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范文10篇

非法经营范文篇1

为进一步提高全区烟花爆竹质量安全水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委[]3号文件精神，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严厉打击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违法行为（以下简称打非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非法经营烟花爆竹的危险性和危害性

近期，我区烟花爆竹产品进入销售旺季。由于受利益驱动，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现象有所抬头，一些合法经营门店违法直接从厂家进货，产品质量不过关，个别经营门店甚至超范围经营礼花弹等产品。烟花爆竹是特殊的爆炸物品，烟火药爆炸时，破坏力不亚于TNT炸药，而非法储存场所往往在非法仓储内，安全生产条件差，一旦发生爆炸事故，将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烟花爆竹非法经营、储存的危险性、危害性和打击非法经营烟花爆竹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切实增强紧迫感与责任感，把打非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强化措施，确保取得实效。

二、加强组织领导，增强工作合力

为加强对打非工作的组织领导，区政府决定成立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王雄文担任组长，区政府办、监察局、公安分局、安监局、工商分局分管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安监局内，由刘诺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主要任务是研究部署全区打非工作，每年开展2-3次联合执法行动。

各街道、乡、镇是打击非法经营烟花爆竹的主体，应当成立相应机构，由行政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打非工作措施。

三、落实监管责任，强化执法手段

各街道、乡、镇要对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保持长期高压打击态势，要从销售、储存、运输等各个环节，切实加大打击力度，及时发现并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打击取缔。区直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产品质量法》、《治安处罚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无证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严厉打击非法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对非法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的，要责令其立即停止非法活动，并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发现经营非法烟花爆竹产品的，必须认真追查产品来源和非法生产窝点，坚决予以打击取缔。安监、工商等部门在查处非法经营烟花爆竹的同时，要注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及时将有关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要依法从严打击。公安、安监、工商等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搞好协调配合，加强沟通与协作，互通情报信息，做到齐抓共管。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街道、乡、镇及有关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烟花爆竹监管工作中履行职责不到位，打非工作不力，致使非法经营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而发生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四、强化宣传教育，建立举报和安全信息员制度

非法经营范文篇2

〔关键词〕非法经营罪;投机倒把罪;口袋罪;同类解释

一、非法经营罪的法律演变

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的自然人和单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正常运作且情节严重的行为。［1］其源于1979年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但二者的内容不完全一致。投机倒把罪是为了规制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而生，保护计划经济体制，打击私人经济贸易行为。为了巩固计划经济的地位，发展计划经济，需要一种方式来对其进行保护，投机倒把罪应运而生，因此投机倒把罪具有深刻的计划经济的烙印。对于投机倒把罪的内容虽多次进行改动，但几次改动的共同点均是扩大了投机倒把罪的内容。投机倒把行为不仅包括转卖行为，还涵盖了食品安全、哄抬物价、走私、长途贩运、贩卖黄金等，将不符合计划经济的商品经济活动都归入投机行为中。因此，王汉斌所作的关于刑法修正案的说明中论及投机倒把罪时候指出:“刑法对于投机倒把罪的规定较为含糊，边界模糊不明，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随机审判。”1997年《刑法》出台，投机倒把罪的继承者非法经营罪被列入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并将投机倒把罪中的其他行为，例如走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单独定罪，而不是笼统地把各类经济违法行为规定为投机倒把罪。自1997年以来，非法经营罪进行了多次改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相关规范，破坏市场规则，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都要判处一定刑罚，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并对非法经营罪的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包括未经许可经营国家专营专卖物品的行为，例如非法经营烟草制品、成品油和危险化学品等;未经许可买卖各类证件或者批准文件的行为，例如非法买卖身份证、护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件等行为，除了上述两类行为还有其他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此类行为有相关司法解释、立法解释规定。在《刑法》颁布实施之后，1999年通过《刑法修正案一》，对于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增加未经国家有关部门的许可非法经营保险、证券类的业务，本条列为第三项，原法中的第三项改为第四项。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第三项“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内容。由于该犯罪的第四项规定，其他严重行为也可以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因此非法经营罪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法官对该犯罪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这就会造成非法经营罪重蹈投机倒把罪的覆辙，有沦为口袋罪的危险。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发展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犯罪形式变得更为复杂，各类信息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套路贷、校园贷等新型案件层出不穷，法律的滞后性不能及时处理此类新型案件，非法经营罪第四项便成为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解释的重要法条。从1998年开始，关于第四项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就20多项，解释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非法出版有害期刊，未经授权经营食盐或烟草类制品，非法经营保险业务，非法经营电信类业务，互联网业务违法经营，违法经营，非上市公司股票违法经营，违反国家规定、非法使用终端POS机进行现金交易或者套现活动，擅自发行基金份额募集基金，非法生产，销售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或者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原料，非法从事屠宰、销售生猪类等经营活动，非法生产、销售机或者其专用软件，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2］此外，不仅刑法中有非法经营罪，其他行政法律法规中也规定某些行为依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如此种种，数目之大，令人讶异。

