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社会福利制度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12:24:26

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制度范文篇1

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社会保险旨在为人们的例如生老病死这些一般生活风险提供保护；社会补偿旨在为人们在遭遇例如战争、暴力行为这些特殊的生活风险而受到损害时提供保护；社会救济旨为那些不能从社会保险或者社会补偿中获得待遇或者从社会保险或社会补偿中获得的待遇不能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人们提供的保护。而社会福利旨在为提高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及人们的全面发展而提供的物质帮助和服务设施，例如住房津贴、教育津贴、青少年津贴、老年公寓、博物馆等。

（一）我国传统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内容

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1951年8月了《关于城市救济福利工作报告》，报告由政府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保障对象主要是无依无靠的城镇孤寡老人、孤儿或弃婴、残疾人等。民政部门通过设立福利机构为这些孤老残幼人员提供保障。福利机构分为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福利企业两类。福利事业机构包括各种收养性的福利院、精神病院等；福利企业主要是通过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解决残疾人的生活保障问题。民政部主管的这些福利只覆盖了城镇极少数特殊人群（占总人口1%不到）。1950年6月颁布的《工会法》、1953年劳动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对企业职工的生活困难补贴、探亲补贴、取暖补贴作了规定，还规定企业应设立食堂、托儿所，所需费用由企业行政或资方负责。1953年5月财政部、人事部《关于统一掌管多子女补助与家属福利等问题的联合通知》、1954年3月政务院了《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福利费掌管使用办法的通知》、1956年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1956年职工冬季宿舍取暖补贴的通知》、1957年1月国务院了《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这些法规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冬季取暖、生活困难补助、职工住宅、上下班交通、职工家属医疗补助、生活必需品供应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由此，绝大多数企业职工以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福利需求按规定由其所在单位提供，并且是我国社会福利的主体（占城市居民的95%以上，占总人口的25%以上）。企业职工的福利由劳动部负责和管理，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福利由政府人事部门负责。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福利是由民政福利、企业职工福利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福利三部分组成。

从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至90年代末期的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居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在不断增加，从职工的生活困难补助、冬季取暖补贴、探亲补贴、交通补贴、休假疗养，到为职工建立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洗澡堂、医务室、阅览室、体育场，再到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粮油以及副食品价格补贴，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单位就是一个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小社会。此外，教育和住房分配也是福利待遇。在教育方面，从小学到高中教育是免费的，高等教育不仅免交学费、住宿费等费用，而且学生还可以享受到能够解决吃饭问题的助学金；在福利分房方面，企业或者单位按照职工的工龄和年龄等条件以及家庭人口数目，为职工分配住房。总之，计划经济时代的50年，我国的社会福利是以职业为依托、以城镇职工为主体、关怀职工生活方方面面、所需经费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提供的福利制度。

我国的福利制度自建立以来，尤其是在建国后的十来年，在解决城乡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社会成员的生存问题上，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据民政部门的统计，1959年民政部门管理的福利院收养了64454位孤老、27964位孤儿和14627位“三无”精神病患者。[1]在农村，按照1960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1956-197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30条确立的对农村中的孤老残幼实行“五保”的制度，许多地区建立了养老院，收养农村中的孤寡老人。到1994年，全国已有33584个乡镇统筹供养了273万“五保”人口，农村敬老院约4万所，收养56万老人。[2]民政福利制度的实施就使得那些社会上最脆弱群体的生存有了保障，由此极大地显示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社会稳定。

在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就业、低工资”的就业和分配制度下，城镇职工所享受到的无所不包的福利待遇，不仅极大地填补了职工由于低收入而造成的生活上的亏空，改善和提高了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而且使他们切实地感受到当家作主的满足和自豪。

（二）我国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传统福利制度日益暴露出一系列不适应新社会环境的弊端：首先，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它们要与所有企业一起参与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尤其是一些老企业，由于背负沉重的职工福利负担，所以难以与新生企业公平竞争，面临更大的破产风险，而且职工所在的企业一旦破产，职工极其家庭能够获得的福利待遇将没有了着落，生活将立即遇到极大困难；其次，企业的福利待遇将企业与职工紧紧地栓在一起（例如单位分配的住房、职工子弟就读的子弟学校等，形成了企业与职工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同企业或单位，职工的福利待遇会有很大差异，有些单位职工的福利甚至高于工资，这就阻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第三，优厚的福利待遇由于是平均分配，所以不但没有发挥它激励劳动者积极性的功能，反而助长了人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影响企业的效率和发展；第四，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经济结构多元化，农村人口流入城镇，进入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单位就业，他们连应当享受到的社会保险待遇都享受不到，何谈享受社会福利待遇，这种从制度建立之初就对农民实行的不平等待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不能再延续下去，否则会继续扩大城乡差距，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也无法打破。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下，传统福利制度不但不能适应不同社会成员的需求（我国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只能满足5%的社会需求，这里的社会福利服务主要指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的养老和寄养机构），而且直接对企业的发展，最终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也会酿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改革传统的福利制度势在必行。

1993年4月，民政部了《部级福利院评定标准》，同年8月，民政部又了《社会福利企业规划》。1994年12月，民政部了《中国福利管理办法》。1997年4月，民政部与国家计委联合《民政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残疾人可以由过去单一的在福利企业就业改变为在福利企业或分散就业。1999年12月，民政部颁布了《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从这些法规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福利院和社会福利企业的发展，福利资金的筹集，还是残疾人就业，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等，民政部门作为我国福利事业的主管机构将把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逐步从官方举办引向社会举办，并按福利需求设立福利项目，例如将原来单一的以集中收养孤寡老人的养老院，按照老年人的不同需求设立养老院、老年公寓、老年护理服务、老年家政服务等福利项目，并面向所有有福利需求的老年人。民政福利的社会化不仅使民政福利走出封闭，而且提高了民政福利机构的效率。与此同时，社会办的福利机构也在迅速发展。尤其是社会办的社会福利企业，其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官办福利企业，有数字表明，到20世纪90年代末，官办福利企业占福利企业总数从65%下降到14%，社会办的福利企业从35%上升到86%，就业的残疾人数占到福利企业就业残疾人总数的84%。[3]

企业职工福利改革，在初期，通过实行承包责任制，将企业的福利设施对外开放。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社会背景下，在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绝大多数企业和单位打破过去封闭运行的模式，成立了面向社会、有偿服务的劳动服务公司，并逐渐与原单位脱钩，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并参与市场竞争。例如，绝大多数的房修公司、托儿所、幼儿园、理发店等都是从原来的企业或单位剥离出去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住房福利改革，198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改革的实施方案》后，城镇居民福利分房开始向住房商品化、私有化方向改革。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以标准价出售公房，1998年底，中央政府宣布停止企事业单位的福利分房后，职工按标准价购买了住房。同时确立了由单位和职工各缴费50%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并为职工建造和出售经济适用房。有些城市为居民提供廉租房或房租补贴。

教育福利改革，让人们感到压力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原来高等院校的助学金制度改为贷学金制度，后来高校学费一路攀升，城市重点中小学校也要收取赞助费。农村义务教育由于失去集体经济的支持而将负担转嫁到了农民身上。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被打破，人们的收入出现了差距，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应运而生，先进的教学设备、优秀的师资、独特的教学方法，为富人的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就学机会。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多种办学模式，开辟了教育领域的竞争局面，为培养出适应时展要求的学生提供了可能。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减少，加之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福利事业逐步走向社会化，因而，单位和企业对于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大大减少，负担大大减轻。与此同时，国家和社会举办的福利事业在迅速发展，不断满足不同社会成员对于福利项目的需求。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改革虽然没有社会保险改革进展快、步伐大，但是它正在缓慢地朝着社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三）应当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

1．应重新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津贴和住房津贴制度。教育津贴和住房津贴都是为人们的全面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提供条件所采取的政策，属于社会福利范畴。我国在教育方面，大学由过去的助学金制改为现在的贷学金制，城市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费用也比较昂贵；在住房方面，由过去的福利分房改为现在的住房货币化。这样以来，国家将上学和住房方面的负担几乎全部转移到了老百姓身上。但是，由于相关的工资制度和收入制度不配套，酿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进入低收入阶层，而且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改变，由此他们子女的上学问题，尤其是上大学，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和思想压力。据教育部门统计，西部地区考上大学的学生20%左右来自贫困家庭，，安徽省高校有贫困生4万余人，，北京高校24万在校生，其中贫困生占15%-20%，有些学校达到40%。[4]各地虽然颁布了“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并建造了经济适用房，但真正有资格的购买者由于囊中羞涩而不能购买，反被有钱而没有买房资格的富人买走用于出租收取租金，这不但使立法的初衷没有得到实现，反而进一步拉大了贫富距离。因此，在教育福利和住房福利改革方面，我们不能采取过去和现在的这两种极端的做法，而应当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按一定条件提供的教育津贴和住房津贴法规，以减轻人们在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经济负担，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平。

2应尽快建立青少年援助制度。青少年援助制度适用于那些父母因死亡、离异、被判刑等原因，无人照管而流落街头的未成年人群体，应当是社会福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几年来，在我国出现了许多有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的人士，他们利用自己办企业赚来的钱或者从国家慈善机构争取来的资金，收养那些流落街头的未成年人，为国家承担了责任，使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归的未成年人生活有了保障，也得到了教育。[5]但是，由于这些从事慈善事业的人经济能力有限，使得所从事的有益事业常常处于困境甚至难以为继。每当这样的时候，当地政府又不能接手，使本来有意义的事情变得非常被动。这不仅不利于那些未成年人的成长，而且给以后愿意做善事的人造成恐惧和担心，使他们不再敢重蹈覆辙。在我国，流落街头的未成年人比较多，所以，需要尽快制定青少年援助法，为那些不属于残疾遗弃，但又无人照管、流落街头的青少年提供生活和教育援助，使他们能够与其他青少年一样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青少年援助所需资金应由国家财政支付或者从福利收入或社会募捐中拿出一部分支付或在主办人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时国家财政予以一定支持，这样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从事类似的慈善事业。

3．分离福利与就业的内在联系，使职工与企业和单位之间只具有劳动工资关系，使职工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根据需要和可能购买从社会福利中分离出来的市场化服务。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以及企业和单位为职工提供的平均分配的隐性收入，价值与工资相当甚至超过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将单位与职工紧紧捆在一起，甚至无法分离。在市场经济下，应当将这种隐性收入中的相当部分体现在人们的工资收入中，让人们在获取比较多的劳动报酬后，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需要选择购买适合自己的服务产品，比如老年公寓、托儿所、幼儿园、体育设施、餐馆等会有不同档次，人们都可以自主选择。为了得到收费较高的优质服务，人们需要积极努力工作，这又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热情；人们有了较多的收入，就会购买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这反过来又推动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由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需要大力支持民办福利机构，减少对民办福利机构的限制，包括对民办福利机构成立的条件不能要求过严，为民办福利机构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政策，扶持民办福利机构健康发展，并为民办福利机构与官办福利机构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4．要将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作比较明确的界分。社会福利解决的是人们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如何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问题；而社会救济解决的是人们的生存问题。在我国以往的社会福利项目中，有些项目属于社会救济范畴，比如城镇的“三无”人员，民政部门为其提供的生活保障属于社会救济，而不属于社会福利，尽管所需费用都是从国家财政支付，所以没有不要将社会救济列入社会福利的范畴，因为为他们解决的仅仅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另外，残疾人由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所以对他们的劳动就业、康复、接受特殊教育等问题由残疾人保障法作出专门规定，并由残疾人企业、康复机构、特殊教育学校等机构予以实施，也属于独特领域，不应纳入社会福利范畴。而对于那些“三无”残疾人，则应由社会救济机构为其提供保护。

