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十篇

非法经营篇1

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刑法在分解投机倒把罪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增罪名。1997年刑法采纳学者建议，(注：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改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263、264页；周道鸾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5页。)分解投机倒把罪、增设非法经营罪。单行刑法与刑法修正案相继对非法经营进一步做出现定，司法解释不断丰富非法经营罪的“其他”行为方式的内容，形成非法经营罪构成的繁复局面，导致非法经营罪认定的诸多困难。本文正基于此，根据相关立法规定与司法解释对非法经营罪作进一步阐述，以求廓清非法经营罪的构成，并在司法实务中准确认定非法经营罪。

一、非法经营罪之“堵截构成要件”

堵截构成要件，是大陆法系立法技术角度的要件分类形式，它指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表现形式包括“或者其他型”、“持有型”、“最低要求型。(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作为严密型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方法，堵截构成要件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较具实证意义。非法经营罪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并举的方法借以表现客观要件内涵，存在基本构成与加重构成两个量刑幅度。换言之，在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上，成功运用了堵截构成要件的立法方式，表现为“或者其他型”。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先列举非法经营行为的两种明确方式之后，次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概括罗列未尽的非法经营行为方式。1999年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增加“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情节严重的”作为第三种行为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225条第1、2项规定非法经营两种行为的方式：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但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方式情状各异，难以以列举式予以明确概括。因而，刑法第225条第4项设定了“堵截构成要件”，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是为弥补上述两项对非法经营行为的列举而设。刑法之所以作这一概括性的规定，是为了重点打击前二类非法经营行为的同时，不使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人逃脱法网。(注：参见黄京平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72～173页。)为适应经济生活发展变化，以立法技术采取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的办法，便于有力打击非法经营犯罪。

堵截构成要件具备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但司法运用中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储教授认为，堵截构成要件运用必须遵循两条规则：一是不到不得已时不用；二是法条本身应能明示或暗示“其他”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有必要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做一限定。理论上，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行政违法性，即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定，行政违法是构成犯罪的必前提。第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且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与否需要从情节和危害后果上加以限定。具体外延上，不同学者对非法经营罪对象做出了不同限定。(注：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621、622页；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9页；但伟：“论非法经营罪”，载《法商研究》1999(2)。)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也可能人为地以罗列方式穷尽“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行为对象。非法经营作为一个取消投机倒把罪后的新罪，涵盖面广泛，援引频率高，尤其是第225条第4项。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具备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它不被认为是口袋罪但是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口袋的作用。因此，如何理解和适用“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防止非法经营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新刑法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519～522页。)我们认为，认定非法经营罪应以行为时法律法规为衡平，把握非法经营罪的罪质与构成要件，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认定。

二、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非法出版行为是指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从事出版、发行、复制发行等出版行业的活动，包括出版物内容违法与出版物程序违法。一般而言，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的行为采取不履行正常出版手续，即出版程序违法的问题。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关于非法出版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两种涉及非法出版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一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二是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前者为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后者为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颁行前，有学者认为对盗版以外的所有情节严重的程序违法的非法出版行为，均宜按非法经营罪论处。(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8页。)这种观点是较为中肯的。但解释严格规定，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需情节特别严重方构成犯罪。因此，对于第二种情形即出版程序违法出版构成非法经营罪是否存在加重构成，值得思考。我们倾向于这种行为只存在基本构成。针对出版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与他人事前通谋出售、出租或非法转让该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的，解释规定此类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犯。

司法解释对非法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做出了明确规定：(1)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定罪条件的相异标准。单位非法出版行为规模大、危害严重，解释规定单位较自然人非法出版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更高数额标准。(2)定罪条件中数额与情节并重。非法经营罪属于情节犯，以数额为定时因素的重要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因此数额、数量接近起点但存在特定情形的构成非法经营罪。(3)定罪数额适应犯罪情型的多元化。考虑到实践中可能存在非法经营仍未能赢利甚至亏本、破产者，数额标准上采违法所得数额与经营数额择一方式。只要两种数额之一达到定罪条件即构成犯罪。(4)计量方法多元化和富操作性。鉴于一些案件中无法计量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解释规定了其他计量办法(如报纸按份、期刊按本、图书按册、音像出版物按张)。(5)定罪条件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解释既规定一定的数额幅度，又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在法定数额、数量标准的幅度内，确定本地执行的具体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这些数额和数量的规定为认定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构成非法经营罪拟订了准确的标准。(注：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定量因素仅就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而言，出版程序不合法出版物不适用上述规定。孙军工：“《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释解”，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实践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从严把握。

(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看来，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行为的定罪标准。司法解释未对“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做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我以为应按照数额与情节相结合、以数额为主的定罪标准把握“情节特别严重”，可以参照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加重构成的标准从严把握。二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的罪数问题。严格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问题是：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罪。这种情形当为想象竞合犯。司法解释舍繁就简，回避了本应在罪数形态中研究的问题，(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6～519页。)将问题过于简单化。而且，这样可能会导致法律漏洞，即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的情形无法处理。对于这种状况，在现行司法解释下无法得到解决，只能严格按照解释的规定办理。

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认定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是指违反外汇管理法规，进行外汇买卖的行为。一般意义上，我们讨论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指在国家规定的外汇交易场所外进行外汇买卖外汇的行为。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3条、第11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买卖、买卖外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4条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根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罪处罚。对于单位实施上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犯罪的，根据刑法第231条的规定处罚。有学者认为这一立法内容无疑是把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罪的第四种行为方式。(注：参见黄京平主编：《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71页。)我们认为，无论是将其列为第四种行为方式还是将其作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均不影响对该种行为的定罪量刑。考虑到单行刑法与刑法的衔接，且仅仅作为一种解释性规定，(注：参见黄太云：“《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理解和适用”，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司法解释和单行刑法中并无实质性变化。认为成立第四种行为方式似嫌牵强。我们倾向于将其纳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至于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单行刑法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可以参照《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之立法沿革与溯及力问题

立法上对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存在一个立法演变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先后对之做出不同规定。于此，产生了法之溯及力问题。

司法解释第3条、第4条规定，实施下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且非法买卖外汇20万美元以上或违法所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业务的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500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居间介绍骗购外汇一百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单行刑法第4条、司法解释第3条均规定，对在国家规定的交易所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构成犯罪者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因而，对于刑法实施后单行刑法颁行前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当根据刑法第225条和司法解释第3条予以定罪。对单行刑法颁行后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依刑法第225条和单行刑法第4条予以定罪。

四、扰乱电信市场秩序行为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规定定罪量刑。这一解释肇端于大量私营网络电话案的出现。

(一)司法解释的肇端

以福建省陈氏兄弟私营电话网络案为例，我们可以探求司法解释的源头。对于福建省福州市陈氏兄弟私营网络电话案，相关媒体曾作过系列报道。(注：《中国青年报》1998年12月10日和1999年1月29日。报道认为，私营网络电话显露法律空白，应予弥补。是否法律空白，当可作进一步深入探讨。)该案由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受理侦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传讯犯罪嫌疑人陈氏兄弟，并没收用于经营网络电话的电话机、彩色显示器等工具。随后，陈氏兄弟交纳5万元取保候审，同时向马尾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被告就经营IP电话是否非法经营展开了争辩。陈氏兄弟提出“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请求法院确认公安局“”。马尾区公安局抗辩认为陈氏兄弟非法利用因特网经营网络电话，具备刑法第225条“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等特征，应追究刑事责任。一审驳回，二审裁定“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但是否陈氏兄弟经营行为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实际上以二审判决否认了这一行为“违法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的性质。理论界亦认为民间经营IP电话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12日。)就此案而言，我们认为，不存在“网络电话不得私营”的一般性禁止规定。因而，以此追究陈氏兄弟刑事责任于法无据，如对陈氏兄弟案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势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擅自经营电信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者，构成非法经营罪。这一司法解释是否妥当，不无商榷余地。(注：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来，这种责任的追究纯粹是行政管制和行业垄断借助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阻碍。周其仁著：《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211～218页。)但鉴于司法解释业已出台，实践中应当遵照执行。我们拟对该司法解释作进一步解释：

