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论文十篇

债务危机论文篇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国家，其中最大酋长国阿布扎比面积67340平方公里，占阿联酋总面积的87%，石油资源与经济实力均居阿联酋首位。迪拜是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和经济中心，2008年GDP规模为824亿美元，产业以金融、石油贸易、货运、旅游等为主。由于阿联酋有70%左右的非石油贸易集中在迪拜，故迪拜被称为阿联酋的“贸易之都”，它也是整个中东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

迪拜政府持有的资产由财政部直接管理，其旗下主要有三大投资公司：迪拜世界公司、迪拜投资公司和迪拜控股公司。其中迪拜世界公司是迪拜各类重大项目的主导者，负责在全球进行投资，其各类资产总额约为990亿美元，分布于全球约100个城市，业务主要涉及交通物流、船坞海运、城市开发、投资及金融服务等四大领域及各领域下的诸多细分行业市场。正因如此，迪拜世界在其网站醒目位置标注了“日不落”的字样，并宣称该公司在迪拜酋长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迪拜世界拥有多家全球著名公司。比如，作为全球最大的港口运营商之一的迪拜环球港务集团，从事非洲大陆投资和开发的迪拜世界非洲分公司以及负责开发超大型人工岛度假胜地“棕榈岛”、“世界岛”和1100米全球最高摩天大楼“迪拜塔”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迪拜棕榈岛集团等。

在上述公司中，迪拜棕榈岛集团因财务困难而在今年1月暂停了包括“迪拜塔”在内的多个大型项目的建设，目前可能无法及时偿还将于12月中旬到期的35.2亿美元债务。迪拜世界非洲分公司在8月就搁置了非洲的一些项目。受巨额债务困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当局于11月25日宣布，其投资实体迪拜世界公司将重组，公司所欠近600亿美元债务将至少延期6个月偿还。此举令投资者对迪拜的信用和未来偿债能力产生严重疑虑和担忧，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和动荡，多国股汇市相继暴跌。

二、迪拜债务危机造成全球金融动荡，但长期影响有限

1、重创全球金融市场

受迪拜债务危机的影响，12月26日，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中国等亚太各国股市继续下挫。而此前一天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欧洲三大股票市场指数暴跌均超过3％。美国纽约股市在感恩节假期后的“黑色星期五”也下跌了1％以上。中国大型上市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立即澄清均不持有迪拜世界的债券（新浪网，2009）。

伦敦布兰特期油价格下跌1.31美元，报77.1美元。纽约周四1月期油下跌0.43美元，报每桶77.53美元。

迪拜“倒债危机”传出，迪拜政府的信贷违约掉期合约价随即大幅飙升。一些人甚至认为，迪拜可能成为继8年前阿根廷倒债以来，全球最严重的债务违约事件。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穆迪马上下调了迪拜国有企业的债权信用等级。在伦敦金融市场，体现迪拜债权违约风险的尺度信用违约互换(CDS)利率暴涨（百度百科，2009）。

在被迪拜危机“套住”的明星中，球星贝克汉姆和好莱坞男星布拉德•皮特据信是其中两个苦主，他们在这里购置的资产价值也大幅缩水。除了贝克汉姆和皮特，足球名将迈克尔•欧文、乔•科尔、大卫•詹姆斯以及基隆•代尔等，据传都在这个人工岛上安了家。很多人均买入了迪拜世界下发展商兴建的棕榈岛豪宅楼花，工程随时会烂尾。这些策划兴建的别墅极尽奢华，2000套豪宅2002年推出时非常抢手，一个月内就一卖而光。除了乔•科尔于去年夏天，清醒地在迪拜楼市泡沫爆破前，以210万英镑卖出别墅大赚离场外，众星全部惨成楼蟹。

2、对经济复苏影响有限

债务危机与金融衍生产品导致的危机不同，其杠杆率较低，传染性不强。专家认为，迪拜债务的主要债权方——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债务危机上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西方国家银行或将沿用处理墨西哥、韩国企业债务危机时的方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政府提供救助资金，让危机国家的企业债务转化为政府债务，避免企业破产，保障银行安全。由于全球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商业银行不缺乏流动性，并且债务危机可延期解决，欧洲银行不太可能出现大的损失。

迪拜危机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说法缺乏论证。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资金投向是金融资产，对实体经济影响有限，即使退出宽松政策，相对于金融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其他国家采取的宽松的信贷和财政政策，是针对实体经济的，这种政策本身就决定了其退出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欧美主要国家因迪拜债务危机改变经济策略，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也不大（陈炳才，2009）。

迪拜债务危机和雷曼兄弟公司危机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不是发生在一个世界金融核心的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危机事件，而是局部发生在金融系统之外的一个大型企业资不抵债的危机，所以它不会带来新一轮金融风暴（李稻蔡，2009）。

迪拜与冰岛当时发生的危机相比，迪拜此次危机发生在世界经济止跌反弹、国际金融环境改善、全球流动性增加之际（陈凤英，2009）。因此迪拜对全球经济复苏影响是有限的。

三、迪拜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分析

1、地缘政治是导致迪拜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

迪拜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迪拜全球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掣肘于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迪拜的前途取决于能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但迪拜却做不了瑞士。在中东破碎的地缘政治裂片中，迪拜无法起到欧洲一体化前瑞士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中转结算需求不足，中东难以摆脱资源魔，宗教文化背景不同，以及迪拜对自身战略定位的认识和制度准备不足（杨志荣，2009）。此外，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迪拜不可避免地成为欧美操纵的棋盘对象，也就成为欧洲与美国敏感的政治博弈之地。

2、房地产过度开发引起资金链条断裂是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

由于迪拜人口较少，房地产市场需求并不旺盛。从2002年起，迪拜允许外国人持有房地产，掀起房地产投机热潮，大型写字楼、高档住宅等项目纷纷开工。在此带动下，建筑业GDP比重从2001年的7%上升为2008年的10%，年均增长率达到两位数；银行信贷也随之大幅扩张，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快速增加的建筑成本和高涨的通胀水平助长了对房地产的投机，导致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供求不平衡。随着金融危机蔓延，外国投资者深陷危机，大量房地产项目无人问津，建筑承包商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房地产市场被迫进入调整期，导致一些个人贷款占比较高、风险控制能力较低的小银行面临较大的压力。

3、金融市场泡沫膨胀，脱离实体经济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迪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但其自身的金融市场并不发达。为了吸引外国资本，迪拜完全放开外汇管制。于是大量的资本涌入迪拜。过度的外资流入导致资产泡沫日益膨胀，通货膨胀程度加深。与此同时，迪拜政府不但没有考虑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反而大举借入外债，使得政府的信用危机不断地酝酿着。虽然迪拜政府多次发行债券弥补流动性不足，但只是治标不治本，反而加重了偿债压力。结果才愈演愈烈，以致宣布延期偿债，从而引发债务危机的爆发。

四、结论与启示

2009年11月25日，由迪拜政府所宣布的重组迪拜世界公司而延期偿付所欠债务的消息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恐慌，但从长期来看，迪拜债务危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不会阻碍到全球经济的复苏形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迪拜模式的倒下，有着深层的原因。地缘政治、房地产过度开发引起资金链条断裂、金融市场泡沫膨胀，脱离实体经济均是导致迪拜债务危机的原因。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迪拜截然不同，迪拜债务危机的影响对中国十分有限，但中国和迪拜同为新兴经济体，认真研究迪拜危机的产生根源，并且加以借鉴和防范，将有利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健康发展：1、要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两者能够和谐统一，互相促进，不可出现明显的脱离状态；2、经济发展不但不可过度依赖房地产的拉动，还要重点增强对房地产泡沫的防御与控制能力；3、政府的举债规模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可一再采用治标不治本的方式补充流动性不足；4、要充分重视货币金融政策对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迪拜债务危机.百度百科.百度网.

（2）聚焦迪拜债务危机.财经频道.新浪网.

（3）李德林.迪拜危机是高盛与奥巴马的国际阴谋.金融界网.2009.12.08.

（4）韩洁、安蓓、姜锐.迪拜债务危机不改全球复苏势头.经济参政报.2009.12.08.

（5）未世民.当信用也不再可靠的时候.新浪未世民博客.2009.12.09.

（6）吴智钢.中国应从迪拜危机吸取什么教训.福建论坛.2009.12.02.

债务危机论文篇2

关键词：次贷危机；欧债危机；金融传染；相关关系检验

一、 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是近年来最大的两次金融危机，又发生在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全球经济金融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开始研究欧债危机的金融传染效应。但由于欧债危机时间上与美国次贷危机相近，并且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都受到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也有学者把其看出次贷危机的深化和延续。那么在欧债危机和次贷危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次贷危机对欧债危机的长期影响怎样呢？而欧债危机中金融指数的波动是否是仍然受到了次贷危机的共同冲击呢？欧债危机的金融传染是次贷危机的混合传染的结果么？本文即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探讨欧债危机中金融传染的独立性问题。

二、 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的联系与区别

1. 美国次贷危机对欧债危机有一定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从三方面影响了欧洲。第一美国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美国的居民购买力下降，消费下滑，欧美之间的贸易降低。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2.8%下降到2009年的-4.1%，失业率上升至9.4%。第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也改变了欧元和美元的汇率，从而改变了资本的国际间流动。第三是改变了欧洲国际的财政政策。为避免经济的深度下滑、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欧洲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向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资金，这一做法在刺激经济、增加流动性的同时也造成了欧洲各国普遍债台高筑。2008年～2010年间，欧洲总体债务水平从69%攀升至85%，其中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使债务水平提高了约1/4～1/3。因此，美国次贷危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

2. 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有本质的区别。从两次危机发生的时间上看，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在2007年7月起，到2008年末基本结束。欧债危机发生在2009年末，以希腊爆发危机为起点。时间上间隔期，有一个基本没有重叠。

而尽管美国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一个导火索，但是比较这两次危机，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次贷危机属于国内个人及企业层面的债务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主要是由于房价下跌导致银行坏账突增进而引发机构突然倒闭所引起的国内居民、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务危机。2007年，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贷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大批次贷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了次贷危机。随后美国的许多金融机构状况恶化，两房、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金融机构相继倒下。但是，与欧债危机相比，次贷危机并没有涉及美国国家信用及债务危机。而欧债危机属于国家债务危机。与次贷危机相反，欧债危机都是在各国的国家债务层面爆发，并没有涉及到各国国内居民及企业之间的债务问题。

3.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期间的经济金融变化。

（1）欧美之间的贸易仅短期受挫。由欧盟27国国外贸易数据可以看出，只有2009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在2010年即开始大幅修复，到2011年已经出现了进口和出口的新高。因此，次贷危机的影响持续时间很短，并没有长期根本改变欧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欧美之间的经济仍然良好快速的发展着。而欧债危机的爆发出现在2009年末，基本已经走出了次贷危机的影响。

（2）欧美之间的汇率短期剧烈震荡。根据数据表明，2007年欧元对美元持续上升，达到1.6附近高度，而2008年起迅速滑落，恢复到1.3～1.4附近。可见，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对欧美汇率的影响也是短期的，不是长期的影响，而到了2009年后，欧元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因此，在2009年后次贷危机对欧债危机中的资本变化的影响已经减弱。

4. 次贷危机不对欧债危机的传染造成很大影响。综合以上的论述，欧债危机和次贷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次贷危机发生在前，欧债危机发生在后，并没有与欧债危机的发生有着时间上的交集；同时，次贷危机只使得欧美贸易短期受挫，长期仍然更好的发展，对欧美汇率也只有短期的震荡影响。因此，次贷危机对欧债危机期间的金融传染影响是有限的。

三、 美国次贷危机中欧美国家股票市场的相关关系分析

1. 相关系数检验法。为了衡量美国次贷危机对欧债危机中金融传染的影响，我们采用直观判断金融传染的相关系数检验法的办法。相关系数检验法是基于市场有效假说下的资产定价模型的延伸，根据危机期和非危机期的相关系数的变化来做出是否存在金融传染的判断。

