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十篇

财税体制篇1

关键词：分税制；财权；事权；财力

到200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30年，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自1994年1月1日开始也实行了14年；毋庸置疑，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为了缓解我国当时的财政困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屡创新高，2005年我国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接近4万亿元。但目前分税制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思路。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到了关键时刻，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这为继续完善我国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建国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演进历程

自从建国以来，我国在财政体制的变革中进行了不断探索；从总体来看，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建国初期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严重，工人大量失业，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采取了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该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中央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中央政府统一制定所有收支项目管理办法，一切开支标准也同样由中央政府统一决定。地方政府组织的财政收入要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地方政府所需的相关支出全部由中央财政另行拨付。因此，该体制也被称为“收支两条线”。

（二）分类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

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实行了三个时期，包括“一五”计划时期、“二五”计划时期的第一年（1958年）和“六五”计划时期。为了完成“一五”计划确定的任务，即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以及确定我国农业、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必然要求变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为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在1954年实行了“统一领导、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侧重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即是所说的“分类分成”财政体制。

（三）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

为了克服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的一些不利方面，我国自1959年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该体制的实行大致包括1959年至1967年、1969年至1970年、1976年至1979年和1986年至1990年。总额分成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全国财政收入有一定比例的增长。

（四）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分类分成和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弊端不断出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于1994年1月1日起开始在全国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二、对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评价

为了解决中央财政当时的困难状况，增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提高“两个比重”，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于1993年开始了分税制改革的试点，并在1994年开始在全国推行。

（一）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含义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税制，是指在国家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事权与财力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的特征，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并辅之以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总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划分；二是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三是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四是预算编制与资金调度。

（二）当前分税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应该说，1994年推行分税制改革是一大进步，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两个比重”的迅速提高。但我们却曲解了西方国家的分税制，把“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变成为中国分税制的基本原则，从而扭曲了分税制，在改革中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1.财政管理体制层次过多

我国目前仍在实行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体制和与之配套的财政体制，过多的财政级次分割了政府间财政能力，使各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与权力、责任安排难以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并进一步加大了纳税人对政府的监督难度。

2.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财政体系中，四种主要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均有自身的缺陷。首先，税收返还的设计并不是根据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差异，与行使事权所必须的财力无关，且这种转移支付形式保护了既得利益，与建设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体制相背离；其次，一般目的转移支付的测算基础并不科学、合理，实现不了财力与事权的匹配；再次，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很小，起不到太大的调节作用；最后，专项拨款名目太多，很多专项拨款并不具有专项的目的，这种转移支付资金数额的决定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3.税收征管成本过高

税收征管成本指税务机关在征收税款过程中自身消耗的各项费用。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有关数据测算，1994年国税、地税分征分管体制实行后，税收征管成本比以前明显提高。1993年，我国的税收征收成本率约为3.12%，从1994年开始上升，1996年征收成本率约为4.73%，其后持续增长到5%～6%。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成本一般都在1%左右。

三、探讨解决分税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策略

面对分税制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以贾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应继续推进分税制改革，在分税制的改革进程中解决面临的困难；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继续推行分税制改革。

（一）减少财政管理层级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来说，分税制的大国家，就是三个层级左右，比如说实行联邦制的美国，还有实行单一制的英国；既有单一制特征，又有地方自治特征的日本也是三个层级。从我国目前省以下财政体制看，五级政府、五级财政造成基层财政困难、主体税种缺乏、难以进一步推进分税制改革等问题，应首先简化财政管理级次，这样做会使财政级次与政府级次出现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的不对应，但从长远看是应该最终对应起来的。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省、市、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县市同级，乡财县管；简化财政级次之后，乡级政府随着事权的大量减少，一般应转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市级政府由于其事权与财权同县级政府趋于一致，也需要改变原来的上下级关系，成为平级政府。同时，要做好精减政府人员工作，使财政供养人口同扁平化后的政府级次相适应，减轻财政负担。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仅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题中之义，也是公共财政框架下调节地区差异、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规范和健全、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基层财政的公共服务水平，必须在改革、创新的基础上，重点加大以“因素法”为主要方式与手段的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力度，尽快构建与分税制体制相适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在确保中央财政财力分配主导地位和调控能力有效发挥的基础上，强化中央财政的再分配功能。另一方面，要在提高转移支付总量和增加转移支付规模的基础上，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和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三）改革税收征管体制，降低税收征管成本

从长远看，国税和地税应合并，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分税制，回到分税制改革之前的状态，而是按照国际经验对分税制的完善。目前，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创新的道路，这就是浙江省、上海市的经验。即将国税局和地税局合成一个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税收仍然划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分别征管。但要避免操之过急，在实践中稳步推进，不搞一刀切；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推进此项改革的进程，尤其要避免简单合并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并且做好相关配套改革。

四、结束语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一定要按照“财力和事权相一致”的方向完善我国的分税制体制，财力和财权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财权只是中央的行政形式划分，没有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而财力考虑到了我国二元经济的发展状况，正视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因此，在分税制改革进程中，要正确处理财权、财力和事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央有效控制的前提下，给予地方必要税种立法权、税率变动权限等，在中央给予地方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可以考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给予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横向转移支付，以真正达到“财力和事权的一致”。

参考文献：

[1]赵云旗.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贾康，傅志华，阎坤，李明.关于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若干认识[J].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4，（23）.

[3]楼继伟.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中国财政，2006，（3）.

财税体制篇2

在关于农村税费问题的讨论中，理论界存在多种看法，其中很多学者认为，目前的财税体系是造成农民税费负担的关键。中央利用分税制一方面将多数规模较大、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集中到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所控制的都是小税种，且难以征收。各省、地、市、县、乡之间的财政安排倾向也基本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一级政府的日常开支无法从上级政府获取，但正是这些财政收入得不到确保的基层政府，却承担着绝大多数中央政策的实施任务。各级政府在责、权、利方面的不对称，必然使得基层政府想方设法地扩大收入来源，最终导致农民税费负担加重。

该论点指出了中国目前财税体系上的一个致命弱点，但财税体系设计上的缺陷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或者说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如果任何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政策的实施成本都是可以观测的，那么财税体系上的矛盾将很容易通过制度化、透明化的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体系去克服。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管制执行的成本不可观测、或难以观测，那么，就无法建立制度化和透明化的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体系。正是由于上述信息不对称，上级政府要求下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实施的诸如粮食收购、计划生育、各种升级达标活动等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必然会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当然，目前我国财税体制的显著缺陷，客观上进一步为基层政府大肆收取税费直接提供了条件和借口。

更为关键的是，目前对于财政体制改革与农村税费负担的研究，始终将财税体制的缺陷当作一种既成事实，而没有分析其形成的深层根源。各级政府在责、权、利上的不对称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自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就已经存在），为什么中央政府至今都没有、或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呢？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五级政府行政设置在财政职能分配上有一个明显异于发达国家的特性，即越低级的政府所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就越沉重。根据世界银行在2002年提供的一份报告指出，"县乡两级政府承担的70％的预算内教育支出和55％-60％的医疗支出，地级市和县级市负责所有的失业、养老保险和救济，而通常社会保障和救济通常由中央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则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分税制改革以来，从中央财政支出的结构上看，不难发现中央虽然集中了一半的税收收入，却没有完全负担起弥补国有企业亏损和社会保障的任务（类似东欧国家那样）。中央的开支中，只有两项是占据了大头，一是资本建设性支出；二是清偿国债。这种只改财政收入划分，却不改财政支出责任的做法，在农村税改中再次重演。中央为什么在94年要强化财政收入的控制呢？中央最大限度地集中财政收入，而却始终没有承担各种社会服务性的支出，同时极力维持其在资本建设性支出的地位，其原因何在？

实际上，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财政收入分成和政府各种管制政策的实施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财税体制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内生于中央政府的潜在政策动机。我们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个假说：中央政府为了维系管制政策，从而有意识地设计了目前这种扭曲的财政体制，以强化其在资源配置上的权力，从而可以有效地贯彻管制目标。这既包括中央政府直接的财政投入（到一些特殊的投资项目中去），又包括中央利用财政收入再分配的权力（税收返还），控制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中央在财政制度的安排上是一种维系政府干预能力（从支出角度）和激励地方积极性（从收入角度）上的权衡。事实上，无论是在分税制改革之前还是之后，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收入的分配规则上，都始终遵循着一个基本的激励原则，即对于那些财政收入和收入上缴均处于较高水平、或者增长较快的省份，其一直均具有更大的收入留成、或者税收返还。这从直觉上，无疑可能源于中央为了刺激地方政府提升财政收入。

从实施上级政府各种管制政策的角度来理解财税体制的内生性，一个可能的推论是，分税制作为一种划分收入，而不界定支出的改革，仅仅意味着中央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则利用执行管制政策之机，人为提高政策实施成本，扩大预算外收入（税费摊派）。

与此同时，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相对于各省收入水平的严重累退性，其中"收入返还"一项尤为明显。但是在地方的财政收入中，中央所能够控制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也同样具有收入的累退性。即，尽管转移支付在地区之间是及其不平衡的，而且完全向发达地区倾斜，但是越是落后的地区就越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换言之，各省的管制政策强度与其财政对中央的依赖度正向相关。因此，我们不妨推测，财政收入上越是制肘于中央的省份，在具体行为举措上也就要越听命于中央。一个例子是甘肃，随着其管制强度的上升，其经济发展日益落后，而到1999年，其省级财政收入中已经有80％来自中央的拨付。从宏观数据上讲，90年代落后省份的财政收支始终处于赤字状态，储蓄－投资缺口没有缩减，即落后省份是资本输入地区，发达省份反之。那么，是什么资本流入了落后地区呢？从直觉上讲，这显然不是私人资本直接投资的结果。原因要么是地方政府的借债行为；要么是中央的资金投入。

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化情况也能够佐证上述观点：虽然每次财政体制改革都通过契约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但中央政府并不真正受这些契约和协议的约束，而是根据财政形势的需要对中央-地方间财政关系进行变更。因此，一旦中央政府决定改变税制和中央-地方财政安排，后者必须接受，最多只能在边际上进行讨价还价：即中央政府始终不愿意放弃对地方经济的干预权及其所需要的财政能力。

因此，如果中央不放弃既有管制措施，只是扩大对落后地区和农村转移支付，可能最终会进一步加大落后省份对中央的财政依赖度，结果是地方经济自主性下降，管制在基层被不断强化（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一起到来的是更多的政策性负担），最终反而促使农民负担和收入差距恶化。有学者建议从根本上调整税收征收和转移支付的地区结构。比如在增值税分成比例上，向贫困地区倾斜。但按照我们的分析，这种做法依旧只是治标不治本，且在很大程度上会负向激励地方政府。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地方财政收入中中央所控制的比例越高，经济干预就越严重。1978-84年间，中央在总体财政收入中所占份额持续提高，但是政府干预的程度却在下降。因为，在80年代中央可以通过其它方式（信贷配给、价格控制、指令计划等）干预经济，从而未见得一定要加强控制财政收入。另外，在财政收入的再分配中，中央可以直接投资到地方，或者先返还给地方，并以此来影响、控制地方政府的决策。中央究竟采取哪一种方式，取决于所准备贯彻的政策的特性（政策的实施本身是否便于直接控制）。随着中央直属企业影响的下降，地方财政上对中央的依赖程度和其实际经济干预程度才逐渐联系在一起。

二 财税体制改革的出路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政府管制是造成农民负担及其累退性的主要原因，而财税体制的诸多是伴生的。寻求税费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将无疑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为此，需要我们关注一下许多发达国家为什么不存在中国的农民负担之类的问题。以美国为例，我们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几点：

1．如何划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所谓的"财政联邦主义"以通过政府间契约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为标志，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不完备合约问题。按照美国的宪法规定，除了宪法规定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以外，其它所有的权力均归州政府。即剩余权力（Residual Claim）均归地方。这样就比较明确地划定了中央/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从而抑制了其干预地方经济的可能。