二、非法经营罪的适用现状分析

现阶段，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愈发宽泛，沦为口袋罪的危险有所呈现，各地区对于各类非法经营形式的裁判也有所区别。因此，对于非法经营罪的应用现状的实证分析已成为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通过实证研究，根据数据探讨各地非法经营罪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寻找更好的办法解决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罪适用的困境。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法院裁判非法经营案件存在出入，笔者筛选出全国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省市作为样本进行分析。1．全国性样本分析。通过对全国多份非法经营罪的裁判文书梳理，2010－2019年全国非法经营罪案件数量根据年份分布如下图1－1:从图1－1所示，2010－2013年非法经营罪的数量上升较为平缓，2013年之后由于全国双打、“三打”专项活动的展开，对经济类犯罪案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致使非法经营罪案件数量骤增，此后几年虽然案件数量增长较为缓慢，甚至出现下降趋势，但数量依旧较大。上图所示数据中，在判处非法经营罪的法院中，福州市中院判处的数量最多，其次是上海浦东区法院和金华市中院。排名前10的法院均处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法院居多。毫无疑问，经济发达地区，经贸往来居多，经济类的非法交易也会大幅增加。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经济类犯罪的数量同比较少。2．部分城市样本分析。由于非法经营罪是经济类犯罪，为了准确了解非法经营罪的司法实践情形，在“北大法宝”搜索“上海、浙江、广东和江苏省”这4个经济发展良好的省份作为样本，分别随机抽取2015－2019年各省份200份，共计800份判决书进行数据分析，对样本的分析如下:从非法经营罪相关活动的角度看，犯罪呈现出多种样态和类型集中的特点。根据上表4省份的数据，非法经营烟草专卖产品的案件数占案件总数的大多数。同时4个省份表现出自己的特征，上海市案件集中在非法经营烟草制品，其他类型案件各有分布，但案件数量较少。江苏省也主要以非法经营烟草制品为主，同时未经许可经营国家限制买卖的产品和药品、医疗器械的案件数量也较多。广东省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处在我国较南地区，毗邻香港、澳门，距离一些南亚国家较近，非法办理外汇业务的案件多于其他省份。浙江省较其他省份较为特殊，非法经营烟草制品的数量虽然也较多，但是低于非法经营案件的数量。分析图2－1，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未经授权经营成品油、危险化学品等限制买卖的物品、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非法出版物和音像制品、非法经营药品、治疗设备、非法办理外汇业务、非法销售机、开设、非法删帖、使用POS机非法套现、非法经营、期货证券、资金结算业务的行为是4个省市都产生的案件类型。根据上图所示，由于非法经营罪是经济类犯罪，因此大部分判决中都带有罚金的处罚，而缓刑和有期徒刑及以上处罚各地判决不一。从有期徒刑来看，广东省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数量最多，其次是上海市，最后是江苏省。广东省的案件判处缓刑的较少，江苏省的较多，两地对于非法经营罪的打击力度不同。

三、司法实践中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弊端

1997年《刑法》确立了非法经营罪后，随后颁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弊端。1．“口袋化”特征日益明显。投机倒把罪是计划经济时代打击经济犯罪的有力武器，其内容广泛、口袋兜底的特点为计划经济保驾护航。为了摆脱“口袋罪”的恶名，1997《刑法》将投机倒把罪分列成各种具体罪名并设立非法经营罪，但是，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特征日益突出。从非法经营罪设立以来，关于该罪的司法解释、立法解释文件多达二十多份，主要解释《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内容。从各种司法解释文件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解读、解释非法经营罪时，有“造法”和“违法”的明显趋势。为了规范电信业务，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5月对非法经营罪了司法解释，规范电信市场，打击扰乱电信市场的行为，同时强调打击非法经营港澳台电信业务的行为。这一司法解释的颁布为基层法院审理破坏电信市场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关于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该司法解释出台时并没有相关国家规定，而是在同年9月份国务院出台电信条例，为扰乱电信市场行为能够成为非法经营罪提供了“违反国家规定”这一前提。因此最高司法机关的“破法”行为、越权解释加剧非法经营罪成为“口袋罪”的步伐。根据自古以来我国上行下效的作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的越权解释行为必将会使基层法院适用非法经营罪时范围越发广泛。2．定罪量刑标准不一致。构成非法经营罪要求扰乱市场的行为情节严重，但从相关司法解释和判例中可以看出非法经营罪的涉案领域非常广泛，传统领域犯罪之外还出现新兴领域的犯罪。各类犯罪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情节严重”属于入罪条件还是法定性升格标准?从相关司法解释来看，只有部分文件规定了“情节严重”的表现形式，而大多数案件并未对此规定。这就导致各地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出现量刑不均衡的情形，即“同案不同罚”。通过翻阅上海等地800份判决，可以看出各地法院对同一类行为判决结果有较大不同。3．《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中的“其他行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刑法》对非法经营罪的表现形式规定了四种，第四项是该罪的兜底条款，也是理论和实践中分歧较大的条款。根据目前的相关解释，非法交易外汇、非法经营电信服务、非法经营盐和非法屠宰猪等属于非法经营活动。根据1998年最高人48民法院给广东省高院关于传销行为定性的回复，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但是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关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相关规定，该回复被废除。根据各地的司法判例，非法经营罪的范围不仅有司法解释的内容，还包括“滴滴专车”、网络刷单、非法经营外国劳务合作业务、非法经营隐形眼镜(美瞳等产品)及护理用液及未经授权私自从事电梯维修保养业务等多种类目。因此对于第四项的“其他行为”的标准不统一，只要从事经济类违法活动且值得被定罪的行为而《刑法》中又没有规定的，都可以用非法经营罪进行兜底。