一是何谓违反国家规定?针对通信秩序混乱的状况，国务院曾批转邮电部(当时国务院机构序列中尚未设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通信行业管理和认真整顿通信秩序的请示》。请示中明确长途通信和国际通信业务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1993年，国务院在批转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发1993第55号)中进一步作出规定，要求对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实行申报制度和经营许可证制度。同时根据1993年9月1日颁行的《无线电管理条列》的规定，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办理设台(站)审批手续，领取电台执照。尽管上述三个规定并未明确电信业务专营，但可以视为国家主管部门已对电信业务的经营作出需要事先批准的规定。

二是扰乱电信管理秩序的主要行为方式和定罪条件。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三种行为方式：(1)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2)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的；(3)采取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对于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如何认定，司法解释存在明确规定。需要明确的是，解释第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同时触犯非法经营罪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构成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竞合犯，宜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五、非法传销行为的认定

传销是指企业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经营方式，它是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节约成本方便消费者的经营方式。对于传销，我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首先是严格监管(1997年1月1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73号令《传销管理办法》)；之后鉴于“市场发育程度低，群众消费心理尚不成熟，有关管理法规不够完善，管理手段比较落后，一时难以对传销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故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国务院1998年4月18日10号令《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目前在各地泛滥乃至猖獗成灾的传销经营已大量演变成国际社会普遍禁止的“老鼠会”和“金字塔销售方式”。非法传销活动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但刑法对其没有加以明确地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后，仍然从事传销或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定罪处罚。实施上述犯罪，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非法经营篇2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谋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的客体要件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财产权益以及国家对公司的管理制度，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3）决定公司的经营和投资方案；

（4）制订公司的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5）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6）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7）拟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

（8）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9）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总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

（10）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有限责任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3）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4）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5）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6）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7）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8）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五人至十九人、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3）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4）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5）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6）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7）拟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的方案；

（8）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9）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

（10）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股份有限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3）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4）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5）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6）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7）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8）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由此可知，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具有很大的管理权限，其行为对公司、企业以及广大的股东和出资人的利益有很大影响。我国公司法因之规定了董事、经理的义务。

（1）董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董事、经理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2）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3）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上述营业或者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4）董事、经理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经股东会同意外，不得泄露公司秘密。

（5）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经理违反相应的义务即侵犯了公司、企业的财产权益以及公司、企业的股东和出资人的财产权益，同时构成对国家公司管理制度的侵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公司法及本法对董事、经理违反相应的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作了相应规定，对打击当前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的渎职行为有重大作用。

（二）客观要件

本罪的行为方式有以下几种情形：

1、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业务。既可以是为自己经营，又可以是为他人经营，还可以是既为自己经营又为他人经营，具备其中之一的，即可构成本罪。自己经营，有的是以私人名义另行注册公司经营，有的是以亲人名义但实际是公司、企业董事、经理自行经营，还有的是在他人经办的公司、企业中入股进行经营等。凡是向己独资或者参与了出资的公司、企业、不论是否以本人名义，都属于为自己经营。为他人经营包括为其他公司、企业进行经营，是指暗中担任他人独资、出资的公司、企业的管理人员，为其业务进行策划、指挥等。

2、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营业与自己所任职的公司、企业的营业属于同一种类。否则，即使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了某项营业，但这项营业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营业不属同一类营业，亦不能构成本罪。如果经营的营业为两类以上，只要其中的一类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属同类营业，即可认定为经营了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同一类营业。这是为了防止损害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利益的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为发生。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人力、物力、资金、信息来源、客户渠道为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抢占市场；或者垄断供货渠道；或者巧立名目，将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正品、等内品产品的次品、等外品低价销售给个人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或者高价收购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的滞销、残损、应降低的商品、次品、等外品等；或者套购所任职公司、企业的畅销、紧缺商品、转手倒卖等等。

3、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营业的过程中利用了职务便利，如果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即使有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亦不能构成本罪。所谓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自己经营管理的职权或者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既包括利用自己直接掌管的经营材料、物质、市场、计划、销售等职权而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也包括利用自己职务及有关的便利条件如人事权力、地位等指挥、控制他人利用职权而这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谋取非法利益。

最后，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了非法利益，并且达到了数额巨大，才可构成本罪。否则，虽有经营行为，但没有获取非法的利益，或者虽然获取了非法利益，但没有达到数额巨大的最低标准，亦不能构成本罪。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所谓国有公司、企业是指国有资本占主体的公司、企业，所谓董事，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的，对内执行公司业务，对外代表公司的常设性执行机构的成员。所谓经理，是公司董事会聘任的主持日常管理工作的高级职员。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并且具有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即明知自己或为他人所经营的业务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经营的业务属于同类，出于非法谋取利益，仍决意进行经营。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二、认定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根据本条的规定，区分本罪与非罪，即与一般违法经营行为的界限，可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1、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如果行为人并未利用职务之便而经营同类营业的，就不能以犯罪论处，如行为人虽然经营了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并获利巨大，但这一行为与其所任职的职务无关，就不构成犯罪。

2、行为人经营的是否为同类营业。构成本罪必须是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如果行为人经营的不是同类营业，不构成犯罪。

3、行为人获取的非法利益是否达到数额巨大。如果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之便，并且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但获取非法利益未达到数额巨大，不能以犯罪论处。

（二）本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界限

本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在犯罪的主观方面均为直接故意，都有获取非法利益，财物的目的，但两罪在本质上有明显的区别，表现在：

1、犯罪主体有所不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在公司、企业中工作的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这里的公司、企业，包括不同种类或性质的公司、企业，这里的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包括在公司、企业中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而本罪的主体只限于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和经理，范围较前者要狭窄得多。

2、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两罪在客观方面虽都有利用职务之便的特征，但获取非法利益所采取的客观手段有所不同：本罪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主要是通过“竞业经营”来获取非法利益；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则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直接“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方式，为他人谋取利益而获取非法利益。

非法经营篇3

堵截构成要件，是大陆法系立法技术角度的要件分类形式，它指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表现形式包括“或者其他型”、“持有型”、“最低要求型。(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作为严密型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方法，堵截构成要件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较具实证意义。非法经营罪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并举的方法借以表现客观要件内涵，存在基本构成与加重构成两个量刑幅度。换言之，在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上，成功运用了堵截构成要件的立法方式，表现为“或者其他型”。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先列举非法经营行为的两种明确方式之后，次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概括罗列未尽的非法经营行为方式。1999年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增加“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情节严重的”作为第三种行为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225条第1、2项规定非法经营两种行为的方式：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但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方式情状各异，难以以列举式予以明确概括。因而，刑法第225条第4项设定了“堵截构成要件”，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是为弥补上述两项对非法经营行为的列举而设。刑法之所以作这一概括性的规定，是为了重点打击前二类非法经营行为的同时，不使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人逃脱法网。(注：参见黄京平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72～173页。)为适应经济生活发展变化，以立法技术采取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的办法，便于有力打击非法经营犯罪。

堵截构成要件具备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但司法运用中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储教授认为，堵截构成要件运用必须遵循两条规则：一是不到不得已时不用；二是法条本身应能明示或暗示“其他”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有必要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做一限定。理论上，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行政违法性，即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定，行政违法是构成犯罪的必前提。第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且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与否需要从情节和危害后果上加以限定。具体外延上，不同学者对非法经营罪对象做出了不同限定。(注：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621、622页；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9页；但伟：“论非法经营罪”，载《法商研究》1999(2)。)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也可能人为地以罗列方式穷尽“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行为对象。非法经营作为一个取消投机倒把罪后的新罪，涵盖面广泛，援引频率高，尤其是第225条第4项。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具备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它不被认为是口袋罪但是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口袋的作用。因此，如何理解和适用“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防止非法经营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新刑法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519～522页。)我们认为，认定非法经营罪应以行为时法律法规为衡平，把握非法经营罪的罪质与构成要件，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认定。

二、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非法出版行为是指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从事出版、发行、复制发行等出版行业的活动，包括出版物内容违法与出版物程序违法。一般而言，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的行为采取不履行正常出版手续，即出版程序违法的问题。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关于非法出版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两种涉及非法出版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一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二是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前者为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后者为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颁行前，有学者认为对盗版以外的所有情节严重的程序违法的非法出版行为，均宜按非法经营罪论处。(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8页。)这种观点是较为中肯的。但解释严格规定，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需情节特别严重方构成犯罪。因此，对于第二种情形即出版程序违法出版构成非法经营罪是否存在加重构成，值得思考。我们倾向于这种行为只存在基本构成。针对出版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与他人事前通谋出售、出租或非法转让该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的，解释规定此类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犯。

