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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听证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11:31:45

立法听证

立法听证范文篇1

听证，系泊来语，英文为“hearing”，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D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原意即“听取意见”，可解释为“听力”、“倾听”、“审讯”、“听取意见会”等等。根据听证机构的不同，西方国家的听证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司法听证，多在司法领域用于解决特定的事实争论，亦称审判型听证。二是议会听证，在形式上可细分为立法听证、决策听证、监督听证。三是行政听证，包括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行政处罚、行政决策、行政立法的听证。与我国各地举行的立法听证相比，西方议会的立法听证具有两大特点：

其一，西方议会立法权的宽泛性决定其立法听证的多样性。在西方国家，提交议会审议的议案称为法案（Bill），法案的审议通过也就称之为立法。其议会立法除一般立法意义上法律的创制、订立、修改、废止外，还包括对某一具体事项的立法。前者与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立法权相同，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后者部分类似于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的决定权和监督权。西方议会的立法权是相当宽泛的，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议会立法，往往经常的、大量的是针对具体事项进行立法[1]。如2003年、2005年美国佛洛里达州议会和联邦议会分别就特里·夏沃(TerriSchiavo)进食管案的紧急立法[2]，2004年美国国会关于驻伊美军经费拨款法案[3]；有关于克林顿绯闻案的调查[4]、关于发动伊拉克战争理由的真实性（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5]等等。西方议会立法的这种宽泛性决定其立法听证的多样性[6]。其中，相似于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决定权和监督权性质的关于具体事项的立法，其听证在通常情况下也类似于对待决定和监督行为的调查质证，旨在查明事实。英美法系国家议会立法听证，属于这种质证形式的占了大多数。

我国从立法体系和方式上看，基本上可归属于大陆法系。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其职权与西方议会的职权有较大的差异。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主要是针对社会普遍遵循的事项确立法律规范，是不针对具体对象或具体事项的抽象性的立法行为，立法过程所探究的不是事实的真相问题，而是立法机关即将形成的立法性事实对利益相对人的损益的权衡。这就决定了其立法听证是收集信息资料的途径之一，利益相对人的意见和建议的完整、全面的表达，则成为影响立法结果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听证，不存在那种调查质证的形式。

其二、西方议会立法听证具有制度上的某种强制性。西方听证制度源于司法诉讼。那种针对具体事项立法的质证方式的立法听证实际上带有准司法调查性质（如弹劾总统）。在这类立法听证中，陈述人承担法定的作证义务，其陈述词具有证明性质。同行政机关的决策听证、监督听证一样，这类立法听证的核心是出于寻求支持提案人主张的理由或证据。因此，其立法听证就不能不具有制度性的强制力特征，有别于我国立法听证。这种强制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陈述人作证的义务性。根据美国众议院规则的规定，凡与听证事项有关的机构和个人，或者有关专家，均有义务到会听证[7]。在证人到会形式上一般采用“传唤”(SUMMONS)，而不是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自愿到会陈述。证人不得无故缺席，确有困难不能到会作证的，也要提交书面证言。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如美国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关于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听证，国防部长、国务卿甚至总统等高官也被传唤到议会作证，连布什总统也得出具书面证词。

二是陈述词的证明性。陈述词带有作证性质，因而陈述人称作“证人”，陈述过程称作“作证”，陈述词称作“证词”。陈述人在陈述前要宣誓，并对其证词承担法律责任，有的官员因其在国会听证活动中的不实证词而被迫辞职[8]。

这两大特征决定了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议会的在立法听证方式上的基本特点是非论辩性，即陈述人主要是回答听证人的询问，陈述人之间一般不进行质辩。与此相反，我国的立法听证一般是陈述人出于自愿参加，没有法定的义务性；陈述词只是意见、要求的表达，不具有作证性质；陈述人只要不是恶意捏造事实，其陈述即使不符合事实，也不受法律追究。因此，为了切实了解反映民意，民心、把握民情，正确权衡利弊，我国的立法听证应加强陈述人之间的论辩性，使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充分表达自已的意见，阐述意见的理由，并在论辩中找出利益的平衡点及其合法性依据，最终统一到依大多数民意立法、依法立法上来。

综上所述，可知，西方议会立法听证与我国的立法听证的共同点就是公开性、法定性和规范性，由于西方议会与我国权力机关的职责的不同，因而决定了两者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西方议会的立法听证包括很多对具体事项进行听证，而我国基本上是对抽象行为进行立法听证；

其二，西方议会的这些具体事项立法听证旨在通过质证查明事实，而不是展开论辩，而其不同观点的论辩主要在议会议员之间进行。而我国的立法听证则重在陈述人之间展开论辩。

二、从立法听证与立法座谈会、论证会等的区别看论辩的必要性

根据西方议会的议事规则，听证几乎成为西方议会审议通过法案的必经程序。美国威斯康星州1991届议会在其任期4年中审议了1709件法案，有1175件举行了听证会，听证率为68.7％[9]。西方议会立法听证率较高的原因，除其对具体事项的立法必须通过听证来加以质证外，还由于其规范化的立法听证很大一部分与我国立法机关征求法律法规草案的座谈会、论证会相类似。

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在长期立法工作中，创建了许多征求民意的工作方法，如立法座谈会制度、书面征求各方面意见制度、专家论证会制度、全民讨论法律法规草案制度等等。其中，尤以立法座谈会、立法论证会为经常和有效地实现立法民主的形式。与西方立法听证相比，其组织程序、方法基本相似，价值目标基本相同，都是通过扩展公民参予立法渠道，伸张民意，获取更多的立法信息。

座谈会、论证会是我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中广为运用、具有悠久传统的民主方式。立法座谈会一般由有关法案起草机构、提案机构或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根据需要，邀请与该法案有关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有关方面的专家（主要是法律专家），对法案的内容进行座谈讨论、发表意见。侧重于从听取意见的代表性、广泛性、全面性上考虑，以发现问题，协调矛盾，解决问题，主要解决立法民主的一般性问题。立法论证会则就法案中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问题，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从科学性、可行性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论证意见，解决的是立法的科学性问题，其特点是专业性强、权威性高。立法座谈会、论证会的不足之处，在于邀请参加会议的部门或个人具有选择性，缺乏一种积极的互动，与会者发言一般没有相对观点的深入交锋和论辩。因此，对于一些涉及面较广、与民众利害关系较大、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冲突较多的法规案，仅采用立法座谈会、论证会的方式就非常不够。立法听证会方式之所以广受重视正是由于座谈会、论证会等传统的立法民主形式已不能满足普通公民参予立法愿望高涨的需要，而它们所固有的不足，已不能适应立法民主的进程，甚或可能影响民主立法原则本身，而立法听证会的固有优势正可以弥补座谈会、论证会的不足。

立法听证会的突出优势在于，公民以主动、直接的方式和公开、平等的身份参予立法，享受言论自由、信息对称、话语对等的权利，不同利益关系、不同意见可以面对面交锋诘难，使立法机关能更加全面地了解真实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立法听证会，如果没有利益相对人论辩，没有相对观点交锋的，那就实际上类同于贴上新标签的座谈会、论证会。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法案，其立法信息、利益冲突的权衡通过座谈会、论证会等传统民主方式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再举行听证会已不大可能形成不同意见的交锋和论辩，那就不见得非要搞听证会不可。相比之下，听证会即便是以很贫民化的形式举行，其所动员和耗费的立法资源还是会比座谈会、动员会大得多。

综观我国各地立法听证的实践经验，其成功之处大凡都有突出其论辩性的特点。之所以将论辩性作为立法听证会区别于立法座谈会、论证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或者说，使之成为我国立法听证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基于它自身所固有的优势和所应承载的立法民主的任务所决定的。

首先，利益相对人的论辩能够更加全面展示各方的意见。立法听证会是不同的群体、阶层、集团表达诉求、理性争辩的过程，它为不同群体就各自的利益展开对话提供了一个规范化平台。立法听证主要是就立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的、对利益关系人有利益冲突或争论的有关问题进行陈述与辩论。有了这一论辩程序，就可以保障不同利益关系人通过面对面的诘问和答辩，充分表达不同意见。如果在立法过程中遇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缺乏一定程度的相对观点的有序对抗，就没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展开，民意伸张渠道就难以畅通。

其次，利益相对人的论辩能够更加充分暴露法规草案的矛盾，为听证机构在立法过程中寻求利益权衡的打下了坚实基础。立法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博弈的结果，应该是最公平、最权威、最理性、最能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的。论辩过程就是形成真实、客观意见的过程，且往往是形成基本倾向或激发出权衡智慧从而升华到更高层次的理性整合的过程，从而避免了其他听取意见方式的或然性、倾向性、片面性和非客观性。利益关系人在立法听证会上，主要是通过陈述意见、观点交锋、相互诘问等来表达利益诉求，对立法施加影响。立法听证的价值定位在于强化利益博弈功能，弱化听取意见功能。所谓的真理越辩越明，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听证议题难以引致相对观点的交锋，听证会无疑就会开成座谈会。如果立法者难以听到客观真实的意见，也就难以辨别真伪和是非曲直。可以说，立法听证的核心和灵魂就是论辩。没有相对方的诘问和答辩，就难以充分暴露法案的缺陷，所谓通过利益的搏弈以实现利益权衡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一旦抽掉了立法听证制度的论辩性这个灵魂，它就与座谈会、论证会相去不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何必劳民伤财呢！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座谈会、论证会是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在长期立法实践中，坚持党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根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方针，创造和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征求对法案意见的传统做法，对于保证立法质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宝贵的执政资源和民主资源。座谈会、论证会的参会人员能够比较充分地不拘形式地发表意见，可与立法者进行交互式的讨论，易于形成共识。立法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都是立法活动发扬民主的重要形式，虽然座谈会、论证会在程序上的规范性、公开性、公众性，特别是论辩性不如听证会，但其互动性强，形式及程序较为灵活，议题范围广泛，简便易行，尤其是运作成本低等优势，是立法听证会所不能替代的，也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的。也就是说，从广泛征求意见的角度看，这些座谈会、论证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西方国家议会的立法听证会的作用。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如果把立法听证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并以此来取代座谈会、论证会，或者为了赶时髦，标新立异，只是简单地将座谈会、论证会改称为听证会，这样的听证会就不是社会公众期待的听证会，也难以达到广泛深入听证各方面意见的目的。

三、提高立法听证的论辩度是提高听证质量的关键

既然论辩性是我国立法听证的灵魂，那么，开好立法听证会的关键就是要在“辩”上下功夫，提高听证的论辩度。听证选题、陈述人的遴选、旁听人的数量及其代表面的确定、听证程序的制定，主持的公正与艺术等等，都得从有利于论辩以角度来考量，服从于论辩，服务于论辩。对这一问题，我们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结合重庆市的几次立法听证，我们认为以下四点应予注意。

