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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纠纷合同十篇

时间：2023-03-19 05:34:20

债务纠纷合同

债务纠纷合同篇1

1.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是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物质基础。

2.修改后的《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完善，是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法律保障。

3.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确立，使夫妻间因借贷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成为现实。

二、夫妻间借贷关系的效力确认

夫妻间借贷关系应否认定为有效呢？笔者认为，如不认定为有效，就否认了夫妻一方可以作为独立的民事权利主体的存在，使夫妻约定财产制丧失其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夫妻约定财产制与夫妻法定财产制相比，它更强调对夫妻一方私权的保护，而夫妻一方私权（即个人所有权）的实现往往要通过债权的实现来完成。正因为夫妻一方为独立的民事权利主体，夫妻间的债权债务不同于民法理论上债权债务归同一主体而消灭。因此，从贯彻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角度出发，夫妻间借贷关系应认定为有效。夫妻间因借贷而产生的债权债务不是共同债权债务，不因“主体合一”而消灭。

三、夫妻间借贷纠纷的审理

1.夫妻间借贷纠纷与婚姻纠纷的特征及区别。

根据《婚姻法》及《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与婚姻纠纷合并审理的有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和对外债务分担。法律将这三种纠纷纳入婚姻纠纷中一并处理，是因为它们有着相同的法律特征，均以婚姻关系为基础关系，与婚姻关系具有不可分性。婚姻关系的本质是一种人与人因婚姻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子女出生、婚后夫妻财产共有及债务共担都是基于这种关系而发生的。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子女由双方共同抚养、共同财产由双方共有、共同债务由双方共同偿还。一旦婚姻关系解除，这些依附于婚姻关系而发生的女子共同抚养、财产共同所有、债务共同分担的关系必然也要随之改变，它们不能独立于婚姻关系而存在。而夫妻间借贷纠纷完全符合一般借贷案件的法律特征，唯一不同的是它发生在夫妻这样一对较为特殊的主体之间。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将它与婚姻纠纷揉合在一起并案审理，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化。事实上，夫妻间借贷关系与婚姻关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完全独立于婚姻关系而存在。

2.夫妻间借贷纠纷与婚姻纠纷中财产分割在法律性质上的区别。

夫妻间借贷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权利的性质属于债权。债权的处理，是对债权的确认与保护，夫妻一方行使债权，需要作为债务人的另一方为一定的行为才能得以实现，它是相对权，在诉上为给付之诉。婚姻纠纷中涉及的财产分割，因依附于婚姻关系而并案处理，权利的性质属于所有权。所有权的处理，是对夫妻共同财产所有权的确认与保护。夫妻财产一旦依法分割，任何一方不得妨碍对方对分得的财产行使权利，它是绝对权，在诉上为确认之诉。此外，夫妻间借贷纠纷与婚姻纠纷中财产分割处理的客体不同，借贷纠纷处理的客体是属于债权人一方所有的财产，而财产分割处理的客体是夫妻共同财产。

3.夫妻间借贷纠纷与婚姻纠纷并案审理对审判实务的影响。

首先，婚姻纠纷首要解决的是双方当事人因婚姻而存的在人身关系，以及与人身关系有必然联系的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纠纷，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夫妻。而夫妻间借贷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因此，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纠纷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诉讼上为两个独立的案由，无法合并审理。

债务纠纷合同篇2

【关键词】不动产物权纠纷；不动产债权纠纷；专属管辖；任意管辖；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管辖主要有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四大类，其中地域管辖又分为一般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专属管辖、共同管辖、选择管辖、协议管辖六小类。专属管辖，是指法律强制规定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只能由特定的人民法院管辖，其他法院无管辖权，当事人也不得协议变更管辖法院。专属管辖是强制性最强的一种管辖，具有管辖上的排他性，排除一般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和协议管辖的适用。[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一条文通常被认为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三类国内专属管辖规则之一，其余两类为港口作业纠纷和继承遗产纠纷。但是，目前对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适用范围尚缺乏明确的界定，理论界众说纷纭，司法实践中对此理解不一。这直接导致了当事人在发生不动产纠纷时常常面临多家法院可选择的情形，因而容易发生管辖权异议；另一方面法院之间对案件管辖的争议使得各法院对案件互相推诿或者争抢案件，甚至导致司法腐败等严重问题。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违背了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立法目的，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适用冲突是我国司法改革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对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适用的两种观点

“因不动产提起的诉讼”，包括涉及不动产的所有权确认、买卖、租赁、抵押、典当、互易、赠与、征用拆迁、侵权损害等方面的诉讼。[2]我国民诉法学界仅对不动产纠纷作此笼统的解释，立法方面也未有相关的规定和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对不动产纠纷的性质和类型不加区分和加以区分两种方式来具体处理其管辖问题。

1、不加区分

对于不动产纠纷，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字面表述理解，凡是涉及不动产的纠纷均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不区分其性质、类型。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动产专属管辖，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的普遍做法。该观点的理由是：其一，《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对不动产纠纷的适用做出了明确规定，因而根据字面解释不动产纠纷就是涉及不动产的所有纠纷；其二，由不动产所在地管辖存在诸多便利，不仅方便管辖法院对不动产进行调查、勘验，及时查明案件，还有助于案件的顺利执行。

2、加以区分

对于《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理解不能仅从表面狭隘解释，应当加以区分不动产的性质和类型，以立法者确立专属管辖制度的意图为出发点，与不动产有实质联系的纠纷，如土地确认权、房屋质量等纠纷才适用专属管辖；而与不动产仅有表面牵连关系的纠纷，如房屋买卖、房屋租赁等纠纷不必要适用专属管辖。[3]

我们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不全然符合法律的基本价值以及专属管辖的立法意图，并且给予了法院对于不动产专属管辖纠纷更大的司法裁量权，不能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得到很好实现，具有明显的缺陷。且若所有涉及不动产的纠纷，都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那么对于专属管辖的另一项规定继承遗产纠纷，则存在法律适用的冲突。《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若按照第一种观点，当继承纠纷涉及不动产权属争议，并且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主要遗产所在地和不动产所在地不一致时，是适用不动产纠纷还是继承纠纷来确定专属管辖法院存在争议。

第二种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存在问题。何为与不动产有实质联系的纠纷？如何认定不动产牵连诉讼？且还可适用何种地域管辖？对于这些问题第二种观点并未明确解答，在实践中法官仍只能凭个人审判经验和先前判例判断。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指明了不动产纠纷适用中的实质问题，但对于不动产纠纷的性质和类型仍缺乏系统、深刻的认识，从而只道出了此类不动产纠纷的表现形式和部分具体纠纷，不符合学理的准确性和逻辑性。所以，必须明晰不动产纠纷的类型划分，要在一定程度上完善第二种观点的缺陷，以提供理论支撑。

二、不动产纠纷的内涵解读

解决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适用冲突问题，首先应该界定清楚不动产纠纷的内涵，根据不动产的性质划分其类型，分类探究适用专属管辖或者非专属管辖的合理性及区分两者的必要性，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

1、不动产纠纷的类型

明确不动产纠纷的类型，首先应知悉何为不动产。不动产，是指位置不能移动或者移动位置后会引起性质、形状改变或降低其价值的财产。[4]土地、附着于土地的建筑物及其他定着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施，都是不动产。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将权利分为物权与债权，相应的不动产上的权利分为不动产物权与不动产债权。随着我国《物权法》的颁行，物权与债权两分法由法律加以认可，我国的不动产权可划分为不动产物权和不动产债权。不动产物权主要包括不动产所有权、不动产用益物权、不动产担保物权，其中不动产所有权包括土地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林木所有权、矿藏所有权、水体所有权、不动产相邻权[5]（《物权法》将不动产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6]）；不动产用益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不动产担保物权主要为抵押权。不动产债权是建立在不动产物权基础上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实质是对物权的取得或者维护，主要包括不动产买卖、租赁、承揽、建设工程等债权合同、不动产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

何为不动产纠纷？对此我国立法并无明确规定，民诉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不动产纠纷就是涉及不动产的所有纠纷；“‘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包括涉及不动产的所有权确认、买卖、租赁、抵押、典当、互易、赠与、征用拆迁等方面的诉讼案件”；[7]“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主要是因不动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相邻权发生纠纷而引起的诉讼，以及相邻不动产之间因地界不清发生争议而引起的诉讼等”[8]“法律上规定的不动产纠纷应当是指涉及不动产所有权的纠纷，而不应当扩大解释为与不动产有任何联系的纠纷，比如关于不动产的租赁合同纠纷，对不动产的侵权纠纷等，都不应当属于专属管辖意义上的不动产纠纷”。

虽然立法和学界对于不动产纠纷均无明确界定，但是根据前述将不动产权划分为不动产物权和不动产债权，则相应可将不动产纠纷分为不动产物权纠纷和不动产债权纠纷。依据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可能涉及不动产物权纠纷的案由包括：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房屋）遗赠纠纷、不动产登记纠纷、（不动产）物权保护纠纷、（不动产）所有权纠纷、（不动产）相邻关系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地役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如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纠纷）以及占有保护纠纷等；涉及不动产债权纠纷的案由包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房屋）赠与合同纠纷、（房屋）借用合同纠纷、（房屋、土地等）租赁合同纠纷、（房屋）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房屋）典当纠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房地产咨询纠纷、房地产价格评估纠纷、（房屋）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等。从最高院对不动产纠纷案由的划分可以看出，法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对于不动产纠纷类型的划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初步划分了不动产纠纷的类型，更加说明对于不动产纠纷应当分类，对不动产纠纷的专属管辖问题再设计有所启示。

2、区分不动产纠纷性质适用专属管辖的必要性

不动产纠纷按性质分为不动产物权纠纷和不动产债权纠纷，两种不同性质的纠纷若都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则显得有失妥当。因此，应当区分不动产纠纷类型来判断适用专属管辖是否合理，这就需要对区分不动产纠纷性质适用专属管辖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1）不动产物权和不动产债权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应当适用不同的地域管辖制度。不动产物权是财产权的一种，是指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依法对不动产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不动产物权纠纷（广义上包括经界纠纷、分割纠纷、占有纠纷）往往牵涉到不动产物的本身，在具体案件中需要法院现场勘验实际不动产以查清事实。并且不动产在当下中国主要为土地和房屋，具有很大价值，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本，不动产物权纠纷关乎当事人自身利益的同时还牵涉社会安定秩序的维护。根据上述原因，不动产物权的性质决定了不动产物权纠纷需要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的专属管辖，排除当事人的协议管辖，既易于法院调查取证，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又利于纠纷的解决，保障当事人的权益。