5．要将社会福利社会化与第三产业提供服务区分开来。社会福利社会化应当理解为国家办社会福利，而不是企业和单位办自己职工的福利。在社会保障领域，国家与社会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主要是指国家用公众（社会）缴纳的税金举办社会福利事业，其次是政府将发放的福利和组织募捐获得的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比如教育津贴、住房津贴或购房津贴、青少年援助资金由国家从财政支付，而城镇在社区设立的健身设施的资金则出自发行的体育。而过去涉及面广泛的其他福利服务则应由称作第三产业的服务行业提供并由人们自己去购买。社会福利在我国目前甚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是无所不包的，实践证明它是包不了的。

总之，经过以上初步梳理以后，我们应当摈弃以往无所不包的大福利概念，在合理的工资制度下，将应当由人们购买的社会服务让人们就像购买食品、衣服和其他生活用品那样自己去购买，而只是将有限的几个项目保留在社会福利中，这与国与民都将是有益的。

[1]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2]林嘉：《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

[3]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社会福利制度范文篇2

（一）我国传统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内容

（二）我国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

（三）应当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

[1]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2]林嘉：《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

[3]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社会福利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方向

1社会福利的涵义及本质特征

社会福利的内涵及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社会福利的重心经历了从社会救助到社会保险再到普遍性的社会服务的过程。时至今日，在发达国家，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补贴和社会服务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福利项目。在我国，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已逐渐脱离了社会救济的范畴；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社会福利观念的影响，对于社会福利的看法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且同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和主张。笔者把它界定为，社会福利是国家和社会为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需求之上的需求，运用社会互助的机制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的活动。在现实中，社会福利通常包括满足人们在生活照顾、护理保健、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方面需求的活动，此外在广义上亦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等内容。社会福利有三个本质特征：

(1)脆弱群体优先。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社会脆弱群体，他们存在一些特殊的需求，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需要来自社会的保护和满足，其中主要是生活照顾服务，也包括身体康复、教育、就业、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需求。国家和社会应该首先满足这个群体的需求，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2)福利性。对受益者个人来说，社会福利具有福利性。面向脆弱群体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因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支付能力有限，常常是免费或者是象征性的收费，这无疑具有福利性。即使收取的费用比较高，但只要未达到该项服务的市场价格，则仍然存在着福利性，属于社会福利的范畴。“市场价格是判断是否存在社会福利的标尺。”如果按照市场价格收费，就超出了社会福利领域而属于经济领域。

(3)服务性。“社会福利侧重于满足社会成员较高水平或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这些需求大多是以服务的形式提供的，因此社会化的服务是社会福利主要的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社会福利的特点是为个人提供服务，以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求。因此，福利服务的主体和资源是社会化的，但服务的对象和方式却是个体化的，必须针对每个服务对象具体的特点和情况，灵活多样、因地制宜地开展福利服务。

2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及其改革

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指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它呈现出一种制度性供给与补缺型福利并存的二元格局。这种福利模式是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城市，社会福利属于制度化再分配型福利，是保障程度和福利水平很高的国家福利模式。这种模式与充分就业的就业制度紧密相联。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通过自己就业的单位得到全面而优厚的社会福利待遇。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人们生活中几乎一切方面都得到了单位的关怀与保障。这种制度的福利水平即使比起西方的福利国家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传统体制下的国有单位并不自负盈亏，和国家财政实际上是“一本账”，所以国家和单位具有同一性。单位只是国家向城市居民提供各种福利的工具和途径。此外，城市里也存在一些非就业人口如孤老残幼等“三无”对象，接受着国家民政部门的收养和救济，属于补缺型的福利模式，但因为覆盖的人数极少，在我国城市的社会福利体系只是处于附属和补充的地位。在农村，我国的社会福利是典型的补缺型的集体福利模式。国家基本上不对农村的社会福利承担责任，而是由农村的集体组织（如、生产队等）承担有限的责任，即对农村的孤老残幼等“三无”人员实行“五保”供养。由于当时农村的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又很少得到来自国家的财政支持，因此农村集体所办的福利只能覆盖少数“三无”人员，而且福利待遇处于社会救济层次。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包揽、高水平的城市福利与项目残缺、救济型的农村福利相互分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改变，社会福利制度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上了改革之路。到今天，在社会福利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改革思路和方针政策。“社会福利社会化”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明确提出是在1990年，在2000年的全国社会福利社会化工作会议上得到系统阐述。在实践中表现为原有的以社会救济为特征、政府包办、只面向“三无”对象和“五保户”的模式向政府负责社会福利费用、全社会兴办社会福利、面向社会上有需求的所有公民、福利机构市场化经营的新型社会福利模式转变。这个过程由国有社会福利机构的改革发端，然后开展面向社会全体公民的社区服务，之后逐步形成一套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思路。然而从总体上看，社会福利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是渐进而缓慢的，新型的社会福利制度至今并未出现。

3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构想

根据本文对社会福利涵义的界定，充分借鉴和学习以上几种制度的优点，笔者初步形成了对于我国社会福利改革目标模式的构想。它包含下面五个方面的内容：

3.1政府办福利机构民营化

在现有体制下，政府办的社会福利机构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缺乏人、财、物等方面的经营自主权，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态度恶劣、效率低下等成为官办福利机构的通病。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即将大多数的官办福利机构民营化。当然民营化不等于私有化。作为非营利机构，最关键的问题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所有权的模糊性是所有非营利机构的共同特征。民营化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实行委托经营的办法，这方面的探索也是上海首先进行的。但要注意的是，既然委托经营的是非营利的福利事业，政府就不应该再收什么经营承包费用，否则这种费用最终会转嫁到福利服务的对象头上，这与政府介入社会福利的目的是根本相悖的。当然，根据香港的经验，有一小部分政府办的福利机构是不能民营化的，因为这些机构提供的是需要借助行政权威的具有强制性或者政策性较强的服务。这些服务是民间机构做不好或不愿做的，因此必须由政府直接提供。

3.2发展民办非营利性的福利机构，使之成为社会福利机构的主体形式

按照官方的分类，我国的社会福利机构分为民政部门办和社会办两大类，然而社会办却不等于“民办”和“非政府办”，社会办的福利机构中，有一部分如乡镇政府用财政资金举办的机构其实亦属于政府办的范畴。此外，在我国，很多社会福利机构虽然主要是运用社会资金兴办的，但整个兴办过程，如倡导发起、组织建设和经营运作要么由政府机构主持，要么受到政府机构很深的影响。而真正社会办的福利机构生存发展的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仍然不能得到与国办福利机构平等的发展机会。因此，首先要对现有的社会办福利机构实行“去政府化”，将政府从这些机构僭取的权力归还给它们，使这些社会办的福利机构真正“社会办”，成为民办的、非营利性的福利机构。其次，政府要给予民办福利机构和国有福利机构平等的发展空间。政府目前应该出台更大力度的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和资助民办福利机构的兴办和发展。从世界各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经验来看，民办非营利性的福利机构应该成为我国社会福利机构的主体形式。

3.3遵循的是普遍主义原则

为了体现出福利性，应建立面向所有非营利性福利机构的政府资助制度。这种资助制度对各种所有制、各种主体和形式的福利机构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具体资助数额应根据各个福利机构服务项目的多少和规模大小而定。同时，为了与政府补贴制度相衔接，政府资助的总体水平较低，只占各种福利机构建设和运作经费很小的一部分。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力的增强，政府应逐渐加大对福利机构资助的力度和份额。

3.4按照社会福利服务的特点将福利服务项目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诸如对老人、儿童生活照顾等项目，这类项目需求量较大，虽包含着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的责任，但对受益人来说，个人责任和家庭责任占主要地位，个人有购买意愿，从而可以使收费达到成本价格，对这类项目实行政府补贴制度。具体做法为，福利机构实行收费制，并依据福利服务的市场供求关系确定收费水平。政府将对国有福利机构的拨款除小部分保留并改造成政府资助制外，绝大部分改为对福利对象的补贴，其中对“三无”和收入低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员，改由社会救助系统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救助金；而对于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却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弱势群体，则根据个人财产和收入的多少相应给予补贴，对个人收入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则不再给予补贴。然后包括受到补贴和没有受到补贴的所有公民都可以自由选择福利机构，购买自己需要的福利服务。从而在福利服务机构与服务对象之间引进市场机制，在福利机构之间引入竞争，促使福利机构提供廉价、优质、高效的服务。

3.5可建立政府购买制度

比如由政府办福利机构提供的服务项目就属于此类。此外，实行政府补贴制的目的是通过服务对象选择服务机构而引进竞争机制。但如果服务对象本身缺乏选择能力，同时又没有抚养人或监护人为他选择，例如孤儿和精神病人等，也应实行政府购买制度。政府购买，就是在某项福利服务一定质量的前提下，按照所提供服务的总量由政府一次性的支付服务费用。政府购买要有效果，关键是对福利机构业绩的考核，其中对服务质量的考核最为重要。因为服务对象没有选择服务机构的权利，在与服务机构的关系中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在没有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情况下，福利服务机构很容易降低服务标准，忽略服务质量，损害服务对象应享有的权益。因此，政府要加强对服务机构的业绩表现的监察，加大对服务质量考核的力度。

参考文献

1孙炳耀，常宗虎.中国社会福利概论[M].中

国社会出版社，2002

2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王子今.中国社会福利史[M].北京：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2

社会福利制度范文篇4

（一）我国传统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内容

（二）我国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

（三）应当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

[1]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2]林嘉：《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

[3]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社会福利制度范文篇5

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社会保险旨在为人们的例如生老病死这些一般生活风险提供保护；社会补偿旨在为人们在遭遇例如战争、暴力行为这些特殊的生活风险而受到损害时提供保护；社会救济旨为那些不能从社会保险或者社会补偿中获得待遇或者从社会保险或社会补偿中获得的待遇不能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人们提供的保护。而社会福利旨在为提高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及人们的全面而提供的物质帮助和服务设施，例如住房津贴、津贴、青少年津贴、老年公寓、博物馆等。

（一）我国传统福利制度的建立和

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1951年8月了《关于城市救济福利工作报告》，报告由政府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保障对象主要是无依无靠的城镇孤寡老人、孤儿或弃婴、残疾人等。民政部门通过设立福利机构为这些孤老残幼人员提供保障。福利机构分为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福利两类。福利事业机构包括各种收养性的福利院、精神病院等；福利企业主要是通过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解决残疾人的生活保障。民政部主管的这些福利只覆盖了城镇极少数特殊人群（占总人口1%不到）。1950年6月颁布的《工会法》、1953年劳动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对企业职工的生活困难补贴、探亲补贴、取暖补贴作了规定，还规定企业应设立食堂、托儿所，所需费用由企业行政或资方负责。1953年5月财政部、人事部《关于统一掌管多子女补助与家属福利等问题的联合通知》、1954年3月政务院了《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福利费掌管使用办法的通知》、1956年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1956年职工冬季宿舍取暖补贴的通知》、1957年1月国务院了《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这些法规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冬季取暖、生活困难补助、职工住宅、上下班、职工家属医疗补助、生活必需品供应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由此，绝大多数企业职工以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福利需求按规定由其所在单位提供，并且是我国社会福利的主体（占城市居民的95%以上，占总人口的25%以上）。企业职工的福利由劳动部负责和管理，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福利由政府人事部门负责。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福利是由民政福利、企业职工福利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福利三部分组成。

从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至90年代末期的整个计划时期，城镇居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在不断增加，从职工的生活困难补助、冬季取暖补贴、探亲补贴、交通补贴、休假疗养，到为职工建立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洗澡堂、医务室、阅览室、场，再到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粮油以及副食品价格补贴，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单位就是一个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小社会。此外，教育和住房分配也是福利待遇。在教育方面，从小学到高中教育是免费的，高等教育不仅免交学费、住宿费等费用，而且学生还可以享受到能够解决吃饭问题的助学金；在福利分房方面，企业或者单位按照职工的工龄和年龄等条件以及家庭人口数目，为职工分配住房。总之，计划经济的50年，我国的社会福利是以职业为依托、以城镇职工为主体、关怀职工生活方方面面、所需经费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提供的福利制度。