司法解释对非法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做出了明确规定：(1)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定罪条件的相异标准。单位非法出版行为规模大、危害严重，解释规定单位较自然人非法出版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更高数额标准。(2)定罪条件中数额与情节并重。非法经营罪属于情节犯，以数额为定时因素的重要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因此数额、数量接近起点但存在特定情形的构成非法经营罪。(3)定罪数额适应犯罪情型的多元化。考虑到实践中可能存在非法经营仍未能赢利甚至亏本、破产者，数额标准上采违法所得数额与经营数额择一方式。只要两种数额之一达到定罪条件即构成犯罪。(4)计量方法多元化和富操作性。鉴于一些案件中无法计量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解释规定了其他计量办法(如报纸按份、期刊按本、图书按册、音像出版物按张)。(5)定罪条件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解释既规定一定的数额幅度，又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在法定数额、数量标准的幅度内，确定本地执行的具体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这些数额和数量的规定为认定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构成非法经营罪拟订了准确的标准。(注：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定量因素仅就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而言，出版程序不合法出版物不适用上述规定。孙军工：“《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释解”，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实践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从严把握。

(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看来，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行为的定罪标准。司法解释未对“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做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我以为应按照数额与情节相结合、以数额为主的定罪标准把握“情节特别严重”，可以参照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加重构成的标准从严把握。二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的罪数问题。严格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问题是：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罪。这种情形当为想象竞合犯。司法解释舍繁就简，回避了本应在罪数形态中研究的问题，(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6～519页。)将问题过于简单化。而且，这样可能会导致法律漏洞，即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的情形无法处理。对于这种状况，在现行司法解释下无法得到解决，只能严格按照解释的规定办理。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认定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是指违反外汇管理法规，进行外汇买卖的行为。一般意义上，我们讨论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指在国家规定的外汇交易场所外进行外汇买卖外汇的行为。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3条、第11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买卖、买卖外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4条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根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罪处罚。对于单位实施上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犯罪的，根据刑法第231条的规定处罚。有学者认为这一立法内容无疑是把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罪的第四种行为方式。(注：参见黄京平主编：《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71页。)我们认为，无论是将其列为第四种行为方式还是将其作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均不影响对该种行为的定罪量刑。考虑到单行刑法与刑法的衔接，且仅仅作为一种解释性规定，(注：参见黄太云：“《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理解和适用”，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司法解释和单行刑法中并无实质性变化。认为成立第四种行为方式似嫌牵强。我们倾向于将其纳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至于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单行刑法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可以参照《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之立法沿革与溯及力问题

立法上对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存在一个立法演变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先后对之做出不同规定。于此，产生了法之溯及力问题。

司法解释第3条、第4条规定，实施下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且非法买卖外汇20万美元以上或违法所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业务的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500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居间介绍骗购外汇一百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单行刑法第4条、司法解释第3条均规定，对在国家规定的交易所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构成犯罪者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因而，对于刑法实施后单行刑法颁行前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当根据刑法第225条和司法解释第3条予以定罪。对单行刑法颁行后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依刑法第225条和单行刑法第4条予以定罪。

四、扰乱电信市场秩序行为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规定定罪量刑。这一解释肇端于大量私营网络电话案的出现。

(一)司法解释的肇端

以福建省陈氏兄弟私营电话网络案为例，我们可以探求司法解释的源头。对于福建省福州市陈氏兄弟私营网络电话案，相关媒体曾作过系列报道。(注：《中国青年报》1998年12月10日和1999年1月29日。报道认为，私营网络电话显露法律空白，应予弥补。是否法律空白，当可作进一步深入探讨。)该案由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受理侦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传讯犯罪嫌疑人陈氏兄弟，并没收用于经营网络电话的电话机、彩色显示器等工具。随后，陈氏兄弟交纳5万元取保候审，同时向马尾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被告就经营IP电话是否非法经营展开了争辩。陈氏兄弟提出“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请求法院确认公安局“”。马尾区公安局抗辩认为陈氏兄弟非法利用因特网经营网络电话，具备刑法第225条“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等特征，应追究刑事责任。一审驳回，二审裁定“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但是否陈氏兄弟经营行为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实际上以二审判决否认了这一行为“违法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的性质。理论界亦认为民间经营IP电话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12日。)就此案而言，我们认为，不存在“网络电话不得私营”的一般性禁止规定。因而，以此追究陈氏兄弟刑事责任于法无据，如对陈氏兄弟案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势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擅自经营电信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者，构成非法经营罪。这一司法解释是否妥当，不无商榷余地。(注：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来，这种责任的追究纯粹是行政管制和行业垄断借助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阻碍。周其仁著：《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211～218页。)但鉴于司法解释业已出台，实践中应当遵照执行。我们拟对该司法解释作进一步解释：

一是何谓违反国家规定?针对通信秩序混乱的状况，国务院曾批转邮电部(当时国务院机构序列中尚未设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通信行业管理和认真整顿通信秩序的请示》。请示中明确长途通信和国际通信业务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1993年，国务院在批转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发1993第55号)中进一步作出规定，要求对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实行申报制度和经营许可证制度。同时根据1993年9月1日颁行的《无线电管理条列》的规定，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办理设台(站)审批手续，领取电台执照。尽管上述三个规定并未明确电信业务专营，但可以视为国家主管部门已对电信业务的经营作出需要事先批准的规定。

二是扰乱电信管理秩序的主要行为方式和定罪条件。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三种行为方式：(1)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2)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的；(3)采取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对于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如何认定，司法解释存在明确规定。需要明确的是，解释第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同时触犯非法经营罪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构成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竞合犯，宜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五、非法传销行为的认定

传销是指企业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经营方式，它是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节约成本方便消费者的经营方式。对于传销，我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首先是严格监管(1997年1月1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73号令《传销管理办法》)；之后鉴于“市场发育程度低，群众消费心理尚不成熟，有关管理法规不够完善，管理手段比较落后，一时难以对传销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故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国务院1998年4月18日10号令《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目前在各地泛滥乃至猖獗成灾的传销经营已大量演变成国际社会普遍禁止的“老鼠会”和“金字塔销售方式”。非法传销活动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但刑法对其没有加以明确地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后，仍然从事传销或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定罪处罚。实施上述犯罪，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非法经营篇4

2、单位犯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本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依据】

非法经营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的犯罪：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结算业务的；

非法经营篇5

一、总体要求

打击非煤矿山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以下简称“打非”），坚持“依法打击、规范治理、重在提高”的工作原则，通过重点打击非法采矿、非法建设、非法探矿及治理违章开采，进一步规范矿业秩序，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有效防范矿山事故的发生。

二、相关部门“打非”工作职责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1．在专项行动期间，负责“打非”宣传发动、信息统计及相关工作协调；

2．在专项行动期间，涉及“打非”联合执法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牵头部门；

3．负责打击非煤矿山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二）国土资源部门

负责打击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三）公安部门

负责打击非煤矿山违反民爆物品安全管理规定，非法制造、买卖、储存、运输、使用爆炸物品行为和违规实施爆破作业行为。

三、“打非”重点对象

（一）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面

1．取得采矿（选矿）许可证的矿山、尾矿库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而进行非法生产、非法排放的；

2．矿山、尾矿库建设项目没有按照有关规定通过安全设施设计审查，而进行非法建设的；

3．取得探矿权的地质勘探巷探工程，没有通过安全审查审批，而进行巷探的；

4．通过转让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主要是矿山开采主体发生变化后，没有重新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而借用原来主体取得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进行生产的）；

5．矿山采矿方法违反《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及开采设计（或开采方案）的；

6．矿山周边条件复杂或主要生产系统不完善，形成重大事故隐患的；

7．矿山、尾矿库存在重大危险源，没有按照规定申报的；

8．矿山、尾矿库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的。

（二）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方面

1．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进行采矿的盗采行为；

2．超越采矿许可范围的越层、越界开采行为；

3．无勘查许可证从事矿产资源地质勘探活动，及以勘探名义从事采矿活动的。

（三）民用爆炸物品购买、爆破作业方面

1．向未经许可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单位、个人提供民用爆炸物品的；

2．非法制造、买卖、储存、运输、使用爆炸物品的；

3．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实施爆破作业的。

（四）其它

整合矿山在整合区内原有的矿山没有执行“先关闭，后整合”要求，边生产边整合或进行假整合逃避关闭的。

四、“打非”工作步骤

非煤矿山“打非”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部署发动与企业自查自纠阶段（月中旬—月下旬）。

