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十篇

非法经营罪篇1

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刑法在分解投机倒把罪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增罪名。1997年刑法采纳学者建议，(注：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改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263、264页；周道鸾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5页。)分解投机倒把罪、增设非法经营罪。单行刑法与刑法修正案相继对非法经营进一步做出现定，司法解释不断丰富非法经营罪的“其他”行为方式的内容，形成非法经营罪构成的繁复局面，导致非法经营罪认定的诸多困难。本文正基于此，根据相关立法规定与司法解释对非法经营罪作进一步阐述，以求廓清非法经营罪的构成，并在司法实务中准确认定非法经营罪。

一、非法经营罪之“堵截构成要件”

堵截构成要件，是大陆法系立法技术角度的要件分类形式，它指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表现形式包括“或者其他型”、“持有型”、“最低要求型。(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作为严密型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方法，堵截构成要件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较具实证意义。非法经营罪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并举的方法借以表现客观要件内涵，存在基本构成与加重构成两个量刑幅度。换言之，在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上，成功运用了堵截构成要件的立法方式，表现为“或者其他型”。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先列举非法经营行为的两种明确方式之后，次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概括罗列未尽的非法经营行为方式。1999年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增加“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情节严重的”作为第三种行为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225条第1、2项规定非法经营两种行为的方式：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但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方式情状各异，难以以列举式予以明确概括。因而，刑法第225条第4项设定了“堵截构成要件”，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是为弥补上述两项对非法经营行为的列举而设。刑法之所以作这一概括性的规定，是为了重点打击前二类非法经营行为的同时，不使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人逃脱法网。(注：参见黄京平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72～173页。)为适应经济生活发展变化，以立法技术采取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的办法，便于有力打击非法经营犯罪。

堵截构成要件具备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但司法运用中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储教授认为，堵截构成要件运用必须遵循两条规则：一是不到不得已时不用；二是法条本身应能明示或暗示“其他”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有必要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做一限定。理论上，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行政违法性，即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定，行政违法是构成犯罪的必前提。第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且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与否需要从情节和危害后果上加以限定。具体外延上，不同学者对非法经营罪对象做出了不同限定。(注：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621、622页；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9页；但伟：“论非法经营罪”，载《法商研究》1999(2)。)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也可能人为地以罗列方式穷尽“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行为对象。非法经营作为一个取消投机倒把罪后的新罪，涵盖面广泛，援引频率高，尤其是第225条第4项。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具备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它不被认为是口袋罪但是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口袋的作用。因此，如何理解和适用“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防止非法经营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新刑法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519～522页。)我们认为，认定非法经营罪应以行为时法律法规为衡平，把握非法经营罪的罪质与构成要件，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认定。

二、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非法出版行为是指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从事出版、发行、复制发行等出版行业的活动，包括出版物内容违法与出版物程序违法。一般而言，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的行为采取不履行正常出版手续，即出版程序违法的问题。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关于非法出版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两种涉及非法出版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一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二是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前者为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后者为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颁行前，有学者认为对盗版以外的所有情节严重的程序违法的非法出版行为，均宜按非法经营罪论处。(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8页。)这种观点是较为中肯的。但解释严格规定，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需情节特别严重方构成犯罪。因此，对于第二种情形即出版程序违法出版构成非法经营罪是否存在加重构成，值得思考。我们倾向于这种行为只存在基本构成。针对出版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与他人事前通谋出售、出租或非法转让该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的，解释规定此类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犯。

司法解释对非法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做出了明确规定：(1)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定罪条件的相异标准。单位非法出版行为规模大、危害严重，解释规定单位较自然人非法出版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更高数额标准。(2)定罪条件中数额与情节并重。非法经营罪属于情节犯，以数额为定时因素的重要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因此数额、数量接近起点但存在特定情形的构成非法经营罪。(3)定罪数额适应犯罪情型的多元化。考虑到实践中可能存在非法经营仍未能赢利甚至亏本、破产者，数额标准上采违法所得数额与经营数额择一方式。只要两种数额之一达到定罪条件即构成犯罪。(4)计量方法多元化和富操作性。鉴于一些案件中无法计量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解释规定了其他计量办法(如报纸按份、期刊按本、图书按册、音像出版物按张)。(5)定罪条件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解释既规定一定的数额幅度，又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在法定数额、数量标准的幅度内，确定本地执行的具体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这些数额和数量的规定为认定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构成非法经营罪拟订了准确的标准。(注：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定量因素仅就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而言，出版程序不合法出版物不适用上述规定。孙军工：“《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释解”，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实践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从严把握。

(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看来，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行为的定罪标准。司法解释未对“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做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我以为应按照数额与情节相结合、以数额为主的定罪标准把握“情节特别严重”，可以参照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加重构成的标准从严把握。二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的罪数问题。严格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问题是：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罪。这种情形当为想象竞合犯。司法解释舍繁就简，回避了本应在罪数形态中研究的问题，(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6～519页。)将问题过于简单化。而且，这样可能会导致法律漏洞，即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的情形无法处理。对于这种状况，在现行司法解释下无法得到解决，只能严格按照解释的规定办理。

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认定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是指违反外汇管理法规，进行外汇买卖的行为。一般意义上，我们讨论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指在国家规定的外汇交易场所外进行外汇买卖外汇的行为。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3条、第11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买卖、买卖外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4条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根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罪处罚。对于单位实施上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犯罪的，根据刑法第231条的规定处罚。有学者认为这一立法内容无疑是把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罪的第四种行为方式。(注：参见黄京平主编：《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71页。)我们认为，无论是将其列为第四种行为方式还是将其作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均不影响对该种行为的定罪量刑。考虑到单行刑法与刑法的衔接，且仅仅作为一种解释性规定，(注：参见黄太云：“《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理解和适用”，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司法解释和单行刑法中并无实质性变化。认为成立第四种行为方式似嫌牵强。我们倾向于将其纳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至于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单行刑法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可以参照《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之立法沿革与溯及力问题

立法上对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存在一个立法演变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先后对之做出不同规定。于此，产生了法之溯及力问题。

司法解释第3条、第4条规定，实施下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且非法买卖外汇20万美元以上或违法所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业务的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500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居间介绍骗购外汇一百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单行刑法第4条、司法解释第3条均规定，对在国家规定的交易所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构成犯罪者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因而，对于刑法实施后单行刑法颁行前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当根据刑法第225条和司法解释第3条予以定罪。对单行刑法颁行后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依刑法第225条和单行刑法第4条予以定罪。

四、扰乱电信市场秩序行为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规定定罪量刑。这一解释肇端于大量私营网络电话案的出现。

(一)司法解释的肇端

以福建省陈氏兄弟私营电话网络案为例，我们可以探求司法解释的源头。对于福建省福州市陈氏兄弟私营网络电话案，相关媒体曾作过系列报道。(注：《中国青年报》1998年12月10日和1999年1月29日。报道认为，私营网络电话显露法律空白，应予弥补。是否法律空白，当可作进一步深入探讨。)该案由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受理侦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传讯犯罪嫌疑人陈氏兄弟，并没收用于经营网络电话的电话机、彩色显示器等工具。随后，陈氏兄弟交纳5万元取保候审，同时向马尾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被告就经营IP电话是否非法经营展开了争辩。陈氏兄弟提出“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请求法院确认公安局“”。马尾区公安局抗辩认为陈氏兄弟非法利用因特网经营网络电话，具备刑法第225条“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等特征，应追究刑事责任。一审驳回，二审裁定“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但是否陈氏兄弟经营行为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实际上以二审判决否认了这一行为“违法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的性质。理论界亦认为民间经营IP电话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12日。)就此案而言，我们认为，不存在“网络电话不得私营”的一般性禁止规定。因而，以此追究陈氏兄弟刑事责任于法无据，如对陈氏兄弟案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势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擅自经营电信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者，构成非法经营罪。这一司法解释是否妥当，不无商榷余地。(注：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来，这种责任的追究纯粹是行政管制和行业垄断借助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阻碍。周其仁著：《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211～218页。)但鉴于司法解释业已出台，实践中应当遵照执行。我们拟对该司法解释作进一步解释：

一是何谓违反国家规定?针对通信秩序混乱的状况，国务院曾批转邮电部(当时国务院机构序列中尚未设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通信行业管理和认真整顿通信秩序的请示》。请示中明确长途通信和国际通信业务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1993年，国务院在批转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发1993第55号)中进一步作出规定，要求对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实行申报制度和经营许可证制度。同时根据1993年9月1日颁行的《无线电管理条列》的规定，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办理设台(站)审批手续，领取电台执照。尽管上述三个规定并未明确电信业务专营，但可以视为国家主管部门已对电信业务的经营作出需要事先批准的规定。

