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和谐范文10篇

立法和谐范文篇1

当代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社会转型时期，制度的调整相应地带来了利益格局的变化，利益格局变化带来的利益关系变动无疑会引起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同时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战略指导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和谐社会指的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良性互动的社会。这几个方面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容。其中民主法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而和谐社会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立法则是民主法治的基础，立法价值的良恶、状况的好坏、质量的高低，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实现立法上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立法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途径之一，也是和谐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尤其是在和谐已成为我国法律基本价值的今天，立法和谐表明了这样一种趋势：我们的立法机关必须对立法目标、立法功能、立法技术等有更为理性的认识。因为，“一国的法律是否为良好的法律，不独为合理价值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而更主要的是合理的价值通过规范的形式化和制度化以及规范的运用，转化为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在非和谐、非民主、非科学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法律必定是“劣法”或“恶法”。

二、立法和谐的具体内涵

本文认为立法和谐的具体内涵应体现在立法的内容、程序和技术三个方面，即立法内容的民主化、立法程序的正当化和立法技术的科学化。

立法内容的民主化。立法内容的民主化是指在立法活动中要贯彻群众路线，体现人民共同利益，保障人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和监督立法活动。立法内容的民主化首先体现为立法利益的平衡性，让立法涉及的各方面利害关系人在彼此沟通的基础上，寻求相互妥协的方案。其次体现为立法主体的广泛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才是立法的最基本主体。再次体现为立法内容的平等性。立法是权利和义务的产生阶段和分配阶段，也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主要阶段。

立法程序的正当化。立法程序的正当化即正当立法程序。立法程序所能包容的价值能否体现立法的公正、公平，这是立法正当程序的最低标准。立法程序的正当化首先体现为立法程序的合法性。立法严格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程序进行立法，排除立法程序之外的各种人治因素的干扰。其次体现为立法活动的公开性。在立法过程中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外，所有立法资料、文件和信息都应该对社会公开。再次体现为立法活动的参与性。立法要面向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能够以最基本立法主体的身份参与到立法过程中。

立法技术的科学化。立法技术的科学化是指立法活动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遵循客观规律。立法技术的科学化首先体现为树立现代立法观念，包括人本、民主、法治、国际化等立法观念。其次体现为所立之法应包含民主、自由、公平、效率等基本法律价值。第三体现为运用现代立法技术，如立法的语言风格、合理预测、编制技巧等立法技术。第四体现为立法内容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既要体现与现行宪法的一致性，又要保持不同等级法律之间的协调性。

三、立法和谐的价值要求

正如前文所言，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立法则是民主法治的基础，而立法价值的良恶，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和谐社会要求的立法价值应该包括如下方面：

1.和谐社会要求民主的立法

和谐社会需要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而只有真正代表民意的立法才有可能真正地协调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才能获得民众的真正服从和信仰。

我国民主立法的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从制度层面符合民主立法的基本要求。但是，目前的代表选举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要完善。

除了健全代议民主制之外，现代民主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公众参与。代议民主制的不足，给立法机关带来了立法公开、立法过程公众参与的要求。如果说公众参与对立法机关的立法具有弥补作用的话，对行政立法的民主化则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与立法机关立法相比，行政立法毕竟缺乏民主合法性并且更加容易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造成侵害。目前我国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严重不足，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中过多地考虑政府目标的实现，甚至利用行政立法“与民争利”，从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杜绝此类行政立法，而加强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是促使行政立法“去恶扬善”的一种重要程序机制。

2.和谐社会要求公正的立法

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和谐的社会，即公共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地区之间的利益、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等等能够得到协调，互惠互利，达到共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同时地区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也正在拉大，并非所有人都享受到改革和建设的成果。社会不平衡、不和谐的因素正在增加，如何减少或消除不和谐因素成为我们必须重视的课题。

在整个法治过程中，立法处于“前导”的地位，因此立法公正对整个社会利益的平衡、和谐社会的建设居于重要地位。公正的利益平衡首要是解决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个人人权保障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利益观念，树立新的立法理念。我们应当尊重各种利益，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公共利益并非必然高于个人利益，而是应当根据比例原则，即不论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牺牲或者让步的应当是其中损失较小的利益，并且在有对个人权益牺牲较小的方式和手段同样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选择对公民权益牺牲较大的方式，当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了公民权益的情况下，应当给予受损害的公民适当的补偿。

3.和谐社会要求保障人权的立法

和谐社会是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是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的社会。和谐社会追求的秩序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使每个人的人权都能得到平等的保障，也就是说现代的自由应当是一种平等的自由，现代的人权应当是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即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

宪法是权利的保障书。我国宪法具体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在实践上我国宪法保障制度还不健全，违宪审查机制还不得力。也就是说，当宪法基本权利受到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机关侵犯的时候，还缺乏有效的直接保障机制。据学者统计，我国宪法列举的18项公民基本权利，其中只有9项基本权利得到普通法律的具体保障规定。因此，尽快全面制定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法律是立法机关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和不容推卸的责任。

保障人权的另一个方面是控制行政权力。现代国家已经由“议会国”演变成“行政国”，行政权成为三权之中最强大的权力。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是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而事实证明，这些冲突大多是由行政权力侵犯公民权利所引发。目前我国对行政权的控制相当薄弱，因此，必须严格执行依法行政原则，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完善对行政权的综合控制体系。4.和谐社会要求“定纷止争”的立法

和谐社会并非一个无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日趋多元化，新的矛盾将会不断地产生。和谐社会也不是一个矛盾受到强行压制的社会，而是一个建立了公正的、规范的矛盾解决机制的社会。

我国已经形成了民间和官方的多种纠纷解决机制，如民间协商、民间调解、仲裁，信访、申诉、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等。只有这些机制“路路畅通”，才符合和谐社会的需要。但是，这些机制还存在不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缺陷。首先，渠道还不够畅通，比如行政复议比信访的门槛高，行政诉讼比行政复议的门槛高，受案范围、费用精力的耗费、时效的限制等等，使得这些渠道存在许多人为的障碍。其次，程序公正性和正当性不够。例如司法程序的透明性不够，当事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律师参与案件的权利受到限制，对刑讯逼供、违法裁判等现象还缺乏有效的防控体系。再次，司法独立没有保证，司法审判受到多重因素的干扰。

四、立法和谐的阻碍因素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10年要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内容全面、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的内在逻辑关系协调一致的和谐统一体。但是目前在我国立法活动中，还存在一些阻碍我国立法和谐进程的不和谐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立法权配置界限模糊。立法权限的划分是立法体制的核心问题。“若国家的立法权限划分不当：可能出现中央过分集权或地方过分分权的状况；可能造成政治体制结构失衡和政治权力行使失控，造成管理混乱，甚至引发社会动乱；还可能损坏立法，出现立法无序，如越权立法、重复立法、立法懈怠等立法谋私的现象。”我国《宪法》、《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有关条文分别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做了规定，但这些规定是采取粗线条的原则性列举形式，立法权配置的模糊性使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①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界限较为模糊，地方越位立法的现象时有发生。②中央立法权配置不平衡，行政立法权日益膨胀。③地方立法权之间冲突严重，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经常发生立法错位。

立法部门利益倾向严重。部门利益倾向是指行政主管部门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不适当地扩大自身权力，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反映在立法中表现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规化”；反映在实践中表现为：①将立法作为自身权力膨胀的依托和凭借，有权必争，以法扩权。②在法规设置中缺乏对公民权益的保护和自身权力的监督和制约。③权力垄断，将本属多个部门分权管辖的事项据为己管，侵占其他相关部门的权力。

立法程序不健全不完善。我国《立法法》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程序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以下缺失：①立法程序正当性有待提高，其民主、科学、效率的功能发挥不够。②公民立法参与程度不高，与构建立法和谐尚有一段距离。③立法监督制度尚不完备，公民和立法机关对立法监督的认识不够，立法监督仍是立法的薄弱环节。

五、立法和谐的继续推进

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主义立法基本上实现了和谐的价值和目标，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立法和谐的要求也必将越来越高。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立法和谐的进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完善。

树立现代立法理念。立法理念包含了人们关于立法的认识、思想、价值观等等，立法理念通过立法指导思想、立法精神、立法原则等予以表现，体现在立法体制、立法机构、立法程序等所有的立法活动中。[7]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适应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我国需要确立以下立法理念：①以民为本的观念。立法应坚持走群众路线，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以程序正义为目标，以立法公开、立法参与、立法听证为途径，广泛吸纳和体现民意。②市场服务的观念。克服立法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倾向，使立法真正体现服务市场、服务我国经济建设的立法思路。③质量和效益至上的观念。立法者应当淡化“数量”意识，强化“质量”意识，树立质量和效益至上的观念。

完善现行立法法律。我国《立法法》的颁布是推动我国立法和谐进程的一个里程碑，但《立法法》本身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长期以来我国对《立法法》的关注始终集中在立法权、立法程序、立法解释等立法体制本身的问题上，导致立法原则形式化、立法技术原则化、借鉴经验不足化等问题。同时，在立法范围方面的讨论也仅局限于部分经济学家，致使立法权力过大化，《立法法》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的途径，这不能不说是《立法法》的疏漏。如果不首先解决该不该立法这一前提问题，不首先明确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领域、程度和成本等问题，那么《立法法》对立法质量的提高与市场经济的形成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因此，针对上述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立法法》进行修改完善，无论是宏观的制度设计还是微观的语言表述都是有必要的。

建立立法保障机制。立法和谐不论是追求立法内容的和谐还是追求立法程序的和谐，亦或追求立法技术的和谐，都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加以保障。①立法公开制度。立法公开是指将立法活动的各个阶段及其成果向社会公开，包括立法性文件的公开、立法会议的公开和立法决策成果的公开。②立法回避制度。立法回避包括立法听证过程中的利害关系人回避和对口起草中的立法机关整体回避两种情形，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倾向。③立法参与制度。立法参与就是通过座谈会、立法调研、书面征求意见、列席和旁听等形式充分发扬民主，使公民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④立法听证制度。立法听证是在立法活动中，当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时，立法主体应给予利害关系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以体现立法的程序正义。

【摘要】本文首先界定了立法和谐的概念，进而论述了立法和谐的具体内涵和价值要求，进而在分析立法和谐的阻碍因素的基础上，指出立法和谐应当继续推进。

【关键词】立法和谐价值要求阻碍因素推进内涵

参考文献：

[1]粟丹.和谐社会呼唤立法平等.法学论坛，2006，（6）.

[2]李店标.立法和谐初论.重庆工学院学报，2007，（2）.

[3]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71.

[4]汪全胜.论立法的正当程序.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2）.

