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定位十篇

学科定位篇1

1.1护理学的护理理念、工作范围以及工作的性质都在不断的变化

在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护理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因此护理工作的内容肯定也要随之发展和变化。护理专业与医疗专业是有着不同的，前者是更重视人的，而后者则是更重视疾病的，所以护理学的工作理念应是以人为中心，从人的角度和人的思想出发，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医疗+护理”的工作模式。在护理人的过程中，在考虑人的生理方面的基础上，也要考虑人的生活习惯、家庭状况、生活环境、医疗状况以及职业危险等因素。所以，护理学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性质就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首先，工作的场所不仅仅是医院了，学校、幼儿园、社区以及工矿企业都是护理学的工作场所，而护士也不仅仅是人健康的照顾者了，同时更应是人健康的教育者和促进者以及预防保健者，因此随着护理学实践领域的不断扩大，其工作范围也已经超出了医学上一级学科的覆盖范围了，将护理学定位为一级学科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1.2学科发展的自然形态

在我国各个学科的发展进程中，有一种自然的形态在一定的时间状态和空间范围内会得到自然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一级学科会必然的得到增加，而二级学科会相应的减少。通常情况下，一级学科的研究范围肯定是要广于二级学科的，但是随着我国医学工作者对于社会课题的不断研究，二级学科的涉及层面也会更加的广泛，一级学科就不能全面的覆盖二级学科了。因此，在社会需求不断增加以及二级学科越发成熟的前提下，二级学科也必将逐步的发展成为一级学科。而这种学科发展的自然形态在我国所授予的硕士和博士的专业目录中就得到了一定的体现，最初我国医学门类的一级学科6个，二级学科88个，而近些年来医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已增长到了8个，二级学科则减少到只有53个了。

2护理学发展的实践需要

2.1高等护理教育的发展需求

我国培养护理学科研究生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但是始终都是在将护理学定位为二级学科的情况下所培养的，所授予的学位也都是博士学科和硕士学位，然而，如果认真的分析护理学科这门应用性学科的工作性质，其人才的培养的目标应是培养从事某一特定职业实际能力的应用性人才。在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所颁布的相关文件中曾指出[4]，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授予对象应是在职的临床医师以及临床医学的研究生。而对其的考核和培养也都是依据临床医生的实际要求而确定的，而实际上这些要求是并不能够完全的满足护理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的。根据我国相关部门的具体要求，临床类的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都是应依据二级学科来培养的，护理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其培养出来的硕士研究生要想同时满足外科、内科、妇科、儿科以及五官科等多个临床专科的护理需求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护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以及护理学学科的定位对于制定本学科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以及培养的类型都将产生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

2.2护理研究的需要

护理学与其他类型的学科一样，要想发展就必须要进行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符合护理学特色的理论知识结构，从而促进护理学的发展。做好对护理学知识的来源和构成的研究工作，对设置护理学本科、硕士以及博士的实际课程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护理学领域研究团队的构成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学科建设是科学研究的根本原动力，而科研项目则是学科建立的载体，以往的种种经验也已经证明了，要想培养出高水平的研究人员，提高本学科的整体实力，从而获得理想的科研成果，就必须对重大的科研项目深入的研究。然而，由于目前对护理学的定位，还无法形成专业的学术团队，这对护理学科研经费的投入以及科研课题的申报都是有很大的限制的。

2.3护理临床实践的需求

在我国“十一五”期间所颁布的《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下，要想进一步满足专科护理领域的发展需求，确保护理专科化的应运而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培养专业的临床护理人才。在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己将本科学历作为护士的人们标准了，我国也已经开始护理研究生的教育工作，但还都停留在培养科研型研究生的层面上，在此基础上还应转变开始培养临床的专科护士。由于对护理学的定位仍是医学下的二级学科，还不能进行合理化的专业是指，所以也就无法确定临床型研究生的培养方向，无法对有较强工作经验的护士专科化的培养，这对整个护理学科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3护理学学科的成熟度

学科定位篇2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 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  是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  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  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B.Net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 ”[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  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  ）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 ”，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  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 “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 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 、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 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  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  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 ”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 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 ”；  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 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2000—06—27

【参考文献】

[1]格鲁夫音乐大词典（第6卷）［Z］.P275.香港：美国Macmillan公司出版，1980.

[2]沈洽，董维松.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83.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P231.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21.

[5]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13.

[6]民族研究丛刊（第1辑）［C］.P287.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7]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73.

[8]古宗智.EML理论方法应用［M］.P81、84.  贵阳：贵州艺校印刷，1992.

[9]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音乐研究.1980（4）.

[10]黄友葵.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J］.南艺学报.1980（2）.

[11]吕骥.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  南艺学报.1980（2）.

学科定位篇3

    [关键词] 人才学 学科定位 学科融合

    《人才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研究至今,一大批专家学者在默默耕耘,王通讯、叶忠海、赵永乐(望山)、罗洪铁、裘克人、钟祖荣……一颗又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中国的大地上升起,照耀着《人才学》学科的发展与成长。1992年,人才学正式被国家承认,人才学作为三级学科列入《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代码:630.5520。人才学的学科性质在争议中也逐步尘埃落定。

    一、人才学的学科定位

    人才学的研究既有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寻求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论述诸子百家对人才开发、培养、吸收和使用的光辉思想,又有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人才工作的重视和发展完善的论述,既尊重了历史又联系了现实,既有对历史的肯定,又有对历史的批评与扬弃。采用现代管理学的理念,运用数学工具,从理论而实践,从一般性的推测到定量的分析,逐步形成了科学严谨的研究思路。

    1.人才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

    人才学从研究创立至今,专家学者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从当初对人才概念的模糊到对人才内涵、规律、特点的解读,从研究的零乱性到系统性。从对个体的调查研究走向模型的创建,从感性的思维分析走向理性的科学论断,从专家的只言片语到系列专着文献的问世,事实证明,人才学不再是作坊豆腐,而是理论性很强的科学。

    2.人才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软科学

    人才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综合了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类学、数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人才培养、开发过程的复杂性,人才价值实现的时代性和滞后性,人才工作的延续性和突变性,对人才学学科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才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很强的科学体系,自身不能创造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属于软科学范畴。但人才学又不同于一般的软科学,它的社会实用性价值更大,它影响并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组织的人才发展走向,决定着人才价值的实现率和投放率。