相关系数检验法首先区别的计量出两个国家的市场在平稳时期和危机期之间的的资产价格相关系数，然后针对这两个系数进行对比，如果危机期的相关系数明显地大于平稳时期的相关系数，就说明两个国家存在传染，而如果相关系数没有显著增加，那么市场受到的压力可能是由于某种共同原因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不是传染。因此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检验是否存在Masson（1998）所谓的“纯粹性的传染”。

2. 数据及说明。

（1）数据的选择。研究数据范围以欧元区国家为主，以美国作为参考。这十五个国家股票市场指数分别为希腊股票指数ASE、爱尔兰都柏林股票指数ISEQ、西班牙指数IBEX35、葡萄牙指数PSI20、意大利指数FTIB、法国指数CAC40、芬兰指数OMX、比利时指数BFX、荷兰指数AEX、奥地利指数ATX、丹麦指数OMXC20、德国指数DAX、挪威指数OBX、英国指数FTSE、美国指数DJI的日收盘价。数据来源于路透资讯。考虑到各国的节假日会造成该国当日数据缺失，为了保证各国股票市场数据互相匹配，本文剔除了各国股票市场交易日不重叠的数据。

虽然各国家之间的交易时间不同，但由于欧洲地区的交易时间基本一致，美国和欧洲市场同一日的交易时间有重叠，而美国晚于欧洲，所以可以采用同一天数据作比较。

我们采用指数对数收益率作为股票指数收益率的参考数据，股票指数收益率定义为Rt=LnPt-LnPt-1（公式2）。其中，Pt为第t日的股票收盘指数，Pt-1为第t-1日的股票收盘指数。

（2）时间段的选择。我们根据美国次贷危机的时间，把这个过程分为三部分：一是2006到2007年初为非危机阶段；二是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末为次贷危机阶段；三是2009年中起为次贷危机后阶段。

其中，为了减少次贷危机后仍然存在的余波影响，本文把次贷危机后阶段从2009年4月开始计算，而不是从2009年1月开始计算。为了减少次贷危机前市场可能的预期对整个过程中的影响，本文也将2007年7月的数据剔除，以减少其中的干扰影响。

3. 实证检验。将以上数据用相关系数检验法实证检验如表3。

次贷危机后的相关性数据表明：

（1）与次贷危机时期的数据比较，欧洲国家与美国的相关性大幅降低，说明欧洲国家已经基本走出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任泽平（2012）对比大萧条和次贷危机时表明，由于次贷危机初期，美国采取了及时有效的货币政策，高风险的金融机构被收购或被国有化，金融危机影响就逐步减弱，中后期以经济危机为主。次贷危机初期，美联储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其掌舵人又是以研究大萧条闻名的伯南克，从2007年8月便开始连续向金融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并于9月份开始大幅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还创新性地推出了短期拍卖融资便利（TAF）、短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等工具多角度地支持市场流动性，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避免了金融机构的大规模挤兑和破产风潮。次贷危机受两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减税计划提振，美国经济在2010年底已经走出低谷，新兴经济体甚至由于刺激过度在2010年初出现了短期过热迹象。因此，次贷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冲击程度大小不一，又由于救助及时，影响程度远小于大萧条，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国内的改革动力较小，事实上的改革力度也较弱，造成次贷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而由于刺激计划埋下了新的风险。周舟（2012）研究也发现至2009年4月，美国次债危机的影响已经基本消退。次贷危机后欧债危机前的相关系数数据也再次表明，次贷危机对欧洲各国的影响已经减弱。

（2）与非危机时期的数据比较，欧洲国家在欧债危机前的相关性基本又回到了非危机时期，说明了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已经消失，而非危机时期的数据是相对稳定的。欧洲各国的相关系数又回归到了次贷危机前的非危机阶段的状态，这也说明了非危机状态时期的相关系数的稳定性，说明这个数据作为检验的基础是可靠的。朱芷娴（2012）研究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原因是分析，次贷危机后政府去杠杆化使各国债务负担加重，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欧元是超货币，欧元区各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一切货币政策由统一的欧洲央行制定，因此各国对自己的利率没有自，对汇率没有调控能力。这说明欧元区国家在次贷危机后由于没有货币自，从而不能采用不同的货币刺激政策，促进其经济超速发展。因而这也是欧元区国家的相关系数恢复到非危机前阶段状态的原因。欧元区国家没有因为各国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而使得各国的相关系数进入一个新的平衡状态。

（3）欧债危机前的相关性数据也进一步说明了欧债危机的金融传染将是相对独立的，没有次贷危机的混合传染或继发传染效应。由于次贷危机走出困境，使得欧元区国家相关系数回复到非危机阶段的状态，这也说明了欧债危机已经走出了次贷危机的阴影，在欧债危机阶段的相关性是由于欧债危机爆发的自身传染而导致的改变。欧债危机的相对独立性也是欧债危机传染表现出独特的特征的保障。

四、 美国次贷危机对欧债危机中金融传染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两者时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方法，通过比较F值来进行检验。在欧债危机中传染源主要是欧猪五国，而如前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也是造成欧债危机爆发的因素，我们试图通过Granger检验的结果来分析美国在欧债危机中对各国的影响。

我们将欧债危机按时间段划分成开端、发展、蔓延、升级和扩散五个阶段。

验证结果如表5。

从表5可以看出，在欧债危机的开端阶段，美国几乎影响了其他所有国家，而美国同时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影响，说明美国此阶段对欧债危机的金融传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在欧债危机的发展阶段，美国已经几乎不影响其他国家，蔓延阶段的影响力也较弱，在危机升级的阶段，美国又开始较多的影响到其他国家，而到了扩散阶段，美国的传染影响力又减弱。

美国在欧债危机爆发的开始会对危机的金融传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就不再起主要作用。这表明欧债危机的金融传染是相对独立的。

五、 结论

本文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说明欧债危机的金融传染是相对于次贷危机是独立的现象。第一个方面是在欧债危机的外界环境影响分析中，提出了欧债危机与次贷危机的本质区别，次贷危机是私人部门的，而欧债危机是政府公共部门的；次贷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暂的，对汇率的影响也是短暂的；第二个方面是从欧债危机前次贷危机后的阶段的相关系数比较，也说明了相关系数基本回复到了非危机阶段，说明了次贷危机对欧洲国家的影响减弱；最后用Granger检验方法，再一次说明了在欧债危机期间美国对欧元区各国股市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就是欧债危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而其金融传染也是出自自身原因而产生的，不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也不是与次贷危机联合造成的。这说明欧债危机金融传染所表现出的特征也完全是由于欧债危机自身产生出来的独有的特征，欧债危机金融传染的研究也将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董丽.欧洲债务危机的起因—影响及启示.云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1：21-22.

2. 宋学红.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演进—影响与应对措施研究.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2：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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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汉儒.欧债危机爆发根源的再思考——基于国际货币体系视角的分析.当代财经，2012，（11）：46-54.

5. 刘亮.美国次贷危机对欧洲债务危机的传导效应研究.南方金融，2011，（12）：61-65.

6. 陆静，郑晗.次贷危机期间国际资本市场传染效应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12，（5）：83-91.

7. 任泽平.两次大危机发展过程的比较与启示.经济与管理评论，2012，（6）：18-20.

8. 周舟，董坤，汪寿阳.基于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的金融传染分析.管理评论，2012，24（2）：3-11.

9. 朱芷娴.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思考.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2，（6）：91-92.

债务危机论文篇3

关键词：希腊债务危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

始于2009年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直到今天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了解清楚危机爆发的背景和原因对研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着极大的意义。

一、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的背景

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普遍采取了货币与财政双宽松的刺激政策。这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抑制了全球经济的下滑；但与此同时，由于大规模举债，各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大大提高，特别是欧洲一些因人口结构等因素本来就债台高筑的国家更是雪上加霜。欧洲债务危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必然地爆发了。希腊便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2011年10月，希腊政府试图通过“公投”来解决因处理债务危机而导致的财政紧缩。因为紧缩的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公共服务的严重削减、更高的税收、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提高，甚至实际收入的下降。习惯了高福利的希腊民众怨声载道，街头抗议此起彼伏。

二、从劳动价值论看希腊债务危机的成因

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洪水，在其背后既有着冰川融化似的主要来源，又有着许多涓涓细流的推波助澜。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观察、分析此次欧债危机，就不难发现其深层次的原因。欧盟国家脱离实体的经济政策衍生出养懒汉的高福利政策，使得国民不愿意劳动乃至不懂得如何劳动。包括希腊在内的大量欧盟成员国因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重视, 把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放在房地产开发、金融领域的扩张等容易形成泡沫的领域。结果是一个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国家必然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与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具体说来包含以下几点。

1.虚拟经济在国家经济中比重过大

希腊是典型的过度依赖周期性较强的产业，导致国民经济在危机面前显得脆弱异常。希腊经济增长主要靠旅游业、造船业、文化业和农业，因此“国际金融海啸”的袭来使希腊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忽视了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长期背离实体经济的模式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

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导致的财富两级分化衍生出畸形收入分配制度缓解矛盾。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决定了财富必然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二战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了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但是，畸形的收入分配制度积累了大量危机隐患。一是工资水平，欧洲各国以“高工资”著称，就连希腊这样一个在欧洲较为贫穷的国家，社会工资水平一直在高速增长。二是社会福利，欧盟各国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等各类福利制度，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希腊人有着世界上最昂贵的养老金体系。高昂的社会福利使得人们不愿意工作，失业人口的增加也限制了政府的税收收入的增加，造成多年的入不敷出。财政收入的勉强维持与工资福利持续攀升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3.欧盟有统一的货币却无统一的财政。

欧盟的成立使欧洲多国似乎进入了大一统的时代，然而仅仅是货币的统一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对欧元区各国来讲，单一货币制度有着降低成本、增加贸易便利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但是它的先天缺陷对于危机应对却更加被动。

首先，欧元区各国在充分享受统一货币低成本的同时，也让渡甚至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权，因为欧元区国家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不论穷国富国，财政状况和进出口形势如何，都将实施“一刀切”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秉承“盯住通货膨胀”的单一货币政策，崇尚“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使得希腊享受到近十年的低廉借贷成本，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掩盖了其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其次，在单一货币制度和欧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国债务危机往往会通过传染效应向其他国家扩散，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必然通过对本国有利的财政政策却不会顾及其他。欧洲中央银行在危机前面显得形同虚设，不能对成员国进行救助。

4.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国际市场投机行为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金融危机期间，市场投机行为打着创新的旗号，通过金融衍生品等渠道来谋取利益。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由于不符合《马斯特里赫条约》，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便为希腊政府设计出一种“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而高盛集团也因此收到希腊高达3亿欧元的佣金。不过高盛集团为防止自己的投资落空，便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以便在债务出现支付问题时由承保方补足亏空。随着货币掉期交易到期，希腊的债务问题便暴露出来，欧元紧跟下跌、希腊评级降低、融资能力下降、成本剧增，对希腊支付能力承保的CDS价值翻番上涨，高盛集团从中再次牟利。由此看出，国际市场投机行为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三、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立之初也学习了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的言论也曾经从某些学者的口中说出。但是欧债危机如同一记警钟敲响在我们的改革路上。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欧洲债务危机的给我国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1.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对欧盟的出口市场的萎缩。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占到总出口量的20%，其地位比美国市场还大。自2009年12月以来，人民币对欧元的实际汇率已升值了15%以上。中国出口商的利润在10%左右，就意味着出口商如果不能成功涨价，利润将大幅下降；但如果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涨价，中国商品又会在欧盟遇到困境。出口的影响会传导回国内至实体经济或及金融市场。

2.欧债危机对中国有利的一面。

中欧双边投资的增长前景仍可期待。欧盟是中国吸收外资的第四大来源地和中国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从最新的情况看，中欧双边投资并没有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不利影响。另外，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向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示好，希望借助中国资金提振其疲软的经济。预计将有更多的中资企业以此为契机，通过参与项目、并购等形式进军欧洲市场。

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对欧洲经济和欧元的前景充满了担忧，对欧洲的投资信心也处于低谷中。但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欧洲的债务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欧元制度也会得到保持和巩固。因此，在与自身长期战略相契合的前提下，在全球对欧洲普遍持悲观和质疑态度的时候进入当地市场，相当于“雪中送炭”，更易得到对方监管当局的欢迎和支持，从而加快监管审批流程。

