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施工法律责任十篇

非法施工法律责任篇1

一、行政处罚仅仅是违法行为人应承担的各种法律责任中的一种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是：（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6）行政拘留；（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而目前我国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则很多，除行政处罚外，还有承担民事责任、给予行政处分、承担刑事责任和行政强制措施、责令纠正或者停止违法行为、具体行政行为的撤回或无效、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执行罚等法律责任。因此，行政处罚仅仅是违法行为人应承担的各种法律责任中的一种责任，或者说是一部分责任，而不是全部法律责任。

以《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的部分法律责任为例。

1、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土地管理法》第73条、第81条）：“限期拆除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土地管理法》第73条）、“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土地管理法》第76条第1款）、“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土地管理法》第77条第1款）：“没收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土地管理法》第76条第1款）、“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土地管理法》第77条第1款）：“罚款”（《土地管理法》第73条、第74条、第75条、第76条第1款、第80条、第81条）：“收回土地使用权”（《土地管理法》第37第1款、第65条第1款第2项[1]）。

2、承担民事责任：“恢复土地原状”（《土地管理法》第73条、第76条第1款）：“责令限期治理”（《土地管理法》第74条）：“承担赔偿责任”（《土地管理法》第78条第2款）。

3、行政处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土地管理法》第73条、第74条、第76条第1款、第78条第1款）。

4、承担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土地管理法》第73条、第76条第1款、第78条第1款）。

5、其他法律责任[2]：“停止办理有关土地审批、登记手续”（《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2条第1款第4项）：“责令违法嫌疑人在调查期间不得变卖、转移与案件有关的财物”（《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2条第1款第5项）：“责令限期改正[3]”（《土地管理法》第74条、第75条、第81条）：“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4]”（《土地管理法》第76条第1款、第77条第1款）：“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5]”（《土地管理法》第67条第1款第4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2条第1款第3项）：“责令限期办理[6]”（《土地管理法》第82条）：“批准文件无效”（《土地管理法》第78条第1款）：“缴纳闲置费”（《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缴纳土地复垦费[7]”（《土地管理法》第42条、第75条）。

二、以“违法责任”公开代替“行政处罚”公开更为符合我国立法和执法工作实际

如“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土地管理法》第76条第1款规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土地管理法》第76条第1款中，共涉及追究五种不同类型的法律责任：一是行政处罚（拆除、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罚款），二是责令纠正违法行为（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三是承担民事责任（恢复土地原状），四是行政处分（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五是追究刑事责任（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上述情况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普遍存在，即对某种具体违法行为应追究的各种法律责任，写在同一个条款中，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责任。这种表述，不仅方便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违法行为的各种法律责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也有利于预防和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只公开“行政处罚”而不公开“违法责任”所带来的弊端：如果只公开其中“行政处罚”的内容，有关法律条款就会支离破碎、不完整，同时还会造成行政相对人对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认识不全，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利于预防和减少违法行为发生的目的；如果整个法律条款公开，又似乎超出了“行政处罚”的公开范围。

此外，由于我国的《行政处罚法》本身对“行政处罚”并未作出定义，在法学界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究竟包括哪些处罚，以及行政强制措施、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撤回等由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广义”的行政处罚仍在争论的情况下，只公开“行政处罚”的难度和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三、建议

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举措，是打造“透明政府”的具体措施，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总要求，也应当以“违法责任”公开代替“行政处罚”公开，不能仅因《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3款的规定而只公开“行政处罚”事项。事实上，一些行政机关在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中，往往标题是“行政处罚”公开，而实际公开的内容则是“违法责任”。

因此，笔者建议，政府和行政机关在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中，应将“行政处罚”公开更改为“违法责任”公开。

注释：

[1] 在《土地管理法》第65条第1款中规定了三种“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情形，只有第2项属于行政处罚。

另：《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条例》等规定了多种“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情形，其中既有作为“土地违法案件”给予行政处罚的“收回”，也有作为其他法律责任的“收回”和依法定事由（如为社会公共利益、依合同约定）的“收回”。

[2] 其他法律责任是指行政处罚、民事责任、行政处分、刑事责任以外的法律责任，而不是《行政处罚法》第8条第1款第7项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3][4][5][6]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3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作出这四种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追究土地违法行为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但不属于行政处罚。

[7] 土地复垦费属行政收费，但依照《土地管理法》第42条、第75条缴纳土地复垦费，属追究土地违法行为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但不属行政处罚。

参考文献：

非法施工法律责任篇2

关键词：

建筑施工；侵权责任；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2013502

建筑施工侵权责任主要是指因施工组织、管理不当、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等原因，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而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侵权责任一般需要四大构成要素，即行为的违法性、损害结果、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行为人过错（适用无过错责任除外）。

1建筑施工侵权责任归责原则

建筑施工侵权多属特殊侵权领域，在归责原则上，除适用一般过错原则外，还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与无过错原则。

过错责任是指以行为人过错作为法律责任产生的基础，并依过错程度作为法律责任范围的判定依据。法律上的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施工活动涉及工程技术专业性，施工单位过失的判断要以其资质、专业经验为基础综合考虑其合理注意义务范围。

过错推定是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损害结果发生即推定行为人存在过错，在免责范围之外，加害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责任、建筑物等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脱落、坠落致人损害责任、堆放物倒塌、公共场所、道路施工致人损害责任均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无过错责任是指行为人造成他人损害，即便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也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归责原则。如环境污染、高度危险作业、高度危险物品、建筑物等设施倒塌致人损害责任，均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2建筑施工侵权主要类型

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有关规定来看，与建筑施工企业紧密相关的侵权责任类型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5条至68条规定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责任。在建筑施工领域，主要会发生施工噪音、粉尘、废弃物、污水等方面的环境侵权问题。比如，施工单位违反城市夜间施工有关规定，导致他人受到惊扰，甚至病发；施工污水排放、废弃物处理不符合要求导致临近养殖场鱼虾死亡或农作物受损。环境污染侵权纠纷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污染者应当就免责、减轻责任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否则，被侵权人只要证明存在环境污染，且与损害之间存在合理关联，环境污染者将会被追究侵权责任。如果污染是因第三人过错造成的（如他人伺机将现场废弃物丢弃于临近居民生活区或将污水倾倒于临近鱼塘），施工单位仍然可成为被追究责任的主体，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造成污染的第三人进行追偿。

（2）高度危险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9条、第72条至76条规定了与建筑施工有关的高度危险物品、作业侵权责任。高度危险来源于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物品，也可来源于高空、高压、高速及地下挖掘活动。对建筑施工企业来讲，所涉及的危险物品主要是易燃、易爆物品，危险作业主要是高空作业和地下挖掘，比如脚手架搭建、物料垂直运输等施工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侵权责任法》在《民法通则》第123条基础上增加了“地下挖掘活动”高度危险侵权责任。意味着基坑施工、隧道开挖等工程施工活动适用高度危险作业侵权有关规定。

侵权责任法规定，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除非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如果危险物品被遗失、丢弃或被非法占有给他人造成损害，则由管理人或非法占有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有过错的，承担连带责任。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除非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3）建筑物等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脱落致人损害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5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在项目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在建工程、临时设施等及其搁置、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的（如脚手架、临时电梯坠落致人伤亡、车辆毁损），作为管理人、使用人或所有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除非能够证明已尽到管理、维护责任，不存在过错。

