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治理模式范文10篇

摘要：有效地实行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是多民族国家全面协调各民族之间关系，维系和巩固民族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构成及特点；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构建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培育共同文化精神，形成国族观念和国族认同；二是调整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构建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体系；三是构建民族区域自治约束机制，平衡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和义务；四是民族区域自治走向民族共治是中国族际和谐治理的必然选择。重新构建一套相对健全、稳固的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新模式。

关键词：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

族际治理是多民族国家运用国家权力，将国内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以及维护这个共同体的政治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有效地实现族际和谐治理，全面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维系和巩固，一旦族际治理方式僵化、治理能力弱化甚至完全丧失，多民族国家也就难免分崩离析。中华民族族际政治和谐治理就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以人民共和为目标、以权益平衡发展为核心、以民族关系良性互动为宗旨，以当代少数民族干部政策为运作机制和实现工具的政治结构。将族际政治关系控制在不致危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生存的底线范围内，发挥巨大的族际利益调适功能，并且保持调适过程的持续不断性，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充分发育并在现代国家中结成利益一致的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一、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构成及特点

现代民族国家中，理解民族问题关键要正确理解民族、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历史上形成的族裔文化共同体与民族的关系。民族是在特定的地域上生活并根据自己的意愿结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全体人民，是历史上形成的族裔文化共同体或人口集团。因此，在处理国家内部事务，实现族际和谐治理时，既要考虑民族构成上存在的差异，又要考虑历史上的族裔文化共同体以及不同族裔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价值取向和法律地位，考虑能确保族际政治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建筑在公正性之上的族际和谐治理的合法性，以实现族际治理持续和谐。

现代意义的民族并不是由单质性人口集团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间点上，人类社会组织不仅具有不同的形式，而且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历史上形成的所有的人口集团都被组织到民族国家的构架之中，围绕着这种组合才形成相应的集体心理和政治文化，以及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民族国家在对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区和民族进行内部族际治理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通过统一的法律制度，将地域上所有的人都纳入司法、行政统辖之下，使之结成了与以往的族裔文化集团不同的利害相系、命运与共的政治共同体，并成为世界体系中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曾经作为人类共同体基本要素的某些特征，如共同祖先的血缘纽带失去了意义，而领土和人民主权这些新的要素，则进入了政治权力结构，成为国家主权的基本要素。曾经属于同一种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人民，往往由于政治权力更替、版图变化而分散聚合，或是消融在历史进程中，或是被包容整合到新的共同体中，失去其独立的存在。只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拥有对这片土地的权力的时候，领土与生活于其上的人民才不可分割，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具备了拥有共同历史和共同命运的前提，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利益关系从此才密不可分。

摘要：有效地实行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是多民族国家全面协调各民族之间关系，维系和巩固民族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构成及特点；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构建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培育共同文化精神，形成国族观念和国族认同；二是调整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构建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体系；三是构建民族区域自治约束机制，平衡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和义务；四是民族区域自治走向民族共治是中国族际和谐治理的必然选择。重新构建一套相对健全、稳固的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新模式。

关键词：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

族际治理是多民族国家运用国家权力，将国内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以及维护这个共同体的政治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有效地实现族际和谐治理，全面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维系和巩固，一旦族际治理方式僵化、治理能力弱化甚至完全丧失，多民族国家也就难免分崩离析。中华民族族际政治和谐治理就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以人民共和为目标、以权益平衡发展为核心、以民族关系良性互动为宗旨，以当代少数民族干部政策为运作机制和实现工具的政治结构。将族际政治关系控制在不致危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生存的底线范围内，发挥巨大的族际利益调适功能，并且保持调适过程的持续不断性，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充分发育并在现代国家中结成利益一致的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一、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构成及特点