四、非法经营罪的完善路径

虽然非法经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忽略它在维护市场经济、打击经济违法犯罪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将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1．完善立法监督机制。权力需要监督与制衡，通过立法机关发挥立法监督，统一立法规范，才能更好地平衡权力之间的界限。［3］非法经营罪沦为“口袋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最高司法机关的“造法”及越权解释行为，导致该罪的口袋日益扩大。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带来许多新兴犯罪，而法律的滞后性无法解决新类型案件，这就迫使司法机关找到合理的法律依据来审理案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惩罚犯罪的同时，有必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对法律越权解释。我国虽不是三权分立国家，但也有权力制衡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适用法律的监督机关，应当积极主动发挥其监督职能，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其审查的一些司法解释等文件，应当审慎审查，不致于使备案审查机制成为形式。2．完善“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在司法解释将一种行为列入非法经营犯罪时，应当统一该类行为“情节严重”的标准，避免因解释空白导致司法实践中发生不同审理结果的情形。对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除了犯罪动机、数额、手段等外，还可以加上其他认定标准，例如商品是否进入市场。非法经营罪作为经济类商业犯罪，主要是为了扰乱市场秩序，因此商品流入市场的危害性同比大于未流入市场的危害性;另外造成市场混乱的原因也要进行考察，市场失序的样态具有多样性，在对市场失序程度进行认定时要从样态入手，考察市场严重失序是由市场自身缺陷所致，还是由于市场规则被外部行为突破所致，［4］由于市场规律造成的市场失灵不能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行为人承担的责任应当与其造成的危害后果相一致。对其他非法经营行为认定为犯罪的时候，也并不是只要有规定就一概入罪，而不考虑其行为是否具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性质。［5］3．坚持同类解释原则。非法经营罪中设立兜底条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法律滞后性的漏洞，应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新兴案件，而对于兜底条款的解释，同类解释是最主要的原则之一。非法经营罪沦为“口袋罪”的一个最大原因是对兜底条款的类推解释，导致经济活动中各种类型的行为都能纳入到非法经营罪的范围内。对于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其他行为”应当与前三项保持同质性的特征，避免类推解释带来的范围过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下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2］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3］李腾．非法经营罪司法乱象及规范回归路径［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5)．

［4］赵祖斌．论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认定标准的重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非法经营范文篇3

堵截构成要件，是大陆法系立法技术角度的要件分类形式，它指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表现形式包括“或者其他型”、“持有型”、“最低要求型。(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作为严密型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方法，堵截构成要件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较具实证意义。非法经营罪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并举的方法借以表现客观要件内涵，存在基本构成与加重构成两个量刑幅度。换言之，在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上，成功运用了堵截构成要件的立法方式，表现为“或者其他型”。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先列举非法经营行为的两种明确方式之后，次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概括罗列未尽的非法经营行为方式。1999年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增加“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情节严重的”作为第三种行为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225条第1、2项规定非法经营两种行为的方式：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但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方式情状各异，难以以列举式予以明确概括。因而，刑法第225条第4项设定了“堵截构成要件”，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是为弥补上述两项对非法经营行为的列举而设。刑法之所以作这一概括性的规定，是为了重点打击前二类非法经营行为的同时，不使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人逃脱法网。(注：参见黄京平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72～173页。)为适应经济生活发展变化，以立法技术采取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的办法，便于有力打击非法经营犯罪。

堵截构成要件具备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但司法运用中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储教授认为，堵截构成要件运用必须遵循两条规则：一是不到不得已时不用；二是法条本身应能明示或暗示“其他”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有必要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做一限定。理论上，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行政违法性，即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定，行政违法是构成犯罪的必前提。第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且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与否需要从情节和危害后果上加以限定。具体外延上，不同学者对非法经营罪对象做出了不同限定。(注：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621、622页；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9页；但伟：“论非法经营罪”，载《法商研究》1999(2)。)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也可能人为地以罗列方式穷尽“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行为对象。非法经营作为一个取消投机倒把罪后的新罪，涵盖面广泛，援引频率高，尤其是第225条第4项。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具备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它不被认为是口袋罪但是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口袋的作用。因此，如何理解和适用“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防止非法经营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新刑法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519～522页。)我们认为，认定非法经营罪应以行为时法律法规为衡平，把握非法经营罪的罪质与构成要件，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认定。

