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范文10篇

财税体制范文篇1

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十一五”以来，我国所推行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加强了市场的宏观调控，维护了经济秩序的稳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

1.改进了财政支出体制

建立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各项管理制度，实施财政绩效管理制度的变革，在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当中，以集中采购为基本特征的政府采购制度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财政绩效评估等重大措施，有效地提高了财政管理效率。通过优化与调整支出结构，逐步完成我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进行的转变。由于财政支出结构实现了调整，加强了政府在公共基础建设及社会服务、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加大了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的投入，推进了我国社会公共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农业上深化了农村税制改革，加大了农村财政投入的力度，推进了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等体制改革，从而完善了广大农村的公共服务事业。

2.完善了预算体制

通过改革预算管理体制，强化了预算监督体制的实效性。通过实行部门预算制度、单一账户制度与收支两条线制度，增强了预算体制效率。为扩大预算管理体制之范围，还建立起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制度，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3.实现了税制转型

目前，已全面完成增值税、所得税改革，建立起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流转税体系，实现了从具有计划经济特色的产品税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流转税的根本性转变，并维持了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逐步上升。通过建立完善分税制体制，强化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的分配关系，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及宏观调控能力。完善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补助额度，利用税收返还等一系列政策缓解了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力紧张的问题。

二、当前财政税收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

1.转移支付不够规范

大量实践经验表明，政府间的财政收支结构呈现出转移支付不够规范、资金使用率较低，甚至引发腐败这样的情形。收入结构的划分以中央政府为主，支出结构的划分则由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管理。从目前分税制改革的运行情况来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正是这一财政收支结构的真实写照。实施分税制之后，我国财政收入中的中央集中率显著提高，使中央财政能有较大财力通过转移支付来平衡地方经济及财力的不平衡。当前，我国转移支付主要分为税收返还与体制补助、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这三大类。然而，在转移支付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规范之处。一是显示财力均等化功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比例很小，而带有维护地方既得利益性质的税收返还、体制补助在这三大类转移支付总额占比较高，导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所得到的税收返还额也越高。时间一长，不同地区所获得的税收返还额差距会迅速扩大，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二是因为缺乏健全的制度与规范化的监管，中央在向地方转移支付的过程中，产生了支出不透明、截留漏损等弊端，其中相当多的环节是糊涂账，谁也难以说清。同时，资金分散于各部委，激励了地方政府“跑部钱进”、争取项目，为权力寻租提供了负面的制度条件。

2.乱收费现象再度抬头

国家在1998年以来所进行的大规模清费正税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相继取消了沿袭千年的农业税及大量的农村不合理收费，很好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因为行政体制改革仍然未能取得良好进展，造成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以下政府人员难以精简，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设法将收入来源转嫁到农民头上。县市的情况也是如此，地方财税收入比例一下降，导致收入来源不稳定，正规与稳定的税源趋向枯竭，同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不彻底，人员难以精简，市县政府只能将许多本应由财政预算承担的机构及人员经费，转而要求他们去为自己创收，为财政做出贡献，从而陷入了依赖收费、罚款来养人的怪圈之中。其后果是严重地扭曲了市场经济行为，打击了群众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十分艰难。同时，政府机构及人员又出现了循环式恶性膨胀，许多地方出现了吃饭养人型财政，这样一来，势必将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大就业的难度，扭曲政府实施的行政行为。

3.土地财政助长房价飞涨

不规范的转移支付体制直接造成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困境。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的困境，除了乱收费与乱罚款、摊派之外，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手中最大的一块能够进行自由支配的经济资源，这也成为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最重要保障。土地财政制度也就由此应运而生。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土地出让金主要都归地方政府进行管理，由地方政府进行直接支配，而且使用权也不在财政部门。这就导致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十分混乱，全国各地分别存在许多不同的规定，较少纳入到一般预算管理之中。一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规范的管理方式，资金直接在财政体制外运行，透明度十分低，而且监督力量也较为薄弱，容易在收入与支出环节上滋生浪费与腐败问题。这种行为助长了各地房价的一再攀升，从而严重透支了当地居民的进一步消费能力，同时还埋下了激化当地社会矛盾的隐患。

三、进一步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建议

1.健全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要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与有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进行合理搭配，形成资金来源稳定可靠，资金分配方法较为科学合理的中央、省（市）两级两类转移支付体系。首先是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适当整合其中的专项转移支付，妥善安排转移支付的结构比例。其次是要改革税收返还与增值税分享制度，从而稳定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最后是要改革转移支付的分配方式，建立起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资金分配体系，从而逐步改变目前从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数额与转移支付水平的方式，进而探索采用综合考虑区域人口、土地面积、人均财政收支、公共服务成本及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因素法测算方法，以便科学合理地确定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的数额与水平。

2.深化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通过在各行政级次间分税，以切实保障各级政权行使事权的财力。所以，事权的划分是前提条件，而财权与税权则是保障，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协调一致的关系。说到底，中央和地方最重要的经济关系是财政税收关系，其格局主要应当按照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来进行设计。由此，要彻底地建立分税制，就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实施彻底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而压缩行政级次，建立三级行政体制，主要是将县市归并为一级，乡镇则成为县市的派出机构。同时，要将现行的省份进行扩大，以分化安置归并后的富余人员。在此基础上，要具体细化各级政府的事权，并按照相应的事权配置各自的税权与财权。二是继续深化分税制改革，关键在于切实下放给各级政府税收立法权，由地方各级人大来行使税收的立法权，并按照三级行政体系开展三级分税，从而打破现行的五级行政两级分税的不协调现象。