我国的福利制度自建立以来，尤其是在建国后的十来年，在解决城乡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社会成员的生存问题上，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据民政部门的统计，1959年民政部门管理的福利院收养了64454位孤老、27964位孤儿和14627位“三无”精神病患者。[1]在，按照1960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1956-197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30条确立的对农村中的孤老残幼实行“五保”的制度，许多地区建立了养老院，收养农村中的孤寡老人。到1994年，全国已有33584个乡镇统筹供养了273万“五保”人口，农村敬老院约4万所，收养56万老人。[2]民政福利制度的实施就使得那些社会上最脆弱群体的生存有了保障，由此极大地显示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社会稳定。

（二）我国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传统福利制度日益暴露出一系列不适应新社会环境的弊端：首先，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它们要与所有企业一起参与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尤其是一些老企业，由于背负沉重的职工福利负担，所以难以与新生企业公平竞争，面临更大的破产风险，而且职工所在的企业一旦破产，职工极其家庭能够获得的福利待遇将没有了着落，生活将立即遇到极大困难；其次，企业的福利待遇将企业与职工紧紧地栓在一起（例如单位分配的住房、职工子弟就读的子弟学校等，形成了企业与职工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同企业或单位，职工的福利待遇会有很大差异，有些单位职工的福利甚至高于工资，这就阻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第三，优厚的福利待遇由于是平均分配，所以不但没有发挥它激励劳动者积极性的功能，反而助长了人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企业的效率和发展；第四，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经济结构多元化，农村人口流入城镇，进入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单位就业，他们连应当享受到的社会保险待遇都享受不到，何谈享受社会福利待遇，这种从制度建立之初就对农民实行的不平等待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不能再延续下去，否则会继续扩大城乡差距，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也无法打破。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下，传统福利制度不但不能适应不同社会成员的需求（我国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只能满足5%的社会需求，这里的社会福利服务主要指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的养老和寄养机构），而且直接对企业的发展，最终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也会酿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改革传统的福利制度势在必行。

1993年4月，民政部了《部级福利院评定标准》，同年8月，民政部又了《社会福利企业规划》。1994年12月，民政部了《福利管理办法》。1997年4月，民政部与国家计委联合《民政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残疾人可以由过去单一的在福利企业就业改变为在福利企业或分散就业。1999年12月，民政部颁布了《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从这些法规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福利院和社会福利企业的发展，福利资金的筹集，还是残疾人就业，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等，民政部门作为我国福利事业的主管机构将把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逐步从官方举办引向社会举办，并按福利需求设立福利项目，例如将原来单一的以集中收养孤寡老人的养老院，按照老年人的不同需求设立养老院、老年公寓、老年护理服务、老年家政服务等福利项目，并面向所有有福利需求的老年人。民政福利的社会化不仅使民政福利走出封闭，而且提高了民政福利机构的效率。与此同时，社会办的福利机构也在迅速发展。尤其是社会办的社会福利企业，其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官办福利企业，有数字表明，到20世纪90年代末，官办福利企业占福利企业总数从65%下降到14%，社会办的福利企业从35%上升到86%，就业的残疾人数占到福利企业就业残疾人总数的84%。[3]

教育福利改革，让人们感到压力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原来高等院校的助学金制度改为贷学金制度，后来高校学费一路攀升，城市重点中小学校也要收取赞助费。农村义务教育由于失去集体经济的支持而将负担转嫁到了农民身上。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被打破，人们的收入出现了差距，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应运而生，先进的教学设备、优秀的师资、独特的教学，为富人的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就学机会。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多种办学模式，开辟了教育领域的竞争局面，为培养出适应时展要求的学生提供了可能。

（三）应当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福利制度

1．应重新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津贴和住房津贴制度。教育津贴和住房津贴都是为人们的全面和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提供条件所采取的政策，属于社会福利范畴。我国在教育方面，大学由过去的助学金制改为现在的贷学金制，城市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费用也比较昂贵；在住房方面，由过去的福利分房改为现在的住房货币化。这样以来，国家将上学和住房方面的负担几乎全部转移到了老百姓身上。但是，由于相关的工资制度和收入制度不配套，酿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在体制改革以后，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进入低收入阶层，而且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改变，由此他们子女的上学问题，尤其是上大学，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和思想压力。据教育部门统计，西部地区考上大学的学生20%左右来自贫困家庭，，安徽省高校有贫困生4万余人，，北京高校24万在校生，其中贫困生占15%-20%，有些学校达到40%。[4]各地虽然颁布了“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并建造了经济适用房，但真正有资格的购买者由于囊中羞涩而不能购买，反被有钱而没有买房资格的富人买走用于出租收取租金，这不但使立法的初衷没有得到实现，反而进一步拉大了贫富距离。因此，在教育福利和住房福利改革方面，我们不能采取过去和现在的这两种极端的做法，而应当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按一定条件提供的教育津贴和住房津贴法规，以减轻人们在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经济负担，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平。

2应尽快建立青少年援助制度。青少年援助制度适用于那些父母因死亡、离异、被判刑等原因，无人照管而流落街头的未成年人群体，应当是社会福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几年来，在我国出现了许多有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的人士，他们利用自己办赚来的钱或者从国家慈善机构争取来的资金，收养那些流落街头的未成年人，为国家承担了责任，使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归的未成年人生活有了保障，也得到了教育。[5]但是，由于这些从事慈善事业的人经济能力有限，使得所从事的有益事业常常处于困境甚至难以为继。每当这样的时候，当地政府又不能接手，使本来有意义的事情变得非常被动。这不仅不利于那些未成年人的成长，而且给以后愿意做善事的人造成恐惧和担心，使他们不再敢重蹈覆辙。在我国，流落街头的未成年人比较多，所以，需要尽快制定青少年援助法，为那些不属于残疾遗弃，但又无人照管、流落街头的青少年提供生活和教育援助，使他们能够与其他青少年一样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青少年援助所需资金应由国家财政支付或者从福利收入或社会募捐中拿出一部分支付或在主办人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时国家财政予以一定支持，这样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从事类似的慈善事业。

3．分离福利与就业的内在联系，使职工与企业和单位之间只具有劳动工资关系，使职工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根据需要和可能购买从社会福利中分离出来的市场化服务。在计划经济，国家以及企业和单位为职工提供的平均分配的隐性收入，价值与工资相当甚至超过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将单位与职工紧紧捆在一起，甚至无法分离。在市场经济下，应当将这种隐性收入中的相当部分体现在人们的工资收入中，让人们在获取比较多的劳动报酬后，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需要选择购买适合自己的服务产品，比如老年公寓、托儿所、幼儿园、设施、餐馆等会有不同档次，人们都可以自主选择。为了得到收费较高的优质服务，人们需要积极努力工作，这又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热情；人们有了较多的收入，就会购买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这反过来又推动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由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需要大力支持民办福利机构，减少对民办福利机构的限制，包括对民办福利机构成立的条件不能要求过严，为民办福利机构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政策，扶持民办福利机构健康发展，并为民办福利机构与官办福利机构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5．要将社会福利社会化与第三产业提供服务区分开来。社会福利社会化应当理解为国家办社会福利，而不是企业和单位办自己职工的福利。在社会保障领域，国家与社会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主要是指国家用公众（社会）缴纳的税金举办社会福利事业，其次是政府将发放的福利和组织募捐获得的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比如教育津贴、住房津贴或购房津贴、青少年援助资金由国家从财政支付，而城镇在社区设立的健身设施的资金则出自发行的体育。而过去涉及面广泛的其他福利服务则应由称作第三产业的服务行业提供并由人们自己去购买。社会福利在我国甚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是无所不包的，实践证明它是包不了的。

[1]郑功成等：《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2]林嘉：《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

[3]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社会福利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亚洲国家；福利制度；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要将亚洲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是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亚洲不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各国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影响社会福利制度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均有很大差异。如日本早已是公认的发达国家．其不仅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近半个世纪，而且福利制度伴随经济发展而日臻完善；韩国等亦在上世纪80年代即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国民福利亦得到了较快发展；其他多数国家还属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亚洲多数国家毕竟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并且大多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之中，我们依然可以从宏观上加以考察，并获得一些基本的结论。

通过对亚洲一些国家福利制度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一些现象：

1．普遍奉行经济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的取向。与欧洲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水平通常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提高的规律相比较，亚洲除日本外，大多数国家并未遵循这一规律。例如。战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作为率先工业化的亚洲“四小龙”，就一直追求高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福利的改善，长期将发展经济视为重中之重，注重储蓄与发展，以小规模的社会福利公共开支作为其发展经济的优势。后来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中国大陆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亦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经济增长优先的低福利政策取向。在增长优先战略的指导下，人们将社会福利看成经济增长的负担，认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削弱国际竞争力，甚至将福利与养懒汉等同起来，并将相对忽略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持低福利政策视为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看到的现象，便是在最近几十年间，亚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在持续快速增长，而社会福利制度却进展缓慢，国民福利依然处于低水平状态。据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5月14日的一份对亚洲各国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比较研究报告《社会保护指数》显示，亚洲各国用于社会福利的平均开支低于GDP的5％，给予失业人口、老人、穷人和残疾人的财政资助平均水平仅达到联合国规定的35％。可见，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取向的直接后果，即是社会福利支出严重偏低，对国民福利保障严重不足。

2．社会保障覆盖率低。普惠性弱，不公平性突出。除日本、韩国等极少数国家外，亚洲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覆盖率都很低。以中国为例，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只占应参加养老保险人数的20％，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亦在同龄人口中只占20％左右；即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亦仅有5％左右的人口直接受益；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步伐虽然在加快，但还有3亿左右的城乡人口缺乏医疗保障，而在农村参加了合作医疗的乡村居民实际得到的医疗保障待遇不足其医疗支出的1／3。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蒙古等国家，均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与覆盖率低并存的另一现象，是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公平性非常突出。各国的公务员普遍享有较高水平的福利保障，但普通劳动者享受的福利保障却非常有限，高水平福利保障、低水平福利保障与缺乏福利保障的群体现象．在同一个亚洲国家往往并存，其体现的往往是强者优先、弱者居后的顺序。折射出来的同样是增长优先战略。

3．与就业、收入密切关联而与公民权的关系并不紧密。尽管欧洲国家早期的社会保障是与就业、收入密切关联的制度安排，但战后却日益与就业、收入有了距离，而与公民权直接相关。基于公民权的福利制度安排，必然是普惠的、公平的制度安排。然而，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普遍以社会保险为中心。以劳动者甚至只以公职人员为核心，国民获得社会保障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就业或者其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条件，而且往往是正规就业才较易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这样的制度安排其实同样是基于增长优先、效率优先的发展取向，从而很自然地难以实现社会公平。

4．福利制度的多样性特征非常明显。与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各国的福利制度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日本是一种亚洲型的福利国家，新加坡选择了独特的公积金模式．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混合型福利制度，其他国家在福利制度安排方面亦有很大差异。这一方面表明了亚洲国家在建设自己的福利制度时没有盲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也表明不同的国情对福利制度的客观制约作用很大。

5．家庭保障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传统影响深远。尽管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全球化思潮对亚洲人的影响非常大，但家庭保障作为亚洲共同的文化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而影响着福利制度安排及其政策取向。在中国，占总人口60％以上的乡村人口就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保障，无论自愿与否和是否具备保障能力，家庭都必须承担起保障家庭成员的责任，在其他多数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种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是可以进一步发挥家庭内部的保障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亲情关系，但它也直接制约着福利制度的社会化与普惠化。并通常构成亚洲一些国家延缓建立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好理由。而在缺乏正式社会保障制度或者正式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低、保障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将家庭作为最主要的保障资源，并且完全可能因为维护一个家庭成员的生存与发展而损害另一个家庭成员的正常权益．从而从另一个侧面造成对社会公正的损害。