    二、人才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1.人才学与心理学学科的融合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情绪、情感、意志、行为等个性心理特征和品质特征的学科。人才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人,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高级动物,具有复杂的个性心理。人才学关注的是人的过去行为对未来的影响,关注人才发展过程中外界因素对人才个性行为养成的影响,关注人才的思想、行为的演化过程。人的情绪、情感、意志和行为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力、学习力、执行力,而人才学的研究正是借助于心理学知识,梳理人才的思想力、学习力和执行力,从而提出人才成长的规律性和提升人才获取知识的能力。人才学提出人才的价值在于个体通过社会价值的实现来体现个体价值,而个体价值的实现是人的心理需求的最高层次。

    2.人才学与管理学学科的融合

    管理学是研究组织计划、领导、组织和控制的科学,是专门研究如何实现组织内人的宏观调控的一门学问。人才学研究的是人才个体,管理学研究的是人才群体。虽有不同,但管理学更能从另一个侧面另一个视角审视人的行为,个体融于组织之中,个性需与共性相存。任何个体都是社会中的人,都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人才的价值实现必须进入社会人才流通领域,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才能实现。而组织价值的实现又需个体人才的创造性劳动,没有个体创造性的劳动,组织的价值就无从谈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才学是管理学的基础,管理学是人才学的高级阶段。

    3.人才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融合

    人才学是人力资源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化。人才学是一个综合性学科,既研究理论,也研究应用;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应用性学科,属于经济管理科学。人力资源管理是以组织发展为出发点而对人力资源在组织中如何最大限度创造价值的规律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应用性管理学科;人才学是研究人才运动现象和人才运动规律的基础性学科。人才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理论之一。人才是企业管理关注的重点人群,人才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基础地位将不断上升。要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和解决中国人才问题,必须将人力资源管理学说与人才学相结合。

    4.人才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重在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人才学研究的本是人才的成长与发展规律,研究的是个体成才律。高校是社会教育的重要阵地,教育的对象是人才个体。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存在多变性、差异性和特殊性,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思想对行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通过心灵的熏陶、思想的引导、政治的倡导助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人才学更多是让大学生明白自身存在的价值,认清社会的需求和历史的使命,提升能力,培养综合素质,增强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判断力、协调力、组织力,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学科定位篇4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学科定位篇5

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国有企业，都有为数不少的人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定位为：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通过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以较少的国有资本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目标。

站在维护国有资本利益的角度提出这种目标定位，总是让人不容置疑就如“企业的目标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一样，早已深入人心，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但笔者认为，这种目标定位虽然无可厚非，但对于指导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美国的厄尼·J·泽林斯基在《懒人非常成功》一书中引用了马克·阿尔比恩《创造生活——预约成功的12堂课》中讲述的一项追踪1500名商学院毕业生事业发展的调查研究。这些学生在1960年毕业的时候，有1245人认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赚很多的钱，以便他们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其他255人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希望也能从中赚到钱。到1980年为止，1500名毕业生中有101人变成了百万富翁，其中只有一名是来自前面那一群人的。

个人如此，企业也是如此。当你将目标定位为赚钱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将注意力集中到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上去，最终财富也将远远地离你而去。当你将目标定位为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努力使之做到最好的时候，获取财富对于你来说将不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目标定位并不是让国有资本去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去赚取更多的利润，而是要通过改革激发企业组织的活力，增强企业组织的能力，建设强大的企业组织，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去完成社会赋予企业的职责，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更多的财富。当做好了这些之后，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以及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才会随之而来。

一、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组织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由于国有企业所有者的特殊性，以及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国有企业的组织积淀了许多垢病，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益机制扭曲。国有企业特殊的所有权结构，造成了宏观主体（企业）与微观主体（个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上的差异和目标函数上的差异，企业内无法形成自然本能的动力机制，个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和市场竞争的压力都难以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源。这种利益上的扭曲不仅表现在企业与所有者之间，也表现在企业组织内部。目前许多国有企业还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机制，企业的分配制度虽然经过了不同程度的演化，但仍然脱不出“官本位”的框框。企业组织缺乏活力。

二是环节多，和监督成本高。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关系，代表国家利益行使管理职能的机构众多。在其他所有制企业中原本较为简单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已演变得异常复杂。由于环节多，相应的法规和办事程序也多，由此形成了冗长的决策链条，决策时间长，效率低下。在层层上报审批的过程中，市场化的影子越来越淡，目的性和实效性越来越模糊，最后只剩下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审批程序。环节多，必然造成监督环节也多，各项管理监督制度的衔接、各和监督机构的职责定位以及协调配合都变得异常困难，政企不分以及部门之间的磨擦和矛盾都在所难免，严重地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管理不到位和管得过死的现象同时并存，增加了和监督成本。这些现象不可避免的会映射到企业的内部组织当中。

三是官僚体制高度发展，官僚习气严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企业或巨型企业中才会出现的“大企业病”，在我们的中、小国有企业中就已经普遍存在，在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中更是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官僚体系。这是国有企业长期由政府主导和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结果。在这种官僚体系中，人们首先考虑的是上级机构的要求，而不是市场的要求。企业组织中有一大批人员将绝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满足上级的要求，忙于编制上报各类报表和汇报材料，应付上级机构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许多是与企业经营无关的），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官僚文化。表现在对市场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是否准确，采取的策略是否科学有效处于其次，更重要的是程序是否符合规定，上报材料的排版是否美观、文句是否优美、印刷是否精良。由此也对企业的用人机制和人才标准产生了极大的扭曲，最有机会飞黄腾达、加官进爵的人是那些熟知这种官僚体制繁文缛节和运转程序的人，“文笔好”成为人才的必备条件。市场信息在国有企业组织中传导缓慢，而要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则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杰克·韦尔奇将这种情况比喻成穿着厚厚棉衣的人，感受不到外界气温的变化。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企业组织与瞬息万变的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造是注定要被更加灵活、更有效率的企业组织所取代的。

