。

在微博平台上，一个人就可以引发一个社会问题的讨论，成为信息的爆炸点，开始自己的议程设置。微博基于关注与被关注关系而形成独特的传播网络，先于其他个体进入微博平台且更具吸引力的个体更容易与他人建立链接，形成所谓的中心节点。巴拉?巴西在其著作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剖析：“这些人比普通大众能就某种产品和更多人接触，他们通过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是最先注意到并使用创新者经验的人。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是创新者，但是他们接受新思想或创新后，对其传播所起的作用却至关重要。”［5］这就导致在微博构建的虚拟世界中，基于关注与被关注而带来的人际传播和小群体传播变得更加容易。例如2012年12月6日上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一事迅速引发网民围观。尽管相关部门负责人多次辟谣，但是在网上依旧激起了广泛讨论。这条信息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除了近些年来民众对学历造假现象的关注和对官员腐败问题的敏感外，还和这一信息的者的身份有密切关系。

尽管在许多记者的微博上看到“仅代表个人言论，和从业媒体无关”的特别声明，但受众在对信息进行解读时，还是无法将私人言论和博主所在媒体、工作背景完全分开。受众在解读微博信息时都会不自主地受到“形象移位”［6］规律的影响，即把博主在微博上的言论移位到其职业和供职的媒体上。也正因为此，国内一流大学传媒学者的粉丝数要远远多于一般学者，央视、新华社著名记者的粉丝数大都在百万以上，远超普通记者。

二、记者微博与传媒学者微博议题选择的对比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在新浪微博“名人堂”下的“传媒”板块中，随机选取了10位传媒学者和10位记者的微博。10位传媒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安徽大学9所不同的高校，10位记者分别供职于《南方周末》《新京报》《大河报》《财经》《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羊城晚报》《华西都市报》与《晶报》9家不同的媒体。

无论是记者还是传媒学者，都具有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双重属性。因此他们在微博平台上关注的议题，也会同时展现出私有和共享的双面性。一方面是对纯私人情感、生活的感触，一方面是职业的延伸，是社会身份的折射。刘艺坐、黄奇杰将个人微博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日志型，即对日常生活的零散化呈现；心情型，即用户对自己心情的表达，是一种源于情感需求的微博；评述型，即通过微博表达对事物的态度和看法；转发型，即转发自己感兴趣的微博内容［7］。在前期的信息统计过程中笔者发现，无论是记者微博还是传媒学者微博，他们的心情型、日志型的微博并不会像歌星、影星的日志型微博一样激起粉丝的广泛互动，相反，与他们的职业角色密切相关的微博更容易引起粉丝讨论。本文选取记者微博和传媒学者微博为研究对象，看中的是这一群体的社会身份和职业属性，因此在研究中排除微博中的心情型和日志型的微博，选取与博主职业身份相关的微博进行议题研究。

笔者以“日”为单位统计每个研究对象每天关注的议题情况，同一天对同一事件的关注归为同一议题。半个月内各个研究对象关注的议题数目如下。

如表1、表2所示，无论是传媒学者还是记者，他们关注的议题数量都较大。笔者以“日”为单位进行研究，同一天内对同一议题的讨论只计数一次，不同日期对同一议题的讨论因为存在着时间差，因此累加计数，不进行合并。在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同一议题因为日期不同因而被多次计数的情况，但在统计过程中笔者发现，多日连续关注同一议题的现象较少，且统计得到的议题总数在1000以上，因此重复统计带来的误差很小，并不影响研究。

为了更好地对议题进行分析，笔者将微博议题按内容分为近期热点、行业发展、行业反思、教育教学、政治议题和社会民生六类。

（一）记者微博与传媒学者微博议题选择的相似之处。笔者通过总结分析10位记者与10位学者半个月内或转发的微博议题的情况，发现这两个群体在以下三个方面展示出了明显的相似之处：

第一，传媒角色的“形象移位”。在信息统计过程中共收录1000余个微博议题，大部分微博的议题都展示出了强烈的媒体工作者属性。无论是根据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社会责任论还是民主参与论的要求，新闻从业者的工作都和社会民生息息相关，即媒体工作者有关注民生的职业特性。作为研究样本的记者微博和传媒学者微博的微博议题也恰恰展示出了这一点。例如，传媒学者微博中芮必峰2012年12月2日关注上访与截访人员、关注青年人成为“压力一族”，12月3日关注我国以及世界各国护照免签情况，12月4日关注校园周边治安情况，这些都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同时再来看记者微博，以《大河报》记者朱长振为例，2012年12月1日关注浙江温岭最牛钉子户被拆事件，12月2日聚焦当地立交桥下的流浪者，12月3日关注当地农民工被冻死事件，可以说在他的微博中，处处可以看到弱势群体的影子。

第二，普遍关注同期热点。在统计分析过程中笔者发现，传媒学者和记者都对同期的热点话题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他们关注的议题相较其他领域的人员具有明显的时新性。例如2012年12月10日莫言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并发表获奖感言，在此后的5天中，记者和传媒学者围绕莫言获奖或围绕莫言的获奖感言较为密集地了微博。再比如2012年12月14日美国小学校园发生枪击案，同日我国河南地区发生校园伤害案，次日，研究样本中的3位传媒学者、4位记者在微博上关注了这一恶性事件。

第三，学界和业界的交叉互动。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学者和记者两个群体在涉及社会议题时容易形成密切的互动。以学者芮必峰和记者彭晓芸为例。占海特引发的异地高考权利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12月13日记者彭晓芸发表微博讨论上海市民的排外心理：“还是那个观点，批评上海人狭隘没啥意思，上海特有的文化也许的确培育了斤斤计较的市民，但上海人的精明算计不一定有道德上的错误——自私在道德上常常可以获得辩护的，安?兰德就为‘自私的美德’辩护。香港公民意识够进步的了，市民仍然有厌恶大陆抢夺资源的。关键在于地方——中央政府间的责任。”很快，学者芮必峰做出回应，表示不同意彭晓芸的观点。紧接着记者彭晓芸进一步解释，认为网络上所谓上海人的反应不能代表真实生活中上海人的反应。14日芮必峰进一步回应该事件：“在我眼里，没有上海人与安徽人之分，只有理性与非理性、文明与野蛮、高尚与下流之分。这也许是我和一些人的根本分歧。”这种围绕社会热点话题展开的学界和业界的互动是很常见的。

（二）记者微博与传媒学者微博议题选择的差异比较。传媒学者与记者虽都在围绕传媒工作，但是工作重心不同，因此他们关注的微博议题存在着较大差异。

首先，差异表现在群体内部议题选择的规律上。在学者这一群体中，议题选择显示出高度趋同性，对政治议题、教育教学、行业发展这三个议题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其他议题。教育教学方面，譬如陈昌凤的账号，几乎每天都会与学生相关的微博；李双龙的微博大部分的议题都与学生、教学、科研有关。政治议题方面，关于官员反腐的讨论，作为研究样本的10位学者中有6位学者的账号中可以找到相关内容；十八大相关新闻，有5位学者在微博上进行了多次讨论。行业发展方面，《德国金融时报》停刊、纸媒出现大规模破产这一事件，4位学者进行了关注；《2012第三季度网络舆情报告》有4位学者做了分享。而在记者微博中，群体内部议题选择方面呈现出的规律则不明显，各位记者的微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属性和领域差异，譬如王克勤的微博中尘肺病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而罗昌平则更关注政治议题。不难看出从群体内部议题选择的规律上讲，学者关注的议题较为集中，且多集中在政治议题、教育教学、行业发展三大领域，而记者关注的话题则较为分散。

其次，差异表现在对热点事件的选择上。上文中提到，无论是学者还是记者都对同期热点事件表示出较高的关注度，但是在对具体热点事件的选择上却表现出巨大的不同。譬如在网络上激起广泛讨论的切糕事件，10位传媒学者均未对此事件进行关注，而在记者微博中则数次出现。再比如热映电影《一九四二》，学者们的微博也很少对这一话题进行讨论，但是记者们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则较多。尤其是河南记者朱长振，他的微博可以说形成了一次对河南或者说饥荒的系列展示，去年12月1日“河南人在陕西”“18位在京河南人访谈录”，12月3日“1942年河南饥荒气象资料”，12月13日再度聚焦1942年灾荒。由此不难看出，尽管学者、记者两大群体都关注同期热点事件，但是记者们更关注同期热点议题中的民生部分，而学者们则更关注同期热点中的行业、政治部分。

再次，差异表现在特殊议题的选择上。如上文所述，笔者将记者和学者的微博议题划分成近期热点、行业发展、行业反思、教育教学、政治议题、社会民生六类。两个群体对这六类议题的关注表现出不同的规律。