[5]曾祥华.和谐社会与立法.求实，2007，（8）.

[6]王晓民.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华夏出版社，2002：7.

立法和谐范文篇2

当代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社会转型时期，制度的调整相应地带来了利益格局的变化，利益格局变化带来的利益关系变动无疑会引起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同时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战略指导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和谐社会指的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良性互动的社会。这几个方面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容。其中民主法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而和谐社会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立法则是民主法治的基础，立法价值的良恶、状况的好坏、质量的高低，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实现立法上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立法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途径之一，也是和谐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尤其是在和谐已成为我国法律基本价值的今天，立法和谐表明了这样一种趋势：我们的立法机关必须对立法目标、立法功能、立法技术等有更为理性的认识。因为，“一国的法律是否为良好的法律，不独为合理价值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而更主要的是合理的价值通过规范的形式化和制度化以及规范的运用，转化为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在非和谐、非民主、非科学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法律必定是“劣法”或“恶法”。

二、立法和谐的具体内涵

本文认为立法和谐的具体内涵应体现在立法的内容、程序和技术三个方面，即立法内容的民主化、立法程序的正当化和立法技术的科学化。

立法内容的民主化。立法内容的民主化是指在立法活动中要贯彻群众路线，体现人民共同利益，保障人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和监督立法活动。立法内容的民主化首先体现为立法利益的平衡性，让立法涉及的各方面利害关系人在彼此沟通的基础上，寻求相互妥协的方案。其次体现为立法主体的广泛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才是立法的最基本主体。再次体现为立法内容的平等性。立法是权利和义务的产生阶段和分配阶段，也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主要阶段。

立法程序的正当化。立法程序的正当化即正当立法程序。立法程序所能包容的价值能否体现立法的公正、公平，这是立法正当程序的最低标准。立法程序的正当化首先体现为立法程序的合法性。立法严格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程序进行立法，排除立法程序之外的各种人治因素的干扰。其次体现为立法活动的公开性。在立法过程中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外，所有立法资料、文件和信息都应该对社会公开。再次体现为立法活动的参与性。立法要面向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能够以最基本立法主体的身份参与到立法过程中。

立法技术的科学化。立法技术的科学化是指立法活动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遵循客观规律。立法技术的科学化首先体现为树立现代立法观念，包括人本、民主、法治、国际化等立法观念。其次体现为所立之法应包含民主、自由、公平、效率等基本法律价值。第三体现为运用现代立法技术，如立法的语言风格、合理预测、编制技巧等立法技术。第四体现为立法内容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既要体现与现行宪法的一致性，又要保持不同等级法律之间的协调性。

三、立法和谐的价值要求

正如前文所言，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立法则是民主法治的基础，而立法价值的良恶，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和谐社会要求的立法价值应该包括如下方面：

1.和谐社会要求民主的立法

和谐社会需要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而只有真正代表民意的立法才有可能真正地协调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才能获得民众的真正服从和信仰。

我国民主立法的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从制度层面符合民主立法的基本要求。但是，目前的代表选举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要完善。

除了健全代议民主制之外，现代民主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公众参与。代议民主制的不足，给立法机关带来了立法公开、立法过程公众参与的要求。如果说公众参与对立法机关的立法具有弥补作用的话，对行政立法的民主化则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与立法机关立法相比，行政立法毕竟缺乏民主合法性并且更加容易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造成侵害。目前我国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严重不足，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中过多地考虑政府目标的实现，甚至利用行政立法“与民争利”，从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杜绝此类行政立法，而加强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是促使行政立法“去恶扬善”的一种重要程序机制。

2.和谐社会要求公正的立法

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和谐的社会，即公共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地区之间的利益、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等等能够得到协调，互惠互利，达到共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同时地区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也正在拉大，并非所有人都享受到改革和建设的成果。社会不平衡、不和谐的因素正在增加，如何减少或消除不和谐因素成为我们必须重视的课题。

在整个法治过程中，立法处于“前导”的地位，因此立法公正对整个社会利益的平衡、和谐社会的建设居于重要地位。公正的利益平衡首要是解决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个人人权保障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利益观念，树立新的立法理念。我们应当尊重各种利益，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公共利益并非必然高于个人利益，而是应当根据比例原则，即不论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牺牲或者让步的应当是其中损失较小的利益，并且在有对个人权益牺牲较小的方式和手段同样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选择对公民权益牺牲较大的方式，当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了公民权益的情况下，应当给予受损害的公民适当的补偿。

3.和谐社会要求保障人权的立法

和谐社会是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是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的社会。和谐社会追求的秩序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使每个人的人权都能得到平等的保障，也就是说现代的自由应当是一种平等的自由，现代的人权应当是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即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

宪法是权利的保障书。我国宪法具体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在实践上我国宪法保障制度还不健全，违宪审查机制还不得力。也就是说，当宪法基本权利受到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机关侵犯的时候，还缺乏有效的直接保障机制。据学者统计，我国宪法列举的18项公民基本权利，其中只有9项基本权利得到普通法律的具体保障规定。因此，尽快全面制定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法律是立法机关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和不容推卸的责任。

保障人权的另一个方面是控制行政权力。现代国家已经由“议会国”演变成“行政国”，行政权成为三权之中最强大的权力。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是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而事实证明，这些冲突大多是由行政权力侵犯公民权利所引发。目前我国对行政权的控制相当薄弱，因此，必须严格执行依法行政原则，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完善对行政权的综合控制体系。

4.和谐社会要求“定纷止争”的立法

和谐社会并非一个无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日趋多元化，新的矛盾将会不断地产生。和谐社会也不是一个矛盾受到强行压制的社会，而是一个建立了公正的、规范的矛盾解决机制的社会。

我国已经形成了民间和官方的多种纠纷解决机制，如民间协商、民间调解、仲裁，信访、申诉、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等。只有这些机制“路路畅通”，才符合和谐社会的需要。但是，这些机制还存在不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缺陷。首先，渠道还不够畅通，比如行政复议比信访的门槛高，行政诉讼比行政复议的门槛高，受案范围、费用精力的耗费、时效的限制等等，使得这些渠道存在许多人为的障碍。其次，程序公正性和正当性不够。例如司法程序的透明性不够，当事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律师参与案件的权利受到限制，对刑讯逼供、违法裁判等现象还缺乏有效的防控体系。再次，司法独立没有保证，司法审判受到多重因素的干扰。

四、立法和谐的阻碍因素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10年要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内容全面、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的内在逻辑关系协调一致的和谐统一体。但是目前在我国立法活动中，还存在一些阻碍我国立法和谐进程的不和谐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立法权配置界限模糊。立法权限的划分是立法体制的核心问题。“若国家的立法权限划分不当：可能出现中央过分集权或地方过分分权的状况；可能造成政治体制结构失衡和政治权力行使失控，造成管理混乱，甚至引发社会动乱；还可能损坏立法，出现立法无序，如越权立法、重复立法、立法懈怠等立法谋私的现象。”我国《宪法》、《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有关条文分别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做了规定，但这些规定是采取粗线条的原则性列举形式，立法权配置的模糊性使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①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界限较为模糊，地方越位立法的现象时有发生。②中央立法权配置不平衡，行政立法权日益膨胀。③地方立法权之间冲突严重，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经常发生立法错位。

立法部门利益倾向严重。部门利益倾向是指行政主管部门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不适当地扩大自身权力，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反映在立法中表现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规化”；反映在实践中表现为：①将立法作为自身权力膨胀的依托和凭借，有权必争，以法扩权。②在法规设置中缺乏对公民权益的保护和自身权力的监督和制约。③权力垄断，将本属多个部门分权管辖的事项据为己管，侵占其他相关部门的权力。

立法程序不健全不完善。我国《立法法》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程序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以下缺失：①立法程序正当性有待提高，其民主、科学、效率的功能发挥不够。②公民立法参与程度不高，与构建立法和谐尚有一段距离。③立法监督制度尚不完备，公民和立法机关对立法监督的认识不够，立法监督仍是立法的薄弱环节。

五、立法和谐的继续推进

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主义立法基本上实现了和谐的价值和目标，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立法和谐的要求也必将越来越高。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立法和谐的进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完善。

树立现代立法理念。立法理念包含了人们关于立法的认识、思想、价值观等等，立法理念通过立法指导思想、立法精神、立法原则等予以表现，体现在立法体制、立法机构、立法程序等所有的立法活动中。[7]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适应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我国需要确立以下立法理念：①以民为本的观念。立法应坚持走群众路线，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以程序正义为目标，以立法公开、立法参与、立法听证为途径，广泛吸纳和体现民意。②市场服务的观念。克服立法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倾向，使立法真正体现服务市场、服务我国经济建设的立法思路。③质量和效益至上的观念。立法者应当淡化“数量”意识，强化“质量”意识，树立质量和效益至上的观念。

完善现行立法法律。我国《立法法》的颁布是推动我国立法和谐进程的一个里程碑，但《立法法》本身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长期以来我国对《立法法》的关注始终集中在立法权、立法程序、立法解释等立法体制本身的问题上，导致立法原则形式化、立法技术原则化、借鉴经验不足化等问题。同时，在立法范围方面的讨论也仅局限于部分经济学家，致使立法权力过大化，《立法法》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的途径，这不能不说是《立法法》的疏漏。如果不首先解决该不该立法这一前提问题，不首先明确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领域、程度和成本等问题，那么《立法法》对立法质量的提高与市场经济的形成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因此，针对上述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立法法》进行修改完善，无论是宏观的制度设计还是微观的语言表述都是有必要的。

建立立法保障机制。立法和谐不论是追求立法内容的和谐还是追求立法程序的和谐，亦或追求立法技术的和谐，都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加以保障。①立法公开制度。立法公开是指将立法活动的各个阶段及其成果向社会公开，包括立法性文件的公开、立法会议的公开和立法决策成果的公开。②立法回避制度。立法回避包括立法听证过程中的利害关系人回避和对口起草中的立法机关整体回避两种情形，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倾向。③立法参与制度。立法参与就是通过座谈会、立法调研、书面征求意见、列席和旁听等形式充分发扬民主，使公民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④立法听证制度。立法听证是在立法活动中，当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时，立法主体应给予利害关系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以体现立法的程序正义。

参考文献：

[1]粟丹.和谐社会呼唤立法平等.法学论坛，2006，（6）.

[2]李店标.立法和谐初论.重庆工学院学报，2007，（2）.

[3]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71.

[4]汪全胜.论立法的正当程序.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2）.

[5]曾祥华.和谐社会与立法.求实，2007，（8）.

[6]王晓民.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华夏出版社，2002：7.

