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论文范文10篇

非法经营论文范文篇1

堵截构成要件，是大陆法系立法技术角度的要件分类形式，它指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表现形式包括“或者其他型”、“持有型”、“最低要求型。(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作为严密型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方法，堵截构成要件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较具实证意义。非法经营罪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并举的方法借以表现客观要件内涵，存在基本构成与加重构成两个量刑幅度。换言之，在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上，成功运用了堵截构成要件的立法方式，表现为“或者其他型”。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先列举非法经营行为的两种明确方式之后，次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概括罗列未尽的非法经营行为方式。1999年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增加“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情节严重的”作为第三种行为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225条第1、2项规定非法经营两种行为的方式：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但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方式情状各异，难以以列举式予以明确概括。因而，刑法第225条第4项设定了“堵截构成要件”，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是为弥补上述两项对非法经营行为的列举而设。刑法之所以作这一概括性的规定，是为了重点打击前二类非法经营行为的同时，不使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人逃脱法网。(注：参见黄京平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72～173页。)为适应经济生活发展变化，以立法技术采取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的办法，便于有力打击非法经营犯罪。

堵截构成要件具备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但司法运用中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储教授认为，堵截构成要件运用必须遵循两条规则：一是不到不得已时不用；二是法条本身应能明示或暗示“其他”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有必要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做一限定。理论上，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行政违法性，即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定，行政违法是构成犯罪的必前提。第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且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与否需要从情节和危害后果上加以限定。具体外延上，不同学者对非法经营罪对象做出了不同限定。(注：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621、622页；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9页；但伟：“论非法经营罪”，载《法商研究》1999(2)。)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也可能人为地以罗列方式穷尽“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行为对象。非法经营作为一个取消投机倒把罪后的新罪，涵盖面广泛，援引频率高，尤其是第225条第4项。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具备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它不被认为是口袋罪但是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口袋的作用。因此，如何理解和适用“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防止非法经营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新刑法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519～522页。)我们认为，认定非法经营罪应以行为时法律法规为衡平，把握非法经营罪的罪质与构成要件，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认定。

二、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非法出版行为是指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从事出版、发行、复制发行等出版行业的活动，包括出版物内容违法与出版物程序违法。一般而言，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的行为采取不履行正常出版手续，即出版程序违法的问题。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关于非法出版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两种涉及非法出版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一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淫秽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二是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前者为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后者为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颁行前，有学者认为对盗版以外的所有情节严重的程序违法的非法出版行为，均宜按非法经营罪论处。(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8页。)这种观点是较为中肯的。但解释严格规定，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需情节特别严重方构成犯罪。因此，对于第二种情形即出版程序违法出版构成非法经营罪是否存在加重构成，值得思考。我们倾向于这种行为只存在基本构成。针对出版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与他人事前通谋出售、出租或非法转让该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的，解释规定此类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犯。

司法解释对非法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做出了明确规定：(1)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定罪条件的相异标准。单位非法出版行为规模大、危害严重，解释规定单位较自然人非法出版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更高数额标准。(2)定罪条件中数额与情节并重。非法经营罪属于情节犯，以数额为定时因素的重要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因此数额、数量接近起点但存在特定情形的构成非法经营罪。(3)定罪数额适应犯罪情型的多元化。考虑到实践中可能存在非法经营仍未能赢利甚至亏本、破产者，数额标准上采违法所得数额与经营数额择一方式。只要两种数额之一达到定罪条件即构成犯罪。(4)计量方法多元化和富操作性。鉴于一些案件中无法计量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解释规定了其他计量办法(如报纸按份、期刊按本、图书按册、音像出版物按张)。(5)定罪条件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解释既规定一定的数额幅度，又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在法定数额、数量标准的幅度内，确定本地执行的具体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这些数额和数量的规定为认定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构成非法经营罪拟订了准确的标准。(注：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定量因素仅就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而言，出版程序不合法出版物不适用上述规定。孙军工：“《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释解”，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实践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从严把握。

(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看来，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行为的定罪标准。司法解释未对“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做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我以为应按照数额与情节相结合、以数额为主的定罪标准把握“情节特别严重”，可以参照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淫秽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加重构成的标准从严把握。二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淫秽物品等行为的罪数问题。严格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淫秽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问题是：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罪。这种情形当为想象竞合犯。司法解释舍繁就简，回避了本应在罪数形态中研究的问题，(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6～519页。)将问题过于简单化。而且，这样可能会导致法律漏洞，即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淫秽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的情形无法处理。对于这种状况，在现行司法解释下无法得到解决，只能严格按照解释的规定办理。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认定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是指违反外汇管理法规，进行外汇买卖的行为。一般意义上，我们讨论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指在国家规定的外汇交易场所外进行外汇买卖外汇的行为。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3条、第11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买卖、买卖外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4条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根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罪处罚。对于单位实施上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犯罪的，根据刑法第231条的规定处罚。有学者认为这一立法内容无疑是把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罪的第四种行为方式。(注：参见黄京平主编：《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71页。)我们认为，无论是将其列为第四种行为方式还是将其作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均不影响对该种行为的定罪量刑。考虑到单行刑法与刑法的衔接，且仅仅作为一种解释性规定，(注：参见黄太云：“《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理解和适用”，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司法解释和单行刑法中并无实质性变化。认为成立第四种行为方式似嫌牵强。我们倾向于将其纳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至于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单行刑法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可以参照《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之立法沿革与溯及力问题

立法上对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存在一个立法演变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先后对之做出不同规定。于此，产生了法之溯及力问题。

司法解释第3条、第4条规定，实施下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且非法买卖外汇20万美元以上或违法所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业务的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500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居间介绍骗购外汇一百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单行刑法第4条、司法解释第3条均规定，对在国家规定的交易所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构成犯罪者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因而，对于刑法实施后单行刑法颁行前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当根据刑法第225条和司法解释第3条予以定罪。对单行刑法颁行后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依刑法第225条和单行刑法第4条予以定罪。

四、扰乱电信市场秩序行为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规定定罪量刑。这一解释肇端于大量私营网络电话案的出现。

(一)司法解释的肇端

以福建省陈氏兄弟私营电话网络案为例，我们可以探求司法解释的源头。对于福建省福州市陈氏兄弟私营网络电话案，相关媒体曾作过系列报道。(注：《中国青年报》1998年12月10日和1999年1月29日。报道认为，私营网络电话显露法律空白，应予弥补。是否法律空白，当可作进一步深入探讨。)该案由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受理侦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传讯犯罪嫌疑人陈氏兄弟，并没收用于经营网络电话的电话机、彩色显示器等工具。随后，陈氏兄弟交纳5万元取保候审，同时向马尾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被告就经营IP电话是否非法经营展开了争辩。陈氏兄弟提出“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请求法院确认公安局“滥用职权”。马尾区公安局抗辩认为陈氏兄弟非法利用因特网经营网络电话，具备刑法第225条“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等特征，应追究刑事责任。一审驳回起诉，二审裁定“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但是否陈氏兄弟经营行为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实际上以二审判决否认了这一行为“违法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的性质。理论界亦认为民间经营IP电话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12日。)就此案而言，我们认为，不存在“网络电话不得私营”的一般性禁止规定。因而，以此追究陈氏兄弟刑事责任于法无据，如对陈氏兄弟案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势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擅自经营电信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者，构成非法经营罪。这一司法解释是否妥当，不无商榷余地。(注：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来，这种责任的追究纯粹是行政管制和行业垄断借助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阻碍。周其仁著：《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211～218页。)但鉴于司法解释业已出台，实践中应当遵照执行。我们拟对该司法解释作进一步解释：

一是何谓违反国家规定?针对通信秩序混乱的状况，国务院曾批转邮电部(当时国务院机构序列中尚未设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通信行业管理和认真整顿通信秩序的请示》。请示中明确长途通信和国际通信业务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1993年，国务院在批转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发1993第55号)中进一步作出规定，要求对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实行申报制度和经营许可证制度。同时根据1993年9月1日颁行的《无线电管理条列》的规定，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办理设台(站)审批手续，领取电台执照。尽管上述三个规定并未明确电信业务专营，但可以视为国家主管部门已对电信业务的经营作出需要事先批准的规定。

二是扰乱电信管理秩序的主要行为方式和定罪条件。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三种行为方式：(1)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2)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的；(3)采取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对于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如何认定，司法解释存在明确规定。需要明确的是，解释第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同时触犯非法经营罪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构成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竞合犯，宜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五、非法传销行为的认定

