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范文10篇

债务危机范文篇1

至去年底，公共债务总额高达1.84万亿欧元(2.55万亿美元)，远超国内生产总值。

国债收益率一旦突破7%，很有可能意味着将无力承担高额利息，有可能出现债务违约。作为欧元区第三大、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其经济一旦崩溃，对欧洲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就在当日，全球股市暴跌

在这样的状况下，更有传德国执政党希望建立欧元区退出机制，尽管这一传言被否，但是债务危机的加剧引发了市场新一轮的担忧。欧债债务危机的升级使得近来稍有回暖的股市再次暴跌。

当日，股市大幅暴跌，欧洲方面，MIB指数跌幅达到3.78％，法国CAC40指数跌2.17％，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跌1.92％，德国DAX指数跌2.21％。美国三大股指均暴跌3.2%以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收11780.94点，跌389.24点，跌幅为3.2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收2621.65点，跌105.84点，跌幅为3.8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收1229.10点，跌46.82点，跌幅为3.67%。

债务危机范文篇2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演进

2001年，希腊为了加入欧元区，请美国投行高盛为其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通过这桩交易使希腊账面上符合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成员国财政赤字的规定，隐蔽了希腊政府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赤字规模，为这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希腊等欧盟成员国为了刺激经济，纷纷大量举债，政府债务急剧扩张。当投资者开始怀疑政府的偿债能力时，开始纷纷抛售那些高风险国家的国债和国债衍生品，希腊这样的国家被列在首位。各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成为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财政赤字严重超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着恶化，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宣布把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随后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BBB+”下调至“BB+”。随着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继希腊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等级也被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先后几次下调，2010年伊始，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全面升级。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危机对欧元区的影响

在欧元区并非只有希腊面临庞大的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困境，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见表1。

从目前来看，欧盟给予希腊巨额贷款的方便，短期内虽然使得希腊局势趋于稳定，但是政府用主权信用的形式，用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办法，即用更长的杠杆来解救危机，这样的援助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的西班牙约1.6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是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经济规模之和的两倍。2009年西班牙GDP萎缩了3.6％，财政赤字激增至GDP的11.4％，一旦西班牙这样的大国爆发主权信用危机，则可能拖累整个欧元区的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如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欧元区不采取彻底“财政”改革方案，整个欧洲经济都会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

(二)减缓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

欧洲部分国家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仅是几个欧元区国家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债务危机往往具有传染效应。受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影响，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波动比较大。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行情，在期货市场，作为全球经济活力领先指标的铜价，连续增长了21个月后在2010年4月开始进入下跌的走势；随后出台救助计划，今年5月10日欧洲央行宣布7500亿救助计划带来的利好仅仅持续一天，随后又重新步入下跌甚至暴跌的轨道。5月11日，欧元对美元下跌0.7％，欧盟证券市场指数StoxxEurope600下跌1.2％，近一个月来，全球股市全线下挫，股市市值缩水约7万亿美元。投资者不仅担心欧洲国家难以解决债务危机，甚至担心美国就业市场的改善程度可能也不及预料，更担心全球经济是否真的会出现二次探底。目前，许多经济体至今仍未退出次贷危机中推行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欧盟甚至全球又再次陷入应对希腊等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之中，这使得全球经济复苏将会变得更加艰难，同时也加大了全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退出的难度。

(三)会对中国出口产生一定的冲击，外汇储备可能贬值

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都难以在一种区域性金融危机中完全置身事外。由于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变得更加暗淡，这无疑会给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冲击之一是欧元区国家可能实施更强硬的对外贸易政策。自2007年以来，欧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经济恶化的情况下，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欧元区政府可能会把重点转移至对外贸易领域，首当其冲中国将成为欧元区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对象。据统计，今年4月份，我国对欧出口的增速还维持在25％，但这种反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期，下半年反应可能会比较明显。冲击之二是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管理的难度增大。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外汇资产增持更多的是欧元资产，随着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爆发，欧元对日元与美元已经显着贬值，并可能进一步贬值，这无疑加大了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管理的难度。

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一)分散财政与统一货币的制度性缺陷

本轮经济衰退充分暴露出欧元区体系深层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行使，而财政政策却由主权国家分而治之，这种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货币政策之间的失衡导致成员国失去了熨平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基本、最核心工具，只有二者松紧搭配才会有效地对经济运行实施调节。由于欧元区实施统一货币政策，各国缺少了利率和汇率两大工具的支持，为了走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成员国只能借助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加之，这些国家的债券也会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投机对象，结果造成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物价和工资迅速上涨，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各国早已突破了《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主权债务总额不得超过本国GDP60％的上限，已经完全脱离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还款能力，以至于投资者对政府债券的信任度降到了冰点，进而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二)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

欧元区一体化之后各国经济结构存在很大差别，尽管都是欧元区国家，但各国的预算状况千差万别。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也使财政政策难以有效协调，但为了建立更为庞大的组织，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极力拉拢那些希望加入进来但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的国家。加人欧元区后，各国自身的优势与劣势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希腊这样的国家没有资源优势，没有领先的创新优势，而德国、法国这样的大国就垄断了对外出口，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往在维护欧元与欧洲一体化的更高诉求下，经过欧洲政治精英的努力得以调和妥协，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些问题凸显，国与核心国之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相适应，欧元区无法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国无法利用货币贬值快速形成对外盈余，也无法维持当前的财政赤字，使其陷入一种结构性的衰退，并且还面临债务膨胀，国与核心国差距越拉越大。同时，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候还会造成搭便车行为的出现，希腊无节制的信贷最后需要德国这样的大国来埋单，这种只靠成员国的相互救济渠道单一且不持续，使得欧元区的救助机制极难建立，危机爆发之初并未及时得到解决，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三)经济结构单一，偷逃税严重，税收来源有限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腊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希腊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经济结构单一，主要是以海运、旅游等外需型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而这些产业非常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希腊海运市场急剧萎缩，航运业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旅游收入快速下滑，2009年赴希腊旅游的美国游客减少了24.2％，同时欧盟成员国进入希腊的游客也锐减了19.3％，来自两地的旅游业收入分别减少16.2％和14％，这些支柱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希腊财政收入锐减。在希腊，偷、逃税现象十分严重，希腊政府在打击偷逃税方面一直不理想，据估计，希腊政府因偷逃税行为每年损失的税收至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严重制约了税收收入的增加。

(四)高福利，加之人口老龄化，财政支出负担过重

希腊具有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希腊公务员的队伍相当庞大，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的涨幅甚至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臃肿的公务员体系使得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希腊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显着削弱，而长期富裕的生活环境养成的高消费习惯无法自动作出调整，政治家为了选票必然通过政府举债支出来维持高生活水平与社会福利，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债务高居不下；希腊的失业率常年维持在10％左右，失业救济便成了希腊非常沉重的负担。希腊政府一直奉行无节制的赤字财政政策和高贸易赤字发展模式，对经济造成严重透支。希腊加入欧元区后，享受到欧盟区带来的诸多好处，其中最大优势就是更容易获得廉价的贷款，曾一度使希腊经济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达到4％，但是希腊政府没有主动控制负债，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而是一味地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上行时，高福利和高赤字可以维持，一旦经济进入下行期，以债养债的做法便使希腊的主权信用风险逐步升级，最终演变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五)刺激计划不当，陷入“救市陷阱”，由金融危机演变成财政危机

希腊的债务危机还未平息，美国又出现了地方债务危机，据前洛杉矶市长理查德?赖尔登2010年5月在《华尔街日报》中声称，洛杉矶很有可能会在2014年宣布破产。希腊危机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其自身问题以及欧元区体制上的缺陷导致债务危机首先在希腊爆发，其实全球普遍存在着债务危机，究其根源主要是各国为了阻止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纷纷采取经济刺激计划，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的结果，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金融危机第一阶段是由于格林斯潘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大量廉价资金竞逐资产和资源，衍生出越来越大的证券资产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最终资产泡沫无法维持，吞噬了华尔街金融大鳄；为了挽救金融体系，美联储印出更多钞票，这种行为本质是将金融机构的债务危机转移到政府身上，这是金融危机第二阶段。2009年的大救市其实就是各国政府以债治债，借债投资，虽然全球的大救市使得经济回暖，但是并未解决核心问题，最终政府规模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和投资计划，造成许多经济体财政赤字攀升，同时政府的过分干预使得资源错配的局面最终以债务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各国出台的系列救市计划，造成资金错配，由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演变成财政危机，世界陷入“经济刺激计划的陷阱”。

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警示

西方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是“以－赤字还赤字”，“以债养债”模式的必然，对中国来说也是重要警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也不能过于乐观。首先，中国地方政府存在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观”，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地方投融资平台规模迅速增长，造成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其次，政府本质上有主动负债的愿望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冲动，往往会置社会监督于不顾，赌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以保自己的政治周期；最后，当面临经济下行时，政府刺激计划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也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会加大，也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此外，地方投融资平台资金中80％来自银行体系，一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聚，势必会对银行产生重大冲击。所有这些对未来中国经济肯定存在巨大的隐形风险，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实际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当条件成熟时，经济刺激计划应适时有序退出，如果当经济已经过热时才开始收紧，会被迫要求加大力度，政策效果也不佳，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注意量的积累引起的质的变化，把握好刺激计划的“度”。