其一，教育教学议题成为学者微博的标签。教育教学议题包含与学生相关的议题、与教学相关的议题和与学术研究相关的议题。分别来看，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议题在传媒学者的微博中常常出现，而在记者的微博中则没有。这和当下传媒学者大都在高校任职有关，教学是他们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此外，讨论新闻教学前沿的议题在学者的微博中时常出现，关于各类学术交流、讲座的信息成为学者微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范以锦的微博为例，去年12月3日关注学生实习，关注暨南大学对外课程的宣传报名情况；12月4日讨论新闻专业学生新闻行业的从业意愿，提醒学生关注南都新闻奖学金……12月8日图文直播王克勤讲座；12月9日聚焦学生纪录片奖颁奖，关注学生办报……

其二，传媒学者对政治议题的关注度远胜记者。传媒学者微博与记者微博另一大差异体现在对政治问题的讨论上。12月1日至15日这半个月内，政坛发生了许多事情，譬如考察深圳、王岐山要求官员不要念稿子、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等等。关于此类政治议题的讨论，在传媒学者的微博中大面积出现。譬如北京大学徐泓在微博中关注的政治类议题有改革问题，王岐山要求不要念稿子的新闻报道，李庄案，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事件，考察深圳，反腐话题等；张洪忠也对王岐山反腐会议要求不要念稿子，中央政治局要改进工作作风的报告，王岐山在微博中“潜水”以图反腐等事件进行了关注。通过对10位传媒学者的微博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对政治议题的关注是学者微博的一大特征。相反，在记者微博中，虽然对政治议题有涉猎，但是政治议题远远不是记者微博话题的重要构成部分。记者微博中对政治议题涉猎最多的是王克勤，但是即便在他的微博中，对考察深圳等事件的讨论也只是零星出现。

其三，学者关注行业发展，记者关注社会民生。研究中笔者发现，记者微博展现出很强的守望社会的属性，而与此同时学者微博则展现出很强的守望新闻业的属性，即形成了学者关注记者，记者关注社会的“学者—记者—社会”的关注链条。传媒学者与记者群体虽都与传媒业息息相关，但他们的关注落点有很大不同。对于传媒业发展趋势的讨论很少出现在记者们的微博中，相反，讨论行业发展走向的微博在学者微博中频频出现。譬如关于纸质媒体的发展尤其是德国纸媒大规模破产这一事件，笔者在10位传媒学者的微博中都找到了相应内容，但仅有3位记者的微博中出现了该议题；对于12月4日iPad电子报《The Daily》关闭这一事件，有4位学者进行了关注，但是在记者微博中未见相关内容。相比之下，在涉及一些具体的民生问题时，记者微博则表现出浓厚的关注兴趣，学者微博则罕见对此类问题的讨论。比如东方航空公司的头等舱客人吸烟门事件、农民工生活疾苦、食品安全等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在记者微博中是极容易找到的。

三、总结与思考

传媒学者与记者作为传媒领域的重要组成人员，他们在个人微博的议题选择上均表现出明显的职业属性，即存在所谓的“形象移位”。但是他们在微博议题的选择上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传媒学者作为一个群体，群体内的议题选择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学者的微博带有更强的教育教学属性，关注学生发展，关注新闻传播学的教育教学。同时，他们的视角更宏观，偏爱讨论政治议题，关注行业的发展走向。相比之下，记者作为一个群体，群体内部议题选择的规律则相对模糊，记者微博的议题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和个性化特质。通过对记者微博议题的分析，能较为容易地分辨出该记者工作的领域和关注的社会问题。他们的视角相较之下更微观、更生活化。他们讨论政治话题，但是热度不大；他们热爱自己的职业，但是并不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进行探讨。在记者微博中，更容易看到现实生活的映像。

作家梁晓声在谈及中国现状时曾评价说当下存在“三个中国”，以此作比，传媒学者和记者通过他们对自己账号上微博议题的选择，构建出了两种不同的传媒视角，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传媒人对当下社会的关注。

（作者单位：陈晓婉，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程弘，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CNNIC.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EB/OL］.isc.org.cn/zxzx/ywsd/listinfo-21627.html.

［2］新浪头条新闻微博粉丝突破1000万［EB/OL］.news.sina.com.cn/m/news/roll/2012-02-27/181924012511.shtml.

［3］彭兰.记者微博：专业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碰撞［J］.江淮论坛，2012(2).

［4］周志凌.微博围观与事实建构——对微博信息传播真实性的探讨［J］.新闻爱好者，2012（3下）.

［5］巴拉?巴西.链接［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52.

社会现象议论文篇7

关键词：中介语 石化 对外汉语教学

一、引言

中介Z概念由美国语言学家Larry Selinker于1972年正式提出，它标志着二语习得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Selinker提出中介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石化。自这一概念提出以来，石化现象一直都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虽然相对于国外的研究来说，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经过学者们几十年的努力，国内研究在中介语石化现象这一领域已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笔者在中国知网中输入“中介语石化”字样进行检索，发现在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介语石化现象研究的文章共有435篇，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1999年至今。其中发表在外语类核心期刊①上的文章共有12篇，发表在核心类综合性社科期刊以及核心类高校综合性学报上的文章共有18篇，以上30篇文章均来源于核心期刊，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基本上能够反映国内中介语石化现象研究的总体情况。本文以这30篇文章为研究对象进行综述与分析。通过梳理论文的发表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学者关于中介语石化现象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发表于2010年以前，2010年以后，虽然也有许多学者对石化现象进行了探索，但总体来说，研究势头呈递减之势（如表1、表2所示）。

本文主要针对表1、表2中涉及的文章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与反思，力求概括出国内石化现象的研究现状，希望能够促进未来国内的中介语石化现象研究。

二、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研究角度

（一）概念界定

在我国对外汉语学界，鲁健骥于1984年首次引进了中介语理论，之后对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研究也逐步展开。不同的学者对石化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这方面的文章共有7篇。

陈慧媛认为，存在于学习者的中介语中，持续时间很长而又难以改变的语言现象就是语言僵化现象[1]。李炯英采用Selinker所下的定义，认为“语言石化现象是指外语学习者的中介语中与目的语有关的那些语言项目、语法规则和语言次系统知识趋于定型的状态，它们不受学习者年龄以及目的语学习量的影响。”[2]

胡荣提到了Selinker和Lamendella（2001）提出的“僵化”定义，即“学习者的中介语学习在还未达到目的语的模式的时候就永久停止了，而且这一现象会发生在语言结构的所有层次和语境中。”[3]胡荣认为，这一定义较之僵化现象早期定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在于：“僵化不再被认为是中介语的次系统的停止发展，而是一个属于中介语整体系统的现象，最终会发展成为语言能力的僵化；僵化不只是简单的一些中介语形式的持续地、反复地出现，而更强调将学习的停止看作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关于僵化定义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认为僵化的发生不仅针对非目的语的语言形式，也包括正确的目的语形式。”[4]Ellis认为僵化了的结构可以表现为错误或者正确的目的语形式[5]。赵萱（2006）也持相同的观点。

此外，张雪梅[6]、文培红[7]都提到《朗曼语言教学和应用语言学辞典》中给“僵化”下的定义：“（二语/外语学习中）有时出现的不正确的语言特征永久性地成为一个人说或写一种语言的方式。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不正确形式都可定型或僵化。发音特征的僵化常常是由于（学习者）外国腔的原因。”

此后，研究石化现象的学者基本上都沿用以上定义，其中，多采用国外学者对石化现象所下的定义，然后将自己的理解融入其中，却很少有人提出独特的见解与阐释，对于僵化现象的定义本身仍然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胡荣（2005）提到的学界“不能够确定僵化现象到底是一个发展过程，还是一个发展的结果；是一个语言能力层次的现象，还是一个语言运用中的现象”等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统一的回答。

（二）产生根源

通过查阅论文发现，43%的文章都涉及到中介语石化现象的起因探索，不同的学者将石化的产生根源归结为不同的方面，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国内学者多采用Selinker的理论，将石化产生的原因归纳为五个方面：母语迁移、培训转移、学习策略、交际策略、目的语过度概括现象，并分别通过举例的方法具体阐释这五个原因[8]。例如戴炜栋、牛强[9]，何娟[10]，高云、朱景梅[11]等都持与之类似的观点。陈慧媛（1999）主要从僵化现象内因说、僵化现象外因说、僵化现象交互作用说三个角度对僵化现象的起因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作者认为，这一理论虽然被称为交互说，但实质上更倾向于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李炯英（2003）将这一理论直接归到外因中来进行解释。