传销是指企业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经营方式，它是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节约成本方便消费者的经营方式。对于传销，我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首先是严格监管(1997年1月1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73号令《传销管理办法》)；之后鉴于“市场发育程度低，群众消费心理尚不成熟，有关管理法规不够完善，管理手段比较落后，一时难以对传销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故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国务院1998年4月18日10号令《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目前在各地泛滥乃至猖獗成灾的传销经营已大量演变成国际社会普遍禁止的“老鼠会”和“金字塔销售方式”。非法传销活动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但刑法对其没有加以明确地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后，仍然从事传销或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定罪处罚。实施上述犯罪，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非法经营论文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民间高利贷；犯罪化：社会危害性

关于民间高利贷，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有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民间高利贷，它不同于民间普通借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于它是高利率，即高于银行同期指导利率的四倍。这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合意，十倍，百倍利率的高利贷都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笔者认为，从实然层面上，剖析民间高利贷行为，其在刑法的理论上完全符合间犯罪的本质特征。高利贷不仅侵害借贷方利益，扰乱正常金融市场秩序，还易引发后续犯罪。从应然层面上看，民间高利贷应当入罪，如果刑法不对其进行规制，将后患无穷。同时，将其定为非法经营罪也是非常合理的。

一、民间高利贷具备犯罪的本质特征

民间高利贷是封建社会的残渣。在封建社会里，高利贷便是剥削者压榨劳动人民的工具。这一点可以从《白毛女》中反映出来。借贷方杨白劳便是深受其苦。在当今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达，资金流通周期短，在个人和企业融资困难的背景下，诚然，民间借贷诚如雪中送炭，暂解企业、个人资金困难。这本也是符合国家鼓励消费，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的根本精神的。但是，民间高利贷的本质已经远非民法中的自然人借款行为可涵盖，早已偏离、扭曲这一本质，成为资本睢利是图、对外肆意扩张的渠道。

(一)民间高利贷合同并非法定必然有效的合同

契约自由不能是绝对的自由，这从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名著(威尼斯商人)中可以印证，如果没有鲍西亚的机智，绝对的契约自由精神将会害安东尼割肉偿还高利贷。民间高利贷合同表面上为双方合意的结果，实际上是出借方乘人之危的行为，是借贷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两害相衡取其轻时做出的无奈选择，实际上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在我国，也并非所有双方合意的合同就受法律承认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又如(合同法)第54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从这两个条文的精神推知，法律并不认同民问高利贷合同的合法性。

(二)民间高利贷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犯罪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一种行为构成犯罪，应同时具备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应受处罚性三个条件。其中，犯罪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民间高利贷不仅严重侵害借贷方利益，扰乱正常金融市场秩序，还易引发后续犯罪。

高利贷侵害借款人权利。首先，出借方在乘人之危的情况下自主定利率，多数利率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有的甚至将利率定得高得非常离谱而借贷方被迫接受，只能沦入高利率的债务之中，本身是对财产权益的极大侵害。这可以说是半借半抢了。其次，许多借贷者多是黑社会成员或者与黑社会有“业务联系”。高利贷债务本不受法律保护，出借方只能借助非法私人救济来索取债务，往往采用威胁，恫吓，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方式。这对债务人的人身自由和身体健康权利也是一种侵害。虽然有的行为，如非法拘禁，故意伤害，侵权人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对一些侵害债务人权利却又未达到法律管辖范围的侵害行为，可能债务人就是被白白侵害。这样，债务人权利就得不到法律切实的保护。

高利贷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高利贷虽为民间私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但也应受“不得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以上的约束。“四倍”这个基准，一是考虑到了借贷人利益，二也是出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初衷。正常民间借款，你情我愿，合法合理。但是，利率主要由借款人意志决定，有的利率甚至相当离谱，民间借贷市场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市场人为操控，市场规律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良性竞争难以立足，容易造成恶性竞争。而市场主体之间联系甚为密切，牵一发而动全身，资本的扩张性，其蔓延之势是十分迅速的，更易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带来消极影响。此外，高利贷的确给国家金融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一定程度上刺激金融机构改善自身服务，推动国家金融事业向前发展。但这种刺激，是一种恶性的刺激，是不健康的刺激，不能将民间高利贷犯罪化的行为归咎于国家资本保护主义的需要。同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外国资本恶意流人民间充当出借方幕后黑手的可能。因此，将高利贷犯罪化，也是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

二、民间高利贷的刑法规制

民间高利贷在我国刑法法律规范体系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关于该方面的法律规范建设不尽完善。根据我国《刑法》，有关高利贷的罪名中仅对高利转贷罪及骗取贷款罪做出了规定。民间高利贷现象，民间高利贷案件在各地并不鲜见，而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给各地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扰，某些地方以非法经营罪对其进行打击。对这些地方的做法，笔者赞同之余，建议尽快出台相关立法，司法解释，让民间高利贷犯罪化理更直，气更壮。

不必另设“高利贷罪”，而是通过司法解释，将民间高利贷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前三项规定了三种非法经营行为之外，第四项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并了进来，成为“兜底条款”。立法者正是考虑到了现实生活中的难以一一列举的非法经营行为，才有此举。主张不必另设“高利贷罪”的理由在于民间高利贷行为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而立法本是一个浩大繁杂的工程，既然有现成的罪名可用，就不必再浪费成本，而制定司法解释的成本，显然低于另立新法或者修改法典。到目前为止，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司法解释中，明确指出按《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行为有六种，民间高利贷行为并没有被规定在其中。应当修改司法解释，将高利贷行为作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第七种行为，因为高利贷行为，已经到了足够让人们引起对于先前六种非法经营行为同等重视的程度了。

非法经营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网络异化公关;受贿罪;虚假广告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一、网络异化公关行为的概述及分类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网络公关成为一种新兴的营销方式，其社会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大。网络“黑公关”频繁出现并发展成为一条不健康的灰色利益链。例如“头腾大战”，这一对互联网宿敌“腾讯”和“今日头条”通过和转载大量自媒体文章来互相攻击，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4月3日至6月14日的73天里，在以“微信公众号”平台为主要渠道上，出现了超过12000篇对“今日头条”进行造谣、辱骂的自媒体文章；“今日头条”系列产品的实际运营者也通过其自有新闻媒体平台等渠道大量、传播贬损诋毁腾讯公司的言论、文章或视频。这无疑扰乱了大众的视听，也给双方的商业信誉和声誉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斗鱼和虎牙、针对ofo公司的倒闭破产谣言、阿里巴巴和京东，网络“黑公关”在商业领域层出不穷。“网络黑公关”通常被学者称为“网络非法公关行为”或者“网络异化公关行为”。鉴于这些公关行为并非全部“非法”，但确实是一种变相的公关行为，因此笔者在本文中采用“网络异化公关行为”这一概念。所谓网络异化公关是指网络公关的发起者借助于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通过夸大、捏造、散布虚拟事实来操纵网络舆论，从而达到不正当目的的一系列网络“公关”行为。笔者查阅资料，总结了目前网络上存在的较为普遍和典型的三种“异化公关”类型：第一是有偿删帖，有偿删帖通常是指一方当事人以金钱等利益委托另一方当事人，删除委托方在网络上的负面信息的行为；第二是不当网络营销，网络营销是指通过炒作使得某一话题或者某个人的知名度提高，从而使得其背后的企业或者产品知名度提高。不当网络营销则是指虚假消息进行产品或者服务的营销；第三是网络攻击行为，网络攻击行为一般是指互联网公司接受委托在互联网论坛、贴吧等社交平台诋毁委托人的竞争对手或者其他委托人指定的对象的行为。[1]由于网络攻击行为产生的负面效应高因此越来越受到很多企业的青睐。鉴于“网络异化公关”行为日益猖獗，对于此类行为的法律规制手段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民事法律对次来行为的侵权责任和赔偿等事宜有所规定，但是普通的民事诉讼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撼动这种“商业模式”，只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才能形成真正的威慑力。因此，笔者在下文中将对这三种“网络异化公关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讨论。