[7]高其才.现代立法理念论.南京社会科学，2006，（1）.

[8]吴太轩，叶明.我国消费者保护立法的现状与完善.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9）.

立法和谐范文篇3

一、立法听证坚持走群众路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群众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民主法治。民主是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和谐社会必然是民主得到充分发扬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应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有一定的实现形式和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同样如此。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缺乏一定的实现形式和制度，造成民意表达渠道极不顺畅，社会主义民主往往无从体现。而立法听证的核心价值正是在于坚持立法的群众路线，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立法的民主化。

社会主义社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体现人民的利益，立法机关，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设置目的是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但如果民意没有表达的渠道，上述目的能否实现就很值得怀疑。现实立法中没有很好代表人民利益，甚至出现损害人民利益的立法腐败等现象并不罕见。立法听证不仅使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立法过程，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有助于他们了解和监督立法过程和立法决策，从而使立法能够更好地体现公众的利益、意志和智慧。而且，立法听证扩大了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弥补了民主选举制度的不足，拓展了现有民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立法听证是地方人大在立法领域积极探索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方式，是我国民主政治实践新的发展，体现了人民代议机关的人民性，保障了人民意志在立法中的体现。作为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立法听证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保证了人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人民群众真正树立起主人翁的意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立法听证遵循公平正义程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辟化解冲突的有效途径。

公平和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同志指出：“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协调矛盾，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目前，我国正处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关键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一些长期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凸显，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如果各方面利益调整的好，就能进入黄金发展期，反之则会落入“拉美陷阱”，更谈不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利益的调整主要是依靠法律。立法工作的实质就是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分配、界定和协调。而立法能否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关键是能否体现、促进、实现和保障公平和正义。作为“开门立法”的重要形式之一，立法听证源于自然公正原则，其本身追求和体现的是一种程序的公平和正义。公平和正义的程序是立法听证的核心内容及法理基础。

笔者认为，程序上的公平和正义，将有效地促进实体公平和正义，为实体正义提供最可靠的保证。以公平和正义促进公平和正义，这是法律的重要内涵之一，立法听证的价值目标是符合这一内涵的。在目前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在立法决策之前以及立法过程的其他有关阶段，立法听证使各方利益都能得到公正平等的反映，使各方的要求得以直接表达，也有助于他们监督立法过程尤其是立法决策，从而使立法更好地或尽可能地体现他们的意志。因此，这种公平和正义的立法程序特别有利于均衡各方面的利益，把不同利益诉求引发的争执和冲突引导到可调控的范围内，在既定的原则下解决问题，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立法听证不仅仅是一个民意的征集和表达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利益各方在公开、透明的民主程序中进行碰撞和协调，以求其利益最后在法律中得到均衡体现的过程，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辟了一条化解冲突的有效途径。正义和公平就是在这种老百姓看得见的形式中实现的。事实上，对于立法机关这个特定的利益主体而言，立法听证也是对立法机关的监督，是对立法机关利益与其他有关方面的利益的协调，有利于增强群众对立法机关的信任感和认同感，从而不仅仅是在形式上的变革，而且体现和促进了立法机关运作公开、公正的程序要义，契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立法听证促进科学立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治保障。

笔者认为，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社会的和谐有赖于法治的实现。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远不是法治社会。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

目前，我国不少的法律法规执行效果不佳，首先就是因为制定的法律还不够科学，还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良法。立法听证首先开辟了提高立法质量的新途径，有助于良法的产生。立法听证，提高了立法透明度，有助于立法主体接受监督，突破立法中原有的一些体制内封闭运行的弊端，遏制立法腐败，减少立法中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立法听证体现了立法技艺、方法、途径的不断完善，有助于立法主体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从而作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立法决策。

法治社会的另一方面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目前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漠，依法办事的理念还没有很好树立。立法听证，贯彻民主立法的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吸引了广大群众参与其中，并引起各有关方面较大关注，促进社会公众真正树立起主人翁意识，培养和增强了他们以当家作主的心态对待法律。同时，立法听证遵循了公正和正义的程序，极大地延展法律的可信与权威，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法律、法规、规章，便能获得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同和拥护，减少法律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社会抵触心理。另外，对公众而言，他们不仅实现了自己意愿的真实表达，而且还进一步了解法律的内容、立法精神等，提高了法律意识，从而有助于法律得到更好地遵守。

四、立法听证推动民主实践，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人文精神。

笔者认为，社会是否和谐，从深层次看，决定于这个社会是否具有和谐的人文精神。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赖于和谐的人文精神，有赖于具有和谐精神的社会公民。反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有利于培养和谐的人文精神，培养具有和谐精神的社会公众。民主需要一定的实现形式和制度，和谐的人文精神也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和制度，长期不懈地予以培养。在我国，普通的公众直接参与民主的实践，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情况，数量少、程度浅、范围窄，另一方面他们的民主参与精神和素质修养也不够成熟。这与我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是分不开的，也是与我国走向现代民主、现代法治的大国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的。立法听证，是广泛的社会主体直接参与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政治实践，尤其是社会公众直接参与民主、享受民主的有效途径。实行立法听证，可以为相当广泛的社会主体提供具有制度保障的经常化的民主实践机会。通过这样的民主实践，社会公众可以学会对社会政治的有序参与，学会在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时，进行合法的诉求；学会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具体、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通过这种可以看到的民主，社会公众感受到实在的而直接关系自身利益的民主，从而逐渐形成民主意识，成为成熟的民主社会的公民。同样，公平和正义、法治也通过这种形式得以实现，公平和正义、法治的精神也得到相应的培养，这些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有可少的人文精神。

五、立法听证借助新闻宣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舆论氛围。

立法听证是在地方人大的立法实践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立法听证采取的主要是听证会形式全国首次立法听证会是1999年9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管理条例》举行的听证会。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正式将听证制度引进立法领域。可以说，立法听证在我国还是个新事物。据统计，自1999年至2004年底，全国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只对39件地方性法规草案举行了38次立法听证会。可以说，目前我国的立法听证举办时间较短、范围不宽、形式单一、频率较低，规模一般也不可能很大。但它的示范意义是巨大的，它带动的各种媒体所汇集、传播的舆论，也成为事实存在的无形的听证会，吸引广泛的社会关注。各地人大举行的立法听证会一般都公开举行，并且注意借助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媒体的宣传报道，不仅是对法律本身的宣传，而且是对民主精神的宣传，是对人大地位和作用的宣传，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六、立法听证本身需要制度规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长效机制。

立法和谐范文篇4

关键词：和谐社会平等权立法平等合理差别反向歧视

OntheLegislationEquality

——FromtheProspectoftheConstructionoftheHarmoniousSociety

Abstract:Theequalityisthefoundationoftheharmonioussociety;thelegislationequalityisthetrueessenceoftheequality;andtheharmonioussocietycallsforthelegislationequality.Withthebindingforceoftheconstitutionalequalitytothelegislation,theimplementationoftheconstitutionrequiresthelegislationequality.Moreover,weshouldplaceconsiderableemphasisonthereasonabledivergenceandreversediscriminationalongtheconstructionoftheharmonioussociety.

KeyWords:HarmoniousSocietyEqualityLegislationEqualityReasonableDivergenceReverseDiscrimination

一、和谐社会呼唤立法平等

（一）平等是和谐社会之基。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1]平等是公平正义的基本内容，甚至与公平正义具有同等的含义。西方法谚有云：“正义的根本要素在于平等”。[2]“为正义而斗争，在许多情形下都是为了消除一种法律上的或者为习惯所赞同的不平等安排而展开的”。[3]“传统认为正义是平衡或者均等的维持或修复，它的箴言经常会表述成像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这样的句子；虽然我们必须再补充说：“不同情况不同对待。”[4]而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正是平等的基本要义。[5]“关于人类平等，或者关于正义——是同样的事”，正义的情感就是对平等的信仰，“最庄严地执行平等原则，就是执行正义的原则。”[6]

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平等具有促进社会安定的品格，能够消除危及社会安定的因素。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不平等会给国家和社会秩序带来不稳定、不和谐，直至引发战争。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无一不是在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号角下爆发的。中国历史上又有多少次揭竿而起、改朝换代是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均贫富”、“等贵贱”等平等理想的召唤下生成的。

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身份意味着等级，契约意味着平等。身份使个人无法释放自己的潜能追求自己的幸福，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无疑是僵硬的没有活力的，而契约要求个人的平等地位，解放了身份“枷锁”对人的束缚，鼓励个人以自己的价值为价值，以自己的意志为意志，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彭湃动力。[7]因此，“从身份到契约”这一千古绝唱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平等是经济和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前提和保障。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正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通过立法形式赋予市场主体以平等地位，才使我国经济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二）立法平等是平等的真谛。通过宪法的形式确立平等无疑是最牢靠的。为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近代宪法先后确定了平等原则。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他们都享有造物主赋予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条宣布:“在权利面前,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第6条规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因此他们都能平等地按照其能力担任一切公职,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现行中国宪法也正是在反对特权思想的潮流下重新确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近代以来立宪主义的精神来看，包括平等权在内的宪法基本权利主要拘束的是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又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由此，宪法所要求的平等可以分为立法上的平等和法律适用上的平等，而立法的平等才是平等的真谛。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认为在立法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又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结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么这种空洞的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了。”[8]

平等是和谐社会之基，立法平等是平等的真谛，可以说，立法平等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基础性的保障作用。

二、宪法平等权要求立法平等

我国1954年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普遍认为，这一规定包含立法平等的含义。而1982年宪法修改了以上表述，其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较为权威的解释是，1982年宪法之所以进行这一修改，是因为在这次修宪中，提出了1954年宪法的表述不仅包括了法律实施上的平等，同时也包括了立法上的平等，因而使用“在法律面前”的行文方式，以便准确地把平等的范围限制在法律实施上。[9]我国宪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也一度认为，法律面前平等原则是指实施上的平等，通常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平等权效力不能直接约束立法者。其主要理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阶级性的观点，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能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人民与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在立法上是不能“讲平等”的。[10]诚然，上述“较为权威的解释”所阐述的1982年宪法修改的这个背景对于了解当时宪法修改过程及其原因，具有极大的价值。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至今没有对宪法该条的含义做出解释。故很难确定宪法第33条第2款仅仅是指适用法律平等，而不包括立法上平等的含义。[11]可见，我国宪法学界曾经的主流观点并没有正式依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国际人权理论及实践了解与交流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宪法学者开始提出立法上平等的主张，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证。在笔者看来，宪法平等权包括立法平等的含义已经获得了相应的主流学说地位。那么，宪法平等权拘束立法的具体理由何在？笔者试阐述如下：