现代民族国家中，理解民族问题关键要正确理解民族、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历史上形成的族裔文化共同体与民族的关系。民族是在特定的地域上生活并根据自己的意愿结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全体人民，是历史上形成的族裔文化共同体或人口集团。因此，在处理国家内部事务，实现族际和谐治理时，既要考虑民族构成上存在的差异，又要考虑历史上的族裔文化共同体以及不同族裔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价值取向和法律地位，考虑能确保族际政治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建筑在公正性之上的族际和谐治理的合法性，以实现族际治理持续和谐。

现代意义的民族并不是由单质性人口集团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间点上，人类社会组织不仅具有不同的形式，而且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历史上形成的所有的人口集团都被组织到民族国家的构架之中，围绕着这种组合才形成相应的集体心理和政治文化，以及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民族国家在对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区和民族进行内部族际治理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通过统一的法律制度，将地域上所有的人都纳入司法、行政统辖之下，使之结成了与以往的族裔文化集团不同的利害相系、命运与共的政治共同体，并成为世界体系中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曾经作为人类共同体基本要素的某些特征，如共同祖先的血缘纽带失去了意义，而领土和人民主权这些新的要素，则进入了政治权力结构，成为国家主权的基本要素。曾经属于同一种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人民，往往由于政治权力更替、版图变化而分散聚合，或是消融在历史进程中，或是被包容整合到新的共同体中，失去其独立的存在。只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拥有对这片土地的权力的时候，领土与生活于其上的人民才不可分割，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具备了拥有共同历史和共同命运的前提，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利益关系从此才密不可分。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内容；目标体系；新型治理途径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途径进行了阐述。

当今社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社会发展模式做出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历来是执政者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新型治理模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时展要求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体现在把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树立起人和自然一体化的生态伦理观，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协调统一。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内容；目标体系；新型治理途径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途径进行了阐述。

当今社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社会发展模式做出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历来是执政者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新型治理模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时展要求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体现在把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树立起人和自然一体化的生态伦理观，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协调统一。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理论热点和实践方向，这一伟大社会目标的提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观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的运用。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来看，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政府越来越提出了直接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的社会工程中，必然要求政府扮演积极主动的引导者角色。同时，由于服务型政府及其引导型职能的建设，也为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保证。

关键词：总体性；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

自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目标，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总体观念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又一项伟大创新工程。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另一方面，是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建立在总体性哲学范畴之上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观念在实践中的运用，其基本内容是人的全面的发展，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行动。“和谐社会”的境界就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注释1）正如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现实中的实现过程是在其政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也需要由其政党以及这个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将其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在走向“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发挥着引导的功能。因此，当前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任务，就是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时势，认识政府引导“和谐社会”构建运动的客观基础，同时，通过自身的变革去增强政府引导社会的能力，并作出科学的路径选择，从而真正承担起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角色。

一、“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基础

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是历史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发展战略的演变，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就这一演进过程的特征而言，实现了从单项战略设计到整体性现实操作、从以非均衡发展为手段到以均衡发展为目标、从静态的布局协调思维到动态的立体建构思维的转变；就这一演进的具体内容来说，实现了从只顾眼前的发展到转向追求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实现了从简约的经济发展到协调的社会发展、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的转变，以浓缩的形式完成了近代社会工业化的全部进程。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一方面，中国社会必须继续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追赶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与发达国家一道承担起后工业化的课题，甚至需要更具前瞻性和创造性地对待后工业化的问题。

从现在已经展现出来的各种迹象看，后工业化的进程是从工业社会所取得的全部科学成就和社会成果的基础上出发的，它所要从事的是“统合”的工作，它需要通过“统合”的形式把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积极成果综合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无非是后工业化进程在社会层面上的必然要求，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恰恰契合了后工业化的进程。

[摘要]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就是政治管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进行创造性改革所采取的带有规律性的方式方法。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构建和谐陕西的基本途径。和谐陕西是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目标。只有通过政府治理创新，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政府治理模式，才能提高各级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和谐奋进新陕西的奋斗目标。