（4）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倒塌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6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存在其他责任人的（如勘察、设计单位），可向其他责任人进行追偿。若由外在原因（如易燃易爆物品发生爆炸或管理维护不当，超负荷、超期限使用）导致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倒塌致人损害的，则由其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建筑物正常倒塌情况下，施工单位即便与建筑物倒塌无关，也负有先行连带责任。若建设单位已清算注销或实力不足，施工单位法律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5）堆放物倒塌与妨碍道路通行致人损害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88条规定，施工现场建筑材料等堆放物发生倒塌致人损害的，除非施工单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第89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建筑施工单位在运输土石方、建筑材料途中发生洒落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的，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6）公共场所、道路施工致人损害责任。《侵权责任法》第91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如铺设管线、维修公路、修缮下水道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例如，道路开挖，未设置警示标志提醒行人注意，对现场未进行安全防护，发生人员伤亡、车辆毁损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施工人应是组织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而非施工单位工作人员或者个体施工人的雇员。公共场所、道路是不特定人聚集、通行的场所，为预防施工对他人造成损害，应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并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并注意警示标志与防护措施在夜间的显著性与有效性。

（7）机动车交通事故致人损害责任。在建筑施工领域，建筑材料运输、周转比较频繁，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在责任承担主体上，往往依据职务侵权有关规定，即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法律规定企业在对他人进行赔付后，享有对责任员工的追偿权，但考虑到责任能力问题，实践中往往仍由企业承担全部或大部分赔偿责任。

（8）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建筑施工企业为劳动密集型单位，用工数量庞大、人员构成复杂、用工形式多样，为工伤事故多发领域。不同的用工方式，企业承担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也有所不同。与建筑施工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的，施工单位要承担赔偿责任，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对于劳务派遣员工，在被派遣期间遭受人身损害的，由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建筑施工企业中基于劳务分包而大量存在的外部劳务人员，原则上与工程承包单位无直接法律关系，但基于建筑行业特殊性与农民工权益保护政策倾向性，工程承包方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负有对劳务人员的替代性或连带责任。如建筑施工企业将工程（业务）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时，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也就是说，劳务分包单位若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即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个人或组织），其招用的劳务人员在工作中发生人身损害，由具备法人主体资格的建筑施工企业承担责任。外部劳务人员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建筑施工企业明知或应知分包人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与分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除外）。

（9）其他因建筑施工行为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如未按照施工组织设计与施工规范要求，施工方法不当等原因造成公共设施管线破坏、倾斜甚至倒塌，在施工场地之外堆放材料造成农作物受损等现象。

从上述建筑施工有关的侵权法律规定来看，建筑施工过程面临多方面侵权法律风险。因此，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强化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严格规范施工管理，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做好材料保管、设施维护等工作，加强施工管理规范化，并明确与下游分包单位间的责任划分，从源头防范施工侵权法律风险。

非法施工法律责任篇3

关键词：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 网络侵权 建筑物坍塌侵权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101-03

一、引言

连带责任（joint liability），是指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有牵连关系的两个以上当事人均须对全部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民事责任。连带责任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将因合同产生的连带债规定为共同连带债，将因侵权产生的连带债规定为单纯连带债。近代大陆法系各国都只规定一种连带之债，不再因其产生原因不同而作进一步的分类。中国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最早见于《民法通则》第87条，结合《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在侵权责任领域，笔者认为，连带责任是指被侵权人有权向共同侵权行为人、共同危险行为人及其他具有牵连关系的责任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或数个人请求赔偿全部损失，连带责任人中的一人已全部赔偿了被侵权人的损失，则免除其他责任人向被侵权人应负的赔偿责任的一种责任方式。《侵权责任法》第13条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这是对法定的侵权责任的规范。

二、侵权责任法中连带责任的具体类型

为了使被侵权人的利益得到充分救济，同时保持侵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中国《侵权责任法》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适用连带责任的具体类型及其他情形进行了重新规制。笔者将对中国侵权责任法上的各种连带责任做一个详细的研究，力图建立中国侵权责任法上的连带责任体系。

（一）数人侵权时的连带责任

数人侵权责任是指数个侵权人对同一被侵权人承担的侵权责任，中国《侵权责任法》在规定共同侵权责任的同时，也规定了分别侵权责任制度，并采用“共同过错”作为区分二者的标准，即只有具备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共同侵权责任，否则构成分别侵权责任，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二者在适用范围的互补性。

1.共同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行为有的学者称“共同致害行为”或者“共同过错”，日本学者称其为“共同不法行为”，属于数人侵权行为的情形之一，是指数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的行为。 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类型，中国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主要有“五元说” 、“三元说” 以及“二元说” 。中国《侵权责任法》确定的共同侵权行为包括共同加害行为、拟制的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并在第8～10条对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的情形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

2.分别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分别侵权行为，是与共同侵权行为相对的概念，指数个侵权人的行为既不存在主观上的关联共同，也不存在客观上的关联共同，但造成了同一损害事实的侵权行为形态。中国《侵权责任法》采取客观说，从原因力是否充分的角度，在第11条、第12条规定的数个充足原因偶然竞合侵权行为和数个单独不充分原因偶然竞合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形态。

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是侵权行为，但是各侵权行为之间相互独立。所谓“分别”，是指实施侵权行为的数个行为人之间不具有主观上的关联性，每个行为人在实施侵权行为之前以及实施侵权行为过程中，没有与其他行为人有意思联络，也没有认识到还有其他人也在实施类似侵权行为。第二，造成同一损害结果。“同一损害”指数个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的性质相同，都是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并且损害内同具有关联性。第三，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存在聚合的因果关系。 这是适用分别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关键。所谓“足以”并不是指每个侵权行为都实际造成全部损害，而是指即便没有其他侵权行为的共同作用，独立的单个侵权行为也有可能造成全部损害。

侵权责任法规定分别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受害人的追偿权，使受害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充分最可能的救济，从而最大限度的弥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二）网络侵权者的连带责任

网络侵权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发生在虚拟的空间而非实在空间的一种侵权形态，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发生了相应的变异，但在本质上和传统侵权行为是相同的，即行为人违法侵害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权益。中国于2000年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2003年和2006年进行两次修改，该解释确定了网络环境下受保护作品的范围，规定了作品在网上转载的有关权利义务，明确了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条件。2006年5月10日，国务院通过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给予了严格保护，同时也规定了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并建立了处理侵权纠纷的“通知与删除”的程序。虽然中国对网络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已经制定了相应的保护制度，但网络侵权方面的法律规范从整体上看仍然不够完善，依然没有专门的法律制度来加以规制，《民法通则》中一般侵权条款又缺乏针对性，很大程度上难以适应解决网络侵权案件的需要。

本次公布的《侵权责任法》，确立了网络侵权行为法律调控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在第36条对网络侵权者的侵权责任作了相应的规定，即“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本条规定的是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网络服务提供者依“通知规则”与网络用户共同承担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依“知道规则”与网络用户共同承担责任。所谓“通知”是指利害关系人就第三人利用网络服务商的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向网络中介提供者所发出的要求其采取必要技术措施，以防止侵权行为进一步扩大的法律行为。所谓“知道”，应该是“明知”而不是“应知”。

厘清以上两种连带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准确理解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何种条件下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的关键。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连带责任之间是并列关系，而非递进关系，更非包含关系。如果被侵权人能够证明网络提供者对侵权行为“知道”，可以不发出侵权通知，直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被侵权人认为其无法举证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过错，可以根据第2款发出通知。

（三）高度危险物的连带责任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许多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大型现代工业日益增多，即使人们在管理过程中极为谨慎，也难免会发生危险事故。高度危险责任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对周围的人身、财产安全具有高度危险的活动造成他人损害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依据中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高度危险物的侵权行为主要包括民用核设施侵权行为、民用航空器侵权行为、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行为以及高度危险物侵权行为。

依据第69条的规定，高度危险物责任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要想充分理解此项规定，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高度危险作业具有超出一般程度的危险性，对生活在其周围的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尤其是对直接从事作业的工人的人身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即使作业人极其谨慎，仍难以避免危险事物的发生；而一旦发生危险事故，又会给周围人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造成巨大的伤害或损失。第二，高度危险作业者因危险活动而获利，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危险。第三，只有让事故原因的制造者承担责任，才能促使他们采取措施遏制事故的发生。 第四，高度危险物的受害者往往是社会中的弱者，他们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在证明加害人的过错举证上缺乏足够的技术手段，只有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才能充分地保护他们的利益。

