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金融论文十篇

财税金融论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对增值税转型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当前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和对中小企业减税，来进一步扩大内需。

关键词:金融危机税收政策减税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税收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税收政策调整的背景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这是本轮税收政策调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出口下滑，市场流动性趋紧压力激增，政策取向开始大幅调整，并定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从2009年的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宏观经济还处于艰难复苏初期：尽管国家对相关行业多次出台出口退税政策，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大量的贷款投放并没有使微观经济快速复苏，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机过后，资产大幅缩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势难言乐观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尽管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我国经济在欧美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

（三）通胀预期不断增强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形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将给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二、税收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提升市场信心、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比如，两次大幅度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系列税收政策等。这些惠民生的举措，受到老百姓热情赞许。而在税收政策调整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值税改革和大范围调高出口退税率方面。

（一）增值税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税转型方案，这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的一次减税行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

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此次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和行业因资本有机构成差异造成的税负失衡，有利于降低资本有效税负，促进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出台时机上，在经济总体趋紧的情况下出台这项改革避免了投资过热风险，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减轻企业税负，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有利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尤其是机器设备投资比重较高、资产耗损较快、投资回报率较低的行业受益较大。转型后的增值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将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会使企业的投资周期明显缩短。同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转型将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应防止实物资本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过度替代，以免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二）出口退税率提高是把“双刃剑”

从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为稳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将综合出口退税率由12.4%提高到13.5%。长期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优化出口结构，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出口退税率的适当上调虽然对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于出口企业的实际影响不大。当前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整体的需求在下降，这并不是靠出口退税就能解决的。以钢铁业为例，目前北美、欧盟等地区部分制造业的开工率还不到60%，因而对钢材需求并不高。对企业而言，退税政策只能惠及一时，长远来看，最发愁的仍然是订单。

而实际上，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是一把“双刃剑”。出口退税率上调后，外国采购商必然相应降低产品报价，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税补贴了外商，出口企业的收益反而会小于外商采购商。同时，上调出口退税率，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台外贸政策尤其要谨慎和小心。对于政府而言，应抓住时机对税收政策调整做出理性选择。应借此机会推进出口税收支持政策的转型，按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改革，取消针对外商投资举办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纳入出口结构优化的调控范围，消除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

三、对金融危机下我国税收政策再调整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全球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的活力。未来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国经济“滑坡”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认为，在税收政策上应更多地发挥减税的作用，同时加大财政对改善民生、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目前中国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内需也不足，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偏低。

如果要弥补外需不足带来的影响，必须要提高内需。光靠投资，持续性不足，故只有扩大居民消费，才是长久之策。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置于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凸显出国家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失衡这一问题的决心。目前我国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这势必影响民间的投资与消费。因此，“还富于民”将是未来政府必须要着力解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较低、税率较高，加上实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使得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基本上落在广大工薪阶层的身上。因此，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将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改为综合所得课税与分类所得课税相结合的征税模式等措施，将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目前，我国各类中小企业已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8%，其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和60%左右。从就业方面而论，近年来，我国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

①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把钱留给它们去投资是最理想的。遗憾的是，中小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税负重的问题，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已在危机中倒闭。如果能给他们大幅减负，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笔难得的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将是显著的。然而，政府实施的5500亿减税方案，中小企业真正从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给中小企业减负，会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多给中小企业免税，这将会明显拉动就业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减税就是减收，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会扩大赤字。考虑到目前政府拥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和良好信誉，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并且发行成本很低。由政府发债来给中小企业减负，实际上是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时中小企业的存活与发展会扩大税源。这对于优化当前偏重重化工业、严重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和提升就业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财政与税收》2009年第3期。

（2）安体富、林鲁宁《宏观税务实证分析与税收政策取向》，《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5期。

财税金融论文篇2

关键词: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干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9-0004-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9.01

一、引言

长久以来,区域金融发展差异问题一直是引人关注的。国内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产生原因的分析视角十分广泛,从各个不同方面得出了诸多有益的结论,但将财政与地方政府干预因素结合起来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差异问题的文献却十分有限。本文正是试图从各区域财政能力入手,以论证我国各个时期(纵向)、各大区域(横向)的地方财政压力差异性造成了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的行为激励差异,并最终导致各大区域金融发展速度的不同这样一个连锁反应的存在。

具体而言,从财政压力差异到区域金融发展速度差异这样的连锁反应链条可以概括为各地区、各大区域“财政压力不同”,也即是说所选取的表示财政压力大小的指标――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这个比例变动情况不同[1]。事实上,各地区都存在财政压力,只是各地的压力大小及变动情况不一样。那么,财政压力的普遍存在性就使得各地方政府都有通过支配金融资源缓解财政压力的动机。但是财政压力大小是不同的,即财政压力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在各地区、各区域之间也是有差异性的。压力大的区域,政府干预金融的力度会更大一些,激励较大;相反,财政压力小的区域,政府干预金融的激励和力度都相应较小①。因此,由于不同的财政压力,各地就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地方政府干预。而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用它们的权利与意志支配金融资源必定会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下降,从而抑制区域金融发展,即不同程度的金融干预产生了不同的金融自由发展的空间,进而使得各区域金融发展的速度不同,并最终可能导致发展水平的不同。

本文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区域: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包括山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6省;西部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新疆12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2]。②本文主要运用1978―2007年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论证上述拟分析路径的合理性。

二、各区域“强金融、弱财政”问题

王绍光、胡鞍钢(1993)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包括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力[3]。而周立(2004)将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定义为“国家汲取力”,包括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和国家汲取金融能力[4]。无论是王绍光、胡鞍钢定义的国家能力还是周立定义的国家汲取力都强调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而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最主要的两个指标分别是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其中,前者反映了政府动员汲取的社会资源占总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后者反映了中央政府动员汲取的社会资源占总的社会资源的份额。依据周立的观点,中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汲取财政的能力是逐渐下降的,那么作为弥补,中央政府必须加强汲取金融的能力,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强金融、弱财政”、金融业异化为“第二财政”等问题。需注意的是周立的分析都是从中央政府角度进行的,如果将视角转向地方政府,各个地方(各大区域)是否也存在这样“强金融、弱财政”的问题呢?用各区域存款和贷款之和/GDP表示区域金融能力,用财政收入/GDP表示财政能力可得到图1。

由图1可知,总体而言,从1978年以来,我国各区域财政能力(用右边坐标轴表示)持续下降,下降幅度在1994、1995年间尤为明显;而各区域金融能力(用左边坐标轴表示)却在这30年间不断上升。因此,图1清晰地证明了各地区“强金融、弱财政”事实的存在,即四大区无一例外的存在财政汲取能力减弱趋势。由于此处各区域数据是由各地区数据汇总而来的,所以也可以间接反映出各地区财政汲取能力的衰减。

三、财政压力与FIR关系的分析

为了说明各区域财政压力不同会导致各地区政府对金融干预程度不同,并最终导致各区域金融发展速度不同,此处选取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这样一个表示各地财政紧张程度的指标来表示地方财政压力,而用FIR①表示各地金融发展程度。进而,财政压力的增长率就可以表示财政紧张程度的波动,而FIR增长率就表示发展速度。

(一)对财政压力的分析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79年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80―1994年“分权让利”时期以及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改革时期。也即是说,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进行了两次大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分别是70年代末的“分权让利”改革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中,前者是财政分权化的标志,而后者则是中央财政重新加强集权的标志。

1.70年代末开始的“分权让利”

中国的分权改革总是同经济改革开放同时进行的。在经济改革初期,经济运行效率较低,中央政府面临紧迫的财政压力。决策者认为这是由于计划经济的高度集权,缺乏对经济利益个体积极性的激励造成的,因此,改革就要放权。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政府开始逐步推行以包含财政和行政两方面的分权化改革,给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就此拉开了市场经改革背景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序幕。

在财政分权方面,主要由单一的中央政府完全控制财政预算分配的制度逐步完善到实行分成和财政包干体制。在财政包干制下要求地方政府将固定数额或按其收入的固定比例上缴给中央政府,剩下的归其支配使用,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权,调动了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在行政性分权方面,扩大了地方政府的管理权限,地方工业、农业、公用事业等由地方政府根据辖区实际情况进行安排。故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成为其辖区内经济剩余的真正索取者,行政性的分权给地方政府在权力范围内充分的自。在此情况下,地方财政应该说是真正富了起来,财政压力也应该相应减小了。但中央政府是没有自己的税收课征机构的,只能依赖地方政府上交利税,而地方政府却总是想方设法规避上缴义务[5]。因而一系列的改革并没有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得到提升,分权改革的最初目的完全没有实现,反而使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我国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分配形成了“弱中央,强地方”的局面。

2.1994年分税制改革,加强中央财政集权

为了解决财政包干制的问题、扭转“弱中央,强地方”的局面,中央政府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力争增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加强中央集权。分税制改革确定了中央税,使地方税与中央共享税;建立国家税务局来征收国税,同时让地方税务局仍旧征收地方税。可见税制改革最直接的目标就是为了保证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更高的比例[6]。