3.完善国税与地税的协调机制

对税务机关而言，理顺国税和地税的职责关系，健全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本身就是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在实行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除了极少数省份外，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分别设置了国税与地税这两套税收征管机构。在目前的改革背景下，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管机构的继续分设，已经显得不大适应改革的新形势了。虽然整合国税与地税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具备，但是因为地方税制改革滞后等因素，机构整合的难度仍然显得比较大。在目前情况下，国税与地税机关应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以加强工作的联系协调。有条件的地区可先行试点国税与地税合署办公。各地的国税与地税机关也应充分开展信息交流，当对政策有不同理解或出现争议时，双方要共同探讨，合力解决问题，实现国税与地税的良好协调。

4.建立税负水平适中的税收制度

税负结构的公平合理，有利于健全完善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一是要减轻纳税人的税外负担，明确合理适中的宏观税负水准。在不断减轻纳税人税外负担、取消体制外行政收入的基础上，要相应提高宏观税负水平。二是要加快增值税的转型步伐，及时开征物业税。要根据我国的实际，借鉴国外经验，将所得税与增值税作为中央财政税收的主体税种，将营业税作为省级政府的主体税种，将尚未开征的物业税作为市、县、乡等政府的主体税种，建立起科学合理、税负水平适中的税收制度。

财税体制范文篇2

十七大报告要求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这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形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要着重抓好三项工作。

第一，要深化财税改革，建立和健全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推动科技进步、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财税体制。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实现财政体系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主要内容包括：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要逐步做到把政府收入(包括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和各类基金、收费)统统纳入预算管理，接受人大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保持现行财政体制框架总体稳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政府间支出责任界定，为建立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奠定基础。完善中央与地方税收分配比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增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加大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促进地区间财力均衡。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改善民生，逐渐做到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饮用水安全、公路与公共交通、环境保护、廉租房供应、治安、法治环境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税收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等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不断提高转移支付的有效性，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减少管理层级，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管理方式。探索实行县级政府最低财力保障制度，做到保底。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清理、规范非税收入，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将收入稳定、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纳入“费改税”范围，增强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开征物业税，充实基层财力；调整资源税，增加地方税收。

第二，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稳步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使之成为服务“三农”的社区性金融机构。加大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力度，发展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金投资发展金融业。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发展保险市场。稳步发展货币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培育外汇市场。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金融产品和服务收费的市场化定价。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境内企业、个人使用和持有外汇的限制。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坚持国家对大型商业银行的控股地位，加强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等金融基础建设，确保对外开放格局下的国家金融安全。在继续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同时，顺应金融业务的综合经营趋势，强化按照金融产品和业务属性实施的功能监管，完善对金融控股公司、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建立健全存款保险、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制度。建立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应急处置机制。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

第三，要推进国家规划改革，完善国家规划体系，使国家的发展规划和地方的发展规划相衔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减少审批，需保留审批的要规范和简化程序。按照科学发展、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要求，健全和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如五年规划、年度计划和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和协调作用，并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为国民经济的运行提供稳定的环境。在调控方式上，逐步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总量调控为主，努力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也要促进重大结构的优化，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财税体制范文篇3

[关键词]生态补偿；财税政策；路径分析

生态补偿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经济手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保护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财税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涵义更加广泛，其政策涵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财税视角下考察生态补偿路径，有助于拓宽生态补偿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态补偿与生态税收政策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税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税收建设经验，完善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生态税收体系，是税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一)完善资源税1拓宽资源课税范围。(1)应扩大资源课税的课征范围，征税范围除包括自然资源中矿产资源(非金属矿原矿、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盐之外，应开征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2)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3)将稀缺性的可再生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4)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将在农村占有土地用于非农业生产纳入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之中，对于农民居住用地给予税收优惠，平衡城乡之间土地使用税的税收负担。

2建立多层次的资源课税体系。完善的资源课税体系应该涵盖开采者开发资源、生产者耗费资源、消费者消费以资源为原材料而生产的产品及对其产生的废弃物处置的整个过程。可在各个环节，根据各自的特点，设置相应的税种，形成协调统一、目标一致的资源税体系。(1)在开采阶段，可以设置资源税。引导资源的合理开发，限制在资源开采过程中发生“采富弃贫’’的现象。(2)在生产阶段，设置生态税。首先在生产过程中限制使用稀缺资源以及不可再生资源，对以稀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进行生产的行为征税；对生产过程中使用替代品行为给与一定的税收优惠。其次根据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限制生产行为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污染，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走的“先污染，再治理”的弯路。(3)对产品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科学地设置消费税税目，对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进行限制或鼓励，通过引导消费行为，诱导消费方向，间接影响资源品在生产中的运用和资源的开发。这种间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果更好。(4)对废弃物的处置征收环境保护税，使企业产生的外部成本通过税金的形式集中起来，为国家治理环境提供资金保证。通过上述各环节的协调统一，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3合理设计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对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的合理配置可以考虑分两个层次进行：首先以开采量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定额税率，在这一层次主要解决对绝对地租的分配问题。即所有权垄断应取得的收益；然后，再按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比例税率，在这一层面上解决相对地租，即经营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将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从销售数量改为开采量，使企业积压的资源产品也负担税收，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企业从关心本企业微观效益角度合理安排资源的开发，引导企业珍惜与节约国家资源，避免过度开采。以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使资源课税的税额随着资源的价格的变动而变动，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相互协调，发挥调节作用。