二是扰乱电信管理秩序的主要行为方式和定罪条件。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三种行为方式：(1)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2)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的；(3)采取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对于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如何认定，司法解释存在明确规定。需要明确的是，解释第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同时触犯非法经营罪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构成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竞合犯，宜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五、非法传销行为的认定

传销是指企业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经营方式，它是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节约成本方便消费者的经营方式。对于传销，我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首先是严格监管(1997年1月1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73号令《传销管理办法》)；之后鉴于“市场发育程度低，群众消费心理尚不成熟，有关管理法规不够完善，管理手段比较落后，一时难以对传销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故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国务院1998年4月18日10号令《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目前在各地泛滥乃至猖獗成灾的传销经营已大量演变成国际社会普遍禁止的“老鼠会”和“金字塔销售方式”。非法传销活动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但刑法对其没有加以明确地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后，仍然从事传销或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定罪处罚。实施上述犯罪，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非法经营罪篇2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谋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的客体要件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财产权益以及国家对公司的管理制度，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3）决定公司的经营和投资方案；

（4）制订公司的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5）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6）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7）拟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

（8）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9）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总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

（10）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有限责任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3）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4）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5）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6）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7）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8）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五人至十九人、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3）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4）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5）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6）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7）拟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的方案；

（8）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9）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

（10）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股份有限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3）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4）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5）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6）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7）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8）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由此可知，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具有很大的管理权限，其行为对公司、企业以及广大的股东和出资人的利益有很大影响。我国公司法因之规定了董事、经理的义务。

（1）董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董事、经理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2）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3）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上述营业或者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4）董事、经理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经股东会同意外，不得泄露公司秘密。

（5）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经理违反相应的义务即侵犯了公司、企业的财产权益以及公司、企业的股东和出资人的财产权益，同时构成对国家公司管理制度的侵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公司法及本法对董事、经理违反相应的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作了相应规定，对打击当前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的渎职行为有重大作用。

（二）客观要件

本罪的行为方式有以下几种情形：

1、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业务。既可以是为自己经营，又可以是为他人经营，还可以是既为自己经营又为他人经营，具备其中之一的，即可构成本罪。自己经营，有的是以私人名义另行注册公司经营，有的是以亲人名义但实际是公司、企业董事、经理自行经营，还有的是在他人经办的公司、企业中入股进行经营等。凡是向己独资或者参与了出资的公司、企业、不论是否以本人名义，都属于为自己经营。为他人经营包括为其他公司、企业进行经营，是指暗中担任他人独资、出资的公司、企业的管理人员，为其业务进行策划、指挥等。

2、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营业与自己所任职的公司、企业的营业属于同一种类。否则，即使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了某项营业，但这项营业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营业不属同一类营业，亦不能构成本罪。如果经营的营业为两类以上，只要其中的一类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属同类营业，即可认定为经营了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同一类营业。这是为了防止损害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利益的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为发生。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人力、物力、资金、信息来源、客户渠道为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抢占市场；或者垄断供货渠道；或者巧立名目，将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正品、等内品产品的次品、等外品低价销售给个人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或者高价收购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的滞销、残损、应降低的商品、次品、等外品等；或者套购所任职公司、企业的畅销、紧缺商品、转手倒卖等等。

3、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营业的过程中利用了职务便利，如果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即使有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亦不能构成本罪。所谓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自己经营管理的职权或者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既包括利用自己直接掌管的经营材料、物质、市场、计划、销售等职权而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也包括利用自己职务及有关的便利条件如人事权力、地位等指挥、控制他人利用职权而这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谋取非法利益。

最后，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了非法利益，并且达到了数额巨大，才可构成本罪。否则，虽有经营行为，但没有获取非法的利益，或者虽然获取了非法利益，但没有达到数额巨大的最低标准，亦不能构成本罪。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所谓国有公司、企业是指国有资本占主体的公司、企业，所谓董事，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的，对内执行公司业务，对外代表公司的常设性执行机构的成员。所谓经理，是公司董事会聘任的主持日常管理工作的高级职员。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并且具有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即明知自己或为他人所经营的业务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经营的业务属于同类，出于非法谋取利益，仍决意进行经营。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二、认定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根据本条的规定，区分本罪与非罪，即与一般违法经营行为的界限，可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1、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如果行为人并未利用职务之便而经营同类营业的，就不能以犯罪论处，如行为人虽然经营了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并获利巨大，但这一行为与其所任职的职务无关，就不构成犯罪。

2、行为人经营的是否为同类营业。构成本罪必须是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如果行为人经营的不是同类营业，不构成犯罪。

3、行为人获取的非法利益是否达到数额巨大。如果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之便，并且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但获取非法利益未达到数额巨大，不能以犯罪论处。

（二）本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界限

本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在犯罪的主观方面均为直接故意，都有获取非法利益，财物的目的，但两罪在本质上有明显的区别，表现在：

1、犯罪主体有所不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在公司、企业中工作的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这里的公司、企业，包括不同种类或性质的公司、企业，这里的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包括在公司、企业中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而本罪的主体只限于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和经理，范围较前者要狭窄得多。

2、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两罪在客观方面虽都有利用职务之便的特征，但获取非法利益所采取的客观手段有所不同：本罪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主要是通过“竞业经营”来获取非法利益；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则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直接“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方式，为他人谋取利益而获取非法利益。

非法经营罪篇3

论文关键词 非法经营罪 口袋罪 法律规制

一、非法经营罪存在的问题

《刑法》第225条对非法经营罪采取了明示式列举和兜底式条款两种的方式进行了规定。前两项为列举行为，后一项为概括行为，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正是由于后一项的兜底条款使得该罪立法时形成的“口袋”特征，这就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任何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都可以依据该款定罪处罚。从法理角度而言，我们都知道法律规定应该具有明确性，尽量减少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但该款的口袋罪确给司法机关以大量的自由裁量权。规范内容的过于笼统性和不确定性，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能达到法律的可预测性的效果，同时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一）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我国刑法规定了罪行法定原则，即什么是犯罪，有那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的具体量刑法度如何等，均由法律加以规定。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意思是只要刑法分则的条文中没有规定为犯罪，国家司法机关就不应当给予处罚，这项原则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为了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但是《刑法》第255条第3款规定确有违背最刑法定原则之嫌，“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拥有的范围超过国民预测的可能性，它几乎能触及到所有的违法经营性的行为，使得市场经济的主体无法把握立法的意旨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不能通过刑法的规定来预测自己行为的合法与否。从这个角度来说，该款的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设立的目的，没有起到保护人们自由的效果，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导致司法人员自由裁量的滥用

根据《刑法》第225条第三项和《刑法》第96条的规定，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符合该条第一、二项除外）关键有两个要件。一是行为是否具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危害后果。但是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量化标准，故行为是否符合这一条件实际上是由司法机关自由裁量。二是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即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但是具体指的是那些国家规定呢？除了法律、法规之外，是否也包括一些规范性文件，乃至规章呢？由于法条中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参照的规范性文件要由司法机关及司法工作人员来自行决定了。这种规定的广泛性，使得只要司法人员依据的是“国家规定”进行的处罚行为，都被认为是合法的。司法机关对这种模糊的规定进行司法解释，对于何种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由司法机关自己决定，但是事实上违法、违规行为并不就等于犯罪行为，在我国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由立法机关决定的，这显然会造成司法权超越立法权的严重后果，司法机关本应是依法行使司法权，但非法经营的不明确性使得司法机关可以自己划定行为违法性的范围，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罪行法定原则，以及不符合《立法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同时从司法实践上看，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会造成司法擅断，滥用司法权的现象会增多，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

（三）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违背

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更加注重对长远性利益的计算，而非仅仅停留在对短期利益和简单的投机行为。那么市场经济的主体都会依据现行法律来衡量自己的经营行为，预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来指引其进行正常的交易行为。根据《刑法》第255条和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主要是看其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正如前面所述，由于“国家规定”的范围没有规定出来，使得有理由认为，所有违反经济领域中的法律、法规、行政措施、命令等行为都可能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但是这对于市场主体而言，他们不可能及时、有效、全面的了解到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因此何种行为构成非法经营行为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是不可预测的，这与法律的可预测性相背离。非法经营罪内容的不明确性使市场主体无法通过刑法规范来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从而也就无法以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其扩张性对市场主体来说，意味着在其头上时刻都高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终我们可以看出，非法经营罪的规定由于不能保证市场主体对行为的预测能力，也就使得不能保证市场主体的自由、自主的进行市场交易行为，但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就是自由经济，市场主体能够在合法范围内自由的进行交易活动，但该罪名的设立使得市场主体无所适从，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有效进行。