分税制改革的实施使地方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下降,但同时地方政府的事权却没有相应地减少,使得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后支出责任与收入权限的不匹配程度扩大,普遍面临过重的财政负担。财力的下降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更多地采用预算外收支手段进行运作。由于银行信贷与政府支出和投资的高度互补性,该项改革实际上加大了地方政府对区域内银行系统贷款决策与贷款行为的干预动机和影响力。

图2是利用1970―2007年各区域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数据做的财政压力变动图。从图2可看出,实际数据基本可以验证之前的理论分析的结果,即在“分权让利”改革之前,四大区域的财政压力均是波动上升的,而70年代末“分权让利”使西部区域财政压力有明显下降;其余各区相对于分权前,财政压力增长趋势得到缓解,在分权后基本保持平稳波动态势。可以说,70年代末实行的分权化改革是有助于缓解各地区财政压力的,而1994年起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明显的使各区域财政压力均大幅增加。

(二)对FIR的描述

本文用各区域存贷和/GDP近似表示FIR,并由1978―2007年的数据可得到图3。

由图3可看出,1978―2007年,各区域FIR基本都是上升态势,只在2003年后出现小幅负增长。但在此更应关注的是FIR的增长率和财政压力的增长率。因为在各区域财政压力增大时,各区政府才更有动机去干预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以弥补财政能力的下降。而随着干预度的加强,影响的应是金融发展的速度,也即是此处的FIR增长率,而不是FIR(金融发展程度)本身。

(三)财政压力波动率与FIR增长率的分析

由图4的4幅图可以看出,总体还是可以说明财政压力波动率与FIR增长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的(波峰、波谷反向变动的年份多过同向变动年份)。之所以依然存在许多年份同向变动的情况,如财政压力上升,FIR增长率也上升的情况,是因为影响FIR增长率波动的因素非常多,财政压力只是其一,即财政压力增大(减少)只是对FIR增长率减少(增大)起到促进作用而非决定作用,最终FIR增长率向那个方向波动取决于所有作用因素的合力的方向。

由图4的4幅图可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同向波动情况越来越频繁。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同经济全方位改革是同时进行的,因此不能忽略银行系统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正是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完善,使得地方政府面临增大的财政压力,即使十分渴望通过干预金融来缓解尴尬处境,但也是力不从心――金融体系的完善限制了政府干预的领域和力度。如1994年中央政府开始对银行系统进行商业化改革,对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进行分离;1995年通过的《商业银行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以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方针,以加强其风险控制。随后银行体系垂直化的管理体制也逐渐形成,使地方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干预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诸如此类,当某一个金融领域进行改革自我完善之后,政府对这个领域的干预力度就会相应减弱,但是在失去一片“攫取之土”的控制力的同时,又会促使政府去“开发”另一片阵地,政府绝不会眼睁睁的任由其财政和金融汲取力双双下降,使自己权利被架空。虽然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地找替代品,但随着整个金融体制的逐步完善,最终的结果必定是地方政府对各个金融部门的干预难度会越来越大。因此,总体而言,政府由于财政压力而干预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影响其发展的力度会越来越小。

四、四大区域财政压力差异与其金融发展速度

本文分析已说明了财政压力对FIR增长率的反向影响关系,四大区域财政压力的不同对区域金融发展速度的影响又有何不同?

由表1可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平均财政压力增长率水平相差不大,其FIR增长率水平也相似,但东北部地区由于平均财政压力增长率较大,所以其代表金融发展速度的平均FIR增长率水平也明显低于其他三个区域。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区域财政压力不同导致区域金融发展速度不同的说法,即财政压力增长较快的区域FIR增速较缓,金融发展速度的不同最终又会导致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首先,本文通过各区域存贷和/GDP及财政收入/GDP两个指标分别表示的区域金融能力与区域财政能力的对比分析得出我国的四大区域均存在“强金融,弱财政”的事实,即从1978年以来,各区域财政能力逐渐减弱而金融能力去不断增强。

其次,通过对各区域财政压力(财政支出/财政收入)、FIR(存贷和/GDP)的单独分析,以及对这两者各自波动率、增长率的对比分析得出两次财政税收改革对各区域财政压力的影响较显著:70年代末开始的“分权让利”改革使得区域财政压力减小,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区域财政压力显著增大;各区域FIR水平从1978年起总体均呈上升态势,而区域财政压力波动率与FIR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向波动性,即财政压力增长较快的区域FIR增速较缓。

最后,在前两个结论基础上对各个区域之间财政压力平均增长率与FIR平均增长率之间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东北部地区由于平均财政压力增长率高于其他三个区域,导致其金融发展平均速度低于其他区域,区域财政压力差异是导致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基于以上的分析,为了促进我国金融更好更快发展,缩小区域间金融发展差距,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首先,改进税制,根据各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实施更多差异化税收对待,以平衡各地财政收入。具体而言,可以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税务职权的范围,赋予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及税务机关更大的税务自由度,让其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更有效地规划本地区的税务,合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考虑对中央税实行地区差异税率,并结合其他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西、东北部经济、金融发展,扩大这些地区的整体税收基础。其次,加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再分配政策力度,重新划分各地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事务的范围并加以法定化,减少中、西、东北部地方政府支出,进一步缓解其财政压力。第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更加明确清晰地划分开政银、银企关系,杜绝金融业为地方政府融资,充当第二财政的现象,给金融发展更多自由空间。

参考文献:

[1]张,沈坤荣.地方政府干预、区域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基于财政分权背景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8(6):129-132.

[2]文斌,伍艳. 区域金融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分析[J].海南金融,2009(4):18.

[3]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10-40.

[4]周立.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20,85-89,175-190.

[5]陈抗,Arye L Hillman,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J].经济学季刊,2002(4):2-14.

[6]陈刚,尹希果,潘杨.中国的金融发展、分税制改革与经济增长[J].金融研究,2006(2):103-112.

Otherness Study on the Financial Factors of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Based on Financial Pressure and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UYu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u 610041,China)

财税金融论文篇3

关键词：财政运行机制；复合性金融风险；防范

九十年代以来，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发生了金融危机，区域性的金融危机伴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波及到全世界，其负面影响甚深。因此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已成为“跨世纪的经济难题”。当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东南亚各国之际，中国政府及时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中国经济幸免于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未来发展中，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负效应将进一步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我国经济体制中的金融风险隐患并未彻底根除。因而从财政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如何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本文力图在理论方面阐述财政运行机制与金融风险的相关性，在实证方面剖析中国潜在财政金融风险的联动性，并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的财政基本思路。

一、财政运行机制与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

从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来看，金融风险可分为微观层面的风险与宏观层面的风险。微观层面的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决策失误、经营管理不善、债务人违约以及其它一些经济原因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它表现为个别金融机构在营运过程中发生挤兑破产现象或企业资产及收入受到损失。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则是指由于经济制度缺陷与宏观调控偏差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它是指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正常波动；金融机构的挤兑；金融资产的沉淀和损失。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这种极端的形式是指金融体系出现严重困难乃至崩溃，表现为所有的或绝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恶化，各种金融资产价格暴跌，金融机构陷入严重困难并大量破产，汇率急剧变动，股市暴涨暴跌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等突发事件，从而对实物经济的运行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金融风险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不仅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生存和运作，而且还将使经济增长、价格、产量、就业及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恶化，从而危及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

财政运行机制是指各种财政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推动其运行的有机体。财政作为社会产品分配的主要杠杆，通过其运行机制将对金融状况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由上图可见，财政运行机制通过财政状况从两方面影响国家的金融状况：一方面财政运行机制将直接影响金融运行机制来诱发与化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财政运行机制将通过国民经济运行来间接诱发与化解金融风险，因此财政运行机制的优劣对诱发与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财税体制与金融深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RonaldMckimin）和爱德华。萧（EdwardS.Shaw）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于1973年分别提出了“金融压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从而建立了一套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特征的货币金融理沦。

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在政府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过分干预，允许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机制自由运行的前提条件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有效地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向生产性投资转化，并能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另一方面，经济的蓬勃发展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提高各经济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的扩展，由此形成“金融——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麦金农和萧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正好与金融深化相反，在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恶性循环状态，这就称之为金融压制。金融压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金融机构高度国有化，金融市场不发达，在政府规定的低利率水平下，金融体制难以有效地吸收各种闲散资金。与此同时，由于资金使用成本极低（在通货膨胀时甚至为负数），形成旺盛的资金需求。在资金匮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金融体系只能在政府的控制下，以“配给”方式提供信贷，能够获得贷款的多数是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或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其他企业，贷款不讲经济效益，这种资金集聚困难和使用浪费的状态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呆滞的经济反过来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制约着金融业的扩展，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掣肘，双双落后的恶性循环。

