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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17:27:20

学科发展论文

学科发展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主流宪法学非主流宪法学宪法问题学科建设学术竞争

在中国宪法学界，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人关注并致力于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建设，这种倡导并实践的意义自不待言。[i]本文从学科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的难度和可能性。

大致而言，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包括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经济学、宪法与文学、宪法社会学、宪法人类学等等。但是，每一个宪法分支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进而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物质基础建设。

一、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中的主流宪法学

每一个宪法分支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来带动整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而外在的表现就是有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各自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对象。

就近五年中国的宪法研究情况来看，宪法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对宪法理论体系的研究（宪法哲学）、对宪法文本的研究（宪法解释学），以及从国家建设角度对宪法政治的研究（宪法政治学）。这三种研究构成了目前宪法研究的主流。大致讲来，其共同特征是关于宪法的规范性研究，关注的是“宪法是什么”的问题。

宪法理论体系研究关注方法论、基本范畴以及宪法理论体系的解释力。[ii]构建宪法理论体系被认为是宪法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而宪法文本研究的问题则集中在宪法文本的制定（修改）权力、宪法文本的内容、“宪法修改”的活动、[iii]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iv]宪法文本的解释、[v]宪法的实施或适用（宪法监督、宪法诉讼）。[vi]

对于一个学科建构而言，规范宪法研究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宪法学的独立和自治，形成宪法学专业的体系和术语。但是注重规范分析和体系化分析的宪法研究同样存在弊端，它可能带来的是宪法学共同体更排他的话语，宪法学知识的更自给自足，法学内部引证网络的更加增强，和宪法学对外部学科知识影响（或者“帝国主义”）的更成功的驱逐。宪法学研究发展与封闭同时进行。[vii]也正是由于从体系出发，或者更注重对语词和概念的诠释，宪法学研究的范围受到很大的约束，在很多研究领域，宪法学者往往并没有发言权。比如，司法改革这个本属宪法领域的问题，却一直由法理学者主导研究的方向；[viii]而关于私有财产的入宪问题的讨论最早或者说最有影响的，不是宪法学者，甚至不是法学者，而是经济学者。而另一方面，目前宪法学研究的人员力量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又比较落后，远不如法学理论、民法学，甚至不如最为相近的行政法学研究力量。[ix]

有关宪法政治的研究不仅包括宪法学专业学者，还包括一些政治学者以及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宪法政治研究，即是运用政治学的概念、思想来建构宪政主义，也带有很强的规范色彩。宪政更多的包含了宪法的政治权力构成以及宪法的政治制度理念，并反映在动态的政治运作过程。务实的宪法政治研究将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制约权力的重要手段。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违宪审查制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但更多的宪法政治研究侧重于价值判断，比较理想化。强调宪法研究与政治理论（法律理论）研究的结合，研究宪法与法治、民主、自由、平等的关系。[x]进而，主张在中国宪法改革的过程中贯彻这些政治理念。[xi]在宪法的实施或适用中，宪法诉讼、或者宪法监督、或者宪法司法化都需要宪政理论的支持。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讲，宪法政治研究虽然是将政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理论）结合在一起，但是却忽视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与实际情况相脱离。在我看来，宪法政治研究必须要回到宪法文本的研究上来才会有意义，否则，不免会带上理想主义的色彩。

二、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中的非主流宪法学

相对于以上三个研究方向的主流宪法学之外，目前还存在着非主流的宪法学研究，比如宪法经济学和宪法社会学。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更多的带有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色彩。相对来说，研究群体很少，亦缺乏知识积累，因此学科发展比较弱。

宪法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同宪法规则体系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在个人只掌握有限知识的情况下，哪些宪法规则在协调个人的活动上对个人是有益的？特别是，哪些宪法条件最有助于确保竞争和创新？第一个问题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畴（实证宪法经济学）；而其余问题则属于规范宪法经济学的范畴。总的来讲，聚焦于宪法经济学已经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在既定规则之内作选择转向了在不同规则之间作选择。”[xii]目前，经济学界有一股力量是研究宪政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而中国法学界极少有人研究。

宪法社会学更关注如杉原泰雄所提倡的“作为生活问题的宪法问题”。中国宪法学界目前更重视研究“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而“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研究是以解释论为中心的规范的宪法研究。杉原泰雄认为，过去日本的宪法学是以解释论为中心、与国民生活脱节的宪法学，它对探讨“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是极为消极的。正是因为这种宪法解释论没有把国民“放在心上”，与国民的实际生活脱节，自始自终只是从法学技术上对宪法问题进行解释，所以时至今日，宪法学仍没有能像政治学和经济学那样，在国民的心中得到一种亲切感。[xiii]这个基本判断是适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如同冯象所云“它没宪法”。[xiv]

从方法论上来看，“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是理论的宪法问题，归属于规范的宪法研究（宪法解释学）的内容。而“作为生活问题的宪法问题”是经验的宪法问题，归属于宪法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从这一立场出发，那么“一个国家也许没有系统阐述的独立的宪法理论，但它一定存在着宪法的问题；没有成文的宪法，也会有宪政的实践，有制度意义的宪法，或实在的宪法。因此可能进行社会科学的实证性研究”，这种研究更强调历时性，真正关心一个具体国家宪政发展的问题、实践和话语以及制约因素。[xv]

宪法社会学研究提倡实证的、经验的分析，关注社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宪法问题，但是社会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构成宪法问题。

宪法问题也并不必然与宪法文本相联系，并不以宪法条文规定与否作为判断是否是宪法问题的标准。也因此，需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宪法问题。比如，基本权利研究中涉及“乙肝歧视”、“身高歧视”、“高考移民”、“迁徙自由”等这些与公民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尽管宪法上没有具体规定，甚至可以归入部门法问题，但仍然可以上升为宪法问题。

这是因为，所谓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来判断是否是宪法问题，是要看这个问题的现实影响力，这个问题是否在当下的这个社会中具有可争论的、重大的意义。社会问题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构成宪法问题，但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未必。比如，堕胎问题在美国就是一个宪法问题，而在中国就不是。因为堕胎在美国涉及价值观念特别是宗教观念，而在中国则成为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的一个普遍做法，为大众所认可，不存在争议的问题；族群对立问题在中国大陆不够成一个宪法问题，而在台湾地区目前已经是一个宪法问题。在当代中国，受教育权以及涉及各地高考分数线差异过大、高考移民、“齐玉苓案”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受教育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机会越高，相反，受教育程度越低，则失业机会越大，更容易陷入贫困而依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xvi]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受教育权是一个宪法问题。

影响力的判断标准，只是宪法问题的构成的一个事实要件，构成宪法问题还有法律要件。而宪法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够通过部门法来解决。宪法问题也可以是部门法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种筛选机制将部门法问题选择成为宪法问题。我觉得这样一种分析对于目前宪法的私法适用问题（处理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来说，是另外一种解读，[xvii]就目前来看，由于受到公私法划分的影响，因此，法学界包括法律界主张法律问题首先通过部门法解决，部门法解决不了才会成为宪法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人为划分公私法来决定宪法适用可能是有问题的，重要的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框架出发来选择问题，因此，从法律制度而言，是否构成一个宪法问题取决于具体国家的法律筛选机制。不是首先进行部门法归属判断，而进入由法律组织机构（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判断程序。比如，在美国，能够进入最高法院的case都能够成为宪法问题。而美国所谓宪法性问题如涉及经济规制、税收、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财产权等都是通过最高法院作出判例才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中国司法制度（最高法院）如何与宪法发挥作用、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与宪法发挥作用，进而作出宪法性问题的判断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的物质基础

总的来看，目前已经出现了有关宪法问题研究的知识分野（比如规范分析抑或实证分析），并有了比较多的知识积累，但是并不意味着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当然建立。宪法学分支学科必须加强学科制度，通过学科制度建设将这些不同取向的宪法学研究成果和人员组织化。

学科制度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它至少包括四类范畴：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xviii]从中国宪法学的发展来看：从事中国宪法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都有专门的宪法研究机构，有专业的中国宪法学会；能够培养宪法学的硕士和博士生，象中国人民大学还招收宪法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也出现了专业刊物《宪政论丛》等以及各种评奖活动来评价学术成果；有诸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海外基金会资助研究等等。中国宪法学的学科制度的逐步完善，为进一步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提供了可能性。

除去一部分传统分支学科如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等，其他分支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交叉学科特征。因此，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除了要依靠宪法学的学科制度之外，还要看相应的其他学科制度的建立完善情况。宪法政治学、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宪法人类学分支学科制度也要依靠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学科制度建设（当然本学科的知识积累也很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各学科之间沟通与融合。以宪法社会学分支学科为例，该分支学科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宪法学和社会学双方的共同力量才有可能发展强大。