相比之下，在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之前，虽然每次的财政体制改革都通过契约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但中央政府并不真正受到这些契约和协议的约束，而是根据财政形势的需要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变更。例如在1980年和1985年中央政府两次对财政体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力图增加所谓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9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又开始酝酿对税制进行新的改革以实现"两个比重"的提高，并最终在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以94年的财政改革为例，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地方政府可以在某些条款或具体的转移支付项目上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但由于中国中央集权的体制特征，在是否接受新税制以及在整个财政体制的安排方面，地方政府并没有多少谈判能力。因此，一旦中央政府决定要改变税制和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安排，地方政府必须接受，后者最多只能在边际上进行讨价还价。即，中央政府始终不愿意放弃对地方经济的干预权及其所需要的财政能力。

2．地方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用手投票）。

基层税费征管权必须下放，这是由中国复杂的国情所决定的。这一方面意味着，在中央和地方分税法制化的前提下，必须给予地方自行设立部分税收体制和税收内容的权利，实现税收征管权和收入权的统一。地方财税体系的建立和设计协调方面必须进行较大程度的改革。另一方面，每个地区究竟应当收多少税，怎样收，均应由当地居民通过民主的形式来决定，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比如，在目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颁布的条件下，对"村提留"资金的改革，既不应该将其"并税"，也不应该由中央政府决定其是否应该保留或取消，更不应该硬性规定其收取的比例。我们要充分相信，只要允许实行彻底的村民自治，广大村民有能力、至少会在村民自治过程中逐步积累管理村社区事务的能力，村社区的自治组织建设、村公共资金的筹集与管理，应由村民民主解决。

3．地区竞争和要素的自由流动（用脚投票）

财政联邦化并不足以阻止政府干预，因为地方政府同样可以走上中央政府的老路。而即使有了地方选举的民主体制，也未见得就一定能够产生有效的公共品供给。所以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地区竞争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

结论

总之，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放松以至彻底解除各种不合理的管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财政体制改革只是放松政府管制的一个配套措施和附带结果。但"放松管制"也绝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上级政府多数的管制措施没有解除、甚至有所强化的情况下，由国家层层下达的一系列政策、任务或指标，对各级地方政府而言都是硬性政治任务，是必须完成的，地方政府必须面临减轻农民负担和完成上级政府管制的两难处境，或者说上级政府的管制实施与减轻农民负担政策之间本身就存在不相容。在目前行政体制所提供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往往选择首先完成上级布置的各种管制，毕竟，减轻农民负担还必须配合以官僚机构的改革和人员的裁减，势必触及地方官员的利益，并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

财税体制篇3

一、世界各国的财产税制比较

（一）财产课税体系的比较

广义地看，世界各国对财产的课税主要分为三大体系，一是对转让财产的交易行为征税，多以流转额为计税依据，一般以营业税、转让税、登记税、印花税或增值税等形式，征收比例税率或累进税率；二是对占有、使用财产进行课税，多以财产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分为对全部财产征税（一般财产税）和对个别财产征税（如土地税，房屋税、房地产税），征收比例税率或累进税率；三是对转让财产的收益征税，如土地增值税，多采用累进税率。

（二）财产税比重的比较

据OECD组织资料显示，发达国家财产税收入占地方税收入总额比例较高，美国占80%，加拿大占84.5%，英国占93%，澳大利亚则高达99.6%。由于财产税征收金额较大、权数较重，从而形成了“多征税、多提供公共服务、税源多增加”的良性循环机制，使其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发展中国家财产税占地方税收入比重较低，但多把财产税划归地方收入。亚洲国家的一些大城市房地产税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一般在23%～54%之间。由此可见，世界各国财产税在地方税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地方财力的重要来源。

（三）财产税制要素的比较

1、课税主体。转让财产交易行为的课税主体多数以卖方为纳税人；也有以买方为纳税人，主要是设置不动产或房地产购置税的国家，如韩国、日本等。世界各国对转让、占有和使用财产的课税，纳税人一般是产权所有者或使用者。

2、课税对象和税基。对世界上多数国家来说，财产税最主要的课税对象是房屋和土地，但在具体征税对象和税基上又各有区别。有的国家单独对房屋、土地课税，计税依据是财产的资本市场价值或评估价值或其年租金。各国征收财产税的房屋范围不尽一致：如加拿大、印尼、美国、瑞典都将土地和建筑物的资本价值纳入税基；但瑞典只有住宅用地和住宅楼缴纳财产税，剔除了商业财产；英国对包括楼房、平房、公寓、活动房屋和可供居住用的船只等，以其估定价值为计税依据征税；有的国家将土地、房屋并入其他财产一起课税。如日本将原来分开征收的地租税、房屋税，船舶税、铁路税等财产税税种合并征收固定资产税。其中对房屋课税的纳税人是房屋的所有者，课税对象包括纳税人拥有的一切房屋，计税基础是房屋的估定价值；巴西的土地税分为农村土地税和城市财产税，前者的课税对象是用于种植、放牧和其他农业性活动的土地，城镇土地不在应税范围内，计税标准按土地面积和土地使用比率分为三类计征，后者的课税对象是城市土地和土地上的房屋及建筑物，计税依据是应税土地和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

3、税率。比较广泛使用比例税率，在对财产转让收益和流转额课税时也采用累进税率，仅有个别国家采用定额税率。税率可由中央政府法定，也可由地方政府根据受益人的预算需要和预算周期确定。如美国、加拿大，税率的确定一般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较高一级政府只对其设限制规定。而丹麦、法国和日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征收的税率都规定了固定限额或最高额。

4、起征点和减免税优惠。一些国家或地区在税收管辖权内，对财产课税制定有起征点，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对低于14万元的财产价值不征税，日本对土地占有税也规定了免征额，确定了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的最低起征点。同时各国对农业用地给予不同程度的减免税。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和瑞典农业用地全部不计入税基。法国对农场建筑实行免税，其他许多国家都通过特殊估价和征税措施给农业提供税收优惠待遇，如日本对城区的农业用地按其估算价值的一半进行征税；国际上对林地一般都提供免税待遇。如智利、法国都给林地提供了免税照顾。

二、我国财产税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采用的是个别财产税，主要税种有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契税，有人也把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包括进去。

我国的财产税制在以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财产课税范围窄、税种少，收入规模小。据统计，全国财产税收入约占税收总收入的2.04%，约占地方税收入的4.12%。据四川省及成都市“九五”期间的统计，财产各税占全部地方税收的比重约5%～6%。由于所占比重过低，导致其职能弱化，难于充分发挥调节功能作用；二是内外两套财产税制，既增加了征管难度，又不符合世贸组织要求的统一、公平、公正的原则；三是计税依据不合理、不规范；四是财产评估制度、财产登记制度和财产税收政策不健全，税收征管不严，部门协作配合不够，税款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五是个别税种设置重叠，税基交叉，存在重复征税之嫌。

三、国际财产税制借鉴

（一）税种设置覆盖面广、征收范围宽。目前，各国的财产税覆盖了财产的转让、占有、使用和收益各环节，体现了税制调节课税对象价值运动全过程的客观要求。征收范围较宽，不仅仅局限于城镇房地产，而且也包括农村、农场建筑物和土地。遗产税和赠与税广泛受到各国重视。

（二）各国普遍建立以市场价值（又称改良资本价值）或评估价值为核心的税基体系。以价值为核心能够准确反映真实的税基，随经济的发展带动税基的提高进而稳步提高财产税收入；同时，也可以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

（三）税率设计以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居多。对财产转让、占有、使用环节多采用比例税率，对收益和所得环节多采用累进税率，但这不是绝对的，各国根据各自的经济、文化背景设计各具特色的税率制度；各国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税率仍将以超额累进税率为主，但级次表现出减少趋势。

（四）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规范而严密的财产登记和系统、完整的财产评估制度。这是财产税课税的基础，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较有较大的差距。

（五）建立内外统一的财产税制。

四、改革财产税制的建议

（一）合理设置税种，增加税种覆盖面

1、合并、统一房地产税制，设立房地产税。合并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三个税种，设立统一的房地产税。一方面体现了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另一方面符合简化税制、便于征管和降低征收成本的国际通行做法。而且城镇土地使用税本身属于财产税而非资源税，“房依地存、地随房走”，房屋和土地的规划、评估紧密相连，城镇土地的国家所有不影响三税的合并和统一；且房价的上涨多半缘于地价的上涨，三税统一有可行的理论基础。

2、合并内外两套车船税税制。对凡在我国境内拥有车船的单位和个人，不论车船是否被使用以及使用的频率如何，均应缴纳车船税。

3、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在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上，一是要科学地选择税制模式。基于我国遗产继承人可自行分割交接财产，公民的纳税意识不强等实际情况，宜选择美国等实行的总遗产税制和总赠与税制。即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征收遗产税，对赠与人的财产征收赠与税。二是科学确定征税对象、范围及征管程序。参照国际惯例，课税对象范围应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以超额累进税率并规定适当的起征点，合理确定扣除项目，如设丧葬费用扣除，遗产管理费用扣除、债务扣除、捐赠扣除、合理负担费用扣除等。最后，制定有关部门相互协调配合的征管措施。

（二）扩大财产税征收范围

1、扩大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一是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应该扩大到农村用于种植、放牧和其他农业性活动的土地及房屋。与此同时，相应调整降低农业产出税负。二是对城镇居民拥有的房屋征收房地产税。随着我国住宅商品化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私人拥有的房产不断增加，已经具备了对私有房产课税的条件。同时，房屋的折算价值分配逐步向高收入个人倾斜，因而对城镇居民自用住房课征（比例税率）财产税在整体上将产生“累进”效应。在具体征收时，可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对人均居住面积设置起征点，对城镇居民自用房课征比例税，使城市房地产税的纳税人涵盖全部城镇土地和房屋的所有人。

2、合理设置房地产税的税目。我国房地产税可下设农村土地使用税和城镇房地产税，前者对农村用于种植、放牧和其他农业性活动的田、地、山、荡占地课征，后者主要对城镇企业和个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的房屋和建筑物课征。城郊结合部的土地及房屋、建筑的处理可借鉴巴西的做法，即确定土地是否属于城市房地产税的课税范围，一是看其是否作为农用，二是在土地的1.5英里范围内至少有以下设施中的两项：人行道、自来水主线、排污设施、街灯、公共学校。如土地不作为农用，又符合第二项要求，就应该视为城市土地。

（三）建立以市场价值为核心的税基体系，科学确定财产税的计税依据

1、调整房地产税计税依据。从国际上看，财产税的计税依据包括年度租金价值，改良资本价值（市场评估价值）、未改良资本价值和占用面积。改良资本价值制度的计税依据是土地和房产的完全市场价值，更符合“量能纳税”原则。此外，该计税依据具有“交易证据多、便于诚信纳税，收入富有弹性”的特点，是各国的房地产税趋于采用该计税依据的重要因素。当然，这需要相应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房地产评价方法体系和房地产评估制度。

2、调整车船税计税依据。作为世界通行的财产税的计税依据主要有两种：一是依车船原值作一定比例的扣除；二是依车船的市场价值，即评估值。从理论上讲，后者更科学，但是考虑到市场和评估工作本身的局限性、工作量和征收成本，现阶段可采用前者作为计税依据。至于扣除比例中央可规定一个幅度范围，各地方政府视本地实际情况在此范围内确定具体的扣除比例。另外，对单位价值低于一定标准的车船给予免征照顾。

（四）合理确定各财产税的税率

1、合理确定房地产税的税率。参照美国、加拿大的做法，在确定税率的形式和大小时可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幅度范围（如0.5%～3%）内的自。税率的确定应反映“宽税基、低税率”的税制改革趋势。