[关键词]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服务型政府；和谐陕西

基层是指各级政权组织中最低的一层。这里讲的基层政府是指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政府。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就是政治管理过程中基层公共权力机关为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进行创造性改革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由于直接面对人民群众是基层政府最突出的特点，因此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对和谐社会建设极为重要。近年来，陕西各地基层政府加快改革，转变职能，对推动陕西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作出了积极努力。但总体来讲，陕西各地基层政府服务意识不强，创新意识淡薄，体制僵化，制约了经济发展。影响了社会和谐。陕西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陕西、建设西部强省的奋斗目标，这是3720万三秦儿女的期待，更是省委省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完成这样宏伟而艰巨的任务，构建和谐奋进新陕西，基层政府居于基础性地位，起着关键作用，积极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对于提高各级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意义重大。

一、制约陕西社会和谐的基层政府因素分析

近年来，陕西各地基层政府加快改革，提升服务水平，对为推动陕西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做了大量工作，但也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重视经济指标轻视发展质量，在发展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影响和谐

和谐社会建设已经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和政治实践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改革的关键问题。其实，和谐社会建设最核心的要务是打破原有的政府管理社会的一元化社会治理模式，建立起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社会各部门、各群体参与，民众自我约束和管理的一种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和社会团体、个人权利的和谐共生，从而促进社会整体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可协调发展。

迈向一种新社会公共性

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府管理社会的一元化模式，这个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社会传统上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形成的“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差序格局”的交往纽带。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们主要关心的是血亲关系网络，而对于血亲之外的社会公共领域内的事情缺少足够的参与。但是，一个社会的构建最需要的恰恰是这种超越了简单血亲关系的交往格局，政府便承担起了维系社会生活公共领域的职责，即政府是社会公共性的最重要的承担者。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成为了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领域的唯一承担者。一方面，政府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使得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面临经费不足，管理缺位等诸多难题；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些领域获得了过多的控制权，不利于相关社会组织群体充分发挥能动性，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降低了管理的效率和针对性，甚至造成了一种政府管理越位的情况。种种情况汇集到一起，就构成了现实中不和谐的情况。

因此，和谐社会建设必须打破原有的社会一元治理模式，打破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性唯一承担者的地位，广泛吸收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公共性建设，充分发挥各群体的积极潜能，使得社会公共性的主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具体事务中，政府要主动的、有选择地逐步退出一些领域，引导相关的社会群体积极地进行自我治理。

具体而言，新公共性有以下基本的内涵：1、公共性是一种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的重要分析工具。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2、公共性是一种现代行政公共精神。它包括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务的精神四个方面。3、公共性是一种现代价值理念。它强调了政务公开和公民参与，强调公共部门运作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合法性，克服追求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强调政府行为的制度公正性。4、公共性是一种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理想。它要求政府尽量响应公众要求，负有社会责任感，让公民有平等的参与权与机会，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5、公共性代表着一种社会理性与法制。把公共性作为一种理性和道德，强调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批判作用。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新时代我国工会工作作了许多重要论述，赋予中国工会组织“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新的丰富内涵，为工会维权功能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引。新时代中国工会的维权功能，既不同于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冲突型工会，也区别于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依附型工会，也迥异于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协调型工会。工会维权功能的定位，必须通过法治化路径，避免“冲突型”、改革“依附型”、完善“参与型”、走向“代表型”。

