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十篇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1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艺术的整体”或“一整块钢板”。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P5)新课程方案的实施目的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坚定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只有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讲授“原理”课的目的要求之一就是要通过教学使大学生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在对人类文明成果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现了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人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2]据此我们设计和构建课程教学体系,应该是以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为逻辑主线和主要内容,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根本目的和理论归宿,最后落脚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工具,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把握真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增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的自觉性。

2.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哲学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既是哲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运用,同时,又是对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刻的令人信服的论证。科学社会主义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经济学说的必然结果。整个教学内容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有机联系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形成一条主线。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升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般分析,而不是列举数字、图表与斧头换绵羊之类的讲解。从哲学的社会历史矛盾分析延伸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的分析,再到解决的途径,兼容和合并原来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目前,要想建设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学科,必须在重塑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上下功夫。着重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3.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从广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后人对它的运用和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对其继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整体性。[2]

二、有效整合原理课的教学内容

“原理”教学内容多,课时少,讲授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做到精讲,要“管用”,那么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重点必须搞清楚。而且“原理”课也要与其他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体协调,一些重复的内容可以归类、化简。“原理”课中“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与“概论”、“纲要”中的有关内容有所重叠,在讲授中要有所取舍。

哲学部分应注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学,尤其是方法论的运用和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教材增多了许多和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目前,就是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基本原理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教师在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过程中,注意方法论训练,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

政治经济学部分重点讲清经济学原理知识点并与现实之间关系,如价值规律,劳动价值理论中第三产业创造价值的问题,货币的形式电子货币的问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联系当前的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等学生关注的热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智慧启迪。

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学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最终使学生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重大贡献。

三、提高原理课教师的综合素质

“原理”课教师多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有原来讲哲学的,有讲政治经济学的。目前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整合在一起,要讲好这门课,可以说是一个挑战。实际教学中,存在着教师擅长的内容占课时多、讲得多,而不擅长的内容占得课时少、讲得少的情况。这显然违背了课程教学的目的和要求,因此教师知识结构需要弥补,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原理”课教师应该积累三个层次的知识:一是哲学史层次的知识,如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三是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层次的知识,并且要研读经典著作。“原理”课的导向是要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但若没有其他学科的支撑,很容易造成讲授肤浅、思路狭窄或陷入空洞的说教。同时教师还要对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这是吸引学生,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的关键所在。

“原理”课程综合性很强,要上好这门课必须发挥团队精神,课题组成员必须开展好教研活动,进行教材分析、教学法研究、集体制作课件、试讲评议等教研活动。有些高校坚持了集体备课制度,效果较好。教师通过集体备课,相互交流研讨,可增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更好地组织教学,具有指导意义。

四、提高原理课的教学策略

实用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难点。哲学理论性很强,不像实用性学科,通过学习能够很快产生经济效益。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科,它内化到人的思维深处,其功能和效益是潜在的、不明显的。加之理论又较深奥、抽象,给人一种高高在上、远离生活感觉。哲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它难以为广大学生接受和喜爱。相反,学生对实用性强的学科更感兴趣。所以,教学中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实用性非常关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它有助于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而且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生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及实用价值,解决这个问题是教学的难点和关键所在。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突出课程的实用性,紧密与学生所学专业相结合。

专业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到具体的专业之中,使其具有专业特色。哲学教学围绕学生的专业进行,并力求在教学中将学生的专业及专业中的问题提到哲学的层面加以审视。哲学教学的专业化将使哲学的论证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专业化的哲学教学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联系学生专业特点,比如物理专业、化学专业、医学专业、建筑专业等等,根据不同的专业讲授不同的内容,尤其例证的引用应或多或少与学生所学专业有关。在解决或讨论专业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的思维方法及其观点,使哲学原理在解决专业的过程中自然地实现,即在解决或讨论具体的专业问题时,运用并检验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认识也是在这种理论的运用过程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一般消化在具体的个别之中。通过实践,笔者认为,有用和有趣是加强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关键。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方案的实施,在课时少、内容多的情况下必须联系实际,与专业紧密结合,启发学生思维。启迪学生智慧,培养综合素质,对于他们将来走向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总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理论和先进的教育思想,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工作严谨求实,搞好学术和教学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努力使“原理”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

参考文献:

[1]张云飞.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机理和科学要素[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5).

[2]逄锦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修订中的一些理论认识和对使用该教材的建议[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5).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创新/维度

【正文】

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从民族、国家、政党紧密联系的3个方面精辟地阐明了创新的价值目标和重要作用。当前，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按照同志要求，就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因此，创新观念、创新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必将涉猎、渗透、凝结在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理论、体制、科技等领域或层面。其中，理论创新则是其他一切创新的思想基础。对此，本文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几个维度及其关系问题谈点浅见，以达共勉。

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思维发展“轨迹”的“链条结”、逻辑纽结维度来看创新和“扬弃”超越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其孕育、创立之日起，其理论思维发展的“轨迹”并非是一条直线，而是随着时代的特征、历史的条件、实践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等情况而与时俱进，并紧紧和上述情况以及形成创新思想的“源”和“流”凝结在一起，呈现为理论思维发展“轨迹”不同性质和同一性质的“链条结”、逻辑纽结。而凝聚在其“链条结”、逻辑纽结的思想营养、思想精华则是创新，从而内在必然地形成创新和“扬弃”超越的关系。马克思理论的创立本身是一种创新，而且是根本性质不同的革命变革。它“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扬弃”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扬弃”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欧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的有价值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革命的改造；同时又溶入了新的发现，从而进行理论创新，以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创立了以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部理论基础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从其根本性质、历史地位、价值目标、伟大作用诸方面，都远远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及其理论。这种超越是不同性质理论思维发展“轨迹”的“质”的飞跃，是“突变”。从科学理论思维发展的逻辑连续性分析，除上述不同性质的质变、“突变”外，仍然存在着同一性质理论在不同条件下的“量”的扩展、超越。这种理论创新的“量”的扩展、超越，是在坚持整体理论体系的前提下，对某些局部或个别的结论，因实践条件的变化而作出的某些调整、修改或改变，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的体现。譬如：处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出发，拟从资本主义很高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其狭隘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尖锐化，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推理而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因此，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取得胜利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列宁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并由此得出了社会主义将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列宁于1915年在《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写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卷第554页，第3版)上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取得胜利的理论在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是符合逻辑思维发展规律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一性质理论思维发展“轨迹”上的“量”的扩展、超越、丰富和发展的范例。

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根基点、生长点维度来看创新和求实求真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实践性。其理论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实践是孕育、产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肥沃土壤”，因而其理论创新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这就决定创新和求实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成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中轴线”。其中，求实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是求实的必然和结果。没有求实的创新，不是科学唯物论的创新，不是真正的创新；没有创新的求实，是死板的机械唯物论的求实，是没有生命力，没有发展前途的。这里所说的“求实”是求实的“静态”和“动态”的辩证统一观，它包括3层含义：一是指坚持一切从现存的事物的实际出发；二是指坚持一切从事物变化了的实际出发；三是指坚持一切从不同时空、不同条件下事物的实际出发。这是创新的前提，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求是”。求是是指探求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它也包括3层含义：一是指事物某一层面的规律性；二是指不同层面的规律性；三是指较深层次、更深层次的规律性。这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关键阶段。第三阶段是“求真”。求真是指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认识(或正确反映)，即指在人们的头脑里包含着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客观内容，是客观真理，而且是已被实践反复检验的客观真理。这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到人们获得认识的成果即获得客观真理阶段。人们获得客观真理，只能说是处在“客体主体化”形成人们的正确思想阶段。那么，要实现人们的正确思想，以其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变革客观事物，以实现人们的价值要求、价值目标时，就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第四阶段，即“主体客体化”阶段，它也是求实和创新辩证统一关系在其运动、辩证发展的一个周期的最后阶段，即落脚点。从求实和创新这一辩证逻辑思维运动分析，“求实”、“求是”、“求真”以及实现其价值目标各个阶段，都是紧紧和创新联系在一起。由此可知，求实思想和创新思想是指对同一个问题思考的两个侧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对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纽结。

