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论文十篇

非法经营论文篇1

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刑法在分解投机倒把罪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增罪名。1997年刑法采纳学者建议，(注：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改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263、264页；周道鸾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5页。)分解投机倒把罪、增设非法经营罪。单行刑法与刑法修正案相继对非法经营进一步做出现定，司法解释不断丰富非法经营罪的“其他”行为方式的内容，形成非法经营罪构成的繁复局面，导致非法经营罪认定的诸多困难。本文正基于此，根据相关立法规定与司法解释对非法经营罪作进一步阐述，以求廓清非法经营罪的构成，并在司法实务中准确认定非法经营罪。

一、非法经营罪之“堵截构成要件”

堵截构成要件，是大陆法系立法技术角度的要件分类形式，它指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表现形式包括“或者其他型”、“持有型”、“最低要求型。(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作为严密型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方法，堵截构成要件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较具实证意义。非法经营罪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并举的方法借以表现客观要件内涵，存在基本构成与加重构成两个量刑幅度。换言之，在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上，成功运用了堵截构成要件的立法方式，表现为“或者其他型”。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先列举非法经营行为的两种明确方式之后，次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概括罗列未尽的非法经营行为方式。1999年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增加“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情节严重的”作为第三种行为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225条第1、2项规定非法经营两种行为的方式：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但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方式情状各异，难以以列举式予以明确概括。因而，刑法第225条第4项设定了“堵截构成要件”，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是为弥补上述两项对非法经营行为的列举而设。刑法之所以作这一概括性的规定，是为了重点打击前二类非法经营行为的同时，不使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人逃脱法网。(注：参见黄京平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72～173页。)为适应经济生活发展变化，以立法技术采取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的办法，便于有力打击非法经营犯罪。

堵截构成要件具备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但司法运用中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储教授认为，堵截构成要件运用必须遵循两条规则：一是不到不得已时不用；二是法条本身应能明示或暗示“其他”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有必要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做一限定。理论上，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行政违法性，即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定，行政违法是构成犯罪的必前提。第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且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与否需要从情节和危害后果上加以限定。具体外延上，不同学者对非法经营罪对象做出了不同限定。(注：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621、622页；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9页；但伟：“论非法经营罪”，载《法商研究》1999(2)。)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也可能人为地以罗列方式穷尽“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行为对象。非法经营作为一个取消投机倒把罪后的新罪，涵盖面广泛，援引频率高，尤其是第225条第4项。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具备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它不被认为是口袋罪但是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口袋的作用。因此，如何理解和适用“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防止非法经营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新刑法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519～522页。)我们认为，认定非法经营罪应以行为时法律法规为衡平，把握非法经营罪的罪质与构成要件，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认定。

二、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非法出版行为是指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从事出版、发行、复制发行等出版行业的活动，包括出版物内容违法与出版物程序违法。一般而言，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的行为采取不履行正常出版手续，即出版程序违法的问题。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关于非法出版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两种涉及非法出版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一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二是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前者为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后者为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颁行前，有学者认为对盗版以外的所有情节严重的程序违法的非法出版行为，均宜按非法经营罪论处。(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8页。)这种观点是较为中肯的。但解释严格规定，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需情节特别严重方构成犯罪。因此，对于第二种情形即出版程序违法出版构成非法经营罪是否存在加重构成，值得思考。我们倾向于这种行为只存在基本构成。针对出版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与他人事前通谋出售、出租或非法转让该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的，解释规定此类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犯。

司法解释对非法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做出了明确规定：(1)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定罪条件的相异标准。单位非法出版行为规模大、危害严重，解释规定单位较自然人非法出版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更高数额标准。(2)定罪条件中数额与情节并重。非法经营罪属于情节犯，以数额为定时因素的重要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因此数额、数量接近起点但存在特定情形的构成非法经营罪。(3)定罪数额适应犯罪情型的多元化。考虑到实践中可能存在非法经营仍未能赢利甚至亏本、破产者，数额标准上采违法所得数额与经营数额择一方式。只要两种数额之一达到定罪条件即构成犯罪。(4)计量方法多元化和富操作性。鉴于一些案件中无法计量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解释规定了其他计量办法(如报纸按份、期刊按本、图书按册、音像出版物按张)。(5)定罪条件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解释既规定一定的数额幅度，又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在法定数额、数量标准的幅度内，确定本地执行的具体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这些数额和数量的规定为认定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构成非法经营罪拟订了准确的标准。(注：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定量因素仅就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而言，出版程序不合法出版物不适用上述规定。孙军工：“《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释解”，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实践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从严把握。

(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看来，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行为的定罪标准。司法解释未对“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做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我以为应按照数额与情节相结合、以数额为主的定罪标准把握“情节特别严重”，可以参照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加重构成的标准从严把握。二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的罪数问题。严格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问题是：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罪。这种情形当为想象竞合犯。司法解释舍繁就简，回避了本应在罪数形态中研究的问题，(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6～519页。)将问题过于简单化。而且，这样可能会导致法律漏洞，即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的情形无法处理。对于这种状况，在现行司法解释下无法得到解决，只能严格按照解释的规定办理。

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认定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是指违反外汇管理法规，进行外汇买卖的行为。一般意义上，我们讨论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指在国家规定的外汇交易场所外进行外汇买卖外汇的行为。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3条、第11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买卖、买卖外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4条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根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罪处罚。对于单位实施上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犯罪的，根据刑法第231条的规定处罚。有学者认为这一立法内容无疑是把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罪的第四种行为方式。(注：参见黄京平主编：《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71页。)我们认为，无论是将其列为第四种行为方式还是将其作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均不影响对该种行为的定罪量刑。考虑到单行刑法与刑法的衔接，且仅仅作为一种解释性规定，(注：参见黄太云：“《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理解和适用”，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司法解释和单行刑法中并无实质性变化。认为成立第四种行为方式似嫌牵强。我们倾向于将其纳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至于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单行刑法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可以参照《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之立法沿革与溯及力问题

立法上对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存在一个立法演变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先后对之做出不同规定。于此，产生了法之溯及力问题。

司法解释第3条、第4条规定，实施下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且非法买卖外汇20万美元以上或违法所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业务的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500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居间介绍骗购外汇一百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单行刑法第4条、司法解释第3条均规定，对在国家规定的交易所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构成犯罪者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因而，对于刑法实施后单行刑法颁行前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当根据刑法第225条和司法解释第3条予以定罪。对单行刑法颁行后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依刑法第225条和单行刑法第4条予以定罪。

四、扰乱电信市场秩序行为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规定定罪量刑。这一解释肇端于大量私营网络电话案的出现。

(一)司法解释的肇端

以福建省陈氏兄弟私营电话网络案为例，我们可以探求司法解释的源头。对于福建省福州市陈氏兄弟私营网络电话案，相关媒体曾作过系列报道。(注：《中国青年报》1998年12月10日和1999年1月29日。报道认为，私营网络电话显露法律空白，应予弥补。是否法律空白，当可作进一步深入探讨。)该案由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受理侦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传讯犯罪嫌疑人陈氏兄弟，并没收用于经营网络电话的电话机、彩色显示器等工具。随后，陈氏兄弟交纳5万元取保候审，同时向马尾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被告就经营IP电话是否非法经营展开了争辩。陈氏兄弟提出“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请求法院确认公安局“”。马尾区公安局抗辩认为陈氏兄弟非法利用因特网经营网络电话，具备刑法第225条“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等特征，应追究刑事责任。一审驳回，二审裁定“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但是否陈氏兄弟经营行为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实际上以二审判决否认了这一行为“违法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的性质。理论界亦认为民间经营IP电话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12日。)就此案而言，我们认为，不存在“网络电话不得私营”的一般性禁止规定。因而，以此追究陈氏兄弟刑事责任于法无据，如对陈氏兄弟案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势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非法经营论文篇2

论文摘要：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我国治理缺失问题已经阻碍了非营利组织的正常发展。文章基于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内部治理的外部环境的角度探究非营利组织目前所处的困境，发现构建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一般分析框架，完善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建立和谐社会离不开非营利组织的参与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把坚持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努力做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并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

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昭示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我国现在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易发多发，就业、腐败、分配不公、社会治安、环节污染等问题成为当前人民群众强烈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以分配不公来说，2006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23倍（国家统计局，2007）；2004年末国家统计局测算的绝对农村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人，其中东部地区有374万人、中部地区有931万人、西部地区有1305万人，分别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14.3%、35.7%和50%，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国家统计局，2005）；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总体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进合国的警戒线；占城市居民10%的财富多的人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占城市居民10%的财富少的人只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企业的经理职位与一般职务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余丰慧，2005）。

各类非营利组织在解决易发多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方面大有作为，本文列举3个案例窥斑知豹地说明非营利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扶贫基金会2002年实现扶贫项目九大类45项，项目总投资5132.28万元，项目受益农户9万余户，40多万人贫困人口从项目中直接受益；2004年，扶贫事业取得更大成就，共筹募善款善物1.12亿元人民币，完成项目投入1.16亿元人民币，约有45.85万贫困人口从项目中直接受益。