1.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连带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4条的规定，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高度危险物所有人与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条中关于“高度危险物”应该按照第72条的规定理解，即所有人遗失、抛弃具有毒害性、放射性、易燃易爆的物品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所有人应当承担责任。在高度危险物被抛弃的情况下，因为高度危险物自身的易燃、易爆、毒害等性质仍能对周围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即使所有人已经高度危险物抛弃，但只要第三人没有对高度危险物进行占有或者对其产生所有权，原所有人对其造成的损害仍须承担责任。在高度危险物被遗失的情况下，所有人虽未对遗失物进行占有，但仍对高度危险物拥有所有权；仍应对高度危险物因其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讲高度危险物交由他人管理的，由管理人承担责任；所有人有过错的，与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2.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他人损害的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75条规定，“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非法占有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对防止他人非法占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按照有关高度危险物安全规范，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占有的高度危险物要尽到高度注意义务，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妥善保管高度危险物，将高度危险物放置在特定的区域，并由专人看管，防止高度危险物被盗或者非法流失。如果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将对社会产生巨大危害，严重威胁周围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公共安全。因此，应当加重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使其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负责。此外，考虑到非法占有人可能没有赔偿能力，如果仅让其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对受害人保护不力，也不利于促使高度危险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加强管理。所以，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对防止他人非法占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是所有人自己占有高度危险物的，由所有人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所有人将高度危险物交由他人管理的，由管理人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所有人和管理人都有过错的，所有人、管理人和非法占有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需要指出的是，所有人、管理人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对防止他人非法占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而不是由受害人去证明所有人、管理人是否尽到高度注意义务。也就是说，是否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举证责任在所有人、管理人，如果他们不能证明已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就推定其有过错，应当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受害人可以要求所有人、管理人、非法占有人中任何人，部分或者全部承担侵权责任。

（四）建筑物设施倒塌损害的连带责任

物件损害责任，是指管领物件的人未尽适当注意义务，致使物件造成他人损害，承担的对物的替代责任。在中国，物件致人损害主要包括建筑物等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脱落损害责任，建筑物等设施倒塌损害责任，不明抛弃物、坠落物损害责任等。根据中国《侵权责任法》第86条的规定建筑物等设施倒塌的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依据第86条第1款的规定，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承担连带的无过错责任，此种责任是第一顺位的责任。如此规定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从《建筑法》等法律的规定来看，建设工程质量担保义务主要由施工单位承担，要求其对地上物倒塌承担责任，自无异议。建设单位作为建设活动的组织者，其应当尽到相应的监督义务，通过其对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的选任过错监理等，保证建设单位质量合格、安全。建设单位作为建设工程的所有人，其享有因建设工程带来的全部利益，自然也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包括倒塌带来的侵权责任。从地上物倒塌的背后来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对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的要求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偷工减料、的结果，存在重大过失。故而，在已经发生所有权转移、不在属于建设单位所有的地上物倒塌的情况下，也应当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而非地上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来承担责任。

三、结语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保险制度的日益完善，一些国家对连带责任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行了反思。有的学者认为，连带责任与为自己行为负责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会造成连带责任中有经济赔偿能力但过错程度不重的人承担较重的责任，破坏了侵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当某一侵权人没有偿还能力时，已经承担了赔偿责任的侵权人就无法行使追偿权，承担了超出其过错程度的责任。而且，连带责任制度会鼓励原告在诉讼中有偿付能力的侵权人作为被告，即使这些人只有微小过错，仅仅因为他们比其他侵权人有偿付能力，就需要对全部损失承担责任。但是，不能否认，连带责任有利于被侵权人得到充分的救济，减轻了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而且，对于连带责任人而言，这种责任方式也并非不公平，共同侵权中的每一个行为人应当对于结果的发生具有预见性，因此，有理由让他们对结果的发生承担责任。连带责任人内部的追偿制度也能导致最终责任的公平承担。在中国保险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连带责任所具有的担保价值，有利于充分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尹田.论民事连带责任[J].法学杂志，1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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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泽鉴.债法原理(二)――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非法施工法律责任篇4

一、对该类紧急事件的基本立法问题

根据国务院行政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我省相应制定了的《河北省突发卫生事件应急办法》。这两个法的出台，最大的贡献就是创设了行政紧急权制度，从而为抗非典时期的诸多行政措施寻求到了法律依据。行政紧急权力是指在特定情况下不得不运用的权力；不采取紧急措施，人民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其性质属于行政权的紧急扩张性质，即授权政府在紧急事态下可采取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措施、或违反某些法律规定的权利，因此对其合宪性、正当性、必要性就应严格考察，并制定事后评估和追责机制。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非典时期采取的有些强制隔离措施已经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性质，根据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对紧急行政权的制定应有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即应由人大常委会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然后由国务院制定实施细则，或由人大常委会对其授权予国务院。既已创设，就要研究行使行政紧急权力时如何遵循比例性原则、合乎法定程序原则以及权益补救与救济原则等问题。总之要解决行政强制检查、强制隔离、强制治疗乃至强制解剖、强制火化等行政紧急措施存在诸多问题，就要着力分析其中的法律依据问题，防止对已有立法不知运用、不敢运用、不善于运用的情况。

具体问题表现形式及对策：

1.关于隔离补偿制度

对于被隔离人员来说，是否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补偿制度？

隔离根据不同情况来划分其性质，但不能否认强制隔离所具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属性。根据《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以及《传染病防治法》第 24条规定，只有对非典病人、疑似病人才能采取隔离治疗措施。而在这次抗非典实践中，有非常多的村委会、机关企事业单位对疫区回归人员采取了严厉的隔离措施。因此对于在没有法律赋予相关行政紧急权力的情况下，任意增加强制隔离人员的种类和范围因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如果确属造成损害的，应当建立行政补偿制度。可采用政府专项基金或政府投保的方式。

2.关于隔离的法律要件

对非典（SARS）病人或者疑似病人实行隔离（行政措施）或者强制隔离（行政强制）的法律要件与行政裁量的问题？

对这两类人员的隔离有着法律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关于行政裁量，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33条给予了授权。但是对其法律要件还不很明确。应当明确的有：非典病人的确诊标准（已颁布）；疑似病人的判断标准（已颁布）；密切接触者的判断标准（已颁布）；疫区的判定标准等。

在防非典实践中，存在着把强制隔离无限扩大化的倾向：阻断交通；禁止出差；从外地回来均须自我隔离（农村中甚至出现对外出返乡人员不区分情况，一律先强行隔离）；禁止外部人员进入办公大楼、居民区等。这些措施无疑使的人人自危，使人们产生了外地都是疫区、陌生人都是传染源的非正常心理，增加了人们的恐慌，这使得许多违法措施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使措施制定者及执行者“因无不同声音而貌似合法”。

在最近出现的因缺乏法律依据的收容导致湖南大学生被殴打致死，其最高的依据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与立法法关于人身强制措施必须由法律规定相违背，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又一次以行政法规的的形式来确定人身限制的隔离，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一些部门无限扩大限制的范围、程度，变相剥夺人们的基本自由权利。

3.法律保留制度

限制人身自由与法律保留问题（在抗击非典（SARS）的非常时期，是否应该更多地承认行政裁量？如何理解法律保留原则？）

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意义。在突发事件中，应更多的承认行政裁量，这次抗击非典出现的好多问题还远未暴露，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的确可以从法理上为相当多的不法行政措施寻求到合法的外衣，这也是笔者一再主张相关行政措施违法造成后果适应更多的采用“补偿”，而不是“赔偿”原因。但是，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强制隔离，不能适用这一原则。因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是宪法性权利，而法律保留原则的效力是低于宪法的。

