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管理论文十篇

财税管理论文篇1

一、非税收入的构成

我国非税收人大体包括三部分：

1.财政预算内的非税收入。主要项目有（1）国有企业上缴利润；（2）各种专项收入；（3）事业和公产收入；（4）罚没收入；（5）基金收入；（6）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等。

2.财政预算外的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外管理的非税收入主要有（1）由国务院或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2）由省政府或省财政厅、物价局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1999年在邯郸市的收费和基金项目共573项，预算外收入55295万元，预算内收入29267万元，是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40.7%.

3.游离于财政管理之外的收费和集资。这部分收入大都集中在地方政府各部门手中，尤其是县、乡两级。这部分非税收人数量和项目都不固定，收费的随意性比较大。

二、非税收入的现状和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非税收入项目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规模日渐增长。地市合并之初的1993年，邯郸市的非税收入4.5亿元，是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33.8%；而到了“八五”末的1995年，邯郸市非税收入规模达7.9亿元，是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81.8%，到了1999年，非税收入规模攀升到8.5亿元。由此可见，加强非税收入的管理已迫在眉睫。非税收入的日渐增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支持了重点事业和行业的建设，但也积累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1.财政部门未能全方位参与非税收入的监控。作为财政性资金，财政部门应代表政府对非税收入的各个环节实行整体监控。但在旧体制惯性作用的影响下，政府怕影响其积极性，有的还制定了“超收分成”的鼓励措施，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多收费、乱收费的助推力；财政对其管理也是间接性的，是“隔靴搔痒”，一来受“条条”利益的阻碍，二来难以有理有据有效地调剂使用，自然与非税收入的规范化管理要求相距甚远。

2.财税体制不尽完善，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各级政府的收入从税种设置上得到了保证。但是，分税制财政体制还不尽完善，与地方之间的事权、财权还不统一。地方税的立法权在中央，地方不得自行开征地方税以筹集资金。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地方要办的事情很多，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甚至一些地方连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的财力都难以保证，于是地方政府就依靠收取非税收入的形式来筹措资金。这是引起收费项目多、数额大的体制原因。

3.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一是对其缺乏有效的计划管理，已进入专户的资金，单位仍占据主动权，收支秩序没有规范；二是“条块”利益关系依然维持原有格局，一些单位将收费资金通过划缴上级主管部门，然后再“曲线”返还，逃避当地政府和财政部门的控管；三是政府和财政部门仍难以有效调剂，资金使用过于分散；四是执收主体资金管理和使用不规范，支出随意性大，以费养人的问题严重，不能真正用于专项事业的发展。

4.管理缺乏统一协调。一是由于非税收入“条条”色彩较浓，为系统和部门既得利益，往往出现政策“打架”、争费源的现象。如对水资源的收费，建设部门、水利部门、地矿部门都要收取资源费，而且三部门都有上级的收费文件；二是重收费、轻管理，为了收费而收费，背离了费种设立的初衷。

5.影响了财政运行的稳定。大量收费的存在及其部门利益的直接性，必然影响正常的财政收入，导致地方财政无力配置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公共管理需要，无力扶持经济发展，无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削弱了财政分配的职能。

三、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建议

非税收入作为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资金来源，在目前仍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但必须加强管理，使其规范化。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制度，取消我国目前事实上存在的“多头财政”，制止众多的政府部门直接参与GDP的再分配，已刻不容缓，必须把非税收人的所有权归国家，调控权归政府，管理监督权归财政，彻底改变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中的“缺位”和各个执罚、执行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中的“越位”现象，逐步理顺税收与非税收、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

1.统一谋划，进人法制轨道。从目前来看，其立法工作可分两步走。首先，由国务院制定《政府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条例》，以法律的形式规范非税收人的主体、征收原则、征收标准，以及收缴双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其次，将非税收入纳入统一的财政预算，对税收和非税收实行分列预算、分别管理，切断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同其经费来源的直接联系。

2.统一收费的征管机构，实行分级垂直管理。在转变对非税收入所有权和使用权性质的基础上，强化收费的征收管理，建立统一的征收管理体系，从国家到地方分别建立起专门的收费征收管理机构，明确其征收管理权限，实行对口垂直管理，分级负责，建立起上下结合、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监督网络，规范非税收入的征收分配管理。减少政府及部门的行政干预，增强国家对收费资金的宏观调控能力。

3.统一征收，综合管理。为解决预算内外收支矛盾和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不公、分配不均等问题，根据《预算法》和全国人大关于编制部门预算的要求，应该加强非税收入资金的管理，统一由收费管理部门征收收费资金并上缴财政部门，结束多口征收、自行分配的状况，由财政部门统一编制综合预算，合理分配收费资金，做到按计划、按实际合理使用，增强综合财政的约束力，以量人为出、统筹安排、严格支出、合理使用、保证建设为基本原则，把非税收入纳入综合财政管理的轨道。

4.妥善解决税收与非税收入比例的问题。目前，作为非税收入，地方政府将依据经济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的需求征收一定比例的调控资金或基金，其征收比例通常较高，而如果征税，则征收比例一般低，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为了逃脱较多的资金被划走而积极主动向税务部门缴纳税金，这样，就造成了收税与征收调控资金的矛盾，对于这一问题，很好地界定税与非税的范围，恰当调整征集政府性调控资金的比例，使税与非税的征收各行其道、各循其轨，形成良好的税与非税征收机制和征收秩序。

财税管理论文篇2

(一)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确立和评估离不开税收筹划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要求企业最大化的降低成本包括税收负担。只有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选择最佳的纳税方案来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才是实现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有效途径[2]。企业只有通过科学的税收筹划，才能保证企业在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兼顾国家利益，才能使企业财务分配政策保持动态平衡，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促进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

(二)企业税收筹划是现代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内容

现代企业财务决策主要包括筹资决策、投资决策、生产经营决策和利润分配决策四个部分[3]。这些决策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税收的影响，不考虑税收的决策不能算是英明的决策，所以税收筹划已成为现代企业财务决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税收筹划有助于实现财务管理的目标

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和获利能力，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企业在提升收入的同时，财务管理也要最大限度的降低企业的成本，其中成本包括企业的税收。税收负担的降低，只有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进行科学的税收筹划，选择最佳的纳税方案来降低税收负担，才符合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要求，才是实现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有效途径[4]。其次，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有利于企业和国家长期利益的增长，要理顺企业和国家的分配关系，企业只有通过科学的税收筹划，才能保证企业在获取最大的税收利益的同时兼顾国家利益，才能使企业财务分配政策保持动态平衡，促进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

二、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税收筹划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税收筹划刚刚起步，以下试对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税收筹划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

(一)企业税收筹划意识淡薄

税收筹划在我国起步较晚税务机关的依法治税水平和全社会的纳税意识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导致征纳双方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了解不够，税收筹划没有被普遍正确认识。另外，个别企业对税收筹划不够重视难以理解税收筹划的意义和从业人员的收费标准等。

(二)税收筹划机会成本较高

如果税法、法规得不到有效执行，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则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成本较低，违法违规收益较大大。企业管理者在权衡了筹划收益与违法违规收益(即：筹划的机会成本)之后，可能倾向于选择违法行为而不选择税收筹划。

(三)税收筹划直接成本过高

企业的任何经济活动都要求收益大于成本，企业只有在筹划收益大于对应成本时才会进行税收筹划。税收筹划过程中产生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货币成本、风险成本，心理成本等诸多成本因素，相应大大降低企业税收筹划的利润[5]。

(四)税收法规环境不稳定

经济转型期的税收法律、法规在不断发生变化，纳税人若根据原来有利于自己的规定进行税收筹划，一旦政策发生变化，结果就可能完全相反。而且后出台的政策往往具有溯及力，现在的经营行为可能会由以后出台的法规来调整，增加了纳税人经营结果的不确定性。纳税人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税收环境，税收法规的频繁变化会增大筹划成本，使纳税人对税务筹划持谨慎态度。

三、企业财务管理中运用税收筹划的策略

企业的经营成果是通过财务管理中的筹资、投资和经营管理等一系列活动来实现的，这些环节无一不与纳税有关，因此税收筹划是多方位的，它贯穿于企业整个经营活动的始终。

(一)筹资阶段的税收筹划

一般来说，企业的长期资金比重较大，反映长期资金筹集来源构成及比例的资本结构，特别是负债比率合理与否，不仅制约着企业风险、成本的大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税收负担以及企业税后收益实现的水平。长期负债融资的利息可以在费用中列支，因此抵减一部分税前利益，起到减税作用；而对权益资本支付的股息必须在税后支付，不能利用税收挡板的作用，税收成本高[6]。在税收筹划时，在税前收益率不低于负债利息率的前提下，负债比例越高，额度越大，税负减抑的效果越明显。

(二)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在对外投资中，股权投资收益一般不需纳税，而债权投资收益则需要纳税，投资者在投资选择时，除考虑风险因素外，对投资收益也不能简单比较。企业在进行投资预测和决策时，首先要考虑投资预期获得的效益，其次要考虑收益中属于本企业的有多少。对投资者来说，税款是投资收益的抵减项目，应纳税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投资收益率，尤其是所得税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更应引起决策者的重视。

(三)经营阶段中的税收筹划

1.销售的筹划。

在产品销售的过程中，企业对销售方式有自由选择权，这就为利用不同的销售方式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销售方式不同，往往适用不同的税收政策，也就存在税收待遇差别的问题。在运用时销售方式的筹划应与销售收入实现时间的筹划结合起来，销售收入的实现时间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早晚又为利用税收屏蔽、减轻税负提供了筹划机会。在销售方式的筹划过程中[7]，应尽量避免采用托收承付与委托收款的计算方式，防止垫付税款在赊销方式或分期收款结算方式中，避免垫付税款尽可能采用支票，银行本票和汇兑结算方式销售产品多用折扣销售，少用销售折扣刺激市场等。

2.折旧计算的税收筹划。

折旧的核算是一个成本分摊的过程，折旧作为应税所得的一项重要的允许扣除的费用，对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影响很大。一般来说，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折旧越多，绝对节减的税额就越多；在允许折旧的折旧额相同的条件下，折旧期限越短，初期折旧越多，相对节减的税额越多。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主要有直线法、工作量法、与加速折旧法，在实际工作中，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选择一定要遵守相关法规的规定。