2005年4月，中华环保联合会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公众对国家“十一五”环保规划的意见和建议，有420多万人参与，提出9个方面27条高质量的建议，得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2002年，重庆市决定在主城区建30万千瓦燃煤发电厂，市民反映强烈。重庆市绿色环保联合会组织市民召开研讨会，建议政府停建以牺牲重庆市主城区空气环境为代价的工程。2003年底，重庆市政府采纳了建议，停建该工程。

二、治理缺失严重阻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全国各地都可以看见不胜枚举的非营利组织在和谐社会构建工程中贡献的案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日益重要，也越发深入人心。虽然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处于不断的优化之中，但仍有许多方面亟需完善，有些方面的不足甚至导致非营利组织外部治理缺失。加之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身还存在许多诸如管理不善、定位不准、目标不明、资源约束等问题，致使内部治理环节也问题重重。

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缺失导致该行业内公益腐败、公益低效、公益异化等违规事件频频发生，致使公信力不足，获取外部资源的渠道受阻，严重制约着该行业的发展。中国非营利组织行业曾发生“中华体育基金会”2000万元、“宋庆龄基金会”1810万元“丢失”的事件；云南“中国妈妈”胡蔓莉违规使用善款，用社会捐赠资金购买私宅并送女儿出国留学事件等等。

无独有偶，国外非营利组织因治理缺失导致委托人和受益人利益受损的事件同样高发，说明如何完善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结构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

三、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治理问题剖析

1.非营利组织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钱颜文、姚芳和孙林岩（2006）通过比较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组织在行业环境、组织内部、公共关系三个方面的差异，从非营利组织法人属性类别的角度对非营利组织法人进行划分，对比公司治理结构，构建了非营利组织的典型治理结构，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和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之间的区别，认为不一致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及多监督主体是非营利组织治理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李小宁和田大山（2003b）与毛刚、朱莲和郭耀煌（2005）等则认为非营利组织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激励走出困境的对策。

2.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无论是理论上的逻辑推理，还是实践中的经验总结，都揭示出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要重于企业董事会，清晰地界定理事会角色与责任是非营利组织治理的首要课题。马迎贤（2005）以资源依赖视角为解释框架，对国外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揭示了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边界跨越职能，分析了资源依赖视角的研究贡献和局限性，并且简要讨论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现状和发展。刘宏鹏（2006）通过中美之间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在承担角色和责任方面要全面领先于中国；就中国而言，基金会理事会在某些方面优于社会团体。

3.非营利组织的失信及其治理。非营利组织公信力是社会、被服务对象、政府、第三方专业机构以及捐赠方对其的认可及信任程度，是非营利组织的第二生命（李虹，2003）。蔡宁和张彬（2004）从交易协调问题和非营利组织的社会经济理论出发，讨论了不同协调机制下的协调失灵问题，提出了非营利组织由于其交易特征多样化的特点，存在着市场失灵、互惠失灵和公共失灵的情况。非营利界的失灵正在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利益的驱动、道德的失控、少数官员腐败的侵染使非营利部门失灵。为此，应该从立法、信息管理、道德机制入手进行治理（陈晓春和赵晋湘，2003）。

当前，影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信力的主要原因是其组织内部自律机制缺失，自身发展能力不足，自身性质定位不明确，有不当营利行为，公共责任缺失等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外部环境不佳（刘晓佳，2003；曹现强和侯春飞，2004；仲伟周等，2004；庞娜，2005）。常瑜（2006）从产权模糊、信息不对称、道德失控、组织规范等不同角度分析了信用缺失的原因，并从完善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机制以及评估机制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思路。

曾维和（2004）提出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有机统一的综合监督模型，以期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监督机制。

四、非营利组织的外部治理环境

1.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外部法律环境。陈金罗等（2006）在《中国非营利组织法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指出：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来说，我国现在的法律环境已经对其构成了严重的制约，这已经基本成为共识。比如，现行法对非营利组织采取了限制成立、限制竞争、限制规模的政策。不仅成立条件苛刻、设立程序繁琐，而且禁止非法人社团、未登记社团的合法存在；行政管理上采用双重管理体制，给非营利组织带来了沉重负担，同时赋予了管理机关非常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有关的民事法律十分混乱，并且存在着明显的法律漏洞，这直接导致非营利组织成立和运作的成本增加，并且增加了发生各种纠纷的危险，等等。对非营利组织法律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有魏定仁（2006）主编的《中国非营利组织法律模式论文集》、金锦萍和葛云松（2006）主编的《外国非营利组织法译汇》和蔡磊（2003）的博士学位论文《非营利组织基本法律制度研究》等。

2.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关系。刘太刚（2005）通过对事业单位在非营利组织群落中的地位分析，以及有关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共识和分歧的考察，认为事业单位改革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中国的“事业单位”应改称为非营利组织，同时依靠健全的法律和“管办分离、分类管理、目标约束、购买服务”的管理方式推动其健康发展，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非营利组织体系（李培林、徐崇温和李林，2006）。与李培林等持有不同的意见，吴东民和王孝贡（2005）从对改革的理论准备、宏观环境、事业单位的复杂性、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失灵”以及事业单位与非营利组织性质的不对称等方面的分析看，认为我国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化这一目标模式并不是当前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最佳选择。

3.与政府的关系界定。陈晓春等（2004）基于共生的理念，探讨了非营利部门如何与政府、企业、个人建立良性互动、共赢的关系。成志刚和周巍（2005）指出，非营利组织政治参与是指非营利组织试图影响政府政策过程的活动。扶松茂（2005）系统研究了美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开放与和谐的关系。任慧颖（2005）以中国青基会为研究个案，考察了中国现实中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互动，进而透视出中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所形成的权威关系。

五、结论与评价

由于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营利组织不同，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等特征，受利他和利己这对矛盾的制约，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评估存在客观上的困难，带来非营利组织的低运营效率。非营利组织的运营效率备受责难，构建一个适宜的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至关重要。

早期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更多是从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的。后来，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科知识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多，但是涉及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不够深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内外学者对非营利组织治理问题的忽视令人吃惊，或许是由于主体的利他精神和利己主义在不同的非营利组织需要达到不同程度的均衡所导致的问题复杂性引起。

近20年来，中国非常重视发展非营利组织，服务于国民经济和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迅速，在近几年以每年10%~15%的速度递增。尽管如此，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仍显滞后：数量偏少、质量较低、活力不强、作用发挥有限。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理论研究滞后引起的。如何构建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一般框架，如何完善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机制，已经成为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迫切课题。

［基金项目：广东省软科学研究项目（2007A070400008）：非营利组织的经营机制与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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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经营论文篇3

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刑法在分解投机倒把罪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增罪名。1997年刑法采纳学者建议，(注：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改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263、264页；周道鸾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5页。)分解投机倒把罪、增设非法经营罪。单行刑法与刑法修正案相继对非法经营进一步做出现定，司法解释不断丰富非法经营罪的“其他”行为方式的内容，形成非法经营罪构成的繁复局面，导致非法经营罪认定的诸多困难。本文正基于此，根据相关立法规定与司法解释对非法经营罪作进一步阐述，以求廓清非法经营罪的构成，并在司法实务中准确认定非法经营罪。

一、非法经营罪之“堵截构成要件”

堵截构成要件，是大陆法系立法技术角度的要件分类形式，它指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表现形式包括“或者其他型”、“持有型”、“最低要求型。(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作为严密型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方法，堵截构成要件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较具实证意义。非法经营罪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并举的方法借以表现客观要件内涵，存在基本构成与加重构成两个量刑幅度。换言之，在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上，成功运用了堵截构成要件的立法方式，表现为“或者其他型”。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先列举非法经营行为的两种明确方式之后，次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概括罗列未尽的非法经营行为方式。1999年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增加“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情节严重的”作为第三种行为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225条第1、2项规定非法经营两种行为的方式：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但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方式情状各异，难以以列举式予以明确概括。因而，刑法第225条第4项设定了“堵截构成要件”，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是为弥补上述两项对非法经营行为的列举而设。刑法之所以作这一概括性的规定，是为了重点打击前二类非法经营行为的同时，不使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人逃脱法网。(注：参见黄京平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72～173页。)为适应经济生活发展变化，以立法技术采取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的办法，便于有力打击非法经营犯罪。

堵截构成要件具备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但司法运用中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储教授认为，堵截构成要件运用必须遵循两条规则：一是不到不得已时不用；二是法条本身应能明示或暗示“其他”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有必要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做一限定。理论上，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行政违法性，即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定，行政违法是构成犯罪的必前提。第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且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与否需要从情节和危害后果上加以限定。具体外延上，不同学者对非法经营罪对象做出了不同限定。(注：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621、622页；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9页；但伟：“论非法经营罪”，载《法商研究》1999(2)。)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也可能人为地以罗列方式穷尽“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行为对象。非法经营作为一个取消投机倒把罪后的新罪，涵盖面广泛，援引频率高，尤其是第225条第4项。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具备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它不被认为是口袋罪但是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口袋的作用。因此，如何理解和适用“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防止非法经营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新刑法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519～522页。)我们认为，认定非法经营罪应以行为时法律法规为衡平，把握非法经营罪的罪质与构成要件，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认定。