除此之外，张雪梅（2000）、吴丁娥[12]、李炯英（2003）等学者都采纳Ellis的观点，认为石化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两大原因：内因与外因[13]。其中，外因中缺乏学习机会观点的代表人物是Biekerton，他认为，学习者缺乏接受语言输入和使用目的语的机会也会产生石化现象[14]。文培红（2003），李垂佳、姜君[15]都认为这是影响我国外语学习者提高外语水平，特别是听说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高文成、梅德明[16]则以“完全迁移和完全可及假说”为前提，在乔姆斯基的“原则与参数”理论框架下，以语料库为基础探讨了二语习得中僵化现象的成因。通过分析统计数据，作者发现僵化的总体趋势由高到低依次为：参数的重置、参数的设置和参数的默认；而习得的顺序刚好相反。陈文存[17]认为，学者对石化成因的研究忽视了人的学习惰性这一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对产生中介语石化现象的根源阐释得比较充分，涉及到了不同的角度与层面。但基本上都是在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前提下进行起因研究的，几乎没有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探究其石化成因的文章。由于汉语的独特性，汉语学习者发生石化现象的成因应该与上述原因有所不同，笔者认为这一方面仍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

（三）类型与特点

对于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类型与特点，国内只有10%的文章探讨过这一问题，文章多沿用Selinker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阐释与生新。影响力较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戴炜栋、牛强（1999）根据Selinker（1972）的观点，认为石化现象从形式上可分为个体石化和群体石化；根据其性质可以分为暂时性石化和永久性石化。戴炜栋、牛强认为这一区分在我国的外语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文培红（2003）、李炯英（2003）也持这种观点。李炯英（2003）还提到Littlewood的观点，认为根据移民的方言特征，可以将石化现象分为个体石化和社区石化两种[18]。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与Selinker（1972）的观点基本一致，只是在名称上有细微的区别。

戴炜栋、牛强（1999）通过理论研究与实际观察，提出了关于石化特点的独特见解。他们发现中国外语学习者的过渡语的发展过程基本上都遵循一定的模式，即在开始阶段持续、稳步提高，学习者的外语知识不断积累，这通常发生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进入大学后，外语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突飞猛进，进入“高原”期后，一般情况下学生的外语水平趋于稳定。按照Selinker&Eubank[18]的初步假设，稳定期持续五年以后，过渡语就会石化，不再有上升的趋势，而且石化后的过渡语经常有退步的趋势。

关于石化类型的研究相对较少，学者大多遵循这几种分类方法，并未进行其他研究。戴炜栋、牛强提出的石化特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如何娟（2003）等人在文章中曾引用过他们的这种观点。

三、应对石化现象的策略及建议

通过梳理文章发现，57%的文章在分析石化起因的同时，都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应对石化现象的策略与建议，主要体现在对国内外语教学的建议与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建议两个方面。

（一）国内外语教学的应对策略与建议

1.口语教学

杨文秀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在培养学习者外语能力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片面的观点与做法，导致了学习者外语能力的石化，由此，她从教学目标、任务与评估、交际策略、意义与形式、教师话语与学生话语五个方面提出了对英语口语教学的建议。[20]

2.写作教学

余丽、王建武[21]收集了学生英语作文练习题中出现的语言错误，然后具体分析了由语法、词汇以及文化匮乏引起的石化现象，最后，提出在平时的课堂测试中应以主观题代替客观题，从而减少石化的发生。肖辑、张楠楠[22]认为，英语写作中的石化现象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语法知识以及文化适应三个方面，并由此提出了输入语言的权威性、合理使用母语知识、给予恰当的教学反馈以及深入了解目的语文化等解决石化问题的策略。

3.课堂整体教学

戴炜栋、牛强（1999）结合中国国情下的外语教学总结出四点建议：充分认识和利用情感因素、减少母语干扰、教师与教材问题、如何对待学习者的错误。此外，他们还提出如何把握学习的最佳时期，如何在高原期到来之前最大程度地提高学生的外语能力等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张雪梅（2000）从意识理论、可理解语言输入与社会结构主义的动机论等方面提出了避免语言石化现象的教学启示。高云、朱景梅（2005）提出以下建议：（1）语言教师要适时调整教学策略，密切注意学习者的学习发展阶段；（2）教师要注意目的语输入的数量和质量；（3）语言学习者应有意识地在学习过程中区分目的语和母语的差异，当学习者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要主动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地道的目的语；（4）为有效防止语言石化，教师和学生之间必须形成良性互动。杨丽、潘英[23]认为，研究石化现象对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主要体现在给学生输入规范和正确的语言、学习目标设定、鼓励学生了解外语学习的理论知识这三个方面。

赵萱[24]，于海军[25]，吕芳、吕喜平[26]，王丽萍[27]等学者均主要从外语学习者的学习心理、情感策略、交际策略以及外语教学者的教学策略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二）对外汉语教学的应对策略与建议

李嘉燕[28]通过探讨石化F象的成因，针对越南汉语教学提出了以下具体的建议：在教材编写方面，应以越南学生的心理、思想方式为初衷进行编写，并逐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内涵；在教师队伍方面，汉语教师不仅要有规范而准确的汉语言知识、博大的中国文化智慧，还要具有良好的教学方法；在学习者方面，学习者要有坚定的学习信念，不要过度依赖母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学者针对国内外语教学提出了许多应对石化现象的建议与策略，但仅有少数学者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研究，并针对不同国别的汉语学习者提出相应的学习策略与教学策略。这一现状需引起对外汉语教学者以及研究者的注意。

四、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研究方法

通过分析发现，选取的这30篇论文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其中只有4篇文章涉及到实证研究的一些做法。戴炜栋、牛强（1999）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处于不同阶段的学生的外语水平，得出中介语石化现象的发展模式与特点。吴丁娥（2001）提到，一些边缘、贫困地区的中学生由于不正确的发音训练，导致三年之后发展成了语音的石化现象，这里隐约可以看到历时研究的实证方法。余丽、王建武（2006）通过分析学生英语作文练习题中出现的语言错误，发现错误主要表现为语法、词汇和表达方式等方面，通过这种方式对石化现象进行探究，虽然将语言错误等同于石化现象进行研究的做法不太妥当，但从中可以看到实证研究的一些痕迹。李嘉燕（2011）根据越南语言、文化、思想等现实状况，针对越南学生提出了一些学习建议与教学建议，从中也可以看到实证研究的做法。

除此之外，其他文章基本上都是以理论探索为主，看不到实证研究方面的尝试。各位学者或是阐释国外学者的观点，或是探索某种理论的合理性，或是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都是围绕理论来架构文章的。

很多学者对石化现象的研究方法提出过深刻的见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种观点。胡荣（2005）认为：“在关于僵化现象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纵向的实证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恰恰是目前研究中所最缺乏的。”陈文存（2010）也认为：“国内对语言石化现象的实证研究，大多数都是横向研究，并且偏向于定量研究，通过收集学习者的语言错误，对错误进行数据分析，很少有纵向研究。这是不符合语言石化的发展特点的。”齐洪英、朱丽翠（2016）提到：“研究表明，中介语石化现象研究由最初的定义性研究开始向描述性理论研究转化，由单一领域向多学科渗透并逐步向多层面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突破，但是其研究效果需要反思。”[29]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缺乏纵向的实证研究，虽然这种现象与实证研究工作量大、过程难操作、历时时间长等因素有关，但研究者不能因此而放弃这种可信度高、说服力强的研究方法。国内学者应多开展历时的实证研究，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研究进展。

五、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研究对象

通过分析文章可以发现，86.7%的文章没有提出明确的研究对象，或只是表明文中谈论的对象是我国的外语学习者，但学龄段基本不明确。只有13.3%的文章对选取的研究对象有比较明确的说明，如戴炜栋、牛强（1999）将中介语石化的研究对象划分为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外语专业学生以及非外语专业学生；吴丁娥（2001）在探索过渡语僵化的一种外因――训练迁移时，设定研究对象为高中生；余丽、王建武（2006）在分析英语写作的石化现象时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生；李嘉燕（2011）旨在为提高越南汉语教学提出相关建议，她的研究对象是越南的汉语学习者。

可以看出，国内学者选取的研究对象比较单一，这些外语学习者并不是研究石化现象的最佳研究人选。陈文存（2010）曾经提出“石化现象有一个本质特征：即使大量反复接触目的语也不会改变”。所以他认为，只有那些在生活和工作中把外语作为工具，需要经常使用产出性目的语技能的群体，如出租车司机、涉外旅游的相关人员以及在外事、外贸、外企等部门工作的人员等，他们的语言问题才可能是石化现象，语言石化成品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这些外语使用者。齐洪英、朱丽翠（2016）也持这种观点。所以，研究者应注意区分外语学习者与外语使用者，从而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

六、思考与展望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于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对石化现象的起因进行了充分的探索，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第二语言教学与第二语言学习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以及相关建议。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教学建议多针对国内外语教学，缺乏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探索；研究方法缺乏实证研究；研究对象选取不恰当等。根据本文所述的研究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与展望，以期对未来的研究者有所帮助与启发。