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特征的科学性、真理性维度来看创新和继承坚持的关系

科学性、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和根本特征之一。正因为如此，160多年来，它以强大的生命力、巨大的感召力、无法估量的震撼力影响着全世界，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着科学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矛盾观点”、“辩证唯物观点”、“实事求是观点”等一系列基本观点永远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科学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交织在一起，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一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必将灭亡的特殊规律，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雇佣劳动剥削的本质，揭示了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的“症结”。“二战”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某些新的变化，诸如：通过发展合作制、股份制、基金投资等手段，使部分财产权在社会层面得到扩散；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有效地运用计划经济的调控等手段，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通过跨国公司，以科技领先地位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得到相对稳定的发展。但这一切变化，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因而说，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整体上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并不因其某些条件的变化而“过时”，也不因其某些局部性或个别结论的改变。而失去其科学理论耀目的真理光芒。正因为如此，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必须要在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及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的理论创新，才是可靠的、坚定的、坚持正确方向的科学创新。

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新条件下，指导实践的社会功能维度来看创新和“结合”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权威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不理想是一个愈来愈突出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宣传舆论及理论教育的两极摇摆和震荡，值得我们深刻反醒。反思我们的思想舆论氛围以及理论教育，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一种难以克服的片面性，就是矫枉过正的两极对立之间的摇摆和震荡。我们在注重克服一种主要的绝对化和片面性时，一定程度上另一个极端、另一种片面性又总是在纠缠我们。其突出表现是：有些人从否定“斗争哲学”的偏向，走向了否定一切矛盾和一切斗争，而只讲宽容和退让；有些人在否定“革命大批判”这种“左”的做法时，转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鼓励另一种取向，这实际上就是在否定一切原则性的思考和正常的思想批评。

一、“左”和右是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两种错误倾向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从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但为什么我们还是有些人不能从根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呢？或者说有些人接受了，后来又动摇了，而有些根本就不信。当然，这与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有关。然而，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普遍的存在着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左”的具体表现是：教条主义、照抄照搬、脱离实际，无的放失。我们有的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总想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能直接寻找到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份制经济等新问题的答案。实际上，马克思当年根本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和股份制经济，我们如果硬要牵强附会的从马克思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必然会让人们质疑：要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什么原则，要么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教育必然使群众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任。右的表现是：鼓吹自由化，崇尚西方民主政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演变为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的灌输教育是一种愚民政策，窒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他们在一些学术刊物上以学术探讨的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有的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讲台上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其结果必然是使受教育者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左”和“右”的错误都直接影响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质量和效果。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效果，必须清除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左”和“右”的干扰，右能断送马克思主义，“左”也能断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左”的倾向，它往往以革命的面目出现，以马克思主义的卫道士自居，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其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教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排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上“左”和“右”的偏向，我们的教育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因左右摇摆，使人们感到厌倦和不可信，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和认识。要坚持既防“右”又防“左”，首先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圣经看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左”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照抄照搬，结果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由于照抄照搬的理论无法正确解释和回答客观现实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说服群众。时间一长，人们就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第二种态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右”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回答不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用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第三种态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这种坚持不是固守，也不是抛弃。它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基本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我们搞社会主义，都应该坚定不移的坚持，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充实和丰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然而，在我们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却常常出现左右摇摆的现象。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修正化。从“左”的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绝对的正确，不容人们怀疑和提出异议，只能被动的接受。比如，在改革开放前，我们主要是进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把社会主义简单的定义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并形成固定的模式。在这种教育下，人们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解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要是提出私营经济、市场经济，那就是反马克思主义，搞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我们的教育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一度放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批判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滑向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右的方面又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的宣传一度成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有时，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宣传为不容怀疑的真理，有时，我们的理论教育又不断的在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己都不能准确的把握理论的内容，在教育过程中摇摆不定，又如何使我们的受教育者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大起大落的摇摆会使人们疑虑横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一会儿说马克思认为雇工超过七个就是资本主义，一会儿转而又说马克思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一会儿纯洁得把一块自留地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一会儿又宽容得说自发的商品经济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只顾一时的宣传教育效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本质，其结果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形象。可见，我们在教学中应该坚持既反“左”又反“右”，而且必须彻底。所谓彻底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唯书、不唯上、唯实践，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做到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威力。

三、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防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左右摇摆的关键

理论教育和宣传教育有明显的区别，宣传教育讲什么东西好的时候是不会讲它的坏的,讲什么东西坏的时候是不会讲它的好的，它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而理论教育要讲辩证法、重分析，要一分为二，客观冷静是它的理性所在。理性的魅力正是在于它不唯书、不唯上、唯实践的品质。它的变化服从于实践，它只忠于实践，并对发展着的现实社会作出理性的回答。但是，理论的这种“清高”往往受到“世俗”的侵蚀。由于一些眼前的阶段性工作和政治目标的需要，理论教育往往失去它的客观理性，而是围绕着政治目标不断的注释，不断的演绎。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理论就是某种永恒不变的真理，恰恰相反理论任何时候都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更新自身，但关键是看它遵循什么逻辑。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没有自我批判精神，不可能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源于彻底的自我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是革命的，是批判的，这种批判不是夜郎自大、自命不凡的单纯意识形态上的“造反”，而是在开放的实践批判中，发现自己的思维和观念与现实的矛盾，从而穷根究底的自我批判。现在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认为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效果的最大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把实践这个标准和准则运用于自身，那她就会在“完美的理想状态”中结束思维，这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深刻理解“与时俱进“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理论精神中汲取灵感，获得启示。反思我们以往的理论教育，往往是回避现实矛盾、回避关系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种种社会问题，经不起实践检验以及价值和意义的追问，有时甚至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从实践中意识到自我批判的必要性，而是想当然的主观任性，用理论对现实评头论足，甚至指鹿为马。理论要说服人首先要说服生活，只有坚持在实践批判的前提下，不断实现理论自身的批判，才能真正解决思维和现实的矛盾，实现理论的伟大创新，并以此获得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工作，不是拿着马克思主义的既成理论照本宣科，对现实评头论足，而是一个把理论和现实相联系的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创造和发展的过程以与时俱进的方法论作为指导，以现实的发展为根据，以解决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为目标。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理论，并把其理论和观点传喻给受教育者，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彻底摆脱那种左右摇摆的尴尬，真正树立起理论教育的威信，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为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A]，人民出版社，1995年。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4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核心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5

工人阶级的界定问题

由于对外投资或将生产外包到不发达国家，以及由于经济中非物质性的商品和服务的比重加大，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相对和绝对数量都在下降。但是，马克思将工人阶级界定为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因此像编辑、教师和歌手等生产非物质的雇佣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应该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这一定义，从工人阶级的教育水平、工作性质和工作场所等方面的变化来研究当代工人阶级的特征。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问题

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状况在恶化：工资下降，退休金减少，工作时间延长，国家对医疗和教育的预算削减。农业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资本主义使发达国家农民和发展中国家农民相互斗争，展开贸易战。资本的理由是，面对全球化市场上不发达国家的低工资劳动力的竞争，它不得不这样做。在这里，资产阶级使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相互对立。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战略，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联合起来，将世界上最大的两大工会组织世界工联和国际自由工联联合起来。现在迫切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国家的混合经济问题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在共产主义阶段将实行按需分配。而中国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导向的经济并不属于这两阶段论中的任一阶段，它们只是属于社会主义导向的混合经济，这些混合经济利用了国外和国内的资本，而且开始以一种新的非对抗性的斗争方式调节资本主义部分。马克思主义对此应该发展出新的理论概括。

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外国投资和对外投资问题

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投资，似乎都不能用传统的帝国主义论来解释。尽管任何资本主义投资都涉及剥削剩余价值，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指导资本流向社会平衡发展所需要的领域，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外国投资也是为了最大增长而不是最大利润。所以外国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不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行为。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也不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行为。这些企业当然也从外国工人身上取得剩余价值，它们在资本主义反劳工的大环境下，为了取得竞争力不得不这样做。如果取得的剩余价值最终壮大了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应该被认为是损害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技术结合的问题