二、网络异化公关行为的刑法规制困境

2.1网络异化公关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实际上早在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就“网络异化公关行为”的刑法规制出台司法解释：《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的第七条规定了有偿删帖、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以刑法第225条的非法经营罪进行处理。对于该司法解释学界存在两种观点：支持说的学者认为该司法解释于法有据，网络异化公关行为人和传播虚假信息，扰乱了互联网信息市场秩序，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将该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以刑法手段加以惩处，有助于揭露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本质特征。[2]反对说的学者认为该司法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网络异化公关行为并没有侵害非法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因而对此类行为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笔者赞同反对说的观点，理由如下。[3]首先，网络异化公关行为并未侵犯非法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从刑法第225条对非法经营罪的规定内容看，前三项选择性构成要件以叙明罪状的方式规定了非法经营的具体行为类型，其边界是相对清楚的。存在较大争议的是第4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认定。立法机关认为这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非法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作的概括性规定，这里所说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发生在经营活动中，主要是生产、流通领域；二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三是具有社会危害性，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若仔细观察，即可得出三种行为的本质性共同点都是与市场准入和行政许可相关的事项。因此根据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可以推断出本条中第4项中所指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必须是违反了市场准入或者行政许可的非法经营行为。但是网络异化公关行为是一种利用在互联网虚假信息的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和非法经营罪所要保护的市场准入和行政许可的法益内涵相去甚远。《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被称为是1979年刑法投机倒把罪细化后的小口袋罪，虽然以兜底条款的形式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描述为开放性犯罪构成，但若不加以严格限制，极容易将非法经营罪演变为新的“口袋罪”，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次，从法律的效力层级来看，司法解释虽然是最高司法机关做出的解释，但是其效力低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刑法》，因此司法解释也必须遵循立法的规定。对于上述司法解释中存在的违反罪刑法定的嫌疑，笔者认为应当找寻其他的刑法路径加以规制。2.2单位犯罪。截至目前来看网络公关行为的主体基本上都是单位。如概述中所提“头腾案”，是腾讯公司和头条公司为了单位的利益的“互掐”，而不是其员工或高管为了个人利益所做出的个人行为。而在刑法中，犯罪的主体分为自然人和单位，刑法分则中的大部分罪名不能由单位作为犯罪主体。例如诽谤罪，根据刑法分则246条关于诽谤罪的规定，诽谤罪的实施主体仅为个人，因此腾讯公司和头条公司为了单位利益实施捏造虚假事实互掐的行为，由于不符合诽谤罪的犯罪主体，因而不构成诽谤罪，不能强行套用，否则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对于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之间实施的网络异化公关行为，就存在着形式处罚的漏洞。

三、网络异化公关行为的刑事责任探究

笔者将在本部分对上述提到的三类行为的刑事责任从刑法分则罪名的构成要件处罚进行分析。3.1有偿删帖行为。有偿删帖通常是指一方当事人以金钱等利益委托另一方当事人，删除委托方在网络上的负面信息的行为。2014年，湖北省蕲春县破获了一起特大网络有偿删帖案，近2000人涉案，涉案金额超过五千万元。因为利润大、成本小、涉案人数众多，这样的行为屡禁不止。在这起案件中有偿删帖的行为模式概括来说即为“拿人钱财，替人删帖”。此外，2014年海口市公安分局魏某宁在担任大队长期间，利用其网络舆情监控、情报收集、信息处置的便利，通过帮助委托人删帖获利70.99万元人民币。可见。从有偿删帖行为的受托方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若是网络警察删帖，即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好处费”删帖，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首先，从主体来看，网络警察是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其次，其收受了委托人的贿赂财物；再次，删帖行为和网络警察网络舆情监控、网络信息处置的工作息息相关，因此属于利用职务便利。值得一提的是，网络警察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不论其收受贿赂之后是否实际上为委托人删帖，只要其收受贿赂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都构成受贿罪。若是删帖公司、论坛版主或是贴吧吧主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接受委托对其公司、论坛或者管理的贴吧等网络场所进行删帖的，则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条件。因此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处罚。此类案件处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疑点在于法条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解释。被攻击的网络公司贿赂相关工作人员所删的帖子有可能确实是虚假的，对于此类行为要求删帖本就是受害公司的权利，《侵权责任法》也规定了当权利人发现网络上有侵害权利的信息时，网站应采取屏蔽、删除等方式进行处理。而根据两高2008年关于商业贿赂的司法解释中对不当利益的规定，不当利益的两个特征：一是本身违反法律法规，二是谋取利益的手段违法。如果是上述情况则不属于“不正当利益”，因此对于行贿方来说：如果是个人委托公关公司删除对其不利的真实信息，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就构成行贿罪，贿赂非国家工作人员，就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如果这是一个单位行为，则构成单位行贿罪。若委托公关公司删除的确实是竞争对手的污蔑言论、虚假的信息，则不构成行贿罪。3.2不当网络营销。网络营销是指通过炒作使得某一话题或者某个人的知名度提高，从而使得其背后的企业或者产品知名度提高。不当网络营销则是指虚假消息进行产品或者服务的营销。如经常被转的软文"一味中药48小时杀死癌细胞""食物相生相克""一招治好颈椎病"等等，给人们的辨识与判断造成了极大的障碍，轻者导致病情没有改善，重者导致病情加剧甚至贻误治疗时机，危害了社会秩序。对于此类不当营销行为的刑法规制主要考虑其是否构成虚假广告罪。根据刑法的规定，虚假广告罪的构成要件有二：主体和行为。首先，根据《广告法》第二条第二款至第四款，广告主是指为宣传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而委托他人设计、广告的自然人或法人（如腾讯公司）；广告经营者是指受委托提供广告设计、制作、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网络公关公司广告的制作服务，因此属于广告经营者。实施网络非法营销的主体都符合刑法第222条“虚假广告罪”的构成要件中的行为主体。其次，网络公关公司在不当网络营销时的信息属于虚假宣传，有的是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夸大失实的宣传，例如“一招制好颈椎病”；有的是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语意含糊、令人误解的宣传，使消费者对商品或者服务产生误解，例如“你妈叫你回家吃饭”这种故意引起热点的宣传。因此，不当网络营销行为符合虚假广告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虚假广告罪论处。3.3网络攻击行为。网络攻击行为一般是指互联网公司接受委托在互联网论坛、贴吧等社交平台诋毁委托人的竞争对手或者其他委托人指定的对象的行为。例如“头腾案”，斗鱼和虎牙、针对ofo公司的倒闭破产谣言、阿里巴巴和京东等等，由于网络攻击行为产生的负面效应高，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竞争中采取此种方式。首先，此类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的行为无疑损害了行为对象的名誉，带来了不利的后果。但由于笔者在上文提到过对单位犯罪处罚存在的困境问题，对于诽谤罪这类只能由自然人实施的犯罪单位不能构成。根据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出的立法解释对于单位实施的犯罪，刑法分则未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追究组织者、策划者或者直接责任人。但实际上很大多数互联网企业的网络攻击行为是由集体研究决定的，因此单纯追究负责人的刑事责任有失公平正义。基于此，笔者认为诽谤罪对于处理和抑制网络攻击行为力度较弱。笔者认为可以用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来处理网络攻击行为。网络攻击行为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第一，主体：单位是本罪的行为主体。第二，本罪的行为是捏造并散布。捏造是指虚构不符合真相或并不存在的事实，例如ofo倒闭的消息即为竞争对手编造的；而散布是指使多数人知悉捏造的虚伪事实，互联网的广泛传播性决定了消息一经，即有被多数人知悉的可能，类似“ofo破产倒闭”这样的消息一旦传出，就会在互联网上有巨大的阅读量。第三，本罪的结果是损害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例如“ofo倒闭”的谣言引起ofo用户的惶恐，用户便认为自己受到ofo公司的欺骗，许多人因此退走押金，这无疑对ofo公司的名誉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同时也给ofo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笔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以“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来处理网络攻击行为是较为合理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对网络公关的异化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有偿删帖行为主要构成受贿罪；不当网络营销行为以虚假广告罪处理较为合适；网络攻击行为以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进行处理较为恰当。