3.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点启示。

（1）在出口方面，未来的欧盟出口市场的持续萎缩。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是中国逐步转型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出口产品应当逐步转向低资源消耗、高智力消耗的方向。

中国一直在追求转变增长方式，走精细化发展的道路。因此，在中国的初级物质生产水平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必须停止资源消耗性的生产，生产过剩的情况也略有显现。而近年来转变增长方式却一直缓慢，欧债危机却加速了这个转变过程。欧债危机不仅是欧洲的危，也是中国的机。目前国内种种中小企业危机，是转变过程必然要发生的。

（2）引以为戒，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全面审视债务问题。

这其中就需要重视地方债务问题，据统计，截止2011年6月，地方债务已达7.66万亿元，远远超过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接下来的3年期间，大量地方债将进入还款期，城投债风险会在未来两三年集中爆发，而今后两年内地方债务的积累仍然会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因此，为防止出现违约风险，对一些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的临时性债务风险要高度重视，确保债务安全，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进行。

（3）欧元危机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启示。

由于缺乏与统一的货币政策配套的财政政策，造成了欧元体系的失衡。因此，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进一步完善货币财政政策的制度建设。同时，利用此次契机，加大国际的人民币使用量，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良好基础。而且本次危机暴露出的欧洲体系问题，为亚洲货币合作提供了借鉴。亚洲危机以来，在亚洲成立共同区乃至“亚元”的呼声高涨。但是从希腊加入欧盟的教训来看，只有成员国在要素自由流动、经济趋同等情况下，加入共同货币区才会带来福利增进，条件不成熟却勉强加入可能得不偿失。所以，亚洲设立货币共同区的条件还未到来。

总而言之，此次欧债危机的本质是经济发展脱离价值基础而造成的。为了维持“繁荣”的假象扩张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带来利润，但没有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就不能够创造出价值。我们应当引以为鉴，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上选择适合的方式是值得不断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刘晓玉:从金融危机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J]，群文天地,2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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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锐:希腊债务危机的成因与影响[U],中国货币市场，2010,(3).

债务危机论文篇4

关键词：美国债务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诱因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061-02

当2009年世界经济从衰退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人们都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结束，美国也开始了其经济复苏的步伐，然而，美国经济经历两年多的发展表明，美国的经济发展走势非但没有向先前所预计的那样快速恢复，反而是越来越萎靡。2011年8月爆发的美国债务危机让美国经济，甚至让美国政府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泥潭，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界分析了引发此次危机的原因，但是其深层次的原因是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了其中的道理。

一、美国国债危机爆发的浅层次原因

2007年起爆发的国际金融大海啸使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国债记录屡创新高，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债务余额为13.58亿美元，GDP占比为94%，同年年度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触顶，开创了14.29亿元的历史新高，当月财政部开始采取非常措施管理财政，以使政府债务在最后期限8月2日到来前不至“断供”。到了8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和削减政府开支的法案，美国债务危机暂时得到缓解。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表声明，将美国长期信用评级从顶级的AAA级下调到AA+，美国史上第一次丧失了3A信用评级引发国际关注，美债无风险神话破灭，恐慌情绪蔓延，全球股市跌声一片[1]。

表面上，这次债务危机的起因是两房（房利美、房地美）发行的大量次级债（向偿还能力差的人发放的贷款）坏账引起的。美国政府和主流经济界的解释是，对这次次级债的发行监管不力，造成了房地产业的巨大泡沫，泡沫破裂时，危机就发生了。但是，这种解释只是西方经济学对危机发生过程的一种描述，没有说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在分析金融危机时，常常在危机发生的“偶然原因”上做文章，不愿意也不可能解释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对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危机做出了合理的解释，看似偶然的背后有着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二、美国债务危机背后蕴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都是生产过剩，这次危机的表现形式是债务危机。作为美国经济重要支柱的房地产也不景气，美联储多次调低利率，也没有刺激住房消费，金融界向没有还贷能力的人发放贷款，以此刺激房地产业。对此，具有监管责任的美联储放任这种行为，甚至是乐观其成。于是次贷危机爆发，由此而引发美政府救市，投入大量的资金，使债务上限不断提高，加重了政府负担。伴随评级机构对美国信用评级的下调，美国债务危机爆发。因此，危机的真正根源是美国房地产业生产能力过剩。导致美国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产业结构的大变化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都是欧美国家为了实行全球扩张而首创的，在全球市场化的条件下，通过生产要素在全球的配置，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使成本达到最小，而利润达到最大。这一策略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飞跃，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有若干亿人参与了全球生产活动，但同时也引发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调整，由此带来两个很明显的结果：第一，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资本、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其经济得以腾飞，其结果就是诸如中国、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增强；第二，由于美国全球化过程中总是占领高端产业，诸如IT、汽车、飞机、航空等产业，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劳动力人才，相应的就业困难更多地落在低技能的劳动者身上。

本来美国经济的复苏就疲软发力，就业难一直困扰美国政府，伴随大量实体经济往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内就业岗位随之大幅减少，美国的失业率高居不下。自从2009年7月美国的失业率达到9.4%这一25年来的最高水平之后，两年多就一直在9%上下徘徊，有时甚至超过10%，2010年为9.6%，到2011年10月还在9.1%[2]。就业岗位的减少直接导致了美国人民购买力的下降，底层没有住房的人迫切需要住房，次贷的发放正好满足了人民的欲望，但是购买力的不足让交付房贷成为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加上生活上的成本不断上升，美国人民，特别是失业人群、无就业人群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违约，由此而引发了次贷危机。随着事态的一步步发展，美国债务危机爆发。

（二）虚拟经济逐渐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核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虚拟经济有一个阐述，可以看出虚拟经济的食利性、寄生性和投机性：在虚拟资本条件下，“它再生产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始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而且在创业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然而，当今时代，由于市场的需要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美国金融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金融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虚拟经济逐渐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核心。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道出了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特点和本质：“靠自己的储蓄买东西，是等而下之。靠借款买东西，已经强了点。仅仅靠自己的签名就从市场捞到资金，这才是金融之神的本色。”有一组数据可以清楚地了解美国虚拟经济的代表金融业的地位大幅上升，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仅仅是非金融部门所获得利润的20%，到了20世纪末，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0%。整个美国金融行业在2004年所创造的利润大约为3 000亿美元，而美国国内所有非金融行业创造了40%左右的利润。而在20世纪60年代，金融行业所创造的利润不到国内总利润的2%，仅仅40年，这一比例就增长了19倍[3]。随着虚拟经济的大步向前，与此相对的实体经济不断往空心化发展，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逐渐削弱，开始在金融领域建立自己的霸权地位，在经济虚拟化的推动下，美国经济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虚拟经济过盛必然导致实体经济的削弱，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此次债务危机。

（三）高财政赤字和高负债让美国举债度日

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美当权者不主张财政赤字，小罗斯福开其先河，凯恩斯将财政赤字理论化。据统计，2008年，美国的国债为10.61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70%；2009年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84%；2010年飙升到14.29万亿美元，与GDP之比接近100%。人均负债高达4.5万美元[4]。

美国不断借债的原因有二，一是经济现代化发展，大批弱势群体出现，国家需要提供公共服务，资本家力量强大，反对增税，政府开支来源得不到增加。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牙买加协议把美元定位国际储备货币，与黄金挂钩，美元的坚挺地位和低廉的融资成本使美国政府对滥发国债少有顾及。借债经营国家对美国无疑是有利的，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加上美国国债良好的信誉，美国国债从来不愁买家，大量发行国债美国也不用担心，美国能够自己发行美元，发行美元过多的最坏结果也只是美元贬值，也不需要美国用黄金来还债，此外，即使美元贬值，其结果也是美国负债缩水。最后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黄金储备量，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说：美国的8 000吨黄金可以使他睡好觉。提高债务上限并不伤害美国的利益，美元是国际货币，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元流向世界。

美国的债务很大程度上是由全世界承担的，美国的高负债、高赤字是有很大危害的，一是高赤字和高负债便成了把社会财富转移给大资本家的有效工具，导致美国国内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二是伤害了众多美国债持有国的利益。总的来说，美国对待债务的办法仍旧是“以债养债”，美国暂时没有削减军队开支、政府开支的想法，因此，在短时间内，我们可以预见，美国的债务会继续增加，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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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雪莲，魏民.美国国债危机与解决前景[J].国际问题研究，2011，（2）.

债务危机论文篇5

关键词：破产标准；折中列举主义；支付不能；经营危机标准

中图分类号：D91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4-0066-07

破产立案关系破产程序的启动与推进，是认定破产无效行为、董事责任产生等起算的关键时点，立案标准的高低关系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数量以及企业的变迁与存亡，因而成为破产法最重要、最基础的制度或概念之一。然而这一概念可能是《破产法》理论与实践中最为混乱的，以致破产申请难与法院受理难并存。在2007年《破产法》实施后破产案件数量不升反降，金融危机后“温跑跑现象”滋生以及大量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应破产而未破产，说明我国的《破产法》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当事人申请破产保护的意识不强，法院严把破产案件受理关普遍存在。只有正视并解决破产案件的立案问题，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场退出机制。

一、学术用语的混乱与厘定

破产界限、破产原因、破产标准在破产法理论与实务中一般认为是同一个概念，破产案件立案问题上学术用语的混乱既有实体意义上的也有程序意义上的，主要体现在内涵上的混乱。

（一）实体上的破产原因与导致破产原因发生的各种经济原因相混淆

纵观现有的《破产法》著述，一般定义破产原因是指表明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法律事实状态，是从本质上概括描述企业财务偿债状况。至于导致这一原因的具体原因如主观上管理不善或客观上的政策原因乃至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与法律上的破产原因完全不同，其对破产程序的启动不构成直接影响。我国的旧《破产法》将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原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列为破产原因的构成要件就是典型的混淆。企业亏损与否是企业经营结果，与企业有无外债以及外债的偿还状况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亏损企业对外没有负债或有外债能够清偿便不会出现法律上的破产原因，即使盈利的企业一旦丧失清偿能力也可能破产。

（二）程序上破产立案的启动原因及破产宣告的原因相混淆

由于破产程序中各程序阶段对破产标准的证明要求不同，加上破产原因的最终形成可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因而破产标准内涵的判断和使用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层次构成，判断所依据的因素未必是单一的。破产程序对破产原因要件的要求至少包括：（1）当事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原因要件；（2）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原因要件；（3）破产宣告的原因要件（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日本学者石川明认为破产标准是“为做出破产宣告而显示出的财产状况恶化的事由”。[1]我国台湾学者陈计男认为，和解与破产乃是对于经济上临于破产之债务人所进行的法律程序，欲对于此种债务人进行和解或者破产程序，必须债务人于实质上已具备一定之法律事由始可，此种法律原因即和解原因或者法律原因。 [2]

使用破产界限、破产原因、破产标准等名称均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三个概念均存在程序意义上的指代不清；其次，破产原因与导致破产原因发生的各种经济原因相混淆；破产界限一词从字面上理解是一个分界点，然而企业在规模、行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丧失偿债能力的事实状态技术上难以用一个指标、一个数值精确地表示，真正的破产界限不是指一个点而是指一个范围，美国称其为“破产边缘”，因此，破产界限表达不够准确，容易产生僵化的理想化的理解偏差。“标准”是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以经过验证正确的信息数据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的共同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国家标准GB/T3 9351—83定义：“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为基础，经过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的形式，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因此，“标准”较贴切，表达债务人丧失偿债能力的财务事实情况，为了消除破产程序指代不清的歧义，笔者主张使用破产立案标准这一直观概念。

二、我国现行破产立案标准反思

我国破产程序起始没有区分可能采取的不同程序，而是统一按照清算标准概括申请与受理条件。正当性何在？这是适合国情的制度设计吗？

（一）统一主义模式对立案标准的影响

由于各国立法传统不同，破产程序起始有统一主义与分离主义之分，统一主义模式的国家采取受理开始主义，即使是当事人提出破产清算申请，在受理后也并非一定对债务人做出破产宣告，还可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转由和解或者重整等挽救程序而终结。

