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法十篇

行政程序法篇1

在这场程序热浪潮中，行政法学界也不甘寂寞，不甘人后。为了行政程序法的早日出台，众多专家学者撰文为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典化鼓而呼，有的学者发出“依法行政即依行政程序法行”的呐喊，有的学者奏起了“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础”的号角，行政法学界上上下下对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和思考。

一、关于行政程序含义的讨论

有行政行为就有行政程序，但什么是行政程序目前尚未形成一个为各国行政法学界共同接受的概念。实际上也很难形成一个各国普遍适用的行政程序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各国法律传统、行政法基本观念的差异以及各国行政程序法调整范围的不同。

国内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行政程序法被行政诉讼法的光芒所遮蔽，学术界对于行政程序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颁布，开始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吸引了更多学者投入到行政程序理论研究的行列中，学者们在介绍和研究欧美行政程序理论的同时也纷纷开始构建中国的行政程序理论体系，其中对行政程序的含义之争成为行政程序研究中的第一个争论点。

迄今为止对行政程序的含义之争在我国主要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的活动程序，即行政主体采取行政行为的步骤、方式、次序”。行政程序行为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个人，行政相对人不能成为行政程序行为的主体，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程序至多只是引起行政程序开始、终止或终止的一个前提条件。类似观点再如“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作成，变更或消灭有效行政行为所必须遵守的，由互相衔接的先后阶段所组成的法律程序。”

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是规范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各种程序的总称，行政程序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行政活动中应遵循的程序。因此行政程序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主体，而且包括行政相对人，凡是行政法律规范确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活动的程序都是行政程序。

上述两种观点对行政程序是由行为的步骤方法、过程等要素构成无重大分歧，分歧主要在于行政程序适用范围上存在着大小之分。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的主体只能是行政主体。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所要规范的主要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无论从行政程序理论的萌生原因，还是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内容，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行政程序仅仅安排行政主体的行为，而没有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作出安排，则行政法律关系无法构成和变更，也不可能实现行政法的目的。因此行政程序不仅仅是为行政机关设定的活动程序，而且也包括为行政相对人设定的程序。行政程序是为实现行政法目的而设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活动的程序。

我们认为产生上述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学者将行政程序与行政程序法中规范的程序混为一谈。上述第一种观点我们认为可称为狭义的行政程序，第二种观点可认为是广义的行政程序，既包括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也包括行政相对人以及利益相关人的行为程序。从行政程序法规范来看，行政程序法既要规定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也要规定行政相对人及利益相关人的行为程序，二者不可分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独立加以研究。我们倾向于对行政程序采取狭义的观点，这也与我国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为的观念相吻合，当然作出这种界定并不影响对行政相对人及利益相关人参与程序的研究与重视。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行政程序概念和行政程序法所调整的程序概念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行政程序概念最好定位于行政主体的活动程序，但行政程序法则不仅调整行政主体的活动程序，而且调整行政相对人和利益相关人的活动程序，这样矛盾可获解决。

二、关于行政程序的价值讨论

行政程序的价值分析是近年来行政程序理论研究中呈现出的一种新的研究态势。出于对价值不同层面的思考以及不同视角的观察，学者们主要形成了以下一些观点。

第一种观点，有的学者同意美国学者盖尔洪的说法，认为行政程序总体上具有效率性、公正性、正确性、可接受性四大价值。效率性指行政程序作为行政过程客观规律的法律化，能保障行政效率，可省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时间、金钱、人力和物力。公正性指行政程序是一种程序上或形式上的公正，形式公正规则的目的，还是为了内容公正的实现和存在。准确性指行政程序作为一种科学而严格的意思表示规则，至少能使行政主体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危险减少到最小限度，为行政主体作准确的意思表示提供一种最大的可能性。可接受性指增强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除了行政行为在内容上应真正体现公共利益外，还需要在过程中增加透明度，让相对人理解行政主体所作的意思表示真正体现了公共利益。

第二种观点，有学者认为，从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规定的内容分析行政程序基本法律价值在于：（1）扩大公民参与行政的途径。（2）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益。（3）提高行政效率。（4）监督行政主体公正，实施行政职权。该学者进一步认为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执法程序、行政司法程序的价值取向分别应为民主、秩序和公平。

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并无原则上分歧，总体上都认为行政程序的价值在于公正和效率，有利于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第一种观点较简明扼要，第二种观点特别提到了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权益，一定程序上揭示了程序的自身独特价值。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基本上还是偏重于从“结果有效性”这个标准来看待行政程序的价值，这种认识仍然停留在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层面上。当然这对于消除我国多年来认为行政程序只是行政实体的形式和手段这一狭隘观念具有重要进步意义。但这还不够，我们认为在我国除了要强调行政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外，还要特别强调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即程序自身的品格和理性，二者应该并重，不能过分强调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这对于在我国建立现代程序理念无疑将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行政程序自身价值的研究将是我国行政程序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值得庆贺的是，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探索，现将一些研究观点概述如下：

1.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既有外在价值即工具性价值，又有其内在价值，即独立于实体的内在价值。其工具性价值表现在至少在现象上程序的启动一般都以实现实体法内容为目的；程序的核心任务是查明据以适用实体法，实施行政行为的事实，无论一个行政决定是否直接适用实体法，都将决定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表现在行政程序弥补了片面的实体正义，独立构成了法的正义的另一面；实体法所规定的实体正义是模糊的，程序才研究具体的实体正义；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程序对正义的决定意义；公正程序对恢复和培育社会秩序有独特的作用。

2.有学者认为必须关心程序的独特的品格和理性，它是使法律程序成为可能与人性相一致从而为人所尊重的所接受的那些品质。这一界定包括程序必须最大限

度地理性化从而体现形式公正，程序必须体现人道两方面。从形式公正意义上说，程序必须具备程序法治，透明、中立、听取相对方意见、合理性等因素，从人的主体性与目的性这个根本命题可推演出法律程序应尊奉参与、平等、人道、保护个人隐私等价值。

3.有学者提出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命题，认为程序的正当性标准至少可以从四个角度考虑：程序性权利，权力的控制，效率的合理，实体权利目标。

程序的价值问题在学术界尤其是国外历经无数次争论，主要形成了程序工具主义、程序本位主义、经济效益主义程序论等理论。我们认为对程序的价值分析既不能完全以结果为标准也不能完全从程序本身出发，而应从结果和过程两方面，辩证地看待程序的价值。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既看到了程序的外在价值，又看到了程序的内在价值，比较全面，但对于内在价值分析还不够深入，第二、第三观点侧重分析了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这种尝试非常可贵，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我国只能说是揭开了序幕，还需要众多的学者不畏艰难，进一步开拓。

三、关于行政程序法概念的讨论

前已论及，行政程序法与行政程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混同。有行政程序未必有行政程序法，但行政程序法概念往往受到一定行政程序观念的影响。一般认为，各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受到以下三种行政程序观念影响：

1.认为行政程序就是行政诉讼。基于这种意义，他们便认为行政程序法等同于行政诉讼法。

2.认为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程序，而不是法院的司法程序，德、奥、意等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就反映了这种观念。

3.认为行政程序既包括行政诉讼程序，也包括行政活动程序，美国和法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受到这种观念的支配。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分析的，第一种观念在当今各国的行政程序立法与行政程序法学中已无市场，第二、三种观念各有自身理由，所以被不少国家和地区所采纳。目前国内学者讨论行政程序法概念时存在分歧也主要限于上述第二、三种观念层面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是有关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步骤、方式和过程，因此行政程序法是有关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管理权的步骤、方式、过程之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行政程序法是关于行政行为成立过程、手续与方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实质上是规范行政权运行的方法和步骤，而行政程序法是规定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和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过程应遵守的方法、步骤和时限，并由此构成为一个连续过程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是凡规定国家行政组织及其活动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程序法包括行政组织，行政决策与执行，行政监督，行政诉讼等方面的程序规定。其中的行政诉讼程序为主要部分。

我们认为行政程序法是为实现公共行政职能为目的而设立的规范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程序法律规范的总和，即行政程序法不仅调整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而且调整行政相对人及利益相关人的行政程序。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在使用“行政程序法”这一概念时有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指广义的行政程序法，也称实质意义上的行政程序法，即既包括有一部单独的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也包括存在于各种形式中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另一种是狭义的行政程序法，仅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也称形式意义上的行政程序法。目前我国学者谈论的行政程序法主要是指后者，即中国特别欢迎和需要一部统一的适合本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典。

四、关于行政程序法地位的讨论

行政程序法的地位广义包括三方面内容，即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的关系，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即重要性）。对于第一方面，学者们认识无多大变化，近年来争论主要表现在第二、三两方面。

（一）由于程序工具主义观念的影响，我国法学界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一般认为：实体法是法的基本或主要组成部分，程序法是为实施实体法而存在的法律规范。

在程序热的研究浪潮中，不少学者对此传统观念开始了反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行政法学界有学者大胆地提出了“法即程序”这一必然引起争议的命题。该学者提出该命题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徒实体法不能自行，徒程序法可以自行；程序法可以取代实体法，实体法不能取代程序法；先有程序，后有实体，实体是程序的产物；一切实体法上的问题均可以从产生它的程序中找到原因；一切实体法上的问题只有从产生它的程序入手，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程序法是权利性的，实体法是义务性的；实体法是静止地，孤立地，形而上学地规范人们行为的，而程序法是动态地，联系地，辩证地规范人们行为的。

有学者从逻辑错误和程序法的功能及其限度的方面评析了“法即程序”命题的谬误。对上述理由提出了反驳，如徒程序法不足以自行，程序法不能取代实体法，程序并非都是权利性的，实体法也并非全是义务性的等等。对于实体法与程序法关系认为是辩证统一的，严格地说，绝对地、条分缕析地区分程序法与实体法，并非易事。二者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般情况下，程序法的功能是辅的，即辅助实体法功能的实现；例外情况下，程序法的功能是填补性的，即在没有相应实体法适用于个案时，允许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遵循程序法的规定“造法”。前者是由程序法的“外在价值”决定的，后者则由程序法的“内在价值”决定的。

上述两种观点分歧主要在于对实体法与程序法产生先后以及它们各自功能认识不同。我们认为从发生学意义上说先有程序，后有实体法，在这种意义上说“法即程序”具有一定合理性；从功能角度来看，“法即程序”过于夸大程序法的作用，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功能角度来看，第二种观点更合理，既强调程序法的重要作用，又重视实体法的价值，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在我国目前既要看到程序法的重要性，程序法具有相对独立性，又不能过分迷信程序，视程序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实体法与程序法应二者并重，不可偏废。

（二）对于行政程序法的作用，我国先后有不少学者也参与了讨论。但在术语使用上，比较混乱，如有的人使用“功能”或“目标”“价值”“重要性”“意义”等不一而足。

对于行政程序法作用的认识思路大致可分为两类。绝大多数学者从行政法自身角度来阐述其作用的，一般包括三方面：第一，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第二，提高行政效率；第三，有利于减少腐败的产生。

近年来，遵循这一思路的观点多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如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具有以下功能：规范、制约、监督、促进行政权的合理行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相对人的参与程序，促进行政民主化；通过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沟通，协调平衡，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另有学者从更广阔的角度对行政程序法的地位进行了思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锡锌从构建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角度对行政程序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行政程序法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基础性法律制度，同时又恰恰是目前最欠完善的一项法律制度，行政程序法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契合了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从而有助于旧体制的消解和新体制的建立。

上述两种思路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后者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对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应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看待，除了可以从市场经济角度思考行政程序法的意义外，我们认为行政程序法在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保障人权方面也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五、关于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讨论

对于什么是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学术界表述不一，但一般认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是指各个国家行政程序法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形成的总体特征。行政程序法可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立法机关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选择，强化某一方面作用，这种选择将使一国的行政程序法形成一定的目标模式。

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在行政程序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说占据枢纽地位。它统率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进而涵盖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制度，对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选择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一）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的分类：1.有人认为可以分为控制模式、效率模式、权利模式三类。2.有学者认为可分为效率模式和权利模式二类。权利模式也有称公正模式，或权利保障模式。3.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分为维护模式和保护模式，与此相应，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模式可以分为民主模式和效率模式。该观点认为应将目标模式与价值模式结合起来探讨，在澄清价值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与其相应的目标模式。

对于上述三种分类，我们认为第二种分类比较恰当，其基本含义在法学界基本达到共识对其使用几乎已约定俗成。第一种分类中控制模式正如该学者所言主要是中国封建时代的行政程序法属于这一类型，不具有普遍意义，可以忽略。第三种分类优点将目标模式与价值模式相结合，但其目标模式分为保护模式，维护模式容易引起歧义，其保护维护的是行政权，还是相对方权利不够清楚。

（二）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主要形成以下三种观点：姜明安、王锡锌等主张应兼顾效率与权利保障。他们认为效率和公正是行政程序法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目标模式的选择取决于立法时对价值目标的权衡。应该看到在行政程序法中，效率与公正的冲突确实是存在的，但这种冲突并不意味着各自绝对的排它性，恰恰相反，二者存在内在的联系，公正并非必然排斥效率，反之亦然，公正作为一个价值判断，其含义在特写条件下不断变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精神应反映到行政程序法中。效率与公正价值目标是对立统一的，二者应平衡兼顾。黄学贤认为应在效率与公正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之间寻求平衡，作为行政程序立法的出发点和目标模式的整体选择。在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当效率与公正发生矛盾时，应作出公正优于效率的明确安排的选择。章剑生认为行政程序立法目的应是效率为主，公平为补充。

上述三种观点均是以公正-效率为中轴来设计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第一种观点是“平衡论”在行政程序法中直接演示，从理论上说公平与效率二者兼顾比较完美，但在实际操作时难于把握，有可能会流于形式，二者的平衡点恐难把握。第二、三两种观点分歧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对我国行政法治存在问题以及解决方法认识不同。

我们认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应以公正为主，兼顾效率，在公正与效率发生冲突情况下一般应注意公正优先，效率为辅，在特定情况和特定环节也可以考虑效率优先。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我国行政法治中公正问题重于效率问题，这一模式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趋势，我国的行政诉讼至少目前还无法胜任对行政不公的补救。

六、关于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讨论

正如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在我国行政法学界讨论初期人言人殊，众说纷纭一样，我国目前学术界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论述仍然处于莫衰一是，观点纷呈阶段。

1994年前论述较多（具体内容从简），主要有：1.应松年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包括公平、公开、听取意见、顺序、效率原则。2.认为各国行政法学都确立起或多或少的程序规则用以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学所确立的行政程序规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性、真实性和效率性，行政程序原则的主要内容体现为程序法定、相对人参与、公正、顺序和时限等。3.认为各国行政程序制度不同，据以确定这些制度的基本原则自然也不尽相同，考察各国与现代民主相联系的行政程序制度，它们也反映和体现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公开、公正行为有据和效率原则。4.认为不同时代的行政程序法具有不同的基本原则与制度，选择不同目标模式的行政程序法，其原则与制度也不相同。从现代各国看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有：依法行政原则、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5.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分为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一般原则指社会主义法都必须坚持的原则，它包括共产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原则、法治原则。所谓特殊原则指主要适用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包括行政干预原则、保障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和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原则、顺序原则、效率原则。

1994年以来特别是1997年—1998年间，一些学者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又进行了归纳，主要有以下观点：1.胡建淼认为中国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表达方式只能是法典式和条文表达式。基本内容应确定为程序法定原则、程序公平原则、程序公平原则。法定原则指用以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法律化，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所遵循的程序，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公开原则指用以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应当一律向相对人和社会公开。公平原则指行政主体必须在程序公平的约束下，正当地行使行政权，尤其是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体现合理性和科学性。2.吴德星认为，一般情况下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包括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公平、行政效率和行政公开等原则。民主原则指行政程序法必须贯穿民主精神，体现民主意志，符合民主要求。法治原则指行政程序法必须贯穿法治精神，实行依法行政。效率原则指为了保证行政活动的效率，行政程序的各个环节，应当有时间上的限制。公开原则指对重要的行政行为与公民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行政行为要通过一定程序让公民了解，强调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程序法的生命。3.章剑生在《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一书中继续坚持以前观点，认为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合法原则、合理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顺序原则、效率原则。4.杨海坤、黄学贤在《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一书中提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和价值取向与具体原则，是规则和制度的中介，应当将价值取向和目标模式作为自己的思想内核，将其中的精华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基本原则还必须对具体原则，专门制度和规则具有统率作用，成为具体原则、制度和规则的设计标准，评价标准。据此，能够称得上基本原则的只有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具体而言，行政程序民主原则指行政程序的设计和进行应当确保公民的有效参与，应当处处体现公民的意见和呼声。这一基本原则体现在行政公开、行政参与两项具体原则中。程序公正原则指公民在行政程序中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程序上的公正表现在不偏不倚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三项具体原则方面。效率原则指行政机关应当确保行政程序的进行，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

纵观上述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种种概括，我们认为这些概括总体上体现了由繁至简的趋势，有些基本原则如公正、效率等渐成人们的共识。上述归纳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对基本原则，我国行政程序目标模式，尤其是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基本制度的界限学者们认识不同所造成的。对比上述诸多归纳我们认为最后一种概括比较简洁，较好地处理了行政程序法价值取向、目标模式、基本原则、具体原则、具体制度这五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这种概括反映了我国行政程序基本原则的最新研究成果，值得提倡。当然，这方面的探讨是无止境的，因为行政程序法的内外环境在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

七、关于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和立法步骤的讨论

立法模式这一概念在我国行政程序法研究上非常流行，类似的提法还有法体模式，制定模式等，但对立法模式作出精确定义的尚不多见。对行政程序立法模式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行政程序立法模式有几种分类以及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应采取哪一种。

（一）关于行政程序立法模式的分类主要有以下观点：1.认为可分为单一式和复合式。单一式指制定一部统一完整的法典，并将法典的制定权交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复合式是通过各个单行法律，从不同方面规定行政程序法内容，从而形成一个内容有机联系的法律整体。2.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有三种法体模式。一是统一法典模式，二是单行法律法规模式，三是无独立行政程序法而完全与实体法合体的模式。

上述两种观点分歧主要在于对融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体模式如何看待。第一种观点认为采取这种模式的国家太少，不具备典型意义，不作为一种分类。相比较而言我们觉得第二种分类更加全面些，即应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不能要求它纯而又纯，仅仅是对程序方面的规定，涉及的实体问题也应在行政程序法中作相应规定。

（二）关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应采取哪一种的争论。这一问题可以说是我国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立法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立法上应当采取逐个解决的办法，即不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而是制定单行的涉及行政程序的法律。

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内容，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它是通则而不是法典，只规定共同原则，共同程序等，而且应司法色彩浓一些。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监察、行政复议等程序以单行法律、法规规定，是否包括行政指导程序意见不一，是否包括其他程序也各持己见。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尽早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其理由是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能更好地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职权的行使，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从而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分散的独立的行政程序法律法规不能在整个行政领域确定统一的，体现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和效率原则的程序规范和制度。此外从我国目前法制的进展情况分析，也完全具备条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更不用说有许多外国行政程序统一法典立法的现成经验可供参考借鉴。

上述第二种主张制定行政程序法通则的观点，从目前来看难度要小一点，但其效果明显不如制定行政程序法典，且操作性不强，若干年后可能会重蹈《民法通则》的旧路。第一、第三两种观点截然相反，造成两种观点分歧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对制定行政程序法法典的必要性以及制定难度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并不排除制定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其优越性明显胜于制定单行的程序法律法规。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在我国确实会面临程序法观念淡漠，我国行政程序理论研究水平还较低，行政行为范围广泛，“性质复杂且变化频繁等诸多困难。但通过努力这些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对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来说绝非空中楼阁。因此我们赞同上述第三种观点。

关于我国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目前学者多认为应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但对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步骤则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可称为激进式，认为如果尽早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对中国法治进程的推动将更为有利。

