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入刑进路评析

[摘要]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一审稿采取具体列举的立法模式，突出立法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但就增设该罪必要性仍引发了不少争议。二审稿删除“并以此为业的”的罪状描述，扩大了刑事制裁的范围，立法者就如何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展开了激烈讨论。最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二审稿做了部分修改，进一步限制入罪的门槛。本次刑法修正案增设该轻罪填补了此前无法全面保护非法催收非法债务侵害之法益的漏洞，由此建构了一套规制非法催收非法债务行为轻重有序的刑罚体系。但仍面临与民事法律、行政法律衔接不畅、入罪要素“非法债务”“情节严重”等的解释难题。

[关键词]催收非法债务罪；社会公共秩序；法秩序的统一性；暴力讨债

一、此前既有刑法规范规制之不足

（一）此前刑事法律规范体系对于非法催收非法债务行为的规制

按照具体行为方式的差异，司法实践对非法催收非法债务行为的处理大体为以下做法：一是以软暴力手段实施相关违法行为并达到相应罪名的入罪门槛以相应罪名定罪量刑。《软暴力意见》将以往游离于法律之网之外的使用软暴力强索不受法律保护债务的行为严密地纳入到刑法法网之内。二是索债型非法拘禁行为以非法拘禁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索债型非法拘禁行为的解释》为司法适用正确处置因索债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根据。三是涉黑型强索债务犯罪行为依具体犯罪行为处罚，符合数罪并罚要件的可以数罪并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黑恶势力犯罪意见》为有力打击涉黑涉恶案件编织了恢恢法网。

（二）此前既有刑法规范的缺陷

第一，此前既有刑法规范评价尚不能涵盖非法催收非法债务行为的法益侵害范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司法实践证明，催收非法债务罪侵犯的不只局限于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在催收非法债务过程中常常伴生的是在公共场所实施暴力、胁迫、限制或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等违法犯罪行为，使人民群众担心自己也会遭受相类似的处遇亦或遭受无妄之灾，并会由此引起地区治安秩序、社会公共秩序等接续的紊乱，故催收非法债务行为侵犯的法益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更为重要的是严重妨害了正常的社会公共管理秩序。此前的规制路径虽能节约立法、司法资源，但是单方面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等此前既有的刑罚规范体系无法涵盖非法催收非法债务行为完整的法益侵害范围[1]。第二，此前既有刑法规范犯罪入罪门槛较高，没有设置相应的轻罪，存在降低入罪门槛选择重罪适用的错误做法。针对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有无必要性问题，笔者认为此前既有刑法规范体系针对违法催收非法债务能选择适用的罪名在学理上绝大多数属于重罪，其入罪门槛较高，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常出现两种典型的乱象：一是行为人非法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处于违法和犯罪的模糊地带时，司法人员出于刑法的谦抑性选择不作犯罪处理，而实际上非法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由此放纵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二是降低入罪门槛选择适用重罪处罚。例如颇受理论界争议的寻衅滋事罪等罪的适用。而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正好可以在不作犯罪处理与选择重罪处罚的天平之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二、《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修订进路