1、听证选题要有可辩性。听证选题能切中法案中涉及的各方矛盾的焦点，特别是要锁定公众方陈述人关注的热点，有争议的可能和价值，也就是说，要具有可辩性，这是立法听证论辩的基础。为此，立法听证一般应在立法调研、公开征求意见、立法座谈会、论证会以后，甚至可以安排在人大常委会一审之后，因为，只有在这样广泛地听取民意的基础上才能比较正确地判断哪是最适宜的听证选题。《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是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起草的。市民对此非常关注，加上这种起草方式当时还比较新鲜，各种媒体的介入，使之一度成为社会的热点。通过一系列的公开化、民主化立法程序，立法机关对这一法规案涉及的几个矛盾焦点已了然于心，听证议题很自然地浮出水面。

《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的听证议题有四个：

（1）业主会议与业主委员会关系。一是首次业主会议的启动程序。即是由业主按法定程序组织召开业主会议，还是由物业管理企业组织召开业主会议，或者由部分业主申请、房管部门指导召开业主会议。二是业主会议与业主委员会在签定、变更物业管理合同，确定收费标准，选聘、解聘物业管理企业和使用物业维修基金等方面的职责划分。

（2）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责任划分。一是物业管理企业的治安责任是承担一般普通注意义务还是最大谨慎注意义务；二是物业管理企业的治安责任是统一规定还是与物业管理服务费中的保安费标准一致；三是物业管理企业的治安责任由法规规定还是物业管理合同约定；四是物业管理企业的一般治安责任由法规统一规定，人身财产的特殊保障由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约定。

（3）物业维修基金的征收、使用、管理。一是物业维修基金缴纳主体：开发商、业主或由开发商和业主分别按一定比例承担；二是物业维修基金管理机构：物业管理企业、物业管理协会、业主委员会、房管部门或专门机构；

（4）普通（经济）型住宅物业管理服务费标准的确定。一是政府物价部门审批定价；二是前期物业管理服务费由政府物价部门审批定价，后期由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协商确定。

《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听证是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一审以后进行的，各方争议的焦点已充分凸显，听证议题的可辩性选择也较易敲定。

《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议题也有四个：

（1）暂停乱涂画、乱张贴者公开的电话号码使用功能；

（2）禁止在主干道占道经营的可行性；

（3）主城区户外广告的设置是由市还是所在区审批；

（4）灯饰工程建设及运行成本的分摊机制。

2004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该条例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尤其是2004年3月修宪，实现了“人权入宪”，完善了私产宪法保护，广大市民维护私人物权的意识和要求大大增强，对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的立法期望很高。为满足人民群众参予立法的热切愿望，我们审时度势，在该条例的起草阶段即举行了立法听证。

《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的听证议题选了三个：

（1）房地登记是否合一，两证是否合一；

（2）登记程序的设置是否合理、简洁；

（3）房地产登记应记载的内容是否恰当。

这三次立法听证，议题的可辩性都比较强，基本上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2、双方陈述人及其在旁听人中的支持者的人数对等。立法听证中，诘辩的主体一般是利益关系人的相对方，双方陈述人地位的对等性是论辩双方的利益博弈均等的基础，而人数的对等又是保持这种对等性的基础的基础。这里所说的人数对等，首先是双方陈述人的人数要对等，同时，如果不可能让所有愿意参加旁听的报名者都成为旁听人的话，那么在旁听人的遴选上应尽量避免一边倒倾向，而应使支持双方陈述人意见的旁听人大致保持人数上的对等。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兼听不同乃至反对的意见，是立法听证应有之义。由于法规稿往往出自政府起草部门，起草机构及起草人总是着意凸显立法听证的征集民意性质或民意调查倾向，遴选陈述人时在双方人数对比上作一些处理，就很容易达到赞成意见占优势的效果。因此，要在立法听证中建立一种意见表达对等机制，来体现实质上公平、公正和正义，就应当按照利害关系人或者不同观点的各方人数基本相等的原则确定陈述人及支持其意见的旁听人的人数。我们在《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听证中，就从物业企业方和业主方各选定了12名陈述人。在物业企业方陈述人中，主要有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还有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物业管理协会、《重庆物业管理》杂志的负责人；业主方陈述人主要是业主委员会负责人、专职工作人员和业主及律师。

3、陈述人的陈述能力要对等。听证陈述人的选定，尤其是听证陈述人的论辩能力，对听证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如果说，双方陈述人人数对等因有客观的数量标准，尚比较容易做到，那么，要把握好双方陈述人陈述能力的对等就很有难度了。但难度大并非不可能，问题是要有公开、公正、规范的遴选程序，准备工作上要下功夫。如果没有公正的听证陈述人选择机制，被部门利益倾向或听证机构的主观期望等因素所左右，就难以确保与立法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代表被选定为陈述人参与听证会，听证的公正性、广泛性和代表性就必然难以实现。这是因为，听证陈述人一般是由听证工作机构依照报名申请先后顺序确定，难免会给听证陈述人的选择留下过多的自由操作空间。一是强势组织由于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表达渠道，甚至同某些行政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更容易向立法者施加影响，而且他们使其利益法律化的愿望很强烈，法规起草伊始，一些部门、行业、集团等强势组织的影响力一般就已强力触及，因而抢先甚至优先报名简直太容易了；二是公众方或反对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往往个体利益分散，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缺乏组织动员资源，报名上慢半拍甚至失去机会是常有的事。尤其是，某项立法涉及整个群体的利益可能很大，但对单个个体来说利益可能不大，其参与立法听证的相对成本可能远远大于个体收益，因而表达其利益的愿望可能并不强烈，而且其表达的条件、能力均处于劣势，因而难以选定真正能够代表弱势方利益、全面准确陈述意见的高素质人选。其结果，就很可能使反对意见成了听证中弱势群体，在听证中处于劣势，弱势者更弱，强势者更强；三是由于听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主观上总是期望在立法过程中反对性意见少一点，立法过程顺利一点，可能会无意识地对提出反对意见且论辩力强的人产生排斥心理，从而可能影响陈述人的正确选择。因此，我们既要追求形式上的平等，考虑陈述人的广泛性、代表性，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要注意实现陈述能力的对等。在陈述人确定程序上，不能仅由听证机构进行“遴选”，要从选择机制上确保那些特别支持和特别反对某立法议案的人最积极参加。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听证前1个月在媒体公告听证议题，征集听证陈述人；陈述人报名时表明自己对相关议题的观点，经审查双方不同观点后，引导陈述人双方充分协商，从100报名者中各自确定12人，基本实现了人员结构的合理性，也体现出陈述人选择上的公开，避免了选择上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4、陈述人的陈述机会要对等。陈述机会的对等主要体现在听证程序的对等上，即陈述时间相等、陈述顺序对等，以保证利益相对人充分表达己见的机会，防止听证机构从程序上操控听证过程，以使听证结果有利于某一方面。主持人要善于引导当事人进行辩论，善于控制节奏、把住大局，把立法听证会引向深入。听证主持人一般只从《听证规则》规定的程序上掌握听证进程，听证人原则上不向陈述人提问。《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的听证中，物业企业方和业主方的各12名陈述人，每3人为1组，每组负责1个议题的陈述发言。每组的陈述人自行确定第一陈述人、第二陈述人和第三陈述人，第一陈述人做主题发言，时间10分钟，第二、三陈述人做补充发言或辩论性发言，每人发言5分钟。双方3名陈述人分别依次交叉发言。陈述结束后，主持人从律师、专家、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组织代表中各指定1人发言，每人发言5分钟。通过公开听证的压力，形成了物业企业方与业主方“高手过招”的格局，收到了良好的论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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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各国议会的立法范围各异。在一些议会享有最高权力机关地位的国家(如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议会有权制定修改任何法律。但是有些国家议会的立法范围是有限的。如法国现行宪法规定,对于国防总的组织体制、地方单位的行政管理、劳动权等方面的内容,议会只能确定一般原则,其具体细则和实施措施则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制定。但可就具体事项立法这一点大致相同。参见唐晓等著:<<当代西方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96版,第146页。

[2]特里·夏沃于1990年突发心脏病，并因脑部缺氧造成永久性损害而成为永久植物人。过去15年来，她一直依靠进食管提供营养。7年前，夏沃的丈夫迈克尔·夏沃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停止给其妻子进食，理由是她不愿意这样毫无意义地“活”下去。但特里·夏沃的父母坚决反对，称她不时显示出有意识的迹象，她的身体仍然有恢复的希望。从此，双方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在这场官司中，根据法院的裁决，特里·夏沃的进食管曾先后2次被拔除，而两次重新插上。第一涉次由法院判决拔除后，2003年10月州议会紧急通过的法令即“特里法案”，准许州长在特定情况下干预法院判决，夏沃再次被接上进食管。2004年9月法院以“特里法案”违背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原则，对宪法构成违反。2005年3月18日，根据佛罗里达州主持这起诉讼的法官的最新裁决，特里·夏沃的进食管再次被拔除。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这场官司进行了干预，并于2005年3月破天荒地紧急通过一项特别法案，随后由布什总统在21日签署后成为法律，授权联邦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但最近几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国会和布什的做法侵犯了地方权限，有违宪法。

[3]2003年10月17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总统布什提出的一项拨款法案，批准拨款840多亿美元作为下一年度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和重建开支。布什9月上旬要求国会单独为10月1日开始的2004财政年度拨款870亿美元，用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和重建行动。国会两院全额批准了用于两地军事行动的660亿美元拨款，但都将203亿美元的重建拨款部分砍掉了近20亿美元。众议院以303票对125票通过了这项法案，参议院则以87票对12票通过。但是，在是否把部分重建援助资金转为贷款的问题上，参众两院意见不一。在拨款法案付诸表决前，参议院16日晚以51票对47票通过了由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一项修正案，将伊拉克重建援助中的100亿美元转为贷款。修正案规定，如果法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债权国同意免除萨达姆政权所欠的1300亿美元债务，这100亿美元贷款也将转为援助资金。但是，众议院否决了将部分援助转为贷款的修正案。20031019

[4]1998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以二百五十八票对一百七十六票通过了司法委员会提出的对克林顿的弹劾调查决议案，弹劾程序进入了不可逆阶段。克林顿由于拉链门不紧，总统职位将不保。众院司法委员会即将举行听证会，正式对克林顿展开弹劾调查。选举前通过的决议案规定，调查既不限定时间，也不限制范围。但选举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弹劾克林顿。参见马世琨、张亮：<<以政绩取胜－－美国中期选举初析>>，载<<人民日报>>1998.11.05。

[5]2004年6月美国中情局完成了有关伊拉克战争前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的情况报告，并递交给美国会参院。这份递交给参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主要是检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情报问题。参院情报委员会亦将开闭门会讨论这份报告。2004-06-15

[6]参见CarolHardyVincentRichardSachs著张颖译:<<美国众议院听证：准备和行动的指导>>来源:

[7]参见杜钢建:<<议会立法听证程序比较>>。又，参见马玉祥:<<美国和日本的听证制度>>,<<人大研究>>2004年7期。证人或公述人无正当理由而不出席听证会或拒绝提供要求证词或做虚伪陈述的,国会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并予以处罚，如果有人不愿接受邀请，委员会可以通过传票传唤证人出庭作证（众议院规则第11条，第2(m)款）。参见CarolHardyVincent、RichardSachs著、张颖译:<<美国众议院听证：准备和行动的指导》。

立法听证范文篇2

正是因为体现着民主的精神，立法听证制度在西方国家也是随着民主精神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健全完善的，有论者甚至认为，其最初甚至可以在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有关公民的“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中找到影子[1].它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司法听证到立法听证的过程，最初在英国、美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中确立了听证制度，如美国司法制度中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就包含着听证程序；随着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的事务的呼声高涨，立法听证制度便应运而生，受到普遍认同，特别是二战之后，日本和拉美等一些国家相应实行了立法听证[2].对立法听证制度的作用，美国学者D??杜鲁门的阐释最为精辟：一是从政策和技术上就法案的条款、名词等作出正确的解释；二是作为传播手段向公众灌输法案的内容；三是通过听证会这一安全阀为公众提供缓和冲突及解除困扰的手段[3].