［关键词］工会维权;功能创新;法治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治理创新的推进，国家对工会等群团组织的放权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国家通过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让渡社会自治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工会等群团组织的自治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又担心群团组织的创新发展会影响社会稳定，因而在法律层面并没有赋予工会组织维权的刚性手段，工会科层化的行政组织体系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使得新时代工会维权功能模式从行政依附型向利益代表型之转型仍然面临一些现实困境。这正是工会不得不进行改革创新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上述悖论是当前我国以工会为代表的群团组织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工会维权功能创新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下简称《工会法》)第二条明确界定了工会的功能和性质:“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存在的基础是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劳动关系的新变化、职工群众的新期待，对我国新时代工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工会维权功能模式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一)突出政治性:工会必须以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为最高原则。在党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这既是新时代推进工会维权功能创新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政治方向，也是工会组织发挥党和职工群众之间桥梁纽带作用的根本原则。中国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工会的最本质特征，工会组织的任何行动策略都必须服从党的政治要求。2015年7月，党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并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强调新时期工会等群团组织要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严守政治规矩，为党排忧，自觉承担起党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桥梁的历史重托。可见，中国工会不仅是劳动者利益的代表组织，还肩负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政治使命，因此，中国工会必须坚持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为己任。(二)突出先进性:把牢新时代工会维权的历史使命。要完成党的提出的目标任务，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我国宪法规定，工人阶级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居于领导地位，是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所以，“先进性”是国家根本大法赋予工会的特殊使命，是支撑工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脊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工会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会组织的先进性。2013年4月，他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强调:“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2］2015年7月，他在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工、青、妇”是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必须把保持和增强先进性作为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可见，中国工会不仅是劳动者自愿组成的职业团体，更是国家领导阶级的代表组织，具有与生俱来的先进性特点。(三)突出群众性:增强新时代工会组织生命力。从本质上看，工会是劳动关系的产物，维护劳动者权益是其基本职责，所以，群众性是中国工会维权职能的根本属性，是增强工会生命力及激发工会活力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群众性是工会的根本属性。2013年4月，他在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会上强调，工会要把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和工会干部是“职工之家”和最可信赖的“娘家人”［3］。2015年7月，在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他再一次强调，工会工作应当着力解决脱离群众问题，要努力为职工排忧解难，成为职工的知心人和贴心人［4］。当前，虽然我国劳动关系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但这是职工群众基于具体利益诉求导向的社会行动，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利益分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工会组织完全可以通过政治协商、立法参与、合作性博弈等非对抗方式实现劳资或者劳企利益和谐。从某种程度上讲，突出劳动关系矛盾的非对抗性，倡导劳动关系合作共赢，是对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的创新发展，是走中国特色工会道路的根本［5］。

二、工会维权功能模式类型化及评析

一、社区发展历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区的概念逐渐获得官方的认可，社区服务的概念逐渐被引入，90年代初，社区建设的概念逐渐取代社区服务，全国开始广泛的社区建设活动，1998年民政部选择26个国家级实验区进行社区建设的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文件，正式确立全国的社区建设与发展。当前的社区是“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基础组织，承担着组织内的居民管理与服务的职能，对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区建设对于和谐社会发展的意义

社区是城市化建设的可操作单位，和谐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而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具体操作单位。社区具有一定限度的区域范围，是政府服务、经济组织等多面交织的区域性共同体，对于政策的落实、社会保障的发展以及社会规范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社区稳定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社区的自治与稳定对社会的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和谐社会发展而言，社区承担着政策落实与基层群众服务的双重任务，通过对社区内的居民进行组织服务，能够尽早地解决社区居民的问题，减少矛盾与冲突，加强社区规范建设，建立社区警务室，能够构建群防群治的社区防治氛围，提升社区的稳定性。当前我国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阶段，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社区内居民存在着多种矛盾，群发性事件发生率逐渐提升，社区承担着维护社区内稳定的功能，通过良好的社区服务，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缓解现有矛盾、对于不稳定因素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避免矛盾扩大化。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以社区为依托，建立健全民意汇集以及分析机制，做好政策落实，缓解社区矛盾，维护社区稳定。

和合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当代中国和谐文化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和核心文化元素之一。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努力建设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理论和思想。《决定》指出，要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必须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可见，继承并努力弘扬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中的实践性价值，正确解析和合文化的实践性内涵并将其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机结合，服务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最终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