(二)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财政透明度是一国制定宏观政策的基础。目前比较权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在《财政透明度手册》中所采纳的由KopitsandCraig(1998)给出的定义：财政透明度指向公众公布政府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取向、公共部门账目和财政筹划。根据该定义，财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求以及时的、系统的方式对所有相关的财政信息(包括预算信息)的充分披露，包括用来编制预算的经济假设、政府资产和负债、税式支出以及对数据可靠性的建议。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在预算内财政收支之外，存在规模庞大的预算外收支，并由此引出了各部门、各单位的“小金库”；在政府的预算报告中缺乏详尽的数量指标，人们难以对资金使用进行绩效评估，在披露债务指标时数据不完全，没有包含所有既有债务等等。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透明度问题将越来越多地被关注，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告诉我们应该加强政府财政的透明度。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三)地方政府负债要与其收入匹配，决不能过度负债

地方政府之所以必须平衡预算不能负债运行，是因为他们手里是没有印钞机的。他们不可能像央行那样凭空制造“信用”出来。而现在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事实上承担的债务，将会成为未来的宏观经济风险的来源。除非是压缩政府自身的开支，无论用何种方式弥补赤字，都有可能最终引发央行发行更多货币，这会让本已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雪上加霜。

应该说，在预算法的严格规范之下，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本来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赤字和负债运行情况。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但是经济刺激计划产生出来的大量地方政府负债，正在恶化这个环境。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加州财政破产危机殷鉴不远，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现在欧洲央行和美国政府都是靠购买或帮助受困地区发行债券暂时渡过危机，要恢复它们的财政平衡和经济活力还必须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地方政府必须严格控制自身的负债规模，必须依照预算法平衡预算。用融资平台的方式避开法律的监管是短视行为，逞一时之快而增加长期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

(四)做好转方式、调结构大文章，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今天的局面警示中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是不可取的。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一直是我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发展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虽然目前中国出口恢复较好，但是未来发达国家增长趋缓的风险将会显现，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中国下半年出口回落是可以预见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主要的出口国——欧美等发达国家低增长的情况还将持续，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比出口、投资更好、更长效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倘若不主动转向内需为主，在面临危机时将处于被动的位置。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单纯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结构是不可持续的。

(五)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应拓展财源

在中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奉行“土地财政”政策，以出售土地筹集财政资源，高房价所带来的高额土地出让金和高税收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正是这种依赖带来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成为房价上涨的直接推手。房价的过度上涨造成房地产泡沫，当经济下行时，顺经济周期会使房价大幅回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便会锐减，同时为了经济的发展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债拉动投资，由此政府便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应拓展财源，改变依靠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土地财政”税收模式。同时，房地产市场与整个金融体系关系紧密，必须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问题，谨防房价大起大落。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不能忽视不产生实体经济效益的“流动性再创造”问题，一个国家的发展重心应该是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的健康模式，这样才会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六)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开始怀疑市场的有效性。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缺陷，人们认为只有政府才能修正市场失灵。尤其在后危机时期，有扩大政府能力、夸大监管作用的嫌疑。那种认为政府是全能政府，在危机中承担无限责任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政府过度调控后果很严重，只能造成道德风险加剧。政府不是“万能政府”，代替不了市场经济自身运转的高效率。在应对危机时期，强化政府的作用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应矫正市场机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禁止对公众有害的市场行为，使市场经济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告诫各国政府应舍弃借助危机萌生的全能政府理念，严格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的真正职责应该是根据自己对信息的掌控能力和对规则的创造能力，为自由竞争理清适当的边界，保证政府在适当、适度干预的前提下使市场效率实现最大化，又不至于积累过多的市场风险。

(七)正视地方债务风险，防患于未然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由来已久。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地方政府长期面对资金缺口。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归人中央财政，尽管中国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但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不顾自身偿债能力扩大赤字，举债度日或负债运行，且这些债务大多处于隐性状态。

此次金融危机加重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很多地方政府的负债额远远超过本级财政收入，面临巨大风险。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地方政府性债务率已高达94％。

另外，从经济走势看，中国很可能步入加息周期，地方政府债务成本增大，房地产市场可能降温从而令政府土地收入减少，而一旦来自土地的资金链断裂，财政资金又有限，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不得不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留给银行大量的呆坏账靠中央政府来核销，宏观经济将可能有“硬着陆”的风险。

国家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摸查地方债务的规模、来源和性质，做好各级债务的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进行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切实防范偿债违约风险。

(八)政府宏观调控有局限性，谨防凯恩斯陷阱

凯恩斯学派从价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合理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激发了各国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狂潮，各国政府采取“无节制”凯恩斯加上货币主义的刺激计划，这在短期也许是正确的，但从长期来看，被喻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才是自动调配资源使其得到最优化的有效方式。根据科斯定理，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只要私有产权界定清楚，各方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最优结果。㈣政府宏观调控就是在经济发生波动时采取反周期政策来减少波动，使经济更加平稳，但是在很多场合下非但没有使经济平稳发展，反而加大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无论是此前的次贷危机，还是这次的主权债务危机，充分验证了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总是弊大于利的。为了避免问题的恶化，应谨防凯恩斯陷阱，真正认识市场，让市场来纠正资源错配。无论何时，政府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市场力量才是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风险让我们重新思考反危机机制，也需要我国重新评价“凯恩斯主义”的成本，“赤字财政”不宜长期化，“赤字财政”作为市场失灵时政府对市场的补救，只能作为启动力量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恢复市场活力。但如果超过启动力量的定位，变成政府代替市场，则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

债务危机范文篇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国家，其中最大酋长国阿布扎比面积67340平方公里，占阿联酋总面积的87%，石油资源与经济实力均居阿联酋首位。迪拜是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和经济中心，2008年GDP规模为824亿美元，产业以金融、石油贸易、货运、旅游等为主。由于阿联酋有70%左右的非石油贸易集中在迪拜，故迪拜被称为阿联酋的“贸易之都”，它也是整个中东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

迪拜政府持有的资产由财政部直接管理，其旗下主要有三大主权投资公司：迪拜世界公司、迪拜投资公司和迪拜控股公司。其中迪拜世界公司是迪拜各类重大项目的主导者，负责在全球进行投资，其各类资产总额约为990亿美元，分布于全球约100个城市，业务主要涉及交通物流、船坞海运、城市开发、投资及金融服务等四大领域及各领域下的诸多细分行业市场。正因如此，迪拜世界在其网站醒目位置标注了“日不落”的字样，并宣称该公司在迪拜酋长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迪拜世界拥有多家全球著名公司。比如，作为全球最大的港口运营商之一的迪拜环球港务集团，从事非洲大陆投资和开发的迪拜世界非洲分公司以及负责开发超大型人工岛度假胜地“棕榈岛”、“世界岛”和1100米全球最高摩天大楼“迪拜塔”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迪拜棕榈岛集团等。

在上述公司中，迪拜棕榈岛集团因财务困难而在今年1月暂停了包括“迪拜塔”在内的多个大型项目的建设，目前可能无法及时偿还将于12月中旬到期的35.2亿美元债务。迪拜世界非洲分公司在8月就搁置了非洲的一些项目。受巨额债务困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当局于11月25日宣布，其主权投资实体迪拜世界公司将重组，公司所欠近600亿美元债务将至少延期6个月偿还。此举令投资者对迪拜的主权信用和未来偿债能力产生严重疑虑和担忧，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和动荡，多国股汇市相继暴跌。

二、迪拜债务危机造成全球金融动荡，但长期影响有限

1、重创全球金融市场

受迪拜债务危机的影响，12月26日，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中国等亚太各国股市继续下挫。而此前一天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欧洲三大股票市场指数暴跌均超过3％。美国纽约股市在感恩节假期后的“黑色星期五”也下跌了1％以上。中国大型上市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立即澄清均不持有迪拜世界的债券（新浪网，2009）。

伦敦布兰特期油价格下跌1.31美元，报77.1美元。纽约周四1月期油下跌0.43美元，报每桶77.53美元。

迪拜“倒债危机”传出，迪拜政府的信贷违约掉期合约价随即大幅飙升。一些人甚至认为，迪拜可能成为继8年前阿根廷倒债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主权债务违约事件。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穆迪马上下调了迪拜国有企业的债权信用等级。在伦敦金融市场，体现迪拜债权违约风险的尺度信用违约互换(CDS)利率暴涨（百度百科，2009）。

在被迪拜危机“套住”的明星中，球星贝克汉姆和好莱坞男星布拉德•皮特据信是其中两个苦主，他们在这里购置的资产价值也大幅缩水。除了贝克汉姆和皮特，足球名将迈克尔•欧文、乔•科尔、大卫•詹姆斯以及基隆•代尔等，据传都在这个人工岛上安了家。很多人均买入了迪拜世界下发展商兴建的棕榈岛豪宅楼花，工程随时会烂尾。这些策划兴建的别墅极尽奢华，2000套豪宅2002年推出时非常抢手，一个月内就一卖而光。除了乔•科尔于去年夏天，清醒地在迪拜楼市泡沫爆破前，以210万英镑卖出别墅大赚离场外，众星全部惨成楼蟹。