但是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最根本的是，分支学科制度体现出来的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包括其主张、活动和结构，它是对正统的挑战，是变革的力量。[xix]比如，以实证和经验分析为特征的宪法社会学就是对以规范分析为特征的正宗宪法学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知识－权力关系”。由于规范宪法研究占据宪法学学科的主导，面对宪法学主流学科制度的霸权，专业的宪法分支学科学者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因为目前宪法学科培养出来的学者，已经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并在各自的研究机构形成学术梯队群。这些学者与所培养的学生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忠诚”关系，而不是学术上的相互竞争和批评关系。在这种“忠诚”关系的主导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老师与学生合署名以及尊师“祝寿”的现象。有研究表明，学术声望制度越完善的地方，给老师的“祝寿”活动要相对少的多。[xx]因为，通过“祝寿”等活动，可以变相提高与老师有关的一批人的声望，而这种声望恰恰不是通过其学术水平来提升的。在现有宪法学学科制度已经促成了一个独立强大的“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与主流宪法研究差异显著的分支学科研究，往往会被视为“学术越轨”和“学术异端”。具体而言，在课题资助、博士点评定、文章刊登等具体的学术生产环节，由于评审人往往仍是主流宪法专业训练的人士，相应的，从事与主流宪法研究对立明显的分支学科学者往往处于劣势。长此以往，分支学科的研究必然会被边缘化。

具体而言，还有以下问题：

第一，宪法学分支学科没有制度上的合法性。由于在教育部的专业名录中，宪法学卡连二级学科都不是，而是与行政法合称“宪法与行政法”作为二级学科。而作为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多数也没有列出来。由于专业名录涉及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因此，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先天不足。

第二，跨学科的法学分支学科要比跨学科的宪法学分支学科，更有建设的可能性。相比较而言，法律社会学要比宪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更为可能。因为，法学和社会学都是一级学科，都形成了各自的学科制度，知识体系和人才，而宪法学只能算上二级学科，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与法学相比，因此，建设法律社会学的学科更具有可行性，而且重要的是，如果法律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完善将会对宪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实际上，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宪法社会学更有理由纳入到法律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制度中，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向，而没有建立宪法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必要。宪法人类学也是如此，它与法律人类学有更多的同质性，整体的（holistic）观念、比较分析和田野民族志调查，因此，应该成为法律人类学学科的一个方向，似无独立的必要。[xxi]

第三，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就是有自己的“专业同人刊物”，或称“旗舰刊物”（flagshipjournal）。它反映本学科重要的研究进展和前沿热点，预示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旗舰刊物和一流学者之间呈现相互优化的态势。一流学者借助旗舰刊物积累其符号资本，扩大学术影响，而旗舰刊物则因吸引和发表更多一流学者的成果来提升刊物的声望。[xxii]实际上，象宪法学这样的大学科还没有自己的旗舰刊物，更不能奢望宪法学分支学科有自己的旗舰刊物。即使有，刊物能否保持连续性也值得怀疑。而跨学科的法学分支学科如法律社会学亦没有自己的旗舰刊物。实际上，如果象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有了专业同人刊物，积极刊登宪法社会学和宪法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将会极大的促进该分支学科的发展。

第四，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的重要一环是学科评价机制。就学术成果来看，匿名评审绝大多数都没有实行，关系稿、人情稿、编辑一人决定稿等现象非常普遍。而不论是职称评定、研究课题、重点学科、博士点等评选，多是由外行人评议乃至行政权力插手。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发表出来的宪法文章的质量难以迅速提升，宪法学教授越来越多，而学术水平却未见提升。当然，这些现象并非个案，而是与历史原因和学术管理体制有关。如果仅就宪法学分支学科评价机制建设而言，在现有制度空间内，应当让与分支学科相关的外学科人士参与到学术成果的评价过程当中。更进一步，法学院特别是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国内一流的法学院，应当培养更多的学术人才，而师资的来源不应当仅限于法学背景，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均可引进到法学院来。

总的来看，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特别是具有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建设，并不是为了争取什么资源，重要的在于两点：

第一，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的目的，不是画地为牢，各自独立，而恰恰是要通过知识整合去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与宪法相关的社会问题。

第二，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的目的，是改善现有的宪法学研究状况，开展学术竞争、学术批评，建立学术传统。如同苏力对以跨学科为特征的社科法学的评价，“社科法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促使整个中国法学研究的转向”，“把社科法学视为传统法学的天敌不合适，重要的是如何运用现有的法律知识加上可能获得的社会科学知识来共同推进，把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向前推进”。[xxiii]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的分支学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i]如，2005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专门召开了“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研讨会”。

[ii]如，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赵世义：《从科学分析到人文综合——中国宪法学通向成熟之路》，《法律科学》1999年第4期；叶必丰：《论依法治国与宪法学的新体系》，《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秦前红：《评法权宪法论之法理基础》，《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iii]以1999、2004年宪法修改为例，在此前后主要法学核心期刊纷纷推出“宪法修改笔谈”，比如，《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的“宪法修改问题笔谈”；《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的“宪法修改与宪法在下世纪初的发展”；《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3期的“修订现行宪法完善宪政制度”；《法学》2004年第4期的“世纪之初中国宪法的修改和发展”；《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的“社会转型与宪法修改”。

[iv]韩大元：《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v]如，胡锦光、王丛虎：《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郑贤君：《我国宪法解释技术的发展》，《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周伟：《宪法解释案例实证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苗连营：《中国宪法解释体制反思》，《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vi]如，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1年第11期。

[vii]对整个法学学科研究封闭的批评，参见成凡《从竞争看引证——对当代中国法学论文引证外部学科知识的调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viii]如，贺卫方：《司法制度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编，“司法制度”。

[ix]一个佐证就是，1998－2002年中国大陆法学著述他引前50位学者中，只有一位纯粹的宪法学者（童之伟），然而这位学者在那几年写的更多的是法理学的论文；与此相比，民商法者12人、法学理论（包括法律史）15人、行政法4人（罗豪才、应松年、姜明安、王名扬），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另外，从五年的法学论文产出数量来看，纯粹的宪法学者也几乎没有，姑且可以算作是宪法学者的有童之伟、郭道晖、周永坤、杨海坤、蔡定剑（他们兼跨了宪法、行政法或法理学），参见苏力：《法学论文的产出》，《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章。

[x]如，程燎原：《关于宪政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杨君佐：《共和与民主宪政》，《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杜承铭：《论宪政的人性基础》，《法学》2000年第4期；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等。

[xi]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xii]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第407页。

[xiii]参见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xiv]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它没宪法”。

[xv]苏力：《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重读〈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

[xvi]温辉：《“高考移民”现象的宪法解读》，《宪政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xvii]更多的宪法的私法适用的分析，参见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

[xviii]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xix]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姜智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xx]参见周雪光：《组织社会学二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

[xxi]高丙中、章邵增：《以法律多元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学科发展论文范文篇2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1978年夏季，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又恢复了“”前的全国统考，至今已进行了20次。二十年来，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不仅为高校甄拔了千百万合格的新生，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等教育的发展，指引着基础教育，尤其是普通高中各门学科的走向。在这方面，语文尤为明显。二十年来，中学语文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试题形式诸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目前，中学语文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惑。这一切都与语文高考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语文高考对该学科的影响，探寻中学语文前行的坦途。

一、在新时期，高考语文统考推进了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

在我国，中学语文学科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基础学科。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它以现代白话文作品为主要教学内容仅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我们从苏联移植了语文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经过17年的实践和研讨，我国的语文工作者刚刚触摸到汉语语文教育的一些规律，一场动乱开始了。可以这样说，高考恢复全国统考之际，恰是中国的现代语文教育振翮高飞之时。新时期的语文高考试卷真实地记录了中学语文学科发轫前行的全部历程，记载着语文工作者对汉语母语教育冷静的反思，深入探讨所得出的一个个科学结论。

1.引导中学语文实现教学大纲。按照新时期制定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学语文的主要目标是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高考紧紧围绕这个关键出题，落实了语文智育的目的。语文德育是大纲规定的一项主要的教学目标。高考作文是检验语文德育的有效手段。考生要想写好应试作文，必须注意思想品德修养，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近年来，语文界越来越重视美育在语文中的地位。1996年高考的现代文阅读题《贝多芬之谜》涉及音乐知识；1997年的古诗鉴赏题要求赏析两首意境优美的唐诗。这些试题体现了“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的教学目的。因为高考的范围与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基本一致，所以，这二十年以来，高考有效地约束了高中语文全面完成教学任务。高中语文是母语教育全面提高的重要阶段。高考语文试题覆盖面广，不仅促进了高中语文实现大纲规定的任务，而且使人们能直观地认识到，在母语基础教育完成以后学生应该达到的水平。