另一种观点可称为渐进式，认为应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对那些与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立法条件相对比较成熟的方面，逐个制定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第二步是在2010年前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至于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如何制定又有三种主张，有人主张与单行法律的制定齐头并进；也有人主张待各个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出台后，再研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还有人主张待各个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出台后，把它们编纂成一个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不再另行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二种比较适合我国目前国情。尽快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对我国来说目前难度较大，各方面条件还不够成熟，考察各国制定统一程序法往往都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起草准备阶段。因此采取渐进式的立法步骤比较稳妥。其中的三种主张，第二种消极等待，不利于及时总结立法经验得失；第三种比较缓慢，一个一个立法许多条文规定必然重复，笼统编纂在一起也必将内容庞杂法典质量难以保障。因此我们赞同第一种主张即制定统一程序法典和制定单行行政程序法律法规可以而且应该齐头并进，制定单行行政程序法律并不妨碍统一行政程序法的起草。

行政程序法篇2

［关键词］ 行政法制 行政程序 程序正义

［作者简介］ 吴德星，1963年生，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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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实质上是指如何在相互抵触的各种行政规范中进行最佳选择，并使这种选择的决定具有正当性和约束性的问题。从现象上来看，它将表现为行政程序法规范的增加，各种行政程序要件的完备以及行政程序法律意识的增强与完善，其具体表现则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与实施。它实际上也是解决中国行政法制的现代化问题。这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理论研究的促进。而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具体操作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则是两者的必然结合。

一、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石公正合理的程序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基石。只有具备公正合理程序要件的法制才能协调运行。合理公正的程序一方面限制了行政官员的肆意和专断，维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和自我完整性，另一方面却给自由选择了一个适当的空间，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力。

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价值中立、操作性强的程序对目前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秩序混乱、制度不力的现象是一剂良药，也是中国现实实现法治主导的最佳选择。由于程序具有开放的结果和紧束的过程；随着程序的展开，参加者越来越受到“程序上的过去”的拘束，而制度化的契机也由此形成。程序开始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但其结果却使程序参加者难以抵制，形成一种高度确定化的效应。因此，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法可以作为其制度化最重要的基石。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可知，程序问题也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西方行政改革的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预算、结构、程序和职业公务员与政治领导的关系。行政程序改革强调的是提高行政管理责任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许多行政改革都既可看成是结构性的，又可看成是程序性的。与预算改革、特别是与程序改革类似，一些最重要的和最有效的行政程序改革往往是缩减行政程序。这可以在减少政府干预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革中可以看到，在组织内部则可以减少文字工作等繁琐程序。改革行政程序的目的之一就是废除那些繁琐拖拉和高成本代价的程序，以利于政治领导的快速决策。当然，这只是对具有完善行政程序制度的西方国家而言。对于行政程序意识普遍缺乏的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和健全行政程序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吸收一切成功的经验，同时避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具体而言，我们在行政程序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注意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要件，同时要注意行政程序的繁简适度，在公平的前提下达到效率的目的。

二、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

关于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首先要解决的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其次要解决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与中国行政程序法制现实的结合问题，同时还应注意行政程序法的抽象理论基础在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应用问题。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不仅反映不同类型行政法的阶级本质和历史特点，而且直接影响行政法的结构体系和发展方向。

一般认为，资产阶级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依法行政。由此出发，在西方国家产生了行政法是保障行政权还是控制行政权，亦即行政法是“保权法”还是“控权法”的争论。近年来，西方出现了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行政法既有保权作用，又有控权作用，反映了20世纪以来行政法的新变化。1983年，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对此，学界有不同认识，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普遍的政治概念，适用范围极其广泛，我们的一切法律、法学，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惟独以此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似乎不够贴切，行政法学应有更合适的理论基础。因而指出，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具体可以概括为：政府由人民产生，政府由人民控制，政府对人民负责，政府与公民之间逐步实现平等化。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石。目前，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已突破了“保权法”与“控权法”的范畴。有的学者提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这种观点认为，行政法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现代行政法不应是管理法、控权法，而应是“平衡法”，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则是“平衡论”。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公民与法人的权利应与行政机关取得平衡，但非平分秋色，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应以公民与法人的权利为本位。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权力论”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司法权力等不是某种特权或私权，而是社会的权力、人民的权力；行使这些权力的机关和人员不应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人民之上的官僚机器，它们必须是不谋私利、不以权营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对于“平衡论”，这种观点认为，在行政关系中，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在总体上恰恰是以不平等为特征的；从 根源上讲，政府的权力正是人民赋予的，在总体上也很难说是平衡的。权利义务是在法律关系中和社会关系中讲的，因此，说政府自身和公民自身权利义务是平衡的，在理论上似乎很难说通。权利义务的平衡性、对应性是一切法律关系包括行政法律关系的一个普遍特征，因此，如果说权利义务的平衡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那么，它同时也是如民法等其它法的理论基础，这样它也就不成为某一特定法的理论基础了。诚如公共权力论者所言，作为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必须既能解释其特殊性，又能解释其共同性和普遍本质。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必须能够正确地解释行政法的本质、功能；必须是行政法作为一种部门法赖以建立其体系，因而也是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原理和体系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必须能够揭示行政法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此可见，无论是平衡论还是公共权力论都不能达到这些要求。平衡论强调公民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平衡，忽视了公民的权利本位问题，与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点不符。公共权力论克服了平衡论的缺陷，但也没有显示其作为行政法专有理论基础的特色。按照公共权力论，把其作为宪法的理论基础也不是没有道理。当然，公共权力论提出法律对国家权力特别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作用，对我们有借鉴作用。

从当代行政法的发展来看，一般都是沿着对国家行政权的运转进行规范和限制这个轨道前进的。从另一方面讲，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这也是行政程序法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行政程序法更是如此。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在指导思想上主要是限制和约束行政机关，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而行政程序法所应体现的指导思想和价值，是建立行政程序的逻辑起点：通过行政程序，实现行政正义，亦即程序正义论。这实际上是指出了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限制，是法治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法治领域的依法治国，在行政法治领域，就具体表现为依法行政。它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德法等国的行政法治原则一样，都是程序正义论的体现，构成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

三、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所有行政程序法规范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精神。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涉及到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的基本原则的区别问题。

从英美法来看，其行政法主要是指行政程序法，无所谓两者的区别［①］。就中国而言，两者的基本原则

都相互适应，因为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在内容上往往互有交叉、不可分割。而只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具体看来，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更侧重于形式上的公开性、公正性；行政实体法的基本原则则更侧重于实体的效率性和公正性。另外，还需解决的问题是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的关系问题。从内容上来看，两者具有交叉融合关系，但前者指的是理论前提或理论原点、出发点，又具有一定的行为目的性，后者则是指行为准则，是对理论基础的进一步阐发和规范化，也是理论基础的具体表现。

目前理论界对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与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并未作严格区分。一般情况下，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行政民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平原则、行政效率原则、行政公开原则。

（1）行政民主原则。是指行政必须贯穿民主精神、体现民主意志、符合民主要求。行政民主原则要求行政程序法的内容更注重于行政民主化和对公民民利的保障。必须从保障公民民利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行政主体职责、权限、行为方式的规范，对行政权的运行进行控制、监督。行政民主化要求以法律规范行政，以法律为最高行政依据，并保证行政主体独立行使行政权。这就必须健全行政立法程序，使行政机关有法可依，避免其行使法外权力。在以法律规定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的同时，要明确其职责、权限、相应的责任、义务及其行为方式、步骤。中国行政程序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建立在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之上，应具有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特点，与公民的权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广大公民要求用行政程序法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规范，切实保障并发展自己的合法权益，必然要求运用行政程序法把自己的利益稳定下来。

（2）行政法治原则。是指行政程序法必须贯穿法治精神，实行依法行政。行政法治原则是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法治原则在行政程序法领域的具体运用，是依法行政原理的具体体现。行政法治原则可以分解为行政合法原则与行政合理原则，两者构成行政程序法的柱石。行政合法原则解决行政行为的合法与非法问题；行政合理原则则是解决行政行为是否适当的问题。

（3）行政公平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要在程序上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各方，排除各种可能造成不平等或偏见的因素。行政公平原则还可以作广义理解，即包括保障行政相对人程序上的所有原则和制度，诸如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及其中的咨询制度、听证制度等。行政公平原则是现代行政程序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行政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各国行政程序法都贯穿这一原则。而与行政公开原则相比，行政公平原则具有较强的实体性和目的性，行政公开原则则具有较强的形式性和手段性。但两者在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是程序正义论的具体表现，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具体原则。

（4）行政效率原则。是指为了保证行政活动的高效率，行政程序的各个环节应当有时间上的限制。例如

，超过时限即构成违法，此即所谓时效制度。另外，为了在不损害行政目的的前提下使行政程序简便易行，有的国家［②］建立了简易行政程序、紧急处置程序等制度，其目的也是提高行政效率。还有格式化行政程序制度，即行政行为应当标准化、规范化，尤其是各种法律文书如记录、裁定书等应依法律作出统一的格式规定，这不仅保证当事人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也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制度。另外，对行政行为顺序性的要求也是行政效率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行政程序的各项制度表现为一定的顺序性。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的顺序，应当是程序违法。顺序性是行政程序实现性的表现和要求之一，其实质在于保证行政程序的合理运用，防止因时间上的差异而使行政程序徒有虚名。

（5）行政公开原则。是指对重要的行政行为、与公民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行政行为，要通过一定的行政

程序让公民了解。这些行政行为主要是制定行政规范、作出行政处理和行政处罚决定、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裁决的行为。行政公开原则实际上是行政程序法的特有原则，也是行政程序法区别于行政实体法的根本标志。它是政治活动公开化在行政程序上的体现，是公民参政权的延伸。行政行为的公开化有利于提高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度，并使公民能够监督行政主体是否依法行政，从而帮助克服，同时也保障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行政公开是“二战”以来现代各国行政法制发展的趋势，而以美国最为典型。美国有关行政公开的法律主要有：《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和《会议公开法》［③］。其目的，一是强化民主政治；二是防止贪污腐化。民主政治使公民能够参与行政、监督行政。要监督政府首先要了解它。行政公开是监督行政的基本前提，没有行政公开就没有监督行政。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贪污腐化是在黑暗之处发生的，一旦公开暴露，即如冰雪遇阳光而融化。行政公开与新闻自由的结合会给任何有贪污腐化企图者以巨大的威慑，稍有不慎便会暴露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谴责之下，到头来不是被追究法律责任便是被迫引咎辞职。而且，从行政公开与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公平、行政效率的关系也可以看出，行政公开原则在各 项原则中都有一定的表现，而且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行政公开原则有所要求。行政公开原则表现于行政程序法的各项原则和各项具体制度中。可以说，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程序法的生命。而对行政公开原则的强调和重视，也是现代行政程序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及其选择

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是指制定行政程序法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与此相关的体系。行政程序法可以发挥多方面的功能，但立法者可以作若干选择。立法者对行政程序的不同选择，形成了不同的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

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及其选择，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受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大影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对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包括控制模式、效率模式与权利模式三种。控制模式是以控制下级行政机关为宗旨而制定行政程序法，并形成相应的体系。效率模式是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宗旨而制定行政程序法，并形成相应的程序体系。权利模式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为宗旨而制定行政程序法，并形成相应的体系。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可以分为控权模式、保权模式和效率模式三种。控权模式行政程序法的宗旨是限制和制约行政主体行使职权，防止行政主体滥用权力。其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目的是将行政机关置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控制之下，以促使依法行政。保权模式行政程序法的宗旨是以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程序权利为重心。效率模式行政程序法的宗旨是提高行政效率。它是基于行政管理对效率的要求而产生。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存在着分类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而且，其各个目标模式之间在逻

辑上也不严密，具有兼容性。第一种观点提出的控制模式并不具有现代行政程序法理论上的意义。它只是具有封建专制时代的吏治特色，而以中国封建时代的宋、明时期为代表。效率模式和权利模式则表明了当代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两种发展倾向。第二种是将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分为控权模式和保权模式，反映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际上，任何意义上的现代行政程序法及其实质表现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对行政权的控制；二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障。所以，所谓控权模式与保权模式的区分，只不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实际上是同一模式，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可以归纳为权利模式。而且，控权模式与保权模式的划分在无形中也易使人误解，因为按其原意，控权之“权”为“行政权”，保权之“权”为“行政相对人权利”。而且，一般意义上讲，保权之“权”也可理解为“行政权”。至于效率模式，自然是与权利模式相对而言。实际上，世界各国的行政程序法，也都不外乎权利模式与效率模式这两种模式。当然，也没有哪个国家实行纯粹的单一模式，而只是以何者为重而已。

权利模式和效率模式体现了行政程序法所追求的两个目标，即公民权利保障的增强和行政效率的提高。两

者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放弃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使行政程序正常运行。但是二者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它们之间相互对立、相互制约，顾全一个目标，难免牺牲或否定另一目标。因而，在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单纯选择一种模式的情况比较少见，大都是以一种模式为主，兼顾他种模式。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纷纷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其目标模式的选择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偏重权

利模式，重在表现公民权利，如美国行政程序法；二是权利模式与效率模式并重，既注重保障公民权利，又注重提高行政效率，如西班牙和奥地利的行政程序法。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由于行政权力的膨胀，需要对行政职权加以限制，而其根本的办法是扩大公民的参与机制，赋予公民以自救的手段；二是由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强化，人们不满足于事后的救济，而要求在行政行为之前或行政行为的过程中预防行政机关对公民权益的侵犯；三是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国家权力运转的公开化，增强公众的知情权，扩大公众对行政机关的直接监督范围。因而，中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在运用行政程序法基本原理、适应当代历史潮流的前提下，要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而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首先，公民的权利意识不强。形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沉重的，而且一时难以有较大的改观。其次，由于行政权的运转不良，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近期内也难以使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有一个较大的提高。第三，行政法理论、特别是行政程序法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成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

根据上述情况，中国行政程序法应选择以权利模式为主、兼顾行政效率的模式。这种模式既可以保护公民在行政程序中的合法权益，保障其监督国家行政机关活动的权利，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原则，又可以改善中国行政效率低下的状况。

① 王名扬将美国行政制度的基本原则概括为联邦主义、分权原则、法律平等保护原则和法治原则；认为这几个原则是美国宪法的原则，支配美国全部行政活动，当然也支配美国的行政制度。上述原则固然可以作为美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但只是反应了美国宪法的共性，而没有反应出作为美国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个性。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② 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法比较重视行政效率的提高。它们对公平行政、善良行政与效率行政的融合，超过了普通法国家。从各国行政程序法的内容来看，其行政行为对正式行政程序的适用，远远少于对非正式行政程序的适用。这也是行政效率原则的一个突出表现。