2、合理确定车船税税率。在以车船价值为计税依据的情况下，改过去的固定税额为比例税率，以公平税赋，比例税率的大小应该与目前对车船的收费及环保问题统筹考虑。

（五）建立以财产评税制度为核心的征管运作体系

1、建立以房地产评税制度为核心的财产评税制度体系。应建立完善的财产税评估制度，制定评税法规和操作规程，设置专门的财产评税机构，是未来财产税制发展的基本趋势。

2、建立与财产登记、评估、税收征管有关的信息数据库，运用计算机技术对信息进行搜集、处理、存储和管理，以获取有效的财产信息和征管资料。

（六）财产税的税收优惠问题

1、取消城镇居民住房的财产税优惠。避免对出租住房的歧视，有利于加强对个人私房出租的税收征管。可对国家规定标准内的居民住房采取起征点的办法予以免税优惠。

财税体制篇4

财政和税收体制反映、规定、制约着国家(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也反映、规定、制约着政府理财的职能范围、管理重点和行为方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财税体制改革始终是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配套改革，在我国初步搭起了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而在此之前，还有三次较重大的财税改革举措。

“分灶吃饭”体制的实行及仍存在的问题

1980年，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农村改革方兴未艾之际，中国选取财政分配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突破口，向地方下放财权，改变“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按照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灶吃饭”体制。这是传统体制开始向新体制渐变的财政分水岭。

1985年，在第二步利改税基础上，将“分灶吃饭”的具体形式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即按照税种和企业隶属关系，确定中央、地方各自的固定收入(所得税、调节税等)，另有共享收入(产品税等)；支出仍按隶属关系划分。这时已有“分税制”的概念和讨论，但体制的实质仍是渐进过程中的财政包干制。

1988年，在1985年体制的基础上，对收入上解比重较大的17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实行了“收入递增包干”和“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等几种(后来曾发展、归结为六种)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简称“地方包干”。这使中国渐进改革中的企业包干加上财政包干，形成了包干制的“鼎盛时期”。

在实行“分灶吃饭”之后，财政体制改革除预算管理体制方面的数度调整之外，还取得了如下一系列进展：

——调整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扩大企业留利和更新改造资金规模。经过80年代初的利润留成，1983年和1984年的两步“利改税”，1987年后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探索和90年代后逐步树立“税利分流”方向，形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大思路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方针，在扩大企业财权之后，又将企业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法入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地位，逐渐引上轨道。

——改革税制。初步形成了多税种配合发挥作用的复合税制，适应市场取向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使税收在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大大加强。

——改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办法。80年代曾有“拨改贷”的探索，并在一些建设项目中试行投资包干办法和对工程进行招标、投标承包的经济责任制。从1988年开始，对中央级基本建设投资实行基金制办法。90年代，终于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的国际惯例接轨、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合的企业注册资本金制度。

——改革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与财务制度，强化支出约束机制。从1980年开始，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预算包干办法，有条件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对有收入和经济偿还能力的文教科研事业单位实行周转金制度，并建立科技成果有偿转让制度，等等。

虽然80年代以后财政改革有上述进展，但直至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前，普遍实行的“分灶吃饭”框架内的财政包干制，却始终未能消除传统体制弊病的症结，主要问题表现在：

1．仍然束缚企业活力的发挥。

各级政府“条块分割”地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企业，是传统体制的根本弊病所在。在改革之后实行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中，由于是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组织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因而这一弊病于政府财力分配中以体制因素形式得到延续，只不过在行政性分权格局中，行政隶属关系控制总地说从“条条为主”变为“块块为主”，由行政部门的单一指令变为指令加上企业实际很难违拗的“商量”和暗示。相应而来的，是各级政府始终热衷于尽力多办“自己的企业”和对“自己的企业”过多干预与过多关照，“放权”难以真正放到企业一—尽管国家“减税让利”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方，多数国有企业仍然迟迟不能“搞活”。搞不：活”的另一面是搞不“死”，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照样由政府搭救，基本上不存在规范的优胜劣汰、存量重组的机制，“破产法”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形同一纸空文。也正是与行政隶属关系控制网络紧密相联，国营企业的行政级别，始终是对企业行为十分重大的影响因素，其厂长经理，总是作为行政系统“官本位”阶梯中某个台阶(级别)上的一员，这一身份与市场经济要求他们扮演的企业家身份，在不断地发生冲突。因为这两种身份必然要接受不同的信号导向，追求不同的目标，前者为行政系统的信号和官阶升迁的目标，而后者为市场的信号和企业长远赢利的目标。结果必然是企业的所谓“双重依赖”问题，而且在前述体制环境中，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对于上级行政主管的依赖(或跟从)，必然是更为主导性的和“荣辱他关”的。于是，企业自主经营仍步履维艰，大量的行政性直接控制或变相的行政控制，和各种老的、新的“大锅饭”，难以有效消除。

2．强化地方封锁、地区分割的“诸侯经济”倾向，客观上助长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投资膨胀。

“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与过去的“总额分成”体制相比，固然提高了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在增加本级收入动机和扭曲的市场价格信号的导向下，必然地倾向于多办“自己的企业”，多搞那些生产高税产品和预期价高利大产品的项目。因而地方政府热衷于大上基建，兴办一般赢利性的项目，特别是加工工业项目，不惜大搞低水平的重复建厂，不顾规模经济效益和技术更新换代的要求，并且对本地生产的优质原料向其他地区实行封锁，对“自己的企业”生产的质次价高产品强行在本地安排销售和阻止其他地区的优质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国家对烟、酒等产品规定高税率，本来是要达到限制其生产、消费的“寓禁于征”的政策意图，但在这种体制下，高税率却成了地方政府多办小烟厂、小酒厂以增加本级收入的刺激因素，发生了明显的“逆调节”。遍地开花的“小纺织”、“小轧钢”、“小汽车(装配)”等等项目均与体制因素有关。收入上解比重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还有明显的“藏富于企业”倾向，即对组织财政收入不积极，有意让企业多留利之后，再通过收费摊派等手段满足本级财力需要。尽管这些低水平重复建设、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的做法，从每一个局部的角度，都可以举出一系列“正当理由”，但从全局看，却构成了推动投资膨胀、加剧结构失调的因素，对构建统一市场、提高整体效益、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并阻碍地方政府职能从注重投资于一般赢利性企业，向注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面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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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仍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

各级财政支配的财力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地方上解、中央补助或共享分成的比例和基数的高低，而这些的核定又缺乏充分的客观性，难以避免种种“讨价还价”因素，各地都倾向于增加支出基数，压缩收入基数，提高分成比例。同时，预算支出虽“分级包干”，但在许多具体事项上并不能划清范围，结果“包而不干”，最后矛盾集中反映为中央财政“打破了统收，却实际并未打破统支”的困难局面；中央日子过不去，又反过来向地方财政寻求财力，“分灶”之后调整基数和让地方“作贡献”的做法屡屡发生。

4．国家财力分散，“两个比重”过低；地方缺少必要的设税权和稳定财源，中央缺乏必要的宏观调控主动权。

由于在体制上不能保证政府财力必要的集中程度和中央地方间合理的分配关系，一方面，在各行其是的减税让利超过合理数量界限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不包括内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9年的28．4％滑落到1993年的12．6％；另一方面，随地方分权，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下降为1993年的31．6％。就财力分配关系而言，地方、中央各有突出问题：地方政府财权虽比改革前有所扩大，但却没有从本地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地方税种的权力。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十分显著的大国，地方无设税权，不利于因地制宜地筹措财力和形成地方性的稳定财源。与此同时，就总体而言，中央财政本级组织的收入不能满足本级支出的需要，因而必须依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来平衡中央级收支，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是极罕见的，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央政府调控能力的弱化和中央财政的被动局面，宏观政策意图的贯彻难以得到充分的财力保证。

总而言之，“分灶吃饭”代表的财力分配的行政性分权，还没有能够跳出传统体制把企业禁锢于“条块分割”行政隶属关系之中的基本格局，也未找到处理中央、地方关系的比较合理、稳定、规范的形式，因而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如果仅仅停留于这种体制，深化改革将遇到无法逾越的阻碍，必须跳出行政性分权思路，寻求实质性推进改革的新方向。

建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是中国财政改革的方向

从整体配套的角度考虑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应是使财政体制的目标模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定性，具备如下几方面的体制功能：

第一，有效地维护企业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法人主体地位和企业之间开展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贯彻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国有财产收益权和国有企业经营权实行分离的原则，从而一方面使企业得到自主经营、发挥活力的广阔天地，另一方面使国家掌握必要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应有的国有资产权益。

第二，正确地体现政府职能和正确地处理中央与地方间以及不同区域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建立起稳定的财权与事权统一协调的分级财政，从而使各级政府合理而有效地履行自身职责。

第三，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财政资金的筹集、使用过程进入“生财有道，聚财有度，用财有方”的轨道，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充分发挥资金的效益，从而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国家财力“取”与“予”的良性循环，卓有成效地为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社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服务。

符合上述要求的财政体制形式，是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

所谓分税制，其真正的含义在于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各个税种，原则上要分别划定为国税或地方税，企业均按照法律规定，既向中央政府交纳国税，又向地方政府交纳地方税。在这一格局中，各级政府可以主要根据以本级税收为主的收入，相应安排其支出，相对独立地组织本级预算平衡，做到“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同时，中央应保持必要的自上而下作转移支付的调控能力。

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关键内容和特点在于，一方面，它可以有效地淡化过去一向实行的各级政府对企业的“条块分割”式的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企业将不再把税款只交给作为自己行政主管的特定一级政府(再由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分成)，而是分别地把不同的税，交给不同的各级政府，从而有助于消除政府对“自己的企业”的过多干预和过多关照，促使各企业自主经营，充分地展开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它可以清晰地划开中央、地方间的财源和财政收入，稳定地规范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配关系，在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形成各级预算各行其道的真正的分级财政。为了更为具体地描述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列举这一体制的要点如下：

1．不再按照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按照税种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自的收入，企业不分大小，不论级别，依法向中央、地方政府分别纳税，自主经营、公平竞争。

2．中央、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对经济实行的分级调控管理，将主要运用税收、债券、贴息等经济手段和调整企业外部条件的措施。同时，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按产权规范，以适当方式(如授权委托)管理、运营企业中的国有资本。

3．在中央、地方间划分税种的同时，各级政府要调整和明确各自的事权，重新核定各级财政支出范围。与保证中央集中财力和实现全国性的经济调节关系密切的税种，应划为中央收入；有利于地方发挥征管优势、宜于由地方掌握的税种，应划为地方收入。除中央政府要承担一些大型、长周期、跨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资外，大量的一般赢利性项目，应交给企业和企业联合体去办，地方财政则基本上不再承担赢利项目的直接投资任务，而把支出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方面。

4．中央财政承担调节各地区间差异的责任，主要方式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实行对地方政府的财力补助。各地具体补助数额的确定方法，要改传统的基数法为比较客观、严密的因素计分法。

5．在各种配套条件基本到位之后，应使地方政府具有从本地实际出发设立、开征某些地方税种的权力，因地制宜地为地区非赢利设施建设和各项公共服务、事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源。

6．以上述几方面为基础，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离，形成相对独立、自求平衡的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中央预算中要掌握足够的转移支付资金。各级财政都要以法律形式强化其内部、外部的制度约束和责任约束。

总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可以二位一体地处理好国家(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它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应成为财政改革与中长期整体改革相配套的轴心。

1994年改革提供了转折点

中国财政体制初步进入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轨道，是以1994年里程碑式的财政、税收配套改革为标志的。这种配套改革的理论与政策探讨，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展开；其操作设计的先声，一直可以追溯到1986年各方面准备了一年而夭折于最后关头的“价、税、财连动”改革方案；其付诸实践的试验探索，开始于1992—93年若干省、市、自治区的分税制试点；但其能够在1993年中央针对经济过热而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从快准

备、迅速出台，除了前述这些理论、经验、政策的准备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依仗于决策层的极大决心和审时度势加入重点突破举措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在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反复研讨的基础上，90年代初期，中央及财政部门在改革思路方面已明确了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的导向，并于1992—1993年先后在辽宁、浙江、天津、重庆、武汉、沈阳、大连、青岛、新疆等省、市、区进行了分税制的试点。1993年6月前后，党中央、国务院针对经济过热、结构失调、泡沫经济滋长和金融秩序紊乱等问题而明确提出实行“加强宏观调控”的方针，同时，也做出了于下一年度出台财政、税收及外汇等方面重大改革措施的决策。当时所剩的准备时间只有半年，有关部门抓紧进行了复杂的方案研究和设计、测算，以及相关各项实际工作事宜的筹备，包括与各地磋商，吸收意见建议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并使地方同志对中央思路达成共识与认同。