各级有关部门按照国家及本方案的要求，通过文件、会议等形式，迅速将“打非”专项行动工作精神和要求传达到每家矿山企业及有关乡镇，并督促企业进行自查自纠。企业对照有关要求，及时停止违法行为，或认真落实整改。

（二）集中打击阶段（月下旬—月下旬）。

各级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直接监管的矿山和辖区是否存在上述“打非”重点对象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并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对其它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进行重点排查。对查出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凡属于非法盗采、以勘探名义从事采矿活动的以及违法行为经责令整改后仍不进行整改的，必须依法从严予以惩处，并予以公开暴光。对企业自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企业能积极整改、及时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并主动报告相关部门的，可依法从轻予以处理。在检查中发行涉及由其它部门执法的违法行为，要将情况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并报告同级政府。

（三）复查巩固与总结提高阶段（月上旬到中旬）。

各级有关部门对集中打击阶段已关闭和停产整顿的矿山、勘探工程、尾矿库进行一次复查，对其它需要重点督促整改的单位进行“回头看”，对专项行动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7月中旬，各市安监部门对本市非煤矿山“打非”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汇总，并将总结及有关统计表（见附件）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五、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工作责任。目前，我省非煤矿山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矿山违章开采现象仍然较多，非法采矿、非法建设、非法探矿以及采矿活动引发的群体上访等情况也时有发生，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安全生产事故，通过集中一段时间开展非煤矿山“打非”专项行动，对推动我省采矿秩序的进一步好转，提高矿山安全水平，减少矿山事故发生，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各级安监、国土资源、公安等部门要切实履行法定的监管职责，积极主动做好相关工作。

（二）加强工作协调，切实做好联合执法。非煤矿山“打非”专项行动中，相关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依法开展打击行动，发现涉及其它部门执法的违法行为，要及时向相关部门通报或移送，有关工作信息应及时向同级安委办通报。对重点企业、难点问题要开展联合检查，凡涉及违反多个法律法规的行为，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的，由违法行为主要涉及的部门牵头，牵头部门难以确定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牵头。联合执法实施行政处罚时，由各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具体的处罚行为。

（三）把握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市、县（市、区）要参照本方案所列“打非”重点，结合当地实际，确定本地区打击的重点区域、重点对象及重点问题，要采取集中查处与重大案件立案查处相结合的办法，提高打击效果。对触犯刑法的重大案件，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

非法经营篇6

（一）王惟扬贪污案

王惟扬，男，55岁，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系上海宝城商业房产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城公司）总经理。

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王惟扬一案，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惟扬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其中贪污罪犯罪事实是：王惟扬在担任上海宝城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主管公司房产销售的职务便利，操纵昆山阳城房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昆山阳城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志凤系王惟扬妻子），于1993年12月、1994年4月两次以昆山阳城公司名义参建上海宝城公司的建设项目，在参建款未到位的情况下，以昆山阳城公司名义将上海宝城公司10套产权房进行销售、置换，并从中收取房款共计人民币804.5万元。除以参建款名义支付上海宝城公司人民币723.4万余元外，王惟扬从中侵吞公款人民币81万余元及住房两套（折合人民币134.9万余元），财物合计人民币216万余元。

被告人王惟扬对指控其犯贪污罪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昆山阳城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并非虚设，其没有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该公司参建上海宝城公司10套住房系正常经营，其没有侵吞国家公款216万元，不构成贪污罪。

辩护人认为本案没有足够证据否定昆山阳城公司属于国有公司，10套住房系昆山阳城公司参建，非上海宝城公司所有，上海宝城公司只享有对该10套住房销售的权益，故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故意，不构成贪污罪。同时，认为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采用不正当竞争的方式将经营权交给其他公司，使国有资产造成损失，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的经营秩序和管理秩序，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后认为，被告人王惟扬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其主观有侵吞、占有国家财产的故意。为逃避国家法律的制裁，王惟扬通过朋友设立了既无营业资金、又无实际经营场所、固定工作人员的“三无”单位昆山阳城公司，在无参建资金的情况下以昆山阳城公司名义参建上海宝城公司的住宅建设项目，根据昆山阳城公司与上海宝城公司签订《参建协议》的规定，参建款应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七天内付清和首付50%，否则协议无效。由于昆山阳城公司系无资金参建，故上述《参建协议》已经无效。因此上述10套住房的实际投资者及其处置收益权的归属均为上海宝城公司。被告人王惟扬将上述住宅高价出售或置换后，除以参建款名义将723万余元支付给上海宝城公司外，其余价值216万余元的公款及财产被其侵吞。因此，从昆山阳城公司设立的目的和其实际从事的经营活动看，其法人资格都是虚假的。被告人王惟扬以该公司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应当以王惟扬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论处。故王惟扬利用职务便利，将国有资产占为己有，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惟扬犯贪污罪的罪名成立。对被告人王惟扬否认其行为构成贪污罪以及辩护人提出10套住房非上海宝城公司所有，王惟扬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故意，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意见均不予采纳。以贪污罪判处王惟扬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5万元。

被告人王惟扬上诉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经过再次审理，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惟扬以及辩护人就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贪污罪所提出的意见均不能成立。并认定王惟扬除付清上海宝城商业房产公司参建款人民币723万余元外，其余房款共计人民币87.7万余元及住房两套（折合人民币169.2万余元），均被王惟扬控制的昆山阳城房产开发公司占有，财物合计人民币257万余元。故以贪污罪判处王惟扬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5万元。

王惟扬上诉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称，原判认定其犯贪污罪不当，且对住房的估价标准不统一，价格明显偏高；王的辩护人认为原判决认定王惟扬侵占两套公寓不当，因其中一套产权未发生转移，并已被抵押给银行，王惟扬不可能有贪污的故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陆群力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

被告人陆群力，女，45岁，系上海海山轴承经营部经理。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陆群力于1994年3月起至案发，在担任上海海山轴承经营部（以下简称海山经营部）经理期间，于1997年4月9日，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将海山经营部的公款人民币5万元转帐至上海长信会计事务所，用于其个人申办私营企业上海长宁才茂轴承经营部（以下简称才茂经营部）验资。同年5月21日被告人将该款全部归还海山经营部。于1997年4月和1998年9月，以其母陈之才的名义先后申办了才茂经营部和上海海杰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杰公司），并在海山经营部内进行经营活动。1997年10月至1999年3月，被告人先后以才茂经营部和海杰公司的名义向其他单位购进轴承，然后再转销给海山经营部。经司法审计，被告人总计销售额为人民币169万余元，实现差额利润为人民币235366.76元。案发后，被告人退出了非法所得。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应按数罪并罚原则予以处罚，同时认为，被告人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中有自首情节，案发后能坦白交代，退出了全部非法所得，建议对其予以从轻判处。

被告人陆群力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和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出示的证据基本无异议。但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要件，

被告人将海山经营部公款用于申办才茂经营部验资，是被告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手段，属于牵连犯，不应数罪并罚。同时认为检察机关将被告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实现的差额利润，认定为被告人获取的非法利益有悖于事实。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陆群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国有企业中依法履行组织、领导、监督和管理的职责，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为个人进行营利活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又身为国有企业的经理，自己经营与任职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应按数罪并罚原则予以处罚。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挪用公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性正确；但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事实中，以实现的差额利润235366.76元认定为被告人所获取的非法利益，有悖于事实和情理。因为实现的差额利润中包含了经营成本和税金，而经营成本和税金被告人当时已经支付或缴纳，并未实际获取。因此，被告人获取非法利益的数额应以剔除了经营成本和税金的实现利润167783.24元认定。辩护人就此节的辩护意见符合事实，本庭予以采纳。牵连犯系出于一个犯罪目的，而犯罪的结果牵连地触犯了其他罪名的犯罪。被告人申办的才茂经营部经营范围不仅有轴承，还有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文化用品、机械配件和服装等。因此，不足以认定被告人设立才茂经营部主观上仅追求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目的。显然，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牵连犯的特征。对辩护人关于被告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验资并非营利活动及挪用行为系牵连犯罪的辩护意见本庭不予采纳。据此，以挪用公款罪判处陆群力有期徒刑六个月，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二、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上述两案中的被告人均系国有公司、企业的经理，都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设立中间环节-私营企业的手法，为个人谋取非法利益，但却涉嫌不同罪名，被处以不同刑罚。判决中所涉及的问题是：如何认定刑法第16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以及如何界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国有公司、企业经理贪污罪的界限。