二、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制

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过程中，虽然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大原则已在刑法典中被确立下来，但是还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该原则的贯彻程度不理想。究其原因，如果想要要根除该规范可能带来的不良和消极影响必须要修改甚至废除《刑法》第225条第3项，而其根本就在于刑法理念的改变。在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如何实现旧刑法观念的转变以及新观念的确立都并非轻易之事。因此，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在中国刑法制度的现存框架之内寻找解决的途径。

（一）通过立法活动来进行规制

《刑法》第225条第三项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克服成文立法所带来的局限，这样一来刑法在面对新问题时可以很容易的得到解决途径和方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就是为了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引用罪刑法定原则来惩罚那些经济失范行为的执行机关应是立法机关，而不是由司法机关做出。立法机关通过制定相关联的单行法，也可以通过设立附属刑法规范的方式明确规定适用非法经营罪第三项的行为的特征。此外根据我国《立法法》第42条以及第4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通过立法解释的方式对《刑法》第225条所涉及的相关具体行为作出解释。

（二）设立有关溯及力的特别条款

虽然《刑法》第225条第三项涉及此罪具有概括性和笼统性，但是它在形式上仍具有合法性，除非出现和该规定相反的法律规范。因为我国对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效力评价较高，想的解释可以很快的解决相关的新问题，新的问题出现后，相关的解释就会适时出现，因此，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对涉及该罪的相关解释还会不断出现。那么为了消除解释和我国刑法中的罪行法定原则的冲突，我们可以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解释为非法经营罪的同时，同时设立特别条款，而该特别条款的重要意义在于明确相关的解释的适用效力。

（三）对非法经营罪进行分解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自由性，而我国想的行政管制影响了立法和司法，并通过此影响来制约我国的市场经济，这显然不是我们需要的。设立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影响相关人，从而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安全、自由的环境。而有司法强制力量制约和限制的经济不会健康，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也扼杀了经济的发展。从中得出，我国《刑法》第225条关于非法经营罪的系统设置上些许有些不当，我国罪行法定原则要求罪有其行为，也就是所谓的无行为无犯罪，但是该法规直接规定的事违法国家法律的行为。这样一来就显得与罪行法定原则不相适应。而正因此，通过兜底条款的设置，司法机关就给予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实践中的司法运用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说，应对非法经营罪的具体行为进行列举式的条文设置，讲相关的行为类型化。

大家都知道，非法经营罪是一个口袋罪。而口袋罪的特殊之处在于对其罪的分解。如非法经营香烟罪、非法经营食盐罪等。罪行法定原则要求是要罪有其行为，罪有其法规。而现行刑法中，司法机关对一罪已经进行了处罚，而对于口袋之最还要进行处罚就显得有些不尽人道。那么对于非法经营罪的口袋问题和尤其所分解的罪数问题都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非法经营罪篇4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金额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客体特征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的管理制度，即社会经济秩序。

（二）客观特征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三）主体特征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仅限于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而董事是指公司、企业董事会的组成人员，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和董事。经理是指由董事所聘任的公司、企业经理及根据经理的提名所聘任的副经理。非国有企业的董事、经理不构成本罪的主体。

（四）主观特征

本罪的主观是出于故意，即明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是公司、企业管理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而故意进行非法营业的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

该项罪名增设以后，沉重打击了为谋私利而置国有资产于不顾的一批“蛀虫”，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好地创造了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公平竞争的氛围。但实际适用中，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 对该罪的为“他人经营”中的“他人”是否能构成该罪的共犯。

今年笔者办理了一起国有企业经理冯某伙同私营业主李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案件，侦查机关将冯某和为冯某实施犯罪提供帐户、开具发票、收取货款、并分赃得利的私营业主李某列为共犯移送起诉。在审查过程中，产生了二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立法精神，该罪主要是针对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成或为他人经营同类营业的国有公司董事、经理本身，打击面不应扩张至得益于国有公司董事、经理的同类营业经营者，即该法中所指的“他人”不能以该罪的共犯论处。另一种意见认为，该私营业主在明知国有企业经理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而为其提供诸多帮助，从而共同获利，已构成该案的共犯。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1、根据《刑法》总则理论，共犯是指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而在该案中两人经预谋，李某为冯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且自身在和该经理的共同经营过程中非法获利，而该经理如果没有私营业主的帮助根本不可能完成犯罪，因此，二人在该犯罪过程中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从客观上已经成为了该国有企业的竞争者、完全符合必要的共同犯罪的概念，即必须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才能构成的犯罪。

2、根据《刑法》总则指导分则的原理，该罪可以设立共犯。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如果经营者自身通过成立公司等行为由自己完成该罪，可以单独犯罪论处。但现实情况是行为人为掩人耳目，逃避侦查，往往不冒险自己设立公司，而大多采取和他人勾结完成犯罪，因此为更好地打击此类犯罪，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良好健康的秩序，他人和国有公司董事、经理事先预谋，内外勾结，共同实施、经营同类营业行为非法获利，严重损害国有企业的利益，该他人应列为该罪的共犯，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来确定主、从犯的地位，从而更准确地理解立法的本意。

二、 该罪和贪污罪、受贿罪的区别

（一）该罪和贪污罪的区别。

由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是国有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所实施的职务犯罪，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极易和贪污、受贿等其他职务犯罪相混淆，尤其是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损公肥私，获取非法利益等情况，更加难以区别。就如笔者办理的该起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该国有企业经理和私营业主通过了一定的经营行为，获得了非法利益，粗看该国有企业经理冯某将应归企业所有的利润通过和私营业主李某勾结，将利润留在了李某公司的帐上，从而获得了非法利益，将本应属于企业的公款变成了其私有财产，应该认定为一种贪污行为，但由于该国有企业经理和私营私主确实通过了一定的经营行为获取了非法利益，而非假借经营行为或根据不存在经营行为，是通过“走帐”方式截留利润，因此该案只能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而不能认定为贪污罪。这也是在实际司法操作中为分清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贪污罪的根本区别。又如笔者办理的某国有工贸有限公司经理苏某贪污案，苏某利用职务便利，采取将其所在公司的业务从朋友的公司中走帐、截留国有公司经营利润，其朋友的公司并不参与实际经营，所有经营活动均由苏某一手操纵，因此苏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从上述两个案例分析，笔者认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贪污罪区别的根本标志是：非法利益的取得途径。非法利益是通过实际经营行为取得，原则上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相反，非法利益是假借经营行为或不存在实际经营行为而取得，则应认定为贪污罪。

（二）该罪与受贿罪的区别。

尽管从理论上尤其是犯罪构成要件上，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受贿罪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在具体案件中，尤其是为他人经营同类营业获取财产性利益的情形下，两者的界限也较难分清。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从以下二个方面来把握：首先如果行为人是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行为人并未直接从同类公司、企业中按企业分利等方式直接获取非法利益，而是采取向他人索要或者非法收取他人财物的，则应以受贿罪论处。反之，虽然行为为从他人处获得了非法利益，还应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其次，从获取财产性利益的时间节点上加以区分。如果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相同的营业，在经营利润实现之前就从他人处获取财产性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罪。在利润实现以后，就很难分清他人是与行为人分利还是为感谢行为人而送给其财物的行为，此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准确认定。

综上所述，尽管本罪设立以后与传统的职务性犯罪在某些案例上界定较难划分，但深入剖析该罪的犯罪构成及本质特征还是有一些根本标志能够加以把握，从而更好地适用该条法规准确惩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

三、从维护非公企业的财产利益角度出发，该罪的主体适用亟待进一步扩大。

非法经营罪篇5

内容提要: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以公司董事、经理竞业禁止义务为基础，该罪认定的核心问题，如自营或为他人经营、同类营业、非法利益等理论界定需要从公司法制的角度来廓清。但由于公司法上竞业禁止理论的缺陷而导致上述问题边界不清，所以很有探究的必要。涉及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无非法获利而给权利人造成巨大损失的刑事责任问题也有待明确。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指控存在例外，诸如竞业禁止义务免除，经法定程序确立的董事经理兼任、因履行公司企业契约等行为不能认为是犯罪。 

    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以董事(经理)竞业禁止(注：在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中，董事、经理是并列的。细究起来，董事与经理在身份职权等多方面均有区别，但在竞业禁止义务面前，二者基本一致。所以，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中董事、经理竞业禁止、董事竞业禁止等同使用。)的公司法律制度为基础。但由于公司法本身对董事竞业禁止的规定尚不成熟，竞业禁止理论存在主体范围不一致、竞业界限模糊、法律责任不清晰等问题，由此加大了对董事、经理是否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认定的难度。因此，探究董事竞业禁止、自营与为他人经营、同类营业以及非法经营同类罪例外等理论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基础——董事竞业禁止理论