二、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非法出版行为是指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从事出版、发行、复制发行等出版行业的活动，包括出版物内容违法与出版物程序违法。一般而言，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的行为采取不履行正常出版手续，即出版程序违法的问题。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关于非法出版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两种涉及非法出版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一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二是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前者为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后者为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颁行前，有学者认为对盗版以外的所有情节严重的程序违法的非法出版行为，均宜按非法经营罪论处。(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8页。)这种观点是较为中肯的。但解释严格规定，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需情节特别严重方构成犯罪。因此，对于第二种情形即出版程序违法出版构成非法经营罪是否存在加重构成，值得思考。我们倾向于这种行为只存在基本构成。针对出版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与他人事前通谋出售、出租或非法转让该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的，解释规定此类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犯。

司法解释对非法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做出了明确规定：(1)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定罪条件的相异标准。单位非法出版行为规模大、危害严重，解释规定单位较自然人非法出版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更高数额标准。(2)定罪条件中数额与情节并重。非法经营罪属于情节犯，以数额为定时因素的重要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因此数额、数量接近起点但存在特定情形的构成非法经营罪。(3)定罪数额适应犯罪情型的多元化。考虑到实践中可能存在非法经营仍未能赢利甚至亏本、破产者，数额标准上采违法所得数额与经营数额择一方式。只要两种数额之一达到定罪条件即构成犯罪。(4)计量方法多元化和富操作性。鉴于一些案件中无法计量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解释规定了其他计量办法(如报纸按份、期刊按本、图书按册、音像出版物按张)。(5)定罪条件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解释既规定一定的数额幅度，又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在法定数额、数量标准的幅度内，确定本地执行的具体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这些数额和数量的规定为认定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构成非法经营罪拟订了准确的标准。(注：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定量因素仅就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而言，出版程序不合法出版物不适用上述规定。孙军工：“《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释解”，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对于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司法解释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实践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从严把握。

(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看来，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出版程序违法出版物行为的定罪标准。司法解释未对“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做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我以为应按照数额与情节相结合、以数额为主的定罪标准把握“情节特别严重”，可以参照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以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加重构成的标准从严把握。二是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的罪数问题。严格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问题是：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罪。这种情形当为想象竞合犯。司法解释舍繁就简，回避了本应在罪数形态中研究的问题，(注：参见侯凤梅、张金龙：“非法出版行为的罪与罚”，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516～519页。)将问题过于简单化。而且，这样可能会导致法律漏洞，即实施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具有反动性政治内容出版物、侵权复制品、物品等行为不能构成相应犯罪，却可能同样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而构成非法经营的情形无法处理。对于这种状况，在现行司法解释下无法得到解决，只能严格按照解释的规定办理。

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认定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是指违反外汇管理法规，进行外汇买卖的行为。一般意义上，我们讨论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指在国家规定的外汇交易场所外进行外汇买卖外汇的行为。

(一)非法经营罪之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3条、第11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买卖、买卖外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4条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根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罪处罚。对于单位实施上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犯罪的，根据刑法第231条的规定处罚。有学者认为这一立法内容无疑是把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罪的第四种行为方式。(注：参见黄京平主编：《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71页。)我们认为，无论是将其列为第四种行为方式还是将其作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均不影响对该种行为的定罪量刑。考虑到单行刑法与刑法的衔接，且仅仅作为一种解释性规定，(注：参见黄太云：“《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理解和适用”，载《刑事审判参考》1999(1)。)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司法解释和单行刑法中并无实质性变化。认为成立第四种行为方式似嫌牵强。我们倾向于将其纳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至于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单行刑法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可以参照《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之立法沿革与溯及力问题

立法上对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存在一个立法演变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先后对之做出不同规定。于此，产生了法之溯及力问题。

司法解释第3条、第4条规定，实施下述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且非法买卖外汇20万美元以上或违法所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业务的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500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居间介绍骗购外汇一百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单行刑法第4条、司法解释第3条均规定，对在国家规定的交易所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构成犯罪者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因而，对于刑法实施后单行刑法颁行前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当根据刑法第225条和司法解释第3条予以定罪。对单行刑法颁行后发生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应依刑法第225条和单行刑法第4条予以定罪。

四、扰乱电信市场秩序行为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规定定罪量刑。这一解释肇端于大量私营网络电话案的出现。

(一)司法解释的肇端

以福建省陈氏兄弟私营电话网络案为例，我们可以探求司法解释的源头。对于福建省福州市陈氏兄弟私营网络电话案，相关媒体曾作过系列报道。(注：《中国青年报》1998年12月10日和1999年1月29日。报道认为，私营网络电话显露法律空白，应予弥补。是否法律空白，当可作进一步深入探讨。)该案由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受理侦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传讯犯罪嫌疑人陈氏兄弟，并没收用于经营网络电话的电话机、彩色显示器等工具。随后，陈氏兄弟交纳5万元取保候审，同时向马尾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被告就经营IP电话是否非法经营展开了争辩。陈氏兄弟提出“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请求法院确认公安局“”。马尾区公安局抗辩认为陈氏兄弟非法利用因特网经营网络电话，具备刑法第225条“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等特征，应追究刑事责任。一审驳回，二审裁定“IP电信不属电信专营”。但是否陈氏兄弟经营行为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实际上以二审判决否认了这一行为“违法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的性质。理论界亦认为民间经营IP电话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12日。)就此案而言，我们认为，不存在“网络电话不得私营”的一般性禁止规定。因而，以此追究陈氏兄弟刑事责任于法无据，如对陈氏兄弟案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势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擅自经营电信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者，构成非法经营罪。这一司法解释是否妥当，不无商榷余地。(注：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来，这种责任的追究纯粹是行政管制和行业垄断借助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阻碍。周其仁著：《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211～218页。)但鉴于司法解释业已出台，实践中应当遵照执行。我们拟对该司法解释作进一步解释：

一是何谓违反国家规定?针对通信秩序混乱的状况，国务院曾批转邮电部(当时国务院机构序列中尚未设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通信行业管理和认真整顿通信秩序的请示》。请示中明确长途通信和国际通信业务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1993年，国务院在批转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发1993第55号)中进一步作出规定，要求对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实行申报制度和经营许可证制度。同时根据1993年9月1日颁行的《无线电管理条列》的规定，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办理设台(站)审批手续，领取电台执照。尽管上述三个规定并未明确电信业务专营，但可以视为国家主管部门已对电信业务的经营作出需要事先批准的规定。

二是扰乱电信管理秩序的主要行为方式和定罪条件。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三种行为方式：(1)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2)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的；(3)采取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对于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如何认定，司法解释存在明确规定。需要明确的是，解释第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同时触犯非法经营罪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构成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竞合犯，宜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五、非法传销行为的认定

传销是指企业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经营方式，它是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节约成本方便消费者的经营方式。对于传销，我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首先是严格监管(1997年1月1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73号令《传销管理办法》)；之后鉴于“市场发育程度低，群众消费心理尚不成熟，有关管理法规不够完善，管理手段比较落后，一时难以对传销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故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国务院1998年4月18日10号令《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目前在各地泛滥乃至猖獗成灾的传销经营已大量演变成国际社会普遍禁止的“老鼠会”和“金字塔销售方式”。非法传销活动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但刑法对其没有加以明确地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后，仍然从事传销或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定罪处罚。实施上述犯罪，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非法经营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

[论文摘要]本文搜集、整理了国外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研究成果，对国外研究中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进行了厘清，并从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应用等方面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对我国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路径。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Go-ing-concernopnions)是指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产生重大疑虑，从而在审计报告中明确提及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一类非标准审计意见，具体包括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等意见类型。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初现于20世纪20年代，其发展演变以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审计意见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过于强调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同质性，即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具有共同的属性。研究设计也通常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看作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一个子集来构建。于是，一个研究主题便产生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是否真的同质呢?如果二者并非同质的，而是异质的。二者之间就存在显著差异，过分坚持同质性的研究视角只能使我们的研究浅尝辄止，难以厘清各自的本质属性，研究结论也缺乏现实基础。国外研究逐渐出现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和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或直接或间接地显现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存在异质性的实质内涵。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国外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相关研究，并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了评价，以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现有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以及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认识，进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

下文将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直接研究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特性研究两个方面，对国外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直接研究文献就是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和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分别作为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通过比较二者在市场反应、贷款决策方面的不同，直接说明两类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特性研究文献表现为单独以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为研究对象，探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某一方面的独特性质。它是对直接研究的补充和完善。这两类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地印证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存在异质性，有必要对两类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

一、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直接研究

Firth(1978)运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了保留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选取保留审计意见研究样本和无保留审计意见控制样本各247家，并将保留审计意见分为持续经营问题、资产计价、子公司保留、连续保留、偏离GAAP等五类，估计期和事件期的时间窗口分别设置为(-60，1)和(-20，20)。研究运用市场模型，分别计算保留审计意见样本和无保留审计意见样本、不同类型的保留审计意见样本在事件期(-20，20)的股票累计异常报酬率，实证结果表明：1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保留审计意见产生了显著的负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其它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在统计上并不显著：2不同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存在差异，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审计意见具有显著的信息含量。