我国的司法听证制度起步较晚，第一次规定听证制度始于1996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立法听证制度的确立又延迟了几年时间，直到2000年颁布实施的《立法法》才得以正式确立，体现在该法三个条文之中，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以及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其中，第五条规定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即奠定了立法听证制度的民主立法原则基础；第三十四条和第五十八条规定则明确规定了立法听证是立法前征求各方面意见的法定选择性程序。

其实，在《立法法》颁布的前一年，1999年6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举行了听证会，开创了我国立法听证的先河。同年，深圳市更是制定了全国首个地方人大部门立法的听证规则《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员会听证制度》[4].《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后，全国多数省市相继以条例、办法或规定等形式制定了本地的立法听证规则，也进行了许多立法听证尝试。应该肯定，这些立法听证尝试都是有益的，对促进我国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立法法》对立法听证制度只是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于是在具体操作实践过程中，各地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立法听证的范围、主体、程序以及效力等各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在立法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开始运作听证程序。因此，只能说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只是开始初步建立，在地方立法中开始正式运作，而谈不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立法听证制度。

为此，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五周年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目前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重新审视，深入分析其执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进一步健全完善立法听证制度，促进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有力的法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

一、目前我国执行立法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对《立法法》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和各地进行立法听证做法不统一的实证分析，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立法听证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立法者的立法理念没有真正更新。虽然《立法法》确立了立法听证制度，但是由于受到旧观念的影响，我国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部门和立法者还带着浓厚的长官意识和官僚主义思想，认为立法只是职能部门的事，与社会公众无关，于是在立法时不愿意听证，对立法听证告知义务履行不到位。而且，更关键的是，对此，目前尚无法监督，更谈不上追究责任。其二，立法听证制度的社会认知程度不够。由于《立法法》的宣传工作没有深入开展，社会公众往往不了解自己可以参与立法的政治权利，自然就很少参加立法听证会；更严重的是，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公众有着较为顽固的“政治冷漠”情结，其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不高，不愿去行使自己的立法监督权，甚至在一部关系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即将制定出台前，也不要求立法者召开立法听证会，对立法者就缺乏必要的监督。其三，没有建立独立的听证主持人制度。当前，在我国行政执法听证中主持人的地位就不明确，只要求其不是本案的调查者，在实践中主持人往往是调查者的同事或上司，就不能不让人对其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于是，在我国行政执法听证中主持人的地位尚不独立，在立法听证中独立的主持人制度更是谈不上。其四，由于《立法法》没有赋予立法听证程序应有的法律地位，在实践中往往导致立法者将立法听证程序视为“走过场”，听证的记录结果得不到应用，立法者不吸收公众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使得立法听证流于形式。

二、关于完善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几条思路

完善的立法听证制度，笔者认为至少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立法听证主体，即立法者、听证主持人、听证参加者。二是立法听证客体，即需要进行立法听证的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就是需要听证的规范的范围。三是立法听证程序，包括听证准备工作程序、听证会进行程序，还包括立法听证效力规定，即听证会记录如何使用的问题。

（一）立法听证主体制度的完善。

立法听证主体，有三个方面，一是立法者，二是听证参加者，三是独立于二者之间的听证主持人。对立法者而言，应该进行广义的界定，即包括法律规范的起草者和审议、批准机关。在法律规范的起草阶段，负责起草的机关需要广泛征求意见，就得进行听证。当法律规范提交审议、批准后，负责审议、批准的机关，即人大或其常委会及政府主管部门，也要进行听证。立法是一项严肃的工作，采取这种在起草和审议、批准阶段的“双重听证”，是完全有必要的。而且，应该对负有举行听证义务的机关进行必要的法律监督，就是要追究没有履行应尽的立法听证义务的机关及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以避免《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听证制度处于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

对立法听证的参加者来说，应该坚持尽可能广泛而穷尽的原则。就是在一个法律规范即将制定出台举行立法听证会时，要确保有关系的更多的对象参加，包括法律规范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法律专家学者、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政府官员及司法实务部门的代表，等等。法律应该规定上述人员必须参加立法听证的法定义务，督促他们能够参加立法听证会。特别是对利害关系人，尤其要确保通知到会，一方面，负有举行立法听证义务的起草者或审议、批准机关要尽到必要的通知义务，要穷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将利害关系人代表通知到会；另一方面，立法者已经尽到必要通知义务而利害关系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到会的，从提高立法工作效率的角度考虑，到法律规范正式颁布实施后，利害关系人则不能以未参加立法听证为诉由来否定该法律规范的法律效力。

居中裁判，是对任何事项裁判者的基本要求。正如掌握司法审判权的法官必须做到独立、中立、公正，立法听证的主持人在立法者和听证参加者之间，应该保持独立、中立，这样才能确保立法听证程序的公正。为保证主持人的独立与公正，进而保障听证职能的独立地位，有论者提出可以参照律师、法官、检察官等资格的选拔任用要求，通过考试来取得听证主持人的资格，建立独立的选拔任免制度，把听证主持人的管理与其他行政人员的管理独立出来[5]，笔者认为，这种思路是值得尝试的。

（二）立法听证客体制度的完善。

所谓立法听证客体，就是指需要进行立法听证的法律规范。目前，我国《立法法》对需要听证的法案范围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其一，该法仅在第三十四条、五十八条规定了法律案和行政法规应该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而对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则没有明确规定要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的形式听取意见，只是要求其不能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但所幸各地人大、政府在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过程中，大都进行了立法听证的有益尝试。其二，该法第三十四条、五十八条规定对立法听证仅是一个选择性的规定，即听取意见的形式可以多种，包括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可见听证会仅是可选择的其中之一，并不是强制性的。

在民主和法治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今天，结合国外立法听证的先进经验来考量，笔者认为，将立法听证作为强制性的规定，已成为必要。因为，不管是从议题、参加者的范围及其责任义务，还是从讨论问题的程序及其效力等方面分析，立法听证会与立法座谈会、论证会都有很大的不同。

其一，议题内容不同。立法座谈会议题比较宽松、广泛。立法论证会的议题多是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规定的合理性、可接受性、可操作性等。立法听证会的议题则主要是就立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的、存在有利害双方利益冲突或争论的有关问题进行质证与辩论。

其二，参加人范围不同。立法座谈会参加人的范围比较广一些。论证会的参加人大部分情况下是专家学者和与议题有关的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的代表。而立法听证会的参加人有特别的规定，其中与所立之法有利害关系的人应是参加的重点对象。

其三，参加人的权利义务不同。立法听证的参加人所享有的权利以及所应承担的义务都规定得比较严格。比如，在立法听证制度较为发达的美国，其行政立法机关作为立法听证的一方当事人，在立法听证时必须作出事先通知，必须向利害关系人提供参与听证的机会，还要答复立法相对人的意见，等等。作为立法听证的参加人的利害关系人也同样享有一定的权利和承担一定的义务，比如，利害关系人有得到立法听证通知、聘请律师参加听证、提供证据、互相辩论并获得立法机关答复等权利。另外，利害关系人还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按时参加听证、不得提供虚假证据义务，等等。而在立法座谈会、立法论证会中，参加人的权利义务没有严格的规定，他们主要是发表意见。

其四，程序上有较大区别。立法座谈会、立法论证会的程序比较自由，没有法律的硬性规定，也没有一般的正式要求。立法听证会则不同。比如，在美国，立法听证程序有正式听证程序和非正式听证程序，还有近些年发展起来的结合正式听证程序和非正式听证程序优越性的混合听证程序。美国的正式听证程序也称为“审判式听证程序”，其特点在于准司法化，即立法机关仿照法院的审讯程序来进行立法听证。其五，听取意见的效力不同。在立法听证过程中，立法决策机关一般来讲受到较多限制，其自由裁量权受到必要的限制。而在立法座谈会、立法论证会中，决策机关所受的限制要小得多。例如，在美国的正式听证程序中，决策必须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而在座谈会、论证会等非正式程序中，立法机关所获得的信息、资料及其他证据，仅供决策部门作决定时参考，不受其严格约束[6].

鉴于上述分析，很显然，立法听证会从议题、参加对象及其权利义务、程序和听取意见的效力等各方面，在促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的作用上都要优于立法座谈会和立法论证会，因此我国《立法法》实该把立法听证作为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等法律规范立法过程中的强制性程序加以规定，而不是现在的选择性规定。当然，立法座谈会和论证会也不能摒弃，应发挥其灵活机动的优势，作为立法听证程序的有益补充。

（三）立法听证程序的完善。

立法听证程序问题，也是我国《立法法》尚未明确规定的一个缺陷。笔者认为，立法听证主要包括听证准备工作程序、听证会进行程序，以及听取意见的效力规定，即听证会记录如何使用的问题。

立法听证准备工作，主要是对立法者而言，即法案的起草者或审议、批准者作为立法听证组织者应尽的一些义务。其一，立法听证组织者应尽必要的通知义务。在一个法案即将制定出台之前，立法者必须将听证时间、地点及法案名称及时通知立法听证主持人、法律规范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法律专家学者、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政府官员及司法实务部门的代表，等等。如前所述，特别要注意将利害关系人通知到会。通知的形式要多样化，比如，在当地媒体上立法听证公告，在公开网站上通知，向听证参加人发出书面通知，等等。其二，立法听证组织者应尽到提供材料的义务。就是要将法案文本、立法背景资料、调查报告以及座谈会、论证会记录等材料公之于众，让听证参加人尽可能地了解情况。在提供方式上，可以将以上材料提前印发给听证参加人，还可以在听证会现场设置可触摸式电脑，方便听证参加人查阅，等等。

立法听证会进行程序，主要是对听证主持人、立法者和参加人而言。在听证会进行过程中，听证主持人始终居于中立地位，先由立法者说明立法的理由、提供证据，介绍法案内容及其立法背景资料等等。再由听证参加人对立法理由及法案具体规定等提出质疑，并提供证据，立法者必须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在听证过程中，可以参照法院审判案件的庭审程序进行，允许双方展开辩论，还可以允许法案利益关系人聘请律师参加听证会。

立法听证程序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听证记录的使用问题。对立法听证会中收集到的意见的效力问题，我国《立法法》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为了让立法听证会对相关的法案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必须赋予听证记录应有的法律地位，就是要借鉴美国行政裁决听证程序中的“案卷排他原则”，将立法听证会记录作为立法决策的唯一证据来源，未在听证会上出现的、并经双方辩论的材料不能影响、左右未来立法的内容。这样才能使立法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必要的限制，让立法听证会真正发挥作用，为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资料]