他们进一步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政策建议。主要有：（1）政府应放弃对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的管制，彻底改革金融体制。（2）实施财税与外贸体制的配套改革。一是金融与财政要各尽职守，金融不能代行财政的职能，不能依靠通货膨胀帮助政府增加收入，或通过利率进行补贴，而应通过采取紧缩货币的方法压抑通货膨胀。同时，财政也不能代行金融职能，如以行政拨款形式进行优先投资，进行人为的资金配置；二是要进行税制改革，实行有利于进出口贸易的增值税，提高税制结构的收入弹性，从而为金融深化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①

虽然，“金融深化”与“金融压制”理论也存在主张完全取消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干预的缺陷，但它毕竟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金融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与政策思路。从财政税收的角度考察，这一理论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健全的财税体制是缓解金融压制，促进金融深化的重要前提；二是良好的财税政策是防范金融风险，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手段。

（二）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

财政风险是指由于经济活动中多方面的原因造成财政资金损失，以及财政不能提供必要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的可能性。财政风险将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会危及国家政权稳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转轨型市场经济体制下（比如我国），财政与信贷的密切联系决定了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共存。从财政方面来分析，第一，中央银行财政金库，财政性存款是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因此财政性存款的规模会影响信贷平衡；第二，财政向银行发行债券会影响信贷资金的来源和运用，从而有可能影响信贷平衡。例如，1998年我国财政直接向银行发行了3700亿元国债，使财政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密切关联，风险共担；第三，当国有企业亏损而财政无力及时足额进行弥补时，将影响到银行无法按时足额收回贷款，从而加剧银行的风险；第四，财政赤字将影响货币供应量，有可能导致信用膨胀，诱发金融风险。再从金融方面来分析，第一，银行税利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银行税利的变化将直接影响财政收入的规模。如果银行调整利率，变动利差，则不仅会影响银行的结益，而且还将影响财政收入与财政平衡；第二，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要通过财政手段弥补在财政依靠发行债券补充银行资本金的条件下，如果财政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则财政必然承担风险，同样国有银行的这部分资本将成为虚假资本。此时，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共沉浮。第四，国有独资银行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是国家财政。一但国有独资银行的的不良资产无法收回时，最终都要直接或间接地落在财政身上。

二、中国潜在财政金融风险联动性分析

金融风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国家的金融风险各有其特殊性。从我国现状来分析，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多种矛盾的综合作用已加剧了潜在金融风险积聚，而且呈现出财政金融风险交织的特点。从诱发我国财政金融风险的经济体制根源来分析，在经济转轨时期，主要的经济体制呈现出以下特征：

财政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一直处于整个国民经济“总管”的地位，财政是政府配置资源的基础，它体现“强财政”的职能特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演化为目前的财政体制，即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性质不分明，两类财政收支绑在一起的混合财政体制。而且，呈现出“弱财政”的职能特征。从财政收入方面看，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预算外资金不断膨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额一直在增加，但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从1978年度的32.1％下降到1995年的10.7％。国家财政收入的不足严重影响以至削弱了政府职能的发挥。从财政支出方面看，财政收入难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我国财政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职能决定了：一方面国有资产财政要求政府不断投入资金，保证国有经济的运行；另一方面，公共财政要求政府建设公共工程，为市场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然而，目前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有效财力相当部分只能用于“吃饭”，难以满足实现财政职能的需要。再从财政收支平衡方面看，1979～1998年的19年间，除1981年和1985年略有结余外，其余每年都是财政赤字，而且赤字额不断膨胀。财政收支差额一是靠增发货币、搞财政发行弥补；二是靠发行国债方式弥补。前一种弥补方式因《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约束已不具有现实可行性，而后一种弥补方式也容易形成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的格局，从而诱发财政危机。

金融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发行货币，接受存款，并依照中央指令性计划提供国营企业贷款，实际上是财政的会计和出纳。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改制为中央银行，但因商业银行不存在，所以也无从发挥中央银行的功能。199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与《商业银行法》。这两个法的颁布虽然为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提供了理论与法律依据，但其效果并未立即得到显现。目前国有专业银行虽然拥有一定的自，但仍受制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导和地方政府的干涉压力，因而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市场法则为导向的商业银行。

从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来分析，在财政方面，由于目前财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使财政在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中的作用不断弱化，财政只得将缓解转轨时期各种经济利益摩擦的任务转移给金融部门；在金融方面，由于目前还未形成产权明晰、以市场法则为导向银行体制，因而财政就能通过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间的血缘纽带将财政的资金配给功能与社会保障替补功能转嫁于金融部门，其结果导致金融功能异化。在微观方面将导致银行信贷不良资产大量沉淀，银行效益下降甚至亏损，银行与企业均陷入债务陷阱之中，难以自拔；在宏观方面将导致通货膨胀，形成货币供给倒逼机制，从而诱发财政金融风险与危机。

融资体制目前我国是国家垄断信用制度与银行主导型的融资制度。国家垄断信用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间接融资必须在融资制度中占主导地位。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居民的消费剩余存入银行，使国有银行成为主要的金融中介，间接融资制度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政府为维持其投资主体的垄断地位，只能求助于银行。在通货膨胀率、国家投资高成本的情况下，必然造成银行的软资产与硬负债的高结构性风险，必然使企业的经营风险直接或间接转嫁于银行，使银行成为经济风险的焦点。

银企关系在国家垄断信用制度与银行主导型的融资制度下，我国存在着银企之间的巨额债权债务链。人民银行总行初步统计表明，到1994年底这一数额已上升为10000亿元，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约为30％，相当于国有银行总本金的4倍多，其中大部分为国有企业所拖欠。1999年年底国有企业出现的整体净亏损直到目前仍不断上升，仅2000年上半年就亏损了674亿元，可见银企债务危机正处于恶化之中。但通过中央银行货币的超量发行和国有银行扩大负债来维持金融系统的清偿能力总有限度，金融系统对企业债权的“软资产”和对居民储蓄的“硬负债”极不对称的趋势如不能得以有效遏止，则不能否定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突然崩溃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可能性。这可以用经济学家费雪等人的债务—通货紧缩的金融危机理论加以解释。费雪等人认为，一些外生事件引起了经济的扩张过程，因为这些外生事件为经济的关键部门提供了新的盈利机会，引起这些部门投资增加，使产量、物价和利润水平上升。物价和利润水平上升，即鼓励更多的投资，也诱发了为获得资本利得而进行的投机。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债务融资的途径，其中最重要的途径是银行贷款，使存款和货币供给增加，促使价格水平进一步上升。这一切使人们对经济势头保持乐观，从而会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使经济以更快的速度扩张。物价水平上升也使未清偿债务的实际价值降低，进一步鼓励了借贷活动。这一过程将持续到“过度负债”状况，即没有足够的流动资产来清偿到期债务的状态，从而引起一个连锁的债务一通货紧缩过程。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财务杠杆比率高，并且效益不佳，使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很高，银行体系比较脆弱，因此存在发生债务—通货紧缩过程的可能性。

金融市场体制中国目前金融市场不规范。从货币市场看，存在着一定规模的短期游资，据刘光弟先生估计其规模约为3000亿元，这笔游资和一些金融机构非法拆除的更大规模的资金一起曾严重地冲击了股票市场。从资本市场来看，国债市场曾爆发了最终导致闭市的“327国债风波”；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更明显。股票市场中资产的剧增和高额回报游资的迅猛流动一起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可能因股市泡沫的最终破裂、拆借市场的无法出清和某一金融机构非法操作后巨大亏损无法弥补等形式而突然爆发。

正是由于转轨型经济体制的种种偏差导致我国目前的财政金融形势已不是一般的金融风险问题，而是潜伏着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财政风险（他们认为金融风险属于财政风险的范畴），包括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养老金债务问题、对外债务问题、政府债务问题、国有企业亏损及其资本金补助问题、中小金融机构破产倒闭问题以及对科学、教育、环保增长比率的承诺问题。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金融风险的产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方银行称作为“流动性短缺”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与体制原因。中国的潜在金融风险已不是单纯的金融问题，而是财政与金融问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引发的联动性财政金融风险与危机。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仅从金融的角度寻求防范金融风险的对策，而应该联系财政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探明导致我国潜在财政金融危机的成团，才能寻求根治的良策。

三、防范中国金融风险的财政基本思路

（一）体制选择：构建双元财政体制模式

双元财政体制模式是指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既相对独立，又相对统一的财政体制模式（见下图）。

相对独立而统一的公开财政和国有资产财政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双元财政体制模式：公共财政使我国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效，确保市场有效运行；国有资产财政使我国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直接进入市场，开展盈利活动，以保证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反之，如果继续把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收支混淆于财政单一体中，其结果将非盈利性的财政行为介入市场活动，盈利性的财政行为介入非市场活动，①从而造成财政“越位”与“缺位”并存，扰乱了各种经济关系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诱发财政金融风险和危机。因此，优化财政金融风险的关键是构建双元财政体制模式。从我国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来看，目前是财政部管资产、经贸委管企业、人事部管干部，这种多头管理有一定的弊端。对此，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企业工委，由中央企业工委监管国有资产。无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管理形式如何变化，国有资产的投资与风险总是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使国有企业经营者既要享有经营利益，又要承担管理责任和经营风险，以割断国有企业风险向财政转嫁的传导机制。