第一，加强对对外汉语教学的石化现象研究。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两者无论是在教学内容方面，如文字书写、语法、语音、词汇等，还是在学习者的个人因素方面，如学习者面对二语的情感状态、学习动机、学习风格与学习策略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有必要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研究中介语的石化现象。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针对不同国别的学生分别进行石化研究，这样提出的教学策略与学习建议更具有针对性。

第二，在探索石化成因的基础上，预测容易发生石化现象的语言点。众多研究者都是在探索石化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教学策略与建议，却很少有学者预测容易发生石化现象的语言点。如果研究者能够将易石化的语言点预测并呈现出来，一方面能对教学者提出警示，引导老师重点讲解、操练这些内容；另一方面也能引起二语学习者的注意，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这样或许能从源头上避免一些石化现象的发生。

第三，选取恰当的研究对象进行历时研究。鉴于前人选取的研究对象多为国内的外语学习者，并不是研究石化现象的最佳对象，未来的研究者应多选取经常与目的语使用者打交道的各类人员，即选取外语使用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纵向的实证研究，这样有利于得出更加精准、可靠的研究结果。如果有条件在国外进行调查研究的话，可以选取不同国别的汉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得出的研究结果将更加具有新意。

七、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引进国外的石化理论、与国内的外语教学实践相结合，从而促进了国内外语教学的高质量发展。国内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因为大部分文章都只是在介绍、阐释、演绎、证明国外的理论，却没有提出独到的、有创新性的、自成系统的理论，虽然有关中介语石化现象研究的文章数量很多，但质量却参差不齐。此外，目前国内的石化现象研究最缺乏的就是历时的实证研究，如果不采取这种研究方法，未来的研究前景或许并不明朗。随着“汉语热”的急剧升温，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将面临各种各样的教学难题，很有必要加强对外汉语教学的石化研究，从而为汉语教提供一些应对汉语石化现象的教学策略，同时为汉语学习者探索出一条高效、便捷的学习之路。

注释：

①本文研究的外语类核心期刊论文来源于以下7类期刊：《外语研

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外国语》《外语电化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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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齐洪英，朱丽翠.中介语石化现象研究的多维视角及其研究效

社会现象议论文篇8

【关 键 词】网络事件；大众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府议程；互动模式。

【作者简介】张 莉，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发展。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提出。他们通过对1968年总统选举期间选民对当前重大事件及其重要程度的判断与同时期媒介的相关报道的比较，发现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即大众传媒对当前重大事件及其重要程度的判断就是公众对当前重大事件及其重要程度的判断，并据此认为大众传媒具有为公众设置议程的功能。

早期的议程设置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媒介报道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并没有涉及媒介议程是如何被设置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议程设置理论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议程建构理论”成为议程设置研究的新取向，并将其研究的视角拓展为一个完整的议程建构过程，视为媒介议题、公众议题、政治议题三者的互动[1]。

进入网络时代，信息传播形态发生变化，媒介的式微和受众的强化成为新媒介环境的重要特征，也成为“议程设置”理论必须重新修正的根本原因。

本文将结合近年来的典型网络事件，尝试建构网络时代背景下的“议程互动”模式，在此基础上围绕大众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府议程三者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

一、模式的建构

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如下图所示：

政府议程大众媒介议程公众议程

从上述模式可以看出，议程流动呈单向性，政府与公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环节，公众的主体意识尚未凸显，社会民意难以充分表达，媒体充当“耳鼻喉舌”角色的痕迹明显，舆论监督难以落实到位。

网络时代，传播形态发生嬗变，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也有了新的变化。它不同于以往的由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的简单模式，而涉及到更为复杂的环节和要素。在此，笔者尝试建构“议程互动”模式（如下图所示），以对网络时代的大众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府议程的关系进行梳理和探讨。

“议程互动”模式

二、模式的解读

1.概念的厘清：个体的自我议程、公众议程与网络议程。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使得每个参与其中的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者。网民可以对网络信息进行加工、修改和重新组合，成为信息操作的主体。传统的议程设置权力开始由大众媒介转移到网民手中。网民利用网络陈述事实、发表意见、形成观点，我们把它称作网民个体的自我议程设置。

个体的自我议程通过网络论坛、BBS、博客等传播形式在网络媒体上汇聚，相同或类似的议题进行累积、组合、重构、排序，那些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构成公众议程。

网络作为大众传媒中最为“亲民”的媒体，成为网民表情达意的工具，为公众议程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便捷有效的平台和途径，因此网络议程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公众议程。鉴于此，本文所提出的大众媒介议程设置侧重于指传统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

2.个体的自我议程向公众议程的转变。前文提到，个体的自我议程通过网络媒体汇聚，那些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便构成公众议程。那么，什么样的议程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进而成为公众议程？可以从一系列的网络事件中找到答案。首先，个体议程与社会热点问题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例如“抵制家乐福”事件发生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圣火境外传递期间，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此，网民的关注点自然也在于此。其次，议程内容涉及到基本价值观和道德观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社会里，任何触及道德底线的问题都能引发全社会的大讨论。例如“艳照门”事件至今余波未平。第三，反传统和反权威的逆反议题，例如“Hold住姐现象”和前几年的“华南虎”事件。前者考验着整个社会的传统审美尺度，后者则成为公众敢于挑战权威的经典案例。第四，与公众生活具有较强的联系性和接近性，传播学者将其定义为“个人卷入度”[2]，并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明较高的“个人卷入度”会产生较强的议程设置效果。这个命题将在后文中进一步论述。

3.大众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1）大众媒介议程影响公众的议程设置。事实上，在网络时代，传统议程设置模式中的“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假设依然能够得到证实。

2009年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躲猫猫”事件，就是先由云南当地报纸媒体《云南信息时报》在2009年2月13日报道，网易新闻、凤凰网随后转载；2月14日《重庆晚报》《现代快报》等其他地方纸媒转载报道，由此，荒诞的“李荞明躲猫猫致死”成为网络论坛及博客空间的热议话题。传统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在影响社会公众日常生活讨论的“议题”的同时也在影响网络虚拟环境中个人议题的构建，议程设置功能作用的领域发生了扩张。

同一年发生的“邓玉娇案”也是先由当地纸媒《三峡晚报》在2009年5月12日刊文报道，随后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传统媒体转载。传统媒体的介入扩大了事件的影响，随后在网络上掀起强大的舆论风暴。在一些网络论坛（如强国论坛、中华社区、百度巴东吧等），网民踊跃发言跟帖，“营救邓玉娇”的呼声有增无减，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效应。在此影响下，6月16日，邓玉娇被判处免除刑罚后，这股强势的网络舆论风暴才渐趋衰退。整个过程中，传统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双向互动，达到共鸣效果。

（2）公众议程影响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也有很多社会上的热点事件首先来源于网络中的公众议程，这些热点事件通过网络媒体的迅速传播，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吸引了传统媒体的目光，使其进行跟踪报道。即使传统媒介最初因为某些原因有意回避，网民自发讨论、不断转帖形成的“意见的螺旋”最终也会让传统媒介无法视而不见。其实对于传统主流媒体而言，网络媒体能够真实表达民众心声，提供丰富的新闻话题，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新闻源。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华南虎”事件。

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会声称，经专家鉴定，华南虎调查队向导周正龙在该县一处山崖旁拍摄到的两组野生华南虎照片是真实的，从而宣告失踪了二十多年的野生华南虎重新被发现。该新闻在网上刊载几小时后，立即引起了网友的质疑。随后“挺虎派”和“打虎派”开始形成。“打虎派”对照片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2007年11月9日，美国《科学》杂志刊登华南虎存疑照片。随着事件的深入与蔓延，网络上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人肉搜索”。网友迅速行动起来寻找有关虎照的证据，2007年11月16日有网友上传了四张与华南虎照片高度相似的“年画虎”图像，此举一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在舆论上明显倾向“打虎派”。2007年12月3日权威机构在北京举行鉴定会认为，照片中的华南虎影像是不真实的。2007年12月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利用大众媒体的优势全面调查并播放华南虎事件。2007年12月9日，国家林业局责成陕西省林业厅组织专家对华南虎照片进行再次鉴定并公示。2008年1月15日，《科技导报》发表《“华南虎”照片的摄像测量研究》一文，结果表明，虎照中的老虎是一只平面虎，与年画虎相似率接近100%。2008年6月29日，陕西省政府召开新闻会，宣布周正龙已被公安机关逮捕。2008年11月17日，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周正龙案进行公开审理，判处周正龙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缓期三年[3]。

在“华南虎”事件中，网民对权威的既定结论提出质疑，并利用网络“人肉搜索”寻求铁的证据。传统媒体纷纷聚焦此事，公众议程引导着传统媒介议程设置，进而引起政府部门对事态的关注，并最终促成相关政府机构对该事件做出公正的处理。