[1]许华、王邺《立法听证制度初探》，载《人大研究》2002年第4期，第19页。

[2]李淑英《立法听证制度的功能分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66页。

[3]周伟《完善立法听证制度研究》，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第133页、134页。

[4]唐娟《地方立法民主发展的实证分析》，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27页。

立法听证范文篇3

关键词：税法，立法，立法听证制度

立法听证制度，是指立法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其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等通过一定方式（常见为听证会）陈述意见，为立法机关审议法律法规提供依据的一种立法制度。该制度服务于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因而日益为学者和立法当局所重视。“对公民来说，政府服务的直接成本是税收，课税的方式会明显地影响他对扩大或缩小这类服务的态度。”[1]由此可见，税收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最直接最根本的经济关系。进而言之，税收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脐带，经典作家了揭示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2]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生成，税收的合法性、民主性及科学性问题将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关注，立法听证制度在税收立法领域的采用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立法听证制度的源流与本质

立法听证制度是借鉴和移植司法听证制度而形成的一项程序性制度，肇端于英国。“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原则要求裁判者听取双方的陈述。《圣经》中“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的箴言，在司法上落实为“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aman‘sdefencemustalwaysbefairlyheard）原则。这是法官据以控制公共行为（publicbehavior）的程序手段之一，也被认为是现代听证制度的直接的法理基础。[3]在美国，与“自然正义”相对应的术语是“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体现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due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dueprocess）两部分。前者具体铭刻于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即“无论何州不得不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而后者运用得更为灵活，从司法的“两造对抗”逐步扩大到行政和立法领域。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的立法听证制度日益完善，堪称世界上立法听证制度最完备的国家。随后，欧洲大陆以及亚洲的日本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立法听证体系。

在我国，听证制度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年至1999年，其标志是1996年10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在我国的法律中确立了听证制度；1998年5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掀起价格听证热潮，听证一词正式为国人所接受。第二阶段，1999年至今，其标志是1999年9月广东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就《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举行我国第一次立法听证；2000年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34条）和“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58条）随后，立法听证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采用，有些地区制定了立法听证实施办法，丰富了实践性。

立法听证的核心就是给予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一个陈述意见表达观点的机会，它的本质是一种程序法，是保证立法活动顺利进行的程序法，是对实体法的必要补充。现代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对政府[4]权力合法性的质疑，推动了权力控制的实践，即用行政法等实体法的形式，让公权力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实体法的控权效果是与其缜密程度成正比的。”[5]然而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时，要求权力行使的灵活性，即允许权力在一定范围内有自由裁量的空间，由此实体法对权力的控制产生了困境。因为实体法对权力运作范围的合理推定不是自足的，于是程序法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以此为契机，听证制度从司法领域扩展到立法领域，从事后补救走向事先预防。听证制度给利害关系人和政府一个博弈的平台，在“讨价还价”（bargain）的公平对抗中，来求证权力运作的界限。

二、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的必要性

立法听证引入税收立法的价值，在于立法听证所固有的功能满足税法的需要。必要性价值的求证问题，就是立法听证制度的普遍性作用在税收立法这个具体的特殊的领域的体现。一般认为，立法听证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1）信息收集；（2）实现直接民主、体现民意；（3）促进良法；（4）协调社会利益；（5）立法宣传。[6]笔者认为，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法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满足税收立法法治化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法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由法律加以确定。国民根据法律的规定纳税，政府根据法律的规定征税。而规定纳税和征税关系的法即税法，由此，立法的法治化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前提和依据，当且仅当所制定的税法是良法，才能要求税法主体依法办事。立法的法治化，“要求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守法，遵守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从而保证立法内容的合法性。”[7]税收立法应当以宪法为依据，遵守《立法法》的规定，立法听证制度为《立法法》所确认，当然适用于税收立法。如果税收立法程序存在规制的缺失，立法的随意性将大大增加，导致立法成为征税权滥用、侵犯公民财产利益的工具，不仅损害税法的权威，而且影响到政府的社会公认度。此外，从立法听证本质上看，作为一种程序性规则，能够防止各种人治的因素，如领导指示，主观随意性等等，保证立法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

发表自己的看法，税权和税法的产生是直接民主和公共契约的必然结果，因而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要求民主的成分。但是直接民主下的税收公共契约，仅仅在非常之小的城邦国家才有实践意义。贡斯当和麦迪逊很快发现，在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直接民主破产了，完全自治的税收契约也无法实现。社会成员由古代的全职公民（full-timecitizen）变成了兼职公民（half-timecitizen），公民不再亲自参加“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代议制的间接民主产生了并且成为现代民主的主要样式。我们不难发现，在代议制民主下，由人民选出代表组成立法机关，再由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这个过程就有异化的可能，公意容易被私化，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偏离甚至背叛了民意；而且选举的级数越高，民意的表达就越可能被掩盖。政府以民意制定税法的过程将轻易地被社会成员提出质疑。于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在税收领域中产生了。立法听证制度成为税收立法直接民主的渠道，它一头连接着政府当局的立法机关，另一头连接着纳税主体具体的现实的生计问题，各种利益冲突将通过这个渠道进行交流和对话，用文明的宽容的但又批判的方式进行税赋博弈。立法听证制度同时满足了促进税收立法民主化所必备的全部条件，即立法主体的广泛性，立法行为的制约性，立法内容的公平性和立法过程的程序性。

第三，满足税收立法科学化的需要。假设政府的税收收入为S，政府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为C1，政府自身运作的成本为C2，在不考虑政府其他财政收入的前提下，有等式：S=C1+C2+ΔC.ΔC反映的是税收资源的隐性流失，或表现为政府效率低下，机构臃肿，或表现为私设小金库，截留税款等腐败现象。ΔC的控制，是税收立法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问题；而S，C1，C2的确定，是一个纯科学的问题，即价值无涉（value-free）的技术性问题。税收立法的科学化集中落实在纳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及减税、免税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涉及财政、金融、税制等学科领域，为立法当局所陌生，但又是税收立法成败的关键。只有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尊重客观实现，吸收专家、学者参与立法，用科学的理论知道税法的创制，才能避免立法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从而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益。科学的税收立法需要依靠财政学，税收学等经济学专家、学者提供的理论模型和数据预测，立法听证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信息收集的作用，成为税收立法的必要程序。

在宪政的维度中，税法是建立人民公意基础上，调整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立法听证制度所蕴涵着的民主价值，是与税收立法内在要求吻合的，因而民主价值是该制度价值体系中的核心。税收不仅仅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主要手段，而且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之一，因而具有较其他部门法更强的精确性，立法听证制度基于信息收集的科学性是税法合理性的保障。而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目标，必须通过法治的形式得到实现，所以立法听证制度对税法制定三大贡献是相互融合的，这种融合是所制定的税法成为良法的程序性保证。

三、税收立法应当如何引入立法听证制度

（一）、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的法律依据及其适用范围

立法听证制度的自身功能满足了人们对税法良法化的价值追求，不仅如此，现行的法律体系，也为该制度的引入提供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27条第2款也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符合宪法的精神，人民有权利要求参加听证，国家机关应当给予意志表达的渠道。《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的通知》（国发[2000]11号）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意见，特别要重视基层群众、基本群众的意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在立法工作中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和“起草规章应当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尤其是基层组织、基层群众的意见。”国务院部委以及地方立法立法机关在制定较低阶位的税收立法性文件时，采用立法听证程序亦是合法的。

理论上认为，我国立法听证范围原则上包括，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和立法机关认为有必要举行听证的情形。[9]税收立法显然可以归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情形。而税法体系又包括了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两个子体系，前者根据税种不同可以进一步分为流转税法、所得税法、财产税法、资源税法和行为税法等等；后者主要包括税务机关组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等。笔者认为，立法听证制度主要适用于前者，因为税收实体法所规定的内容直接影响着纳税人的财产利益，如果立法失误，将产生国家权力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严重后果；至于后者，则更多体现着管理的理念，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冲突是偶然的、次要的，又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作为补救机制，而且税收程序法一经制定，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动。鉴于听证制度的启动和运行要以相当的成本为代价，所以立法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是税收实体法的立法。

（二）、税收立法听证的参加主体

根据立法听证制度设计的本义，参加主体通常包括立法听证的组织机关、主持人、书记员、调查人员、证人、专家学者、利害关系人、委托人等等。税收立法听证的参加主体随着将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涉及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利益冲突来确定参加主体。笔者以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立法为例，进行具体分析。（1）组织机关，即立法机关，制定汽油柴油消费税规范性文件的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它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制定有关征税范围和税率的部委规章。（2）主持人，由立法机关指定，并且没有利害关系，一般可以由国家税务总局的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也可以由民间团体组织或学术机构的代表担任，如税法学会的理事等，立法机关予以协助和监督。但立法起草小组的成员不能成为主持人。（3）听证员，由立法机关指定，协助主持人组织控制听证运行，一般可以由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从事法律事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也可以由民间协会或大学相关领域的资深人士担任，如从事涉税业务的律师、会计师、教师等。（4）书记员。（5）当事人及其人，即与所立之法有直接利害关系并经组织机关同意参与听证的人，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是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又进一步转嫁到消费品使用者身上，所以参加听证的当事人应包括石油化工的生产企业，原油或成品油的进出口企业，交通运输企业以及私家车主代表等等。（6）其他参加人，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在对于“环保型”税制的初步研究中，汽车和燃油征税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环保因素，将生态税思想贯彻到对能源产品的征收中，成为我国消费税改革的理念。[10]因为含铅汽油、无铅汽油和柴油对环境污染存在差别，所以可以用差别税率来引导燃油消费。三种燃油之间的税率的相对关系的数据分析是一个纯技术课题，这就要求环境

保护机构从事燃油污染的工作人员参加听证。此外，从事消费税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应当参加听证，从各国实践中总结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税收制度。其他参加人是一个兜底的范围，立法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灵活采纳，其目的主要是保证税收立法的科学性。立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往往是听证的主持人，笔者认为，立法起草人员与当事人一样是立法听证的参加人，可以围绕起草的法案进行质证和辩论。

（三）、税收立法听证的程序

立法听证制度是程序性的规则，所蕴涵的价值，所实现的目标都要通过程序来实现，否则该制度将形同虚设，并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一般将立法听证程序分为三个基本步骤：准备程序，进行程序和笔录使用问题。[11]笔者仍以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立法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立法听证会的准备。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在确定召开听证会后，公告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征求意见稿，拟定听证会的议题、时间、地点和相关权利义务，在规定期限内接受社会公众的申请。书面通知可以在部委定期的公报和政府网站上，可以向主要科研机构如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天则经济研究所和高校发出邀请函。鉴于税收立法多以中央立法为主，各地参加者直接现场参加未必现实，那么可以开辟网页吸收意见，发表意见者必须留下真实姓名，对自己的言行负责，遵守基本的说理规范，其意见才被立法机关采纳。