参考文献

[1]张鑫：《网络公关异化行为的刑法规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4月。

[2]张向东：《网络非法经营犯罪若干问题辨析》，《法律适用》2014年第2期。

非法经营论文范文篇4

一、建立完善组织机构

局领导高度重视法制城市创建工作，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局长为副组长的法制建设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统一协调法制创建工作，并组织开展系列创建活动，保证法制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为做好安全生产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制定下发了《关于做好年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安监办〔〕6号），按行业系统、片区进行全员培训，截止目前，组织危化企业开展防火演练1次，征集《年安全文化论坛论文征集》活动论文14篇，组织参加省安委会《大众交通安全知识竞赛》10000份；组织各类企业进行安全教育培训10期2344人；扎实开展全国安全宣传月活动，6月13日上午，区安监局、区建设局、区交通局、区劳动局、区总工会、区质监局、区消防大队、市公安交警五分局等8家单位参加了区集中宣传点活动，现场设置咨询台8个，摆放安全宣传展板20余块，挂图16张，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1万余份。同日，全区所有街道办事处和部分社区在辖区设立安全生产宣传咨询点46个，全区共免费发放安全宣传资料2万余份，参与群众共2.5万人，丰富了“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内容，提高了社会群众参与安全生产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意识，增强了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意识。

三、开展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建立烟花爆竹区、街道、社区、村（院落）四级“打非”监管和巡防体系，加强监察执法，检查单位96家，出动人员167人次，依法处理3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组织开展烟花爆竹“打非”行动6次，依法取缔非法经营68家，非法储存1家，收缴非法烟花119箱、爆竹73箱，暂扣运输车1台，行政拘留1人，吊销经营许可证1家，取缔非法经营危险化学品3家，收缴暂扣非法危险化学品56吨；组织200余家企业召开职业卫生健康监管宣贯会，组织召开工业园外工业企业和冶金企业专项整治宣传动员会议，联合发改、工商等部门开展工业园区外作坊式企业专项整治；积极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年”活动，制定了《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府办〔〕34号），组织交警、交通等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会同区文广新局在“新闻”电视栏目开展“文明交通行动计划”，播放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片，提高社会交通安全意识；牵头组织召开建设局、街道办事处和建筑、施工、监理单位参加的建筑安全片区联席会议1次，开展联合检查1次，出动人员126人，共检查建筑拆迁施工工地103家，下达《安全隐患整改书》40份，协调整治安全隐患360处。

非法经营论文范文篇5

文化市场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活动以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换的场所及其交换关系的总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文化市场悄然兴起，一个个文化分市场便争先恐后地发展起来，先是文化娱乐市场以各种娱乐形式进人人们的生活；尔后，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也开始注重市场操作；随后，戏剧、戏曲、音乐、舞蹈演出也拿起了市场的指挥棒，全国范围内各种商业性演出层出不穷；特别令人目不暇接的是音像制品和商业美术品铺天盖地的蔓延，等等，各文化分市场以其独特的方式向国人展示着自己的风采。进入新世纪，我国文化市场的建设更跨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国家到地方，都把文化市场建设纳入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并给予高度重视。本文拟就我国文化市场的特点、现存问题和发展对策做一探讨。

一、我国文化市场发展的基本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市场迅速崛起和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经济。它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各项文化事业的繁荣，调动了全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积极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经营者、竞争者跻身其中，开拓了发展文化事业的新途径。特别是新兴的文化娱乐活动进入市场以后，改变了过去那种单调、贫乏、落后的生活方式，为健康、科学、文化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推动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目前，文化市场呈现出以下基本特点。

(一)文化市场经营投资主体呈多元化发展

市场竞争要求有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多元的经营投资主体。文化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为推动文化市场建设，国家在文化经济政策、文化市场经营管理等方面都作了一系列的调整。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下，文化市场的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例如，电影市场中的电影制作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包括全民所有制的各大电影制片厂的投资、地方独立制片人的投资、中外合作投资等；电影院的改建、扩建的投资，也由原来的自我投资变成社会联合投资或吸收外资投资(但不能超过49％)等；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业投资也可以多方参与，本国人、外国人、独资、合资均可；营业性演出活动中所有制资格限制的取消，也意味着演出市场投资主体多元化趋向，等等。以广东为例，文化市场的形成打破了原来由政府独家投资的模式，出现了政府、企业、私人、外商多方投资的新格局，如音像制品租赁业几乎全为个体经营；图书销售市场已经形成以“新华”系为主导，社会其他资金(包括其他国有资金、私有资金等)介入竞争的多元化、多层面格局。这些，都向我们昭示国家、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成分已呈并存态势，文化市场呈投资渠道多元化发展的特点。

(二)文化市场分类齐全

我国文化市场蓬勃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先后形成了文化娱乐市场、演出市场、书报刊市场、影视音像市场、文化交流经纪市场、文化经营服务市场、文化旅游市场、文物工艺美术市场、文化教育市场等九大分市场。这九个分市场基本囊括了我国全部的进入市场交换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结构框架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依然存在，而且又增加了新的成员，使其结构多元化更趋明显。例如，除了前面讲到的九个分市场外，又兴起了国人注目的网络文化市场。网络文化以迅捷的方式给文化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广大的青年朋友。还有，原来比较弱势的礼仪文化市场、花卉文化市场也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婚丧嫁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庆典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这种种社会需求滋养了各大礼仪文化公司，致使坐落在全国各地的礼仪公司生意兴隆火爆。与此相对应，各种大、中型花卉市场，各式各样的鲜花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人们的眼前，花卉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新朋友。可见，文化市场的结构正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门类齐全。

(三)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文化市场的科技化趋向日趋明显

现在，文化产品无论是在生产和制作方面，还是在销售与流通方面都出现了科技化势头，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例如，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与制作，注意采取了高科技的手法与技巧，特别是一些高难度的镜头与场面的拍摄，大多采用电脑合成或电脑制作，其效果是单靠演员演出难以达到的。电子图书的出版，特别是文化娱乐市场中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化产品，更是高新技术的产物。消费者只要一打开网页，便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各地各行业的相关信息资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无所不包、无奇不有，多彩的游戏软件也令人心旷神怡。此外，文化产品的销售与流通也出现了科技化的趋势。例如，传统的电影发行是通过胶片的移动传递来实现的，这种方式不仅销售成本高，而且容易产生盗版。以高科技为依托的数字院线制则能避免这一问题。它是通过网上数码来获得放映影片的内容，从而直接在电影院上映。这种院线制，不仅发行、放映快速、便捷，而且使盗版者无缝隙可钻，这就既降低了流通费用，又保护了知识产权，从而推动了电影市场的良性运转。可以说，我国文化市场经过近20年的发育、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巨大的跨越，特别是高科技的渗透越来越走进人们的生活视野，文化市场的科技化趋向日趋明显。

二、制约我国文化市场发展的瓶颈：法制问题

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是文化产业体制的基本支柱。文化市场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然而它又是正在建立的市场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当前文化市场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问题并不在于市场本身，而是在于缺乏规范化管理。文化市场的非法经营活动之所以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在“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两方面。真正要绝缘，管理办法只能是法制化，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随着中国加入WTO，加强法规建设以克服文化市场在管理上的薄弱环节更是迫在眉睫。总的来说，当前文化市场的法制建设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文化市场法规体系不健全，文化立法工作亟待加强

文化市场的管理法规还不尽完善，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部分项目还没有法规文件来规范。近年来，文化市场概念发展很快，新兴的项目不断出现，文化市场概念的外延在急速扩大。如：文化部于1996年了加强对新兴文化娱乐项目管理的通知，要求把射击、钓鱼、电脑游戏等新的娱乐项目纳入文化娱乐市场管理范畴，但至今还没有出台有关这些项目的正式规范性文件。对繁荣文化市场有着重要影响的文化经纪人的管理，目前也没有正式的法规来规范。此外，还有的项目存在交叉管理的问题，等等。这些都给管理带来了难度。第二，缺乏有力而合理的法规条文，现有的法规条文与世贸规则有较大的差距。第三，政策界限难以把握，有的法规文件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政策规定，由于其内容不够具体，致使执法把握尺度不准，操作性不强。以娱乐市场的游戏机和游艺机为例，两者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现行法规并不明确，这既给操作单位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更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提供了钻法律空子的机会。

(二)执法混乱，在管理中存在着条块分割，分兵把守的弊端

当前的文化市场普遍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的问题，导致了市场上执法的混乱现象。如娱乐市场、图书市场、音像市场、演出市场等分别由政府几个部门分开管理，人为地割裂了统一的市场，造成政出多门，相互掣肘，妨碍了政府执法的力度和管理职能的实施。