二、彻底改造国有企业组织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要求

目前，我国的私有经济在总量上虽然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有经济，并且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和高效的机制，但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使其在短期内无法取代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一是国有经济的比重虽然逐年下降，目前仅占经济总量的约三分之一，但仍然占据着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绝大部分的大中型企业仍然由国有资本控制；二是私有资本目前仍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还没有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与国有经济抗衡；三是国有经济还有政府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四是由于私有经济发展时间短，私有企业普遍还处于家族式管理阶段，其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等方面还不完善，更谈不上企业文化的积淀，这种缺陷严重地制约着私有企业向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并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相对于具有灵活的机制、完善的组织机构、先进的管理理念、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几十年甚至超过百年的品牌和文化积淀的外国跨国公司来说，国有企业的优势就少得极其可怜了。

如果说在原来封闭的国内市场环境下，我们更关注的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比重问题的话，那么，随着中国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我们面对的就不再是私有与国有的关系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和如何保护民族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了。私有资本和国有资本比重孰高孰低的问题其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真正要慎重考虑的是外国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因为外国资本容易受到外国政治势力的影响和控制，而外国资本所实施的“本土化”战略又往往会掩盖这些矛盾。

那么，是否内资企业都有被外资企业取代的危险呢？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即便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但却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国内资本绝大部分被挤压在初级产品和低端产品领域，而高端产品和高端服务领域将会有很大的份额被外资所控制，内资企业可能会在许多领域失去话语权，比如国内的大豆及食用油市场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其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缺少资金和技术，而是由于缺少属于我们自己的、强大的企业组织。

以目前还很松散的私有资本和还很稚嫩的民营企业，去承担保护民族经济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任，也许太勉为其难了，而作为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自然责无旁贷。但目前这种机制僵化、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组织还很难担此重任，因此，改造好国有企业的组织是关乎民族经济命运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大事。没有强大的企业组织就不会有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不可能将国家建设成为经济强国。

三、走出传统思维误区，科学定位国企改革目标

国企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全优秀的国有企业组织。尽管国有企业目前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建立了一批优秀的企业，这些企业除了拥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组织制度，还聚合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尽管目前的机制还未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以及企业干部职工长期培养形成的组织观念、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以及对企业的强烈归属感。国有企业最有价值的正是这些“无形资产”，而不是国有资本。许多国有企业并不是没有能力的组织，而是受到了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其利益取向偏离了市场经济的要求。但目前许多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并没有关注保全优秀国有企业组织的问题，也不对企业组织的优劣进行评估，只是按照业务进行重组，按产业关联度进行归并，或根据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的划分来考虑国有资本的进、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致使一些原本应该保全的优秀企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往往会忽视企业文化上的差异，而将不同文化的企业组织进行合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的人被强扭在一起，长时间无法相互融合而造成内耗，影响了企业组织的正常运转，原本为了实现“强强联合”或“优势互补”的改革，却反而大大削弱了原有的优势，甚至可能使企业组织走向崩溃。

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过程中，应该引导国有资本向优势企业流动，而不是向优势产业和非竞争性领域流动。任何一个产业都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今天的优势产业，明天可能会变成一般性的产业，甚至成为夕阳产业；非竞争性领域也可能会由于消费者的强烈要求或国家政策的调整，将垄断组织进行拆分或引入竞争机制，使其变成竞争性领域，到那时国有资本又该寄身于何处呢？

国有企业的组织要彻底摆脱旧体制的束缚，其关键是实行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改革消除国有独资或国有股一股独大造成的政企不分，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组织健康发展。而过分强调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却可能正好与此形成一对矛盾。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并不一定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也未必搞不好。这些人也许只看到了目前还在高速增长的国有经济，却没有看到由于国有资本与政权的结合，使其不同于其他资本，国家对国有企业还存在很多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而这种政策环境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在要求同等享受国民待遇，而民众也不愿意长期为保护这种低效率的组织支付高昂的代价；没有看到许多垄断性和特大型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力量所成就的，而不是国企组织自身的能力实现的；没有看到由于巨大的利益驱动，私有资本最终一定会组织起来，对国有经济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国有经济带来的影响；也没有看到中国这个正在迅速成长的、广大的消费市场，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给国有企业创造了多么巨大的成长机会。如果考虑了这些因素，不知道对搞好国有企业还能有多大的胜算？

当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必须实行产权制度改革，比如一些提供公共产品或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就不宜实行这种改革，但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将经历“浴火重生”的过程。既然竞争无法避免，改革势在必行，那么何不主动利用现有的各种有利条件来发展自己？国有企业几十年的发展具备了相对完整的、适合于大企业、大集团发展要求的组织机构、组织制度和组织观念以及众多愿意为企业发展贡献聪明才智的优秀人才；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日益壮大的社会资本，以及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观念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迅速成长的国内消费市场也为我们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极好的发展环境。以国有企业的组织平台来吸纳庞大的社会资本，一方面可以利用社会资本激活国有企业组织，不断壮大企业规模，另一方面又可以将松散的社会资本组织起来，迅速将其纳入有序发展的轨道，两者的有机结合将大大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缩短产业升级换代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间。社会资本如果不被国有企业利用，也必然会被其他企业组织利用，而通过国有企业这个平台来实现对社会松散资本的组织和整合，有利于国家对社会资本投向的引导和有效控制，因为国有企业组织有传统的思想基础和对国家利益的认同。