与此不同的是，不动产债权多是基于不动产买卖、租赁、承揽、赠与等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合同债权纠纷发生，往往仅牵涉支付问题，并不需要法官进行现场勘验等查看不动产的行为，所以并不一定需要适用专属管辖。合同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表示订立的，对于合同之债的解决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若当事人有协议则按照协议管辖确定管辖法院，否则可按照合同纠纷的特殊地域管辖，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保障当事人的选择权。

（2）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立法意图决定了不动产物权纠纷适用专属管辖，而不动产债权纠纷则不必要。专属管辖是相对于任意管辖而言的，往往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目的而规定，例如土地的所在以及证据调查的便宜、案件执行的便利等，是为了对那些事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纠纷给予更强的国家干预，以排除当事人的协议管辖和人为干扰导致可能的不确定、不公正的司法裁判结果，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9]

我国民事诉讼法设立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制度条款，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不动产自身的物理情状和法律属性的综合考虑。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物可因以下两个原因而成为不动产：一是因其自然属性而成为不动产，即该物天然地属于不可移动的财产，土地便是唯一具备这一特征的；二是因其附着于土地而不可动，这是因为土地属于绝对不可动的财产，附着于土地或固定于土地上的许多物就成为不动产。这类不动产大致可分为三类：生长的庄稼、植物和树木，人类添置或建筑在土地上的建筑物（如房屋、桥梁、道路等其他设施），因安装或装饰于房屋成为房屋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物。[10]由此理解不动产的概念，不动产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会降低甚至丧失其价值，而不动产所在地这时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与不动产空间方位和属性相联结的关键点。对于不动产纠纷进行管辖，则以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为最优。

不动产物权纠纷与不动产自身的物理情状紧密相联，基于不动产“不动”以及其财产性的本质属性，对于不动产物权纠纷适用专属管辖，更符合专属管辖的立法意图，保障当事人利益，维护国家、社会的稳定性，方便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对不动产权属状况进行调查和对不动产的物理性质实地勘验，也便于对不动产实施保全和执行。而不动产债权纠纷则与不动产本身属性无太大关联，多是基于双方意思自治的合同纠纷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需要保护私人利益，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与专属管辖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强制干预的立法意图相对立，则不必要适用专属管辖。

（3）不动产登记制度决定了不动产物权适用专属管辖更便利。不动产需登记才具有公示效力，登记是对不动产权属的确认，使得其具有公信力，对善意第三人具有对抗力。不动产登记的物权效力就是指通过不动产登记赋予不动产物权以法律效力，也就是说，经过登记的不动产物权受到国家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可以对抗权利人以外的任何主体的侵犯。[11]由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不动产物权纠纷往往需要不动产登记部门协助，而不动产登记部门多为不动产所在地的房屋管理部门，因此不动产物权案件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极有必要。不动产债权案件则不同，虽然其在执行上有可能需要不动产所在地房屋管理部门协助，但这种协助并非绝对，比如需要对债务方的财产进行保全和执行，则不必须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诉讼，或许在其他地方诉讼更符合原告和被告的利益。

（4）不动产债权纠纷与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的管辖竞合决定了不动产债权纠纷不宜适用专属管辖。债权纠纷包括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而不动产债权纠纷多为牵涉不动产的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存在权利的交错和法律适用的竞合关系。《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上述关于债权纠纷的特殊地域管辖和协议管辖规定，当案件牵涉到不动产纷争时，对于纠纷管辖制度适用的选择则存在明显的竞合。若关于不动产债权纠纷的案件也适用专属管辖，则会导致当事人面临多家法院可的选择困境，容易引起管辖权异议，法院也存在受理的争议，同时不符合设立合同纠纷管辖、侵权纠纷管辖和协议管辖的立法意图，所以不宜适用专属管辖，而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特殊地域管辖或者协议管辖。

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借鉴

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外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界定，首先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国法学界通常认为专属管辖仅指专属地域管辖，即为民诉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三类专属管辖，但国外大多数国家对于专属管辖的范围不局限于地域管辖的下设，认为专属管辖可以分为职能管辖（职权管辖）、专属事务管辖和专属地域管辖三类。二是我国民诉学界大多认为专属管辖与协议管辖是一组相对的概念，而外国民诉学界多认为专属管辖是相对于任意管辖的概念。任意管辖是指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变更法院的制度，凡是专属管辖之外的案件均为任意管辖。[12]我们认为我国将专属管辖的相对面认定是协议管辖是不妥当的，两者之和并不相当于所有管辖的全域，缺乏逻辑严密性。所以，在此运用专属管辖和任意管辖相对的概念，凡是法律无规定适用专属管辖皆以任意管辖来确定其管辖归属。

英美法系通常认为专属管辖是一种排他性管辖，其“专属性”仅是相对于不同的法院系统即联邦法院和州法院而言的，此种专属管辖实为不同法院系统之事物管辖而已，类似于我国的级别管辖。[13]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专属地域管辖制度与我国专属管辖制度较为契合，故以下拟分别对德国、法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立法进行分析探究，学习其中的合理之处，为我国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制度的完善提供立法借鉴。

1、德国

德国区分不动产物权和不动产债权，对不动产物权纠纷规定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而对于不动产债权纠纷则属于任意地域管辖，但是房屋租赁纠纷存在例外情况，由房屋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其一，不动产物权纠纷的专属管辖（物的审判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不动产的专属审判籍第24条规定：一是主张所有权或主张物权的负担或主张物权之解除诉讼、经界诉讼、分割的诉讼；占有之诉，以关于不动产的为限，专属于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二是关于地役权，物上负担或先买权的诉讼，以供役地或承受负担的土地所在地定其管辖。[14]这里也包括物权性质的土地权存在与不存在的确认之诉、返还不动产之诉、要求停止所有权妨碍之诉、通过将原告登记为真实的所有权人或者为了注销不存在的负担而提起的土地登记薄更正之诉（《德国民法典》第894条），还包括根据民法典第883条第2款、第888条要求第三继受人同意登记预告登记内容的诉讼。[15]

其二，不动产牵连事件的管辖选择。德国民事诉讼法对与不动产物权具有关联性诉讼事件中的诉讼赋予当事人选择的权利，即当事人可以选择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或者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该法第25条规定：“在关于抵押权、土地债务或定期土地债务的诉讼中，附带提起债务诉讼时，在关于抵押权、土地债务或定期土地债务的注销登记或权利消灭诉讼中附带提起对人义务免除的诉讼时，在关于确认物上负担的诉讼中，附带提起请求延迟给付的诉讼时，都可以向不动产审判籍的法院提起，但以附带的诉讼是对同一被告提起为限。”其中关于因不动产上对所有人或者占有人本身的人身的诉讼，该法第26条规定：“对于不动产的所有者或占有者，本于其所有的或占有者的资格，而提起对人的诉讼时，因侵害土地而提讼时，以及因征收土地而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时，都可以向不动产审判籍的法院提起。”[16]

其三，房屋使用租赁或用益租赁案件的专属管辖（租赁案件中的审判籍）。《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9a条第一款规定：“对因房屋租赁和用益借贷关系产生的争议最终由房屋所在地的法院专属地域管辖。”[17]德国法对于房屋租赁权属于专属管辖的特殊规定，其理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债权物权化的必要。现代民法学中，不动产租赁权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债权，而逐渐演化成物权化的债权，“买卖不破租赁”制度明显体现出债权的物权化趋势。民法学界对不动产租赁权物权化的认可，使得程序法上的民事诉讼法也将不动产租赁权划归到不动产物权纠纷的专属管辖领域。二是法院取证、执行的必要。对于房屋租赁纠纷常常牵涉到法院需要对房屋进行实地的勘察、取证，而对于牵涉修缮、腾退的纠纷法院亦多涉及强制执行措施的实施，因此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更方便，节省司法资源。

2、法国

法国规定不动产物权纠纷属于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为专属管辖；不动产债权纠纷属于任意地域管辖。

法国诉讼法的诉权理论将诉权分为物权性诉权、债权性诉权与混合诉权（也可分为动产诉权与不动产诉权以及本权诉权与占有诉权）。[18]物权性诉权是由物权这种权利的性质决定的，债权性诉权一般只是以债务发生的原因和债务的对象来认识，混合诉权指的是原告就同一法律关系同时主张两种不同性质的诉权――物权性诉权和债权性诉权，但在诉讼中该诉讼主体并不是分别行使两种诉权，而是单一的诉权。在混合诉权的情况下，当事人就具有向不同诉权相对应的不同管辖法院的选择权。例如，原告既可以以主张债权为由向被告住所地法院，也可以以主张物权为由向不动产所在地法院。[19]《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44条规定：“不动产物权诉讼案件，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唯一有管辖权。”该法第46条规定：“除被告居住地法院之外，原告还可以自行选择以下法院提讼：合同诉讼案件，物之实际交付地法院，或者服务性给付履行地法院；侵权诉讼案件，损害行为地法院，或者（1981年5月12日第81―500号法令）损害发生地在其辖区内的法院；混合诉讼案件，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婚姻负担、抚养费或扶养费诉讼案件，债权人居住地法院。”[20]

法国对于不动产物权纠纷专属管辖，主要是出于方便法院对不动产调查取证和保全执行的考虑，并且不动产所在地通常也是不动产登记地，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不动产物权纠纷，便于法院到登记部门调取相关记录。

3、日本

日本历史上将不动产权区分为不动产物权和不动产债权，不动产物权纠纷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的专属管辖，不动产债权纠纷适用任意管辖；而经过1996年的全面修改民事诉讼法，对不动产纠纷不再进行区分，对所有不动产纠纷均规定适用任意管辖。

旧法对不动产之裁判籍明确规定：“不动产之裁判籍（关于不动产之所有权、占有权、地役、分割、经界之诉裁判籍），所谓专属裁判籍，非与普通裁判籍并立之特别裁判籍也，以物件所在地为裁判籍者。”“（日本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附带于基于为债权担保从物权之不动产上之诉，而为对于同一被告之债权之诉之裁判籍，若仅附带之诉，则可提起于专属裁判籍，若非附带之诉，而为独立之诉，则于普通裁判籍。”[21]