Elliot(1982)继续研究了不同类型保留意见的信息含量问题，其研究方法与Firth大体相同，选取了保留意见研究样本和无保留意见控制样本各145家，同样将保留意见分为五类，差异之处在于：一是运用市场模型时所选择的估计期和事件期的时间窗口不同，分别设置为(-60，0)和(-45，14)，且股票报酬率计算采用的是周报酬率。二是出于控制会计盈余的目的，将所有样本根据未预期盈余符号的不同区分为正的未预期盈余子样和负的未预期盈余子样，使得研究设计更科学，研究结论更令人信服。研究结果表明：1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有显著的负面反应；2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子样本在其公开披露前第5周内股票市场有显著的负面反应。DoddandDopuch(198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在(-2，+2)以及(+1，+5)的时间窗口内，证券市场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负反应程度明显强于其它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负反应程度。

PringleandCrum(1990)认为，既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预测公司破产时有显著的作用，那么，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就会减少股票市场对公司后续提出破产申请行为的吃惊程度。他们以98家破产申请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根据公司申请破产前最近一次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将研究样本区分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破产公司”和“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破产公司”两个子样本组，通过观察公司申请破产前最近一次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与公司提出破产申请后市场反应两者之间的关系检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事件研究的时间窗口为(-1，+1)，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以事件期窗口的股票累计异常报酬率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有4个：财务破产模型预测样本公司破产的概率；破产前股票市场对有关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媒体信息披露的反应；审计报告披露前的股价变动率；是否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实证结果表明：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显著的解释变量，最近一次披露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破产申请公司股票的负面反应程度要比最近一次披露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破产申请公司股票的负面反应程度显著的低，结果支持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对于预测公司破产具有重要作用。Chen。Church(1996)的研究也支持PringleandCrum的结论。Fleak，Wilson(1994)和Blay，Geiger(2001)还检验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否能被模型预测所造成的市场反应差异性。结果显示，市场对“被预期”与“未被预期”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着不同的反应，未能被市场预计到将会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公司其意见的公开披露能够引起比较显著的负向市场波动，表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具有新的增益信息。

除了在股价反应方面的差异性外，在贷款决策方面，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所发挥的作用也明显不同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由于贷款决策数据获取较为困难，故这类研究大体上采用实验研究方法，研究的关键是尽最大限度地模拟现实贷款决策情形，以使研究结论更富有说服力。

Finh(1980)向408个贷款主管寄发调查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48％，问卷模拟了现实贷款决策情形，要求贷款主管根据附有不同类型审计意见(无保留意见、持续经营问题、资产计价和违背GAAP的保留意见)的会计报表作出“最高贷款额”的决策。研究结论显示：1无保留意见公司被给予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干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公司。2违背GAAP保留意见公司被给予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公司。3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对“最高贷款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贷款决策者并不区分这两种类型的保留意见。

Ljbby(1979)以预先安排的34家贷款主管为被调查者，向其提供披露持续经营能力具有不确定性的财务报表，而这些财务报表有的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有的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调查问卷中涉及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贷款决策”和“利率”。研究结论表明：财务报表中披露持续经营不确定事项对贷款主管的风险评估有重大影响。当财务报表附注没有披露公司持续经营情况时，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信息含量，而当财务报表附注中提及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时，同时公布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对贷款决策的影响大为减弱。

Jennifer(2003)选取了9304家英国公司作为样本。其中431家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1748家公司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余7125则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研究以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对照组，采用多分类的Logistic模型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负债比率、上一年度审计意见类型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均显著正相关；流动比率、亏损程度、不支付股利、或有负债比例与公司是否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显著相关，而这些因素与是否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则未发现有显著相关关系：资产规模则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而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负相关。Jennifer的研究结果显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在影响因素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MelumadandZiv(1997)在总结已有的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和市场反应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可避性假设，即把非标准审计意见区分为事后可避(expostavoidable)与事后不可避(expostunavoidable)两种类型。可避审计意见因被审计公司与注册会计师之间存在分歧而产生，该意见可通过遵照注册会计师的意见对报告进行调整而避免出具。例如针对关联交易、资产处置、收入确认时机、减值准备计提充分程度以及其他违反公认会计准则的处理等事项而发表的审计意见。不可避审计意见是指被审计单位无法通过调整财务报告来避免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例如持续经营和财务危机问题。基于可避性假设，MelumadandZiv构建了审计意见与市场反应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据此推导出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市场反应程度与方向。MelumadandZiv的研究批驳了以往许多研究所沿用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市场反应为负”这一假说，并从理论模型上推定，不可避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为负，而可避审计意见既可能针对不利的内幕信息，又可能针对有利的内幕信息。因此，可避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Dopuchetal(1986)的研究显示，市场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披露表现出强烈的负面反应，但其研究也表明尽管总体样本审计意见的市场负反应十分强烈，但约25％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样本产生了市场正反应，这一研究结果符合MelumadandZiv就审计意见与市场关系而提出的可避性假设。

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特性研究

Mckeown(1991)和Carcello(20(30)考察了公司规模大小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规模大小与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他们的解释是：公司规模越大，出现经营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注册会计师对大公司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也更加犹豫不决。因为生怕失去客户从而丢掉可观的审计费收入。Goodmanelal(1995)研究了反映管理层能力的非财务因素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表明，由反映公司管理层能力的指标和财务指标构成的模型在判断正确率上显著高于单纯由财务指标构成的判断模型。国内外的持续经营审计准则均明确规定：“审计人员在对被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进行审计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关注被审单位财务、经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而且还要关注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以及管理层为缓解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所提出的应对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Behn(2001)研究了管理层应对计划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Behn选取148家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另选取同行业、同规模的148家公司作为控制样本，将公司的负债能力、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解释变量是管理层提出的各种应对计划。回归结果表明，获得新投资和取得新的借款对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显著的影响，而削减成本和处置资产对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并不显著。

CarcelloandNeaI(2000)还研究了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成员结构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将债务违约、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公司规模、公司的发展阶段等指标作为研究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对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显著影响，审计委员会成员与公司关系越密切，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小。21写作秘书网

三、国外研究的评述与启示

以上文献综述表明，国外研究逐渐显现出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这些研究文献对国内研究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当然，无论就学术意义还是提高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决策有用性而言，上述研究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理论分析亟需加强

注册会计师审计不仅是一种技术性活动，也是协调资本市场各种利益冲突的一种制度安排，审计意见是利益相关者反复博弈的结果。对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而言，无论是企业管理层或注册会计师，还是投资者或政府监管层，他们的行为和动机明显不同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下的情形。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对此似乎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如当其验证发现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市场反应方面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指出投资者应该区别对待时，经验证据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却被忽略了。脱离理论的引导，研究只能止步于现象，研究结论也显得比较局限和表象化。因为如果没有理论基础的支持，回归模型得到的就仅仅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因此无庸讳言，构建一个逻辑一贯、系统全面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理论框架作为研究基础，不仅可以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本原属性进行系统的认识和完整的把握，而且可以拓展对审计意见的研究视角，得出新的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上亟待实现从静态化到动态化的转变

国外文献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研究基本上采用传统的横截面统计方法，以“单期”与“静态”为特征，如多元判别分析、Probit模型和Logistic模型等。上述模型的一个重要不足是忽略了企业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时间特征。在这些模型中，将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看作一个二分法变量表示的离散事件。但事实上，企业持续经营能力问题并不单纯是一种静止状态，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是一个动态连续的事件，往往包含了几个阶段。Boritz(1991)提出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过程观，他认为企业的经营失败是一个发展过程，企业在走向经营失败的历程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对应着经营活动不正常的水平，从而可据以判断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程度。依赖会计年度截面数据所得到的模型无法体现以往公司绩效的相关信息及数据的变化趋势，无法体现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生成和发展这一动态过程，所得到的模型变量系数具有不稳定性，难以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可见，在研究方法上，亟需实现从静态化到动态化的转变。

(三)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国外研究文献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经济后果的研究偏重于短期，通常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公告前后的较短事件窗口作为观察期，探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是否有别于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公布前后的短期股价波动固然值得研究，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供需方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或支配下的结果，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对中长期股价、企业业绩的影响如何?有无“自我实现”效应以及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对上市公司自身的影响如何?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加深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整体认识和把握。

非法经营论文篇5

关键字：管理会计 上市公司 非理

较财务会计而言，管理会计是一个较新的概念。然而管理会计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但是，目前来看管理会计在上市公司的应用并不是很全面。有些上市公司坚持传统的会计模式，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上没有运用管理会计，也有些上市公司虽然购买了管理会计的系统，但许多管理者或许对管理会计并不熟悉，所以不够重视管理会计，也没有将管理会计应用地很全面。管理会计不能得到全面的应用有很多原因，管理者的非理是其中之一，因为企业的经营决策当局对管理会计的重视程度会直接影响到管理会计在企业中能否普遍应用，所以我们将对管理者非理对管理会计应用的影响进行研究。