第二，立法听证会召开。由书记员宣读立法听证会的纪律，由主持人宣布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当事人的名单以及工作单位和职务，介绍其他参加人，并询问回避事宜。立法机关介绍草案的内容，提出议题，并就有关问题接受参加人的询问。当事人和其他参加人围绕立法听证的议题发表意见。燃油的生产、进口企业以及交通运输企业可以提供合理的模型，说明税收问题对其行业的影响。环境保护机构可以提供统计分析的数据，说明三种燃油的污染问题。科研机构合高校的学者可以提供国外的或历史上的理论成果及个案材料，帮助确定博弈的均衡点。听证参加人在主持人的引导下相互辩论。立法机关作最后发言。听证笔录经由各方参加人核对签字，并收集各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合证据。这一阶段，是立法听证的主要阶段，而立法听证的思想源于司法，司法程序当然可以予以借鉴。“审判型听证”将是税法立法听证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模式下，主持人和听证员完全独立于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可以是民间学术机构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包括立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内的其他参加主体根据其代表的利益不同形成质证和辩论的双方。

第三，听证报告的公布。听证会结束后，主持人根据听证笔录，综合各方意见，作出听证报告，并将争议焦点和采信理由一并呈报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立法机关应当在一定期限内，向辖区公开；新闻媒体可以进行相关报道，或者举行新闻会，接受社会监督。

税收是公民与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共和国以收税人的姿态表明了自己的存在。”[12]税法是调整税收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税收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特点要求税收立法实行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税收立法采纳听证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深化税制改革，推进税收立法之际，分析立法听证制度的实践价值，将其引入税收立法，也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的一个议题。

注释

[1][美]詹姆斯·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3]参见汪全胜著：《立法听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4]本文所使用的“政府”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而不仅仅包括行政机关，泛指国家权力的存在形式。

[5]黄凤兰、甫玉龙：《论立法听证的必要性》，载《求索》2003年第2期。

[6]参见前引[3]汪全胜书，第13页下。

[7]周旺生主编：《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8][美]卡尔·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页。

[9]参见前引[3]汪全胜书，第155-156页下。

[10]参见[英]桑福德主编：《成功税制改革的经济与问题》第3卷，杨灿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另见董庆铮等编著：《税收理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1页。

立法听证范文篇4

一、立法听证坚持走群众路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群众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民主法治。民主是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和谐社会必然是民主得到充分发扬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应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有一定的实现形式和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同样如此。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缺乏一定的实现形式和制度，造成民意表达渠道极不顺畅，社会主义民主往往无从体现。而立法听证的核心价值正是在于坚持立法的群众路线，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立法的民主化。

社会主义社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体现人民的利益，立法机关，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设置目的是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但如果民意没有表达的渠道，上述目的能否实现就很值得怀疑。现实立法中没有很好代表人民利益，甚至出现损害人民利益的立法腐败等现象并不罕见。立法听证不仅使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立法过程，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有助于他们了解和监督立法过程和立法决策，从而使立法能够更好地体现公众的利益、意志和智慧。而且，立法听证扩大了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弥补了民主选举制度的不足，拓展了现有民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立法听证是地方人大在立法领域积极探索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方式，是我国民主政治实践新的发展，体现了人民代议机关的人民性，保障了人民意志在立法中的体现。作为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立法听证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保证了人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人民群众真正树立起主人翁的意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立法听证遵循公平正义程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辟化解冲突的有效途径。

公平和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同志指出：“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协调矛盾，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目前，我国正处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关键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一些长期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凸显，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如果各方面利益调整的好，就能进入黄金发展期，反之则会落入“拉美陷阱”，更谈不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利益的调整主要是依靠法律。立法工作的实质就是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分配、界定和协调。而立法能否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关键是能否体现、促进、实现和保障公平和正义。作为“开门立法”的重要形式之一，立法听证源于自然公正原则，其本身追求和体现的是一种程序的公平和正义。公平和正义的程序是立法听证的核心内容及法理基础。

笔者认为，程序上的公平和正义，将有效地促进实体公平和正义，为实体正义提供最可靠的保证。以公平和正义促进公平和正义，这是法律的重要内涵之一，立法听证的价值目标是符合这一内涵的。在目前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在立法决策之前以及立法过程的其他有关阶段，立法听证使各方利益都能得到公正平等的反映，使各方的要求得以直接表达，也有助于他们监督立法过程尤其是立法决策，从而使立法更好地或尽可能地体现他们的意志。因此，这种公平和正义的立法程序特别有利于均衡各方面的利益，把不同利益诉求引发的争执和冲突引导到可调控的范围内，在既定的原则下解决问题，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立法听证不仅仅是一个民意的征集和表达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利益各方在公开、透明的民主程序中进行碰撞和协调，以求其利益最后在法律中得到均衡体现的过程，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辟了一条化解冲突的有效途径。正义和公平就是在这种老百姓看得见的形式中实现的。事实上，对于立法机关这个特定的利益主体而言，立法听证也是对立法机关的监督，是对立法机关利益与其他有关方面的利益的协调，有利于增强群众对立法机关的信任感和认同感，从而不仅仅是在形式上的变革，而且体现和促进了立法机关运作公开、公正的程序要义，契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立法听证促进科学立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治保障。

笔者认为，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社会的和谐有赖于法治的实现。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远不是法治社会。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

目前，我国不少的法律法规执行效果不佳，首先就是因为制定的法律还不够科学，还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良法。立法听证首先开辟了提高立法质量的新途径，有助于良法的产生。立法听证，提高了立法透明度，有助于立法主体接受监督，突破立法中原有的一些体制内封闭运行的弊端，遏制立法腐败，减少立法中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立法听证体现了立法技艺、方法、途径的不断完善，有助于立法主体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从而作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立法决策。

法治社会的另一方面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目前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漠，依法办事的理念还没有很好树立。立法听证，贯彻民主立法的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吸引了广大群众参与其中，并引起各有关方面较大关注，促进社会公众真正树立起主人翁意识，培养和增强了他们以当家作主的心态对待法律。同时，立法听证遵循了公正和正义的程序，极大地延展法律的可信与权威，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法律、法规、规章，便能获得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同和拥护，减少法律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社会抵触心理。另外，对公众而言，他们不仅实现了自己意愿的真实表达，而且还进一步了解法律的内容、立法精神等，提高了法律意识，从而有助于法律得到更好地遵守。

四、立法听证推动民主实践，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人文精神。

笔者认为，社会是否和谐，从深层次看，决定于这个社会是否具有和谐的人文精神。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赖于和谐的人文精神，有赖于具有和谐精神的社会公民。反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有利于培养和谐的人文精神，培养具有和谐精神的社会公众。民主需要一定的实现形式和制度，和谐的人文精神也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和制度，长期不懈地予以培养。在我国，普通的公众直接参与民主的实践，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情况，数量少、程度浅、范围窄，另一方面他们的民主参与精神和素质修养也不够成熟。这与我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是分不开的，也是与我国走向现代民主、现代法治的大国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的。立法听证，是广泛的社会主体直接参与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政治实践，尤其是社会公众直接参与民主、享受民主的有效途径。实行立法听证，可以为相当广泛的社会主体提供具有制度保障的经常化的民主实践机会。通过这样的民主实践，社会公众可以学会对社会政治的有序参与，学会在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时，进行合法的诉求；学会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具体、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通过这种可以看到的民主，社会公众感受到实在的而直接关系自身利益的民主，从而逐渐形成民主意识，成为成熟的民主社会的公民。同样，公平和正义、法治也通过这种形式得以实现，公平和正义、法治的精神也得到相应的培养，这些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有可少的人文精神。

五、立法听证借助新闻宣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舆论氛围。

立法听证是在地方人大的立法实践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立法听证采取的主要是听证会形式全国首次立法听证会是1999年9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管理条例》举行的听证会。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正式将听证制度引进立法领域。可以说，立法听证在我国还是个新事物。据统计，自1999年至2004年底，全国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只对39件地方性法规草案举行了38次立法听证会。可以说，目前我国的立法听证举办时间较短、范围不宽、形式单一、频率较低，规模一般也不可能很大。但它的示范意义是巨大的，它带动的各种媒体所汇集、传播的舆论，也成为事实存在的无形的听证会，吸引广泛的社会关注。各地人大举行的立法听证会一般都公开举行，并且注意借助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媒体的宣传报道，不仅是对法律本身的宣传，而且是对民主精神的宣传，是对人大地位和作用的宣传，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六、立法听证本身需要制度规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长效机制。

立法听证范文篇5

立法听证无论作为立法的民主方式还是立法的民主制度，它都是指立法主体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听取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意见，将这种意见作为立法决策的依据或参考，使立法决策合乎民主和尽可能达致科学。立法听证的根本属性是同立法尤其是立法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直接相联的。但立法听证作为一种立法的民主制度，它的尤其重要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的实施是立法主体的法定职责，而不是立法主体有时可以采行而有时可以弃之不用、在这一立法事项上可以采行而在另一立法事项上则可以置于一旁的非法定的民主立法行为或民主立法措施。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对各方面的主体都有直接的正面价值。实行立法听证，对立法主体而言，有助于他们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从而做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立法决策；也有助于使他们受到启发、受到监督，使所立之法成为良法，或是使所立之法不至于背离实际、背离公正。实行立法听证，对利益相关的主体而言，有助于他们直接表达对立法的要求或希冀，也有助于他们监督立法过程尤其是立法决策，从而使立法能够更好地或尽可能地反映他们的合理的心声、尊重他们的可取的意愿，或是使立法不至于漠视他们的心声或意愿。实行立法听证对公众而言，有助于他们直接参与立法，有助于他们了解和监督立法过程和立法决策，从而使立法能够更好地体现公众的利益和智慧，更好地表达公众的意愿。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在立法决策之前以及立法过程的其他有关阶段，使各有关方面可以就同一主题在同一场合同一时间从各有关角度发表意见，引起各有关方面的正面交锋，从而便于立法主体从多种多样的矛盾的正面冲突中了解各相关方面的意愿。在这方面，立法听证比之立法过程中的座谈会、论证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在座谈会、论证会这样的活动中，通常缺少矛盾的正面的全方位的冲突，参加座谈会、论证会的组织和个人，大都就某个特定的角度发表意见，提出这些意见的过程中大都没有或缺少相对方的参与和论辩，这就使座谈会、论证会所汲取的意见，通常容易成为多种一家之言的汇集，而难以汲取在论辩中产生的具有综合价值甚至升华了的更高层次的意见。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可以为相当广泛的社会主体提供具有制度保障的经常化的民主训练的空间范围。听证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主训练、民主宣传、民主教育的课堂，是广泛的社会主体直接参与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实际演练，尤其是社会公众直接参与民主、享受民主的有效途径。在我们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普通的社会主体特别是公众，直接获得民主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演练的机会，同一个走向现代民主、现代法治环境的大国的要求相比，是比较少的，现在有了立法听证这种制度民主，正可以在这方面弥补我们的或缺。