(四)利润分配中的税收筹划

1.股利分配的选择。

企业的股利分配形式一般有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两种。根据税法规定，股东取得现金股利须交个人所得税。而取得股票股利却不交税。从国际上看，依靠股利收入维持生活的股东，往往要求公司支付较多的股利，而个人所得税税率较高的股东往往又不希望公司多分股利。因此，股东利益的差异会影响到股利分配。

2.再投资的选择。

若有再投资优惠，而企业又想扩大生产规模，则企业用税后所得进行再投资而不用借入资金再投资，无疑可节约更多的税款。

财税管理论文篇3

1、当前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1.1税权分配过于集中。由于财务税收关系着国家的命脉，是决定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国对于财政税收实施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即所有的财政税收都要上缴国库，并有国家中央统一调配管理。这样虽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财政税收的利用效率，但是也会对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前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经济各具特色，过于集中的税权分配管理体制使得社会资源配置率难以提高，不利于调动各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1.2税收管理体制的法制性较弱。我国虽然是一个法制性国家，但是在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上，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水平还相对较低。很多税收管理条例并无法律依据，或者一些有法律依据的税收管理条例的法制性较弱，很难在税收管理工作中真正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这就使得税收人员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难以顺利开展税收工作，而也同样因为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税收人员的工作行为无法受到有效约束。不利于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有效性提升。

1.3财政税收管理的监督体制不健全。尽管我国已经进行了税制改革，也放宽了部分税制的收取范围，并且减免了部分特殊的税种。但是在实际的财政税收工作开展中，还是存在较为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这也反映出了我国当前财政税收监管力度较弱，监督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同样能够反映这一问题的是财政税收人员缺乏责任感，在工作中以公共谋私，贪污受贿现象屡禁不止，工作积极性不高等多种问题和不良现象。

1.4财政税收转移支付体制不规范。实施财政税收转移是我国通过税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其主要是将财政税收所得补贴给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但是由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的数额较大，涉及因素较多，再加上监管不力，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等多种问题，更的使得财政税收转移支付中存在多种漏洞，不但不利于财政调节政策的实施，还会造成较大的不良社会风气，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2、如何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

2.1合理下放一定的税权。虽然中央集权具有便于统一管理的优点，但是过于集权也不利于各地经济的良好发展。为此，在财政税收管理权限中适当的下放一定权力也是完全可行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要下放一定税权，必须要在严格的法律法规体制下进行，并由国家统一指导税收调整政策，以免放权后地方不懂如何使用而造成滥用权力的不良局面。

2.2加强税收管理体制立法。建立我国税收的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的划分的法律依据，做到有法可依，如中央和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包括权限的体制和范围）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更，也一定要遵照法律规定的执行，不能藐视法律，采取其他手段来代替。税收管理体制的权限实施法律依据，提高实施过程中的权威性和高效性，消除执法人员人为因素造成实施税收混乱及不公平等现象。

2.3贯彻税收的政策、制度及法规。完善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在中央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区区域特色建立相应的地区财政税收管理实施细则，合理规划税收管理和税收收入的分配，明确我国各级政府的权责、职能等，平衡税收执法力度，使各地区纳税企业和个人依法纳税，公平竞争，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

2.4加强税收监管力度。建立科学、完整的税收考核机制，加强对税收征管质量的考核，补充查补入库、准确率等税收征管质量的指标。提升税收监管人员的素质，通过培训、深造等措施，大力培养一批责任感强、使命感强、专业能力过硬的专业人员，提高税收监管人员的综合协调能力，税收监管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避免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2.5建立合理的财政税收转移支付体系。中央财政部应当将转移支付的款项分为专项支付和一般支付，支付方式上，两种支付合理搭配，一方面可合理分配资金；另一方面可稳定资金来源。首先，中央财政部应合理调整转移支付款项的比例，适当调整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并适当提高一般性支付的比例；其次，转移支付所需资金的来源，可通过分享增值税和返还财政税收；最后，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资金分配体系，分配财政税收要公平、公开、合理。

2.6提升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实施绩效评估措施。在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之中，管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着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发展，它是财政税收管理工作在主要执行者，是财政税收管理效率的力量之本。财政税收管理运作的好优劣直接依靠管理人来决定。因此，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着财政税收管理的最终效果。所以，提升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要建立规范的财政税收内部秩序，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对管理人员进行学习、教育、培训等；然后要强化财政税收管理的培训指导，优化其知识结构，使得管理人员均具有管理与服务相统一的意识，提升其综合协调和组织能力，为百姓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推进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事业的发展。另外，在我国十七届三中全会中指出，要建立新型的公共管理体制，深化和推进农村公共财政的实施。因此，财政税收部门的工作职能设置就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实行“精兵简政”，尽可能的减少机构设置，降低财政支出负担，营造宽松的财政发展环境；并且也要建立相关的“评估管理”政策，实施绩效评估，提升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

3、结语

财税管理论文篇4

在相关法律文件允许的范围下，企业通过合理的税收筹划避税，节税的方式以减少税收支出，规避“税收陷阱”以减少不必要的税收支出，从而可以有效的降低企业的成本，增加企业可支配资金，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利益的增加的同时会带来诸多有利条件；在资源配置上，有利于企业进行更加积极合理的分配资源，使企业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更加全面。在企业经营略上，利用企业制定长期的财务计划，使企业在长期的激烈竞争中能处于不败之地。如房地产开发企业，税收是其开发成本高低关键影响因素，其税收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中之重，因而房地产开发企业往往面临着税收的两难境地，难以制定好的税收筹划。而合理的税收筹划，可以有效的增加房地产企业的流动资金，减少运营成本，从长期来看可以使开发企业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将多出的资金用于新的开发，使企业保持长久活力。

二、税收筹划对良好财务管理政策的重要作用

（一）税收筹划是财务管理政策依法性体现

合理有效的税收筹划催生出积极健康的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并使之充满用之不竭的活力。而好的财务管理制度反过来又可以使税收筹划更具长期性和前瞻性，更加科学合理。它们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企业长期发展，并处于竞争有利位置的重要条件。税收筹划以目前税收制度的原则，研究各种税收方式进行细致的对比后作出的合理优化选择。其依法治税的前提保障了财务管理制度的合法性，杜绝了财务管理中偷税漏税的现象，减少了企业的不必要损失。

（二）税收筹划是财务管理政策的前瞻性体现

税收筹划的筹划性原则即要求事先对税收政策进行了解，安排，规划以及设计。必须具有前瞻性和长期性，这就要求财务管理制度同样地要合理有序的进行事先的安排规划，与税收筹划相适应。如对于公司土地增值税而言，目前情形下可能无需承担此税种，但随着公司的发展很有可能要承担土地增值税，而在我国土地增值税实行累进税制，只要税基变化就有可能对税收造成极大的影响，这就要求财务管理政策必须具有长远眼光，才能保障企业的长久发展。

（三）税收筹划是财务管理政策的全局性体现

税收筹划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绝对收益规划，二是相对收益规划。绝对税收筹划又称直接税收筹划是指通过税收筹划直接减少纳税人的纳税绝对值而获得更大效益；相对收益税收筹划也称间接税收筹划，他是利用在有关纳税人之间转移税收的方式来使总体的税收绝对额减少，其适应最低的边界税率，某一个人的纳税额可肯不减少，但间接减少了其他人的税收绝对额。这就要求财务管理政策从全局出发，通盘考虑，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在相对于税收规划原则下，一定时期内纳税人的纳税总额或者没有减少，是某些纳税义务递延到之后的时间，赢取了时间价值。这就要求财务管理政策斟酌货币的时间代价。货币的时间代价是指相隔一段时间投资和再投资之间的货币增长价值。因而税收规划促使财务管理政策必须从总体要全面斟酌，并兼顾长时间的发展计划。

三、税收筹划在财务管理的中的应用

筹资筹划，投资筹划，企业经营活动，利益分配是财务管理的几个重要方面，而税收筹划在这几个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着财务管理的成功与否，关系着企业发展的兴与衰。

（一）税收筹划在筹资中的应用

在筹资中的税收筹划是指利用合法有效的手段使筹资中担负的税收最小，获取最大利益。这主要囊括两个方面的计划，一是筹资渠道的策划，二是还本利钱的策划。筹资渠道一般来讲有财政资金、企业自我累计、企业内部集资，债券、发行股票、信贷资金和企业之间的自我拆借。以上方式主要可以分为权益筹资和负债筹资两种方式，从纳税的角度来看他们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税收后果。权益筹资方式具备长期性，安全性，无利钱的长处，但他从企业利润中支付，无抵税作用，其筹资本钱要比负债筹资大的多。负债筹资在一定范围内可增加资金利用率，但过高的负债会使企业陷入危机。总体上来看，在负债筹资中，企业之间互相拆借的方式要优于金融机构的借贷资金方式。因此，在企业财务管理方面，科学合理的对筹资中进行纳税筹划，平衡借入和权益资金，可以有效的减少纳税，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二）税收筹划在投资中的应用

税收对于投资也有重要的影响，在不同情形下采取不同税收规划可消减税收支出。企业在投资决策中要详细考察不同行业的税收优惠和税制差别，才能制定科学的投资计划。如在新兴的科学技术产业中，新办企业可免征个人所得税。另外地区因素也是企业应重点考虑的，如在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及边远地区投资办厂均可享受减免所得税的优惠。在投资方式的选择上，一般来说，直接投资要比间接投资考虑更多的税制因素，面临着财产税，所得税，行为税等诸多税种，而间接投资主要是以股票的增值税和股息所得税为主，因而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投资，需要更全面的考虑投资风险，收益及相关税收规定，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三）税收筹划在企业经营策略中的应用

企业的经营策略筹划主要囊括收入策略规划和成本策略规划两个方面。对收入策略而言又有三个基本点，一则是销售收入方式的的选择，二则是收入地点收入时间的选择，三则是劳动收入的结算方法。采取合理收入选择可有效降低税收，如企业可推迟确认货单的最后期限，将收入税收推至下一年从而减少税收。就成本筹划主要以旧换新，现销和赊销，货物计价方式等几个方面内容，均会对税收产生较大影响。如货物计价方法的选取上，以“先进先出方式”，”后进先出方式”，还是加权平均法会对企业税收影响存在差异。