一、文化基础的内源性实践价值取向：和合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共融性

和合文化的基本内涵是贯穿以儒道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线，其包含的文化内容历史悠久，其体现的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和合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1］其基本内涵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基础契合性之中体现出的内源性实践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伦理自然观思想这实际上是和合文化中“天人合一”为核心内容的人与自然观思想，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儒家思想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为天命论，所谓天命论指的就是先哲们围绕人与自然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系统的生态观，其核心思想是关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2］这其中，“仁爱万物”思想也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这在老子的思想当中也充分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里分析了人、天、地及道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在道法自然之中，作为道生天地的万物之母是所谓的“道”，其发展变化是非常自然的，这实际上说做事情量力而行自然去做，不可违背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在此基础上，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朴素的哲学思想，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提出了一种大和谐的思想，这种思想意在阐明，天地万物与人之间是非常自然地合为一体的。这种思想，反映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领域，也就是广大村民在协商和处理村级公共事务时，追求和谐是终极目标，通过对各村级公共事务的处理实现人与人、人与事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二）体现了调整国家治理结构关系的社会结构观思想和合文化思想本质是一种社会结构观思想，其外在表现为一种社会治理结构关系，这种结构观思想表现在国家社会结构方面主要就体现为“国家之和”，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以德治国思想的侧面反映和深刻的体现，这其实也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体现，孔子主张追求一种政治的道德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3］这其实反映的是我国先贤圣哲的文化修养和执政理念。［4］这种社会治理结构关系思想反映在国家社会结构的治理方面的中心思想主要表现为“家国一体”、“家国同治”。国家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在涉及根本利益上，家、家庭、国家是一致的，其中家庭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在《礼记•祭统》中提出，“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5］在这种思想的浸润下，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开始逐步形成，与这之相适应，儒家修身文化开始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儒家修身文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基本宗旨。可见，在我国现行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实施运行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些因素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发展中也得以反映，这些因素中所蕴含的文化传统的精华思想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三）体现了指导人与人之间及人自身和谐发展的人际交往思想和合文化非常重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张实现人与人及人自身之“和”，重视在融合冲突之中孕育和实现共生。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和合”进行了各自的理解和阐释，比如孔子主张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标准，其精神理念的高度体现为“和立原理”，强调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立”，这种“立”是按照自身的发展方式来逐步确立，而不是按照别人的不能“立”来实现的，其核心是要强调在人与人之间相处时要以开放、宽容的胸怀，而不是闭塞、狭隘的思想意识。这种“和生”而“立”的原理对当前广大农村社会村民在处理各种复杂的村级公共事务时面对多元文化、多元发展及多元模式的错综复杂的村级公共事务交融冲突时，要实现和谐共同的发展目标，这种和合文化中的“和生”而“立”的原理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对“和而不同”的追求就是体现中国人大智慧的中国文化的核心要义所在。［6］（四）体现了对个人道德修养进行指导的思想观念在我国传统和合文化思想中，对个人道德修养思想的观念的体现也是非常丰富的，儒家思想要求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孔子的弟子曾子要求人要做到符合仁、礼、仪的话，在行为上要坚持进行反思，从而使自己表里如一。在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中指导调节个人道德修养思想的和谐内容主要体现为：“克己”、“复礼”、“自省”及“寡欲”等，事实上这些思想在礼仪规则中大量地体现为道德与法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行为规则，要求人们在各自的职业和日常生活行为中遵守相关领域行为道德与法律的最低要求和底线。这反映在农村民主管理领域，就是要求在处理村级公共事务时，不仅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意识，还要有法治意识和观念，坚持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政策文件的精神来处理村级公共事务处理中所出现的各种冲突、纠纷及矛盾，最终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化，使广大村民的农村民主管理行为不仅有良好的道德保障，还有严明的法制保障，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文化基础的外生性实践价值取向：和合文化的功能与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发展的共进性