实现立法听证制度，可以从一个重要和实在的角度推进中国民主的发展。中国文化中的社会主体，在民主方面，过去素来是敏于思而拙于行的，一到行，往往就容易出现问题。现在立法听证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法定的可以行的场所或舞台。立法就是决策，就是权利资源的配置，对这样重大的事情，中国旧时代的统治者是不允许不希望一般社会主体或普通公众参与的，这就逐渐形成一种传统，以至于中国的社会主体特别是普通公众，对参与立法，通常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现在有了立法听证制度，包括普通公众在内的社会主体有了这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立法决策和权力资源配置的机会，这无疑是对旧传统的实在的深切的改造。中国的社会公众，包括普通公众，对参与立法以至更大范围的国政，自当会逐渐生发兴趣、热情和积极性。社会主体可以看到的那种实在的而直接关系自身利益的民主，可以从这里发展开去。实行立法听证制度，比之学者们穷年累月辛苦写作关于民主的高头文章，对建设现代民主，当会更见功效。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对立法获得广泛的和比较深入的社会基础也是大有益的。立法听证制度既可以推进民主，亦可以推行法治。在听证过程中，会引起各有关方面对所立之法的直接的真切的关注，吸引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中，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法律、法规、规章，就有了更好的得以贯彻实施的社会基础。从国内已有的立法实践看，实行立法听证的立法项目，更多的是那些直接关涉社会公众利益和情况复杂的事项，如劳动合同、房屋拆迁、学生伤害赔偿、出租汽车管理、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利益、招标投标……之类的事项，针对此类事项实行立法听证，使各相关方面参与此类事项的立法，倾听他们真实的心声，尽可能合理地反映他们的意愿，这样产生的法律、法规、规章，便能获取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同和拥护，至少可以获得公众的比较好的了解和理解。这无疑是有益于法的实施，有益于将纸上的法律条文变为实际生活的真实准则。而法治在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真正实现，尤为重要的一个条件，便在于此。中国的民主建设需要从落实一个一个实在的制度措施做起，中国的法治建设同样需要从落实一个一个实在的制度措施做起。推行立法听证制度，就是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的具体实在的措施。

立法听证范文篇6

关键词：税法立法立法听证制度

立法听证制度，是指立法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其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等通过一定方式（常见为听证会）陈述意见，为立法机关审议法规提供依据的一种立法制度。该制度服务于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因而日益为学者和立法当局所重视。“对公民来说，政府服务的直接成本是税收，课税的方式会明显地他对扩大或缩小这类服务的态度。”[1]由此可见，税收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最直接最根本的经济关系。进而言之，税收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脐带，经典作家了揭示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2]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和市民社会的生成，税收的合法性、民主性及科学性将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关注，立法听证制度在税收立法领域的采用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立法听证制度的源流与本质

立法听证制度是借鉴和移植司法听证制度而形成的一项程序性制度，肇端于英国。“正义”(naturaljustice)原则要求裁判者听取双方的陈述。《圣经》中“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的箴言，在司法上落实为“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aman''''sdefencemustalwaysbefairlyheard)原则。这是法官据以控制公共行为（publicbehavior）的程序手段之一，也被认为是听证制度的直接的法理基础。[3]在美国，与“自然正义”相对应的术语是“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体现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due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dueprocess）两部分。前者具体铭刻于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即“无论何州不得不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而后者运用得更为灵活，从司法的“两造对抗”逐步扩大到行政和立法领域。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的立法听证制度日益完善，堪称世界上立法听证制度最完备的国家。随后，欧洲大陆以及亚洲的日本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立法听证体系。

立法听证的核心就是给予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一个陈述意见表达观点的机会，它的本质是一种程序法，是保证立法活动顺利进行的程序法，是对实体法的必要补充。现代政治和法哲学对政府[4]权力合法性的质疑，推动了权力控制的实践，即用行政法等实体法的形式，让公权力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实体法的控权效果是与其缜密程度成正比的。”[5]然而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时，要求权力行使的灵活性，即允许权力在一定范围内有自由裁量的空间，由此实体法对权力的控制产生了困境。因为实体法对权力运作范围的合理推定不是自足的，于是程序法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以此为契机，听证制度从司法领域扩展到立法领域，从事后补救走向事先预防。听证制度给利害关系人和政府一个博弈的平台，在“讨价还价”（bargain）的公平对抗中，来求证权力运作的界限。

二、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的必要性

第二，满足税收立法的民主化的要求。“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8]从这个定义上看，民主与“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相联系，也可以这样认为，当某个决策影响全体成员的利益，那么该决策的作出要求民主程序。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性反映人民主权国家的税收运作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权是实现人民利益的需要，税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纳税主体的范围随税种之别而有所不同，但就宏观而言，税赋的主要负担者是人民。税收的立法是民治的立法，组成社会的成员将其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贡献出来，而该集中起来的劳动成果又将使用于增加社会成员共同福利方面，这种关于贡献和再分配劳动成果的机制，是社会成员自治协商的产物。显然，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税收无非是每个人都将其经济利益的一部分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税法是社会成员间关于再分配的经济契约。那么，社会成员就有权对这个契约的制定发表自己的看法，税权和税法的产生是直接民主和公共契约的必然结果，因而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要求民主的成分。但是直接民主下的税收公共契约，仅仅在非常之小的城邦国家才有实践意义。贡斯当和麦迪逊很快发现，在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直接民主破产了，完全自治的税收契约也无法实现。社会成员由古代的全职公民（full-timecitizen）变成了兼职公民（half-timecitizen），公民不再亲自参加“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代议制的间接民主产生了并且成为现代民主的主要样式。我们不难发现，在代议制民主下，由人民选出代表组成立法机关，再由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这个过程就有异化的可能，公意容易被私化，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偏离甚至背叛了民意；而且选举的级数越高，民意的表达就越可能被掩盖。政府以民意制定税法的过程将轻易地被社会成员提出质疑。于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在税收领域中产生了。立法听证制度成为税收立法直接民主的渠道，它一头连接着政府当局的立法机关，另一头连接着纳税主体具体的现实的生计问题，各种利益冲突将通过这个渠道进行交流和对话，用文明的宽容的但又批判的方式进行税赋博弈。立法听证制度同时满足了促进税收立法民主化所必备的全部条件，即立法主体的广泛性，立法行为的制约性，立法内容的公平性和立法过程的程序性。

第三，满足税收立法科学化的需要。假设政府的税收收入为S，政府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为C1，政府自身运作的成本为C2，在不考虑政府其他财政收入的前提下，有等式:S=C1+C2+ΔC。ΔC反映的是税收资源的隐性流失，或表现为政府效率低下，机构臃肿，或表现为私设小金库，截留税款等腐败现象。ΔC的控制，是税收立法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问题；而S，C1，C2的确定，是一个纯科学的问题，即价值无涉（value-free）的技术性问题。税收立法的科学化集中落实在纳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及减税、免税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涉及财政、、税制等学科领域，为立法当局所陌生，但又是税收立法成败的关键。只有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尊重客观实现，吸收专家、学者参与立法，用科学的知道税法的创制，才能避免立法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从而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益。科学的税收立法需要依靠财政学，税收学等经济学专家、学者提供的理论模型和数据预测，立法听证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信息收集的作用，成为税收立法的必要程序。

三、税收立法应当如何引入立法听证制度

(一)、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的依据及其适用范围

立法听证制度的自身功能满足了人们对税法良法化的价值追求，不仅如此，现行的法律体系，也为该制度的引入提供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和文化事业，管理事务。”第27条第2款也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符合宪法的精神，人民有权利要求参加听证，国家机关应当给予意志表达的渠道。《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通知》（国发[2000]11号）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意见，特别要重视基层群众、基本群众的意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在立法工作中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和“起草规章应当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尤其是基层组织、基层群众的意见。”国务院部委以及地方立法立法机关在制定较低阶位的税收立法性文件时，采用立法听证程序亦是合法的。

上认为，我国立法听证范围原则上包括，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和立法机关认为有必要举行听证的情形。[9]税收立法显然可以归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情形。而税法体系又包括了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两个子体系，前者根据税种不同可以进一步分为流转税法、所得税法、财产税法、资源税法和行为税法等等；后者主要包括税务机关组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等。笔者认为，立法听证制度主要适用于前者，因为税收实体法所规定的直接着纳税人的财产利益，如果立法失误，将产生国家权力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严重后果；至于后者，则更多体现着管理的理念，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冲突是偶然的、次要的，又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作为补救机制，而且税收程序法一经制定，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动。鉴于听证制度的启动和运行要以相当的成本为代价，所以立法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是税收实体法的立法。

（二）、税收立法听证的参加主体

根据立法听证制度设计的本义，参加主体通常包括立法听证的组织机关、主持人、书记员、调查人员、证人、专家学者、利害关系人、委托人等等。税收立法听证的参加主体随着将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涉及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利益冲突来确定参加主体。笔者以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立法为例，进行具体。（1）组织机关，即立法机关，制定汽油柴油消费税规范性文件的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它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制定有关征税范围和税率的部委规章。（2）主持人，由立法机关指定，并且没有利害关系，一般可以由国家税务总局的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也可以由民间团体组织或学术机构的代表担任，如税法学会的理事等，立法机关予以协助和监督。但立法起草小组的成员不能成为主持人。（3）听证员，由立法机关指定，协助主持人组织控制听证运行，一般可以由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从事法律事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也可以由民间协会或大学相关领域的资深人士担任，如从事涉税业务的律师、师、教师等。（4）书记员。（5）当事人及其人，即与所立之法有直接利害关系并经组织机关同意参与听证的人，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是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又进一步转嫁到消费品使用者身上，所以参加听证的当事人应包括石油化工的生产，原油或成品油的进出口企业，运输企业以及私家车主代表等等。（6）其他参加人，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在对于“环保型”税制的初步中，汽车和燃油征税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环保因素，将生态税思想贯彻到对能源产品的征收中，成为我国消费税改革的理念。[10]因为含铅汽油、无铅汽油和柴油对环境污染存在差别，所以可以用差别税率来引导燃油消费。三种燃油之间的税率的相对关系的数据分析是一个纯技术课题，这就要求环境保护机构从事燃油污染的工作人员参加听证。此外，从事消费税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应当参加听证，从各国实践中出适合国情的税收制度。其他参加人是一个兜底的范围，立法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灵活采纳，其目的主要是保证税收立法的性。立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往往是听证的主持人，笔者认为，立法起草人员与当事人一样是立法听证的参加人，可以围绕起草的法案进行质证和辩论。

（三）、税收立法听证的程序

立法听证制度是程序性的规则，所蕴涵的价值，所实现的目标都要通过程序来实现，否则该制度将形同虚设，并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一般将立法听证程序分为三个基本步骤：准备程序，进行程序和笔录使用。[11]笔者仍以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立法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立法听证会召开。由书记员宣读立法听证会的纪律，由主持人宣布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当事人的名单以及工作单位和职务，介绍其他参加人，并询问回避事宜。立法机关介绍草案的内容，提出议题，并就有关问题接受参加人的询问。当事人和其他参加人围绕立法听证的议题发表意见。燃油的生产、进口企业以及交通运输企业可以提供合理的模型，说明税收问题对其行业的影响。环境保护机构可以提供统计分析的数据，说明三种燃油的污染问题。科研机构合高校的学者可以提供国外的或上的理论成果及个案材料，帮助确定博弈的均衡点。听证参加人在主持人的引导下相互辩论。立法机关作最后发言。听证笔录经由各方参加人核对签字，并收集各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合证据。这一阶段，是立法听证的主要阶段，而立法听证的思想源于司法，司法程序当然可以予以借鉴。“审判型听证”将是税法立法听证的方向，在这个模式下，主持人和听证员完全独立于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可以是民间学术机构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包括立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内的其他参加主体根据其代表的利益不同形成质证和辩论的双方。