三、法理评析

（一）关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认定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刑法第16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行为。本罪是修订刑法中新增设的罪名，对于严格规范国有公司、企业董事、经理的行为，健全公司、企业的管理体制，保障国有资产有效保值、增值，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犯罪构成中须明确的问题

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除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一般特征外，还具备区别于其他犯罪的法律特征。

（1）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

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有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能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董事是指公司、企业董事会的组成人员，经理包括由董事会聘任的企业、公司的经理以及根据经理提名所聘请的副经理。由于董事会的成立要履行特定法律程序，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董事”身份的认定一般不会产生歧义。但是，对“经理”的理解却会产生分歧。一方面在于日常生活中，“项目经理”、“业务部经理”、“区域经理”等称呼经常可见，另一方面在于还存在掌握着企业重大权利的“总裁”等职务。对于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具备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的“经理”身份，笔者认为应当考察立法意图及其行为人身份所具有的权能，即能够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应当是具体掌握所任职公司、企业产、供、销、人事等某一环节的职权，对外可以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或者代表公司进行商业活动，拥有从事竞业行为能力的人。同时，笔者认为对“董事、经理”不能做狭义理解，我国目前一些国有企业未实行公司改制，不存在董事、经理的建制，但是其中厂长、主席的地位和职权范围，与“董事、经理”类似，其也应成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

上述两案中的被告人王惟扬、陆群力均系国有公司的经理，其中陆群力系青海海山轴承厂上海经营部经理，该营业部规模很小，员工只有3人，但由于陆在该公司具有领导、管理的地位和职权，对国有资产负有增值、保值的的责任，因而能够成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

（2）、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认识到自己非法竞业的行为损害了本公司企业的利益，仍积极追求获取非法利益目的的发生。

（3）、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为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行为，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为人须利用职务便利，具体即利用自己担任国有公司、企业董事、经理的有利地位和掌握国有公司产、供、销、人事的便利条件。

第二，行为人为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企业同类营业，这是客观方面的主要特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行为人要有为自己或为他人经营的行为，二是行为人的经营行为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的营业属于同类。

其中“经营”是指“筹划并管理（企业）等”，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处在不健全阶段，“经营”存在多种表现形式，影响了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一是经营主体的多样性，表现在有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自己或者与他人合伙开办私营公司，或直接参与经济组织的经营担任重要职务；有的案件则有一定隐蔽性，名义上由犯罪嫌疑人亲属、朋友出面注册公司，由犯罪嫌疑人实际经营或参与经营，如陆群力案中陆操纵经营的两个私有公司名义上都是由其母亲担任法定代表人；二是经营方式的复杂性，不同类型、规模的公司、企业经营的方式各不相同，经营环节也涉及不同方面，如王惟扬所在公司系房产公司，从事房产开发、建设、销售等多方面业务，陆群力所在公司为青海省海山轴承厂的上海经营部，仅从事其所属企业生产的轴承的销售业务，二者在经营范围、权限、运行方式上完全不同，导致犯罪嫌疑人实施损公肥私的行为方式、环节也不相同，给案件的侦查、定性带来一定难度；三是私营企业经营中对犯罪嫌疑人任职国有公司的依赖性不同。由于经济活动中的不规范行为，有的私营企业在注册时就是“无资金、无场地、无人员”的“皮包”公司，完全“寄生”在国有企业原有的业务、场地生存，有的私营企业本身由其自己独立的经营业务，只有部分业务依靠国有企业。上述三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犯罪嫌疑人行为是否能成立“经营”的认定，成为从客观方面区分贪污罪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根据。后文将专门论述。

“同类”是指生产、销售同一商品或者经营与其任职同类的营业，在司法实践中对“同类”的理解存在差异。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商标法的规定，按照商品的原料、形状、性能、用途等因素及习惯来判断。“同一商品”一般指名称相同的商品，或名称虽不同但所指商品是相同的商品，同时，对于原料、外观虽不同但从消费者角度看，在本质上有同一性的商品，应视为同一种商品，如国有企业经营的是某种型号的纸张，私营企业经营的是其他型号的纸张，应认定为属于“同一商品”：“同类营业”则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工商注册时登记的经营范围完全相同，两者是两个相同集合，二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经营范围存在交集，交集部分属同类营业，三是私营企业经营范围与国有企业经营范围相互包容，一个是另一个的子集，无论前者是后者的子集，还是后者是前者的子集，子集部分属同类营业。

准确把握“经营”与“同类”的概念是正确界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客观方面的基础。

第三，行为人获取的非法利益，数额巨大。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行为人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标准是10万元。但是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利益数额”的认定往往会存在一定分歧，主要表现在：

一是公诉机关、辩护方、审判机关认定的犯罪数额不尽相同。如陆群力案中，公诉方提供的司法鉴定认为“被告人总计销售额为人民币169万余元，实现差额利润为人民币235366.76元”，辩护方和审判机关则认为“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事实中，以实现的差额利润235366.76元认定为被告人所获取的非法利益，有悖于事实和情理。因为实现的差额利润中包含了经营成本和税金，而经营成本和税金被告人当时已经支付或缴纳，并未实际获取。因此，被告人获取非法利益的数额应以剔除了经营成本和税金的实现利润167783.24元认定”。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二是对于犯罪嫌疑人直接经营或者参与经营的私营企业中部分与国有企业业务属同类营业但未直接侵犯国有企业利益的营业利润是否能认定为犯罪所得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自行经营的私营企业，由于其充分利用在国有企业中的决策权、人事权、有关重大经济信息知情权等职务便利，直接指挥、经营私营企业各项经营活动，足以损害本公司、企业的利益，故无论其经营的同类业务是否直接涉及国企利益，将其营业利润均认定为非法利益；对于犯罪嫌疑人参与经营的私营企业，则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将其参与部分所得认定为非法利益，其他部分不计入非法所得，以保护私营企业正当的经营活动。

三是对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亏损情况中“非法利益”数额的认定。实践中，有些国有公司、企业董事、经理在兼营私营企业过程中，由于企业经营风险等客观方面原因，导致企业亏损甚至破产。对于其中“非法利益”的认定，笔者认为，应当以犯罪嫌疑人实际获得的报酬作为定罪依据。如果犯罪嫌疑人和企业都未获利，不成立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如果是“穷庙富方丈”，即个人获利，企业亏损，则以其实际所得作为量刑标准。

当然，如果行为人的竞业与其职务无关，私营企业营业范围与行为人任职的国有公司、企业不属于同类营业的则不构成犯罪，如国有建筑公司董事、经理兼营食品加工行业，其中也就不存在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4）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客体

本罪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国家对国有公司、企业的管理制度，由侵犯了国有公司、企业的财产权益。

（二）关于国有公司、企业经理实施贪污罪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界限

一般来说，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贪污罪不难界定，因而在大量的法学权威书籍及司法机关业务指导用书中，都未将这两个该概念进行区分。[1]但是由于两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存在的相同之处，导致实践中对两罪的认定存在争议。尤其是对于犯罪嫌疑人系国有公司、企业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单位的盈利业务谋取非法利益，损害国有公司、企业的利益的行为，在实践中更难界定。（国有公司、企业董事、经理）贪污罪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区别主要在于：

犯罪主观方面。前罪是出于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直接故意，后罪是出于非法牟利的直接故意。

犯罪客体。前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及国有财产所有权，后罪侵犯的是国有公司、企业管理制度及国有公司、企业财产权益。

犯罪客观方面。一是犯罪方法的不同。前罪是利用职务便利盗窃、侵吞、骗取或以其他手法，直接给国有财产造成损失，后罪是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企业同类营业，牟取非法利益。二是犯罪对象的不同。前罪是国有公司、企业财产，后罪是国有公司、企业的正常营业机会。三是起刑点不同。前罪是5000元，后罪是10万元。