资本反对对科学技术进行辩证的解读。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技术的结合，这对人类解放有巨大的作用。美国曾经有一门反动的所谓“生物社会学”的学科，认为基因决定白人应该成为统治阶级，黑人不能接受高等教育。20世纪60年代，纽约基础教育系统接受了这套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结合起来与这套谬论斗争，终于改造了纽约的基础教育系统，在这一过程中，美共起了领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6

我现在想很简捷地沿着最后一条贯穿我论文的途径去验证另一个故意挑衅的论点：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我想说，正因为观看人们用以迎接我这个论点的意识形态火焰的乐趣，就算我不曾把它提出来过，我也一定会发明这个论点的。这是一个严肃的论点，只要我们严肃地读解它，尤其只要对组成它的两个词语之一给予严肃的关注——不是那个像恶魔一样的词，而是“理论的”这个词。我说过，并且重复过，人的概念或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不起理论作用了。但遗憾的是，“理论的”这个用语被那些不想理解它的人忽略掉了。让我们试着来理解它。为了这个目的，我先要谈谈费尔巴哈（我翻译了他的一些文章）。没有人会否认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一种旗帜鲜明的理论人道主义。费尔巴哈说：每一新的哲学都是带着“人”这个名称出现的。1而实际上，人、人的本质，是整个费尔巴哈哲学的中心原则。并不是费尔巴哈对自然没有兴趣，因为他的确谈到了太阳和行星，谈到了植物、蜻蜓和狗，甚至谈到大象，以便指出它们没有宗教可言。但是，在他谈到自然的时候，在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每一种类都有它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只是它本质的显现的时候，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是在预先准备他的场地。这个世界由对象组成，其中尤其存在这么一个对象，使某一种类的本质在它那里得到成就和完善：它就是这一种类的本质对象。因而每一行星都有太阳作为它的本质对象，太阳同样是行星的本质对象，等等。场地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拉向人。人是他的世界的中心，就像他处在围绕这个世界的地平线的中心（即他的Umwelt[周围世界]的中心）一样。他的生活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的：或者不如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自己，因为他的世界的一切对象，仅就它们是他的本质的实现和投射而言，都是他的对象。他的直观的对象只是他直观它们的方式，他的思想的对象只是他思考它们的方式，而他的情感的对象也只是他感受它们的方式。他的一切对象，就它们所给予他的东西从来只是他的本质而言，都是本质的。人总在人自身中，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的领域，因为世界是人的世界，而人就是人的世界2——青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拿来的这个简单的短句，在参加去年夏天莫斯科“黑格尔会议”的与会者蹭引起过一番学究气的讨论。太阳与星辰、蜻蜓、直观、智力和激情，凡此种种都只是通向决定性真理道路上的过渡――人不像星辰和动物，他的特殊性在于能够把他自己的类、他的类的本质、他的全部族类本质作为对象来拥有，这个对象是毋需归功于自然或者宗教的。通过对象化和颠倒的机制，人的类的本质以一个外在对象的、另一个世界的形式，在宗教中，被赋予了本身无法辨认的人。在宗教中，人把他自己的力量、他的生产力想象成一个绝对他者的力量，在这个他者面前颤栗，向他顶礼膜拜乞求怜悯。而这一点完全具有实践的意义，因为就是从这里产生了宗教崇拜的所有仪式，甚至产生了奇迹的客观存在；它们其实都发生在上述想象的世界里，因为它们――我引用费尔巴哈的话说――只是“愿望的满足”。3绝对的对象，作为人，因而在上帝那里碰到了绝对，但却没有认识到，他所碰到的就是他自己。整个这套哲学并不只限于宗教，它也涉及到艺术、意识形态、哲学，另外――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还涉及到政治、社会甚至历史。所以整个这套哲学都寄托在主客体本质的同一性上面，这种同一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在自我实现和异化中的展现而得到说明的：自我实现建立其对象；而异化则把主体和对象分离开来，使对象成为外在于主体的、物化的东西，并且把本质关系颠倒了过来，因为足以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主体发现自己受到以一个对象形式出现的自己的统治，而这个作为上帝或国家等等的对象，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主体自己而已。一定不要忘记，我在这里只能概括其前提的这种话语具有某种庄严的意义，因为它要求把由宗教的或政治的异化所造成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换言之，它要求把人的主体属性中的想象的统治颠倒过来；它号召人最终索回对于他的本质的拥有，这种本质从上帝和国家对他的统治中异化掉了；他号召人最终再也不是在宗教的想象世界里、在“国家的天国”里，或者在黑格尔哲学异化了的抽象里，而是在此时此地的尘世、在现实社会里实现他的真正的人的本质，即人的共同体、“共产主义”。人处在他的世界的中心，就这个说法的哲学意义而言，是指他的世界的原初本质和目的――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称之为理论人道主义的东西。我想，大家会同意，原本采纳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和异化的难题性的马克思，后来跟他决裂了；而且大家也会同意，与费尔巴哈理论人道主义的这次决裂，在马克思思想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根本性的事件。但我还想走得更远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是一位奇怪的哲学人物，他具有“泄露天机”这样的癖性（如果可以容我这么说的话）。费尔巴哈是一位供认不讳的理论人道主义者，但是在他背后站着一整排的哲学前辈，他们虽然没有勇敢到如此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却一直在从事人的哲学，哪怕是用一种遮遮掩掩的方式。我决不至于贬低这一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教会，以及反对它们的意识形态专家进行了斗争，在于赋予了人以地位和尊严。不过我想，我们也决不至于否认这样的事实：这个产生了伟大菱和伟大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是和上升的资产阶级密不可分的，它表达了这个阶级的渴望，同时转译和传递着经由新法律体系（被修改成资产阶级商业法的旧罗马法）所认可的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人作为自由的主体，自由人作为其行动和思想的主体，首选在于人能够自由地占有和买卖，在于成为法律的主体。我想直截了当地在这里做出这样的断言：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例外，古典哲学的伟大传统都是在它的各种体系的范畴中进行着再生产的活动――既对人认识的权利，也对人行动的权利进行着再生产。用人认识的权利，它制造出它的各种知识论的主体，从“我思”到经验主义的和先验的主体；用人行动的权利，它制造出经济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主体。我相信――但显然不能在这里证明――自己有权这样断言：通过被划分和伪装成不同的主体的形式，关于人、人的本质或人的类的范畴在古典的、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哲学里都起着根本性的理论作用。而当我谈论某个范畴所起到的理论作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和其他范畴息息相关的，不改变整体所发挥的功能，就不可能把它和整套东西割裂开来。我想我可以这样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伟大的古典哲学都以含蓄的形式表述了无可争议的人道主义传统。如果说，费尔巴哈用他固有的方式“泄露了天机”，如果说，他把人的本质毫不含糊地摆在了整个事情的中心，那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逃脱使古典哲学通过划分不同的主体而把人掩盖起来的那种限制。这一划分――为了让问题简单一点，我们就说划分两种主体吧――使人成为一个知识的主体和一个行动的主体。这是古典哲学的一个特有的标志，它可以防止这种哲学做出费尔巴哈那种异想天开的声明。费尔巴哈自认为能够克服这一划分：他用人类主体自身属性的多元性取代了各种主体的多元性；而且他认为自己能够从出发去解决另一个政治上的重要难题――个人与类之间的区分，理由是克制了个人（因为它总是要求至少应该有两个人存在），并且已经创造出了人类。我认为，从费尔巴哈进行思考的方式可以明显地看出，早在他之前，哲学的主要关怀就是人。区别在于，人是被划分为不同的主体，还是被划分为个人与类。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远远不止是清算费尔巴哈而已：它的矛头同时既对准了现存的社会和历史哲学，又对准了古典哲学传统，因而也通过它们，对准了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要说，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的反人道主义。如果我刚才这番话还有些道理，那么你只须把它跟我前面讲到的问题对照一下，也就是对照一下马克思跟斯宾诺沙和黑格尔在反对关于开端和主体的哲学这一点上的亲和关系，就能够看出我的意思了。其实，如果你考察一下那些文本，如果它们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文本的话，那么你是找不到人这个范畴以及它的任何过去的或者可能的伪装物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那些论点构成了仅有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整体，并且引起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但是我看不出它们怎么可能允许任何一种人道主义的解释：相反，它们注定要排除这样的解释，把它看做唯心主义的一个品种，并且注定要让我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还必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反人道主义――也就是说，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历史的理论不把人的概念当做中心的做法。也许我们应该先讨论两种反对意见。事实上，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因为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第一种意见断定：任何按上述方式来构想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念，都将以漠视人、麻痹他们的革命斗争而告终。但是《资本论》通篇都在讲被剥削者从原始积累时期到成功的资本主义时期的苦难，它的写作也是为了有助于把他们从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然而这并没有妨害马克思，相反却迫使他对具体的个人进行抽象，从而在理论上把他们看成是关系的简单“承担者”――而这就是在同一本《资本论》里，在分析造成他们被剥削的机制的过程中讲到的。第二种意见用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实际存在来反对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尽管一般说来是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服务的，却同样有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在特定社会阶层内部，而且甚至以宗教形式，表现出群众对于剥削和压迫的反抗。但是，只要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要根据它们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来判断它们，这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在这里当做赌注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从人的本质出发，从自由的人类主体、需要、劳动、欲望的主体、道德和政治行为的主体出发去解释社会和历史的那一类理念企图。我坚持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历史科学并写出《资本论》，只是因为他跟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人道主义理论企图进行了决裂。与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反，马克思声称：“社会并不是由个人构成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4而且，我们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5针对在《哥达纲领》中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还反驳说：“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6有人还想象出比这更断然的决裂吗？后果可以在《资本论》中看到。马克思表明，归根到底决定着某种社会形态并且让我们能够理解它的东西，不是什么幻想出来的人的本质或人性，不是人，甚至也不是“人们”，而是跟经济基础不可分的那种关系，即生产关系。