二、关于紧急事件中的行政执法、处罚问题

在非典时期的采取了大量紧急相关行政执法措施，尽管目前还未出现对抗政府行政措施的情况，但不排除非典过后个别人对行政措施的合法性进行质疑，甚至可能涉及行政复议或是行政诉讼。因为行政权的属性在于法的限定性，即行政执法措施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否则，就属于不当执法。因为这一问题的核心仍在于“有法可依”，因此在答疑中仍是分析执法措施的法律依据问题。

具体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对策：

1.对学生处罚问题

在对抗非典（SARS）过程中，学校对不服从隔离或者进出校门规制者予以一定的纪律处罚，是否一定要有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目前有没有法律依据？如何理解实践中的做法？

应当区分纪录处分的性质，对于开除这一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必须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于其他的纪律处罚，应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可自主决定。如果受开除处罚的学生就该处罚提请行政复议或诉讼，应当予以准许。但考虑到涉学生问题历来都是敏感问题，建议先由省教育厅进行新闻，讲明处罚的依据，如果教育厅不能讲明依据的，就应采取行政措施对该违法行为进行系统内纠正。

2.关于追责机制

对于疫情的大面积扩散，是否应该不加区别地一概由有关官员来全面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后相当一段期间内疫情依然未得到控制，是否依然存在责任追究的问题？

在抗非典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大量官员因采取的措施不力而被免职，确是属于我党在执政上的一个进步。但是，公众对其评价是建立在“党对腐败干部处置不力”的心理基础上，因此虽深得群众拥护，但在其科学性上确有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涉及两项基本的行政法律制度，即应建立行政措施成效评估制度，建立行政追责机制。布什在美国“911”事件时曾向美国民众承诺：不因恐怖事件而减少人民的自由。我们党的这种只追究“措施不力者”，甚至株连无辜者的“只要出现非典，不问事由，一律就地免职”的极端做法，完全抛弃了行政措施的成效评估。现在我们应当评估：到底我们采取的许多限制民众自由的措施是否必要；如必要，是否有更好的替代办法；如不必要，措施制定者、仿效者应当承担何中行政责任。

三、对行政管理类立法问题

根据非典时期采取的行政措施的性质来看，包含有行政管理权的紧急创设和变更问题。管理权和执法权不同，可以由政府在法律框架内自主创设，其更多的属于行政指导的性质。比如非典引发的财政问题；大中小学改变教学方式问题；特定行业税收减免问题；对环境的卫生防疫管理问题；紧急行政管理权的扩张问题；行政信息披露问题；行政管理紧急权程序问题；特定行业安全管理问题。 虽可自主创设，但仍应当考虑创设管理权与既定法的冲突界限。

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许可、行政调查、行政处罚、行政奖励、行政强制、行政减免、行政补助等。在非典时期，卫生部先后了《公众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指导原则》、《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推荐治疗方案》、《公共场所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消毒指导原则》，教育部也发出了《关于作好高校离校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指导建议》等指导性文件。 一方面，行政机关的指导意见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有些还吸收了专家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政府把指导性意见告诉群众，例如把预防非典的有效的、无效的、不肯定效果的预防方式公之于众，群众是否采用可以由自己判断，自己选择，不把政府的主张强加于群众，但对公民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这种行政指导方式的适当运用对防治工作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人们的生命和健康直接带来威胁，并造成集体性恐慌。宪法和行政法要求政府有所作为。但行政权不宜涉及国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况。行政指导的使用便成为必然。 域外的经验（此次SARS事件中有关国家运用行政指导的状况）也是如此。 此次SARS事件中我国对行政指导方式有助成性行政指导：介绍相关事例；政府大量使用此种行为方式，反映政府对自身义务的重视；此一方式应该法定化以做到及时、有效； 诱导性行政指导：介绍相关事例；政府没有充分使用此种行为方式，反映政府尚未重视行政管理的艺术；此一方式有利于调动民众积极性，应该在预防阶段充分运用；规制性行政指导：介绍相关事例；此一方式没有充分使用，反映政府对强制的片面强调；此一方式能有效抑制微小的危害因素，并有助于协调官民关系，应该得到重视。

具体问题表现形式及对策：

1.特定行业紧急停业问题

对歌舞厅、浴池、影剧院、网吧等特定行业的紧急停业问题，能否提请司法救济，如不能，如何救济？

责令特定行业停业问题，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依据，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属于抽象法律行为，因此对于特定行业因停业损失问题，不能通过司法救济程序获得解决。当然，考虑到非典时期特定行业的受损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应在非典过后出台相应的税费减免措施。

2.行业协会可否有所作为问题

特定行业要求税收减免问题，如何解决？行业协会能否提请司法救济？

特定行业，比如交通、旅游、医院等虽政府未采取责令停业措施，但由于这类行业受非典影响非常大，所以政府应考虑这类行业的税、费减免问题。行业协会现在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于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协商上：向有关部门提供可靠的行业受损失的法律文件，提供解决方案建议，要求政府听政或要求政府把决策的依据公开。防止对政府日后确定的减免标准、范围等虽有不同意见，但因未参与其中而失去争取行业最大利益的机会。但依照我国诉讼法律制度，行业协会类组织不能提请司法救济。

3.医务人员被感染的责任问题

对于不断有大量医务人员被感染的现实，是否应该追究有关部门或者个人的失职责任？应该追究什么部门或者个人的失职责任？

这一问题，在非典过后必定会突出的表现出来，关于要求相关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呼声会越来越高，处理不好，会伤了我们“白衣战士”的心，因此必须应充分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

解决这一问题，应当依靠行政措成效施评估制度。对未采取措施、采取措施不当的应区分主观情况和措施应有的风险性来确定是否构成失职，如构成，理应追究。应追究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医院负责人、科室负责人失职责任。对于当地行政首长有责任的，应采用引咎辞职制度。对于部门党的领导，应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另行确定，不宜与行政首长等同处理。

4.隔离者被感染问题

对于非典（SARS）疑似病人采取强制隔离措施，是否就是意味着先将其当作非典（SARS）病人来治疗？非典（SARS）疑似病人被强制隔离后，在隔离治疗环境中被别的真正非典（SARS）病人所感染，这其中的法律责任又如何去追究呢？

因为这一问题的技术性较强，目前引发这类争议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应当不会突出。在这一问题上，法律责任不应适用医疗事故的规定。可考虑采用经济补偿方式替代法律责任。

5.关于行政征用问题

在抗击非典（SARS）的非常时期，有关征用公产及其补偿的问题应如何理解？ 是否可诉？

行政征用措施有着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比如对私营医院的征用、对私有房屋的征用等。但对于补偿尚不具体。建议政府在非典过后同征用相对人代表充分协商，制定出统一的补偿标准，公布决策依据的文件。对征用补偿，不能采取诉讼的形式解决。

6.医务人员补偿问题

人们都说医务人员是白衣天使，他们无私无畏地奋战在抗击非典（SARS）的第一线，确实是可敬可亲的。可是，当他们为抗击非典（SARS）牺牲了休息、健康甚至生命时，根据有关法律或者政策规定，应该如何予以补偿？（群众自发性的捐款献爱心活动另当别论）

如果因工作感染非典的，可以因公负伤论，比照工伤处理。其他封闭上一线情况，应在《紧急预案》中对奖励（或称补偿）问题予以明确。建议政府在解决这一涉及财政拨款问题向社会公布，并公布决策的依据文件。使医务人员拿的心安理得，不要使社会公众形成是一种“生命赌注”的心理。