如前所述，否定平等权对立法具有约束力的直观依据是1982年宪法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表述取代1954年宪法的“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其中隐含的意思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规范结构本身就排除了平等权拘束立法的可能性。其实，德国以及日本的宪法学界，历史上也曾存在过类似的观点，认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与“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两种条文具有不同的规范涵义，前者指的是法律适用上的平等，而后者则包含了法律内容的平等。然而，战后西德基本法第3条第1项仍然沿用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传统表述，但最终并没有阻止法律内容平等说成为通说，也不妨碍在宪法解释中将这一条文理解为包含了法律内容上的平等。许多外国宪法学者认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与“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注释宪法学中并没有根本区别。[12]笔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至今没有作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仅限定于法律适用平等的解释，就不能否定从这一规范结构解释出法律内容平等的可能性。

再来看一下我国宪法关于平等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除了第33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平等权的一般性规定以外，还通过其他分散的条文规定了一些具体平等权，如民族平等权、[13]男女平等权、[14]选举平等权[15]等。这些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宪法有关平等权的一个完整的规范体系。退而言之，即使“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范结构仅能解释出法律适用的平等，其他具体平等权的规定也能演绎出立法平等的结论。例如，根据我国宪法关于选举平等权的规定，在选举权领域不能以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为由进行差别对待，立法者在制定有关选举权的法律法规时必然要考虑这一规定。假设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基于这些理由进行了立法归类，就不能不认为该法律法规有违宪之虞。这实际上就是宪法平等权对立法的拘束力。

深入下去，法律适用平等说的理论基础是法的阶级性的观点，即法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能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人民与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在立法上是不能“讲平等”的。[16]然而，这一理论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首先，只看到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片面的法学观点，这种观点在我国理论界已经受到了质疑。[17]法一方面具有阶级性，一方面也具有共同性。而共同性就是指某些法的内容、形式、作用效果并不以阶级为限，而是带有相同或者相似性。[18]其次，立法上的平等所强调的是，国家必须在立法上保障公民都能享有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这与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具有阶级性并不抵触。而立法的过程只有人民群众才能依法参与，显然不存在人民与敌对分子在立法上“讲平等”的问题。[19]再次，立法上的平等主要强调的应当是在立法上保障人民群众之间的平等。以上观点显然只关注了在立法上人民与敌人之间是否应当讲平等的问题，而忽视了人民内部之间应否在法律内容上实现平等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20]

对法律适用平等说的一个有力诘问是，法律内容不平等下的适用平等不但不能实现平等，反而会巩固不平等。法律适用上的平等，也是一种平等，但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本义，而是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没有什么平等和不平等，仅因所依的法而产生不同的作用。只有法律的内容是平等的，其适用才能发挥平等的作用，如果法律的内容是不平等的，其适用只是巩固不平等。[21]换句话说，如果立法规定了甲类人与乙类人的不平等内容，那么不折不扣地适用该法律，充其量也只能实现甲类人之间的平等和乙类人之间的平等，甲类人与乙类人之间永远都不能实现平等，相反只会巩固其不平等。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立法上的不平等比适用上的不平等更能侵犯公民的平等权利，适用上的不平等毕竟只是针对个别人或者很少的一部分人，而如果从法律上规定对某类人进行歧视，那么，它针对的就将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22]

平等权的性质也是分析其效力的一种进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究竟是一个法律原则还是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宪法学界有三种观点：一是原则说，认为它是宪法上的一项原则，而非一项具体的权利；二是权利说，认为它是一项基本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等其他权利具有同等的价值；三是双重属性说，认为它既是宪法的一个原则，也是一项基本权利。双重属性说居于通说的地位。[23]林来梵教授则在赞同通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的平等和作为一种基本权利的平等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类的宪法规范，对于国家而言，可表述为“平等原则”，而对于个人一方而言，则可表述为“平等权”。[24]既然如此，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就应当严格遵守平等原则，不能制定违背平等原则的法律。因为立法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一切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平等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同时也是宪法原则之一，“以宪法为依据”实际上意味着平等权效力直接约束立法活动。[25]

平等权的宪法位阶是分析其对立法效力的另一视角。平等权是宪法规定的，具有宪法位阶。而宪法又是做什么的呢？对此，张千帆教授有精辟的论述：在法治社会，各种社会关系被一个法律网络调整和控制着，这个法网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是必要的，但法网不应该太紧。宪法的主要作用就在于调整这个法网，尤其是调整公民与国家关系的那部分法网，保证法律本身不至于太严苛，从而使公民能在法治的秩序下自由活动与生存，并得到公正地对待。宪法首先是公民权利的守护神，行政法治要求政府官员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宪政则要求法律规定符合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宪政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立法对公民所规定的限制不能侵犯宪法对公民所平等保障的自由。[26]可见，法律适用中的平等更多的是普通法律的要求，要靠严格依法办事来实现；而在宪法领域内，更应强调的是立法上的平等，否则，宪法对普通法律就失去了控制作用，平等原则也就失去了宪法意义。

最后，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平等权的内涵也不限于法律适用上的平等。今日德国和日本的宪法学界，法律适用平等说早已走向颓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含法律内容平等已成为通说。[27]德国的违宪审查实践中，平等权包括立法上的平等已成为联邦宪政法院违宪审查的一个重要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审查国家立法违反宪法平等权的各种学说与理论。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继承和学习了德国和日本的学说，也多持法律内容平等的观点。[28]在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的平等保护条款既可针对“行政归类”（AdministrativeClassification），也可以针对立法归类(LegislativeClassification)。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常使用的严格审查、中等审查和宽松审查等三个违宪审查标准（参见下文）主要指向的也是立法归类，即立法本身存在的违反平等权保护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其他条文有关平等权的规定，既包括了法律适用中的平等，也包括了立法上的平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立法平等。笔者认为，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怀，以下两个问题尤其值得重视。

三、立法平等与合理差别

平等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分。一般来说，形式平等是指保障公民法律上的平等，又称“机会平等”，即各人尽管在种族、民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别，但法律上同等处理，不得给予不平等的待遇，各人均有平等机会。形式平等主要与近代自由民主理念相适应，其优点是打破了封建身份制度和特权制度，有利于个人的自由竞争，缺点是它不问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各人是否具有同等的实力，也不问自由竞争后的结果是否平等，其结果是导致弱者和强者、贫穷和富裕的两级分化，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一个最为形象的比喻是，让一个刚解除镣铐、遍体鳞伤的人与一个训练有素、身体强壮的奥运选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按照统一规则在竞赛场上竞争，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必然会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有鉴于此，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的宪法吸收了实质平等的原理。所谓实质平等主要指的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由于形式平等所招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根据不同的人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事实上的差异，采取某些合理的区别对待，从而在实质上为公民提供平等发展的条件。形象的比喻是让刚解除镣铐、遍体鳞伤的人先跑一段，或者为其设置不同的比赛规则。现代宪法即要求形式平等，也要求实质平等。在二者关系上，形式平等居于主导地位，实质平等处于从属和补充地位。我国现行宪法体现了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统一，一方面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当然该原则并不仅指形式平等），一方面也规定了对弱者的一些特殊保护。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形式上的平等旨在反对不合理的差别，而实质上的平等则必然承认合理差别。[29]也就是说，肯定不合理差别与否定合理差别都违反了宪法平等权的要求。立法既要基于形式平等的要求反对不合理差别，又要基于实质平等的要求承认合理差别。那么，如何判断差别是否合理？对此，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中，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判断标准。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美国和德国的理论和实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发展法律平等保护学说中，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司法审查标准。其一是严格审查标准，适用于嫌疑归类，即基于种族、国籍或者宗教等的归类。立法涉及嫌疑归类时，除非使最高法院确信有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来证明这种分类是合理的，而且又没有其他带来最小侵害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公共利益，否则就应当判定立法是违宪的。严格审查对于审查对象往往是致命的。其二是中等审查标准，适用于半嫌疑归类，即基于性别的归类。立法基于性别进行归类的，立法者有义务举证证明这种归类服务于重大的政府目标，并与这些目标具有实质关联，否则应当判定立法违宪。其三是宽松审查标准，适用于经济归类。对经济领域的立法归类，审查向来比较宽松，即使立法是有疑问的，其实施可能造成某些不平等，但只要能够证明立法归类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不妨碍立法是合宪的，而且应由指责该立法归类违反平等权的人承担举证责任。在德国的宪法学理论上，形成了“立法者的理智决定”等判断立法行为是否符合平等原则的标准。提出立法者若未经理智的公益考量，对于相同事物进行差别对待的立法，即构成“恣意”。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立法者应当对法律规范的人或者事物，依照事物本质进行理智的决定，相同者相同对待，不同者区别处理，否则将违反宪法平等权。

立法对于平等，是一把双刃剑。“在历史上，法律在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平等方面发挥过显著的作用；与此同时，它也维护并认可了许多不平等的现象。”[30]立法规定不合理差别，就是对不平等的维护与认可，就可能破坏社会和谐。我国目前确有一些规范性文件规定了一些不合理的差别，影响或者破坏了社会和谐。如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身损害赔偿金的标准作了区别规定。根据该解释，受到同样的人身损害，农村居民可以得到的赔偿金远远低于城镇居民。[31]试想，我国各级法院严格按照规定了这种不合理差别待遇的司法解释作出判决，会对农村居民的情感进而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带来怎样的伤害？再如我国某些省的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曾规定，乙肝病毒携带者不符合公务员录用条件。这种不合理的差别对待[32]引发了恶性案件的发生：浙江大学应届毕业生周一超在参加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考试时，因在体检时被查出乙肝“小三阳”未被录取，恼怒中杀死区人事局一名工作人员，刺伤一人，这显然是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而立法承认合理差别，能促进平等，增进和谐。众所周知，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是当下中国不容忽视的问题。所谓弱势群体，英文表达为socialvulnerablegroup,是指特定人们，由于其经济、社会、政治地位等因素影响，生存状态、生存环境、生存质量低于社会一般民众，或在社会政治权利方面受到不公正对待，孤立无助，难以依靠自身和家庭力量维持基本生存及维护基本权利，容易受到伤害的社会成员的集合，[33]在中国主要包括下岗失业人群、城镇贫困人群、农民工、残疾人士、部分老龄化人口以及少数临时遭遇灾祸的人群等。这一群体在中国占有一定的比例，其生活、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问题较为突出。立法上对他们规定合理的差别待遇和特殊保护，对于促进和谐社会构建，意义显然非比寻常。笔者认为，不同的弱势群体，其形成原因、需要保护的范围和保护方式各不相同，因此目前针对不同的弱势群体分别制定单行法予以特殊保护较为可行。实际上，我国已有大量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如《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工伤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等。今后的重点应当是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不断完善、细化和补充现有的法律法规，并适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以对目前仍缺乏单行法保护的弱势群体提供特殊保护，如制定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等等。