2、对经济复苏影响有限

债务危机与金融衍生产品导致的危机不同，其杠杆率较低，传染性不强。专家认为，迪拜债务的主要债权方——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债务危机上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西方国家银行或将沿用处理墨西哥、韩国企业债务危机时的方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政府提供救助资金，让危机国家的企业债务转化为政府债务，避免企业破产，保障银行安全。由于全球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商业银行不缺乏流动性，并且债务危机可延期解决，欧洲银行不太可能出现大的损失。

迪拜危机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说法缺乏论证。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资金投向是金融资产，对实体经济影响有限，即使退出宽松政策，相对于金融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其他国家采取的宽松的信贷和财政政策，是针对实体经济的，这种政策本身就决定了其退出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欧美主要国家因迪拜债务危机改变经济策略，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也不大（陈炳才，2009）。

迪拜债务危机和雷曼兄弟公司危机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不是发生在一个世界金融核心的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危机事件，而是局部发生在金融系统之外的一个大型企业资不抵债的危机，所以它不会带来新一轮金融风暴（李稻蔡，2009）。

迪拜与冰岛当时发生的危机相比，迪拜此次危机发生在世界经济止跌反弹、国际金融环境改善、全球流动性增加之际（陈凤英，2009）。因此迪拜对全球经济复苏影响是有限的。

三、迪拜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分析

1、地缘政治是导致迪拜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

迪拜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迪拜全球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掣肘于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迪拜的前途取决于能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但迪拜却做不了瑞士。在中东破碎的地缘政治裂片中，迪拜无法起到欧洲一体化前瑞士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中转结算需求不足，中东难以摆脱资源魔，宗教文化背景不同，以及迪拜对自身战略定位的认识和制度准备不足（杨志荣，2009）。此外，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迪拜不可避免地成为欧美操纵的棋盘对象，也就成为欧洲与美国敏感的政治博弈之地。

2、房地产过度开发引起资金链条断裂是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

由于迪拜人口较少，房地产市场需求并不旺盛。从2002年起，迪拜允许外国人持有房地产，掀起房地产投机热潮，大型写字楼、高档住宅等项目纷纷开工。在此带动下，建筑业GDP比重从2001年的7%上升为2008年的10%，年均增长率达到两位数；银行信贷也随之大幅扩张，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快速增加的建筑成本和高涨的通胀水平助长了对房地产的投机，导致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供求不平衡。随着金融危机蔓延，外国投资者深陷危机，大量房地产项目无人问津，建筑承包商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房地产市场被迫进入调整期，导致一些个人贷款占比较高、风险控制能力较低的小银行面临较大的压力。

3、金融市场泡沫膨胀，脱离实体经济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迪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但其自身的金融市场并不发达。为了吸引外国资本，迪拜完全放开外汇管制。于是大量的资本涌入迪拜。过度的外资流入导致资产泡沫日益膨胀，通货膨胀程度加深。与此同时，迪拜政府不但没有考虑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反而大举借入外债，使得政府的信用危机不断地酝酿着。虽然迪拜政府多次发行债券弥补流动性不足，但只是治标不治本，反而加重了偿债压力。结果才愈演愈烈，以致宣布延期偿债，从而引发债务危机的爆发。

四、结论与启示

2009年11月25日，由迪拜政府所宣布的重组迪拜世界公司而延期偿付所欠债务的消息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恐慌，但从长期来看，迪拜债务危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不会阻碍到全球经济的复苏形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迪拜模式的倒下，有着深层的原因。地缘政治、房地产过度开发引起资金链条断裂、金融市场泡沫膨胀，脱离实体经济均是导致迪拜债务危机的原因。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迪拜截然不同，迪拜债务危机的影响对中国十分有限，但中国和迪拜同为新兴经济体，认真研究迪拜危机的产生根源，并且加以借鉴和防范，将有利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健康发展：1、要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两者能够和谐统一，互相促进，不可出现明显的脱离状态；2、经济发展不但不可过度依赖房地产的拉动，还要重点增强对房地产泡沫的防御与控制能力；3、政府的举债规模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可一再采用治标不治本的方式补充流动性不足；4、要充分重视货币金融政策对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迪拜债务危机.百度百科.百度网.

（2）聚焦迪拜主权债务危机.财经频道.新浪网.

（3）李德林.迪拜危机是高盛与奥巴马的国际阴谋.金融界网.2009.12.08.

（4）韩洁、安蓓、姜锐.迪拜债务危机不改全球复苏势头.经济参政报.2009.12.08.

（5）未世民.当主权信用也不再可靠的时候.新浪未世民博客.2009.12.09.

（6）吴智钢.中国应从迪拜危机吸取什么教训.福建论坛.2009.12.02.

债务危机范文篇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国家，其中最大酋长国阿布扎比面积67340平方公里，占阿联酋总面积的87%，石油资源与经济实力均居阿联酋首位。迪拜是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和经济中心，2008年GDP规模为824亿美元，产业以金融、石油贸易、货运、旅游等为主。由于阿联酋有70%左右的非石油贸易集中在迪拜，故迪拜被称为阿联酋的“贸易之都”，它也是整个中东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

迪拜政府持有的资产由财政部直接管理，其旗下主要有三大主权投资公司：迪拜世界公司、迪拜投资公司和迪拜控股公司。其中迪拜世界公司是迪拜各类重大项目的主导者，负责在全球进行投资，其各类资产总额约为990亿美元，分布于全球约100个城市，业务主要涉及交通物流、船坞海运、城市开发、投资及金融服务等四大领域及各领域下的诸多细分行业市场。正因如此，迪拜世界在其网站醒目位置标注了“日不落”的字样，并宣称该公司在迪拜酋长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迪拜世界拥有多家全球著名公司。比如，作为全球最大的港口运营商之一的迪拜环球港务集团，从事非洲大陆投资和开发的迪拜世界非洲分公司以及负责开发超大型人工岛度假胜地“棕榈岛”、“世界岛”和1100米全球最高摩天大楼“迪拜塔”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迪拜棕榈岛集团等。

在上述公司中，迪拜棕榈岛集团因财务困难而在今年1月暂停了包括“迪拜塔”在内的多个大型项目的建设，目前可能无法及时偿还将于12月中旬到期的35.2亿美元债务。迪拜世界非洲分公司在8月就搁置了非洲的一些项目。受巨额债务困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当局于11月25日宣布，其主权投资实体迪拜世界公司将重组，公司所欠近600亿美元债务将至少延期6个月偿还。此举令投资者对迪拜的主权信用和未来偿债能力产生严重疑虑和担忧，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和动荡，多国股汇市相继暴跌。

二、迪拜债务危机造成全球金融动荡，但长期影响有限

1、重创全球金融市场

受迪拜债务危机的影响，12月26日，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中国等亚太各国股市继续下挫。而此前一天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欧洲三大股票市场指数暴跌均超过3％。美国纽约股市在感恩节假期后的“黑色星期五”也下跌了1％以上。中国大型上市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立即澄清均不持有迪拜世界的债券（新浪网，2009）。

伦敦布兰特期油价格下跌1.31美元，报77.1美元。纽约周四1月期油下跌0.43美元，报每桶77.53美元。

迪拜“倒债危机”传出，迪拜政府的信贷违约掉期合约价随即大幅飙升。一些人甚至认为，迪拜可能成为继8年前阿根廷倒债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主权债务违约事件。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穆迪马上下调了迪拜国有企业的债权信用等级。在伦敦金融市场，体现迪拜债权违约风险的尺度信用违约互换(CDS)利率暴涨（百度百科，2009）。

在被迪拜危机“套住”的明星中，球星贝克汉姆和好莱坞男星布拉德•皮特据信是其中两个苦主，他们在这里购置的资产价值也大幅缩水。除了贝克汉姆和皮特，足球名将迈克尔•欧文、乔•科尔、大卫•詹姆斯以及基隆•代尔等，据传都在这个人工岛上安了家。很多人均买入了迪拜世界下发展商兴建的棕榈岛豪宅楼花，工程随时会烂尾。这些策划兴建的别墅极尽奢华，2000套豪宅2002年推出时非常抢手，一个月内就一卖而光。除了乔•科尔于去年夏天，清醒地在迪拜楼市泡沫爆破前，以210万英镑卖出别墅大赚离场外，众星全部惨成楼蟹。

2、对经济复苏影响有限

债务危机与金融衍生产品导致的危机不同，其杠杆率较低，传染性不强。专家认为，迪拜债务的主要债权方——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债务危机上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西方国家银行或将沿用处理墨西哥、韩国企业债务危机时的方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政府提供救助资金，让危机国家的企业债务转化为政府债务，避免企业破产，保障银行安全。由于全球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商业银行不缺乏流动性，并且债务危机可延期解决，欧洲银行不太可能出现大的损失。

迪拜危机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说法缺乏论证。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资金投向是金融资产，对实体经济影响有限，即使退出宽松政策，相对于金融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其他国家采取的宽松的信贷和财政政策，是针对实体经济的，这种政策本身就决定了其退出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欧美主要国家因迪拜债务危机改变经济策略，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也不大（陈炳才，2009）。

迪拜债务危机和雷曼兄弟公司危机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不是发生在一个世界金融核心的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危机事件，而是局部发生在金融系统之外的一个大型企业资不抵债的危机，所以它不会带来新一轮金融风暴（李稻蔡，2009）。