6．人口老龄化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化．构成了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新挑战。尽管亚洲总体上属于年轻型，但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正在步日本后尘而进入老年型社会，中国于2000年进入老年社会，少子高龄化现象正在由日本等少数国家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蔓延，同时乡村的老龄化明显快于城市老龄化，这是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以中国为例，以亿计的乡村年轻人离开农村而迁入城镇，老年人口在农村居民中的比重急剧上升；类似的现象在泰国、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同样在大规模出现，并必然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蔓延。然而，这些亚洲国家还未能够为老年社会的到来做好相应的财政与服务体系的准备。而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增长，亚洲多数国家的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中国的情形就十分明显，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都是亚洲国家必须应对的挑战。

那么，当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亚洲国家的福利制度何去何从?是仿效欧洲国家，还是向美国靠拢，抑或是走出自己的新路来?合理的答案，只能是在遵循福利制度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发展之路。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在亚洲各国经济都在向前发展的大背景下，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未来发展亦必然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笔者认为，有五个趋势将不可逆转：

1．调整发展理念，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国民福利，并将人民带入福利社会的趋势不可逆转。日本早已是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福利社会。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正在将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列为国家发展的追求目标。中国则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近几年中国执政党与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高度重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多个东盟国家亦在扩大自己的福利支出。所有这些，都表明亚洲国家正在向欧洲健全的能够体现民主和公民权益的福利制度靠拢。新自由主义取向的发展理念正在亚洲许多国家遭到挫折。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的要求总是持续向上、向好的，民生问题升级的主要标志就是对社会安全网的要求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也是亚洲国家长期奉行的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取向虽然在经济发展初期具有必要性，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引发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不同社会阶层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等，这些问题必然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大幅度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努力提高全民生活质量的趋势不可逆转。基于多数亚洲国家过去长期采取低福利政策并导致保障不足的现实格局，人民对生活质量持续提升的强烈要求与愿望，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与家庭保障功能的持续弱化，再加上各国对公民权的日益认同、民主化进程加快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可以肯定亚洲国家未来必定大幅度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并通过建设健全的福利制度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发展目标。保障水平低下、覆盖率低、不公平性等局面将会逐渐得到改变。

3．遵循公平、正义、共享的新价值观，将大量被排斥在外的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和乡村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可逆转。从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到，在非正式部门就业的人口和乡村人口往往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这种排斥不仅进一步放大了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而且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平，并最终会损害效率，因此．公平、正义、共享将成为新世纪亚洲国家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而统筹正式部门就业人口与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的福利制度，统筹城乡的福利制度，即是消除社会不公和实现公平、正义、共享核心价值的必由之路。因此，尽管将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和乡村人口纳入正式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诸多困难甚至障碍，但其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公务员之家

4．理性选择福利制度．努力实现可持续福利社会的趋势不可逆转。从亚洲各国对待福利制度异常小心谨慎来看．并不完全是排斥福利的结果，而是包含了理性选择福利制度的成分在内．因为福利的刚性增长规律和欧洲部分国家因福利水平过高而造成的一些并不完全正面的影响，客观上告诫亚洲国家在设计自己的福利制度时需要理性。中国走渐进改革的道路，强调尊重国情，其实也有着理性的考虑因素。因此，简单模仿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理性寻求可持续的福利社会发展道路的时代已经到来。

社会福利制度范文篇7

一、我市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建设的现状

长期以来，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市实行的是典型的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被分割为城市职工的单位福利（职工福利）、民政（社会）福利和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社会福利三部分。三者之间缺乏协调性和稳定性，形成了三个彼此封闭的、隔离的体系。一是城市单位福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高就业、低收入”的就业政策。由于社会公共福利的缺失，由企事业单位为职工提供医疗、养老、各种生活福利乃至住房、教育等完善的福利待遇。城市单位福利虽具有高福利、普遍化的特征，但以城镇劳动者就业为前提。二是民政（社会）福利。建国初期，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结合在一起，统称“社会救济福利”，主要任务是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流离失所、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的鳏寡孤独人员、残疾者、失业人员等的社会救济、生活和收容安置问题。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福利才与社会救济分流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三无”（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无生活来源）老人、儿童、残疾人、精神病患者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福利体系。三是农村社会福利。农村社会福利以没有家庭或失去家庭（即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无生活来源）为前提，享受对象主要是孤老残幼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因此绝大多数的农村社会成员与农村社会福利无缘，享受不到社会福利，而只有极少数的符合条件的“五保”对象才能享受到社会福利待遇，享受“五保”待遇和进入农村的敬老院等福利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适应经济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市积极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了以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养老福利、医疗福利、教育福利和住房福利等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社会福利体系框架，社会福祉水平大幅提高。

（一）就业保障制度。

一是建立失业、工伤保险制度。出台《市失业保险规定》、《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市职业生育保险规定》、在全市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失业、工伤保险制度。在做实本市企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职工工伤保险的基础上，将外地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二是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制度。建立企业职工下岗申报制度，进一步放宽下岗职工再就业补助政策，对新建劳务派遣组织、社区就业组织招用下岗职工给予一次性专项补助，对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安置下岗职工、城镇失业人员的，给予专项补助。对主动参加再就业培训的下岗职工给予基本生活费。

三是农民工就业保护制度。创新企业参保模式，积极推进农民工参保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工作，采取强制措施，对于不给建筑业民工上保险的企业最高可给予1万元的罚款。推行建筑业农民工实名制卡，工人的工资按月发放到实名制卡上。同时把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规划，逐步解决对外来务工人群和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四是大学毕业生就业促进制度。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全力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主要措施有：从优秀毕业生中招聘中小学教师；聘用优秀毕业生参与重大科研项目；鼓励应届生进一步求学深造；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鼓励大学生到城乡社区就业等。

（二）生活保障制度。

一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0年，我市出台《市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规定：凡持有本市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当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以申请享受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目前城市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430元。

二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2年，我市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凡具有本市正式农业户口，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区县当年低保标准的农村居民均属保障范围。目前，我市农村低保年最低标准为2520元。同时，实施农村低保分类救助制度，对农村低保对象中没有劳动能力的重残人按城市低保待遇给予救助。积极推进城乡低保制度并轨，朝阳、海淀、丰台等区率先实现率城乡低保标准并轨。

三是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1985年，我市开始实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由农村经济组织负责供养。2008年，出台了《市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规定具有本市农业户口的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居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并将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供养标准不得低于区、县农村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四是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2003年，成立市、区两级救助事务管理机构，对街头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帮扶，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实现了从强制收容遣送向自愿关爱救助转变。

五是灾民生活救助制度。对遭受地震、洪水、旱灾、台风、冰雪等自然灾害的群众提供住宿、衣被、饮用水、食物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及一定的灾害补助金。

六是丧葬经费补助制度。出台城乡无丧葬补助居民丧葬补贴办法，城乡居民同等享受5000元丧葬补助。全面实施“零百千万”殡仪服务工程，为群众提供优质殡仪服务。建成首家城市公益性公墓，对低保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实行免费安葬，对其他市民实行低偿服务。

（三）养老福利制度。

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截至2010年，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离退休人员达180余万人，退休金月人均2030元。

二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创立“个人账户+基础养老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由财政每月为参保农民支付280元的基础养老金。统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城市无业居民和农村人口全部纳入其中，实现了城乡全体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三是老年人福利服务制度。建立城乡无保障老年居民福利养老金制度，财政出资为城乡无保障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200元福利养老金；制定老年人优待办法，对60岁以上老人给予医疗服务“六优先”、社区卫生服务“三优先”、各级文化馆免费开放等11项优惠。其中，65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免费游公园；出台居家养老“九养办法”，建立万名“孝星”评选、居家养老服务券、百岁老人补助医疗等制度，在全市城乡社区建立养老餐桌、托老所，重点解决老年人基本生活、就餐难、照料难等问题，老年人“出行更省钱、就餐更方便、生活更丰富、身心更健康”。

（四）医疗福利制度。

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市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

二是城乡医疗保险制度。针对无医疗保障老人和学生儿童看病贵的问题，建立城镇无医疗保障老年人和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简称“一老一小”），财政每年为参保的城镇无保障老人每人补贴1100元，为学生儿童每人补助50元，老人和学生儿童分别只需缴纳300元和50元即可享受相关待遇。

三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财政为参合农民每人每年增加补贴100元，到2010年达到年补贴520元。四是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重点解决城镇劳动年龄内无业居民没有医疗保障的问题。五是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城乡低收入家庭、因遭受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及家庭成员患重病等特殊原因，造成经济支出过大、生活暂时困难的特殊对象、其他困难人员等四类人群均可申请享受医疗救助待遇。从2009年开始，我市将原慢性病、常见病门诊医疗救助和原危重病（大病）住院医疗救助的报销比例均由50%提高到60%，原危重病（大病）住院医疗救助的报销额度则由最高1万元提高到3万元。

（五）教育福利制度。

一是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全面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都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除学、杂费，对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适当生活补助。

二是职业教育补助制度。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2009年起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费。全面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制度，一等国家助学金标准为每人每年2500元。免除中等职业学校城乡低保农村困难家庭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所需经费由市级财政全额补助。

三是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制度。1998年，制定了《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规定流动人口中凡随父母来京，年龄在6至15周岁，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且其父母在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的,可以申请在本市中小学借读，接受义务教育。2004年，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取消了对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子女的借读费。从2006年秋季学年开始，流动人口子女同等享受义务阶段免费教育。

四是特殊教育制度。特殊教育的对象主要是盲、聋、哑、智力落后以及有其他身心缺陷的儿童和青少年，设有盲校、聋校、培智学校等。市现有特殊教育学校23所，现有特殊学生2000余人，基本形成了以随班就读为主体、特殊学校为骨干、其他形式为补充的特殊教育格局。

五是教育救助制度。建立针对城乡困难家庭子女大学就学的教育救助制度，城乡低保家庭和享受生活困难补助的重残人家庭的子女上学可获一次性入学救助4000元。

（六）住房福利制度。

一是经济适用房制度。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家应符合的条件：

（1）取得本市城镇户籍时间满3年，且年满18周岁，申请家庭应当推举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单身家庭提出申请的，申请人须年满30周岁。

（2）人均住房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

（3）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22700元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须在24万元及以下；2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36300元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须在27万元及以下；3人户家庭申请经济适用房，家庭年收入须不超45,300元，家庭总资产净值在36万元以下；4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52900元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须在45万元及以下；5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60000元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须在48万元及以下。

二是廉租房制度。申请条件主要有：

（1）廉租房申请人户籍登记地在本区，取得本市户籍满5年的方可申请。

（2）申请廉租房的家庭上年月收入人均低于580元（连续一年）。

（3）家庭人数为1人的，年收入要求低于6960元、家庭人数为2人的要求年收入低于13920元，申请家庭每增加1人，按增加6960元计算。

（4）申请廉租房的家庭人数为1人时要求家庭总资产低于15万元、家庭人数为2人时低于23万元、为3人时低于30万元、4人时低于38万元、家庭总人数5人及以上的要求总资产低于40万元方可申请。

（6）无房户或者拥有私有住房和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住房人均使用面积应低于7.5平方米、且申请人和家庭成员5年内未出售或者转让过房产。

三是住房公积金制度。本市所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均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由单位、个人两方缴存，缴存比例为职工月均工资总额的12％，月缴存额上限为2906元。住房公积金可用于家庭购、建住房，自有住房的大、中修，超过家庭工资总额收入5％部分的房租等支出。

四是住房补助制度。发放住房补贴的基本形式有：一次性住房补贴、基本补贴加一次性补贴和按月补贴等三种形式。无房老职工和新职工月住房补贴为职工当月标准工资（包括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和工龄工资）乘以年度月住房补贴系数，目前月住房贴系数为0.66。

五是住房救助制度。从1995年起，共为2万多户农村困难群众翻建危旧房。2009年，制定了《市农村住房救助实施办法》，住房救助工作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七）社会福利支持网络。适应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市积极健全社会福利支持网络，为社会福利运行提供必要的支撑。