我国破产法采用统一主义模式，以破产案件的受理而不是做出破产宣告为破产程序的开始，所以，破产原因就是指破产程序启动即破产案件受理的原因，仅在破产案件受理时的时点上具有是否启动破产程序的实质性意义，破产程序启动后债务人是否仍具有破产原因，对破产程序的进行不再具有实质影响。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出现债务人在破产案件受理时存在破产原因，但此后由于其财产的市场价值发生巨大变化（如证券、房地产财产等），仅从资产与负债的比例情况看，债务人资产已经可以清偿全部债务，破产原因此时已经不复存在。由于破产程序具有不可逆性，故而当事人之间不能达成和解或者通过重整计划，仍需要继续进行破产程序，乃至继续宣告债务人破产，实践中已有多个这样的案例。

（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困惑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作为极富弹性的法律术语，适用不够清晰严谨，导致破产原因之规定在概念使用上的模糊不清。破产法理论已经达成的共识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本来就包含对债务人清偿能力的界定，其要件包括“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3]。既然缺乏清偿能力已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固有之意，那么破产法第二条再把两者叠加在一起就是同义语反复，必将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与歧义。

（三）资不抵债标准的悖论

资合性法人一旦资不抵债则丧失了存在的前提，这种论断过于武断，是没有理论基础和科学逻辑的。

根据法人财产理论以及有限责任制度，债务人是以全部财产而非全部资产承担清偿所有债务的法律责任的，如果债务人全部财产尚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姑且叫作“财不抵债”，“财不抵债”与“资不抵债”是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概念。首先，“资产”的内涵与外延不同于“财产”，财产是一个法律概念，强调所有权和价值，资产是会计的专业创造，强调给持续经营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并且可以计价的资源就是资产，并不都像财产那样要有所有权。从口径上看，虽然企业的大部分财产是资产，但也有很多的财产不是资产以及资产不是财产的情形，比如企业的客户群以及营销网络，虽然有价值但由于计价困难，会计不确认为资产；也有像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会计确认了资产但不是法人所有的财产。其次，“财不抵债” 与“资不抵债”在“债”的内涵与外延上也不相同，前者是法律意义上的负债，范围宽，既包括现实的负债也包括或有的负债，后者是会计核算意义上的负债，强调确定性和能够计价，所以类似担保以及背书的票据等产生的或有负债不包括在内。

“财不抵债”与“资不抵债”的不同既有会计核算目的的差异，也有会计核算技术局限性的原因，资产负债表仅仅能够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反映法律意义上的法人财产与法人债务关系，而不能当然完整绝对地反映。正因如此，法人理论以及有限责任制度里都用法人财产而不是资产概念。破产法的法人退出标准上也不能用“资不抵债”偷换“财不抵债”。

（四）推定缺失的遗憾

为了平衡债权人、债务人相互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现实质正义，德国、日本破产法将停止支付作为推定的破产原因。只要债权人在申请破产时，能够证明债务人在外在行为上满足了停止支付的条件，那么则推定债务人存在不能清偿的情况。如果债务人不能提供相反的证据，该债务人便具备了破产原因。因此，将停止支付作为推定的破产原因，可以实现破产原因举证责任的合理配置，从而有利于债权人提起破产申请。

理论界通说认为，德国、日本的破产法将停止支付作为推定的破产原因其目的在于解决不能清偿（支付不能）作为破产原因存在的举证难问题[4]。貌似保护或者方便债权人，实则不然。不能清偿作为破产原因，强调的是债务人内在的财产状况以及支付能力。不论是否能以财产、信用、劳务等方式偿债，抑或是否已经全面、持续性地不能清偿债务，都不是作为个体的债权人所能掌握证据。往往会不利债权人举证债务人存在不能清偿的情况。

（五）受理异议制度的缺失

对债权人提出的破产申请，国际立法惯例是设置债务人的异议程序，我国破产法也规定了这一程序。防止债权人恶意申请损害债务人利益，保障债务人不会在未发生破产原因的情况下违背其意志被拖入破产程序。但对债务人自己提出的破产立案申请，立法一般只要求进行非严格的形式审查。原理在于债务人抛弃个别清偿自愿选择对全体债权人进行集中清偿不会损害债权人利益，即使是提前清偿给债权人带来的损失与费用也可以按照债法的规定解决。所以债务人选择集中清偿同个别清偿相比公平意义有增无减。立法与司法不应限制。当然也有的国家立法不允许未发生破产原因的债务人选择通过破产清算程序清偿债务，这主要是考虑破产程序占用的司法资源、社会资源要比个别清偿程序多。我国的破产立法便是采取这一理念。

在债务人未发生破产原因的情况下启动破产清算程序，从对债权人的清偿结果看，两者之间也并不会存在实质上的差异，更谈不上破产欺诈逃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后果。何况《企业破产法》在第31、32、33条规定了破产撤销权和无效行为情况，以纠正欺诈逃债行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仅仅是债务人在未发生破产原因的情况下就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是不可能发生欺诈逃债后果，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三、重构破产立案标准的原则

破产立案标准决定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门槛高低，影响企业利害关系人的多方利益。任何制度的建立都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破产立案标准作为破产程序的初始以及核心制度，也应该遵循其特殊法律关系所决定的共同规定性。我们究竟确定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或者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来确定立案标准呢？

（一）折中的列举主义原则

国际上对于破产标准的规定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列举主义与概括主义。概括主义立法体例认为列举主义的僵化与法律的稳定性相矛盾，法律不可能朝令夕改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于是把引起破产立案标准抽象概括为几种范畴，以期达到囊括所有破产立案标准，法院审查认定能够一劳永逸。

因此，学者们认为世界范围内破产原因立法正趋向概括主义。那我们是不是一定就要采用概括主义呢？这要看我国的国情与司法体制的现状。作为成文法国家，法律的规定本身就是宜细不宜粗，列举主义具体明确，法律适用与司法审查比较容易，这些优点不能忽视，若是担心挂一漏万完全可以通过概括主义设兜底条款“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其他情形”折中解决。概括主义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对法官的法律适用能力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可能会有法官擅权方面的缺陷，像英美作为判例法系国家，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的传统制度保障就不成问题，但是与我国法官不能造法以及没有专门的破产法庭和破产法官不相适应。另外，破产案件立案常常遭遇政府等各方干预，对破产案件受理的法律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缺乏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也为消极推诿、拒不受理破产案件的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概括主义破产标准的抽象与模糊为法院以及法官迎合地方政府少破产的态度开了方便之门，产生破产立案法律适用的乱象，阻碍了破产程序的效率。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破产立法适用折中的列举主义为宜。这一原则既保留了列举主义具体明确的优点，又以“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其他情形”这样概括的条款兜底，便于当事人举证以及法院审查认定，能够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债务人债务清偿危机的治理无非是两种路径，一种是非法律的自力救济，一种是司法拯救或清算。破产法是通过司法程序主导将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的债务人财产公平清偿给债权人或者对债务人予以财务拯救的有秩序的商业安排。这种司法性的商业安排不仅仅涉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也包括更多的利益方，包括股东、企业职工以及政府等等。因此，破产法的社会经济效果是能够“摆平”方方面面的利益，本身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

（二）债权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原则

随着经济发展，市场开放度提高，破产理念经历了从纯粹的债权人本位，到债权人与债务人二者利益平衡本位，最后到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利益相关者并重的社会本位的变迁。破产的功能也从传统的概括执行、破产淘汰的法律层面发展到破产预防这一具有社会意义的功能层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破产理念与功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经济学意义上看，为避免经济危机这种恶性循环，破产作为司法干预手段，既要使濒危企业退出市场，又要使有希望的企业起死回生，避免经济崩溃、资源浪费。因此，现代破产法均对债权人的权利内容做出一定限制，关注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社会本位追求的是社会整体利益，而要求其他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必须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破产重整制度更多地体现了社会本位的立场，它把企业置于中心地位时，并不仅仅着眼于包含在企业关系中的各方当事人利益，而且着眼于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企业的兴衰存亡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既然破产立案标准更侧重预防性的社会功能，那么就有必要将破产的立案标准与清算标准进行区分。所谓立案与清算之间便是漫长的整个破产过程，包括重整、和解，因此，对于立案与清算不能同日而语，更不能使用同一标准。立案并不必然指向清算，而仅仅是给公司一个涅槃再世的选择。鉴于破产的预防，立案标准便不需要过于严格，公司并非只有在确实无可救药的情况下才能进入破产程序。对于存在问题，需要整改的公司通过日常的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同样可以纳入到破产程序中，只有这样才能将破产制度的预防功能发挥出来。

（三）成本效益原则

成本效益原则要求在破产标准确定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各方损益，顾全大局。不同当事人对于破产程序的期望是有差异的，债务人期望的是债务负担的摆脱，债权人关心的是债权最大限度的保全与实现，而监管者则更多关注的是企业破产的外部效应的最优化，降低社会成本。破产标准制定的宽严会造成利益的天平倾斜，更有甚者会造成社会信用体系的崩溃及经济发展的停滞。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科斯定理认为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同时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在开始时无论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将是有效率的，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如果从法学的角度看这一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异曲同工之处，只要标准是明确的，也就是说只要制度明确，并且执行成本为零或很小，那么无论选择哪种标准或制度，都是有效率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无交易成本只是一种逻辑推理的结果，我们能做的只是利用法律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而不是消除成本。破产立案标准的确定可能会涉及财产清算、债务评估清理、监管机构及其他一些制度安排需要的费用，如果立案标准制定得过于严格，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费用，除显性成本以外还包括巨大隐性成本，如立案标准制定得过于严格，仅有少数公司能够通过破产退出市场，问题公司仍然残喘经营，那么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都将会受到影响，同时会产生羊群效应。问题公司的不规范、非正常运作会引起整个市场的震荡，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由此所引发的损失都应计入成本之中。因此在破产立案标准制定应该坚持成本效益原则。

（四）损失和风险合理分担原则

根据营运价值大于清算价值理论，清算影响范围广、程序复杂、时间跨度长，因此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损失比重整与和解更大。所谓损失和风险合理分担原则，是指它要衡平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债权人和债权人之间、债务人和债务人之间损失和风险。破产立案标准应当促进并支持破产重整与和解制度。

问题企业通过破产程序拯救企业与清算不同，要求其尚存起死复生的财务基础和生存条件，破产拯救的财务状况要比清算的财务状况好，所以降低破产立案标准及时收治问题企业，避免拖延恶化到无可救药只能倒闭清算的地步。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应当扮演救死扶伤的医院，而不是清理退出的火化场。案件受理的原则是“尽早治疗，有伤就收”，而不是严把受理关的“申请难，看病难”。

四、破产立案标准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

现代破产立案标准理论应当随着破产再建破产保护理念的发展而调整，放宽而不是严格掌握破产立案标准才是破产法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直至今天，美国国会仍在考虑如何进一步改造破产法典，以鼓励更多的债务人在申请破产时直接向破产法院递交重组计划方案而非清算方案。[5]

（一）破产立案标准的本质探寻

学者们在表述破产标准的本质时分别用申请人或法院启动破产程序的原因、条件、根据与法律事实等。笔者认同破产立案标准属于法律事实范畴，是法院据以启动破产程序产生破产拯救以及清算保护的法律关系。进一步分析该法律事实当属于企业财务事实，所谓财务法律事实是一种与企业资金运动过程和结果有关的特殊的商事法律事实，是以资产、负债、成本、费用、利润及现金流量等为基础的持续偿债能力与持续经营能力状况[6]。从本原上讲，客观性是法律事实的首要特征，但是客观实在性并不否认相对性，相对性是对客观性的补充和阐释。绝对真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真实性，财务行为属于科学、理性的专门认知进入社会经济交往的事实领域，具有相对性。

本文所界定的破产立案的财务事实是一种相对真实，是对企业偿债能力与持续经营能力产生支撑危机的相对描述，以不歪曲企业财务状况为基本判别标准，是一种现实的真实性。不妨称其为财务危机事实，该事实是由一系列相关联的财务指标体系构成，包括以现金流量比为核心的长短期偿债能力状况指标，以资产周转速度为代表的营运能力指标，以资产利润率为核心的盈利能力指标，以营业增长率为代表的发展能力指标。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共同支撑持续经营能力。这些指标总体上偏离了企业稳定经营的常态，发生了不能支付到期债务以及持续经营困难。