注释

[1][美]詹姆斯·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3]参见汪全胜著：《立法听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4]本文所使用的“政府”是学意义上的范畴，而不仅仅包括行政机关，泛指国家权力的存在形式

[5]黄凤兰、甫玉龙：《论立法听证的必要性》，载《求索》2003年第2期

[6]参见前引[3]汪全胜书，第13页下

[7]周旺生主编：《立法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8][美]卡尔·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页

[9]参见前引[3]汪全胜书，第155-156页下

[10]参见[英]桑福德主编：《成功税制改革的经济与》第3卷，杨灿明等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另见董庆铮等编著：《税收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1页

立法听证范文篇7

近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将举行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立法听证会。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还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这些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的立法机关越来越重视民意在立法中的体现。

过去，我们常常把法律的多少作为衡量民主发展的标志，现在看来，这是很不全面的。法律制度如果不能反映民意，或者不是经过民主的程序产生的，那么法律制度越多，公民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

举行立法听证，是一种充分听取公众意见，确保法律规范能够体现民意的做法。从一定意义上讲，立法听证就是一种扩大民主或者模拟民主的过程。听证会制度既体现在我国的《立法法》中，成为一种法律制度，同时，听证会制度又是对现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策程序的完善和补充。所以，立法听证会制度既是一种立法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民主制度。从形式上来看，立法听证会需要听取来自各个阶层、不同地区陈述人的意见，需要对民意进行重新归纳和筛选。

民主法制建设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发展民主，让各个阶层的代表都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凝聚共识，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普遍的意愿变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民主发展才不会误入歧途，法制建设才有了正当的途径。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民主的发展绝对不能一蹴而就，如果目标明确，但路径的选择发生错误，也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关于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不同观点的呈现，恰恰反映出了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性和未来中国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立法听证范文篇8

关键词:公路工程;超限超载;治理对策

1公路超限超载的危害

1.1损坏公路桥梁设施，缩短使用寿命

按照国家标准设计制造的车辆是不会对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坏的，但人为的超限超载车辆，往往会通过加装车辆钢板弹簧、加长车箱等途径违规提高载货重量，当超限超载现象较为严重时，将会大幅超过公路桥梁的实际承载能力，损坏公路、桥梁质量，影响公路使用年限，甚至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1.2影响道路通行秩序，诱发交通事故

相比正常承重车辆，超限超载车辆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其驾驶稳定性、刹车制动性等都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引发交通安全事故。比如，由于车型较大，超限超载车辆运输途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问题，常常会占用1条或多条行车道，引发大范围、长时间的交通堵塞情况，对正常车辆通行秩序影响较大。

1.3扰乱运输市场秩序，恶性竞争加剧

相比其他行业，公路运输市场的准入门槛偏低，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迅速发展，货运需求越来越大。在激烈的竞争中，运输企业和车主的竞争日益加重，为了获取更多生意，往往会通过压低运价的方式提高利润。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就会罔顾法律，铤而走险，通过超限超载的途径赚取更多利润，想要挣得更多，超的重量就越多。目前，针对超限超载运输行为的处罚，多以罚款为主;而罚款带来的主要危害就是罚款越多，货运车主或公司越想通过超限超载来赚取更多利润，从而弥补罚款的损失。这种情况下，超限超载问题很难遏制，甚至会加剧恶性竞争，扰乱运输市场秩序。

1.4加重环境污染，损害人体健康

超限超载车辆多为工程类运输车辆，比如砂石运输、水泥运输、石灰运输等。在急刹车、转弯、道路凹凸不平处，往往会导致货物散落，或者出现粉尘、扬尘污染等情况。另外，超限超载车辆尾气、噪音等污染较大，这些都会严重污染周边大气环境。长此以往，势必会危害到道路沿线居民的身体健康。

2公路超限超载治理面临的问题

2.1部门联合执法不足

根据现行法规政策要求，公路超限超载治理工作并非一个部门的工作，需要多部门共同开展，形成合力。但在实际执法当中，部门联合执法力度明显不足，还是以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为主来完成超限超载运输治理工作。而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在行政处罚方面也是很有限的，不能有效约束货物承运人和其他环节的参与人员。此外，基于当地经济发展，很多情况下，超限超载治理工作存在形式化现象，多流于表面，实际上并没有下多大功夫，很难达到预期治理效果。

2.2源头治理不到位

在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中，源头控制一直以来都是重点、难点。因此，如何实现源头治理是关键。目前，全国各地针对超限超载运输源头治理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实施措施，但从落实情况来讲，仍未达到预期成效。比如一些汽车生产厂家为了达到销售目的，会根据客户要求任意修改参数或进行货车改装，增加货车的实际载货重量。同时，由于石料、砖石、矿产等货物生产源头企业分布广，且多位于山区、河道等地形较为复杂的地区，执法部门人员、车辆等有限，难以达到全面监管的效果。此外，很多地区的严查专项活动，持续时间短，一旦过了严查阶段，超限超载问题将再次死灰复燃，很难彻底消除。

2.3超限超载治理措施不完善

当前，我国超限超载固定检测点和流动检测站点数量逐年增长，但部分地区的设置时间太早，只适合前期路网应用，而随着公路网络的不断完善，一些固定检测点的位置却没有及时改变，这种情况下，一些老司机为了避开检测点，通常会选择绕行181的方式，那么，固定超限超载检测点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相比之下，虽然流动检测站点数量多，且具有灵活性，但在超限超载治理中，还是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3公路超限超载长效治理对策

3.1强化立法，加强多部门协作

法律始终是治理超限超载运输的坚强后盾，为了进一步加强公路超限超载治理力度，必须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针对不适用现状的法规进行及时的修正，对于完全不能适用的则要删减。同时根据当前发展形势，适当新增一些法律条文，尤其是将信用管理、部门职责等写入法律法规。在强化立法的基础上，还要做到以下几点。3.1.1加强部门联动超限超载治理并非一个部门的事情，需多部门共同协作，联合行动。要求以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为主，工商管理、公安交警、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协同处理，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将责任落实落细到位。3.1.2加强上下联动超限超载治理是一个省、一个市的工作，不是各自为政，要求各主管部门与各县市区加强上下联动，积极开展工作评比活动，要针对治理效果好的县区市给予奖励，要针对治理工作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县区，给予批评和处罚，要实现跨区域、跨县市的联合治理。3.1.3加强区域联动超限超载车辆是运动着的车辆，长途运输有时候会跨越一个市、一个省，甚至多个省，因此，需要加强区域联动，不能只管自己区域的事情，要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严厉打击超限超载运输。针对一些遮挡车牌、无牌、闯卡等行为，要及时通报相关地区的执法部门，及时进行查处。

3.2加强源头治理，治标又治本

当前，我国公路超限超载治理工作已开展了十几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源头治理方面仍存在很大问题，治标不治本情况严重。为此，在现阶段和今后治理工作中，仍要以源头治理为重点，只有货运源头治理到位，才能避免违法车辆上路。3.2.1严查货运源头企业各个县区要认真排查，将区域内所有货运源头企业准确记录，将改装企业作为重点排查对象，严禁一切改装车辆出厂，不得出现一辆改装超限超载车辆，一经发现，严惩不贷。3.2.2重点监管货物源头企业通过巡查、驻点等方式严格监管水泥场站、建材场站等企业，并设置准确的称重设施和自动报警系统，从源头上避免超限超载情况，若出现超限超载车辆上路，一经发现，货物源头企业同样受到严厉处罚。3.2.3加大货车审验强度针对大货车上牌、年检等，需加强审核力度，不允许一辆非法改装车辆通过年审，若出现私相授受、审查不严现象，一经发现，严格处理。3.2.4加大货车超限超载车主处罚力度除了扣分、罚款以外，还要根据规定要求，情节严重的，可吊销经营许可证，责令整改。

3.3运用科技方法，提高治理效果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大量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不断涌现，为了有效治理公路超限超载问题，同样要积极引入科技手段。比如，建立超限超载运输数据库，将超限超载违章记录连接到车管所年审平台，通过年审、严查等方式有效降低超限超载运输量。或者建立道路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库，根据超限超载违法记录情况评定企业、人员的信用情况，一旦超过规定数值，则列入失信名单，或吊销经营许可证等。或在高速入口设立动态检测设备、安装车辆自检称重设备等，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加大超限超载治理力度。

4结语

伴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大众群体对客货运输的需求与日俱增，进一步促进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然而，在其快速发展的背后，也隐藏着诸多问题，比如超限超载问题。超限超载屡禁不止，不仅会损坏桥梁路面质量，引发安全事故;还会严重破坏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如何有效解决公路超限超载问题成为了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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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冬梅．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公路超限超载治理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0(7):28－30+82．

［5］王晓平．基于经济机理的公路超限超载运输长效治理方式探索［J］．黑龙江交通科技，2014，37(9):174－175．

立法听证范文篇9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听证有两种，其一为行政机关主动举行听证。如《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其二为行政机关应申请举行听证。《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均为此类。

因此，税务部门的听证类型也有两种，一为税务机关主动举行听证，二为税务机关依行政行为相对人申请而举行的听证。前者主要法律依据有《行政处罚法》和《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后者主要法律依据为《行政许可法》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税务行政许可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73号，以下简称《通知》）。从相关法规规定来看，两种听证有几方面的区别：

一、适用范围不同。

《办法》第三条规定：税务机关对公民作出二千元以上（含本数）罚款或者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一万元以上（含本数）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向当事人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当事人已经查明的违法事实、证据、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和拟将给予的行政处罚，并告知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这是对税务机关受理纳税人听证申请范围的基本规定。也就是说，税务机关依申请而举行听证的范围为被处予二千元以上（含本数）罚款的公民和被处予一万元以上（含本数）罚款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通知》规定，听证不是作出许可决定的必经程序，但是对于下列事项，税务机关应当举行听证：（1）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税务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2）税务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许可事项；（3）税务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对这些规定，我们还要再区分一点，就是：前两款是规定税务机关主动举行听证的范围，后一款是规定税务机关应申请而举行听证的范围。即，对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的听证，本身有应申请而举行和税务机关主动举行两种。

二、有关期的限规定不同。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对税务行政处罚听证有关期限的问题，《办法》有进一步的明确，第四条规定：要求听证的当事人，应当在《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送达后三日内向税务机关书面提出听证；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第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当事人听证要求后十五日内举行听证，并在举行听证的七日前将《税务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送达当事人，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听证主持人的姓名及有关事项。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第四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于举行听证的七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必要是予以公告。

也就是说，对于行政处罚事项（罚款）的听证要求，当事人必须在知晓后的三日内提出听证申请（对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提出听证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五日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申请是否准许，由组织听证的税务机关决定），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当事人听证要求后十五日内举行听证；对于行政许可事项的听证要求，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在知晓后的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当事人听证要求后二十日内举行听证。而对于告知听证时间、地点等事项的期限规定，两者是一致的，均为举行前的七日。