一是加快社会福利机构建设。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养老服务机构386所，养老总床位61823张，每百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已达到2.5张。国际SOS儿童村正式开村，全市共有儿童福利机构（儿童部）15所，总床位1470张，初步形成了由专门儿童福利院、儿童部和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共同组成的机构供养网络。

二是社区服务全面推进。发挥96156社区服务平台作用，基本建成覆盖市、区、街、居四级的社区服务中心（站），普遍建成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社区警务站、社区文化站、社区图书馆等综合服务设施。社区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居民看病就医、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环境美化、治安和就业等公共服务得到了较好落实，居民办事生活更加便捷。

三是加快培育社会组织发展。认真落实税收减免政策，重点培育和扶持行业协会、公益慈善类组织、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服务类社区社会组织，全市社会组织达到2.3万个。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机制，投入1亿元购买公益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开展服务民生行动，筹集社会资金22.98亿元，有效发挥了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民生的作用。

四是社工队伍建设稳步推进。积极开展社工队伍建设试点，开发社工岗位，拓宽社工服务规模和领域，共有4235人取得社工资格。面向社会公开招聘4600名大学生到基层社区工作，社区工作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大幅提高。出台《市社区志愿服务促进办法》，社区志愿者队伍达1.5万支，人数已近40万人。

二、当前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建设面临的困难、问题

社会福利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传统补缺型福利向适度普惠型福利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首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的提出，为构建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当前推进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建设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社会福利建设缺乏法律法规保障。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专门的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律法规，比如美国有《社会保障法》，英国有《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救济法》，日本有“福利六法”，台湾有《老人福利法》、《残障福利法》、《儿童福利法》等。目前，我们的社会福利立法存在着下列问题：一是法律、法规偏少，如儿童福利、社会津贴、住房福利、教育福利等均未有相应的法律或法规。二是有关福利问题与其他社会政策混在一起，如妇女福利等与劳动保护相关联，并实际上将农村女工等排除在外，只能算是劳动保障范畴。三是现行有关法规政策在社会福利事务的管理、监督等方面存在着模糊性。四是虽然制定了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但缺乏强有力的配套政策措施，落实的难度较大。

（二）职业福利严重异化。职业福利在各国均仅充当社会福利制度的补充，而在我国却成了传统福利制度的主体，它覆盖着95%以上的人口，职业福利与工资分配同等重要，甚至超过工资收入。工资分配与福利分配的混淆，导致政府与企业或用人单位的角色错位。由于传统福利制度以职业福利为主，企业或单位便依据国家政策对职工及家庭的福利负全部责任，不可避免地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举办各种福利事业；政府则因需要对企业的生死直接负责，也不得不强势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在这种条件下，低工资构成多福利的前提，而多福利成为低工资的必要补充。这种错位，使企业办社会、政府办企业的角色错位问题成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通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三）社会福利项目呈“碎片化”状态。一方面，社会福利的相关项目较少。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市社会福利服务项目仍然停留在老人、儿童和残疾人三大传统领域，而且各领域的服务项目也比较少，与国外发达地区和港澳台等地存在较大差距。比如在养老服务方面，香港的养老服务有20余大项100多小项。同时，还有大量针对特殊群体的服务，如外来人口、医疗社会服务、家庭服务等，基本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另一方面，社会项目比较分散。目前，我市住房、医疗、教育、保险、残疾人等福利项目分别归属于住房和建设部门、卫生部门、教育部门、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门、残联部门管辖。由于各项目的分属不同的管理机构管辖，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进行统筹与规划，福利项目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与重合现象，造成了社会福利资源重复浪费。

（四）社会福利财政支出比例偏低。社社会福利的供给主要以经济手段来达成，只有通过经济手段才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提升公民生活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在社会福利事业的费用支出方面，2009年民政事业经费支出为10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3％。2008-2009年，香港社社会福利经常性开支392亿元，占政府经常性开支预算的18.1％，而一些发达国家则更高，福利支出在政府支出中往往占一半以上。

（五）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较为匮乏。社会福利领域内最需要的人才就是社会工作者，而我市社会工作者队伍发展相对缓慢，社会工作者职业标准、职业规范、薪酬体系等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尚未健全，社会工作服务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社会公共服务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同时，现有社会工作队伍工资待遇偏低，对大学毕业生缺乏吸引力，致使社工的流动性较大，人才流失较为严重。

（六）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有待加强。目前，对社区、社会组织等社会建设问题的前瞻性研究不够，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有待完善，社区自治功能还有待增强。社区服务中心性质各异，项目不明，社区服务站职责不清，社区服务能力和社区自治水平有待提高。政府对民间非营利组织支持不够，政府职能转移不到位，社会组织发展扶持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全社会还缺乏较强的从事社会服务意识，缺乏强烈的、能持久支持人们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志愿精神，从事社会服务还没有成为一种正常的职业。

三、推进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市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为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考虑到我市经济发展水平，我们所要建立的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既不能沿袭北欧福利国家道路，过分强调平等和国家的作用，重蹈“高福利的陷阱”和“福利依赖”的旧辙；也不能照搬美国式个人主义的福利模式，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社会共济的功能。为此，要适应人民群众公共需求、福利需求大幅增加的趋势，按照“底线公平、层次有别、刚柔相济、水平适中”的原则，着力构建以老年福利、儿童福利、住房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等为主要内容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框架，全面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水平。

（一）基本内涵。相对传统福利制度，适度普惠社会福利制度具有对象的广泛性、内容的基本性、主体的多元性和方式的多样性等。一是全民普遍享有。从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福利最终目的是覆盖到所有社会成员。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需求的基础上，适度拓展社会福利覆盖范围，逐步将所有社会成员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保障范围，确保人人都能共享到社会福利发展成果。二是内容多样化。以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需求为中心，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需求主要包括教育福利需求、工作福利需求、健康福利需求、养老福利需求和居住福利需求。不仅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以及慈善事业、商业保险，还包括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服务等。三是提供主体多元。福利供给主体包括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现代社会中的三大部门。要合理划分各主体的责任界限，逐步形成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家庭和个人广泛参与、协同运作、各负其责的社会福利工作格局。四是福利服务均等。加强福利政策和资源的统筹力度，打破过去单一社会部门或个别主体来承担、推行的零散格局，减小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差别，建立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跨身份的社会福利制度，共同构成一个社会福利的大系统。

（二）基本原则。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应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一是底线公平。社会福利领域的“底线”是指社会成员基本需要中的“基础性需求”，主要包括解决温饱的需求（生存需求），基础教育的需求（发展需求）和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需求（健康需求），这三项需求是人人躲不开、社会又公认的“底线”。底线公平体现在所有公民在底线面前所具有的权利的一致性。它特别强调政府的责任，以确保每个公民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二是层次有别。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由基本福利制度和非基本福利制度两个层次构成。在基本福利制度方面，实行无差别的公平，政府和社会要保障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同时要求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为社会作贡献；在非基本福利制度方面，实行有差别的公平，每个人得到的福利与其对社会的贡献挂钩，鼓励人们多作贡献，避免和消除只索取不贡献的情况。三是刚柔相济。刚性机制强调政府在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既是一种政治责任，也是一种经济责任，还是一种道德责任。柔性机制强调非基本福利责任主体的多元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慈善机制、互助机制、自助机制在非基本福利供给中的作用。刚性机制与柔性机制相互结合，既划清了福利供给上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界限，明确了结合点，又增加了福利调节机制的弹性。四是水平适中。适度普惠福利制度强调适度发展，既反对“福利最小化”，它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背道而驰；也反对“福利最大化”，避免造成福利依赖、导致社会活力下降、经济增长缓慢。

（三）主要内容。关于社会福利体系的具体内容，发达国家、港澳台地区的设置差异较大。在综合考察借鉴国内外相关做法的基础上，结合首都实际，我市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1、老年福利。制定老年福利地方性法规，建立养老护理保险制度，完善城乡一体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为年满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敬老优待、居家养老、经济安全、生活照料、健康维护、教育休闲、福利机构养老等服务和福利，全方位、多层次满足老年人服务需求。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养老保险待遇，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完善老年优待制度，拓展优待项目，逐步将优待人群拓展到流动人口。

2、儿童福利。建立孤儿供养经费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增长机制，将社会散居孤儿纳入保障范围。加大托幼机构扶持力度，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财政补助，帮助解决学前儿童生活照料问题。建立城乡一体的儿童福利津贴制度，完善孤残儿童养育、教育、康复等系统化服务保障模式。建立残疾儿童报告，设立贫困家庭儿童大病医疗救助基金。加大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服刑人员子女等困境儿童救助力度，维护和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

3、残障福利。残障福利包括残疾人生活扶助、社区照顾、辅助器具配置、教育培训、交通优待、无障碍设施改造、就业促进、社会保障等。完善残疾人福利政策，规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使用。建立残疾人活动服务中心，拓展残障福利项目，为残疾人提供识别及评估、医疗康复、教育康复和社会性康复等服务。给予残疾人公交专座、特殊教育等优待。深化福利企业改革，探索残疾人集中就业新模式，提高残疾职工的工资性收入。

4、妇女福利。妇女福利项目包括夫妻地位平等、就业平等、维护身心安全、对弱势妇女扶助照顾和一般妇女福利。制定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具体政策，维护妇女各项合法权益。对妊娠、生养、照顾孩子的妇女，提供特殊的保护和奖励，禁止让有年幼孩子的母亲上夜班和加班，为照顾病孩的母亲提供带薪或不带薪的假期。在贷款和税收方面，对单亲家庭的母亲给予优惠。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给予法律援助，保障妇女在家庭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平等权益。

5、住房福利。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思路，积极构建以危房翻建、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为主的住房福利体系。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扩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探索由政府主导、以实物住房为主的保障方式，向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实物配租与租金补贴并重转变。完善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制度，探索运用闲置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

6、教育福利。继续推进免费义务教育制度，为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课本费，逐步将高中教育、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优化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加大对农村倾斜，促进优秀师资在区域内合理流动，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推行免费职业培训，加大对困难家庭子女大学就学的教育救助，为退役士兵、失业人员提供免费教育培训。扩大助学金、奖学金规模，增强对就业前的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的财政支持。探索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纳入本市教育体系，为他们公平接受义务教育提供保障。

7、医疗福利。深化医药卫生管理体制改革，满足群众健康保护与促进及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疾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等多层次需求，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扩大药物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逐步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医保体系。推行家庭医生式服务、山区巡诊服务等新型模式，实行社保卡实时结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完善医疗救助政策，建立医疗救助垫付金制度，解决低收入群众就医难问题。

8、基本生活福利。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标准，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加强灾害救助，对遭受灾害、影响生活的群众，提供临时住所、粮食及其他必要生活物品。规范临时救助制度，对于家庭成员受意外伤害致使生活陷入困境、承担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患大病、失业、入狱或其他原因致使家庭丧失收入来源的，提供必要生活救助。逢春节、五一、国庆、元旦等重大节日，给予低收入群体发放100－200元的慰问金。完善流浪人员救助制度，对于无家可归者予以收容安置，对于不愿接受救助者，在严寒天气提供热食保暖服务。

9、特殊人群福利。主要包括优抚群体、罪犯及刑满释放人员、吸毒戒毒人员等特殊群体。完善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增长机制，将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医疗、住房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开展预防及戒毒服务，由预防吸毒机构向居民传授预防吸毒的知识，由戒毒机构通过药物治疗、心理辅导等方法协助吸毒者戒毒。积极协助服刑人员适应监狱生活和处理家庭问题，使其安心接受惩改；对未满16岁的少年犯实施监禁和观察，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为刑满释放人员及家人提供援助，帮助其重返社会。