(二)调整消费税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筹措生态补偿资金，应对现行的消费税进行改革。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天然气、液化气、煤炭等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能源类产品作为应税消费品；把一些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产品(如电池、杀虫剂、一次性塑料用品等)纳入征税范围，达到以较低的成本刺激厂商或个人减少污染。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率，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推动汽车燃油元铅化进程。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适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排气量相同的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并应明确规定对使用“绿色”燃料的汽车免征消费税，以促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选择。

(三)开征环境税在生态经济建设过程中，各国都在努力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税制建设的最佳结合点，环境税收政策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各国政府的生态环境税大致可分有以下几种：

1对污染排放物进行课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是利用税收政策限制或禁止某些经济活动。主要税种有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等。

2对有污染环境后果和资源消耗较大的产品征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在于通过课税促进企业最大效率地利用能源、燃料和原料，并能回收循环使用，减少废物的遗弃与排放，减轻环保压力，并能节约能源。主要税种有润滑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等。

3对造成其他社会公害的行为征税。如为了控制噪音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危害，针对飞机和工业交通所产生的噪音，根据噪声水平和噪声特征征收噪音税；为减少城市交通压力，改善市区环境开征拥挤税。㈨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在我国开征环境税已经非常必要。目前，我国环境税课征对象可暂定为排放的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对于一些高污染产品，可以以环境附加税的形式合并到消费税中。在开征环境税的初期，为易于推行，税目划分不宜过细，税率结构也不宜太复杂。可考虑将现行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噪音等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发挥税收对环保工作的促进作用。

(四)完善排污收费制度

逐步扩大排污收费的范围，将各种污染源纳入收费范围内，制定严格的征收标准，加大收缴力度。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将环境要素成本量化纳入企业生产成本，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二、优化生态补偿财政投入政策

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补偿资金丰腴程度不同，补偿能力差别较大，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是生态补偿最直接的手段，也是最容易实施的手段。

(一)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几个相关问题

1转移支付规模。在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资金时，首先应合理确定转移支付规模，一方面在总量上要有足够的数量保证，解决生态补偿公共支出责任的纵向不平衡和缓解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各地的基本生态补偿公共支出的均衡；另一方面，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有上限，如果转移支付规模太大，超出了合理范围，会在资金分配过程中造成交易成本无谓增加和效率损失。财政转移支付的额度应使财政收支的纵向不平衡达到既能保持上级政府的控制力，又使损失的效率最小化。

2转移支付对象。中央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需要确定重要支持对象。西部和三江上游地区的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全国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应成为国家财政进行生态补偿的重点地区。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在本级预算范围内确定辖区内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对象。

3转移支付结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污染情况的加剧，在加大财政调控力度的同时，应优化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以科学发展为主线，注重加强政策引导，着力推进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构建多层次的生态补偿财政分担体系

1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在安排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主要针对全局性的补偿问题，将全国作为一盘棋，通盘考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益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改进转移支付办法，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设立重点生态区的专项资金和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基金。对欠发达县实行税收增量返还和激励性转移支付办法，促进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省级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合理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规模，明确投资重点、分配使用原则和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等内容。重点是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支持，关注本省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的落实。设立环境整治与保护专项资金，整合现有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助资金。在资金安排使用过程中，市级各部门明确倾斜性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结合年度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安排项目。根据当地排污总量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物治理成本测算，安排补偿资金的额度，原则上应按上年度辖区内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定比例安排补偿资金。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区生态环境项目设立地方补偿资金，并可在补偿计划上单列出对物权受限人的补偿。设立这种多层次的补偿资金可以对地方环境保护起到刺激作用，同时形成上下多层的互动机制。

3建立乡镇财政保障制度。首先，针对由于分税制改革带来地方乡镇财政收入减少的现状，县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足乡镇生态补偿资金缺口。其次，针对部分乡镇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所做的牺牲，县财政应将增加生态保护补偿预算资金，列入每年度财政预算。

财政投人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应根据不同的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制定不同的财政补偿投入政策，采取不同的措施，加大对环境保护建设的投入力度，补偿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公共资金。

(三)建立财政补贴、财政投资有机融合的财政补偿机制

对于外部效应较大的公用设施、能源、交通、农业以及治理大江大河和治理污染等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和领域，财政投资应采用直接投资方式进行，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对于收益率较低的生态保护项目，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应采取财政补贴方式，使这些项目的收益率能够有利于调动投资者参与生态保护项目的积极性。财政补贴的方式可以直接的补贴方式支付给投资于生态保护和生态维护的项目或投资者，也可以隐蔽的财政贴息的方式提供补贴，或者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提供补贴，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三、建立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配套措施

(一)完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各种法律规定散见于一些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生态补偿的基本法律或行政法规，以对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主体、对象、范围、标准、方式、资金来源等作出总体性规定，而且，现行的生态补偿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生态补偿政策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政策与法律相比缺乏安定性、连续性与强制性。

要解决生态服务提供者与受益者之间在环境资源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问题，应该尽早实现在生态补偿领域国家层面的立法，明确补偿主体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创建和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其主要内容就是从法律制度上确立由生态服务功能的受益者支付生态效益的相应费用，解决无偿享有生态服务或环境效益的问题，并弥补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损失。同时，在法律上进一步完善由生态环境的破坏者承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负外部性或将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并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重罚，提高违法成本。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法律制度作为必不可少的“硬约束”，在生态补偿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建立多层次生态补偿资金渠道