③ 参见杨士林：《美国行政公开的法律规定》，载《行政法学研究》1993年第4期；王名扬：《美

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953～956页。

［参考文献］

［1］ 许崇德、皮纯协：《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行政程序法篇3

二十世纪以降，行政法的发展呈现出行政程序法大量出现并进而法典化的趋势。程序制度的迅速崛起并日渐严密已成为现代行政法重要特征之一。行政过程不仅受到实体法规范的调整，还受到系统、严密的程序规范调控，而且后者在行政法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以致于有学者称“行政法主要就是程序法”。［（1）］的确，现代社会中行政程序法作为规范行政权公正合理行使的规则体系，其巨大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行政过程中程序的作用究竟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行政程序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赖于对行政程序法内在价值目标的分析。同时，对前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反过来也有助于使行政程序制度更加合理化、科学化，从而真正发挥其作用。目前，我国正着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关于行政权运作规程的行政程序立法愈显必要，以实现行政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无疑，对行政法内在价值目标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因为，通过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设计适合现代社会需要并符合我国国情的、比较理想的行政程序法。 一、效率与公正：行政程序法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 行政程序法的崛起，与一定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而后者又必然对行政程序法被赋予的内在价值目标产生决定性影响。 本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生活及其管理的日益复杂化，人们需要政府改变过去“守夜人”（Watchingdog）的作用，代之以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积极的干预和协调，行政权迅速膨胀。这一方面符合了社会现实需要，使政府以一种社会公共权威的代表来调调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推进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行政权向社会生活各领域渗透的深度与广度越来越大，又使社会中个体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增大。社会似乎陷入了一个“手段——目的”的二律背反：人们容忍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社会关系，是为了达到保障合法个体权益、推进公共利益的目的，而反过来行政权膨胀又使个体权益受其侵害的可能性大增。在这种情况下，既然社会现实需要迫使人们在实体法上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强大的权力，那么确立一整套行政权行使的程序规则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其理由可概述为两个方面：第一，行政权向社会领域的主方位渗透，必然产生与此相应的一整套庞大的官僚机构，如何使之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具有较高效率即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其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则巨大的行政权反过来成了社会良性运行的巨大阻力，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无助于公共利益的推进。因此，行政过程应是一个最优化的管理过程，能以较小的社会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这就需要在程序上设置相关制度使行政过程迅捷、有效。第二，行政权膨胀又意味着相对人权益受之侵害的可能性增大。现代社会中行政活动并不仅仅是行政主体单方面的管理过程，还涉及到相对一方直接或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法律上看，行政活动过程表现为复数以上的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实现过程，它不仅取决于实体法上预先的规定，而且也要求程序上的正当合理。由于行政主体拥有较大行政权，在行政过程中处于优越地位，而相对人则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需要在程序上为相对人权利提供必要的保障，以保证行政过程的公正性，并且使这种公正不仅实际上存在，还应当使人们相信它的存在。［（2）］ 笔者认为，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现代行政程序法才迅速崛起。而且由于这两方面的内在要求，作为规范这一过程之步骤、方式、手段、时间等方面的行政程序法，应当把保证行政活动的效率及行政过程的公正作为两个基本的价值目标。 作为行政程序法基本价值目标之一的公正，可分解为以下具体内容： 第一，对相对人权益的保障。在行政过程中，由于行政主体在实体法上具有的强大权力及优越地位，在程序上为相对一方提供必要的权益保障制度就是保证行政过程公正的最基本要求，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也就要求在程序上设置一套防止行政权恣意或滥用的机制。因为这种对相对一方权益的保障，仅仅停留在实体法上原则的抽象要求及司法审查的事后补救上是远远不够的。行政相对人主体地位的崛起，不仅要求在实体法上赋予其一系列权利，同样要求在程序法上拥有得到公正对待的权利。使“当事人在行政过程中不仅仅是被动地受到保护，还应是积极主动地保护自己。”［（3）］这就需要行政程序法将保障相对人权益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以保证相对一方在行政过程中受到公正的对待，使社会中各个成员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得到保障。 第二，确认相对人了解行政过程参与行政过程的权利。行政过程的主导者往往是行政主体，作为被动一方的相对人要想通过行政程序保障自己的权 益，首先必须要以了解行政活动的有关内容为基础。只有公开行政活动内容，相对人才谈得上了解；只有了解活动中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参与这一活动过程，才谈得上保护自己的权益。行政活动公开化也就意味着相对人的“了解权”，即“所有公民都应有了解政治事务的渠道，应能评价那些影响他们利益的提案和推进公共善观念的政策”。［（4）］相对人的“参与权”则使相对人在行政活动内容涉及其权利义务时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为保障自己权益提供现实的途径。可见，通过行政过程公开化，使相对人了解行政活动的内容并参与行政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对行政过程公正性的监督，也是保障相对人权益必要的基础。 第三，行政过程的公平和无偏私。不论行政活动的性质如何，一个良好的行政需要没有偏私，应当行为公平，行政主体一切对相对人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权力都应公平地行使。因此，在行政活动中，听取对方意见，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等排除行政“偏私”的制度是公正的起码要求。许多学者认为不管行政活动的结果公正与否，如果程序上失去公平，都是“不良行政”，因为这种没有偏私，不仅要求实际上没有偏私（结果），而且要求在外观上也不应使人有理由怀疑为可能有偏私。［（5）］ 第四，行政活动过程顺序的合理性。行政过程表现为一系列步骤，这些步骤的先后按排应当反映出行政活动内在的时间上先后关系，以保证行政过程合理进行，防止因时间顺序上的差异或错位而使公正名存实亡。 作为行政程序法另一基本价值目标的效率，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行政活动过程应贯彻经济、便利原则，应尽可能地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消除不必要的成本消耗，以较小的成本获取较大收益。这就需要对行政活动全过程设置明确规则，对行政活动之一般过程作出统一规定，避免程序上的凌乱、错杂和繁琐，设置明确的时效制度，根据行政过程的专业性，设置制度等。 第二，由于行政活动的复杂性，绝对整齐划一的程序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因此为保障行政活动的效率，必要的灵活性规定是必不可少的，为克服成文法之缺陷，行政主体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同样必要的。在这一点上，应注意到：“行政程序的基本方针是研究如何设计一个使行政机关官僚武断和伸手过长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但同时也应保持行政机关进行有效管理的灵活性”。［（6）］ 第三，行政程序的可操作性与规范性。规范性要求程序规则应当是明确的、清楚的，可操作性则要求这些规则具体而便于操作。程序规则若不能具备上述特征，则陷于模糊或空洞，使程序参加者均无所适从，必然有损行政活动的效率。 二、目标模式：行政程序法价值冲突及其选择 行政程序法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内蕴，表明一个理想的行政程序法应当是兼顾公正与效率的统一。但是在现实中，公正与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又存在着冲突。因为，效率的规定性归结为一个基本意义就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有效收益，意味着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优化（价值最大化）。行政程序法的效率价值目标，要求行政过程应是一个经济、灵便的过程，尽可能减少行政过程的成本消耗，反映在程序法上则是要求简易，迅速、及时、灵活及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这就可能影响到行政活动的公正性；反之，从行政程序的公正性出发，则要求行政过程应遵循严格详密的程序、谨小慎微的方式，这就会使行政活动的效率受到一定损害。 在西方社会中，学者通常把效率与公正（平等）对立，有的甚至将其作为社会的一对根本矛盾，二者经常会处在一种深沉的张力之中。［（7）］ 行政程序法的前述价值冲突，使人的在立法时面临着价值目标的权衡。对此，一些国家根据各自情况的需要围绕不同的价值目标来设计行政程序制度，选择了不同的目标模式。 其一是以公正为核心的权利保障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规定一系列监控行政权行使的制度来达到保障相对人权利的目标。其特征表现为程序制度的开放性、公开性、民主性和严密性。如美国1946年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APA），即主要是以保障公民权利，控制行政权滥用为目标，对此，美国行政法学者B.施瓦茨明确指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清楚地表明了国会要求停止行政权的扩大”。［（8）］日本1991年《行政程序法纲要案》在总则中明确规定“本法律就处分、行政指导及有关行政的其他行为的程序规定共同的事项，据此谋求在行政运行上确保公正和提高透明性。以有助于保护公民权益为目的”。［（9 ）］ 其二是以保障行政过程效率为中心目标的效率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行政过程简化易行，程序设置更多地考虑行政活动的科学性、操作性，在程序中留有较大自由裁量的空间。如西班牙1958年《行政程序法》对行政行为的一般规则明确规定“行政行为应根据经济、速度、效率之规则进行”。［（10）］原联邦德国1976年《行政程序法》第10条明确规定“行政程序的进行以简单而符合目的为宗旨”。［（11）］ 笔者认为，前述两种在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上只看到公正与效率的冲突而一味地追求某一方面、放弃另一方面，拘泥于非此即彼的目标选择是不可取的。固然，我们应该看到在行政程序法中，效率与公正的冲突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冲突并不意味着各自绝对的排他性，恰恰相反，二者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的确，对行政权一系列程序规则的限制。当然是为行政主体的活动设置了一些障碍，对行政效率有着一定的影响，但也应该看到，公正的程序规则防止了行政主体的专横行为，“可以维护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和良好的关系，减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摩擦，又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效率”［（12）］，因此公正并非必然排斥行政效率。同样，效率也并非必然排斥公正。公正作为一个价值判断，其含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变化。在许多情况下，“判断一项活动是不是‘公正’或‘好’，应看它是否有利于国民收入提高来衡量的经济效率”。［（13）］无论如何，一个毫无效率的行政活动过程决不能说是公正的，因为它意味着有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推进。 在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选择上，一些国家片面追求效率或公正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行政法理论中“保权”或“控权”思想的影响。前者认为行政法的功能主要是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行使，从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在程序法上则相应强调行政效率以保证社会公共利益。后者则相反，更注重控制政府权力、保障相对人个体权利的意义，并进而认为程序法的主要功能即在于此。可见两种不同的行政法理论对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选择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管理活动的日益复杂化和开放化，在行政法作用上片面强调保权或控权都是不够的，二者应当统筹兼顾，寻求一种平衡。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有学者提出了“现代行政法应是平衡法”的命题。［（14）］现代行政法的这种平衡精神，必然也应反映到行政程序法之中。笔者认为，行政程序法效率与公正价值目标是对立统一的，二者应平衡兼顾。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一方面官僚主义十分严重，行政效率低下，办事拖拉、推诿等现象比较严重；另一方面，相对人权利观念比较淡漠，对行政权进行监控的机制尚不健全，相对人权益遭行政权侵害的现象也很严重，行政效率与行政公正都存在相当大的问题，都应急切地加以解决。因此，在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应当把效率与公正作为两个基本目标，兼顾二者设计一整套平衡机制，以全面发挥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一些学者在反思一些国家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选择片面性的基础上也已有所认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行政过程不仅需要效率，即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一定能迅速实现，同时也必须使一般公民认为在行政活动中合理地考虑了它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和它所干预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15）］ 三、程序制度：效率与公正的平衡机制 行政程序法应在效率与公正两个基本价值目标间寻求平衡，只是在整体上确定了其目标模式的选择，这仅是行政程序立法的出发点。行政过程总是表现为具体的管理过程，它决定了行政程序法必须是制度化的可操作体系。效率与公正的平衡决不是形式上自我标榜所能实现的，它有赖于一系列程序制度的设置，通过这些程序制度，使效率与公正的平衡得以落实，才能使效率与公正的平衡得以实现。 现代行政活动过程是行政主体行使权力并进而影响行政相对一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过程。行政主体虽然是行政过程的主导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无视相对一方的主体地位及与之相应的权利，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行政活动过程中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张。从这一意义上看，行政活动中行政权与相对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具有冲突的可能性，这种冲突实质上与行政过程效率与公正的冲突密切相关。行政程序的意义正在于协调和平衡这种冲突。“其普遍形态是：按照某种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论点，公平地听取各方意见，在使当事人都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16）］这种行政过程中的当事人——行政主体和相对一方，“都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实际上是当事人所希望的通过行政程序使他们所追求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大限度满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效益与相对一方权益受保护的程度都达到“最大化”。据此，笔者进而认为，行政过程中效率与公正的平衡，即是程序参加者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状态：行政过程既能获得最大效益，又能使相对一方权益获得最大程度的保障；这时候，这一过程既是有效率的（即产生所谓帕累托效率），又是公正的。这样，作为导引行政活动过程的行政程序法便被赋予了两个使命；一是为程序的参加者提供一个充分表达自己意见和利益的足够空间，在这里相对人能够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进行选择；一是使行政活动能保持其一定的迅捷和灵活度。 上述两项使命有机结合的意义体现在行政程序“硬件”的设计上就是以“自然公正”的核心的听证制度和以效率为中心的时效时度及行政自由裁量制度。 听证制度是行政主体在采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时，后者有权充分表达自己意见和利益并为自己辩解的程序制度，其中心意义在于保障相对人得到公正的对待，为相对人尽可能保障自己的权益提供条件。在英国，它表现为“听取对方意见”，即相对人有权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了解行政机关的观点和根据，为自己辩护等。行政机关在对相对人作出不利决定时，这是一个最起码的程序公正要求。［（17）］在美国，听证则是“正当法律手续”的核心内容。 与听证制度相联系，为保障相对人一方在行政过程中权益的最大化，需要建立一系列辅助制度。第一，行政公开制度。行政机关应公开行政活动的内容和信息，为相对人提供必要的咨询，采取行为前公开自己的主体身份，说明行政活动作为或不作为的理由等。只有行政活动公开、相对人对之有足够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为自己权益进行辩护或反驳对方主张。第二，调查取证制度。听证主要是程序参加人相互就某一问题的辩解或反驳，行政机关就某一问题提出主张必须依据客观材料，而客观材料的获得必须经公正的调查，而且这些材料还须经听证过程中双方的“质证”，去伪存真，使行政决定基于客观公正的事实依据。第三，告知制度。主要表现为告知权利和说明理由。前者可以使相对人明确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并进而保障自己的权利；后者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必须明确表明该决定的理由，如果行政机关没有吸纳相对一方在听证过程中表述的意见，也必须说明理由，包括事实与法律依据。这样有助于相对人的意见得到行政机关的重视，切实保证听证制度作用的落实而不致使其流于形式。第四，回避制度。其基本要求是个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是避免偏私所必需的程序。 与前述保障行政过程公正性的制度相适应，时效制度和自由裁量制度则主要是保障行政过程效率的程序制度。 时效制度直接指向行政活动的效率目标，其意义在于通过规定行政活动持续的最大时间范围而确定一个行政活动“可接受的”效率。这一作用的表现有二：一是规定整个行政过程可持续的最长时间，以防止行政主体办事拖拉、效率低下；二是规定某些主要程序步骤所持续的最长时限，以解决多个相对人之间就各自权利义务的主张上不能达成一致时而旷日持久的相持所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问题。如规定听证过程的时限，相对人主张某些权利的时限等。 行政程序上的自由裁量制度对于保证行政过程效率有着决定性作用，表现为：第一，当两个以上的程序参加者就权利义务关系进行旷日持久的争议而达不成一致意见时，行政主体作为程序的主导者就应当在各方充分表达意见并考虑在这些意见的基础上，抉择一个能够使程序参加者各方利益均达到最适度状态的均衡方案，从而使行政活动顺利进行。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实际上蕴含着“应当充分考虑各方意见选择最佳均衡方案”的内在要求，这意味着它应是理性地行使权力而非任意。［（18）］为此应当在程序上设计两个装置来保证其理性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即行政主体为自己决定说明理由制度与归责机制：对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决定于以矫正，对责任人员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补救制度。第二，由于行政活动的范围极为广泛，种类多样，所影响的权利义务又有很大不同或因特殊情形下行政目的需要，为了克服成文法规则的缺陷，有必要在一般性的程序规则外设定一些保障行政权迅捷、灵活地实现行政目的的程序规则，根据这些规则行政主体在程序上可能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表现为：行政主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依据自己对情形的斟酌判断选择较为灵活、简便的程序规则；在这些程序 中行政主体又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自己认为合适的行为方式、步骤、手段等。 首先，在不直接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活动中，应允许行政主体以效率目的选择其认为合适的行为步骤、方式等程序规则，因此应在法定程序之外给行政活动留有一定任意程序的空间。如关于行政咨询，信息，某些行政调查活动均可以任意程序进行。 其次，在行政活动所涉及的相对人权利义务较轻或有关事实简单明晰的情形下，应允许行政主体选择较普通程序更为简便的简易程序。如治安管理处罚中设置的对50元以下的罚款和事实简单的治安处罚均可适用简易程序。为此，在程序法上，应分别不同情形在普通程序外设立相应的简易程序。 再次，在发生战争、突发性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应允许行政主体根据特殊情况需要，适用特别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主体应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应付紧急情况，实现行政目的。为此应针对此类情形设定紧急处置程序。 最后，由于成文法自身的局限性，有可能在一些情况下行政主体法定的程序规则可以遵循，行政主体应有权采取其认为合适的程序规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行政程序法上设定前述各项制度并使之有机结合，可以使效率与公正这两个基本价值目标得到制度上的落实并在二者的张力中得以平衡。 「注释 （1）［美］Michael R. Asimow 《Administrativelaw》，Harcourt Brace）ovanovich legal ＆ professional pubgication， lnc. 1988年第11版，第1页。 （2）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3）应松年《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4）［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5）参阅［英］S.A.德史密斯《行政活动的司法审查》，1980年英文版，第238—240页。 （6）［美］奥内斯特？盖尔洪，巴瑞。B.鲍尔《美国行政和行政程序》（英文版）第3页。 （7）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8）［美］B.施瓦茨《行政法》（中译本），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9）《日本行政程序法纲要》（1991年11月草案）第1条，见《外国国家赔偿、行政诉讼、行政程序法规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 （10）《西班牙行政程序法》（1958年）第29条。同前书第259—260页。 （11）《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1976年）第10条，同前书第228页。 （12）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13）［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科特尔？布朗图书公司1986年（英文版），第4页。 （14）罗豪才等《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平衡论》，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第52页。 （15）［英］J.F.加纳《行政法》1979年（英文版），第231页。 （16）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17）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154页。 （18）参看皮纯协、余凌云《规章制定过程》，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行政程序法篇4

关键词：行政程序：主义：问题：公平：效率

制定行政程序已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行政程序法》(试拟稿)在经过实证调查、比较研究，以及多次国内外专家研讨和反复修改之后也已初步完成但是有关问题的讨论乃至争论远没有结束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应该坚持何种主义和关注哪此问题‘仍然是信得研讨的重要问题。

一、坚持何种主义?

行政程序立法应坚持何种“主义”这涉及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立场涉及我们到底要制定子下么样的行政程序法从法治国家对行政过程的基本要求、域外行政法治比较、发达国家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以及我国法律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考虑行政程序立法应当坚持法治主义、程序主义、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这几个基本立场。

法治主义的核心要求是政府遵守法律这一原则对于行政程序法制度而言着重强调的是“程序法治”包括程序合法性和程序合理性这表明行政程序的首要目标是规范和引导行政权的活动而不应是政府管制和约束行政相对方的规则：更进一步，法治主义的行政程序不仅要强调程序规定的法定化和形式化，也要求程序规则能体现基本的公平和理性精神坚持法治主义立场对于中国行政权运行之引导、行政过程问题之解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国并不缺乏“行政程序，但是缺乏对行政活动进行有效规制的、公平理性的法治主义的行政程序。

程序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法律程序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而不仅仅是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因此违背法律程序的行为不论是否对实体结果产生影响‘都构成对某种程序“过程价值（processvalue)的侵害，必须被校正或承担相应的法律贡任这对我国具有不可否认的针对意义完美的程序离开了严格有效的违法归贡机制充其量不过是摆设。

坚持人本主义，主要是强调行政程序应当体现对相对方的个体权利、主体性和尊严的尊重简言之在行政程序的原则和制度层面上，应体现“以人为本”精神，而不是将个体当作行政管制的对象和客体在行政程序的操作中‘应警惕“程序的异化”‘防止程序成为冷冰冰的规则集合或新的的借口。

所谓现实主义，是指行政程序立法应在充分理解行政过程所面临现实问题和程序立法的现实的基础上，突出立法重点，有针对性地回应现实问题，逐步完善行政程序立法这暗示了中国的行政程序立法不会是一个一步到位的步骤，而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与不完美合作以追求完美”的旅程。

二、关注哪些问题?

(一)作为行政程序立法现实背景的问题

中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主义”的推动，更缘于现实的需求改苹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程序制度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从宏观上看，程序建设还远远不能满足依法行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的需要，还存在许多缺陷：第一，现有的程序制度在体系上存在很人的零散性，缺乏必要的衔接和一致风险，可能引发程序制度体系内部的原则或规则之间的冲突。第二，行政权的行使在程序上享有过度的自山裁量权，难以保障程序公正。第三，相对方在程序上享受的权利“m.，太小，已经享有的某些程序权利也因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而难以得到保障，相对方在程序中的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第四，与“程序合法性”意识的增强相比，“程序合理性”仍米得到法律的足够关怀，缺乏实现程序公正的保障机制。第五，程序规则之间的抵触现象比较严重，显示出程序设计上的随意性。第六，一些蕴含程序公正主要价值的基本原则既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规定，在程序作业中也不具有自接的法律效力。第七，程序的简化欠缺明确化、具体化的条件，为程序操作中的态意留下了空间。第八，行政管制过程和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人众参与制度有待改进，有效参与的要件(如信急公开、利益团体的组织等)仍然欠缺。第九，对于违反法律程序、侵犯程序权利行为的法律责任不够明确，甚至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第十，行政机关及其下作人员的程序法治意识不强，程序下具主义意识仍然比较浓厚，不按程序办事的情况比比皆是。第十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程序权利意识依然比较淡薄。

上述问题缘于两类原因：一类是主观原因，主要是法律传统中对法律程序的误解、偏见和冷漠如认为程序只是实现行政目的的手段：法律程序只是用以管理和控制社会的手段，只能施子“被管理者一”，而不能管理管理者一，等等而社会成员的程序权利和程序公正意识的淡薄也是一个法观念问题另一类是客观原因，主要是学理研究和程序设计等技术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对法律程序的结构、程序合理性和程序公正性的条件、正当程序的制度装置等方面的认知和把握不够山此也会导致相应的程序设计问题相应地，程序立法和改苹也必须从上述方面入手

(二)行政程序立法方案的选择问题

1、行政程序的统一立法有必要吗了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程序的“统一性”“统一性”不是要求所有的行政程序整齐划一，否认不同行政过程的特征，而是“主义”或者一原则”层面上的统一即通过行政程序所坚持的主义和基本立场，对多样化的行政过程提出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这样的统一性是构成一致性的保障，又是多样性的基础

2、制定统一行政程序立法可行吗了统一程序立法的可行性在于：首先，经过十多年的行政法治建设，公权力及其行使过程的“程序合法性”意识正在逐步增强，营造了法律实施的可行性，为法律制定的可行性提供了“人”的基础其次，行政程序的相关立法和执法已积祟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一些主要行政部门已开始了很多立法‘尝试，这些构成了行政程序统一立法的基本资源再次，一些重要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经建立并取得了很好效果，这些程序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为行政程序统一立法提供了基础和重要的实践经验

3、如何进行行政程序的统一立法了这是立法模式选择问题是选择统一、详尽的法典，还是通则性的规定?这在行政法学界已有过很多讨论{}i基于前面所述的“主义’，、基本立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应综合考虑程序作业的基本要求和不同需要一方面，不同行政部门在管制过程中的实体和程序两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详尽的程序法典可能会“削足适履”或‘顾此失彼”：另一方面，不同行政过程在具体的程序作业上虽有所不同，但都应当符合前述几个主义的基本要求，如透明度、一致性、程序理性，以及效率与公平等因此，如果程序立法不就这些共同的基本原则进行规定，立法本身就失去了必要性基于这两个方面，可以考虑采用“通则性法典”的形式，即采用“原则+一般规定+特别规定”的法体结构原则适用于所有的行政过程，一般规定适用于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所有情形，而特别规定适用于特定的行政过程，是将原则和一般规定结合与特定行政过程的具体化

4、制定什么样的行政程序法了这是一个目标模式的选择问题简言之，在目标期待中，我们如何在程序公平和效率之间作出比较合理的安排了程序公平是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从程序基本立场所提出的程序公平要求可称之谓“最低限度的公平”{2一这是一个不可妥协的目标同时目前在我国程序公平和程序效率处于“双重缺位’，的状态需要通过行政程序立法营造能够促进和保障公平与效率的制度环境基于这两方面的分析行政程序立法必须首先提供旨在保障最低限度公平’，的基本原则而制度在此基础上根抓不同的行政过程及其不同阶段对程序公平和程序效率进行适当偏重。