同时，与一切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表明，这种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面对面的关系，不是主体、心理学的或人类学的关系，而是一种双重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其本身又关系到这些人群与所有物――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你能够想象出来的、具有最大可能性的一种理论上的神秘化，就是认为各种社会关系都能够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甚或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因为这就是假定社会关系是只牵扯到人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它们同样牵扯到物，即从物质的自然界中取得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说，生产关系就是分配关系：由于它把生产资料归属于某个阶级，因而它也同时把人们分配到了各阶级中。阶级就产生于这种分配过程中的对抗，分配过程也就是归属过程。所有个人生来都是这种关系的一员，因而也都是能动的，是关系的一员，就像是自由签订的契约的一方那样，所以他们才受到关系的束缚；而正因为他们受到关系的束缚，所以他们也才成为关系的一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人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把人们只看做是关系的“承担者”，或者说，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过程中某种功能的“载体”。这绝不是因为他把具体生活里的人归结为简单的功能载体：他在方面像这样看待他们，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中（也就是在剥削中）把他们归结成了经济基础内部的这样一种简单功能。实际上，被看做生产当事人的生产的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只能这样：他被规定为关系的简单“承担者”、简单的“功能载体”，完全是匿名的，而且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为如果他是工人，就可以把他扔到街头，如果他是资本家，他就可以发迹或者破产。总之，他必须服从于作为剥削关系、因而作为对抗性阶级关系的生产关系的规律；他必须服从于这种关系及其作用的规律。如果你不对无产者和资本家的个别具体的规定、他们的“自由”或者他们的个性进行理论的“归结”，，那么你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个人进行的那种严酷的实践的“归结”，即把他们只当做经济功能的载体，此外什么都不是。但是，把个人当做经济功能的简单载体给个人带来了后果。不是马克思这个理论家像这样对待他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个人当做可以相互替代的功能的载体，就是――在作为资本主义根本性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剥削内部――无可挽回地在血肉之躯上给他们标出价码，把他们归结为只是机器的附属物，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丢进工厂的地狱，把他们的工作日延长到极限，给他们刚够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报酬，并且创造出那去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从中可以获得其他的匿名载体，以便对那些正在受雇、能够有幸得到工作的人施加压力。但与此同时，它也将创造出工人阶级斗争组织的条件。因为正是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即资本主义剥削――的发展本身创造了这些条件。马克思不断强调一个事实：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不仅通过把工人群众在工作场所集中起来，不仅通过把他们混杂在一起，而且首先是通过把劳动与日常生活的严酷纪律强加给他们，从而强行给工人阶级上了阶级斗争的课程。工人们所蒙受的一切，结果只能反过来在共同行动中反抗他们的雇主。但是要让这一切发生，工人们就必须成为其他关系的一员，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不能只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归结为它的经济基础。没有上层建筑的帮助，没有归根到底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阶级剥削就不能够维持――也就是说，不能够对自身存在的条件进行再生产。马克思除了在几处简单地提一下之外，并没有进行这项分析。但是从他说过的每件事中，我们都能推定，这些关系也同样是把具体的个人当做关系的“载体”，当做功能的“承担者”；人们只因为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而成为关系的一员。例如，法律关系从实在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法律关系的载体”，当做能够拥有财产的简单的法律主体，哪怕他仅有的财产就是他赤条条的劳动力。例如，政治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政治关系的承担者”，当做自由的公民，哪怕他的投票只是增加了他所受的奴役。再例如，意识形态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不是服从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反抗这些观念的简单主体。但是所有这些关系各自都把实在的人用作它的承担者，仍然决定着他们的血肉之躯并在那里打上印记，就像生产关系所做的那样。而且因为生产关系就是阶级斗争的关系，所以正是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些上层建筑关系，决定着它们的矛盾，也决定着它们借以在经济基础上面打下烙印的过度决定作用。而且，正如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在生产内部为工人的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一样，你可以看到，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也能够――恰恰通过它们所强加的限制――为这一斗争的组织和意识做出贡献。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确实是在资产阶级关系的框架内，并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里来学习政治的。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广大群众都纳入自己的斗争，才能够旧政权、它的生产关系和它的国家。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工人拉进自己的政治战线（随后当然又屠杀他们），才能打败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它的法律和它的意识形态，也通过它的枪弹和它的监狱，资产阶级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教育了他们，其方式之一就是迫使他们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关，迫使他们挣脱后者意识形态的桎梏。正是在这里，“归根到底”及其在“大厦”内部产生的矛盾作用可以干预进来，对上述那些悖论现象的辩证法加以说明。马克思不是借助于人这个荒谬的概念，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概念――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理解那些现象的。在理论上，“归根到底”所发挥的功能使我们能够说明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这些阶级斗争形式之间的差异和不平衡，进而说明这些斗争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说明这种斗争存在的矛盾。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正如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起作用那样，意味着拒绝把对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的解释植根于那种抱有理论企图的人的概念――就是说，作为开端性主体的人的概念，因为就在这个概念里找到了他的需要的开端（Homooeconmicus[经济人]）、他的思想的开端（Homorationalis［理性人］）、他的行动和斗争的开端（Homomoralis,juridicusetpoliticus［道德人、法律人和政治人］）。因为，一旦你从人出发，你就不可避免要受到唯心主义的诱惑，去相信自由或创造性劳动是万能的――也就是说，你只会完全“自由”地屈服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万能的脚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用人的自由力量的虚幻形式来掩饰和强加另一种力量――更加真实也更加有力的资本主义的力量。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人出发，如果说他拒绝了从人的概念里对社会和历史进行理论的推导，那么这是为了要和上述神秘化进行决裂――这种神秘化不过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形式而已。因而，马克思从产生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述作用的结构性原因出发（正是这种原因维持着你应当从人出发的幻觉）马克思从一定的经济形态出发，而在《资本论》的特殊情况下，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在上层建筑中被它归根到底决定着的那些关系出发。而且每一次他都说明，这些关系决定着人并给他们打上印记，以及它们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而通过阶级斗争的体系，活生生的人又如何被这些关系的体系所决定。在1857年《导言》里，马克思说：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7我们可以把他的意思加以变通，然后说：具体意义上的人是被关系的许多规定［决定］的综合所决定的，他们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那个作为空洞观念的人（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压倒的人）出发，那么这是为了最终得到活生生的人；如果说他从把活生生的人当做“载体”的这些关系那里兜了圈子，那么这是为了最终能够掌握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具体斗争的各种规律。我们应当记住，从关系兜圈子，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使马克思远离活生生的人，因为在知识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也就是在他分析的每一个环节上，马克思都说明了每一种关系――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使他们的生活受到阶级斗争的种种形式和作用的支配。马克思的每一次抽象都与这些关系所强加给人们的“抽象”相一致，而正是这种严酷的具体“抽象”把人变成了受剥削的工人或是剥削人的资本家。我们应当记住，这个思维过程的终点――它所导致的“思想具体”――正是那个给具体现实下定义的许多规定的综合。马克思就这样把自己放在阶级的立场上，并且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大量现象。他想要帮助工人阶级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制，去发现自身生活在其中的各种关系和规律，从而支援和指导它的斗争。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他没有别的对象；他的目的是帮助工人阶级进行革命，从而最终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对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这个论点所能提出的惟一比较严肃的反对意见是与《资本论》当中回到异化主题的那几处文本有关的。我故意说“主题”，因为我不认为提出这个主题的那些段落具有理论的意味。我是想说，异化不是作为一个真正深思熟虑了的概念，而是作为现实事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彻底的思考，以至于让马克思能够把它们指出来；它们便是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的形式，当时这些形式才只是冒出地平线而已。所以，《资本论》里的异化主题可以说是作为还没有形成的一个或一些概念的对象生产出来。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我们就能够理解，巴黎公社如马克思所愿，使得异化这个主题变得多余了，就像列宁的全部政治实践所做的那样。事实上，异化在巴黎公社以后就从马克思的思想中销声匿迹了，而且在列宁大量的著作里从没有出现过但是，这个难题不仅仅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也纠缠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融合的历史形式不放。这个难题今天公开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一定要考察它。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7