（四）税收筹划在企业利益分配中的应用

财税管理论文篇5

这次*市财政税务学会换届大会暨财税理论研究表彰会，通过了新的学会章程，表彰了一批财税优秀学术研究成果，选举了新的学会领导机构，了学会今后一段时期的目标和任务，对新世纪本市财税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十分重视这次会议，中国财政学会发来贺电；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卢仁发会长、中国税务学会李长海副秘书长等领导专程从北京赶来，亲临指导；*市社团局和*市社联十分重视本市财税学术团体的建设，市民政局副局长、市社团局局长谢玲丽同志、市社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潘世伟同志等领导也参加今天的会议，以示支持。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市财政局、*市国家税务局、*市地方税务局，对他们光临会议以及长期以来对*财税学会工作的关心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次大会上，我荣幸地被推选为新一届学会的会长，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深感责任重大。我将与学会领导班子和全体会员一起，在党的*大精神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继承和发扬历任会长和前任周有道同志等历届老领导的优秀传统，坚持开创性、坚韧性和操作性的有机统一，紧紧依靠广大会员的共同努力，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团结拼搏，负重奋进，把*财政税务学会的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加出色。

下面，我结合当前*财税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就新一届学会的有关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明确财税学会的功能定位

同志担任*市委书记时在市社科联第四次大会上，曾就社科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作了非常完整、系统、准确的阐述和概括。同志，社团工作要在加强党和政府同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系方面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要在组织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学术研究和参与决策方面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要在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方面积极探索咨询服务作用，要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增强理论素养提高理论水平方面努力发挥宣传普及作用。这一重要指示，对于我们更好地开展学会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财政税务学会是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学会的宗旨是联系理论界、教育界和财税系统及社会各界关心财税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人士，推动财税科学研究，促进财税事业可持续发展。二十多年来，*市财政税务学会集中了一大批财税系统内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较高政策水平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联系了大批社会各界关心、热心财税研究，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挥学会的综合优势和组织协调作用，为我国和*的财税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迈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大精神，明确功能定位，进一步把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的*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来，把广大会员的力量真正凝聚到抓住机遇、实现*“四个中心”的宏伟目标上来，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开拓创新、团结奋进的理论研究氛围。当前，要按照同志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四新”要求，“思考得更深一些、眼光更宽一些、要求更高一些”，在解放思想中统一和提高思想认识，在转变观念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进一步密切财税部门同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关心财税事业人士的联系，加强财税科学的理论探讨、实践调研和专业培训，按照“普及基础上提高、提高指导下普及”的总体要求，努力发挥学会的桥梁纽带、组织协调、咨询服务和宣传普及等各方面的重要作用，开创学会工作新局面。

二、把握财税学会的工作重点

党的*大对今后五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对财税改革了新的目标和任务；也为财税科研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党的*大报告：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根据形势需要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预算决策和管理制度，加强对财政收支的监督，强化税收征管。”等等。党的*大报告，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今后几年，我们要根据上述要求，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结合借鉴国内外财税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立足社会经济运行全局，把握财税科研的重点，不断拓展*财税科研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为财税工作服务，为财税改革服务，为*新一轮的发展服务。

1．组织重点财税专题调研。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我们要着眼提高财税实践效益和效率的新起点，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的群众性专题调研，既要深入研究事关*长远发展，具有全局性、宏观性、战略性、开创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财税改革问题；又要切实探讨事关财税实务高效运作，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和低成本优化管理的具体财税服务事项。近期涵盖面较广的重点专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如何适应市场化改革和生产力发展的进程，正确处理中央与*市、市与区县、市财政与市政府其他部门、市财政与预算执行单位和委办局部门、区县之间的财税工作关系，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框架。二是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转变财税职能，加快建立体现世界级国际大都市特点的财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是如何结合实施扩大内需、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三项基本国策，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的内容、范围、力度和方向，发挥财政政策调动社会资源“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四是如何结合实施新《征管法》和税费改革，建立新型的财税征管体系，统筹预算内外收入，均衡各级政府财力，建立各级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五是如何加快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和

政府采购制度为重点的支出管理改革；有序推进建立管理规范、约束有力、讲求效益的综合预算管理体系，强化政府财政预算的统一性、完整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六是如何以财税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加强财税监督管理，完善财税政务公开，整治财税违规行为，防范财税运作风险，营造依法理财治税的良好社会环境。七是如何以财税网站和财税运作信息化为抓手，严格各项财税业务规程约束，严格各项财税工作事项责任考核，促进财税干部业务素质提高，全面提升财税专业运作能力和效率。总之；我们要通过专题调研和预案研究，牢牢把握*财税改革发展的主动权，更有效地发挥财税在改革、社会经济发展、稳定中的应有职能。

2．组织财税学术交流活动。理论的价值在交流共享中体现，在交流争论中提高。组织学术交流，就是把自己的成果推向社会，把社会的成果引进来，拓展成果的共享面和争论深度。近期学术交流要从基础性、制度化着手：一是建设“财税科研数据库”，逐步完善财税运行基础数据、财税法规政策、财税科研成果等信息采集，努力实现财税部门与各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图书馆等信息资源的开发使用，减少对财税工作热点、难点和敏感点进行调研的前期工作量，提高调研分析效率。二是建立财经形势分析会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学会借助“外脑”，组织内外有关部门和专家“跳出财税看财税”，分析国民经济及财税运行的优势和瓶颈，预测走势，探讨对策建议，及时上报上级领导部门，为财税部门改进工作和上级领导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三是举办形式多样的财税学术报告和研讨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专家、学者作财税专题讲座和相关各类学术报告，并争取市委、市府有关部门和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等方面的支持，有计划地承办一些大型的国内国际财经学术研讨会，为广大会员开展财税科研开阔眼界、启发思路。四是办好《*财税》等刊物。《*财税》可以说既是市局局刊，又是学会会刊，一方面要宣传党的*大精神，宣传党和国家财政税收方针政策，另一方面要汇聚国内外财税科研和实务的成果，反映*财税理论与实践的进步。同时，要改善学会内部交流刊物的办刊质量，围绕当前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财税中心工作，促进全市基层财税分会的群众性学术活动。五是要编好财税志和财税年鉴，加强与各兄弟学会、协会的联络，开展跨地区、跨领域的学术交流。

3．组织财税业务培训和咨询。根据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学会的人才、智力和信息等组织优势，面向基层、面向纳税人和预算单位、面向社会，配合主管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财税业务培训和咨询，也是当前*财税学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按照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的统一部署，贯彻市局意图，执行社团管理部门的要求，认真学习和借鉴工商、计划、统计、劳动等兄弟学会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结合*的实际建立上下联动、各有侧重、职责明确、廉洁高效的培训和咨询网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一些市场需要、社会欢迎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承接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和预算单位、纳税单位的委托；进行财税咨询、人才培训、专题调查等项业务，在发挥学会社会效用的实务中提高学会会员的财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学会秘书处作为*财税学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要切实履行起职责，认真做好学会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协调、管理服务和监督指导。

三、增强财税学会的运作合力

学会工作是整个财税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真正发挥学会的作用，仅仅依靠学会领导机构和秘书处同志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方方面面的关心、理解、支持和帮助。只有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才能开创学会工作的新局面。各级财税部门作为学会的主管部门，更应重视和加强对所主管的学会的领导，切实推动学会运作融入财税改革与发展。一是在组织上，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对学会工作要高度重视，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主要领导不仅要亲自关心、过问和支持学会工作，而且要明确一位领导具体分管，指导学会选准调研课题，帮助学会落实科研条件，并配备精于的办事人员，安排适量的活动经费，支持学会有效运作。二是在业务上，各单位、各部门要把学会工作与整个财税行政业务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步考虑同步计划、同步部署、同步检查，积极发挥学会在组织调研和培训方面的潜能，努力实现学会工作与财税行政业务工作的良性互动，促进本单位、本部门提高业务水平。三是在制度上，各单位、各部门要结合各自的实际，建立健全学会调研成果的交流制度、考核制度、评比制度和档案制度，逐步形成全市财税系统内行政与学会、专业性与群众性调研相互交融的学术调研氛围，推动财税干部更多地关注自身财税理论与实践能力的提高。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同志们，*财政税务学会换届大会举行后，还要召开全市财税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同志将对五年来的财税工作进行回顾，并今后五年财税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我将具体布置今年财税工作，今年是财税文化建设年。在今天的会上，我想就学会如何围绕财税文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再谈些想法。

近年来，财税系统致力于财税队伍的思想建设、廉政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今年我们突出文化建设，是基于财税改革与发展面临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知道，文化决不仅仅是琴棋书画、文艺体育，应当包容人类正确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认识自身的所有知识，涵盖认识方法、思想观念及理想追求等。联合国把2003年定为知识经济年；党的*大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市委、市政府提倡城市精神。我们讲财税文化建设，确立*财税系统的先进文化和良好精神风貌，就是贯彻落实党的*大和市委、市政府要求的重要举措。

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形成一种企业经营的“坎理论”。就是说所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经历几道坎，包括技术坎、营销坎、管理坎、理念坎、战略坎、文化坎等六道“坎”，最后一道是文化坎，文化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这是因为企业文化最能反映企业成长发展的成熟程度，最能体现企业的管理、精神、形象。作为国家政府部门，要提高行政能力，要体现政府管理水平，树立政府形象，最终的坎也应该是文化坎。一

位日本资深专家认为*有望超越东京成为世界级经济中心的优势有三条；第一条就是文化，*文化贯通中西，海纳百川。第二条是政治稳定，不论处在哪个历史时期，当局都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稳定。第三条才是区位优势，具有超级海空大港、气候适宜、经济实力和广阔腹地等条件。从*加快建设世界级国际大都市的意义上讲，突出城市精神、文化建设，适逢其时。

财税文化建设，最根本的是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体现文化的先进性，确立文化建设的基本观念：即终身学习的观念，择善自律的观念，知识管理的观念，全面发展的观念；确定财税文化建设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即发扬财税人的敬业精神，提升财税人的整体素质，树立财税人的公仆形象。

上述有关文化建设的思考还比较粗浅，我讲这些，无非是为了抛砖引玉，请学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进行调研、加以完善财税文化建设的内涵和举措，促进财税文化建设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财税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土地财政收入；土地财政；土地税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41-04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来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区面积的不断扩大，人们对作为承载功能的土地需求越来越多。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种种问题，如人均耕地减少过快、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土地违法事件屡有发生等。这些问题涉及各个方面，既有政治上的，又有经济上，还包括生态环境上的。以上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土地资源管理不善而引起的，所以土地财政受到学者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但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这就要求尽快明晰土地财政收支的框架，并加强对土地资源的配置和管理。