1994年1月1日，财税改革方案如期出台。开始的三四个月中，企业与社会上有关单位反映意见较多的，主要是增值税及取消原优惠政策等方面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国家财、税部门和国务院有关机构在约100天的时间里，先后发出80余份文件，作出补充规定或加以微调，解决急迫的或突出的问题。其后，新体制运行渐趋平稳。

1994年财税改革的基本内容

1994年新体制的基本内容，按照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确定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中央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中央统管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等，国防费，武警经费，外交和援外支出，中央级行政管理费和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支出，以及应由中央负担的国内外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地方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经费，支农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经费，地方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价格补贴支出以及其他支出。

第二，按税种划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收入。基本原则是，将一些关系到国家大局和实施宏观调控的税种划归中央，把一些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密切、以及适合于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归地方，同时把收入稳定、数额较大、具有中性特征的增值税等划作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中央固定收入主要包括：关税，消费税，海关的消费税和增值税，中央企业所得税，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收入等。地方固定收入主要包括：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耕地占用税，农牧业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的农业税，契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证券交易税(中央和地方各分享50％)和资源税(其中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后，要相应分设中央和地方税务机构。中央税种和共享税种由中央税务机构负责征收，共享税按比例分给地方。地方税种由地方税务机构征收。

第三，实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退还制度。税收返还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转移支付，是年年都有的经常性收入返还。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情况，合理确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并以此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保证1993年地方既得财力。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即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O．3%。

几年来的情况表明，1994年的重大改革这一在有限准备时间和诸多制约条件下，以极大魄力和决心推出的宏观调控层次上的配套改革，虽然难免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达到了基本目标，实现了来之不易的成功转变：

1．在中央优化全局产业结构导向的大框架下，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理财、抓效益、抓收入的积极性，各地顺应分税制要求，都将精力和财力用在对自己有利的新财源的培育上来，千方百计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普遍提高了对于第三产业和投资环境的重视，而对于第二产业一般赢利性项目的重复建设，热度已有所降低。

2．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方面，于全国范围内打开了一个淡化“条块分割”式行政隶属关系的新局面，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开始走上不再按照企业行政隶属关系、而是按照税种组织财政收入的新轨道。这一点对于今后实质性深化整体配套改革意义很大，它标志着我国的改革终于走过了由“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转折点，把企业放到了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的地位上，不论大小、所有制和“行政级别”，该交国税的交国税，该交地方税的交地方税，税后红利按产权规范分配。因此，这是使企业真正站到一条起跑线上展开公平竞争的新开端。

3．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大大提高了财力分配的透明度和规范性，规则全国一律，谁都会算帐，有利于长期行为的形成，并促使地方政府转变理财思路，实现规范管理——如减少税收的随意减免，狠抓非税收入和预算外资金管理，注意自我发展中的自我约束，强化支出管理等等。

与财政管理体制的分税制改革相配套，1994年同时出台了税制自身的重大改革方案。

按照国务院1993年12月25日批转的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1994年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方式，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这一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流转税制度。

流转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是增值税制的改革。改变了按产品分设税目、分税目制定差别税率的传统做法，确立了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普遍征收增值税并实行价外计税的办法。增值税实行两档基本税率(13％和17％)。明确规定了允许扣除的增值税范围和建立了凭专用发票注明税款扣税的制度。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二是消费税制的改革。在普遍实行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消费品再征收一道消费税，其征税范围仅限于在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的若干消费品，共设有11个税目，包括烟、酒、化妆品、鞭炮焰火、贵重首饰、小汽车、摩托车、燃料油等，采取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两种征税办法，纳税环节确定在生产环节。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三是营业税制的改革。对有偿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的业务征收营业税。新的营业税制重新确定了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和纳税人，合理调整了营业税税目，共设置了9个征税项目，针对不同税目设置了3％、5％和5—20％三档不同税率。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改革后的

新流转税制统一适用于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原来征收产品税的农、林、牧、水产品，改为征收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

第二，统一所得税制度。

一是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度，目的是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为各类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主要内容包括，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股份制和各种形式的联营企业，均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相应取消了国有企业调节税；规范了税前扣除项目和列支标准，在统一税基的前提下，实行33％的比例税率，并统一实行由纳税人就地向主管税务机关缴纳的办法。取消税前还贷。1993年12月13B，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实行统一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后，国有企业不再执行承包上缴所得税的办法。

二是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新的个人所得税法适用范围，包括按税法规定有纳税义务的中国公民和从中国境内取得收入的外籍人员；改革后，个人应纳税所得在原税法规定的六项基础上新增加了五项，即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个人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税率采用国际通行的超额累进制，即工资、薪金所得采用5％至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采用5％至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同时根据对纳税人基本生活费不征税的国际惯例，合理确定了税收起征点水平。在计税方法上，从本国实际出发，采取了分项征收的方法，并在对原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免税项目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形成了规范的减免税规定。1993年10月31日，国务院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逐步进行其他税种的改革或调整。

一是开征土地增值税。明确规定了土地增值税纳税人的范围，凡有偿转让房地产都属于征税范围；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30％，最高税率为60％。

二是改革资源税。将资源税征收范围定为矿产品和盐，并重新确定了七个税目。

三是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

四是把现在对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的办法，改为征收证券交易税。

五是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

六是将特别消费税和烧油特别税并入消费税，盐税并入资源税。

七是开征遗产税(待出台)。

1994年的税制改革，措施密集，涉及面相当宽广，显著地规范和强化了税收功能，并紧密配合了财政的分税制改革，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几年来的运行情况表明，这一改革取得了成功，主要表现在：

——依法治税原则得到明显强化，税法的权威性明显提高，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税收法制环境；

——公平税负，促进了企业的平等竞争；

——理顺分配关系，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合理导向，引导了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财税体制篇5

本文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阐述了财税体制改革中提升效率的策略。

关键词：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现状分析

第一，我国财税体制有缺陷。

我国财税体制的缺陷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首先，税收体制并不健全。那些能够促进技术创新、社会进步、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并没有被纳入到税收体系之中来，税收体系的这种漏洞使得财政收入受到了波及，还对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处于资金短缺的状态。其次，我国的分税制改革不透彻。分税制改革带来了消极负面的影响，使得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出现了严重的失衡，造成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划分不公正的局面，中央政府获得了过多的财政收入分配，而地方政府则丧失了自，这直接影响了它们的经济行为，使得地方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笔者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地方政府大多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压力。

第二，我国预算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是在税制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上更是做出了实质性的变革。但是我国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明显落后于这两方面，很多陈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我国预算管理体制覆盖范围狭窄，地方政府对于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没有明确的概念，难以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地方经济发展，预算管理体制的透明度比较低，公共财政的目标难以实现。地方政府依然存在着擅自挪用财政资金的状况，科学、合理的年度预算计划一直处于缺失状态，财政预算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审核。预算管理体制的缺失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这对于处于改革攻坚期的国家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我国政府转移支付不规范。

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严重不均，这就需要中央政府采取转移支付手段来弥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但是我国现阶段的转移支付过程存在着诸多问题，使得转移支付的效力大打折扣，阻碍了财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脚步。举例来说，我国政府在转移支付过程中耗费的周期一般都比较长，转移支付获得的资金没有得到恰当利用，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财政资金在流动和转移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管，如此种种造成了腐败滋生的现状。转移支付流程的不规范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绩效受到严重影响。笔者认为转移支付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转移支付缺乏在制度层面的约束和规范，造成了中央政府的资金在转移给地方政府的过程中出现了贪污和截留的情况。另外，我国转移支付的类型和结构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其中体制补贴和税收返还比重过高，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严重不足，这使得经济欠发达地区难以获得转移支付收入，使得中央政府难以发挥财政转移支出的功效，影响了财政支出的公正性和公共性。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考

第一，建立分级分权的财税体系。

我们要认真分析改革的目标和当前我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改善地方财政失衡的状态，这是促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实现财税体制创新的重要途径。首先，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将财权和事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让财政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合理的比例分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可以适当地提升，使其承担更大的直接支出责任，降低地方政府争睹的财政压力。财税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财政支出责任和承当的事权上，所以推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改革是目前解决财税体制面临的诸多难题的主要途径。我们要解决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得以平衡，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明确的落实下去，加大力度调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支出结构，提升改善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例如，政府应该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努力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加大对低收入者的扶持力度，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和谐。中央政府应该将自身的权利部分进行下放，在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约束的过程中，提升地方政府工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第二，应该深化预算体制改革。

预算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专门的预算管理体制是非常必要的，让预算编制、预算审核、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能够处在一个科学的、严谨的系统之中，政府应该在短期预算和中长期预算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建立健全的复式预算管理体系，使得国有资产和社会保障的预算都纳入到预算管理体系之中来，政府应该成立专门的部门对预算体制改革进行管理，比如说预算管理局和预算管理委员会，让预算监督成为预算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引入社会力量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监督，使得公共财政的目标得以实现，促进财政预算走向科学化、透明化道路。

第三，要建立完善的支付转移体系。

转移支付体系的完善是财税体制改革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转移支付的结构和比例的完善需要政府进一步努力，政府需要提高一般性支付在转移支付中的比例，加强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让转移支付的资金能够保持稳定性。另外，中央政府应该在考虑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实施转移支付，科学预测和确定转移支付的比例。保证转移支付的科学、公开、合理，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深化转移支付，保证转移支付的资金的稳定来源，提高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对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的提高，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转移支付分配的目标的合理性、全局性和科学性。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一直受到财税体制不健全的制约，财税体制改革对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调节收支分配，提升社会公平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当前财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很多残留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完善财税体系、预算管理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等方面着手进行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提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能力。

参考文献：

[1]胡忠毅.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11.

[2]孔善广.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财事权非对称性及约束激励机制变化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

财税体制篇6

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税体制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我们要按照的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

第一，建立完整、规范、透明、高效的现代政府预算管理制度。预算编制科学完整、预算执行规范有效、预算监督公开透明及其三者的有机衔接、相互制衡，是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一是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年度预算审核重点由财政收支的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收入预算由约束性转向预期性。二是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三是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四是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五是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六是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

第二，建设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现阶段，深化税制改革需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节社会财富分配、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二是坚持税费联动、有增有减，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三是有利于培育地方主体税种，调动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四是尽可能不开征新税种，适当简并现有税种与税率，税制设计尽可能简单透明，减少自由裁量权，降低征管成本。五是加快税收立法步伐，推进依法治税。要重点推进以下改革：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加快房地产税立法，适时推进相关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将现行排污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

第三，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立足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在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共事项的受益范围、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以及地方的自主性、积极性，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一是完善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包括：适度加强中央事权，明确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明确区域性公共服务为地方事权，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二是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根据税种属性特点，遵循公平、便利和效率等原则，合理划分税种，将收入周期性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税基流动性较大、易转嫁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将其余具有明显受益性、区域性特征、对宏观经济运行不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以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

财税体制篇7

论文摘要：我国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加大财政对科研开发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实行税收政策倾斜，对新经济给予税收支持，以适应和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 

 

 

1 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实施税费改革，增加财政收入。在我国现行财政收入体制中，规范性政府收入与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同时并存。据统计，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入与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比例约为3∶2.按照这一比例推算，我国1999年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约为17000亿元，这一巨大的数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冲击税基，减少财政收入，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收费收入缺乏约束，导致腐败行为的滋生和蔓延，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我国政府应及时清理整顿各部门、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基金和预算外收费项目，统一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坚决取缔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纳入税收管理，归入现行税种或重新设计税种。 