学科定位篇6

《南开管理评论》今年第二期的主题文章是潘承烈教授的“以 科学 态度对待管理科学”，读后颇有收获。潘教授撰写本文的核心立意，是呼吁加强对管理 理论 的 研究 ，提高我国的管理水平并 发展 根植于我国实践的管理科学。而之所以有此立意，是因为潘教授深感当前我国管理的落后，提出“以科学态度对待管理科学”。 在 中国 ，以往是将管理更多地当成“一种职能”，因而对于从事管理的人，并不对其进行科学的专业训练，以致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的现象比比皆是。对此潘教授说：“我们的管理之所以落后，水平总也提不高、上不去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对管理在认识上存在的片面性，即只承认其职能作用，而不认识、不承认管理是一门科学。” 对潘教授的立意以及几层推论，笔者大致赞同，若能依此理由层层解决 问题 ，定能引出比现实状况为好的结果来。但是说到管理是一门科学，似乎不很科学。在这个概念上多发几句议论绝不是打概念仗，而是设想到，要真是以科学来对待管理，则会引起各种非预想的后果来。 既然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管理科学，那么对待管理科学的研究则更应当先树立科学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笔者所论就不显多余了。 依学界多数人的意见（笔者也表赞同），“管理就是通过他人来做所要做的事情。”（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总策划，美国约瑟夫·M·普蒂等著《管 理学 精要》，机械 工业 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如果严格按数学的交换律来置换一下，其最终表达就多少显示出其非科学性了。科学是展示客观世界 规律 的一门学问，与“支配他人”怎么也不应当搭上界。 科学的结论不因地点时间场合的不同而有所更改，但管理就没有这个特性。在美国实施泰罗制（the Taylor System）就可以成功，放到撒哈拉以南就绝无成功可能。原因是管理的对象是人，把人当成科学研究的对象时只能研究所有人的共性那部分，如心理、生理、体能等等，而当一个人的文化属性和 社会 属性成为研究对象时，则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了，出于对人（human）和民族的尊重，研究者只能是个观察者、描述者，对对象的 历史 、现状及其演变规律进行考察、 分析 和推断，而不能像对待元素和物体那样任意加个什么外界条件看其发生怎样的反应或形变。说到这就比较明显了，我们如果把管理与科学混为一谈，也就是把管理对象（显然是若干个人）当成了无生命体。显然，这里已经由一个可能是描述上的失误推导出某种非人道的判断来了。“要把人当成目的来对待”（康德语），不要把人当成试验品。 为此，笔者想谈谈“管理”到底有怎样的属性，并进一步试着论述一下它的学科定位，以就教于潘教授与学界同仁。想必这种想法与潘教授所提倡的“加强对管理的研究”的主张是并行不悖的。 一、管理中的管理原理属于科学范畴，我们应当以对待科学的态度对待之 首先，应当把管理分解为“管理原理”和管理过程。 管理原理用 英文 应当表述为Principle of Management，而管理过程应当表述为Managing。“管理原理”与Principle of Management含意比较贴切，但是“管理过程”与Managing的意义有些偏差，在中文中没有动名词之说，只能加上个“过程”，这样“管理过程”又像是一个偏正词组，像是“管理”在给“过程”做定语，如果把过程与管理换个位置，也有不妥，表述为管理（过程）或就用管理两个汉字也不十分恰当，好在用Managing给它当注解也就表达了笔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了。 管理原理应当被视为科学。 科学做为一种特殊种类的文明的属性，应当被判断为“用理智和实用的知识控制 自然 的技术手段”（阿尔弗莱德·韦伯（1868～1958）《文化历史与文化社会学》），因此人们可以用其他各种手段将它“克隆”和复制，例如用技术工艺把科学技术的成果

学科定位篇7

关键词： 职业技术学院 定位

近几年来，我国兴起了职业技术学院的创建，这些学院以服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兼顾成人学历教育和短期培训为主要特色。职业技术学院的兴起，顺应了当前国家和所在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合理的定位既有利于职业技术学院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及高等职业教育系统的健康运行，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国民经济的发展很有帮助。

一、职业技术学院总体目标的定位

要想充分发挥职业技术学院在城乡建设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生力军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科学定位，选择好自己的发展方向。应对其进行类型定位，解决办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进行层次定位，解决培养人才规格的问题；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定位，解决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进行专业定位，解决学校人才培养适应所在城乡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社会职能定位，解决如何服务的问题。

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新版本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和以“学术目的为主”的普通高等教育并存于专科、本科、硕士各层次教育中，而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才培养标准和规格的定位上。职业教育是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思想素质高、实践技能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技术应用型人才。职业技术学院属于高等学校范畴，所以它具有高等学校的职能。高等学校的职能包括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直接服务社会等三大职能。这三大职能是一个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综合交叉发生作用的辩证统一的关系。高等学校三大职能的辩证统一性决定了职业技术学院在其职能定位中，必须将三大职能统筹考虑。但目前一些新建职业技术学院的职能定位存在急功近利、舍近求远的现象，主要表现：一是以教学代替人才培养职能，把职业技术人才培养职能狭隘地等同于理论教学。职业技术学院的人才培养除教学这一主要途径外，还包括科学开发、课外实践、校外社会服务等。二是把职业技术学院按本科院校的分类定位为教学型高校，不重视直接服务社会的职能，导致因没有直接服务社会的能力而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其社会声誉也得不到提高，进而影响生源质量和毕业生的就业率。这也是导致中职生要比高职生好找工作现象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职能定位方面要实现三大职能的有机统一。同时，由于高职教育培养人才的宗旨决定职业技术学院的服务对象是基层第一线，生产、管理、服务的第一线，所以我们除了要全面力行高等教育的职能外，还应发挥彰显高职高专个性的重要职能――非学历的“短期培训”职能，按照终身教育的观念，把非学历教育的职业培训及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等工作做得更好，为社会提供高质量、高水平、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争取成为社会培训的主渠道，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务。尤其是硬件设施条件过硬、教师资源充足、又有成熟培训机制的学校，应花大力气去挖掘这方面的市场和空间，发挥它为行业、区域企业带来直接经济发展的服务优势。通过开展培训，一方面可以为办学赢得资金的补给，另一方面可以促使高职生在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中炼就“多次就业能力”，体验自身对更高技术的需求，激发学生对掌握“继续学习能力”的兴趣。高职高专的研究要以科技开发为主，以解决生产一线的实际问题、为基层一线带来直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主。

二、类型和层次定位

在我国，通常把高职教育纳入“高职高专”系列，给人的感觉它是一种教育的层次（专科层次），其实，它是一种教育的类型，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属于高等教育第一阶段的5B类教育。高等教育第一阶段分两种类型，第一类型是5A，第二类型是5B，它们并无层次高低之分，都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但不同的是，5A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性的，目的是为进入高级研究课程和从事高技术要求的职业做充分的准备，而5B类教育面向实际和具体职业，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或行业，或某类职业或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完成学业后，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和资格。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有三种教育类型：一类为升学做准备的普通学科型；三类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准备的直接就业型；二类是介于一、三两类之间的中间型。5B类教育介于普通学科型和直接就业型之间的中间型，其培养目标也介于学科研究型和直接操作型之间的中间技术型。