（二）政策选择：实施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折。近几年来，尤其是在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几十年供给不足和需求过旺转向了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经济运行进入了低谷时期。这种通货紧缩状况进一步加重了银行与企业之间债务关系的恶化，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聚。为此，我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增加财政支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当经济运行处于偏冷的时期，一般可以采取较宽松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如减税、增加支出、扩大国债数量和加大财政赤字等手段，以此来增强企业和个人的可

①袁星侯：《财政风险：成因及对策》，《四川财政》1998第6期。用现金；同时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公共消费和出口补贴的支出政策，使这些财政支出产生乘数效应，数倍地扩大社会总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是否也应该选择减税政策呢？对此，学术界有不同观点：（1）实施减税政策；（2）不能实施减税政策；（3）实施税负结构调整，局部征税与局部减税的政策。

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现状，笔者赞同实施税负结构调整与保持适度赤字的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1）总体税负相对稳定，合理调整税负结构。一方面，总体税负应该相对稳定。首先从理论上讲，如果从直接减少财政赤字，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政策目标出发，应该选择增税政策；但从直接扩大社会需求，启动消费的政策目标出发，又应该选择减税政策。这两种政策目标的冲突使我们陷入了两难境地。其次，从实际来看，虽然我国目前税负总水平偏低（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但我国除税收外还有大量的基金和收费项目存在，这部分收入估计古GDP的10％以上，所以纳税人的总体负担水平并不轻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如果再进一步提高税负水平，势必进入“拉费曲线”，导致经济进一步萎缩、税收进一步减少。因此，在现有经济条件下，不存在增税的空间。同时，我国目前财政收支矛盾尖锐，财政赤字年年居高不下，如果实施降低税负总水平的政策，又将进一步激化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风险。因此，目前也不存在减税的空间。为此，我们只能选择总体税负相对稳定的政策。在保持现有税负水平的条件下，通过加快费改税的步伐，加强税收征管，促进经济发展等措施相对增加税收收入。另一方面，实行有增有减的税负结构调整。通过开征遗产税及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增加税收收入；同时通过实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局部减轻税负，进而调整税负结构，优化税收政策。（2）实施适度国债与适度赤字的积极财政政策。在适度增发国债与适度财政赤字（国际警戒线内）的前提下，扩大财政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益，促进经济增长，防范与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与危机。

参考文献：

财税金融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业；增值税改革；原则；建议

针对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金融企业依据其营业额的全额进行征税，金融企业的内部业务依然遵循营业税，以及在国际合作中营业税征收的弊端日益显露，继交通运输业、现代服务业、电信业先后完成“营改增”之后，预计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等行业将在2015年完成“营改增”。在金融业税制改革的有条不紊地进行中，本文将更全面、细致论述有关金融业营改增的细节问题和有关建议。

一、文献概述

在金融业税制改革必行中，相关文献主要对国际金融业增值税的设计方式的运行和在中国国情基础上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进行分析，同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我国金融业增值税税制。

杨默如（2010）首先对金融业进行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税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其次，运用投入产出表测量和计算了金融业重复课税规模；最后，对我国金融业增值税制的改革提出了有关建议。刘佳、乔博娟（2013）和刘天永（2013）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增值税改革必须依附于我国财税体制和金融行业的基本国情，同时借鉴国外的增值税计税方法，深化和完善金融业增值税制度的改革。

熊鹭（2014）首先，从税率、应税方法、可抵扣进项税额确认方法、特殊业务处理规则以及税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沟通机制等五个方面对英国金融增值税制进行归纳，分析了中英金融增值税制主要存在税负不同，对待税收筹划的态度不同和征税方法不同三个区别。在此基础上，熊鹭、郝联峰（2014）基于国际上金融业增值税征税模式，分析了当前中国银行业“营改增”四种主要方案对财政总收入、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银行资产业务选择、银行客户、银行贷款利率定价和债券价格等六个方面的影响。

朱剑峰、王秀珍（2013）和周志波、刘建徽、田婷（2013）和王莹（2013）分别介绍国外金融业增值税征收的三种典型模式：基本免税法、零税率法、固定比例抵扣的免税法，比较分析各种模式的优劣，并总结有关国外金融业增值税征收模式对国内金融业税制改革的启示，最后提出了有关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15）和西安支行课题组（2014）基于国际金融业增值税征收方法，分析了我国银行业“营改增”现状和面临的困难，归纳了国内较为关注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银行业“营改增”方案，同时考虑到我国银行业税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提出了全面征收增值税的建议方案。同时，分别以河南省68家银行类金融机构和西安地区的9家金融机构为样本，进行了营改增的效应测算，其中郑州支行认为增值税税率定在6%较为适宜；西安支行认为一般金融机构按照11%征收增值税，农村金融机构减按6%征收。

二、金融业增值税改革原则和建议

按照最优商品税理论，一个国家设计一种税制不能仅仅站在一个角度考虑，应综合考虑税收对经济、社会、财政及实际操作难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对金融业增值税的设计应该遵循以下这三个基本原则：（1）整体性和系统性原则。金融业税制的设计应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层面上考虑，避免金融业“营改增”的实施对各行业产生不利影响。（2）渐进性和有序性原则。金融业行业特殊，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我国金融环境的复杂也增加了金融业“营改增”的难度。为稳妥起见，金融业开征增值税，可以采用有序性原则，避免贸然开征可能造成的危害。（3）可操作性和简易性原则。税收实施的易操作性和简易性是税种成功开征的重要影响因素，税制的设计应保证能够顺利实施，否则不仅不能实现税收职能还可能会造成税收效率的损失和社会福利的降低，更坏的结果是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可预料的不良影响。

虽然我国的增值税改革已经试行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是金融业作为具有特色的现代服务业，在具体改革政策的设计上，笔者建议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金融业增值税税制设计

第一，确定增值税应纳税项目。

纵观金融业的特征，我们发现金融业的很多业务的收入是不符合增值税销项税确认条件的，即金融业企业的某些营业收入不产生增值税销项税额，我国的金融业税制改革可以对此类的金融服务项目实行免税政策，通过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企业的业务分析来看，这些免税项目主要包括：现金交易，存贷款业务，股票交易，保险交易以及外汇转贷等业务。而对于那些金融业业务产生的业务收入，既能够发生销项税，同时也满足进项税抵扣的条件，则对这些业务项目征收增值税。这些应纳税金融业务包括：咨询业务，基金管理和信托以及融资租赁业务等。

第二，规范增值税进项税的抵扣管理。

原则上，按照增值税的统一管理，金融业企业的可抵扣进项税项目应该和其他行业企业一样，而不需要单独规定，主要的抵扣内容包括：购买应税项目的原材料、固定资产以及低值易耗品等发生的进项税额。但是由于上文分析的，金融业的所有业务项目存在着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不能简单地直接扣除全部的进项税额部分，需要在增值税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能够明确归属于应税项目的进项税额可以在增值税销项税额中直接抵扣，不能明确确认其归属的，本文建议按照免税营业额与应税营业额的比例分摊抵扣。

第三，确定金融业的增值税税率。

税率作为整个税制体系中的重要一块，是一个合理的税制体系的重要标准，制定一个合理的税率，能够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不能够造成阻碍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我国现行增值税基本税率是17%，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行业由于其特殊性，需要单独测算其适用税率，已实行试点的交通运输业则为11%，部分现代服务业为6%，但是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又是需要单独进行测算的。

（二）金融业增值税征收管理

首先，完善和规范金融业征收增值税的立法体系。我国目前的税法是针对所有行业的基本法，加快研究制定《金融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到最后的金融业征管增值税的最后法规，务必做到对金融业全面改征增值税的实施细则，做到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有法可依，同时也要要求征管人员做到执法必严的程度。其次，提高税务征管部门人员的业务水平。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需要税务部门机构从业人员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同时，金融业征收增值税，面临着工作量大，任务繁重等困难，政府部门需要在金融业税改之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以做到有备无患。第三，正确处理国税和地税的关系。

（三）加强地方税收体系建设

随着我国增值税的逐步“扩围”，加强地方税收体系的建设也将成为改革和关注的另一重点，这关系到地方财政收入能否保持稳定。为保障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长效、稳定，具体实施内容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整合、改善现有税种，提升监管能力；二是，征收新型税种，扩大税收来源。（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熊鹭. 英国金融业增值税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借鉴[J].国际税收，2014（6）：11-15