日本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规定：“关于不动产的诉讼，可以向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提起。”修法后并未确定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的专属管辖权，给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日本作出此项修法决定，概因日本国内法制统一，所以当事人无论在哪里诉讼法院审理适用的法律和理念皆相同，结果也是一样的；且日本地域狭小，也便于法院对于不动产的勘察和当事人诉讼。

4、我国台湾地区

台湾历史上并不区分不动产物权与债权，所有不动产纠纷均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但经过立法修改，将不动产物权与债权进行区分，不动产物权纠纷适用专属管辖，不动产债权纠纷适用任意管辖。台湾学者黄栋培在其专著中称：“我旧民诉条例（二五）、民事诉讼律（二），均采专属管辖主义，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日施行之民事诉讼法（一）关于因不动产物权或其分割或经界涉讼者，定为专属审判籍，其他因不动产涉讼者，为任意审判籍，现行法亦同。”[22]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10条第1项规定：“因不动产之物权或其分割或经界涉讼者，专属不动产所在地之法院管辖。其它因不动产涉讼者，得由不动产所在地之法院管辖。”对于此条的理解，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不动产既包括土地及其定着物，亦包括准不动产物权；占有仅为事实关系，而非权利，故不属于不动产物权；对于因不动产之物权派生的物上请求权有关诉讼，通说属于不动产物权诉讼。二是因不动产的分割诉讼，系指共有物分割之诉。三是因不动产经界诉讼，系指不动产界线或设置界标的诉讼。此类诉讼在诉的性质上属形成之诉，故原告在提起此诉时，只需声明请求定其界线之所在即可。如原告在提讼时请求为确定至一定界线上的土地为其所有，则为确认不动产所有权之诉。[23]

台湾民诉法对于因不动产上债权之诉所致的不动产纠纷，例如借贷、租赁或者买卖不动产，提起返还或交付不动产之诉，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之诉，不动产受损害而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等，均采任意管辖，可由被告普通审判籍法院管辖或者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但因担保债权的不动产物权涉讼的，台湾民诉法第11条规定可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合并管辖。该条款适用需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必须为同一被告，二是必须因债券和担保该债权的不动产同时涉讼。[24]

上述四个国家和地区关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立法规定，均有所长有所短，其中日本对于所有不动产纠纷均规定适用任意管辖，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相对很小；而德国的分类和立法明晰，规定详尽，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德国将不动产纠纷划分为不动产物权纠纷和不动产牵连纠纷是有瑕疵的，应当将不动产牵连纠纷具体到不动产债权纠纷；而且德国对于房屋使用租赁或用益租赁案件由房屋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的规定也有待于讨论是否合理，虽然德国此做法的理由很充分，但仍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存在其说法的论证。法国对于混合诉权的定义较为新颖，但亦容易混淆，当事人对于混合诉权纠纷有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但若选择不当会造成不必要的管辖争议，具有一定缺陷。日本修法前的规定值得借鉴，修法后取消对不动产纠纷的性质划分，有其深深的地理和历史等原因，而我国地域广阔，不适合此种做法。我国台湾给大陆提供了很好的立法借鉴，即关于不动产物权纠纷的诉讼（包括所有权之诉、经界之诉、分割之诉）适用专属管辖，不动产债权纠纷适用任意管辖；但其认为占有非权利不属于不动产物权有待商榷，并且我们不认同其将侵权之债归属于任意管辖。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总体上都倾向于将不动产纠纷划分为不动产物权纠纷和不动产债权纠纷，其中不动产物权纠纷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不动产债权纠纷适用任意管辖，这对我国的立法改革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我国只有完善关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相关立法规定，才能适应国际民商事交流的平台，也有益于解决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冲突问题，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四、完善我国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制度的建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对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规定过于概括，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存在较大的理解偏差，其引起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未对不动产纠纷进行明确的划分，导致法律适用不明，当事人发生不动产纠纷时不知应在何地，法院也不知案件是否在管辖范围内。这将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司法资源的浪费、当事人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甚至出现法院之间相互推诿、内部的不良现象，极大地影响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违背了立法初衷。

在前述中已经阐明了我国区分不动产纠纷性质适用专属管辖的必要性，对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制度的完善势在必行，这不仅有助于厘清实务中的种种管辖问题，方便当事人和法院受理，而且关系到国际民商事案件的冲突解决。域外法（主要为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与我国大陆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立法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法律规定过于笼统，这很可能会导致在涉外案件中产生法律适用和管辖冲突，甚至影响到判决的执行和承认。尤其是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此方面立法差异很大，将不利于跨台民商事的交往以及纠纷解决。

如何重新构筑我国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制度？本文就此从两个角度提出完善建议，以期能提供路径和方向。

1、把握三个原则

（1）保障当事人选择权原则。对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制度的完善，首先应遵循充分保障当事人选择权的原则。专属管辖的排他性排除了当事人的选择权，对于不动产纠纷管辖法院完全由法律规定，当事人无权选择，采职权主义而非当事人主义。若所有不动产纠纷案件均适用专属管辖，尤其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合同纠纷由法律强制规定管辖法院，则未充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与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价值相抵触，不利于纠纷解决，实则也未能实现专属管辖维护国家、社会利益的立法意图。

（2）方便诉讼原则。无论是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诉讼的管辖法院，还是当事人自行选择法院，往往都是出于方便诉讼、保障双方利益和节约司法资源等目的。由此可见，方便诉讼对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价值。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关于不动产权属纠纷的诉讼，主要为不动产所有权、经界、分割、占有、侵权之诉，法院往往需要到现场进行勘验以查明事实、搜集相关证据。对于此类不动产纠纷，适用专属管辖则便于法院司法，方便纠纷的解决。另一方面是关于不动产债权纠纷的诉讼，主要为租赁、买卖、承揽、赠与等合同纠纷，其并不牵涉不动产本身，只是之于不动产上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这类诉讼往往不需要法院实地勘验，所以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或协议管辖更符合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有自由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

（3）平衡诉讼资源原则。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涉及不动产的纠纷越来越多，尤其体现在商品房的买卖、租赁上。若将所有涉及不动产的纠纷均适用专属管辖，则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案件的集中，使得不动产集中的所在地法院案件量过大，不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应当就不动产纠纷的性质加以区分权属纠纷和合同纠纷，对于合同纠纷当事人可选择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所在法院管辖，也可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协议管辖，这样便可以合理调节各地案件量，平衡诉讼资源。

2、区分不动产纠纷性质适用专属管辖的立法建议

仅从原则上提出建议，并不能在实践中起到直接的引导作用，若要根本解决不动产纠纷的适用问题，还应从立法方面进行修改，直接指导司法实践。

首先应当区分不动产纠纷的性质，将不动产纠纷划分为不动产物权纠纷和不动产债权纠纷。对此的区分在前述中已做过详细阐述，这里还应当借鉴国外的立法，对我国关于不动产物权纠纷和不动产债权纠纷的界定做以完善。不动产物权纠纷主要涉及不动产所有权（包括所有权的确认）或主张物权的负担或主张物权之解除诉讼、经界诉讼、分割诉讼、占有诉讼；不动产债权纠纷主要涉及借贷、租赁、买卖、赠与、承揽等不动产合同纠纷，提起返还或交付不动产之诉，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之诉，不动产受损害而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等。

其次，区分对待不动产物权纠纷和不动产债权纠纷的管辖适用制度。对于不动产物权纠纷，应当适用专属管辖，符合方便诉讼原则和专属管辖的立法意图；对于不动产债权纠纷，一般适用任意管辖（特别地域管辖、协议管辖），但若牵涉到不动产本身的属性，并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更符合方便诉讼原则和当事人的意愿（即可由当事人选择发生不动产债权纠纷时向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则可适用专属管辖。若当事人第一次时不清楚有管辖权的法院，并且法院已经受理该案，则不再考虑其不动产纠纷的性质，以第一次的法院为准办理该案，当事人不得以按照不动产纠纷的性质不应归属该法院管辖为理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即类似于“一事不再理”原则。

最后，建议立法机关可以先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应的规定，以补充说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制度的适用问题，因为立法过程较长，而此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然后再逐渐提出完善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制度的立法提案，最终获得法律的明确认可和界定。

对于上述划分和管辖适用，有三类特殊案件需要补充说明：

（1）不动产侵权之诉的管辖适用问题。侵权之债属于债权的一种，上述均将不动产侵权之诉归结到不动产债权纠纷之中，但实际上不动产侵权之诉并不应适用任意管辖，而应当同不动产物权纠纷一样适用专属管辖制度，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进行管辖。提出此观点的理由有二：

其一，对于不动产的侵权行为往往是直接对不动产造成损害，权利人通过请求返还原物、消除危险、排除妨害、恢复原状、修理更换、赔偿损失来保护自身不动产物权。《物权法》对应的四种物上请求权（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和恢复原状请求）是基于物权产生的请求权，属于物权性质的请求权；而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债权性质的请求权。[25]虽然侵权行为发生后在权利主体和侵权人之间产生确定或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其作为物权保护的手段，不单是债权请求权的实施，这种债仍以恢复权利主体原先的不动产状况为目的，与物权不可分离，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此类案件则更显优势，便于对不动产勘验、保全和执行。

其二，《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由实践中的真实案件可以得知，侵权行为地往往与不动产所在地为同一地点，将不动产侵权之诉归结于专属管辖更加直接、明了。且若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既不利于被侵权的当事人，浪费当事人的诉讼精力和财力；也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不利于法院对于不动产的勘验和保全执行。

（2）不动产租赁纠纷的管辖适用问题。传统民法理论认为，租赁属于债权。[26]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房屋使用租赁或用益租赁案件属于专属管辖，主要是基于债权物权化和法院取证、执行的必要。有日本学者就认为租赁权就是物权，“承租人取得对其使用收益之权利。使用收益权即系该租赁标的物上的一种支配权，故租赁权性质上为物权”。[27]法国区分出长期租赁契约和一般租赁契约，而对于长期租赁合同中的承担人权利的重要性及其期限（18至99年）法律不能不对之明文赋予物权的特征，以使之置于地产公告制度的调整范围及可以设定抵押。[28]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关于房屋租赁纠纷如何确定管辖的请示》做出了《关于房屋租赁纠纷如何确定管辖问题的批复》指出：“凡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房屋修缮、租金、腾退等纠纷，一般应由房屋所在地法院管辖，个别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更符合‘两便’原则的，也可由被告户籍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辖。”与此冲突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关于张新康与湖南省湘潭天宫实业有限公司、湖南省湘潭天宫实业有限公司北海公司商品房购销合同纠纷管辖问题的复函》中明确规定了在合同之债中涉及不动产者，适用不动产所在地专属管辖的规定。[29]