迪拜与冰岛当时发生的危机相比，迪拜此次危机发生在世界经济止跌反弹、国际金融环境改善、全球流动性增加之际（陈凤英，2009）。因此迪拜对全球经济复苏影响是有限的。

三、迪拜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分析

1、地缘政治是导致迪拜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

迪拜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迪拜全球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掣肘于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迪拜的前途取决于能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但迪拜却做不了瑞士。在中东破碎的地缘政治裂片中，迪拜无法起到欧洲一体化前瑞士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中转结算需求不足，中东难以摆脱资源魔，宗教文化背景不同，以及迪拜对自身战略定位的认识和制度准备不足（杨志荣，2009）。此外，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迪拜不可避免地成为欧美操纵的棋盘对象，也就成为欧洲与美国敏感的政治博弈之地。

2、房地产过度开发引起资金链条断裂是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

由于迪拜人口较少，房地产市场需求并不旺盛。从2002年起，迪拜允许外国人持有房地产，掀起房地产投机热潮，大型写字楼、高档住宅等项目纷纷开工。在此带动下，建筑业GDP比重从2001年的7%上升为2008年的10%，年均增长率达到两位数；银行信贷也随之大幅扩张，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快速增加的建筑成本和高涨的通胀水平助长了对房地产的投机，导致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供求不平衡。随着金融危机蔓延，外国投资者深陷危机，大量房地产项目无人问津，建筑承包商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房地产市场被迫进入调整期，导致一些个人贷款占比较高、风险控制能力较低的小银行面临较大的压力。

3、金融市场泡沫膨胀，脱离实体经济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迪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但其自身的金融市场并不发达。为了吸引外国资本，迪拜完全放开外汇管制。于是大量的资本涌入迪拜。过度的外资流入导致资产泡沫日益膨胀，通货膨胀程度加深。与此同时，迪拜政府不但没有考虑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反而大举借入外债，使得政府的信用危机不断地酝酿着。虽然迪拜政府多次发行债券弥补流动性不足，但只是治标不治本，反而加重了偿债压力。结果才愈演愈烈，以致宣布延期偿债，从而引发债务危机的爆发。

四、结论与启示

2009年11月25日，由迪拜政府所宣布的重组迪拜世界公司而延期偿付所欠债务的消息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恐慌，但从长期来看，迪拜债务危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不会阻碍到全球经济的复苏形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迪拜模式的倒下，有着深层的原因。地缘政治、房地产过度开发引起资金链条断裂、金融市场泡沫膨胀，脱离实体经济均是导致迪拜债务危机的原因。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迪拜截然不同，迪拜债务危机的影响对中国十分有限，但中国和迪拜同为新兴经济体，认真研究迪拜危机的产生根源，并且加以借鉴和防范，将有利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健康发展：1、要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两者能够和谐统一，互相促进，不可出现明显的脱离状态；2、经济发展不但不可过度依赖房地产的拉动，还要重点增强对房地产泡沫的防御与控制能力；3、政府的举债规模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可一再采用治标不治本的方式补充流动性不足；4、要充分重视货币金融政策对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迪拜债务危机.百度百科.百度网.

（2）聚焦迪拜主权债务危机.财经频道.新浪网.

（3）李德林.迪拜危机是高盛与奥巴马的国际阴谋.金融界网.2009.12.08.

（4）韩洁、安蓓、姜锐.迪拜债务危机不改全球复苏势头.经济参政报.2009.12.08.

（5）未世民.当主权信用也不再可靠的时候.新浪未世民博客.2009.12.09.

（6）吴智钢.中国应从迪拜危机吸取什么教训.福建论坛.2009.12.02.

债务危机范文篇5

20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出现了多重危机共生的现象，即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往往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并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孤立研究的金融危机理论无力解释这些现象，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应运而生。但从目前国际上关于危机共生的研究现状来看，多数文献仍仅局限于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的共生；①而对另一类型的共生危机，即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却很少涉及。

事实上，与共生性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比，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讲，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发的现象都更为普遍。Reinhart（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②84％的债务违约会引发货币危机，66％的货币危机会引发债务危机。同时，就国际社会来看，墨西哥（1994）、法国（1998）、阿根廷（2001）等国也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可以说，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性，对于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以及共生性金融危机外延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讲，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生联系，它们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也会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彼此间的传导和扩散效应；而且，传统的金融危机预警文献在指标选取上，也经常把一国的外债水平作为货币危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问题在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通过何种渠道相互联系？两种危机间的联系机制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效应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论是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还是为危机预警筛选更为明确的指标变量等，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鉴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联系的可持续性问题对于构建完善的危机预警体系，以及为政府寻求高效的危机处理方式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侧重于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即通过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在长期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的联系，以检验二者间联系的可持续性。

二、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共生性与联系效应综述

就现有文献看，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散见于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IMF，2001）以及一些政策性文献（Chiodo和Owyang,2002;Mussa,2002;Corsetti和Mackowiak,2000）中。[2－5]Obstfeld（1994）被认为是最早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问题的学者，他最早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政府预算融资的一个变量引入模型，考察了福利最大化政府的决策行为。尽管该模型并未考虑债务违约因素，仅分析了政府如何在通货膨胀和税收这两种预算融资方式间的权衡问题，但它却为后来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Dreher等，2004）。此后，一些学者沿循Obstfeld的分析思路，系统地研究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和联系效应问题，并在对这两种危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文献。

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方面，Herz和Tong（2003）、Dreher等（2004）分别从危机的共生因子、内部传导和两者的负相关关系等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体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Herz和Tong（2003）指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联系机制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二是这两类危机间也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效应，③即自我实现的预期促成了危机间的内部传导进而使其呈现互补性，而政府的预算约束限制又使得两危机间具有相互弱化的替代关系。Herz和Tong（2003）还通过一个自我实现的共生危机模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框架下，具体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原因、内部传导效应以及投资者预期对政府行为的影响。Dreher等（2004）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更详细地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三方面联系的具体决定因素和形成机制。他们指出，总需求的负面冲击、国际（实际）利率水平的上升以及太阳黑子因素等，都是形成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债务危机导致的贸易和产量损失、失业以及投资者和投机者行为会使债务危机向货币危机传导；而政府政策的权衡以及原罪现象，则会形成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染；同时，政府预算约束下融资方式的选择，则会使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呈负相关关系。④此外，Bauer等（2003）从政府政策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类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机理。他们通过对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了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在贬值和违约间的选择问题，并据此得出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生成条件和两者共生的临界区间。[11]Calvo（1998）、Benigno和Missale（2001）、Aizenman（2002）等也在政府预算约束的框架下，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12－14]

图1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理论联系示意图

注：实线表示增强效应，虚线表示减弱效应。

同时，一些学者还具体分析了某些特殊因素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生成中的作用和传导路径。Bauer等（2003）、Herz和Tong（2003）分别通过模型，分析了投资者预期因素对政府行为、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共生性危机生成中预期的自我实现效应。[11]Reinhart（2002）、Sy（2003）考察了信用评级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中的作用。[15]Jahjah和Montiel（2003）则从汇率政策的角度，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条件。其结果表明，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汇率体制；而在实行硬钉住的国家中，贬值更倾向于引发债务违约。[16]

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围绕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对上述三方面联系机理的检验展开的。从现有资料看，由于样本选择、研究方法、变量定义等方面的差异性，目前关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问题的实证研究并未形成主流或一致的结论。Goldstein等（1998）的研究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间确实存在某些联系。[17]Reinhart（2002）通过考察信用评级在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传导中的作用，发现发达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并无直接联系；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相互引发的概率存在较大差别。但是，Reinhart的分析没有得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共生因子的结论。相反，Herz和Tong（2003）利用74个发展中国家1975－2001年的样本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多项共生因子，即储备与进口的比率、国内GDP增长率以及FDI与外债的比率等，都是形成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Dreher等（2004）通过80个国家1975－2000年的面板数据证明，短期内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内部传导效应，且中长期内政府预算融资形成的两种危机负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也成立；但该项研究除了发现公共债务会同时引发这两种危机外，并未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还存在其他共生因子。另外，Sy（2003）通过对1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近期（1994－2002年）小样本数据研究，得出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基本无关的结论（检验结果表明，在这些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只有6％）。[15]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取与样本说明

（一）模型设计

1.货币危机指标的确定

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的实证定义主要有以下三种。

（1）Frankel和Rose（1996）将货币危机定义为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18]

（2）Eichengreen,Rose和Wyplosz（1994）最早提出了用投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他们将投机压力指数定义为汇率、外汇储备和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19]此后，Hagen和Ho（2003）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xchangeMarketPressure,EMP）来定义货币危机。他们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定义为月度实际汇率变动、储备变动和名义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当该指标超过均值2倍标准差时，就定义为货币危机。[20]

（3）Kaminsky和Reinhart（1999）以及Glick和Hutchison（1999）也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所不同的是，他们的EMP没有考虑利率的因素，仅仅是汇率变动和外汇储备变动的加权平均。[21－22]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分析的需要，本文中货币危机采用的是Frankel和Rose（1996）的定义，并借鉴Bauer等（2005）关于货币危机的描述，选取货币的贬值率作为货币危机的变量，[23]即当一国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时，视该国发生了货币危机。