7.单位员工报酬问题

因被强制隔离无法参加工作的人员同劳动单位发生的工资、奖金、劳动合同纠纷，如何解决？

劳动部对此发过通知，要求所属单位按照出勤同等对待。但这一通知因缺乏《劳动法》的法律支持，一旦发生纠纷，很难依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建议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劳动者的权利用法的形式加以确定。

8.关于对受非典影响的农民工保护问题

在建工程项目因非典停工后，农民工被强制封闭在工地的，可否索要这段时期的劳动报酬？

农民工的保护历来都是立法的弱点，而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更很少得以落实。关于非自身原因滞留、停工的劳工报酬、生活费用，可考虑对工程费中人工费项目予以追加。但此涉及建设单位、审计部门等多部门，而且中间还有民工头的盘剥，所以应下大力气作为专题研究农民工因非典问题的保护。建议政府司法、劳动、审计部门举行这一问题的论证。

四、行政措施实施主体问题

在防治非典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有很多执行行政措施的主体并非行政序列的机构，比如小区的保安对进入住宅区的限制、村委会对外出回村人员的强制隔离等。有必要对此予以分析。实际上，处于政府和个别公民之间的非政府组织是分为各种层次的，有些社会组织贴近基层，具有强烈的自治性，主要起配合政府管理和自我管理作用；有些社会组织则具有较强的管理性，它们或是获得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或是接受行政机关的直接委托，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扮演着公共管理的角色。就我国大多数社会组织而言，都有程度不等的两重性，分门别类研究它们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既要充分认识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性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也要防止其可能发生性质变异、滥用权力等问题。

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以这类组织为行政措施主体侵犯相对人权力问题。

具体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对策：

1.关于执行强制隔离措施的主体问题

限制人身自由与实施限制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限制人身自由一定要由公安机关实施吗？）

答：在非典时期，有不少防治工作是由其他部门协助来完成的，如公安、城管、路政、村委会等，这些行政协助者的权力有多大，能否参与具有限制人身自由性质的强制隔离，现在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尤其是区分非典病人、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一般接触者、疫区回归人员后如何处理，的确应当明确。建议在应急预案中明确协助者的职责权限。

2.学校和学生的关系问题

学校是否可以在紧急条件下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呢？如何从法理上解释？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规定，上级政府可以采取停课的紧急措施，但能否向非典这样采取“封校”禁止出入的方式，其依据应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33条对疫区封锁的规定，当学校被划分为疫区的标准、程度没有规定，但对于限制的司法救济不宜准许，可采用行政措施成效评估和追责制度来解决。

五、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创设

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避免偶发重大事件（包括自然发生和人为发生），在任何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最初时间，应该使有关信息通过政府依法定程序及时向社会公布，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非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关部门的沉默、大众传媒的缺席和对公

民知情权的漠视。非典信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无法得到确切可靠的疫情消息，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最初遏止疫情蔓延的时机。 这是这次抗“非典”斗争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教训。

人们有理由期待政府进一步总结和完善社会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使“非典”事件成为中国今后处理类似事件的一个范例，并催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法》的早日出台。以法的形式确定行政信息的界定、范围、分级以及公开的范围、程度、区域，结合对行政信息公开程序制度的建设，例如新闻、网络、统计制度等的配合，最终抛弃有些行政官员习惯于因循守旧、习惯暗箱操作的思维方式。

具体问题表现形式及对策：

1.信息前感染的赔偿问题

相关非典患者，在我国卫生部及相关省份疫情公告前确系由不知情接

触非典患者或疑似病人而感染，能否以政府不作为为由要求赔偿？

不能。因为我国对行政信息的没有制定法的限定，即相关非典患者的要求缺少法律的依据。当然，不赔偿是以丧失部分政府信誉为代价的，因此应采取抚慰的补偿方式为好。

这一问题涉及行政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的问题。政府信息不作为或信息压制的错误行为有相关行政管理类的制度加以解决，比如撤换高层责任人员的领导职位等；另外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信息公开，切不可理解为不加限制地主张全面而深入的公开。

2.媒体在非典信息公开中的责任问题

非法施工法律责任篇5

以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为出发点，以确保广播电视宣传平安为目的坚持思想教育与清理整治相结合，全面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依法管理。

二、整治内容

一律依法收缴，一是非法销售卫星接收设施。一经发现。情节严重者追究其法律责任。

二是擅自非法装置卫星接收设施。特别是对以营利为目的把非法装置卫星天线作为职业的人员要予以严厉打击。情节严重者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是擅自非法使用未经批准的卫星接收设施。擅自非法使用者自公告10日内不拆除的要予以强制性撤除，并依法收缴其卫星接收设施。

四是对私自隐匿或转移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者依法严处。

三、方法步骤

（一）广泛宣传阶段：对整治非法销售装置使用卫星接收设施专项行动进行广泛宣传。一是通告。由市综治办、市 办公室、市广播电视局、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关于整治非法销售装置使用卫星接收设施的通告》市电视台播放。二是发放宣传单。印制严禁销售装置卫星接收设施宣传单。扩大在市民中的普及面。三是流动宣传。由市有线网络公司出动一台宣传车，城乡进行广泛宣传。

（二）集中清理打击阶段：对城乡非法销售装置卫星接收设施实行专项清理打击。由市综治办、市 办公室、市公安局、市广电局、市工商局抽调人员，组成专门整治非法销售装置使用卫星接收设施专项行动队伍，逐乡镇（村屯）逐街道（社区）对非法装置使用卫星接收设施进行全面清理，坚决依法严肃处置，发现非法装置的卫星接收设施，一律收缴没收，情节严重者追究法律责任。

四、组织机构

严防敌对势力利用卫星进行反动宣传，开展整治非法销售装置使用地面卫星接收设施专项行动。确保政治稳定、文化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强化意识形态领域依法管理的需要。为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经研究决定成立全市整治非法销售装置卫星接收设施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组长：略；副组长：略；成员：略

五、具体要求

（一）充分认识此次整治活动的重要意义。认真搞好这次专项活动。要把这项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要站在讲政治、保安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努力创立“平安公主岭”高度。列入创立“平安乡镇、平安村屯、平安社区”工作目标当中，并与综治其它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

非法施工法律责任篇6

关键词：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评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大背景下，采用法治方式开展民族保护工作，既是顺应时代趋势和现实需求，也是推动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不断提高对西部地区法治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重视，将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纳入实施评估视野，对我国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障的整体性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保护现状

黔东南位于贵州省东南部，是以苗族、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自治州。黎从榕地区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南部的黎平、从江、榕江三县。这里居住着苗、侗、壮、瑶、水等民族，是多民族的共生之地，从黎从榕地区民间本土的情况来看，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其中尤以苗族和侗族的非物质文化资源最为浓郁独特。从2003年全国全面启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以来，黔东南州人民政府除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等有关法规外，还颁布实施了《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办法》《民族民间文化进课堂实施方案》《黔东南州民族民间文化优秀传承人管理与认定办法》等地方性法规，为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地方各县（市）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了相关条例和保护办法，如锦屏县的《关于加强隆里古镇保护管理的暂行规定》、镇远县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黎平县的《黎平县实施旅游发展战略中对侗族文化保护的实施意见》、《黎平县侗族大歌保护办法》和《黎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管理办法》等等。

二、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存在的问题

上述政策法规的制定，为“非遗”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但这些政策法规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保护法规体系，如《黔东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尚未出台。由于无法可依，因而难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其次，当前一些法律实施状况不佳，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全社会缺乏法治精神、法治理念，也有个别领导干部不懂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办事情、作决策，还有立法本身缺乏操作性、过于抽象等原因。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法律实施效果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这就要求我们从实施角度出发对法律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也要求我们重视对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价考核，进而推动法律的全面准确实施，助推法治建设。政策法规的实施是一个动态过程，正如美国学者艾利森所言：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百分之十，而其余百分之九十则取决于有效的执行。