通过以上分析看出，国有企业、公司董事、经理通过私营企业实施贪污罪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在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都存在差异。但是由于犯罪客观方面是依照刑法规定，说明侵犯某种客体的危害社会行为、危害结果，以及实施危害行为的客观要件等客观事实的总和，具有直观性的特点，对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有重要意义，因而有必要对上述两罪在犯罪客观方面的差异进行重点分析：

1、犯罪方法的差异。二者在犯罪方法上都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私营企业环节获取非法利益，有一定相似性，区别在于“经营”的具体方式不同，即在“经营”是从事“公务”还是在进行“劳务”活动。

根据《民法通则》第37条规定的法人设立的实质要件，“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要求，和第55条有关于民事行为生效要件“行为人须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要成立民法意义上的经营必须是民事法律主体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笔者认为，由于目前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不规范现象，是否成立民法上的“经营”行为，并非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的标准，而是要结合案件事实根据行为人在经营中的情况进行区分。

如果犯罪嫌疑人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私营企业符合法人设立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行为人在经营同类营业中有资金、人员或者场地投入，获取非法利益的，应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对于行为人在经营中无资金、人员、场地投入，通过将国有企业自身赢利业务，转移致私企自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从中谋取私利的，应认定为贪污罪；如果犯罪嫌疑人参与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私营企业本身不符合法人设立的形式要件或实质要件，但是得以领取工商执照并参与市场经营的，若行为人在经营同类营业中有资金、人员或者场地投入，获取非法利益的，应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行为人在经营中无资金、人员、场地投入，通过将国有企业自身赢利业务，转移致私企自行经营或参与经营，从中谋取私利的，应认定为贪污罪。

笔者认为，上述犯罪嫌疑人在私营企业经营中有资金、场地、人员投入，能够成立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原因，在于资金等的投入证明犯罪嫌疑人在私营企业中从事了劳务活动，即直接从事具体的物质生产或者社会性服务活动，是职业责任的履行行为，表面上是公平、合法正当的经济活动，并非权力行为，与贪污罪“从事公务”的性质有本质区别；在私营企业经营中无任何投入，通过将国有企业自身赢利业务，转移致私企自行经营或参与经营，从中谋取私利的，其实质是国家工作人员对企业管理职能的不恰当履行，与其职务紧密相关，应当认定为贪污罪。

王惟扬案中，王利用职务之便，在无任何投入情况下，签订虚假参建合同，将国有房产低价转移至由其妻作法人代表的私营企业，进行销售后，除支付参建款外，对其他公款予以侵吞，其行为构成贪污罪；陆群力案中，陆在私营企业经营中，有一定资金投入，由私营企业出资购买轴承，再转销给国有企业，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中存在经营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非法经营篇7

一、指导思想

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依法监管”的原则，加大对“黑车”等非法营运的打击力度，改善出租汽车营运环境，保障从业人员和广大群众合法权益，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

二、工作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维护出租汽车营运环境和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充分发挥交通、公安、建设（城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集中整治“黑车”等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行为，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着力构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打击“黑车”等非法营运的长效工作机制。

三、工作重点

（一）重点打击非法经营的组织者。打击非法经营的牵头者和组织者，特别是要打击欺行霸市、垄断市场强迫交易、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非法运营和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的团伙。

（二）重点查处“黑车”。查处非法运营的“黑车”、伪造运营证照的小客车、驻点运营的异地出租汽车以及客货两用车和其它车辆等非法经营的行为。

（三）严肃查处私养“黑车”谋取非法利益、租用或变相租用“黑车”、充当“黑车”“保护伞”的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四）重点治理主要区域。重点治理主要线路、车站、宾馆、医院、商品集贸市场、新建小区、城乡结合部等区域非法运营车辆和倒卖客源、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的行为，严厉查处节假日等客流高峰期间非法运营行为。

（五）打击、取缔为非法经营的“黑车”组客、叫客行为。

四、组织领导

为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以副秘书长吕建成同志为组长，交通、公安等部门为成员的廊坊市集中打击“黑车”等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专项治理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协调、监督此项行动的顺利开展（具体名单附后）。

五、职责分工

交通部门：负责组织集中打击“黑车”等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专项治理；负责对“黑车”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取缔无证经营。

公安部门：负责查处非法营运中发生的强买强卖等各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严厉打击滋生于出租营运行业中的黑恶势力团伙；对于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以及发生的暴力抗法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予以侦办、查处。依法查处假牌、套牌、假证及已达报废年限的车辆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查处“黑车”乱停乱放。

监察、纠风部门：负责查处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私养“黑车”谋取非法利益、租用或变相租用“黑车”、充当“黑车”“保护伞”等违法违纪行为。

城管部门：负责对三轮车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依据相关法规予以处罚。

财政部门：负责为专项整治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六、实施步骤

专项治理工作从年月日开始到月日结束，分为三个阶段：

（一）宣传发动阶段（年月日至月日）

一是各县（市、区）政府参照市里机构，成立集中打击“黑车”等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专项治理活动领导小组，负责本辖区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指挥、监督、协调和指导。

二是要根据“工作方案”的要求，结合各自实际，制定本辖区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进行统一部署和安排。

三是充分利用当地新闻媒体，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进行宣传，并在车站、宾馆、医院、商品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运输企业等区域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公告等。大力宣传打击“黑车”等非法营运的意义和违法经营行为的危害性，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乘坐合法经营、有安全保障的客运车辆，抵制乘坐非法营运车辆。

四是要尽快摸底查清本辖区非法营运车辆的基本情况，获取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明确工作重点，为实施阶段集中治理做好准备。

五是动员社会监督，广泛宣传，开展有奖举报，对群众举报的“黑车”经取证查实给予奖励。

（二）组织实施阶段（月日至月日）

各职能部门要按照统一部署，认真抓好专项治理工作，充分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设备搜取证据，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检查、定时检查与不定时检查、交叉检查与联动检查、明查与暗查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发动群众举报投诉，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运营行为。相关部门主管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重大问题逐级上报。

（三）总结巩固阶段（月日至月日）

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要以此次专项治理活动为契机，对专项治理过程中取得的工作经验及工作成就进行全面、详实、系统的总结，着力研究建立打击非法营运行为的长效机制及联合执法工作制度，巩固专项治理工作成果，防止非法营运行为的反弹。月日以前，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要将专项治理活动总结报告报市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七、工作要求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进一步强化管理职能，坚决消除管理松懈、相互推诿等现象。各县（市、区）要成立由交通部门牵头，公安、城管等部门参与的整治领导协调机构，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严格落实工作责任，确保领导力量到位，工作责任到位，打击力度到位。

二要坚持依法监管。在整治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依法行政、文明行政，坚决杜绝乱罚款、乱扣车等行为发生。执法中，交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黑车”等非法营运驾驶员的教育，依法进行处罚，对逾期不接受处理或者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提交司法机关及时采取强制措施。公安部门对不听劝阻、妨碍、阻挠、围攻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或者围堵国家机关，干扰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对从事非法营运的黑恶势力及为“黑车”叫客组客的，要依法进行严厉打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相关职能部门要抽调素质高、业务精、作风硬的执法人员组成联合执法队伍，统筹安排，统一行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依法处理，文明执法，形成协调一致的工作机制。

三要畅通举报渠道。交通运管部门要及时向社会公示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等联系方式，鼓励并发动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治理活动，开展一场打击非法经营行为、净化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的人民战争。对群众举报的案件和线索，要及时受理、核实、查处和反馈，对一些影响较大的典型案例要从重从快查处。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提供信息，举报非法经营车辆，协助查处“黑车”案件，落实好有奖举报制度。

四要注重舆论导向。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通过各种媒体和多种宣传形式，大力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宣传有关的法规政策，报道专项治理工作动态，曝光非法经营行为，讲明从事“黑车”非法营运的危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抵制“黑车”、举报“黑车”、不坐“黑车”，形成政府主导、行业监管、舆论监督的治理机制。要通过打击非法经营车辆，净化运输市场环境，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非法经营篇8

    从被取消的投机倒把罪名中分解衍生出的非法经营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采用了叙明罪状表述,并以列举的方式作了具体规定。但是非法经营罪仍然保留了“口袋罪”的某些特征。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之规定,在尚无立法解释加以限制的情况下,显然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条款,从而给司法机关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