(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比较严重

文化市场管理法制建设虽然比其他法制建设滞后，但中央和地方还是制定了不少法规，现在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比较突出。如中央和各省市三令五申禁止音像制品的非法制作和发行，但是．充斥文化市场的非法书刊、音像制品大都是国家出版社及地区期刊社发行的。究其原因，一是知法犯法，出于某些利益驱动，主管人员、执法人员明知故犯；二是以权代法，某些地方单位的文化活动越过文化管理部门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而该部门既不经中央部门审批，又不尊重地方文化部门就擅自审批同意，这种权大于法的情况还大量存在；三是执法人员本身的素质不高，私心重，怕得罪人，害怕树敌和遭受打击报复，因此不能做到执法必严；四是极个别执法人员、管理人员贪赃枉法，经不起金钱诱惑囿于人情，置法规于不顾，造成了文化市场管理混乱的现象。

三、加强文化市场法制建设的几点建议

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秩序，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迎接加入WTO挑战的需要，也是净化社会环境，保证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为此，必须从加强文化市场法制建设方面入手，努力从源头上遏制非法经营活动，建立健全的市场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形成比较规范的文化市场。公务员之家

(一)政府要对整个文化市场实行统一规范和宏观管理，加快文化市场的立法步伐，逐步完善文化法规，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加快文化立法是实施文化市场法制化管理的基础，必须下大力气加快文化立法步伐。政府行政部门要健全各类文化市场的管理规定，逐步完善立法与执法工作。由于文化市场的特殊性(门类多、覆盖面广、易变性强等)，期望在一个法规中包含所有文化市场中的经营项目是不现实的，必须高度重视实施细则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对于各种新兴的文化娱乐市场的项目管理，可从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入手，待实施后逐步积累经验，进而提升到法规层次。尤其要对原有的法规条文作一次全面的检查，凡与世贸规则有抵触的，要认真修改或重新制定，有些甚至要废除。要把文化市场的管理纳入法制轨道，使其建立在可靠的法制基础上。

(二)必须加强执法队伍和执法机构的建设，强化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应根据文化市场的发展程度和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建立和加强文化执法队伍和执法机构的建设。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必须把好进人关，对执法人员的挑选应通过公开招聘、择优录取的方式，要注重吸收文化领域中各方面的代表加入文化市场执法队，适当增加参与文化市场执法的机构编制，要对执法人员实行上岗前的系统的法律培训，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执法实绩的考核制度，对做出成绩的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不合格或者不廉洁分子要及时、果断地将他们从执法队伍中清除出去，以保证文化执法队伍的质量。文化管理部门和公安、工商等部门要密切合作，采取强有力的整治措施，严格管理，从各个方面堵塞漏洞，对违法者的制裁不能以罚代法。要依法打击非法活动，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侵权盗版活动和其他非法活动，保护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净化文化市场。同时，要坚决反对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禁止在文化经营上通过行政垄断形成地区封锁和不公平竞争，以保证文化产业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市场氛围。

非法经营论文范文篇6

一、文化工作

(一)群众文化百花齐放

1.艺术精品迭出

年，创作音乐作品540余首，其中，茶歌、酒歌90余首，收编民族风情歌曲150余首，新创作歌曲300余首。出版了cd音乐专辑《风情老普洱歌曲选》1碟和出刊《民族礼仪歌曲集》1本。舞蹈作品20余个，所编排的舞蹈《彝山欢歌》参加全市体育系统的文艺调演获一等奖，舞蹈《茶恋》在全市首届青年演员大赛中获舞蹈一等奖。文学、论文作品40余篇，均在省、市、县级以上刊物发表。器乐作品20余支，《咪土豪些米么多》、《顺江边》、《哈尼情歌》、《啊腊达世》4个作品参加普洱市民族民间才艺大赛，其中，作品《啊腊达世》获演奏一等奖。技艺展示作品1个，剪纸技艺《孔雀开屏》在普洱市民族民间才艺大赛中获优秀奖。

2.群众活动大放异彩

一是文化下乡常抓常新。为了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我局精心组织“文化下乡”文艺演出10余场。二是广场文化和节日活动形式多样，具有特色。年，我局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达50余场，其中广场文化8场。参与人数达上千余人次，对全县各舞蹈、体育协会进行民族健身操培训，目前已完成哈尼族、彝族、拉祜族的培训，此次培训活动规模较大、规格质量较高，舞蹈、音乐主题鲜明，富有感召力，回味无穷，社会反响良好。尤其是通过广场文化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县城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了文化品位，打造了文化品牌，现已成为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全县各乡(镇)文化站都分别举办了节日文化活动，各项活动有声有色，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精彩纷呈。各乡(镇)的群众文化活动与县城的各种文化活动交相辉映，既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生活，又传播了先进文化，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二)专业文化群芳争艳

1.“2131工程”电影放映工作，市级下达我县的700场任务，目前，已完成600余场。

2.图书工作跃上新台阶。图书馆藏书为40017册。在三下乡活动期间，共赠送村文化活动室340册图书。共向文化站送书1587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安装投入使用。镇、同心乡、勐先乡、普义乡、磨黑镇5个乡(镇)完成了“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成为了农民学政策、学文化、学法律、学科技的“大课堂”，社会反映效果良好。

3.认真开展了文物保护宣传活动。结合我县“文化三下乡”演出，组织了文物法规宣传活动。在第四个“遗产日”期间，与教育局、县直属小学联合开展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活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有序开展，对我县德化乡、镇谦岗村进行文物调查，把有价值的德化观音洞列为文物保护点，对许维汉墓志进行整理。对民族五金厂传统手工银饰品加工工艺进行申报，争取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积极组织相关资料，对我县境内的三段茶马古道进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目前，该项工作正在进行上报。

4.茶王演艺团运作正常，创作演出节目200余个，礼仪接待140余场次。

(四)坚持“繁荣”和“管理”两手抓，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井然有序。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2期，培训人员达256人，接待上访人员6人，共清缴非法音像制品经营场所23家，取缔黑网吧3家，电子游戏室9家，文化行政处罚罚款1.7万元。对黄、赌、毒及封建迷信、、反动、暴力、凶杀、盗版等音像、图书予以严厉打击，共查获清缴非法音像制品1586片(盒)，非法图书660余册(本)，通过治理，进一步严厉打击了非法经营活动，净化了文化市场。对全县电子游戏室的清理整治工作，按照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安排，加大对电子游戏室的集中整治力度，经过清理整治，没收并集中销毁电子游戏机20台，严厉打击了非法经营者的嚣张气焰，使我县的电子游戏经营场所管理基本达到正规化，规范了一证一点的经营秩序。

二、体育工作

(一)全民健身活动再掀高潮

1.健全健身网络，常年坚持体育健身。在茶源广场、运动中心有组织有纪律的进行健身锻炼，活动经常，影响面大，参与人多，有不少中年男女加入到全民健身行列之中，健身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2.健身活动丰富多彩，体育人口逐年扩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健身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全民健身热潮空前高涨，健身人口逐年扩大。通过开展一系列健身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健身意识，增进了友谊，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我县全民健身人口达到40。

3.老年体育蒸蒸日上，健身网络不断健全。各单项老年体育协会在县老年人体

育协会的领导和支持下，得到了飞速发展。经常组织开展门球、象棋、气排球等比赛活动，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

(二)认真抓好业余体校训练网点，努力提高竞技水平，积极向上输送后备人才

年，我县的两所市布网点(三中田径项目、一小体操项目)在全市网点考核中，获得了达标一等奖。共向上级体育部门输送了5名优秀运动员。7月，参加了普洱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获8金8银10铜，团体第二名;8月，参加了省第十三届运动会游泳比赛预赛，获2金1银1铜，团体第六名。

(三)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项目建设情况

我县17个行政村的农民体育健身工作项目建设工作属中央第四批扩大内需项目，目前，中央、省级配套资金已全部到位，工程量已完成50，计划春节前完成项目建设并投入使用。

五、年工作要点

(一)文化工作

1.认真做好县委、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

2.认真做好我县境内三段茶马古道申报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3.认真筹备做好“中国普洱茶马古道节”大型文艺演出活动、第三届普洱市民族文化艺术节、第二届省新农村文艺汇演等有关工作。

4.加大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力度，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营造我县健康向上的文化市场环境。

5.组织实施好5个乡(镇)文化站扩大内需项目站点建设工作。

(二)体育工作

1.认真组织、组队参加4月份在景谷举行的民族运动会。

非法经营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背信罪；民事法律；刑法体系

200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其中明确了《刑法修正案（六）》中第169条之一罪名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第158条之一第一款罪名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自此，我国刑法始有带“背信”字样的罪名职称论文。