5沏}何交排行政程序的各项基本原则和制度了既要考虑程序立法的立场和基本目标又要考虑立法内在的协调和相关法律规定之间的“兼客性”需要特别注意：第一规定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则使多样化的行政程序在基本的程序原则指导下运行促进多样性的统一第一规定行政活动的一般程序提供基本的“程式样本’，使之发挥“示范作用’，为非法定程序或自由栽量程序的合理性判定一个标准为各部门制定特别程序提供一个基本的程序框架第三协调行政程序法与其他法律中有关行政程序规定之间的关系其他法律可以对特定行政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但不得与基本原则相抵触第四‘对已有的重要行政程序加以规范和完善特别如行政决定程序、行政规则制定程序、行政规划程序、行政合同程序等第五规定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来保障程序公平如政府信H公升制度、听证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第六规定行政主体的程序违法贡任目前一此行政程序立法中对程序违法的法律贡任规定过于原则甚至缺乏规定导致程序违法行为泛滥和对程序规则的漠视乃至程序虚无主义严重为此必须明确规定程序违法行为的法律}I仃和追究机制

三、结语：重申“主义”与“问题”

《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涉及到价值层面上的权衡基本立场的确定也涉及到面对各种问题的制度交排而选择面对这样一个“政府再造”和行政权一一相对方关系重构的历史契机我们需要重申“主义”和“基本立场”的重要性：也需要倾听各种问题对有效解决方案的吁求前者是宏观的、方向性的、面向将来的：后者是具体的、技术性的、回应当下的我们相信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需要在坚持“主义”的前提下面对技术层面的问题。

参考文献：

[I]应松年.行政行为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王锡锌.程序正义基本概念解释[A].罗豪才一行政法论丛：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f31应松年.行政程序法立法.-IL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ProblemsintheLegislationoftheAdministrativeProcedureinChina

行政程序法篇5

借助《政法论坛》组织“行政程序法专栏”的机会，我对《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作一介绍，旨在应对读者对于行政程序法的关注，听取各方的意见和指导，共同促进行政程序立法，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

一、行政程序立法的准备

行政程序立法的准备，开始于1989年制定行政诉讼法以后。一方面，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行政法治建设迅速发展，行政程序法作为行政法治中的基本法，同样为现实所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中国又缺乏行政程序的本土资源，人们的程序意识淡薄，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普遍存在；法律对行政程序的规定数量少，且大部分十分简单，缺乏可操作性。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对国内行政程序实际情况缺少调查研究，对国外行政程序立法的理论和实践也研究不足。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要立即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条件还不成熟。立法部门决定一方面加强调查和理论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先就一些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最重要最常用的共同行政行为，诸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制定单行的程序法，为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创造条件。李鹏委员长曾多次在不同会议上强调：要在制定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和行政收费法的基础上制定行政程序法。

十几年来，中国的行政法治取得了巨大进展，就立法而言，已经陆续制定了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我们在行政程序立法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同时，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国内的实证调查已经完成；国外行政程序立法与实践情况得到了较为系统的介绍；理论研究著作不断出版；有的学者还提出了个人的立法建议稿。行政法治实践在近年来更是突飞猛进，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1999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2004年，国务院又颁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在十年时间内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实践对制定行政程序法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可以说，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各种条件正日趋成熟。受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机构的委托，行政立法研究组①组织专家着手起草行政程序法框架稿和试拟稿，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已完成试拟稿第14稿。以下对试拟稿的总体考虑和基本内容作简要介绍。

①1986年，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之际，加强行政立法势在必行，但还缺乏经验，需要摸索和探讨，组建一个行政立法研究组织，成为急切需要。由著名法学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陶希晋同志发起组织行政立法研究组。并于同年10月4日在北京成立。为便于开展活动，研究组主要由在京的行政法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组成。当时确定研究组的任务是“充分研究我国的现实形势和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广泛搜集国内外行政立法的资料，把研究工作与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行政立法实践紧密结合，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需要制定的行政法应包含的大致内容提出一个框架，作为一项建议提供给立法机关参考。”近20年来，行政立法研究组先后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多部行政法律的制定，进行国内外相关资料的搜集、翻译、整理、出版等大量准备工作，并组织进行国外立法实践考察，开展立法研究，组织各种讨论会，在此基础上，着手试拟稿的起草，经反复讨论修改，最后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

二、关于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

所谓目标模式，是指以何种立法目的为基础来构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将直接影响法律的总体设计和制度安排，可称之谓法律的“灵魂”。从世界行政程序立法史看，行政程序法主要有三类目标模式，一类是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如早期欧洲一些国家的行政程序法，称为“效率模式”；一类是以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为目的，如美国的行政程序法，称为“权利模式”，还有一类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国制定或修订的行政程序法，则大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保护权利与提高效率并重，称为“权利效率并重模式”。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应采取何种目标模式？经过讨论，已经取得比较广泛的认同，即采取“权利效率并重模式”。在设计各种程序制度时做到两种立法目的的兼顾，既要有利于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又要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有学者提出，二者有无轻重、先后之分？毫无疑问，效率在政府行为和行政程序中极为重要，不可忽视，但仍以保护权利为重，保护权利在先。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追求最高效率，这是我国“以民为本”的本质所决定的。

三、关于行政程序法的结构

行政行为的特点之一是多样性，但行政程序法不可能对之一一列举规定，否则就成了各类行政行为程序法的“汇编”，冗长、拖沓、重复而又可能有遗漏。因此只能是采用通则模式，规范各类行政行为必须共同遵循的程序。这就是所谓“程序底线”。各类行政行为依其特点还应规定什么程序，由单行法解决。但是，这样做，虽然结构简洁、条理清晰，却又不能照顾到某些特别的必须由法律规定，而又不可能单独立法的行政行为的特殊程序，为此，根据我国行政法制的基本情况，参考各国做法，试拟稿对行政程序法的结构采用了通分结合的结构形式，对行政行为中情况最复杂、形式最多样的行政决定，即具体行政行为，采用通则办法，规定在作成各类行政决定时必须普遍遵循的基本程序，以保证程序的统一，进而实现国家行政法治的统一。同时，对几类在市场经济中地位极为重要，一般又不可能单独立法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规划的制定、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行政行为的作成，采用分则的形式，一一列举规定。如此，既照顾了共性，又不忽视特殊性，保证了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中的基本法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指出，即使属于分则部分，也是对该行政行为的一般性规定，该类行政行为仍可能有不同形式，需要规定更具体的程序。

根据上述考虑，《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的框架是：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行政程序主体

第一节　行政机关

第二节　其他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

第三节　当事人与其他程序参加人

第三章行政决定的一般程序

第一节程序的启动

第二节调查

第三节证据

第四节陈述意见

第五节听证

第六节信息公开

第七节应用电子方式和电子文件实施的行政行为

第八节　紧急程序

第九节　简易程序

第十节　行政决定的成立

第十一节　行政决定的效力

第十二节　期间

第十三节　送达

第十四节　费用

第四章　行政规范性文件

第五章　行政规划

第六章　行政指导

第七章　行政合同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应该说明的是，第二章行政程序主体，实际上也是一般规定，带有通则性，但它规范的是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大都属于内部程序，鉴于实践中行政主体的合法性和内部行政程序对相对人权益的严重影响，而法律对此又一直缺乏明确的规定，因此另立一章。

行政决定的一般程序主要是按照决定过程的时间顺序安排的，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则另设专节。

分则涉及四类行政行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立法与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两部分程序，行政规划实际上也近似于制定行政规范，这两类行为涉及的是不确定多数相对人的权益，对其作成程序从法律上加以规范，是十分必要的。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则是在实践中已广泛运用，影响巨大，但对性质和特点尚未明确界定、运作程序更无规范的两类行为，短期内单独立法的可能性不大，有必要在此作出规定。

四、各章内容说明

第一章总则。包括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据、适用范围、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和基本原则四部分内容。

和其他法律的关系部分，主要规定本法是行政程序法中的基本法，其他法律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不

得与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相抵触，但可以根据需要作具体规定或补充规定。这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是处罚和许可领域中的基本法，其他法律有关处罚和许可的程序规定都不得与之抵触，但可根据具体情况使之具体化一样。行政程序法是行政程序领域中的基本法，它与其他法律关于程序规定的关系，是基本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不得抵触的关系），不是新法与旧法、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否则，这些基本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基本原则部分是争议、修改最多的部分。争论至今并未结束，包括应该设定哪些基本原则和这些原则的精确含义。现在写上的是：合法、公开、参与、公正、正当、效率、比例、诚信等原则。既有实体性原则，又有程序性原则。基本原则在法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指导本法所有制度设计的基本准则，也是今后其他法律在设置程序时必须遵循的原则。它不仅规范今后的程序立法活动，也是行政执法、司法活动的基本依据，所有涉及行政程序的活动也都应以这些原则所包含的精神为准。

第二章行政程序主体。共三节：行政机关；其他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当事人和其他程序参加人。

行政机关一节除界定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外，主要就行政协助与管辖、回避等问题作了规定。是否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尚需倾听理论与实务界同志的意见。

行政程序是规范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程序，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当事人一方，对其程序权利也有必要作出一般规定，故单列一节。不能低估当事人程序权利的意义。由于侵犯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有时甚至会使其实体权利也受到损害，例如当事人有得到通知的权利，实践中往往由于得不到通知，当事人就无法主张其权利，结果合法权利受到严重损害。

第三章行政决定的一般程序。共14节，从程序的启动开始，包括调查、证据、陈述意见、听证、信息、公开、电子政务、紧急程序、简易程序、行政决定的成立、效力和期间、送达、费用等。其条文占全法的近一半，对行政决定的基本的、主要的环节都作了规定，是行政机关作出任何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益的行政行为时都必须遵循的程序。可以看出，这些规定充分吸取了十余年来我国程序立法和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

一般程序中单设听证一节。此处所说听证，主要是指行政决定中的听证，不是公听程序。其中关于听证笔录约束力的规定，学术界称为案卷排他原则，在行政处罚法中应该明确但未作明确规定，在本法中需要加以完善。关于信息公开，有学者认为，国务院正在制定信息公开条例，此处可不作规定；但也有人认为，作为行政决定中的一个基础性环节，有必要在法律层面上对所有行政决定都应遵循的基本程序，作比较原则的规定，同时也保证了行政程序法的完整性。

紧急程序是最近几稿中新加的。关于行政决定的效力，应该是行政决定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效力问题在民法中是实体问题，在行政法中也可以这样说。行政程序法中对效力问题作出规定，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个特点：我国行政程序法主要规定行政行为的程序，但在必要时，也对行政行为中的某些实体问题作出规定。这在世界上也不乏先例。如德国行政程序法就是如此。本节对行政决定的生效、效力、无效、撤销、变更、补正、废止、附款等都作了规定，这对行政决定的实践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立法和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程序。在法律层面上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作出规定，十分必要。其中，其他规范性文件数量极多，涉及面广，对公民权益的影响很大，但法律一直缺乏关注，仅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有不得设定处罚和许可的限制性规定。试拟稿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的适用范围、制定程序、备案、效力，以及变更、撤销等程序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期望能通过这些规定将其他规范性文件纳入法治轨道，成为依法行政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五章行政规划。在草拟框架稿时，曾称为行政规划与计划，试图对行政机关为达到行政目标而制定规划、计划的程序作出统一规定。行政机关在其活动过程中，制定规划、计划在所常见，有些规划、计划涉及面广，直接影响公民权益，而又随意性很大，因此极需予以规范。但由于其规范对象的不确定性，

起草条文时难度很大，数易其稿，仍难取得共识，以至有人提出“删去此章”的建议。现仍保留，希望能听到更多的意见以决定取舍。

第六章行政指导。实践中行政指导和类似指导的行政活动极多，但大多演化成为行政命令，且对因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不承担责任，农村尤甚。到底何谓行政指导，行政指导的特点、适用范围，以及作成程序，尤其是监督和救济环节，有必要作出明确的规定，使行政机关的好心能确实办好事，同时，损害公民权益时，就应承担责任。

第七章行政合同。行政合同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实践中已广泛运用，影响巨大，但对其性质和特点尚未明确界定，运作程序更无规范可循。1999年制定合同法时，对是否应对行政合同作出规范，曾引起激烈争议。最后结果是：“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合同法第23条），鉴于行政合同在市场经济中的实际应用和作用，且涉及与国际接轨问题，根据很多国家都在行政程序法中单辟行政合同一章的常规作法，在我国行政程序法（也就是合同法所称“其他法律”）中单规定行政合同一章，是必要和适宜的。

五、关于法律责任

在研究过程中，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一章，是争议最多的，且是最难以规定的一章。对违法者必须追究法律责任，“违法必究”，是法治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程序违法，如果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反行政机关设定的程序，其后果是十分清楚的，不是办不成事，就是受到处罚。但行政机关程序违法如何处理，却鲜有规定。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一次作出规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违法，可以撤销。撤销后怎么办，法律没有明示，随后的司法解释规定为，可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且不受行政诉讼法第55条的限制（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作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结果是，虽然行政机关承担了“败诉”的后果，但回过头来又可作出同样的行为，比如，该怎么处理还这么处理，实质上对原告毫无意义，这就必然使原告失去起诉的动力，对行政机关的程序违法的监察也将不再存在。有鉴于此，1996年制定行政处罚法时，将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归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行政处罚法第55条规定：“……（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期望以此引发和促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能依程序行政。但从1996年至今，据笔者所知，似尚未见有一名工作人员因程序违法而受行政处分。

行政许可法基本上沿袭了行政处罚法的立法思路，但增加了对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者依据职权，作出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可以撤销该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在行政机关赔偿以后，将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这一点倒是有实质意义，可能会对程序违法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起到一点警戒作用。总之，设置行政法律责任的目的，应该是警戒和教育违法者，力求提高其认识水平，减少违法现象。目前法律关于程序违法后如何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难以达到促进依程序法行政的目的，并不尽如人意。对此，试拟稿试图重新思考，对程序违法按性质与后果划分等级，并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以期引起大家的讨论，共同寻找、建立更科学、更有效的有关法律责任的制度。

六、关于行政程序与行政救济的关系

从世界各国已有的行政程序法典看，在行政救济（包括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与行政程序的关系上，只有美国，将行政救济纳入了行政程序法，使之成为行政程序法的一个部分，此外，各国都将行政救济另

列，行政程序法不包括行政救济的内容。中国的行政程序法似也拟如此处理。试拟稿中并不包括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主要原因是，我国已经制定了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已经建立了复议和诉讼制度，无需再予重复。行政程序与行政救济，就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而言，行政救济是事后监督，行政程序则是使监督前移，属事前和事中监督，防患于未然，避免在行政行为已经作出、损失已经造成以后再来寻求补救。行政程序自有其优于行政救济之处。但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能否落实，仍要依靠行政救济制度的事后监督，行政程序法规定的有关程序制度，需要依靠行政机关自觉遵守；而当行政机关违反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时，就要依靠行政救济来识别、来纠正，行政救济也自有其优于行政程序之处。两者都需要而不可偏废。

七、关于借鉴国外经验

自研究行政程序法开始，我们就十分注意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已翻译了很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法，考察了很多国家的程序法的理论与实践情况，并且多次举行了国际研讨会，不仅有理论讨论，还听取了国外学者对框架稿和试拟稿的意见。因此，应该说，试拟稿吸取了各国学者的意见，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影响都有，我国法律深受大陆法系影响，因而在行政程序法的框架结构和具体制度上易于吸收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是很自然的；英美法系有重程序的传统，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许多先进的行政程序制度，例如听证制度，也为试拟稿所借鉴吸收，原则的思路是：谁的先进，谁能为我所用，适合中国的特点，就予以参考吸收，不带任何偏见。

行政程序法试拟稿虽时经数年，多次修改，但它毕竟还是一部试拟稿，是提供立法工作部门参考的一块毛坯，期待广大读者，更多的专家和实务工作者共同关心、探讨，以期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符合中国情况的先进的行政程序法典。

行政程序法篇6

行政程序的发展及其法治化，是社会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的结果[1]。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方面乃因社会事务的增加，需要广大的行政权力，另一方面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政府职能的转变，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不被侵犯。这些正是促成行政程序法制定的原因，因为行政程序法是控制行政权行使的重要机制，两岸的行政程序法制应该说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的。

政治稳定与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是行政程序法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动力。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必定以稳定的政治为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2]，社会秩序必定会动荡，遑论要求政府给予合理行政程序的对待。除了政治的稳定外，民主政治的确立也是推动行政程序法立法的动因。

政治民主化是促成行政程序立法的客观环境。台湾地区自1989年7月开始解严，结束自1949年以来长达50年的，政治民主化有了重大转折，政治逐渐开放，人民权利意识开始增长，产生一波社会运动的浪潮，人民藉由集会及游行，向政府表达自身权益的需求、对公共政策的不满，展现对政治的参与，社会迅速转变；而大陆地区在1982年通过新宪法，这对行政程序法产生了基础作用。此后，大陆地区开始朝政治民主化迈进，对行政程序法的推动，有正面的诱因。故政治民主化，必然促使人民权利意识增长，而行政程序法正符合人民维护自身权益的需求。民主政治故为行政程序法典的直接动力论文。

推动行政程序法制定的动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社会转型压力大，不论是现在的大陆地区，还是1990年代的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于法律，都面临新旧秩序的交错轮替。面对这样转型的压力，对于提供公平、公开与公正的行政程序，对于参与行政程序，来自于人民对行政机关的要求的声浪，亦随之而起，此成为推动行政程序法的最大动力。在程序的设计上，必然面临行政公正及行政效能提升的协调。

因此检视台湾地区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时空，乃处于社会密集且快速的转型中，大陆地区也正是如此，行政程序法草案制定的当前，正是改革开放后，朝市场经济快步迈进，政府大力推动许多重要建设，经济快速成长。所以说行政程序法的产生和完善，经济发展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政府方面态度对于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由政府透过专门调查或研究委员会的设置，进行负有任务的研究，更是推动立法进度的保证。除此之外，法学界的研究，不断撰写论文，尤其是透过法学研讨会提出草案，或是对政府公布的草案或研究报告召开专门的研讨会，更是促成行政程序法立法的一大动力。而大陆地区目前学术界对于行政程序法的理论也有热烈的讨论，未来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过程，似亦有赖政府的推动[3]。

整体而言，行政程序立法，不能不考虑到社会转型的问题[4]。另外对政府权利扩张的控制以及对政府科学管理则是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最主要原因。民主政治使人民权利意识提高，而经济发展是推动行政程序法的动力。经济的自由化必然会推动政治的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结果必然会促使人民要求参与行政程序的决策过程，进而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开、公正与公平，这是一个立法趋势。

相较于外国的立法过程，对实际行政运作作实证调查，一直是相当受到强调的重点[5]。台湾地区在制定行政程序法过程中，似有欠缺。大陆地区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应该考量实际运作的情形进行立法，方能反映时代需求，毕竟法律不是理论，而是实际的运作。

（二）立法体系的比较

1、立法模式选择

关于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的立法，有其困难之处，其原因主要是范围广泛、性质复杂、变迁频繁[6]：其一，范围广泛：行政程序法的范围，远较其它法律为广泛，尤其政府任务增加，行政权日渐扩大，如何制约行政权的力量，以保障人民权利不被行政权的侵害，把行政程序法统一编纂，其困难自不待言。其二，性质复杂：行政活动多样、复杂，但各类行政行为，差异颇大，故编排一部统一法典，实不容易。其三，变迁频繁：行政法规为国家行政的运作规范，但是国家政策要因时制宜，随着时代改变必须有所改变。

但这些困难并非无法克服，各种行政程序法律规范有其特殊性，因此把所有行政程序法律规范，归纳在一部行政程序法中有其困难之处，但是制定各种行政程序共同适用的一般法则，也并非不可能，行政程序法立法目的通过努力是可以达成的。

面对行政程序的立法，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设计及架构法律体系之问题，参照各国立法例，立法结构大概有三种选择，试分析如下：