    在修订刑法的过程中,对于取消投机倒把罪之后,是否需要在“非法经营罪”中留这么一个小“口袋”,曾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新刑法要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范的明确具体是罪刑法定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新刑法分则中不宜再规定“其他”之类不确定的罪状内容,这也符合对“口袋罪”进行分解使之具体化的初衷。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要取消类推制度,对“口袋罪”进行分解之后,如果对某些罪状规定得过于确定、具体而毫无弹性,对各种犯罪行为又难以尽列无遗,特别是在经济犯罪形态发展变化较快的经济变革时期,倘若有的条款一点“口袋”都不留,可能不利于及时打击花样翻新的经济犯罪,也不利于刑法典的相对稳定,因此有限制地设置一点“其他”之类的拾遗补漏条款还是必要的。新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正是更多地考虑了后一种意见而设置了第三项内容。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我国刑法改革的渐进性和传统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对修订刑法的深刻影响。

    新刑法实施两年来,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非法经营罪的“口袋罪‘遗传基因已经逐步显现。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正越来越多地被援引,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具体规定的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由于”经营“的含义相当宽泛,生产、流通到交换、销售等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能属于经营活动,因此,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在实践中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是,中国刑法毕竟已经步入罪刑法定的时代,灵活性必须以原则性为基础,任何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刑事立法与司法都应当尽力避免。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非法经营罪的本质特征,正确阐释和适用该罪条文第三项规定,防止非法经营罪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原则的根基,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

    二、本罪的性质界定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只能适用于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行为。该条第三项的适用,也不能脱离这个基本前提。因此,对于刑法未明确规定的某种具有一定危害性的行为,若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 该行为是一种经营行为。虽然“经营”一词在语言学上并不特指经济营业活动,而是指“筹划并管理”、“泛指计划和组织”等,但是,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其“经营”一词理应是经济领域中的营业活动,即应理解为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包括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经营活动。强调此“经营”行为以营利为目的是必要的,这是非法经营罪作为一种经济犯罪所应具备的—个基本特征。如果某种所谓经营活动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公益或者慈善目的,则即便该行为的某些方面不符合有关法规,也应将其排除于本罪之外。

    (二) 该经营行为非法。所谓“非法”,是指该经营行为违反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决定和命令。通常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范。如果国家法律、法规等未对某种经营行为予以禁止或者限制的,该经营行为不得被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例如,在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未对IP电话的民间经营行为作出明文禁止或者限制之前,民间经营IP电话的行为就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国务院所属部门或者地方政府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授权而颁发的某种行政规章或其他文件中超过国家法律、法规内容的有关规定,一般不能成为认定非法经营行为的法律依据。

    (三) 该非法经营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以市场秩序作为本罪侵犯的客体,这一方面表明非法经营罪是一种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另一方面,个罪客体与类罪客体的重叠,也印证了该罪之规定是“扰乱市场秩序罪”这一节的“兜底”条款。此所谓“市场秩序”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这三种秩序都可能成为非法经营罪侵害的客体。但是,并非所有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都可构成本罪,而必须是情节严重者始当构成。非法经营罪作为一种经济犯罪,其所谓“情节严重”,首先应当考虑经济衡量标准。譬如:1、经营数额特别巨大;2、销售金额巨大;3、获利数额较大;4、造成合法经营者的严重经济损失;5、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等等。此外,诸如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或者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等严重后果者,亦可视为情节严重。像某些经营非法出版物、非法经营化学危险品等行为,就有可能出现上述情形。由于“情节严重”与否关乎罪与非罪的界限,因此宜由司法解释作出统一的具体规定。

    三、本罪的法条逻辑

    市场经济既是自由经济,也是法治经济,自由的界域止于法律的禁限。只要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文禁止和限制的经营活动,均不得视为非法经营行为。要正确地认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的“其他”表现形式,除了必须符合前述各项条件之外,还应当注意通过理解该条第一、二项的立法精神,来把握三项规定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而正确运用第三项规定。

    从该条第—、二项规定的内容分析,不论是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物品,还是进出口许可证及其他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都与国家特定的许可制度有关。可见,非法经营罪的构成与违反国家有关经营许可制度的法律、法规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适用该条第三项规定,防止其被滥用而膨胀为新的“口袋罪”。

非法经营篇9

关键词：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国家规定；情节严重

刑法第225条采取了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来描述非法经营罪的罪状，其中前三项具体列举了构成该罪的几种行为方式，学界称其为“一般条款”，第四项是概括性的规定，以此来弥补前三项规定以外的非法经营行为，具有堵塞法律漏洞的目的，因此被称为“堵截条款”。从法条规定来看，其完整表述应该是：违反国家规定，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行为。

一、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与一般条款的联系与区别

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与一般条款都是非法经营罪的表现形式，都是其罪状表述内容，因此两者既有一定的区别，也有相近的本质属性。两者的区别在于：一般条款是立法者采用直白具体的语言来规定实施某种特定的行为会触犯非法经营罪，而堵截条款则采用的是概括性语言，其内涵比较宽泛，具体到哪种行为应该纳入堵截条款，法律没有很具体的规定。相对于一般条款来说，在适用堵截条款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大。一般条款针对的非法经营行为有三种：第一种是非法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物品，第二种是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第三种是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或者其他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由此可以看出，以上三种行为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较确定，不容易造成认定上的混乱。相比较而言，堵截条款由于其概括性极强，在司法实践中容易被扩大化。

当然，堵截条款与一般条款都属于非法经营罪的构成内容，都是其罪状之一，因此两者具备相同的本质属性，这也是正确适用堵截条款必须把握的一点，这种相同的属性就是两者都侵犯了同一种客体，即市场准入制度和市场经营管理秩序。具体来说，符合堵截条款的规定而触犯非法经营罪的行为必须具有以下两个特征：首先，必须违反了国家有关市场准入制度的相关规定。其次，违反堵截条款涉及的犯罪行为必须具有经营性质，必须具有破坏市场经营管理秩序的社会危害。由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和一般条款的关系可知，并不是除了第225条前三项规定以外，一切违反国家规定，情节严重的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都构成非法经营罪，还要看该行为是否具有以上两个特征，这样才能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该罪。

二、“违反国家规定”的理解

触犯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条件是违反了国家规定，那么此处“国家规定”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刑法第96条规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决定和命令。”由此可知，违反的规定必须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或者是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由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政府颁布的法规、行政措施等不属于“国家规定”的范围。

国家规定种类庞杂，那么触犯非法经营罪所涉及的是哪一类国家规定？根据第225条的前三项内容，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国家规定是指国家关于专营、专卖物品所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决定、命令等的总称。 也有人认为，其是指国家关于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关于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关于证券、期货、保险业务，以及其他关于维护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决定和命令。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不当的缩小了有关非法经营罪的国家规定的范围，并不可取。第二种观点也存在同样问题，《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之后，该国家规定还应包括其他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这种观点虽然对触犯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条件的“国家规定”作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但是这仅仅是基于该罪罪状得出的结论，并不能表明这种犯罪行为违反的国家规定实质上是哪一类。笔者认为，非法经营行为违反的国家规定，实质上是国家对特定的市场进入资格所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颁布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国务院。堵截条款作为非法经营罪的组成部分，其违反的必定也是同样性质的国家规定。因此在援引第四项来对非法经营行为定罪量刑时，必须首先查明该行为是否违反了国家有关市场准入的相关规定。

对于“国家规定”的内涵，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关其授权问题。比如《行政许可法》第16条第2款、第3款进行的“第二次授权”，使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进一步对上位法的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当然，不能违背上位法的基本原则）。 从刑法第96条的内容来看，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法规，以及地方政府颁布实施的政府规章，两者都不是“国家规定”。假如否认“第二次授权”，若行为人违反了地方法规和政府的规章制度，但是国务院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的规定，而是授权给地方制定具体规定，那么也不能根据这一点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种否认“第二次授权”的做法，就会使相关刑法规定如同虚设，刑法根本不可能介入到该行为的规制范围之内。因此笔者认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是针对全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但是由于各地的实际区别，对某一种具体情况难以作出总体规定，因此在遵循行政立法权的基础上允许地方作出具体的规定，这种规定当然也属于“国家规定”的范畴。当然，假如国务院对某种行为（在此是指市场准入制度）都未规定，地方政府基于管理需要制定了相应的规章，那么其不属于“国家规定”的范畴。