根据当前经济的情况，急需的是能够将设计、规划、决策转化为现实产品等物质形态或对社会产生具体作用，具有特定职业或职业群所需综合职业能力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的第一线技术应用型人才。因此，职业技术学院层次主要定位在学制2―3年的专科层次，绝大部分毕业生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但5B类教育的学习期限根据学生需求也可以延长至4年以上，相当于目前的“专升本”。目前，对学生的这种需求主要通过如下两种办法解决：其一是“堵”，不为高职学生“专升本”提供机会，实践证明，对部分学生继续深造的强烈需求堵是堵不住的；其二是“专升本”后，就进入普通学科型的5A类教育，实践证明，这种所谓“立交桥”的办法，不利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学生只会把职业教育作为“跳板”，想方设法进入学科研究型这一狭窄的独木桥。目前，一些学者呼吁国家从政策层面打通高职学生继续提升学历层次的通道，不仅可以续本，甚至可以攻读硕士学位，但仍然属于职业技术型的5B类教育。

三、人才培养模式定位

职业技术学院设立和存在的目的就是为所在城乡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技术应用型人才，而培养的合理路径和模式应该是“城校互动、产学结合”，形成“学校+市场+企业”的办学模式。

首先，从整个教育体系而言，一个国家成熟教育体系的体现是各级各类学校各司其职，协调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我国的高等教育，以纵向层次来分，有高职（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要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体系的最终目标，要求我国今后高等教育必须走各类高校协调发展的道路，必须走多形式、多元化的道路。就教育分工来说，高职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其次，从就业市场需求而言，在未来就业中技术应用型人才将成为紧俏的人才。据统计，在2003年调查中发现，我省制鞋行业从业人员200万人，竟无一工艺技师。目前全国已经开始了“高级工拯救行动”，并开放了高级技能人才的准入条件，对获得“高级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的技工学校应届毕业生，实行“不限生源，不限单位，不限时间”的优惠接收政策，即在落户问题上，高级技能人才享受本科生以上的待遇。其三，从我国经济发展角度看，今后大量需要的肯定是高职（专科）培养出来的技术应用型人才。目前我国仍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我们在这一进程中既要培养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又要培养大量优秀的管理人才，还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技术应用型人才是生产技术的管理者、技术标准的执行者、技术措施的处理者、技术革新的推行者。时代为职业教育孕育了一个发展的新契机，作为回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强者，技术应用型人才在智能结构方面的具体规范和要求应是：在知识方面，掌握针对性、适用性、应用性较强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成熟、新颖的技术和规范；理论知识在量上以必需、够用为度，不必追求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能力方面，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专业应用能力、现场指挥协调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一般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工作，他们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这明显地区别于本科层次工程应用人才培养的定位。

四、学校发展目标定位

学校发展目标定位是指学校在国内外同类高等学校中的位置。位置的确定要视学校本身的实力、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而定，要符合学校自身发展的历史和社会的期望。而关键是树立高职教育特色。高职院校的特色是其质量的重要标志，是其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石。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水平，特色就是生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不同层次的学校办出自身的个性，不同类别的学校办出自身的特色，或许这是我们认识和把握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是提高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整体效益的要求。高职的“特色”基本涵义主要表现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创新性。

高职学校发展定位需要观念更新，既包括学校领导、教师，也包括学生、家长、上级领导的观念更新。一旦定位确定，就涉及学院的种种改革，例如教学计划如何适应终身教育，如何试验和推广学分制，如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生管理工作，等等。高等职业教育在发展，发展过程中需要经常对定位重新检讨，保证健康快速发展。只有这样，职业技术教育才能真正服务于我国生产建设各行业，为社会创造财富。

参考文献：

［1］河西学院教务处.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定位问题，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工作研讨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1.

［2］教育部.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

［3］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3，（6）.

学科定位篇8

根据所涉及交叉的主体学科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我们一般把交叉学科分为近邻交叉学科、远缘交叉学科［4］。近邻交叉学科指同一学科门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如在社会科学内部有历史社会学、哲学社会学、艺术美学等，在自然科学内部有物理力学、统计物理学、计算化学等;远缘交叉学科是指不同学科门类下的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如技术哲学、环境数学、建筑美学等。随着计算机在各行业中的普遍应用，一切学科都在不同程度或在不同范围内使用计算机———或者用它来“计算”，或者用它来“思考”，因此导致了在各个学科中不断形成了一个关于该学科信息问题的系统性知识体系，于是就产生了应用信息科学的一个又一个新分支。学术界普遍把这些分支统称之为“交叉信息科学”。由此不难看出，交叉信息科学既是学科“信息化”的产物，又是信息科学本身发展的必然趋势［5］。在交叉信息科学领域中既有近邻交叉学科(如医学信息学、生物信息学等)，也有远缘交叉学科(如信息哲学、信息经济学等);信息科学本身既有自然科学的成分，也有社会科学的成分。因此，医学信息学既有近邻交叉的成分，也有远缘交叉的性质。

医学信息学的学科范围

正是因其学科范围广泛，和相邻学科的交叉渗透，导致了医学信息学学科群的产生。所谓学科群是指若干学科间相互渗透、围绕某一共同领域紧密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学科群体，一般由主体学科(带头学科或骨干学科)、基础学科(支撑学科)、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等组成。其中，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是学科群构成的主体。根据这一分类，我们不难发现:构成医学信息学学科群中的主体学科包括医学信息学/卫生信息学/健康信息学;构成医学信息学学科群中的支撑学科包括信息科学、管理学、医学;构成医学信息学学科群中的分支学科包括clinicalinformatics(临床信息学)、clinicalresearchinformatics(临床研究信息学)、dentalinformatics(牙科信息学)、nursinginformatics(护理信息学)、veteri-naryinformatics(兽医信息学)、pharmacyinformatics(药学信息学)、imaginginformatics(影像信息学)、publichealthinformatics(公共卫生信息学)、anesthe-siamedicalInformatics(麻醉医学信息学)、laboratorymedicineInformatics(实验医学信息学)……构成医学信息学学科群中的相关(近)学科包括卫生信息管理学、卫生统计学、医学信息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生物信息学、数字医学、医学影像学、医学技术学、转化医学等。