2.债务危机指标的确定

本文债务危机的定义借鉴Bauer等（2005）关于金融危机程式化事实的研究结论，⑤将债务危机界定为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超过40％，并选取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作为债务危机的变量。

3.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58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27个）1976－2005年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相关数据来自UnitedNationsStatistics。具体指标变量根据作者计算整理得到，样本国家见附表1。

（二）样本国家共生性危机识别和分布

根据以上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定义，本文对各个国家不同年份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识别，共识别出104次共生性危机。各年度共生性危机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样本国家1976－2005年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分布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共生性危机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9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虽然略有下降，但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尤其是1996年以后这种周期性更为显著。同时，就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危机发生情况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发生的次数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且周期性较强，尤其是1996年以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效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

四、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长期内是否存在稳定的联系效应，本文将通过相关系数检验、面板数据ADF检验以及协整分析，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思路为：首先对各个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从截面数据考察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度；然后通过面板数据ADF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当两个变量为同阶单整变量时，再通过协整检验辨别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果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则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检验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否则，认为两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为简化说明，本文分别用CC和DC来表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

（一）相关系数检验

通过计算58个样本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相关系数，以及绘制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见图3），发现就各个国家来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所有样本国家相关系数的均值仅为－0.217803；并且从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上看，大多数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分布在零值附近，且多数国家这两者间呈现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图3样本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相关系数分布图

（二）面板数据ADF检验

关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有Levin、Lin和Chu（2002）的LLC检验；Breitung（1999）的Breitung检验；Im、Pesaran和Shin（1997）的IPS检验；InChoi（2001）的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等方法。为了避免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同时采用这五种方法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的比率进行平稳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表2。

从表1来看，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检验；债务危机的变量除了Breitung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外，其他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都拒绝了DC存在单位根的假设。由此可以判断，CC和DC序列均为平稳序列，CC～I（0），DC～I（0）。

表2表明，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所有的检验，这说明CC序列为平稳序列，即CC～I（0）；而债务危机的变量仅通过了LLC检验和IPS检验，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他检验也未通过。经过综合判断，本文认为不能拒绝DC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DC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为了确定DC序列是否是单整的，本文再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并对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差分后ΔDC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根据这一结果，本文认为序列DC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DC为一阶单整序列，即DC～I（1）。综合以上分析得知，由于CC为平稳变量，而DC为一阶单整变量，即两者不是同阶单整，因此可以得出，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协整检验

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将分析重点转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以上单位根检验结果得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CC和DC均为单整变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以下将着重关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检验思路为：首先对变量进行回归；然后检验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认为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考虑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长期联系可能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本文选取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形式设定为：

以货币危机作为因变量，采用GLS（cross－sectionweights）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残差序列｛e｝的表达式为：

其中，α[,i]*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回归的残差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仅通过了IPS检验和Fisher－PP检验；在LLC检验、Breitung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中，均未能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为非平稳序列，序列CC与DC不具有协整关系。这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也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从以上面板数据的回归方程斜率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表现出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具有一定的减弱效应。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58个发展中国家1976－2005年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检验、面板数据ADF检验和协整检验，定量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问题。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债务危机范文篇6

推进财政一体化对缓解债务危机的作用

“实行货币一体化的同时缺乏财政一体化”一直被认为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那么在危机倒逼下推进财政一体化是否就能化解危机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象征着财政联盟雏形的“财政契约”于2012年3月签订后，债务危机仍在继续恶化，同年6月西班牙和塞浦路斯陷入危机。根据表1，欧元区和欧盟整体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第三季度的数值均高于2011年同期水平和上期水平，危机国家的债务占比也进一步升高，法德轴心的数字略有降低。从就业市场来看，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图1)反映出经济的低迷。事实上，就目前来看，推进财政一体化对缓解债务危机的作用既有积极性也有局限性，甚至还更应考虑到其负面性。数据来源:根据欧盟统计局网站的失业率数据整理。1．提振欧元信心和避免债务危机反复发作的积极作用一方面，积极构建财政联盟的举措有助于提振市场对欧元的信心。自从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崩溃论的支持者就一直在讨论希腊离开欧元区的可能性(Krugman，2010)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2011年的“希腊公投提议最终取消”事件助推了欧元崩溃论的高潮。积极推进财政一体化并签订“财政契约”，无疑对欧元崩溃论是有力的反击。正如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所言，“财政契约”是通向欧洲财政联盟的第一步，将有助于增强市场对欧元区的信心。另一方面，加强财政纪律可以避免债务危机反复发作。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政府财政赤字过高，无力偿还过高的债务。虽然1997年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财政赤字和债务上限有明确规定，亦有对违反国家的相应制裁条例，但由于执行不力和公约修改导致公约早已失去约束力。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17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3%的上限。旨在加强财政纪律的“财政契约”将帮助欧洲找回不可或缺的财政纪律，契约规定的政府间相互监督以及欧洲法院的惩罚措施将有利于避免主权债务危机重演。2．从财政职能看当前财政一体化对缓解危机作用的局限性按照财政理论，公共财政具有三大基本职能，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发展。从财政职能的角度来看，当前的财政一体化程度较浅，联盟的财政职能还不完善，这将制约其对债务危机的缓解作用。首先，当前的财政一体化缺乏财政转移机制。在一般的主权国家内，中央财政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功能对经济落后地区和衰退地区进行财政补贴。美国有高达25%GDP的中央预算可向陷入困境的州进行财政转账，而欧洲的联盟预算只占其GDP的1%。对于欧盟来说，中央财政缺乏转移支付的财力，而成员国间的财政转移更是无法取得进展。在“财政契约”签订之前，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提议建立转移联盟。根据该提议，德国和其他强劲欧元区经济体将每年向希腊和其他困难经济体转移资金，条件是援助国将有权力监督和管理受助国的预算和税收。但转移联盟设想的失败原因在于政治阻力太大，既受到德国选民的坚决反对也受到危机国家的抵制。当然，即使财政转移得以建立，它对缩小欧盟地区差距、缓解成员国危机的作用也会有所限制，其原因主要为欧洲经济体间的差距太大。美国最富裕的新罕布什尔州人均GDP比最贫困的密西西比州的数值高50%，而在欧洲，卢森堡的人均GDP比爱沙尼亚的数值高出700%。经济增长和危机解决不能只靠财政转移，必须同时提高经济竞争力。其次，缺乏对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结构管理。从《稳定与增长公约》到“财政契约”，无论是财政赤字3%和公共债务60%的GDP占比上限，还是结构性赤字0．5%的GDP占比上限，都是笼统的总量规定而缺乏结构性管理。财政赤字的结构源于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结构。目前成员国间在税种、税率上没有取得一致，所以政府的收入结构有很大差异，而在支出方面，成员国在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政府购买等方面做法也各不相同。在财政赤字结构差异较大的前提下，应对危机的努力在欧盟范围内就很难形成合力。对于危机国而言，应对危机的紧缩政策很难实施，甚至可能引起政治风险。西班牙的增加税收政策导致部分富人移民到其他税负较小的国家，最富裕的加泰罗尼亚州甚至要求全民公投是否继续留在西班牙。公共债务的结构一般包括期限结构和品种结构。期限结构是指短期债务、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之间的比例关系。显然，一国政府如果借入太多短期债务则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就会较高。事实证明，欧元区最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就是借入了太多的短期债务，甚至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债务循环。公债的品种结构是指公共债务中不同品种公债的组合情况，如对内债务和对外债务的比例关系等。日本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200%，高于希腊，却并没有发生主权债务危机，这是因为其公债的绝大部分债务为对内债务，风险较高的外债较少。可见，如果没有合理的结构管理，即使成员国在总量上达到了欧盟的标准，但主权债务的风险仍难以控制。再次，“财政契约”中的结构性赤字指标易受主观性影响。根据“财政契约”的规定，年度结构性赤字超过GDP0．5%的国家将受到欧洲法院的处罚。但是结构性赤字只是个理论概念，计算时也容易受到主观因素影响。根据宏观经济学概念，(实际)财政赤字指政府支出超过收入的部分。结构性赤字是在实际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下，经济处于充分就业产出水平时的赤字。由于充分就业产出一般大于实际产出，结构性赤字往往低于实际财政赤字。所以根据定义，要准确衡量结构性财政赤字的规模必须确定充分就业时的潜在产出。但充分就业产出本身就是个理论概念，不能通过经验统计得到，需要通过计量方法来估计。由于变量、参数和计量方法的不同，各成员国计算出来的充分就业产出具有异质性，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构性赤字难以作为统一规定的指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指标本身可能被人为操纵，成员国可以在保持实际赤字不变的前提下，人为地创造出符合规定水平的结构性财政赤字而免于处罚，那么契约的条款就失去了约束力。3．危机中推进财政一体化可能会起到不利于危机解决的反作用财政一体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推进财政一体化也可能对成员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更何况对于陷入危机的成员国而言，推进财政一体化可能更危险。首先，丧失财政政策自主性意味着危机国家失去宏观经济调节的可能性。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都是欧元区成员国，在丧失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前提下，财政一体化又压缩了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运用空间，结果会导致陷入危机或经济困难的国家无法动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经济。考虑到欧盟目前还没有建立财政转移的机制，经济困难的国家只能任由衰退演变成危机，而陷入危机的国家则只能任由危机继续恶化，随着这种市场预期的形成，成员国和整个欧元区都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当然，财政联盟的建立有其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但是这要看在什么时机和对什么国家而言。经济繁荣时期建立财政联盟的反作用较小(尽管往往在经济危机中才有足够的政治动力去推动财政联盟的建立)，另外，在政治一体化进行到一定程度再推进财政一体化也会产生较少的负面影响。其次，仅强调紧缩财政抑制经济不利于危机解决。危机爆发以来，救助方对危机国的要求就是财政紧缩，而“财政契约"更是从制度的层面规定了各国财政紧缩的方向。对于没有陷入经济衰退的成员国而言，紧缩财政十分必要，不仅可以将长期超标的赤字拉回规定水平，也能避免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但对于陷入衰退甚至危机的国家而言，紧缩可能会将其引入灾难(斯蒂格利茨，2010)，甚至会增加这些国家脱离欧元区的可能性(Krugman，2010，2011)。因为机械地要求危机国家紧缩财政有悖于经济学原理，即一国政府应在经济繁荣时实行紧缩政策，而在经济萧条时应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扩张的财政政策又会恶化债务危机，紧缩财政是缓解债务危机的必要选择。所以在要求危机国家紧缩财政的同时，应辅以刺激经济的其他措施。如对于希腊，债务危机的实质是失去偿还债务的能力，所以应从增加投资和就业等途径帮助其经济发展并重获偿债能力。随着游行、罢工的增加和失业率的攀升，欧盟意识到这一问题，通过了“增长与就业契约”，并开始酝酿旨在增强欧盟竞争力的“连接欧洲”计划①。再次，构建财政联盟的努力可能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目前来看，欧盟构建财政联盟的动力来自于应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需要，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债务危机的成因归结于统一货币政策的同时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然而，如果债务危机的根源另有其他，那么欧洲努力构建的财政联盟就无法达到治本的目的，至多达到缓解危机的治标性作用。即使欧盟有幸走出债务危机，危机还会以别的形式爆发出来。Feldstein(2012)认为，此次债务危机即欧元危机并不是政府管理失当造成的偶然性结果，而是将单一货币强加于多个迥异国家的必然后果。其实纵观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就可以发现，从1951年煤钢联营的建立到货币联盟的建立以及欧元区的扩大，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推动了这一切事件的发生。在经济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政治性地强力推动经济一体化必然造成很多隐患，这就是欧洲问题包括此次债务危机的症结所在。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顾经济条件而政治性地强力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做法，主要体现在欧元区过快的吸纳成员国速度以及让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国家进入货币联盟的草率决定上。与最优货币区理论要求的经济趋同要求相反，这些成员国的加入增加了欧元区成员国的异质性，再加上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双重影响，使得欧元区成员国尤其南北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成功构建财政联盟，也需要大量的资金转移和长期的结构改革才能使危机国走出债务危机。甚至在构建财政联盟时也会出现不顾经济条件而通过政治力量强行推行的问题，这会导致在解决债务危机的同时又造成其他隐患。欧洲只有深刻认识到这种做法的严重性，才有可能在后续的一体化进程中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进而避免危机以其他的形式再现欧洲。但目前欧盟将大量精力用于构建财政联盟，可能会导致问题的症结被淹没其中而难以得到真正的重视。