对于不动产租赁的管辖问题，最高院前后态度不一，由相对的专属管辖变为绝对的专属管辖，由此可看出实务中对此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我们认为，虽然在现代法律中租赁权物权化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买卖不破租赁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但是租赁权本身仍是债权，出租人对租赁人享有债权的请求权，租赁人对不动产并不具有支配权，且并不是所有不动产租赁都有物权化。关于不动产租赁之诉，往往是针对租赁合同的纠纷，并不涉及不动产本身，所以不必要适用专属管辖。基于合同订立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考虑，对于租赁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由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而不必要规定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合理的立法建议应当是采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或者当事人协议管辖，若当事人认为案件涉及到不动产物权（包括侵权之诉），如需对房屋修缮、腾退，则可请求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以方便诉讼为准则。

（3）与继承遗产纠纷专属管辖冲突的解决途径。继承遗产纠纷专属管辖是我国民诉法规定的三类专属管辖制度之一，《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当继承纠纷涉及不动产的遗产继承，并且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主要遗产所在地和不动产所在地不一致时，是适用不动产纠纷还是继承纠纷来确定专属管辖法院存在争议。

对于继承遗产纠纷，各国法院都规定为特殊地域管辖，即任意地域管辖，且德国、日本、台湾均采继承开始时或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院管辖，而未规定为专属地域管辖。[30]继承遗产案件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使得域外法与我国民诉均需对其做特殊的规定，此类案件涉及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赡养、扶养及抚养情况、被继承人财产的状况，因此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院管辖为宜。对于继承遗产中涉及不动产的案件，因为仅涉及到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一般不需要法院对不动产实地勘验，所以为了维护继承遗产纠纷专属管辖的立法初衷，对于此类案件，应优先适用继承遗产纠纷专属管辖较为合理。若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与继承不动产所在地一致，则当事人可直接向不动产所在地法院。

【注释】

[1] 田平安主编.民事诉讼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5.146.

[2] 宋朝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153.

[3][9] 陈丹.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规则适用冲突及解决[J].人民司法，2012（11）70.71.

[4][6][11] 金俭等主编.中国不动产物权法：原理・规则・适用[M].法律出版社，2008.3.10.45.

[5] 江平主编.物权法教程（第二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7]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61.

[8] 肖建华主编.民事诉讼法学[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126.

[10] 高富平著.物权法专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9.

[12][30] 郭颖华.民事审判专属管辖制度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3][29] 黄川.民事诉讼管辖研究―制度、案例与问题.转引自秦伟，李娜.论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学习论坛，2010.11.

[14][16] （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31.31.

[15] （德）罗森贝克等著.李大雪译.德国民事诉讼法（上）[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20.

[17] （德）奥特马・尧厄尼希著.周翠译.民事诉讼法（第27版）[M].法律出版社，2003.12.

[18][19] 张卫平，陈刚编著.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62-67.63.

[20] 罗结珍译.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上册）[M].法律出版社，2008.99-100.

[21] （日）高木丰三著.陈与年译.日本民事诉讼法论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52-53.

[22] 黄栋培著.民事诉讼法释论[M].五南出版公司，1982.36.

[23][24] 赵旭东，董少谋著.港澳台民事诉讼法论要[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249.246.

[25] 高富平著.物权法[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42.349.

[26] 针对不动产租赁的性质，学界主要有债权说、形成权说、债权物权化说以及物权说。参见李登喜.不动产租赁权的法律性质与物权定位探析.邱聪智.新定债法各论（上）.转引自高富平著.物权法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7.

[27] （日）冈村玄治著.改定债权法要论（各论）.99.

[28] 尹田著.法国物权法.转引自同上同页.

【参考文献】

[1]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孙邦清著.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3] 秦伟，李娜.论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J].学习论坛，2010.11.

[4] 王蕊.论不动产专属管辖制度[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5）.

[5] 曾建平.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探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2）.

[6] 刘昱.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制度的完善[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10（20）.

[7] 胡蓓.如何理解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对一起房屋买卖纠纷案的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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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詹明，刘承涛.不动产合同纠纷诉讼协议管辖初探――兼对第24条的理解[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7.17（4）.

[10] 李浩.民事诉讼专属管辖制度研究[J].法商研究，2009.2.

[11] 王次宝.我国民事专属管辖制度之反思与重构―以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一般规定为参照[J].现代法学，2011.33（5）.

【作者简介】

债务纠纷合同篇3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主体之间经济的交往日益复杂,民间借贷形式及形成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借贷双方产生的纠纷也日益增加。民间借贷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民间投资手段,它的出现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研究其类别及法律关系,对于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有利作用,更好地调解、仲裁和审理裁判民间借贷纠纷,进一步弥补民间资本对农村经济的不足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法律对于民间借贷纠纷的相关立法还不够健全,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过于宽泛与分散;二、操作性不强、判断标准过于模糊;三、诸于对民间借贷等专门法律的缺失,不能满足现在民间借贷的需要。如何真正发挥民间借贷资本的作用,减少民间借贷纠纷的发生,笔者从民间借贷的概念、民间借贷合同主体的认定及举证责任的分配作以简要的阐述。

一、对“民间借贷”的界定

现在关于民间借贷的概念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与非金融机构之间、其他非组织与公民之间相互借贷货币、实物与其他财产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公民之间不经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构批准或许可,则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在这种行为之间贷款人将自己的所有货币借贷给借款人,借款人按约定期限界满时返还本金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还有的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指游离于经官方批准的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之外的农户之间、个私企业、乡镇企业等中小企业之间,农户与中小企业之间发生的以偿还为前提的借贷行为,以此为前提的借贷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借贷关系。”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若干意见》)第1条规定,民间借贷是指一方为公民的借贷纠纷,双方均为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借款纠纷,不属于《借贷若干意见》所规定的借贷纠纷范畴,而且,根据《借贷若干意见》第2条、第12条的规定,借贷纠纷的范畴不限于以人民币为标的借贷,还包括以外币、台币和国库券等有价证券为标的的借贷纠纷。最高法院《法释〔1999〕3号批复》所再次明确民间借贷纠纷性质。

从上面学者关于民间借贷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来,以上学者对于民间借贷的定义都有合理的地方,但各自也存在争议,这些学者对于民间借贷的定义中对于民间借贷的主体的认识存在不同认 .通过对民间借贷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民间借贷合同的内涵。民间借贷合同是指由贷款人与借款人签订由贷款人将一定数量的货币提供给借款人,借款人定期或不定期返还相同数额货币的合同。以下笔者将对于民间借贷的主体进行分析。

二、关于民事借贷合同的主体的认定

(一)夫妻分居期间一方举债的债务主体如何认定

从《婚姻法》和司法解释的现有规定来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的,均应认定为共同债务。但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利益,立法设定了两个例外:第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第二,债权人明知夫妻约定分别财产制的。

据此,有观点认为,只有符合这两种例外情形才可以认定为个人债务,否则,仍应作为共同债务处理。对于分居期间一方举债的,必须是对方明知,如果仅能证明分居状态,但债权人不知晓的,也不能因分居而认定为个人债务。对夫妻共同债务或者一方个人债务的认定,须以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为标准。还有观点认为,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共同债务以“共同生活”为目的,但事实上这一规定并不能直接判定债的对外效力。因此,在欠缺分居公告或者登记制度的前提下,不能以分居为认定个人债务的标准,应以债权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标准判断债务的对外效力。另有不同观点认为,分居期间一方举债的,鉴于双方之间的日常家事权已中止,举债合意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故应作为例外情形予以考虑,宜认定为个人债务。另有观点认为,长期分居可以作为判断有无举债合意的重要参考。我们认为,为防止借贷双方恶意串通,在审理中注重对未举债方的利益保护。倡导在协议中明确举债的性质、偿还债务的主体以及偿债的责任范围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

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但下列情形除外:(1)出借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2)夫妻另一方事后对债务予以追认的。

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出借人可以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的规定,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援引表见规则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出借人,应对表见的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

表见的证明责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3条的规定。

(二)借款人与实际收款人不一致时债务主体如何认定

有观点认为,原告起诉时应有明确的被告,借款人与实际收款人不一致时,应以借条为凭证,确定借款人为被告。也有不同观点认为,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在确定借款人为被告的情形下,可以将实际收款人追加为当事人,只有实际收款人能证明借款人委托的事由,才能查清借款事实,方可免除还款责任。

(三)持有借据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推定为债权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如果被告对原告的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债权凭证的持有人并非债权人或者债权受让人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

(四)借据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为债务人,具有被告主体资格

原告在起诉时应有明确的被告,被告不明确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有行为人虚构借款人或者以已注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义借贷等被告不适格情形的,法院应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拒不变更或者无法变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如查明被告属被借名、冒名且无过错的,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五)出借人两人以上的共同债权主体如何认定

出借人两人以上的共同债权主体,仅一个或者部分出借人对借款人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出借人为共同原告,但明确表示放弃向借款人主张权利的其他出借人除外。放弃债权的其他出借人对借款人另行提起诉讼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六)在连带责任保证中债务主体如何认定

在连带责任保证中,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或者仅起诉保证人的,法院不主动追加保证人或者借款人为共同被告。被诉保证人主张借款人参加诉讼的,经法院释明后,出借人仍不申请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的,法院可仅就保证之诉审理。

(七)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债务主体的认定

1.以夫妻一方名义向他人借贷,诉讼时夫妻关系仍然存续,债权人未将配偶列为共同被告的,法院不宜主动通知借款人的配偶参加诉讼,但配偶申请参加诉讼或者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的除外。

2.借贷行为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诉讼时出借人或者借款人一方已经离婚的,原告或者被告可以申请追加其原配偶为共同被告。