医学信息学的学科地位

一门科学所处的学科地位一方面取决于该学科自身的学科定位，另一方面也与该学科受重视和被理解的程度、研究水平的成熟程度密切相关。前者与该学科的内涵、研究对象、性质、目的、意义及方法紧密相联，而后者则与该学科的功能与作用以及它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密不可分。学科功能:医学信息学学科地位的独立原点事物之所以存在并拥有立足之地，继而具有独立甚至崇高的学科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它无以替代的“功能”所决定的。而学科的“功能”常与学科的“目的”、“任务”等一脉相承、密不可分。医学信息学的目的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其主要目的就是揭露疾病的本质、阐明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性，并寻找有效的防治措施，进而达到消除疾病、保障人类生命健康的目的。医学信息学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以及服从于医学科学研究与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同时也在服务于医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目标活动中不断得到发展。因此，医学的目的在很大范围内就是医学信息学学科的目的。医学信息学的任务医学信息学的任务是通过对医学信息的有效研究与组织、管理与控制、开发与应用，从而实现医学信息(知识)的充分利用和共享，提高医学决策与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医学信息学的功能医学信息的功能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医学信息的手段与方法的应用与更新具有如下功能。一是整合功能。按照医学信息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医疗实践及管理领域中的相关流程、职能等进行整合。二是辅助功能。医学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步。尤其是计算机的出现，使得临床诊疗技术随之向现代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显而易见，同计算机相结合的诊疗设备不仅能帮助医生“看”，而且能帮助医生“想”。可以预见的是，在医学信息技术与方法的辅助下，当代医学一定能更快地从定性描述走向定量分析，从部分地依赖经验走向完全地依靠科学和信息技术。三是拓展功能。医学信息的意义主要在于利用医学信息规律，增强和扩展医务人员的信息/智力功能，主要包括延长医生的感觉功能(即医学信息的提取、检测、传递等功能)，拓展医生的思维功能(即医学信息转化、存储、识别、处理和决策等功能)和执行功能(即利用医学信息进行调整、转换、控制和管理等功能)。四是决策功能。随着管理信息系统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与发展，各类医学信息系统的广泛普及和使用，不仅可以帮助医务工作者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可以使他们从单调、重复的机械式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更多的实践和精力去从事创造性的智力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临床决策支持系统(clinicaldecisionsupportsystem，CDSS)的使用，将为临床工作者、患者、或个体提供更好的个体护理和健康的技术或手段。目前，现代决策支持系统研究的重心由提供专家水平的决策结果转向提供对临床数据进行回溯、分析、整理等手段，从而帮助医生进行更好的决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医学信息系统以及信息技术设备与手段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临床诊疗与管理领域的决策水平与质量。医学信息学的学科功能从学科本身应具备的功能与作用来看，医学信息学的学科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学研究。通过相关科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完善医学信息学的学科体系，促进医学信息科学的发展与学科创新。二是人才培养。培养医学信息学科相关的各级各类人才，形成医学信息事业永续发展的核心力量。三是社会服务。把医学信息学学科应用和发展所取得的成果，纳入信息服务和社会发展。完善学科建设与管理制度，确立医学信息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迄今为止，交叉学科或交叉科学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只是一些具有交叉属性的学科的笼统称谓，并没有认识到它们在科学发展历程中的特殊地位。因此相应的学科建设与管理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也就自然跟不上。

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在现有的各级各类课题申报、成果评奖、学科专业设置、图书资料分类等各种目录中，甚至在高等教育及科学研究领域职称评审系列中均没有专设“交叉科学”这一大类。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年度课题指南》中有同样的情况，绝大部分交叉学科、交叉学科门类均难以登堂入室，从而无法在研究上获得名正言顺的资金支持。最近的项目课题指南尽管已经增加了“注重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综合研究”、“鼓励开展跨科学部交叉研究”等文字，其实能够列入资助范围的可能只是小交叉、近邻交叉的课题，还未涉及两大知识板块的大交叉、远缘交叉课题［1］。最近几年，医学信息学领域中命中的项目与课题也不多，主要原因是目前医学信息学在几大常用的学科体系中如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作为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与代码(简称国标法)以及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简称教育法)等均没有明确的位置。学科建设与管理制度的缺失必然会束缚跨学科研究和交叉科学的发展。在课题申报、成果评奖等各种“同行”评审活动中，远缘跨学科———交叉性课题和成果由于难以找到足够数量严格意义的“同行”，且难以得到传统学科的普遍认同，就难免要受到某种程度的不公正对待。虽然有关各方不断呼吁要大力发展交叉学科研究，但事实上，我们现有的学科建设与管理制度没有为大部分交叉学科门类提供应有的发展空间。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切热心于交叉科学的研究者仍要坚持不懈地利用各种时机、场合、渠道，为远缘跨学科研究、交叉科学呐喊，宣传远缘跨学科研究和交叉科学的特征、地位、作用，最终引起有关方面的充分重视，力促管理部门为远缘跨学科研究和交叉科学真正进入管理环节而重新做出制度安排。在远缘跨学科研究、交叉科学及其学科门类获得应有地位之前，应当争取为远缘跨学科———交叉性课题和成果打通申报评审的“绿色通道”，使之得到实质性的鼓励和支持［6］。目前看来，在中图法和国标法中增加“医学信息学”类目的时机似乎还不成熟，尤其是在中图法中，人们还只能把“医学信息学”将就着放入:R－05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虽然有人提出过增设R119“健康、卫生信息学”、R396“医学信息学”等建议［7］，但中图法的修订是一个漫长而十分审慎的过程，短期内恐怕难以实现，而最好的机遇就是教育部正在修订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因此我们建议将医学信息学专业单列到医学门类中的第12个大类，即1012医学信息类101201医学信息学(授予理学学士学位)将医学信息学专业纳入到医学门类中的第10个大类“医学技术类”下的第6个专业，即101006医学信息学(授予理学学士学位)另外，建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1010医学技术(可授医学、理学学位)下自主设置“医学信息学”的二级学科。总之，学科地位的关键问题或者重中之重就在于，只有首先在学科体系中有明确的位置(“名分”)，才有可能进一步讨论学科的地位及发展问题。