2.促进中学语文提高教学质量。因为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必须保证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所以，试题不能出现旧题，命题角度不能墨守成规。国家教委考试中心每年设计、出台的高考试卷已经成为普通中学相应科目日常教学的重要参照物，促进了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翻阅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明显地感觉到试题对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要求逐步提高。例如，辨认字形正误的第2题，1995年卷要求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3个错别字；1996年卷要求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5个错别字；1997年试卷要求考生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7个错别字。成语知识考核逐年由课内向课外扩展，1997年该题中出现4个成语有3个属课外知识，其中“不孚众望”和“万人空巷”很难把握。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都有一项规定：文学常识题答案如有错别字不给分，这条规定在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汉字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高考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的严格要求，促使中学语文重视双基训练。高考强调对能力的测试。例如，语法修辞题并不要求回答现成的定义规则，而是要求考生根据学过的理论知识，辨别言语的正误优劣，构成通畅的语句。难度增加最明显的是文学赏析题和现代文阅读题。从1992年开始，高考的现代文阅读从一篇增加为两、三篇，选文的内容和问题的设计在加深。写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能力，从1978年至今，高考作文有两大类：全命题作文和给材料作文。不少的高考作文题目，本身就是匠心独运的杰作，成为作文教学的经典题目，例如：《读“毁树容易种树难”》、《看漫画“这里没有水，换个地方再挖”有感》、《由圆联想到另一物体》、《读〈鸟的评说〉有感》等。高考作文的显著的特点是不束缚考生的思路，有利于他们展示才华。在精妙的高考作文题的引发下，每年都能涌现大量优秀的作文。总之，以测试能力为中心的语文高考，推动了中学语文教学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能力的转变。

高考的直接目的是选拔，试题一方面要反映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必须切中日常教学的薄弱环节。因此，目前这种最具权威的考试就具备了提示教学疏漏的功能。70年代末，语文界非常注意基础知识的补习，而忽视了现代文阅读。80年代初期，高考试卷出现一道系统考查现代文阅读的试题，考生对此竟无从下手。这一现象震动了语文界，它暴露了我国语文教育长期未解决好的一个大弱点：现代文阅读教学。从那时起，语文界特别注意阅读教学研究。在改革基础知识教学方面，高考语文同样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中学语文一向重视同音字的教学，而忽视了双音节的同音词现象。1995年语文卷第3题要求分辨“化装”与“化妆”，1997年卷第5题要求分辨“考查”与“考察”。再如，标点符号的使用说明规定：表示约数的连续出现的数词之间不加顿号。1995年卷第5题A项“小河对岸三、四里外是浅山，……”大多数考生却判断为正确。句内括号与句外括号的区别一向不被重视。1997年卷涉及了这个知识点。语文高考缜密的出题思路，促使基础知识教学逐渐走向系统化。在80年代，高考作文都是写议论文。这是重视议论文写作的社会思潮在语文教学中的反映。这一阶段作文教学出现了忽视其它文体的倾向。从1990年开始，高考小作文出现描写类、记叙类或说明类作文。1993年的作文《梧桐树下》为1980年以后第一次出现的非议论文体的大作文；1994年的作文《尝试》（60分），彻底纠正了长期困扰高中作文教学的错误认识：议论文是高中作文的唯一重点。现在，作文教学不仅重视培养整篇作文的写作能力，也重视表达方式的综合或分解。写作训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应该既借鉴传统经验，也重视创新。只有这样，作文教学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总之，二十年来，语文高考为广袤国土上的城市、乡村，南国、北疆的中学提供了母语教育所应达到的高水准的范本，推动了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改革，使得中学语文学科在经历“十年动乱”以后，教学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3.确立中学语文标准化考试的模式。标准化考试是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具有一定的标准，并对误差作了严格控制的考试。有了标准化试卷才能实现计算机阅卷，并有效减少人工阅卷的误差。怎样把语文学科的内容编制成客观性试题，即选择题，是一个科学性、技术性都很强的问题，是语文学科能否实施标准化考试的关键。高考语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语文选择题的设计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高考语文试卷的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标点符号和阅读，以及文学常识等内容均能设计成选择题。这些选择题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例如，文言文阅读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够准确测试考生对文言实词虚词的掌握情况，以及对句义文义的理解程度。和其它学科的标准化试题一样，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增加题量，能为优秀的考生提供表现才华的智力空间，使他们脱颖而出。有些语文选择题的选项文字较多，能够迅速准确地读懂选项，本身就是对语文能力的考核。例如，1997年高考的古诗鉴赏题，选择项A：“刘诗中‘潭面无风’句和雍诗中‘烟波不动’句，都贴切地描绘了月光下湖面风平浪静、山影凝重、朦胧而又静谧的景象。”是一项错误的解说。因为雍陶的《题君山》所描写的并非“朦胧”的月色。这项解说的其它语词都很恰当，如果没弄清“朦胧”的含义，就会失分。这样的选择题，不仅考查是否掌握题干所要求的内容，实际上也测试了对选项文字的理解。在语文学科中，这种测试是有意义的，因为理解表述性文字也是一种重要的语文能力。总之，语文标准化考试从无到有，从开始在语文基础知识方面设计选择题，到后来在阅读与文学鉴赏方面也设计了信度、效度都很高的客观性试题，这是语文学科的一大进步。高考语文卷创立了一种能显示汉语特殊规律的试题模式，这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是一次深刻的变革。标准化试题在语文高考中获得成功，使语文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4.初步划定中学语文的知识体系。中学语文是对学生进行母语教育的基础学科。因为人类的语言现象很复杂，所以，至今还没有哪一门科学能涵盖一种语言的全部知识。要学好母语，必须学习多门社会科学。语文课的理论依据比较复杂，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文字类、言语作品类和言语表达类。语言文字类包括汉语理论与汉字理论；言语作品类包括文学作品和其它类别的书面语作品；言语表达类包括演讲学和写作学。中学语文以多门社会科学为理论依托，是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成为既有较系统的语言理论知识，又具备较强的言语能力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建立中学语文学科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新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使语文工作者得以冷静地构建语文学科的理论框架。高考语文试卷就像一方屏幕，按年度展现中学语文学科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历经近二十年的探索，高考语文试卷的格局基本稳定了。它分为5个部分：汉语知识及运用、文学常识及文学鉴赏、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和写作。这5个方面就是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体系的5个组成部分。高考语文试卷将中学语文繁复的知识板块化、条理化，将内容深邃、形式灵活、科学性很强的试题一批又一批地编制出来，浓缩了中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勾勒出中学语文的知识框架，为其知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近二十年来的高考语文试卷传达出了本世纪中晚期人们对我国中等语文教育内涵的共识。后来者将会以此为基址，构筑汉语教育的殿堂。

5.带动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高考统考是选拔性（常模参照性）考试。它的直接目的不是验收学习效果，而是把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拉开距离以便选拔。现在，标准化语文高考试卷对考生要求很高。在150分钟内，考生要阅读约6千个印刷符号（包括汉字、数字和其它符号）；做完约25道客观性试题；回答7至8道填空题，其答案总字数约200字；写两篇作文，共800字。折合每分钟要理解50多个印刷符号，并同时写出7个以上的汉字。虽然语文高考题量大难度高，但每年都能涌现出大批成绩合格的学生。这证明了中学语文所取得的成就。选拔性考试的独特的意义在于使好学生有充分显示优势的机会，发挥出在其它类别的考试中无法显示的潜能，让语文教育工作者有机会观察到本学科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能以此为标本研究学科教育的规律，争取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单以高考成绩评定教学质量是不科学的，但是无视这种常模参照性考试所特有的研究价值也是片面的。

中学语文近二十年来发展很快。原有的教学内容都在逐步地充实加深。例如，高考的文言文大都选自史书，现代科技说明文的选文也比课文深奥。文章的内容涉及物理、生物、医学、考古等多门学科。有国外的名家之作，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世间最美的坟墓》，英国作家萧伯纳的散文《贝多芬之谜》；有当代中国名家的作品，如吕叔湘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钱仲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等。这些选文给中学语文教坛带来新鲜的气息，引导学生把课内所学到的阅读方法迁移到课外，提高阅读水平。高考语文试题深化教材的走向，带动了中学语文逐步深化教学内容。为了将中学语文建设成适应时代需要的基础学科，必须引进相关的科研成果。例如，在语言学领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是薄弱环节。现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高考试题较好地把握了这一学术动态。测试虚词的试题年年出。在修辞学方面，高考语文经常考查消极修辞手法的运用，选择最佳表达方式成为较稳定的题型。现代文阅读方面，语文高考引进的阅读学的先进理论较多。例如，以语用学为指导，考查结合语境对语义作出正确阐述的能力。在作文方面，重视引进思维学的成果，重视考查形象思维能力和比较、综合、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语文试题的设计者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积极引入高考，促进了中学语文的学术化、科学化。总之，语文高考展示了语文教学的水平；深化了教学内容；推广了新的学术成果。它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引擎力。