一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高深莫测的“玄”学，它是朴实的真理。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P382)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2]“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实际上是包括恩格斯的贡献在内的观点和学说。列宁以后，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还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列宁所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也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在许多情况下，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省略语。所以从广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是与时俱进的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下不同的定义，即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学说，是指导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摆脱奴役的学说，是揭示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和经济规律，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学说，是揭示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学说，是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学说。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包含着对理想目标的诉求，都有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我们知道，主张建立一个公正合理、自由平等的社会，并不自马克思主义始，它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我国战国时期的《礼记·礼运》一书就曾描绘过这样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类似这样的思想也是史不绝书。在西方，从16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系列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著书立说，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幅妙不可言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图景，要求人们按照他们的方案去做，据说只要这样做了，天堂就会降落人间。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到头来都仅仅是“思想”，没有一个变成现实。人类社会依然在人对人的奴役中演进，“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剥削还是剥削，压迫照旧压迫，一次次发生于社会下层的抗争大多无可奈何地失败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武器，因为它揭示了经济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发展的规律，是“真”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与上述种种思想的区别在于：第一，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历史条件使得人类关于建立公平社会的理想不再仅仅是空想，而是能够变成活生生的事实。第二，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就是通过无产阶级有组织地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一步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带着它脱胎而来的旧社会的痕迹。只有通过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通过对社会的多方面的改造，才能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综上可见，马克思主义把理想社会的实现看作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诉诸客观规律，诉诸经济必然性，诉诸革命阶级，诉诸革命群众，因而获得了众望所归的真理权，是解放人类的科学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其“真”，在于对客观现实的冷静、辩证的剖析，我们在建设、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因为其“真”。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的学说，是因为它以实践为基础，在实践中形成，不断地经受实践的考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因此，马克思主义同任何事物一样，只有不断发展，才有生命力。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脱离了变化发展了的实践，就没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风雨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正确，它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反映了事物的共性，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熔铸而成为科学的结论；它经过实践的一再检验，其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是无可争辩的，坚持它是以信其真为前提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列主义、思想固然面临发展的问题，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立新观点，不能停留在原有的结论上。但是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普遍适用的，必须坚持而不能背离，背离了就要犯大错误。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什么臆造出来的“乌托邦”，而是深刻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伟大学说。它深刻精辟，完备周详，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它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它汲取了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熔铸为璀璨夺目的文明精品。其基本原理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洗礼，被证明是正确的，它源于实践，扎根实践，析世界发展之规律，指人民解放之道路，既不“玄”，也不“奥”，是朴实无华的真理。

二

我们之所以坚信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作为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思想基础和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不仅仅因为它是客观真理，更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包含着“善”的价值取向，在这个理论中不但包含着社会发展的道德理想、道德追求，而且也包含着基本的伦理规范。因此完整准确地发掘出“真”的理论中的“善”的追求，这对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中，不但要解决信其真的问题，还要解决信其善的问题，只有把信其真与信其善结合起来，才算是对马克思主义完整准确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最高境界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追求。说它是最高境界，是因为它不仅仅着眼于对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日常行为规范的探讨和分析，不仅仅是具体的道德论说，而是把崇高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追求隐含在理论思考的出发点中，隐含在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冷静的剖析之中，隐含在对社会未来发展目标的热烈追求之中，因而它是一种大善的学说。“大音希声”，大善的学说不需要标榜自己的善，不需要进行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

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善”的学说，蕴涵着哪些伦理内容呢？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体现在道德理想中。首先，追求平等的社会环境，平等是马克思主义伦理价值的核心。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提出了通过建立社会公有制使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获得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从而求得政治上的平等。平等准则蕴涵了社会主义的伦理目标和取向，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践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平，进而走向人与社会之间最大限度的融合，从而使每个个人对于社会来说成为全面社会化的个人，而社会对于个人来说成为真正个人化的社会。其次，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伦理目标。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之日起，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就写上了“消灭私有制”，他们认为私有制必然导致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生产过程为他们所支配，劳动财富被他们所占有，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贫穷和苦难的根源。“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1](P110-111)通过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历史上最宏大的消灭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的实践。尽管这是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主义本质逐步展现的过程，但是作为价值追求的目标是确定无疑的，是世人所向往的。第三，追求民主的社会制度，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所追求的社会公正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列宁曾经说过，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包括两层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民主斗争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现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社会主义的民主标志着在以民主的方式和民主的机制来治理社会、管理社会时，它本身就充分代表和实现了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第四，追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的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社会主义的发展，可能而且应该为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出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更多更大的自由权利和自由机会，提供并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正如马克思主义在创立时指出的那样：任何社会进步和社会解放应该首先是人的进步和人的解放。

另一方面体现在为达到道德理想的道德行为规范中。把忠诚于人民的利益与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成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并且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3]（第三卷P1094-1095）马克思主义作为大善的学说，与其他伦理思想相区别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并不讳言为达到理想社会的境界，需要社会成员有更高的道德素养，在实现理想目标的过程中，需要为之而奋斗的人们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也不讳言在实现理想目标的过程中，难以避免革命和。这本身就是一种诚实的道德行为，是一种善的境界，并且以其理论的彻底性，揭开了资产阶级理论学说中伪善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而且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达到理想境界的必然途径。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被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认同为一种“善”的学说，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这种不被认同并不等于它不是“善”的学说。

真的学说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它追求的是科学性；善的学说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应然”，它追求的是目的性和价值性。“真”的学说使人信服，“善”的学说使人向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梳理出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理想目标，正像《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种价值取向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而是一种现实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割裂或否定这种统一，就势必伤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只有在两者的统一中才能真正领悟马克思学说的生命力。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随性的统一。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史无前例的崭新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展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沟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现过程与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结果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1](P116)是一个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发展和发挥人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的社会[4]。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是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起来的，而经济、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不可能随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立即改观。所以，发展生产力就成了现实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并且人们只能在既定的经济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因此这一任务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经历一个逐步提高，逐步发展的渐进过程，达到共同富裕则是这一过程的目标和最终结果。