一、背信罪之概念与范畴

背信犯罪，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一般背信犯罪，即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背信罪，如日本刑法典第247条规定之背任罪、德国刑法典第266条规定之背信罪等等；另一类是特别背信犯罪，由于这一类背信行为主体身份之特殊性，或其违背的任务之特殊性，或其侵犯的社会关系之特殊性，刑法典对其另立条文作出特殊的惩罚规定，例如加拿大刑法典第122条规定了公职人员背信，这些因其犯罪的特殊性而在一般背信罪之外加以特殊规定的背信犯罪，我们将其称之为特别背信罪。

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背信罪（指一般背信罪，下文同）的规定不尽相同，有的对其内涵限制较多，外延较窄，例如《德国刑法典》第二十二章第二百六十六条，《日本刑法典》第三十七章第二百四十七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背信罪将侵占罪排除在外，我们通常将这类外延较窄的背信罪称为小背信罪，小背信罪的含义为：“处理他人事务或管理、处分他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人，故意滥用权限或违背信托义务，损害该人财产利益的行为”；而有的国家则对背信罪内涵限制较少，外延较宽，例如《法国新刑法典》第三卷第一编第四章第一节第314条；《加拿大刑法典》第九章第三百三十六条的违反信托罪等，这些国家的背信罪将侵占罪包含在内，我们通常将这类外延较宽的背信罪成为大背信罪。

我国1979年及现行刑法均未规定背信罪，但我国现行刑法分则规定了一系列其行为实质是背信行为的罪名，即特别背信罪，有学者总结为四类：（1）图利型，包括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2）违法金融行为型，包括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等；（3）挪用型，包括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定款物罪、挪用公款罪等；（4）滥用职权型，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这些罪名虽未出现“背信”二字，实质上是刑法作出特殊规定的特别背信罪。公务员之家

二、我国刑法设置背信罪之必要性探讨

对于我国应否设立背信罪,在修订1979年刑法过程中,就曾有学者强烈呼吁增设背信罪，其主要理由一是背信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将其以犯罪论处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二是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不同主体的利益都应受法律的同等保护；三是理论界提出的建议新增设的罪名相当可观,其中许多新罪名可以被背信行为所包含；四是事实上,我国行政刑法中有的条款规定了特定的背信行为,由于现行立法例是不在行政刑法中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刑法典又没有规定背信罪,致使行政刑法的规定形同虚设。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现行刑法不设背信罪也无可非议,并且今后也没有必要增设背信罪,这主要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我国刑法虽然没有设立普通背信罪,但却规定了多种特殊的背信罪,只不过没有使用“背信”的概念。其二,我国刑法规定的一些职务犯罪、业务犯罪的范围,比德日等西方国家刑法规定得宽泛,德日等国的许多背信犯罪行为,可以被我国相关的职务犯罪、业务犯罪所包容。其三,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可以包容德日等国刑法规定的普通背信罪的绝大部分行为,只有极少部分行为不能包容。其四,如果增设普通背信罪,正如主张增设的论者所言,挪用公款罪、挪用特定款物罪等特殊的背信犯罪,也就没有必要作为独立的犯罪规定在刑法中。但从各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和立法的科学性而言,立法固然并非是越细越好,而适当细密则是必要的。其五,如果增设普通背信罪,还会面临难以与侵占等罪相区别的难题。

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背信罪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背信罪的设立不仅有其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刑事立法必须作出的回应。

首先，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普通背信罪，是维护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可以说，像背信罪这类财产性犯罪或经济性犯罪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经济繁荣带来的一个具有必然性的附随现象，它可以说是工商企业活动中所无法避免的一种社会事实。”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相应的道德基础和价值体系，但这种道德基础和价值体系在我国还远未形成，也是我国经济犯罪多发的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并不是市场主体在长期的交易活动中通过不断的博弈和积累而形成的，而是国家强行提供给社会的，这使得那些在西方因其产生的自发性、渐进性而带有自律特征的市场规范在我国成了一种外加与人的强制，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同。但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却因先前的压抑而强烈的反弹。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不容置疑的地位，个人利益诉求被挤压得几乎殆尽。结果导致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社会成员失去了理想，生活成了纯粹的买和卖。”在相应的法制基础和道德观念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场缺乏规则和伦理规范的市场游戏，经济越轨行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民事法律在、委托的章节中，对受托人的义务做了规范，并规定了其违背信托义务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但是，市场经济中一些背信行为日益严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于这些行为单靠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已不足以威慑，需要刑法作为一种最具痛苦性与强制性的法律手段来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以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有序发展。公务员之家

其次，我国现行刑法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背信行为存在立法缺陷，增设背信罪是立法上的必要完善。

（1）附属刑法没有规定具体法定刑。我国附属刑法(非刑事法律中的刑罚规范)中有的条款规定了特定的背信行为，但由于现行立法例不是在附属刑法中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而刑法典又没有规定背信罪，致使附属刑法的规定形同虚设。

非法经营论文范文篇8

一、背信罪之概念与范畴

背信犯罪，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一般背信犯罪，即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背信罪，如日本刑法典第247条规定之背任罪、德国刑法典第266条规定之背信罪等等；另一类是特别背信犯罪，由于这一类背信行为主体身份之特殊性，或其违背的任务之特殊性，或其侵犯的社会关系之特殊性，刑法典对其另立条文作出特殊的惩罚规定，例如加拿大刑法典第122条规定了公职人员背信，这些因其犯罪的特殊性而在一般背信罪之外加以特殊规定的背信犯罪，我们将其称之为特别背信罪。

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背信罪（指一般背信罪，下文同）的规定不尽相同，有的对其内涵限制较多，外延较窄，例如《德国刑法典》第二十二章第二百六十六条，《日本刑法典》第三十七章第二百四十七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背信罪将侵占罪排除在外，我们通常将这类外延较窄的背信罪称为小背信罪，小背信罪的含义为：“处理他人事务或管理、处分他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人，故意滥用权限或违背信托义务，损害该人财产利益的行为”；而有的国家则对背信罪内涵限制较少，外延较宽，例如《法国新刑法典》第三卷第一编第四章第一节第314条；《加拿大刑法典》第九章第三百三十六条的违反信托罪等，这些国家的背信罪将侵占罪包含在内，我们通常将这类外延较宽的背信罪成为大背信罪。

我国1979年及现行刑法均未规定背信罪，但我国现行刑法分则规定了一系列其行为实质是背信行为的罪名，即特别背信罪，有学者总结为四类：（1）图利型，包括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2）违法金融行为型，包括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等；（3）挪用型，包括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定款物罪、挪用公款罪等；（4）滥用职权型，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这些罪名虽未出现“背信”二字，实质上是刑法作出特殊规定的特别背信罪。公务员之家

二、我国刑法设置背信罪之必要性探讨

对于我国应否设立背信罪，在修订1979年刑法过程中，就曾有学者强烈呼吁增设背信罪，其主要理由一是背信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将其以犯罪论处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二是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不同主体的利益都应受法律的同等保护；三是理论界提出的建议新增设的罪名相当可观，其中许多新罪名可以被背信行为所包含；四是事实上，我国行政刑法中有的条款规定了特定的背信行为，由于现行立法例是不在行政刑法中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刑法典又没有规定背信罪，致使行政刑法的规定形同虚设。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现行刑法不设背信罪也无可非议，并且今后也没有必要增设背信罪，这主要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我国刑法虽然没有设立普通背信罪，但却规定了多种特殊的背信罪，只不过没有使用“背信”的概念。其二，我国刑法规定的一些职务犯罪、业务犯罪的范围，比德日等西方国家刑法规定得宽泛，德日等国的许多背信犯罪行为，可以被我国相关的职务犯罪、业务犯罪所包容。其三，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可以包容德日等国刑法规定的普通背信罪的绝大部分行为，只有极少部分行为不能包容。其四，如果增设普通背信罪，正如主张增设的论者所言，挪用公款罪、挪用特定款物罪等特殊的背信犯罪，也就没有必要作为独立的犯罪规定在刑法中。但从各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和立法的科学性而言，立法固然并非是越细越好，而适当细密则是必要的。其五，如果增设普通背信罪，还会面临难以与侵占等罪相区别的难题。

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背信罪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背信罪的设立不仅有其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刑事立法必须作出的回应。