其他如“铜须门事件”“虐猫事件”等热门事件也都发端于网络论坛，随后渗透到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

公众议程汇聚民意，传统媒体在反映民生的时候，也不得不以网络媒体中的公众议程为参照物，由此体现出公众议程对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强大影响力。

（3）各自独立的议程设置。以上案例均证实了大众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事实。但有的时候，大众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也会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状况。厦门大学哲学系的两位博士生所做的一项实证研究得到的一个结论为此假设提供了参照。这项研究主要针对校园BBS的议程设置，采用“阿卡普尔科模型”的第1、3种模式分析个体在网络上进行议程设置的能力，以及网络议题和大众媒体议题之间的议程设置关系。其中的一个研究结果表明，校园BBS上存在独立于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作者同时也指出，造成这种独立设置议程状况的原因在于某些“前置因素”，如“样本主要由学生群体构成”“网友的猎奇和求异心理”等。经过校正之后的研究则重新证实了“校园BBS上的主题排序与大众传媒的主题排序相关”的命题[4]。

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某些因素推动了二者之间的高度相关，某些因素则造成二者之间相互独立。

（4）影响议程设置相关性的因素。一是公众的定向需求。从公众的角度看，公众会对什么样的大众传媒议程感兴趣？“定向需求”理论阐释了在什么情况下公众更易于接受大众传媒议程。在议题与公众的相关度高并且公众对议题的不确定度高的情况下，公众的定向需求也高。大众媒介对于隐性议题（即那些只能通过媒介了解的议题）能产生很强的议程设置作用，而对于显性议题（即那些公众可以直接体验的议题）则没有这种作用[5]。公众的“定向需求”与议题的“不确定性”便成为影响议程设置效果强弱的因素。

对此，美国学者朱克也认为，议程设置效果是否产生，议题的强制性接触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有些议题，如失业，公众能够直接亲身体验，这样的议题就是强制性的（即显性议题）。而有些议题，如污染，公众不能直接体验，就可称为非强制性议题（即隐性议题）。他指出，在一个特定议题上，公众的直接经验越少，他们为获取该方面信息就越是被迫依赖新闻媒介[6]。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的显著的。这是对“定向需求”观点理论上的呼应。

2007年“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之所以成为轰动一时的公众议题，就在于该事件与公众日常生活的高度相关性。近些年来，如火如荼的城市改建、扩建行动触及甚至损害了不少公民的个人利益，“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就是捍卫公民利益的典型代表，而“最牛钉子户”的出现又适逢《物权法》刚刚颁布。如此一来，对保护个人利益的普遍需要和对“史上最牛钉子户”命运的牵挂，以及对《物权法》能否真正落实于民的拭目以待，都促成了公众对此议题的极大关注。《南方周末》《新京报》《法制日报》《济南时报》《广州日报》、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日本电视网、凤凰卫视等主流媒体会同南方报业网、新华网等各大网站纷纷对此事件展开详尽报道，满足了公众的“定向需求”。

可以想见，那些不了解民心、不关注民意的媒体报道自然难以进入公众的议程设置。

二是大众媒介的属性议程设置。从大众传媒的角度来看，大众传媒会将什么样的议题纳入自身的议程设置范围？

麦库姆斯和雷诺兹的研究证实，议程设置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层级为议题对象，第二层级为议题属性。后者同前者一样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无论是对议题对象的选择，还是对描述这些议题对象的属性的选择，都会产生强大的议程设置效果。属性议程设置理论表明，媒介不仅能告诉人们想什么，而且能告诉人们怎么想。网络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信息和便利的获知渠道，但是海量的信息反而可能消解议程对象的“显著性”，议程对象自身的属性往往更有可能决定议程设置的效果。大众传媒在设置议程时也会将议题属性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

大众媒介对新闻事件进行“框架化处理”――选取某些属性作为中心论点来组织报道或将事件的某些方面告知公众――这一过程体现了强有力的议程设置作用[7]。比如，在大众传媒的新闻事件报道中，每一个新闻事件都有许多属性，媒体在报道时，凸显某些属性，忽略另一些属性。公众对此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有的人在思考新闻事件时，会思考那些被媒体突出的属性，而忽略那些媒体没有突出的属性。有的人则可能更关心媒体没有强调的属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就会形成独立于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

4.媒介议程与政府议程的关系。（1）媒介在与政府议程互动过程中的作用。一是信息渠道作用。大众媒介联结公众和政府，及时反映民情、社情，发挥信息渠道作用。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为政府了解民意、倾听民声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为政府的议事日程提供参照，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指引。二是舆论监督作用。大众媒体客观和公正地报道事件真相，尊重公众知情权，同时提供“民主论坛”来维护公民的言论权，从而形成社会舆论的倾向，以公众舆论来督促政府部门，遏制权力腐败，从而达到监督公共权力，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

（2）政府通过媒介设置议程，引导舆论，树立自身形象。政府通过设置媒体议程，进而直接影响公共议程的设置，最终实现引导舆论的合力效应。近年来各地媒体“民生新闻”的热播现象，就体现了政府利用大众媒介这个平台引导公众去“想什么”，成功地使政府议题转化为公众议题，而且使政府通过大众媒介传达了政府的意图和政策导向。

“华南虎”事件中，就华南虎照片的真伪问题，国家有关部门迅速组织权威专家鉴定认证、召开新闻会表明立场、责成公安及检查机关调查及审理案件，体现出较高的工作效率，展现了尊重民意、实事求是的政府形象。在整个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

5.政府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有几个很好的案例能充分体现政府与公众的议程互动关系。

在《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于2008年6月20日来到人民网同网友在线交流。他对广大网友说道：“平时我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

2009年2月28日，通过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历史上首次与全球网民进行在线文字与视频交流。温总理表示：“我一直认为群众有权力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并且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政府也需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推进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民主化……我想今天的在线交流应该是一次谈心，或者说用心谈话，应该诚实，就是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倾听群众真实的声音。”

2010年2月27日下午，再次通过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就网友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复。据报道，当天网友发帖超过四十万个，还有十万多手机用户发送短信提问。

此外，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以及安徽、河南、广东、宁夏等省、市、自治区官员均先后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话题涉及国家政策、社会经济、民生等多个方面[8]。

公众对于官民网络互动反响强烈。有评论认为，国家领导人及政府官员与网友聊天，突破了官民界限，树立了“官民对话”新风尚。官员与百姓说家常话，不仅是一种亲民的形式，也是一种执政的态度。此举肯定了互联网作为一个公众舆论集散地和政治交流平台的功能和作用，就此掀开了中国民主的新一页[9]。

政府高度重视民意，公众对政府充满期待。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新浪网开辟了“新浪两会电子特刊――经济危机下的百姓民生”“两会报道征集：我向总理报民生”“我的网络提案”等专版；强国论坛开设了“E两会提案区”。这些事实无一不成为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互动关系的良好注解。

6.议程互动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公众议程是媒介议程和政府议程的基础；政府议程为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提供政策依据；大众媒介议程引导和影响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可以说，是大众媒介、公众和政府共同设置了议程，三者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民生新闻”的热播就是政府议程、大众媒体议程和公共议程三方良性互动的表现。公众把自己关心的议题反馈给媒介，并希望通过媒介实现议程的设置，进而了解议题的解决、发展和变化。媒介作为强势的舆论工具，成为公众了解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交流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众议题的媒介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又为政府议程设置提供了参考和解释。在我国目前的政治生活中，媒介议题与政府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默契吻合的。“民生新闻”中表现的焦点议题，如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公众关注的议题，也恰恰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目前，政府出台的涉及国计民生方面的政策，就有着媒介议程设置的痕迹。如推行了二十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是在媒体曝光“孙志刚案”时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后终结[10]。

大众传媒、公众、政府三方议程的良性互动，能强化媒体的新闻话语权、塑造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充分地表达民意、促进“公民意识”的觉醒；有效地加强政府的执政能力、树立政府的权威形象。议程互动过程中“公共领域”的形成将有助于提高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的公正性，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注释：

[1]徐 宁：《BBS与报纸之间的议题互动探讨――以“芙蓉姐姐”为个案》，载《新闻界》2005年第6期。

[2]徐 莹：《“后大众传播”时代“议程设置”中个体与媒体之博弈》，载《跨世纪》（学术版）2008年第5期。

[3]据百度、谷歌、新浪网关键词搜索整理。

[4]陈 粟、陈 冰：《网络：虚拟的公共领域―― 以BBS上的议程设置为例》，载《新闻界》2005年第1期。

[5][7][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埃米・雷诺兹：《新闻对我们认识世界的影响》，载《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第二版）第7、8、9、10、11页，石义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6][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262、256、257页，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8]据人民网搜索整理。