一、管理者非理影响管理会计应用的背景

行为财务学认为，从情绪、偏好等心理方面的视角上进行详细周全的考虑，公司的管理者实际上与市场上的投资者一样，同样也会受到其影响，形成认知上的偏差，从而出现非理性的行为，而资本市场深受这类非理的影响。在研究发展到近几十年以来。Roll（1986）是“狂妄自大”（Hubris）假说的创始人，他开创性的将管理者非理性的观点引入到财务研究之中。同时，非理性的行为缺陷普遍的存在于包括管理者的大众群体之中。其中对这类心理和行为缺陷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较为全面的说明的就有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aniel Kahneman和继他之后的Amos Tversky。并有Shefrin（2007）对这些心理现象进行了分类，即为偏差（Bias）、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和直接推断（Heuristics）。其中的偏差是一种引起谬误的一种诱因，对管理者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有以下四类偏差，其中包括过于自信、过于乐观、控制幻境和证实的偏差。

二、管理者非理影响上市公司管理的影响

目前，管理者非理性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分析上，当然，管理者非理性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如从众行为、短视偏差、损失厌恶和后悔厌恶、证实偏差等。管理者非理性的研究中，最为成熟的是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研究，而管理者过度自信也是影响公司行为决策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相关研究普遍认为，企业决策不能总是满足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原因之一即管理层过度自信等非理的存在。而这些非理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管理会计应用产生影响：

1）影响经营的效率和效果

内部控制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在企业经营的状况上，健全的内部控制能够直接为企业顺利运营提供良好的控制环境，能够保证企业经营的有效运作，所以企业经营的效率和效果是反映内部控制效果的一个最主要方面。根据Griffin和Tversky（1992）的研究，人们在面对难度更大的问题时更容易产生过度自信。而企业的经营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涵盖了一系列的关系紧密的环节和内外部条件和因素，这加大了经营管理的复杂性。管理者在企业的经营过程进行决策行为时，由于自我归因偏差以及控制幻觉等的影响，往往会高估自己对企业的掌控能力，而低估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

2）影响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也是反映内部控制效果的一个方面。Keren（1987）研究发现人们在其专业领域往往会表现出比一般人程度更高的过度自信，管理者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对财务管理专业方面可能会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而且由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委托关系的存在，委托人同人所追求的目标不一致，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的产生，在相应的制衡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使财务造假、窗饰财务报告等财务管理的舞弊行为有机可乘，进而会降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可靠性。

3）影响财务报告的合规性

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控制过程，该过程中各环节上的经济信息以及管理信息等的传递、接收、处理、应用及反馈，反映了企业运营管理过程中各方面的情况，并进一步指导企业经营管理的进行。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会对企业运营状况抱有过度乐观的心理，从而易导致对控制过程中某些环节的忽略，企业内部管理中重要信息的有效沟通会受到影响，企业运营过程中应遵循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信息传达以及强化实施都会受到影响，而且，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松懈的企业运行环境，也会引起企业运营过程中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忽略，从而降低企业运营的合规性。

四、理论基础及实证研究

（1）对于融资方面（资本结构）来说：

1资产负债率―用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表示；

2短期资产负债率―用流动负债与流动资产的倾率比率来表示；

3长期资产负债率―用非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资产的比率来表示；

4债务期限结构―用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债务期限结构比率来表示

（2）对于预测方面来说：

1成长性―用托宾值表示；

2公司盈利能力―用公司总资数产账面价值的对值来表示

（3）对决策方面来说：

1三年期内样本公司发起并购达到3次及3次以上并购―是取0不是取1；

2经营的效率和效果―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率

三、结论

与管理会计不同的是，国内对管理者非理性的学术研究近几年才刚刚开始，在这一领域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学界有关投资者心理和行为的理论研究主要分几个方面，一方面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和评论，如薛求知等（2003）著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虽然有一些国内数据的实证研究，但书中内容都以引介国外的研究成果为主。另一类研究就是运用中国股市的投资者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赵学军等（2001）通过分析一个大兴营业部从1998年初到2000年底间近一万个投资者的账户，对中国股市的“处置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事实上，作为一门新兴的研究课题，以国内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的有关管理者非理的实证研究少之又少。我们深知，管理者非理性的行为对管理会计应用造成的影响理论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

参考文献：

[1]谭艳.管理会计应用环境优化的国内外现状研究.职称论文.2009

[2]杨公遂 孙 . 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 山东社会科学 . 2010年第11期

[3]《企业高层管理者战略决策风险行为研究》 作者：孟冬妮 2011.12.01 博士论文

[4]《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 作者：苏曦凌 2011.04.01 博士论文

[5]《考虑管理者非理性特征的企业投资风险约束模型研究》作者：庄平 2011.03.01 博士论文

[6]《论决策过程中的非理》 作者：余晓钟，冯杉 2002.05.30 期刊

[7]《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会计选择行为分析》 作者：黄儒靖 2005.10.02 期

[8]《经理人心理偏差导致企业非理性投资行为研究》 作者：盛虎 2010.12.01 博士论文

非法经营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组织 内部治理 外部环境

论文摘要：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我国治理缺失问题已经阻碍了非营利组织的正常发展。文章基于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内部治理的外部环境的角度探究非营利组织目前所处的困境，发现构建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一般分析框架，完善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建立和谐社会离不开非营利组织的参与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把坚持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努力做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并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 各类非营利组织在解决易发多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方面大有作为，本文列举3个案例窥斑知豹地说明非营利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2005年4月，中华环保联合会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公众对国家“十一五”环保规划的意见和建议，有420多万人参与，提出9个方面27条高质量的建议，得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2002年，重庆市决定在主城区建30万千瓦燃煤发电厂，市民反映强烈。重庆市绿色环保联合会组织市民召开研讨会，建议政府停建以牺牲重庆市主城区空气环境为代价的工程。2003年底，重庆市政府采纳了建议，停建该工程。

二、治理缺失严重阻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全国各地都可以看见不胜枚举的非营利组织在和谐社会构建工程中贡献的案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日益重要，也越发深入人心。虽然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处于不断的优化之中，但仍有许多方面亟需完善，有些方面的不足甚至导致非营利组织外部治理缺失。加之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身还存在许多诸如管理不善、定位不准、目标不明、资源约束等问题，致使内部治理环节也问题重重。

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缺失导致该行业内公益腐败、公益低效、公益异化等违规事件频频发生，致使公信力不足，获取外部资源的渠道受阻，严重制约着该行业的发展。中国非营利组织行业曾发生“中华体育基金会”2000万元、“宋庆龄基金会”1810万元“丢失”的事件；云南“中国妈妈”胡蔓莉违规使用善款，用社会捐赠资金购买私宅并送女儿出国留学事件等等。

无独有偶，国外非营利组织因治理缺失导致委托人和受益人利益受损的事件同样高发，说明如何完善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结构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

三、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治理问题剖析

2.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无论是理论上的逻辑推理，还是实践中的经验总结，都揭示出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要重于企业董事会，清晰地界定理事会角色与责任是非营利组织治理的首要课题。马迎贤（2005）以资源依赖视角为解释框架，对国外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揭示了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边界跨越职能，分析了资源依赖视角的研究贡献和局限性，并且简要讨论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现状和发展。刘宏鹏（2006）通过中美之间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在承担角色和责任方面要全面领先于中国；就中国而言，基金会理事会在某些方面优于社会团体。

3.非营利组织的失信及其治理。非营利组织公信力是社会、被服务对象、政府、第三方专业机构以及捐赠方对其的认可及信任程度，是非营利组织的第二生命（李虹，2003）。蔡宁和张彬（2004）从交易协调问题和非营利组织的社会经济理论出发，讨论了不同协调机制下的协调失灵问题，提出了非营利组织由于其交易特征多样化的特点，存在着市场失灵、互惠失灵和公共失灵的情况。非营利界的失灵正在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利益的驱动、道德的失控、少数官员腐败的侵染使非营利部门失灵。为此，应该从立法、信息管理、道德机制入手进行治理（陈晓春和赵晋湘，2003）。

当前，影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信力的主要原因是其组织内部自律机制缺失，自身发展能力不足，自身性质定位不明确，有不当营利行为，公共责任缺失等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外部环境不佳（刘晓佳，2003；曹现强和侯春飞，2004；仲伟周等，2004；庞娜，2005）。常瑜（2006）从产权模糊、信息不对称、道德失控、组织规范等不同角度分析了信用缺失的原因，并从完善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机制以及评估机制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思路。

曾维和（2004）提出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有机统一的综合监督模型，以期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监督机制。 "

四、非营利组织的外部治理环境

2.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关系。刘太刚（2005）通过对事业单位在非营利组织群落中的地位分析，以及有关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共识和分歧的考察，认为事业单位改革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中国的“事业单位”应改称为非营利组织，同时依靠健全的法律和“管办分离、分类管理、目标约束、购买服务”的管理方式推动其健康发展，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非营利组织体系（李培林、徐崇温和李林，2006）。与李培林等持有不同的意见，吴东民和王孝贡（2005）从对改革的理论准备、宏观环境、事业单位的复杂性、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失灵”以及事业单位与非营利组织性质的不对称等方面的分析看，认为我国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化这一目标模式并不是当前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最佳选择。

3.与政府的关系界定。陈晓春等（2004）基于共生的理念，探讨了非营利部门如何与政府、企业、个人建立良性互动、共赢的关系。成志刚和周巍（2005）指出，非营利组织政治参与是指非营利组织试图影响政府政策过程的活动。扶松茂（2005）系统研究了美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开放与和谐的关系。任慧颖（2005）以中国青基会为研究个案，考察了中国现实中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互动，进而透视出中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所形成的权威关系。