首先，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普通背信罪，是维护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可以说，像背信罪这类财产性犯罪或经济性犯罪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经济繁荣带来的一个具有必然性的附随现象，它可以说是工商企业活动中所无法避免的一种社会事实。”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相应的道德基础和价值体系，但这种道德基础和价值体系在我国还远未形成，也是我国经济犯罪多发的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并不是市场主体在长期的交易活动中通过不断的博弈和积累而形成的，而是国家强行提供给社会的，这使得那些在西方因其产生的自发性、渐进性而带有自律特征的市场规范在我国成了一种外加与人的强制，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同。但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却因先前的压抑而强烈的反弹。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不容置疑的地位，个人利益诉求被挤压得几乎殆尽。结果导致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社会成员失去了理想，生活成了纯粹的买和卖。”在相应的法制基础和道德观念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场缺乏规则和伦理规范的市场游戏，经济越轨行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民事法律在、委托的章节中，对受托人的义务做了规范，并规定了其违背信托义务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但是，市场经济中一些背信行为日益严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于这些行为单靠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已不足以威慑，需要刑法作为一种最具痛苦性与强制性的法律手段来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以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有序发展。

其次，我国现行刑法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背信行为存在立法缺陷，增设背信罪是立法上的必要完善。

（1）附属刑法没有规定具体法定刑。我国附属刑法(非刑事法律中的刑罚规范)中有的条款规定了特定的背信行为，但由于现行立法例不是在附属刑法中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而刑法典又没有规定背信罪，致使附属刑法的规定形同虚设。

非法经营论文范文篇9

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公司、企业。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也是企业，由于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在单位犯罪中所占比例较大，因而有必要将其摆在突出位置，这样有利于加强对公司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所以刑法中将二者分开表述，以示其重要性。

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是指受国家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入，不实行经济核算，所需经费由国家开支的单位。与公司、企业不同，事业单位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是注重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些事业单位主要依靠国家预算对其拨付经费，它们的任务只能是从事公益性事业，不参与市场竞争，因此成为单位犯罪的可能性很小；而有些事业单位能够直接参加有关的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经济责任，甚至被推向市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虽然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了市场经济活动，是很有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

机关。机关是指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权力部门，主要指国家政权机关，如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等。这里的机关应从狭义上理解，即仅指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但即使是狭义的机关，也不可能成为所有具体单位犯罪的主体。

团体。团体是指由某一行业、某一阶层的人员自主成立的组织，包括人民群众团体、社会公益团体、学生研究团体、文化意识团体、宗教团体等。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相比，团体的结构比较松散，履行的社会职能比较特殊，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影响。

二、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的成立单位犯罪必须具备的单位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我们对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进行研究，可以赋予单位一定的人格，即视其为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存有自己的认识和意志，能够对外界的影响作出认知和反映，并体现于行为之中的人格化主体。这种人格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单位的认识和意志是群体的认识和意志，是单位全体共同的或者是其决策层的认识和意志，这是单位作为一个整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依据。集体意志是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主要区别之一，它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形成，或是由单位内有权对本单位事务作出决策的机构集体研究决定；或是由单位主管人员和负责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单位内任何个别成员的意志，非经上述程序转化成集体的意志，就不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构成要素。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犯罪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大部分是故意犯罪，但也有一些是过失犯罪。犯罪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当然由过失构成的单位犯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数量虽小却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失犯罪应当由有关自然人负责，但这种观点不利于正确分析和认定单位犯罪，而且也违反了罪责自负，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三、单位犯罪的客体。

单位犯罪的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就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单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还是较为狭窄的，从与国际趋势接轨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放宽对单位犯罪客体的限制，这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利益和要求的需要。从目前国际上的趋势看，单位犯罪涉及的罪名不断扩大，承认法人犯罪的国家绝大多数都规定，除了极少数犯罪，如重婚罪，法人不适用外，其他犯罪都可以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如美国刑法中法人犯罪就包括通常认为只能由自然人实施的过失杀人罪、盗窃罪等。法国新刑法典也规定了许多可以由法人构成的犯罪，只有一些只能由自然人才能实施的犯罪如性侵犯罪、抛弃家庭罪才成为法人犯罪的例外。

四、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

单位犯罪的特点在于这种犯罪行为是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这是单位犯罪在客观上的重要特征，也是其与个人犯罪在客观上的重大区别。这里的单位决策机构可以理解为单位的权力机构，如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这些机构成员经过集体讨论后形成的决定可以代表单位的意志。而单位负责人员则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的行政领导，这些人有权就本单位的事项作出决定，所以其决策行为也可以视为单位的行为。单位其他成员的个人行为触犯刑法，如不是依法代表单位，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如果单位其他成员是为了完成单位交给的任务而触犯刑法则构成单位犯罪。

单位犯罪多数是以作为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也有一部分属不作为形式。单位采取主动措施去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以实现其既定意图，这是单位犯罪的主要方式。通常情况下，单位的非法经营活动，是由多人共同实施的，其中有的人可能知道内情，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详细的内情，而只是在上级或领导的指示下实施了犯罪行为，鉴于此种情况，只要犯罪意志是单位集体的意志，个别人的不知情并不影响单位犯罪的构成。在多人共同实施的单位犯罪行为中，虽然从整体上看是作为犯罪，但其中有些行为人可能表现为不作为。对这种情况应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个别人，甚至是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不作为就否定了单位犯罪的成立。

从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单位不作为犯罪多数是一些造成污染、公害、危害公众健康、交通安全方面的犯罪。例如美国伊利诺斯州诉胶片再生利用系统公司的判例，由于该公司不发给工人必要的劳动保护设备，不采取正常的防护措施，致使工人中毒伤亡。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法人在从事其他经济、商业活动中的不作为犯罪，例如隐匿不报自己资信情况的商业欺诈犯罪、不报资产、收入的偷税犯罪等等。我国刑法中以不作为形式进行的单位犯罪数量比较少，比如单位偷税罪、单位逃避追缴欠款罪等。

参考文献：

[1]郭道晖等主编.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江礼华主编.新刑法犯罪罪名及刑事诉讼实务操作.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

[3]王作富主编.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非法经营论文范文篇10

众所周知，剧毒化学品是极其危险的物品，若管理不善，极易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东莞市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不设县的地级市，随着科技进步、IT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装饰品的要求越来越讲究，既求质量又求美观，所以东莞市电镀等行业使用氰化钠、氰化钾、氰化金钾、氰化银钾、氰化锌、氰化亚铜等氰化物的企业多达160多家，氰化物市场很大，而且又比较分散。氰化物的自身特点和东莞市氰化物需用量大、使用单位分散这一情况，决定了东莞市剧毒化学品的管理任务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繁重。因此，我们公司对从事剧毒化学品的经营，一直给予高度重视，坚持依法经营，严格管理。

一、市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对剧毒化学品的经营管理

市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一直认真坚持严格依法对剧毒化学品的管理。1987年以前，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批转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1987年国务院《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后，认真贯彻执行该《条例》和国家及省有关部门根据该《条例》制定的有关规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东莞市经济迅猛发展，剧毒化学品的需用量不断增多，其经营管理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违规行为时有发生，针对这一情况，1997年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公安局物资总公司关于加强我市剧毒化学物品管理的报告的通知》（东府办[1997]42号）中规定，从整顿剧毒化学品市场、坚决取缔非法经营行为入手，规范了市场秩序。《通知》明确规定，公安部门负责对剧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运输、使用和储存实施监督管理，并核发许可证；市物资总公司属下的化建公司负责统一经营，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从而剧毒化学品市场得到净化；2002年1月26日，国务院新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市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认真组织学习和贯彻执行新的《条例》和配套规章，使市场经济条件下剧毒化学品的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

在严格贯彻执行危险化学品管理法规的同时，省公安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市政府、公安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经常对我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进行检查、指导，组织省、市一些重点经营公司交流经营管理、安全管理经验。省公安厅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规定剧毒化学品实行属地管理、供应，大大加强了市公安局、各分局、派出所的管理责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切实做到严格管理，保证需要，确保安全。

二、我公司的经营、配送服务业务开展情况

我公司经营剧毒化学品的指导思想是，既考虑企业效益，更注重社会效益，既要保证生产建设需要，更要确保社会安全。我们的做法是：

（一）领导重视。我公司在市政府、公安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物资总公司的领导、指导、帮助、支持下，对剧毒化学品的经营一直给予

高度重视，即使在七、八十年代经营其他化工建材物资效益可观而经营剧毒化学品具有一定危险性、需要具备专用流通设施、经营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我们也从未放松对剧毒化学品的经营管理。