欧盟财政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欧盟的财政一体化进程涉及到成员国的主权让渡，势必在众多挑战中艰难推进。从短期来看，虽然“财政契约”在芬兰完成国内法批准后已经取得12个成员国批准，并于2013年1月生效，但产生效力的契约可否有效执行将是一大挑战。从长期来看，不断推进财政一体化进程并构建财政联盟也将面临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难题。(1)“财政契约”能否有效执行存在疑问。从经济周期来看，经济公约往往在繁荣时期可以顺利执行，但遇到经济衰退执行公约就会困难重重。从政治角度看，公约往往对小国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但对大国而言约束力可能会打折扣。1997年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就是因为执行不力最终流于形式，导致其公信力下降的原因就是在2004～2005年经济减速期间德国、法国等大国违反规定并最终修改公约。“财政契约”作为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修订版，其执行力能否落实还需拭目以待。(2)欧盟经济陷入滞涨可能性增加。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经济增长十分缓慢。再加上欧盟国家普遍存在经济竞争力弱、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力市场僵化等问题，欧盟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景十分暗淡，经济低迷将会长期存在。同时，欧洲央行为了应对危机先后放松银根，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自2009年起一路攀升(见图2)。意识到赋予欧洲央行最终贷款人的职能比实现财政一体化容易得多(徐明棋，2012)，2012年底，欧洲中央银行宣布无上限持有成员国国债计划后，债务危机得到一定缓解，通货膨胀率略有下降。但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欧洲央行持危机国家的债券总额达2087亿欧元。经过一定的时滞，这一增加货币供应操作的效应将会逐渐显现。况且，2013年欧洲还面临多国领导人的大选，债务危机还存在很多变数，欧洲央行可能需要继续大量购买国债进而增加货币供应。总之，如果欧盟经济陷入滞涨，任何形式的一体化进程都无法推进，这是财政一体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图22000～2012年欧盟与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3)债务危机使成员国经济更加趋异。最优货币区理论强调的是经济趋同指标，然而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双重影响使欧元区成员国经济的趋异性增强，这会危及已经取得的货币一体化成果，财政一体化也很难推行。(4)让渡财政主权的政治阻力。第一种政治阻力来自于德国、法国、英国等大国的博弈。成员国的利益各不相同，使得欧盟的经济政策重点常常被政治目的所左右(黄立新，2003)。在“财政契约”的酝酿阶段，大国博弈不仅使计划内容一再变更，而且使最终出台的契约效力大为降低。另一种政治阻力来自于成员国退出的可能。JimO''''Neill曾指出，欧元区财政整合政策可能促使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芬兰、希腊等成员国无意继续留在欧元区①。Heisbourg(2012)也分析了英国在深化一体化的压力下离开欧盟的可能性。总之，在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欧洲财政一体化得以艰难的推进。但“财政契约”的签订只是财政一体化的序曲，并没有从实质上推进财政一体化。从财政职能的角度来看，推进财政一体化对债务危机的缓解作用有限。而财政一体化意味着危机国家在货币统一的前提下又受到了财政政策的制约，不利于危机的缓解。推进财政一体化的努力还可能会掩盖债务危机的真正根源，不利于危机的最终解决。作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内容，财政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有其必然性，但这个财政主权让渡的过程将会非常漫长。

本文作者：姜云飞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债务危机范文篇7

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初期，欧盟和IMF采取的这些临时性救助措施从短期来看，起到了暂时平息市场恐慌情绪，避免了债务危机国国家信用的破产，为推动债务国改善财政状况，维护债务的可持续性争取了必要的时间；从长期来看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的治理来讲只能是临时的救助，无法解决危机产生的根源，整个救助措施就是法国所主张的“救急”，这些救助资金对整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来讲也只能是杯水车薪。(2)成立欧洲稳定机制(ESM)，为欧洲债务危机的治理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救助机制。为了保护各欧盟成员国的金融稳定，2010年5月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SM)”以及应急性过渡机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是欧洲稳定机制(ESM)的应急性过渡机构，以便于在条件充分许可的情况下过渡至欧洲稳定机制(ESM)。目前ESM职能暂由EFSF执行，预计2012年底，EFSF将关闭，并将金融稳定职能归还至ESM，从而建立一个应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新的永久性救助机制。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主要职责是向申请援助并得到批准的欧元区成员国提供紧急贷款，以欧元区成员国的信用作为抵押发行债券融资。EFSF成立于2010年6月份，为扩大自身救助实力，2010年12月提出扩容方案，后经欧元区17国议会投票，终于在2011年10月14日获得通过，救助金额从4400亿欧元扩至7800亿欧元的计划终于获批。2010年11月28日，欧盟各国财长批准通过了向爱尔兰提供规模达850亿欧元(约合115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爱尔兰正式成为继希腊之后欧元区第二个接受金融援助的国家，但是确实是EFSF实际救助的第一个国家。紧接着，EFSF又作为葡萄牙的救助一方，为其提供约260亿欧元的贷款。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运行近两年来，在稳定整个欧元区的金融稳定，提升市场信心上是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将来取而代之的欧洲稳定机制(ESM)按愿景来看是要建成为在应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永久性救助机制。这些治理措施本质都是利用市场工具，直接的解决债务的偿还问题，是一种再举债的经济手段，同救助是一样的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治理措施，不是解决债务危机发生的治本之道。(3)正式签署《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系统治理主权债务危机。面对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在2011年12月召开的欧盟冬季峰会上，欧盟26个成员国均同意缔结“财政契约”。2012年3月2日，除英国和捷克以外的25个欧盟成员国正式签署《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财政契约”)，通过政府间条约的方式来强化财政纪律，加强经济稳定、协调和治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各成员国要努力实现财政预算平衡或盈余。年度扣除债务再融资成本以后的财政赤字控制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不超过0.5%、只有在经济环境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按《稳定与增长公约》达到财政赤字上限3%。这些规定必须纳入各国宪法或者其他相应法律，以增强其约束力。第二，建立“自动惩罚”机制，确保遵守财政纪律。如果成员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比例超过欧盟规定的3%和60%上限，欧盟委员会可直接对违规成员国采取惩罚措施，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第三，成员国将在金融监管、就业、税收和促进增长方面采取趋同政策，并通过法律形式加以规范。《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的签署，标志着欧盟对危机的治理终于开始“治本”，触及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源性问题。但是，迈向财政联盟的道路并不平坦，而“财政契约”也将在短期内面临时间和市场的严峻考验。

