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循环背景财税政策及居民消费分析

［提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对国内国际形势研判后的必然选择。扩大内需、提振居民消费是畅通循环的重要举措，然而近年来居民消费率却有走低趋势，财税制度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促进消费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为促进居民消费健康发展，应调整税制结构，发挥所得税、财产税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改革消费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消费回流等。

关键词：居民消费；财政税收政策；国内大循环

一、提振居民消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提振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中国经济增长目前面临着三重压力：一是在2010年之后，我国整体经济增速进入新的发展常态，转为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开始优化升级，转型时期经济有下行压力。在此期间，GDP增速有所下降，2015～2017年在6.7%～6.9%的增速区间波动。二是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压力，我国外贸依存度整体呈上升趋势，2003～2014年均维持在40%以上，最高达64.48%，高的外贸依存度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当面对贸易摩擦时，经济必然出现下行压力。2018年之后，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两年间GDP增长率分别为6.6%、6.3%。三是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经济持续下行，2020年GDP增长率仅为2.3%。在外部环境不确定、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面对这些中长期的不稳定因素，我们必须掌握主动权，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这就要求必须释放我国本土市场潜力，加速形成国内大循环。经济循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环节。消费是循环的最终目的和动力，消费的扩大升级可以带动生产的扩大与创新，生产的创新又可以进一步拉动消费。若在消费环节出现堵点断点，经济循环将会失去动力，社会再生产也就不能顺利进行。然而，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在此情形下，提振居民消费成为了助推国内大循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二）提振居民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充分的可行性。2011～2021年，消费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55%，最高达65.7%，远超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贡献，同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平均高于资本、净出口1.41个百分点、3.93个百分点。可见，即使受疫情的影响消费需求有所下降，但它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源。我国总人口超14亿人，拥有巨大的消费群体，现阶段国民对消费升级、消费质量的要求十分迫切，消费结构也逐渐向发展型、享乐型转变，进一步做好供给侧改革的工作，同时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壮大中产阶层，将会释放消费市场的潜力，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表1）

二、我国居民消费现状

（一）居民消费水平稳步上升，但消费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居民消费水平通常是指居民年均消费支出，是绝对数指标，它反映了一段时期内居民的平均购买力水平。2001～2020年的20年间，居民消费水平由3，968元上升到27，439元，名义上大约增长了7倍，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由7，272元上升到34，043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2，032元上升到16，046元，名义增长分别约4.7倍、7.9倍。居民消费水平的稳步上升反映了居民收入的增长、生活质量的提升。截至2020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居民消费率是年度居民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反映了居民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2001～2020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在40%左右徘徊，2010年达到最低，为35.4%。与此同时，七国集团（G7）中的美英两国居民消费率年平均值达到67.6%、65.7%，超我国约26个百分点，G7中的德、法、日、加拿大、俄罗斯五国居民消费率年平均值分别为54.5%、54.3%、56%、57.3%、51.2%，超我国约12～18个百分点。如果说G7国家的消费观念、发展阶段与我国大不相同，消费率可比性不大，那么可以选取与中国接近的亚洲国家，如：印度、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近20年这4国的居民消费率年平均值分别约为60%、50%、73%、50%，高出我国10～30个百分点。可见，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仍处于较低水平，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空间。（二）居民消费结构逐步改善，但生存型消费比重仍较大。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并不相同。2014～202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为8.5%，而在食品烟酒、衣着、居住、交通和通信、生活用品和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方面（七类）的消费支出年均增速分别为：7.19%、4.28%、8.25%、8.87%、7.44%、11.24%、8.81%。可见，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会把更多收入用于个人健康、发展娱乐等服务性消费，这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升级，服务性需求逐步增大。与此同时，2014～2021年居民在上述七类的消费支出占人均总消费支出比重的年平均值分别为：29.87%、6.77%、22.85%、13.18%、6.05%、7.98%、10.88%。可见，居民目前用于食品类的消费支出占比最大，用于吃穿住方面的生存性消费支出达一半以上，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消费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另外，我国房价长期居高不下，居民住房类支出连年递增，这会使居民增加储蓄，减少当期消费，不利于消费升级。（三）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仍较大。2000年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不断增长，但差距却不断增大，2010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值为8，876元，是2000年的2.68倍；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值为14，391元，是2000年的4.35倍。另外，从城乡人口上来看，2000～2021年，占总人口比例平均值为48.44%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平均值却为65.4%，而占总人口51.56%的农村人口，消费支出占比仅为34.6%。但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2001～2020年基本大于0.85，最高达到1.23，而同期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水平则维持在0.5～0.7之间。因此，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将会更好地扩大居民总消费支出水平。（图1）