二、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非法出版行为是指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从事出版、发行、复制发行等出版行业的活动，包括出版物内容违法与出版物程序违法。一般而言，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的行为采取不履行正常出版手续，即出版程序违法的问题。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关于非法出版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两种涉及非法出版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一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淫秽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二是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前者为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后者为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颁行前，有学者认为对盗版以外的所有情节严重的程序违法的非法出版行为，均宜按非法经营罪论处。(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8页。)这种观点是较为中肯的。但解释严格规定，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需情节特别严重方构成犯罪。因此，对于第二种情形即出版程序违法出版构成非法经营罪是否存在加重构成，值得思考。我们倾向于这种行为只存在基本构成。针对出版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与他人事前通谋出售、出租或非法转让该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的，解释规定此类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犯。

司法解释对非法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做出了明确规定：(1)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定罪条件的相异标准。单位非法出版行为规模大、危害严重，解释规定单位较自然人非法出版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更高数额标准。(2)定罪条件中数额与情节并重。非法经营罪属于情节犯，以数额为定时因素的重要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因此数额、数量接近起点但存在特定情形的构成非法经营罪。(3)定罪数额适应犯罪情型的多元化。考虑到实践中可能存在非法经营仍未能赢利甚至亏本、破产者，数额标准上采违法所得数额与经营数额择一方式。只要两种数额之一达到定罪条件即构成犯罪。(4)计量方法多元化和富操作性。鉴于一些案件中无法计量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解释规定了其他计量办法(如报纸按份、期刊按本、图书按册、音像出版物按张)。(5)定罪条件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解释既规定一定的数额幅度，又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在法定数额、数量标准的幅度内，确定本地执行的具体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这些数额和数量的规定为认定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构成非法经营罪拟订了准确的标准。(注：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定量因素仅就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而言，出版程序不合法出版物不适用上述规定。孙军工：“《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释解”，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实践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从严把握。

(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看来，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行为的定罪标准。司法解释未对“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做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我以为应按照数额与情节相结合、以数额为主的定罪标准把握“情节特别严重”，可以参照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淫秽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加重构成的标准从严把握。二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淫秽物品等行为的罪数问题。严格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淫秽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问题是：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罪。这种情形当为想象竞合犯。司法解释舍繁就简，回避了本应在罪数形态中研究的问题，(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6～519页。)将问题过于简单化。而且，这样可能会导致法律漏洞，即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淫秽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的情形无法处理。对于这种状况，在现行司法解释下无法得到解决，只能严格按照解释的规定办理。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认定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是指违反外汇管理法规，进行外汇买卖的行为。一般意义上，我们讨论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指在国家规定的外汇交易场所外进行外汇买卖外汇的行为。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3条、第11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买卖、买卖外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4条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根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罪处罚。对于单位实施上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犯罪的，根据刑法第231条的规定处罚。有学者认为这一立法内容无疑是把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罪的第四种行为方式。(注：参见黄京平主编：《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71页。)我们认为，无论是将其列为第四种行为方式还是将其作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均不影响对该种行为的定罪量刑。考虑到单行刑法与刑法的衔接，且仅仅作为一种解释性规定，(注：参见黄太云：“《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理解和适用”，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司法解释和单行刑法中并无实质性变化。认为成立第四种行为方式似嫌牵强。我们倾向于将其纳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至于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单行刑法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可以参照《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之立法沿革与溯及力问题

立法上对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存在一个立法演变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先后对之做出不同规定。于此，产生了法之溯及力问题。

司法解释第3条、第4条规定，实施下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且非法买卖外汇20万美元以上或违法所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业务的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500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居间介绍骗购外汇一百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单行刑法第4条、司法解释第3条均规定，对在国家规定的交易所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构成犯罪者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因而，对于刑法实施后单行刑法颁行前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当根据刑法第225条和司法解释第3条予以定罪。对单行刑法颁行后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依刑法第225条和单行刑法第4条予以定罪。

四、扰乱电信市场秩序行为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规定定罪量刑。这一解释肇端于大量私营网络电话案的出现。