二、高考语文统考目前存在的问题

高考语文统考对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根本原因是：二十年来，语文高考自身在不断地发展、完善。新世纪即将到来，语文高考面临严峻的挑战。今后，它能否继续推动中学语文的发展，能否为基础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服务，这取决于它能否清醒地认识并克服目前存在的问题。

1.语文高考试题严重脱离现行语文教材。普通高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高校输送人才，所以，普通高中语文日常教学必然十分关注高考语文试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目前的高考语文卷，基本脱离教材“独立”命题，其用意在于突出对考生语文能力的测试，避免出现死记硬背和压题的现象。这样命题纠正了语文教学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思想，有利于课外知识丰富的考生脱颖而出。其消极影响是造成高中语文课无视教科书的存在，架空能力训练，致使教学自由化倾向泛滥。为了克服这一消极影响，语文高考必须按比例体现课本的内容。这样既有利于能力的测试，也有利于引导教师日常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而不是纵容脱离课本另搞一套。

2.测试语言表达能力的试题比例畸轻。语文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使学生具有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能力”。言语表达是语文能力的最高层面。它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决定一个人能否顺利地工作和生活。从选拔人才和推进语文教育两方面考虑，高考必须重视对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选择题的特点是节约答题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题量。正因为选择题要求考生多想少答，所以，不利于测试考生的表述能力。目前高考统考中填空题答案字数少，答案语句的质量不便再设采分点。测试考生的表达能力主要靠大、小作文。可是按作文分项分等评分标准，语言等次的分值差别很小。例如，大作文语言一等（准确流畅）比语言四等（语句不够通顺语病较多）只多7分。这总分150分当中的7分，表示的是考生之间语言能力的质的差别。要提高表达能力须花费极大气力，但是这项最艰苦的训练在高考中却只占总分数的1／20弱。表达能力在高考中的可悲的微弱比例，对中学语文教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极为恶劣。现在许多学生很“善于”做选择题。他们从题干和选项提供的信息中能判断正误，但是他们却不善于独立地阐述思想，心明了口嗫嚅。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都变成鲁迅笔下的“闰土”，“大约只是觉得苦，却说不出来”。果真如此，我们这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岂不成了民族的罪人？现在，不少学生写作文重视提炼中心，充实内容，却不重视推敲语句。因为只要中心明确内容充实，即使语言不通顺，也扣不了几分。目前，在公开发行的书刊和各类公涵文件中，在各种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中，语句不通的现象比比皆是。在造成此种现象的诸多因素中，高考的误导不可低估。因此，高考语文试卷必须加强对考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应限制选择题的比例；增加表述性试题，并加大其分值；增加大、小作文语言分的分值（语言分应占到约1／3强，即占20分以上）。

3.一些试题偏难偏怪，影响了高考语文的信誉。为了增加考试的信度、效度，试卷的设计者不断地创造新鲜试题，这是必要的。但是，每年总有几道难题、怪题，好学生不懂，差学生不会，只好一起“蒙”。这就造成“语文学得好，不一定能考好，语文学得不好也不一定就考坏”的怪事。这种情况严重地挫伤了教与学的积极性，致使语文高考的效度、信度明显低于其它学科。例如，1997年高考卷第4题C项（B卷）：“这次选举，本来他是最有希望的，但由于他近来的所作所为不孚众望，结果落选了。”“不孚众望”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成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均未收录。考生要把“深孚众望”中的“孚”想清楚，再转换为它的反义词“不孚众望”（绝少使用），才有可能理解这个词。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几乎没有考生能懂，回答此题（3分）只有瞎蒙。1997年试卷第3题（肠脑和颅脑）的20、22、23题（共7分）的答案都过于隐蔽晦涩，使多数考生答题靠偶然因素取胜。赏析古诗的第11题的B项（B卷）：“两首诗都将洞庭的山水景物描写得高旷超俗，使人读后油然生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那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要求判断为错（3分）不合情理。文学欣赏应充许有心理运作的自由。阅读这么优美的古诗，为什么不允许考生产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据统计，每年有20分左右的考题太难太怪，再加上作文分项评分标准不尽合理，于是，约30分至40分的试题不能科学地分离考生，大大削弱了语文高考的信度。

总之，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不尽快改进，语文高考亦有可能变成语文教育发展的桎梏。

三、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原因

从高考反馈的信息中，我们看到了中学语文取得的成绩，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

1.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高考语文试题数量丰富、内容精深。这些试题启发了语文教育工作者。人们意识到，很多试题应该是母语教育重要的内容，在以前却忽略了。例如，判别语句的优劣，这已经成为语文科常见的试题。现在，考生回答这类试题仍然只凭借语感和经验。汉语修辞学在这方面没有提供系统的理论，语文教学没有现成的依据。怎样鉴别句子、句群及作品的言语质量，在同义手段、同义结构中如何选择最佳表达方式，这些应该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却被理论语言学忽视了。而语文教学一向习惯于从现成的经典理论中移植教学内容。语言学中没有的，语文教学也不讲，于是造成该项内容的空白。出台鉴别语句优劣的试题，击中了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的空白。我们不能总让学生凭语感和经验断定言语质量，语文界对此应该做出理论的阐释。类似这样的教科书上没有，而高考试卷已经考出来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的识字量和词汇量基数是多少？应该有个较为具体的规定。现在我们只能抽象地说：多多益善。阅读理解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提高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语文教师不能让学生在回答语文试题时，总是“跟着感觉走”。训练语文能力要有理论依据，没有理论指导的训练是盲目的、低效的。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成为扼制语文学科发展的瓶颈。

2.高中语文教材亟待更新。全国统编的高中语文教材是以单元为单位的文选型课本。这种教材是30年代由叶圣陶等语文界前辈倡导的。其优点是课文按体裁组元，便于读写训练。缺点是知识不系统，阅读理论浮浅，作文没有教材。现在，语文高考试题对考生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语文课本却几十年未变。试题的超前和教材的严重滞后，使目前的高中语文课处于尴尬的境地。语文高考内容教材上没有；课内的教学内容高考大多不考。语文教师不知该讲些什么指导应考。高中语文实际上在做有“课”无“本”的无米之炊。教与学两方面都十分吃力。近年来，社会上出现许多模仿高考卷的试题集。语文习题集大有与课本并行成为第二教材的趋势。语文题海泛滥的根本原因是超前的高考试题与落后的教材之间的矛盾亟需一种缓解的办法。“题海”应运而生，行政干预无法使其退去。要解决语文高考与教学之间的矛盾，只有两条路：把语文高考拉回来，迁就陈旧的教材；肯定高考试题的方向，更新语文教材。显然，选择后者是历史赋予语文工作者的责任，是时代对语文学科的召唤。

学科发展论文范文篇3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背景和特征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探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和趋向，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探究主题，引入新的探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探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探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和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探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和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非凡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探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和“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探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有关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和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熟悉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和趋向。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探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探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和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探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探究；它将政治和行政（即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和功能；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新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探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探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核心，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和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和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新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和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和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探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向，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探究，将政治（政策制定）和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探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探究的新范式。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碰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探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探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探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非凡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探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新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有关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索宏观政策创新；探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探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新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探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新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和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核心，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探究对象比较明确，探究范围的边界清楚，在学科共同体中较轻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轻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探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探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新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和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具体的跟踪探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假如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和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和组织行为以及政治和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探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和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探究和公共管理探究，促进组织政治和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再次，政策探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假如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探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探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探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新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和伦理关系新问题的探究；比较公共政策探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探究的加强等等。4.新公共管理学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向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非凡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新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探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探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新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和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探究范围、主题、探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探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探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探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探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探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探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相关性：毕业论文,

学科发展论文范文篇4

摘要百年管理科学化进程构建了庞大的管理科学体系，管理科学知识不断运用到管理实践中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管理效率和管理学科的科学性。论述了管理与管理学现实属性和最终属性，以及管理学面临的挑战等观点。

关键词管理管理学科学属性艺术属性

20世纪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世纪，在短短的100年里，已经形成了很多流派，如经验学派（经验学派又称案例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等等。20世纪的管理学思想活跃、流派众多，为后来构筑管理科学知识体系打了夯实基础，极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孕育与发展了管理与管理学科学性的思想，也为管理与管理学发展的奠定了最初的方向—管理科学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社会的战后复兴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管理教育和管理研究都有了蓬勃的发展。这一时期，从事管理研究和教育的队伍的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管理理论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