结语

学科定位篇9

关键词： 预科数学教学 教学定位 教学改革

1.引言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始终困扰预科数学教师的“预科数学课”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实际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的难题，改变传统数学课教学“我讲你听”，使教学陷入“注入式”和“填鸭式”的模式，调动广大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使预科数学课成为学生成长需要的课程，我们在学校和院领导的支持下，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申请立项承担学校教改课题《预科数学教学与本科数学课教学的衔接问题的研究》研究的同时，进行了预科数学教材内容改革的尝试，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主要是立足现有教学条件和教学手段，创新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积极探索和构建预科数学课程与高中数学课程衔接、配套实施的全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机制，引入数学建模思想，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等，并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实践，实现预科教育与本科教育相结合，提高预科数学课的教学水平，增强教学效果。具体地讲，一是立足于使这门课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前沿性与发展性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这门理论课的教育功能；二是围绕理论教学，挖掘与整理所带课程大量背景资料和相关知识，加强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做到理论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增强预科数学理论课的说服力和解释力；三是发挥团队的力量，利用网络现代化的手段广泛、深入了解和掌握理论前沿提供大量的相关资源，吸收有价值、有意义的理论成果为我所用，建成一个包括相关的文字资料﹑多媒体课件、图像资料、音频资料和影像资料的庞大信息资料库。既可方便教师的形象化教学，又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大量鲜活的教学素材。通过及时地将这些理论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中，使教学进一步紧扣时代主题，体现时代感。

2.课程的定位及目标

预科数学课程作为预科阶段的主干基础课程，按教学计划用2学期230学时，达到预科数学教学大纲规定的目标。该课程同时也作为大学第一学年基础课高等数学的基础，用2个学期，完成1-2册的主要任务，为下一步学习高等数学打好基础。本课程在加强高中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重视做与高等数学衔接知识的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掌握一定的高等数学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数学建模能力和数学应用能力。

3.教学内容的定位分析

为克服传统教材内容缺乏实用性这一弊端，达到该课程预期教学目的，我们在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改革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教材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主要手段，也是实施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的载体，只有凭借优秀的教材，教师才能在深入钻研教学内容、研究教法的基础上，导演出有声有色的课堂场景。从1998年开始，我们选用了民族预科部统编的教材《预科数学》作为主讲教材，该教材体现了民族预科部预科数学教学新《基本要求》的精神。但是该教材缺乏与高等数学知识的衔接，因此我们在民族预科统编的《预科数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观念、更新内容、更新教学、更新要求，体现了高中数学与预科数学﹑预科数学与大学高等数学的充分衔接，加强了预科数学教学和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是预科数学教学内容的新突破。另外，从编排模式上看，该套教学内容打破了传统教材的编排模式，注重了实用性、主题性﹑衔接性和学生的主体性，有利于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综合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按新的理念和体系编写的，更适合目前我院学生的实际水平。抓住预科数学教材的重难点和学生知识的缺陷，做好知识的衔接。结合我院自编教材和其他优秀教材，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合理取舍和整合，既保持了教材的系统性，又体现了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克服了传统教材只注重可教性和可读性，而忽视了最重要的衔接性的弊端，注重了学生数学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具体有如下特点：

（1）突出课程教学内容的实用性。该课程教学内容是明显加强了日常生活、工作等与经济、科技发展联系密切的实用数学知识。教学内容基本涵盖了《预科数学教学基本要求》规定的有关内容，贴近生活，学生系统学完本教材，基本能进行日常生活工作、处理有关实际数学问题。

（2）充分体现了教学内容的主题性。该课程教学内容以自学法和讲授教学法为指导，每次数学课教学目的明确，重难点突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掌握中学数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了解微积分初步，为进入大学本科学习打好基础。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自身素质，使学生学会用数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3）教学内容循序渐进。该课程教学内容根据预科教育特点和学生基础参差不齐这一实际，认真贯彻了“学一点、会一点、用一点、边学边用、学用结合”的原则。预科第一学期教学内容为数系、解析式、方程与方程组、不等式、排列、组合与概率、解析几何、立体几何。第二学期教学内容为初等函数、极限与连续、导数、微分及其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选材由易到难，主题突出，具有生活化、实用性强的特点。学生初接触学习内容时，感到不是很难，在潜移默化的练习中提高了能力，克服了传统教材学生不感兴趣，且实用性和衔接性不强的弊端。

（4）增强知识的发展性。预科数学课程教学不仅是一门理科基础知识课程，而且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发展前沿的素质教育课程。因此，在设计《预科数学》课程教学时，我们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思维素质培养和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对该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对学生来说，该课程的学习对下一步学习相关的专业课，如高等数学、数学分析、经济数学、物理学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文科学生来说，克服了传统数学教学中只学不用的弊端，为学好相关专业课，将来从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5）充分运用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在该课程教学中，教师充分利用网络及多媒体教学手段制作课件、播放教学光盘，通过交互形式进行授课，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语言条件。每章知识总结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让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数学应用知识采用多媒体课件进行（如定积分概念的引入及定积分的应用），充分利用校园网为学生提供网上答疑的条件，每学期利用多媒体教室采用课件的形式为学生安排生动有趣的数学知识问答比赛，为学生提供了学习锻炼的舞台。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多媒体为学生播放高等数学教学片，让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高等数学成为可能。我们所制作的课件中，按照任务教学法和主题教学模式这一实际教学需要，补充了课件内容，课件内容实用丰富、新颖、接近生活，较好地体现了网络教学的科学性、先进性、交互性，可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体会到学习成功的快乐，真正体现了“实用”“够用”“可用”“有用”的教学原则。

4.结语

只有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措施的改进，激发学习兴趣，循序渐进，不断培养民族预科生灵活运用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才能够提高数学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学科定位篇10