欧盟当前对债务危机治理，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有待观察，影响其治理效果的制约因素有那些，这些制约因素在这些治理中能得到解决吗？(1)财政紧缩、生产性缺失，制约债务危机治理的根本。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生产性缺失，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整个欧洲除了德国有较好的工业体系之外，其他各国包括法国、英国，实体经济缺失，主要依靠服务业。例如欧洲债务危机始发国希腊主要经济支柱是旅游和航运业，这两项产业都极易受环境的影响。当前债务危机日益加深，现在一揽子治理措施中都要求债务危机国必须实施财政紧缩政策，但从历史来看，还没有出现过在紧缩政策下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这就使当前的治理措施还只是停留在“救急”层面上，这就大大的制约了包括财政契约在内的治理措施治理效果。从长期来看欧盟必须推动整个欧洲进行工业再造，加速经济增长才是治本之策。(2)赤字和出口的恶化，制约了债务危机治理的直接效果。欧洲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出口乏力，导致外汇收入减少，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问题只能依靠财政赤字来实现，从而导致国家主权信用的过度透支。欧盟各国多年来的出口由于受劳动力成本高，又缺乏灵活的货币政策，导致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产品缺乏价格竞争力。金融危机的发生严重影响居民消费，导致经济下滑，货币高估使得出口始终较差，而没有灵活的货币政策，政府不得不依靠大量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赤字不断累积。现在的治理措施要求债务危机国压缩财政支出，但出口却持续恶化，财政收入来源末得到改善。这些因素就使债务危机的治理在各危机国遭到国民排斥，使危机发生国的政客们左右为难，也加剧了欧盟内部的各种矛盾。(3)缺乏统一财政政策，欧盟固有的体制缺陷制约了债务危机治理的及时性。统一的货币政策，分散自治的财政管理是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体制性原因。在欧盟成立之初，因为欧元而使货币和汇率政策得以统一，又因欧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财政政策由各成员国自己控制。这就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矛盾和冲突不断。也正是因为这种利益诉求的不一致性，及欧盟内各种平衡关系，使危机的治理措施在欧盟主要成员国不断的争吵中迟迟不能出台，错过了治理危机的最好时机，现在的一揽子的治理措施尽管已经签署，但还只是契约，还不是法律，能不能正式实施还有待观察。(4)高福利、老龄化、政治固疾制约了债务危机治理的广泛性。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僵化等因素导致欧盟各成员国实体经济虚化。加上全民公选的民主制度，使得政客只顾眼前利益，对危机的治理产生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契约要求危机发生国采取的财政紧缩措施必定减少福利水平，这对习惯了高福利政策的欧洲选民来讲是不能接受的，从而引发国内民众强烈反弹，罢工示威游行不断，政府执政如履薄冰。所以现在的一揽子治理措施在整个欧洲能多大程度被接受还值得观察，这就制约的危机治理的广泛性。2009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经过了临时救助，到逐步形成永久性治理机制，再到开始系统治理危机产生根源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的签署，这一系列治理措施，让我们看到欧盟的主要成员国已经在为欧元区的稳定和增长努力，开始尝试系统性的根治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我们也看到欧盟总是在磕磕碰碰中艰难进行。但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当前欧盟的治理措施，还只能是在缓解危机，树立信心，危机的治理效果还受到各种各样制约因素的限制，危机的彻底解决尚需时日。

本文作者：万承刚工作单位：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

债务危机范文篇8

德国保险监管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应对

欧洲债务危机发端于金融市场,因此加强金融监管以降低已经或可以预见的风险就表现得尤其重要。德国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初期曾一度对施救其他国家表现消极,不仅对国际社会的呼声置之不理,甚至以强硬姿态建议希腊退出欧元区。但随着危机的逐渐恶化,德国自2010年5月开始转变以往态度,积极承担/欧洲金融稳定基金0分摊份额并响应有关国际组织关于救助希腊的倡议。此后,德国积极参与债务危救助安排,并且在财政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力推/德国模式0,成为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的领导者。推行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是德国主导欧元区国家进行改革的重要方面,因为德国认为欧洲从货币联盟向财政联盟过度的停滞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源。随着对待希腊债务问题态度的转变,德国提议欧元区国家重新审视和适当修改1997年通过的5稳定与增长公约6,以保证该公约能够在欧盟各成员国充分贯彻执行。同时,德国希望将本国严格的平衡预算法推广到欧元区国家,来弥补5稳定与增长公约6在防止欧元区国家财政恶化方面的乏力。可以看出,德国正在推动成员国借债务危机谋求欧元区财政统一,并且在统一的过程中尽量向德国模式靠近,从而维持欧元区的稳定。德国在力促成员国改革财政政策的同时,还积极推动各方关注并解决金融监管的不足。德国及其他欧元区成员国首先要求加强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重新审查这些机构的评级方法和方式,同时提议建立新的、独立的、非盈利性的国际评级机构,以排除政府因素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影响。为了抑制国际投资的恶意炒作和投机行为,德国提议欧元区成员国联手加强进行金融监管,主张共同禁止裸卖空交易和信用违约掉期交易等行为,并要求对涉嫌加剧希腊债务危机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行调查和必要的法律制裁。此外,德国还对本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变,向其他国家推行对银行、保险和证券三大行业的一体化监管模式。212欧洲债务危机中德国保险监管的应对措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伊始之际,2008年1月1日德国就开始正式实施了重新修订后的5保险合同法6,新法案强化了保险人和保险中介对投保人提供咨询和信息的义务,也进一步明确了投资人的责任与义务,并将电子文本形式的合同纳入了法律内容。新的5保险合同法6使德国保险市场更具透明度和竞争性,也强化了保险监管的执行能力。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德国又对被视作保护保险业根基的另一部重要法案)))5保险监管法6进行了修改,以保证新的欧洲偿付能力Ò(SolvencyÒ)指令能够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下来。欧盟偿付能力Ò指令是欧盟委员会于2007年夏天推出的一项保险监管改革,改革的初衷是弥补之前偿付能力Ñ对保险公司面临风险的反映能力的不足,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欧盟内部保险公司进行统一的偿付能力管控,使得保险监管部门能够更全面的掌握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2011年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两次组织召开了以/偿付能力Ò)))当前的新发展0(currentdevelopments)为题的会议,提醒国内保险行业为即将实施的偿付能力Ò指令和进一步融合的欧盟保险市场做好准备。偿付能力Ò指令原定于2012年末实施,因此进入2012年后德国先后于3月和7月对5保险监管法6进行了修改,使其与偿付能力Ò进一步衔接。同时,德国政府正在计划改革金融服务行业的国家监管体系,其中对保险业的独立监管体系将被保留下来,同时将对该保险监管体系进行进一步审议。在保险监管体系中,信息的完整和有效传递是进行合理监管的前提,因此德国设计了一个理想化的标准报告系统,使企业中的分散信息可以及时汇总并传递给相关监管机构(见图3)。在这个标准报告系统中,保险企业的个别信息数据首先汇报给联邦金融监管局,后者将整合好的综合数据分别向两个方向传递:其中的一个方向依次是传递给德意志联邦银行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另一个方向是依次传递给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这两个方向的信息传递并不是分割的,相关监管机构会对各自获得、整理和分析的综合数据进行共享,例如德意志联邦银行还会将综合数据传递给欧洲中央银行。作为德国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保险公司的投资活动始终在联邦政府和监管机构的管理之下运行。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德国监管机构更是加强了对保险公司的关注,监管部门通过制定一系列定量和定性的规则来监管保险公司,以确保保险公司能够履行相应的义务。保险公司的投资活动必须遵守五项一般投资原则,即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混合性和多样性。由于德国保险公司长期使用风险管理体系来管理它们的投资,而且每个公司都会调整投资结构来适应个体风险容忍度,所以德国保险公司能够在经济环境不稳定时期表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在德国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中,压力测试越来越被视为不可缺少的一项考察,它被专门用来模拟资本市场不利变动对企业风险承受能力的影响,其测试结果也会每年向监管单位承报。压力测试的原理是基于保险公司的年末资产负债表来推测其在接下来一年年末前的资产与负债变化情况,进而判断保险公司是否有充分的风险缓冲机制来承受推测出的各种各样的冲击。除了模拟利率、房地产风险外,德国的压力测试还将账户信用风险纳入其中。以往,德国保险企业中就鲜有不能通过压力测试的企业,特别是在人寿保险企业中,其通过压力测试的比率达到了100%。德国保险监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保险公司在任何时候都能兑现其给予客户的承诺,因此消费者是有效监管的获益方。同时,由于监管可以确保没有哪一个公司可以从违规中获得优势,从而维护保险市场的竞争环境,因此德国的保险公司本身也对监管持拥护态度并积极发现和排查可能存在的风险。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项活动就是近年来德国保险公司对保险欺诈行为的积极防控。据德国市场研究公司GfK在2011年完成的一项关于德国金融市场的研究显示,保险欺诈行为在德国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灰色地带。据GfK统计,所有受访人员中有20%的人认为保险欺诈是微不足道的罪行,4%的家庭公开承认在过去5年中曾有过保险欺诈行为,不低于11%的受访者不愿意对过去5年中是否有过保险欺诈行为的问题进行答复。这一现象的潜在危害是,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保险欺诈已经对被保险人的利益产生的危害,于是德国保险公司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积极开始行动打击保险欺诈以保证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德国保险公司首先加强了员工培训工作,通过提高员工的专业化水平来发现可疑的索赔。同时,德国自2011年4月1日起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线索与信息系统,用来帮助保险公司规避保险欺诈和更有效的检测风险。由于该线索与信息系统的建立与信息保护当局进行了密切合作,所以做到了在满足数据保护法律相关要求的同时也能够以透明的方式面向广大消费者。未来德国保险监管的调整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并存的特征。不确定性体现在一系列对欧洲偿付能力Ò指令的修改意见迫使其具体实施时间被一再推后至2014年1月1日,而在过渡期间欧盟保险公司仍要向监管部门报告偿付能力Ò指令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该指令仍有进一步修改的可能性,因此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保险监管部门仍面临许多不确定性。但是,虽然欧洲偿付能力Ò指令的具体实施时间仍有不确定性,该指令的实施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强化监管是未来德国保险监管发展的确定性表现。偿付能力Ò指令的数量性要求、质量性要求和信息披露要求对德国保险业监管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这虽然有利于最大程度保护消费者利益,但也加重了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特别是降低了中小保险公司的竞争压力。因此,德国保险监管部门未来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也将对不同规模保险公司的要求予以区分,从而保证中小保险公司利益。对于那些适用于偿付能力Ò指令的保险公司,德国监管部门将严格按照指令要求进行监管,并进一步完善集团监管规则;对于那些不适用于偿付能力Ò指令的小规模保险公司和死亡丧葬保险公司等,德国监管部门将沿用偿付能力Ñ指令的要求进行管控;对于企业养老年金,德国监管部门将在提高年金组织结构的透明性、权责划分的明确性和内部经营管理的体系性等方面加强监管。