    竞业禁止，从语义上看，指不得从事竞争性的营业。wWw.133229.CoM具体说，是指义务人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或原任职公司、企业相同或类似的营业。董事竞业禁止指在公司中担任特定职务、负有特定职责的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任职公司营业范围相同或类似的营业活动，或者兼任其他公司的董事、经理、无限责任股东或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董事竞业禁止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经济学和法学理论基础[1]。首先，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学家在考察企业内部结构运作效率时，通常要考虑企业管理者的“成本”。成本来源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样一个事实。公司董事以管理人员的角色和非企业完全所有者的身份出现，就会存在“成本”。一旦他们从事竞业活动，因同类营业企业在市场占有、利益分割上存在着竞争是必然的，要他们对企业同时尽忠实义务显然不太可能。这时，他们追求额外利益，直接或间接损害公司利益的机会就会陡然增加，使成本上升，企业效益降低，不利于企业内部高效率低成本运作。同时，由于经营活动主导着企业收益的不确定性，且经营决策专家的行为最难以监督，如果不对竞业活动做禁止规定，而在管理人员对企业造成实际损害时再进行规制的做法，欠缺操作上的现实可能性[2]。因此，为提高企业内部运作效率，降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避免决策管理人员对企业的潜在损害，作出竞业禁止的规定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从法学角度看，董事竞业禁止作为董事忠实义务的派生义务，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关于董事与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两大法系存在各自不同的学说[3]。在英美公司法中，董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看做是公司的人和受信托人，董事与公司之间具有和信托的关系。在大陆法系的公司法中，有认为董事与公司是关系的，有认为董事与公司之间是委任关系的，如《日本商法典》第254条第(3)项明确规定：“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从有关委任的规定。”我国一些学者比较赞同委任说，认为董事被公司委托从事的行为既有管理和经营受托财产的行为，也有此行为以外的事实行为，董事在执行业务中的意思决定权也有别于一般的人。信托说和说包容不了这些行为和权利，而委任说则能弥补上述不足，能较好地说明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4]。基于委任关系，董事取得对公司的经营决策的业务执行权，同时董事作为受任人与委任人一样都要对委任这种信赖关系的建立和存续负有义务，董事应对公司经营尽其客观的注意义务即善良管理之注意义务，应对公司诚心诚意，忠实于委任者。董事不得为自身利益与公司的业务相竞争，不得篡夺公司的营业机会，应该是董事忠实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实际上是民法中的相关原理和规定在公司法中的具体化，是根据董事在公司中的特殊地位而对董事义务所作的特别规定。由于董事十分了解公司的运营情况，很容易夺走公司的营业机会，尤其是在董事利用其特殊地位获得情报或营业上的秘密进行竞业活动时，就更有可能损害公司的利益。“公司机会原理要求董事把原本属公司的东西按尽可能好的价格付给公司。作为受托人，不得从与公司有关的交易中牟取秘密的利润，不得与公司进行不公平的竞争，不得私自攫取本属公司的有利可图的业务机会。”[5]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法律保证董事对公司忠实的首要措施，必然是禁止董事同时为了自己的利益或为了公司以外的他人利益从事盈利性的活动[6]。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经济学的成本理论和法学的委任关系理论只为董事在任期间的竞业禁止义务提供根据，而董事离任后的竞业禁止义务则应以民法的诚实信用理论、合同法的后契约义务理论、信托法的信义关系基础放大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7]。

    竞业禁止，有两种形式：一是法定竞业禁止，是当事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竞业禁止义务；另一为约定竞业禁止，为当事人基于合同(如民事合同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而产生的竞业禁止义务。法定竞业禁止有下列特点：(1)义务人是特定的，是依法律规定负有竞业禁止义务的相对人，一般为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员；(2)所禁止的“业”是特定的，是与义务人任职相同或类似的业务，并非所有业务；(3)竞业禁止的时间是固定的，为义务人任职期间；(4)义务的法定性，即没有法律的规定，也就没有当事人的竞业禁止义务[8]。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调整的是法定竞业禁止的关系。法定竞业禁止最早规定于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后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甚至在《刑法》中也有规定。具体见《中外合资企业法》第四十条第三款；《公司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三条、第七十条、第二百一十五条；《合伙企业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竞业禁止义务，是公司董事所承担客观性义务的一项主要内容，即公司董事、经理未经股东会、董事会同意，不得为自己或第三人从事与公司同类的营业。世界各国通行的立法规定，董事若违背这项义务，公司将享有归入权，即有权要求将该董事因非法竞业而获得的收入收归公司所有。

    我国《公司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公司法》还对公司董事、经理的竞业禁止义务作了具体、明确和绝对性的规定。该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公司的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违背这种竞业禁止义务，将承担如下法律责任：一是民事责任，即违反竞业禁止义务所从事营业的收益归公司所有；二是职务责任，即公司可以给予处分，甚至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更换董事或解聘经理。《公司法》第七十条还专门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经理，未经国家授权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同意，不得兼任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不论是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还是非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他们应当承担的禁止竞业义务在公司法上要求是一样的。不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承担着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重任，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直接责任者。为了保障国家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对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和经理在竞业禁止义务方面的要求应当比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更为严格。因此我国专门将国有公司董事、经理危害严重的非法竞业行为规定为犯罪。细究起来，国有公司董事竞业禁止义务实质上等同于公务员等肩负特定公职人员的竞业禁止义务，对他们严重违反此义务的行为给予刑罚处罚，除了有对“身在曹营心在汉”、“脚踏两只船”等行为进行谴责的深厚的道德基础、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原则的约束、机会成本的凸现等经济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对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限无比敏感。人们让渡一部分本属于自己的权利组成国家公权力，以便更好地享有剩下的那部分权利，公权力应为私权利提供平等的福利和保障，不允许公权力侵犯私权利，更不允许受托行使公权力的人假公济私，这被视为是对平等原则的践踏和对所有让渡权利者的侵犯。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和经营国有资产的董事、经理，他们受托行使国家公权，理应为大众的福祉保持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中立性，忠诚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并使社会受益于其公正的业务判断。一旦公权力的受托人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使社会大众利益屈从于一己私利，那么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己任的国家刑法就不再等闲视之。

    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界定的几个重点

    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理解，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应该具备的条件是：(1)犯罪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2)主观上是故意，并具有非法获取利益的目的；(3)客观上表现为利用职务之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行为；(4)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制度和国家利益。本罪司法适用的关键在于以下几个问题的把握：

    (一)关于自己经营与为他人经营的界定

    自己经营，包括为自己独资或参股的企业经营。其中包括行为人本人或化名独立开办企业，以其家庭成员或“关系人”名义开办企业，与他人合资、合作、合伙开办公司或企业，并从事与其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为他人经营是指为自己不是出资者但却从中获取经营报酬的企业经营。具体表现在行为人接受第三人(包括法人、非法人单位或自然人)的聘任或委托，为第三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

    理解“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应注意以下几点：(1)“经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营是在一定目标支配下，运用价值规律进行的有组织的生产、购销、服务等活动。通俗地说，是指以公司、企业、合伙、个体工商户等组织形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同于个人购买或者销售物品的活动。即，这种“经营”必须是经过工商注册登记的经济实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虽然未经过合法注册登记但所从事的活动、经营活动具有长期性、规模性、交易经常性的特点，而不是一次性的买或卖。举例说明，假设王某在生产、销售电冰箱的国有公司任董事，公司董事会会议决定一个月后提高本公司生产的电冰箱的销售价格，王某就在提价前先行购买了两台电冰箱。这种行为是一次性的买卖，谈不上“经营”。反之，假如王某瞒着公司注册了一家商场，知道公司决定提高电冰箱售价后，即指使商场管理人员大量购进，在公司提价后销售，这种行为就是经营。即使王某开设的商场并没有经过合法注册登记，其行为仍属于经营性质，只不过是非法经营而已。(2)“自己经营”，特征是经营所得归本人所有或者主要归本人所有，包括以私人名义另行注册登记公司、企业从事经营活动，或者以家属、亲友名义注册公司、企业而实际经营收益归本人所有，或者与他人合伙经营，或者在其他公司、企业中入股。行为人从事这种经营活动的目的是获得经营收益或者参与利润分配。至于行为人是否参与所入股公司、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是否在公司、企业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均不影响本罪的认定。例如，假设王某是一家国有公司的董事，瞒着本公司在其他公司入股担任董事，仅定期参加后者的董事会。王某的这种行为也属于“自己经营”。实践中，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通常不会自己出马，而是将其亲属推到前台，其在幕后操作，利用他们现有的职务之便为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谋取巨额利益。上海市首起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被告人董伟国担任上海开伦造纸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兼上海造纸公司总经理，2000年4月，以其岳母名义注册成立了一个有限公司，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纸品销售业务，获取利润人民币23万余元[9]。类似这样的行为在实践中不乏其例，这就是“自己经营”的典型形式。(3)“为他人经营”，是指行为人被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实体雇佣、委托进行经营管理活动，但只领取劳务报酬或者“提成”、“奖励”等，不拥有所有者权益，不直接参与公司、企业的利润分配。严格地说，如果在其他公司中参股并从事经营活动，既是自己经营也是为他人经营，具有双重性质。但是必须明确，《公司法》对公司董事、经理规定竞业禁止义务，主要是禁止自己经营和在具有同类营业的其他公司、企业兼职担任董事、经理和其他经营负责人，而不是在其他公司、企业担任普通管理人员，从事一般的管理活动(实际上也很少发生这种情况)。