（1）并列式

这种立法模式是按照行政行为的类别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架构。整个行政程序法分为若干部份，每一部分分为一种行政行为类型，各个部分内部采用线性结构，但整个行政程序法不是线性结构，而是并列结构。

并列式的结构并不可取。这种结构的立法，如同一部各种行政行为的汇编，由于个别的行政行为类型有许多共通性，因而使许多相同程序在同一部法典中大量重复，整个法律篇幅过长、拖累。虽然这种立法也有其优点，如各类行政行为程序自为一体，方便法律的实施。但是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基本上都不采这种立法结构方式。

（2）总括式

这种立法模式是打破行政行为的类别界线，按照行政程序法的时间性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结构。此种结构与诉讼法的结构十分相似，其特征是以程序的时间性为结构基础，行政行为类别从属于行政程序的时间流程。

总括式结构对各类行政行为共有的程序制度进行归纳重组，显然能克服并列式篇幅过长、重复的缺点，使行政程序结构简洁，条理清晰。但其却难以兼顾各类行政行为特有的程序制度。

（3）总分式

这种立法模式将整个行政程序法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采总括式，下半部采并列式。这种结构的特征是兼采上述两种方式，既作通则性规定，也做分则性的规定，能统一规范则统一规范，不能统一规范则依不同行为分开规定。

就行政程序法本身的特殊性而言，总分式的立法模式应是较好的选择。行政程序法典内容涵盖实体法与程序法；同时行政程序法调整范围广泛，各类行政法律关系差异很大，而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或一般原则，均需普遍适用各领域的行政行为。为使这些原则、规则在所有领域和所有行政行为中得到遵循，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中加以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为此，只有透过总分式结构方能达到效果。

2、台湾地区的立法体系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的立法体系：第一章总则篇，规定法例、管辖、当事人、回避等等，适用于所有行政行为的规定，有大量实体法的规范；第二章以下则是针对个别行政行为，包括行政处分、行政契约等等，分别予以具体规范。整部行政程序法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为行政程序的通则性规定，后面为分则性的规定，有关程序性规范，能统一规范则统一规范，不能统一规范则采则分开规定的总括式模式。

3、大陆地区的立法体系

大陆地区目前学者草拟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姜明安教授执笔，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2年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以下简称“试拟稿”）；另一个版本是应松年教授负责的行政立法研究组2003年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两个版本立法体系均采总分式结构，即总则中不分行为的种类和程序之阶段，对于各类行政行为的共同事项作出统一集中的规定，为关于行政行为的一般规定；分则中则是对于特定种类的行政行为作出特别的规定。可见，大陆地区在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过程中，关于设计未来行政程序的立法结构，不论是专家建议稿或是试拟稿版本，都是以总分式结构为准则。

虽然这种立法体系，架构与内在逻辑性联系不及其它法典清晰、严密，但基于行政程序法典所调整范围的复杂性，包括对于程序与实体内容相协调，这种体系的编排方式，应该说是合理和适当的。

专家建议稿在第一章是总则的规定，对于各类行政行为则分别规定；试拟稿共七章，第一章为总则，第七章为附则，其余五章除第五章（特别行政行为的程序）为分则内容外，其他章实际也为总则内容，分别包括行政程序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的一般制度、行政救济与法律责任。其中主体与行政行为主要为实体性规范，而行政程序的一般制度和特别行政行为的程序自然是程序性规范，行政救济与法律责任则是涵盖实体与程序相结合的规范。

行政程序法律体系架构，总分式是最好的立法选择，：行政程序法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采总括式，下半部采并列式，既作通则性规定，也做分则性的规定，能统一规范则统一规范，不能则依则分开规定。其理由如下：

其一，行政程序法典不同于民法典及刑法典，虽然涵盖实体法，但是主要不是实体法，所以不能如同民法典及刑法典一样架构体系[7]；行政程序法也不同于诉讼法，虽然主要是规定程序法，但仍有实体法的规范，故不能如同诉讼法体系一样的架构。

其二，总分式结构能够充分体现制定集中系统的行政程序法的必要性。行政活动多样、复杂，为了实现行政法治的统一，应力求使行政行为统一起来。由于在实体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十分困难，各国主要谋求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统一。行政程序法担负这个重要的使命，要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性，采用总分式结构，以通则性程序制度为主体，就可以达成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统一的目标。

其三，总分式结构能够较好的处理行政程序法与各类行政行为的关系。行政程序法并不能取代各类行政行为法，因为各类行政行为法还需要规定各自的实体规范，以及特有的程序规范。倘若行政程序法不能与各类行政行为相衔接，则整个行政法体系是松散的。总分式结构透过适当分则性的规定可以与各类行政行为法相衔接，使行政法体系完整。

其四，从根本上，总分式结构是行政法体系对行政程序的必然要求。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体系中处于基本法律的地位，他与各类行政行为形成扇形结构关系。体系的结构关系必然影响法律内部的结构，处于基本法律地位的行政程序法因此必须被要求采取总分式结构。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台湾地区已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或大陆地区的试拟稿以及专家建议稿，在考量行政程序法的范围广泛、性质复杂的特殊性后，均选择以总分式结构方式作条文编排，是较为可取的立法方式。

（三）立法内容的取舍

1、若干待解决的问题

世界各国对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内容不尽相同。行政程序法应规定哪些内容，从来就没有一定必循之规，应视当时社会情况等因素来决定。综观各国对于行政程序法的内容取舍，有以下问题需我们在立法决策时考虑和找出解决方案[8]：

行政程序法篇7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法的组成部分，行政法是独立于宪法的一个“最基本的法律部门”〔1〕。在大陆法系学者看来，宪法是调整“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的法〔2〕；是规定“全体对全体的比率”关系，即“公民”对“臣民”的比率关系，或者说“公民”与国家、国家与“臣民”的比率关系的法〔3〕；是“规定一个国家的一整套政治制度”的“根本法”〔4〕。然而，行政法却是“关于行政之法，属于行政之法”，是“规律行政及行政权对于人民关系之法规总体”，包括行政权及其行使的程序和原则，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救济措施，以及行政机关的组织形式、行政机关颁布规章的权力和程序、文官制度、政府对财产的征用和管理、公共事业、行政责任等内容〔5〕。我们也认为，宪法与行政法确实是两个互相独立的部门法；其中，宪法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部门法；行政法却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部门法。因此，大陆法系的行政程序法属于独立于宪法的行政法范畴。除西班牙等个别国家外，宪法典并不涉及行政程序问题。

在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主要是或就是行政程序法。英国学者韦德认为，“行政法是关于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力和活动程序的法，特别还包括关于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理的法”〔6〕。美国学者约翰弥勒特认为，“大体言之，行政法即为建立行政机构对各私人及利益执行其业务有所遵循及提供司法拘束以限制行政权威之施展之程序或方法之法律部分。”〔7〕施瓦茨也认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补救的法，而不是实体法”〔8〕。也就是说，在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法之间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的。同时，英美法系学者认为，行政法是宪法的组成部分；宪法是“静态”的法，行政法是“动态的法”〔9〕，“英国并不存在行政法这样一个法律部门”〔10〕。在我们看来，英美法系国家里被称之为行政程序法的法律规范，从内容上看，也确实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确属于宪法的组成部分而不属于行政法的组成部分。因此，英美法系行政程序法属于宪法的范畴，而并不属于独立于宪法的行政法范畴。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行政程序法之所以有这一区别，我们认为是由不同的文化和“误解”而造成的。行政法在法国产生前，作为记载革命胜利成果的宪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于是，作为调整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关系的法律规范，因公法和私法的分野而构成了另一独立部门法即行政法。然而，英国人对远从大陆传来的“行政法”，却从本国的文化即“补救法”而不是从大陆的文化即“权利法”的角度加以理解，认为行政法就是由“行政法院”加以适用的行政程序法或行政诉讼法，并将其套用在英国已有的、控制行政权的程序性法律规范上。这些控制行政权的程序性法律规范，在英国主要就是议会和普通法院对行政权进行制约的宪法性规范。美国是没有文化的国家。“美国宪法不是逻辑而是经验"[11]。英国的经验成了美国的实践，在宪法中确立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并依该原则制定了确立立法和司法同行政间关系的行政程序法典。

二、自律法和控权法

大陆法系的行政程序法，是一种自律法。“基于葡萄牙当代的行政法主流学说”而制定的澳门《行政程序法典》所确定的目标就是：“—规范公共行政当局之组织及运作，使各部门之活动合理化；—在尊重被管理者之权利及正当利益下，对行政当局意思之形成作出规范；—在形成与各利害关系人直接有关之决定时，容许各利害关系人参与，并确保向其提供有用与适时之资讯；—避免官僚化，以及使各公共部门亲民；—总体确保行政工作之透明度及对公民权利之尊重。”〔12〕这种行政程序法的自律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关系的调整有自己的规则即行政法，而不适用私法的规定。因此，行政法是独立的部门法；行政程序法属于行政法，“与立法机关之立法程序，以及法院之诉讼程序相对立”，是“规定机关之决定‘如何’始能成立”的法〔13〕。第二，作为行政权运行规则的行政法，并不是外部强加的，更不是司法审查的产物，而是行政权运行内在需求的产物，是由法定的立法主体制定的。行政法的约束力，并不是来源于其他国家机关的强制，而源于同样代表国家的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14〕。因此，行政程序法并不是分权制约法或司法审查法。第三，行政行为尽管具有意思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但应符合有效成立的实质要件，即意思表示应合乎预先制定的规则。大陆法系的行政程序法之所以是自律法，是由其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大陆法系的行政法及行政程序法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基于行政权运行的需要而产生的。在法国，曾以封建专制而著称，革命后所确立的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是暴发式的武装斗争，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革命期间，司法机关充当了封建顽固势力堡垒的角色。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通过宪法尽可能多地限制了司法机关的权力，禁止司法权干涉行政权。相反，宪法将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权力赋于作为公共利益主体的行政机关，即由行政机关来解决自己与相对人间的纠纷。拿破仑的侵略，唤醒了封建割据下的德意志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客观上促进了德意志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走上了集权政治的道路，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依靠权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自我调整和适应而进入资本主义的。这样，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是以行政权和效率为中心的自我约束。

英美法系的行政程序法是一种控权法。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切政府部门的行为和决定是否合法都应受普通法院的检验”，即普通法院可以“制约行政部门的权力”，但行政部门不得干涉“法官行使审判职责”〔15〕。美国学者施瓦茨认为，美国行政法主要是行政程序法，“是管理行政机关的法，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行政法要回答的问题是“1.行政机关可以被赋于什么权力?2.这些权力有什么限度?用什么方法把行政机关限制在这个限度内?”因此，“行政法涉及对行政机关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必须遵从的方式(主要强调法定程序规则)；以及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16〕事实上，美国在起草《联邦行政程序法》时所确定的目标就是控制行政权，即“首先，预期中之司法复查应为检查而非取代行政行动，其是保证行政行动不逾越法律授与之权责。其次，预期中之司法复查为‘就宪法及立法观点对法律之解释发表最终定论’。其三，预期中之司法复查可要求行政机构于处置裁决案件时运用公允之程序。其四，预期中之司法复查在防止行政裁决之极度专横及不力。”〔17〕另外，还有议会对行政权的控制。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形成这种以控权为特征的行政程序法，有的美国学者认为是由公共行政的实际范围及重要性决定的[18]，我们却认为是由历史决定的。

英美法系行政程序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诺曼人统治初期。1066年，诺曼人征服大不列颠后，威廉为博得原有居民的信任，承诺尊重他们的利益，“对原有的法律、制度与习惯准予保持”〔19〕。这种承诺主要是通过司法程序来实现的。即法院可以选择适用原有的惯例或不适用国王的诏令、敕令、条例。这种司法程序在客观上是对王权的一种控制，但还只是诺曼统治者对自己权力的一种自我约束。这种做法对英国行政程序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二阶段为资产阶级争取统治权的阶段。英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对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主的斗争采取了步步进逼的程序革命方式。1215年，资产阶级迫使约翰王签署了大宪章，取得了保护人身自由权的程序权；到爱德华一世时又取得了征税的同意权即听证程序权，并形成了“涉及大家的事就应让大家同意”的格言和传统〔20〕。这一阶段的行政程序法是资产阶级领导其它被统治阶级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手段和胜利成果，是被统治阶级用来控制统治权并争取统治权的法。这时的控权，已经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控权。第三阶段为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初期。革命的胜利，使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权，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资产阶级的妥协，仍保留了国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形式，使得封建主阶级仍保留着部分统治权即行政权。为了防止封建复辟，资产阶级又利用手中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严格的控制。因此，这一阶段的行政程序法是实现阶级分权，一个统治阶级运用统治权去控制另一统治阶级统治权的法。第四阶段为资本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时期，大体上可从十八世纪晚期算起〔21〕。在这一阶段，阶级分权体制已发展成为国家权力的分工制约机制，行政程序法也就成了立法权和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法。普通法院之所以被赋于制约行政权的司法权，是因为在革命中，普通法院站到了革命一边是议会的同盟军。第五阶级为英国经验的推广。英国的经验得到了美国宪法的确认，确立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并以此为核心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该法所规定的行政公开化、听证程序、规章制定程序、行政裁决程序和司法审查程序，都是议会和普通法院控制行政权的程序。以后，英、美的经验得到了其他英美法系国家的普遍推行。

总之，自律法和控权法都是由历史决定的。自律法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基于行政权运行的需要而制定和认可的，属于行政法的范畴；控权法则是从封建社会里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的斗争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属于宪法的范畴。从理论上说，行政法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在这一利益关系上，个人利益既不能超越于公共利益，也不能与公共利益位于同一水平〔22〕。作为公民个人，无论是统治阶级的成员还是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都不可能控制或否定政府的权力〔23〕。因此，在行政法领域，以控权为宗旨的行政程序法是不存在的。宪法则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在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中，最关键的是阶级利益关系，即哪一个阶级的利益能上升为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的矛盾问题。这一利益关系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关系，以制约和斗争为特点。因此，属于宪法范畴的行政程序法是一种控权法。

三、权利法和补救法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是赋于主体实现自己利益的权利的规则，是一种权利法〔24〕。在大陆法系学者看来，能沟通“客观法”即权利与“主观权利”即主体的利益的桥梁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主体为谋求自己利益而作的意思表示，客观法是主体作这种意思表示的规则。与法律行为理论相适应的是主体资格理论和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理论。在行政法学中，强调的是行政行为，即作有效意思表示的主体资格、意思表示的有效成立要件、有效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意思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有瑕疵意思表示的补救和违法意思表示的法律责任，以及紧急状态下的意思表示问题。在他们看来，程序只不过是对权利的一种保障。《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1976年)》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典都是上述理论的体现。

在英美法系国家，几乎不存在法律行为理论。尽管他们接受了法律行为这一名称，将其称之为“Juristic Act”，并将其他有法律意义的行为称为“Legal Act”〔25〕，但并没有，也不需要接受法律行为理论。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法是为主体提供的在其利益受到侵害时可能采用的补救机制，是一种补救法。他们不关心主体的意思表示能否实现其利益，关心的是主体的利益在受到侵犯时怎样才能得到补救。“若干世纪以来，英国法学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程序法，诉讼方式和普通法院与大法官法庭所主张的补救法上”，认为程序法是法律的心脏和头等重要的事，“实行公正的审判，展行正当的手续，或许比法院适用的实体法规则更加值得重视。”〔26〕在行政法领域也是如此。我国学者将英文中的"agency Act"和"Administrative behavior"都译为“行政行为”。实际上，英美法学家只把“行政行为”(agency Act)作为一个名词，而没有，也不需要行政行为的法律理论。“行政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则是由作为行政学家、经济学家和行为学家的美国学者西蒙(Herbert A.Simon)率先提出的，虽然有理论但却是行为科学理论〔27〕。与此相适应，也不重视主体资格和法律责任。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是，“凡涉及大家的事就应让大家同意”的传统和以自然正义为指导或以正当法律程序为核心的程序法；认为公正不仅应当真正存在而且应使人相信是存在的，要实现内容上的公正首先就应实现形式上的公正。因而，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长期以来仅仅是指程序正当，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被解释为包括实质正当〔28〕；行政程序法典所规定的内容只能是以实现对行政权的控制为目的的行政公开化、行政立法程序、行政裁决程序、听证程序和司法审查程序。

总之，由于大陆法是一种权利法，普通法是一种补救法，因而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内容也是不同的。根据大陆法系的行政程序法，一个行政行为是否能有效成立，主要是看是否具备实质要件；对在程序或形式上有瑕疵的行政行为，经补正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对某些违法的行政行为，可依法转换成为合法的行政行为。根据英美法系的行政程序法，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效，主要是看是否遵守了听证等程序制度和没有偏私的决定者等形式制度；否则，即使实质上合法也 四、成文法和判例法

大陆法系国家以成文法、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法的主要渊源，已为世人所公认，本没有多说的必要。但是，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在行政法及行政程序法领域，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代表的法国却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而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则以成文法为主要渊源〔29〕。本人不同意这一观点。

我认为，一个国家是否以成文法为主要法源，不在于它是否有或有多少部法典〔30〕。同时，一个国家是否以判例法为主要法源，也不在于它是否有或积累有多少判例。即使在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先生提出法系理论前，普通法系国家也并不是没有成文法规范。判别成文法或判例法的标准有两个：第一，在判例法制度下，法院对制定法有选择适用权，这可以从英国判例法的形成和行政程序法的发展中看出。美国虽然制定有《联邦行政程序法》，但联邦法院认为合适时可予适用，认为不合适时可不予适用，而按宪法所规定的法律正当程序创造法律。在成文法制度下，法院就没有这种权力，“程序法决不能阻碍实体法的适用，因为实体法是理性的象征”。在欧洲大陆国家的历史上，“如果争讼双方的一方当事人能够证实有与罗马法相反的惯例存在，或者说现行的法令规定了不同的规则的话，就可以拒绝适用罗马法”。“只有法院认为在诉讼中罗马法能够提供最合理的和最恰当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适用罗马法去进行判决。”〔31〕近代以来的法国行政法院也是如此，即只有在没有相应的成文法规范时，才按行政法原理和民法原理进行判决，而不能在有成文法规范时拒绝予以适用。第二，成文法在学理上表现为，法是“国王的敕令”、统治者的意志、人们的行为规则。在法国的行政法学著作中，虽然能“发现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司法判决，并给予了精确分析，……但是，无论法院的判决在实践中被派了什么用场，起了多大的作用”，“判例并非法律渊源”的格言“仍然可以视为法国法最真实的写照。法国法的规则不可能单从法院所作的判决中去寻找。况且，作出判决的法院的责任仅限于实施既定的法律和那些只能在某些其他‘法律渊源’中找到根据的规则。”〔32〕判例法在学理上则表现为，法是“法官的判决”。美国最高法官霍姆斯就认为，“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在未来将由法官决定如何诉讼的符合理性的预言”〔33〕。因此，在法官作出判决前，什么是法律几乎是无法知道的。在成文法国家，立法是根据法学理论进行的，因而法学家的地位高于法官，但在判例法国家，立法往往只是对判例的确认，法官的地位高于法学家。