(八)私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据为公司借款应如何认定借款关系

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对民间借贷关系的认定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做法是严格按照借据的主体和内容认定借款法律关系,其他因素不影响对借据所确认的借款法律关系的认定;另一种做法则是对证据和其他证据全面加以审查,综合认定借款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借款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借款是否归还。然后,依法对案件作出处理。此类民间借贷,实为私人企业之间拆借资金的纠纷,案由应定为企业借款合同纠纷。认定私人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属于公司借款还是个人借款,应根据借据内容、借款用途和实际由谁支付借款来确定。借款用于单位的,由单位偿还;借款用于个人的,由个人偿还。债的主体是指向特定人的。本案中,公司人格与个人人格是混同的。虽然借据中载明的当事人为自然人,但双方均为其所在私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知道实际出借方为甲公司、借款方为乙公司以及借款的用途,应认定双方的行为属于公司之间的借贷行为。

三、民间借贷事实认定及举证分配

(一)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

当事人之间对因买卖、承揽、股权转让等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债务,经结算后,债务人以书面借据形式对债务予以确认,债权人据此提起诉讼,而债务人或担保人对基础法律关系的效力和履行事实提出抗辩并有证据证明纠纷确因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原则上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但借据仍可以作为基础合同履行的重要证据。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方式,由贷方把现金转移给借方,借方给贷方出借据为凭。对于这种借贷方式,在借贷之间形成了一种单向的借贷关系,即贷方给借方现金,借方给贷方提供借据,一旦双方的法律行为完成并认可,借贷之间就形成了单向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即贷方享有并到时收回借据金额的权利而不负有义务,借方负有承担并到时归还借据金额(本息)的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这种借贷方式,我国合同法把它规范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这种合同的性质是单务合同和实践性合同。这种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比较简单明了,处理起来也比较容易。

债务纠纷合同篇4

【关键词】民间纠纷；民间调解；民事争议；和谐社会

我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和为贵”、“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的良好社会和谐风尚。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讲和谐的价值取向及思维定势，使人们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甚至条件反射地寻求调和，这就为调解的运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如何适应改革发展大局的需要，进一步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出新的贡献，有待于我们深入思考。现从民间纠纷的新特点阐释人民调解的现状，以期专家和学者斧正。

一、民间纠纷类型

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从纠纷的性质上民间纠纷有以下类型：

（一）婚姻家庭纠纷

婚姻家庭纠纷，是指因婚姻家庭中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所引起的各类纠纷。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活动天地不断拓宽，价值取向也日趋多元化，由此而引发的男女恋人之间和夫妻之间的感情纠纷日渐增多。主要包括：夫妻不和、离婚纠纷，父母子女纠纷，婆媳、妯娌、兄弟姐妹纠纷以及夫妻之间因分家析产、赡养、抚（扶）养以及家务、家庭暴力等引起的纠纷。

（二）生产经营性纠纷

生产经营性纠纷，是指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以生产为目的所发生的纠纷。主要是生产过程中因宅基地、园林权属、水系利用、排灌抗灾、生产操作而引起的纠纷。包括：种植、养殖、买卖等生产经营方面引起的纠纷，因地界、水利、山林果树、草场、滩涂、农机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使用方面引起的纠纷。

（三）经济纠纷

经济纠纷，是指在经营和消费活动中因合同、债务、经济往来、利益分配等产生的纠纷，包括：所有权纠纷、使用权纠纷、债权债务纠纷。所有权纠纷指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使用、处分权的争议。使用权纠纷指对物的使用权的争议，如租赁、宅基地纠纷等。债权债务纠纷债权人与债务人因债的履行所发生的纠纷。

（四）侵权性纠纷

侵权性纠纷，是指纠纷主体一方或数方不法侵害他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引起的纠纷，但必须是未构成犯罪的轻微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如情节轻微的损害他人财物，轻微伤害，损害名誉等行为以及由此给侵害一方造成直接或间接财产损失所引起的纠纷。

（五）纳入人民调解的新型纠纷类型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不断进步，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民间矛盾纠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内容，民间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人民调解工作在领域创新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北京调解工作的实践看，人民调解工作在领域创新包括：

（1）人民调解进派出所。2004年，北京城八区开展了人民调解进派出所活动，到目前，所以派出所都设立调解组织，加强了人民调解的联合接待。

（2）物业纠纷调解。2007年，北京把物业纠纷纳入人民调解的范畴，当年多数物业纠纷通过调解得到有效解决。

（3）劳动争议调解全面展开。2009年6月，北京市全面推进首都和谐社会建设，进一步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和北京市司法局决定：建立三方劳动争议调解的联动机制，全面贯彻“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方针，创新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将劳动争议处理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努力将劳动争议化解在源头和基层，建立和完善长效的劳动争议的预防、预警制度。

（4）医患纠纷的调解。近年来，“医闹”事件频频发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患关系的紧张，对社会的冲击很大。中立的医患纠纷调解中心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医疗执业经验，但却不属于任何一家医疗机构，同时设有严格的回避制或者异地“盲审制”。第三方调解中心实行免费服务，由专业人员直接面向患者和医院双方，根据条例分清责任，最终促成调解成功。

（5）道路交通事故的调解。随着物流、车流和道路里程快速递增，交通事故也与日俱增。在交通事故赔偿引发的纠纷和矛盾日益突出的同时，由于基层事故处理民警警力严重不足、交警部门只能在当事人双方都提出调解申请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调解，而且只调解一次等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种种缺陷。人民调解员可反复多次调解、当事人不用上法庭即可调解解决纠纷。

此外，在农村邻里纠纷也是民间纠纷的一种重要形式。邻里间互不谅解，互不支持，以邻为壑，搬弄是非，或因宅界、小孩打架闹事处理不当等矛盾激化而引起的民事纠纷。

二、人民调解新方法

一直以来，人民调解员依靠社会道德的公约、民间智慧以及情感，调和中国社会的家长里短，起到了“息讼”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素有由年高有威信的耆老和乡官里正调解民间纠纷的习俗。从长远的法制社会要求来看，人民调解员制度如何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给处于基层第一线的人民调解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调解还依据善良风俗和社会道德。调解不仅依法调解，也应依情调解、依理调解，因此，人民调解员不仅要有丰富和扎实的法律知识，也应该熟悉传统的社会道德和当地公序良俗，要把法律和道德有机结合，充分运用到化解矛盾的调解中去，把调解纠纷和法律宣传、道德宣化充分结合，起到“调解一起、教育一片”的目的。

债务纠纷合同篇5

关键词:清代讼师秘本民事诉状 “黄岩诉讼档案”

一

2000年7月,因台风摧毁了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的一些老旧房屋,意外发现了一批清代后期的诉讼档案,包括诉状的状式、副状、证据和审理的记录等司法文书约110余件。这批珍贵档案经第一历史档案馆修复后得到78份诉状,在法史文献专家田涛教授主持整理下,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1]“黄岩诉讼档案”时间跨度为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十五年(1874~1889年)。涉及的案情在今天看来绝大多数属民事案件,但清代并没有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的严格分别,起诉一方总要夸大其词,以要求追究对方刑事责任的口气“具呈”。具体案由则不过是户婚、田宅、钱债之事为主,或由此而引起的打架斗殴、骂詈污辱及盗窃等轻微刑事案件。这些档案保存比较完整,并附带民事审判的程序等内容,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古代民事法史研究。有学者称,这是继巴县档案、宝坻档案、台湾淡新档案后第四次清代州县诉讼档案的重大发现。

清代黄岩县大部分当事人没有受过基本教育,其诉状当由代书、讼师或某些粗通文墨的亲友撰就。夫马进认为,自从明末出现讼师秘本《萧曹遗笔》以后300多年间,成为决定着社会最基层用于诉讼模式的书籍。清代流行的讼师秘本使得即使没有讼师这样的专业人员,当事人也可以写出讼师书写的一样的文书。而且讼师之类所谓的“隐秘”世界的语言及其技术也渗入到日用百科全书以及审判一方所使用的实用性书籍等所谓“公开”的世界里。[2]这说明诸如《萧曹遗笔》之类的讼师秘本对清代诉状的风格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讼师秘本成为指导代书、讼师或粗通文墨者撰写诉状最重要的“教材”。数十年来,有关清代州县的自理词讼问题引起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但是,既有研究主要限于探讨衙门的司法审判过程与诉讼制度,[3]以清代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为中心的研究不多。此外,尽管偶有学者认识到讼师秘本对清代诉状撰写(包括诉讼与司法活动在内)具有广泛影响,但是,在笔者有限阅读范围之内,尚未见到有关论及讼师秘本对清代(民事)诉状风格影响的实证性研究。[4]

为此,本文以新近公布的“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结合对黄岩诉状主要风格的分析,探讨清代讼师秘本有关撰写状词的特征,并同黄岩诉状的风格进行比较分析,探讨讼师秘本对清代诉状风格的影响。

二在每份黄岩诉状的首行,均例有起诉时间、当事人(具呈人)姓名、案由及诉讼请求,这相当于起诉状的标题。以1号诉状为例,首行为“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十二月十八日徐延燮呈为噬修被殴泣求讯追事”。该标题表明当事人徐延燮于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十二月十八日向衙门呈交诉状,起诉案由是“噬修被殴”,诉讼请求是“泣求讯追”。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起诉案由为四字句格式。这种形式在当时被称为“珠语”。由于状纸在印刷时已经按四字珠语预留了字格,因此几乎所有诉状的起诉案由均使用了四字珠语形式。试将其中具有典型珠语特征的起诉案由及对应的纠纷内容例表如下:

诉状编号纠纷内容起诉案由诉状编号纠纷内容起诉案由 7殴斗纠纷拂赊毁殴8财产纠纷霸噬肆蛮

10归宗纠纷听唆丧良13争水纠纷强戽水塘

17财产纠纷霸吞继产19财产纠纷恃势贪噬 23财产纠纷恃强霸吞24立继纠纷唆讼霸继

28债务纠纷欺寡诬噬31债务纠纷勒休负噬

32殴斗纠纷截路凶殴33嫁娶纠纷逼嫁串抢

34债务纠纷恃强吞噬36嫁娶纠纷图诈捏控

39财产纠纷刁告图噬40财产纠纷强占倒诈 43债务纠纷昧死噬款46债务纠纷顽伙噬款

47债务纠纷丧良蓄噬48债务纠纷恃强负噬

49殴斗纠纷忿理毁殴51房产纠纷逞凶占殴

52遗产纠纷因奸荡产54财产纠纷恃泼串诈

55房产纠纷挺凶勒诈56嫁娶纠纷朋谋贩卖

59失窃案件夤夜撬窃60地产纠纷惑众阻葬 63财产纠纷图诈挺捏67财产纠纷图烹诬制

68田产纠纷霸占捏控70债务纠纷负噬侧诬

债务纠纷合同篇6

一、民间借贷纠纷的常见类型

1.借贷未出具借条的纠纷。此类借贷一般是熟人之间的借贷,且借贷的数额一般都不会很大,个人之间的借款通常都不会签订专门的借款合同。

2.房产证抵押的借贷纠纷。借款人为了取得别人的信任,能够顺利获得他人的借款,往往会提出以自己的房产作为抵押并将房产证交给出借人。但实际上,以房产证作为抵押,但未到房地产管理机构办理抵押登记的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效力,因此出借人的借款同样不能得到任何保障。