[9]据百度搜索整理。

[10]李小妹：《从“民生新闻”的兴起看议程设置的互动》，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埃米・雷诺兹：《新闻对我们认识世界的影响》，载《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第二版）》，石义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3.陈 粟、陈 冰：《网络：虚拟的公共领域―― 以BBS上的议程设置为例》，载《新闻界》2005年第1期。

4.徐 宁：《BBS与报纸之间的议题互动探讨――以“芙蓉姐姐”为个案》，载《新闻界》2005年第6期。

5.李小妹：《从“民生新闻”的兴起看议程设置的互动》，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6.董天策、陈 映：《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载《江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年第7期。

社会现象议论文篇9

三农问题在国计民生中的基础性和保障性地位，决定了“三农问题”在媒体报道和社会议题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如何准确地传递信息和正确地引导舆论，促使政府和新闻媒体形成合力，正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目前，“三农”舆论调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新时期下对“三农”舆论调控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三农”舆论调控存在的问题

（一）“数字鸿沟”制约了“三农”问题的解决

“数字鸿沟”是指在信息时代，不同的社会主体在信息的开发和应用领域所存在的差距，一般指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乏者之间的鸿沟。而把“数字鸿沟”置于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背景下时，则表现出特殊的情况。一方面，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着信息基础设施和装备上的差距。另一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信息获取和认知能力存在差距。这两个方面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在获取和利用信息方面形成“信息马太效应”，从而愈加扩大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及“数字鸿沟”。

城乡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使农村的传媒生态处于失衡的境况。农民在“数字鸿沟”的语境下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因而导致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缺失或不畅。信息机会的不平等直接影响了农民群体在获取农业信息资源、理解国家农业政策方针的困难，也加剧了一些“三农”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解决的困难性，制约了“三农”问题的解决。

（二）“三农”媒介议程存在的问题

反观新闻媒体对“三农”问题的报道，发现这其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一，媒体的议题设置与选题局限。无论是全国和地方的综合性媒体，还是涉农媒体，其媒体报道的选题不应只从经济、民生等社会的传统角度出发，而且应该更多地关注生态发展、风土民情、精神文化风貌、农民群体的心理、情感层面等。当下的农村存在着许多发人深思并值得关注解决的现象及问题，如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及教育问题等。

第二，媒体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没有进行及时澄清和解释，易形成负面舆论。媒体在涉农突发事件中的报道直接关系着公众对此事件的认知及看法。但在一些热点涉农舆情事件中，媒体有时没有及时公布事件的真相及相关重要信息，造成公众恐慌及信任危机。此外，公众对一些社会问题始终存在刻板印象、固定成见，媒体也没有通过积极的议题设置与报道策略进行正面的舆论引导。

（三）政府对“三农”问题的舆论引导存在的问题

在新形势下，政府做好舆情信息工作是畅通社情民意，提高其执政水平的有效途径。那么，当前政府在“三农”问题的舆论调控中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认知及意识层面，一些政府的宣传部门存在着服务大局的意识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农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始终着眼于“三农”发展的大局，更要着眼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全局，应该始终把维护和保障好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农”新闻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舆论平台的建设体制机制不够完善，舆论平台的管理滞后。及时科学地监测舆情并准确做出研判是有效做好涉农舆情事件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然而，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舆论监测平台的基础设施和机制建设还不够完善，直接影响了舆情的监控与引导。

第三，在舆论引导时、度、效层面，关于涉农舆情的应对能力需要强化，新闻的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政府應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有效时机，抓住重要的时间节点，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及方法，提高其新闻的策略及艺术。

第四，在舆论引导的手段方法层面，部分地方政府仍然采用“宣传本位”的传统思维及模式。不善于讲故事，没有把握好农民群体的特点和心理，存在空洞说教的问题。此外，一些政府部门在进行宣传时偏重传统媒体，不能有效运用新媒体，且政务微博及微信的使用脱离实际、方式僵化。

二、解决“三农”舆论调控问题的重要意义

（一）是实现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针对前文中所呈现的媒介议程设置因素分析，若要有效缓解和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发挥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既要合理准确地反映“三农”领域的实际问题，也需要科学设置议题对公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目前，网络舆论场已经成为公众进行民意表达、情绪宣泄、利益诉求的重要平台和渠道，也是社会舆情的“晴雨表”与“探测器”。关于“三农”的一些重大热点问题经常成为广大网民热议的焦点，而一些涉农突发事件及涉农谣言也常常最先在网络上传播。如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农村土地产权问题、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解决好“三农”舆论调控问题是实现和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二）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带来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利益的分化与矛盾，形成了多元的价值观与复杂多样的心理诉求。而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致使弱势群体极易形成挫折感、不平衡感和强烈的心理落差。这样的现实境况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因子的汇聚，极易形成涉农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

面对这样的涉农突发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网民极易在群体情绪的渲染与煽动下，借助网络空间巨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掀起非理性的舆论浪潮，形成负面舆论，加剧了这些舆情事件的爆点和热度。因此，如何在涉农舆情事件中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形成正确有效的舆论引导，对于维护网络空间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传播国家和政府良好形象的需要

新闻媒体是传播和输出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和渠道，而互联网则是反映和折射国家形象的窗口和镜子，同时也为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带来了挑战。

国家形象在对内和对外传播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内可以凝聚共识，形成民族向心力，达成共同认知；对外则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舆论环境、国际声誉、国际权利、国际话语权等。“三农”问题是关乎我国国计民生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引起国际瞩目的重大问题。如何对内和对外都做好“三农”问题的报道和传播，如何在国际舆论场中消除对中国存在的偏见，如何在“三农”问题中正面引导国内和国际舆论，不仅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政府形象的建构和展现。因此，解决好“三农”舆论调控问题是传播国家和政府良好形象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谢咏才，李红艳.中国乡村传播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社会现象议论文篇10

（一）

宪法修改是指宪法正式施行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化，出现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发生冲突时，特定机关依据宪法的程序，以明示的方法对宪法典的条文或文句进行补充、调整的活动。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修改存在的基本条件是：一是成文宪法的存在。不成文宪法体制下实际上不存在宪法修改问题；二是形式意义宪法的存在；[3]三是当运用宪法解释权达到极限时人们可以运用修宪方式解决社会的各种冲突。[4]

宪法修改是调整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冲突的基本形式之一，其基本目的是提高和保持宪法规范的现实适应性，发挥宪法调整社会生活的基本功能。宪法修改不同于宪法改革、宪法破坏、宪法变迁等概念。宪法学视野中的“宪法改革”指的是宪法体制的重大变动，实际上超越了修改的范围，是一种创制新宪法的结果。[5]宪法破坏是一种对宪法规范内容的蔑视与人为的变更，有时虽然形式上经过了法定的程序，但本质上是对宪法原则的破坏。宪法修改也不同于“宪法的特别措施”。宪法的特别措施一般分为“无视宪法的特别措施”与“尊重宪法的特别措施”。前者是指不经过宪法规定的程序，采取不同于宪法规定措施的情况。后者是指根据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或宪法修改程序采取不同于宪法规定措施的情况。按照宪法程序作出违背宪法规定的措施是否具有正当性是需要论证的重要命题。从多数国家的宪法实践看，即使出于尊重宪法的目的，如采取的措施违反宪法规定，就有可能造成违宪的社会效果。

宪法修改一般有两个方面原因：在主观上，由于制宪者或修宪者认识能力的限制，对宪法内容的设计与原则的确定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造成宪法规定内容的不确定性，影响宪法权威的维护。对因主观能力的局限性而导致的宪法与社会生活的重大矛盾，有时难以通过宪法解释权予以解决。在客观上，宪法是在调整社会生活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社会的变化不断向宪法规范提出新的课题，要求宪法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宪法修改是保持宪法与社会生活的协调、解决违宪的基本形式之一。宪法修改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同时修改后的宪法又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合理的法律基础。

宪法修改权（amending power）是修改宪法的一种力，是依制宪权而产生的权力形态，一般称之为“制度化的制宪权”。由制宪权中派生的修宪权低于制宪权而高于立法权。修宪权与立法权尽管都是依据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的行使，但修宪权对象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内容，不同于制定普通法律的立法权。因此，行使修宪权时应严格地受制宪权的约束，不得违背制宪权的基本精神与原则。制宪权与修宪权的界限是我们研究宪法运行机制的基本出发点。

根据国民原则，修宪权的主体是国民，修宪过程要充分反映国民的意志，遵循修宪的基本程序。在宪法规范体系中制约修宪权的规范是宪法修改规范，违反修改规范的宪法修改活动是无效的。修宪权的基本功能在于平衡两种价值，即宪法规范一方面适应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于频繁地修改与调整宪法规范的现象。因此，宪法修改过程中既需要理性地分析社会变化，同时也需要同现行宪法的基本价值保持连续性。从当代修宪权理论发展的基本趋势看，多数国家在宪法中承认修宪权的界限，并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二）