1“和平崛起”呼唤管理与管理学的科学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期间，记载着中国人的酸甜苦辣，又承载着中华民族太多的责任与使命。从对“黄祸论”、“崛起论”、“威胁论”、“崩溃论”等各种评论中“韬光养晦”转变，到2003年中国领导人首次向外界明确提出了让全世界人为之一震的中国将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代表我国治国理论和对外政策的重大战略思维形成，这对于国人也提出了更多希望与要求。无论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都需要积极支撑这一重大理论。

管理是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发展起来的，哪里有人类活动，哪里就需要管理。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对于科学管理及管理学科学化方面要求更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到后来建设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丰富的管理学知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管理和协调一批受封建思想和近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压迫而具有“大杂烩思想”的老百姓（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需要多么丰富与科学的管理学知识。社会发展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我国综合国力已明显提高，这对于管理与管理学提出了更多新的课题，国家要和平崛起，国家要发展强大，没有科学管理思维的引导是很难有所成就的。

要适应目前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需要艺术的微笑、需要人性化的管理、需要有创意的发展模式，这些都有赖于管理的科学化。管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文化积累方面潜在的“指挥棒”。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丰富，成功和失败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人们越来越尊重客观规律，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管理理论。并且，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系统性市场更加规范，政治、商业、文化数据以及与之对应的逻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拍脑袋决策、赌徒思维”必定失败，这样，管理越来越科学化，管理学科也相应更加科学化。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使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等），使得优质的、科学的管理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学习、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管理工作者所占的比率也相应越来越大，国家和平发展的模式越来越需要创新的管理理论，它离我国发展的目标也越来越近。

2管理与管理学的两大现实属性—社会性、时代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管理学这个已经发展了百年的学科提出新的要求，也赋予了管理学新时代意义，特殊的社会需求，也给管理学络上了深深的社会印记。30年前的中国改革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时至今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部署新一轮改革，并由农村发轫，而且将在粮食问题、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金融体系、城乡一体化建设等多方面有所突破，引发人们对于“土地管理”问题的高度重视，这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生活中最大的喜事。初看起来，这是农业问题，但从深层次去审视，这就是一个管理学逐步运用到实践中的问题。俗语称：“农业稳，则天下安，农民富，则国家强。”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著名论断，并领导人民开展了，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的改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局，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并以磅礴之势向全国推广。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几十年的发展，却暴露了一系列与土地有关的种种管理问题，土地资源管理的科学化问题受到更多人的质疑，人们在想：中国有这么丰富的土地资源，有如此丰厚的人力资源，为什么会出现当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呢？长期以来，人们将焦点更多放在土地资源的整合和分配上，却忽略了土地问题中的软件问题—土地管理科学化问题。而30年后十七届三中全会却给这片广阔的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也带来了新的科学管理学知识。

同样，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也暴露出食品安全卫生系统的管理体制问题。随着2008年9月，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婴幼儿配方乳粉食品生产许可证被停止使用，国家质检总局公告：注销“北京味全食品有限公司的婴幼儿配方乳粉”等872家企业、910张食品生产许可证”。“三聚氰胺检测一直是隐患，低价竞争导致添加成风”。甚至，在三鹿事件爆发后，出现了饲料和产品四处送样化验难的局面——因为有限的检测机构内已经“挤满了化验牛奶的人”。同时，“为消除四川广元柑橘大实蝇事件的影响”，不至于“引发消费恐慌”，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封锁扑灭疫情”。但是，摆在首位的应急措施还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普及大实蝇等植物害虫对人畜无害的科学知识，消除消费者的恐惧心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条无效的欠缺考虑的措施。2008年10月份《扬子晚报》上已有宋桂芳写过《居高临下的专家理论救不了无辜的橘子》，其中的主要观点解释了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实现象，不禁让人深思。在“衣食住行”中榜上有名的“食品”问题，居然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人类生存问题让人们担忧，在食品的监督与管理上，出现了如此大的漏洞，这不得不让人们想到在社会发展的路程上，国家到底把食品卫生管理监督摆怎样的一个位置。不可否认，国家在食品卫生方面一直都是在努力着，但是传统的管理学或者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与管理的科学的实践化的速度并不协调。强烈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提出了更多迫切需要那些有效的管理科学化的成果，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或者防止问题出现的管理及管理学知识才是我们需要的。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或者缓解类似案例的发生，需要上升到管理学的高度，从管理科学化的科学方式上去为老百姓饮食的安全管理等方面去“保驾护航”，从而确保在其他涉及到百姓生活实际问题上的规范化、科学化、人性化。

3弱科学与淡艺术的综合体——管理与管理学的最终属性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管理的科学性也在于管理作为一个活动过程，其间存在着一系列基本客观规律。人们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成功，通过从大量实践并抽象总结出一系列反映管理活动过程中客观规律的管理理论和一般方法。然而管理在目的性上由于一些“突发问题”而显得弱化；管理的研究过程上由于学科特点而弱化甚至屏弃了逻辑推理；再由于管理流派众多和现实基础很难保持一致的现状，使得管理学只能扣上一个弱科学的“帽子”，最起码在目前而言是这样。

艺术目前有三个定义，一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二是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三是指形状独特而美观的样子。管理的艺术性就是强调其实践性和创造性，没有实践和创造则无所谓艺术。而当前这种管理的艺术性并非完全的艺术性，从定义到研究层次、方法，管理的艺术充起量是一种淡艺术，而管理者主要靠的是人格魅力、灵感和创新等潜在的管理艺术，管理艺术没有最优解，充其量只有满意解。如何管理，受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更受管理者本身的价值观、风格和偏好的影响。总之，一个人有一种艺术，一个管理者也应有一门淡管理艺术。

管理的科学性是管理的艺术性的前提与基础。要将管理工作做好，如果只承认管理是一门艺术，而不承认管理是一门科学，就必然导致管理中的随意性。在很多情况下，管理的艺术性是管理的科学性的补充与提高。在制度不完备的地方，就需要管理者的艺术。可以这样说，管理艺术是对管理制度的补充。只有当这种管理的弱科学性与淡艺术性有机结合，互相补充，才能发挥“1＋1＞2”的功效，才能超过单一的管理科学性和狭隘的管理艺术性的价值和功效，充分发挥时代管理学的优势。

4管理学面临的世纪挑战

21世纪管理学所面临很多难以逃避的课题。组织的资源由以劳动力、土地、资本为主，转为以知识与信息为主传统的资源如劳动力、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源，支撑了整个20世纪的发展。但是，21世纪知识与信息将成为发展的最大资源。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现行的资源管理模式是否应该放弃，未来的资源管理模式又应该如何？组织的成员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转变，在物质不是很丰富而又在逐步丰富的21世纪里，人民迫于生计更多地扮演着一个追逐利益的经济人角色，学者们以此构造了他们的理论体系和现实的经济管理体系，然而在物质甚为丰富，人类生活有了大步提高之后，人们开始摆脱经济人的头衔，此时不仅经济体系需要重构，对于人们工作努力的驱动源管理体系也需要重构。现在许多管理者在号称进行“以人为本”的管理，也似乎在寻找一种未来的科学管理范式，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学思想。

21世纪人们的伦理将发生全新的变化。20世纪人的心智模式和思维方式是20世纪众多约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约束因素在21世纪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管理的出发者，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自然都会发生不可预知的大变化。然而，“重利不重义”的20世纪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应该转为全新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以此来构造以后的社会和经济体系。21世纪的管理学必须要覆盖全新的管理伦理、管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故而探讨未来的管理伦理学，也将会给管理者更多思想上的启迪。信息爆炸将导致信息搜索的困难，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世纪，信息越是丰富，人们就越难及时搜索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信息社会中的人就像一艘孤舟一样，独自在江河中漂流。从所需信息的角度来看，一个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未充分获取信息的拥有者，如何架起沟通的桥梁，如何根据21世纪的信息领域寻找全新观念和体系的拓展方向管理与驾御他们，这些都是管理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学科发展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化学工程;系统;和谐;辩证法

自然界中的和谐系统比比皆是,大至宇宙,小到原子;地球生态系统是和谐的,动植物群落是和谐的,人类社会体系是和谐的,健康的人体更是一个绝妙的和谐体。所有这些和谐系统遵循着同样的辩证综合的规律,具体可以归纳出三条:1.统一律;2.层次律;3.进化律;所有和谐系统具有同样的性质:1.开放性;2.自组织性;3.非线性;4.无限发展性[1]。当爱因斯坦把大半生致力于统一场论时,其哲学上的需要相对物理学上而言或许要来得大,面对物理学的系统和谐,理论规则的分立是不能令他觉得满意的。而化学工程的发展是不是因循同样的哲学历程呢?