五、结论与评价

由于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营利组织不同，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等特征，受利他和利己这对矛盾的制约，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评估存在客观上的困难，带来非营利组织的低运营效率。非营利组织的运营效率备受责难，构建一个适宜的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至关重要。

早期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更多是从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的。后来，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科知识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多，但是涉及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不够深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内外学者对非营利组织治理问题的忽视令人吃惊，或许是由于主体的利他精神和利己主义在不同的非营利组织需要达到不同程度的均衡所导致的问题复杂性引起。

近20年来，中国非常重视发展非营利组织，服务于国民经济和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迅速，在近几年以每年10%~15%的速度递增。尽管如此，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仍显滞后：数量偏少、质量较低、活力不强、作用发挥有限。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理论研究滞后引起的。如何构建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一般框架，如何完善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机制，已经成为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迫切课题。

［基金项目：广东省软科学研究项目（2007A070400008）：非营利组织的经营机制与发展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2.蔡宁，胡杨成，张彬.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合作获取竞争优势的机理［J］.科学学研究，2006（3）

3.陈金罗等.中国非营利组织法的基本问题［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

4.陈晓春，陈玉娥.非营利组织民营化研究［J］.云梦学刊，2005（6）

5.陈晓春，胡扬名.非营利组织中的人本管理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2005（6）

6.陈晓春，赵晋湘．非营利组织失灵与治理之探讨［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2）

7.陈岳堂，颜克高.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职能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中国行政管理，2007（4）

8.董文琪.合作营销：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现实选择［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7）

非法经营论文篇7

关键词：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发展；意义

一、公民社会与非营利组织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一个歧义纷呈的词，最早上溯至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城邦”。自此，在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它被赋予了不同的指称与含义。从古代的西塞罗，到近代的洛克、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再到当代的葛兰西、哈贝马斯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着它的内涵和领域。毫无疑问，公民与公民社会问题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的交织点和共同的“问题域”。

笔者认为把学者关于公民社会研究的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两类：“一类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基础上，即指独立于国家但又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和原则；另一类则建立在国家――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分法基础之上，指介于国家与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

公民社会是现代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部分，它具有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其构成要素主要有三个：（1）有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的，有别于家庭、家族、地域或者国家的一部分社会；（2）这一部分社会在它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或者制度，得以保障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3）广泛传播的文明或公民的行为模式（refine or civil manner）。这其中，“自主性机构”是公民社会的物质形态，而“制度、联系和公民行为模式”则构成了公民社会的精神形态。在这些自主性机构中，主要由志愿方式形成的非营利组织就成为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部分。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具有一定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非政府系统的社会组织。具有两种层次和四种类型。第一个层面是公民社会的基础组织，其包括两类最普遍的组织：第一类，基层组织及其网络。即地方发展组织（LDA，如代表整个社区的委员会或邻里组织）和利益组织（IA，如代表社区中部分群体的妇女团体或灌溉组织）。除了这些组织本身以外，基层组织还组成了自己的网络：第一种是伞状网络。这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形式，是基层组织通过相互间的正式交往和联系形成的；第二种是非正式的经济网络，通过在经济合作中形成物质利益关系建立起非正式的，偶然的联系；第三种是为了促使人们关心某个问题而形成的公民社会运动。第二类是基层支持组织及其网络。基层支持组织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由官方和发达国家志愿者组织提供资金。在此背景下，出现了许许多多关心发展、环境、妇女地位和基本建设的基层支持组织，许多组织到现在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世界上至少有5万个相当活跃的基层支持组织。同第一种类型一样，它们也有自己的正式和非正式网络。以上两种是非营利组织在基层层面的组织形式和网络，构成了非营利组织发挥作用的基础，而且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非营利组织的第二个层面是公民社会的上层组织。他们主要从事相对来说更加“政治”的活动，并且给基础组织提供价值支撑和信息服务，因而成为非营利组织的核心部门。其中第一类是全国层面的组织及其网络。这种类型的组织主要从事对某项价值观的宣传和推广的活动，活动范围遍及全国。第二类是国际层面的组织。它们是成立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由于其成立时间、活动范围、影响程度，这些组织构成了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中最高层面的组织。和全国层面的组织一样，它们也提供价值理念支撑和信息服务。同时也从事一些地区发展援助计划以及具体的环境保护等活动。所不同的是，它们往往都得到了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认可和授权。

从上文可见，现代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础，即现代公民社会是以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分立的模式为分析框架的，公民社会被用来指称构建在国家、市场、家庭关系中的社会领域，特别是指国家权力和市场利益之外的社会自组织系统，包括社会运动、各种形式的社会参与及其相关价值和文化模式的发育。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危机、对福利国家的置疑、公共管理危机等挑战的不断增加，人们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认识越来越多，从而开始关注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机制――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现代公民社会的理念体现了对国家权力和市场经济霸权的双向制衡。

目前，非营利组织的研究还没有一个成熟稳定的理论框架。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基本假设是非营利组织形成的理论基础，换言之，非营利组织建立在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它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核心。在理论上，它和公民社会研究开始合流，正是因为这种结合，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在理论上找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立足点，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目前，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同样把研究角度定义为“国家――市场――社会”的框架，这一点是正确的。毫无疑问，非营利组织是这个大的框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非营利组织的活跃程度就成了一个社会公民社会发达程度的标志。

二、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对公民社会培育的意义

在我国历史上，公民社会一直被政治国家所湮灭，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的产生是近代中国的产物。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开始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现代化的展开，并不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进程，而是由国家强施的政治计划和安排，随之必然作出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结构性调整，以容纳和推进改革的进展。在这一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计划体制不断萎缩、国家权力从若干社会领域内有限地撤出，由国家垄断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的局面逐渐改变了。首先在农村，然后在城市，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大的空间，社会的流动性增加了，生活的多样性也日益明显。自然，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空间扩展而出现的并不只是旧的社会组织和行为方式，而且有许多更具有现代意味的社会组织形式，各种中介性的社会组织，包括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职业团体以及与日常生活有更密切联系的大大小小的结社等。正是这些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长构成了我国当代“Civil Society”的核心，传统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有所松动，人们的自主意识也在不断成长，使得“民间”的社会空间得到了拓展，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慢慢成长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非营利组织兴起、激增、发展，改变着国家、市场和公民的关系，自1995年之后，一直保持着蓬勃的发展势头和趋势，其业务范围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社区、环保、公益、慈善、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成为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先锋。

（一）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中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非营利组织是个人基于共同信仰、兴趣、爱好或意志自愿结成的，并通过各种自主、自愿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期望和价值追求，在这种自由结社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生活中就会逐渐养成公平、平等、权利和自由等理念。它作为社会个体化、自主化和理性化基础上的自由联合，是社会自我满足、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治组织形式，体现的是人类自由、自主活动的发展走向。而这一切，无疑更有利于消解关系对人个性、自由的限制，培养个体化信念和自由精神，进一步的反映了公民社会文化特质的精神，从而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达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

（二）非营利组织不仅有利于推进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将促进政治组织的多元化，为增强公民社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公民社会论者都强调要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因此他们倡导法治，以此划定国家行动的界限，反对国家随意干预公民社会的内部事务，从而保证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领域。而非营利组织在与政府组织关系上，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吸纳成员的利益要求，并向政府组织输入这些利益要求，进行制度化、理性化的制度表达；另一方面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情况转达给成员，促进成员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并对偏激行为给予纠正。可见，在这一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的过程中既有利于培养民众的民主参与精神，又提倡了制度和法制原则，充分的显示了其作为公民社会先锋的作用。

（三）非营利组织可以培育参与合作精神，影响志愿组织合作，推动与企业的联盟，进一步促进国家、社会、市场的良性互动

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非营利组织则创造了公民交往的横向人际网络，在这种平行交流的民主合作氛围中更易形成相互信任的心理关系，所形成的自治性规范的自我约束力也大大增强，反过来又促进进一步的民主合作。同时，由于其构成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支持组织本身的地位，能够很好地注意到我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这对垂直网络的合作和横向的网络，无疑都是一种创新。

（四）弥补被打破的均衡的“非均衡性”分布，促进社会公平

非营利组织是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组成，打破了血缘或地缘对人际交往范围的限制，为成员提供了获得非重复性信息的场所，这对于消息匮乏且重复性高的弱势性群体来说，可以通过参与非营利组织而与外群体建立合作关系，以协商互惠的方式进行资源互享互助，增加自身可得到的资源，这样就是社会资本分布趋于均衡化，有利于防止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差距过大，从而维护和促进了社会公平、公正，有利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完善。

总之，在关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道路方面，应当采取理性的渐进分步走的策略。在公民社会发展的初期，由国家和公民社会成员共举：国家在从上至下策动进一步改革的同时，加速变更政府职能，动地、逐渐地撤出不应干涉的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成员则充分利用改革的有利条件和契机，有意识地、理性地由下至上推动公民社会的营建。在发展成熟期，其间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逐渐进入“公域”，参与和影响国家决策，并与国家形成良性的互动的关系。