增加政府对科研开发的投入。目前，我国r&d费用严重不足，迫切需要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力度。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需从两方面着手：增加预算内投入。在财政预算上，打破基数法，采取一年一定的办法，增加预算内投入；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科技开发，在不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的条件下，使预算内科技投入增长速度超过gnp增长速度；合理利用预算外资金。把财政部门管理的小型技改贷款、文教卫行政周转金、工交商贸企业周转金、支农周转金等各项周转金，向科技开发倾斜，保证技术改造资金需要。 

建立政府补贴基金。美、英、法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均建立了政府补贴基金，其用途主要有两个：对风险投资企业提供无偿补助，分担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风险；对风险投资企业亏损提供亏损补贴。在这里，政府补贴不是指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是对风险投资基金进行补贴，以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应从财政支出中单独划出一项政府补贴基金，专门用于风险投资补助，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建立国家采购政策。利用国内市场，扶持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是美、英、法等国惯用的做法。其原因在于政府公共采购规模是巨大的，其需求量足以刺激新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开发。为了保护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政府采购的名单和办法。目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把国家采购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制度化、经常化的政策。同时，还需要规定对违反国家采购政策责任人的处罚条例。 

 

2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制度创新 

 

国外企业界认为，r&d经费占销售收入1%以下的企业难以生存，达到5%以上才有竞争力。鉴于我国企业投入r&d经费比例较小，并呈下降趋势，我国政府应积极制定有关财税政策，鼓励企业加大r&d投入的力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财政支持。在计划经济时期，部分企业由于政策性经营所承担的债务，国家财政应在严格审批的基础上逐步解决。同时，政府应开辟多种融资、投资渠道，建立技术创新基金，加大对进行技术创新的财政补贴。建立一套以企业投入为基础、技术创新基金为补充、银行贷款为保证的技术创新融资机制，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 

税收扶持。可以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将税收作为政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手段，通过制定形式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税负，提高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将企业引进和应用高新技术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投资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所得税抵免；对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并允许企业对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加快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对企业为提升技术水平而产生的r&d费用，按照10%的比例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并准予所得税税前抵扣；对企业外购无形资产按一定的比例予以减税，并可按受益年限折旧，加快无形资产周转速度，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对企业技术转让所得、技术服务报酬，可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和所得

税，提高企业、科研单位科技开发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允许企业税前按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风险基金，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3 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财税制度创新 

 

增加财政投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我国政府必须将“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及时调整财政政策，加大人力资本财政投资力度，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制定财税政策，促进民间资本投资于人力资本。鼓励单位或个人对教育捐赠，在所得税前作较大比例的扣除；对家庭支付的子女教育费用准许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予以扣除，鼓励增加教育支出；对企业为提升员工技能水平的投入，允许企业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开征教育税，确保对教育的稳定支出。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提供的是公共物品，个人和企业都是收益者，政府应该以税收形式征集，然后以财政支出形式投入。应适时将目前的教育费附加改为征收教育税，确保国家财政对教育的稳定投入。 

制定激励高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科技人才的工薪收入，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适当提高扣除额；对高科技人才在转让其成果或提供科技咨询、培训服务时的所得，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对高科技人才获得国家、部门或企业的奖励，免征个人所得税。 4 完善环境税收体系，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对环境的破坏也逐渐加大，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应及时采取对策，建立一系列保护环境的生态税收体系，以税收的刚性来维持知识经济的持续性发展：（1）改排污收费为征税。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由于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根本达不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必须改排污费为环境保护税，将排放、遗弃污染物或制造其他社会公害的企业和个人列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在税率设计上，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浓度及污染物对环境的破坏度来确定差别税率。如果排放量不易确定，则按照企业的产量或者某种关键生产要素的消耗量来确定。在设计税率时要体现效率与公平，鼓励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对排污水平低于国家排放标准的企业可实施环保退税。在税收征管上，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提高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同时保证中央政府对全国环保治理的需要。（2）扩大现有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我国现行资源税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征税范围过窄，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低、浪费现象严重的现实极不相称。可将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费、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林业保护管理费、林地补偿费等并入资源税，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3）在税收优惠上向环保型的企业倾斜，特别是要对生产环境保护产品的环保工业及提供环境保护技术服务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 

 

5 制定网络贸易税收政策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电子商务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有企业或迟或早终究会主动融入或被动卷入其中，我国政府应该根据形势的发展，站在战略的高度，引导企业将目光投向电子商务。我们不妨借鉴美国的做法--对网上交易实行零税率，通过一系列的网络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向电子商务方向发展，并适时制定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税收政策，保护和促进我国企业的发展，以免将来处于被动调整的尴尬境地。 

 

参考文献 

[1]刘华.《关于促进企业科技进步的财税政策研究》（载《科技进步与对策》1999年第3期）. 

[2]王冰.《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载《经济问题》1999年第5期）. 

[3]文英.《发展知识经济的税收政策思考》（载《财金贸易》1999年第4期）. 

[4]梅阳.《知识经济的挑战及税收政策的选择》（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财税体制篇8

       关键词：街道；财政财税；管理体制；创新

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提升了财税工作在社会上的地位。为了确保社会经济维持稳定提升的趋势，需要加强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及创新。财税体制属于整个基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核心，逐步完善该体制时还具有部分待解决的问题，对财税管理的作用充分发挥造成影响，同时在监督方面的工作也很难彻底执行，因此实现财政财税管理体制创新化十分必要。

       一、街道财政税收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十分重视乡镇街道的发展，针对街道发展一系列措施和方法，进一步提升街道发展水平。在税收管理工作中，街道财政财税管理工作一直是主要难         点[1]，尤其是在财政财税制度、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具体问题主要如下：

       (一)分税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基层建设中要求实施分税制改革，主要是明确划分中央、地方政府的税种以及权限，这种改革作用在于提升基层财政财税的管理工作水平。随着分税制政策逐步落实，也增加了政府所负责的税种项目，但是却降低了主体税种的数量，从而导致税收收入降低。对于乡镇、街道办事处而言，财税管理十分重要，乡镇街道的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推动城乡统筹一体化等，需要将大量资金投入在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服务供给等方面，才能达到预期的阶段性目标或是总体目标。在这种形势下财政财税支出的压力会逐渐增大，发生收支矛盾、结构不合理等情况。同时，在落实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已经不采取农业税的征收，在该方面和其他行业领域对比，其经济发展、实力等都比较落后，降低财政财税收入，同时支出不断增加，这种矛盾对乡镇街道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二)街道财政财税管理工作效率低。以往，街道财政财税管理大都采取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在进行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对街道财政财税管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针对零户统管模式需要建立并设置预算的编制[2]。在具体落实环节中，政府没有做到深入理解政策的要求，选用的管理模式依然为传统形式的，工作人员自身具备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都不够高，在一定程度会影响街道财政财税收入工作的进行。同时，在街道财政财税管理上没有配套实施政策以及具体细则，在财政费用支出上没有严格的要求，支出流程缺乏规范性，缺乏健全的预算编制体系，执行机制也不够严格，对财政财税管理体制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造成影响，不利于持续提升街道财政财税管理工作的开展。

       (三)缺乏健全的财政财税监管机制。展开街道财政财税管理工作的前提是具备科学、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还需要设立相关的监督管理策略，才能保证税收管理工作科学、合理开展。而实际工作中，在街道财政税收管理方面并没有专门设立监督制度体系，影响财政财税工作自主开展，部分街道会设计监督部门，但是没有设置专门的管理目标，对于财政财税支出、收入等具有清晰的要求，在审核方面也没有规范性[3]。部分单位为了暂时缓解过重的压力，还会在其他项目的建设中挪用相应的资金，开展的投资行为等没有经过相关的监督部门来管理、审核，在处罚和处理违法事件方面也没有深入研究，从而不利于有效发挥街道财政税收工作应有的功能，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分析街道财政财税管理体制的创新方案

       为了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坚持并贯彻正确的财政财税理念，结合国家财政财税改革的新要求，保证在财政财税管理方面的科学性，促进乡镇街道经济水平发展。本文结合目前街道财政财税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创新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加强在政策方面的宣传力度。政策的落实需要加强宣传的力度，相关部门定期与纳税人进行沟通，通过提升纳税人的认知度来取得在纳税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能够提升纳税的积极性以及及时性。首先可以建立相关部门来负责财政税收，该部门站在纳税人的角度思考问题，针对每年纳税额展开全面分析，其中可借助大数据技术的力量进行科学管理，对以往发生的情况进行总结，将不同类型纳税群体出现的问题进行筛选，寻找其中的工作难点，针对难点制定针对性的服务政策，尽可能取得纳税人的理解。其次加强在政策方面的宣传，针对重点的业户进行面对面走访，为纳税人讲解合理纳税的意义，提高纳税人在纳税方面的认知度[4]，提升其纳税意识，进一步传达国家最新的政策等，针对不理解纳税、不支持的纳税人可以定期展开交流，通过集中培训、政策宣传等渠道，对其固有的观念进行转变，能够更好地带动街道财政财税工作的有序开展，确保能够造成基本的工作任务，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保障的作用。

       (二)建立街道财政财税管理制度体系并对其进行逐步完善。首先，相关部门需进一步重视街道财政财税预算编制以及执行内容，充分了解目前税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乡镇地区发展的需求，选择科学的方法以及手段对街道财政财税预算体系进行编制，落实责任分工并严格执行，对于预算执行的情况进行严格审批，定期对预算执行进度进行总结并分析，出现问题则立即纠正。其次，需要将基础保障体系进行完善，对于财政财税收入的流程、具体内容、方法等进行优化及完善，提高在财政财税资金专项方面的管理力度，制定合理的收支分配方案，能够科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达到最好的支出效果。最后，加强财政财税相关部门的学习，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其中可以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在财政财税方面的经验以及做法，对街道财政财税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进行提升。在完善其管理体制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纳税类型以及税收的范围进行合理划分，财政管理人员需要认真分析各项财税收支，重新界定财税收支范围，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重新整合，实现财税收支透明化，构建能够推动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长效管理体制，借助一些有效手段，尤其是能够大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通过这些渠道培养更多的税源，将财税收支范围不断扩展。

       (三)加强全面监督措施，进一步提升财政财税监管效果。首先，管理人员需要转换自己的视角，可定期开展相关的税收管理会议，通过设置纳税人学习班、交流会等活动的形式来让纳税人对自身权利以及义务具有足够的了解，站在纳税人的角度去思考，帮助其解决问题，促进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可设置专门的服务小组，小组中可纳入积极性较高的纳税人，纳税人真正参与到税收监督管理中，其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提升，形成监督合力。其次，加强培训措施，对街道财政财税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进行提升[5]。可定期开展专业技能、计算机网络技术、法律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引导其深入基层，能够进一步了解一线的情况，对其服务能力、税收科学化管理水平具有提高的作用。现在已经步入信息技术时代，政府部门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建立专门的街道财政财税监管平台，联系到各个相关部门，针对财政支出、税收、税种评估等展开全面评估，能够对内外部审计水平以及监管效果起到提升的作用，通过全面监督、联合外部审计加强在税收方面的监督力度。

财税体制篇9

经局领导班子研究决定今天召开财政系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全省财政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年财政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今年财政工作任务,明确目标，动员大家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全面做好2009年的财政工作。下面，我讲二个方面内容。

一、20*年财政工作的简要回顾

一年来，我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财政部门的悉心指导下，全系统干部职工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大力加强财源建设，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财税体制改革，积极组织收入，严格控制支出，加大财政监督力度，各项财政工作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财政收入创历史最高水平，财政与经济初步呈现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全市全口径财政收入实现21,538万元，完成预算的126.5%，同比增长42%。地方财政收入实现14，886万元，完成预算的137.4%，同比增长52.3%。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实现8,888万元，实现年初预算的112%,同比增收2,355万元,增长36%。工商税收实现11,484万元，同比增收2,160万元，增长23%。非税收入实现8,056万元,实现年初预算的179.7%，同比增收2,717万元，增长50.9%。地方财政支出实现71,764万元，为预算的117%，同比增支13,100万元，增长22.3%。现将一年来的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一）狠抓财源建设，提高生财聚财能力。