1．土地财政收入理论研究综述

土地财政收入是土地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由土地资产收益、土地税、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其他隐性收入四部分组成。加强土地财政收入管理，对于减少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土地财政的宏观调控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1 土地财政概念综述

目前绝大多数学者把土地财政看作一个贬义词。这里指的是：土地成为政府生财的重要工具，即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来源。如蒋省三、刘守英指出“政府财政预算内靠城市扩张带来的产业税收效应，预算外靠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1］。《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土地财政”存在着以下五个显著风险：财政风险，金融风险，投资过热风险，社会风险，行败风险。这是这些论文或新闻中关于土地财政的主要看法。王军认为发生土地财政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财税体制，“在财权向上集中，事权向下转移之时，地方政府将目光瞄向了土地”［2］。

但张晓洁（2004）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土地资源的价值管理应以打通土地管理和财政管理的联系为首要，须将土地资源纳入社会经济统一价值管理体系中，建立土地预算［3］。文中的“土地预算”与土地财政颇有相似之处，同时采用了“财政土地收入”和“财政土地支出”的说法。

1.2 土地资产收益理论

1.2.1 地租

对地租理论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租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的地租理论。而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批判和继承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以劳动价值论、生产价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下的地租本质。

古典政治学派代表人物有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等。17世纪后期，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其《赋税论》中，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了地租理论。他指出，地租是劳动产品扣除生产投入、维持劳动者生活所必需后的余额；其提出了级差地租，但却没有发现绝对地租；亚当・斯密是最早系统提出地租理论的古典经济学家。他认为：地租是一种垄断价格。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表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集中阐述了他的地租理论。他认为土地占有产生地租，地租是为使用土地而给土地所有者的产品，地租是由农业经营者从利润中扣除并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部分，是由劳动产生的。

新古典地租理论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有屠能、门格尔、克拉克、魏克塞、马歇尔等人。新古典经济学流行的地租理论是地租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一般认为屠能是这一理论的先驱，其《孤立国》一书中应用边际生产力概念分析了地租理论，并建立了区位地租理论。克拉克认为地租是由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地租是总产量扣除工资的金额，即“经济剩余”。马歇尔认为，地租理论“不过是一般供求原理中的特定的一种主要应用而已”。

现代经济学的地租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萨缪尔森、巴洛维等。萨缪尔森认为，土地的供应量就整个社会而言是一定的，供给曲线是缺乏弹性的，土地价格主要取决于土地的需求曲线。巴维洛在其著作《土地资源经济学――不动产经济学》中说：地租可以简单地看作是非曲直种经济剩余，即总产值或总收益减去总要素成本或总成本之后余下的那一部分……”

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批判和继承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以劳动价值论、生产价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下的地租本质。

1.2.2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1988年4月12日，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修正案，将宪法中规定的不得出租土地改为“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也作出相应的调整，规定“国家依实行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

我国结合有为引外资的实际需要，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按下列用途确定：（1）居住用地70年；（2）工业用地区40年；（3）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4）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5）综合或者其他用地50年。土地使用权期满后，土地使用者可以申请续期。

1.3 土地税收理论

税是国家政权的经济实现形式，是补偿政府提供无选择的普通服务所需的费用。它解决的是政府无选择的对公民普通提供服务费用补偿和在政府服务中“免费搭车人”的问题，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土地税收是本文要研究的土地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土地税收是指仅仅对土地资源的课税，而广义土地税则包括了围绕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属物的所有者或使用人就其取得、持有、使用或者转移土地及地上建筑和其他附属物时所课征的一种税。本文将以广义的土地税作为研究对象。

1.4 土地费理论

费是一个补偿性概念，是经济生活中对他方提供劳动或服务的补偿。它解决的是享受特殊服务的公民与非享受特殊服务公民之间负担公平问题，具有有偿的特点。同样，土地费是国家向土地所有者或土地使用者收取的花费或消耗的补偿，它应是平等的，互利的，有选择性的，即它的收取必须以一定的投入――资金或管理为前提。

2.土地财政收入体系研究综述

关于土地财政收入，张晓洁（2004）构建了一个稍完整的体系。他认为针对国有建设用地而言，“财政土地收入”主要由土地税收、土地非税收入和隐性财政收入三部分组成［4］。而其他研究，则多是集中于这三个分项进行展开，进行了单个的介绍。

本文中土地财政体系将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土地资产收益、土地税收收入、行政性收费收入及其他，如图1所示。

2.1 土地资产收益

土地资产收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出售土地所获取的地价收益，另一种是出租土地所获得的土地收益。但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出售的只能是土地使用权，而非土地所有权，获得的是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后，土地所有者依据经济原则向土地使用者索取的一种收入，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一种体现。土地出让金的本质是一种地租，而且是一种绝对地租。

学者对于土地出让金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1）现行土地出让金制度存在的问题；（2）土地出让金是否要并入物业税；（3）土地出让金如何征收。

现行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李湘昀、雷爱先（2001）指出了土地出让金出现的问题：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低价出让土地的随意性较大；土地出让金征收不到位；土地出让金使用管理不规范，坐支现象比较普遍。挤占、挪用土地出让金现象比较普遍；贾奇锋、郑光泉（2006）则指出：目前土地流失严重，土地出让金财政预算管理有待加强；土地出让金带来的丰厚财政收入，诱发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土地出让金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土地出让金成本核算和收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影响上地出让整体效益［5］。

土地出让金是否并入物业税呢？大多数学者并不同意并入的作法。何振一（2004）认为这种作法在实践上不仅不可行，无助于房地产开发业健康发展，反而会给财政经济带来诸多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不相符，是不可取的［6］。岑艳、崔娟（2005）认为“在我国将土地出让金并入新的房地产税的作法理论依据不足，且不符合我国国情”［7］。陈志勇、姚林（2007）同样也指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看，土地出让金都不应并入物业税征收［8］”。

关于土地出让金如何征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对现行的保持不变，只是加强管理；第二种是进行分期征收。岑艳、崔娟（2005）指出在制度设计时，把土地出让金分为存量土地资源(绝对地租)和增量土地资源(级差地租)两部分，分期征收；这样不但充分体现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而且能把那些级差地租较高地段不合理的资源占用者挤出去，把不合理的资源占用方式调整过来，促进区块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9］。

2.2 土地税收

农业税取消后，关于土地税的研究仅限于对建设用地的研究，即房地产税的研究。针对房地产税改革，国内学者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主要是有“土地税、房地产税、物业税、财产税以及不动产税”等多种形式。至于新的房地产税采用何种名称，如何征收，尚未达成一致观点，但学者普遍认为房地产税、物业税、财产税以及不动产税，尽管形式上有少许差别，但其本质上是相同的。国内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三个方面：（1）对旧房地产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房地产税计税依据改革课题组（2006）指出目前的房地产税计税依据存在的问题有：内外税制不统一；房地产税制老化；调节力度较弱；组织收入职能较弱等问题［10］。潘明星、赵传林（2007）认为房地产税制度改革滞后，有效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不足；房地产税制内部结构失衡，制度供给过剩和制度供给不足并存；制度再安排的预期收益使决策者的新制度安排的供给意愿增强［11］。（2）对新房地产制度的构想及面临的选择，见表1［12］。（3）新房产制度影响的分析，陈平路、饶慧、潘蓉（2006）认为物业税开征后，将给房地产业带来全新的变化。其有利于打击不法房地产商“炒楼”、“圈地”等投机行为；同时，其有利于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但同时，税额会随房地产的升值而增高，造成买房容易养房难；至于税收负担如何，并不太确定［13］。丁成日（2007）认为房地产税主要有两个影响：一个是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另一个是对财政收入的影响［14］。

中国征收房地产税缺少像美国“财产税理论上的受益说”这样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作支撑，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房地产税制度就此停滞不前。RoyBahl（1998）指出“在大部分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是其主要的政策动议”［15］。这暗示了对方主要财政来源的需求，随着淘汰过程的进行，不动产税成为其首选目标。中国同样如此，这样土地税又被赋予了一个新的作用，作为财政分权后省以下的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土地税的构建与财政分权的政治改革相联系了起来，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土地税的改革就具有强烈地政治动力。如党的十六届第三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的战略部署。此次税制改革共涉及七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至于物业税对房地产的影响产生了分歧。张建军（2007）认为开征实名制下的累进物业调节税才是治理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标本兼治的政策［16］；但并不是所有观点都支持这种看法的，程瑶（2004）认为开征物业税对平抑房地产价格所起的作用不会太大［17］。龚刚敏（2005）则进行了数学论证，并同意了程瑶的观点［18］。

2.3 行政事业性收费

关于土地费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如何“清费”的问题。陈红霞（2002）认为“一是将必要的、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纳入规范化的税收轨道，或通过扩大税基的办法将其并入现行的相关税种，或根据其性质和实际情况的需要，将其设置为新税种，单独征收；二是对有必要的、合理的收费予以保留，并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三是合并或取消重复设置的收费项目，并对收费过高的项目降低收费标准；四是要坚决取缔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严格对收费项目设置和征收的管理。［19］”

2.4 其他

张晓洁（2004）认为我国政府以直接分配的方式将土地分配给特定的项目与各种用途上，这时减免了土地出让金，但实质上构成了隐性收入。这些隐性收入的特点是，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同时进行［20］。

3. 土地财政收入法律法规研究综述

相关法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为新房地产税的开征提供一个法律保障。如房地产税计税依据改革课题组（2006）指出我国房地产税制的立法工作大致包括三个步骤：（1）前期的调研工作；（2）拟写房地产税法的立法草案；（3）制定房地产税的地方性法规［21］。柯杨、高世星（2006）指出在开征物业税的同时，要注意政府各部门间配合的法律规范，使各部门形成一个联系紧、配合默契、高效运转的综合行政运作体系，确保房屋价值评估的公正、科学和高效［22］。陈志、姚林（2007）指出物业税的开征必须从法律角度对其进行适当定位，认为我国物业税采取个别财产税立法模式较为适宜［23］。

同时，《物权法》的实施为我国财产税的开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丁芸（2006）指出《物权法》（草案）将国家、集体和私人的财产所有权置于一章，发出了对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权一体保护的信号，它的制定为财产税的征收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是财产税征收的先决条件［24］。傅光明（2007）认为《物权法》的出台为私人财产的保护提供法律基础，进而改变了私人产权缺乏保护的现状，同时为物业税的开征创造了法制条件，还为统一实施城乡物业税制提供了法律基础［25］。

4. 土地财政收入研究展望

在土地财政研究框架中，主要涉及四个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居民，见图2。土地财政收入，是一个资金流以土地资产收益、土地税收、行政事业收费及其他四种形式，从企业和居民流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过程。从上面的综述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这四种形式，除了张晓洁（2004）对整个框架进行初步构建，其他学者更多注重四种形式中的一种进行研究。他们针对单个形式，进行了的现状分析与比较，并提出如何改进的建议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使这个筹集资金环节更合理更有效。

而单纯只考虑收入太过于片面，容易产生土地财政收入与土地财政支出脱节，导致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同时，我们不能脱离国家财政来讨论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的功能不仅仅是筹集资金，更重要的筹集到资金之后，如何更有效的运用这些资金，最大化公共产品的提供。这样我们的下一步研究方向，就是在国家财政之下，把收入、支出以及支出绩效评价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构建一个完整的机制来约束和激励这个体系中所有的参与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4CZZ01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341011)）,“211工程”项目。

参考文献：

［1］蒋省三，刘守英.土地财政的缘由与风险［J］.新青年・权衡，2006，（03）：26-33.