除了通过生态税收筹集生态补偿资金外，应使生态补偿资金多元化，为生态补偿提供充足的资金。

1推行绿色金融贷款。合理利用信贷资金，引导信贷资金支持生态补偿项目；有效利用国债这一有利的筹资手段，动用社会闲置资金进行生态补偿，解决资金缺口问题；考虑发行中长期特种生态建设债券或，筹集一定的资金；提高金融开放度、资信度和透明度，保持投资制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创造良好的条件，积极吸引国外资金直接投资于生态项目的建设。

2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制度。对新建或正在开采的矿山，应以土地复垦为重点建立生态补偿保证金制度。所有企业都必须在交纳一定数量保证金后才能取得采矿许可，保证金应根据每年生态损害需要治理的成本加以征收，要能满足治理所需全部费用。保证金可以通过地方环境或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征收上缴国家。也可以在银行建立企业生态修复账户、政府监管使用的方式交纳。若开采企业未按规定履行生态补偿义务，政府可动用保证金进行生态治理。

3建立生态补偿与生态保险协调体系。针对生态风险引入生态保险，建立生态风险分散机制，并通过生态保险筹集生态补偿资金。生态保险在保护参保双方利益的同时，对由于环境污染给受害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并对保障生态安全的措施进行补充拨款。保险机制可以成为使生态环境损失大大降低的风险调节器与管理手段。这种直接的经济激励机制的应用可以作为对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调节的传统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的有益补充，也是污染者付费原则得到实施的生态经济手段。生态保险实质上不仅是用来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对投保人来说是生态环境损害的预先安排，保证生态损失发生后能够有效消除损失。

(三)建立财政、税收、环保三部门联动机制

为加强排污费的管理，应完善排污费的核定、征收、使用各环节的规章制度，并建立财政、税收、环保三部门联动机制。排污费由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污染者排污的种类、数量和排污费数额进行核定，地税部门负责代为征收，银行入库，财政统管，从根本上解决环保部门吃排污费的问题，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的新机制。

(四)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社会参与和统一操作平台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广泛参与，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配合和相互监督。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引导、市场机制有效配置、法律法规的约束、伦理道德的规范，建立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构建相对统一的政策运行和协作平台，保障我国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得以有效实施和完善。

财税体制范文篇4

在关于农村税费问题的讨论中，理论界存在多种看法，其中很多学者认为，目前的财税体系是造成农民税费负担的关键。中央利用分税制一方面将多数规模较大、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集中到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所控制的都是小税种，且难以征收。各省、地、市、县、乡之间的财政安排倾向也基本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一级政府的日常开支无法从上级政府获取，但正是这些财政收入得不到确保的基层政府，却承担着绝大多数中央政策的实施任务。各级政府在责、权、利方面的不对称，必然使得基层政府想方设法地扩大收入来源，最终导致农民税费负担加重。

该论点指出了中国目前财税体系上的一个致命弱点，但财税体系设计上的缺陷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或者说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如果任何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政策的实施成本都是可以观测的，那么财税体系上的矛盾将很容易通过制度化、透明化的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体系去克服。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管制执行的成本不可观测、或难以观测，那么，就无法建立制度化和透明化的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体系。正是由于上述信息不对称，上级政府要求下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实施的诸如粮食收购、计划生育、各种升级达标活动等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必然会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当然，目前我国财税体制的显著缺陷，客观上进一步为基层政府大肆收取税费直接提供了条件和借口。

更为关键的是，目前对于财政体制改革与农村税费负担的研究，始终将财税体制的缺陷当作一种既成事实，而没有分析其形成的深层根源。各级政府在责、权、利上的不对称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自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就已经存在），为什么中央政府至今都没有、或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呢？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五级政府行政设置在财政职能分配上有一个明显异于发达国家的特性，即越低级的政府所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就越沉重。根据世界银行在2002年提供的一份报告指出，"县乡两级政府承担的70％的预算内教育支出和55％-60％的医疗支出，地级市和县级市负责所有的失业、养老保险和救济，而通常社会保障和救济通常由中央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则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分税制改革以来，从中央财政支出的结构上看，不难发现中央虽然集中了一半的税收收入，却没有完全负担起弥补国有企业亏损和社会保障的任务（类似东欧国家那样）。中央的开支中，只有两项是占据了大头，一是资本建设性支出；二是清偿国债。这种只改财政收入划分，却不改财政支出责任的做法，在农村税改中再次重演。中央为什么在94年要强化财政收入的控制呢？中央最大限度地集中财政收入，而却始终没有承担各种社会服务性的支出，同时极力维持其在资本建设性支出的地位，其原因何在？

实际上，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财政收入分成和政府各种管制政策的实施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财税体制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内生于中央政府的潜在政策动机。我们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个假说：中央政府为了维系管制政策，从而有意识地设计了目前这种扭曲的财政体制，以强化其在资源配置上的权力，从而可以有效地贯彻管制目标。这既包括中央政府直接的财政投入（到一些特殊的投资项目中去），又包括中央利用财政收入再分配的权力（税收返还），控制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中央在财政制度的安排上是一种维系政府干预能力（从支出角度）和激励地方积极性（从收入角度）上的权衡。事实上，无论是在分税制改革之前还是之后，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收入的分配规则上，都始终遵循着一个基本的激励原则，即对于那些财政收入和收入上缴均处于较高水平、或者增长较快的省份，其一直均具有更大的收入留成、或者税收返还。这从直觉上，无疑可能源于中央为了刺激地方政府提升财政收入。