财源建设是财政增收的关键，按照工业立市基本战略，年初以来，我们在财源建设方面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积极申请财源建设资金。切实加强财源建设工作，调整充实项目库内容，加大了对重点企业的扶持力度。为才子油脂公司、博成糖业公司申请贷款贴息102万元；为宏立明胶、北龙米业、天丰面粉以及乾鑫酒业等企业申请项目建设资金494万元；申请工业园区建设资金248万元，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资金支持。二是认真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对落户我市的工业企业兑现土地出让金、税收、基础设施投入等优惠政策。*年对北方食品、天一经贸、g111国道兑现了税收返还政策，税收返还485万元；对实行招商引资政策的三家企业上缴土地出让金按照规定比例进行返还，返还土地出让金4,935万元。根据不同类型工业企业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从本级财政拨付252万元用于企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硬件环境，吸引了知名企业前来落户，扩大了财源储备。三是紧缩本级财政支出，支持重点工业企业。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不断优化支出结构，支持工业企业发展壮大。为集中供热公司筹集二期工程建设资金998万元，工程完工后供热面积可达180万平方米,对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财政增收、增强社会效益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为博成糖业公司甜菜生产基地建设筹集资金，对种植甜菜的农民财政给予30元/亩种子补贴，*年甜菜补贴面积10万亩，财政拨付奖励资金300万元，调动了农民种植积极性，为博成糖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企业加工甜菜32万吨，创税1，500万元，增强了工业企业对市域经济的支撑能力。四是利用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支持重点工业企业项目。20*年实施农业综合开放项目8项，投入资金1,941万元。其中重点扶持的工业企业项目：讷河市宏立明胶厂深加工提纯及农机合作社项目共投入资金754万元，讷河市马铃薯种植新技术示范推广项目建设投入资金70万元。

（二）强化预算管理，确保财政收支平衡。

严格遵照《预算法》认真做好20*年度财政预算编制工作，并及时把各项预算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乡镇和有关单位。认真执行财政预算方案，全面加强财税征管，深挖潜力组织收入，成立抓收入小组，下到基层组织收入加快了收入入库进度，为实现预算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落实财政收入责任制度。财政部门按照市政府关于编制预算的总体要求，将工商税收、行政性收费等收入指标分解落实到主管部门、具体企业及单位，为预算的顺利执行提供了保障。二是实施财政收入报告制度。财政部门每月将财政收入分部门和单位统计汇总，并报告市政府，市政府随时掌握财政收入情况，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及采取措施，不定期的召开由财政、税务、乡镇及其他执收部门参加的财税工作会议，就财税征管工作进行部署，加快财政收入进度。三是加强重点税源的监督和管理。严格目标考核，增强了各级干部抓财税工作的责任感，对全市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业户纳税进行清查、摸清家底、掌握情况，为税收的有效开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加强了对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税种的管理。实行办税“四公开”和“征、管、查”相分离制度，增强执法透明度。认真执行《税收征管法》，严格打击各种偷税抗税行为，有效地防止了税收上的跑、冒、漏现象，确保了应收尽收。严格执行“先税后证”制度，实现契税595万元，同比增长18.1%；实现耕地占用税1,403万元，同比增加1,399万元。四是实施财税增收激励和考核措施。推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上解（或定额补助）超收按比例分成、超支不补、结余留用、自求平衡、一定三年”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调整和完善了乡（镇）级税种的划分和调整财力的分配关系，调动了各部门综合治税的积极性。

同时在预算支出方面，坚持做到量入为出、量力而行、保证重点、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严格贯彻适度从紧，先保吃饭、后搞建设的财政管理原则。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妥善安排和合理调度财政资金，重点支出。强化工资发放管理，较好地保证了工资发放和市级机关的正常运转。

（三）调整支出结构，发展社会保障事业。

落实积极公共财政政策，贯彻“科学发展、关注民生、改革创新、依法理财、保持先进”财政理念，大力支持以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加大了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保障力度。一是优先保证教育支出。*年拨付义务教育经费2,437万元，义务教育危房改造资金836万元，化解义务教育债务1,231笔，金额5,467万元。二是加强医疗卫生建设。进一步改善公共卫生基础条件，为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等单位拨付差补经费和专项资金1,212万元。三是完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补助标准由原来10元提高到25.5元，参合农民报销比例由原有40％提高到60%，财政增加支出56万元。四是完善养老保险制度。落实提高企业养老保险待遇政策，提高养老金水平，改善农村五保户供养条件。五是促进就业再就业。认真落实促进就业再就业各项财税政策，发放再就业资金2,302万元，提高了我市就业率。六是提高社会救助水平。拨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资金1,578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资金1,742万元，失业保险基金专项补助148万元，救灾资金201万元，养老（保险）资金8,055万元，廉租住房补贴252万元，石油价格改革补贴980万元，医疗保障基金1,561万元,农村泥草房改造资金248万元。七是保证市政建设资金。人和广场、雨亭公园、城市绿化等建设投入资金285万元，污水管网建设投入资金1,170万元，城南新区道路建设投入资金1,500万元。这些资金的投入，极大改善了市民生活环境。

（四）推进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管理。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按照财政部和省厅要求，*年在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非税收入等方面做了重大改革。一是预算管理改革步伐加快。不断推进以部门预算为核心的预算管理改革，建立了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的预算管理新机制，使预算内容更加全面，编制程序更加规范，项目支出更加细化，预算约束力更加有力。从预算编制与执行情况看，部门预算不仅全面反映了部门收支状况，预算编制更加公开、透明，而且理顺了单位、部门之间的资金拨付、预算编报关系，强化了各单位预算观念，增强了预算的严肃性。二是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稳步推进。继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将158家企事业单位纳入国库集中支付，占全部预算单位的82%，创新财政管理机制，增加了工作的透明度，控制了不合理支出，节约了财政资金。全年国库集中支付实现29,700万元。其中直接支付金额27,378万元，授权支付2,322万元，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继续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采购法》实施后，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不断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加强政府采购资金管理，努力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基本实现了由试点向全面推行的转变，政府采购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政府采购范围从机关办公用品扩大到公务用车、大型农业机械等领域。20*年实施政府采购项目165项，预算采购金额5,300万元，实际采购支出4,600万元，节约资金700万元，节支率13.2%。四是深化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拨付方式改革。改革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拨付方式，由社会保障基金专户直接拨付到补贴对象，减少了资金流转环节，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参保人员手中。五是做好非税收入收缴制度改革准备工作。按照省财政厅关于非税收入改革的相关精神和要求，我们为实施非税收入改革做了前期准备工作。

（五）规范财经秩序，强力推进依法理财。

财政监督是对财政收入支出合规性的有效控制，是堵塞漏洞，预防犯罪，保障财政资金安全的重要职能，是强化管理，提升财政运行质量的有效手段。一是加强财政财务综合检查。抽调相关部门业务能手，利用近3个月的时间组织了全市财政、财务综合检查，对100余家企事业单位和16个乡镇开展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年度稽查、《会计法》执行情况、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罚没收入管理、票据使用及管理等进行综合执法检查，共查出各类违规违纪资金163万元，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整改意见。二是深化会计核算中心的监管职能。严格执行会计法，加强对会计单位财务审核，严密业务处理程序。全年拒付不合理票据698笔，节约资金5*万元。三是推进绩效评价工作。深入展开绩效评价制度建设，完善了评价指标和体系，强化了对转向资金使用的跟踪问效。四是财政法制建设有序开展。根据“五五”普法的工作部署，结合工作实际，制订了工作措施并狠抓落实，学习法律、法规知识，增强依法行政的法律意识，在财政法规知识竞赛中取得佳绩，“五五”财政普法工作受到上级检查验收工作组好评，推进了依法理财进程。

（六）关注改善民生，落实强农惠农政策。

一是扶持壮大奶牛养殖业。*年为13个奶牛养殖小区中的10个小区申请到意大利赠款402万元，为3个奶牛小区争取专项资金150万元。鼓励养殖户建青储窖，每立方米补助9元，*年小区新建青储窖2万立方米，发放青储窖补贴18万元。拨付奶牛小区防疫体系建设资金34万元，为奶牛养殖业蓬勃发展夯实基础。二是支持发展新农村建设。拨付讷河镇万兴村、二克浅远大村、学田清和村农业开发资金1,175万元，用于村屯整治、中低产田改造。拨付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资金470万元，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支持通乡通村公路建设，*年公路建设511公里，争取国家投入6,437万元。实施了农村危房改造试点示范村建设，*年在全市22个村进行试点，拨付建设资金389万元，建成新住房1,918户，改善了农民居住条件。三是积极兑现强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拨付粮补资金28,283万元，良种补贴资金是1,8*万元，抗旱补助资金250万元，农村劳动力补贴资金130万元，成功转移农村劳动力5000人，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了保障。四是发挥扶贫资金效益，改善贫困村民生产生活。拨付扶贫补助资金312万元，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99万元，改善了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群众收入水平。五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8.7亿元，其中财力性补助资金4亿元，同比增加1,673万元；专项资金争取4.7亿元，新增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包括“普九”化解债务资金4931万元，产粮大县补助资金1109万元，产油大县补助资金700万元，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818万元，教育、社会保障、支农、环保及交通等专项资金1.5亿元。通过上级财政资金的争取和投入，不仅解决了财力不足和资金紧张的问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全市各项事业的发展。

（七）狠抓队伍建设，为做好各项财政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一年来，在队伍建设方面，我们着重提高财政干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提升财政干部的服务和管理水平，更好地适应新时期财政工作的需要。一是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我们要求干部职工多学习党的理论，熟悉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把准政治脉搏，政治思想不出现偏差，使财政工作更好地体现市委、市政府的施政意图。二是加强业务学习和知识更新，提高干部职工的业务素质。强化干部职工的财政政策及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准确掌握财政政策，吃透相关文件精神，更好地来指导实际工作，防止工作中人为地出现过失和纰漏。三是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队伍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了干部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机关工作纪律及安全保卫等项制度，为队伍建设在制度上提供了保证。四是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增加干部职工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积极开展了排球、乒乓球等文体活动，激发了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积极开展了向地震灾区“献爱心、送温暖”活动，以缴纳特殊党费等形式捐款10,600元及一批过冬新衣被，支持灾区人民渡过难关。积极开展了“关注民生、服务发展”群众最满意单位评议活动，取得了评议活动综合管理类第一名的好成绩。积极开展了“新时期财政干部形象建设”活动，努力打造财政干部服务大局、精通业务、勤政务实、廉洁奉公、谦和文明的良好形象。

财税体制篇10

【内容提要】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是国家财政收入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体制的贯彻和延伸。我国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的框架，出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的要求，但目前过渡色彩较浓，合理化程度和规范性都不高。从十二年来的运行情况看，现行体制在提高“两个比重”，增强宏观调控能力，调动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划分的现状各地不一，科学性、公平性、均等性和稳定性不高。财政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为在全国财政总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基层财政困难加剧，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滞后，维系基层机构正常运转和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内生机制日显体制性缺陷，重要机遇期和矛盾突现期，正确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看待，适时完善财政分配体制，统筹经济社会和城乡协调发展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如何调整和改进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科学合理划分政府间收入，建立健全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转机制，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实现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目标，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课题在对政府间收入划分体制改革背景、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体制和现状分析后认为，近期是调整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利时机，通过适度向地方分散财力，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调动地方合理发展经济、精简机构、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从中长期目标来看，按照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需对分税制下财政收入体制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改进和规范。

一、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及基本评价

1、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和阶段特征

规范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关系历来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和收支划分主要经历了十多次体制调整和变化，其基本取向都是沿着集权与分权关系判断与选择这条线来进行的。过度的集权影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阻碍地方基本职能的发挥，而过度的分权又会导致中央政府宏观控制力下降，实现其必要职能能力的削弱。因此，寻求适当集权与分权的体制，是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关系变革和完善的主要动因与基本走向。