（一）《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一审稿）》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亮点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一审稿）》第20条的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贷产生的债务或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并以此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1.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2.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情节较轻的；3.恐吓、跟踪、骚扰他人，情节严重的。”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从《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一审稿）》关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立法可以看出以下亮点：（1）本罪条文放置曾有两种方案：一是将本罪置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强迫交易罪后作为第二百二十六条之一；二是将本罪置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后作为二百九十三条之一。经过立法者的反复讨论研究认为行为人违法催收非法债务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非法收益，同时在行为上表现为使用暴力、胁迫、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侵害的权益不限于公民的人身、财产等个人层面的权益，更为严重的是还会造成所在地区工作生活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等社会权益的接续紊乱，所以将该条文放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后更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追求个人安居乐业和社会秩序稳定安全的需求，刑法也能更为全面地保护受到侵害的法益。（2）《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是将催收非法债务罪放在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后单设条文，具有限制寻衅滋事罪适用范围的立法目的。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比寻衅滋事罪第1款最高五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明显要轻，可以有效纠正司法实践中降低寻衅滋事的入罪标准使行为人大概率被勉强课以重罪的错误做法。（3）针对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寻衅滋事罪相比明显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财产犯罪属性，与寻衅滋事罪第2款选择法定刑升格之后方“可以并处罚金”不同，催收非法债务罪可以根据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等具体情况选择“并处或单处罚金”，给予法官选择适用罚金刑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4）催收非法债务罪采取具体列举的立法模式，衔接《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等前置性法律的相关规定，细化催收非法债务的三种具体行为方式，突出立法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二）《草案（二审稿）》对催收非法债务罪有关争议的修改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第28条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贷产生的债务或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1.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2.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3.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二审稿对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删除“并以此为业的”的罪状描述。笔者认为以此为业主要针对的是现实中存在的第三方催债机构，他们以营利为目的，规模化地以组织、实施、帮助暴力催收高利放贷等非法债务为其主要的生活来源。而删除“以此为业的”其背后的立法目的在于针对该罪刑法打击的不限于以此为业型的暴力催收行为，不以此为业型的暴力催收行为刑法也要加以规制，在催收行为层面只要行为人的催收行为达到“违法”的门槛即可。刑法不可能不考虑暴力催收债务行为与其他衍生犯罪之间的高度盖然性而选择介入。只有堵住一切非法催收非法债务行为之源，才能阻断其衍生犯罪之流。不然行为人以“非以此为业的”实施暴力催收高利贷等非法债务作为出罪辩护理由则会导致无法实现该罪的立法目的。故立法者删除“并以此为业的”罪状描述，选择适度降低本罪的入罪门槛是符合法理和现实司法实践需要的。（2）删除后两种具体行为方式情节要件的要求，统一在罪状描述中规定该罪入罪门槛情节要求为达到“情节严重的”。对该点的论述待后文在情节要件讨论中具体阐述。（3）删除“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款规定是注意性的规定，即使没有该款规定对定罪量刑也并没有影响。删除该款规定其背后的隐情在于刑法的司法实践过程中部分司法工作人员法律素养欠佳，惯常性地将提示性、注意性规定理解为法律拟制规定，欠缺体系解释的能力，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因此从纠正错误的司法实践做法、限制寻衅滋事罪适用范围和坚持法条精简的目的出发，二审稿最终决定删除该款规定。

（三）《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确立

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4条的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1.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2.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3.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正式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犯罪对象的规定修订得更为周密简明，将“催收高利放贷产生的债务或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修改为“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对此次修改应注意两点要旨。一是对高利贷等非法债务这个“等”的理解。从司法实践和既往司法解释来讲这个“等”可以包含赌债和毒债，对“等”的解释可以采取列举加概括的解释模式，先列举目前可以确定的与高利放贷性质相似的非法债务，但应当给未来司法实践保留通过同类解释的方法规制犯罪行为的空间。二是对“非法债务”的理解。首先，从反对解释的角度出发，催收非法债务罪规制的是违法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那么通过违法手段催收合法债务的行为不应在该罪的规制范围之内，通过合法手段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就更应该被排除在该罪规制范围之外。其次，应当严格区分非法债务与其他没有法律依据的债务。非法债务是指被法律所禁止的债务如高利贷、赌债等；而没有法律依据应按照不受民法保护来理解，比如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从名词内涵来讲没有法律依据包含了非法的内容。《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两者之间选择了非法债务，催收非法债务罪适用范围将其他没有法律依据的债务予以排除，进一步缩小了催收非法债务罪规制的犯罪行为范围。

三、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入刑与限制

（一）催收非法债务罪入刑的必要性

刑法理论上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此前对高利贷类型的犯罪刑法一直采取的是偏向于结果无价值的取向，从单一的高利率视角对经营性高利放贷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或从单一的暴力行为的手段性质、行为结果视角对具体的暴力行为以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等具体犯罪定罪量刑。而本次刑法修正案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立法者明显采取偏向于行为无价值的取向，加大法益保护的前置，以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稳定的个人人身财产权利秩序、公共秩序等方面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求。