和合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基础，在新时期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方面，不仅体现出了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中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和强大功能，而且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纵深发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及强大的文化塑造功能。文化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教化作用是文化塑造功能的主要体现，不但对人们的心理和人格进行塑造，而且给人们以丰富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在对其身份和地位认同的同时促使其由生物人转变为社会的合格一分子。［7］基于文化塑造功能的潜移默化特征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功能和作用是一个长期性的历史过程，结合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实施及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民主政治的实际情况，根据我国传统和合文化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践型塑功能，宜重点从以下方面努力，充分发挥和合文化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的促进功能和作用，以从文化层面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进步，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建设和实现。（一）有助于构建农村民主管理和谐社会主体这反映在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其对农村和谐社会主体的型塑功能主要体现两个方面。首先，和合文化对农村民主管理中和谐社会主体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塑造：一是重视用“天人合一”的辩证思想来型塑农村民主管理中社会个体及群体的社会认知心理。二是主张利用和合文化中的“克己”及“寡欲”等思想塑造在农村民主管理中的社会个体的良好心态。三是通过和合文化中的修身思想培养符合农村民主管理需要的道德法律情感，这种情感使农村民主中管理中的社会个体及社会群体的道德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促进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有效实施。在农村民主管理中，构建农村和谐社会需要的和谐性社会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克己、理性、睿智、温和及稳健。其次，和合文化对农村民主管理主体的社会行为具有极强的型塑功能。农村民主管理主体的行为主要包括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在农村民主管理中，农村民主管理主体的社会行为的和谐性对于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农村民主管理主体社会心理的基本心态的主要特征表现稳定；有利于农村民主管理主体主导型社会行为模式表现出的心理特征表现稳定；有利于农村民主管理主体特征稳定。这些都有利于农村和谐社会的形成及巩固，最终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奠定强有力的具有鲜明实践性价值取向的文化基础。（二）有助于构建农村良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国基层社会良性治理结构的构建也是与和合文化的功能分不开的，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来的。我们要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机结合与协调发展，其制度思想基础要以现代社会的民主契约精神为主，逐步摒弃传统的家族礼法。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和基础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这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与传统和合文化中“家国同治”及“家国一体”等思想中蕴涵的自治精神紧密相关的，这种和合思想在农村民主管理的现实实践中对国家与地方及家庭个人利益的平衡与协调，对农村民主事务管理中农村社会各方利益的考量与均衡都起到了很好的文化基础作用，进而有力促进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进步与发展。（三）有助于完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体制我们要充分发挥和合文化中的传统执政治理思想，主要以“民本”、“礼仪”及“仁爱”等为核心内容的和合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此来改变这种农村民主管理管理中的不利与被动局面。充分吸取“民本”及“仁爱”传统执政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管理者的政治修身理念，努力培养其执政为民的政治意识，促使其“先正其身而后行其令”，从而在农村民主管理实践中促使广大村民与管理者良性互动，共同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民主管理，构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管理良性体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体制的和谐运行，为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基础。（四）有助于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和谐社会环境的营造首先，通过和合文化社会心理的形塑功能塑•造出农村基层社会广大民众的的健康、理性、仁爱及稳健等社会和谐心理；其次，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农村社会主流行为的和谐性特征，这些特征比如文明、温和及理性等逐步促使农村民主管理中和谐性社会主体的形成；再次，有助于农村和谐社会在和合传统“家国一体”文化思想指导下的建设，进而助推以农村民主管理为基础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及基层民主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农村民主管理中一种和谐型的社会大环境逐步形成，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和平共处、友爱互助、互相促进的和谐型社会关系占据主流地位。这势必又会进一步地促进农村民主管理中社会心理的和谐，社会行为的文明、社会主体的和谐，进一步优化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与基层民主政治体制，最终营造出一种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和谐社会环境，以更加良好的文化环境条件创造性地推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与实施。事实上，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文化基础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所谓政治文化其实就是在一个系统中被其居民内化为其认知、情感及评价等要素之中的政治系统。［8］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文化基础的核心要素是村民在农村社会长期对村级公共事务的社会化管理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广大村民社会管理行为具有直接性影响的具有相对稳定性文化心理发展过程及文化心理特征。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基础的实践性价值取向特征决定着其产生发展的型态、运行的方式及未来演变的方向与道路。在厘清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于传统和合文化基础上生发的理论逻辑、实践表征及现实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文化基础实践性价值与农村地区民主管理互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根源、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完善，切实推动新时期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文化基础实践价值的理性指导下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实现纵深发展。

作者:胡建华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