3.还款后没有及时收回、销毁借条的纠纷。

4.借条非借款人本人书写的纠纷。向他人借款时,根据出借人的要求,借款人会出具亲笔书写的借条,或者在他人已结写好的借条上亲笔签名、盖章(摁手印),表明借款事实。

5.诉讼时效的纠纷。自然人之间借款时,一般会口头约定还款的期限,在出具借条时,有时会将还款期限写明,有时则不会写明具体的还款期限。

6.借款利息的纠纷。我国《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有关诉讼时效的基本问题

1.诉讼时效的概念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义务人便享有抗辩权,从而导致权利人无法胜诉的法律制度。《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在借贷纠纷中,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了还款期限的,一般应以期限届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起算。

2.债权人一方应该注意的诉讼时效问题

诉讼时效直接关乎债权人能否顺利实现债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是实际生活中,债权人往往因为忘记诉讼时效,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起诉导致自身丧失了胜诉权,原本受法律保护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沦为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然债务。还有些债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也行使了催告权,但是由于人民法院在诉讼时效问题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审判实践中,关于欠款案件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况:债权人明明经常找债务人讨帐,就因为没有催收的书面凭据,起诉到法院后,债务人就说人家从来没找他要帐,已超了诉讼时效。于是,赖帐者趾高气扬,债权人垂头丧气。

3.债务人一方应该注意的诉讼时效问题

债务人因债仅过了诉讼时效,从而获得了时效抗辩权,即债务人有权以债权过了诉讼时效为由不同意履行,对抗债权人请求履行债务之请求权。需要指出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遵循当事人主义之原则,当事人在诉讼中如果不提出时效抗辩,法院不依职权主动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除外。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由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债务人一方若想以诉讼时效抗辩,则需要主动提出。

三、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纠纷的几种诉讼时效问题

1.欠条上未写明还款期限的情形。

案例:刘某和张某于2000年5月3日书面约定由刘某向张某提供一批鸡蛋,供货时间为2000年7月8日,货物价值20000元,货到立即付款。刘某于2000年7月8日向张某提供了约定数额的鸡蛋。然张某收货后因资金短缺无法立即付款, 2000年10月10日,经双方同意张某写了一张欠条,内容为:张某于2000年7月8日欠刘某鸡蛋货款20000元整,特立此据。立据时间 2000年10月10日。事后,刘某曾多次口头向张某索要货款,但刘某以各种理由推脱。到2002年8月,刘某再次向张某索要货款时,张某以刘某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并跟张某说:“你懂不懂法?你去法院告我吧,你告不赢的!” 。

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 1994年3月26日法复 3号》对于张某出具欠款条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的时间应从2000年10月10日开始计算。而本案中张某认为诉讼时效应该从2000年7月8日开始计算的想法是错误的。因此,对于供货人刘某依然可以去法院起诉,主张自己的权利,其并不丧失胜诉权。

2.借条上未写明还款日期的情形。

出借人与借款人未约定明确的还款日期,即借据上只注明借款金额和日期,而没有写明还款日期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作为债权人的出借人,有权随时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归还借款。出借人在没有行使催告权之前,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其权利可能被侵害的事实。只有在出借人行使催告权以后,借款人在被催告的合理期间内没有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时,出借人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可能受到了侵害,此时才具备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前提条件。

案例:2007年1月,卢某以做生意急需资金为由,向好友张某借了5,0000元。,张某和卢某一向关系挺好的,张某说就不用打什么条了,可是卢某却说,亲兄弟明算帐,于是卢某当即立下一张借条,借条上写了借款金额、借款日期和两人签字,但却没有写上还款日期。时隔两年,张某因急需用钱便找到卢某让其还钱,但多次催还卢某都以现在没钱为由,拒绝还钱。

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笔者认为,对于在借条上未写明还款日期的情形,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在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随时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诉讼时效一般应从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之日起计算,但是最长不得超过最长保护期20年。

3.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债权人能否继续主张债权的情形。

债务纠纷合同篇7

实践中，也有债权人以改制没有经过相应的批准和登记手续而要求宣告改制无效的情况。对此也应该严格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在债权债务纠纷案件中，核心是解决债务的承担问题，不应在债务纠纷的诉讼中否认改制的效力。对于一些确需经有关职权部门批准才生效的改制合同，只要当事人补办审批手续的，都可以认定改制合同有效，并按规定确认改制后债务承担的主体。而对于工商登记手续的办理，则属于履行改制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使工商机关没有进行相应登记，只要实际已经完成改制，也应当按改制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来认定改制已经完成，不能仅凭缺少登记就认为改制没有履行，更不能因此认为改制无效。三、在处理改制与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时，要严格执行企业法人财产原则，坚决纠正借改制逃债的行为。一些企业在改制时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盘活企业资产，解决职工安置等问题方面，对于原企业的债务如何承担重视不够，有的甚至是故意漠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再加上对与改制相关的法律程序没有充分的理解，从而导致因债务承担问题产生的法律纠纷大量出现，占了改制纠纷的绝大部分。企业的财产是企业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担保，也是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企业法人应该以自己的财产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在经过依法清算之前，不得将企业的财产擅自收回、隐匿或转移。国企改制是对国有资产的一次优化配置，其中必然要调整原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财产的权属发生了变化，原企业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也相应改变，有些企业的法人资格也会因此而消亡，如果债务的承担主体不相应改变，债权就会落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这一点就是产生纠纷的主要源头，一些企业也是利用了这一点故意不考虑原企业债务在改制后如何承担的问题，将债务留给原企业来负担，从而达到逃债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就特别强调了企业法人财产原则，并由此引申出了债权债务继承原则和债务随企业财产变动原则。凡原企业法人因改制而消灭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若在改制的过程中原企业的资产转移到新公司的，对原企业的债务也要随资产的变动转由新公司来承担。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其中包含了若干法人人格否认以及营业转让理论的内容，如该司法解释第24条、25条之所以要规定由买受人来承担原企业的债务，其理论基础就是源于买受人与原改制企业的财产混同；再如司法解释第35条规定控股企业因抽逃资金、逃避债务，致被控股企业无力偿还债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要由控股企业承担，则是对“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的直接运用。通过这一系列的规定，防止了借法人有限责任制度逃债的行为，弥补了我国现行法人制度的不足，也为国企改制纠纷中如何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在审判实践中，一些企业在工商登记上手续不规范，如兼并完成后并不注销原企业，而是直接将原企业变更为兼并方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有的注销原企业后成立的新公司又沿用了原企业的名称，并使用原企业的财产，给债权人主张权利带来障碍；有的企业在兼并完成后，还用已经被注销的企业名称继续对外发生业务往来，与债权人达成还款协议，致使债权人催债无门。这些案件中，工商登记内容与企业改制的实际情况不符，有的甚至是利用工商登记的不规范来逃避债务。因而，从保护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在认定改制的实施状态时，应尊重企业改制的客观过程，不论兼并后是否办理了原企业的注销登记，都应当视为被兼并企业法人资格已经实质性消亡，如果兼并属于吸收式合并的，都要由兼并方以其自身的财产，包括其在子公司的股权来承担原企业对外的债务。另外，很多企业在改制时法律意识淡漠，不通知债权人就将企业的资产和负债任意分配；还有的企业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更是只分财产，不管债务，并且对财产上原来已经设定的他项权也置之不理，通过有关登记机关擅自予以涂销，导致债权人向原企业主张债权时的权利落空，增加债权人的诉讼成本。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特别要注意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但也要区分遗漏债务和故意逃债的情况。对于改制时遗漏债务的，要根据债权人是否在公告期内申报过债权分别由买受人或原企业资产管理人来承担原企业的债务；而对于企业借改制故意逃债，特别是以原企业优质资产成立新公司，而将债务留给原企业承担的，就要由新公司在接收财产的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至于改制过程中擅自涂销物权登记的行为虽然属于登记机关的行政行为，但在民商事案件的审判中也可以对这种违法的登记行为不予认可，在个案审理时确认涂销登记的行为无效，认定合法的权属关系，债权人仍然应有权对原企业的财产行使他物权。在国企改制中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就是企业以内部的某个职能部门或分支机构为单位设立独立法人，并用原企业的厂房和设备出资，形成“厂中厂”。原企业将其负债资产（而非净资产）与债务剥离后投入到新成立的企业作为资本，从而大大降低了原企业法人的偿债能力。对于这种“厂中厂”的情况，我们认为，其性质实际上就是用一个企业的优质资产设立新的公司而将债务留给原企业的逃债行为，所以，如前所述应由新公司在接受财产的范围内与原企业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目前，我国的国企脱困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十六大”报告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由此可见，国企改制必将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以后的改制将进一步纳入法制的渠道。依法改制，才能逐步减少改制中的纠纷，形成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为迈向新型工业化道路，全力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债务纠纷合同篇8

自去年以来，由民间借贷纠纷引发的企业关闭停产事件共300多起。金融纠纷案件高发不仅导致当地部分中小企业发展受阻甚至倒闭，还直接影响了当地金融秩序的稳定。当前民间借贷纠纷案频发也暴露出我国相关领域司法制度建设仍存在亟待完善的问题。据悉，温州等地正在筹建“金融法庭”，负责审理涉及信用证、票据、证券、期货、保险、典当、信托以及包括民间借贷在内的各类借款合同纠纷。笔者认为此措施对加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改善金融法制环境，推进金融司法环境改善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金融司法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从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民间借贷金融纠纷案件中存在以下几个特点：1.金融纠纷案件当事人以自然人为主，但企业或业主及家庭涉足民间借贷进而引发纠纷状况的现象十分突出。在个别地区，融资中介机构从业人员深度介入民间借贷。以温州为例，温州企业以低、小、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融资模式多为债务融资，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现象并未得到缓解，企业起步之初几乎都离不开民间借贷，企业———个人———金融机构形成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2.金融纠纷案件都涉及金融机构，且较为集中。金融机构在民间借贷环节中往往扮演着最后债权人的角色。信贷资金流入民间借贷，进一步恶化了当前脆弱的民间借贷利益链条所面临的风险。由于利益链条断裂，金融机构、企业、个人、中介机构之间更加互相不信任，金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急需司法介入。另外，今年以来，金融机构业务不断创新，推出理财、保险等产品，但是由于手续、程序不完善，欠缺制式合规合同，未履行免责条款及明确说明义务等原因，金融机构与很多客户之间存在金融纠纷。3.近年受理金融纠纷案件数量有暴增趋势，标的额逐年上升。一些地方出现了逃避债务的行为，民间借贷演变为非法集资，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另外，证劵市场信息泄露严重，存在披露信息不真实的现象。新型的金融犯罪标的大，危害大。