宪法修改权性质与宪法修改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特定的修改方式体现修宪权作为独立国家权力的性质。宪法修改一般分为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两种。

全面修改是指在原有宪法基础上对宪法内容进行全面更新，实际上以新宪法代替旧宪法。全面修改既涉及宪法基本原则和内容的调整，同时也涉及宪法结构的变更，实际上是对宪法文本的全面更新。全面修改一般是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发生重大变化，以部分修改方式不能解决社会冲突时才能采用。全面修改又分为实质意义的全面修改与形式意义的全面修改。前者指宪法的基本制度与基本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不仅是量的变化，而且是实质内容的变化。后者是指宪法的实质内容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全面变更宪法的规定，是一种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根据这种分类，全面修改宪法的形式、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应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全面修改。在具体宪法体制上，有些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全面修改的程序与条件，有的国家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允许全面修改。如瑞士宪法第118条规定：联邦宪法在任何时候都可被部分修改或全部修改。第119条规定：全部修改须按照联邦立法规定的方式进行。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不管宪法上是否规定全面修改的界限或内容，宪法的全面修改是有可能的。但实质意义的全面修改是具有潜在威胁性的修改方式，容易造成宪法规范的不确定性与宪法危机。因此，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需要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时，应把修改内容限定在形式意义的全面修改上，严格遵循修宪权的界限。

部分修改是指对宪法原有的一些内容或特定条款加以改变、调整或增加若干新条款的修改方式。部分修改是比较灵活的一种方式，能够在保持宪法稳定性的前提下，及时地协调宪法与社会生活的矛盾，消除可能影响宪法权威的不利因素，为宪法的顺利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当社会发展处于良性状态时，我们需要运用部分修改的方式解决宪法与社会的矛盾。部分修改的方式又包括修改条文、宪法修正案等具体方式。修改条文形式主要包括增减、补充、修改文句等。修改以后一般重新颁布新的宪法文本。

宪法修正案是指不触动宪法原文的情况下，把依照特定程序通过的修正内容按前后顺序分条附于原文之后。宪法修正案中有些内容是增补性的，有些内容是变更性的，其功能主要在于灵活地适应社会的变化，保持宪法的稳定性。

宪法修正案最早由美国宪法采用，目前已扩大到其他国家。但同样采取宪法修正案形式的国家，在具体的表现内容方面也有不同的形式。宪法修正案与原宪法条文之间的关系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宪法修正案内容不受宪法条文的约束，即新条文排斥原宪法条文的效力；二是由于修正案的出现，不适用宪法中的某些规定等。通过宪法修正案以后，如何处理宪法文本与修正案的关系是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可能选择的方案是：（1）修改宪法文本，把修正案的内容全部纳入宪法文本之中，重新颁布宪法典；（2）宪法文本不变，将增加的修正案内容附在原文后边，依序排列；（3）同时修改宪法文本与修正案的内容，使两者的内容保持一致；（4）增加修正案时可不调整宪法文本，只对修正案内容做必要调整等。笔者认为，从修正案的性质和基本功能看，通过修正案进行修改时，不宜变动宪法文本，只需把修正案的内容按序排列。这种形式有利于保持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和宪法体系的完整性。从制宪权与修宪权的关系看，如通过修正案改变宪法文本的内容或重新编排宪法文本的内容，有可能造成制宪权价值的自我毁损。其实，除实质意义的全面修改外，修宪权的运用不应该改变基于制宪权而制定的宪法典。当然，不变动宪法文本的修正案方式也可能带来一些不便，如可能出现修正案之间的相互矛盾、引述宪法条文时不方便等。对一般读者来说，按修正案改过的宪法文本读起来可能更方便一些。但宪法修正案是具有特定内涵和规则的修宪方式，只能遵循修正案的基本程序，不能为读者阅读的方便而改变修正案应保持的规则与表现形式。

与修宪权性质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宪法修改方法问题。如果在修改方法上采用与一般法律相同的方法，必然导致宪法最高规范性的削弱。反之，在设定宪法修改方法上采取过分严格的程序，有可能影响宪法发挥适应性与开放。设定宪法修改方法的基本目标与出发点是，积极反映社会各界的意见，在形成社会共同体意志的基础上，保持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协调，使宪法在保持最高规范性价值的同时反映社会的需求。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宪法修改方法主要有四种形式：

1．成立专门的修宪机关或由议会审议。为了审议和议决宪法修改案，成立专门的机关，如宪法议会等，具体负责宪法修改工作。目前，实行这种修改方法的国家主要有瑞士、挪威、比利时等国家。根据瑞士1971年宪法的修改，宪法修改经国民投票后，要成立审议宪法改革提案的新议会。在挪威，根据宪法第112条的规定，需要对宪法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时，修宪提案必需在大选后的第一、第二或第三次议会常会上提出，并公开印发。但是，要留待下次大选后的第一、第二或第三次议会常会来决定所提出的修正案是否采纳通过。根据比利时宪法第131条的规定，立法机关有宣布宪法某一条款须加修改之权。议会两院在做出上述宣布后，即自动解散。两院议会同国王取得一致意见后对提交修改的各点作出决定。这种修改方式在修改程序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方面有一定的积极功能，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程序过分繁琐，有碍修宪制度灵活性的发挥。

2．实行国民投票的制度。为了修改宪法，实行国民投票制度，以国民多数意志作为是否修宪的基础。其理论基础是卢梭的国民思想。法国、日本、奥地利、韩国等国家实行这种制度。通过国民投票的修宪方式分为两种具体形式：一是修宪案先在议会审议、议决后附国民投票；二是不经议会审议直接附国民投票的制度。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采取前者的形式。如法国宪法第89条规定，修改宪法的倡议权，同时属于共和国总统和议会议员，共和国总统依照总理的建议案行使此项倡议权。修改宪法的草案或建议案，必须在公民投票通过后才最后确定。但在法国实行国民投票制也有特殊情况，即如果总统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提交召开两院联会的议会时，无须提交公民投票。意大利在修宪方法上，采取议会审议与国民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宪法第138条的规定，修改宪法的法律和其他宪法性法律由各院两次审议通过，其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三个月，并且在第二次表决时须经各院议员的绝对多数票通过。上述法律在其公布后三个月内，如某议院五分之一议员，或五十万选民，或五个区议会要求举行公民投票公决时，则应提交公决。属于后者类型的国家有瑞士。

在修宪过程中实行国民投票体现了国民思想，其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合理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扩大修宪的民意基础，使修宪过程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正当性。但这种方法也存在原理或实践中的问题，如国民投票方式是复杂和繁琐的程序，真正实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另外，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国民投票的正当性”也存在思维方式或现实运行方面的局限性。多数民主可能出现的非理，有时会侵犯民主与本身的价值体系。即使附条件的国民投票方法也需要程序上更为严格的控制。

3．实行立法机关修改宪法制度。由立法机关行使修宪权，具体负责修宪的工作。在修宪程序上，比普通法律的修改更为严格。目前，世界多数国家采用这种制度，代表性的国家有德国、中国等。如德国宪法规定，基本法只能由专门修正或补充基本法条文的法律予以修正。这种法律需要联邦议院议员2/3和联邦参议院2/3表决赞成。按照的一般原理，议会是民意的代表机关，由议会行使修宪权，有利于在修宪过程中体现民意，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在中国，修宪权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规定了特定的修宪程序，即宪法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规定，在宪法学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表明了修改普通法律与修改宪法的社会和价值基础的不同。修改宪法和创制宪法是人民意志的直接体现，而创制法律或修改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间接体现。制定或修改普通法律的立法机关的权限是宪法赋予的，而全国人大的修宪权是制宪权赋予的权力形态，体现了的实体价值与社会象征。但作为宪法学理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地处理全国人大作为制宪机关、修宪机关与立法机关的不同角色，发挥多种角色的统一功能。

4．联邦制国家的修宪方法。在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在修宪方法上采取更加多样化的方式，使构成联邦的各组成部分都能平等地参与到修宪过程之中。如德国修宪程序联邦参议院的赞成是通过修宪案的重要条件。在美国，根据宪法第5条的规定，国会在两院三分之二议员认为必要时，应提出本宪法的修正案，或根据各州三分之二州议会的请求，召开制宪会议提出修正案。不论哪种方式提出的修正案，经各州四分之三州议会或四分之三制宪会议的批准，即实际成为本宪法的一部分而发生效力；采用哪种批准方式，得由国会提出建议。