从实施上级政府各种管制政策的角度来理解财税体制的内生性，一个可能的推论是，分税制作为一种划分收入，而不界定支出的改革，仅仅意味着中央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则利用执行管制政策之机，人为提高政策实施成本，扩大预算外收入（税费摊派）。

中央要保持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能力，导致了目前财政体制的缺陷。越落后的地方，干预就越多。不妨通过某些统计证据来说明财税体制的特征和政府管制之间的联系。我们曾经系统地测量了中国28个省1978－1999年政府总体管制强度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越落后的省份，管制强度就越高；80年代，几乎所有的省份的管制强度都处于下降趋势，而90年代，许多中西部省份的管制强度不降反升。注意，管制强度从下降转为上升是从92年前后开始的。这是否说明，当中央再度准备加强干预的时候，"分税制"改革就在所难免了呢？

与此同时，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相对于各省收入水平的严重累退性，其中"收入返还"一项尤为明显。但是在地方的财政收入中，中央所能够控制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也同样具有收入的累退性。即，尽管转移支付在地区之间是及其不平衡的，而且完全向发达地区倾斜，但是越是落后的地区就越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换言之，各省的管制政策强度与其财政对中央的依赖度正向相关。因此，我们不妨推测，财政收入上越是制肘于中央的省份，在具体行为举措上也就要越听命于中央。一个例子是甘肃，随着其管制强度的上升，其经济发展日益落后，而到1999年，其省级财政收入中已经有80％来自中央的拨付。从宏观数据上讲，90年代落后省份的财政收支始终处于赤字状态，储蓄－投资缺口没有缩减，即落后省份是资本输入地区，发达省份反之。那么，是什么资本流入了落后地区呢？从直觉上讲，这显然不是私人资本直接投资的结果。原因要么是地方政府的借债行为；要么是中央的资金投入。

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化情况也能够佐证上述观点：虽然每次财政体制改革都通过契约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但中央政府并不真正受这些契约和协议的约束，而是根据财政形势的需要对中央-地方间财政关系进行变更。因此，一旦中央政府决定改变税制和中央-地方财政安排，后者必须接受，最多只能在边际上进行讨价还价：即中央政府始终不愿意放弃对地方经济的干预权及其所需要的财政能力。

因此，如果中央不放弃既有管制措施，只是扩大对落后地区和农村转移支付，可能最终会进一步加大落后省份对中央的财政依赖度，结果是地方经济自主性下降，管制在基层被不断强化（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一起到来的是更多的政策性负担），最终反而促使农民负担和收入差距恶化。有学者建议从根本上调整税收征收和转移支付的地区结构。比如在增值税分成比例上，向贫困地区倾斜。但按照我们的分析，这种做法依旧只是治标不治本，且在很大程度上会负向激励地方政府。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地方财政收入中中央所控制的比例越高，经济干预就越严重。1978-84年间，中央在总体财政收入中所占份额持续提高，但是政府干预的程度却在下降。因为，在80年代中央可以通过其它方式（信贷配给、价格控制、指令计划等）干预经济，从而未见得一定要加强控制财政收入。另外，在财政收入的再分配中，中央可以直接投资到地方，或者先返还给地方，并以此来影响、控制地方政府的决策。中央究竟采取哪一种方式，取决于所准备贯彻的政策的特性（政策的实施本身是否便于直接控制）。随着中央直属企业影响的下降，地方财政上对中央的依赖程度和其实际经济干预程度才逐渐联系在一起。二财税体制改革的出路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政府管制是造成农民负担及其累退性的主要原因，而财税体制的诸多是伴生的。寻求税费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将无疑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为此，需要我们关注一下许多发达国家为什么不存在中国的农民负担之类的问题。以美国为例，我们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几点：

1．如何划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所谓的"财政联邦主义"以通过政府间契约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为标志，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不完备合约问题。按照美国的宪法规定，除了宪法规定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以外，其它所有的权力均归州政府。即剩余权力（ResidualClaim）均归地方。这样就比较明确地划定了中央/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从而抑制了其干预地方经济的可能。

相比之下，在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之前，虽然每次的财政体制改革都通过契约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但中央政府并不真正受到这些契约和协议的约束，而是根据财政形势的需要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变更。例如在1980年和1985年中央政府两次对财政体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力图增加所谓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9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又开始酝酿对税制进行新的改革以实现"两个比重"的提高，并最终在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以94年的财政改革为例，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地方政府可以在某些条款或具体的转移支付项目上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但由于中国中央集权的体制特征，在是否接受新税制以及在整个财政体制的安排方面，地方政府并没有多少谈判能力。因此，一旦中央政府决定要改变税制和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安排，地方政府必须接受，后者最多只能在边际上进行讨价还价。即，中央政府始终不愿意放弃对地方经济的干预权及其所需要的财政能力。

2．地方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用手投票）。

基层税费征管权必须下放，这是由中国复杂的国情所决定的。这一方面意味着，在中央和地方分税法制化的前提下，必须给予地方自行设立部分税收体制和税收内容的权利，实现税收征管权和收入权的统一。地方财税体系的建立和设计协调方面必须进行较大程度的改革。另一方面，每个地区究竟应当收多少税，怎样收，均应由当地居民通过民主的形式来决定，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比如，在目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颁布的条件下，对"村提留"资金的改革，既不应该将其"并税"，也不应该由中央政府决定其是否应该保留或取消，更不应该硬性规定其收取的比例。我们要充分相信，只要允许实行彻底的村民自治，广大村民有能力、至少会在村民自治过程中逐步积累管理村社区事务的能力，村社区的自治组织建设、村公共资金的筹集与管理，应由村民民主解决。