目前黔东南已有的相关政策主要以前期指导性为主，在普查、申报、认定、管理等方面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贯穿整个保护工作的跟踪评估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各地方对相关工作的评估标准多是自己酌情把握，没有可作依据的成文规定。此外，无论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是在地方性的相关配套政策中，都缺乏对政策贯彻效率和工作执行效果的责任追究制度。虽然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和相关政策都有对“法律责任”的表述，但其中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及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上，而并非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效果等问题的问责，因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监督、评估和责任追究等政策还有待健全。

三、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实施建议

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大背景下，采用法治方式开展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既是顺应时代趋势和现实需求，也有利于维护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我们应充分到认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保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采取立体化、多角度、前瞻性措施保护民族文化生态。

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代表作名录体系、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这些制度的实践效果与制度设计相去甚远，黔东南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由于认识和经费等原因，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建立并完善跟踪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跟踪评估是检验保护政策执行情况和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通过责任追究来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为完善保护政策提供支持。评估标准要全面、充分地考虑定性和量化的平衡，将定性评估和量化评估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条件可行、措施有效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些问题在一些方面形成量化标准，比如传承人授徒多少、参加了多少次宣传推广活动、有无基本的传习场地等，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提高评估标准的可操作性，加强统一性。而责任追究制度，要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实际成效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职责，将着眼点放在作为效果上，明确责任追究方式和惩处力度，以加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保护其原生态环境，保障其顺利传承发展，避免保护工作的无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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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施工法律责任篇7

在认真分析当前我县特种设备安全形势，认真研究制约特种设备安全工作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强化领导、分级负责、真抓实干、严处，采取果断措施，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部位的在用特种设备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治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以深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构建安全风险防控体系为主要目标，以加强基础建设、加强责任落实、加强依法监督为重点任务，继续深化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继续深化特种设备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为全县转型升级、跨越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二、组织领导

成立县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县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统一领导，组织制订全县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总体工作方案,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监管部门和县政府的工作安排。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质监局，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全县特种设备专项整治工作的总体安排，跟踪了解全县专项整治进展情况，逐步完善全县特种设备档案，协调解决特种设备专项整治中的有关问题。

三、整治范围

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及其特种设备的安全状况。

四、工作步聚

（一）自查阶段

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按照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方案的要求认真开展自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组织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要制定限期整改计划，落实责任人员、资金和物资，并制订有效的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对不能确保安全运行的设备，必须立即停用封存整治。

（二）排查摸底阶段

对本辖区内相关企业开展特种设备专项整治自查和隐患排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不留盲区和死角，与本辖区相关企业签订特种设备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必须让相关企业负责人明确自己的职责，清楚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隐患逐一落实措施，明确责任，督促整改。并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特种设备隐患进行梳理，重大隐患或需政府挂牌处理的问题要及时报告县政府，果断处置，防止发生事故。

（三）总结巩固阶段

县质监局将对各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排查出的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是否治理到位，隐患排查监管机制是否建立健全等进行再一次全面检查，要通过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建立起“安全自查、隐患自除、责任自负”的隐患整改长效机制，确保隐患排查，整治活动逐步走向深入。

五、工作方式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认真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和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制，牢固树立“有患必除、确保安全”的思想，做到全面彻底不留死角，一要落实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的主体责任；二是要落实质监部门对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的监管责任；三是要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改领导责任。

（二）严格执法，强化监察。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指导督促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帮助企业解决排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立令整改，对整改不到位，违反《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的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将依法严厉查处。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大力做好特种设备安全防范的宣传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全社会特种设备安全意识，广泛深入地对此次特种设备安全整治活动进行宣传报道，根据特种设备使用的特点，组织开展教育培训等活动，确保特种设备安全运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六、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各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要把专项整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分管负责人密切配合。专项整治领导组，要迅速行动，精心组织，认真落实专项整治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项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国发23号文件精神，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股人是特种设备安全第一责任人，必须自觉履行特种设备安全职责。一是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和使用标准化。二是继续推行法定代表人特种设备安全承诺制。三是严格落实特种设备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台帐，落实治理责任。四是要严格特种设备现场管理，杜绝“三违(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违规指挥)”现象。五是要全面加强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培训，严格执行上岗资格制度。六是要做好作业场所危害的辨识、申报、控制、综合治理和统计上报工作。同时，县质监部门要加强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安全生产制度措施，切实从根源上消除各类事故隐患。

（三）进一步加大隐患整改督办力度。要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对发现的重大隐患根据情况责令企业全部或局部停产进行整改并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切实做到治理目标任务、治理方法措施、治理经费物资、治理机构人员、治理时限要求、安全措施应急预案“六落实”，做到企业分管领导、整改责任部门、具体责任人“三落实”。要加强对隐患整改过程的监督。对整改无望、拒不整改或逾期未能按要求完成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法严处；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要依法予以关闭。

非法施工法律责任篇8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义精神和《市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邵安委【2011】6号精神，按照“安全生产年”和“责任落实年”工作的总体部署，依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坚决停产整顿、关闭取缔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单位，依法严惩非法违法行为，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法治秩序，坚决遏制和有效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促进全街安全生产良好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1周年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重点范围、时间要求、重点内容和工作分工

重点范围：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水上交通和渔业船舶、消防安全、特种设备、烟花爆竹和民用爆炸物品、治金等行业（领域）。以及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明确的有关重点行业和领域。

时间要求：从5月上旬至7月上旬，深入开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重点内容：把目前最突出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作为打击重点。

（一）具有共性的严重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1.无证、证照不全或过期从事生产经营建设的；

2.关闭取缔后又擅自生产经营建设的；

3.停产整顿、整合技改未经验收擅自组织生产的和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的；

4.非法用工、未依法进行安全培训、没有取得相应资格证或无证上岗的；

5.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令、抗拒安全执法的；

6.其他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二）具有行业和领域特点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1.道路交通。（1）非营运车辆违法载人、无从业资格证驾驶运输车辆的；（2）机动车超载超限、客运车辆夜间途经达不到夜间安全通行条件的三级及以下山区公路或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的。（牵头单位：市交通局，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等相关部门配合。）（3）机动车超载、超速行驶，以及无驾驶证、驾驶证与所驾车型不符的；（4）酒后驾车、高速公路不按道行驶的。（牵头单位：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市交通局、教育局、农业局等相关部门配合。）

2.建筑施工。（1）施工企业无相关资质或超越资质范围承揽工程，违法分包、转包工程，违规托管、代管、挂靠等行为；（2）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无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无操作资格证书，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3）建设工程项目不办理施工许可、安全监督等法定建设手续，擅自开工的；（4）建设单位随意压缩工程项目建设合理工期，不及时支付或扣减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干涉施工单位正常项目建设管理的行为。（牵头单位：市建设局，市交通局、水利局、重点办等相关部门配合）

3.危险化学品。（1）无证生产、经营或超许可范围生产经营的；（2）未及时办理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批手续的。（牵头单位：市安监局，市经贸局、质监局、环保局、工商局等相关部门配合）。

4.水上交通和渔业船舶。（1）非客运船舶违法载客的；（2）未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非法渡口和停靠点；（3）内河输船舶、施工作业船舶超载超航区航行、配员不足，以及内河船舶违规参加施工作业的；（4）未持有合格的船舶检验证书和船舶登记证书的渡船。（牵头单位：市地方海事处，市交通局等相关部门配合）（5）套牌、伪造渔船证书证件、擅自涂改船名船号和无证从事渔业生产的；（6）未取得渔业船舶修造企业资质、非法建造船舶的。（牵头单位：市农业局，市地方海事处、工商局、公安局等相关部门配合）（7）严厉整治内河水上交通安全。（牵头单位：市交通局，市水利局、国土资源局等相关部门配合）