（二）遵纪守法。我们从事剧毒化学品的经营，一直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特别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市某些单位受利益驱使不按规定经营剧毒化学品的形势下，我们除按正常渠道向有关方面反映非法经营行为的同时，并未单纯为追求经济效益所动，仍然按规定从事剧毒化学品的经营。

为了准确掌握、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我们十分注重学习，不断提高剧毒化学品经营管理人员素质。一是组织职工学习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特别是去年国务院以第344号令公布新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后，我们考虑到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规范管理危险化学品的重要法规，所以我们对这部《条例》及其配套规章的学习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二是学习省、市的有关规定；三是学习有关剧毒化学品运输、储存等知识，尤其是对具体业务人员，坚持进行岗位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后方准上岗，严格执行持证上岗制度。

在具体经营活动中，坚持执行《条例》和省、市公安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我们自身进货，坚持向公安部门申报，经批准后从合法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货；我们销售剧毒化学品，严格凭合法购买证销售，凡没有剧毒化学品购买证的，无论是谁、无论出什么价格，一律不销售。

我们除自身遵纪守法外，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均按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汇报。

（三）建章立制。为了严格、准确执行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把工作落到实处，我们公司内设立了剧毒化学品营销公司，专门从事剧毒化学品的经营；建立了健全的购买、销售、储存、保管、进出库、运输、押运等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

（四）完善设施。公司投资建设了规范的剧毒化学品仓库二座，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可储存剧毒化学品100吨；仓库落实了“三防”（人防、技防、犬防）措施；配有通讯设备；购置配送民爆器材和剧毒化学品专用运输车16台；管理部门购置了微机，经营管理数据输入微机，既建立起了用户档案、经营管理档案，又可逐步实行现代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五）锐意改革，搞好服务。我们在严格依法经营的同时，积极推行现代营销方式，大力开展配送制，做好售前、售中、售后服务。我们的做法是：

1、开展调查研究。凡经公安部门认可的合法使用剧毒化学品的企业，我们对其均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掌握全市剧毒化学品需用企业及其所需品种、数量等基本情况，为合理组织资源、保证供应、开展配送服务业务提供依据。

2、建立用户档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用户档案。档案中载明用户名称、地点、法人姓名、需用的品种、数量、用途、质量要求、供货时间进度，以及用户确定的联系人和负责人等基本情况。

3、积极

组织货源。根据本市对剧毒化学品的需要，积极联系确定供货渠道，组织货源。一是进货前，先向公安局申领剧毒化学品购买证、运输证，经批准后，凭证购买、凭证组织运输。二是坚持向合法的且产品质量好、有信誉的供应商（生产或者经营企业）进货，建立购销关系。

4、按规定依法销售剧毒化学品和开展配送服务业务。一是严格查验购买者是否是我市合法用户。二是严格查验购买者是否持有公安局核发的购买证。非本市合法用户或者未办理购买证的，一律不向其销售剧毒化学品。三是购买证查验无误后，按购买证所列

品种、数量，办理购销手续。四是用户办妥购买手续后，我们公司用专用运输车并配备押运员，将用户购买的剧毒化学品送到用户单位，并严格履行交接手续。只要用户办妥购买手续，他们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送货，做到不刁难、不拖延、不影响用户使用。五是每次配送均记录在案，详细记载购买单位名称、购买人姓名、购买的剧毒化学品品种、数量、用途等资料，并妥善保管。

5、搞好售前、售中、售后服务。我们除了在售前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用户基本情况和剧毒化学品使用特点，售中开展配送服务外，无论用户售前、售中和售后提出什么问题，我们都随时予以受理。凡我们能解决的，认真予以解决；我们不能解决的，向有关方面反映、汇报，求得解决。如用户提出所购剧毒化学品有数量、质量问题，我们及时与其核对或者找供应商协商解决。同时，我们还根据用户档案所载资料，发现个别单位某种剧毒化学品用量减少，就进行认真调查了解，如有私自购买剧毒化学品行为，及时报告公安局严肃处理。

剧毒化学品实行配送制，即根据用户需要，按时、按质、按品种、按数量将剧毒化学品配送到使用现场，不仅仅是营销方式的改革，使流通走向现代化，而且对于剧毒化学品这一危险物品来讲，还具有确保安全的重要意义，其好处主要有：一是方便用户。用户需要的剧毒化学品，由我公司配送到使用现场，可以免除用户自行采购之辛劳。二是降低用户使用成本。用户自行采购所需的剧毒化学品，需配备采购员、押运员、购置专用运输车辆、建设专用仓库等等，而由我公司配送供应，用户则可以节省这方面的开支。三是确保安全。主要体现在：第一，剧毒化学品统一保管、统一配送供应，大大减少剧毒化学品存放点和接触剧毒化学品人员，可以有效防止流失；第二，我市有160多家剧毒化学品用户，面广、点多、分散，各家储存剧毒化学品的条件不一定完全符合规范，而我公司的仓库是按规范建设的，并按规范进行管理，可以保证储存的剧毒化学品万无一失；第三，我公司的业务人员经过专门培训，了解和掌握剧毒化学品相关知识，可以保证管理、储存、运输等各个环节完全到位。

（六）接受指导。我们在工作中，始终紧紧依靠市政府的领导和省、市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的指导、支持，经常向他们请示汇报，接受他们的监督、检查，并配合做好有关工作，如岗位培训、检查工作、查处违规行为等等。

三、几点体会

（一）国务院以第344号令公布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及国家经贸委、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布的一系列配套规章，是我们从事剧毒化学品经营的法律保证。虽然我公司长期以来从事剧毒化学品的经营，始终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但过去的一些法规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不能完全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在公布的《条例》和配套规章，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规，则从法律、法规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我们从事的剧毒化学品经营业务，既可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能做到严格管理，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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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政府和省、市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领导、指导、支持，是我们从事剧毒化学品经营的组织保证。市政府和省、市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严格贯彻执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十分重视，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他们除了按规定开具使用证、购买证、运输证外，对我们的工作经常进行检查、指导，组织用户和我公司进行经验交流，这不仅不断提高危险化学品管理水平，而且也密切了危险化学品行政管理部门、执法部门和用户、经验企业的关系，加强了相互间的合作与配合。他们严格执法，对好的单位进行表扬，对违规者予以严肃处理，从而增强了我们依法经营的信心。

（三）危险化学品由属地统一管理、供应，实行专营，并大力推行配送制，是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重要措施。第一，本地需要的危险化学品，由本地企业经营，既可使管理部门准确掌握危险化学品的流向，又可堵塞外地和走私物品非法流入；第二，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实行专营，而非多家经营，便于政府及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经营企业的指导、监督、检查，也就是说管理部门只要把专营企业管好、管住，危险化学品的市场就可净化，非法经营行为即可杜绝；第三，在专营的基础上推行配送制这一现代营销方式，既方便了用户又确保了安全。

（四）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树立安全意识、服务意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是经营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危险化学品是一种特殊商品，经营这种商品的企业，既要考虑本企业效益，更要考虑社会效益和安全，否则，一旦出了问题，不仅危害社会，而且企业本身也要受到损失。因此，经营企业在核算本企业效益的同时，必须牢固树立安全意识、服务意识，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向用户提供优质服务。这样，才能得到领导部门的支持和用户的信任。我们在经营剧毒化学品中，始终十分注重确保安全和提高服务水平。如我们开展的配送制，既可确保安全又可方便用户，而我们向用户提供配送服务，坚持合理收费、合理盈利，因此，深得领导部门的赞许和用户的欢迎。

四、几点建议

（一）国务院第344号令公布后，国家有关部门随之公布和印发了一系列配套规章，使之市场经济体制下规范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是我们经营危险化学品的有力法律武器，我们一定认真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但规定中涉及的管理部门很多，这些部门按各自的职权各管一段，在具体执行中难免出现职能交叉，甚至出现某些矛盾。我们希望国家尽快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并确定一协调机构（单位），一旦出现某些矛盾时，由该机构（单位）予以协调。

（二）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总结推广危险化学品属地管理、实行专营、大力推行配送制的经验。我市实行民爆器材和剧毒化学品的专营、推行配送制的做法是成功的，其他地区也总结出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对加强安全管理、方便用户、提高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均为有利。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总结推广这一经验，以加强和明确管理部门、经营企业的责任，使危险化学品的管理依法走上规范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