我们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比较强调的是其真理性，缺乏对其价值性、伦理性的系统阐述，割裂了真理追求与价值追求、伦理追求的内在联系，在情感上疏远了受教育者；更何况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性、伦理性的严重忽视，造成一旦出现像剧变这样的严重挫折，当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对社会科学真理的追求就会变得十分脆弱，对马克思主义就会产生怀疑和动摇；再加上由于社会转型导致的思想观念的混乱，面对多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相互碰撞，缺乏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根底和伦理观念根底的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显得迷茫而无所适从，最终是跟着感觉走。虽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能使人们走向理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使人们信其善，比使人们信其真更能打动人心，更能调动人们为之而奋斗的热情。因此，在理论教育中，站在时代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蕴含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善的思想、观点挖掘出来，把它发扬光大，这必将对增强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很大的作用。

三

无论是真的学说，还是善的学说，不付诸实践，仅仅是观念、思想的东西，还不能对客观事物的实际进程产生实在的影响。因此，要使理论真正转化为现实，我们不但要信其善和信其真，还必须努力地忠其行。

理论不仅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所谓忠其行，就是在“信”的基础上，真正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此，忠其行，首先是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150多年来，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上有过许多的评说。概言之，它或者被尊崇者神化，或者被反对者丑化和魔化；或者被变成僵死不变的教条；或者被实用主义者任意涂抹。因此，科学地把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搞清楚它的源和流、它的理论体系和主要内容、它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实质、它的历史作用和它的历史命运，从而在混乱迷惘、众说纷纭中达到清晰正确的认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3]（第三卷P815）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的根本思想原则，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好学风和特有的优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第二卷P534）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以研究和解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5]

其次是忠实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既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又是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我们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促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摒弃两种错误的做法。第一，教条主义的做法。我们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的著作、言论，要反对对他们的著作、讲活不加分析，当作教条照搬照套。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我们党理论上的不成熟，党内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教条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大敌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俄为师”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响亮的口号。山于中国自己独特的国情，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俄国的做法。然而，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本本主义者死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的错误立场，把俄国革命的道路和革命战争的规律生硬地搬到中国，结果导致苏区的丧失，党和红军的力量受到空前打击。实践一次又一次证明，在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照搬马列主义，搞本本主义，一定要招致实践的失败。在当代中国，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还必须反对本本主义。第二，形式主义的做法。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无疑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身教重于言教，倡导者是否以身作则，对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形式主义的一个严重危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花架子，作为装潢门面的幌子，喊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哗众取宠，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欺压百姓，胡作非为，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党的宗旨。正是这些腐败分子，破坏了我们党的形象，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三，在新时期，所谓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求共产党员、党的干部要忠实地以“三个代表”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三个代表”，是互相联系的，不可或缺的，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提出“三个代表”，不仅对新时期要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作出了科学的回答，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达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真与善的统一。要始终地做好“三个代表”，对共产党人来说不仅是很高的政治责任，而且也是很高的道德责任；不仅是很高的政治行为规范，也是很高的道德行为规范。共产党员要成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三个代表”的思想，忠实地践行“三个代表”的思想。首先，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每个党员和干部，都要坚定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党的基本路线、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共产党领导的信念。牢固树立这四个“坚定”，就能够真正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样，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就能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其次，必须具有尽心尽力的责任意识。责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面对这种社会关系的认同就是责任意识，在此基础上升华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自觉地、尽心尽力地承担起这种责任就是忠的表现。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摆正主仆位置，牢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老百姓放在心中，处处把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再次，强烈的使命感和事业心。“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目的”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接近并最终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说，每个党员和干部必须有时代使命感，强烈的事业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一分光一分热。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如果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他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事业心，就会有一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体现党的三个“忠实代表”的要求，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样的党员就是合格的党员，这样的领导干部就是合格的领导干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52.

[3]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8

民族文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根基，民族文化路径是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实效性的重要途径，文章在分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中存在的诸多缺失的基础上，思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拓展的可操作对策。

关键词：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

文化是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精魂，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都是在与中国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中不断推进的。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主义事业进入转型期，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价值取向多变、思想文化多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在强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作用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拓展的可操作性对策。

一、民族文化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根基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华民族”这一特定环境下的传播，是一种文化选择、文化认同、文化创新的过程。“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1]（P658），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内容要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特色，要强化民族自信心，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些指导思想对今天言必称西方的大学校园来说显得异常重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可以很好地通过民族文化路径展开。首先，民族文化可聚拢民众、凝炼人心，夯实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基础。文化是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历史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先进科技，会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厚重文化传统和精神积淀，则会不打自垮。当下高校校园，学生思想独立而多元，丰富的物质生活掩盖了思想的贫乏，物化意识代替了精神追求，带来的是对本真文化的压抑和对历史人文的漠视，接踵而来的是思想道德滑坡和人心涣散，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因此，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应重返民族文化，构建中华民族真正精神家园，才能聚拢民众，凝炼人心。民众和、人心齐才有利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畅行，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基础。其次，民族文化是当代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梦理想的重要途径。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梦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中国梦的提出是以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和现实发展为基础的。因此，要引导大学生发展地、辩证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向他们讲好中国故事，使他们立足中国特性，弘扬中国精神，这是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重要途径。再次，民族文化可增强传播实效性，是大学生认同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增强实效性，即如何让大学生认同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接受理论认为，教育过程中，接受者在接受教育时受到接受图式的重大影响，解释学重要代表海德格尔认为，对任何文本的理解总是受到接受者的“前者”（预先有的文化习惯）、“前识”（预先有的概念系统）和“前设”（预先有的假定）组成的“前结构”的制约和引导。可见，这里的“前结构”就是我们说的“接受图式”，即接受者原有文化习惯及概念系统制约和引导他的接受情况，当接触的知识和观念与接受图式越相关联时，接受欲望和效果越好，尤其是体现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进而追问“前结构”或“接受图式”的渊源，那就要考量人们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即我们千百年来客观存在的民族文化的影响。

二、当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步履艰难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是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任务，大学校园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沿阵地，高校教育不能简单灌输，应该首先确立起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思想语境，让学生从内心深处对当前政治思想理解和接受，而选择民族文化路径不失为理想的选择，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依然步履艰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漠视我国民族文化大众化特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行之有限。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众化特质，民族文化蕴含浓重的民本思想和大众情怀，从大禹的“民惟邦本”到周公的“保民”思想，再到儒家的“民贵君轻”等；民族文化形态多样，可以是经史典籍、道德规范，也可以是谚语警句、民间故事，满足不同时期的受众群体；其大众化特质还体现在其明显的生活化特征，这就决定了民族文化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有效途径。但是，现实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却存在不少漠视民族文化大众化特质的现象，以及有意无意疏离大众生活的情况，有的是笼统冗长的“权威”体系，有的是纯学术的执着追求，有的是艰涩难懂的玄妙语言，这样的理论传播是一种远离大众现实，远离文化生活的自说自话，或许少数精英能够认同，但民众很难看懂，甚至“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2（]P521）。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缺失。

2.轻视民族价值取向和价值理念的继承和重构，致使民族文化话语权缺失。中华民族文化中蕴藏的科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理念，是老祖宗们历经千百年的思想结晶和实践总结，需要我们后辈去继承和发扬。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受到重大冲击，但其强大的生命根基仍在，同时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文化活动空前活跃，价值取向多样，精神生活日益进入到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体的时代，物质生活的浮华逐渐遮蔽了精神人文的光芒，人们从敬仰传统转向追逐时尚，从崇尚流行走向拒绝经典，人们言必称西方，而缺失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缺失对民族文化精魂的敬仰和对优秀民族文化的感悟。不夸张地讲，上述现象确实弥漫在大学校园中，看似开放，其实却隐藏危机，危机即支撑中华民族屹立千年的传统价值取向和价值理念难以继承和重构，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在当代接班人心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严重缺失。

3.忽视民族文化的时代转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步履艰难。不了解历史，难以创造未来，不立足时代，就不能延续历史，中华民族文化迫切需要随时展而不断创新。毕竟，中华民族文化源自于农业社会，固守原有的内容和形式，将不适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它的魅力终不会长久，也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捷径。说过：“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3]（P191）历任领导集体都能以开放的思维挖掘民族文化中适合时展的成分，赋予其时代特色，如从“礼法结合，德刑相参”演化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和”的民族文化主旨创新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从中华自古“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提炼出“中国梦”思想等，而以上所述正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过程中缺乏的。面对思维活跃、时尚前卫的大学生，我们的思想理论教育很难在民族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间搭起一座时代性、现代化的桥梁，以有效地传播当代最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拓展的可操作对策