德国保险监管对中国的启示

债务危机范文篇9

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直接影响了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给全球经济复苏增加了较大不确定性。在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然脆弱的形势下，希腊主权债务危机造成的“蝴蝶效应”正在全球范围引发恐慌。为了探求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中国大陆主要股指间的联动效应，本文选取上证综指（简记为SH）作为沪市的代表性股指、深圳成指（简记为SZ）作为深市的代表性股指。本文选取的时间段为2009年10月20日至2012年12月5日。数据来源：国泰君安数据库（/）。股票收益率定义为rt=1npt-1npt-1,pt为股票指数t为日收盘价。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结果对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取自然对数，再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显著性水平：5%）表1上证综指与深圳成指单位根检验结果由表1可以看出，上述2个时间序列均接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取一阶差分后则变成平稳过程，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I(1)过程。（二）VAR模型检验结果为了明晰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的短期相关性，下面建立4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根据LR检验方法的结果可知该组时间序列的滞后阶数为4）VAR模型。△(ln(SZ))=0.1492×△(ln(SZ))(-1)+0.0214×△(ln(SZ))(-2)+0.1135×△(ln(SZ))(-3)+0.2062×△(ln(SZ))(-4)-0.1945×△(ln(SH))(-1)-0.0745×△(ln(SH))(-2)-0.0808×△(ln(SH))(-3)-0.3457×△(ln(SH))(-4)-0.0007△(ln(SH))=0.0621×△(ln(SZ))(-1)+0.0263×△(ln(SZ))(-2)+0.1259×△(ln(SZ))(-3)+0.1339×△(ln(SZ))(-4)-0.0949×△(ln(SH))(-1)-0.0477×△(ln(SH))(-2)-0.1016×△(ln(SH))(-3)-0.2170×△(ln(SH))(-4)-0.0007上述两个4阶VAR模型的拟合优度均不是很高，由此可知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的短期相关性不是很强。（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在VAR模型实证检验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指数一阶差分序列（即收盘价收益率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选取滞后阶数与VAR模型一致为4阶，在10%的显著水平下，得到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上证综指与深圳成指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由表2可知，在10%的显著水平下，△(ln(SZ))对△(ln(SH))不具有Granger引导关系，而△(ln(SH))对△(ln(SZ))具有Granger引导关系。这说明上证综指在短期内对深圳成指具有引导作用，反之不然。（四）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本文使用Cholesky方法对VAR内生变量的残差正则化。图1表示上证综指与深证成指之间的脉冲响应图。其中横轴表示滞后期间数，纵轴表示脉冲响应值。实线由脉冲响应值连成的曲线，代表脉冲响应值，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由图1可知，上证综指与深证成指对自身的冲击比较大。上证综指对深圳成指的冲击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冲击，而且冲击延续时间也较长。这与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所得结论比较接近。（五）方差分解结果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变量冲击相关联的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变量冲击对模型内生变量的重要性。本文分别对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收盘价收益率序列进行方差分解（滞后期为10天）。分析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表3上证综指的方差分解表4深证成指的方差分解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收盘价收益率序列主要受自身的影响。相比而言，上证综指对深证成指的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这与4.4节脉冲响应分析的结论一致。（六）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由上述VAR模型可知，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短期内沪深两市的相关性不是很强。下面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沪深两市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p=0.0001），即沪深两市间没有长期均衡关系。

债务危机范文篇10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

1．延缓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欧元区2011年二季度环比折年率仅0．9％，较1季度下降了2％。2011年7月份以来的欧元区经济信心指数仍处于快速下滑通道，经济增长放缓趋势仍在延续。欧债危机及欧元区经济的疲弱除通过贸易和投资领域直接影响其他地区外，巨大的不确定性也会削弱企业部门的信心，导致全球性经济增长趋缓，各大投行已因此而调低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水平。欧元区银行体系可能遇到的问题也会提高银行间市场的风险溢价水平，抑制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3．全球流动性再次放松。欧央行与英格兰银行已经分别提出其量化宽松政策措施。在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的背景下，不论采用何种救助方式，扩大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规模都是不可逃避的选择。而此举也会给其他国家货币带来显著的升值压力，美元指数的反弹已经历了一段时日，瑞士央行为了遏制瑞郎升值的步伐，已经率先宣布将浮动汇率改为半固定，即干预汇市保证瑞郎不强于一欧元兑1．2瑞郎，并准备以不设上限的规模买入其他外币。全球可能再次陷入流动性放松和货币战争之中。4．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对中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主要在出口方面。中欧历来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2011年，中欧贸易额达479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迫使欧元区国家经济动荡，大幅放缓中国对欧出口。8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已经出现大幅下滑，回落至48．3％，环比下降2．1个百分点，成为环比降幅最大的分项指数。

欧债危机的发展趋势

1．通过各国的努力走出危机。第一种发展方向是：欧元区国家甚至整个欧盟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努力，帮助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走出危机。这种发展的可行性在于：（1）不救助危机国家会危及自身经济安全，甚至会导致欧元区解体，而欧元区解体将对大多数欧元区国家极为不利；（2）在对冲基金大举做空欧元与欧洲股市的情况下，救助行动越迟缓就会导致危机越严重，即使仅有几个国家爆发危机也会形成“蝴蝶效应”，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甚至实体经济大幅震荡。欧盟领导人会议与财长会议之所以仓促地推出75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2．实施国际救援，提振市场信心。实施大规模国际救援，或由各主要国家增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救助规模。这样做的好处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一致行动，既能大规模扩大救助规模，又能提高整个世界对救市前景的信心。但这种做法的最大缺陷是，救援资金没有合法有效的安全保障，也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应规定。3．发生危机的国家有序违约。这种情景发生概率最大。德法两国对于希腊的坚决表态是为争取更多的时间建立防火墙，避免希腊国债违约的影响向其他国家蔓延，也整固欧洲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从而避免银行体系受到大的波及。短期内，仍会坚持“拖”字诀，贷款一笔一笔发放给希腊，但一次比一次不痛快。但在中期（一年之内），由于希腊自身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其违约很难避免。4．发生危机的国家退出欧元区。欧盟把发生危机的主要国家逐出欧元区或这些国家主动退出欧元区。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立即提出了把希腊逐出欧元区的设想，但立即遭到德国央行行长的反对，也没有得到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响应，因为在欧元区的设计方案与制度安排中，并没有把一个主权国家逐出欧元区的规定与机制。让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主动退出欧元区，也根本没有可能。5．无序违约，欧元崩溃，欧元区解体。第五种发展趋势就是，发生危机的国家出现无序违约，这种情景的危害最大，甚至可能出现类似2008年雷曼倒闭时的全球贸易骤停的情景。无序违约的情况出现，很可能导致欧元崩溃，欧元区解体。在上述五种发展趋势中，最好的是第一种，最差的趋势是第五种。需要指出的是，欧元的崩溃与欧元区的解体并不是夸大其词与耸人听闻，而是一种必须防范的可能发生的现实。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公司曾发出警告，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具有传染性，将导致英国、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金融体系受到冲击；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表示，欧元区可能将崩溃，这是美国权威人士第一次对欧元区前景做出如此悲观的估计。

本文作者：徐海涛工作单位：湖北理工学院国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