上述不同形式修宪方法的共同基础是尽可能扩大修宪过程中的民意基础，以多数的赞成或同意作为修宪的条件。为了扩大修宪的民意基础，有些国家在修宪程序上规定了修宪案公告程序，即提前公告修宪案，使社会成员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保证修宪内容反映社会共同意志。

（三）

宪法修改权是否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客观上是否存在界限是现代宪法学理论中长期有争论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宪法修改界限否定论和宪法修改界限肯定论两个学派。在肯定或否定宪法修改界限的学派中又有不同的理论主张和观点。

1．宪法修改界限否定论

主张宪法修改界限否定论的学者们认为，只要按照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宪法的任何内容都可以修改，不受任何原则或程序上的限制。在他们看来，即使宪法上有禁止修改的规定，也可成为修宪的对象。其基本理论基础是：宪法和一般法律一样都是国家的意志行为，既然国家的意志可以变化，那么体现其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内容也要随着发生变化。具体的理论依据是：一是否认宪法规定之间效力的差异。否定论者认为，宪法规定之间的效力是相同的，不能区分不同宪法规定之间的效力。二是认为制宪权是一种法外的力量，不可能限制宪法规定的修宪权运用，修宪权实际上是国家最高的法定权力；三是不承认宪法变迁的现实与制度；四是否定自然法对修宪权的限制功能，认为现实制度下对已超越界限的修宪活动无法采取相应的控制手段等。笔者认为，宪法修改界限的否定论是缺乏合理性的理论主张，有可能导致以所谓的合法方法宪法体制的后果，无法保持宪法运行的稳定性与开放性。特别是这一理论已不符合现代各国实践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

2．宪法修改界限肯定论

宪法修改权在客观上存在界限是宪法规范存在的基本形式，多数国家的宪法修改理论普遍承认宪法修改权的界限，即宪法修改活动客观上存在不同形式的界限。宪法修改界限的肯定论的基础是：从基本原理上承认制宪权与修宪权的区别，把修宪权理解为制度化的制宪权，受制宪权价值的制约；承认宪法规范体系的不同层次性，即宪法规范体系中存在上位规范与下位规范；宪法价值存在统一性；承认自然法对宪法规范产生的影响等。学者们在论述修宪权界限时基于不同的理念与认识，其理论形态是多样化的，概括起来讲主要分为内在界限、外在界限与实定法界限。

宪法修改的内在界限指的是宪法中存在不能修改的一定的内容。根据德国学者k。哈森的观点，作为宪法的实质的“核”，即宪法的民主及法治国家的基本秩序是不能修改的。其基本理论基础是：宪法是国家秩序的基础，其内容体系应具有权威性、持续性与稳定性，不能修改所有的内容；从修宪权的性质看，它是制宪权的制度化，应服从宪法的“根本规范”价值体系，不能成为改变宪法规范性质的依据；宪法规范中存在不同层次的规范等级等。

宪法修改的外在界限指的是宪法修改活动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直接限制修宪权的内容与程序。一般而言，外在界限主要表现在：一是保持宪法体系的统一性与持续性；二是把自然法规范置于宪法规范之上，以自然法精神约束修宪权活动；宪法修改只能是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三是宪法修改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国际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宪法的与国际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

宪法修改界限还表现为实定法上的界限。所谓实定法上的界限是指宪法典中对修改的内容、修改行为及其程序作出限制性规定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限制性规定：一是内容上的限制。根据宪法规定内容的性质与范围，对具体内容作出限制性规定。如意大利宪法第139条、法国宪法第89条第5款、土耳其宪法第102条规定共和国政体不得成为修宪的对象。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宪法对联邦制基本原则也作出不得修改的规定，如德国宪法第79条第3款规定，对本基本法的修正不得影响联邦划分为州，以及各州按原则参与立法，或第一条和第二十条规定的基本原则。[6]希腊宪法第116条规定，宪法的条款可以修改，但规定政体为议会制共和国的条款、以及第2条第1款、第4条第1款、第4款及第7款、第5条第1款和第3款、第13条第1款、第26条除外。同时116条第6款规定，在上次修改完成后未满五年，不得对宪法进行修改。二是修改方法上的限制。为了确立修宪权的界限，在修改方法上也做必要的限制。主要形式有禁止全面修改、限制法律对宪法的侵害等。许多国家在宪法上规定了法律保留原则，法律在宪法具体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法律对宪法价值侵害的现实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三是有关时间上的限制。为了保障宪法规定内容的稳定性，有些国家宪法对修改宪法的时间作了限制性规定，如宪法通过、颁布、生效和修改后，非经一定期限不得修改。如西班牙宪法第168条规定，战时或第116条规定之某一种状态期间不得提议修改宪法。第116条规定的状态主要包括紧急状态、特别状态和状态。也有国家宪法对修宪的效力做了限制性规定，如韩国宪法第128条第2款规定，修改有关延长总统任期或变更连任规定的提案，对该项提案出台时的在任总统无效。这一条虽不是对修宪权本身的限制，但对修宪权的效力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有利于保持修宪的公正性与公平性，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修宪权的滥用现象。

3．宪法修改条款的修改问题

宪法修改条款能否成为修改的对象是宪法学理论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宪法修改条款的修改可能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非实质性内容的修改，即有关修改方法、程序的设定等。这些修改内容可作为修改的对象；二是实质性内容的修改，即修改对象是否包括修改条款的本质内容。从实证主义理论看，修宪权可以包括修改的本质内容，修改条款本身也可成为修改的对象。但从实质宪法学理论看，修改条款的实质内容不能成为修改对象，其理由主要在于：修宪行为是以修宪权为依据的，对修宪条款的任意性的修正有可能带来修宪权的庸俗化与工具化，削弱修宪行为的价值。实际上，修宪制度的最大功能在于，合理地平衡社会不同的利益关系，保护多数人统治下的少数人利益，遏制多数人统治的非理。因此，把修改宪法条款的实质性内容排除在修宪对象之外是必要的，有助于保持修宪行为的规范化与理性。一旦发现修宪内容超越修宪权应遵循的界限时，应按照一定程序宣布其无效，以维护宪法的尊严与权威。

（四）

1982年宪法规定的宪法修改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宪法修改权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改提案权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这一制度的基本出发点是体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修宪权的统一行使，保证修宪权的权威性与统一性，并对修宪采取比一般法律更为严格的程序。根据修宪程序，自1982年以后，全国人大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对现行宪法进行了三次修改，较合理地解决了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的冲突，为改革提供了合宪性基础。但在实践中我国的修宪程序也暴露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修宪程序不完整，只规定修宪提案权主体和通过程序，没有规定具体审议程序、公布程序等必要的内容；修宪程序与实际宪法制度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修宪程序缺乏规范性；没有建立有效的修宪社会效果评价体系；在宪法学理论上，没有系统地提出确立制宪权、宪法解释权与宪法修改权界限的理论，宪法解释权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

我国宪法对修宪权的界限问题没有作出明文规定，但修宪权主体、行为与对象受一定限制。根据修宪权的理论和我国的体制，全国人大的修宪权是存在一定界限的，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不能成为修宪的对象，如共和国的政体、人民民主制度、国家结构、宪法基本原则等。不考虑制宪权与修宪权的合理界限，主张以“改革”的价值突破现行宪法体制的思考方式是不妥当的。从宪法理性的角度看，我们不应把现实生活中存在弊端的原因简单地归结到宪法上，指责现行宪法，似乎彻底改变现行宪法体制才能实现法治“理想“。在笔者看来，法治社会的基本道德要求与美德是认真地对待宪法，尊重宪法，捍卫宪法尊严。即使是对存在缺陷的宪法，我们也要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在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修改以前，应尊重其价值体系，并通过各种程序与机制完善宪法。从理论与制度看，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本身受宪法的约束，应遵循制宪权确定的权力界限。当然，从修宪技术看，在宪法中详细列举不得修改的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宪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与根本制度不能成为修宪对象。如果某种修宪脱离宪法的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其修宪行为是超越界限的，客观上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必要在总结本国经验与借鉴外国合理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宪法修改制度，建立规范的修宪程序，强化修宪的程序功能，防止修宪程序工具化现象，努力在实体与程序价值的平衡中寻求完善的途径。

[2] 违宪现象的存在是建立和完善宪法保障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违宪的最大危害是侵害了作为国家价值基础的宪法尊严，破坏社会成员的宪法信任。但目前对违宪问题的力量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基本的违宪要件、主体、违宪责任、违宪制裁等问题上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违法、犯罪可怕，违宪不可怕”的观念还有很大的市场。

[3] 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宪法的区分是宪法学的重要命题，它不仅具有宪法分类上的意义，同时直接影响宪法本身的价值体系。实质意义的宪法包括国家组织、作用与原则、原理的全部内容，不受特定理念与意识形态的约束。形式意义的宪法更侧重于宪法内容统一的法律表现形式，有助于人们理解和运用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