    (二)关于同类营业的界定

    何谓同类的营业，目前认识上有一定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是指生产或者销售同一品种或类似品种的营业[10]；有的则认为是与所任职公司、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相同的营业[11]。

    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并没有给出同类营业的准确标准，特别是“类似品种”的含义模糊，在实践中容易产生混淆。第二种观点也同样没有准确诠释“同类的营业”的内涵。首先，不能要求行为人所任职国有公司、企业与其违背竞业禁止义务经营的公司、企业在经营范围上完全一致。经营同类的营业，实际上包括经营范围相同或不同的各种情况：两个公司或企业的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可能完全一致，也可能有所交叉，甚至可能完全不同。公司、企业的经营范围是公司、企业登记管理机关依法核准登记的公司、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范围。但实际上，公司、企业登记的经营范围是比较概括的，而且公司、企业可能超出经营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是否属于经营“同类的营业”，不能静态地比较两个公司、企业的经营范围，而应结合行为人的行为和两个公司、企业的经营活动动态地分析。“同类的营业”不等于“同样的经营范围”，即使两个公司或企业的经营范围完全不同，但是行为人兼职的公司超范围经营了属于国有公司经营范围内正在进行的营业活动，就可以认定前者经营了与后者同类的营业。“如果行为人所兼营的营业项目只是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超出营业范围以外的实际营业项目属于同一类别，而与其核定的经营范围内的营业项目不属于同一类别时，不能认定为本罪所说的同类营业。因为法律要求企业应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活动，对超出经营范围的，法律不予保护。然而，就行为人所兼营的营业项目而言，无论是核定经营范围内的还是超出该范围的，只要其中任何一部分与行为人所任职公司、企业所核定的经营范围属同一类别的，就应认定为同类营业。”[12]简单地说，只要行为人违背禁止竞业义务所经营的营业属于所任职国有公司营业的范围，就具备了构成“同类的营业”的前提。其次，对“同类的营业”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行为人违法经营的营业必须是国有公司正在经营的营业。所谓正在经营，包括已经开始计划、准备这项经营活动，包括在经营过程中临时中断期间。有的国有公司、企业经营范围非常广泛，但是在特定时期可能只从事其中一部分营业项目，甚至登记的一部分营业从来也没有经营过，不能因为其注册登记的营业范围中有列举而禁止行为人从事国有公司、企业实际并不从事的经营活动。一个更为明确的判断标准，是看行为人自己或者他人经营某一营业是否属于国有公司、企业的合法经营范围，是否形成与国有公司、企业直接的、实际的市场竞争，并且行为人在国有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必须对其所兼营的业务有所裨益，“如果对于所兼营的产业来说无任何的职务便利可言，则行为人的行为也不能构成犯罪”[13]。

    根据《公司法》，构成非法竞业行为所要求的竞业时间，可以发生于公司营业阶段，也可以发生于公司准备营业或试营业阶段，还可以发生于公司暂时中止营业阶段。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公司、企业的某些项目尽管暂未实际经营，但并不表示将来不经营，如果听任其董事、经理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而不追究，则势必会放纵这类行为，从而影响所在单位业务的扩大，损害单位和国家的利益。因此，从行为人所在单位方面看，凡属其注册登记范围内的营业项目，无论是否已实际经营，都应作为比较对象[14]。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可取，理由也不充分。我们认为：所谓“同类营业”应该是指公司、企业的经营范围一致、经营活动一致，两者形成相互竞争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为谋取私利，而实施竞业行为往往会违背委托人的信任，在同类企业的市场竞争中，给本公司、企业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因此，这是我国刑法所要运用刑罚加以惩处的。

    (三)关于非法利益的界定

    所谓“非法利益”是指一切违反法律、法规和没有法律根据的利益，如违法所得、不当得利等。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的“获取非法利益”，是指行为人在违背公司法规定的竞业禁止义务的前提下的违法所得。即使行为人在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业务过程中遵守了有关工商、税务等方面的法规，但因为其经营行为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的竞业禁止义务，因而其所获取的仍是“非法利益”。“之所以非法，是因为其主体的兼职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因而其所得报酬等利益才是不合法的”[15]。行为人以各种名义独立开办企业的，企业所得即为行为人获取的非法利益；行为人为第三人经营的，从第三人处取得的非法利益，应该是指行为人的劳动等所得，即其为他人经营而获得的报酬，如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津贴、酬金等，也包括以虚报员工工资和运输、差旅、文具、办公、招待等费用的方法占有的财物利益。这些可以被认为是行为人为他人经营时所“获取的非法利益”。鉴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要求行为人所获取的非法利益达到数额巨大，因此，对行为人获取非法利益要求准确把握。首先，不宜将家庭企业及第三人的公司、企业的所得全部视为行为人个人获取的非法利益。其次，也不宜将行为人本人从合资、合作、合伙企业中分取的利润和其他利益都作为行为人获取的非法利益，应当考虑这些利益中包含着资本利润的合理也合法的成分。在考虑非法利益时，对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共同犯罪中，由于共同犯罪具有整体性，其中一个成员是否获取非法利益并不影响对全体共同犯罪人的定性，即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共同犯罪中，共犯中个别成员并未获取非法利益，不影响其罪名的成立。

    (四)关于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共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问题

    因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仅限于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其他企业形式的董事、经理即使违反了竞业禁止义务，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正因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属于身份犯，所以倘若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勾结，无身份者指使、利用有身份者的职务便利实施需要特定身份才构成犯罪的行为，无身份者是否与有身份者单独实施犯罪同等定性就值得研究。实践中，一种观点认为无身份者不能加入到只有特殊身份才能实施的犯罪中，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实施共同行为，应以各自的身份性质分别认定[16]。依此观点，则无身份者不能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因特定身份关系成立之罪，其共同实施或教唆帮助者，虽无特定身份关系，仍以共犯论[17]。依此观点，无身份者可以成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共犯。对于无身份者到底是否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定性，是值得探讨和有待司法实践解决的。但根据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与个人单独犯罪的主要不同，一是犯罪的主观故意是共同形成的，二是犯罪的行为和过程由犯罪主体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因而，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通常可称为修正的犯罪构成，其构成要件首先由刑法总则来规定，其中单个的犯罪主体并不需要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相应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正是因此，只要行为人共同策划、商议实施某种犯罪，无身份者就可以与有身份者成立共犯，即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构成无身份者个人不能单独成立的犯罪[18]，基于此，无身份者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在实践中，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通常不会明目张胆地自行出面去非法经营同类营业，往往是以无身份者为幌子，幕后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之实。湖南省雪峰水泥集团原总经理王德元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其子王军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水泥业务，获取数额特别巨大的非法利益，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两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19]。

    (五)关于无非法获利而给权利人造成巨大损失的刑事责任问题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要求行为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才构成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1年4月30日颁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十项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可见，获取非法利益数额10万元为数额巨大，一般考虑5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另外，有的违反竞业禁止的行为虽然给权利人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但行为人并无所获，是否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从刑法的规定来看，似乎是不能追究的，因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是仅以行为人是否获利判定其是否有罪，而再无其他标准，显然过于狭隘。而且，行为人获取非法利益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与其造成的权利人损失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认为，即使行为人毫无获利，只要其造成权利人损失“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的，也应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论处。

    三、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例外

    (一)因竞业禁止义务的免除而不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竞业禁止义务可经法定程序而免除，免除该项义务的董事、经理则不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经公司有权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或监事会许可，董事、经理可以从事同类营业活动是各国公司法制通例。如《日本商法典》第264条规定，董事为自己或第三人进行属于公司营业种类的交易，应向董事会说明其交易的重要事实，并取得其认可；从事前项交易的董事，应立即将其交易的重要事项向董事会报告。《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经董事会同意后，董事也可以从事同种营业的竞业活动，否则不允许为本人或他人利益从事商业活动，也不得担任其他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或者经理人员，或者无限责任股东。《意大利民法典》第2390条亦规定，董事不得在其他与公司竞争的公司中担任无限责任的股东，也不得为自己或者他人的利益从事与公司竞争的业务，但经公司股东大会准许的除外。《公司法》颁布实施前，我国一些地方性公司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第九十四条规定：“未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的公司的同类业务”。反言之，只要股东大会同意，则不在禁止之列。我们认为，应当借鉴外国相关的立法经验，不应对竞业禁止义务绝对化。竞业禁止义务的设定无非是保护公司、企业的合法权益，如果企业自行考察后认为对自己利益无碍的，应该允许经适当的程序，免除董事、经理的竞业禁止义务。经理经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同意的，即可免除；董事经股东会过半数决议同意的，即可免除。但董事、经理应当如实向公司说明其行为的内容，并提供相关的资料，供董事会或股东会作出决议时参考。