四、立法平等与反向歧视

合理差别为弱势群体的平等保护提供了保障。然而，合理差别也必须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以内，超过合理限度的“合理差别”则可能构成“反向歧视”。一些国家的宪政实践已经关注了反向歧视问题。

例如，美国的反向歧视主要就是针对“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Action)提出的概念。肯定性行动一般是指为了弥补或纠正历史上对妇女、黑人等弱势人群造成的损害，国家机关在规定雇佣、升学等方面的条件时给他们以特殊优惠。1941年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白人艾伦·巴基，大学毕业后奔赴沙场，在经历1963年至1967年的军人生涯后，立志成为一名医生。1972年，他报考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向该医学院提出了入学申请，但未被录取，因为医学院当年100名的录取名额中，有16个名额被专门分配给了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学生，而被录取的16名少数族裔学生中，绝大多数人的成绩远不如他。1973年他再次向医学院提出了入学申请，但因同样的理由未被录取。迫不得已之下，巴基把加州大学告上了法院，控告加州大学实行反向种族歧视，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条款。联邦最高法院最后判决，加州大学在录取中可以把种族多元化作为一个考虑因素，但采取的方式——硬性定额制则构成了对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的违反，巴基应被录取。[34]

法国的“女性限额决定”案也表明法国不允许“反向歧视”的存在。在1982年的“女性限额”决定中，社会党的议会修正案在《选举法典》中加入地方选举条款，要求政党的候选人名单至多只能包括3/4的同性人选，以保证妇女获得一定比例的候选机会。这项法律尽管被提交，但宪政院宣布它侵犯了宪法平等原则：“比较[宪法第三章和《人权宣言》第六章]可知，公民地位本身产生了选举权，且只要未因年龄、低能、国籍或其他用来保护选民自由或被选人独立性的任何理由而被排除，所有人都具备同等被选资格。这些宪法价值原则反对把任何选民或有资格的候选人加以归类。这项原则适用于所有政治选举，尤其是地方议员的选举。由此可见，在制定提交选民的名单过程中，基于性别而区分候选人之规则，抵触了以上提及的宪法原则……”弗代尔（Vedel）教授在1979年指出，为妇女保留一定数量职位的文字，抵触了平等原则。[35]

中国的立法是否也存在反向歧视问题呢？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引起广泛的讨论，也没有相应的案例出现。但笔者认为，立法至少应当关注这一问题，形成理性认识，并积极地预防这一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当前强调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背景下。如前所述，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都体现了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这体现了社会和立法的进步。诚然，中国加强弱势群体保护的历史使命还远未完成，但任何事都不能“矫枉过正”，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同样应当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以内，否则会形成对“强势群体”的“反向歧视”，并形成一些其他诸如道德公害和欺诈等社会负面效应。因此，对弱势群体的差别对待和特殊保护应当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整体平等，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五、结束语

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在我国“立法者对宪法平等权含义的理解和运用存在一些不足，如……在进行立法分类时，没有从宪法角度考虑是否违反宪法平等权；在制定特殊保护的差别待遇立法时缺乏充足的论证。”[36]本文尽管无法涵盖立法平等问题的方方面面，对有些问题的阐述也尚停留在介绍的层面，但却承载着这样一种寄托，即希冀能抛砖引玉，引起立法界对立法平等问题的更为足够的重视，进一步提高运用宪法平等权理论思考立法科学性、合理性的自觉性，进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尽微薄之力。

注释：

[1]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参见：《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2]对应的拉丁文是Primaparsaequitatisaequalitas.英文是Theradicalelementofjusticeisequality.参见孙笑侠编译：《西方法谚精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4][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5]参见朱应平：《论平等权的宪法保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第231页。

[6]周志成：《“平等幻觉”与“勒鲁平等”的当代意义虑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7]参见杨元新：《法治原则》，载胡建淼主编：《论公法原则》，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8页。

[9]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10]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

[11]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

[12]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13]《宪法》第4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14]《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障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15]《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16]该学说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民国时代的宪法学。当时人们认为平等权乃是人民的一项权利，对反对革命的敌人，包括军阀、汉奸以及卖国贼等人则决不能讲平等的观念。同注[12]，第11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4年宪法规定的“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表述被普遍地认为包含着立法上平等的含义。实际上这适应了现代宪法的发展趋势。然而，由于左倾错误影响，1954年宪法的这一规定受到了一些人的无理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法制原则，抹煞了法律的阶级性。这种错误持续很久，以致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把它取消了。同注[11]，第242页。

[17]改革开放以后关于法的阶级性与共同性（社会性）的探讨涉及到我国一系列重大的法学理论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或突破：其一，指出只强调法的阶级性并不能揭示法的本质，法的本质属性应该有多个；其二，提出法有区别于阶级性的社会性——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其三，强调法必须反映客观规律；其四，承认了法的可继承性；其五，提出法不仅是“刀把子”，还是维护利益和权益的工具；其六，提出法的产生最初并非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是基于社会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其七，提出“法律消亡”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参见郭道晖等主编：《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213页。转引自孙笑侠、夏立安主编：《法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18]参见孙笑侠、夏立安主编：《法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19]同注[11]，第249页。

[20]同注[12]，第115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资料室编：《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197页。

[22]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一），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23]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董和平、韩大元、李树忠：《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345页；俞子清主编：《宪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页；刘茂林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24]同注[12]，第111页。

[25]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26]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27]参见[日]三浦隆：《实践宪法学》，李力、白云海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13页；陈新民：《平等权的宪法意义》，载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同注[12]，第113页。

[28]参见李惠宗：《论平等原则对行政裁量之拘束》，载《宪法体制与法治行政》，三民书局1998年版；邱基俊、邱铭堂：《论行政法之平等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三民书局1997年版。

[29]同注[12]，第116页。

[30]同注[3]，第307页。

[31]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重庆代表张力就提出，该司法解释使得“买一样的票、坐一样的车、去一样的地方，同时因不幸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在接受人身损害赔偿时，就由于他们城乡身份的差异，得到的是相差4倍甚至7、8倍的赔偿。”“这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违背民法通则中关于赔偿与伤害相当的原则。”参见《张代表向司法解释讨解释》，2007年3月10日访问。

[32]这种差别对待不具有合理性，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劳动能力上与非乙肝病毒携带者并无不同，能够胜任公务员的工作，以劳动能力为由进行归类没有依据；其二，乙肝病毒的传染性较小，且预防乙肝的最好办法是注射疫苗，而非与乙肝患者隔绝，将乙肝病毒携带者排斥在公务员队伍之外不符合比例原则。同注[22]，第52－63页。

[33]余少祥：《弱势群体保护之法哲学论纲》，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6期。

[34]最高法院的判决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判决，加州大学的录取定额制度构成了对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违反，巴基应被录取。第二部分判决加州大学有权实行一些使学生来源和校园学术环境多元化的特殊政策，在录取新生时，可以把族裔背景作为一个附加因素考虑。关于此案和本世纪初其他一些类似案件的详细情况，可参见任东来、陈伟、白雪峰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369页。

立法和谐范文篇5

我国司法活动中法院及法官工作的不和谐，司法活动缺乏权威，这是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不相符合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普遍稳定的社会公信尚未形成，冲击破坏了司法公信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旧的体制不断淘汰，而新的体制尚不能及时建立健全，尚未形成持续有效的社会公信体系。时而会出现空档和失序，普遍稳定的社会公信力都受到了影响，作为社会活动调节器的法院及法官的公信力自然也受到了冲击和质疑，司法权威受到了破坏。

二、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和矛盾凸现期，法院成为各种利益矛盾纠纷的集散地，在承载了更多重负的同时也必然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和司法裁判的终局性使法院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而法院不能拒绝裁判的司法特性决定了其必然处于既要努力工作而又饱受指责的无奈境地。

三、信访制度被不正当利用。我国的信访制度本是党和政府用来加强与人民群众沟通并化解人民矛盾的途径，但现在该制度已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出于发展和稳定的需要，信访机构必须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它越有所作为，群众对它的期望值就越高，进而引发更多更大的信访。信访工作的强化在无形中损害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削弱了司法权威。于是出现了群众“信访不信法”的怪现象。

四、司法体制的地方化和行政化，违背了司法规律。其结果是用行政手段管理法院和法官，法院在人事、财政上均依赖于地方，在国家司法中参与了行政因素和地方因素，法院及法官不得不对上级负责而不能完全对法律负责，不能真正地依法独立办案。这破坏了法院的中立、公正形象，造成群众宁愿相信通过党和政府机关的信访活动，也不愿通过法院进行诉讼活动，降低并削弱了司法公信力。司法的行政化也造成了法官待遇的纯公务员化，将法官的政治、经济待遇等同于普通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这在以前法官来源多样、素质参差不齐的时期尚能认可，但在法官专业化、职业化的今天则属变相贬低了法官价值。法院及法官社会地位和价值的低廉，必然影响到其所从事的司法活动的权威，衍生出腐败现象，同时也必然地造成法官流失、法院人才断层。

立法和谐范文篇6

一

在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当古希腊城邦的公众直接民主模式被证明难以推行时，代议制民主取代了直接民主而成为普遍采用的民主形式。然而，实践证明，代议制民主也不是民主的最好实现形式，它可能使得国家权力的行使不能体现甚至脱离人民的意愿。为了弥补代议制的这一缺陷，在现代社会，参与制民主又被作为代议制民主的补充而被广泛采用。

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选举代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由此可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代议制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化。宪法同时还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表明宪法在确立代议制民主的同时也认可了参与制民主。立法法进一步明确公众在立法领域的参与权，提出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经委员长会议决定，重要法律案可事前公布，组织全民讨论。

立法法颁布后，许多地方的立法条例也规定了与立法法相类似的公众参与的内容。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许多地方人大贯彻民主立法原则，通过公开征求对法规草案的意见、召开立法听证会等方式，扩大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途径。有些地方人大还制定了关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方面的规则，为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提供了制度支持。推行“开门立法”，倡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已经成为当前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推进地方立法民主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特色。

二

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某一事务的注意和关切程度同该事务与其私人利益的关联性密切相关。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一般及于本地区的地方性事务，这类事务与公众的联系较为紧密，有些甚至直接影响到本地区公众的切身利益，生活于该地区的人民对这些事务往往会有更多的了解，也更有发言权，所以地方立法是公众参与更为切实和重要的领域。