从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的历史演变进程可以基本佐证这一趋势判断。建国初期至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行之前，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期统收统支体制(1950—1952年)阶段，政府间财政关系基本上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体制，财政收支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适应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的需要。第二阶段，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1953—1978年)，实行了“总额分成”为主要特征的各类体制，其基本特点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适当分权型体制。这类体制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调动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的积极性。第三阶段，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0—1993年)，在经济体制实行重大改革的背景下，对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放权让利是改革的主要基调。适应这种改革要求，政府间财政体制逐步走向分权性体制。以“分灶吃饭”为典型的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财力不断增长，中央财政的财力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财政对各地区的财政调节能力明显减弱。

以上三个阶段的财政体制，基本适应了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国家的政治形势，推动了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当时背景下是客观现实的选择。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变化来看，大致是沿着从集权向分权这条主线推进的，特别是第三阶段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走向分权的步伐更大，在充分调动地方当家理财积极性的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相应下降，削弱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一是弱化了中央政府在预算管理体制中的主导地位，影响了中央财政的控制力；二是强化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三是包干制阻碍了流动性，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四是模糊了各级政府的职责，不利于税收制度的优化。有鉴于此，财政包干制已不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

2、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试点及全面推行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制度创新。其改革初衷是要建立与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通行做法的中央(或联邦)政府控制下的各级政府适当分权的财政关系。与“分灶吃饭”的包干体制相比，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向适当集权的方向改进，核心是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基本内容包括：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在认真总结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2002年中央又实行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各省也相应出台了调整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措施。这次所得税分享改革是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深化和完善，除少数特殊行业和企业外，打破了原按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所得税分享范围和比例全国统一，进一步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的集中程度。

3、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及存在的缺陷

经过十几年的运行，我国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建立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这一改革的成功实施，结束了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减税让利和财政退让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增强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1978年至1994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31.2％下降到11.2％，财政职能作用不断消弱，各级财政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明显的或者隐形的赤字，财政困难已影响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分税制和所得税分享改革后，从1994年至2001年我国财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长17.8％，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

二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均快速增长的双赢的财政体制，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1994年到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从2906亿元增加到8583亿元，增加了1.95倍，地方财政收入从2312亿元增加到7803亿元，增加了2.37倍。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1994年以前的最高38％左右提高到近年来的50％左右，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1994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2386亿元，到2002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达到7362亿元，增加了2.09倍。从转移支付结构来看，逐渐增加了对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补助。因此，基本上维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

总体上看，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主要是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初步构建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但在许多关键之处仍留下了诸多“先天不足”。

一是照顾既得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使改革流于形式。以1993年为基数的两税增量改革之路，日后几乎所有财税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都纷纷效仿，过多增量改革路径的选择，回避了改革的诸多关键环节和主要矛盾，致使部分改革流于某种简单形式上的转换，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

二是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不清，成为日后深化改革的羁绊。1994年分税制财政改革，在政府间事权划分上，存在着“内外不清”、“上下不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弊端，虽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但实际操作上仍保留和延续了“基数+增长+分成”的传统做法。时至今日，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一直制约着科学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效构建。

三是以集中中央政府财权为出发点的改革，很大程度上重新步入了“集权”与“分权”的怪圈。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权集中度，削弱诸侯经济实力，采取一种“倒轧账”方式，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力规模比例，在零和博弈状态下，中央政府增加的财力无疑就是地方政府减少的财力。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过分强调收入而忽略事权的及时调整，不知不觉中步入“集权”与“分权”的怪圈。

(二)当前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1、省对市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1994年，中央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随后，湖北省对地、市、州也实行了分税制的收入划分体制，将市、州财政收入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省级固定收入、地市州固定收入、省与地市州共享收入。2002年，省政府根据中央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的精神，再次对财政收入划分体制进行了调整和完善，该体制运行至今。

案例1：省对*市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2002年，省对*市财政体制作了相应调整。主要内容,一是实行企业税收属地征管。从2002年起，将中央下划的一般企业所得税和省级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25％部分、营业税、7种小税(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全部下放到市，实行属地征管，从而解决了以往多头征税问题，理顺了税收征管体制。

二是扩大税收分享范围。在中央对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增量分享的基础上，省里除对市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享外，还将增值税25％部分和营业税纳入分享范围。与中央的分享改革一样，省调整体制实质是增量分享，即以2001年为基期年，统一实行省与市分享增量。其具体分享比例是：①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2002年地方50％部分省分享20％、市分享30％，2003年地方40％部分省分享15％、市分享25％，2004年至今省、市分享比例与2003年相同；②增值税25％部分省分享8％、市分享17％;③营业税省分享30％、市分享70％;④7种小税以2001年实际入库数为基数实行定额上解省，未实行增量分享。

三是改变所得税基数核定办法。省对省级、市的个人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都以2001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对企业所得税，省级以2001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市以2000年实际完成数乘以2001年1-9月增幅或者1999年、2000年两年平均增幅为基数。如果以后年度市的“四税”收入达不到核定的基数，省相应扣减对市的基数返还或调增市的基数上解。

从2002年省对*市财政体制调整以来的运转情况看，这次体制调整实质上是保存量、分增量，但形式上是对“四税”全额分级入库，资金上平时给予调度，这对地方财政收入的统计口径和可用财力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从财力上讲，2003—2005年三年间，省净集中*市增量资金累计23亿余元，平均每年7亿元。从发展趋势看，中央和省集中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地方财政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2、省对县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2004年以前，实行的是市管县的财政体制，为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2004年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实行省管县(市)的财政体制，随后，也相应确立了省对县(市)的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其运行情况：

从2004年起，全省所有市、县(市)财政体制统一按鄂政发〔2002〕29号和〔2003〕50号及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市不再完成所属县(市)税种和新增集中县(市)财力，省、市、县(市)收入中企业所得税按中央60％，省15％，市(县市)25％比例分享；个人所得税按中央60％，省15％，市(县市)25％比例分享；增值税按中央75％，省8％，市(县市)17％比例分，省同时分享相应的税收返还增量；营业税按省30％，市(县市)70％比例分享执行；七个小税种按确定的定额上交省财政。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对68个县市区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省集中增量，以2003年为基数，2004—2006年新增上交省的增量，全额返还县市区，用于支持县乡综合配套改革和县域经济发展。

3、市对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据调查了解，目前全省市对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实行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市区财政收入范围的体制。对市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财政收入划归市级收入，对区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财政收入划归区级收入，然后核定收支基数，对收大于支的定额上交，收不抵支的定额补贴，收入超基数的比例分成或超收全留。

二是实行分税制的收入划分体制。打破行政隶属关系，将市、区收入捆在一起，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支基数，定额上交或定额补助，超收入基数比例分成。

案例2：随州市对曾都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2000年地级随州市成立后，从2001年起，对曾都区实行“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入基数比例分成”的收入划分体制。

1、财政收入范围的划分。(1)市级收入：增值税地方留用部分的15％，农业税30％，地税收入40％，市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耕地占用税、契税、罚没收入、土地出让金、基金收入、规费收入等；(2)区级收入：增值税地方留用部分的10％，地税收入60％，农业税70％，农业特产税100％，区属范围内的耕地占用税、契税及非税收入等。

2、基数计算。以1997、1998、1999三年的实际完成数和2000年的计划数加权平均数递增10％作为2001年收入基数，对区财政收入超基数部分，市、区2:8分成；短收入基数部分，市、区2:8负担。

3、定额补助。区支出基数大于收入基数部分为市对区的定额补助。2002年以后，随着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出台和省对财政收入划分体制调整，随州市对曾都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也作了相应的完善。

4、县对乡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据了解，全省县对乡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各有特色，但大同小异，其主要体制模式有三种：一是实行“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定额上交或定额补贴、超收全留”的收入划分体制；二是实行“划分收支范围、核定收入基数、超收分成、短收自补或短收分担”的体制；三是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递增包干上交”的体制。

案例3：随州市曾都区对乡镇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根据税费改革及上级财政体制变化后的实际，2005年，曾都区调整对乡镇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实行“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超基数全额返还”的新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将乡镇收入划分为中央收入、省级收入、区级收入、镇级收入，其中区、镇级收入范围分别为：

1、区级收入：耕地占用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国有资产经营收益。

2、镇级收入：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25％，个人所得税25％，一般营业税70％，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城镇教育费附加、契税等8项收入的100％及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其他收入等非税收入。

3、收入基数确定：按上述税种和比例将2003—2004年实际完成数进行加权平均作为收入基数。

(三)省以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实际运转

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后，省以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有所变化。我省现行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按转移支付的目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性转移支付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无条件的，或者叫均等化转移支付，根据均等化目标设计，专项转移支付也叫专项拨款，是有附加条件的转移支付，主要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

一般性转移支付由均衡性转移支付、激励性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转移支付构成。均衡性转移支付额主要参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用公式表示为：某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额=(该地区标准财政支出-该地区标准财政收入)×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采用2002年统计资料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乡镇数量等数据分别建立线形回归模型计算确定。激励性转移支付由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市州本级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财政改革与管理量化考核激励性转移支付和烟草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发挥财政职能支持新型工业化和县域经济发展试点激励性转移支付组成。具体支付数额分别设立公式计算确定。政策性转移支付包括：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性转移支付、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性转移支付、公检法司政策性转移支付等。分别按公式计算确定支付数额。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从1995年的1.75亿元，经过十年的发展，到2004年已达到23.5亿元，增长12倍，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9.20亿元，占39%；激励性转移支付3亿元，占13%政策性转移支付11.3亿元，占48%。

除一般性转移支付外，针对特定的政策目标，省还设计了一些补助下级财政专门的转移支付，称为专项转移支付。目前省对下的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有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率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粮食直补转移支付等。专项性转移支付数额根据各种款项的性质考虑相关因素综合确定。

案例4：省对潜江市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2000年至2005年湖北省对潜江市转移支付额分别为3925万元、3607万元、6418万元、5694万元、15227万元、31895万元，分别占潜江市可用财力的12.36％、9.7％、14.82％、12.35％、26.48％、42.65％，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2000年至2002年为零，2003年50万元，2004年1800万元，2005年6599万元；专项性转移支付2000年至2005年分别为3446万元，2470万元，2840万元，2360万元，4073万元，6792万元；其他转移支付分别为479万元，1137万元，3542万元，3284万元，9354万元，18504万元。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到省对潜江市转移支付资金增加较快，但专项性转移支付增量不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量很大。

二、当前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央、省财力集中度较高，过分强调集中收入，忽略了事权的调整，制约了科学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效构建

1、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十多年以来，中央、省收入占比大幅度提高，地方收入逐年下滑

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以来，中央、省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增强中央和省级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意图得到充分体现，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如随州市2000年中央、省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3.3％、1.7％，到2005年上升为44.9％、9.5％，分别提高21.6、7.8个百分点；而地方收入的比重下降了29.4个百分点。加上垂直管理部门(如工商、药监局、交通)收取的专项收入，中央、省级收入所占比重将更大。

2、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主体税种的增量大部分集中到了中央、省，影响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营业税是与经济增长最密切相关的主体税种，其增长幅度一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较大。如随州市2000年这四项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为41.4％，2005年达到68.6％，提高了27.5个百分点。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中央、省与地方共享，且中央、省分享比例相对过高，消费税全部归中央，税收增量大头都集中到中央、省。如随州市，2000年中央、省分享了这四项税收的61.8％，2005年达到72.1％，增长10.3个百分点，绝对额增长130％。尽管中央对增值税、消费税的增量实行1：0.3系数返还，省对集中的增量给予返还，但由于中央计算增量返还实行环比计算法，省实行增量返还只给予3年优惠期，地方分享的收入比重仍然持续下降，严重影响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3、主体税种过多采用共享税模式，有复归“比例分成”老体制的倾向，失去分税制改革的本来意义

2001年中央、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主体税种所得税，中央分享60％、省分享15％；对增值税、营业税，省分享8％、30％；随后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对超基数部分实行中央与地方共担，进一步扩大了主体税种的分成范围。由于主体税种构成了财政收入的主体且比重不断提高，对主体税种过多采用共享模式，有复归“比例分成”老体制的倾向，有违分税制改革的本来意义。