［2］王军.土地财政的动力结构［J］.望，2005，（37）：26-27.

［3］［4］［20］张晓洁.天津市土地资源的公共财政调控.天津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5］贾奇锋，郑光泉.对我国土地出让金制度的思考［J］.商场现代化，2006，（06）：288.

［6］何振一.物业税与土地出让金之间不可替代性简论［J］.税务研究，2004，（09）：19-21.

［7］［9］岑艳，崔娟.新房地产税制设计面临的土地出让金征收问题［J］.商场现代化，2005，（30）：349-350.

［8］［23］陈志勇，姚林.我国开征物业税的若干思考［J］.2007，（03）：56-57.

［10］［21］房地产税计税依据改革课题组.房地产税计税依据改革的方案建议［J］.税务研究，2006，（03）：43-46.

［11］潘明星，赵传林.物业税开征的制度分析［J］.财政研究，2007，（04）：31-32.

［12］ 蔡红英.房地产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税务研究，2006，（03）：85-87.

［13］陈平路，饶慧，潘蓉.论我国财产税制的重构［J］.税务研究，2006，（09）：41-42.

［14］丁成日.房地产税制的理论回顾（上）［J］.财政研究，2007，（02）：13-18.

［15］RoyBahl.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土地税与不动产税―.土地价值税［M］.中国大地出版社，2004：150-151.

［16］张建军.实行累进物业税――房地产调控的有效手段［J］.中国房地产，2007，（02）：31-32.

［17］程瑶.开征物业税对房价的影响分析［J］.价格月刊，2004，（08）：32.

［18］龚刚敏.论物业税对房地产价格与政府行为的影响［J］.税务研究，2005，（05）：43-45.

［19］陈红霞.中国土地税收制度改革，东北农业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

［22］柯杨，高世星.物业税热议中的冷思考［J］.税务研究，2006，（09）：35-37.

［24］丁芸.论我国财产税制度的重构［J］.税务研究，2006，（09）：31-34.

［25］傅光明.物权法：为物业税：为物业税的开征创造法制条件［J］.财政研究，2007，（06）：48-49.

财税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财务管理 税收筹划 云会计

由于我国的历史发展现状，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中对于税收筹划方面的应用和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但是不得不承认税收筹划对于企业在筹资、投资、经营以及分配等各种环节都能够带来一定的管理作用，并对企业的管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计算机广泛应用的今天，会发现新d的计算机技术可以为税收筹划带来新的发展。

一、税收筹划与云会计的概述

（一）税收筹划的概述以及创新要求

税收筹划的概述一直到目前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去界定，国内外的学者针对税收筹划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对这些表述可以进行一个统一的归纳就是：企业经营者在不违反税收法规的前提之下，充分利用税法的规定合理调节企业内部税收管理及筹划安排，尽量使企业的整个经济纳税达到最小的经济管理活动。基于这一定义，企业的税收筹划需要及时的更进时代经济形势以及最新税法的步伐，积极吸收当下最为热点的理论和技术，通过良好的管理方式将企业税收降为最低。利用全球经济链理论，加强企业联合与治理，税收筹划在未来企业经济规划管理中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云会计概念

财务管理中涉及到的数据以及表格十分繁复，数据的错误会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而财务管理的相关工作者在工作中需要特别谨慎小心。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盛行，在财务管理工作中的渗入出现了云会计的概念，云会计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概念：第一个就是会计软件，无论是采取什么形式都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第二个就是云计算，它将资源、信息和软件共享给电脑以及一些有需求的设备。因而给财务管理人员带来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便利。

二、财务管理中税收筹划中的云会计

（一）云会计对于企业的价值分析

财务管理作为企业内部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对企业经济发展规划、实现财务目标以及支撑企业决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企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财务管理工作量的增加，而企业为了将税收征收降到最低，会使得税收筹划面临更大的挑战，目前有了云技术的引进，企业税收筹划中可以应用云技术来加强筹划工作的进行。

（二）云会计在税收筹划中面临的应用问题

由于云技术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产生而衍生出来的一种财务管理方面的技术，因而会具备计算机技术中本身所包含的风险性：安全性和隐私性。企业能够放心使用云会计，将数据上传至网络上的所有前提都是基于安全性。除此之外就是网速问题，云会计主要是借助云计算技术，大量的财务信息上传到网络上对网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复杂大量的财务信息数据会造成网络传输的拥堵，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网络节点的检测和自我恢复，需要计算机技术的不断革新来实现。

三、税收筹划中应用云会计的具体分析

（一）云会计应用于筹划资金中的税收筹划

任何企业形式的融资都不可能是无偿行为，一般情况下，企业的融资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股本融资以及负债融资。而根据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中的规定来看，针对企业采取的融资方式的不同有不同的税收政策和税收比例。针对不同的融资形式会相应有不一样的税收计算公式。企业在掌握了不用税收计算公式的前提下，需要结合自身企业经营发展状况选择适当的融资方式，从而将合理筹划税收，将企业经营税收额度控制在最有利的范围内。

（二）云会计应用于投资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进行经营活动并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接下来的经营活动一定离不开必要的投资。当数据量十分巨大的时候，引进云会计的方式和理念去处理企业财务事项对财务管理和企业经营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从企业投资行为来看，国家税收制度对于企业投资的行业、地点都会有区别对待，国内针对地区的不同，经济越是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税率往往低于经济较为落后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且税率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然后就是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引进云计算的技术，逐渐取代传统记账、代账的工作模式，通过云会计的软件将财务管理的相关工作统一化，并且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需求去制定相应的云会计软件的相关功能模块，促进企业财务管理的良性发展。

（三）云会计应用于企业运营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引入了云会计技术之后，在企业内部的业务流程和机构设置方面都会有所突破，企业水费的征收主要取决于应缴纳的税额与相对应税率之间的关系，由于企业内部的经营活动很多，在计算税费方面会给有关工作人员带来大量的工作量，因此可以借助云会计这种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对相应的税费进行计算，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在实际操作中是通过营运过程中对混合销售和兼营的不同比例进行把握，达到税额最小化的处理，充分利用存货计价的方式对存货进行有效的筹划从而降低税费，诸如种种以及其他方式都可以事先营运过程中税收的筹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四、总结

随着我国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企业发展，税收筹划和云会计技术的有关研究也在逐渐深化，理论也趋于系统化。但是现阶段而言，我国企业无论是在对税收筹划的研究还是应用方面都处于初步阶段，财务管理者对于这种税收筹划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形成体系，因而在推动税收筹划的理念道路上仍然存在险阻。本文从财务管理的角度以及企业经营的角度出发，去探索云会计和税收筹划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应用，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索，希望能够为今后企业财务管理提出更好的方案，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倪沈键.国际税务筹划策略浅析――利用国际避税地[J].经营管理者， 2011（02）.

财税管理论文篇8

论文摘要:遗产税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征收的一种税收。中国已基本具备了开征遗产税的相关条件。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税制体系;有利于调节社会成员的财富状态;有利于维护中国的税收权益;还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最早的遗产税征收行为可追溯到古埃及时期,最早的遗产税成文法律文件形成于古罗马。近代最早的遗产税由荷兰人于1588年开征,但当时的制度极不规范,变化也较频繁,并无明确标准。具有现代意义的遗产税制度于1696年诞生于英国,这一制度确定了遗产税的适应范围、课征对象及具体的征收办法,成为后来各国遗产税政策的模本,世界性的遗产税制度18世纪以后才开始在各国设立,如法国于1703年开征,德国于1900年开征,而较贫困的亚洲、非洲部分地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征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

一、征收遗产税的理论依据

遗产继承权的存在和遗产继承的所得是属于不劳而获的性质,各国的学者们在对遗产征税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什么分歧。但是,他们对于征收遗产税的理论依据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具体地说,在西方财政、税收学理论中有以下几种关于征收遗产税理论依据的学说:

1. 国家共同继承说。这种理论以德国的布兰奇利为代表,主要流行于欧洲国家。该理论认为私人之所以能够积累起财产,并非个人独自努力的结果,还有赖于国家的帮助和保护,继承遗产并不是上天赋予的,对遗产的继承有赖于国家法律的保护和承认。因此,国家对死亡者的遗产拥有领地权、部分支配权,并通过税收征收遗产税实现这些权利。依据这种理论,遗产税的开征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权利,将遗产税作为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并限制继承者的权利。

2. 没收无遗嘱的财产说。这种理论以英国的边沁和穆勒为代表。边沁认为,遗产由其家属继承是遗产被继承人的意愿,对于无遗嘱的遗产应当由国家没收,这样还可减少由于继承分配而带来的矛盾。穆勒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认为,遗产取得权不一定同财产私有权相联系,即使是准许继承的遗产,也应该限于继承人独立生活所需费用的部分,其他部分则应当通过征税形式收归国有。一些国家的遗产税税率按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设置,其依据就源于此说。

3. 平均社会财富说又称为社会主义说。这种理论以美国的马斯格雷夫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对遗产征税是平均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社会高收入阶层将遗产全部留给其子孙后代,往往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形成新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征收遗产税可对社会财富进行一次再分配,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