（二）催收非法债务罪入刑的限制

第一，罪质上催收行为违法、债务违法的双重标准的规范要求。立法者在设立催收非法债务罪时采取了催收行为违法、债务违法的双重标准。如前所述，既然催收非法债务罪在催收行为标准上并不要求“并以此为业的”，但至少要求行为人催收债务的行为达到非法的门槛，这里的“非法”应做行政性法律理解，否则不能纳入到本罪的规制范围。那么高利贷等非法债务认定标准上出于刑法的谦抑性就应该对高利贷等非法债务数额、利息和犯罪情节等结果要素适用更高的标准，否则一个应由行政法律规制的单纯违法催收行为却被认定为具有实质的刑事违法性和刑事处罚正当性，这恐怕很难令人信服。第二，罪量上行政法和刑法衔接的规范限制。笔者认为催收债务行为按照社会危害性从轻到重的层级可以分为三种行为模式。一是通过合法手段催收债务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由于根本不存在社会危害性所以也就不存在科以处罚的可能性。即便是通过合法手段催收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不受民法保护，但是借款方仍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追回，即便认为其模糊地带存在行政法介入的空间，但至少不存在刑法介入的必要性。二是通过违法手段催收合法债务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由于手段违法不再属于正常的民事纠纷，但尚未到需要科以刑罚的地步，由行政性法律加以规制是较为适宜的。三是通过违法手段催收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是否需由刑法规制在刑法修正案审议过程中存在争议。持赞成意见的学者认为这里的法律应理解为民法，这种违法手段对诱发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具有高度盖然性，出于预防后续犯罪行为发生的目的，只要违法手段催收的债务超出了民法所不保护的债务，就超出民法所不保护的债务的部分刑法应当介入[2]。虽然民法对该债务不予保护，但该债务显然属于自然之债，债务本身是存在的。只是它的履行受到的不是法律强制而是道德力量的约束，但自然之债履行之后的效果法律是予以默认的[3]。从这一角度而言不能说民法所不予保护的债务的性质就全是合法的，但至少尚够不上达到非法债务的地步。那么此种行为可以参照处理违法催收合法债务的行为模式的做法交由民法和行政法分别规制即可。四是通过违法手段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受刑法规制应当没有异议。如上所述《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并以此为业”的规定，这意味着合法手段催收债务的行为，不管是合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都交由民事法律规制，尽可能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同时也意味着所有违法手段催收债务的行为都应交由行政性法律和作为“二次法”的刑事法律来加以规制，其中通过违法手段催收合法债务的行为交由行政法律规制，通过违法手段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交由刑事法律规制应无异议，存在争议空间的是通过违法手段催收不受民法保护债务的行为，如前文所述，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意见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从结果来看，在《刑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时表述仍为“催收高利放贷产生的债务或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而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通过时表述为“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这说明《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催收非法债务罪债务类型严格限制在非法债务类。