在地方立法的过程中，倡导多渠道、多形式的公众参与，对于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推进立法民主化，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均衡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维护社会秩序，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能够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使社会各个阶层和谐相处。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利益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基本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对利益的衡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个人的行为,权力机关对利益分配的公正与否，也关系到社会秩序能否建立。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利益结构相对单一，利益冲突也不太激烈。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公众利益呈现多元化趋势，社会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都期望立法能够体现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有了利益差别，就难免产生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有一套调节利益冲突的机制，使普通民众的意愿能够得到充分表达，能够整合到立法决策中，从而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成果，实现社会公平。当前，各级立法机关在调节利益冲突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代议制的固有局限，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公民都在立法机关中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他们的利益与意志也不可能在立法机关中都有充分的反映与传达的机会。要做到在立法中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立法就不应当是封闭的，而应当向公众开放，为利益各方提供一个表达的平台，给予他们一个平等的发言机会，让各种利益在立法过程中进行充分的博弈。因此，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使立法的过程成为一个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对于弥补代议制立法的不足，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立法上的偏颇，实现社会的和谐就颇为必要。

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能够弥合立法者与公众在法规认识上的偏差。在代议制立法模式下，公众的利益与意志成为立法者认识的客体，立法者对公众利益与意志认识充分与否，直接影响到立法效用发挥的程度。在当前各种立法不断增多，立法机关的立法任务愈来愈繁重，而立法机关的组成人员多为兼职的情况下，仅仅由立法者审议法规案或进行各种立法调查，获取到的信息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失真。另一方面，在现代立法中，立法者面对的问题日益复杂，有很多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立法，而立法者本身可能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技术知识。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可能使立法者与公众对某一立法问题在认识上产生偏差。根据信息论的理论，在元件本身质量不变和个人素质相同的情况下，多通道的信息传输体制要比单通道的信息传输体制更加可靠。因此，在立法机关单通道传输信息、获取信息的情况下，如能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立法，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就能拓宽地方立法的信息通道，弥补单通道信息传输机制的不足。通过公众参与，在立法者与专家学者、普通群众、利害关系人之间建立起直接、及时、多方位的信息沟通渠道，形成信息的互补，对于纠正立法者可能产生的认识偏差，完善法规案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能够使立法获得广泛的的社会基础，使法规得到公众的认同，从而有利于法规的实施。和谐社会的法律规范，是公众普遍认同的规范。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社会的方方面面会真切地关注立法活动，就各自关注的问题发表看法。这不仅是一次意见表达的过程，而且是一次深入人心的普法过程，它不仅能使法规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愿和要求，维护人民的利益，而且能够向民众宣示出法常识、法理念、法思想，这比起简单的技术性普法举措更能深入人心。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法规，容易获取社会公众的认同和拥护，至少能够使公众对法规有比较好的了解和理解。法规得到公众的支持和认同，公众就会自觉地履行法律规范规定的义务，并形成护法意识。法规一旦得到公众的支持和认同，就会产生法规的“内化”，即外在的法律规范内化为行为者自觉的行为准则，变“他律”为“自律”。当行为者的行为不符合已被内化的法规时，其内心深处就会产生一种自责感。这样，法规的外在约束机制与行为者的自我约束机制相结合，社会越轨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同时，执法行为也会因获得公众和舆论的支持而大大降低执法成本。因此，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既能使公众获得一种权利和利益的尊重感，又能促成法律规范“内化”为公众自觉意识，有助于公众的护法精神和义务自觉履行精神的培养，从而为法规奠定得以贯彻实施的社会基础。这无疑有益于法的实施，有益于将纸上的法规条文变为实际生活的真实准则，有益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

近年来，随着地方立法民主化逐渐成为时代的强音，许多地方人大在立法过程中纷纷开门立法，采取多种措施畅通公众的利益表达渠道，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地方立法。在搜索网站上点击“开门立法”，可以发现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都在以各种形式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

在法规草案的准备阶段，采取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式有：公开征集立法项目，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向立法机关提出地方立法项目建议。立法计划制定后，立法机关将其在各种新闻媒体上公布，使公众能够及时知晓人大立法的动态。

在对法规草案审议阶段，采取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式有：

公民申请旁听常委会会议，旁听提案人关于法规草案的说明；

书面征求有关部门和人员对法规草案的意见。将法规草案及有关立法说明资料寄给有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专家学者，征求他们的意见；

公开征求对法规草案的意见。将地方性法规草案在当地的报纸、网站上公布，征求公众的意见；

召开座谈会。在立法过程中，随时根据需要举行座谈会，邀请与法规案有利害关系的部门、人员及法学专家参加，以使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反映；

聘请立法顾问，对法规草案进行论证。人大常委会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及司法部门中聘请法学专家和法律实践工作者担任常委会立法顾问，邀请他们参与立法，对法规草案中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论证意见；

举行立法听证会。就本地重大的、与广大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且有关各方存在较大争议的立法事项举行立法听证会，公开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目前，全国大部分省级人大以及许多市级人大举行过一次或多次听证会，有的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立法听证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为当地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

在法规实施阶段，采取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式有：举行监督听证会，公开听取公众对法规的实施情况的意见以及对法规修改的建议，为法规的修改、完善做准备。如，2003年12月10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就举行了监督听证会，公开听取公众对《广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执行情况的意见和修改建议，促成了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将修改该法规纳入立法计划。

通过以上方式，地方立法机关为公众开辟了参与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热情。但是在公众参与的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如哪些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要引入公众参与、通过什么途径参与等不明确，公众参与还处于被动状态；公众获取的有关法规草案的信息有限，立法机关往往只公布草案，没有公布法规草案说明和重要条文的解释，公众参与的信息不对称，有碍公众对法规草案的解读；立法听证会的程序还不够完善，有时甚至为了听证而听证，为了造势而听证；公众意见对于立法的作用还不明确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众参与的健康发展，影响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立法机关大张旗鼓的开展公众参与，而公众却反映平平、低度参与的情况，①公众参与的预期绩效还有待实现。

四

多渠道、多形式地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通过民主立法来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公众积极地参与，是公众参与制度绩效得以实现的前提。当前，要在地方立法中做到广泛、有序和有效的公众参与，避免低度参与的普遍化，除了提高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外，立法机关还应当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激励机制和利益综合机制，为公众提供参与的各种保障，从而使公众参与在地方立法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在健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利益表达机制方面，立法机关应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明确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范围、程序和方式，通过制度安排保障公众参与的权利。凡是法规所调整的事务具有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都应当给予公众参与的机会，将公众参与作为这类法规立法程序的一个必须环节。为了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与公正性，还应当明确规定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形式公众参与的程序和方式，使公众参与做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例如，就听证会这种参与形式而言，对于参加听证会的公众代表选择的程序和方法、听证会进行的程序、听证会举证和辩论的方式、听证记录的整理方式、听证意见的效力等问题，都必须予以明确。否则，公众参与就难以有序进行，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甚至产生种种负面影响。

2、建立立法信息公开制度，扩大公众对地方立法的知情度。信息公开是公众有效参与地方立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信息公开，公民不了解立法的背景情况，就很难对法规草案进行评价，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没有信息公开，公众即使对法规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但这些意见、建议可能是建立在自己所掌握的局部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之上，这样就会误导立法。因此，建立规范化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对于保证公众参与的有效性是必不可少的。立法信息公开，在方式上要多样化，充分利用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各种新闻媒体；在内容上要全面，不仅公开法规草案，还应当尽可能地公开草案的说明、重要条款的注释以及关于法规草案的争议问题和社会各界对这些争议问题的观点等。总之，通过各种形式保证公众能够更多地了解法规草案的立法背景等，使公众能够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和建议。

3、保障公众的言论自由，使公众能够畅所欲言。公众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发表对地方立法中有关问题的意见、进行讨论，是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在这种开放式的公众参与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有人利用这种参与造谣生事，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故意误导公众的情况。为此，有必要对各种新闻舆论工具的运作加以规范，打击和抑制利用言论自由造谣惑众、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对公众言论处处设防，限制公众的自由表达，而应培育社会宽容意识，对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发表的言论区别对待，避免公众在行使参与权时瞻前顾后、顾虑重重，从而为公众参与创造一个畅所欲言的氛围。

（二）在建立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利益激励机制方面，立法机关应当重视对公众意见的处理，给予参与人一定的物质精神鼓励。

1、及时反馈对公众意见的取舍情况。在参与地方立法的过程中，公众一般比较关注立法机关对自己所提意见的处理情况，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得到重视。如果立法机关对公众意见没有进行认真处理，没有一个适当的交代，不仅会影响公众的参与热情，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而且会使公众失去对立法民主的信赖。因此，对于通过各种方式征求来的公众对法规草案的意见、建议，立法机关应当分门别类的整理加工，逐条加以认真研究，根据公众参与的方式不同，将对这些意见、建议的处理情况及处理理由给予适当的回复。在参与活动结束后，相关部门还应当将对各种意见的采纳与不予采纳情况及其理由，向社会公布。有关委员会在关于法规草案的审议报告中，也应当对公众参与情况及公众意见有所反映。

2、给予参与者一定的物质补助和精神鼓励。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要付出一定的物力和精力，而立法又是具有普遍性的活动，立法行为与个人利益的关联性不如具体行政行为那么强，立法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参与人的付出是没有直接回报的，但参与立法又是一种有利于公共利益实现的行为，是推进民主立法所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立法机关来说，引导公众参与应当坚持“不让参与者为了公共利益而使个人利益受损”的原则，对参与地方立法的个人给予一定的物质补贴，如差旅费、资料费等。除了物质补贴外，还可以从精神层面给参与人以褒扬，如将个人参与地方立法活动的情况，载入有关个人资料中，成为个人信用的一项内容，这样，就可以在增强参与人参与荣誉感的同时，也增强其参与的积极性。

（三）在完善公众利益综合机制方面，立法机关应当充分把握各种意见，综合衡量各种利益。立法机关引导公众参与立法，不仅是为了倾听意见，更是为了通过听取意见，以便作出恰当的立法决策。从引导公众参与的最终目的看，如何吸取公众的意见比怎样倾听公众的意见对民主立法更有意义，这就要求立法者具备分析辨别各种利益的能力，确定一种利益表达是少数人的还是多数人的意志表示，在充分把握公众的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综合各种利益而形成共同利益，并在立法中体现公众的共同利益。在综合公众利益方面，立法机关至少要做好下面两项工作：

1、全面地整理好公众的各种意见。对公众意见的整理是一项比较烦琐的工作，具体工作人员在工作时要耐心细致，并建立案卷，将案卷要完整地提交立法机关的组成人员，全面完整地反映公众的各种意见，避免因为工作疏忽而遗漏一些意见或者使有些意见失真，否则，立法机关的利益综合就会失去综合的基础。

立法和谐范文篇7

关键词：行政立法构建和谐社会

TriesToDiscussConstructstheHarmoniousSocietyandtheAdministrativeLegislation

Abstract:Ourcountrypresentadministrationlegislationhasmanyproblems,constructstheadministrativelegislationwhichtheharmonioussocietysimilarlyalsoneedstoconsummatetosupport,thisarticleisforthepurposeoffromanalyzingourcountryadministrationlegislationexistencethequestiontobegin,discussesinconstructsintheharmonioussociallinguisticenvironmenttheadministrativelegislationconsummation.Theauthorbelieved,mustfromsetsup"thepublicservice"thelegalidea,theinitiative"thebenefitbalanced"principleoflegality,establishment"benefitcommunication"thelegalmechanismthreeaspects,aresuchperfecttheadministrativelegislationwhichandtheharmonioussocietyadapts.