三、现行财税制度在提振居民消费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不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会抑制总消费。流转税易转嫁，常见的税负转嫁方法是提高商品价格，价格升高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使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对降低，减少消费；替代效应一方面会使居民选择价格较低的替代品，影响消费结构，另一方面会降低未来消费的成本，使居民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另外，流转税存在累退性弊端，低收入群体税负大于高收入群体，这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降低全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抑制社会总消费。全面“营改增”以来，即2017～2020年，我国流转税占比分别为：48.21%、47.96%、49.24%、46.26%，所得税占比分别为：30.54%、31.45%、30.18%、31.10%。可以看出，当前虽然我国流转税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税制结构仍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所得税所占比重仍然较低。（二）现行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较弱。个人所得税针对所得额征税，对部分所得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所得多的多征税，所得少的少征税，同时还规定了免征额、专项附加扣除等项目，将纳税能力与税收负担相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低收入群体。但是我国当前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主体是工资薪金所得，目前工薪阶层的税收贡献已经超过了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70%，个人所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退化为对中等收入者征收的“工薪税”，对非工资收入的高收入者的征管还存在巨大的空白地带。这与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背道而驰，对将一生收入都用于消费的中低收入者征税，也不利于扩大消费。财产税作为直接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但财产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不足10%，调节居民存量收入的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也尚未真正开征，调节作用有限。（三）现行消费税不利于消费升级，同时缺少对旅游服务业的税收帮扶。一方面从消费税角度看，其税目有14类，该税目自2006年至今没有进行调整，而其中的小汽车、摩托车、化妆品等早已成为居民的日常消费品，贵重首饰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也是未来消费升级的着力点，在对这些商品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同时，再征收一道税率较高的消费税，显然会提高商品价格水平，增加消费者税负。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休闲娱乐势必成为居民消费升级的主要方向，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形成大量的就业岗位，这对于稳就业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近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肺炎的影响，旅游服务业受到重创，在此情况下制定一些税收减免、税收优惠政策是必要的。（四）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较低。社会保障制度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水平的一道重要防线，它可以弥补以优胜劣汰为规则的市场经济的缺陷，保障居民在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等方面的特殊需要，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我国逐渐形成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抚恤、各类慈善机构及商业保险等在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在基本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对低保户、残疾家庭的投入也不多，这些都会增加居民的储蓄意愿。（五）现行税收政策不能有效控制中高端消费外流现象。近年来，我国海外代购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境外旅游、化妆品、服装、电子产品等中高端产品的消费外流现象也日渐突出。2015～2020年，年均海外消费额达到2，600亿美元，我国已经成为国际中高端奢侈品的最大消费国，但是国内对中高端产品的需求与实际供给并不均衡，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消费外流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消费者越来越追求消费质量，国内高端产品竞争力不及国外，而产品质量的提升依赖于企业创新，近些年我国虽然出台了多种减税降费政策激励企业创新，但是在人才激励、资金激励、创新主体激励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二是产品价格制约消费，税负轻，产品定价不一定低，但是税负重，产品定价一定高，目前国内对中高端商品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税率仍然较高，免税品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同时免税品的购买只针对特殊人群开放。

四、进一步提振居民消费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改善税制结构，降低流转税比重，弱化其累退性。在流转税体系中，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降低流转税的比重，首先应该对增值税进行改革，简化降低其税率。虽然增值税税率已由原来的四档（17%、13%、11%、6%）简化为现在的三档（13%、9%、6%），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增值税税率级次还略显复杂，13%的基本税率依然过高，这会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该进一步简化合并税率，可将三档税率简并为两档，只设置基本税率与低税率，同时降低基本税率到9%左右，将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商品纳入低税率或免税档次。（二）改革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增强其收入再分配功能，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首先应该将资本收入者的资本所得纳入征税范围；其次对于税率设置，应该减少级次，拉大级距，降低名义税率，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再次应该向综合所得税模式转变，逐渐建立起以家庭为单位对各类所得实行综合征收的管理办法；最后应该加强与个人所得税相关的配套体制的建设，完善个人收入管理、大额支付系统和财产申报制度，防止偷漏税，最大限度发挥其收入分配功能。财产税的改革，应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的进程，同时适时开征针对个人收入存量的遗产税与赠与税，缩小贫富差距。（三）调整消费税税率和征收范围，加大对服务性消费的税收扶持力度。随着经济增长，原有被纳入奢侈品的商品现在逐渐成为大众消费品，如果税制保持不变，就会阻碍消费升级。可对消费税税目、税率进行调整，例如可适当降低原有消费税征收范围中小汽车、化妆品、高尔夫等商品的税率，促进消费升级，同时将私人飞机、豪华别墅、高档娱乐会所等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并对同一税目中价格相差较大的奢侈品设置多级税率。同时，应推进对旅游等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对游客的旅游支出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对旅游时购买的商品进行退税，对养老服务、健康服务等新兴服务业给予税收扶持。（四）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社会保障可以解决公民的后顾之忧，使其减少储蓄，应该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中西部地区的保障力度，将缩小收入差距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让所有公民享受公平的权益；逐步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用税收保证其资金来源。提高对残疾人、低保户、五保户、失业家庭的社会救助标准，在扩大五险覆盖面的同时，大力发展商业保险，保证全体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有所保障。加大对初中等教育方面的资金支持，减少教育收费，从而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五）税收政策精准发力，引导海外消费回流。我国对进口环节的许多消费品征收三道税：关税、增值税、消费税，使得进口商品的价格高于国外同等商品，由此产生了消费外流现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境外旅游与购物受限，这为消费回流提供了机会。因此，我国可以适当降低进口消费税、关税税率，缩小国内外同等商品的价格差，并进一步开放免税品市场，引导更多主体进入该市场，允许普通公民购买免税产品，提高免税额度，最终引导消费回流，刺激国内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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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梦超 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