5.消防安全。（1）“三合一”、“多合一”场所；（2）人员密集场所疏散通道、楼梯和安全出口不符合要求的；（3）公共聚集场所装修材料不符合要求的；（4）火灾自动报警、自动灭火系统和消防栓等消防设施配备、管理不符合规定的。（牵头单位：市公安消防大队，市建设局、经贸局等相关部门配合。）

6.特种设备。（1）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特种设备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制造、安装、改造，以及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的；（2）违法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单位生产的特种设备及未注册登记擅自投入使用特种设备的；（3）使用未经定期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特种设备的；（4）从事特种设备作业的人员，未取得相应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而上岗作业的。（牵头单位：市质监局，市经贸局、建设局、交通局、水利局、重点办等相关部门配合）

7.烟花爆竹和民用爆炸物品。（1）非法生产、无证经营或超许可范围经营烟花爆竹、礼花弹的以及违规使用氯酸钾的；（2）不按规定配送、储存烟花爆竹的；（3）分包、转包经营和出租、转让经营许可证的。（牵头单位：市烟花办、市安监局、交通局、工商局、供销社、质监局等相关部门配合。）（4）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存在“四超”（超时、超产、超员、超量）、“三违法”（违法建设、违法生产、违法经营）行为的。（牵头单位：市经贸局，市公安局、安监局等相关部门配合）（5）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民用爆炸物品，或民用爆炸物品爆破作业单位存在超量储存民用爆炸物品和“三违法”行为的。（牵头单位：市公安局，市经贸局，安监局等相关部门配合）

三、方法步骤

（一）部署发动阶段（5月上旬）

各居委会、各有关单位要根据本通知精神，迅速制定细化本居委会、本行业（领域）的实施方案，层层动员部署，并加强指导督促。要结合年以来开展的安全生产执法、治理行动查出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今年以来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找准主攻方向，明确打击重点，加大宣传发动力度。各居委会、有关单位的具体实施方案于5月15日前报安办。

（二）集中打击阶段（5月中旬-6月中旬）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实施方案的要求，在全面排查摸底的基础上，对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进行集中打击，公开严惩一批严重非法违法行为。要设立举报电话、信箱，发动群众和媒体举报，并做到有举必查、查实必惩。

各居委会，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加强信息报送工作，认真做好“打非”工作有关数据的统计上报，

（三）检查督导阶段（6月下旬-7月上旬）

各居委会、有关单位要把加强督促检查和工作指导，作为深入推进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的关键环节，严格掌握标准，防止流于形式。要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不深入、打击不严厉、治理不彻底的突出问题。要层层组织检查，通过采取突击检查、重点抽查、跟踪检查以及地区间互查等多种方式，增强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街道安办将对各居委会，各单位开展“打非”专项行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请各乡镇（街道）政府和市直牵头部门将开展“打非“专项行动的情况总结，于6月22日前报街道安办，以便汇总情况后上报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居委会、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打好“五大战役”，实现我市跨越发展这个中心，主动融入，主动服务，切实把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作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化“安全生产年”活动的通知》（[2011]11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即将下发的《关于继续深化“安全生产年”和“责任落实年”活动的通知》精神，落实省、市政府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规定，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全面加强安全生产的有力措施和重要抓手。街道成立由主任任组长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负责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领导、督促和协调。各居委会要相应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并严格落实行政领导负责制，及时研究解决专项行动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要坚持以预防为主、加强监管、落实责任为重点，强化打击治理措施。要按照安全生产“一岗双责”的要求，进一步强化综合监管和行业管理部门的职责，严格责任分工，周密部署、措施果断，强力推进、打击到位。各有关部门要针对本行业（领域）特点，加强工作指导和推动，强化专项整治措施，确保取得实效。

（二）突出重点，严厉打击。各居委会、各有关单位要深入分析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产生的主要因素，对事故频发、隐患突出、非法违法行为突出的地区、行业和单位，开展联合检查执法，形成“打非”工作合力，要抓住关键环节，实施精确打击、重点打击、有效打击，该停产整顿的要坚决停产整顿，该关闭取缔的要坚决关闭取缔。切实做到“四个一律”，即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和经停产整顿仍未达到要求的，一律关闭取缔；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一律按规定上限予以处罚；对存在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单位，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并严格落实监管措施；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对拒不执行安全监管指令的企业，要依法从重处罚，真正打在痛处，治住要害。要坚决打击和铲除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的“保护伞”，以及安全生产领域的黑恶势力，坚决查处领导和参与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的组织者及骨干，坚决查处包庇、纵容、支持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政府工作人员，坚决查处因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导致事故的责任人。构成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标本兼治，注重实效。各居委会、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八届十次全会精神和市委推动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抓住关键、统筹推进，做到“六个结合”：把属地为主与行业督导结合起来，坚持依法办事；把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与构建安全生产防控体系结合起来，注重强化基础工作；把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与继续强化“安全生产年”“责任落实年”活动结合起来，注重工作实效；把日常执法与发展明查暗访结合起来，注重改进方法和手段；把查找深层次问题与完善规范制度结合起来，打击一处、整治一处、巩固一处，规范安全生产法治秩序，健全和完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四）依法依规，严格问责。各居委会、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发[年]23号和闽政[年]22号文件的规定，根据“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对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不力的要实行严格、严厉、严肃的责任追究，据情对一岗双责责任单位负责人，尤其是属地乡镇（街道）政府主要负责人以及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负有主要责任的企业，其主要负责人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企业的矿长（厂长、经理）；对非法违法生产行为造成人员伤亡的，依法从重处罚。

非法施工法律责任篇9

通过全面深入开展渔业安全生产大检查，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行业安全监管职责，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的渔业生产行为，彻底排查事故隐患，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确保我市渔业生产持续稳定、安全发展。

二、检查内容

1、渔船的安全情况。检查渔船牌证核发和检验记录，以及渔船安全设备配备是否规范；检查整治无证、“三证”不齐渔船；未配齐职务船员和未持有普通船员专业训练合格证从事渔业生产；检查渔船（渔运船）违章载客等行为；要全面进行隐患排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要坚决及时整改。同时，继续抓好渔船汛期和台风季节的渔船安全预警以及监管工作，把渔船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2、渔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情况。检查渔业安全生产责任书签订和执行情况，渔业生产事故报告、值班制度的落实情况，以及发生事故后是否认真进行事故处理和执行事故责任追究工作制度落实情况。

3、事故处理及应急救援工作落实情况。要有渔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一年组织一次以上应急演练；发生事故后，接到报案要及时登记、处理，要备有完整的事故处理档案；要及时、按时报告渔业安全生产事故和事故报表。

4、渔业互保工作情况。积极开展渔业互助保险工作,宣传渔业互助保险政策，鼓励和引导渔民参加渔业互助保险，努力提高渔业风险保障能力。检查辖区内渔业生产者的投保情况，出现事故之后的责任认定、补偿等具体工作情况。

5、渔业“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情况。使用电、毒、炸鱼等方式违法从事捕捞活动、违反禁渔期规定，非法从事渔业生产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情况。

三、检查时间与方式

（一）检查时间：本次检查行动时间为即日起至2014年9月20日，集中整治时间为7月15日至8月30日。

（二）检查方式：本次检查以各镇（区）自查和渔业主管部门督促检查相结合，陆上执法检查和湖区巡查相结合，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排查与整改、处罚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实船实地检查。重点检查渔业生产企业和渔船安全生产制度、责任、措施、设施、设备落实情况。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深入基层。市农林局成立以主要领导任组长，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渔业安全大检查活动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协调、督查全市渔船安全大检查工作。密切联系工作实际，突出重点，切实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并带队到基层进行督促和检查。将大检查工作迅速落实到基层管理组织和渔船。渔船所有人、经营人、船长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迅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二）群防群治，全面排查。开展全面的、系统的、彻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要全方位地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落实生产安全各个环节防范措施，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不丢掉任何一个盲点，不留下任何一个隐患。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理念，要充分调动镇（区）、村（养殖场、合作社）等管理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全面动员渔船所有人、经营人、船长开展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活动，彻底排查事故隐患，不留死角。