3．地区竞争和要素的自由流动（用脚投票）

财政联邦化并不足以阻止政府干预，因为地方政府同样可以走上中央政府的老路。而即使有了地方选举的民主体制，也未见得就一定能够产生有效的公共品供给。所以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地区竞争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

要使得中国的政府组织结构和财政体制改革真正满足这三个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上述所有改革的前提却是中央政府首先要放松管制。否则，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将无从谈起。对于地方的经济发展而言，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一起到来的，将是更多的政策性负担，而最终阻碍经济增长。强力的中央政府干预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扭曲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机制，使得各地方经济的民主自治和自由竞争成为空谈。当然，放松管制本身必须与其它制度改革相配套，而其中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配合极为关键。例如，倘若要重新规范中央、省、县、乡四级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则至少要做三方面的工作：（1）在全国人大的领导下，实现中央和地方分税法制化；（2）基层税费征管权必须下放，税费的内容和征收方式均应由当地居民通过民主的形式来决定，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3）实现税收征管权和收入权的统一。显然，地方财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结论

总之，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放松以至彻底解除各种不合理的管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财政体制改革只是放松政府管制的一个配套措施和附带结果。但"放松管制"也绝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上级政府多数的管制措施没有解除、甚至有所强化的情况下，由国家层层下达的一系列政策、任务或指标，对各级地方政府而言都是硬性政治任务，是必须完成的，地方政府必须面临减轻农民负担和完成上级政府管制的两难处境，或者说上级政府的管制实施与减轻农民负担政策之间本身就存在不相容。在目前行政体制所提供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往往选择首先完成上级布置的各种管制，毕竟，减轻农民负担还必须配合以官僚机构的改革和人员的裁减，势必触及地方官员的利益，并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

财税体制范文篇5

那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贯彻“五个统筹”、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今天，在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今天，我们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究竟应具备什么样的理念呢？笔者认为：

一、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统筹兼顾、全面考量、整体设计

这既是贯彻“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的需要，也是财税工作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2003年已经超过1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6万亿元；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2003年超过2万亿元，而2004年仅上半年全国入库税款就近13万亿元（12991亿元，同比增长262%，增收2693亿元）；高科技（神州5号等）和交通（青藏铁路等）、能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但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增收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体制性障碍，其中当然也包括财税体制方面的障碍。譬如，在城乡分割方面，地方财政困难尤其是乡镇财政困窘、农村财税制度不合理无疑是重要成因之一；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也暴露出税收区域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方面的严重不足；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方面，现行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比较热衷于搞经济建设、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投资盲目，（可以说，我国目前经济过热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和政府推动、和积极财政政策未能及时调整有关。）资金浪费惊人，而社会管理、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资金则严重短缺，财政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同时存在，这和我们的国家预算制度形同虚设、财经法纪废弛无疑有很大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耕地锐减、原煤、原油等能源过度耗费、水资源严重短缺、二氧化硫排放世界第一、珍稀动植物品种数量减少，都或多或少地与我国房地产等资源税制保护的力度和广度不够、绿色环保税制依然阙如有关；在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方面，内外税制不统一、出口退税机制不畅等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制度性解决。而就财政工作的内在规律而言，财税法作为调整财政收入、支出及管理等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直接关系到经济资源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配置；关系到经济利益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私人经济个体”（包括企业、家庭和个人）间的再分配；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周期的调整）、社会的稳定（如地区差距、城乡差别、贫富分化的调节）和国家政权的维护（如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支出的确保）。其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矛盾集中度之深，是任何其他法律制度的变革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无论是中央与地方间事权、财权、财力的划分，税种的兴废、主体税种（税制结构）的选择、税率高低及结构的确定，还是具体税收征纳制度、国债发行制度、预算收支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出口退税制度、农村费税制度的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业，都涉及到全国范围内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都是在多方面“作战”，必须慎之又慎，统筹兼顾、全面考量、整体设计。否则，就有可能激化矛盾，影响社会安定，阻碍经济发展。也正是因为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还面临着如此众多而又盘根错节的问题，故我们称之为“启动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法制变革”以期全盘规划，也诚不为过。

二、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的一切工作要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着力点与归宿点，使人民的生活品质得到更快的提高，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反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财政发展的历程，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财政本质上是生产性财政、建设性财政，政企不分、政府包办经济是其特色。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片面地理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政策方针，我们政府的工作、我们财政预算支出的着力点，不是提供好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搞好社会保障，以此为经济个体的经济运行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环境，而是继续“越位”热衷于经济建设，忙于上项目，搞达标工程、形象工程，没能真正从行动上把财政的“一要吃饭二才是建设”的位置摆正。如此一来，建设性财政连年超支，经常性财政也入不敷出，其必然结果是：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盛行，资源浪费、贪污受贿现象严重，政务支出、教科文卫等公共支出严重不足，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冲击、扭曲和束缚。在税制建设方面，直接作用于生产流转过程的流转税比重过大（超过70%），而调节收入差异、平衡社会财富的所得税、财产税则明显不足（不足30%）。由于财政（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生产流转领域，所以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视点，更多地是关注当地经济“盘子”的大小，关注的是辖区内企业数量的多寡，而对纳税人尤其是个人纳税人的服务则明显不足，个人的公共服务需求受到漠视。为经济而经济，国家财政职能、政府服务职能与市场功能严重错位，一方面妨碍了市场对资源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充分发挥，妨碍了正常的私人经济秩序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漠视了人本身的最切身需要，忽视了贫富差别的调节，忽视了社会与经济的同步、协调发展，致使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的实益与我国GDP的快速增长很不相称，也造成了国土资源、环境资源、财政资源的巨大浪费与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因此，这种状况必须通过颁布《财政收支基本法》、修改《预算法》、完善税法税制，建立、健全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以经常性支出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予以改变。