总之，在行政程序法领域，法国虽然没有法典，但却仍属于成文法制度，美国虽然有法典，但却仍属于判例法制度。

五、两大模式的碰撞和对接

两大不同模式的行政程序法的形成，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是一种要求以全球为市场的竞争经济，殖民统治和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资产阶级对这一要求的反映和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就是本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日本被迫接受了美国的分权政治。从法律上说，本具有大陆法系特色的日本法律又具有了英美法系的特色，从而使两大法系完成了第一次巨大的碰撞和对接。这在日本行政程序法上的体现就是，虽然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但却被认为是控权法；行政法既是权利法又是补救法，而不是两者之一；法学上有完整的行政行为理论，并且有的日本学者也主张将行政主体意思表示的效力要件及法律效力，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及补救等内容作为行政程序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34〕，但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者却并未予以采纳；认为行政程序法是控权法〔35〕，但行政程序法典却并不规定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以及议会对行政的监督，而是由行政主体自我适用的程序规则；在立法机关创制行政程序法典的同时，法院也能创制程序规则。有时甚至可以说，日本的行政程序法构成了不同于英美法系行政程序法的第三种模式。20世纪以来，普通法趋向于权利法，大陆法也趋向于补救法〔36〕，但并未形成直接的碰撞和对接。普通法和大陆法、两种不同模式的行政法及行政程序法的第二次碰撞和对接，形成于欧洲经济和军事等的一体化。这次碰撞和对接还在继续进行之中〔37〕。与此同时，普通法和大陆法之间即将发生第三次碰撞和对接，那就是随着香港、澳门和台湾回归我国而形成的香港法与澳门法以及受大陆法影响较大的台湾法等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因此，认真研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这两大模式行政程序法间的联系和区别，对解决我国不同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程序法之间，以及各特别行政区与中央的行政程序法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也已提上议事日程，认真研究这两大模式的行政程序法，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模式选择也具有重要意义。

可被撤销或禁止。

注：

〔1〕〔24〕〔26〕〔31〕〔32〕〔33〕〔36〕

〔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中译本，西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印行，1984年7月；参见〔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页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2页。

〔4〕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宪法”条，载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51页。

〔5〕〔6〕张焕光等：《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1页。〔7〕〔18〕〔美〕约翰弥勒特：《美国政府与公共行政》，中译本，台湾省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495、496页。

〔8〕〔16〕〔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中译本，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9〕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第1卷“行政法”条，载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10〕〔英〕戴雪：《宪法精义》。转引自〔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中译本，西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印行，第92页。

〔11〕转引自徐静林：《美国违宪审查权的历史考察》，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编：《外国法制史会刊》(第一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2〕王伟华等：《行政程序法典注释》，澳门法律公共行政翻译学会出版，1995年版，第XV页、第1页。

〔13〕参见翁岳生：《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台湾省出版，1976年版，第202页。

〔14〕参见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台湾省三民书局印行，第5版，第29页。

〔15〕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356页。

〔17〕美国参议院档案第8号第77届国会第一会期第77至78页；参见同〔8〕，第571页。

〔19〕张金鉴：《欧洲各国政府》；台湾省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3页。

〔20〕〔英〕F.E.霍利迪：《简明英国史》中译本，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21〕英国的一切都是自然生长而成的，很难确定具体的年月。张金鉴：《欧洲各国政府》，台湾省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1页。

〔22〕〔美〕B.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4—385页。

〔23〕〔英〕A.米尔恩 ：《人权与政治》，载沈宗炅、黄楠森：《西方人权学说》(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

〔25〕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章。

〔27〕《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行政学》，台湾省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行政行为”条。

〔28〕荆知仁：《美国宪法与宪政》，台湾省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81、83页。

〔29〕郭润生等：《法、美行政程序的比较研究》，《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30〕参见〔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34〕〔日〕盐野宏：《行政程序法典总则规定的几个问题》，载《外国法学译丛》，1986年第3期。

行政程序法篇8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行政处罚机关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相应的权利，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符合听证条件的还要举行听证，这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确定的一项全新的处罚制度。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第32条、第42条对这方面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

行政处罚机关的告知义务有两层含义：一、告知的内容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二、告知的时间必须是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陈述和申辩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当事人在被告知受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后，有权就有关的事实问题、适用法律问题进行陈述或辩解；行政处罚机关有义务听取当事人的陈述或辩解，并且要对当事人的意见进行复核，对于合理的内容应当采纳，不得因被处罚人的辩解或陈述理由而加重处罚，即行政处罚机关不能把被处罚人行使陈述和申辩权视为态度不好，不老实而给予不应当给予的处罚。

行政程序法篇9

在这场程序热浪潮中，行政法学界也不甘寂寞，不甘人后。为了行政程序法的早日出台，众多专家学者撰文为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典化鼓而呼，有的学者发出“依法行政即依行政程序法行”的呐喊，有的学者奏起了“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础”的号角，行政法学界上上下下对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和思考。

一、关于行政程序含义的讨论

有行政行为就有行政程序，但什么是行政程序目前尚未形成一个为各国行政法学界共同接受的概念。实际上也很难形成一个各国普遍适用的行政程序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各国法律传统、行政法基本观念的差异以及各国行政程序法调整范围的不同。

国内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行政程序法被行政诉讼法的光芒所遮蔽，学术界对于行政程序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颁布，开始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吸引了更多学者投入到行政程序理论研究的行列中，学者们在介绍和研究欧美行政程序理论的同时也纷纷开始构建中国的行政程序理论体系，其中对行政程序的含义之争成为行政程序研究中的第一个争论点。

迄今为止对行政程序的含义之争在我国主要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的活动程序，即行政主体采取行政行为的步骤、方式、次序”。行政程序行为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个人，行政相对人不能成为行政程序行为的主体，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程序至多只是引起行政程序开始、终止或终止的一个前提条件。类似观点再如“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作成，变更或消灭有效行政行为所必须遵守的，由互相衔接的先后阶段所组成的法律程序。”

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是规范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各种程序的总称，行政程序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行政活动中应遵循的程序。因此行政程序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主体，而且包括行政相对人，凡是行政法律规范确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活动的程序都是行政程序。

上述两种观点对行政程序是由行为的步骤方法、过程等要素构成无重大分歧，分歧主要在于行政程序适用范围上存在着大小之分。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的主体只能是行政主体。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所要规范的主要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无论从行政程序理论的萌生原因，还是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内容，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行政程序仅仅安排行政主体的行为，而没有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作出安排，则行政法律关系无法构成和变更，也不可能实现行政法的目的。因此行政程序不仅仅是为行政机关设定的活动程序，而且也包括为行政相对人设定的程序。行政程序是为实现行政法目的而设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活动的程序。

我们认为产生上述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学者将行政程序与行政程序法中规范的程序混为一谈。上述第一种观点我们认为可称为狭义的行政程序，第二种观点可认为是广义的行政程序，既包括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也包括行政相对人以及利益相关人的行为程序。从行政程序法规范来看，行政程序法既要规定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也要规定行政相对人及利益相关人的行为程序，二者不可分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独立加以研究。我们倾向于对行政程序采取狭义的观点，这也与我国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为的观念相吻合，当然作出这种界定并不影响对行政相对人及利益相关人参与程序的研究与重视。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行政程序概念和行政程序法所调整的程序概念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行政程序概念最好定位于行政主体的活动程序，但行政程序法则不仅调整行政主体的活动程序，而且调整行政相对人和利益相关人的活动程序，这样矛盾可获解决。

二、关于行政程序的价值讨论

行政程序的价值分析是近年来行政程序理论研究中呈现出的一种新的研究态势。出于对价值不同层面的思考以及不同视角的观察，学者们主要形成了以下一些观点。

第一种观点，有的学者同意美国学者盖尔洪的说法，认为行政程序总体上具有效率性、公正性、正确性、可接受性四大价值。效率性指行政程序作为行政过程客观规律的法律化，能保障行政效率，可省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时间、金钱、人力和物力。公正性指行政程序是一种程序上或形式上的公正，形式公正规则的目的，还是为了内容公正的实现和存在。准确性指行政程序作为一种科学而严格的意思表示规则，至少能使行政主体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危险减少到最小限度，为行政主体作准确的意思表示提供一种最大的可能性。可接受性指增强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除了行政行为在内容上应真正体现公共利益外，还需要在过程中增加透明度，让相对人理解行政主体所作的意思表示真正体现了公共利益。

第二种观点，有学者认为，从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规定的内容分析行政程序基本法律价值在于：（1）扩大公民参与行政的途径。（2）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益。（3）提高行政效率。（4）监督行政主体公正，实施行政职权。该学者进一步认为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执法程序、行政司法程序的价值取向分别应为民主、秩序和公平。

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并无原则上分歧，总体上都认为行政程序的价值在于公正和效率，有利于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第一种观点较简明扼要，第二种观点特别提到了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权益，一定程序上揭示了程序的自身独特价值。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基本上还是偏重于从“结果有效性”这个标准来看待行政程序的价值，这种认识仍然停留在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层面上。当然这对于消除我国多年来认为行政程序只是行政实体的形式和手段这一狭隘观念具有重要进步意义。但这还不够，我们认为在我国除了要强调行政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外，还要特别强调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即程序自身的品格和理性，二者应该并重，不能过分强调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这对于在我国建立现代程序理念无疑将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行政程序自身价值的研究将是我国行政程序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值得庆贺的 是，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探索，现将一些研究观点概述如下：

1.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既有外在价值即工具性价值，又有其内在价值，即独立于实体的内在价值。其工具性价值表现在至少在现象上程序的启动一般都以实现实体法内容为目的；程序的核心任务是查明据以适用实体法，实施行政行为的事实，无论一个行政决定是否直接适用实体法，都将决定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表现在行政程序弥补了片面的实体正义，独立构成了法的正义的另一面；实体法所规定的实体正义是模糊的，程序才研究具体的实体正义；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程序对正义的决定意义；公正程序对恢复和培育社会秩序有独特的作用。

2.有学者认为必须关心程序的独特的品格和理性，它是使法律程序成为可能与人性相一致从而为人所尊重的所接受的那些品质。这一界定包括程序必须最大限度地理性化从而体现形式公正，程序必须体现人道两方面。从形式公正意义上说，程序必须具备程序法治，透明、中立、听取相对方意见、合理性等因素，从人的主体性与目的性这个根本命题可推演出法律程序应尊奉参与、平等、人道、保护个人隐私等价值。

3.有学者提出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命题，认为程序的正当性标准至少可以从四个角度考虑：程序性权利，权力的控制，效率的合理，实体权利目标。

程序的价值问题在学术界尤其是国外历经无数次争论，主要形成了程序工具主义、程序本位主义、经济效益主义程序论等理论。我们认为对程序的价值分析既不能完全以结果为标准也不能完全从程序本身出发，而应从结果和过程两方面，辩证地看待程序的价值。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既看到了程序的外在价值，又看到了程序的内在价值，比较全面，但对于内在价值分析还不够深入，第二、第三观点侧重分析了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这种尝试非常可贵，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我国只能说是揭开了序幕，还需要众多的学者不畏艰难，进一步开拓。

三、关于行政程序法概念的讨论

前已论及，行政程序法与行政程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混同。有行政程序未必有行政程序法，但行政程序法概念往往受到一定行政程序观念的影响。一般认为，各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受到以下三种行政程序观念影响：

1.认为行政程序就是行政诉讼。基于这种意义，他们便认为行政程序法等同于行政诉讼法。

2.认为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程序，而不是法院的司法程序，德、奥、意等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就反映了这种观念。

3.认为行政程序既包括行政诉讼程序，也包括行政活动程序，美国和法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受到这种观念的支配。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分析的，第一种观念在当今各国的行政程序立法与行政程序法学中已无市场，第二、三种观念各有自身理由，所以被不少国家和地区所采纳。目前国内学者讨论行政程序法概念时存在分歧也主要限于上述第二、三种观念层面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是有关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步骤、方式和过程，因此行政程序法是有关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管理权的步骤、方式、过程之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行政程序法是关于行政行为成立过程、手续与方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实质上是规范行政权运行的方法和步骤，而行政程序法是规定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和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过程应遵守的方法、步骤和时限，并由此构成为一个连续过程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是凡规定国家行政组织及其活动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程序法包括行政组织，行政决策与执行，行政监督，行政诉讼等方面的程序规定。其中的行政诉讼程序为主要部分。

我们认为行政程序法是为实现公共行政职能为目的而设立的规范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程序法律规范的总和，即行政程序法不仅调整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而且调整行政相对人及利益相关人的行政程序。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在使用“行政程序法”这一概念时有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指广义的行政程序法，也称实质意义上的行政程序法，即既包括有一部单独的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也包括存在于各种形式中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另一种是狭义的行政程序法，仅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也称形式意义上的行政程序法。目前我国学者谈论的行政程序法主要是指后者，即中国特别欢迎和需要一部统一的适合本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典。

四、关于行政程序法地位的讨论

行政程序法的地位广义包括三方面内容，即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的关系，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即重要性）。对于第一方面，学者们认识无多大变化，近年来争论主要表现在第二、三两方面。

（一）由于程序工具主义观念的影响，我国法学界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一般认为：实体法是法的基本或主要组成部分，程序法是为实施实体法而存在的法律规范。

在程序热的研究浪潮中，不少学者对此传统观念开始了反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行政法学界有学者大胆地提出了“法即程序”这一必然引起争议的命题。该学者提出该命题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徒实体法不能自行，徒程序法可以自行；程序法可以取代实体法，实体法不能取代程序法；先有程序，后有实体，实体是程序的产物；一切实体法上的问题均可以从产生它的程序中找到原因；一切实体法上的问题只有从产生它的程序入手，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程序法是权利性的，实体法是义务性的；实体法是静止地，孤立地，形而上学地规范人们行为的，而程序法是动态地，联系地，辩证地规范人们行为的。

有学者从逻辑错误和程序法的功能及其限度的方面评析了“法即程序”命题的谬误。对上述理由提出了反驳，如徒程序法不足以自行，程序法不能取代实体法，程序并非都是权利性的，实体法也并非全是义务性的等等。对于实体法与程序法关系认为是辩证统一的，严格地说，绝对地、条分缕析地区分程序法与实体法，并非易事。二者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般情况下，程序法的功能是辅的，即辅助实体法功能的实现；例外情况下，程序法的功能是填补性的，即在没有相应实体法适用于个案时，允许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遵循程序法的规定“造法”。前者是由程序法的“外在价值”决定的，后者则由程序法的“内在价值”决定的。

上述两种观点分歧主要在于对实体法与程序法产生先后以及它们各自功能认识不同。我们认为从发生学意义上说先有程序，后有实体法，在这种意义上说“法即程序”具有一定合理性；从功能角度来看，“法即程序”过于夸大程序法的作用，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功能角度来看，第二种观点更合理，既强调程序法的重要作用，又重视实体法的价值，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在我国目前既要看到程序法的重要性，程序法具有相对独立性，又不能过分迷信程序，视程序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实体法与程序法应二者并重，不可偏废。

（二）对于行政程序法的作用，我国先后有不少学者也参与了讨论。但在术语使用上，比较混乱，如有的人使用“功能”或“目标”“价值”“重要性”“意义”等不一而足。

对于行政程序法作用的认识思路大致可分为两类。绝大多数学者从行政法自身角度来阐述其作用的，一般包括三方面：第一，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第二，提高行政效率；第三，有利于减少腐败的产生。

近年来，遵循这一思路的观点多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如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具有以下功能：规范、制约、监督、促进行政权的合理行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相对人的参与程序，促进行政民主化；通过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沟通，协调平衡，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另有学者从更广阔的角度对行政程序法的地位进行了思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锡锌从构建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角度对行政程序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行政程序法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缺少的 一项基础性法律制度，同时又恰恰是目前最欠完善的一项法律制度，行政程序法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契合了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从而有助于旧体制的消解和新体制的建立。

上述两种思路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后者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对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应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看待，除了可以从市场经济角度思考行政程序法的意义外，我们认为行政程序法在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保障人权方面也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五、关于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讨论

对于什么是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学术界表述不一，但一般认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是指各个国家行政程序法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形成的总体特征。行政程序法可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立法机关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选择，强化某一方面作用，这种选择将使一国的行政程序法形成一定的目标模式。

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在行政程序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说占据枢纽地位。它统率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进而涵盖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制度，对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选择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一）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的分类：1.有人认为可以分为控制模式、效率模式、权利模式三类。2.有学者认为可分为效率模式和权利模式二类。权利模式也有称公正模式，或权利保障模式。3.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分为维护模式和保护模式，与此相应，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模式可以分为民主模式和效率模式。该观点认为应将目标模式与价值模式结合起来探讨，在澄清价值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与其相应的目标模式。

对于上述三种分类，我们认为第二种分类比较恰当，其基本含义在法学界基本达到共识对其使用几乎已约定俗成。第一种分类中控制模式正如该学者所言主要是中国封建时代的行政程序法属于这一类型，不具有普遍意义，可以忽略。第三种分类优点将目标模式与价值模式相结合，但其目标模式分为保护模式，维护模式容易引起歧义，其保护维护的是行政权，还是相对方权利不够清楚。

（二）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主要形成以下三种观点：姜明安、王锡锌等主张应兼顾效率与权利保障。他们认为效率和公正是行政程序法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目标模式的选择取决于立法时对价值目标的权衡。应该看到在行政程序法中，效率与公正的冲突确实是存在的，但这种冲突并不意味着各自绝对的排它性，恰恰相反，二者存在内在的联系，公正并非必然排斥效率，反之亦然，公正作为一个价值判断，其含义在特写条件下不断变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精神应反映到行政程序法中。效率与公正价值目标是对立统一的，二者应平衡兼顾。黄学贤认为应在效率与公正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之间寻求平衡，作为行政程序立法的出发点和目标模式的整体选择。在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当效率与公正发生矛盾时，应作出公正优于效率的明确安排的选择。章剑生认为行政程序立法目的应是效率为主，公平为补充。

上述三种观点均是以公正-效率为中轴来设计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第一种观点是“平衡论”在行政程序法中直接演示，从理论上说公平与效率二者兼顾比较完美，但在实际操作时难于把握，有可能会流于形式，二者的平衡点恐难把握。第二、三两种观点分歧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对我国行政法治存在问题以及解决方法认识不同。

我们认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应以公正为主，兼顾效率，在公正与效率发生冲突情况下一般应注意公正优先，效率为辅，在特定情况和特定环节也可以考虑效率优先。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我国行政法治中公正问题重于效率问题，这一模式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趋势，我国的行政诉讼至少目前还无法胜任对行政不公的补救。

六、关于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讨论

正如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在我国行政法学界讨论初期人言人殊，众说纷纭一样，我国目前学术界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论述仍然处于莫衰一是，观点纷呈阶段。

1994年前论述较多（具体内容从简），主要有：1.应松年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包括公平、公开、听取意见、顺序、效率原则。2.认为各国行政法学都确立起或多或少的程序规则用以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学所确立的行政程序规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性、真实性和效率性，行政程序原则的主要内容体现为程序法定、相对人参与、公正、顺序和时限等。3.认为各国行政程序制度不同，据以确定这些制度的基本原则自然也不尽相同，考察各国与现代民主相联系的行政程序制度，它们也反映和体现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公开、公正行为有据和效率原则。4.认为不同时代的行政程序法具有不同的基本原则与制度，选择不同目标模式的行政程序法，其原则与制度也不相同。从现代各国看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有：依法行政原则、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5.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分为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一般原则指社会主义法都必须坚持的原则，它包括共产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原则、法治原则。所谓特殊原则指主要适用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包括行政干预原则、保障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和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原则、顺序原则、效率原则。