4. 溯往征税说。这种理论以美国的韦斯科特和法国的雪富莱为代表。该理论认为,遗产税不是对遗产的课征,而是对死亡者生前逃避的一切税收的追缴。他们认为,在对纳税人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时候,纳税人通常会通过各种办法逃税。所以,应在其死后无法逃税的情况下通过遗产税一次性追缴回来。

5. 享益说。这种理论是早期正统学派的主张,流行于欧洲。该理论依据劳务费说、劳务值说、继承权利说这三种学说建立。享益说跟现代西方的公共财政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它将国家政府视为营业机构,政府给予人们劳务以保护生命、财产等,人们就应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税收。对遗产来说,国家法律保护了死亡者将遗产遗留给继承者,并保护其产权,这就给予了继承者以劳务或享益,继承者自然应该缴纳部分税收以作为代价或补偿。

6. 能力说。这种理论以美国的赛里格曼为代表。该理论把遗产税看作是一种对人税,是课征于继承遗产的继承人。既是对人税,就应当以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为标准。而衡量纳税人的能力标准主要有三种,即费用、财产和所得。由于这三个不同的标准,能力说又可分为三种说法:一是以费用为标准,主张以高税率课征于高遗产获得者;二是以财产为标准,主张以遗产税代替平时的财产税;三是以所得为标准,认为遗产税是一种特殊所得税,可采用累进税率,并要体现继承者的亲疏关系。

7. 社会公益说。这种理论以德国的瓦格纳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征收遗产税会鼓励富有的人们把财产捐献给社会慈善事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这样做,对个人利益无损害,还可以得到好名声,而且对社会发展有利。

二、中国征收遗产税的可行性条件

虽然中国要开征遗产税在征管上还存在着如下问题:如个人财产登记和申报制度不健全,遗产数量难以确认,逝者信息难以及时获得、遗产在征收遗产税以前被分割或者转移,目前的征管环境和条件对形态多样的遗产难以做到综合性整体掌控,财产评估制度不完善、遗产价值确认困难、评估费用开支较大等一些阻碍遗产税开征的边缘性问题,但是,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开征遗产税最应该具备的基础的条件。参照国际上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经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条件开征遗产税,应该考虑以下三个基本指标:首先要看人均gdp,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其次要看居民储蓄水平,若储蓄水平很低,那么遗产税与赠与税就没有开征的必要;第三要看高收入阶层在储蓄水平里所占比重,具体来说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银行指标,另一个就是基尼系数。以下是中国近期这几个指标的具体数据分析。

1. 人均gdp。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 000美元。中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2008年中国gdp总量为30.067万亿元人民币,折合4.3274万亿美元。按13亿人口计,人均gdp首度突破3 000美元,达3 266.8美元;

2. 居民储蓄水平。中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2005年国内储蓄率高达51%,而同期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截至2007年12月底,中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了17.25万亿元,其中,占储蓄总数20%以上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存款占总储蓄额的60%以上。据分析,在全国高收入家庭中,资产总量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全国大概有1 000万户以上。这说明了中国已有相当一批人进入了高收入阶层。2007年美国仍是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最多的国家,其次依次为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2008年底,中国的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超过了德国。

3. 基尼系数。近几年的政府报告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的国际警戒线附近徘徊。但许多民间非官方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

中国人均gdp、居民储蓄水平、高收入阶层人数等反映收入财富占有差距的结构指标已显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确实在渐渐加大,这些都构成了开征遗产税的现实可行性条件。

三、国外遗产税给中国提供的借鉴

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中国开征遗产税应在结合中国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

1. 在税制模式的选择上,选择总遗产税制。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总遗产税制实行源头课征,税源容易控制,操作简便,征税成本低,但是不考虑继承人的具体情况,所有的继承人同等负担税收。分遗产税根据继承人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包括税率高低、宽免额大小、抵免优待等,有利于使税收负担与负税能力相一致、比较合理,但是税制比较复杂,征管因难,难以控制税源,容易发生逃税、避税。混合遗产税看起来既能控制税源又能兼顾继承人的具体情况,但也进一步强化了税制的复杂性和征管的繁琐。具体选择哪种遗产税制主要取决于税制结构的目标和税收征收管理的水平,其中征管因素最为重要,它是实施税收政策目标的基础。

中国税制将形成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为补充的税制体系,遗产税只能作为辅助税种之一。从征管水平看,中国目前征管尚不规范,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征管效率低,开征遗产税宜选择总遗产税模式,便于税源的控管,有利于税收政策的施行,对于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只能留待条件成熟后再加以改进。

2. 在遗产税与赠与税的配合征收方式上,选择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开征赠与税,单独设立赠与税的方式。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者生前赠与他人的财产征税,是遗产税的辅助税种,用于弥补遗产税的漏洞,防止纳税人利用生前的财产转移来逃避遗产税。故遗产税欲行之有效,必须与赠与税互相配合,同时为了防止纳税人进行避税,在赠与税的税率设计上不应低于遗产税的税率结构,从而使财产所有人不论以赠与方式还是遗产继承方式转移财产,其所承担的税负都是趋于均等,以堵住逃避税收的漏洞,最终发挥有效调节社会成员财产收入不均的作用。

3. 在征税依据的选择上,中国可采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混合使用的方法,根据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的原则,同时采用国籍标准、住所标准和财产所在地标准。

4. 在课税对象的确定上,中国也应参照国际通用的做法,将课税对象确定为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对财产的估价采用市场价值,即以财产所有者死亡时的财产市价为标准。同时,在税基的设计上也宜采用宽税基,尽可能包括纳税人的各类遗产。

5. 在征税范围的选择上,本着征税面宜窄不宜宽的原则。中国征收遗产税不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作为主要目的,而是以调节财富的分配、防止财富过度向少数人集中、促进共同富裕为目的,其调节对象是少数人的巨额遗产。

四、中国开征遗产税将产生的积极效应

1. 开征遗产税可以完善中国现行的税制体系。遗产税历史悠久,适应范围广泛,已经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应用。开征遗产税可以填补中国现行税制中的一项空白,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税制。开征遗产税还有利于充实中国的财产税制,是逐步完善中国税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2. 开征遗产税可以弱化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征收遗产税是将一部分富人的遗产转化为国家税收,用于满足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可以调节社会成员的财富分配,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舒缓贫富悬殊的矛盾,对于创造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3. 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在对外交往中维护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的权益。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对中国公民在其境内的遗产和本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的遗产征收遗产税。而中国没有开征遗产税,等于自动放弃了对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外遗产和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遗产的税收管辖权,将中国政府应征的税款无偿奉送给了外国政府。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4. 开征遗产税可以为政府增加一定数量的财政收入。遗产税在中国可以作为一项新的税源,虽然当前可能征得的税款不多,但是对于一些财力并不宽余的地方政府来说也不无小补。另外,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遗产税是一个税源稳定并且具有一定增长潜力的税种。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如果遗产税每年的收入能够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1%(纵观国际情况,遗产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一般都不高),以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 000亿元计算,则至少可以达到500亿元,远远超过目前中国许多小税种的税收收入。

5. 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鼓励勤劳致富,限制不劳而获,增强人们的社会公共意识,鼓励人们向社会公益事业如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政等捐赠。

任何一项新制度的引入都会产生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虽然中国目前还有一些制度不是十分完备,但我们不应该以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而将开征遗产税这种新的制度拒之门外,尤其是当我们具备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条件的时候。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开征遗产税是大势所趋,是一种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外国税制概览[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8.

[2]潘雷驰.我国税收征管方式的博弈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

[3]刘佐.遗产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曹一鸣.我国遗产税立法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

[5]刘洪强.完善我国税收征管体制的国际借鉴[j].会计之友,2005,(10).

[6]王庆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6).

[7]邱凌.我国遗产税立法的探讨和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5.

[8]课题组.河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11).

财税管理论文篇9

关键词：域外法学；财税法；公共财产法；财税一体原则

新时代下的中国在很多的领域和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差性和动态性的原则，很大一部分的法学系统会由于分工过于精细，很容易造成法律现象复杂化的矛盾情况，因此将出现的问题进行统一化处理，并且形成一体化的多层次处理问题方案的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在依法治国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开始对领域法学和域外法学进行整合研究，并将之与我国的财税法案进一步的比对，渐渐加深了对诸法合一概念的研究，形成了与传统法律有机结合有同构互补的现象。以美国为例，二十世纪之后美国的企业不论是在技术创新还是劳动力补充的方面，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是也因为税收负担的原因举步维艰；日本在二战之后经历了经济零起点发展的情况，由于国情原因对企业情况非常重视，因此对其在财税上也降低了征收点，为未来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的财税法对其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进行财税法案间的互相补充成为了每一个国家共同面对的法学难题，也为我国在制度和质量保障上借鉴先进案例提供了切实的可行性。世界各国的发展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形成的相关制度和法律条例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为我国对诸法合一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来源和考察资料。根据全球各国的法学发展情况来看，财税法的定位从来都不是新兴学科，而是发展较为成熟的二级法学学科，财税法立足于发达的财税制度、执法以及司法，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传统法学奠定基础。

每一个国家的法学都有其独特的分类和体系，而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管理价值，财税法与相关法学的关系并且对本体准确定位，是目前世界各国都会面对的问题之一，而且解决思路和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中国的财税法虽然发展较晚，但是很快便被国家重视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2013年11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了财政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支柱，用科学的财税管理办法合理优化社会资源相关配置、维护经济市场统一、实现国家和谐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也是对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手段。该决定不仅明确了财税法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性，也对其可以保障安定社会的基础工作基于了肯定和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4年6月审议并通过了《深化财税改革方案》，将建立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工作进一步推进，并从细化分工的角度对政府而的税收、预算、事权、支出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划和部署，确定了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标志着我国开始在财税法学和财税法治上开启了进一步加速工作。文章通过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执行的财税法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比较，对我国财税法的定位和性质起到的借鉴素材进行分析，同时回顾我国财税法的发展过程，重新对财税法形成的贡献和特点进行认识，进而为我国在新时期的法律体系和政治格局建设指明了优化和发展方向。