三、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以立法为主导，并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实施

这既是“依法治国”的逻辑必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一系列深层次的财税问题的必由之路。财政本质上是公共经济、政府经济，财政工作、财税法制实践实质上是政府“公权力”全面介入“私人经济个体”的经济生活，它对私人经济的交易秩序、对私人的经济福利影响非常巨大。（在许多OECD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希腊、冰岛、瑞典、土耳其、美国等，其政府支出（财政支出）要占到GDP的40％、50％以上。在我国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16694亿元，而全国财政收入达到21691亿元（不含债务收入），财政支出24607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19％，财政支出占GDP的21％。如果加上预算外资金等收支则占GDP比重当在30％以上。此说明财政活动对私人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意味着“私人”劳动成果的1/3以上要无偿转移为财政资金，此亦说明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不仅是民法的任务、刑法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税法的任务、财政法的任务。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著、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译：《比较预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13页。《中国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关于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新华网：http：／／wwwqianlongcom／2004022700：55：55.）

正因为如此，西方现代社会的宪政过程、西方社会“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过程实际上是与“民主财政”、“法治财政”相伴而行的。人们通过“契约”（立法），以对个人财产权的让渡（纳税）换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因之，政府的存在不是为其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而是为纳税人服务、为增进纳税人福利而存在。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其逻辑的结果就是政府的事权、政府的支出范围要依人民的公共需要而定，政府的收入要经由纳税人（或其代表）的同意始可征收，而其“同意”的方式即是立法机构的立法。因此，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成文法国家，还是判例法国家，在事关财政收入、支出及相关管理事项上，无一不是以法律定之；在关涉纳税人基本财产权的财政、税收的重大事项上更是在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反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无论是80年代的财政“大包干”体制的确立和两步“利改税”的推行，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全面工商税制改革，都是在行政主导下，主要是以国务院的《条例》（或《暂行条例》），甚至是以《通知》、《决定》等政策文件形式下发实施的。据笔者初步统计，迄今为止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财政、税收方面的法律和决定只有20多件（其中正式的法律仅8部（这8部法律是《预算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政府采购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1958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通过的《农业税条例》。）），25种税只有3部税种税法（其中《农业税条例》还是50年代通过的）。而国务院制定的财税法规与法规性文件有200多件，财政部、税务总局等制定的财税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更多达3000多件，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地方性财税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其结果是财政法律体系不健全、财税法律制度总体立法层次不高、透明度差、法律规定之间矛盾冲突之处甚多，由此而带来财税法律权威性差，财税法纪松弛，税外收费、乱收税（费）现象非常严重，财政资金随意流用、浪费惊人等弊病。这种行政主导下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律的制度建设，80年代虽曾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空白授权（其后又经《立法法》再次确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之（八）和第9条的规定。）能收方便快捷之效，但其弊病也非常明显，突出表现在政府尤其是财政、税务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集财税立法、执法、用财、监督于一身），缺乏严格、公正、民主的立法程序，缺少民主监督与权威法律保障，极易产生权力膨胀、权力寻租、财政腐败，诸多政府高官的腐败问题也多与其能随意掌控政府财政、财力有关。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财权与事权不相称、财力与服务不对应，精心设计规划的财税改革措施因此有不少未能如期出台，有的即使强力推行也业绩不佳。如“分税制”财政体制、如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如出口退税制度的实施等都曾出现过强烈反弹，显然表明在财税改革问题上，没有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没有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间事权、财权、财力的明确划分，不通过高位阶的立法如《财政收支基本法》、《财政支出管理法》、《税收基本法》等从制度上予以保障，是很难理顺中央与地方、理顺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的。

四、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突出重点，量力而行，积极稳妥地分步实施

财税问题盘根错节，财税体制的改革与财税法制的变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再调整，它与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政治的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直接关联，所以应当统筹兼顾、全面规划设计，但在具体实施步骤上则必须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分步实施，以尽量减轻对整个社会带来的震荡。

所谓“突出重点”，是指在众多的财税问题中，应抓住最主要的环节，着力解决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财税矛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最突出的财税问题。前者如财政分税制立法的完善（即《财政收支基本法》的制定）、《预算法》的修改、增值税制的转型（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出口退税机制的完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产权市场、资本市场税制的改革（证券交易税、信托税制等）、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确立，后者如《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社会保障税制的建立、财产税制的完善、农村费税制度的综合改革等，都是目前应当特别予以关切的财税法制问题。所谓“量力而行”，是指要把握好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变革的力度，把改革的力度和各方面（包括国家财力、企业和个人承受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国家的财税宏观调节保持在合理的“度”的范围之内，避免对经济、社会、政治和居民个人产生剧烈的冲击。所谓“分步实施”，是指要切实把握好各个具体财税制度变革措施的出台背景、时机，分轻重、别缓急、讲程序，有条不紊地渐进改革。