4、税权过分集中中央，地方税收立法权有名无实

当前开征的税种绝大多数由中央立法开征，省级只对少数税种的税率有调整权，而且这少数税种的税率有调整权也很难实现，使得地方税收立法权有名无实。税收立法权、政策的制定权的高度集中，保证了上级收入、实现宏观调控，但对地方利益考虑不够。

(二)地方财力留成偏低，难以保障地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1、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基层财政日趋困难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不断集中财力。如随州2001年以来，上划收入年均递增19.4％，从2001的20763万元，增长到2005年的50476万元(参见表2)。财力上移的同时，事权呈现不断下移的态势。如民兵训练、预备役部队经费、武警部队营房建设等。目前，地方政府担负的事权很大，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这些事权大都刚性强、欠帐多、所需支出基数大，无法压缩，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结果是地方财政困难与日俱增。根据2004年省财政厅开展的基本保障能力调查分析，随州市按标准财政供养人员测算，财力缺口近亿元，按实际财政供养人员测算财力缺口达2亿元。人均财力仅为1.7万元，仅仅只够维持工资的发放。

2、地方财政的自给能力薄弱，缺乏基本稳定的自主财力

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不断下降，地方支出需要过多依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对上级财政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中央及省不断加大集中财力力度，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越来越差，收支缺口逐渐拉大，对上级财政的依赖度也逐年增大。以随州为例，2001年，随州市完成一般预算收入34333万元，财政自给系数为0.47；到2005年，随州市完成一般预算收入42460万元，财政自给系数为0.3，比2001年下降0.17(参见表1)。由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越来越弱，只能依靠中央及少量转移支付来勉强维持地方运转。加之目前中央及省转移支付制度仍然带有浓厚的过渡色彩，基数法痕迹过重，专项资金比例过大，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过低等，使得基层财政处在“等米下锅”的艰难境地，从而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表1]2001—2005年随州市财政自给系数(单位：万元)

3、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刚性强，财政平衡难度大。

由于地方财政财力规模小，事权范围大，形成支出结构刚性强，调整难度大，从地方本级支出结构看，基本上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经费，农业、科学、教育等法定支出，粮食风险金、下岗职工生活费、社会保障等政策性支出各占1/3。人员经费是必须确保的项目，农业、教育、科学等支出项目，相关法律规定其必须按照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安排。粮食风险金、下岗职工生活费、社会保障等都是近两年中央出台的重要支出政策，必须落实到位。所以，从目前的地方支出结构上看，没有调整的余地。

4、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维持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的压力较大

由于地方财力严重不足，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和各项事业，不少地方政府直接借入大量资金或出面担保贷款，形成了巨额债务负担。截止到2004年末，湖北省各级政府债务余额836亿元，为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7倍。其中县乡政府债务余额453亿元，占债务总额的54％，为当年县乡地方财政收入的5.3倍。全省逾期债务余额387亿元，占债务总额的46％，为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25倍。日益膨胀的政府债务已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更为严重的是，地方财政并未将债务收支列入预算。因此债务负担自然也就成为地方财政的无形缺口，当勉强维持政府运转的地方财力在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必然挤占用来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的资金，甚至诱发专项资金的违规和错位，严重侵蚀财政的根基。

(三)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稳定、规范、科学的转移支付缺乏制度保障

1、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不规范

现行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有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各项结算补助和其他补助等，种类过多，错综复杂，政策指向不明确，多年沿袭的财政体制利益交错，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转移支付形式种类繁多，补助对象涉及各行业，缺乏统一、严密的制度，资金分配的标准或依据尚不够具体和科学，造成专款的分配过程不透明，资金零星分散，难以发挥财政资金的规模效应。这种多形式转移支付制度，不可避免地使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划分不稳定，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与其财力不匹配。

2、财政转移支付中的各项专款过多，且缺乏程序化、公式化的分配办法，随意性较大

目前，省对下的财力性转移支付相对而言较规范，大多设立了公式，透明度和科学性均有所提高。但专项拨款范围过宽，几乎覆盖所有的支出科目；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缺乏事权依据，分配方法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随意性大，客观性差，容易发生“寻租行为”。同时，不稳定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使下级财政对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难以准确预测，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无法纳入当年的财力安排，影响了预算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不利于接受人大监督。

3、转移支付资金拨付不及时，影响了拨付进度和政策落实到位

如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由于地方自身社保基金收不抵支，和自由财力不足，必须依靠上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来提供保障，如果上级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及时到位，下级为按时兑现落实政策，除财政拿出一部分进行补组助外，大部分基金缺口需向银行贷款解决，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和利息负担，加重了本级财政的困难。

4、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调节功能微弱

中央、省对下的转移支付大部分是按分税制以前的基数返还的税款，不仅起不到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而且因体制中包含了过去体制中不合理的因素，在逐年滚动的过程中，不合理因素还呈逐渐扩大趋势。目前，转移支付办法对一些地区的特殊因素考虑不周、考虑不足，使得省级财政向市(县)级财政的均等化转移支付额偏小，同时市(县)政府基本上处于简单的收入接收者地位，对市(县)政府供应公共产品和服务缺乏激励机制，无法有效地促进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县)政府的积极性，财政均衡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发挥，即使在同一省份或城市，不同地区间的人均支出水平相差悬殊。

(四)财政收入征管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1、国税、地税、财政机构分设，征管协调困难大，成本高

一是国税、地税分设，税务人员分散，征管力量不足的矛盾依然没得到有效缓解。受财政体制(即“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影响，现行国税、地税基层征管机构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相对有限的税务人员随着大量征管机构的设置，造成征管力量更加分散化。有的基层税务所甚至只有2—3人，根本上形不成征管合力。二是国税、地税并行运行，税收成本增高。除了税务部门固定运行费用的增加外，为保持各级税务机构正常运转，征管成本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势头。相当比例的边远地区税务所一年所征收的税收收入还不及保持税务所正常运转的税务支出。而且，从纳税人角度讲，全国90％以上纳税人往往要同时向国、地税办理涉税事项，给纳税人带来极大的不方便，也增加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

2、国税、地税征管权限相互交叉，地方政府难以合理组织收入

国税、地税各自的税收征管范围不仅存在纳税人的大量交叉重叠、税种的交叉，所征收的税种之间更是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两套税务机构围绕各自的税收征管范围进行的征管活动，人为地割裂了各税种之间的有机联系。国税、地税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争”、“抢”税源，税收流失严重。特别是集贸市场税收、个体零散税收，哪一边征税少、税负轻，就“靠”向哪一边申报缴纳，而另一边也不可能去督促纳税人重新按规定缴纳，形成税收流失。而不易于征管地方(如边远地区、征管难度大的地方等)的税收，国税、地税都不愿意去征管，形成税收征管“真空”，造成税收流失。分头征收、多头管理、重复检查，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有效组织收入。

三、进一步完善政府间财政收入体制的基本思路与建议

(一)基本思路

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重要内容在于正确处理收入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适时选择合适的财政收入的集中度和分散度。集中程度高一点比较好，还是分散程度高一点比较好，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而定，其中，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是要考虑的主要方面。回顾我国财政体制演变的历程，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划分受经济发展形势影响进行了多次调整，都较好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同的国家，其财政体制亦选择了不同的集权与分权关系，也都较好地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财政收入集中与分散选择各不相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选择标准的。从原则上讲，财政收入划分上集权与分权的选择，一是要保证中央有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要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促使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展较低阶段，政府需要有一个财力集中的阶段来推动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和阶段后，政府应适当地放权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经济有效率地发展。发展经济学理论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启动阶段，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来进行基础设施等大规模建设，但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市场难以集中资源，必须由政府通过计划手段集中大规模的社会资源，来引导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市场已有能力完成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配置，此时政府就应将更多的权利交给市场，财力应适当分散。

我国经济改革之前，财政体制虽几经变化，但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的来看是偏重于集权的，收入划分自然是以中央集中为主。改期开放的初期，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一个快速放权的过程，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和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称“两个比重”)迅速降低，并由此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影响了中央宏观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此，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预期调控目标是，中央预算收入占全国预算收入比重提高到60%，全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20%。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建立以来，中央财力大幅度提高，国家调控能力大为增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了2005年的55%。同时，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从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4年的19.3%[x]，已基本上达到20%与60%的既定目标。预期目标的基本实现，意味着两个比重在此后一个时期应当保持“基本稳定”，而非“继续提高”。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着自动向上集中财力的效应，如果维持现行体制不变，“两个比重”将持续不断提高，形成财政收入大幅向上集中，地方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比例逐年下降的局面。财力过度向上集中，既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地方有效履行行政职能，保证基层正常运转和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鉴于目前“两个比重”基本达到或即将超过调控目标，国家已具备了相当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增强地方自主财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新时期财政体制完善的主要任务。

作为财政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转移支付制度，其功能是弥补体制在收入划分上的不足，协调各级政府的预算平衡，在财政体制的收入划分功能中，只能起补充作用，而不能替代。因此，增强地方政府财力，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从根本上来看，只能靠体制的完善来解决，不能过多依靠强化转移支付功能。同时，现行的转移支付在运行上也有诸多不是：一是具有不稳定性。由于对地方来说，每年的转移支付是不可预测的，年初不能知道转移支付的数量，无法和地方自主财力一起统筹考虑使用。二是中央有些属于自身职能范围的支出政策，中央只通过转移支付安排一部分资金，其他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由于地方的财力年初预算已经有所安排，如果安排配套资金，对地方预算的执行造成较大冲击。三是转移支付的拨付不及时，地方不得不靠银行贷款使资金按时到位，由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和利息负担，更增加了地方的财力紧张程度。因此，当前的财政体制通过提高财力集中程度，进而将集中的财力以转移支付形式来弥补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而代行一部分体制功能的做法是一种被动的、低效率的无奈选择。

基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中央财力的实际状况，近期应是适时调整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利时机，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调动地方合理发展经济、精简机构、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具体可考虑：一是在中央地方共享收入中，将个别税种适当调低中央和省级的分享比例，相应调高地方，特别是市县的分享比例。二是对于个别中央预算固定收入，如消费税，通过与地方分享，使地方相应增加部分收入。从中长期目标来看，仍需对分税制下财政收入体制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改进和规范。

(二)具体建议

1、合理调整收入结构，切实增强地方自主财力

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2004年达到2.5万亿元，到2005年突破了3万亿元，[x]三年三个台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中央、省级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增强。适当让度部分财力，以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财力条件已基本具备。因此，在确保中央和省加强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按照公平、规范、简便的原则，减少地方税收上划基数，适当调增地方收入分成比例，切实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调动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

2、合理调整事权范围，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按照财权、事权对等的原则，合理界定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切实改变地方政府“小马拉大车”的状况。根据公共品受益范围原则，对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以及道路、水利工程等公共品，进行合理划分。凡属中央和省政府承担的政府支出，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财力保障，不得转嫁给市、县财政。凡委托市、县政府承办的事务，要足额安排专项拨款，不留资金缺口或要求地方配套。凡属于共同事务，应根据受益程序，并考虑市、县财政的承受能力，确定合理的负担比例，积极探索共同事务的经费负担办法，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3、认真清理乡镇债务，努力化解基层债务风险

要认真清理核实县乡债权债务，分清债务类型，落实偿债责任。对属于落实中央和省级事权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承担化债责任；对关闭乡镇“五小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给予国有企业改制相同的优惠政策支持化债；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等解决地方金融风险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比照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办法支持化债，妥善处理各项债务。要建立举债约束机制，控制产生新的债务。对县乡举债的审批实行上收一级管理，对举借外债要由省级统一管理，努力防范和化解基层债务风险。

4、强化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稳定性和及时性，确保基层政权正常运转

以科学的分配方法和严格的制度规定，强化转移支付资金的稳定性和及时性，使地方政府在编制年度预算时统筹当年的财力安排，提高预算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确保基层政权正常运转。

5、深化税费和机构改革，提高地方财政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