一、域外财税法及我国财税法的演进过程

我国的传统经济法观点认为，经济的相关法律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产物之一，来源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管理失控时的社会参与和紧急救济行为，其主要目的是消除资本主义垄断和以及恢复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合理竞争关系。随着经济市场环境的持续发展，经济法也开始转变的更加深入和细化。由于财税政策涉及到了政府行为中的调控功能，因此财税法顺理成章的被归属到经济法中，这也是长久以来经济法学界内的共识。但是财税法的真正起源应来自于国家的建立，财税活动的产生的资源才是国家进行调控和基本行为来源，因此财税法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体现政府职能的合法性和获取国家收入，不应仅仅为资本主义的上层阶级服务，还对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国家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地位应当和民法、刑法等传统意义上的法律互相依存和补充。在我国古代，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引导下，国家需要对使用王土和资源的人民征收一定的物资，这也是我国最早征收财税的行为。

目前的财政法更多的被现代的政治和经济学影响，同时贴上了人权、民主、法治的标签，顺应社会和国家政治的创新改革，得到了理念上和权力上的升级。财税法的宗旨有原本的维护国家基本利益渐渐转变为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也就是将最终目标变成了维护纳税人的基本权益，但是财税法的基本职能并没有改变，依然是在理财治国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此可知，财税法不论是产生时间还是历史渊源都是远远早于经济法的。根据对垄断资本国家的立法历史分析也可得知财税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交际也屈指可数，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中并没有对经济法进行过概念层次的定义，更多的是对反垄断法、反竞争不当法、消费正权益保护法和市场管理法等具体的部门分类，从学术理论上来说也不曾出现过经济法的定义。美国1981年颁布实施的《经济复兴法》针对了降低税率以及资本收益的税率制定的相关规定；日本也在增加社会经济实力的领域上采取了很多税收相关的扶持政策；法国2002年出台的《国家创新计划》中也有对税收减免一部分的政策；韩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制定了税收调节市场的法律政策，但是其中都没有对经济法相关的内容和法律。二战之后的德国和日本的学者都曾开展过对经济法概念和定义的研究，但是学术和立法层次的经济法仅涉及竞争和市场管理方面，和我国的经济法宏观调控内涵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

从整个世界对经济法研究的程度来看最为发达的国家是前苏联，前苏联的经济法案是随着计划经济的产生并发展延续的，时至今日，任何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法学理论的角度上都没有对宏观调控进行阐述，国外使用的相似词语为行政干预或是国家干预。将宏观调控这一概念应用到提法和财税法的现象是我国独有的，因此对域外法学交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宏观调控从严格规范的意义上来讲是指国家政府对社会产生的整体需求、总体供给以及在价格水平等经济总量上进行管理和调控，因此合理利用税收、支出、国债等工具进行宏观调控仅仅是财税法案功能中的一小部分，完全不能对财税法涵盖的价值和内容进行全面的体现。简单来讲，西方国家以及东欧的转型国家都是以其自身的特点为基础，进行财税法的深化改革发展。现代的财税法主要是从公法学中获取资源，以行政法和宪法的角度对国家财税权和政府职权滥用等方面进行关注和控制。除此之外，现代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都是许多领域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处理上也需要遵循多管齐下的原则，强调了学科交叉、问题导向等问题的研究和发展。同样，财税法的学术理论也需要从不同的领域获取内容，开展对财税特有元素和工具的研究可以得到相关的边界理论，这些都是传统的法学涉及不到的，也是体现财税法学独有的特点之一。

在我国，财税法归于经济法的过程也是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初期曾深受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主张将所有的经济相关法律都纳入经济法的名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发展，让民商法开始逐渐兴起，经济法成为了政府纵向管理的手段，与行政法形成互相切割的关系。由于财税法的使用工具涉及到经济管理方面，因此财税法也理所当然的被纳入到了经济法之中。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财税法在国建之初即完成了一部分的学术理论积累，在必要性和有效性上都有着具体的指向，也具备一定的经济宏观调控力度，但是究其根本财税法的主体应当为宪法和政法引导下的财政支出法、监管法、收入法三个方面的整合，因此现代的财税法可以被称为一种管理公共财产的法律。因此在财政的三个角度对财税法进行研究，更容易找到目前出现的财税问题的解决方法，也能帮助政府部门更好的理解财税法的核心原则，在处理社会市场经济问题上更加得心应手。财税法在和经济法形成良好关系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进化和成熟，从目标与价值的角度培养出了更好的时代产物，渐渐在立场和视角上与经济学有所区别，在法律体系中的身份也变成了难以撼动的领域法学。我国的财税法经历十年来的发展渐渐成为了无法替代的法律，从世界的整体发展经验来看，财税法应当形成综合性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在科学体系渐渐成熟和完善的同时脱离征税的头衔，形成对解决经济问题和市场问题以及纳税人权利保障的新理念的处理方式。

二、中国财税法的特色及相关领域贡献

通过对域外财税法学演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于发达国家以及东欧转型国家财税法理论的成熟，我国的财税法学在发展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空间。目前为止，我国设立财税法学士的高校仅有两所，设立单独财税法博士点的院校只有一所，在法律专业中财税方向的院校也屈指可数。中国财税法学相关研究人员二百多理事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法学院，而其中具有招收财税法专业学士资格的不足三分之一；有招收财税法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资格的不足二十人。除此之外，我国还没有设立一份专门针对财税法的期刊或杂志，只有一些以书代刊的出版书籍而已。我国的财税法虽然在相关学者的推动下有了一定的提升，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也在渐渐减小，但是还是需要在学术上加大研究力度，设法减低财税法误区和与成熟域外财税法之间的距离。例如将财税法和经济法互为一体的传统观念中解脱开来，让二者的关系恢复到独立自主、协作共赢的状态中去，用公共财产的角度实现依法治国和财税法学的研究工作，在关注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对财税法的其他功能进行补充。教育方面加大大学改革制度，用加深法学教育的手段让财税法成为大学本科的核心专业，或是开设税法、财政法、国际税法等相关专业，激励有条件的院校设立硕士点、研究生点以及博士点，政校合作培养出更多财税专业的高级人才。

创建独立的财税法刊物，大量发表高质量的财税专业论文，引导和规范目前的财税法律研究程序，提高人才使用效率和相关研究的水平。为了有效理解和应用域外财税法的条例，政府部门还可以加大引进留学人员或归国人员的力度，提高法学高校的外教和研究质量，还可以创建英文原版的财税法相关刊物，与国际上的财税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和交流，对我国财税法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提供良好的推动作用。将财税法从独立分科转变为诸法融合，加大和其他法律的合作和交流工作，从不同法学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实质效益，将财税法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更好的延展和开拓。创造出公平公正的法学竞争环境，让有着思想抱负和真才实学的年轻学者踏入到现有的法学研究队伍中去，积极开展财税相关的理论研究，在满足立身之本的同时攻克现有的难关和问题。尽管我国目前的学术环境还不够充裕，但是中国财税学的前景广阔也可见一斑。和发达国家的多权分立相比，我国的财税法在建立之初便遵循了财税一体的运作模式，这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是建国之初没有任何成熟理论可参照时形成的独立法律。财税法刚刚成立的同时，宪法以及行政法自身的理论还尚未成熟，无法对财政税收领域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财政法建立自身体系以及应对各种问题时，只能依靠身体力行的实践过程，并且根据域外的财税法律进行学习、研究和参考。财税法和宪法的合作还是在财税学者的促进之下形成的，但这样的结果并非是时势影响下的顺应之举，更是来自于财税法学者的慧眼独具和积极创新的结果。

早在二十世纪末期，司法部门在对全国高等教育编制教材时，就让税法和财政法互相独立却又整合统一，并将该教材命名为《财税法教程》。由此，财税法一词开始进入了社会各界的视野中，不仅对院校的课程设置和研究机构命名造成了影响，还改变了全国性法学性质研究会的名称。中国最早的税法研究会的名字是“中国税法研究会”于二十世纪末成立，当时的活动和研究范围也仅仅在税法相关领域。在二十一世纪初，因受到财税一体概念的影响，将名称改为“中国法学财税法研究会”，将财政法的内容和税法的内容有机结合。财税一体的概念不仅对学术命名起到了作用，还对我国整体的法制建设和学科发展进行了推进。财税法一词作为一门严谨学科的名称，从字面上恰当严谨的表达了该学科的总体面貌，还能对学科涵盖的内容进行描述，同时又将学科的同一性质体现出来。这样的整体学科概念，不仅可以有效避免未来税法和财政法的分权和分立行为，还能避免出现财税中的支出、收入、管理三方面的隔阂，用整体化的系统概念对学科和法律进行规划，用全局纵观的视角将财税领域的内容尽收眼底。

从财税法的本质上来说，税本身是不具备意义的，只有将其和公共财政的大环境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税法总论的内容和意义；只有让其和财政法相互研讨，并且合法、合理、公正、公平以及满足国民需求时，才能理解到税收带来的公平和正义。现代可以运作良好的国家都是实施税款征收的国家，而且税收比例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且执行的财政行为也和税收相关。因此在开展财税法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时刻贯彻和牢记财税一体的概念，坚持有法可依和依法治国的发展方针，这不仅仅是针对学术界的理论见解，也是中国财税法在未来发展的独特优势，不仅可以更好的为解决中国的财税问题提供价值，还能在高等教育和科研研究领域取得良好的进展，同时也能为我国的财税法治建设和创新改革事业的良好开展提供基本的原动力。

三、结语

我国目前推行的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是需要以物质财政基础作为前提，才能使接下来财税体制系统改革工作的开展更加高效和正当。现代财政制度的治理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外部工作上表现为公共性，推动对策上显示为建设性，权利表达上为法制性，实质内涵则是以民生为基础。我国经济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环境注定了财税法的起点要与发达国家的域外财税法有较大的距离，但是我国领导人和学术人的正确观念提出的科学政策条例，为我国的财税创新改革带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会议上审议并通过的法案为财税治理建设的迫切进行了阐述，并且将财税法在定位和性质上重新进行了部署和规划，提高了财税大的功能领域和法学价值，用革新的角度完善了财税法领域的理念和制度结构。在众多的财税调整政策中，2014年修改完成的《预算法》表达的尤为明显，在旧版法案中执行了二十余年之后，将法案中的第一条立法宗旨“加强宏观调控”的词句删除，规定了“规范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加强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完善的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让法案原本的国家主导思路转变为财政主导国家思路，从理念上实现了财税价值本质上的进步。这样的进步不仅有利于我国财税法思想上的解放和繁荣，对建立健全完善的法治轨道下领导的财税指路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标志着我国的财税法、财税法学以及财税法治的时代已经到来。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政法论丛．2016(5)．