10、社会津贴。社会津贴制度是一种普及性的现金给付，事先不需要缴费，以身份或发生某种程度的社会风险为要件。进一步规范福利养老津贴制度，提高养老津贴发放标准。建立儿童福利津贴制度，为所有儿童提供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费。建立残疾人、失能老人生活津贴制度，实行独生子女奖励津贴制度。规范丧葬津贴制度，不断提高丧葬津贴标准，让城乡居民同等享受丧葬津贴。

（四）措施任务。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体系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不能急于求成，需要稳步、渐进式地推进。当前，我们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社会福利法制建设。针对当前福利建设法律法规滞后现象，大力加强社会福利法制建设，建议国家层面对已有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修订改造，制订综合性的《社会福利法》。在此基础上，分别制定相关的适用各个福利项目的配套法律，如老年人福利法、儿童福利法、住房福利法等等，推动社会福利法制建设规范化。在法制建设中，必须明确社会成员的福利权益，合理划分国家、社会、家庭的责任；进一步明确各社会福利项目的实施机制和管理监督机制，研究制定具体的配套政策，确保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二是创新社会福利管理体制。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改革现有福利管理模式，构建新型的社会福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一方面，要在丰富和拓展老年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等传统福利项目的基础上，逐步将教育、医疗、住房等项目纳入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建立由民政部门牵头，财政、发展改革、人力社保、卫生、教育、住房建设、社会工作等部门参加的社会福利协调机构，研究社会福利的宏观战略和发展规划，统筹社会福利的各项政策和资源，并对社会福利各项具体工作进行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各相关部门作为社会福利政策的执行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具体抓好各项社会福利政策的落实，协同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快速健康发展。

三是分离职业福利。把具有社会职能的一部分传统职业福利从中分离出来，是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最为艰难的一步。为此，需要将劳动者与企业或用人单位的关系简化为较为单纯的劳动工资关系，剥离国有单位等绝大多数福利设施或相关福利项目，由社会公益事业团体具体承办，使之成为社会或社区型的福利设施和福利项目。通过对传统职业福利的分化，将使社会福利与就业相分离，企业或机关办社会的传统弊端从根本上得到根治，更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四是加大社会福利经费投入。扩大福利财政支出是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保障。在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过程中，政府责任优先是最基本的要求。为此，要探索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福利投入增长机制，在将企业或用人单位原有的规模庞大的职业福利支出转化为财政福利支出的同时，确保新增财力的一定比例用于福利支出。同时，积极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充分动员、集聚企业、社区、家庭、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资金和力量，共同推动我市社会福利事业的快速发展。

五是加快福利服务设施建设。福利机构和福利设施是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载体。要将社会福利机构和设施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重点建设各类老年福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精神病人福利机构，使各类福利服务机构和设施普遍呈现合理增长态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众福利服务需求相适应。在加大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同时，坚持社会化为基本途径，探索政府财政补贴、资助以及优惠政策等有效方式，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福利服务机构，促进多元化投资机制的形成，提升全社会的福利服务水平。

六是壮大福利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队伍。发展适度普惠社会福利制度，必须壮大公共福利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增强社会福利服务递送的能力和水平。

第一，要壮大福利社会组织。制定税收等优惠政策，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大力扶持培育服务类、慈善类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会公共服务，扩大福利服务供给，提高福利服务质量。

社会福利制度范文篇8

社会福利与其价值基础的关系是欧美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争论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福利制度的资源基础、政策设计、组织结构与政策影响，但关于福利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基础的探讨却不多。

这种状况在“福利国家”日趋成熟和社会政策争论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1970年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出现和新右派上台执政，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认知议题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些议题也成为福利理论、政策争论的中心，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主题。

1971年英国著名学者平克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一书首次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和规范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1].1972年，英国的权威性社会政策杂志设置了“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专栏，揭开了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大辩论之序幕。英国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率先发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价值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变成了“民主─福利─资本主义”，民主、福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基础[2].同年，两位英国著名学者发表了“社会价值、社会阶级与社会政策”一文，从社会价值、阶级冲突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阶级利益冲突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在福利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的观点[3].

这些文章和讨论标志着对欧美国家影响深远的“福利的意识形态大战突然爆发”。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及其工具性角色，意识形态、价值冲突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等热点议题，成了社会政策、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理论主题。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成了最时髦的概念。

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这一议题的核心地位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策意义与理论意义。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涉及诸多本质上充满争议的基本概念，如需要、权利、社区、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4].这些概念既构成福利政策的价值基础，又决定政策目标、资源分配原则、服务对象和组织体系等关键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模式。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研究已成为理解福利制度特征的思想基础，也是分析福利政策模式的最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制度、理论与政策演变的脉络，也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变迁的过程。

二、公民权理论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欧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多种多样，公民权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1950年英国宣布世界首个“福利国家”的诞生，其政府开始为所有公民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普及性服务，范围复盖义务教育、国民健康服务、收入维持、住房和社会救助等领域[5].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某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政府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公共服务。

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丰富多彩，思想渊源深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谴责被牺牲者的人口过剩论，温和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等，均曾深刻地影响过福利制度及其政策模式。著名学者米什拉将福利的涵义演变总结为5种基本类型：首先是19世纪时作为社会改革的福利；其次是作为公民权的福利，核心思想是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角度看待福利；第三，趋同或技术决定理论，主要观点是强调工业化在福利制度形成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第四，功能主义福利观，核心理论假设是从整体社会观和社会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福利；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福利观，基本主张是从阶级冲突角度解释福利制度发展。[6]

综观欧美福利国家的演变轨迹，“贝弗里奇报告”和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是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前者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那么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则是福利国家制度最主要的价值基础。公民权理论为观察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描述福利制度的特征，分析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解释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等，提供了描述性和普遍性的核心概念框架。它既可以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来认识国家福利的发展，又可以为构建社会变迁和福利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1950年，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经典演讲。他从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角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权的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轨迹。他认为，公民权利主要由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组成；民事权利泛指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投票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社会权利主要是指经济保障、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和维持社会认可的文明生活方式等福利权利；民事权利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政治权利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社会权利以福利制度为基础；民事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7].

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民权是确定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人们通常依据公民权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缺乏完全的公民权，抑或没有乃至丧失公民权，这样的人就处于社会底层，是遭受剥削压迫和受到排挤的边缘群体。其次，公民权反映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的特征。公民权范围是由上而下扩大的。如历史上政治权利先由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然后再扩大到工人阶级，最后扩大到妇女。公民权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挤的重要工具[8].再次，公民身份与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消费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民权是使用福利服务的重要资格标准，社会排挤常典型地反映在社会服务供应中[9].最后，公民权状况可以说明民主与自由、个人与国家、参与和革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重大的、关键性的社会议题[10].简言之，公民权理论是观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政策模式与社会排挤的策略性概念工具。

三、“单位─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有多种理解，其理论框架和分析角度截然不同。

197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作能力─业绩”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分析角度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详细描述[11].英国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归纳了剩余性、“工作能力─业绩”和制度再分配这3种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属于“工作能力─业绩”模式[12].

1980年代中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出现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其研究者企图用这种概念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工作与福利之间的关系[13]，这种分析角度关注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与组织特征的工作单位。

1995年，王思斌指出，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非专业化福利政策模式[14].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工专业发展的角度概括福利政策模式。

1996年有两位香港学者认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正趋同于东亚的福利模式，即儒家文化色彩浓厚的福利模式[15].这种观点主要关注传统文化在福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香港学者黄黎若莲主要从民政福利工作的角度，将中国的福利政策归类为剩余模式，认为国家在福利发展中扮演的是最后出场者的角色[16].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和福利制度基本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们的分析框架日益多样化，理论上关注的焦点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地不太关注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是“单位─福利国家”。如果从国家提供的普及性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福利制度并非福利国家；但是，若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和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墓地”服务的角度看，中国又似乎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所谓“单位─福利国家”是指福利安排、运作机制、服务提供主要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政策模式。工作单位既是国家福利运作的前提，又是影响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变量。工作单位的性质类型、行政级别、拥有资源、组织规模千差万别，单位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员工的福利待遇与生活状况。工作单位是国家结构的具体化，社会结构与制度特征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的结构和功能反映出来[17].

长期以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福利，服务范围由“摇篮到墓地”，导致就业者对工作单位的全面依赖。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型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风险意识、不确定因素和利益冲突增多的处境下，工作单位制度甚至有所加强[18].这意味着“单位─福利国家”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由5部份组成。首先是“父权主义”保护情结。国家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模糊不清。这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不平等和非契约性的，公民缺乏独立与自主性。其次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社会福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明显，福利主体是国家福利，市场、家庭、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福利无足轻重。第三，集体主义文化和功利性家庭主义。这意味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社会意义，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个人的需要与福利状况要依赖社会需要与集体福利状况。第四，片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公民权利理论的精髓是权利与义务应高度统一。但中国的福利文化单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极少涉及权利。这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意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求助于人。第五，社会互助与社区互助。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实质的公民权。社会公民权理论的精髓是：所有公民均有依据个人和社会需要从国家获得免费服务的权利。以基本需要为基础，普及性原则、去商品化服务和国家承担福利责任，是公民权理论的核心。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19].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公民权的层次，人们普遍缺乏实质公民权。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福利政策基本上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福利的发展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婢女模式”[20].这就无形中抑制和削弱了公民权意识的健康发展。

四、形式公民权利与制度性不公平

形式公民权是指表面上公民权利与义务完美无缺，实际上公民权利与责任缺乏实质社会意义，公民权停留在形式层次上。

首先，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契约关系薄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高度融合，权力制衡机制较弱。政治与行政高度整合，行政吸纳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市场经济缺乏历史传统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薄弱。公民的自由流动和向上流动机会面临诸多制度障碍。生产与消费相互脱节的现象严重，生产常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要。经济权利体系与权利关系结构处于低级的静态简单状态，公有制经济既导致以生产为基础权利的失败，又导致交换权利的失败，引发了贫困和剥夺问题[21].

第三，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福利结构是形式公民权在社会领域最典型的反映。中国的社会特征是二元社会结构，少数市民是“城市贵族”，多数农民是“二等公民”。国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出身和户籍成为确定公民身份地位的主要标准[22].二元社会结构主要反映在二元福利结构中。二元福利结构主要由不合理的户籍、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制度等14种制度构成[23].

第四，中国的现存社会价值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价值观，个体主义思想长期受到批判而被压抑，公民权利意识与观念薄弱。中国社会仍然维持着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2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观念，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市场交换活动与哲学思辨活动普遍比较薄弱。

简言之，形式公民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均表现得十分典型。形式公民权与“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之成因错综复杂，它产生的社会排挤效应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缺乏公民权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束缚人们的手脚，追求个体价值与独立自主意识的公民难以产生。一家一户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需所有权与交换权利。与此同时，权威强大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压抑和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25].而且中国社会的转型速度缓慢，形成了“超稳定态”结构，普通民众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劣势地位，没有平等公民权。家族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狭义民族主义教育，强调国家与社会至高无上地位，常常忽视和压制个人需要，导致“单位人”取代“社会人”，“组织人”取代“契约人”，“城乡居民”取代“国家公民”的状况，制约了公共福利的发展与公民权思想的扩散。在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相互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制度力量与结构力量相互强化。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深远。它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排挤效应和文化歧视，令社会四分五裂，产生了制度性不公平现象，致使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方面难题重重。

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缓慢，政治排挤严重。例如，亿万农民缺乏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其次，形式公民权在经济上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公民缺乏私法和民事权利。例如，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次要劳动市场和边缘经济地位[26].再次，形式公民权在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社会的四分五裂，二元社会结构与“单位福利”制度盛行，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国家强盛、市场力量与民间组织弱小”的不平衡状态[27].例如，亿万农民无权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只能靠社区互助与家庭保障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最后，形式公民权在文化上的负面影响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过份重要的角色，个体主义和个人价值观薄弱，集体主义文化盛行一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宰政策模式、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选择。