而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建构中国公民社会的可能性或基础性空间是由国家通过推进市场经济以及松动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以及户籍制而形成的，在这种背景下，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必然存在着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获得、维护和拓展这些空间的过程中，我国社会或个人及社团表现出对国家的依附性及相对的脆弱性、社团企业化、与国外公益组织有关法规相比，我国这方面的“法律缺失”显而易见等等。这些都要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逐步完善。

三、促进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培育公民社会

（一）提升非营利组织的政治动能

我国有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包括政治资源而建立、发展起来的，因而在观念、组织、体制、活动方式等方面都严重依赖、受制于政府。因此，政府能力建设应当居于优先地位，要还权于非营利组织。应当通过政府管理创新，逐步提高政府的政策贯彻能力、监管能力、服务能力等。

建立非营利组织的动态策略联盟。非营利组织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问题已经超越了某个单一的非营利组织的势力范围，需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形成合力，降低成本。建立动态策略联盟，可以形成为数众多的临时性组织，增强非营利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提高其与政府、企业、捐赠机构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要采取积极的政治策略和行为，渗透进主流政治文化。既要提高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满意度，还要提高民众对非营利组织的满意度，即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力。非营利组织应学会把政治现状融入组织经营战略之中，领导层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要能把握政治资源移动的方向，考虑其政治参与和政治战略能力。

（二）要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为非营利组织的存在和生长提供稳定和充足的空间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非营利组织只有依据法律、法规定位和行事，才能在组织内形成自治性规范，在成员间养成自主自律意识，进而在全社会确立民主法制精神。但目前我国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缺乏严格的规范，法律化程度不高，导致现实生活中出现背离宗旨或违法乱纪的现象，严重影响了非营利组织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因此，政府应根据现阶段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实际情况对非营利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权利与义务等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逐步形成配套的、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体系，使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管理有法可依，从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自主自律意识和民主法制精神，形成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先锋力量。

（三）非营利组织要加强自身管理,提高公信力和代表性

非营利组织要加强与所代表阶层的沟通，增加其利益的代表性。为此，要认真调查研究所代表阶层的政策呼声和利益要求，要敢于代言和善于代言。同时，非营利组织要提高自我认知和成员素质，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要加强成员的公民意识、政治意识和政治技能的培养和训练，要增加成员对国家政策过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了解，确保组织的提高公信力。

参考文献：

1、何增科.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导论[M].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Edward Shils.The Virtue of Civil Society.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1991，Vol.26，No.1.

3、朱莉・费希尔著.NGO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M].邓国胜,赵秀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7).

4、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5、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8).

6、邓正来.公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3).

非法经营论文篇8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集中力量抓好文化市场管理，努力做到统一部署、整体推进，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突出重点、狠抓落实，为*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营造健康文明、规范有序的文化环境。

二、工作目标

坚决查缴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服务；坚决清除色情出版物，为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和社会风气服务；坚决查处文化市场中的违法违规活动，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净化文化市场服务；坚决打击盗版活动，保护知识产权，建立稳固的文化市场监管网络和队伍，健全文化市场的长效监管机制。

三、工作措施

（一）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

*区已成立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各镇、街道、*工业区要于20*年年底前成立相应的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文化市场监管及“扫黄打非”工作。

（二）建立健全各类工作机制。

1、组织协调机制。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部署、协调、处理、总结全区文化市场管理中的各项工作。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区文化市场管理日常工作，根据市、区领导小组的要求，制定本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计划，督促落实工作要求，制定各类应急预案，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做好信息收集和反馈工作，组织、协调、监督重大的文化市场专项整治突击行动。各镇、街道、*工业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本辖区的文化市场管理工作，其成员单位职责参照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职责。

2、现场处置机制。在联合执法现场中，由各执法主体按以下分工进行现场处置（包括现场取证、出具暂扣单、制作现场笔录、谈话通知等法律文书）：涉及“黄”、“赌”、、色情以及政治性和“”等违法案件的执法主体为公安机关；涉及未经许可设立网吧、开设印刷企业、从事印刷经营活动（出版物印刷除外）、从事音像制品放映经营行为及从事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经营行为等查处取缔的执法主体为工商部门；涉及非法出版物、音像制品的游商（地摊）的执法主体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涉及合法经营单位违法经营行为的执法主体为文化行政执法机构。

3、移送处置机制。各行政执法部门在查处案件过程中，发现暂扣物品超出本部门执法权限的，按下列程序衔接：各执法主体应在暂扣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暂扣物品抽样及鉴定申请书交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送鉴定。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暂扣物品抽样送交鉴定机构鉴定，且在收到鉴定结论起3个工作日内将鉴定结论送达申请鉴定的行政执法主体。各行政执法主体应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不属于本部门处罚的案件移送给有处罚权的行政执法部门。接收案件移送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将案件的查处结果在查处结案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抄告移送部门。

4、应急处置机制。成立区文化市场应急处置行动小组，根据上级部署或市民举报开展临时性、紧急情况下的专项整治和突击检查行动。应急处置行动小组由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集，按需处置的情况由领导小组成员中相应的执法部门或管理部门安排1至2名人员参加。

5、信息通报机制。建立各职能部门之间工作信息联通渠道。各职能部门确定一个信息通报联络机构，凡以职能部门名义发出的文件均由联络机构负责转接。经各职能部门审批、核准、备案进入或退出文化市场的经营者及经营单位的基本情况，应每季度以书面形式向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各职能部门依法查处的各类涉及文化市场经营行为的行政处罚案件基本情况，应每季度以书面形式向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重大案情应及时通报。各职能部门在日常执法检查中发现涉及文化市场经营违法行为，但又不在自己的执法范围内应当及时抄告或移送相关案件至相应行政执法部门或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及时将国家和市有关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最新动态和有关会议精神、业务学习培训信息等通报或转发各职能部门。

6、舆论宣传机制。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报刊和政府网站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意义和成果等，通过新闻报道、专题报道、典型案例分析等多种方式，对文化市场管理中执法活动及时报道，对查处的各类违法经营案件进行公开曝光，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组织新闻媒体对典型案件跟踪报道，以达到宣传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进一步提高文化经营者遵纪守法意识，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惩防体系，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改善执法环境，提高执法成效。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应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开展工作。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治理销售盗版及非法出版物游商地摊和无证照经营行为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明确职责，主动负责、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要求，各镇、街道、*工业区要组织协调好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开展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确保辖区内文化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各司其职，不断加强常态、常效管理。

文化执法部门应建立健全文化市场日常巡查制度，了解和掌握文化市场动态，及时发现并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引导文化经营者和文化经营单位守法经营。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应加强对主要道路、景观地带、商店、超市门口等地区的巡查，及时查处取缔无证照摆摊设点、流动经营的非法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的经营行为。公安部门应将歌舞娱乐、营业性演出场所和网吧等重点文化市场经营单位纳入日常治安管理范围，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力度。工商部门应加强对未经许可设立网吧、印刷企业、从事印刷经营活动（出版物印刷除外）、从事音像制品放映的经营行为及从事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的经营行为的查处力度。各镇、街道、*工业区文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应组织人员加强对辖区内的文化市场巡视，把握文化市场动态，发现文化市场违法经营行为及时与执法部门联系，组织辖区内相关执法部门联合执法，并报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文化市场管理领域的调查研究工作，依法对文化市场相关市场实施宏观调控，提出加强监管措施，协同相关部门严把市场准入关，承担文化市场领域管理的法制宣传和培训工作。

（三）整合资源、加强合作，不断提高工作合力。

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以及各镇、街道、*工业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要设立1名联络员，在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单位分管领导的统一协调下开展工作。各单位联络员负责在每个月25日前将本单位对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信息数据以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报告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为日常检查数据、罚没物品数量、处罚情况、案件移交情况、市场动态分析、发现的新情况和重要举报信息等），如有重大情况，应及时报告。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联络员上报的有关信息数据的收集、汇总、分析和汇报工作。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季度召开一次成员单位负责人例会和联络员例会。主要学习有关政策、法规和相关业务知识，部署区文化市场管理阶段性工作和集中行动，研讨重点、难点工作，交流工作经验、沟通市场信息等。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季度组织一次文化市场管理集中行动。各镇、街道、*工业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两个月组织一次文化市场管理集中行动。

非法经营论文篇9

关键词 原罪 本罪 救赎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民营企业存在着原罪，这是目前理论界的共识。但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究竟是什么？这却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和法律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采用的一些非法手段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目前中国的资本阶层已经形成，但社会在追朔时，发现他们在获得财产时往往采用了一些不规范的手段。有人称，他们是在对社会财富进行掠夺的过程中完成他们的原始积累的，由此而形成“原罪”，而且“原罪”使富豪及他们经营的企业带有一种“根源性”罪孽，始终存在被追究的可能。”①“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就是利用国家资源迅速进行财富积累的行为。”②“民营企业在初期经营阶段违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基本原则就构成了民企的实质性原罪。”③“私营企业的第一桶金，的确有相当部分是不光彩收入，对这类持特权的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不管他们最初起家时靠暴力手段获得的第一桶金，还是用第一桶金投放到权力市场中获得了更多桶金，都具有非正义性质。类私企不会由于第二、第三桶乃至第N桶金等不断洗金而洗掉第一桶金的原罪。”④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有很多学者随之提出“救赎”这一概念，即要对中国民营企业主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所存在的非法性给予宽恕和谅解。“原罪的产生是弱小的民营经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时所不可避免的。其中包含的各种经济违法形态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得不承受的代价。”⑤“基于上述对私营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原罪问题的分析……也不能要求企业主承担起全部的责任。”⑥“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优秀的人。”⑦