四、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解释与适用

（一）对非法债务的解释与适用

《民法典》明文禁止高利放贷，并规定了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的规定。随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有关规定。那么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债务是否就是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债务？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规定从表述上来看并没有给出结论性的意见。从《民法典》和最高法有关规定的表述来看，《民法典》禁止高利贷更多的是宣言性的规定。换言之，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债务人民法院只是不予支持，这一表述并没有完全否认债务本身存在的合法性，明显不能与法律禁止高利放贷从而导致债务自始、当然、绝对无效画上等号。就我国国情而言，笔者认为在催收非法债务入刑的过程中，考虑刑法与民法的衔接固然重要，但更应注意到两者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之间的巨大差异性。民法的制裁只涉及到财产，而刑法的制裁则涉及到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笔者建议就催收非法债务罪出台新的司法解释时既要考虑好与《民法典》的衔接，同时也应注意民法与刑法法律责任之间的巨大差异，认定“高利贷等非法债务”时仍应以必须超过合同成立时年利息36%为标准。即便未来新的司法解释认为催收非法债务罪应侧重评价非法催收行为层面而对非法债务层面选择降低要求，认为催收非法债务罪非法债务层面参照《民法典》相关规定即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债务”，那么在涉案数额相对偏小的同等条件下对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需要科以剥夺一定期日人身自由的入罪门槛也不应以《民法典》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为准，而应该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比照《民法典》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标准适当拔高，如月息三分。而对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又低于月息三分的非法债务则适用单处罚金或不剥夺一定期日人身自由只是限制其一定期日人身自由的管制刑。将非法债务再细分为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又低于月息三分的非法债务和超出月息三分的非法债务作为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入刑门槛，一方面可以将刑事制裁范围与行政制裁、民事正常借贷行为的范围做一个合理的划分，维系法律秩序的统一性；另一方面给民间正常借贷活动释放合理的空间，考虑到现阶段正规金融对实体产业支持力度不足的现实情况。从中国庭审公开网上看全国首例催收非法债务庭审，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就案件是否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催收非法债务罪相关规定进行重新审理时检方就曾以催收非法债务罪尚未有相关司法解释为由对案件是否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提出质疑。因此当务之急应尽快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以释明这些可能使司法人员对认定高利放贷、非法债务产生疑问之处。

（二）对情节要件的解释与适用

如前所述，既然三种具体行为方式本身不要求达到独立成罪的程度，以扩大对违法行为的制裁范围，那么对“情节严重的”这一情节要件就应当加以限缩解释，以避免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司法过度扩张。如果不对“情节严重的”加以限缩解释那么刑法就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前置法律行政法的作用。当前尚未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出台，但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围绕违法行为的行为性质和危害结果的事实进行解释，如围绕违法催收方的人数、一定时间段内违法催收的次数，催收行为方式的社会危害程度，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结果的程度，被害人生产生活安宁受干扰的程度等因素加以考量。值得注意的是，当不同种类的具体行为方式的情节要件和危害结果各自并不满足立案标准时，可否考虑将不同种类的具体行为方式的情节要件和危害结果混合评价是罪量要素解释与适用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主张三种具体行为方式可以混合评价，则认为三种具体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竞合关系。理论上以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为目的的“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完全可以解释为属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暴力，要求暴力、胁迫具有真实的现实可能性。而“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则属于“软暴力”的范畴，只要足以使他人认为暴力、胁迫具有现实可能性即可。两者亦存在竞合的可能性。实际上在草案一审稿时对三种具体行为方式及其情节要件表述为：“（1）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2）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情节较轻的；（3）恐吓、跟踪、骚扰他人，情节严重的。”从这一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三种具体行为方式是按照行为性质从重到轻，情节从轻到重排列的，这种情形下不同具体行为方式的情节要件和危害结果各自不能满足立案标准时在刑法理论和实务领域都是允许按照“轻行为吸收重行为”的原则予以混合评价的。但是在之前《软暴力意见》中就已经明确了暴力行为与软暴力行为性质的并列性。最后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三种具体行为方式的情节要件统一规定为“情节严重的”，实质上从立法上认定三种具体行为方式性质上没有差异，因此不得在不同种类的具体行为方式各自并不满足立案标准时将不同种类的具体行为方式混合评价，也就是说每一种具体行为方式的危害结果和情节要件均未达到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入罪门槛时不宜对行为人以犯罪论处，以避免刑法不当扩大打击范围。

参考文献：

[1]曹波,杨婷.非法催收不予保护债务入刑的正当根据与规范诠释[J].天津法学,0,36（4）:72-80.

[2]周光权.刑事立法进展与司法展望———《刑法修正案（十一）》总置评[J].法学,1（1）:18-35.

[3]蒋翔.自然债之种类探析[J].理论观察,20（5）:7-80.

作者：李科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