1994年以来特别是1997年—1998年间，一些学者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又进行了归纳，主要有以下观点：1.胡建淼认为中国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表达方式只能是法典式和条文表达式。基本内容应确定为程序法定原则、程序公平原则、程序公平原则。法定原则指用以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法律化，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所遵循的程序，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公开原则指用以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应当一律向相对人和社会公开。公平原则指行政主体必须在程序公平的约束下，正当地行使行政权，尤其是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体现合理性和科学性。2.吴德星认为，一般情况下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包括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公平、行政效率和行政公开等原则。民主原则指行政程序法必须贯穿民主精神，体现民主意志，符合民主要求。法治原则指行政程序法必须贯穿法治精神，实行依法行政。效率原则指为了保证行政活动的效率，行政程序的各个环节，应当有时间上的限制。公开原则指对重要的行政行为与公民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行政行为要通过一定程序让公民了解，强调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程序法的生命。3.章剑生在《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一书中继续坚持以前观点，认为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合法原则、合理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顺序原则、效率原则。4.杨海坤、黄学贤在《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一书中提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和价值取向与具体原则，是规则和制度的中介，应当将价值取向和目标模式作为自己的思想内核，将其中的精华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基本原则还必须对具体原则，专门制度和规则具有统率作用，成为具体原则、制度和规则的设计标准，评价标准。据此，能够称得上基本原则的只有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具体而言，行政程序民主原则指行政程序的设计和进行应当确保公民的有效参与，应当处处体现公民的意见和呼声。这一基本原则体现在行政公开、行政参与两项具体原则中。程序公正原则指公民在行政程序中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程序上的公正表现在不偏不倚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三项具体原则方面。效率原则指行政机关应当确保行政程序的进行，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

纵观上述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种种概括，我们认为这些概括总体上体现了由繁至简的趋势，有些基本原则如公正、效率等渐成人们的共识。上述归纳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对基本原则，我国行政程序目标模式，尤其是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基本制度的界限学者们认识不同所造成的。对比上述诸多归纳我们认为最后一种概括比较简洁，较好地处理了行政程序法价值取向、目标模式、基本原则、具体原则、具体制度这五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这种概括反映了我国行政程序基本原则的最新研究成果，值得提倡。当然，这方面的探讨是无止境的，因为行政程序法的内外环境在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

七、关于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和立法步骤的讨论

立法模式这一概念在我国行政程序法研究上非常流行，类似的提法还有法体模式，制定模式等，但对立法模式作出精确定义的尚不多见。对行政程序立法模式的 争议主要集中在行政程序立法模式有几种分类以及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应采取哪一种。

（一）关于行政程序立法模式的分类主要有以下观点：1.认为可分为单一式和复合式。单一式指制定一部统一完整的法典，并将法典的制定权交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复合式是通过各个单行法律，从不同方面规定行政程序法内容，从而形成一个内容有机联系的法律整体。2.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有三种法体模式。一是统一法典模式，二是单行法律法规模式，三是无独立行政程序法而完全与实体法合体的模式。

上述两种观点分歧主要在于对融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体模式如何看待。第一种观点认为采取这种模式的国家太少，不具备典型意义，不作为一种分类。相比较而言我们觉得第二种分类更加全面些，即应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不能要求它纯而又纯，仅仅是对程序方面的规定，涉及的实体问题也应在行政程序法中作相应规定。

（二）关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应采取哪一种的争论。这一问题可以说是我国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立法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立法上应当采取逐个解决的办法，即不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而是制定单行的涉及行政程序的法律。

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内容，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它是通则而不是法典，只规定共同原则，共同程序等，而且应司法色彩浓一些。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监察、行政复议等程序以单行法律、法规规定，是否包括行政指导程序意见不一，是否包括其他程序也各持己见。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尽早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其理由是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能更好地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职权的行使，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从而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分散的独立的行政程序法律法规不能在整个行政领域确定统一的，体现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和效率原则的程序规范和制度。此外从我国目前法制的进展情况分析，也完全具备条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更不用说有许多外国行政程序统一法典立法的现成经验可供参考借鉴。

上述第二种主张制定行政程序法通则的观点，从目前来看难度要小一点，但其效果明显不如制定行政程序法典，且操作性不强，若干年后可能会重蹈《民法通则》的旧路。第一、第三两种观点截然相反，造成两种观点分歧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对制定行政程序法法典的必要性以及制定难度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并不排除制定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其优越性明显胜于制定单行的程序法律法规。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在我国确实会面临程序法观念淡漠，我国行政程序理论研究水平还较低，行政行为范围广泛，“性质复杂且变化频繁等诸多困难。但通过努力这些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对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来说绝非空中楼阁。因此我们赞同上述第三种观点。

关于我国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目前学者多认为应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但对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步骤则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可称为激进式，认为如果尽早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对中国法治进程的推动将更为有利。

另一种观点可称为渐进式，认为应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对那些与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立法条件相对比较成熟的方面，逐个制定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第二步是在2010年前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至于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如何制定又有三种主张，有人主张与单行法律的制定齐头并进；也有人主张待各个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出台后，再研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还有人主张待各个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出台后，把它们编纂成一个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不再另行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二种比较适合我国目前国情。尽快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对我国来说目前难度较大，各方面条件还不够成熟，考察各国制定统一程序法往往都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起草准备阶段。因此采取渐进式的立法步骤比较稳妥。其中的三种主张，第二种消极等待，不利于及时总结立法经验得失；第三种比较缓慢，一个一个立法许多条文规定必然重复，笼统编纂在一起也必将内容庞杂法典质量难以保障。因此我们赞同第一种主张即制定统一程序法典和制定单行行政程序法律法规可以而且应该齐头并进，制定单行行政程序法律并不妨碍统一行政程序法的起草。

行政程序法篇10

1.问题的提起

近年以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有关行政程序法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立法界和行政法学界的讨论热点。1989年4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其中的第54条中，将事前行政程序纳入了司法权的审查对象范围，规定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如属“违反法定程序的”，法院应“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1996年3月1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进而较为具体地规定了行政处罚决定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在新中国的立法史上，这些规定的出现，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些规定的出现，使得从外国法中继受得到的有关程序法的理念性概念进入了中国实际的司法操作领域，在行政诉讼的司法实际活动中，在各个具体的案件中，法官们必须对何为“法定程序”，在认定要件等等方面，作出判断。可以说，面对空白的过去，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在试图建立相应的逻辑体系。

观察战后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史，1946年的美国行政程序法和1976年的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等已为学界所熟知。此外，近年来出现于东亚地区的行政程序法立法动向[1]，也渐渐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同样不具有英美法国家那样的司法传统[2]的东亚国家，基于共同的法文化基础之上各自所进行的法制建设，所遇的问题或许在深层有着共同之处。[3]因此，研究1993年制定的《日本国行政程序法》[4]，特别是对立法史和学说发展史的研究，其意义便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日本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动向，其起点大致可以追溯到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由法制审议会设立的行政程序法部会之时[5].考察其整个的立法史便会发现，法典屡经波折终获制定的过程，同时也正是日本行政程序法学说和判例理论逐渐发育、丰富的过程，而其核心则是如何使行政程序正当化以及其法根据为何的发展过程。《日本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颁布只是这个发展的一个成文法典化的成果。因此，本文暂且将法典的制定史本身置于分析的视野之外，着重于探讨日本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的学说和司法实践发展史以及其对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形成和发展的启示性意义。

2.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概念

在行政法理论中，经常涉及到“正统性”和“正当性”的概念。一般而言，前者是指行政活动被作为行为根据的立法机关制定法中所规定的公共性、公益性所支持，其往往与（形式上的）“合法性”紧密相连，而后者则在实质意义上要求行政活动满足法的目的。“正当化”则可以被理解为使行政活动具有“正当性”的法实践过程。

在日本，长期以来，“行政程序的正当化”一直是行政法学家们难以回避的课题[6].行政活动必须在实质和实体方面符合法的规定，但同时在程序方面，不仅应合法，而且还被要求应具有正当性。因为，一方面缺乏有关程序的一般性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在规定行政行为的个别法律规定之中，常常不具备程序性规定，即使有规定也过于简单。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实现实质正义的立场出发，行政程序仅仅被要求符合法所规定的基准是不够的，还必须符合宪法或是立法理论中的正当性要求。

当然，在《日本国行政程序法》已经生效的今天，行政程序第一层次所面临的，已变成是否符合该法的合法性问题。但是，该法的内容依然可以接收正当化的评价，同时，受该法拘束之外的行政程序也依然是正当化课题的对象[7]

二　法治主义理论与行政程序

与中国的学术发展一样，日本在行政程序法理论的建立方面，也存在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简要地回顾这段历史，或许对中国的行政程序法理论的建设会有借鉴的意义。

纵观日本公法学的发展史，与中国的“法治”概念内容相近的概念，大致有两个，即“法治主义”和“法的支配”。前者源于德国的“rechtsstaat”（法治国家），后者的母体则是中国法学家熟知的英美法基本原则“ruleoflaw”。[8]

1.形式性法治主义和行政程序

日本的近代法，是在继受德国法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明治末期，随着德国公法学在日本被广泛继受，法治国家被理解为采用了法治行政原理的国家，其结果，导致了大正时代法治主义等于法治行政原理之等式的成立。并且这种状况在明治宪法中一直得以延续。

在当时的公法学观念之中，法治主义等于法治行政原理除了以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法律优位原则为内容之外，十分强调法律保留原则的意义[9].法律保留原则要求行政活动行之有据，即凡对国民课加义务或限制权利的行政活动，例如课税等行政行为，必须具有议会所制定的法律为依据，但该原则并不拘束该活动依何种程序进行。因此，单纯就行政程序而言，通过议会的立法，在形式上而不是在价值上拘束行政活动的法律的产生，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事实上在当时，这类法律也为数不少[10].例如，在一部分有关土地管理的法令中便存在过这种程序规定[11].当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规定时，该行政行为便成为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可见，在这种概念构造之中，行政活动只是被要求在形式逻辑的意义上与法律所规定的相一致，即有法必依，依法行政而并不涉及程序的内在价值为何。现代日本的法学家将这种法治主义称为“形式性法治主义”。

2.法的支配、实质性法治主义和行政程序

在日本，行政程序的价值真正引起讨论，则是在战后日本国宪法制定之后。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被实施占领管理体制。由于日本国宪法是在美国占领军当局的主导之下完成的，并且在该宪法中确立了基本人权保障（第11条第97条），宪法具有最高法规性质（第98条第1款）以及法院拥有违宪立法审查权（第81条）等制度，因此，公法学界较为普遍地采用英美法的解释方法，认为“法的支配”原理已成为该宪法的基础[12].并且由此形成正当程序的观念。

同英美法学家的认识基本一样，日本的公法学者认为，“法的支配”原理的基点在于：个人在公权力作出与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紧密相关的具体决定时，有权要求被告知法的根据和理由，获得提出自己主张的机会（告知、受听证之权），以及认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受他人（无论公权力 还是私人）侵害时，有权经公平且独立的法院，通过对“法”的正确解释适用，获得实效性救济[13].由此可见，该法原理所强调的是个人的法地位以及与其法地位相关的法程度的意义。当然，“法的支配”原理中的“法”及其价值，应该存在于为确保独立自尊的人的自律性存在，并且由这样的独立自尊、自律存在的人所形成和维持之关系之中[14].

但是，50年代之初，在探讨“法的支配”原理与法的程序之关系时，正如后述的那样，由于受宪法第31条的规定中“刑罚”一词的限制，使得正当程序的法原则在适用范围方面，只能在刑事司法程序的范围中运用而未能涉入行政活动的领域，难以象其母体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的规定那样全面和广泛。但是，进入50年代后期，随着关于宪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与行政法关系问题的讨论在学界被提起和展开，这种状况有所突破。1956年京都大学的杉村敏正教授将日本宪法内容与英国法的自然正义原则（natural justice）、美国法的正当程序原则（due process）作了比较研究之后指出：行政行为也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其宪法根据不是第31条而是第13条所规定的“个人的幸福追求权”[15]，即该条包含了对行政进行直接拘束的正当程序性要求。由此开始至1960年左右，从“法的支配”原理之中寻求法根据对行政活动进行控制的诸学说见解渐渐得以确立并发展至今。

另一方面，在新的宪法环境中，日本公法学中根深蒂固的“法治主义”观念必然地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日本的“法治主义”是自明治时代继受德国法理论后形成的国家观，具有很强的形式主义性质。一般而言，其具有以下二个方面的特点，即，一方面在近代法意义上其与警察国家相区别，在干涉人权时必须具有议会所制定的法律为根据，由此控制行政权的恣意发动；另外一方面其在涉及如明治宪法时代所存在过的那种依照法律严重侵犯人权，或者法律本身对人权不能有效实施保障时，便显得无能为力，并且导致法律所规定的手段、形式自我目的化。因此，进入50年代，围绕着在日本国宪法之中，“法治主义”是否依然有意义、其地位究竟为何的问题，发生了“法治主义与法的支配”的学术大争论，其结果导致法学界对“法治主义”内容的再讨论和再构筑，从而形成了与“法的支配”原理相似的“实质性法治主义”原理。[16]持该学说的学者们认为：日本国宪法中提出的“法治主义”，并非是将“依法行政”的手段、形式自我目的化，而应将其目的、内容放在与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相应关系之中认识、分析和解释。因此，行政活动远不能只是仅仅被要求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中无具体的规定之时，行政也必须接收宪法原则的直接羁束，即，“实质性法治主义”不满足于行政活动在形式上有法可依，更从符合人权保障的法目的、内容出发对行政手段和行政形式提出相应的要求。因此，理所当然地对行政行为的事前程序也提出了正当化的要求[17].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之下，建立以行政相对关系人的参加为核心的行政权发动程序被认为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基本要求之一[18].并且有的学者认为程序上的参加应该是不以实体权利为存在前提的具有独立的法价值之物[19].这样的行政程序的建立，在行政裁量大幅度扩张的现代行政环境之中探求如何抑制行政机关的主观恣意之路，也相应地在现代意义上发展了法治主义[20].6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和逐步完善，以及所谓“后现代化”问题的出现，行政程序理论所涉及的法领域不断被拓宽，对行政程序法的思考的立足点也不断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更新。现在，听证等事前行政程序除了针对传统的行政处分（相当于中国行政诉讼法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之外，在行政立法、行政计划、行政指导方面的意义也强烈地被认识到[21].同时，日本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开发、公害、环境、给付等等行政领域不断扩大，相应的行政程序问题也不断地被提出来。例如，公害法中的环境影响评估[22]和作为一般性制度的情报公开[23]便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此外，形成于70年代，现已成主流学说的“行政过程论”在行政程序方面对“法治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力图修正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行政法学理论中的国家和社会、行政主体和私人的二元对立前提，尝试着通过行政程序的调节作用使行政活动成为国家诸机关、利害关系人、一般居民等等具有各自立场的人之间达成合意的一种统合性过程[24].但有的学者指出：行政过程中私人的参加之所以应被重视，是因为现代议会民主的形骸化，只有在综合性的社会统合过程之中才能获得行政的民主正当性[25].

三　实定法[26]上的根据

1.宪法上的根据

围绕着日本国宪法上对行政活动具有法控制作用的正当程序究竟以何条为根据的问题，发生过多种学说之间的争论[27].其中最为主要的有第31条说和第13条说，前者认为：正当程序的宪法根据在宪法第31条中，后者则以宪法第13条为根据。

（1）宪法第31条说日本国宪法第31条规定：“任何人不经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或自由，也不得处以其他刑罚。”[28]持第31条说的学者认为：（1）该条规定与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有着继受的关系，因此与母体一样，正当程序要求不只是适用于刑事程序，同样以行政活动为对象；（2）在剥夺自由这一点上，无论刑事程序还是行政程序，其性质是相同的；（3）因此，在行政承担着非常庞大的任务的现代社会中，如将行政程序置于程序性的正当程序之外，则必然导致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欠缺[29].由于在美国宪法之中没有如该条中的“刑罚”一词，或者说日本国宪法在继受美国法时的这一不同，必然地引发解释其适用范围上的不同观点。在诸种观点中，对行政程序尽管存在上述主张全面适用的解释，但是，“刑罚”一词的羁绊在一般意义上使得该条对行政程序的适用，在最大限度上只能限于与刑罚具有同样性质或与刑罚相类似的行政行为[30]，因此，将此作为行政程序正当化的一般性根据，则显然存在着不足之处。因此，将此作为行政程序正当化的一般性根据，则显然存在着不足之处。[31]在司法实践中，正如后述的“成田新法”诉讼，最高法院判决所采用的立场也是在这一范围之内。

（2）宪法第13条说但杉村敏正教授则认为：宪法第31条是属于“在课处刑罚时保障适用法律所规定程序的条款”，其中正当程序则并未被考虑进去，对行政程序的正当化要求，应该从宪法第13条，即“全体国民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对于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以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的规定之中推导出来，因为该条“应被解释为要求国家机关不仅在实体方面，而且在程序方面也必须尊重国民的基本人权。”[32].佐藤幸治教授进而解释道：该条前款表明了“人格尊严”的原理，即“作为人格承担体的一个一个的个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受到尊重”，即“首先要求凡公共判断应正当地考虑个人的人格；其次要求为了正当的公共判断，应确立正当的程序。因此，不允许在涉及不同利益时将一个一个的个人的具体情况随意地概括化、抽象化”[33]；后款中的“幸福追求权”与“人格尊严”原理相结合，形成“主张作为人格性自律存在的自我，在保证这种存在之持续方面必不可少的、概括权利、自由一般性的主观权利”[34].这是一种不被各个其他基本权利所重迭，并且是人格之存在所不可缺的“受正当程序待遇的权利”。“公权力依法律采取一定措施时，由此将遭受重大损失的个人，在 该措施被决定的过程中，有受正当程序待遇的权利（取得告知及听证机会的权利）”[35].80年代末90年代初，宪法第13条说的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将宪法第13条的正当程序保障的适用范围从不利益处分扩展至如生活保护决定之类设权性的授权处分[36].

（3）其他学说

但是，由于宪法第13条是属抽象的概括性规定，并且其中没有明文的“程序”一词，因此在说服力方面尚有欠缺。对此，有些学者避开适用具体的宪法条款，而从宪法原则的整体出发，或是从法的原理出发去寻找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进行了这方面尝试的学者有田中二郎（条理[37]说）、盐野宏（程序性法治国说）和高田敏（实质性法治主义说）等等。

田中二郎教授认为：当行政行为中程序上的要件存在瑕疵时，“一般而言，制定该程序如果是以调整对立的当事人之间的利害为目的，或者以保护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或利益为目的的，该程序如有重大并且明了的瑕疵时，依该程序作出的行为无效。”[38]程序上的要件“即使未由法律具体规定，从防治发生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利益侵害的程序正义立场出发，有必要从条理上去认识是否应该适用正当程序。这种法律上或条理承认的一系列的法律要件，有一个欠缺或其中一个存在瑕疵时，便构成程序上的瑕疵。”[39]在此之外，程序如只是为了行政的合理运行和实现行政的效益为目的时，这类程序即使有欠缺也不应被认为当然无效[40].盐野宏教授指出：日本的“依法律行政原理”过去一般被理解为对行政机关从实体法的方面进行拘束，这是日本采用了法治国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因此，未必一定须依宪法的个别条款才能找到法根据。从更为积极的解释论和立法论出发，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可以从“程序性法治国原理”中求得，由此充实“法制国原理”[41].高田敏教授以实质性法治主义说为基点，也提出了相同的主张[42].