(一)司法解释的肇端

以福建省陈氏兄弟私营电话网络案为例，我们可以探求司法解释的源头。对于福建省福州市陈氏兄弟私营网络电话案，相关媒体曾作过系列报道。(注：《中国青年报》1998年12月10日和1999年1月29日。报道认为，私营网络电话显露法律空白，应予弥补。是否法律空白，当可作进一步深入探讨。)该案由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受理侦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传讯犯罪嫌疑人陈氏兄弟，并没收用于经营网络电话的电话机、彩色显示器等工具。随后，陈氏兄弟交纳5万元取保候审，同时向马尾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被告就经营IP电话是否非法经营展开了争辩。陈氏兄弟提出“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请求法院确认公安局“滥用职权”。马尾区公安局抗辩认为陈氏兄弟非法利用因特网经营网络电话，具备刑法第225条“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等特征，应追究刑事责任。一审驳回起诉，二审裁定“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但是否陈氏兄弟经营行为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实际上以二审判决否认了这一行为“违法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的性质。理论界亦认为民间经营IP电话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12日。)就此案而言，我们认为，不存在“网络电话不得私营”的一般性禁止规定。因而，以此追究陈氏兄弟刑事责任于法无据，如对陈氏兄弟案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势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擅自经营电信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者，构成非法经营罪。这一司法解释是否妥当，不无商榷余地。(注：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来，这种责任的追究纯粹是行政管制和行业垄断借助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阻碍。周其仁著：《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211～218页。)但鉴于司法解释业已出台，实践中应当遵照执行。我们拟对该司法解释作进一步解释：

一是何谓违反国家规定?针对通信秩序混乱的状况，国务院曾批转邮电部(当时国务院机构序列中尚未设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通信行业管理和认真整顿通信秩序的请示》。请示中明确长途通信和国际通信业务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1993年，国务院在批转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发1993第55号)中进一步作出规定，要求对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实行申报制度和经营许可证制度。同时根据1993年9月1日颁行的《无线电管理条列》的规定，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办理设台(站)审批手续，领取电台执照。尽管上述三个规定并未明确电信业务专营，但可以视为国家主管部门已对电信业务的经营作出需要事先批准的规定。

二是扰乱电信管理秩序的主要行为方式和定罪条件。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三种行为方式：(1)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2)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的；(3)采取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对于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如何认定，司法解释存在明确规定。需要明确的是，解释第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同时触犯非法经营罪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构成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竞合犯，宜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五、非法传销行为的认定

传销是指企业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经营方式，它是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节约成本方便消费者的经营方式。对于传销，我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首先是严格监管(1997年1月1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73号令《传销管理办法》)；之后鉴于“市场发育程度低，群众消费心理尚不成熟，有关管理法规不够完善，管理手段比较落后，一时难以对传销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故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国务院1998年4月18日10号令《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目前在各地泛滥乃至猖獗成灾的传销经营已大量演变成国际社会普遍禁止的“老鼠会”和“金字塔销售方式”。非法传销活动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但刑法对其没有加以明确地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后，仍然从事传销或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定罪处罚。实施上述犯罪，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非法经营范文篇4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突出重点、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务求实效”的原则，在巩固历年治理整顿道路运输市场和打击非法营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打击非法营运经营行为，规范城市客运市场秩序，保护经营者合法权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道路运输行业健康、稳定、和谐发展。

二、组织机构

为确保专项治理的顺利开展，特成立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县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挥工作，具体成员如下：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交通局、办公室主任由宿俊强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刘云海同志兼任，具体负责专项治理的组织、宣传、协调、督察指导工作。

三、工作重点

（一）重点打击非法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组织者，特别是严厉打击有组织的非法营运团伙以及带有“黑恶”性质、垄断市场、强迫交易的违法犯罪行为，查出其中的牵头者和组织者，并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二）重点查处“黑车”。查处非法营运的“黑车”、伪造营运证照的小客车、驻点营运的异地出租汽车以及二、三轮摩托车、客货二用和其他车辆等非法经营的行为。

（三）重点治理主要区域。重点治理主要客运线路、车站、宾馆、商品集贸市场周边、城区、城乡结合部等地区非法营运车辆和倒卖客源，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的行为。

四、工作安排

专项治理工作从年5月31日开始，分为二个阶段实施：

（一）宣传发动阶段（年5月31～6月11日）

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媒体，通过播放电视新闻，张贴标语，公告等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打击“黑车”非法经营的意义和违法经营行为的危害性，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乘坐非法营运车辆。

（二）组织实施阶段（年6月12日开始）

各成员单位要抽调素质高、业务精、作风硬的执法人员联合相关职能部门，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检查，定时检查与不定时检查，明查与暗查相结合的方法，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行为。领导要靠前指挥，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部署工作重点，随时督促检查和指导。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要从维护社会和行业稳定、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充分认识打击“黑车”等非法营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联合执法工作制度，采取集中治理，联合执法等措施，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行为。

（二）坚持依法行政

打击“黑车”等非法经营，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坚决杜绝乱罚款、乱扣车等行为的发生。对在执法过程中“粗暴执法”、“野蛮执法”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执法人员，有关部门要予以严肃处理。执法中，要加强对“黑车”等非法营运司机的教育，依法进行处罚，对逾期不接受处理或者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人员，协调司法机关及时采取强制措施。对不听劝阻，妨碍、阻挠、围攻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或者围堵国家机关的人员，积极协调公安部门依法进行严厉打击。