五、社会结构转型与重构公民身份

本文从福利制度及其价值基础的角度，分析了“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及其社会排挤的负面影响，目的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为福利制度创新与重构价值基础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念更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处处凸显出形式公民权基础上的福利制度之落后性。形式公民权必然引发结构紧张、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更新等战略议题，为发展民主政治、完善市场竞争、建立现代社会和价值观念而努力，将形式公民权改为实质公民权是一个突破口与切入点。

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为解决公民权问题营造了气氛，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又为形式公民权转为实质公民权和重构公民身份提供了动力与推力。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时间、社会、政治和行为边界日趋模糊不清，也迫使我们反思公民权制度与理论，以建构与国际化相应的公民权，从而谋求全球发展[28].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脉络来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积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准军事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单位─福利国家”与形式公民权的制度基础。“单位─福利国家”模式的价值基础是形式公民权和国家权威，而非实质公民权和个人权利。形式公民权具有一系列负面效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排挤与文化冲突。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形成结构不平等与制度不公平，把社会中的多数人排挤到全面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状况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根源。

社会福利制度范文篇9

在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体系方面，重点是完善针对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新农保全覆盖，推进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要完善老年人、孤儿、妇女、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善老年福利设施，促进儿童福利制度。部分制度的局部调整还要注意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险制度方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实施高标准的独立性较强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护理保险应实施资金来源多元化的现收现付社会统筹制度，其缴费率和缴费年限应该根据职业生涯收入状况、年度护理费、平均收入水平等因素确定，护理保险的基金应按护理等级来支付补偿费用。在社会救助制度方面，建立起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救助制度，以及专项救助制度和临时救助制度。部分制度的局部调整还应考虑填补缺乏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对象的空白。尽快确定失地农民、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探索大学生失业保险、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探索城乡居民生育保险制度。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完善职业福利、教育福利和健康福利制度；建立保障青少年基本生活的儿童津贴制度，并完善老年人福利服务体系。

二、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整合

相关制度的逐步整合首先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内容体系中各项制度间的连接机制。随着参保对象自身具体条件的变化，其所适用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有所变化，需要合理的衔接机制以实现参保者在不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转移接续。例如，要积极建立参保者在社会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制度之间转移的对接机制，切实理顺对接过程中的连接流程。对于相关制度的逐步整合，还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体系中各项制度间的衔接和整合机制。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间的衔接和整合机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推进不同群体所享受的同类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或融合，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逐步改变制度碎片化，突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二元化格局。完善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与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相关制度的对接，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的对接机制；改革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在改革过程中，既要对转为企业的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关系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移设定机制，又要为进入或退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与其他制度之间衔接规定办法。应合理界定新农保制度的适用人群与范围。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为中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覆盖群体既包括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企业职工等各类从业者，也包括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者，还包括农村有雇佣关系的劳动者；将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为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覆盖范围为城镇和农村没有正规雇佣关系的劳动者。逐步拓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将其改为中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覆盖群体既包括城镇各类从业者，也包括农村有雇佣关系的劳动者；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为中国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覆盖范围为城镇和农村没有正规雇佣关系的劳动者。逐步将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制度拓展为中国职工生育保险制度，其覆盖群体既包括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制度已覆盖的各类从业者，也包括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者，还包括农村有雇佣关系的劳动者；建立中国居民生育保险制度，其覆盖范围为城镇和农村没有正规雇佣关系的劳动者。此外，亦要整合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工伤和失业保险制度，建立中国职工工伤和失业保险制度，并将农民工纳入职工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加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结构整合，完善覆盖所有贫困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系，统一低保对象的资格条件，根据不同需求分类施保，协调城乡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和教育救助，提高城乡专项救助制度的综合性效益。协调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保障服务的发展，全面推进国民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建设。

第二，整合同一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社会保障制度重叠，实现该群体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适度化。要实现城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间的协调与配合。建立合理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衔接机制，有效发挥商业保险在新农保制度实施中的作用。重视新农保与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尤其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农保与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等的整合。加强农民工养老保险与新农保制度的转移接续。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居民生育保险制度要协调发展。要构建合理的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对接机制，完善医疗救助与医疗保险制度、五保供养制度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的衔接。优化社会救助制度与扶贫开发的衔接机制，为解决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提供制度支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整合中，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及服务的整合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首先，应该加快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应实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整合及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整合，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进而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应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整合，推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进而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应实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整合，推进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等专项救助制度的衔接，推进城乡流浪乞讨及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灾害救助等临时救助制度的整合，进而实现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应实现城乡特殊群体社会福利制度的整合，如城乡老年福利制度、城乡儿童福利制度、城乡残疾人福利制度等的整合，建立全民共享的均等化的国民福利制度体系。其次，应该推进城乡基本社会保障服务的整合。应实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障服务的整合及农村基本养老保障服务的整合，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服务的整合，进而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服务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障服务的整合。应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服务的整合，推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服务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服务的衔接，进而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服务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服务的整合。应实现城乡特殊群体社会福利服务的整合，如城乡老年福利服务、城乡儿童福利服务、城乡残疾人福利服务等的整合，推进城乡居民普惠性公共福利服务的适度发展，建立起国民福利服务体系。最后，要推进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与服务间的衔接和协调，为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及服务的整合提供有效的配套机制。应完善社会保险法，尽快颁布实施包含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及服务整合内容的社会救助法与社会福利法。应提高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层次，完善公共预算支出结构，明确政府在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及服务中的财政责任。应完善包括决策、监管和实施在内的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及服务管理机制。还应建立包括信息、评估、预警和调整的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及服务评估机制。

三、社会保障制度责任的合理划分

就社会保障制度自身而言，制度责任的合理划分主要是合理划分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参保者个人社会保障投入、社会组织向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力支持、家庭保障的支持比例，这既要求各个主体向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与其收入水平相适应，又要充分考虑到社会保障需要；此外，社会保障制度责任的合理划分需要考虑到中国社会经济相关变量的状况，这些相关经济变量与国民社会保障需求及一个国家社会保障的供给紧密相关。应该充分考虑国民产出分配结构、总税率、贫富差距状况等变量，建立完善的财政性社会保险支出机制，确定合理的支出总量、支出结构和支出方式。财政性社会保险支出应重点加强对化解必然或广泛发生风险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支持力度，尤其是为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保险制度做足储备积累，以备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所需；对化解不确定风险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而言，要在考察社会经济组织和国民个人适度缴费（税）规模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财政性支出对其融资的规模。合理的财政性社会保险支出结构需要在科学计算财政性养老保险支出、财政性医疗保险支出、财政性工伤保险支出、财政性失业保险支出和财政性生育保险支出规模的基础上加以确定。合理确定企业和职工向社会保险制度缴费的规模结构。适当的缴费规模结构要求企业和职工向社会保险制度的供款规模要符合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状况，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经营和保障职工一定的生活水平。应该充分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的强制性原则落实、《社会保险法》实际执行的效果、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制度覆盖率等因素，科学设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的规模。在新农保层次体系建设方面，完善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新农保补贴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由中央财政根据各地具体状况来对地方政府向新农保提供财力支持进行专项补贴。适当增加基础养老金金额，在建立合理缴费档次的基础上，适度提高地方政府补贴水平，增加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补贴增量，激励农民提高参保积极性，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努力提升新农保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同时亦要防范逆向收入再分配状况的出现。明确参保农民对个人账户的完全产权，激励其积极参保，促进新农保覆盖面的扩大。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层次体系建设方面，要合理确定筹资标准，优化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结构，建立合理的筹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合理确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偿起付线和封顶线。利用政府财政补贴促进城乡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公平发展，这一过程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制度差别性原则。要认识到财政补贴在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的财务平衡中发挥的是补充保障作用，而在中国居民基本社会保险制度中发挥的则是直接融资作用。二是城乡均衡发展原则。政府应在保证城镇基本社会保险制度不断优化的基础上，适当加大对农村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财力支持，重点加强对新型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财政补贴，为建立农村居民生育保险等提供适当财政补贴。三是地区均衡发展原则。应通过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中央财政对地方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持，同时，要建立有效的省级政府对省以下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实现地方政府内部各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均衡。此外，还要根据普遍性和适度性原则建立国民养老金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层次体系的完善应该有效协调政府、社会和个人的责任结构。我国多元化的社会救助制度应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应重点加强对社会救助制度的财政支持，且要加强对社会救助制度的管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是社会救助制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责任主体；社会救助制度的受惠者也是社会救助制度的责任主体，其责任主要表现在申请和退出社会救助制度的首尾环节。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层次体系。国家应该成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主导，这种主导通过政府来具体实施，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选择社会福利制度、制定社会福利法规和政策、提供社会福利资金、兴办社会福利设施等。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还要充分发挥企业等社会经济组织、社区和家庭等社会主体的作用，如社会组织可与政府相互合作、取长补短、互相配合来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国民个人亦为社会福利制度的责任主体之一，在遵循自愿性原则的基础上，所有社会成员应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其他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和服务，以增加社会整体福利。

四、社会保障制度内涵的适度延伸

社会福利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北欧；福利国家；改革；启示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其中北欧各国（主要指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的福利国家制度堪称典范。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也出现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陷入了福利国家的危机。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对其原有的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政策调整，使福利国家制度逐步走出了危机。对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进行分析，借鉴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背景

所谓福利国家就是由国家立法而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意义上的北欧福利国家则是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战后至70年代初是北欧社会福利事业大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北欧经济已度过了复苏阶段，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福利国家的完善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北欧各国在原有的福利制度的基础上，在内容上不断进行充实和扩展，形成了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福利模式。该模式以普遍主义和社会平等观念为价值核心，具有高税收和高再分配效应等制度特征。北欧福利国家制度在战后至70年代对于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北欧各国也因此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和“西方世界的社会试验室”。70年代中期以来，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北欧各国相继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经济危机又引发了与之密切相联的“福利国家”的危机，给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一）经济危机致使福利国家难以为继

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是经济增长成果分享的结果。在70年代初之前，北欧各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还可以维持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石油危机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北欧各国的经济陷入困境。但由于福利制度的刚性，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北欧各国不得不继续提高福利水平。日益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政府赤字剧增，债台高筑，出现了巨大的“财政黑洞”。到80年代中期，在1988年，丹麦的净外债占到了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2%，瑞典占23.0%，挪威占20.2%.在1990年芬兰的预算还是盈余的，但此后，经常项目逆差上升到了250亿马克以上，几乎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北欧各国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二）高税收、高福利和福利平均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北欧各国的高福利是靠征收高额累进税来支撑的。税收过高，意味着追加的劳动生产物大部分将落入政府手中，这就“截断了劳动与收益之间的联系”，打击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持续的通货膨胀，北欧各国职工的名义工资有了较大的增加，但人们却不愿意晋入高一级的累进税交纳标准，这是因为很多人的工资增加反而不能抵补多交税款的部分。为了维持年收入不致越入高一级的纳税标准，很多职工隔一段时间就要请几天病假。据统计，在瑞典职工每年平均病休日，1960年为19.2天，而在1979年则增至23天，许多工厂企业的缺勤率常常高达20%以上，从而创下了欧洲最高的旷工率。同时，由于福利政策给予无业者和失业者的社会保险同在职人员的收入相差无几，依赖社会保障不但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而且不用纳税，其结果是不愿意工作的懒汉越来越多，造成了一批寄生于该制度的“食利者”阶层，这批“食利者”的存在，不仅破坏了福利制度建设的初衷，而且造成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则把上述现象称为福利国家中的“工作泄劲”，他指出，在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情况下，产生出一种所谓“替代效应”，即人们宁愿以多缺勤来取代过去的多工作，以便在家里从事某种服务性生产，有的甚至干私活，搞黑市交易，或者以“失业”替代“就业”，以便靠失业救济金生活而等待更好的工作。他认为高税收和高福利所造成的人们“工作泄劲”问题，乃是生产率下降的一个深刻原因。