Keywords:Theadministrativelegislationconstructtheharmonioussociety

一、行政立法的基本范畴

（一）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行政立法的数量有显著提高。与此同时，行政立法注重了民主参与和科学分析，注重了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这使得行政立法在国家法制建设中占居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也使得行政权力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无法可依的状态。但是，行政立法在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行政立法的系统性问题

行政立法系统性指用系统科学思想或原则指导行政立法，使行政立法与法律相统一、彼此相统一、自身相统一。但是，现实我国行政立法缺乏系统性问题非常突出，诸如行政法规、规章与法律的冲突；行政规章与行政法规的冲突；同位阶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同一行政法律规范自身的相互矛盾等。

2、行政立法对法律责任规定薄弱问题

行政法规、规章的核心内容是规定行政机关的职权与责任，规定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行政立法主体在配置职权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时应当严守“对等”规则，力求使职权与责任对等，权利与义务对等。但是，我国行政立法内容对法律责任尤其是对行政主体及其行政公务人员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为薄弱，例如对直接责任人员过错责任的规定较少、对行政侵权损害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较少、对行政主体及其行政公务人员应以何种形式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较少等。行政立法对法律责任规定的薄弱不仅减弱了行政法规、规章对行政权力或行政行为的约束力量，不利于建立起权力与责任对等的政府，也不利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我国行政立法需特别注意解决职权与责任的对等问题。

3、行政法规、规章清理滞后问题

清理意味着彻底整理或处理。行政法规、规章清理含有对立法主体在其立法权限范围内的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审查过去所的行政法规、规章，并确定哪些行政法规、规章、已全部或部分失去效力，应予全部或部分废止；修正下位法律规范与上位法律规范相抵触之处；清除同一效力层级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和谐或相互矛盾之处；发现行政法规、规章与国际惯例的脱节之处等。行政法规、规章清理的目的在于克服行政立法的混乱，使行政立法适应已经发展的社会现实和法律变化，特别是适应中国加入WTO的重大经济体制变革。

近年来，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我国法律规范的清理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即便如此，我国行政法规、规章清理仍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与立法速度。尽管法律规范要求稳定，但稳定只是相对的。法律规范只有随社会的变化而不断进行立、改、废，使法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相统一，才能保持一国法制的统一性，也才能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应有功能。

（二）解决行政立法问题的途径

1、树立正确的立法指导思想

坚持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贯穿于立法活动的各个阶段。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的产物,其精髓和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就要求我们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立法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立法超出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的法律只能是一纸空文。如果立法滞后,则必然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禁锢作用,不利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坚持邓小平理论,还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和认真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立法的客观规律,注意克服盲目性,严格按规律办事。

2、合理划分行政立法权限,理顺行政立法体制

进一步以法的形式明确哪些机关有权进行行政立法。根据现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省级人大和省级政府、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政府、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及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行政立法权。除此之外,一般的地级市、县、县级市、市辖区、乡镇的人大和政府均无立法权,亦即无行政立法权。但实践中,这些机关经常制定地方性的条例、决定、命令等,这实际上违背了行政立法权划分的规定,必须予以制止和纠正。同时,还要进一步明确哪级国家机关有权制定哪些行政法律。实践中,行政立法机关越权立法的现象也时常出现。如无制定行政处罚权的机关越权设定处罚项目,无设定行政审批项目权的机关随意设置审批程序等。这些都有必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加以规定,严格禁止越权立法,对越权立法实行审查监督机制,及时予以废止或纠正,并实行立法责任制,追究违法立法者的责任。

3、完善行政立法程序

（1）、建立严格的行政立法预测、规划、审查制度。社会是纷繁复杂的,涉及行政管理的内容也非常之多,要求面面俱到、在每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是不大现实的,同时,立法还有轻重缓急之分,因为毕竟立法资源也是有限的,我们应把精力主要用在社会最急需、最重要的方面,绝不能把有限的立法资源浪费在一些无关痛痒、细枝末节的方面。所以,搞好立法的预测、规划就很关键。

（2）、进一步健全行政立法程序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立法法》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等内容做了初步规定,但这些规定看来略显简约,不够明细,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二、和谐社会构建与行政立法

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然而只有当人类进入法治时代，通过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性、确定性和规则性的良好状态。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依赖于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行政立法通过对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方面维护和促进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化解和协调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不断地追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实现两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显然，行政立法的价值追求与和谐社会的内核完全相契合，支撑和决定着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否。为此，我们必须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解决现行行政立法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强政府法治建设。

（一）树立“公共服务”的法律观念。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利益协调的社会，但在现实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既相一致又相冲突。与利益关系的一致与冲突相对应，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行为分别呈现出“服务与合作”的互相信任关系和“命令与服从”的斗争或对抗关系两种不同的状态。既然我们应当倡导和促进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就决定着政府与公众间关系应当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相互信任关系，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命令与服从的对抗关系。即强调政府行使职权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管理”，而是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为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机关应当改变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观念，真正树立起为民服务的观念；不要把自己手里的职权看作一种绝对的命令和强制，而要看作是为公众服务的职责；不要把公众当作敌人或小偷来防范和对待，而要充分信任我们的公众，诚实地对待公众，把公众当作行政的主人或参与者。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

（二）倡导“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尽管和谐社会追求的是利益关系的一致性，但是利益关系的冲突与矛盾在现实中却总是不可避免的。在此种情况下，就需要行政法发挥其平衡利益冲突的功能，遵循“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在均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时，必须遵循禁止过度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前者要求政府在限制个人利益的手段与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之间进行权衡，以选择一种既为实现公共利益所绝对必要，也为对相对人利益限制或损害最少的手段；后者要求政府在其实施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时，不得随意变更或者撤销该行政行为，否则应当必须给予相对人合理的信赖补偿或赔偿，以均衡协调个人的信赖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三）建立“利益沟通”的法律机制。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法律机制的理性建构。要将“公共服务”法律观念付诸于法律实践，将“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具体化为制度保障，必须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各种“利益沟通”的法律机制。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机制，政府与公众间才能取得协调一致、彼此信任，从而增进相互间的尊重与合作，避免相互间的误会和磨擦。比如行政公开就是这样一种沟通机制，它通过政府的坦诚布公与行政的持久开放、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了解与对行政活动的参与，以及双方积极的协商、交流与对话，使双方对事实与法律的认识得以交融。当前我国还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听证、信访、复议和诉讼等各种制度化的沟通机制，以及申诉、和解、平等协商、专家咨询、新闻媒体等各种非制度化的沟通机制。相应地，行政执法的方式应尽量避免采用传统强制性的方法，而更多地采用指导、建议、讨论、服务、合作、激励等容易沟通的说服性方法。

参考文献：

[1]王连昌著：《行政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

[2]马怀德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中国法制出版2001版

[3]周佑勇著：《行政法原论》[M]中国方正出版2000年版

[4]郭勤:《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思考》[J]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立法和谐范文篇8

一、加强立法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提高党的政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有了明显提升。同时，我国发展中也存在不少不和谐的因素，环境污染影响和谐，愚昧落后妨碍和谐，违法乱纪销蚀和谐，贪污腐败破坏和谐。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社会有序运转，奠定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关键在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赖于广大共产党员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心系群众，服务群众同时取决于每个公民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积极践行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全党全社会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形成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合力，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民主法治社会。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手段和途径。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容忽视道德、文化等社会一般规范的作用，另一方面更要重视法律规则。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稳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依照法律来治理社会，人们就有章可循，社会也就有了和谐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地方立法作为中央立法的补充，在解决地方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省的地方立法工作从年起步，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立法法》实施以来，又改进和完善了地方立法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地方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我们建立了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统一审议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地方立法程序，制定了一批符合我省实际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法规。近几年来我省经济能够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地方立法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引导、规范、促进和保障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省不少地方还存在着生产上能耗高、效益低，成本高；在生态上，有些项目破坏自然、污染环境；在发展状况上，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等情况。这与我们地方立法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不完全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存在着立法选项不准确，有些经济发展急需的法规未能出台；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立法还比较薄弱；为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的战略服务还不自觉；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尚需拓宽；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有直接联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解决。

从去年省人大法制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联合南昌大学法学院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法制环境调研情况来看，广大人民群众对我省地方立法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要求进一步加强立法的呼声很高，提出了不少具体的立法建议，并且期待着立法质量的提高。在新的形势下，我省地方立法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我们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从加强党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高度，从加快我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江西在中部崛起提供良好的法规保障的高度，深化对地方立法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对做好地方立法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把地方立法工作真正摆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以改革的精神解决地方立法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地方立法工作推向前进。

二、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转变立法理念，努力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无法可依的情况下，我们强调加快立法步伐无疑是正确的。随着一大批法律法规的出台，无法可依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当前立法工作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法律、法规数量的不足转移到重点提高立法质量上。这些年来，我省地方立法的质量总的看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与我省改革开放的实际结合不够紧密、部门利益倾向尚未有效克服、操作性不够强、文字表述上不够严谨准确等问题。这说明我们地方立法工作还不适应“良法之治”的要求。因此，提高立法质量是立法机关和立法工作者要考虑并加以解决的首要问题。提高立法质量，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坚持地方特色，坚持走群众路线。当前，要着力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做到立法选项的准确性。为了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全省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省委第十一届八次全会提出“建设和谐平安江西、共创富民兴赣大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省地方立法需求也将发生变化，准确科学地确定立法项目的重要性更加显现。要解决立法选项的准确性问题，首先是要突出重点、解决难点、关注热点。所谓突出重点，就是要求立法要着重围绕能牵动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江西这几年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欠发达省份的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首要任务。因此继续突出经济发展主题，加快经济立法，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地方立法工作的重点。所谓解决难点，就是要求立法要努力消除那些长期影响我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如民营经济的准入、“三农”、环境保护、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所谓关注热点，就是要求立法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违法拆迁征地等问题。其次是要统筹安排。一要根据省情来安排立法项目。要把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条件放在突出位置来考虑，对有立法需求又有实施条件的，要优先安排；对有立法需求，但目前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暂时不安排。二要对每年度的立法数量进行合理控制，以利于提高立法质量。三要按照尽量兼顾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原则进行安排。