    (二)法定程序确立在他人企业的董事、经理任职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绝对地禁止董事、经理的兼职是不现实的，只不过兼职需要经过一定程序，取得某种许可。我国《公司法》对一般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没有明确董事(经理)的兼职制度，但对国有独资公司则明确，未经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同意，董事、经理不得在其他公司、企业兼职。关于董事、经理兼职问题，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8年的《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的董事、经理不得在与所任职公司没有投资关系的其他公司兼任董事、经理职务。该规定将不得兼职限于“没有投资关系的其他公司”，换言之，对于有投资关系的其他公司是可以兼职的。这方面，德国公司法规定，经监事会许可，董事会成员可以担任其他商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或者业务领导人或者无限责任股东。我们认为，不得兼职允许例外，有其合理性。投资性公司、控股公司委派本公司的董事或经理兼任其子公司或有投资关系的企业的董事或经理职务，是其加强对子公司或关系企业的控制，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如一概禁止，有违经济现实的需要。对于经法定的程序而确立的公司、企业董事、经理兼任其他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的情形，尽管董事、经理这种兼任行为实质上就是从事、经营同类营业，但不能简单认为其非法而加以惩处，对于该种情况不宜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论处。特别是当国有公司企业董事、经理兼任有投资关系的国有公司、企业董事、经理而从事同类营业的，不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三)因履行公司、企业合同行为而经营同类营业也不宜视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而加以惩处

    行为人因履行公司、企业的契约行为而实施经营同类营业行为的，不宜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对待。例如：a国有公司经营汽车租赁、销售业务，a公司和其他自然人股东投资设立b公司(a公司占30%股权)，其经营范围为汽车销售。a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某出任b公司董事。嗣后，a公司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同b公司进行联营合作，a公司董事长和b公司董事长分别代表两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实际按约履行中，a公司总经理刘某负责汽车销售项目的考察、担保等审定工作，因汽车销售项目经营产生的利润由a、b两公司按4∶6分成。b公司总经理负责车辆购买、客户资金落实等工作。a公司总经理刘某参与b公司董事会会议，商定b公司经营计划等，双方合作较好，致使b公司短期内获取巨大利润。对于a公司总经理刘某的行为，一种观点认为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另一种观点认为不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后者理由是：刘某虽然也参与了b公司的部分经营活动，但刘某是在代表a公司执行与b公司之间的《联营协议》，并不是其个人为谋取私利而接受b公司委托或聘任为其经营，刘某并没有违反竞业禁止的义务。我们赞同此种观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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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经营罪篇6

论文摘要 非法经营罪一直是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广泛争论的问题。而现今许多观点认为，非法经营罪在实践中的运用，逐渐脱离了立法原意，成为口袋罪。本文试以从内涵到外延的逻辑顺序，对非法经营罪做收缩性反思。本文认为非法经营罪的违法性实质在于破坏市场秩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法条的解释和案例的分析得出应对其应进行限制性解释的结论。

论文关键词 非法经营罪 口袋罪 刑法的谦抑性 司法解释

非法经营罪在实践中呈现的口袋罪倾向一直是一个广泛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非法经营罪的违法性实质在于破坏市场秩序，通过对“经营”、“违反国家规定”、“许可”、“第225条第四项”等进行解读，并选取近年来争议较大的案例对非法经营罪的外延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对非法经营罪应进行限制性解释，不能使其成为口袋罪。

一、非法经营罪内涵的收缩性理解

（一）非法经营罪的违法性实质——破坏市场秩序

非法经营罪规定于我国刑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可见非法经营行为，是对市场经济的破坏。而其又规定在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中，因此非法经营罪的违法性实质在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非法经营行为的发生，一般都伴随着对国家有关特许经营法律法规的违反，但是仅违反法律法规，不足以成立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行为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并非对国家管理活动的侵害。而成立非法经意罪，要存在基本意义上的经营活动，否则便谈不上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二）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

1.经营的内涵

经营具有筹划、管理的意义，其特征首先在于经营是具有营利性，其次经营的对象是商品或者服务，再次经营行为应在一定时间内持续进行。对经营行为持续性的理解，主要是要和一般的买卖行为区别开。

2.对“违反国家规定”的理解

《刑法》第225条规定了非法经营罪成立的前提是违反国家规定，而刑法第96条则对此进行了详细规定。可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属于国家规定。而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均不属于国家规定。有争议的是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效力及于全国，属于国家范围内的规定。从立法法的规定及一般法理来看，部门规章在效力层级上不及于地方性法规，因此在地方性法规等均不属于国家规定的情形下，将部门规章列为国家规定实属不适。为了避免地方保护主义，更好的实现国家的经济政策等，立法部门并没有将地方性法规等纳入刑法中“国家规定”的范畴。同样，将部门规章理解为刑法上的“国家规定”，也会增加务院所属各部门单纯推行部门利益的危险。另外，国务院所属部门繁多，出台的部门规章更是不胜枚举。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部门规章也频繁改动。行为人在实施某项经营活动时，对部门规章的理解可能存在误区，即可能导致发生了违法性认识错误。此外，部门规章的效力位阶相对较低，对市场秩序造成重大损害的经营行为，国务院会在行政法规中予以规制。所以将部门规章排除出刑法上“国家规定”的范畴，不会降低对非法经营行为的打击力度。因此，对于“国家规定”的理解，要采取限制解释的立场，近年来出台的一些法律文件也印证了笔者的这一观点。

3.许可的种类

《刑法》第225条使用了“未经许可”、“未经批准”等说法，对于非法经营罪所违反的行政许可的种类司法界和理论界素有不同观点。我国《行政许可法》虽未对行政许可的种类进行区分，但时任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杨景宇所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草案）的说明》中根据性质、功能、适用事项的不同，将行政许可分为普通许可、特许、认可、核准、登记五类。行政许可的种类不同，对非法经营罪的成立也具有一定影响。工商企业注册等属于“登记”，仅仅违反“登记”，经营活动本身并不违法的，不成立非法经营罪；未经核准，例如没有经消防验收的办公楼，从事经营活动的，亦不成立非法经营罪；未取得从业资格而从事律师、医师活动的，并没有对市场秩序造成重大损害，不成立非法经营罪，成立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处理。未获得普通许可、特许而从事特定经营活动，则存在成立非法经营罪的可能。

笔者注意到有观点认为，“贩卖盗版光盘、毒品、淫秽物品等为法律、法规所严令禁止经营的行为，绝无成立非法经营罪的可能”。在经营的商品或服务本身违法的场合，笔者倾向于扩张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根据举重以明轻的一般法理，在经营的商品或服务本身并不违法亦能成立非法经营罪的前提下，认为非法经营的对象不能是违法的商品或服务的观点，有不妥之处。例如，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行为人，非法出售真烟草或假烟草，在对市场秩序的破坏方面，无根本区别，只不过非法出售假烟草的行为，还涉嫌销售伪劣商品等其他犯罪。故在刑法条文没有将违法的商品或服务排除出非法经营罪成立范围之外的前提下，我们不宜对经营对象做其他限制性理解。

4.对第225条第四项的理解

理论和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对非法经营罪第四项的理解，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罪行法定原则要求刑法条文在表述上要符合明确性原则。兜底条款的适用，虽不能达到列举条款的详尽程度，但具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保持刑法稳定的特点，故仍大量适用于刑法条文。在对兜底条款进行解释时，为了避免违反明确性原则和立法原意，要遵循同类解释的规则。故非法经营罪第四项所规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之的行为，应和前三项具有同等的危害程度。司法解释列举了众多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例如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擅自发行销售等。而烟草专卖品、等在我国属于专营专卖的商品，属于非法经营罪规范的内容。故实践中我们在解释“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时，仍要严格遵守同类解释的规则。

（三）非法经营罪的主观要件

非法经营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主观上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经营行为会造成危害市场秩序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需要分析的是非法经营罪的成立是否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营利的目的。多数学者认为：“具有‘营利目的’是非法经营行为的内在特征”。如前所述，经营行为本身是具有营利性质的，但笔者认为，成立非法经营罪，无需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营利的目的。首先，经营行为本身的营利性，系基于社会一般见解推理得出的结论。但是经营行为是否确实营利，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营利的目的，则在所不问；其次，刑法第225条本身没有将非法经营罪规定为目的犯；再次，我们不能排除不具有营利目的的行为人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可能性，如果经营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就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二、非法经营罪外延的收缩性界定