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思想文化频繁交流、交锋的背景，也有我国改革发展的影响，既有当代大学生思想独立、价值观多元的现状，也有教育者民族文化素养缺乏的局限。越是在复杂困惑的情形下，越需要继往开来，探寻拓展民族文化路径可操作的、有效的对策，让人们在文化的传承中获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1.要重视培育民族情感，这是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有效的引导。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4]（P117）接受理论也提出，情感是接受调控系统的基本要素。尤其对于思想道德理论传播，主体接受是建立在认知基础上，但更多是以情感为开端的，有情感，才有愉悦的心理，才有内心的接受。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我们最不缺广泛而深刻的民族情感，尤其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情感。面对近代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屈辱，和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一穷二白，中华民族各族儿女心心相印，艰苦奋斗，取得了今天的辉煌，点点滴滴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情感。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要让大学生们充分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尤其是一些代表民族精魂的人物、事件，激发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情感，唤起他们对我们党的奋斗历程的认同，从而催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梦思想的理解和践行。十以来，我们日益重视此问题，比如首次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为中国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这一天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又如设立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这些做法得到了人民广泛的认同，不仅有利于提升民族公共文化，也契合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无疑对帮助人们理解和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是绝好的引导。

2.要弘扬民族文化大众话语的传统，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渗透力。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实效性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要让人们能够听得明白，这就必然关涉到话语交流的问题。对于专家学者来说，精英表达、专业术语是必要的，但对于多数普通大学生来说，大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更具有渗透力。大众特质是我国民族文化重要的特征之一，明显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大众话语方面，中国民族文化流传至今的经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话语的大众化取向，语体通俗，便于传播。中国哲学一般采取格言形式，具象性十足，如朗朗上口的《三字经》、如以对话文本为主的《论语》，再如至今传诵不息的典故、寓言等。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若我们能够熟谙这些民族语言文化，游刃有余地运用它们开展工作，将巧妙地拉近彼此的情感和心理，让受众感觉亲切、易懂。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5（]P851）领导人在这方面是大师，形容主观主义的狼狈用的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形容文章长短要依需求而定为“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外交方针既“不信鬼，不怕邪”，又“不扛旗，不当头”等，这些话语来自生活和民众，人们听得懂。当然，民族话语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变迁，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必须关注民族语言创新，当代大学生生长在信息时代，他们经常使用有网络特征的语言，这也是大众话语的重要表现，要引起重视。近年来，使用的“打拼”“不折腾”，主流媒体使用的“给力”，使用的“有权不可任性”、“创客”“创族”等引起民众巨大反响，于不觉中把党和国家的意志渗透到民众中，这正是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要学习的。

3.要增加民族文化内容在师生教育培训中的份量，提升民族文化的话语权。近代以来，我国民族文化受到冲击，在特定时期，民族文化甚至受到人们的排斥，只是到了新世纪，尤其是面对现实发展中的种种困惑，人们重新意识到民族文化的价值，民族文化才获得了比较宽松的传承创新的氛围。也因此，思想理论教育者存在民族文化素养较缺乏的问题，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对我国民族文化知之甚少，对我国民族价值体系没有深入了解，缺乏认同。这两方面现实成为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拓展的瓶颈，警示我们一定要坚持理性，弘扬传统，增加民族文化内容在师生教育培训中的份量，张扬优秀民族文化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提升其在大学生中的话语权。对学生，民族文化教育要以十以来党的文化发展理念为指导，注重整体设计，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特点，结合民族优秀文化具体内容，分层设计，协调推进，提升学生民族文化涵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而言，除了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功外，还应对我国民族文化有全面的理解，因此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师队伍进行以中国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提升其民族文化素养，他们才能将自身所体验到的文化理念融贯于教育过程中，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谱写新篇章。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9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最早产生的时候，并没有形成学派，以及较成体系的学者团体和观点，如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地理学布坎南教授(Keith·M．Buchanan)也只是在其著作中分析政治经济问题时，简单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大卫·哈维《社会公正与城市》《希望的空间》等一系列的学术著作的发表，使得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西方地理学界引起的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简单来说，就是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理论，重新定义和理解人文地理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的产生来自于对空间分析的批判。空间分析的方法在传统的地理学研究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地理学家分析地理问题通常都必须依照地理信息系统的客观定量分析来得出相关结论，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认为，纯粹定量的空间分析方法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地理学问题，这就出现了对于“空间”概念的重新定义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地理学中的激进派传统。所谓激进派地理学，指的是对空间科学、区位分析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实证主义的评论总称。［2］(P279～280)激进地理学派认为，传统的地理学出现了理论和方法的困境，因而需要一场革命，不仅要在理论上改变地理学对于分析社会问题所出现的理论困境，更要从实践上实现一场改头换面的革命。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开始进入到西方地理学界的视野中，并通过学科的交叉和融合逐渐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20世纪60年代，是西方地理学多元发展的典型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流派，如人文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等。这些流派都是为了在理论和实践上改革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还受到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哲学的深刻影响。美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爱德华·苏贾，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学生，他的《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在西方学界也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他的学说和理论观点受到了列斐伏尔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把法国哲学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传播到了英语世界。英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大卫·哈维的文章和著作中也大量引用和分析了列斐伏尔的观点。因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空间三元辩证法”等观点和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不断强化和加固其哲学理论基础的理论变革趋势。另外，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发展走向来看，由原来的以欧洲学界为中心的主流趋向，逐渐转向以美国为中心，并随着学术环境的不断宽松，在英语世界中不断壮大发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开始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理论成果。到目前为止，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的著作及理论观点的译介、研究和评价上，如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苏州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强乃社教授等。国内专家学者主要评介了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间与城市”、“时空压缩”等，以及爱德华·苏贾的“社会－空间辩证法”、“第三空间”等。2000年以后，更多专家学者，尤其是更多的哲学领域的青年学者开始关注和探讨空间问题，展开广泛的空间研究，如空间正义、城市空间、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等。从学术著作的翻译情况来看，也主要是以哈维和苏贾的著作为主，如哈维的《社会公正和城市》《希望的空间》《资本之谜》《巴黎城记》《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简史》等，以及苏贾的“空间三部曲”———《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三空间》和《后大都市》。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是由德雷克·格利高里和约翰·厄里主编，其中就包含了大量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影响和启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这一问题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关于“空间”的研究，尤其最重要的是如果重新界定“空间”的概念。本文就将以列斐伏尔、哈维和苏贾这三个代表人物的观点为例，来探寻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关于“空间”的概念是如何分析和理论化的。