（二）目前金融司法环境存在的困境1.市场主体法律观念淡薄。一是存在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部分债务人企业已停产，营业执照已被吊销，无力偿还债务；部分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者找不到可执行财产；有些债务人恶意规避法律，通过脱壳经营、转移优良资产重新注册公司等形式恶意逃债。二是债权人法律意识淡薄。如贷款没有担保或者保证人没有履行能力；担保物存在瑕疵难以变现，或者债权人对担保财产处置不力而丧失部分优先受偿权；对企业经营缺少监控，案件后债务人已经无履行能力或者金融债权与企业职工生存利益严重冲突；财产保全线索提供不及时，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被另案查封而不能执行。2.市场交易中必要的预防性工作流于形式，金融纠纷的风险自始存在。如金融机构对外放贷之前，大多未按法定程序严格审查与评估，对资金投向的可行性报告也敷衍了事，信贷资金一开始就面临较大的风险性。“私贷公用”的现象也大量存在，致使许多贷款难以收回。有些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对保证人是否具有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能力不加以严格审查，债务人互相担保，借款人和担保人重复担保的情况严重存在。3.金融纠纷案件胜诉率较高，但执行困难。有的在经营过程中，企业经营不善造成了无还款能力，致使许多案件到了执行阶段之后面临着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尴尬局面，有的即使有抵押的，也有一部分存在着抵押财产无法变现的问题。如许多金融贷款案件的被执行人为企业，常常是以厂房、设备作抵押，处理不当就会造成企业职工下岗，致使案件迟迟无法执结。4.金融纠纷案交易环节多，案情复杂，且涉及银行专业业务，往往审理困难。金融纠纷案件有两个特点，一是金额巨大，证券市场上涉及金额动辄数以百万计、几千万，甚至数以亿计的案例比比皆是。二是案情复杂。特别是涉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的案件，证据的确定比较难，即使在发达国家，审判类似案件时也面临困难。证券案件立、审难，既有审理人员缺乏金融、证券等方面知识的原因，同时也有诉讼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等这些原因。

二、优化金融司法环境的措施

（一）相关部门积极应对，协力化解金融风险1.政府、银行、中介机构积极改革。深入学习金融法律法规，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强化责任意识，转变职能，转变管理方式，转变工作作风。2.银行扎实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内控严格，认真落实发放贷款实行负责制。严格绩效考评，确定考核目标，坚持做到执法责任、监督机制和评议考核“三到位”；严格监督，加大过错责任追究力度。3.金融机构与人行、银监局、法院、检察院等单位互相配合，积极化解纠纷。人行与各银行、法院等单位或部门建立一些联动机制，在金融纠纷案件的立案阶段开通绿色通道；在审理中加大财产保全和调解力度；在执行中最大限度地保护金融债权。4.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人民银行牵头，各大银行推行信用不良记录制度，对有信用不良记录的人士限制发放贷款，促使大众为信用成本考虑；行政、司法部门支持配合，加强法制宣传力度，协助银行化解部分纠纷。

（二）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民间借贷与民间融资当前不少民间借贷已经不能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民间借贷了，其数量大、利息高，更接近于金融行为。可以从立法或司法程序上对民间借贷特别是借条、借据做出指引，要求金额在达到一定指标后必须具备划款凭证证明资金来源，将有利于民间借贷和民间资本规范运作及司法判决，从而大幅降低金融风险。同时，由政府出面牵头设立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者审核中介机构资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将民间借贷有序纳入金融体系。

债务纠纷合同篇9

关键词：民事盗窃；刑事盗窃；认定；区分；量刑

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盗窃，其法律责任也不相同。现实生活中，许多司法人员并不清晰二者的认定与区分，常常将普通的经济纠纷或民事纠纷即民事盗窃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极大损害了法律的正义性，也造成了冤假错案，研究并分清二者的区别存在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事盗窃在形式上也具备实施盗窃的行为要件，和刑事盗窃的外观十分相似，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行盗人与被盗者之间存在矛盾或纠纷关系；（2）矛盾或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3）不满意一方采取了秘密手段窃取了对方的财产：（4）行窃人往往留有真实姓名或事后不隐瞒“盗窃”事实；（5）行窃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有被“窃”财物，而是为了促使对方解决纠纷，实现保护自己的目的[1]。但是，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的区分，仅靠上述特征还不足以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存在限制

民事盗窃的缘起必须是基于民事或经济、行政纠纷，而不是一切矛盾或纠纷。例如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投资、合伙、入股、委托、酬金等民事纠纷，一方当事人为索要认为应得的本金、利息，或利润或应得其他财产而采用了盗窃手段，以逼迫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或者直接将所盗之财物处置或占为己有，以充抵其认为另一方当事人不交付的应属自己的财产或金额。除此之外，各种民事侵权行为，包括对一方当事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侵害，在纠纷形成未解决之前，有当事人不通过诉讼或其他正式渠道，而采用秘密窃取这种私力救济方式来补偿受损的权益。这些当事人的盗窃行为虽不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不具备恶意占有他人财产归自己所有的主观目的，而是通过盗窃这种特殊方式来迫使对方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以恢复自己的财产或弥补自己的损失。换言之，当事人实施的盗窃是基于自己认为这些财产或者相当于盗窃财产的金额应当属于自己。这类因民事矛盾引起，行为没有刑法上的盗窃故意，无疑应当纳入民事盗窃范围，不能作为犯罪处理。除此之外，在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也会引起民事赔偿，返还原物之纠纷。如原告遭受被告人人身侵犯，而行政机关不追究其责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侵害方被作为第三人出现。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因侵权赔偿而采取了秘密盗窃的私力救济方式。另外，原告和被诉的行政机关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因行政机关拒不承担责任，原告在诉讼之前或诉讼中采用盗窃相逼的手段，从而引发类似刑事盗窃的民事纠纷。但是不能把当事人之间所有的矛盾都看做民事纠纷、行政纠纷，从而逃避法律的处罚。例如当事人之间因互相谩骂引起的矛盾，因竞争关系引起的矛盾，因感情引起的矛盾，不存在财产纠葛的矛盾等，一旦实施了盗窃，就应作为犯罪处理，不能以此来推脱刑事上的责任。在区分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时必须首先界定当事人之间有无矛盾，什么样的矛盾，是否真正的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不能任凭当事人陈述有矛盾而统归于民事盗窃。对于不能归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没有财产纠葛的矛盾，应当不折不扣地按照刑事盗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作为民事盗窃基础和前提的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必须有所限制。

二、如何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

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入股、借款等书面的协议及有关机关处理纠纷时做出的法律文书，当然可以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的存在。但生活中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行为并不能都是书面形式的。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书面约定而仅是口头协议。在发生盗窃后，一方认为是民事盗窃，另一方则称刑事盗窃，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最高院的这一规定，是法院认定口头民事合伙当事人之间具体法律关系的依据，但在民事纠纷引起的盗窃中，公安机关是否也应将民事纠纷存在的证明义务放到如此之高，统一适用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的条件，值得探讨。

有这样一则案例。某甲和某乙在外地打工时认识，并成为朋友，某甲邀请某乙到自己所在县城合伙做电脑游戏生意，乙遂通过汇款和当面交付方式陆续支付甲人民币5 000余元用于合伙购置电脑、租房等。二人共购置组装电脑5台，二人之间基于信任没有书面合伙协议。由于乙对甲县不熟，对外租房和雇工由甲负责。二人共同经营三月有余，乙又陆续支出各种费用2 000余元，因生意不好，乙提出退伙退钱。甲不同意，当乙因故外出重回到甲县城时，发现甲已卖掉一台电脑。于是，某天凌晨，乘甲在屋睡觉之际（二人同居一屋），乙搬走三台电脑拉回自己家中。甲发现后和乙通话，乙证实此事。甲于是报案，经评估三台电脑价值8 000余元，甲县按盗窃罪立案并侦查终结移交审查起诉。乙辩称的合伙投资因没有书面协议甲予以否认，侦查机关取得了甲和乙之间关于汇款的短信记录，也调取了乙前女友关于甲、乙二人是合伙关系的证词，甲和二位雇员则证明不是合伙，是雇佣乙，但甲承认欠乙2 000元钱，和乙之间仅是借款关系。从上述事实来看，如果按照最高院民事口头合伙的条件，则作为盗窃立案，追究乙刑事责任没有错误。但如此侦办此案，又确有疑点，存在一系列合理怀疑，会将事实真相掩盖，冤及无辜。毕竟，乙前女友证明合伙关系的证据存在，甲也至少认可借款关系。侦查机关仅凭乙前女友证据证明力弱，盗窃三台电脑价值远大于2 000元借款为由请求审查起诉是不妥当的。

我们说本案民事合伙的证据虽有不足，但认定民事纠纷存在证据是充分的，证明民事纠纷存在和证明民事合伙存在并不能要求相同的证明条件，二者必须区别对待。对于民事盗窃而言，只要有一定证据证明确有正当的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存在即可，甚至不需要优势证据。因为只要有民事纠纷，其民事纠纷如何解决各方证据如何支持自己的主张，就由法院来负责处理，证明不充分的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可。刑事侦查机关不负责也无须要求有关当事人必须提供优势的充足的证据证明经济纠纷中各方的具体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的多少。本案中侦查机关已经取得了乙前女友关于合伙关系的证词，这些证据就足够说明经济纠纷的存在，故应将本案撤销按民事盗窃对待。