（一）非法经营罪的积极外延

《刑法》第225条和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了非法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包括外汇买卖、非法出版物、擅自经营涉外电信业务等。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非法经营高利贷的行为，刑法规定有高利转贷罪，但行为人经营高利贷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诸多争议，刑法条文也未明文规定。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而且近年来各地方法院已有将高利贷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判例。如果是朋友亲属之间的借贷行为，应属民间借贷，无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但如果长期从事高利贷行为，并具有经营性质的，对金融秩序就具有破坏作用。吸收公共存款，给企业、个人贷款，属于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根据《刑法》第225条第3项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复函的解释，经营高利贷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监管制度，违反了国家金融市场秩序，在社会危害性上和前述规定具有一致性，因而非法经营高利贷的行为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二）非法经营罪的消极外延

本文所称非法经营罪的消极外延，是指不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情形，笔者试列举如下：

1.个人违法建房出售行为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业持续高温，个人违法建房出售行为时有发生。个人在农村宅基地、责任田、科研用地等上违法建房出售的，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实践中有不同做法。房屋并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或者限制买卖的物品，如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应适用第四项的规定。销售房产，需要具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多项许可。未取得普通许可而违法建房的，是否能适用第四项的规定，关键在于考察销售房产的行为是否达到了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或其他限制买卖物品的危害程度。针对农村宅基地、责任田，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个人违法建房出售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这一司法解释体现出高院 “对于非法经营罪这个极易扩张的罪来说，不允许法官解释，而是由司法解释来界定” 的限制性解释态度。综上，对于违法建设小产权房出售的行为应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界定行为性质，一般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2.违法雇佣保安

正规的保安公司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并注册登记，旗下保安员还要经过系统训练并接受多种检查考核，从而导致有些单位违法雇佣保安，即所谓的“黑保安”。“黑保安”无需登记，用人单位不用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出现意外事故，还可以随时解聘。但是黑保安没有经过系统训练，也缺乏日常监管，所以在出现险情时无法达到正规保安所能起到的作用，社会危害性较大。因此对于违法雇佣保安的行为是否能够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实践中的争议很大。黑保安不属于《刑法》第225条前三项规定的行为，仅该条第四项存在适用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违法雇佣保安的危害性主要在于公民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方面，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相对较轻。所以笔者认为，违法雇佣保安的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处理，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3.非法买卖人体器官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的一份判决中以非法经营罪认定了器官买卖行为，该案案情为：2009年4月至5月间，被告人伙同他人在北京、河南等地招募出卖人体器官的供体，并于2009年5月13日在北京市某医院居间介绍供体与患者进行肝脏移植手术，并收取人民币15万元。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本案中的行为系提供居间服务，为器官买卖行为提供帮助，笔者认为被告人多次实施器官买卖的居间服务的行为确实应认定为经营行为。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社会危害性较大，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同时器官买卖行为本身，也违反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从犯罪对象来看，并不存在人体器官买卖的市场秩序。并且非法买卖器官的行为，对一般市场秩序的侵害也较为轻微。因此笔者认为，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构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等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处理，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4.倒卖门票等有价票证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的一份判决中将倒卖奥运门票的行为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该案案情为：被告人采用搜集他人身份信息等方式申购北京奥运会门票，在取得各类比赛门票购买资格后，并向银行支付了门票的票款之后将门票向多家单位和个人高价出售，通过差价高额盈利。

《刑法》第227条规定了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和倒卖车票、船票罪。从刑法的逻辑角度，倒卖有价票证（车票、船票除外）的行为，不是刑法规制范围，一般情形下不成立犯罪。倒卖门票等其他有价票证（车票、船票除外）数量巨大的，不存在适用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和倒卖车票、船票罪的可能性。若以犯罪处理，非法经营罪是一个待选罪名，但是从倒卖车票、船票罪和非法经营罪的法定刑对比来看，前者法定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非法经营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从立法原意看，对于倒卖车票、船票的行为，即使情节严重，也只能处以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的巨大差异，排除了法条竞合成立的可能性，二罪名规制的对象也存在本质不同。所以倒卖车票、船票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同理，立法对倒卖车票、船票的行为加大了打击力度，对其独立为犯罪，对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也予以规制，说明立法者认为倒卖其他真实有价证券的行为仍不应为刑法规制。门票等有价票证和专营、专卖的商品也存在质的区别，所以对倒卖门票等有价票证的，不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5.超越工商登记范围经营

违反国家规定，超越经营范围，是否能够据此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理论界应无太大争议。但实践中存在将超越工商登记范围经营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案例 。在民商法领域现在一般认为，超越经营范围签订的合同，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在超越工商登记范围签订的合同依然有效时，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不妥当。超经营范围经营，违反的是工商行政部门的管理秩序，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即使存在，也相对轻微。该种行为，行政法、民商法都可进行规制。行为社会危害性也未达到应受刑罚处罚性。

非法经营罪篇7

案例：2013年6月起张某在自家车库无证经营商店卖日用品及香烟，同年7月被举报，案发后被扣押的香烟经鉴定全部为真品且价值9万元，但因其开始营业不久只卖出几盒香烟（因无账单无法确定具体盒数），张某构成非法经营罪毋庸置疑，但是其“违法所得”无法认定，该如何适用罚金？

由于在工作中遇到过此案，所以笔者有此开始对非法经营罪进行研究。

一、非法经营罪的渊源及现状

1.非法经营罪的渊源

我国是农业大国，古代轻商思想严重，唐律中就有类似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买奴婢、马牛、骡驴，已过价，而不立市卷，过三日，笞30；卖者，减一等。”后至《中华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明知前项商品（虚假商品）而贩卖，或意图贩卖陈列，或自外国输入者，亦同（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0元以下罚金）。” 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诞生，虽然已开始改革开放，但经济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为了规范各种经济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于是将投机倒把罪入刑。那时的非法经营的犯罪行为一般都是按投机倒把罪处理的。1997年，投机倒把罪已不能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经修改，非法经营罪作为第二百五十五条入97刑法。

2.非法经营罪的现状

非法经营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五条之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自其1997年入刑至今，已有一个单行刑法、十余项司法解释将相关行为纳入其调整范围，但是“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的规定虽在实践中早已出现问题并未对之进行修改。综合分析笔者实习单位十年来实际案件，依《刑法》第二百五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处理的占此类案件的多数。

二、非法经营罪存在的问题

1.入罪简单，口袋化明显

非法经营罪采用叙明罪状表述，并以前三项列举作具体规定，第四项兜底，一个“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为频繁扩张本罪的调整范围埋下伏笔。

非法经营罪入刑不到一年，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出台，将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随后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十余项司法解释更是将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擅自经营国际及港澳电信业务，非法生产、销售盐酸克伦特罗，擅自发行、销售等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调整范围。加上司法者自由裁量权的发挥，只要经营未经有关部门许可，即使法律法规及规章并未将该行为纳入法定许可之列，也可能以会纳入本罪调整，形式上也符合“罪刑法定”，因为可将之解释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而出台相应司法解释。

这样看来，当经营者无法通过刑法规范来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时，也就谈不上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这种境遇与头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无异。

2.违法所得，适用有困难

众所周知，“违法所得”应为非法经营行为的获利。如开篇案例所述，张某确实未经烟草专卖局许可非法经营，且非法经营数额达到9万元，根据《关于办理非法生产、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经营数额达到5万元即可构成非法经营罪，张某固然构成非法经营罪；但其只销售了极少数几盒且数目无法认定，该如何适用该罪的法定刑“并处或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退一步讲，若张某把香烟销售完毕，但由于经营不善赔钱了，违法所得为负怎么办？该司法解释既然将“非法经营数额达到5万元或者违法所得2万元”作为入罪标准，为何不继续将法定刑中的“违法所得”做相应完善，令人费解。

三、非法经营罪的完善雏议

1.严格入罪，遏制口袋化

首先，理清“国家规定”与“情节严重”。本罪既然罪状模糊，就更应厘清其所言的“国家规定”与“情节严重”。张明楷教授认为：“成立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违反国家规定，即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决定和命令。没有违反国家规定的，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属于非法经营，也不得认定为本罪。”笔者亦在《刑法》第九十六条找到依据，十分赞同此观点。而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则可以参照《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79条之规定。

其次，以“罪刑法定”为依托，减少入罪随意性，保障经营者自主经营权。依《刑法》第二百五十五条第四项及相关司法解释将某种非法经营行为纳入本罪的调整范围，形式上符合“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但是为了将某一非法经营行为纳入本罪调整范围，而制定相应司法解释，使之入罪师出有名，本质上却不符合“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市场主体特别重视对长期利润的精细和有系统的计算，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投机行为和短期行为获得暴利，因此，它必须以存在一个可以理性地预测其行为后果的法律制度为基本前提。因此，层出不尽的各种解释，虽然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是其本质上有可能违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也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阻碍经济健康发展。因此，在对非法经营行为入罪时，应以发展的眼光全面分析市场经济形势，尊重市场经济自身发展规律，严格论证经济入罪的必要性，充分保护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