（三）强化整改，落实责任。要坚持边检查边整改，以检查促整改。对能及时整改到位的事故隐患，要立即采取措施确保事故隐患整改到位；对不能及时整改的事故隐患和问题，要依法整改，切实做到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且难以整改到位的渔船和渔业生产经营场所，要依法坚决予以取缔。要严格安全生产问责制，对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大检查工作不重视或因发现隐患整改不到位而导致较大事故发生的，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突出重点、加强执法。要把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与“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运用经济和行政等手段，进一步强化安全执法，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切实做到“四个一律”，即对非法违法生产作业渔船，一律扣留，并取消其享受的国家惠渔政策；对非法违法生产的船东，一律按法律规定予以处罚；对存在违法生产经营的渔船，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并严格落实监管措施；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律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非法施工法律责任篇10

2007年5月24日起，杨某经其堂兄杨平介绍，给甘肃某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打工，从事架设通信线路工作。2007年6月7日，杨某在6米高的线杆上施工时，反弹回来的线杆碰伤右眼，入住甘肃省人民医院治疗，经过两次手术后，于6月28日出院，但落下了右眼失明的终身残疾。住院期间，某公司支付了医疗费，但出院后推拖责任，拒绝赔偿。查验他的身份证件后，宋律师决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在办理了相关手续后，办案人对杨某做了详细的询问调查笔录，进一步掌握到如下事实：杨某是由其堂兄杨平叫来工地施工的，他和某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只征得某公司施工工地负责人的口头同意，杨某也从杨平处获得劳动报酬，某公司是由刘某投资兴办的私人企业，架设通信线路的工程是从某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以下简称甘肃某公司）承包的，有无合法资质杨某并不清楚。杨某出院后多次找某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某公司称杨平是包工头，应首先由杨平承担责任，与公司无关。

办案思路

针对以上掌握的事实，宋律师经分析认为，虽然杨某和某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但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某公司又向杨平推卸责任，所以如按工伤进行索赔，须先行仲裁确认劳动关系，难度极大，且维权时间长，维权成本高，而当时杨某既不能安心回家，又干不了任何事，某公司也不给他发工资，他只好在工友的帮助下维持生活，急切盼望能尽快解决此事。基于这种情况，宋律师便确定了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和程序同雇主某公司进行协商和诉讼的办案思路。

调查取证

确定办案思路后，宋律师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一边和某公司协调，展开调查取证。首先是向杨某的其他工友杨伟、胡伦德、杨勇、杨军等人做了调查，取得了杨某和某公司存在雇佣关系、杨某在给某公司提供劳务期间遭受人身损害的证据材料，经宋律师做工作，这四位证人都愿意出庭作证。其次，宋律师协助杨某从省人民医院调取了其住院的病历资料，并委托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对杨某所受损害进行伤残等级鉴定。与此同时，在宋律师安排下，杨某从其老家四川寄回贫困证明以备诉讼时申请免交诉讼费，还有户口簿、父母年龄证明、兄弟姐妹的证明及发生的交通费票据等证据材料。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杨某此次人身损害构成五级伤残。宋律师凭以上证据计算出杨某人身损害的法定赔偿额，即4.8万多元。但这时，某公司是否有承包架设通信线路的相关资质成了律师面对的又一重要问题。宋律师先后向甘肃省工商局、兰州市工商局、某公司所在地的兰州市城关区工商分局调查工商档案，但调查的结果均是没有这个企业。针对这种情况，宋律师只好决定，将来时姑且将某公司作为没有工商登记注册、更无施工资质的非法用工单位，将其投资人刘某、工程的发包单位甘肃某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法庭内外

完成以上调查取证的工作，已经是2007年7月20日了。作为受害人的杨某已非常着急。为了全力配合律师办案，他一直呆在兰州，但因不能工作，自然也无任何收入，时间长了，连吃饭都无法解决，无奈，他将远在四川的妻子叫来兰州，在他的住处附近打工，勉强维持二人的起码生存，但这样，其在四川七十岁高龄的老母亲因无人照顾而陷入了困境。面对这种情况，办案律师也是心急如焚，如何能尽快使杨某获得赔偿，成了办案律师的头等大事。当然，最快的途径是调解。因此，宋律师始终没有放弃调解，一方面做诉讼的准备，一方面同用人单位负责人刘某进行了无数次的沟通和协商，但刘某一直坚持，杨平是包工头，是真正的雇主，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且杨某本人违反施工操作规程，自己有过错，应承担一部分责任，因此，其答应只赔偿五千元，因数额太低，无法达成一致。诉讼成为不可避免的程序。

2007年7月23日，宋律师杨某向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讼，列某公司、刘某、甘肃某公司为共同被告，要求对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向法院提交了免交诉讼费申请书。因免交诉讼费须院长批准，能否获准，还不能确定。期间，又是一段漫长的等待。

2007年8月4日，法院通知，院长同意缓交诉讼费，待开完庭后交，案子正式立上。这个消息使杨某轻松了许多，也对案件的胜诉充满了信心。在法定的举证期间里，宋律师一边向法庭提交本案所有证据、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写词，做好开庭的准备，一边不时地问问杨某的生活，给他以一定的宽慰和支持。

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法院通知开庭。当天，杨某的四位证人如期到庭。庭审前，法官主持调解，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协商谈判，因被告方不做实质的让步而失败。庭审中，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观点，被告的主体资格、原告究竟同谁存在劳务关系、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是否合法成了本案审理的焦点。被告甘肃某公司提出，其将承包的工程部分转包给有合法资质的某公司，本案与其无关，并在法庭调查时提交了其与某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及某公司架设通信线路的资质证书。被告某公司提出，其和杨平之间是承包关系，杨平的包工头，原告是杨平叫来工地为其施工的，杨平是雇主，其和原告无直接关系，首先应由杨平承担责任，其欲追加杨平为本案被告，且原告施工操作有误，其本人应承担一部分责任。针对被告某公司的这一答辩，宋律师在庭审调查中经过向证人发问，几位证人的陈述基本吻合，从而明确了以下事实：杨平是工地负责施工的施工员，某公司给其购买了工伤保险，其劳动报酬按劳动量由某公司计付，其他民工的工资由杨平从公司领取后发放，原告来工地经过了某公司副经理的口头同意。法庭辩论阶段，宋律师根据法庭调查发表了以下意见：1.杨平并非包工头，公司对杨平按量计酬只是计件工资形式，并非承包，其叫原告来工地和给其发放工资也是其作为某公司的职工履行职务，因此，原告是直接受雇于某公司，某公司是本案唯一的赔偿义务主体；2.原告所主张的赔偿项目是法定的，且有证据支持，其赔偿请求应得到法律的支持。经过庭审，被告某公司明确，其已无法推卸责任。在此有利的情况下，法庭再次主持调解。宋律师经过和某公司及其律师的讨价还价、沟通协调，某公司终于答应同意赔偿3.5万元人民币，并承担全部诉讼费。考虑申请执行的难度及时间等具体情况，宋律师向原告杨某指出，如果某公司能尽快兑现赔偿款，这种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在偿付期限上，宋律师和杨某本人坚持在三日内兑现，某公司只好答应，法庭据此做了调解笔录，双方签字盖章后休庭。三日后，某公司在法庭上兑现了3.5万元人民币的赔偿款，本案圆满办结，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其对律师的工作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