（二）财务危机事实理论对支付不能破产标准的突破

启用财务危机事实理论的目的是扩充持续经营困难事实，降低立案标准为破产拯救，现有的支付不能标准对应企业的偿债能力而没有考虑持续经营能力，但是破产法的目的不仅仅解决公平清偿问题，还包括企业的拯救复苏，那是不是说支付不能与持续经营危机是一同出现的呢？

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与长短期偿债能力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支付危机与经营危机并非同时体现出来，支付危机是企业的现金流与债务契约义务的危机关系，而经营危机是企业的生产能力、生产手段以及产品的市场生存能力危机。虽然支付不能影响持续经营，持续经营危机又会产生支付不能，但是两者在时间上并非同时出现。支付危机或超前或滞后于持续经营困难。当支付危机早于经营危机时，说明企业仍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包括生产手段可以满足再生产的需要，或部分产品有一定市场，或局部经营单位有良好的生存能力等，以支付危机为立案标准不会影响企业的拯救复苏的可能。但当经营危机早于支付危机时，再以支付危机为立案标准，企业得不到通过破产程序及早重整和解，可能使企业失去起死复生的良机。

（三）财务危机事实理论对破产法的贡献

财务危机事实理论说明是财务危机事实而不单单是支付不能事实引起破产法律关系的产生。造成企业财务危机的原因有三种可能。一是财产贬值；二是经营失败；三是市场环境等外部因素。不免有这样一种情形，企业需要一段时间渡过难关，企业在营运状态下仍不失为具有盈利能力的实体。如果再给企业一定机会和帮助，完全有复兴的可能。正如安德森所言“重整法涉及的是陷入财务困境的商事企业的复兴……实质上，重整是通过法律机制实现财务解决以求造就稳定、恢复活力的企业的过程。”[7]

财务危机事实理论考虑到了企业重整再建，突破了原破产法构筑的只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狭小空间，将所有可能受债务人破产消极影响的利益主体都考虑在内，以拯救困境企业并使各利害相关方实现共赢为目的，从而为破产法对社会利益进行维护提供了立案标准上的制度保障。破产法的价值观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标志着破产制度由清算型向再建型转变。

鉴于契约不完备理论，合同不是保护债权人的万能药方，公司持续经营状态下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没有法律保障只能依据合同的约定是远远不够的，破产法规定的参与权也只是人民法院受理后的债权人大会中的表决权。法人从财产意义上首先是债权人的，其次才是股东的，因为债权人的变动性，所以公司法就将持续经营期间的治理权交给了股东而非债权人。然而，一旦企业产生财务危机，危及债权人债权，立法理应赋予企业以及债权人及早启动破产的司法申请。鼓励债权人及早介入公司治理，组织债权人大会替代股东会当家做主重整企业。债权人在危机产生时如若获得实质决策或有效监督股东和管理层行为的权利，就可能避免管理层对持有债权资本的利益损害。财务危机理论下法院受理时间前移，债权人能够提前介入破产程序和公司治理，一方面，监督并阻止大量破产无效行为和破产违法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债权人介入公司治理的目的在于监督公司和对于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尽可能使公司摆脱困境转向正常经营。

（四）破产立案标准的制度完善

司法实践中存在三种倾向，有的企业不想破产却不得不破产，而有的企业又能有预谋地破产，还有的是行政干预破产。之所以出现这些乱象，是与破产法的立案制度存在缺陷分不开的，“资不抵债”标准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支付不能”是用现金流衡量到期债务，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标准过于抽象和单一，又存在程度以及时间上的量化不清，容易造成认识和实践的混乱。我们主张折中的列举主义模式，改革立案标准抽象缺陷，增加财务危机事实，细化清偿不能的具体情形，更加适应我国现有的司法现状。

1深化列示支付不能的具体情形

一是强化与强制执行的关系。个别债权的实现是通过执行程序还是破产程序，由于法律缺少明确的衔接通道，导致执行难。我们认为，无论基于强制执行的严肃性还是基于集中清偿的公平性，破产法都应当规定只要有债务人作为被执行人在任何一个财产执行案件中不能清偿债务，均可认定债务人产生财务危机。这时任何一个债权人包括强制执行措施的申请人以及仍未能得到清偿的其他债权人都可以据此提出破产申请。

显然，在我国强制执行制度能够依法彻底实施、真正保护债权人利益之前，对于债务人虽资产超过负债但却长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也必须纳入破产法的调整范围，否则不仅无助于债务清偿与有关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债务人财产状况在拖延中更加恶化，使债权人、债务人、职工的利益以及社会利益均受到更大损失。[8]

二是明确义务人清算义务不履行的破产立案标准。当债务人存在债务，被吊销营业执照、被解散且未依法进行清算，无论债务是否到期，破产法或司法解释都应当明确债权人可以申请债务人破产。虽此时债权人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清算，但考虑到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案件中的债务人此时往往早已丧失清偿能力，强制清算对维护债权人的利益没有实际意义，往往仍需转入破产程序。允许债权人直接申请债务人破产，更有利于通过行使破产撤销权追回财产，或者在破产程序终结后追究清算义务人责任，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债权人权益。 [9]

2细化经营危机的具体情形

一是强化同公司僵局制度的衔接。公司法在第183条规定了公司僵局制度，当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同理，如若企业经营管理发生重大困难，继续存续会使企业以及债权人受到损失，债权人以及公司也应当有权利要求公司破产重整或清算。

二是企业治理机构与机制的重大缺失，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比如公司债务人存在到期债务，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等高级管理人员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财产管理与债务清偿；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或者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三是债务人转移、隐匿或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财产，逃避债务或破坏公平清偿等情况。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债权人可据此提出破产申请。

3借鉴美国破产法，建立立案环节的“自动中止程序”保护债务人财产

美国破产法典第七章、第十一章（重组）和第十三章（个人债务调整）均适用“自动中止程序”。一旦自动中止程序生效，债权人向债务人追索债务的行为便是无效行为，破产法庭还可对债权人追索债务的行为予以制裁。此时，债权人不得给债务人打电话，也不得给债务人写信。“自动中止程序”是美国破产法典中最强有力的规定之一。自动中止程序有两个目的。其一，它给债务人一个“喘息的空间”，让债务人好好地对案件进行思考，并找出一条重组或清算的途径；其二，它有助于阻止债权人“涌向法院”“哄抢”债务人的所剩财产[10]。

当然，与此相关的还需要破产法庭的专业化建设以及破产法的立法目的的现代化等问题，只有制度的协同，才能保障破产法破产预防与保护经济秩序功能的发挥。本文不再展开。

[参考文献][1][日]石川明.日本破产法[M].何勤华，周桂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2]陈计男.破产法[M].台北：三民书局，2001.

[3]王欣新.破产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李永军.试论破产原因[J].政法论坛，1995，（6）.

[5]郭兵.美国破产法律制度[J].人民司法，1999， （5）.

[6]范伟红.商事司法会计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

[7]王卫国.论重整制度[J].法学研究， 1996，（1）.

[8]王欣新.破产原因理论与实务研究[J].天津法学，2010，（1）.

[9]王欣新.论破产案件受理难问题的解决[J].法律适用，2011，（3）.

[10]郭兵.美国破产法律制度[J].人民司法，1999，（5）.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System Re-construction of

Standards on Bankruptcy Case

FAN Wei-hong1， WANG Peng2

（1.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

2.Yunnan Fayan Law Office， Luquan， 651500， Yunnan， China）

债务危机论文篇6

本文提出了"国家综合负债"和"国家综合金融风险"的概念，试图系统地回答以上的各种问题，对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进行综合的分析。与此相关，本文也将对"坏债"的清理问题进行一些理论的分析，试图清理一下这方面的模糊认识。 一、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与政府债务

中国银行系统特别是国有银行系统的"坏债"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很高，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准确的数字，只能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加以估计。为了最大程度地估计风险，避免低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采用目前见到的各种估计当中较为严重的一种，即估计不良资产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5％。

国有企业负债严重，当然首先是因为体制方面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干预这种三位一体的国有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这个整体对社会欠下的"坏帐"总会以各种形式发生（财政补贴、三角债、工资拖欠、垃圾股票、垃圾债券、通货膨胀，等等，我们这里暂不详细分析）。但以银行坏债这种特殊形式发生，其中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从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逐渐地将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财务责任，转移到了银行。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拨改贷"开始，政府几乎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企业的建立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当然要有政府批准），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是如此。所谓"国有企业"，很多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国家财政的投入。

2．当企业发生亏损的时候，政府也几乎不再给企业以财政补贴，而是由国有银行对其债务进行延期或追加新债。发生亏损的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经营不善，也可以是社会负担（如国家抽走了各种本应留下的劳保基金等等），也可以是上级决策失误（有些企业根本就不该建），但只要发生了亏损，以前由财政出钱补贴的办法改成了银行追加贷款的办法，这是造成银行坏债增加的一个基本的直接原因。

这也就是说，银行坏债实际上起到的是"财政补贴"的作用。搞国有企业而没有国家财政为其注资和补贴，其结果必然是国有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这是"国有经济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在思考国有企业负债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将财政负债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将国企对银行的坏债视为"准政府债务"，而将国企坏债和政府负债一起都算作"国家负债"。这一分析首先可以解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国有经济而政府负债却特别的低（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8％左右）；另一方面是中国银行的坏债比重特别的高。

这里要明确的是，只有银行"坏债"才构成"国家负债"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坏债"才构成社会和政府负担，必须运用某种国家权力（税收、国债、货币发行、国际融资等）加以处理。只要企业还能用自己收入付息还本，其负债则不构成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负债"的组成部分。

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即使假定不存在国有经济，私人企业和私人银行之间发生的"坏债"，也具有"外部效应"或"公共性质"，因为由银行坏债引起的银行危机、金融危机，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后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通常也要由政府出面，运用公共资源（"纳税人的钱"）加以处理。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如80年代的美国，当前的日本、韩国等），都表明了这一道理。无论如何，从一个经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银行坏债和政府负债，都同样可以视为社会整体的一种债务负担，其数量的增长，都意味着一个经济金融风险的加大。

从一个经济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的角度考察问题，我们也需要将银行坏债与政府负债联系起来考察。银行坏债率高，若政府债务率也高，政府在应付风险时的能力就差，相反，若政府负债较低，危急时刻就可以用增发债务的办法来清理债务，稳定经济。一国金融风险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健康程度，而且取决于政府应付危机的能力。

二、外债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外债"。中国政府所借外债并不多，不构成问题，在讨论中甚至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尽管许多外债是私人部门借的商业贷款，但到头来也都变成国家负债，也要由国家或全体国民来承担其后果。对我国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一点。因为我国的外债，即使不是政府借的，至少也是国有企业、国有金融公司借的，出了问题都要政府负责，都要全体国民承担。因此，从国家金融、债务状况的角度分析问题，我们不妨将我国的"全部外债"也都视为政府债务或国家债务来加以计算，以最大限度地估计金融风险。这种债务目前约占我国GDP的14％左右。

当然，更加细致的分析方法是只算"短期外债"，因为就近期风险而言，主要是短期债务起作用，引发支付危机。如果这样算，我国面临的风险似乎就更小一些，因为短期外债占GDP的比重目前只有1.5％左右。即使再多算一些地方上没有登记的短期外债（如"广信"事件所揭示的那样），最多也不超过3％，以此衡量的金融风险就会更低一些。

对于资本市场已开放的经济来说，问题更复杂一些，因为还要计算那些流动性较强、能够很快撤出市场的外国"证券投资"。不过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在本文中不予讨论。这一点请充分注意。本文提出的"国家综合负债"和"国家综合金融风险"的概念，只对我们这样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经济来说，是较为"综合"、较为"全面"的，对于资本市场完全开放的经济，则还要加进更多、更复杂的因素。我们后面所作的国际比较，也只是比较与我国有可比性的方面，而不包括其他一些方面。

三、"国家综合负债率"

以上三项，即政府债务、银行坏债和全部外债，可以说涵盖了一个经济中已经发生的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国民债务，其他一些潜在的、隐含的政府欠债，要么可以归结为以上三项中的一项（比如政府欠国企职工的"养老基金"债务，现在实际上正以企业坏债的形式发生着），要么在经济中有着其他一些对应物（比如政府对职工的"住房基金"欠帐，可以由住房私有化和拍卖一部分国有资产加以偿还）。