[2]熊鹭、郝联峰. 银行业“营改增”方案经济效应比较[J]. 财政研究，2014（7）：57-61

[3]周志波、刘建徽、田 婷. 我国金融业增值税改革模式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2013（12）：51-55

[4]杨默如. 我国金融业改征增值税的现实意义、国际经验借鉴与政策建议[J].财贸经济，2010（8）：42-50

财税金融论文篇5

关键词：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财政政策金融政策

一、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发展现状

（一）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背景概述

珲春市位于中国图们江一带，处在进入日本海的咽喉部位。自国务院颁发长吉图战略路线后，珲春市政府将珲春市设立成为了一座窗口化城市，不断与韩日俄朝等过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以及合作建设，为珲春市的经济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带动了整个延边地区的发展。

（二）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现状

据统计，2014年年底，合作区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4亿元，同比增长13.5%；财政收入3.8亿元，同比增长31.5%；出口加工区完成进出口总额6亿美元，同比增长10%；互市贸易区实现俄边民入区15万人次，对俄旅游贸易蓬勃发展。成功举办中俄边境市长合作会议、国际现代物流论坛和东北亚旅游论坛，区域合作主导地位显著提升。全年接待游客15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2%和27%。

二、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财政金融政策成效分析

（一）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财政金融政策的内容

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内，对于一部分产业中的项目进口设备采取政策范围之内的免征关税政策；在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内的鼓励类产业进行税收减免政策，对此类产业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减少15个百分点；凡在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内享有两免三减半政策的各类企业，均可继续享有直至到达期限为止；由国家政府支持，对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内的税收采取一些列转移支持制度，从而达到地方税收减免的政策；对于外商的投资引进，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对外商投资引进的企业采取历史欠税减免原则，加速此类企业的发展；根据对产业拉动作用的大小，以及对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所作出贡献的不同，奖励20万以内、30万以内以及100万以内不等。

（二）现行财政金融政策的积极作用

1、对新入驻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的大中小型企业实行的税收返还政策以及税收减免政策，令示范区内的各类新入驻企业越来越多，从而在基本数量上扩大了示范区的整体产业规模。

2、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对优秀个体也实行了许多财政奖励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为示范区所有大中小型企业内的员工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高了个体员工以及管理人员的创新意识。

3、俄罗斯等国际友人的增多，在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内进行走动时，简单的衣、食、住、行上的花销均可用本国的货币进行交易，极大便利了他们的行程以及消费途径，也为示范区的整体经济收益有一定提高作用。

4、金融政策上货币使用的调整，卢布等货币可以广泛流通，为示范区的旅游行业也有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由于货币流通更加便利的关系，在自身旅游条件优厚的前提下，国内外的旅游人员逐年增多，大大促进了示范区内旅游行业的发展脚步。

三、现行财政金融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在珲春市政府投资政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投资项目过于分散，盲目性较高。前来投资的企业更注重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的发展前景，示范区应抓住重点，实施更加优厚的财政政策，从更多财政政策方面落实优惠政策的实施。

其次，在税收政策方面，尚未完全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在下发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后，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仍令示范区内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制约性。

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尚处于建设初期阶段，因此示范区的整体金融组织体系还未完善，存在许多局限性和欠缺之处。金融机构的增多，致使示范区内不良资产也随之增多，针对这种情况的出现，示范区的临时应对政策出现了问题，采取向财政转移的手段缓解这种不良资产所带来的压力。这种临时应对政策的出台，虽快速解决了当前不良资产所带来的严重金融问题，但助长了这种资产的增长，长此以往，会对珲春市政府带来严重的后果。

四、完善财政金融政策的建议

（一）完善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的政府投资政策

在示范区的各大生产园区中，应加大力度扶持传统产业的成产链条，给予充足的资金令示范区内的传统产业得到快速的发展，稳固示范区大型传统产业链条的雄厚底蕴，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在以生产加工为主的企业极为重要，关乎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因此对急需更换生产设备等产业给予一定的帮助，令该企业渡过难关。

（二）促进并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对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必须有针对性和突出性，对于示范区内贫困企业以及示范区周边贫困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应加大力度，不能将税收政策一概而论，多鼓励，少税收甚至无税收，这样才能带动贫困企业及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转移支付制度

对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珲春市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通过对示范区内转移支付制度的推进，对示范区内不和谐的公共水平进行考核和提高，在服务水平方面，不断进行培训和交流，力求规范服务行业水平，从而提升示范区整体服务水平。

五、结论

本文对于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的财政金融优惠政策进行了优势与弊端两者的探讨，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发现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令珲春市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为珲春市的招商引资迎来了许多机遇。并在珲春市的经济不断发展同时，也把珲春市逐渐进行了性质上的转变，逐渐成为了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窗口化国际化城市。从根本意义上说，珲春国际金融合作示范区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优惠政策的实施，为发展东北三省的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做出了表率，促进了民族和谐和稳定，弘扬了我国少数民族丰富文化，也对我国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作者：李成浩

参考文献： 

[1]周民良，杭正芳.以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推动兴边富民进程[Z].西北大学，2011. 

[2]张文龙.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对策研究[D].延边大学，2010. 

[3]周密.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环境影响评价浅议[Z].世界地理研究，1995. 

[4]于思待.论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与经济发展[J].现代商贸工业，2009（13）. 

财税金融论文篇6

【关键词】营改增；金融业

随着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关于进一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以下简称“增值税扩围”）的讨论业愈加激烈。2012年1月1日上海作为首个试点地区拉开了“营改增”改革的序幕。2012年7月25日，国务院决定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10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2013年8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部分现代服务业适当扩围纳入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

从上面的“营改增”方案来看，愈来愈多的行业开始纳入到增值税扩围的范畴。但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金融业，却在“营改增”的浪潮中显得有些落寞。国家产业经济的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金融业的支持。税收，作为宏观调控国民经济的杠杆对于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金融服务行业的发展壮大反过来也会进一步促进国家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金融服务行业财务会计核算比较规范，完全符合增值税扩围的基本条件。因此，我国对于金融业由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应尽快提上税制改革的日程。

一、我国金融服务行业“营改增”的必要性

目前，多数国家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而非营业税。根据税收中性理论，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该尽量减少税收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前提下，有效地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使市场机制和税收机制达到最优结合。增值税正是这种“中性”的税，其只针对增值额征税，对大多数商品按同一比例税率征收，能够使不同商品的税负达到一定的均衡，并能较大限度地避免税收对商品比价关系的扭曲性，有利于市场机制自由发挥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

我国对金融业以营业额的5%征收增值税，其中对于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买卖业务，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但这种征收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许多问题。

1.重复征税问题

营业税作为一种税制本身就存在重复征税问题。金融服务行业提供的劳务通常有多个环节，该环节中可能包含着外购的其他应税劳务。若按营业额全额征税，则那部分已纳税的营业额将要被再次征收营业税，这样就产生了重复课税的问题。而按增值额课税，只对本环节创造的增值额课税，避免了对上个环节中消耗掉的物质资料转移价值重复课税。

营业税与增值税并存造成的重复征税。在同一企业，由于增值税与营业税之间无法进行抵扣也加大了企业的税负。比如，运输企业在购置汽车等运输工具时，支付了汽车的增值税；但在进行运输服务时缴纳的营业税，与先前支付的汽车增值税无法抵扣。企业既交增值税又交营业税，负担自然加重。对于金融行业亦是如此。

2.金融业部分计税规定不合理，金融业的营业税税收负担相对偏重

根据目前的税收政策，对于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买卖业务，按照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但是金融产品转让实行分类、分业计税。对同一金融机构，当某类金融产品经营发生亏损时，只能够在本年度内、同类产品的盈利中抵扣，不允许不同种类的金融产品之前抵扣，也不允许跨年度抵扣。目前我们国家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转为混业经营，而这种分类分业的税收征管模式显然与这种趋势背道而驰。将金融机构收取的一些价外费用纳入该金融机构的应税营业额也是不合理的。如证券公司为证券交易所代扣代缴的过户费、开户费等收入，并不构成企业的实际收入，也但被计入了营业额征收营业税。这些规定显然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

由于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计税依据不合理等问题，导致金融业的实际税收负担相对偏重。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业需以营业全额计征营业税（5%），加上按营业税额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7%）和教育费附加（3%），其综合税负在5.5%以上，远高于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邮电通讯等行业3%的税率。如此高的税率，显然不利于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竞争。

3.金融业出口服务不退税

出口适用零税率是国际的通行做法。出口退税主要是通过退还出口货物（劳务服务）的国内已纳税款来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而增强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创汇。我国对金融业征收营业税，但在该金融服务出口时却无法退税，国内的金融服务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不利于金融行业的发展。