三、举行听证方式的不同。

《行政处罚法》和《办法》均规定，（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听证不公开进行。而《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听证应当公开举行”。也就是说，对于行政许可事项的听证，法律排除了不公开进行听证的方式。

《行政许可法》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而公开是监督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规定行政许可事项的听证应当公开举行，把听证过程对社会公众开放，接受社会监督，有利于加强对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也就是说行政许可可能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如果对这些事项举行听证，按《行政许可法》规定应公开举行，是否会危害到国家安全？因此，对行政许可法规定，听证只能公开举行，似有疏漏，也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四、听证笔录的效力。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之规定，《办法》第十八条明确：听证的全部活动，应当由记录员写成笔录，经听证主持人审阅并由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签名后，封卷上交税务机关负责人审阅。听证笔录应交当事人或者其人、本案调查人员、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阅读或者向他们宣读，他们认为有遗漏或者有差错的，可以请求补充或者改正。他们在承认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字或者盖章。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记明情况附卷。

这些规定表面看来很重视听证程序及听证笔录，但至于听证笔录在行政处罚决定中应起何种作用，从条文中无法得知。《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而第三十八条是关于如何作出行政处罚、或不予行政处罚、或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或移送司法机关的规定。《行政处罚法》颁布后，许多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相继规定了本部门或本地区的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但绝大多数实施办法对听证笔录的有关规定都是沿袭《行政处罚法》中的相关规定。对听证笔录应当包含哪些内容未作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听证笔录在处罚决定中的作用也未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而《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要求行政机关只能根据听证笔录中认定的事实作出决定。对应当听证的行政许可，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拒绝行政许可的决定，都必须以听证中所展示并经过对质得以认证的、确有证明力的证据作为事实依据，而这些事实依据又必须是听证记录中有记载的。

听证笔录是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这在奥地利、美国、德国、日本等国《行政程序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中，均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奥地利《普通行政程序法》第15条规定，听证笔录对听证过程与标的有充分的证据力，除非有相反的证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将听证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所谓正式听证即法律要求的必须在听证会之后，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决定的程序（第554条）。此时，听证笔录、证物以及在该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和申请书是作出裁决的唯一案卷（第556条）。

立法听证范文篇10

听证制度已逐步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的确立与实施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听证一词始于普通法系，原为西方国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证结果的公正。*年，美国制定《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听证程序为行政程序的核心，第一次把听证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写入法律。随后，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家也相继制定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都无一例外地规定了听证程序的内容。当时，听证仅作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主要是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而存在。随着听证程序的不断发展，听证制度逐步进入政府决策领域，成为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被立法机关在立法、监督等领域相继采纳。自此，听证作为国家机关运作的新理念和一项基本制度在西方主要国家完整地建立起来了。

我国的听证程序是从国外引进的。*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价格审议制度，这是我国听证制度的雏形。*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过，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行政处罚法》首次大胆引入“听证程序”，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听证”从此在我国由一个学术名词成为了法治实践，昭示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要求“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从而把听证程序引入了我国行政决策领域。*年9月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条例》立法听证会，开创了地方人大立法听证的先河。自此，举行公开、透明的听证会，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听证制度，摆上了我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工作议程。

二、地方人大实行听证制度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

听证会在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运用还是尝试性的。各地在举行听证时的听证都强调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有的地方还把“有序”作为听证应遵循的原则。听证程序包括提起、准备和举行三个阶段。

听证程序在我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得以运用，是近些年才开始的，而且，这种运用只是尝试性的，并且仅限于立法领域，而在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等方面却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全新课题。

（一）基本情况

近几年来，特别是2000年立法法颁布实施以来，一些地方人大先后在立法过程中举行了听证会。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几年，已有上海、广东、四川等20多个省、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召开了几十次立法听证会，通过听证制定和修改的法规、规章，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涉及经济管理与市场秩序、城市建设与管理、社会保障以及教育、文化、公民和企业权益保护等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完善我国的立法听证制度方面，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相继制定了立法听证规则。截至2002年7月，制定了立法听证规则的省、市，有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河南、四川、郑州、广州和深圳等。广东省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立法听证条例，但制定过一次性的听证会程序规范——《〈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条例〉听证会程序》。其他大部分省市则是通过制定立法条例来对立法听证问题进行原则规定的。如湖北省在立法条例中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二）主要做法

尽管听证程序直到最近几年才被引入地方人大工作，但是，在借鉴西方主要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努力，我们还是在听证的原则、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体系。

1.听证遵循的原则。一般都规定，听证必须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公开举行的听证会允许新闻媒体报道。此外，有的省、市人大还结合实际，规定了一些其他原则。如上海市将“有序”作为立法听证应遵循的原则。广东省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条例〉听证会程序》中，也将“有序”作为立法听证的原则之一。郑州市和深圳市将“客观”规定为立法听证应遵循的原则。

2.听证的程序。实施听证主要包括以下基本程序：（1）听证的提起。人大有关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举行听证会；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提议举行听证；根据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建议或动议，经人大常委会机关研究决定后，也可举行听证。按照目前地方人大立法听证的具体做法，提出和举行听证的主体主要是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就有关立法提案和正在审议的法规案决定是否举行听证会。（2）听证的准备。主要包括：提前公告，举行听证会需由听证机构向社会公告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听证事项等；确定听证陈述人，通常将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人或组织确定为听证陈述人，必要时，与立法事项无利害关系的专家也可以作为听证陈述人；准备文件，准备听证相关的背景资料及有关内容说明材料。（3）听证的举行。宣布听证会参加单位和人员、听证事项、听证规则等，对听证的主要内容作简要说明，由陈述人对听证内容发表意见，公开辩论，听证记录。

三、地方人大实施听证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的听证会只限于立法领域。立法听证会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没有制定统一的听证规则；听证参加人的广泛代表性难以得到保证；对听证结果的处理和应用重视不够。

应当看到，听证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与一些听证制度已经建立几十年的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法律的定位上还是实际操作过程中都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够完善的地方：

（一）关于听证的依据问题

以立法听证为例，立法法制定之前出现的地方立法听证实践没有全国性的法律依据，完全是地方人大的探索和尝试。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后，地方立法听证活动才有了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即便如此，地方人大立法听证实践的法律依据依然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立法法中有关立法听证问题的规定非常简单，弹性也较大，不像价格法那样对于价格听证有刚性的规定；二是很多地方，包括已有早期实践的一些地方也还没有为听证会制定专门的听证制度规范，有的也是一次性或暂行性的，如广东省等；三是立法听证实际进行的次数很少，进行与否随常委会领导人的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有的成为立法公开性的点缀品。

（二）关于听证的范围问题

仍以立法听证为例，我国立法法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草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等形式。在这里，听证仅是立法中为保证和提高立法质量，实现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可以采取的形式之一。很显然，这忽视了听证与座谈会、论证会等其他形式相比较所具有的公开性、充分性和客观性等特点。究竟哪些立法活动必须进行听证，哪些可以进行听证，哪些不用听证，在我们的立法法和地方立法听证规则中都没有明确的界定。通常我们都说，涉及本地重大的、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立法事项需举行立法听证会，但这一标准如何掌握，同样是一个问题。

一般地说，按照听证内容的不同，西方国家立法机关的听证形式可分为三种：（1）立法性听证。这种听证与国会的立法功能有最直接的关系，用以审核任何特定的法案、即将推出的法例或修正案等。它是立法机关听证中的一种重要形式。（2）监督性听证。这种听证功能为美国国会首先采用，主要负责监督、复核行政部门的工作和日常行动。最常见的是对财政预算举行的监督性听证会。在法国、日本等国，它是国会听证的主要内容。（3）调查性听证。也即法庭式听证，是国会对某一项社会关注的热点，或对重要的公职人选以及被指控的知名人士，通过听证会方式举行的公开调查。它属于各国国会最经常运用的听证类型。但目前在我国，监督性听证和调查性听证并没有列入地方人大的听证范围，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先例，这与人大代表人民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职权要求是完全不相称的。

（三）关于听证参加人的确定及其权利保障问题

为保证听证的公正性和广泛性，在听证参加人的结构问题上，各地都强调要让有关利益主体代表和普通公民代表参与听证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部门利益倾向及立法者的主观期望等因素的影响，听证参加人的广泛代表性始终不可能得到保证。比如说，立法部门总是希望制定并通过法规，无形中会对那些可能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产生抵触，这就将影响听证参加人的选择和确定结果。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曾决策采用“证人正反比例制”审核参加人，但“考虑到参加人的意见不会太广泛，为了避免讨论得零碎”，最终并没有规范参加人的意见比率和总体人数。

在听证参加人的权利保障方面，已有的地方人大听证规则中都很少作出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少数涉及参加人的质询、辩论、解答、时间运用等，各地的规定又有所不同，随意性和听证组织人的主观控制太强。

（四）关于听证的程序问题

由于我国听证试行较晚，至今，一些地方的听证都还是尝试性的，因此，短时间内达到听证的规范化的确有困难。目前，听证程序的规范还不够明晰，不够统一，甚至有些地方还没有成文的制度规范。其主要表现在公开性、透明度不够，听证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听证过程不严谨，随意性较大。

（五）关于听证结果的处理问题

目前，我国的地方人大听证，总体上都偏重于听证的民主性功能，注重追求听证的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相反，对于听证的执行性功能，即听证结果的处理和应用却重视不够。我们一般都规定，听证会结束后，要根据听证记录，听证人合议，制作听证报告，提交常委会。但对听证结果如何采纳、对听证陈述人提交的书面意见和发表的意见如何作出相应处理，并没有明确和严格的规范，有的甚至以听证会主持者的好恶进行取舍，这样，听证的效能就难以得到保证。

四、地方人大听证的改进建议

改进地方人大的听证制度，要明确和规范听证的法律依据；进一步拓宽听证的范围；确定反对意见优先发言原则；严格规范听证程序；注重对听证结果的处理。

（一）明确和规范听证的法律依据。各地要在立法法原则性规定的前提下，尽快制定和完善具体、详尽的听证规则，条件成熟时，上升为法律、法规，逐步实现听证的规范化，使听证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进一步拓宽听证的范围。在立法方面，我们总是强调，听证是一种准司法程序，程序性强，工作量大，因此，要求所有的法律、法规的制定都举行听证是不现实的，需要举行听证的，主要是那些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密切、影响较大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其实，从目前每年地方人大的立法数量来看，立法任务并不十分艰巨，况且各类法律、法规的制定是由各专门委员会分别承担具体工作的，因此，在听证程序规范化的前提下，实现所有法律、法规的制定都进行听证，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听证成为立法必经程序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另外，在监督、重大事项决定和人事任免方面，我们的听证实践几乎还是空白。要逐步把监督、重大事项决定和人事任免列入听证范围，如对预算修正案的听证、对罢免案的听证、对议案办理的听证等，都可以积极慎重地进行尝试，逐步形成规范。

（三）确定和强化“反对意见（原则性分歧意见）优先发言、重点对待”原则。公开、公平、公正是听证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各地在实践中又先后把“有序”、“客观”等原则确定为听证的必备原则。我们认为，听证的主要目的是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或称原则性分歧意见），因此，在听证过程中，持反对意见者应优先发言，其意见更应受到重点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