（三）畅通举报通道

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公布举报电话，指定专人负责举报受理、督办和回复，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提供信息，举报非法经营车辆，协助查处“黑车”案件。在取缔非法经营行为的同时，坚持疏堵结合，从源头上遏制“黑车”的生存空间。

非法经营范文篇5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99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维护我省证券市场正常秩序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以下简称“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做好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

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繁荣，在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省证券市场总体上保持健康平稳发展的势头。但是，在我省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非法证券活动在我省也时有发生。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特点是：涉案地域范围广、金额大、情况复杂；资产易被转移、证据易被销毁、人员易潜逃，查处的难度大；违法手段多样，隐蔽性强、欺骗性大；投资者多为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等困难群体，承受损失的能力和心理承受力较脆弱等。这些非法证券活动妨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扰乱了我省的金融秩序，而且容易引发群体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非法证券活动的社会危害性，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高度重视做好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采取综合措施严厉打击非法证券活动，查处一批大案要案，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建立健全防范和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遏制非法证券活动蔓延势头。

二、健全机构，明确责任，加强对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的领导

为加强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组织领导，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建立我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的长效机制，经省人民政府同意，成立****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省政府副秘书长余云东任组长，****证监局局长范辉、省公安厅副厅长先燕明任副组长，省政府办公厅、****证监局、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工商局，****银监局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组织和协调全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协调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证监局，办公室主任由****证监局王建军副局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由****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张玉祥处长担任。各成员单位指定1名处级领导为联络员。领导小组要抓紧研究制定全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工作制度，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职，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应对有力的工作机制，确保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三、精心部署，措施到位，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证券活动

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切实有效的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方案，深入调查研究，广开信息渠道，发现倾向性问题，采取预防性措施，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依托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和配合，开展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集中行动，保持对非法证券活动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凡违反以下3项规定的，要坚决予以查处：

（一）严禁擅自公开发行股票。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直接或间接超过200人的，为公开发行，应依法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未经核准擅自发行的，属于非法发行股票，将予以取缔。

（二）严禁变相公开发行股票。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直接或间接不超过200人的，为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其股权转让，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电话、传真、信函、推介会、说明会、网络、短信、公开劝诱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严禁任何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转让后公司股东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三）严禁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股票承销、经纪（买卖）、证券投资咨询等证券业务由中国证监会依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机构经营，未经批准，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

非法经营范文篇6

接到上级通知，我办领导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召开了研讨会，进行了明确的的任务分工，将责任落实到具体个人。并成立了由副主任担任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打非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切实加强水上非法经营成品油专项整治工作，确保行动取得良好效果。

二、合理部署，有条不紊

第一阶段：7月15日—7月20日，制定方案，广泛宣传，周密部署。

第二阶段：7月21日—7月31日，进行集中整治阶段，由区商务局牵头，组织安监、工商、公安、消防、交通等部门，对重点区域非法经营成品油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行动。

第三阶段：8月1日—8月7日，对“打非专项行动”近期总体进展情况进行小结，并报区综治办。

三、联合整治，成效较佳

在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整治工作收效显著，我们召集工商、公安、质监、消防、安监、中石化、中石油等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对整治行动做出部署安排。对一艘无证无照流动加油船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并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耐心细致地向他们宣讲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整治成品油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宣传教育，责任人表示将积极配合整治行动，主动改正违法行为。他们对成品油市场的监管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目前，水上非法销售成品油的流动加油船基本停止了经营行为，成品油经营市场得到初步规范。

非法经营范文篇7

一、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类疫苗由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货配送；二类疫苗由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成都中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单位供货配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存有成都中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合法的资质证明；未存有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资质证明。

二、县辖区内没有疫苗经营企业。

三、3月18日-24日排查的19家医疗机构，经检查发现各疫苗接种单位使用的疫苗均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配送，配送过程中有疫苗转运接收单和相关记录，多数接种单位能实时监控疫苗存储温度并进行登记。各接种单位在疫苗使用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未建立疫苗购进、验收、储存、运输和使用等各项质量管理制度；

2、各疫苗接种单位填写的发放记录和接种记录不统一，个别接种单位填写的接种记录不完整，缺批号、生产厂家等内容。

3、各疫苗接种单位使用的疫苗都没有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索取所使用疫苗的当批检验报告书。

4、个别疫苗接种单位储存疫苗的冰箱温度显示与记录登记不一致；

非法经营范文篇8

关键词:兜底条款;罪刑法定原则;非法经营罪

2014年8月，著名网络人物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及其经营的公司因提供有偿删帖服务，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提起公诉。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规定了第(四)项兜底条款，但对于该项的适用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在该案中，法院援引该条，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判处被告人刑罚。该案引起学者对刑法中的兜底条款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反思。