债务危机论文篇7

关键词:欧债危机,区域一体化,亚元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进入到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阶段。从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到爆发于本世纪的次贷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来看,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政府债务规模是治理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1]。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国家普遍出现了高额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四国尤为严重,其中希腊于2009年12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一场波及多个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开始不断的发酵和蔓延。目前,欧债危机问题就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在亚洲成立最优货币区以及亚元的呼声不断高涨,甚至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前,许多金融专家和学者认为欧洲是亚洲可以借鉴的模式,这次爆发于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来欧元货币体系的一系列缺点,为亚元的构建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部分国家高额的财政赤字是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余永定(2010)认为,欧元区国家之所以会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主要是源自欧元起国家长期以来比较僵化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福利体制导致的财政赤字过高,同时当这些国家发生财政问题时,由于欧元区内部的经济治理机制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手段,再加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迟迟不愿伸出援手,最终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2]。

    (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国家信用评级是欧债危机起着助推作用

    据imf统计,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的财政赤字率均和希腊12.8%的财政赤字率水平相当。但是为何仅有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我们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了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导致这些国的融资能力下降和融资成本上升,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徐明祺(2010)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导致希腊市场融资能力的降低,才引起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3]。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难以形成科学合理和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助长了全球信用风险的积累和资源的严重错配,由此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主权债务危机的产生。

    (三)欧元区经济制度缺陷与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债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许多学者认为欧元区经济制度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即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不统一。费尔德斯坦曾经预言,欧元区的这种缺陷有利于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国家,但最终会导致欧元区的解体,其内在逻辑是: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统一,财政政策归各个成员国所有,货币政策归欧洲央行所有。但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中,不管是经济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还是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国家的最基本利益仍是民族利益[4]。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首要目标,但在欧元区,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因此,当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不一致的状况时,部分成员国必定会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错配。

    此外,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内部原因。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欧元区并不具备蒙代尔(1961)所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条件。蒙代尔(1961)认为,在一些商品、劳动力和资本一体化,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经济政策比较一致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组成独立的货币区。在这个货币区内,各个成员国可以实行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对内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对外采取浮动汇率制度,这样可以实现各个成员国的内外部均衡。但目前,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结构、经济周期以及劳动力成本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同时,欧盟各个成员国也具有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们对原材料的进口和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再加上各个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国家之间的劳务和产品

价格竞争趋势依然存在。其次,欧元区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呈两极分化的态势[5]。主要体现在欧元区核心国家与国家的经济体系差距不断拉大以及经济结构明显失衡,同时核心国家不断向国家出口并输出贷款,国家的负债比较严重。

    (四)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首先,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必要的弹性。虽然欧盟内部统一市场的建立促进了国家之间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但由于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社会和教育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劳动力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再加上欧盟内部普遍存在的工资刚性也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此外,劳动力在工会组织强大的保护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比较困难。其次,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扩大了财政支出,也推高了政府的债务,并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逐渐丧失了区位优势。

    二、欧债危机对区域一体化的经验借鉴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如果说欧元区处于金字塔的顶部,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区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而东亚地区仅处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因此,从欧债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借鉴,从而对亚洲地区货币金融的合作前景进行分析。

    (一)建立区域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和救助退出机制从而有效地防范各种风险

    在目前的“清迈协议”框架下,各国财长在同意建立共同基金的同时,还倡导成立一个对各国经济金融形势进行监测的支付系统。但东亚地区内各个国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欧元区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建立这种监管与救助体系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一种退出机制。

    (二)扩大共同基金的规模,积极推动区域间货币与金融合作

    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演进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货币体系不足以有效地解决东南亚的区域性问题。从欧债危机、迪拜以及冰岛的债务危机可以看出,在区域间建立共同货币基金才是有效的解决区域间金融风险的途径。在欧债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区域内缺乏共同基金,而基于各个国家独自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区域内的德国等成员国未能实施及时救助,从而导致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扩大。因此,加强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利用区域内共有的金融资源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可能产生的金融危机。

    (三)加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区域间货币金融合作

    目前,货币合作共有两种模式:一是美元化;二是类似欧元区的共同货币。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欧元区的货币合作模式更像是政治合作的产物,而美元化才是市场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欧元区的这种非市场化的合作方式才导致目前危机的产生。因此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而言,如果强行通过政治合作来推动,区域内各个成员国经济条件和经济政策的差别可能会给区域一体化乃至货币区的稳定带来重大挑战。

    (四)建立独立的信用评级体系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一直扮演着推波助澜作用。美国正是通过对国际评级长期话语垄断权来保持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建立属于自己区域内的信用评级体系,有利于维护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经济金融稳定。

    三、欧债危机对建立

    亚元的启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关于推出“亚元”的呼声不断,但亚洲各国的政治合作意愿、经济发展水平等差距预示着推出亚元的道路还比较漫长。欧债危机的爆发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亚元的前景,并为构建亚元蓝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统一欧元区统一

    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是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亚洲,由于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亚洲各国间的隔阂和差异更多,对主权看得更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施一体化的货币政策,在缺乏必要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当类似欧债危机的事件发生时,亚洲各国面临的压力和威胁将更大。所以,如果要推行亚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二)政治和经济要相辅相成

    虽然超主权货币是一种革命性的创建,但欧洲货币联盟毕竟是在缺乏政治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导致危机爆发后,救助措施寸步难行。这要求亚洲各国在推行亚元时,必须首先考虑政治联盟。虽然亚洲的历史发展表明,在亚洲实行政治联盟是一件非常困哪的事情,但这次欧债危机充分说明,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辅相成,才能有利于陷入危机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

    (三)构建亚元要稳定推进

    在亚元的推进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条件,即只有各个国家在要素流动性、经济互补性、市场一体化、经济开放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趋同的情况下,组建最优货币区才能带来最大的市场红利。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加入,就有可能得不偿失。亚洲各国应以欧债危机为借鉴,循序渐进地推进亚元,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决不能强行推出亚元,否则就会陷入比欧元区更加严重的危机中。

    (四)增加货币金融合作的透明度

    相对于欧元区,亚洲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亚元必须要在一个货币金融合作更加透明的环境中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投机者的供给。同时也要建立一个具有更多话语权、信息高度透明以及交易比较便利的金融稳定组织。这个组织的建立也需亚洲各国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

    总之,当前欧债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欧元未来的命运也很难判断。亚洲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欧元的动态,积极研究欧元在运行过程中的优缺点,并吸取欧债危机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为区域一体化及亚元的构建做好充足的准备。

    参考文献:

    [1]安国俊.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反思[j].中国金融,2011(18).

    [2]余永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启示及中国面临的挑战[n].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月报,2010(6).

债务危机论文篇8

关键词：财务危机 预警指标 预警模型

一、引言

财务危机又称财务困境或财务问题，最严重的则是财务失败或破产。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国内外学者对于财务危机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然而，从相关文献中可以发现，对于财务危机的概念没有一个较高的统一。总的来说，国外对财务危机界定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很多学者将财务危机企业定义为己宣告破产的企业。如Altman（1968）认为，财务危机包括四种情形，分别为经营失败、无偿付能力、违约、破产，并把企业破产作财务危机的标志。Deakin（1972）认为财务危机公司是那些“已经破产，无偿债能力或为了债权人的利益而被清算的企业”。其二，财务危机有轻重之分，轻者是暂时的资金周转困难，经过一系列有效措施之后有可能度过难关，重新实现企业的持续经营；而重者则是经营失败或破产清算，对企业造成无法挽回的不良后果。1998年3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证监交字【1998】6号文件《关于上市公司状况异常期间的股票特别处理方式的通知》，要求证券交易所应对“财务状况异常”或“其他异常状况”的上市公司实行股票交易的特别处理（Special Treatment，简称ST）。因此我国出现了一批以ST作为界定财务危机公司标志的学者，如陈静（1999）、陈晓与陈治鸿（2000）、张玲（2000）及吴世农与卢贤义（2001）等。大多数学者将财务危机定义为一个过程，即包括较轻微的财务困难，也包括极端的破产清算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情况。如谷棋与刘淑莲（1999）将财务危机定义为“企业无力支付到期债务或费用的一种经济现象，包括从资金管理技术性失败到破产以及出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情况。郭丽红（2000）认为，财务危机通常是指企业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困难和危机，其极端情况为破产。赵爱玲（2001）则认为，财务危机通常是指企业无力支付到期债务或费用的一种经济现象，根据其失败的程度和处理的程序不同，财务失败可以分为技术性清算和破产。因此，他们以上市公司是否亏损作为判别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主要标志。综上所述，财务危机是指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不能适应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陷入一种危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困境，反映在财务报表上己呈现长时间的亏损状态且无扭转趋势，出现资不抵债甚至面临破产倒闭的危险。本文旨在针对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构造预测模型，正确预测企业财务危机，更好地防范财务风险，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的选取基于下列原因，本文选择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第一，上市公司的重要性。截至2007年末，中国证券市场共有上市公司1550家，沪深两市股票市场总市值已达32.71万亿元，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同时，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也日渐增加，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一旦陷入财务危机，将对证券市场乃至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二，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的易得性。根据我国《证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必须严格遵守信息披露制度。因此可以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各种表内和表外信息，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支持，使本文的研究更具实际操作性和可行性。与国内众多学者一样，本文将公司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的ST公司作为财务危机公司。最终，从2005年至2007年间因财务状况异常原因而首次被实施特别处理且无B股、H股的ST公司中，选取了23家作为财务危机公司样本。（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设计 本文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考虑研究问题的特点，运用已有的指标选取经验，结合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理论，最终选用了七大类19个财务指标，它们分别是短期偿债能力:流动比率（x1）、营运资金比率（x2）；长期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x3）、利息保障倍数（x4）；营运能力:应收账款周转率（x5）、存货周转率（x6）、总资产周转率（x7）；盈利能力:营业收入净利润率（x8）、资产报酬率（x9）、净资产收益率（x10）；现金获取能力:主营业务收入现金比率（x11）、现金流量对流动负债比率（x12）、每股现金净流量（x13）；股东获利能力:每股营业收入（x14）、每股收益（y1）、每股净资产（x15）；发展能力:资本积累率（x16）、总资产增长率（x17）、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x18）、净利润增长率（x19）。财务危机用每股收益y1表示为因变量，以本年度财务指标Xt为解释变量。

（三）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研究目的提出如下假设：

H1：资产负债率指标对财务危机的预测无显著影响

H2：总资产周转率指标对财务危机的预测有显著影响，呈负相关关系

H3：资产报酬率指标对财务危机的预测有显著影响，呈正相关关系

H4：每股现金净流量对财务危机的预测有显著影响，呈正相关关系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ST公司和非ST公司在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股东获利能力、现金获取能力和发展能力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表现如下：第一，ST公司的资产流动性普遍不如非ST公司。ST公司流动比率（X1）、营运资金营比率（X2）的均值都低于非ST公司，说明它的短期偿债能力明显低于非ST公司。第二，ST公司的财务风险高于非ST公司。ST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非ST公司，说明负债很重，易于陷入财务困境。第三，ST公司的盈利能力显著低于非ST公司。ST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率（x8）、资产报酬率（x9）、净资产收益率（x10）均低于非ST公司，说明ST公司陷入亏损。第四，ST公司资本积累率（x16）、总资产增长率（x17）、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x18）均低于非ST公司，说明ST公司没有发展后劲，很难从财务困境中摆脱出来。