[2]陈少英．财税法的法律属性——以财税法调控功能的演进为视角．法学．2016(7)．

[3]刘剑文．财税法学近十年发展之回顾与反思．财税法论丛（第10卷）．2009．

[4]刘剑文．域外财税法学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科技与法律．2014(5)．

[5]刘剑文、耿颖．财税法学科的综合化与多元创新之路——从北京大学财税法学专业的演进展开．中国大学教学．2014(2)．

财税管理论文篇10

【论文内容摘】：本文将从理性思维；讲求实效；理论先行，方法科学；知行合一行重于知三个方面阐述如何进行纳税评估加强税源管理

教师

   纳税评估，是指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报送的纳税申报资料以及日常掌握的各种外部信息，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对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履行纳税义务情况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对纳税资料系统的审核、分析和评价，及时发现并处理纳税申报中的错误和异常现象，监督、帮助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为税源管理、日常检查及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等工作提供信息和依据。

一．理性思维，讲求实效

现代国家的税法，都是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这表明税法属于制定法而不是习惯法。它一开始就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形成的规则，而不是对人们自觉形成的纳税习惯以立法的形式予以认可。税法属于制定法，而不属于习惯法，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征税权凌驾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之上，是对纳税人收入的再分配。税法属于侵权规范。征纳双方在利益上的矛盾与对立是显而易见的，离开法律约束的纳税习惯并不存在。从法律性质看，税法属于义务性法规。义务性法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强制性，它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明确而肯一定，不允许任何人或机关随意改变或违反。税收是纳税人的经济利益向国家的无偿让渡。税法的强制性是十分明显的在诸法律中，其力度仅次于刑法，这与义务性法规的特点相一致。从税法的角度看，纳税人以尽义务为主。并不是指税法没有规定纳税人的权利，而是说纳税人的权利是建立在其纳税义务的基础之上是从属性的。并且这些权利从总体上看不是纳税人的实体权利，而是纳税人的程序性权利。例如，纳税人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有依法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等等。但这些权利都是以履行纳税义务为前提派生出来的，从根本上也是为履行纳税义务服务的。

教师

由此可见，征纳税双方在利益上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勿庸讳言，纳税人进行的税务委托、税牧筹划等都是为了寻求最小合理纳税的帮助。而征纳双方的经济信息又是不对称的，按照约翰•纳什的“零和博弈”理论，谁获得的信息更客观，谁将会更有利。对税收征管而言，尽管存在着纳税人对税务机关征税依据，对税法内容理解上的差异。但税法信息是公开的，对每一个纳税人都是一视同仁的。纳税人对自身组织机构、经营状况，财务情况等信息的掌握，远高于税务机关。所以说，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还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信息不对称。所谓的税收的经济观，就是税收的多少，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纳税评估这项工作，正是为了获取真实的经济发展信息，使税收工作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之上而展开的。由于税法的特点，这项工作的开展将是比较困难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思想上重视起来，要理性地思维，一切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纳税评估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理论先行，方法科学

究竟怎样进行科学的纳税评估，用什么样理论作指导，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现行的《纳税评估管理办法在这方面的理论阐述是不充分的。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教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经济已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去。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颁布的((国际审计准则》，其理论体系已被我国政府采纳。这也是中国人世承诺的条件之一，因为我国的有关组织，是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正式成员。因此，我国审计监督体系是完备的，其理论是先进的，其方法是科学的。税务部门正在逐步借鉴、采纳政府审计中一些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为税收工作服务。比如，纳税评估工作中的约谈制，就是审计中的符合测试程序在税收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所谓符合性测试程序是为了获取证据，以证实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设计的适当性及其运行的有效性。再比如，纳税评估工作中的评估主要指标的计算就是审计中的实质性测试程序在税收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所谓实质性测试程序包括两部分：(1)交易和余额的详细测试；(2)对会计信息和非会计信息应用的分析性复核程序。运用这一类审计程序是管理当局在会计报表上的各项认定是否公允的证据。可以说，符合性测试程序和实质性测试程序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始终。

如果我们评价企业内部控制为高信赖程度，说明控制风险为最低。而控制风险越低，我们就可以执行越有限的实质性测试。如果内部控制为低信赖程度，说明控制风险很高，那么，我们只有依靠执行更多的实质性测试程序，才能控制检查风险处于低水平。可以看出，无效的内部控制必然导致我们增加实质性测试的工作量。具体到纳税评估工作中，最重要的第一步，应是调查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内部的控制程序。如果生产经营内部控制程序不值得信赖，那么，我们将无法从纳税人提供的经济资料中获得真实的经济发展信息，纳税评估主要指标的计算更是无从谈起。纳税评估这项工作就会流丁形式。所以说，我们工作的重点应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指标的计算上。关键在于取得客观真实的原始资料。计算机学上有一句名言：输入的是垃圾，输出的也是垃圾。由于符合性测试程序和实质性测试程序有着完整的体系，其理论内容也较多，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对于获取企业经济信息的方法，我们共同回顾一下历史，仍然以审计为例：从1844年到20世纪初，审计方法是对会计账目进行详细审计；从20世纪初到1933年，审计对象转为以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为中心的全部会计报表及相关财务资料，审计的范围已扩大到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并广泛采用抽样审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抽样审计方法得到普遍运用，通过财务报表分析可以确定审计的重点。审计理论及方法发展演变的脉络，对我们税收工作，其借鉴意义非常重大。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应由理论指导着的，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机关是要讲求效能的，方法科学是很重要的。

三、知行合一行重于知

教师

税收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它体现着国家在经济上的存在。马克思说，税收官后面紧紧跟着吓人的法官。税务人员肩负着使命是很重要的。同时，社会对税务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权力和义务从来都是相互统一的。税务机关是所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中专业性较强的一个机关，它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尚没有哪部部门法像税法那样包含着内容那么多。税法的执法力度仅次于刑法。它要求税务人员既要精通税法，又要精通会计财务理论，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但亦不能妄自菲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不断完善，国际上先进科学的经济管理理论、方法被我国大量吸收采纳。如，从1993年的会计“接轨”、“两则”的颁布，到2005年《小企业会计制度))的实施，就是一个很好地说明。目前，、财政部已经并实施的具体会计准则有：“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收入”、“债务重组”、“建造合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非货币性交易”、“或有事项”、“无形资产”、“借款费用”、“租赁”、“存货”、“固定资产”、“中期财务报告”等。可以说，这些准则的内容就是我们税务工作的对象。不精通这些知识，如何工作。例如“财务失败预警系统”概念的引入，对于我们快速诊断企业的经济状况大有裨益。而运用多变的模式思路建立多元线型函数公式，即运用多种财务指标加权汇总产生的总判别分(称为Z值)，来预测财务危机，对于税务部门来说，更具实用价值。最初的“Z计分模型”，由美国爱德华-阿尔曼在20世界．60年代中期提出，用以计算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其判别函数为：

Z=0．012X 1+0．014X 2+0．033X3+0．006X4+0．999X5

式中：Z--判别函数值；XI一一(营运资金÷资产总额)×100；X2--(留存收益÷资产总额)×100；X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100；X4-一(普通股和优先股市场价值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总额)×100；X5一一销售收入÷资产总额。

教师

如果企业的Z值大于2．675，则表明企业的财务状况良好，发生破产的可能性较小；反之，若z值小于1．8l，则企业存在很大的破产危险。如果 z值处于1．81-2．675之间，阿尔曼称之为灰色地带。进入这个区间的企业财务是极不稳定的。为了动态管理税源，快速获得企业量化的总体经济状况，对重点税源企业有必要进行Z值的排序。。

我们要更加重视总预算的作用。现行纳税评估办法中的主要指标所需信息，多取之于企业的财务报表、账簿等这些信息反映的都是企业实际已经发生的情形。而纳税评估的主要作用是面向未来的，是有预测性的。总预算是指预计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它反映企业的总体状况。其反映的经济信息，对于纳税评估来说，意义更大。

我们在进行纳税评估时，要注意可持续增长率这个问题。可持续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4项财务比率。销售净利率和资产周转率的乘积是资产净利率，它体现企业运用资产获取收益能力，决定于企业的综合实力。收益留存率和权益乘数的高低是财务政策选择问题，取决于决策人对收益与风险的权衡。企业的实力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决定了企业的增长速度。因此，实际上一个理智的企业在增长率问题上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尤其是从长期来看更是如此。

财务会计和税法体现着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遵循不同的原则，服务不同的目的。财务会计核算必须遵循一般会计目的，其目的是为了全面、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财务状况变动的全貌。税法是以课税为目的，根据经济合理、公平税负，促进竞争的原则，依据有关的税收法规，确立一定时期由纳税人应交纳的税额。税法还是国家调节经济活动，为宏观经济服务的一种必要手段。财务会计原则和税收法规的本质差别在于确认收入实现和费用扣减的时间，以及费用的可扣减性。所得税会计就是研究如何处理按照会计准则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或亏损)与按照税法计算的应税所得(或亏损)之间差异的会计理论和方法。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完备，财务会计与所得税会计的差异将会越来越大。有鉴于此，我们在进行纳税评估时，对取自纳税人的财务指标，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有些财务指标是不能直接运用的。广大税务人员必须不断地更新知识，与时俱进。

生产力的诸因素中，人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国家推行税收管理员制度，对于开展纳税评估，强化税源管理，实现税收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好的制度需要人去执行、去落实。对于纳税评估这项工作，我认为以管理科室为主，综合科室、征收申报大厅为辅的管理方式较好。其理由有三：第一对纳税人的组织结构、经营状况、财务核算情况的详尽了解，非管理科室的人员莫属。第二在纳税评估工作的执行中，对一些适用法规，政策的确认上，评估指标的具体含义、计算及一些具体实务的协调沟通上，综合科室必须切实负起责任来。而综合科室的职责也在于此。第三，征收申报大厅经过近几年的信息化建设，其掌握的征管信息是比较充分的，如果它的作用能够确实发挥出来，对纳税评估工作是有很大支持作用的。我们在进行纳税评估时，调账问题是很重要的。账务调整，能够正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情况。根据审查结果，正确及时地调整账务，既可防止明补暗退，又可避免重复征税。但账务调整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应该由综合科室的专门人员来做。管理科室的工作是税收工作的重中之重。《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出台，对于解决淡化责任、疏于管理，开展纳税评估，强化税源管理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基层税务部门来说，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有法可依的，有章可循的。“知”存在的问题不大，关键在于“行”。知行合一，行重于知。如何把先进的理论，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才是我们工作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