在化学工程作为学科开始被重视之前,化学工业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各种具体的工程与工艺都被独立开来,在认识上是被分为各门特殊的知识,因此,当国外高等院校在十九世纪末开始设置"化学工程学"时,开设的课程大多是学习当时化学工业的各种工艺学,"化学工程"的概念在当时还是相当模糊的,在理论上充其量是化学与机械的一种混合(amalgam)。然而这种理论混合的模式在德国人看来却是很正统的,即使在今天,他们也避免专论"化学工程",而是称之为"过程工程"(ProcessEngineering),这一名称实际上要比"化学工程"的范畴更广,甚至更为准确,凡是涉及一定流程与工艺的领域都是适用的。但我们习惯上还是沿用"化学工程"的名称。

二十世纪开始,化学工业迅猛发展,在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客观上需要化学工程学科的发展和支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事物运动规律性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化,愈来愈有概括性。伴随着其他领域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化学工业中各门看似不相干的工程和工艺中存在着共同的物理特性。1901年,美G.E.的Davis《化学工程手册》的发表,初步提出了"化工物理过程"的原理。1900年始,以合成氨、纯碱、燃料等为代表的近代化工厂出现,如1913年,德哈勃-博施法高压合成氨技术的产业化,星火燎原的,化学工业呈现出巨大的发展前景。到了二十年代,美MIT的一些学者提出:不管化工生产的工艺如何千差万别,它们在众多的典型设备中进行着原理相同的物理过程。1920年,美MIT成立了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化工系,时W.K.Lewis任系主任。1922年美国化工学会认同了新的见解,引出了"单元操作"(UnitOperation)的概念,这一概念在苏联时期和我国则广泛称为"化工原理"。

1900年始的"分离工程"研究使"单元操作"的概念日趋成熟。被称为单元操作的过程主要有流体流动、传热、干燥、吸收、蒸发、萃取、结晶和过滤等,以这些单元操作作为研究和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化学工程学科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发展的核心,其理论迅速成为发展化学工业的重要基石。这种把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过程和工艺概括成"单元操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反映,是化学工程学从"个性"到"共性"的第一个哲学性概括,是在一个系统整体性把握的高度上建立了一门技术科学,体现了系统科学发展的和谐统一规律。

随着"单元操作"概念的确定,另一方面,化学工程学科中重要支柱之一的"反应工程"亦逐渐浮出水面。从最初的德Winkler流化床煤气化炉的应用到德Bergim-Pier三相液化床煤液化工艺的开发,又到1931年丁纳橡胶和氯丁橡胶的投产,化学工业上发展的高峰持续不绝,1940年美国FCC炼油开发成功,成为石油化工的起点。直到1957年,欧洲第一届反应工程会议,明确提出"反应工程"的概念,成为化学工程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学工程学的进一步和谐统一。"反应工程"的建立,乃至今日仍备受困扰的"过程放大效应"问题,及从"逐级放大"到"数模放大"的研究都带动了"化工过程系统工程"的发展,并共同体现了系统科学发展的和谐层次律。

就在"反应工程"发展的同时,"单元操作"得到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人们发现各单元操作之间存在着更为普遍的原理,"过滤只是流体传动的一个特例;蒸发不过是传热的一种形式;吸收和萃取都包含着质量的传递;干燥与蒸馏则是传热加传质的操作……"[2]于是单元操作可以看成是传热、传质及流体动量传递的特殊情况或特定的组合。这种认识的深化过程并没有停止,人们进一步又发现了动量传递、热量传递和质量传递之间的类似性。于是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综合了以往的成果,开始用统一的观点来研究三种传递过程。1960年,美威斯康辛大学(Univ.Wiscosin)的R.B.Bird教授出版了《TransportPhenomena》一书,系统地采用统一的方法来处理三种传递现象,从此化学工程学科的核心过渡到了"三传一反"的系统性概念。"三传"的研究是系统科学和谐进化律的又一体现,使化学工程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整体性高度,这种高度的和谐统一是对客观世界本质性的认识,并在学科上反映出了系统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性质,其影响力是普遍性的,是跨学科的,不仅使"传递原理"成为化学工程学的重要基础,同时在生物工程、机械、航天和土木建筑等工程学科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并日益成为工程专业共有的一门技术基础课,只是侧重点有所差异而已。

至此化学工程学科自身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化和发展,并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涵括了众多的生产和应用领域,如医药、化肥、能源、材料、航天、冶金、日用化学品等,每年为社会提供数以亿吨计的千百万种产品,是人们衣、食、住、行须臾不可离开的物质基础,为社会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从人类发展最为激动人心的口号"征服自然"到今天庞大的工业化进程,地球自然生态系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这之中,化学工业是造成大规模环境污染及恶性重复污染的主要过程之一,化学工程学科需要肩负起新的使命。1990年,"生态化工"(Eco-ChemicalEngineering)的概念提出来了,相应在化工生产和过程工艺中提出了"清洁化工"和"绿色化工"的概念,因时应势,化学工程学开始了系统科学的自组织过程,这也是和谐系统对立统一发展的需要。在系统科学看来,自组织是和谐系统的基本性质之一,只有自组织系统能通过外部和自身内部的不断协调、整合,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特性并产生新的功能。从自发到自觉地,化学工程学吸收了自组织的理论,不断在广度和深度上充实、完善和发展。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世界正发生着全球性的变化,经济、社会、环境和技术等领域都面临着新范畴新理念的变更和冲击[3]。化学工程学科需要因应时展而改变传统的限制,不断有新的概念提出来,如化学工程应是伺机而待的专业(aprofessioninwaiting);化学工程师必须"besteepedintechnology",能够创新、开发、变换、调控和适应取代;化学工程学科要从"ProcessEngineering"达到"ProductEngineering"再到"FormulationEngineering"。进一步的综合认为,化学工程学关注着同时发生在非常广泛的时空跨度内的现象,必须具备多尺度、多目标的方法来达到过程的总体优化。涵括了五个方面[4,5]:

①Nanoscale(纳观尺度):研究量子化学、分子过程与分子模拟等。

②Microscale(微观尺度):研究微粒、气泡、液滴、控制界面胶束和微流力学规律等。

③Mesoscale(介观尺度):研究换热设备、反应设备、塔器以及传统的"单元操作"和"三传一反"等。

④Macroscale(宏观尺度):研究生产装置和生产过程等。

⑤Megascale(兆观尺度):研究环境过程和大气生态过程等。

于是化学工程学的核心转变到了"多尺度、多目标择优"的概念,化学工程学科又到达一个新的和谐统一的高度,进入了更高层次的系统工程领域。

新的发展的深度促使化学工程学科作出了一定尺度的"分化",然而这还远未结束,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在不断探索不断深入,一个更深刻更普遍也更一般的问题已经触到了化学工程学科的神经,触到了化学工程学的认识本质,并促使化学工程学需要有新的"融合"。这一问题就是"非线性及其包涵的混沌原理",相对于"线性"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工具,"非线性"则是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是"线性"反映的目的,是从科学角度看待世界的一种和谐统一;而在对"混沌发展"的研究表明,"混沌运动的普遍存在,揭示了自然界中实际系统发展演化的新行为,混沌态的自相似性使这种时间演化表现为一种空间结构,而且以其不同空间尺度上的相似性,揭示了系统复杂运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一个观察"整体"的问题,只有在长时间范围(因为混沌运动是一种长时间行为)和更高层次复杂性中才能显现出来。"[6,7]这一问题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深刻的哲学方法论意义。马克思曾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们将成为一个科学。"从这一角度上,"非线性"问题是这种过程一体化的契合点以及整体认识论上的共性[8]。当站在这种整体性的高度上,化学工程学科获得了全新的视野和更强大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最终具有了学科融合的基础。

在整个化学工程学科的孕育、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交织着学科的"分化"与"融合",除了上述尺度(scale)上的分化以外还有着所谓的石油化工、精细化工、高分子化工等专业上的分化;另一方面,作为近代工程技术,它又是自然科学(化学、物理等)和技术科学(机械、材料等)的融合。正如物理学家普朗克(Planck)所指出的:"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分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事实上,当化学工程学科的核心发展到"非线性混沌系统"时,实现科学的融合已是其客观系统性的需要,它需要强有力的非线性解算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基于人工智能和神经生物学的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NeuralNetworks)技术为这种系统性的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人工神经网络特有的信息处理能力在愈来愈多的领域中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它具有如下特点[9,10]:

①学习:神经网络可以根据外界环境修改自身行为,这使它比其他任何方法接受自身感兴趣的外界信息更敏感。

②概括:经过学习训练后,神经网络的响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外界信息的少量丢失或自身组织的局部缺损不再很敏感,反映了神经网络的健壮性(鲁棒性),即工程上说的"容错"能力。

③抽取:神经网络具有抽取外界输入信息特征的特殊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能"创造"出未见的事物。

④模拟:神经网络由众多的神经元组成,以并行的方式处理信息,大大加快了运行速度,可以逼近任意复杂的非线性系统。

当然,神经网络并非十全十美,其自身的发展就曾经历过相当曲折的过程,但是,人工神经网络(ANNs)特性的融合将是化学工程学科发展到非线性核心系统的自组织适应和需要。例如采用神经网络设计的控制系统,适应性、稳定性和智能性均较好,能处理复杂工艺过程的控制问题,也使得化学工程师不但也是机械工程师,还首先是系统工程师,并能从最一般的非线性原理出发,解决实际过程的创新、应用、开发、生产等问题。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不断深化,化学工程学科必将不断"分化"和"融合",体现出和谐系统的无限发展性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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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思危.试论科学的融合[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14(1):2.