2.行政处罚前置，非法经营数额补充

其一，行政处罚前置。仅就本文所引案例而言：对其非法经营香烟的行为理当给予处罚，但是“未经相关部门许可”本是行政违法行为，仅因为非法经营数额达到5万元就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而定性为刑事犯罪，这似乎在逻辑上需要一个补强。即是否可以尝试对本案中的张某进行行政处罚，以观后效，若其继续非法经营行为，再对其适用刑罚似乎更能实现个案平衡。

其二，将“非法经营数额”加入法定刑。就个案而言，如前文所述，可能存在没有“违反所得”甚至“违法所得”为负的情况，这就给适用法定刑带来问题。在实践中，对于本文所引案例，法官通常都是以“认定非法经营罪（未遂），再单处或者并处非法经营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的模式判决。笔者亦认同此种做法，因为非法经营数额是非法经营罪入罪的标准，可以说是个案必备，且既然“非法经营数额5万元或者违法所得2万元”即可入罪，那对应法定刑为“并处或单处非法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更适合。

四、结论

非法经营罪篇8

一、非法经营罪的法律概念及其犯罪构成

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限制买卖物品和经营许可证的市场管理制度。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行为方式：

1、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为了保证市场正常秩序，在我国对一些有关国计民生、人们生命健康安全以及公共利益的物资实行限制经营买卖。只有经过批准，获取经营许可证后才能对之从事诸如收购、储存、运输、加工、批发、销售等经营活动。没有经过批准而擅自予以经营的，就属非法经营。所谓限制买卖物品，是指依规定不允许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物品，如国家不允许自由买卖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消费品、国家指定专门单位经营的物品，如烟草专卖品（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外汇、金银及其制品、金银工艺品、珠宝及贵重药材，等等。哪些物品限制买卖，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所有这些都是国家为调控特定物品的经营市场而作的特殊规定，非经许可即经营限制买卖的物品，给国家限制买卖物品市场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应当指出，限制经营物品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必须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只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限制经营的，才属限制经营物品，否则，就不能对之加以认定。此外，是否为限制物品，并非一成不变，国家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加以变化调整。

2、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证件。经营许可证或者有关批准文件，是持有人进行该项经济活动合法性的有效凭证。无之则就属于非法经营。一些不法分子、本来没有经营国家限制买卖物品的资格，无法获取有关经营许可证件或者批准文件，便从他人处购买甚或伪造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企图逃避检查、制裁。由此，买卖许可经营证件及批准文件的不法行为也应运而生。此种行为，直接促使了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国家限制买卖物品的活动泛滥，具有相当大的危害性，因此，亦应以刑罚予以惩治。进出口许可证，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及其授权机构签发，不仅是对外贸易经营着合法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合法证明，也是国家对进出口货物、技术进行管理的一种重要凭证，如海关对进出口货物、技术查验放行时必须以此为依据。进出口原产地证明，是指用来证明进出口货物、技术原产地属于某国或某地区的有效凭证。其为进口国和地区视原产地不同征收差别关税和实施其他进口区别待遇的一种证明。所谓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一般是指对限制买卖物品的经营许可证件或批准文件。如烟草专卖许可证就是烟草专卖局颁发给企业单位和个人准许其经营烟草专卖品的证书，它包括烟草专卖生产许可证、烟草专卖经营许可证。所谓准运证，是由省级烟草公司根据烟草总公司的调拨计划、文件或合同而签发的办理烟草托运手续的证书。前者是领证单位或个人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料证明文件，是区分烟草行业合法经营和非法经营的重要凭证。后者是领取单位或个人从事烟草运输合法与否的重要凭证，国家主管部门经审查批准后将上述证件发给单位和个人，以加强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经营和运输的监督和统一管理。

3、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

4、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如非法从事传销活动、交易；倒卖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口的废弃物；垄断货源、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倒卖外汇、执照以及有伤风化的物品；等等。

本罪属情节犯，非法经营行为必须“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如果只有非法经营行为，情节并不严重则不构成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是加重情节。一般来说，应当以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巨大，作为“情节严重”的基本情节：以违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作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基本情节，同时还要结合其他情节来考虑。所谓其他情节，主要是指：多次实施非法经营行为、经行政处罚仍不悔改的；利用职权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影响很坏的；垄断货源、哄抬物价，严重扰乱市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影响的；进行非法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等。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一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依法成立、具有责任能力的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这是本罪在主观方面应具有的两个主要内容。如果行为人没有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而是由于不懂法律、法规，买卖经营许可证的，不应当以本罪论处，应当由主管部门对其追究行政责任。

二、涉及到工商行政管理管辖的非法经营案的表现形式

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违法性与其行政违法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非法经营者必然违反有关的工商法规、没有行政违法性就不存在刑事违法性，在我国目前行政经济法规不很健全的情况下，考察某一经营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一定要把国家政策的精神吃透，对既不宜提倡、也不宜急于取缔的，要因势利导，使其向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不要轻易作犯罪处理。

2、本罪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是出于故意，对于因不知其为非法而进行非法经营的，不认为构成本罪，而只能给予行为人以行政处罚。

非法经营罪篇9

2000年7月，杨某、张某注册成立了一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二人以公司名义为并不存在的某品牌护肤系列产品作广告宣传，制定虚假的市场计划，以高额返还为诱饵，利用网络广泛招收业务员及合作商。他们在网上许诺，每位加盟业务员出资人民币300元为投单1份，即可享有公司发放的4个月工资，从100元至300元不等，业务员投单满60份即可成为公司商。杨某、张某用后加入者缴纳的费用支付先加入者的报酬维持运作，长期从事无店铺的经营活动。自2000年8月至2003年2月，共发展商60余人，散户500余人，非法经营额达1300余万元，致使网络成员的685万余元损失无法返还。上述款项，被杨某、张某用于部分业务员投单的返利及公司的日常开销。因后期投单人减少而无法维持，杨某、张某潜逃，终被查获归案。

分歧意见

对被告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在审理中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二人的经营活动没有场所，没有产品，通过捏造虚假事实，非法骗取资金，致使网络成员的685万余元损失无法返还，且案发后逃跑，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明知自己不具备吸收存款资格，却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大量吸收公众资金，导致巨额资金无法偿还，扰乱了金融秩序。

第三种意见认为，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二人采取无产品、无店铺的经营活动从事网络营销，其行为属于非法传销，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分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个人或本单位控制之下。“使用诈骗方法”是指使用编造谎言、捏造或隐瞒事实真相、虚构或伪造集资批文和证件等欺骗的方法。行为人没有使用诈骗的方法不构成本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社会上以存款的形式公开吸收公众资金的行为。广义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行为人不具有吸收存款的主体资格而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人虽然具有吸收公众存款的主体资格，但其吸收公众存款所采用的方法是违法的。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比较上述三罪的概念可知，集资诈骗罪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使用了诈骗的方法，而其他两罪不具有此目的，也不要求使用诈骗手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是公开以存款的形式吸收资金，且其经营方式多为资金的融通，如贷款、投资等，而非法经营则不要求以吸收存款的形式进行经营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携带集资款逃跑的；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从以上规定看，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情形，都集中在资金无法返还或者拒不返还上。就拒不返还而言，行为人将非法集资款据为己有的主观目的十分明确。但就无法返还来说，情况比较复杂，集资诈骗罪与非法经营罪都可能存在资金无法返还的客观结局，仅此还难以区分两罪，难以确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为了确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进一步查明资金无法返还的原因，这可以从其通过传销等手段集资后的资金运用方式上加以判断。上述司法解释中规定了三种情形：挥霍集资款、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具有其他欺诈行为。在挥霍集资款的情况下，只要证明挥霍集资款的事实存在且无法返还，并且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就可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后两种行为，就可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而认定其构成集资诈骗罪。

本案中，杨某、张某没有使用诈骗手段诱使网络成员出资进行网上传销，商和散户对传销的性质和经营风险是明知的。没有返还的传销所得主要用于公司的运营支出，无法返还资金的原因是经营后期投单人减少所致。杨某、张某虽然以公司的名义制定了虚假的市场计划，但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网络成员的信任，这一情节只能证明被告人采用了欺骗方法进行传销，并不足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资金的目的。因此，认定二被告人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而构成集资诈骗罪的理由不充分。

我国明文规定禁止非法传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后，仍然从事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从本案情况看，杨某、张某从事网上非法传销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应按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非法经营罪篇10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