（二）显著性检验和相关性分析本文己初步选取了19个财务危机预警指标。然而预警指标过多，一方面会使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带来很大的不便，降低工作效率，不利于及时发现财务危机；另一方面，预警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可能会导致预警判别结果出现偏差。因此在使用这些预警指标建立判别模型之前，需要对19个预警指标进一步筛选，以达到运用尽可能少的、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反映尽可能多的信息。用Eviews作回归，对指标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各个解释变量的P值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流动比率（x1）、营运资金比率（x2）、资产负债率（x3）、净资产收益率（x10）、主营业务收入现金比率（x11）、现金流量对流动负债比率（x12）、每股营业收入（x14）、资本积累率（x16）、总资产增长率（x17）、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x18）、净利润增长率（x19）对财务危机的预测不显著，从而验证了假设1：资产负债率指标对财务危机的预测无显著影响。这些财务指标不能很好的预测财务危机，因此将其去掉。剩余指标利息保障倍数（x4）、应收账款周转率（x5）、存货周转率（x6）、总资产周转率（x7）、营业收入净利润率（x8）、资产报酬率（x9）、每股现金净流量（x13）、每股净资产（x15）对财务危机的预测有显著影响，并且总资产周转率（x7）对财务危机的预测呈负相关关系；资产报酬率（x9）对财务危机的预测呈正相关关系；每股现金净流量（x13）对财务危机的预测呈正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假设2，假设3和假设4。

（三）回归分析 根据（表3）回归分析，从中选择利息保障倍数（x4）、总资产周转率（x7）、资产报酬率（x9）、每股现金净流量（x13）建立预警模型，如下：Y1=0.041039+0.033461X4-1.066242X7+0.701593X9+0.445728X13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ST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资产负债率指标对财务危机的预测无显著影响；总资产周转率指标对财务危机的预测有显著影响，且呈负相关关系；资产报酬率指标对财务危机的预测有显著影响，且呈正相关关系；每股现金净流量对财务危机的预测有显著影响，且呈正相关关系。本文还存在如下不足：样本的选择。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的时间不长，很多公司的财务数据并不健全，因此，本文只选取了2005年至2007年23家ST上市公司，样本选取不够。我国对于财务危机的研究大多是对于公司被ST状况的研究，而上市公司被ST既不是发生财务危机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发生财务危机的必要条件。财务指标变量的局限性。本文只选取了19个财务指标变量，但并未包括股权结构、管理层信息、审计意见等非财务因素的影响，这样对预测结果可能有一定影响。统计软件的局限性。本文只是用Eviews作简单回归，没有用其他软件进行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1］陈静：《上市公司财务恶化预测的实证分析》，《会计研究》1999年第4期。

［2］陈晓、陈治鸿：《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预测》，《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0年第24期。

［3］吴世农、卢贤义：《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研究》，《经济研究》2001年第13期。

［4］长城证券课题组：《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2002年第3期课题报告。

［5］姜秀华、任强、孙铮：《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研究》，《预测》2002年第3期。

［6］崔学刚、王立彦、许红：《企业增长与财务危机关系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12期。

［7］王琳、周心：《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的实证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6期。

［8］刘彦文：《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债务危机论文篇9

[关键词] CEMAC 对外债务 内生因素 外生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7)6-0036-06

研 究 背 景

中非货币经济共同体(CEMAC)是非洲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包括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布)、赤道几内亚和加蓬六个国家。二战前区域内各国都是法国殖民地，使用同一种官方语言――法语；二战以后，法属中非改名为法语非洲经济合作组织。自1963年非洲独立运动之后，中非各国开始摆脱与前宗主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联系，并于1964年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札维签署《中非关税与经济联盟》，CEMAC正式成立。同时，法属殖民地法郎(CFA)在原有的殖民地框架内产生，并且在1994年以前一直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制。中非国家银行于1972年建立，作为中央银行来维系联盟内松散的货币关系，通过发行货币和外汇储备管理等制度安排来维系固定汇率制度以及宏观经济和金融上的稳定。[1]因此，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CEMAC各国的外债规模以及支付情况就绝对量而言，表现出较为缓和的局面。同期，实际GDP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均6.35%)，其他宏观经济指标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但是，自80年代开始，CEMAC的许多国家都遭遇了宏观经济上的金融危机，其整体表现为GDP增长缓慢(自1986―1993年GDP年均下降3.9%～4%，八年内整个地区GDP下降幅度达30%左右)、贸易条件恶化导致贸易赤字、不断产生的财政预算赤字、国际收支不断恶化、内部储蓄率持续偏低，结果到1993年中非国家银行事实上已经破产，CFA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并且给整个中非地区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而正如80年代的拉美地区一样，债务危机是诱发整个中非地区宏观经济崩溃的导火索。从1985―1994年短短九年时间里CEMAC的对外债务增长了三倍左右，从48.81亿美元剧增到175.6亿美元。同期，债务与出口的比率从108%上升到142%，债务与GDP的比率从38%上升到了84%，完全超过了经济可以承受的极限。

文 献 回 顾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负债一般说来既不会给当代人带来负担，也不会给下代人带来负担。因为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的框架内，宏观经济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通过发行国债刺激投资需求，并进而产生乘数和加速数效应，最终带动经济复苏。面对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最初产生的预算赤字的填补自然不成问题。但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至少存在三个前提条件：①经济主体不存在理性预期，因此政府支出不会导致私人投资的挤出；②经济中存在大量失业，经济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运行；③公共政策行为不存在运行成本。这三个条件在CEMAC都无法得到满足。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一直坚持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信念。根据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研究，公共负债只是将现在的债务转移到未来的税收，并且对国家经济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巴罗(1974，1987)研究了一个由信贷所支撑的财政预算赤字政策的效应，其结论为：这样的信贷支撑对宏观经济运行没有什么影响，并且融资方也不会成为经济政策牺牲品，因为经济行为主体完全能理性预期到贷款税收的上升。因此在考虑财产代际转移的情况下，经济行为主体将构建一个与国债等值的储蓄额，这一发现也被称之为李嘉图-巴罗等价理论。所以，在理性预期的假定下，公共负债的支出仅是对私人投资的替代，需求管理政策完全无效。

既然公共负债对经济刺激产生的作用甚微，那么国家通过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就必定存在相当的成本。其中，Dittus(1989)研究了财政压力和债务的还本付息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且指出在发行债券和偿还债务之间存在巨大的债务成本关系。这一点在Krugman(1988)、Sachs(1989)[6]、Froot(1989)和Calvo(1989)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证实[4]，他们的研究表明不断累积的债务及其利息的支付就是对未来的税收，事实上通过溢出效应抑止了投资，不仅降低了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同时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在Claessens(1990)和Warner(1992)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外债支付是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的重要因素。另外，债务增长、利息支付与出口额之间的比率对国家私人资本的形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最近对非洲地区债务问题展开研究的是Burnside和Dollar(1997)，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国际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只能存在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之下，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策调整计划，那么将资源转入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将可能导致极高的运行成本。[3]另外，Svendsson(1999)在对外负债与非洲国家采用有效改革政策的时间上存在的不一致性问题，运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建立了一个更加理论化的模型支持了上述观点。他的模型表明，虽然许多政治、经济变量在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外债规模，但是由于在非洲国家内部不存在债券的二级市场，因此非洲国家的国际贷款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他认为非洲国家严重的外债问题就像是很高的边际税率一样，大大的抑止了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益处。

因 素 分 析

CEMAC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债务危机不能简单的归因于债务人国家、债权人国家或者是商业银行，而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同时运用的政策手段导致了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且为之付出的调整成本也将由所有的人承担。下面，我们对导致CEMAC债务危机的各种因素划分为内生的因素和外生的因素两大类分别进行阐述。

1.内生因素

(1)腐败因素。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由于政治原因给予中非各国或其腐败领导者大量贷款。当然，为了获得这些贷款，这些领导者出卖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虽然对债务的审慎管理和国际金融资源的有效使用是国家政府首脑的责任所在，但是事实证明中非各国外债处置失当，腐败盛行、权利滥用不仅浪费了所借外债，而且使得经济上的清偿能力不断下降。正是这种政治上的腐败与国外经济利益的联系诱发了CEMAC的外债风险。

(2)人口剧增。众所周知，人力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自60年代开始CEMAC却经历了一个经济理论上的悖论。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1965―1993年，教育适龄人口受学校教育的比例从41%上升到69%，健康和营养指标也在同步上升。但是，同期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年收入却从734美元下降到483美元。[7]对此的解释是在实际GDP一直停滞不前的同时，人口却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表1描述了1963―1998年CEMAC各国人口增长率的情况，同期区域内的总人口翻了一番。人口剧增导致了中非各国不断借入外债以支付不断增长的教育、培训和健康方面的财政支出。因此，整个中非都深深的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之中，根本无法从贫穷―多生―负债―贫穷的恶性循环中寻找到有效的发展途径。

(3)不适当的发展模式。为了夺回在经济和社会基础上失去的时间，CEMAC各国制定了规模庞大的赶超计划，尤其是在交通、通讯、教育、医疗、能源和环境等方面，同时却忽视了对农业的投资。这些项目要么经济需求并不强烈，要么尚未具备管理能力，因此这些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很低。同时，不断上升的利率和不断累积的利息佣金已经阻碍了贷款的进一步获得，并且淘空了中非各国的外汇储备。因此，CEMAC各国发展模式中的投资项目收益率偏低、在基础投资与市场需求之间缺乏权衡、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制度的缺乏、模糊不清的发展目标和规划、不完善的会计审计制度是CEMAC外债危机的又一重要因素。[8]

(4)资本外逃。在债务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资本外逃。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借款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CEMAC各国却将自己国家急需的资源用于装备军队、去欧洲购买私人财产和奢侈品，这样直接导致了大量资本的外逃。因此，寄希望于外债产生的乘数作用根本无从谈起。

2.外生因素

(1)自然因素。干燥、洪水、蝗虫和其他自然灾害多次影响乍得、喀麦隆北部以及中非共和国的部分地区，致使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样不仅降低了食品、谷物和初级的出口，缩减了公共财政收入的来源，而且昂贵的进口导致了大量的贸易赤字。

(2)石油危机。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石油价格迅速上升，这是中非国家出现收支平衡赤字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燃料、原油成本的上升，当时没有发现石油的中非各国不得不以它们所获得贷款的2～3倍的资金去维持1970年以前的发展水平。比如说乍得、中非、赤道几内亚这些国家所获得的全部外汇实际上都拿去支付石油美元了，因此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开始猛烈攀升。

(3)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外债危机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条件的恶化。中非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是根据联合国进口制成品价格指标来进行调节的。由于受到工业化国家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仅1981一年的时间这些价格就跌落了20%～30%，成为二战以来的最低点。贸易条件的恶化，随之而来的是出口减少导致经常账户的严重不平衡，国外收益开始实质性的减少。

(4)法属殖民地的债务合约。为了输出金融资本和扩大产品市场，法国同意向其原殖民地提供短期和中期的信贷，或定向为“CEMAC发展”的融资提供担保。这些金融资本垄断了中非各国的贸易、运输、种植、森林开发等等，试图将原法属非洲带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但是，中非各国的人民却无法拥有对原料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自决能力。因此，财政开支的乘数效应和金融资本的进入只能让这些新的经济殖民主义者获利。

经 验 分 析

根据K.O.Ojo(1989)对非洲30个国家的经验研究得出：非洲国家自1976―1984年间债务与GDP之比(DGDP)、出口(X)、进口与GDP之比(MGDP)以及GDP增长速度(TCGDP)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5]，即：

DGDPt=β0+β1Xt+β2MGDPt+β3TCGDPt+μt (1)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将对此模型进行一些修正。CEMAC外债的恶化程度将近似的表示为债务与GDP的比例(DGDP)，解释变量为债务清偿与出口的比率(DSEX)、进口与GDP的比率(MGDP)、GDP的增长速度(TCGDP)，另外再加上人口变量，以人口增长率(POP)表示。模型变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CEMAC各国政策、经济和金融的现实情况，DSEX的经济含义为现金流量的变化情况；MGDP表明与经济收入的创造能力相比的进口比率；GDP增长率决定了经济发展在量上的进步。另外，考虑到回归系数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将回归方程以对数形式表示，这样也有助于说明解释变量与债务之间的弹性关系。但是，由于中非各国GDP的增长率在较多年份中为负，因此TCGDP例外。最后，我们得到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lnDGDPit=β0+β1lnDSEXit+β2lnMGDPit+β3TCGDPit+β4lnPOPit+μit (2)

注：(1)表中括号内为标准误。(2)***表示1%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表示10%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World Bank.Global Finance Development.Washington，2002；World Bank.World Debt Tables.Washington，2002，1