二、“空间三元辩证法”的空间概念

亨利·列斐伏尔(LefebvreH．)是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公认为是“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空间的生产》法文版于1974年出版，经1984年再版后，1991年被翻译为现通行的英译本。英译本的出版发行使得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观点在英语世界流传开来，引起了众多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关注与讨论。“空间三元辩证法”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的代表性观点。列斐伏尔本人也在1986年新版的《空间的生产》的序言中详细阐明了自己写作的意图和目的所在，这一版序言曾被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译作中文版。“空间三元辩证法”的核心在于重新建构“社会”、“历史”、“空间”三者之间的“三元辩证法”。这种新的空间化的认识论意在打破传统“社会－历史”二元论的辩证思维方式，将“空间”的维度加入到对社会生产及人类历史发展研究的理论探寻中。列斐伏尔将“空间三元辩证法”三个维度的认识论分别概括为“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和生活的(lived)三种，即:物质空间是被感知的空间，精神空间是被构想的空间，社会空间则是生活的空间。”［3］(P3)这种“三位一体”的空间观，将物质性的实体存在的物理空间，和抽象的可以被构想的精神空间，以及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能够被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改造的社会空间，完整的整合在一起，重构了传统社会理论中对于空间的认知。列斐伏尔对社会、历史和空间的这种辩证的思考方式和结论，打破了传统的历史决定论的论断模式，把空间作为社会与生产的链接点，重构和再现了社会生产的庞大与繁杂的空间影像，使得我们不得不在空间化的维度之中，重新理解和解释社会秩序与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并且，他还将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发展实践联系起来，为批判资本主义现行社会秩序和矛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维度。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核心是，空间是一种产物。空间本身不仅是现实实践意义上的社会的生产本身，还是社会生产所产出的产物。在《空间的生产》中，他首先分析了欧几里得几何学意义上的数学空间，这种数学空间自然是“没有内容的空壳子”，是一个并没有实体存在意义的抽象物。接着他又分析了在哲学中的空间范畴。事实上，从哲学史上对空间的理解和解释来看，空间是被忽略甚至是摒弃的一个范畴，在时间范畴和历史决定论的主流之幕下，空间是刻板的，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充满了幻觉和错误的。因而，传统的空间观是将时间与空间相互割裂分离开的，列斐伏尔批判并反对这种做法。他更加强调的是空间与社会历史和社会生产的联系，甚至认为，空间恰恰是资本主义能够得以不断延续和生存的主要工具。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是一种社会生产实践的产物，这一产物的概念又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与物理意义上的客观物体或事物，而是内涵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生产实践关系在其中。因而，空间的概念不应当是刻板的、孤立的或者说是静止的，而应当是辩证的。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实现了社会生产和空间本身的扩张，这种扩张甚至是可以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的，这是因为，空间不仅是社会生产空间中能够被生产出的，可以代表社会历史存在的现实，而且还能够实现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的到了他的学生爱德华·苏贾的赞同和传承。

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空间概念

大卫·哈维(HarveyD．)，英国人，先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任地理学教授，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以及“地理不平衡发展”、“时空压缩”等理论，在人文地理学界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都有很深的影响力。哈维在1969年出版的《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就已经体现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后来又多次明确表明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他还被称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是激进主义地理学的领军人物。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地理学中的解释》《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希望的空间》《巴黎、现代性之都》《新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迈向不均地理发展理论》《资本之谜与资本主义危机》等20余部。［4］(P5)哈维认为人文地理学不仅仅只是要关注纯粹的地理问题，更是要关注地理问题伴随着的政治经济等社会问题，而要全面合理的分析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光是靠传统的地理学空间系统分析的方法是不够的，因而他强烈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引入到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并义不容辞地在英语世界扛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哈维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结合地理不平衡发展，加入了“地理”的空间理论范畴，所作的极具贡献力的理论创新。他认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忽略了空间的范畴，只强调时间的范畴和历史的分析方法，这一观点同样也得到了苏贾的赞同，这个在后面还会提到。哈维将地理不平衡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联系起来，认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与权利结构的走向与发展，才能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社会寻找到可选择的替代性方案，以解决资本主义的现实危机。哈维不断走向马克思主义，甚至到后来完全倾向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这也与当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20世纪70年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大多处于停滞发展甚至是萧条萎靡的状态，因而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良心和责任感的思想家，必然要寻找有效的理论路径，去重新审视和理解资本主义危机，并试图寻找可能并有效的方案去化解危机。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内含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范式必然对像哈维一样的西方社会科学家们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哈维正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传统地理学中的空间、城市化、社会本体论等问题，将“地理”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进而创立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而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框架得以建立起来。在哈维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虽然忽略了空间范畴的运用，但并不是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空间的理论思想。他认为《共产党宣言》就蕴含着丰富的空间(地理学)思想，这些思想能够有效地解释当代世界的历史地理变化特征。［5］(译序P4)进而，他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并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的地理学的空间概念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传统的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忽略了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缺失了人的因素。空间应当是人化的空间，是自然经过人类的实践活动改造后的人化的社会生活空间。因而，空间是由人的生产社会实践所建构的，空间的建构和形成过程不能脱离人的存在而存在，也正因为人有意向地参与到社会空间中，空间才有了意义。资本主义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经历了空间、资本、阶级和社会政治经济的交互过程，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过程改变了社会空间的表现形式，随之一同改变的还有人类在实践中感知和经验时间和空间的方式，这些状况又在后现代性的促使之下展开凸显出来。另外，地理空间在哈维看来，还是资本扩张的载体。资本的无限积累需要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而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必然要伴随领土的侵略和掠夺，这本身就是一个占有和扩张地理空间的过程。资本占据一定的空间，使得地理空间经过人的实践的人化改造，变成与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空间，原本无意义的空间与资本生产扩张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紧密联系，也变得生动且可感知可参与起来。正如哈维在《社会公正与城市》中所说的:“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体现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工业化，曾经创造了城市化，而现在却为城市化所创造。”［6］(P116)

四、“第三空间”理论的空间概念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10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实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认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劳动能力（包括体力的和智力的）充分自由发展，是人的才能和品质的多方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1）人的全面发展是相对于人的片面发展而言的。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片面发展主要表现为价值追求的片面性，诸如，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道德，重科学理性、轻价值理性，重手段，轻目的。人的片面发展势必会加大社会治理成本，引发各种社会问题，而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德智体美各方面相互协调的全面发展，应当是个性和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全面发展，也应当是思想品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共同提高的全面发展。

（2）人的全面发展是物质生活发展与思想和精神生活发展的统一。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状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物质生活上，强调人的外在发展质量和水平；在思想和精神生活上，要努力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强调了人的内在发展，从而赋予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以物质生活与思想和精神生活发展相一致，体现了外在发展与内在丰富的时代特征。

（3）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条件和手段。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社会，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现在和将来，社会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社会主义，以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人的发展，就必须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上，通过这会制度的自我完善与改革创新，尽可能地同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

2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1)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人成长及社会发展的一种作用，是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个体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功能。个人是社会的本体论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协调发展，需要个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培养社会历史发展主体来推动的。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受物质利益驱动，往往不同程度地引发盲目性与自发性，其价值取向也容易发生偏差，发生价值取向上的抑制或替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现实，通过发展经济、深化改革，促使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营造外在的环境与条件；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途径和手段，努力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人的能力水平得到多方面的提高，使人的身心潜能、创造潜能得到培育和激发，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2)思想政治教育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保证促进作用。全面发展的教育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功能和规律，是相对独立的，但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缺一不可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人人都有精神需要和精神追求，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精神需要和追求，思想的、政治的、道德的、精神的等素质对人的行为的指导作用具有两重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思想保障，以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是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的运用，通过培养、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来实现的，因此，它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保证、促进作用。3思想政治教育应加强改革创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新形势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规律，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坚持把教育人、培养人、发展人、塑造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发挥好提高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

（1）树立发展性教育观，适应时代要求。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的素质在提高，反映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要不断地发展和更新。因此，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树立发展性教育观，把对党和社会负责与满足个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在实施内容上应当围绕人的身心性、社会性、文化性、时代性来进行，务必为实现个人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政治保证：身心健全成长，包括物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知、情、意等方面在内的个人生活全面发展，个人各种知识、素质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个人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人个性特别是创造个性的充分发展。

（2）树立主体性教育观，尊重主体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最根本的就是对受教育者主体性的激发、引导和培育。人的主体性，包括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任何思想教育活动，如果离开了受教育者的主体的自觉意识和能动作用，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教育过程中要把外在灌输与自我认知结合起来，提高自我学习、自我锻炼、自我教育的能力。要采取互动式、体验式、渗透式的教育方法，注重个性和特长的发挥，建立起平等交往、双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要着眼激发个人的创造性，通过自己的思考，合理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使个体真正成为教育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主动体验者和积极探究者。

（3）树立需求性教育观，激发内在动力。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原动力。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人的两大基本素质，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树立需求性教育观，即丰富个人的精神需求，把握正确思想导向；调节个人的心理需求，做好心理健康疏导；关注个人的生活需求，加强行为方式引导。坚持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尽可能满足个人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合理需求，使个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得到协调发展，在复合的知识结构、综合能力、创造才能，以及个性的发展等诸方面都取得新的进步。

摘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体系的必然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必然归宿。任何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对人的教育，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发展上。人的发展既是一个目标追求，又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要遵循人的成长规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邱伟光，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