二要注意权利与权力的协调性。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利是权力的本源，权力是权利的后盾。权利与权力的协调，对公民来说，主要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对政府来说，主要是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在过去的地方立法中，我们比较注重公共权力的强化和公民义务的履行，而在防止权力滥用和落实公民权利方面着力不够，实践中往往出现执法部门权力大、责任小，处罚多、服务少，而对相对人和公民的权利却重视不够，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现阶段，地方性法规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要妥善解决权利与权力的协调性问题。第一，要实现义务性立法向权利型立法转变。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追求全民发展、全面发展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公民权利充分实现的社会。因此，树立公民权利本位的立法理念，在立法过程中，以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为优先选择，在任何时候都把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作为地方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新时期立法妥善解决权利与权力协调性问题的重要内容。第二，要实现管理型立法向服务型立法转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的合理定位至关重要。它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错位。为此，立法既要赋予政府机关必要的手段，确保政府在创造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职能，又要强化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建立起公正合理、设置科学、程序严格、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要用制度促进政府转变职能，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防止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通过立法固定化。

三要力求不抵触与有特色的统一性。地方立法坚持不抵触原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决定的。地方立法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不能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不能超越立法权限、违反法定程序。地方立法要突出地方特色，反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法规如果大量照抄上位法的规定，没有本地特色，那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在地方立法工作中，我们要解决不抵触与有特色的统一性问题，既坚持规范立法，又强调特色立法。规范立法，表现在程序上，主要是要求法规的立项、起草、论证、提请和审议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遵循《立法法》和《江西省立法条例》的规定实施；表现在内容上，主要是要坚持不突破上位法关于行政许可的范围，坚持行为与处罚相对应，不突破上位法关于行政处罚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规定。地方立法作为中央立法的补充，应当重在“拾遗补缺”上做文章。在内容上，要增强法规的针对性，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解决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和焦点问题；在形式上不盲目追求法规体例完整，尽可能避免“小法”抄“大法”，“后法”抄“前法”的现象。有什么需要就规定什么，有几条就规定几条；该具体的要具体，该细化的要细化；要充分发挥法的引导、教育和服务功能，不要把处罚作为法规执行的唯一手段。即使设定处罚，也要特别注意处罚幅度不宜太大，尤其是罚款的幅度上不要过大，力争从源头上遏制处罚的随意性和执法腐败问题，为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规保障，建立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第一道防线。

四要坚持立法的民主性。立法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注重充分发挥立法工作者、专家学者、司法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等专门人员的作用显然不行。但立法更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做到体现民意、符合民心，不走群众路线就更不行。人民群众对立法活动的参与，主要途径是通过各级人大代表依法履行立法职责，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同时，要采用多种形式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加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立法的力度。我们既要坚持并发展近年来立法机关已经形成的立法论证会、立法顾问、立法联系点、委托起草法规草案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又要加紧完善公民旁听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规草案审议、立法听证会、在媒体上公布法规草案、利用网络平台征求意见等有效调动群众参与立法的制度，不断加大群众立法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在立法调研工作中，要注意调研对象和范围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既听取专门人员的意见，又注意听取管理相对人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尽可能地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维护民益。

三、通过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自觉加强立法工作机构的自身建设

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立法机关能否高质量地完成立法工作任务，关键在于有没有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务实高效、作风过硬、团结协作、勤政廉洁的立法干部队伍。作为立法机关，我们要通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大力加强自身建设。立法工作机构的每一个党员都要自觉地投入到先进性教育中去接受教育和锻炼。

立法工作者首先要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立法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其次要努力掌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系统学习法学理论、宪法和法律，掌握先进的立法理念和制度，熟悉人大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同时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努力学习世贸组织规则、可持续发展等新知识、新观念。立法工作者要通过持续系统地学习，在政治上、业务上、作风上得到全面进步，努力做到：

在政治上要立场坚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法工作是党的执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实现对国家事务领导的重要途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立法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善于从政治角度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才能在涉及到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重大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永不迷茫。

立法和谐范文篇9

构建和谐社会要有正确的理念作为指导，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念之一，也是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坚持用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来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求我们树立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观念：

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观念。国家和社会应当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人的福祉，促进个人人格的发展，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的立法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我们的执法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利益。我们应当完善社会立法，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机制，尽量缓解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贯彻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观念，我们要注重协调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关系。法治的重要内容就是保障个人权利、约束公共权力，特别是要加强对人格权和财产权以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尊重与维护个人的人格独立与人格尊严，使人能够自由、有尊严地生活。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不仅意味着其权利不受作为私法主体的第三人的侵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其权利不受来自国家权力本身的非法侵犯，这正是现代法治的重心之所在。

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最根本的是依宪行政。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集中体现，具有至高权威，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决不允许任何人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主要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法律实施中存在一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造成法律实施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按照依法治国的法治原则，各级各类公职人员虽然分工不同，不需要成为法律工作者、法律专家，但是作为依法行使职权的公职人员，都应当具有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都有义务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坚持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观念。我们应当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积极推进政府工作法治化，依法行政，这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为此，需要按照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的要求，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有权必有责，侵权需赔偿，通过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法治政府。公正司法是构建法治社会的保障，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为了保障司法公正，首先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坚决制止对司法的随意干预、违法干预，为公正司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其次，应当切实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司法越有权威，才能表明法律越有权威，才能保证各项法律得以严格实施。为此，需要从制度上形成一套有效解决执行难的机制，努力改变法院的生效判决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判决书有些时候成为“法律白条”的现象；需要完善再审程序，维护生效判决的权威性，改变案件在终审判决后仍然可以进行无休止的审理现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从体制上强化对审判权、检察权的监督和制约，有效防止司法腐败。

坚持权力应当受到监督与制约的观念。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在我国，要保证严格执法、司法公正，必须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这就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分工、科学配置，建构监督权力和制约权力的有效机制。

立法和谐范文篇10

一、法制保障作用

现代和谐社会是个利益严重分化的社会，构建和谐*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不同社会关系主体的各种利益要求不断提出又不断协调，必须由一种可以主导和控制利益对立关系的力量来推动、维系与保障和谐，这就是法律，且只能是法律。*市地方立法在法制保障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的有效实施。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以此为基础制定出来的适用全国的法律、行政法规不可能很具体，只能是比较原则，比较抽象。因此，*市地方立法可以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原则和精神，结合*的实际情况，制定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使法律、行政法规得以具体化，并能在*得以有效推行。如《*市妇女权益保障若干规定》自1996年3月8日实施后，《中国妇女报》于1996年3月22日在头版头条新闻中报道：“这部地方性法规的一些条款，尚属全国之先”，“长期困扰*妇女的一些不平等现象，将得到突破性的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妇女法执法检查组到*市检查听了汇报后，专门索要了这个法规文本，并说：“‘外嫁女’权益保障问题，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了解，都认为国家法的规定太原则，无法执行。*能执行，与这个法规定得好有很大关系。”

2．具有“试验田”作用。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在这种特殊时期，对于一些新事物，中央立法尚未制定而留有“空白”。对此让一些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地方在法制建设方面先行一步，为国家统一立法积累经验。*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地方立法敢为天下先、敢于开拓、敢于创新，为*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法制保障，也为国家及兄弟城市的立法提供了经验。如《*市食品商贩和城乡集市食品经营者食品卫生管理规定》公布施行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一位官员看了此项法规，称赞这个《规定》很好，认为发展中国家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求*市把《规定》翻译成英文本送给他。1988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国际小商贩食品卫生交流会时，还邀请*市食品卫生检验所派人到会上介绍这个《规定》，并印成小册子发给参加会议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

3．自主地解决应当由地方立法解决的各种问题。有些事项，是纯属地方性事物或具有地方特色的事物，一般来说不需要或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需要由全国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来作出统一规定。如禁放烟花爆竹，在某些城市中被认为是必要的，制定了禁放烟花爆竹的地方性法规，而在其他城市则认为燃放烟花爆竹不应当受到限制。*于1992年实施《*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经受了当年中秋、重阳、冬至等民间节日的考验后，于第二年头的春节，取得了被喻为“*奇迹”的效果，在全国引起了普遍的注意，连越南驻*的领事馆也曾派人来了解情况。十多年来，该规定在防止环境污染、减少火灾和人身伤亡事故、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汇集和沟通作用

社会主义立法的本质，是保障和实现人民民主，把人民的利益诉求和意志主张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下充分表达出来，有效汇集起来，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如果民众通过法律制度和程序使自己的意志在立法上表达得越充分、汇集得越完整，立法就越能够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价值，那么，民众也越愿意选择通过法律制度和程序的方式来表达意志、追求利益。由于现代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公众需求的差异性、人们认识的多样性等原因，地方立法必然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或矛盾，面对公众多种意见和不同利益寻求立法机关承认和保护的立法诉求。这就不仅需要立法机关与立法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进行沟通，以便了解公众的需求，解释立法机关的考虑，而且需要让立法涉及的各方面利害关系人进行沟通，让大家充分陈述各自的观点和理由，表明对立法的意见和要求。在充分发扬民主、彼此进行沟通的基础上，寻求相互妥协的方案。*市人大常委会十分重视地方立法的汇集和沟通作用，在二十多年的立法过程中形成了多形式、多方位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立法渠道的成套方法，主要有：在报纸或网上刊登法规草案，组织人大代表或人民群众座谈，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即省市相关单位协商讨论，邀请常委会立法顾问、专家、学者论证，举办“羊城论坛”电视专题节目，委托民意中心组织民意调查，举行立法听证会以及发出函件征询意见等。如《*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在制定时，除将法规草案全文登报外，还印刷了30多万份征询意见信发到居民家中，召开了多个居民群众和中小学生的座谈会，通过“羊城论坛”电视专题节目组织“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大家谈”活动，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珠江第一线”开通热线电话，在*日报的“职工之家”开辟讨论专栏。通过上述方式，共收集到300多的来信与意见，并据此对法规草案的10多处作出修改，改变一些不合实际的条款，并使内容得到了充实。

三、导向和宣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