马克思的确在谈到资本的时候引用了《圣经》中的“原罪”这一词汇，但是，把这一词汇用来指代中国民营企业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所采用的一些非法性的手段究竟是不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那就要进行深入的分析了。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原罪这个概念的起源：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然后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并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蛇来诱惑夏娃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的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象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随后，亚当和夏娃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并给予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以最严厉的诅咒：“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因为人类的始祖犯下了过错，所以所有的人类都要来承受这样的惩罚。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所有人都是有罪的；第二，人从来到世间的那一刻就是有罪的。这也正体现出原罪的两大特性：普遍性和不可选择性。

回头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民营企业资本原始积累所采用的非法手段是否具备这两个特性：首先，根据原罪的第一个特性，中国民营企业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通过非法的途径实现的。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我们虽然不否认的确有很多民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采取了一些非法的手段，但却不能因此就认为所有的民营企业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都是非法的。“观察现有的许多私营企业，就企业主的资本来说，有的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勤劳致富和合法经营起步；有的是靠买断工龄、集资或银行贷款；有的是靠技术和专利入股，逐渐实现资本积累的；有的是国有企业改制时通过购买企业股权而成为企业主的。走的是一条从劳动到积累、从积累到资本的合法之路。”⑧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中国民营企业资本积累采取非法性的手段是否符合原罪的第二个特性――不可选择性。我们承认，在中国改革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民营企业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异己力量加以排斥，而民营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在体制外和制度外进行。在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以及权力控制经济的大背景下，为了谋取自身的发展和利益最大化，很多民营企业的发展都同贿赂权力，权钱交易有联系。但是，“很多”不代表“全部”，不论这种非法行为多么有代表性，它归根结底是由民营企业主主观决定的，是可以进行选择的，而不是象人生而有罪那样，具有不可选择性。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也谈到了“原罪”，“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马克思所讲的“原罪”其定语是资本，而不是资本的积累过程，对于资本的积累过程，马克思认为这根本就是犯罪。“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最贪婪的驱使下完成的。”因此，中国民营企业资本原始积累所采用的非法手段不能被称之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

中国民营企业资本原始积累所采用的非法手段不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那么它应该属于什么呢？如果仍然要从《圣经》中找一个词汇来指代，用“本罪”这个概念更加合适。《圣经》中讲道：人有两种罪――原罪和本罪。原罪是人类始祖所遗留下的罪行和恶根，而本罪却是个人在现实世界中所犯的罪。不具备普遍性和可选择性是本罪的两个特征，而中国民营企业资本原始积累手段的非法性更符合本罪的特征。根据《圣经》中关于“罪”的论述，原罪可以救赎，可以通过信奉上帝得到宽恕，而本罪却必须承受现世法律的惩罚。既然中国民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采取的非法手段不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而是本罪，那也就不存在宽恕的问题；如果对中国民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采取的非法手段放弃追究，那么就违背了社会的正义，同时践踏了法律的权威。

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是什么？是剥削，是对被其雇佣的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私营企业主的原罪是剥削行为。”⑨

剥削的出现是人类的一种进步，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虽然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讲剥削是一种罪恶，但是，就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剥削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推进了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演变。为此，恩格斯在对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进行对比后专门强调“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剥削是无罪的。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剥削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无论是从制度学的角度还是从法律学的角度，都是合情合理的。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同时，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并长期无偿的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可以利用国家机器去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权益。这正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巩固具有强大的反作用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充分体现。

但是，在公有制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法律给予剥削的存在以多少的合法性，但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讲，剥削的存在就是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背离，因此是有罪的。今天的中国，其国体是人民民主，实质是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剥削的存在，却从经济上把一个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放置于被剥削的地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他自己。”这句话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的：无产阶级因为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所以只能靠出卖自身的劳动力才能生存，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剥削制度，那么处于被剥削地位的一定是无产阶级。试想一下，剥削统治阶级是多大的罪恶？

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剥削既是其生存的基础，又是其发展的动力，没有剥削，就没有中国的民营企业，剥削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而言，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不可选择性，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人与生俱来就是有罪的一样，中国的民营企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有罪的，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

有原罪就有救赎，中国民营企业通过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就业机会、缴纳税收以及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等各种方式，一方面完成对自我的救赎，另一方面也为自己赢得了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

注释

①②陈静.转型期民企原罪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探析.万方数据，2007（4）.

③ 刘国晖.资本原始积累与当前中国民企的原罪救赎.经济问题探索，2013（4）.

④⑤⑥⑧⑨樊秋莹.我国私营资本原始积累原罪的辨析.当代经济研究，2008（1）.

⑦ 张维迎.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经济观察，2004（8）.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会，1972.

非法经营论文篇10

【论文摘要】非营利组织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改革开放20年间，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幸福工程等知名公益事业的发展，我国非营利组织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还十分落后。本文阐述了如何使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壮大的几个问题。

1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障碍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它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是个短期的过程。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作为第二部门的营利组织都没有从政府组织中脱离出来，自然更谈不上作为第三部门的非营利组织的出现和发展。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后，非营利组织才有了独立的可能和必要。但其发展存在着很多障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1资金筹措困难共青团中央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卢雍政在谈到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情况时说，目前制约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最大的障碍是经费困难的问题，我们的经费主要来自社会捐助，而国家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加之非营利组织的筹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志愿性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公民才愿意捐资给非营利组织。另外，人们对非营利组织的资金管理和使用问题上的信任度较低，也严重影响筹资的进行。我国许多非营利组织缺乏自治性，对政府过度依赖也是造成资金不足的主要原因。

1.2志愿者的参与意识及使命感不强非营利组织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志愿者的参与，没有众多志愿者的参与，非营利组织就不可能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了。为此，应该增强组织凝聚力，树立志愿服务的理念，使每一个志愿者都成为组织中的一员，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这样才有利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1.3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非营利组织非常缺少高素质的人才，往往由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或非专业的人员组成，这样就很难保证组织的持续发展。总之，我国的非营利组织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离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2我国非营利组织何发展壮大

党的十五大倡导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公众也需要来自于民间的非营利的组织为他们的需求提供服务。采取措施，引导和推动非营利组织发展，是正确的选择。

2.1健全法律法规，出台相关政策，促进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一方面，我国对于非营利组织有登记管理政策，但是从整体上看，其登记注册比较混乱。由于企事业登记标准放宽，一些理应作为民办非企业的单位登记的的社会组织转而作为企业登记；由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地方的管理没跟上，一些社团性质的社会组织试图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许多非营利组织为了取得承认纷纷到其他政府部门注册登记，而一些社会组织由于不符合某些方面的特征而没有办法登记为任何一种类型。虽然我国在1998年出台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但现在已远不能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对非营利组织的资产管理、资金的筹措与使用规定、税收政策、经营范围、评价标准、社会监督等方面详细的法规、法律还很不健全。政府和社会不能依法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管理，只能采取行政手段。因此，应该建立健全有关非营利组织经营管理的各种法规，特别是程序性法规，将非营利组织管理纳入法制轨道。使非营利组织依法开展活动，按照市场和社会的发展规律，自我管理，自主经营，自寻发展。

2.2加强组织联合，提高竞争力加强非营利组织的联合。加强组织的联合有助于提高竞争能力。一是实现非营利组织之间和联合。非营利组织间联合对于规制非营利组织发展方向和增进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责任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非营利组织的联合有利于建立行业的自律机制，通过行业认可、行业赞许和行业自我规制，提高非营利组织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度，去除不合格的组织，实现非营利组织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联合体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避免政府部门面对众多非营利组织的局面，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减轻政府在管理方面的压力。二是实现与企业的联合。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合作，引进企业的市场营销观念，那么就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能够为社会公益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2.3加强人员培训，推进非营利组织人员的职业化我国非营利组织理论研究、从业人员职业意识和素质方面，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之间都存在一定差距。加强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培训，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人员培训方面的工作力度，并鼓励非营利组织自身从事培训活动，以尽快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从根本上推进非营利组织发展。

2.4倡导捐赠意识，调动全社会力量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非营利组织应致力于倡导社会公众的捐赠意识，鼓励个人和企业向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目前，大多数企业在向非营利组织提供无偿捐赠时，是出于一种营销目的，通过这种举措吸引大众媒体的关注，进行“免费”宣传，而不是真正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角度出发考虑。这主要表现在单位统一从职工工资中按照一定比例扣除捐款；单位设立统一的捐赠资金等。政府鼓励社会事业社会办，希望社会公众能给予支持。这就要求非营利组织在今后加强公益事业的宣传，倡导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总之，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很好地发挥其作用。努力清除发展中的障碍，使非营利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3参考文献

1郭国庆.现代非营利组织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孙立平，晋军，何江穗，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