1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理。”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概括而言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排斥习惯法，要求把成文法作为刑法的唯一渊源;排斥绝对不定期刑，要求刑罚的名称、种类和幅度，都必须由法律加以确定并且刑期必须是绝对确定的;禁止重法刑法溯及既往，把从旧原则作为解决刑法溯及力问题的唯一原则。法定性，是指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随意擅断。实定性，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1．1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性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是指刑法条文必须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刑法学作为最精确的法律科学，其“明确”与“模糊”的界限是可以划分且必须划分的。诚如德国刑法学者克劳斯•罗克辛所言:“最精确的刑法只能来自最精确的刑法学，很难想象，一个不严谨、不精确的思维方式能够产生和支持一部严谨、精确的刑法。”①可见，明确性是刑法最基本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条文没有解释的空间。当模糊性的程度未超过国民对法律条文字面含义的射程范围，那么就未挑战到罪刑法定原则，此时模糊性是可以被接受的。毕竟，若要做到绝对明确则要求将罪状一一列举出来，这无疑会造成法律条文繁琐冗长，也是不可实现的。总之，“在刑事立法中，既要以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为目标，又要注意充分利用和发挥刑法规范模糊性的积极功能，二者的协调与平衡是刑事立法的理想目标。”②1．2禁止类推类推是指争议的行为与刑法所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相同，但相类似的时候，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处罚的法律解释方法。这是刑法条文明确性在法律解释过程当中的体现。

2非法经营罪中的兜底条款

非法经营罪是指是指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侵犯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客观方面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1)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2)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3)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结算业务的;(4)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中第四项的规定即属于兜底条款。2．1兜底条款的作用。兜底条款是指刑法对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列举规定以外，采用“其他……”这样一种概然性方式所作的规定，以避免列举不全。③兜底条款具有如下作用:(1)满足刑法在立法方面的稳定性需求。随着现代化的程度愈深，犯罪的形式也会趋于新型、多样。若试图都用立法的手段解决，则不仅工作量无尽，更是使降低了法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2)增强刑法的可适应性。我国使用的是列举性条款，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其封闭性的劣势无法克服。而兜底条款包容性强，灵活度高，避免司法陷入只重字面含义的囹圄中。(3)实现个别公正。德国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抢劫案件:歹徒抢劫过程中以盐酸作为武器泼在收款员脸上，被判处严重抢劫罪。但是，彼时的刑法规定只有携带武器抢劫的才构成严重抢劫罪，而盐酸显然不能归属于“武器”，因此此判决结果备受质疑。直至后来德国议会将原条文中的“携带武器”修改为“携带武器或者别的危险的工具”这一兜底性规定，争议才得以消除。此案中，立法固有的一般性和实际司法中个案的特殊性两者矛盾难以调和，只有用兜底条款来解决以实现其正义。2．2兜底条款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条文内容确定，符合公民的可预测性。反观兜底条款缺乏明确性，具有极大概然性和不可掌控性，使得公民难以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两者理论上本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但是在司法的实际运作却将其推向了矛盾焦点。比如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中，用“情节严重”来界定非法经营行为入罪的条件。但对于何为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的首要因素看法不一，有的学者主张由犯罪数额决定，有的主张由非法经营数额和非法获利额决定，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也不一致。④这就极易导致罪与非罪的混淆，使得解释难以达至合理状态。

3兜底条款进行限制解释

3．1兜底条款存在的必要性。即使兜底条款的存在有巨大争议，但是大部分国家没有放弃兜底条款，可见其存在有必然性。法治历史悠久的国家尚且如此，毋宁说是法制建设还不完全的我国，更应该正视现实，循序渐进。结合当今时代背景而言，我国的经济、文化都处于高速变革中，运用新科技新手段犯新型罪已经是必然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立法固有的滞后性与不周延性只会愈加显现，而兜底条款可以一针见血地解决这个问题。为保留兜底条款，并消除兜底条款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冲突，有必要底条款的解释进行限制。3．2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法律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等。不同的分类标准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方法，但各个解释方法之间具有一定的位阶性。通常，文义解释应当是解释法律条文的基本方法，在文义解释的同时，需要结合上下文进行体系解释。只有在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可能形成多种含义或者两种解释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结果时，方能考虑通过解读立法的发展过程、立法目的、立法的社会发展效果等运用其他解释方法。当然，任何解释方法都不得超过国民对法律条文字面含义的射程范围。3．3兜底条款的限制性解释。对于非法经营罪而言，如何理解“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至关重要。刑法第225条的前三项规定的内容均为行为人违反国家关于特许经营的规定所从事的非法经营行为，因而，对于兜底条款的解释，也应当限定在违反国家特许经营的范围内。然而，有些学者认为，只含同类规则属文本原则的范畴，总体上倾向于限制解释，具有天生的局限性，不利于弥补漏洞，也不利于明确兜底条款的规范内容。

4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

兜底条宽除了在法律适用时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解释的方法进行外，立法机关以及司法机关也需要及时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以不断明确兜底条款的范围，限制兜底条款的解释。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法律和有关立法精神，结合审判工作实际需要，针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制定并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尽管司法解释的抽象性的解释与成文法国家关于法律至上以及权力分立的法治思想相违背，但是在现阶段它对统一法律适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司法解释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其合法性应当受到审查。