对触犯非法经营罪时违反的“国家规定”，是否要求其中必备刑事责任条款，即是否要求该国家规定中明确表明“违反以上规定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类似表述，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肯定说认为，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精神，应该赋予有关国家规定法律文本的“刑罚处罚后果”以限缩空白刑法的机能，行为人即使违背了有关国家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如果该国家规定的罚则部分对该行为没有做出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则不能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能追究行为人的有关行政责任。否定说认为，行为人违反有关国家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只要情节严重，就可以依据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需要有关国家规定的法律文本有追究刑事责任的照应性规定。 从目前司法界的观点来看，“否定说”是占主流地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对采取租用电信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或者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但是作为行政法规性质的《电信条例》中，仅仅规定了该行为的行政责任，并没有指出假如实施这种行为，情节严重的时候，应该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就直接证明即使国家规定中没有指明必须对某一非法经营行为追究刑责，假如其符合了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也可以将其纳入该罪规制范围。

笔者支持否定说的观点。按照肯定说的观点，假如某一国家规定的罚则部分没有规定对某一非法经营行为可以处以刑罚，刑法就被当然的排除在规制这种行为的范围之外，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放纵了犯罪，也许有些投机分子就会抓住法律的空子，进行非法经营行为。肯定说的出发点，即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调动社会的积极性来进行市场经济建设而不处罚实施了被行政法规规章所禁止、但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假如这种非法经营行为不断的出现，社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必须由刑法出面干预的情况下，总有一天，最高司法机关会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将这种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规制范围之内，这时候，实务界和理论界必定又是一片骂声，认为司法机关又一次扩大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认为该罪正一步一步的滑向“口袋罪”的深渊。与其出现这种情况，不如就认可在相关国家规定当中，即使没有指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时应该用刑罚手段来进行惩戒，在其危害性较大时也应该由刑法来规制该行为，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实现刑法的谦抑性，而不是像肯定说的学者们那样被狭隘的刑法谦抑性所蒙蔽。

三、“其他非法经营行为”的理解

有人认为堵截条款的诟病在于其“其他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认为此处将形形的需要打击、但是刑法中找不到相关条文的违法进行经济活动的行为都纳入该罪规范之下，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非法经营罪的客体是市场准入制度和市场经营管理秩序，违反的“国家规定”是涉及市场准入制度的规定，堵截条款作为该罪第四项，虽然其表述不如前三项具体，但是必须与前三项具有相同的本质特征，因此此处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不是毫无边界的，而是不具备市场进入资格的主体，违反国家有关某种市场的特定准入制度，实施了只有在获得特定的许可之后才能从事的经营行为。有学者指出“这是立法者为了防止法律修改的频繁性，在明确本罪只涉及‘许可’类犯罪行为的前提下，在法律还没有逐一列举（罪行法定原则的完美体现）时的一种过渡性处理手段”。

四、“情节严重”的理解

非法经营罪属于情节犯，司法者在依据堵截条款定罪量刑时，不仅要求行为人违反了国家规定，扰乱了市场经济活动秩序，而且要求非法进行经营活动情节严重，这样才可能构成本罪，因此“情节严重”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定罪情节是指刑法中明确规定的，犯罪构成共同要件之外的，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的，定罪时作为区别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以及此罪与彼罪的一系列主客观事实情况。 在非法经营罪当中，定罪情节是指未经许可实施了某种非法经营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活动，破坏了国家有关市场准入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采取民事、行政手段已经无法遏制这种现象，必须通过刑法来予以规制的一切主客观事实情况。

对于非法经营情节严重的具体内涵，刑法中并无具体的界定标准。一般认为，由于本罪是一种贪利性犯罪，行为人在实施非法经营活动时都具有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因此一般以非法经营的犯罪数额来判断其情节是否严重。具体到司法实践当中来说，犯罪数额是以违法所得额和非法经营额两重标准来界定，有关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的解释就采取了这种标准。实施非法经营行为，妨害突发传染病等灾害的预防、控制，判定其情节是否严重采取的是“违法所得额”的标准。非法经营食盐，判定其是否情节严重采取的是“经营数额”的标准。

笔者认为，刑法设置非法经营罪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特定的市场准入制度，维护正常的市场经营管理秩序。从本罪法益保护的角度来说，其并不是为了禁止行为人获得非法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市场准入制度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因此，其不应该强调行为人通过某种非法经营行为获取了多少非法利益，以此作为判定是否情节严重，是否构成本罪的依据，而应该着眼于行为人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多大损害。因此，判定其情节严重的重要标准应该是非法经营的数额。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非法经营行为，扰乱了市场经营管理秩序，违反了国家有关市场准入制度的规定，不管其违法所得数额大小，不管其是盈利或者是亏损，都不影响成立非法经营罪。这一点在司法解释中也有体现，比如《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的解释》中规定：“行为人非法经营行为是否盈利，不影响犯罪的构成。”非法经营数额是本罪“情节严重”的重要标准，但却不是唯一标准，除此以外还应综合考虑其他情节，假如行为人非法经营数额较小，但是有其他行为的，也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予以追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1）实施了多次非法经营行为，经过行政机关处罚以后仍然不思悔改；

（2）非法经营活动的首要分子；

（3）成立犯罪集团进行非法经营活动；

（4）利用职务便利从事非法经营的；

（5）抗拒检查，销毁证据，殴打执法人员的。

同时，基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全面考虑、综合评价的习惯，在认定“情节严重”时还应考虑行为人的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犯罪手段、犯罪时间、犯罪对象、造成的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等，仅仅考虑经营数额是片面的。

五、结语

非法经营篇10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打非工作的实施，关系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是政府以人为本执政方略的具体体现，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各街镇乡、有关单位一定要从保障国家、集体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大足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出发，高度重视打非工作的贯彻实施，统一思想、加强领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本着“震慑犯罪、净化市场、确保安全”的方针，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集中整治一批非法生产烟花爆竹重点地区，捣毁一批非法制贩烟花爆竹窝点，查处一批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违法案件，打击一批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犯罪行为，有效遏制烟花爆竹爆炸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加强销售烟花爆竹的源头管理，为全县人民燃放烟花爆竹创造安全、方便的条件；另一方面加强燃放秩序的控制、疏导，尽力减少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

为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县政府决定成立打击非法生产、运输、储存、经营烟花爆竹工作（以下简称“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由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光德任组长，县安监局局长龙飞、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勇任副组长，县安监局副局长刘云志、县工商局副局长何东、县质监局副局长郭先国、县供销社副主任刘冬梅为成员。其主要职责：一是统一组织协调全县“打非”工作；二是协调和督促各街镇乡和有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打非”工作；三是研究解决“打非”工作中的有关重要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安监局危化烟爆科（电话：43769159），由县安监局副局长刘云志任办公室主任，县安监局危化烟爆科科长冯志新、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程天柱任副主任，抽调县级有关职能部门人员组成工作人员。办公室主要职责：一是研究提出全县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意见并组织监督实施；二是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宣传工作；三是受理违法生产、销售、储存、运输烟花爆竹的群众举报；四是组织开展综合执法；五是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开展烟花爆竹安全事故调查及应急救援工作。

各街镇乡和有关职能部门要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职责分工，精心组织，密切配合，建立联合执法“打非”机制，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安监局是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经营的主管部门，要牵头组织开展对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的打击查处工作，对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要责令其停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依法处以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物品及违法所得。并对全县烟花爆竹经营网点进行认真清理整顿，规范净化市场流通秩序。公安局要密切配合安监部门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及时受理安监部门移交的构成非法制贩烟花爆竹犯罪的案件，依法严厉打击查处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违法犯罪行为。工商局要加强市场流通领域烟花爆竹的质量监督管理，做好销售网点及批发的烟花爆竹产品质量抽查和监督检查，并通报质量抽查情况，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营的行为。质监局要加强烟花爆竹产品的质量监督管理，做好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的抽查，依法查处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打非”工作中收缴的非法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原材料，统一集中封存至烟花爆竹储存仓库，并在县安监局和公安局的监督下予以销毁。

三、开展专项整治

2006年12月20日至**年3月20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非法生产、运输、储存、经营烟花爆竹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四、工作措施及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街镇乡和有关职能部门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严厉打击非法生产、运输、储存、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把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各街镇乡应成立由分管安全的领导挂帅、辖区公安派出所参加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实际，制订工作方案，确保打非工作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