从上述诸观点中可以发现，在寻找正当程序的宪法根据时，日本的公法学家均超越具体的、形式性的法规范，以人权保障这一价值理念为逻辑基点，以宪法的具体规定或精神为依托，进行理论构筑的。

2.判例中的法根据

战后，日本行政程序法和行政程序法学也是在一系列的判例[43][44]推动下发展起来的[45].在促进行政程序正当化方面，个人出租车驾驶执照案，群马中央公共汽车案的诸审判决，以及“成田新法”诉讼的最高法院判决，则可以说是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判例。

（1）个人出租车案　和群马中央公共汽车案

个人出租车案　1959年8月6日，某申请人依公路运输法向陆运局长提出个人出租汽车营业申请。当时，陆运局为了判断该法第6条第1款第3项和第4项所定要件之有无，规定了17项的内部具体基准，并进而针对每项还设定了在第一次审查时适用的细目基准。由于该申请人的条件不符合两项细目基准，陆运局长以不具备该法第6条第1款第3项之规定要件为理由驳回该申请。申请人在向运输大臣提出申请复议经3个月以上未得裁决后提讼。诉讼理由中，该申请人提出：因个人出租汽车行业的营业执照申请程序与规制职业选择自由相关，在判定要件事实是否存在时，其程序中必须公正和没有独断性，据此，应该依该法第6条之规定确立具体审查基准，并将该基准之内容告知申请人并给予申请人主张事实存否和举证的机会，同时，必须将该基准公布。

群马中央公共汽车案　1956年6月13日，群马中央公共汽车公司为了延长营业路线，依公路运输法之规定向运输大臣提出普通公共汽车运输业务执照的申请。东京陆运局长依法进行听证之后，向运输审议会提出咨询。该审议会依运输省设置法第16条，自行主持了除该公司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及一般公共意见阐述人参加的公听会后，向运输大臣提出应驳回该申请的答复。据此，运输大臣于1961年5月30日以该申请不符合公路运输法第6条第1款第1项以及第5项的规定为理由，作出驳回处分。对此，群马中央公共汽车公司表示不服，认为至少在程序上存在以下的问题：在对本申请的审理中，陆运局长只举行了简单的听证，未进行现场调查和其他的资料收集活动，即使是公听会，也非据独立、公正的立场，依非独断的程序进行的，因而请求法院撤销该项处分。

对这两案，一审判决[46]都明确地以宪法第13条、第31条为根据，其基本观点如群马中央公共汽车案一审判决中所指出（与个人出租汽车执照案的一审判决观点相同）：

“国民的基本人权，除违反公共福利之外，有必要在国政上受到最大的尊重（宪法第13条）。由于国民的权利、自由只有在其被主张，并受到程序的保护时才可能具有完全性和实质性，因此，国民的权利、自由不仅仅是实体性的，在程序方面也理所当然地必须受到尊重。必须认为，宪法的该项规定与宪法第31条的规定相辅相成，要求不仅仅是在实体方面，在程序方面也应该尊重国民的权利和自由。……执掌处分权的行政机关应尽量地依无恣意、无独断介入可能的程序实施处分。在这方面，行政机关适用程序的裁量权应受到一定的制约，国民应享有接受依无恣意、无独断程序处分的程序保障。”

二审之后，终审的最高法院在判决[47]中就个人出租汽车案指出：

“虽然道路运输法中，除第122条之二的听证程序之外，对审查、判断之程序、方法未作明文规定，但是，准否给予个人出租车执照之行为，乃与个人的职业选择自由紧密相关。因此，再综合考虑第6条的规定，可以认为如本案这样基于具体个别的事实关系，从多数人中选择少数特定的人，决定是否发给执照的情况中，作为行使决定权的行政厅，在认定事实方面的程序上必须不能被认为客观地存在着独断嫌疑等不公正，即由于上述第6条只是规定了执照审批的抽象基准，行政厅在内部还应该进一步设定将其内容具体化，设立审查基准并公正、合理适用。尤其在适用方面需要对上述基准的内容进行微妙、高度认定时，就必要的事项，必须给予申请人提出主张和证据的机会。执照的申请人应该享有在这样的公正程序之下接收是否给予执照判断的法利益。依违反上述要求之程序作出驳回执照申请的处分时，应该认为该处分侵害了上述法利益，构成违法事由。”

最高法院的该判决就行政程序的根据问题，未明确地引用宪法条文作根据，而是从分析行政行为所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款出发，指出在行政过程中，是否适用听证等程序，不能拘于形式上是否有明文规定，而只能从行政行为的目的、性质以及与此对应的私人的权利利益的性质、内容等具体的因素入手，综合地作出判断和确定。可见，在这点上，最高法院实际上认为，从规定了行为要件的授权规定之中，可以寻找到适用正当程序的默示性要求。同时该判决也导入了与“实体上的裁量统治方法”相对应的“程序上的裁量统治方法”[48]

在群马中央公共汽车案中，最高法院判决[49]就运输审议会的听证程序指出：

公路运输法要求“行政厅在作出行政处分时，必须向咨询机关咨询，并在尊重咨询决定的基础上作出处分。该法要求行政厅对咨询机关的决定进行慎重讨论和充分考虑，只要无特别合理的理由，便不得作出与此相反的处分，以此保障该行政处分客观上具有正当性和公正性”。“因此，无论是否经过咨询，在该咨询机关的审理、决定（报告）过程中，如存在重大违法情况，便可以认为该决定（报告）自身已有违反法律对该咨询机关所提出的经咨询之要求的瑕疵。因此，应 该认为经此种过程所作出的处分，乃属违法，必须撤销的见解是正确的”。

可见，判决的逻辑基点在于行政程序自身的公正性方面[50].

（2）“成田新法”诉讼案

1992年7月1日，在涉及《关于确保东京国际空港安全的紧急措施法》（成田新法）的合宪性诉讼案中[51]，最高法院第一次就典型的行政处分的程序问题提出见解：

“宪法第31条所规定的法定程序保障要求虽是关于刑事程序的直接规定，但只是以行政程序不属于刑事程序为由，将所有的行政程序排除在该条的保障范围之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时，即使在被认为应由该条保障的场合，一般而言，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在性质上存在着自然的差异，并且由于行政目的多种多样，是否在事前给予行政处分的相对人告知、辩解、防御的机会，应该综合衡量因行政处分所受限制的权利利益的内容、性质、限制的程度和依行政处分所可达成的公益的内容、程度、紧急性等因素后作出决定。因此，通常并非必然地应给予这种机会。”

该判决最具重要意义的一点在于，用“利益衡量”的判断方法，取代了从前在涉及典型的行政处分采用制定法准据主义，即只有存在法的明文规定时，才可请求履行事前程序的通例。与前述的理论追求一样，在具体的诉讼判断中，也抛弃形式主义的考虑方法，着眼于建立判断实质性法利益是否需受正当程序保障的法的逻辑架构[52][53].

四　日本行政程序法发展的启示

在现代行政法学中，作为行政权力对象的行政相对人，以及与该权力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同行政主体一样被认为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而非象古典的行政法学那样将其作为客体对待。理念上的这一进步，其意义固然巨大，但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如何认定，问题则依然未得到根本解决。

在大陆法系的各个国家以及采成文法的东亚各国，行政法的基本构架是：通过要求行政机关依照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活动，以实现对私人而言的法的安定性和对行政的民主监督。在行政活动的过程中，如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利益受到侵害时，该行政相对人可以在事后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制度获得权利救济。在这一架构中，如何认定具体的行政活动中应实现的公共利益，如何具体地适用法律根据，如何具体地确认相关事实等等方面，行政机关的判断有独占性。因此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至行政决定作出为止（事前程序中），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究竟如何认定，则依然是个疑问。

但是，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育壮大、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出现，与行政活动利益相关的人们则必然地会提出参与进影响到其自身权利利益的决定的形成过程中去的要求。另一方面，立法机关由于其本身的构造、程序以及成员的知识结构等等因素的限制，难以有效地针对不断涌现的现代社会的问题进行积极立法，因而在立法阶段已不可能将各种利益考虑均加以吸收，更何况涉及具体操作时的问题[54].这便是现代议会功能萎缩或是议会民主形骸化问题的一个方面。从行政的角度而言，便出现上述的单纯形式地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便不能维持行政活动自身的正当性的问题。

因此，在行政的操作层面上进行改革，即行政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引入听证等等程序，在其中建立一个讨论性机制，使行政相对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能够参与到影响其本身权利利益的行政决定中去，以达到权利保护的目的，由此确立事前程序中的法主体地位，便成为当务之急的课题。

但是，正因为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出发点之一是使行政程序正当化以避免单纯形式地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此，重要的是，不只是仅仅在形式上将行政程序法制定出来，然后在形式上严格依照适用[55]，正如日本经验所给人的启示那样，是否从实现法的实质目的出发，乃为关键。从上述对日本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后日本的学者和法官们在继受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国情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超越了严格以制定法的规定为根据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判断的形式性法治主义原理，采用了从人权保障等基本原则出发，以宪法的条款或原理为依托根据对行政相对人是否应有听证等程序权利的问题进行解释和认定的法的支配原理和实质性法治主义原理，这为制定成文的行政程序法典，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成文的《日本行政程序法》的适用是上述认识活动的结果和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

日本的这种对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基点选择的思考方式，对追求实质性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法制建设方面，理应存在借鉴的价值。当我们在创立和发展中国的行政程序法理论时，面对如何处理理念和制定法的关系的问题时，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不能拘泥于制定法的形式规定本身[56]，而无视该规定的理念根源和法所追求的实质性目的；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自身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的倡导上而成为无视行政和司法实践现实的空洞的观念堆砌，理论的构筑不能只是法概念在逻辑上的自我完成，必须结合实际的行政和司法实践活动，针对实定法中的概念从法的实质目的出发进行解释，从而使理念走入现实的司法实践活动[57].在中国，虽然在宪法以及宪法原则之中寻求法根据的尝试已经出现[58]，但是，以制定法为唯一准据的依法行政原则，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裁量回避现象[59]表明，要达到通过听证等等程序以实现使事前行政程序正当化的目的，则尚有漫漫长路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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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已经颁布了行政程序法。正在进行中的行政程序立法除了中国的《立法法》中涉及行政立法程序的部分以外，韩国正在着手起草中的《行政程序法》也令人瞩目（赵元济：《韩国行政程序法的概要和特色》，法律时报第65卷第6号第82页）。

[2]园部逸夫教授（现为日本最高法院法官）从法文化的角度指出：“构成行政程序法基础的是什么，例如象以美国为例可以看出那样，是对法院的信任和对行政的不信观念。但在我国的行政法关系之中，存在着对行政的信任和行政方面对法院的不信任的根本性问题。其原因固然存在于官僚养成的过程之中，但是，与美国相比较，我国官僚的知识水平相当的高，因而导致官尊民卑的风气难以断绝，这一现状也是形成问题的原因。”（《园部逸夫。行政程序的法理有斐阁1969年第17页）。另外，兼子仁教授着眼于制度的形成面指出：“本来，行政权的官厅组织与议会。立法权和法院。司法权完全分离独立地建立，乃是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体制，日本模仿了这种组织结构。但是在英国和美国，至19世纪为止这种组织结构并没有出现。从根本上而言，英美型的行政是一种法院司法变形。因此，要求行政程序依诉讼模型建立使其成为‘准司法程序’便为理所当然。”（《兼子仁。行政程序法》，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182页）。

[3] 1995年2月在日本名谷屋大学举行的东亚行政法学会首届学术总会上，来自东亚各国的行政法学家便已经开始了对这类问题的探讨（纸野健二：《关于东亚学会首届学术总会》，《法律时报》第67卷第7号第76页）。

[4]译文见《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79页，朱芒、吴微译。

[5] 1948年临时行政机构改革审议会认为有必要着手准备制定行政运营法，两年后在同盟国占领军司令部（GHQ）的指示下法制审议会设立了行政程序法部会（宇贺克也：《行政程序法的成立》，《法学教室》第160号第53页）。有关《日本国行政程序法》立法史的中文简介，可参见湛中乐：《日本行政程序法立法背景探析》，《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吴微：《日本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及特征》，《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80页。

[6] 杉村敏正：《行政法讲义总论》（上卷），有斐阁1973年版第217页以下。

[7] 芝池义一：《行政法总论讲义》（第二版），有斐阁1994年第275页。

[8] 中国的法学界一般将“ruleoflaw”译为“法治”。本文中为了避免在阐述概念时混乱，暂采用日本式的译法，将ruleoflaw“译为”法的支配“。

[9]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增订新版）第1页，三民书局1994年10月版。

[10]高田敏：《日本行政程序观的发展》，《阪大法学》第39 卷第3.4号第368页。

[11] 宫崎良夫：《行政程序法理之形成初探》，《高柳信一先生古稀纪念论集》，劲草书房1991年版第253页。

[12] 高田敏前引注10，论文第371页。另，高田敏：《战后我国的“法治主义和法的支配”争论序说》，《阪大法学部创立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67页以下。

[13] 佐藤幸治：《“法的支配”之意义再考》，《法学教室》第185号第20页（1995年11月）。

[14] 佐藤幸治：前引注13，论文第18页。

[15]杉村敏正：《行政行为与正当秩序》，《渡边宗太郎博士还历纪念论集》（1956年）。

[16]高田敏：前引注10，论文第375页。村上武则：《法治主义和行政法学五十年》，《法学教室》第179号第40—42页。

[17]高田敏：前引注10，论文第375—376、378页。

[18]原田尚彦：《行政法要论》（全订版），《学阳书房》1984年版第130页。

[19]田村悦一：《参加利益的法保障》，《立命馆法学》第147号第1-6页。

[20]南博方、原田尚彦、田村悦一编：《新版行政法（2）》，有斐阁1986年版第8页。

[21] 1993年11月12日，日本国《环境基本法》获颁布，该法的第20条中对环境影响评估程序提出了一般性要求。

[22]同注21.

[23]日本于1994年12月成立行政改革委员会。1995年3月在该委员会之下设立行政情报公开部会，1996年4月24日公布了《情报公开法纲要案（中间报告）》。此外，至今都道府县以及部分的市村町等地方自治团体已各自颁布了地方性的《情报公开条例》。

[24]藤田宙靖：《行政法 （总论）》（第3版。改订版），青林书院1995年版第132页。

[25]藤田宙靖。前引注24书第134页。

[26]实定法（Positivelaw）是指依制定或习惯等等人类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其相对物为自然法。

[27] 松井茂记：《程序性正当程序理论之构筑（二）》，《阪大法学》第42卷第4号第741-750页。

[28] 本文中所引用的日本国宪法条文，均以董？舆先生的译本为准（见董？舆译，宫泽俊义著，芦部信喜补订：《日本国宪法精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

[29]佐藤功：《日本国宪法概说》（全订第四版），学阳书房1991年版第237页。

[30]属于宪法第31条说的除了全面适用说之处，还有参用说、刑事程序类似说、刑事程序类似参用说、只适用行政处分说、自由剥夺适用说和个别违反说等见解（参见松井茂记：前引注27论文第742-747页。

[31]芝池义一：前引注7，第276页。

[32] 杉村敏正：《行政行为和正当程序》，《法的支配与行政法》，有斐阁1970年版第144页。

[33] 佐藤幸治：《宪法（新版）》青林书院1990年版第402-403页。

[34] 佐藤幸治：前引注33书第403页。

[35] 佐藤幸治：前引注33书第414页。

[36] 杉村敏正：《行政处分中的正当程序保障……关于宪法上的根据及其效力范围》（续），《法的支配与行政法》有斐阁1991年版第194页。

[37] 日文“条理”一辞，我国民法学家梁慧星将其译为“法理”（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271-272页），但台湾的行政法学家中也有直接将“条理”作为中文法律名词使用的（林纪东：《行政法新论》第27版，（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72页。在日本法中，“条理”一般是指事物的本质性法则，其最广义被理解为与自然法同义。田中二郎教授所指的“条理”为“基于社会的一般正义感被认为理应存在的规范”（田中二郎：《行政法总论》（有斐阁1969年版第161页）。

[38] 田中二郎：前引注38第351页。

[39] 田中二郎：前引注37第350-351页。

[40] 田中二郎：《版行政法上卷全订》，第二版，弘文堂1974年版第146-147页。

[41] 盐野宏：《行政法 》（第二版），有斐阁1994年版第228-229页。

[42] 高田敏：前引论文第361页。

[43] 判例在日本虽然不被认为是法的渊源，但由于三审终审制的缘故，实际上判例，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例对法官进行判决思考、形成判决意见有很大的影响力。

[44] 在促成战后日本行政法学迅猛发展的诸因素中，判例评析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是不可忽视的一点。行政法学家通过解剖和分析判决书中法官思维和判断的逻辑结构，揭示实定法上的概念在与社会实存的具体问题相对应时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和功能。城仲模教授在最近的论文中指出：行政法可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两者经交错混合而逐渐形成的新类型……当今日本行政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法等四大类别（成仲模：《四十年来之行政法》，引书第895页）。成教授在此所言的可能是指行政法原则或是行政法学。就当今日本行政法学的特点，笔者曾与同研究室的日本同学进行过讨论，大概说判例评析的方法在理论研究领域被广泛运用为一大特点则丝毫不过分。

[45] 其中最高法院的主要判例可参见《法学家》第1049号第37-46页所列的判例表。

[46] 个人出租汽车案一审判决（东京地方法院1963年9月18日判决，《行政事件审判例集》第14卷第9号第1666页）群马中央公共汽车案一审判决（东京地方法院1962年12月20日判决《行政审判例集》第14卷第12号第2255页）这两个一审判决，均属于开创了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先河的判例。由于两案都由法官白石健三担任审判长，因此这两个一审判决又被称为“白石判决”。

[47] 最高法院1971年10月28日第一小法庭判决，《民事判例集》第25卷第7号第1037页。

[48] 小高刚：《个人出租车执照与公正程序》，《行政判例百选（二）》（第三版）第251页。

[49] 最高法院1975年5月29日第一小法庭判决，《民事判例集》第29卷第5号第662页。

[50] 小高刚：《审议会与行政程序》行政判例百选（二），《（新版）》第253页。

[51] 最高法院平成4年7月1日大法庭判决，《民事判例集》第46卷第5号第437页。

[52] 对“利益衡量”方法自身的评价也是各种各样，如认为该案的这种考虑方法中“公益性”的抽象性会导致在重要案件中事前程序丧失意义（木佐茂男：《工作物使用禁止命令与事前程序》，《行政判例百选（二）》（第三版）第243页）。另外，在公法领域，对一般意义上如何衡量各种利益的问题，有利益三层次分类理论（浦部法穗：《利益衡量论》，《公法研究》第40号第94页）、同层次利益衡量论（芦部信喜：《现代人权论》，有斐阁1974年，第176页）等等。笔者认为，从司法审判的政策形成机能角度考虑的话，将“利益衡量”方法是否有可能运用于行政过程，则尚存疑问。此外，在美国MathewsV.Eldridge，425U.S.319（1976）中，联邦最高法院采用了“利益衡量”的考虑方法，即认为是否适用正当程序，应衡量受影响的私利益、该利益被错误地剥夺的危险性和因对此附加程序所产生的可预期价值 ，以及包含因该附加程序所可能导致的成本在内的行政负担。与“成田新法”诉讼案的判决作比较，在两者的衡量框架中，正当程序所居的位置的异同，则很有进一步分析的意义和研究的价值（有关该案中文资料可参考王明扬：《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412页；马龙：《美国行政裁决程序基本构成》，《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53] “成田新法”诉讼案发生在《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前，但根据随《行政程序法》同日颁布的《关于调整与行政程序法施行之相关法律的法律》第290条的规定，该案中的行政处分被排除在适用对象之外。

[54] 例如，笔者曾仔细阅读了日本《行政程序法草案》在国会审议程序中的全部议事记录（近38万字），其辩论内容基本停留在该法的原则层面上，对法的具体操作性问题则涉及不多。于此相对，该法颁布之后，具体担当该法起草任务的总务厅行政管理局则出版了厚厚的逐条解说书，对操作问题作了很详尽的说明。

[55] 如缺乏对行政程序正当化的追求而是机械地形式性地适用听证等程序的话，这不仅不能达到法的实质性目的，反而会因此妨碍行政效率的发挥，导致财政上的浪费和社会成本的增加。在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过程中，有些学者已表示出了这种担忧。

[56] 笔者绝非认为严格地在形式上“依法行政”在当代中国只有消极的意义，至少在法制不发达的状态下，对树立法的权威，以及使人们对自身的行为后果可预测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笔者在本文中想唤起注意的是“依法行政”与行政程序法所追求的法目的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

[57] 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判例法制度的必要性。由于历史和文化等等因素，判例法制度在中国成立的可能性值得质疑。但是判例研究的意义则不可忽视。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至少可以使理论研究直面司法实践问题，避免单纯的概念堆砌，同时理论自身也能够得到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