学科发展论文范文篇6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核心，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核心，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学科发展论文范文篇7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学科发展论文范文篇8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学科发展论文范文篇9

学科规训是从学科角度出发，在分析现阶段学科规训制度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学科理论，这两种理论是相对完整的学科理论。第一，学科体系说。从知识的角度出发认识学科，就是将学科作为知识的分类来说的，且不同类型的知识构建成为不同的学科。目前，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已经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些人认为从高等教育管理角度出发进行学术研究，并对研究成果进行科学建设，从而完善知识体系，就能实现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上的建设。但是这种理论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从学科的知识层面上进行的，如果没有准确地把握，容易造成其内涵简单化，如一些高校中推出的新学科其实是一些教师编写出的，并具备某某学的著作等。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新学科不断出现，但是却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这样就难以从整体上对学科进行把握。第二，学科机构说。从知识层面的角度来说，学科要具备自己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其特点有着一定的独立性，如果想要成为成熟的学科，还要具备完整的体系以及研究方向。从制度机构的角度来说，学科要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也就是学术团体。同时，学术刊物中的出版者以及编辑等在某一层面上成为学科把门人。

二、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的经验和问题

1.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发展的相关经验。第一，从学科知识发展的层面上来说，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并融入研究与实践中，高等教育管理学者也开始认识了其重要性，加之在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独立性逐渐增强的影响下，研究对象以及所承担的任务逐渐难以被其他学科所替代。另外，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在发展中提供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不仅帮助政府与高校做出贡献，同时也为学科本身的研究融入理论与想法。第二，从学科制度以及机构的建立上来说，我国已经成立相关的研究会，并具备专门的学术团体以及交流圈。且在研究会成立以来，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通过不断发现、提出以及解决问题，满足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现阶段，我国不仅具备全国高教管理研究会，同时也包含地区性的研究会等，其影响力逐渐增强，力量不断扩大。研究会承担了高等教育管理中的课题研究，促进了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建立了完善的学科体系，对高等教育管理发挥了指导作用。第三，在学术成果发表以及出版上，渠道更加通畅。从学术期刊的角度上来说，各类期刊都有着相关的学术成果以及，所出版的内容也具有较高的学术品味。第四，高等教育管理群体的综合素养逐渐提高，不仅展现在学历上，同时反映在出国访问交流人次上。作为交叉性学科，不仅包含科班出身的专家，同时也融入其他学科与专业中的人员。所以在实际中要积极主动开设高等教育管理专业，以此培养管理人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管理学术人才培养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发展都比较快。因此，要不断创新培养方法，促使其承担起相应的任务，从非制度化上出发，向着制度化方向不断发展。2.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发展的突出问题。虽然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但是从学科规训的角度上来说，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整体认识不足。现阶段，一些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中存在着分化的问题。要么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要么注重制度构建，这样就出现了学科内容到形式上的分离，最终限制了学科的发展。第二，从学科知识的发展上来说，水平与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研究力度不足，内容比较分散，其独立性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第三，学科知识与机构上的不足。一是在问题域上存在着不明确的现象，没有形成相应的研究范式；二是职业化问题上的影响。一些高等教育学与管理学上的学者兼顾着管理者，这使学术队伍存在着一定不足，加之受到学术人员自身功利心的影响，使学术精神与研究勇气严重不足。三是高等教育管理作为教育学或是管理学期刊中的一个，存在专业期刊不足等问题。四是对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不足，套用其他学科理论，这样就难以形成自身的视角与思考方式，从而降低了高等教育管理的地位，造成其不被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人员所认可。五是学派上的不足。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管理学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学派，更多的只是一些学生对热点问题发表简单的、比较零碎的看法，没有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也不能采用科学的方法与有效的思想。加之一些学生在一段时间内关注这一领域，而在另一段时间中则关注其他领域，这使研究相对较浅，范围十分宽泛，最终难以形成有效的体系。由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实力不足，使队伍人数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就难以形成地域性的学派。六是一些针对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项目相对较少，所投入的资金帮助比较匮乏。此外，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存在着比较封闭的现象，学科建设也没有从国际交流以及合作上来进行，降低了实际的效果。

三、基于学科规训理论发展高等教育管理学科

1.完善当前的学科理论体系。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发展，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且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影响下，资源配置与要素等方面的不断变化也影响着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从科学发展观上来说，要给予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全新的理论研究与空间。在高等教育不断改革的影响下，建立现代化的制度已经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在实际中要不断提出全新的要求与策略，培养出高层次的人才。现今，高等教育学科管理的发展与进步要从高等教育改革出发，综合分析新问题，且高等教育改革也给高等教育管理学科提供了机遇。因此，在完善学科体系的过程中，要逐渐完善自身的学科特色。在高等教育发展与管理不断复杂的影响下，高等教育管理学要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制定出全新的理念，更好地指导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的开展。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上来说，不断理清与深入研究“逻辑起点”的问题，结合各方面的资源，解决高等教育管理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要借助新的理论成果解决现实问题，在研究中不断充实教育管理理论，促进学科知识的发展，同时要不断加强学术合作，主动创新，加强与国际学术上的合作与交流，促进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实现高质量的发展。2.创设良好的学科发展环境。在实际中要创办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期刊，以此获得更大的项目，保证成果的水平与质量，为高等教育管理实践提供物质与资金上的支持。从学科的独立性上来说，要具备属于自身的学术交流与成果发展园地。虽然现阶段的一些期刊类型可以发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成果，但是在独立性上却存在着不足。因此，在实际中要从物质与资金的角度出发，在学术领域中获取一席之地，同时要实现良性循环的目标，满足科学发展的需求。3.重视学科学术队伍的建设。学科想要实现长远的发展就要从学术队伍建设出发，同时要确保队伍具备高质量的带头人，这样才能确保学术的坚定性，满足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从发展到现在，吸引了众多研究人员参与其中，同时也聘请专业人员进行讲座，或通过进入国外的高等机构进修等，以此提高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借助教学带动科研，借助科研满足教学的需求，不仅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同时可以获取高质量的教学研究过程。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主动引入自己培养的高端人才，吸引国外学成回国的人员参与其中，以此充实高等教育管理学科队伍，增加新生力量，为学科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此外，可以借助扩大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研究人员的数量提高学术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教育管理学科健康发展。4.创建学科内部的学派团体。学派已经成为学科中的重要内之一，且学科内容部学派的形成也成为学科发展的过程。学派也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如果学科没有分成不同的学派，就难以实现长远的发展。可以说，争论与对话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在实际中要从不同层次出发，做好高等教育管理学学派的建设工作。第一，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学派。我国要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本土特色，将主要研究对象放在国内，以此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化水平，解决好实际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还要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以此形成相应的理论学派。第二，从我国现阶段的范围上来说，要在管理学科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学派。随着高等教育管理学专业队伍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学派意识逐渐增强，并付诸行动，如成立研究协会。从高校开展管理研究的角度出发，保证方法与高等教育管理可以实现互补，以此满足发展的需求，增强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生机。还要建立完善的教育管理学派，以此构建有效的管理理论与方式，做好深入研究工作，保证理论研究中的观念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革并且获得了发展。因此，学校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出发，保证研究效果，以此为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李爱民.学科规训视野中的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发展[J].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05

[2]李爱民.从学科规训的视角看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J].现代教育科学，2005