模型(2)中下标t表示年份，i表示国家下标。本文使用的年度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为覆盖了1980―2001年期间CEMAC所属六个国家的一个Panel Data，总计132个观测值。Panel Data的回归方法根据对非观测效应的假定不同，主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与此同时，将国家虚拟变量(Dummy Viable)引入模型中，将Panel Data作为混同数据(Pooled Data)回归的结果当作基准回归(Benchmark Regression)。另外，考虑到因变量一阶自回归的情况，将前一期的DGDP引入当期的回归模型当中，采用了Arellano-Bond Dynamic Panel-Data 估计模型，同时这一模型的引入主要是对CEMAC债务的累积效应进行分析。表2分类报告了这四种模型的回归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CEMAC公共外债危机可以由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得到很好的解释，当然，对各解释变量的说明与CEMAC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紧密相关。首先，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特别是前面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即DGDP与DSEX和PO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与TC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DGDP与DSEX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CEMAC的债务清偿数量越多，外贸出口越少，那么与GDP相比的外债数量将急遽上升。也就说，增加债务清偿数量、减少外贸出口将缩减现金流量，导致CEMAC只得通过债务累积的方式维持其国际收支的平衡。对此的政策含义是减少债务清偿的数量、特别是降低外债存量的利息支付以及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是减轻中非各国外债危机的首要方法。DGDP与POP之间显著的正相关性则说明人口增长是导致CEMAC外债危机的又一重要因素。人口的爆炸式增长降低了一个国家人均年收入水平，同时由于新生幼儿越来越多、劳动年龄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样迫使政府从私人部门抽调资金增加对教育、健康和培训的投资，从而迫使政府通过举债维持其公共支出。而DGDP与TCGDP之间的负相关性则与1980―2001年期间CEMAC债务不断增长，GDP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在1/3的年度中为负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其次，在第四个回归模型中，滞后一期的DGDP与当期的DGDP之间存在的显著正相关性说明CEMAC各国的债务危机具有强烈的累积倾向。最后，虽然前面三个回归模型与第四个回归模型在确定变量MGDP前的回归系数的符号时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但是其t值都是不显著的。从理论上看进口恶化了贸易的平衡，国民收入由于外贸的乘数效应而减少，这样将导致外债的借入以便融资。但是，进口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在于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行政扭曲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冲突程度等因素。因此我们认为进口在CEMAC的债务危机中是不相关的因素。

结论及启示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导致CEMAC外债危机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并试图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来缓解目前中非各国的债务危机。同时为发展中国家规避和解决债务危机提供相应的启示。通过计量分析可以得出：GDP的增长速度、出口的增加以及债务清偿的减少对降低公共外债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人口增长却加重了中非各国的外债负担，马尔萨斯陷阱的幽灵仍然盘旋在中非各国的头顶；而债务的累积效应是导致债务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进口对债务危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经济增长缓慢、过度的债务以及公共政策系统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已经成了CEMAC的主要问题，多年的债务累积成为了CEMAC未来发展的桎梏。因此，我们对CEMAC债务危机之后二十年中所犯种种错误的反思以及对整个发展中国家外债风险的启示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当前发生的贷款必须认真地进行分析，特别是从未来的角度和对当前国家预算的影响着手。如果当前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确定的，没有强劲的需求且没有产生相应的预算来源，那么轻率的举债就非常令人费解。同时，在对付流动性债务危机问题方面，CEMAC各国并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往往通过借入新债的方式暂时度过流动性危机，其结果却导致了债务总量的不断累积。因此，在对付外债的存量和流动性问题上，审慎原则对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其首要前提。

其次，依靠外债刺激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以及加强对私人部门的投资。事实上，宏观经济管理环境、产业政策以及商业的、财政的和区域的政策都会影响经济活动环境的稳定性，对此的经济改革将会提高债务投资的利用效率。同时，出口额的增长是发展中各国必然面对的问题，为了加强外债的偿还能力，并且应对变化多端的国际贸易条件，出口需要一个动态性的增长而不能局限于仅有几个产品的出口，这样才能规避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

再次，CEMAC债务危机已经充分说明债务管理效率的重要性。处理外债问题的关键是创造其外债流动性的条件以及从国际融资中获得持久解决流动性问题的能力，不能带来生产性投资的巨额借款将给借贷双方留下灾难性的隐患。因此，加强制度的约束和管理的完善对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克服债务问题的基本制度限制。

最后，人口因素是影响公共债务危机的政治、经济过程的一个永恒因素。为了有效缓解中非各国的外债危机，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是当务之急。总而言之，CEMAC公共债务危机是涉及到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管理等等各种因素的一个复杂的整体发展过程。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集中强调建立一个适合缓解债务清偿、增加融资的渠道和方式、降低出口的不稳定性、控制人口数量以及完善经济金融制度的行动和策略框架是发展中国家降低债务风险、获得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途径。

注释：

[1]值得注意的是：中非国家银行拥有法国财政部的账户，并且在法国和CEMAC所签署的货币合作条款下运作，以帮助中非国家银行维持其固定的币值；同时，CEMAC通过该账户实现外部融资的支持来维持收支平衡所带来的赤字。另外，自70年代中期开始，中非国家银行的政策目标开始从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保障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转移。这些制度安排为CEMAC各国80年代的外债危机埋下了伏笔。

[2]African Development Bank.Statistics chosen on African countries.Volume XVIII，CEMAC，2001

[3]Burnside，C.Capital Utilization and Returns to Scale.NBER working paper，1997，No.5125

[4]Krugman.Financing orgiving has debt overhang：Some analytical notes.Newspaper of development economic，1989，Vol.29 Washington

[5]K.O.Ojo.Determinants de l'endettement exterieur des PPTE：cas de la Cote d'Ivoire.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1989

[6]Sachs，J.Will the Banks Block Debt Relief? New York Times，March 1989

债务危机论文篇10

【关键词】希腊债务危机;CDS;通货膨胀

一、希腊债务危机始末

目前希腊债务危机事件愈演愈烈。2010年4月28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继调低葡萄牙的信贷评级之后,又将希腊的信贷评级调低三个等级,降至“BB+”垃圾级。消息传来,全球股市为之重挫,一片愁云惨雾。紧接着,标准普尔又以经济增长疲软为由,宣布把西班牙的债务评级降至“AA”,还指出西班牙的前景评级为负面,即未来六个月内可能会进一步调降评级。一些悲观论者担心,世界还没有完全从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目前所出现的复苏迹象将会因为欧元区债务危机而化为泡影。更有甚至,欧洲可能会成为下一轮全球经济衰退甚者大萧条的导火索。

1、危机的潜伏

2001年,希腊刚刚进入欧元区。根据欧洲共同体部分国家于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刚刚入盟的希腊距这两项标准相距甚远。这时希腊便求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使国家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GDP的1.5%,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表明,当时希腊真正的预算赤字占到其GDP的5.2%,远远超过规定的3%以下。目前已经到了这笔货币掉期交易到期的日子,希腊的债务问题便暴露出来。

2、危机的爆发

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

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2009年12月8日,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刚刚将希腊信用评级由“A-”降至“BBB+”;2009年12月1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的长期信贷评级下调一档,从“A-”降为“BBB+”。标普同时警告说,如果希腊政府无法在短期内改善财政状况,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另一评级机构穆迪也已将希腊列入观察名单,并有可能调降其信贷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爆发。

3、危机的蔓延

希腊的这一做法并非欧盟国家中的独创。据透露,有一批国家借助这一方法,使得国家公共负债率得以维持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占GDP3%以下的水平。这些国家不仅有意大利、西班牙,而且还包括德国。在高盛的这种“创造性会计手法”主要欧洲顾客名单中,意大利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也导致欧洲其他国家开始陷入危机,即“猪猡四国”(PIGS,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四国英文名称的头一个字母)。此外,德国等欧元区的经济大国都开始感受到危机的影响,因为欧元大幅下跌,加上欧洲股市暴挫,整个欧元区正面对成立11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二、希腊债务危机原因

1、本国的高福利政策是根本原因

希腊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双高”由来已久。基于政党和工会组织的压力,希腊政府多年来过量增加公共支出,过度提高工资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待遇水平,令财政不堪重负;同时,上述举措还造成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脱节,削弱了希腊经济的竞争力。据估计,仅政府部门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员数量就占希腊全国劳动人口的10%,如果算上养老金管理机构等一些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这一比例会更高,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社会福利并不稀奇,差不多所有的欧元区国家都有,只是程度大小而已。而希腊的社会福利之多之杂之奇,只能用令人瞠目结舌来形容。譬如说,希腊公务员的未婚或离婚女儿,仍然可以在父母死后继续领取他们的退休金。此外,希腊公务员迟到会不会被罚款并不清楚,但是准时上班是可以领取奖金的。虽然近年来希腊历届政府已意识到这一点,但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切实巩固财政,结果当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袭来时,作为希腊国民经济支柱的旅游业和航运业受到冲击,早已捉襟见肘的希腊财政再也无法维持下去。

2、美国金融危机是直接冲击

自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经济均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解决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希腊政府同别国一样,发行了大量国债,仅2009年的政府赤字就是2008年的3倍之多,加剧了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此外,当初高盛还为希腊设计了多种敛财却不会使负债率上升的方法。如将国家业和航空税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来换取现金。这种抵押换现方式在统计中不是负债,却变成了出售,即银行债权证券化。但金融危机严重损伤了希腊国民经济支柱――旅游业和航空业的盈利能力,使得债务支付能力严重下降。

3、对冲基金是背后推手

当初高盛为希腊设计“货币掉期交易“合约时,就深知希腊通过这种手段进入欧元区,其经济必然会有远虑,最终出现支付能力不足。高盛为防止自己的投资打水漂,便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以便在债务出现支付问题时由承保方补足亏空。CDS本来是对一个国家债务可能存在支付问题而创设的一种保险,即当一个国家被怀疑出现支付能力问题时,持有该国国债者便可购买“信用违约互换”保险,即CDS,由承保方负责支付亏空部分。当希腊国家支付能力被怀疑的时候,有关希腊债务的CDS便会上涨。而高盛和一些对冲基金在希腊债务危机中利用CDS获益,受到舆论的谴责,因此将希腊债务危机归咎于对冲基金的言论甚嚣尘上。2010年3月初,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卢森堡首相容克和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呼吁欧盟委员会对金融衍生产品展开调查,并希望禁止和政府债券相关的“投机交易”――尤其是裸CDS交易,即购买CDS但不拥有其所担保的债务的行为。但将希腊债务危机归因于对冲基金和CDS工具则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以对冲基金的力量还不足以撼动欧元,对冲基金只是发现并放大了对希腊债务支付的担心。

三、希腊债务危机影响

虽然希腊只是欧盟的一个小国,但其债务危机的影响范围却很广泛,其影响可分为四个方面。首先,希腊债务危机将导致欧元区的不稳定。截止2009年底,欧元区中巨大多数国家的债务与GDP比值、公开赤字与GDP比值都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规定的60%和3%的红线,其比例分别为68.75%(16个国家中有11个)和87.5%(16个国家中有14个)。而欧元区的平均水平分别为84%和6.3%,均超过了红线规定。如果此次希腊债务危机不能较好地解决,那将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欧元区的稳定岌岌可危,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将剧烈动荡。

其次,可能会导致全球债务危机。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多数国家均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这些国家公共开支剧增的同时税收减少,导致公共债务上升,债务可能成为新的全球危机,尤其是欧美发达国际。

其三,可能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在经历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目前总规模仍高达600万亿美元,其中信贷违约掉期(CDS)交易份额约为60万亿美元。由于CDS买卖是全球性的交易,CDS市场不仅透明度低,流动性也极高,因此各国政府的监管难以奏效。此次希腊债务危机暴露出了CDS的巨大风险,如果由于此次危机导致投资者对债务违约担心的加剧,可能会使得全球CDS的风险完全暴露,那将会使全球金融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其四,可能会导致全球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希腊债务危机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可能会使公众对于各国政府和央行能否控制住持续上升的公共债务失去信任,在最糟的情况下,这种失控会导致恶性通胀。由于融资成本的提高和银行的惜贷,当大多数发达国家无法再通过发新债、加税等手段来偿债时,政府可能指示银行加大印钞,从而将一场倒债危机转化成通胀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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