二、金融业“营改增”存在的问题

1.计税基础难以确定

金融业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业，与生产企业相比，金融业有自己收取服务费的方式。金融业包括贷款、金融产品转让、金融经纪业务以及其他金融业务，服务形式的多样性也就意味着了支付方式的多样化。因此，对金融行业征收增值税的基础（增值额）难以确定。同时，对于金融行业，不仅要考虑资金或者金融产品本身的增值额，同时还要受到银行中介运营成本、银行中介运营成本、通货膨胀等诸多方因素的影响。所以不仅增值税征收的税基难以确定，而且对增值税税基的计量单位也不能一概而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需要的是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专家详细的论证，而不仅仅是改变有关法律就可以的。

财税金融论文篇7

【关键词】营改增；增值税；应交税费；会计处理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了《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号）。与之前的有关规定相比，财会［2016］22号文件在“应交税费”总账科目下增加了明细科目，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账增加了专栏，增设了“应收出口退税款”一级科目，修改了“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及核算内容，应交税费的报表列报也有改进。财会［2016］22号文件的对于推动“营改增”全面施行、统一规范增值税的会计处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笔者发现其存在三个问题，本文对此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

一、账户设置覆盖不全

1.问题分析。财会［2016］22号文件实质上区分了金融商品业务和非金融商品业务，明确一般纳税人转让金融商品的增值税单独在“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账户集中核算，目的是便于年底汇总清算年度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额，执行多退少补政策，同时也便于执行年度汇总后“年末时仍出现负差的，不得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的政策。该文件还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非金融商品的增值税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账户核算。财会［2016］22号文件第一条第（六）项明确规定：“待转销项税额”明细科目用于核算一般纳税人发生非金融商品业务，已确认相关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销项税额的增值税额。但并未规定，哪个科目用于核算一般纳税人发生金融商品业务，已确认投资收益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的应交增值税额。金融商品业务存在先确认投资收益、后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的事项。众所周知，金融商品转让将销售额作为征收增值税的依据。按照有关税收规定，金融商品转让的销售额=（卖出价-购入价）+持有期间股利收入和利息收入，金融商品持有期间的股利收入和利息收入是金融商品销售额的组成部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持有金融商品期间的股利收入和利息收入在当期要确认投资收益，并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规定，金融商品转让时产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这就是先确认金融商品持有期间投资收益，而后在转让金融商品时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的事项。对于这类事项财会［2016］22号文件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核算账户，可见该文件账户设置覆盖不全。2.建议与案例分析。显然，借用“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科目核算金融商品先确认收益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的应交增值税额是不妥的，一则金融商品本身不存在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二则容易与非金融商品业务的待转销项税额混淆。笔者认为，应另设“应交税费——或有应交增值税”之类的科目来核算此类事项。理由是：转让金融商品时才产生增值税纳税义务，因此持有期间所获收益的增值税不应确认为应交增值税；并且转让时可能形成正差，也可能形成大于持有期间含税利息收入和股利收入的负差，最终是否要交增值税具有不确定性。“应交税费——或有应交增值税”科目核算内容如下：①一般纳税人在持有金融商品期间，按确认的含税股利收入和含税利息收入中包含的增值税；②一般纳税人在金融商品转让或到期时，确认转出的增值税。该科目还应进一步按具体的金融商品设明细科目。期末视其流动性，将其余额填列于资产负债表的“其他流动负债”或者“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投资单位在持有金融商品期间，被投资单位确认分配股利或计算应付债券利息时，投资单位应确认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以及投资收益，其金额是含增值税的，并且增值税在未来转让金融商品时缴纳。对这种业务，笔者认为应做如下处理：被投资单位确认分配股利或计算应付债券利息时，投资单位对其应享有的份额或应收取的利息，按金融服务业增值税税率6%分离增值税，借记“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科目，贷记“应交税费——或有应交增值税（某证券）”“投资收益”科目；未来转让该证券时确认相应的应交增值税，借记“应交税费——或有应交增值税（某证券）”科目，贷记“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科目。例1：A公司2016年、2017年发生有关经济业务如下：①2016年6月2日购入10万股甲公司股票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成交价为每股10元，交易手续费3000元，手续费的增值税180元。②2016年9月8日甲公司宣告将于9月15日发放现金股利每股0.2元。③2016年最后一个交易日A公司继续持有10万股甲公司股票，每股市价仍为10元。④2017年1月20日转让甲公司股票8万股，成交价为每股11元，交易手续费2700元，手续费的增值税162元。A公司账务处理如下：（1）2016年6月2日购入股票：借：交易性金融资产——甲公司股票（成本）1000000，投资收益3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80；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1003180。（2）2016年9月8日A公司对享有的股利（销售额的一部分）分离增值税，未来转让时应交增值税额（或有应交增值税）=含税股利收入或含税利息收入÷（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100000×0.2÷（1+6%）×6%=1132.08（元）。会计处理如下：借：应收股利20000；贷：应交税费——或有应交增值税（甲公司股票）1132.08，投资收益18867.92。（3）9月15日收到现金股利的分录从略。（4）2016年最后一个交易日A公司继续持有甲公司的股票，公允价值无变化，无需进行账务处理。（5）2017年1月20日转让甲公司股票，金融商品进销差价（销售额的一部分）为80000元（880000-800000），应交增值税额为4528.30元［80000÷（1+6%）×6%］。会计处理如下：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877138，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62；贷：交易性金融资产——甲公司股票（成本）800000，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4528.30，投资收益72771.70。同时，确认相应股利收入的应交增值税额905.66元（1132.08÷100000×80000）。会计处理如下：借：应交税费——或有应交增值税（甲公司股票）905.66；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905.66。

二、投资收益核算口径混乱

1.问题分析。财会［2016］22号文件第二条第（三）项规定，平时每笔金融商品的转让，正差（卖出价大于购入价的差额）按含税收益贷记“投资收益”科目，负差（卖出价小于购入价的差额）则相反，按含税收益借记“投资收益”科目。月末“投资收益”账户借方、贷方发生额相抵（负差正差相抵），如为贷方余额，即为当月金融商品转让收益，集中分离增值税，按应交增值税额借记“投资收益”科目，贷记“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科目；如为借方余额，即当月金融商品转让亏损，亦分离增值税，按分离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年末“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科目如为借方余额，不得转入下年抵扣增值税税额，应将该账户余额转入“投资收益”科目。这样处理存在投资收益口径混乱的问题：“投资收益”账户金额有的含增值税，有的不含增值税。具体包括四种情形：①取得金融商品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时的交易手续费计入投资收益，其金额不含增值税。②前已述及，持有金融商品期间确认的股利收入和利息收入应是不含增值税的投资收益。③按财会［2016］22号文件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平时根据转让金融商品的进销差价确认的投资收益应含增值税。④投资单位可能还有其他非金融商品的投资收益不含增值税。2.建议与案例分析。基于以上分析，为避免投资收益核算口径混乱，保证金融商品转让的投资收益和增值税核算的准确性，对于金融商品转让业务，应坚持逐笔核算投资收益，使“投资收益”账户金额均不含增值税。例2：B公司2016年6月发生下列有关经济业务：①5日从证券市场购入乙公司股票80000股，每股市价8元，购入丙公司股票50000股，每股市价12元，交易手续费共计3720元，增值税223元。②20日，丙公司宣告将于7月2日发放现金股利每股0.1元。③23日转让乙公司股票20000股，成交价为每股9.1元，不考虑交易手续费。④26日转让丙公司股票10000股，成交价为每股11元，不考虑交易手续费。⑤28日，被投资的非上市公司宣告分配利润，B公司按持有的1%股权份额享有利润4000元。B公司账务处理如下：（1）5日购入股票，会计处理如下：借：交易性金融资产——乙公司股票（成本）640000、——丙公司股票（成本）600000，投资收益372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23；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1243943。（2）20日确认股利收入。B公司取得的股利收入为5000元（50000×0.1），是含税股利收入。因为不能确定6月份是否转让及是否全部转让丙公司股票，为了正确核算本期取得的投资收益，应从含税股利收入中分离增值税，或有应交增值税额=5000÷（1+6%）×6%=283.02（元）。会计处理如下：借：应收股利5000；贷：应交税费——或有应交增值税283.02，投资收益4716.98。（3）23日转让乙公司股票，按财会［2016］22号文件的规定，会计处理如下：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182000；贷：交易性金融资产——乙公司股票（成本）160000，投资收益22000。（4）26日转让丙公司股票，按财会［2016］22号文件的规定，会计处理如下：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110000，投资收益10000；贷：交易性金融资产——乙公司股票（成本）120000。按增值税相关规定，金融商品持有期间投资收益应交增值税应在转让时确认。因此，26日B公司还应按丙公司股票的转让比例，转出“或有应交增值税”。会计处理如下：借：应交税费——或有应交增值税56.60（283.02÷50000×10000）；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56.60。（5）28日，确认对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4000元。持有的非上市公司股权不属于金融商品，其股权投资收益不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会计处理如下：借：应收股利4000；贷：投资收益4000。（1）（2）（5）的分录中投资收益金额不含增值税，（3）（4）的分录中投资收益金额含增值税。本例中期末显然不能按投资收益账户余额16998.98元分离增值税，应按（3）（4）分录中转让金融商品正差负差相抵后的差额12000元（22000-10000）分离增值税。应交增值税额=12000÷（1+6%）×6%=679.25（元），B公司2016年6月末分离增值税会计处理如下：借：投资收益679.24；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679.25。显然，在“投资收益”账户中找出含税金额比较麻烦，易出差错，也不科学。为了保持“投资收益”账户核算内容的一致性，应使每笔投资收益的金额都不含增值税，因此，平时转让金融商品时就应分离投资收益金额中的增值税。据此对③④业务的投资收益分离增值税，（3）（4）中分录分别修改如下：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182000；贷：交易性金融资产——乙公司股票（成本）160000，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1245.28（22000÷1.06×0.06），投资收益20754.72。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110000，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566.04（10000÷1.06×0.06），投资收益9433.96；贷：交易性金融资产——乙公司股票（成本）120000。实际上财会［2016］22号文件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并不具有普适性。其对于专门从事证券短期买卖的证券公司，即对采取购入金融商品全部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处理方法的证券公司比较适合；但对于拥有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商品，或拥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商品的企业，则不适合。