[3]刘楠，侯怀银.论教育学的学科规训功能[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

[4]侯怀银，刘楠.论教育学学科规训[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

[5]李金奇，冯向东.学科规训与大学学科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2005

学科发展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作为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两大部类的写作活动，其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水平存在着应用写作滞后于文学写作的现状。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应用写作人才的需求，当今应是真正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和教学训练体系的年代。“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应由“两个理论层次”：“当代应用写作原理学”和“当代应用文体写作与训练学”共“九论”构成，在“九论”研究中要科学界定其研究对象、范围、内容和重点。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期写作学理论研究与建设经过三十年的探索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写作学理论专著、教材和论文成果的丰硕，足以令我们感到鼓舞和振奋。然而，作为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两大部类的写作活动——应用(或实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其学科理论研究水平相比较而言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即应用写作还滞后于文学写作的研究水平。

应该说，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普遍从重视文学写作研究转向了越来越重视应用写作研究。在应用写作研究领域，同样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诸如著作、教材和论文等)，其中不乏有创新之作。但从学科建设的视野审视，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形成较为完备、科学的理论体系；应用写作教程，仍明显地停留在“知识+格式+例文”的经验和方法的归结层面上，未能建构起深刻揭示应用写作自身本质特征和内在写作规律的科学化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当代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出现像“文学写作学”那样的诸如“诗歌创作论”、“小说创作论”、“散文创作论”、“戏剧影视文学创作论”等那么多的宏篇理论巨著。这种研究现状不能不令我们写作学界同仁倍增时代责任感。

2O世纪9O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新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在逐步转轨变型，现作活动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应用文体写作的适用范围几乎遍及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商贸等各个领域和科学技术、文化交往的各行各业。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对应用写作人才迫切需求的客观事实，不允许人们对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与理论建设问题等闲视之，所以，20世纪9O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大发展的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逐步形成的年代。笔者认为，到了21世纪初期的今天，应该是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尽快提高质量和层次与水平的年代、是真正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的年代。

二、首先应准确界定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与内容

建立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首先必须弄清楚和回答四个重要而又基本的问题，即何谓应用写作?何谓应用写作学?应用写作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应用写作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如何界定?这些根本而又重要的理论问题。写作界学者们虽已有多种论述，但认识却很不统一。

我们说，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生产的写作实践活动主要分两大部类：一类是具有审美功能的文学写作活动，一类是具有实用功能的应用写作活动。所谓“应用写作”，是指在经济社会管理中，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商贸组织所广泛运用的各种行业性的常用文章的写作。它一般包括处理公务的机关应用文和处理私务的日常应用文两大类。

从现当代文体分类学的角度看，写作学界一般把当代文体分为四大部类，即文学类文体、应用类文体、理论类文体、新闻类文体。而广义的应用写作，除包括上述应用类文体(公务应用文和日常私务应用文两大类)外，还包括一些习惯上人们不称之为应用文的新闻文体、理论文体等，人们又多以“实用写作”称之(相对于文学写作而言)。

就当代应用写作(广义)而言，又通常把它分为四个部类：第一类是行政公文写作(十三类)；第二类是工作事务文书写作(诸如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报告等)；第三类是日常应用文写作(诸如书信、申请、协议等)；第四类是行业专用文书写作(诸如法律文书、财经文书、新闻文体、理论文体、外交文书、军事文书、科技文书等)。对现当代应用文体要进行系统归纳分类，可多至数百种。

应用写作的“应用”二字，是其基本的特性和功能，它具有以下四层含义：一是它的写作内容是经济社会管理和社会生产与生活以及实际工作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在经济社会管理中起到“中介性”①和“工具性”的功能作用(它不像文学写作那样对阅读欣赏者只是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思想情感的共鸣作用)；二是它有着直接明确的写作目的，或传播信息、或交流经验、或指导工作、或指挥行动、或协调关系、或告知事项等，其针对性很强，行使着行政管理的社会职能(它不像文学写作那样主要是为了审美愉悦和消遣，作者的创作思想是靠“形象”描写本身予以间接地表现的，其创作目的在于寓教于乐，陶冶人们的情性)；三是它的写作表现方法不是采取文学写作的艺术化的方法(如虚构、夸张、典型化等)，而采用的是朴实简练、准确真实、实录直书式的表达方法，直接宣明写作的主旨和目的，靠无可置疑的事实材料表述和逻辑分析论证来理智地“说话”；四是它的文体结构组合形式一般都有大致的规范性和格式化的要求(它不像文学文体那样没有结构的格式化要求，追求创意性的特色)。由此可见，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工作问题、明确写作目的、真实具体的写作内容、朴实简练和准确直书式的语言表达、写作格式规范性的要求、直接产生实际工作效率的写作价值，以及在经济社会管理中起到“中介性”和“工具性”的管理功能作用等特点，构成了当代应用写作活动的本质特征。

应用写作和文学写作其精神劳动的最终成果形式固然都是文章，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思维、反映的产物，运用的表达工具都是语言文字，写作目的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和传达信息，但二者的区别却是十分明显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二者的社会功能作用不同：应用写作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指导经济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管理，以及日常工作的开展，主要行使经济社会管理的“实用性”功能；而文学写作的主要功能是“审美性”，即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对阅读欣赏者实现着审美愉悦和陶情冶性的教育影响作用。“实用性”是应用文体写作成为经济社会管理的“中介”和“工具”的本质功能；“审美性”是文学文体写作成为大众“审美欣赏教育”的本质功能。这既是两种写作活动的“个性”特点，又是二者的本质区别点。

由此论之，所谓“应用写作学”，就是研究现当代应用文章的写作特点、过程、功能作用、写作规律和写作规范、方法、技巧的一门学问。

根据同志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矛盾论》)之说，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应用类文章在写作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各种特殊的矛盾性的问题。

由应用写作的特殊的矛盾性问题，决定了当代应用写作学的主要研究范围和内容应由九个方面构成：一是应用写作活动运作过程、特征、功能和写作规律的研究；二是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构成的研究；三是应用写作活动产生、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的研究；四是应用写作作者应具备的智能素养研究；五是应用写作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论的研究；六是应用文体的分类与分类原则和方法的研究；七是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写作方法和技巧的研究；八是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的研究；九是当代应用写作工具与手段的现代化变革(如电脑写作操作技术)的研究等。

三、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与训练体系的建设

由以上对当代应用写作学的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内容的探析，我们认为，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与教学训练体系，应由“两个理论层次”与“九论”构成。其理论体系的层次构成为：

上编为写作基础理论层次：“当代应用写作原理学”，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

(一)应用写作行文过程、特征、功能与规律论——主要是对当代应用写作行文运作过程的研究，包括对应用写作的取材、炼意、谋篇、行文、定稿、成文与行文办理程序的研究；包括应用写作活动的本质特征、社会功能作用、写作行文规律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应用写作活动行文运作过程的特点、内容与规律。

(二)应用写作理论体系构成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内容、方法和理论体系构成的研究，以及对应用写作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如何科学地建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与训练体系。

(三)应用写作产生发展流变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学科理论的逐渐形成与发展、国内外应用写作学的研究状况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它旨在阐明应用写作产生、发展与演变的特征、内在规律与历史经验。

(四)应用写作作者智能素养论——主要是对从事应用写作的作者应具备的智慧、能力、素养以及智能结构如何合理形成的研究。它旨在阐明从事应用写作的作者要成为高素质的写作人才应该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和智慧与能力。

(五)应用写作教学目标与方法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课程的教学职能、培养目标、专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研究。它的研究应做到：针对不同专业的特定教学对象和培养对象，制定科学的培养目标、文体写作与训练的类别和内容。针对长期以来写作教学与社会对写作人才需求存在的偏差问题，其研究应注意做到：纠正写作教学目的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与当今务实致用的社会需求相结合；纠正写作教学培养目标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与为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相结合；纠正写作教学方法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能力培养与人文素质的全面提高相结合；最终实现“懂理论、会写作、能办文”的(“学者+作者+实务者”)“三位一体”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目标。

下编为写作技术理论层次：“当代应用文体写作与训练学”，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

(六)应用文体分类论——主要是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对当代应用文体分类的原则、标准、方法、意义和作用等进行研究，从而对当代所有应用文体作出系统、全面、科学的类别划分。它旨在阐明各类文体的独立意义、个性特征和社会功能作用。

(七)各类应用文体写作原理、规范、方法论——主要是对当代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文体特点、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写作方法与技巧等的研究。它的研究应做到各种文体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和写作技法论述的理论性与写作实践训练的可操作性达到有机结合；其研究应改变过去那种“知识+格式+例文”的旧格局，构建起“写作理论+写作规范+写作方法技巧+例文导学”的新模式，力求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八)各类应用文体写作实践训练论——主要包括对各类应用文体写作教学实践环节的写作技能训练(工程)体系的研究；各类应用文体写作训练效果测评体系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各类应用文体写作技能训练的特点、内容、过程、途径、方法和写作规范与要领等，应力求达到文体写作理论指导与文体写作实际训练的有机结合与最佳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