三、盗窃的数额与纠纷的数额对盗窃的性质有一定影响

盗窃罪主要是被害人的财产利益遭受非法侵害。一般来说，如果犯罪嫌疑人所有窃取的数额与双方经济纠纷的数额基本一致，则属于作为债权人的犯罪嫌疑人以非法手段索取自己的合法财产利益，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如果行为人所盗财物价值比所存债权数额略大一些，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抵折债权，则不宜作犯罪处理；如果所盗财物价值高于所存债权数额并且相差很大的，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2]。当然，所盗数额接近或略高于债权数额，无甚争议，关键在于所盗财物数额远高于债权数额时如何认定，是不是一定就应作犯罪处理呢?这里，罪与非罪的认定应着重考察行为人主观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行为人盗取了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且通知了被害人，或者行为人事后、事前向公安机关及其他部门作了报告，且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的目的在于抵押，迫使被害人承担责任，则无论数额多高，都应认定为民事盗窃；如果行为人盗取了远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但行为人当时并不知道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或者认为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和债权数额相当，行为人认为所盗财产可以抵充或抵押债权数额，事后经过评估，财产价值远高于债权数额，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明知，因此，也不宜作为刑事盗窃来处理。易言之，当所盗数额与纠纷的数额有较高差别时，民事盗窃与刑事盗窃的区分应以行为人主观认识为准，而不能依据事后财产评估。

四、民事盗窃向刑事盗窃的转化

如果基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实施了盗窃，而且被认定为民事盗窃不作为犯罪处理。那么，在受害人履行了相关义务，承担了民事责任后，行为人仍不返还所占有的财物，表显为一种恶意仍然或继续占有，这种情况下，认定民事盗窃的前提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已经消失，继续非法占有秘密窃来的财物该如何定性呢？是不是原先的民事盗窃已经转化为刑事盗窃？一般来说，民事盗窃事后能否转化为刑事盗窃关键要看行为人的这种故意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如果行为人事前就由蓄意通过秘密窃取被害人财物手段致使被害人偿还债权数额后，再恶意占有被害人财产不返还，那么，行为人盗取被害人财产就意图非法占有，这就符合盗窃罪的主观方面，应作为犯罪处理。相反，如果行为人继续占有所盗财物的故意是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才产生，则不能转化为刑事盗窃，而构成一种新的民事侵权，由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寻求解决。

债务纠纷合同篇10

【关键词】欠款纠纷原因防范法律途径

企业欠款纠纷法律风险，是指在企业的正常运营过程中，由于企业未能有效地管理公司的财政而导致的与企业相违背的，有不利法律后果产生的可能性。从实际情况来说明一下就是：一些企业由于未能及时地收回欠款，逐渐形成了许多本该收回的欠款却遥遥无期，本该收回全部的却只见冰山一角的局面。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势必对企业产生影响，其结果不言而喻。而这种现象的成因是深层次和多方面的，因此抑制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必要和可行的。

一、企业欠款纠纷法律风险的成因

俗话说，有投资就有风险，一家成功的企业是多项成功投资的集合，那么如何看清在产生欠款纠纷时企业需要承担的法律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家企业对外的主要交易方式就是合同，而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就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陷阱和风险，例如，无意或是恶意的违约都会对守约方照成不同程度的损失。参与签订合同的人员若无风险意识或者风险意识不足，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事实证明，在双方交易中，一份条款完备细致的合同会大大降低欠款违约的几率。根据以往企业欠款的主要来源来总结一下它的形式：或在企业投标时、或在完成合同时、或在实施当中、或在违约时等等。

（一）企业对欠款数额大小的关注度

一些企业经常关注的是欠款数额较大的项目，而对欠款数额较少的关注较少。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心态。面对当下的市场压力，企业应该选择稳中求胜的方针：不要漏掉任何小的欠款，不要放弃每一次小的合作项目，逐步累积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规模。

（二）企业应该关注债务方的实际经济状况

有一些企业总是注重债务方的表面经济状况而没有深入考评对方的实际财政状况，这往往可以把企业引入了欠款纠纷的圈套。

相关案例：有A、B两家公司，A公司看上去财力雄厚殊不知已快濒临破产，A向B借了300万的贷款。B公司多次催促遭拒,A两年内未还款，眼看着A公司濒临倒闭，无力还款。B公司无奈，只有借助法律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将A公司告上法庭，说明A公司应付的款项，并提出高额索赔金。可是这时候为时已晚，A公司无力再偿还这300万的欠款，最终B公司未能追回全部欠款。

分析：

1. 此案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B公司没有实际考评A公司的实际财政情况就借款，造成了欠款不及时予以归还乃至最终无力偿还的局面。

2. B公司并无违约，A公司为了自救而借款反造成破产时欠款越来越多，规定期限内不还款而违约。最终偿还不起而触犯刑法。

3. A、B公司签订欠款合同时不够慎重，因为B相信A的还款能力而未具体明确欠款抵押和担保人等条款。导致最后A公司破产后得不到全部赔偿。

4. B公司在A公司到期没还欠款时没有立即采取法律措施追回欠款，而是多次催款长达两年。说明B公司缺乏欠款纠纷风险防范意识。

有上述案例可见，在借贷合作贸易中，选择公司时一定要慎重，深入考察合作方的经营和财政状况是关键，做到预先防范。发现问题时，一定要立刻拿起法律武器保护公司自身利益，尽全力把损失降到最小。

（三）遇到企业拒绝按期还款时要采取积极措施

无论欠款方是因为资金紧张，改变投资对象，还是经营不善导致延迟付款的情况，一经发现，双方必须采取有效的协商和沟通，确定有效的还款截止日期，欠款方还应提供相应的担保方。遇到有支付欠款能力而又迟迟不还的企业，在催债时，遭遇一点挫折就表现出退缩而真正表现出穷追不舍的较少。企业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心――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虽然是对企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一些时候，对于某些原则性并且触及合约的问题必须坚持到底。

（四）企业大多采取私下协商的方式

这是所有原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引起企业欠款纠纷终将走上法庭的导火索。在大多数企业催债的过程中，他们选择私下协商的方式，而且大多都是口头协议。他们通常是多次催促，可是每次催促的力度都远远不够。这不仅造成了企业人才、钱财的浪费，也消耗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对此，企业有关人员应提高法律意识，力图用最快的速度解决企业欠款的纠纷。

尽管每个企业在处理欠款纠纷的问题上见仁见智，但对于缺乏相关法律这一点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企业如果能加强对欠款的管理，能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欠款的问题，那将是未雨绸缪。即便发生了欠款纠纷，也会使企业应收欠款纠纷的风险降低到最小。

二、企业欠款纠纷法律风险分析

企业欠款纠纷的问题，基本上都是通过签订合约的形式来体现。现代交易是一种变相的法律交易，合约交易，双方通过合约来相互确立责任和义务，并约束对方的经济活动。合约是企业的诚信通信证，也是欠款纠纷问题的基本依据和凭证。

（一）合同管理及赔付制度的漏洞

在旧的合同版本中，违约赔付条款是不完善的，比如“一方违约应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向另外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对于双方在签订合约时没有设定违约金或是违约金的额度比较微小时（相对于金额高的交易），在一方资金链紧张，暂时无能力支付欠款时，这些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赔付小额的违约金来获得更长的资金周转周期。显然，这种违约是合同限制不了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违约方。

（二）有口头合同的情况存在

一旦发生欠款纠纷，守约方将很难为赔付提供有效的法律证据，因为没有明确的凭证，故导致的损失也是难以挽回的。

（三）合同欺诈

这种纠纷常发生在事先没有对合同的法律效力和语句的严谨度作认真分析的情况下。

（四）国内外经济形势

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形势锐不可当，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经济全球化主要就是指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为各国加快发展和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对于中国来说，企业如何更好地融入其中是现今最重要的课题。在中国十二五规划时期，中国的金融业将逐渐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这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绝佳机遇，但也伴随极大风险，如何提高金融借贷的风险意识，如何预防“有借不还，有借迟还”的现象，如何做到规范的金融调控，如何在与外来企业的合作中做到谨慎和共赢，这些方面更有着深远的意义。

首先，企业要了解金融全球化形势下潜在的风险，这是制定有效对策的重要前提。

其次，加强金融业的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推动金融结构的调整和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帮助企业认识伴随大量短期资本流动产生的金融风险。

再次，国家应完善有关法律条文，在此前提下，企业也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金融流动和借贷准则。合作前，要做好对方企业的财务考评工作，深入了解，从而预防可能发生的风险。在合作过程中，一旦发生问题，企业应立即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切勿私下拖延解决。

三、防范企业欠款纠纷法律风险的具体实施方法

若企业在签署一份合同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企业欠款纠纷法律风险或者是对其估计不足，往往会给企业带来不可想象的法律后果，有时甚至是对企业造成毁灭性的危机。

探究企业法律风险的防范，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防范机制，相信只要应对得当，就可以促进企业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以下是防范企业欠款纠纷法律风险的具体实施方法：

（一）树立风险防范意识

主要指在未产生欠款时的防范工作，包括审查债权方的经营合法性，其欠款偿还能力，企业对外信誉度，债权方开具的相关票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二）加强企业的合同管理

在企业签署一份合同之前，必须要全面掌握了解厂家的真实情况。比如，为何选择这个企业、与企业签约的目的、与企业合的项目、厂家的经营情况及厂家的信誉度等等。必须认真核实厂家的主体资格，要求厂家提供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其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厂家的营业执照。特别注意：在与其委托人签订合同之前，要求其出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强企业的合同风险管理会促进实现经营利益的最大化。

（三）建立细致完善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

在企业正常的运营过程中，企业法律顾问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建立一整套制度来规范和限制企业法律顾问是一种很有效的解决企业法律问题的途径。事前防范和事后损失是成反比的，前期投入小，后期损失的就多，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在事前做好充分的防范准备，事后就会将损失降到最小。

（四）选择合法有效的结算方式

在交易中，选择信用担保。如无必要，应极力避免延期付款。还可以通过物品的抵押，来降低债权方不付款或是迟付款的风险。

(1)欠款到期时而未收到还款时。应提前通知相关责任人和公司财务人员催款。

(2)欠款到期后逾期3个月或更久的，债务责任部门必须定期(每月)通知债权方，进行催收。

(3)必要时，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及个人的合法权益，守约方可以向违约方接触合同，并且按合约要求相应赔偿。

四、相关法律条文

（一）民法通则

第八十五条：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二）合同法

第九十四条当事人可以在下列情形之一解除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