三、“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账户核算内容不全

财税金融论文篇8

关键词：银行税；简介；评价

一、背景及银行税的提出

2008年9月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形势的急剧恶化，已演变成20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了延缓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冲击，阻止金融危机发展成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各国积极采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措施和手段来维护本国金融稳定。特别是美国运用财政资金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采取临时国有化、直接注资、债务重组、政府担保等救助措施 。因此，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背后是十分巨大的财政赤字，在巨额债务和本币贬值的双重压力下，很有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财政风险（甚至是财政危机），像此次希腊债务危机就是政府挽救本国经济的“后遗症”。

银行税这一概念是由英国首相布朗在2009年圣安德鲁斯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建议征收“全球金融税”演变而来的。2009年9月的匹兹堡峰会上，领导人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可行性研究，并提出一套可有效降低金融系统风险以抵御未来危机的方案。2010年6月，IMF向G20提交了名为“金融部门缴纳的公平、重要的捐费”的最终报告。在2010年1月份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大型金融机构征税计划以弥补纳税人损失，但这一立法提议目前在国会已遭遇搁浅。英、法、德等欧盟国家也呼吁对银行业征税以救助出现危机的金融机构。2010年5月欧洲欧盟委员会提议，各成员国应该设立一项“银行清盘基金”，用于在未来支付破产银行有序清盘的费用。

在G20多伦多会议上，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再度提出这一建议，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2010年6月28日，第四次20国领导人峰会在多伦多落下了帷幕，会议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宣言》。该宣言称“让各国自行决定是否想要征收银行税或是建立一些防备基金去抵消另一场引发全球衰退的金融危机。”虽然G20放弃征收全球统一的银行税，但声明要求建立一个更强劲的金融缓冲以防范未来可能的危机。

二、银行税具体内容

当下计划征收银行税的各个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等，对于征收银行税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美国之前计划征收，但最后搁浅的“金融危机责任费”的具体内容与其他国家也有差别。

本文通过对IMF向G20提交的名为“金融部门缴纳的公平、重要的捐费”的最终报告进行分析，来展示IMF建议对金融部门征收银行税的基本内容。其实IMF的建议主要是综合了上述国家的做法或设想而且建议征税的规模更大--扩展至全球所有银行和金融机构。

报告建议开征两项银行税，即“金融稳定性捐费”与“金融行为税”。

1.IMF建议征收银行税的目的

IMF认为，虽然国际社会正在努力改善金融监管，来处理被监管机构的风险问题（如高杠杆率、流动性错配等），同时这有改善也有助于减少系统性风险的过度承担。

IMF认为，弥补未来金融机构倒闭的财政成本的措施的设计和实行应以下两个目标为指导：

（1）确保金融机构全额支付其所接受的财政救助。在危机时期，由纳税人对金融机构提供支持，而在正常时期，由金融机构的所有者、管理者等完全享有收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这也危及政府未来对金融机构提供必要支持的能力。为支付所接受的财政支持，可以根据未来可能造成的成本进行事前支付，也可以在危机发生后进行事后的收取。

（2）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一方面措施应该有助于减轻金融机构变成“太重要不能倒”的动机，同时阻止金融机构风险的过度承担；另一方面，有助于问题金融机构的适时、有序的退出，以及解决因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所造成的负外部性问题。

IMF为解决因救助金融机构所支出的财政支出，建议征收银行税。当然，IMF同时认为，征收银行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以上目标，如果要完成以上所有目标，需要一揽子工具和政策的制定和有力实施，如金融监管的改进、银行税与金融监管措施的相互配合等等。

2.金融稳定性捐费

金融稳定捐费主要是为弥补未来政府对金融机构救助所支付的财政成本所征收的一项税收。所得资金可以用来成立专门解决问题金融机构的基金，或者是进入一般财政收入。经改良之后的金融稳定性捐费，税率会反映不同金融机构的风险以及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1)征收范围。征收范围可以窄（如只对银行征收），也可以宽（对所有金融机构）。IMF建议对所有金融机构都征税。因为一个宽泛的范围在根据风险确定税基和税率的情况下，可以较好的涵盖将来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机构。另外，所有的机构都可以获得退出机制提供的金融稳定这种公共产品。同时，如果是征税范围较窄的话，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道德风险。

（2）税基和税率。税基就是对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部分进行征税，排除对资本、被保险的负债部分征税，当然也包括一些表外项目。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税基会有所不同。

税率的确定考虑过去危机的经验和支出的财政资金，同时还应该考虑金融系统的风险状况。其实，税基和税率的确定应该是根据不同金融机构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以及倒闭可能造成潜在社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达到减少风险、促进公平，合理、有效提高税收收入的目的。当然对于金融机构对于系统风险的影响程度需要一系列的指导进行评估。

（3）税收资金去向

税收收入可以用来成立退出基金，或者进入一般财政收入。无论是成立基金还是进入一般财政收入，都不影响该项税收对于金融机构行为的矫正作用。当然，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不可能消除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需要强有力的退出机制的配合来尽量减少道德风险。

3．金融行为税

金融行为税对金融机构的盈利以及所支付的酬金进行征税，旨在打击其为追求高回报的高风险行为及限制高额奖金。

征收金融稳定捐费之外，还要征收金融行为税，是因为：除了政府直接救助的财政支出外，金融机构所引起的危机还产生了巨大的财政、经济以及社会损失，这需要金融机构予以分担；另外，征收金融行为税有助于控制因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及可能所造成的负外部性，当然该种税收安排需要与金融监管改革（如对系统重要的金融机构增加资本要求）相一致才能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

根据盈利和薪酬解释不同，可以设计三种FAT，预期达到不同的目的。

(1)FAT1：作为对金融服务征税的改进，是一种适用于金融服务经过改进的增值税。

该种金融行为税它是对金融服务附加值进行征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金融机构变得过度庞大的风险。因为技术原因，增值税一般不对金融服务增收，这样金融机构在是否征收增值税方面有优待，有可能使金融机构变的“太大”。避免恶化税收扭曲，FAT的税率可以低于一般增值税的税率标准。由于在很多国家金融机构附加值的规模很大，即使相对较低的FAT税率，也可以显著提高财政收入。

(2)FAT2：作为对金融机构高水平薪酬的征税

这种税的税基包括高水平的薪酬以及除去正常转化为资本的收益。目的是对超过最低需求的回报部分进行征税。

（3）FAT3：避免过度承担风险征税

这种金融行为税是对金融机构超额回报所征的。目的是通过对超额回报征税改变金融机构为追求高回报而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当然，还有很多有效的方法可以达到该目的，如金融监管。

①超额收益的确定。需要确定基准收益率，超过了基准收益率的部分就是超额收益。确定基准收益率是因为考虑到高风险活动越来越多，通过对超过基准利率的部分征税有利于减轻从事高风险行为的动机。当然对因技术、努力等产生的高收益进行征税是无法避免的。

②法定税率。为了使该税收对高风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税率需要足够的高，同时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避免利润的转移。

三种金融活动税的税基如下表：

4．国际协调

IMF认为，国际合作十分有益处，特别是存在大量跨国金融机构的背景之下。政府之间不一致的行动可能产生潜在的税收和监管套利的风险。同时，即便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对金融机构直接援助的国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机构倒闭和金融危机也是无法免疫的。

当然，IMF认为有效的合作不是要求各国措施整齐划一，而是在一般原则，包括FSC和FAT的税基以及最低税率等方面达成广泛一致。各个国际根据各自国际以及金融机构的情况进行适度的调整。同时，不进行征税的国家应避免对其他国家有效执行征税产生障碍。