（三）北欧各国政治的一致性发生了动摇

战后，随着社民党政府“阶级合作”政策的推行，北欧各国的政府、工会和企业之间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为福利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70年代中期以后，福利国家危机导致了北欧各国的各种矛盾激化，这种政治的一致性逐渐动摇。右翼政党和雇主联盟把其国内面临的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归因于社民党长期以来对社会经济的过分干预，北欧各国社民党的执政优势受到了冲击。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民党自30年代以来在北欧政坛长期执政的局面被打破，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北欧各国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开始由左翼政党占主导地位向左右翼政党势力均衡的方向转移。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北欧各国的左、右翼政党都把改革福利国家作为它们吸引选民的主要手段。

二、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主要措施

20世纪80年代，北欧各国政府开始尝试对社会福利政策进行改革，其中包括改革税制，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国家补贴等。但由于北欧社会福利制度遇到的困境积重难返，再加上北欧各国经济的长期衰退，失业率上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在此时，对福利制度任何微小的改革，都会对居民中相当一部分人产生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力度不大，效果甚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其具体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福利制度地方化改革

在社会福利制度地方化改革方面，北欧各国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其目的是要减轻中央政府社会福利支付的负担，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实施和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在瑞典，他们按照“贴近居民生活和了解居民需要”的程度，建立了三级公共服务体系，并进行了相应的职能划分：第一级是中央政府，主要是负责全国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法规建设和发展的规划。第二级是郡政府，负责国家福利和社会服务政策方针在本地区范围内的细则和补充，并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管理。第三级是市镇政府，负责中央政府和郡政府上述方针政策在本辖区范围内的补充，以及负责各类社会服务、金融支持等事务。挪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有非常明确的分工。市级政府主要负责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收入再分配和其他集体性服务。一般情况下，大约70%的劳动者福利以及75%的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由地方政府支出；行政管理、国防、养老金等，中央政府支出占绝大多数。因此，福利政策的实施者主要是地方政府。在丹麦和芬兰，中央政府只负责制定政策、标准、计划和实施转移支付等宏观调控方面的任务，大多数职责都下放给地方政府承担，包括老年人的照顾和服务、婴儿家庭补贴、残疾人康复和照料、失业救济（没有交纳社保费的失业人员）、生病津贴以及社会养老金分配等，地方政府也被称为“全能政府”，有充分的权力进行具体的福利立法，担负着完成社会政策的任务。

（二）医疗服务方面的改革

北欧国家在医疗服务方面改革的目标是控制健康医疗费用支出，防止医疗费用需求无限扩大。其主要措施：一是改变医疗预算体制和方法，将原有的固定医院预算制改为浮动制，对医院的预算拨款与医院的实际医疗效果挂钩。二是“个人自由选择医院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公民个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一般是一个城市内）选择任何一家医院就医。由于医院的医疗效率直接影响到其预算拨款额，这一措施促进了医院间的竞争，改善了医疗服务水平。三是在医疗服务领域引进私人投资。1992年，瑞典政府颁布法令，提出有效合理利用各种老年社会服务资源，提高老年社会服务实际效果，强调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个人选择机会。当年，瑞典建立270个私营老年护理机构，占瑞典全国老年护理机构的1/3，71个地方政府和6个郡政府已经就老年和儿童照顾与私营社会福利机构签定了协议。芬兰在老人护理和儿童日间照顾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由私营机构经营。

（三）就业政策的改革

北欧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充分就业”，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对“工作权利”的确认与确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开始引入强调“工作义务”的新的就业政策。例如，瑞典政府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业生涯发展”项目，这个项目的服务范围从教育扶助一直延伸到社区工作，受益者可以获得一份培训津贴，数额与失业救济金相等。在失业保险方面，1988—1993年期间，不存在等候期，并且补偿水平为以前收入的90%，最高限额略低于蓝领平均工资水平。从1993年7月起，政府重新设立了为期5天的等待期，补偿水平也降低到以前收入的80%（有一段时间为75%）。1995年挪威政府在“福利白皮书”中明确宣布将“收入扶持”政策中“消极的扶持”改为“积极的联系”，鼓励津贴领取者“自立”，强调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联系，强调每个公民既享有给付的权利，又要有工作的义务。丹麦在“1997年劳动力市场改革”法案中将“灵活化”（即或接受给予的工作，或失去任何津贴）与权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失业的最大权利减少到7年，规定头4年是有“权利与义务”的，而后3年则是永久“灵活化”的。1997年颁发的“社会救助法案”进一步规定，没有工作就无权接受公共津贴，而只能接受地方政府的安排。

（四）养老金改革

在养老金改革方面，北欧各国主要侧重结构调整，其改革的目标是使养老金制度更加灵活机动，使领取养老金的人和在业人员来共同分担和分散风险，以改变目前的养老金集中使用，投资收益与个人无关，风险完全由在业的人员来承担的现状。1994年瑞典议会通过了新的退休制度，一是改变了过去实行的养老金一视同仁，所有人退休后都拿工资的60%的做法，规定养老金额要按照个人年龄、国家经济情况计算，因人而异；而且实行退休越晚，养老金越高的办法；二是对养老金从现收现付制度转变为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制相结合。其主要内容是将18.5%的总缴费一分为二：16%被划入到现收现付型的养老金制度，2.5%被划入到一个强制性的基金账户，进行投资增值，以减轻养老金支付的压力。在芬兰，1996年对国民养老金进行了改革。在原体制下，任何公民达到法定年龄都可以得到国民养老金津贴。这项制度已于1996年被取消，代之以“以收入为基础的基本养老金”，即根据其他社会福利待遇领取情况确定公民是否仍然享有国民养老金资格。近年来，丹麦的养老金制度也开始从完全由国家提供向部分由私人自付转变。

（五）税制改革

在税制方面，北欧各国深感多年推行的所得税及工资税等起点太高，严重影响了公司投资和个人发展的积极性，并且阻碍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减税就成为北欧各国税制改革的一个重点。瑞典政府在1989—1990年的“世纪的税收改革”中，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1989年的72%降低到68%.公司所得税也从50%降低到30%.1993年丹麦宣布在今后5年内将所得税率的上下限分别由68%和57%下调到58%和38%.1998年丹麦政府也通过税收改革逐步降低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免税限额和降低公司税，同时提高能源税和改变年金基金的纳税制度。挪威在1992年的税制改革中将普通劳动者、个体经营者和公司的所得税从57.8%、62.7%、50.8%分别降到48.8%、51.7%、28%，并进一步扩大了税基。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挪威和瑞典还引进了双重所得税系统，双重所得税系统（DIT）的主要指导原则在于将对劳动收入的累进税率与对公司和资本收入的不变税率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广阔的税基和相对低的税率。

三、对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评价和启示

（一）对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评价

1、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实质是进一步调整福利国家的组织模式，改变国家行为和加强社会的政治自我调节，意在保持福利国家对整个社会机体积极作用，同时修正其消极的一面。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减轻政府的负担、激发企业的活力、培养个人的社会责任感，鼓励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建立一个国家、企业、个人彼此协调负责、良性互动、充满创新和活力的福利国家。而在国家、企业、个人这三者的关系中，重点是培养和提升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2、从改革的力度上看，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较为稳健和谨慎。这是因为，长期以来高福利已成为北欧社会的一种政治文化，得到了各政治派别和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任何改革的举措都要考虑到广大民众和利益集团的反应。因此，它们都不愿在此问题上有任何过激的举动，而在选举政治中失去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3、从特点上看，北欧福利国家改革既体现出与其他西方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一致性，如实行社会福利支出紧缩政策，也有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独特性，例如社会福利地方化改革成为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重要政策措施，北欧各国政府也没有像英、美那样将社会福利私营化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而是通过在社会福利中引入竞争机制，以实现提高福利国家制度效果的目标，这使得北欧福利国家改革具有鲜明的国别特色。

4、从改革的效果看，20世纪90年代北欧国家的福利改革初显成效，基本上控制住了公共开支不断增长的势头，例如，从1995年到2003年，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的社会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分别从34.6%、32.2%、27.3%、31.7%降到了33.5%、31.1%、25.6%、27.0%.而失业率也分别从7.7%、7.0%、4.9%、15.5%降到了4.9%、5.5%、4.5%、9.1%.尽管数据变化幅度不大，但毕竟福利改革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而北欧福利国家制度若要发生根本的改观，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北欧福利国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既是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应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制定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承受能力的社会保障政策，从而真正发挥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的作用。

1、要建立与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北欧福利国家建设的经验表明，社会保障的范围、内容、规模必须严格控制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如果随意提高福利支出比例，就会导致经济下滑，引起通货膨胀，最终使提高社会福利的期望落空。同时，由于社会福利特有的刚性，只能上升难于下降。因此在界定社会保障的分配标准、程度和水平时，我们一定要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口众多、经济还不发达的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坚持社会保障的内容随着经济发展由少到多，规模由小到大，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切不可与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水平盲目攀比，急于求成，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和发展。

2、要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与现有福利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北欧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资金来源尚要靠社会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社会保障支出总量巨大，资金来源更需要社会化。我们应在推进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同时，继续发挥并巩固城乡居民的家庭保障，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补充保险，积极发展商业养老、医疗保险，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与社会慈善公益团体的替代功能，形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制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应该说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3、要把实现劳动者的就业作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就业可以缓解社会保障的压力，这是因为社会保障的财政基础是纳税人的税收。因此，必须把扩大就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推进经济增长、努力扩大就业总量。二是改善就业环境、支持自主创业、鼓励广辟就业门路。三是统筹改革改组，努力减少下岗失业人员数量，推进再就业工程。四是根据市场需要，加强劳动力培训、努力提升就业能力。五是扶持劳动就业弱势群体，给困难群众提供特殊的就业照顾和就业援助。

4、明确划分事权，实行分级负责制。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权一直未能明确划分，统放不分的局面影响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这方面，北欧的社会福利制度地方化改革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可考虑在统一决策、统放结合的原则下，建立中央与地方各级负责体制，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完善社会保障的法规，加快制定出台“社会保障法”及配套法规，确保社会保障的各项规定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社会保障真正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5、要注意处理好社会保障改革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涉及到千家万户和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而且这种调整会触及到现有利益格局的刚性部分，因此必须谨慎和稳妥。国际经验也表明，社会保障方面的体制变动往往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在注重效率的基础上，还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当前特别是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按照“低保障、广覆盖”的原则，相对降低支付起点，相应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确保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注释：

①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0—31.

②刘玉安。北欧福利国家剖析[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199.

③奥斯莫。尤西拉，塞博。汉蒂莱，尤卡。奈瓦基维。芬兰政治史（1809-1995）[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305.

④赵立人，李憬渝。各国经济福利制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91.

⑤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瑞典病”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83.

⑥匡贤民，薛克俭，丁皓。公共服务：北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

⑦TommyBengtsson，Population，EconomyanWelfareState，Berlin，1994，pp.146-147.

⑧SvenHort，FromaGeneroustoaStingyWelfareState？Sweden‘sApproachtoTargeting，TargetingSocialBenefits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Trends-InternationalSocialSecuritiesSeries[M]，ISSA.AISS.IVSS.TransactionPublishers，2001：p202.

⑨EdwardPalmer，TheSwedishPensionReformModel：FrameworkandIssues，www-.

⑩向文华。斯堪的纳维亚民主社会主义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45.

⑾周弘。欧洲发展报告（1999—200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75.

⑿KarlO.AarbuandThorO.Thoresen，IncomeResponsestoTexChangsEvidencefromtheNorwegianTaxReform，NationalTaxJournal，Vol.54，No.2，p.320.

⒀Nordic/BalticSocialProtectionStatistics2003，www.nom-nos.dk/nososco.htm.

参考文献：

[1]杨晓丽，杨倚奇。养老保险基金：问题与出路[J].华东经济管理，2002，（2）。

[2]李琮主编。当代西欧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丁建定。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4]张蕴玲主编。北欧社会福利制度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5]方盛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观————兼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石[J].经济问题探索，2003，（11）。

[6]克拉克。埃克隆德。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瑞典模式”的经验与教训[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