要想构建一个成熟的专业首先要对该专业进行最为准确的命名，通过查阅目前的国家学科目录发现，目前大学语文属于课程与教学论的范畴，其与大学化学、数学、体育和物理学科一样都是属于同一个二级学科。这种命名以及归属的方式无疑是一个比较奇特的学科归属逻辑，而且即便是在高校的内部对于这种归属和命名方式的了解也不多。由于大学语文本身并不包含过多的政治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学理的探讨。从实际来看，即便是中文学科的内部，对于大学语文本身的学科归属问题也缺乏足够的关注，更不用说引发质疑了。由于大学语文学科本身是教育学门类下的一个学科，而且又是国家规定的必修学科，因此有人认为大学语文已经成为一种不需要去进行证伪的学术前提，对于其进行重新的探讨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无独有偶，目前我国大学教学体系中的诸多课程都已经有此迹象，这使得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发展的困境当中，而这个困境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学科外部的思想环境，更是因为高校教育部门和工作者对于学术的梳理不够清楚甚至不去梳理而导致。长期以来，我们对那些相对固定甚至成为尝试的学术内容缺乏进行反思的能力，这就导致我们无法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和突破。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对以往的思路进行一些转变，对那些我们原本认为习以为常的学术前提进行思考和探讨，我们就会发现这当中有许多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对于一些本身值得去验证的学术前提进行了忽略，而且我们在这些学术前提的真伪确定之前进行了相关的并不知道对错的学术研究，这使得我们得出的结论往往也存在诸多的问题。要想对大学语文学科进行突破我们首先应该从反思开始，不管是反思常识还是反思前提。在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很多的学术前提在本质是思想上的前提。而这种前提的本身是先验而且预设的，对其进行证伪无任何的意义。大学语文学科的归属以及专业的命名，目前来看似乎已经是常识和前提。但是如果我们从教学实践以及学术的逻辑方面来进行分析，我们则会发现对大学语文的命名与其实际的教学内容并不相符，因此大学语文应该更多的被归类为我国汉语言文学下属的一门中文的学科。

二、大学语文的学科特质

我们拿大学语文与其他的专业性的语文教育来进行比较，发现大学语文目前仍处于一种学科边缘化的状态之下。目前大学语文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学科所具有的一些一般的条件，但是如果大学语文想要发展成为一个自主而且完整的学科，必须要建立学科本身的特殊性以及独立性。与一般的中文专业教育进行对比之后我们发现，大学语文与其相比的确存在知识的结构以及教学过程的综合性、实践性、普及性上的差别。

（一）学科知识结构的普及性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当中，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们对于学科的价值评价以及研究的过程不是从教育最为本质的学生和教学来进行出发，而是以教师以及科研作为主要的研究出发点，这对于学生的全面培养以及提高无疑是非常的不利的。目前在我国的人文教学当中，我们真正缺乏的恰恰是对于人本身的教育。在具体的教学内容上面，我们要更加地注意对于教学对象的不同来进行区分，然后要充分地注重学生知识结构上面存在的不同特征，大学语文课程本身面对的就是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因此我们在进行教育时最为注重的就应该是常识性的教育。作为一门一般的人文学科，我们教育过程当中应该注重三个基本的原则，即：核心知识的个性化、基础知识的标准化以及背景知识的多元化。

（二）做好学科设置的独立性与综合性

二十世纪末期，曾经掀起了一阵通识教育或者说是“素质教育”的热潮，各个相关高校纷纷地开始进行机构以及课程的设置，一时间成为最热点的话题。但是，由于其根源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或者说劣根性，我们很难避免对于功利性和其制度痼疾的追逐，因此这段“热潮”也很快地就散去。在此“热潮”退去之后我们首先需要对于这阵所谓的“热潮”来进行反思，这当中有两点最值得我们来进行关注：首先是，教育采用运动的方式绝对不能实现其功能性；然后，素质教育并不能进行“拼盘化”。由于这场所谓的素质教育运动热潮，本身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受到这些功利性的驱使，也就是说其本身就是为了满足就业的需要。因此，在其推动的过程当中自然也少不了一些所谓的功利性的设计，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学科之间常识性的补课。其中还为理工科的学生开设了众多的属于人文科学范畴的课程，从而把本身是培养“现代人”的完整教育方式，转变成了进行“调料”和“拼盘”的配置过程。在这次的“热潮”之中，大学语文被选做了首选的工具。但是，由于其对大学语文的功能性进行了碎片化，因此这也就成为了一种单纯的具有功利性的知识分解，势必会给大学语文的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三）教学活动的实践性

大学语文课程与其他的中文专业的课程教学存在一些不同的地方，首先大学语文本身更加注重的是实践性的活动。也就是说大学语文在学生对于知识进行把握的基础之上应该更加地注重对于学生自身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整个大学语文教学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对于学生的表达能力与写作能力来进行培养之外，还应该加强对于学生审美鉴赏能力的提高。尤其是作为一种基础理论上的研究和教学，专业的中文教育普遍的存在被过分的理论化、学院化以及学术化的趋向，我们应该更加地注重对于思想和知识拓展性的提高。目前很多的人在日常的交流当中都会采用一些让人不易懂的学术性语言，以此来向人们展示其自身的专业水准和学术水平。这无疑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学理性，这与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本性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要就大学语文的教学应该更加地注重对于时间性的要求而且要明显地加强对于语文应用能力方面的培养。由以上可知，我们对于大学语文学科性的确立，不应该局限在教学内容的扩大上面，更应该积极地扩大教师的知识结构，因此我们说要想做好一个大学的语文教师是很难的。

三、大学语文课程体系与功能性上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语文教育的功能性定位

大学语文教育不能重蹈政治思想理论课的覆辙，应该对其功能和地位进行适当定位，弥补当下教育的缺失。而且，有时候把一件事理解得纯粹一些可能更容易把事情做好。大学语文的功能必须恪尽职守，保持特性。大学语文就是大学语文，“不用之用”才是其本色，不应该承担过多的分外的工作。如果将其视为同其他思想理论课，反而淡化了其特殊性。应该突出其传承文化、提升品位、提高能力的作用。要从强化文学作品的社会思想评价和作家的政治立场评价，转向审美评价和文学史价值评价上来。

（二）大学语文的课程体系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