三、 对征收银行税的评价

1．征收银行税可能的有利影响

(1)解决金融业外部性内部化问题

外部成本内部化，是指造成社会成本的企业或个人，应自行负担这项社会成本。目前这项原则已被广泛运用到绝大部分的产业和经济活动，如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处罚和课税。但是，金融业和金融活动却是这个原则的重大例外，它们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经常是由政府或社会大众来承担。金融业的社会成本一直未被内部化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成本平常多不容易被发现，而是累积到相当严重时，才以金融危机的方式一次爆发出来。但当金融危机出现时，金融业已没有能力承担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金融业者和许多相关人士更扬言或辩解，若不提供更多协助给金融业者，金融危机和社会成本还要变更大。于是，金融业者不必负担它们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有时甚至还可能得到额外的利益。从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原理来看，这种情况不只是不公平，而且很可能会鼓励金融业为了私人利益而造成更大的社会成本或伤害。直到这次全球金融海啸让全球经济蒙受极大损失，有些国家甚至濒临破产，金融活动的社会成本问题才受到重视。

IMF建议征收的银行税，特别是FSC，就是将金融机构可能造成的负外部性，由金融机构自己承担。

(2)为未来危机的化解事前做好资金积累。FSC的征收为以后政府处理系统性问题机构的倒闭以及金融危机提供资金，并将危机救助的成本与危机的主要救助对象对应起来。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未来政府财政压力，避免造成巨额财政赤字。

(3)一定程度上会缓解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行为

FAT对包括超额薪酬、超额收益征税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遏制金融机构进行高风险的行为。

金融高管的薪酬机制过于奖励短期财务业绩，助长了高管过度风险承担行为，鼓励过度投机。高管薪酬一般是“基薪+业绩薪酬+期权”形式，这样金融高管基薪外收入可能是基薪几倍，那么大部分收入构成就必然与高风险业务表现相关。对超额薪酬予以征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高管为获得高薪所进行的高风险的行为。

同样，金融机构获得超额收益往往与其所从事的高风险业务分不开。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对超额收益征税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业务，避免其过度承担风险。

2．对征收银行税的怀疑

(1)并非控制金融机构风险的根本之策。后危机时代，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积极反思造成危机的原因，20国集团领导人通过金融峰会达成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共识，强调应该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扩大金融监管覆盖面，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金融监管标准，以保障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类似危机重演。为达到金融体系稳定目的，应加强各种金融监管以更好、更有效的预防危机的发生。根据金融稳定论坛题为《加强市场和金融机构应对能力》的报告，建议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加强资本、流动性和风险管理；提高市场透明度和估值水平；改变信用评级机构的角色和作用；强化监管机构风险反应能力；加强应对金融危机的安排。

银行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为救助问题金融机构所面临的财政问题。对于是否可以在金融机构风险的防控上有作用是存有疑虑的。笔者认为，FAT对超额薪酬、超额收益进行征收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效果：因为征税，高管薪酬或金融机构的收益相对减少，为了获得高薪酬、高收益，会从事更多或更高风险行为。因为银行税是对行为结果的资金进行征税，对行为过程没有直接的控制，这样可能不会遏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反而有可能使金融机构去承担更多的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的防范更多还是应该从加强金融监管方面想办法，监管金融机构活动。从功能的角度，银行税所体现的最重要的作用是为未来危机提前累积资金。但这并不是防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的根本之道。

(2)影响银行利润；影响银行竞争力。银行业是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如果开征银行税，短期来看会提高成本、损害银行的利润，造银行竞争力有所下降，降低金融体系的效率，特别是银行主导型的国家影响更大，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因此，征收银行税必须要考虑到银行的承受能力。

(3)全球范围协调行动困难。现在只有英、法、德等国征收或计划征收银行税，其他国家并没有打算征收银行税，而且不同国家根据本国银行业具体情况实行的税率也可能不同。全球范围协同征收银行税就目前情况看还很渺茫。这样的不协同可能出现一定制度扭曲，产生税收套利。

四、总结

诚如IMF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金融监管的改善是降低金融机构倒闭风险的首要工具，但是具有矫正作用的税收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加强、完善金融监管，如提高资本金要求、流动性要求等来最大限度的预防、避免金融机构倒闭及可能所引起金融危机的前提下，可以适时考虑采用合适的安排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予以分担，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为挽救重要的问题金融机构所支出的财政资金，符合“污染者自负”的公平理念，避免因金融危机引起政府债务危机，从而可能影响国家经济，乃至世界整体经济。

参考文献：

[1] IMF, A Fair and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by the Financial Sector -Final Report for the G-20,June 2010

[2] FSF, Report of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on Enhancing Market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7 April 2008.

[3] 谢平.金融监管的五个前沿问题.载《新金融》2009年第12期

[4] 《经济学百科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财税金融论文篇9

【关键词】中小企业财税政策问题建议

中小企业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着多重挑战。而财税政策作为国家调控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意义重大。

一、财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

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特点，在其发展中普遍存在融资、自主创新等问题，财税政策为中小企业解决这些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财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

1.财税政策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存在的市场缺陷。

2.财税政策能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相对公平的融资环境。

3.财税政策能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建设。

(二)财政政策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

1.财税政策能降低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

2.财税政策能有效化解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风险。

3.财税政策能增加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收益。

二、我国现行中小企业财税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小企业财政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财政政策支持手段单一。运用财政政策资金拨款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效果不明显。虽然政府采购政策中存在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倾斜，但是我国中小企业大多势单力薄，生产的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客观上难以满足政府采购的需要，所以，政府采购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政府支持资金小。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每年不足20亿元，加上其他共享的政策资金，不足百亿元，难以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加之政府对各种中小企业进行多头管理，难以将政策性资金集中起来，进行组合安排、配套使用，导致财政性资金支持中小企业的整体效果不明显，很难形成政策合力，降低了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支持的影响力度。

3.中小企业社会负担相对较重。中小企业往往成为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摊牌各种费用的对象，尤其是许多乡镇企业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中小企业，仍然是“三乱”的主要受害者，政府治理“三乱”和为企业减负的努力也主要集中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很难真正落实到中小企业本身。

(二)现行中小企业税收政策存在的缺陷

1.中小企业税法体系不完善。现行的税收立法体系几乎都是采用小条例大细则的形式，临时通知、补充规定不断，没有一套系统的专门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的税收政策法规体系。

2.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缺乏导向效应。目前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很大一部分还仅仅停留在解决残疾人就业、废旧物资回收等低科技层面，具有“扶贫”的性质，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作用性不强，定位不合理。

3.优惠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我国现行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规定大多属于在税收分配环节的直接让利。在目前企业效益普遍不佳，亏损、微利企业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以所得税为主的优惠措施，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形同虚设，对经济的引导和刺激作用不是很明显，从而使得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三、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建议

(一)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

1.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政府对中小企业符合政府要求的做法给予财政上的援助。主要包括：①就业补贴。对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给予就业补贴，促进其吸收更多的失业者，以缓解就业压力。②研究与开发补贴。通过制定各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开发计划。对符合计划所提出条件的中小企业给予专项补贴和专项基金。

2.贷款贴息。贴息贷款是一种政府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利息补贴。其能够以较少的财政资金带动大量的社会资金参与对中小企业的援助。贴息贷款的具体做法：一是对中小企业的自由贷款给予高出市场平均利率部分的利息补贴，以使中小企业能够按市场平均利率获得贷款，提供中小企业在自由信贷市场中的借贷能力；二是对中小企业的长期低息贷款提供贴息，以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最难取得的长期信贷资金。

3.政府优惠贷款。它主要是指政府用财政资金通过私人金融中介结构，或建立专门的政府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直接提供少量的优惠贷款援助。政府优惠贷款主要是解决中小企业获得长期贷款困难的问题。其具体做法是，政府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长期低息贷款专项基金或建立专门的政府金融机构。由他们按一定的标准选择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二)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1.制定专门的中小企业财税法律。应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立法，以《中小企业法》为法律主体，从细致的分类着手，涵盖全面的政策支持及税收制定，可以为解决纠纷提供切实的法律依据，改善中小企业的弱势地位。

2.调整和完善增值税。其一，尽快推行增值税转型，逐步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可在高新技术企业先实行，刺激其进行投资。其二，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企业不分大小，只要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财务制度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的会计核算资料，遵守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没有偷税行为，都可按一般纳税人对待。

3.降低税率。降低营业税和增值税等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利润税等直接税的税率，是很多国家较为常见的优惠政策。

4.税收减免与返还。税收减免是针对税额而言的，包括全额减免、定额减免和定比减免，主要针对中小企业的创建时期和其产品与服务的出口环节，以促使中小企业实现技术进步。

5.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对中小企业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加速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二是降低当期的应税额，从而减少税款。

注：本论文是2011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微小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研究》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财税金融论文篇10

关键词：海外并购 金融支持 金融所有权优势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严明.海外投资金融服务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黄人杰.政策性金融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金融支持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07,4

3.陈群.金融支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相关探讨.福建金融，2006,6

4.白钦先，曲昭光.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