5结语

非法经营范文篇9

关键词:刑事违法性性;社会危害;谦抑性

一、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

就成文法国家来看，没有成文法就没有犯罪，犯罪以法典的形式普及。这就要求对于什么是犯罪、应处于何种刑罚刑法必须明确，不明确的刑法不具备执行力。在我国刑法中，刑法的不明确性集中体现在“口袋罪”的规定。“口袋罪”突出体现在立法文本上的模糊性和开放性，非法经营罪是其中的典型。因此，我们对此类犯罪的认识必须从形式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两方面出发。

(一)形式违法性

经营活动本身不具备违法性，但在市场经济下，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监管，所以定性什么样的经营行为属于刑法需要惩戒的违法行为，需要首先考虑的是行政违法性，只有在违反有关前置法的前提下，才能进入到第二次违法亦即刑事违法性的判断。

1．行政违法性

在其行为发生时，国务院颁布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仍具备法律效力，个人未获许可而从事粮食的收购、买卖行为属于违法行为。2016年9月14日国家粮食局修订了《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其中第三条规定，农民、粮食经纪人、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等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无需办理粮食收购资格。此条规定就相当于废止了实行近十年的个人收购粮食许可制度。

2．刑事违法性

据相关报道，当地工商部门、公安机关、法院对王某军调查后，认定王某军未获得行政许可就收购粮食的行为违反了关于粮食收购的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中兜底性条款的规定，即“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就已查清的案件事实来看，王某军无证收购玉米的行为确实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规定，并且王某军违法经营获得的营业金额已经达到了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额度。形式上，王某军确实触犯了非法经营罪，但实质而言，具有形式上违法性的行为不一定都属于犯罪行为，这需要具体衡量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以及是否必须要借助刑罚来惩戒。因此，在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时，即要强调形式上违法性，也要重视此种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二)社会危害性

王某军在农民处购得尚未脱粒的玉米，使用脱粒机将半成品玉米加工为成品玉米后使用运输工具将成品玉米运送并卖给国有粮库，其出售价格受到国家粮食收购价格的限制。本案中，王某军收购玉米的流程足以表明:“一方面，其行为不存在囤积粮食牟取暴利的情形。另一方面，王某军收购粮食的行为能够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卖粮难”问题。”非法经营罪中从事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释明，有非法经营外汇、违法经营出版刊物、非法经营电信业务、在生产、销售的饲料中添加禁止中使用的物品、非法经营等行为，明显上述行为比起王某军行为的社会危害要大得多。王某军未获得行政许可就收购粮食的经营行为，虽然违反了粮食流通管理领域的法律规定，但王某军从农民处购得玉米后出售给粮库，在农民与粮库之间起到了一种联系和纽带的作用，不但没有危害粮食流通管理秩序，反而更有效的促进了一定领域内的粮食流通。因此王某军的行为不具备同刑法第225条列举的前三项非法经营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二、刑法不理琐碎之事

所谓的“刑法不理琐碎之事”是指刑法的谦抑性，就现代法治而言，国家内部存在着不同种类的部门法，一种部门法调整一类社会关系，只有在部门法不能完全的保护这种社会关系时，才需要启动刑法。谦抑性是刑法不同于其他法律的特质。刑法的谦抑性具有三个含义:“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只有在其他手段不能调整时，才能发动刑法。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如果认为刑法具有补充性，那么发动刑法自然是不完整。第三是刑法的宽容性，充分尊重公民的活动自由，刑法不必无时无刻存在。”原一审法院对王某军非法经营案判决错误的根源，在于当地的司法机关对王某军的行为只关注其行政违法和经营数额就对王某军判了刑。这是典型的忽略了刑法的本质特征，只注重刑法上入罪的条文规定，而对于刑法的谦抑性视而不见，即关于刑法的适用，能少适用就尽量少适用，能不适用就尽量不适用，将能够用行政手段解决的事情，错误地适用了刑法。

三、总结

王某军非法经营一案经过再审改判无罪，尽管其中历经了曲折，但无罪的判决结果意味着，以王某军一案为典型案例，在未来非法经营罪的有关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经营罪等口袋罪的认定上，严格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抑制不必要的重刑思想，使慎刑观念广泛传播。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8，50．

［2］宁利昂，邱兴隆．“无证收购玉米”案被改判无罪的系统解读［J］．现代学，2017，39(04):182－193．

非法经营范文篇10

第一条违反国家有关盐业管理规定，非法生产、储运、销售食盐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条非法经营食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经营食盐数量在二十吨以上的；

（二）曾因非法经营食盐行为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食盐，数量在十吨以上的。

第三条非法经营食盐行为未经处理的，其非法经营的数量累计计算；行为人非法经营行为是否盈利，不影响犯罪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