总之，突出重点，强调的是财税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性、迫切性，量力而行关注的是财税改革的现实可行性，而分步实施则强调对改革时机的把握。这一理念归根到底是要我们把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的必要性与现实可行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适度地加以改革，而不能在目前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是极其脆弱）的阶段，再推行一揽子的整体改革，否则，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震动。因此，我们的财税改革必须是整体设计，但应分步实施，作“有进有退”、“有增有减”地渐进式改革。

五、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既要面向国际，但更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要实现科学性、缜密性与现实的可操作性的有机结合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财税体制范文篇6

摘要：民族地区的财政在财政范围、财政权限和财政职能上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族地区财政管理的特殊性。财税体制改革对民族地区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为进一步完善对民族地区的则政政策，需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逐步建立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逐步采用因素法核定收支基数。

关键词：财政制度；民族地区；小康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概况

(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自我发展能力弱

据调查，云南、贵州、新疆等7个自治州和地区，有6个自治州和地区的财政自给率在20％以下，有的甚至不到10％，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2003年，云南省怒江州的固定资产投资为负增长。

(二)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事业发展严重滞后

以教育为例，截至2002年底的统计数字，西部地区372个未实现“两基”的县(市)中，少数民族聚届县占83％。云南有7个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3年，文旨率为15.4％

(三)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

民族地区大多位于边远山区、草原和荒漠地带。脆弱的生态和有限的环境容量，因人类活动日益遭受破坏，自然灾害更加频繁，反过来危及人们的生存基础。1949年－1979年，新疆和田地区被沙漠吞噬的土地达46万亩。该地区的策勒县县城曾三次为风沙所迫而迁移。

(四)贫困人口多，生产生活条件差

全国592个国贫县，民族地区就有267个；全国2800万贫困人口。民族地区就有1300多万。我国人口在1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有22个，共63万人，其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39.4万。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行政村有640个，其中较大部分村没有通电、通邮、通公路和通电话。综上所述，民族地区由于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自身发展能力弱，使其不可能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落后状况，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如何通过财政措施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民族地区财政的特殊性

(一)财政范围特殊

财政作为政府从事的一种社会集中性的经济活动，是为了满足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共同需要。民族地区财政范围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民族构成、地理空间、收支活动等诸方面。

1、民族构成范围特殊。我国民族地区财政

服务的利益主体是少数民族。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里，除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诸多原因，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有其特殊性。从生产方式来看，少数民族经济基本上属于工业化之前的生产经营方式。从民族文化素质看，解放前，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一些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甚至还在刻木记事、结绳计数。从社会经济形态看。解放前还有相当的少数民族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这些分别处于前资本主义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少数民族，他们走向社会主义是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经济形态，这与汉族相比，显然并非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差异。

2、地理空间范围特殊

我国民族地区财政作用的地理空间是内陆边疆。从自然地理来看，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总体上说自然条件比较差，不仅地处边缘地带，而且其地貌基本上是以高原、高山和山间盆地、沙漠、戈壁等为主。大部分地区属于所谓的“边际土地”，即降雨量少且不可靠，气温低、山坡陡峭等因素严重地限制自然生物生长的地方。少数民族地区分布的特殊范围决定了民族地区财政作用范围的特殊。

3、收支范围特殊

我国民族地区的财政收支范围总体上呈现出收入少、支出多的特点。收入少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方面：一是发展基础薄弱，先天条件差。旧中国，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尤为落后，没有商品经济的系统优化为其提供必要的人才、资金、管理及经营方面的经验，尤其是企业这种直接组织商品经济活动和财政收入的细胞在整个民族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二是”嵌入式”企业未能充分发挥出其主动性和活力。三是地方加工工业实力弱，形不成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民族地区加工业中的绝大部分企业存在设备简陋、工艺落后、管理松懈等现象。生产规模和能力的弱小致使资源的就地转化和增值能力不强。四是工业生产比重小。对其他产业具有的联动作用弱，使其他产业难以得到相应的发展机会，结果造成了城镇经济中产业部门较少且不能配套，致使一些县域经济过分依赖农牧业生产，工业不但无力支持农牧业的发展，有时反而要靠农牧业为之“输血”。五是市场竞争不平等。民族地区不仅各类市场发育程度低且不平衡，没有形成为地区间经济交流提供一个发达畅通的渠道，而且市场主体弱小，多数企业不能独立自主地立足于市场。区际贸易由于缺少稳定且活跃的市场主体而显得松散和疲软。

(二)财政权限特殊

财政权限是财政收支范围方面的权限和规定，主要涉及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利、责任、义务关系，是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所处理的主要内容。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特殊性，国家也相应赋予了特殊的财政权限。为了促进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在财力上给民族自治地方以很大支持。中央财政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力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预算管理制度上体现了对民族地区的特殊照顾；二是根据具体情况增拨专款给予补助。

1、预算管理制度方面：一是每年安排一笔自治地方机动金，用以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生产、生活、文教、卫生等方面的特殊需要，二是民族自治地方的预备费高于一般地区。三是民族自治地方在执行年度预算过程中，对其收入的超收和结余可以自行安排支出。

2、专项拨款方面：中央每年对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安排基本建设专款和边境事业补助费，用于边防公路、桥梁、电讯建设，以及边境地区发展工农业生产，解决人畜饮水、商业网点修整、交通道路维修、文教事业补助和边防哨所、检查站的费用补助。中央预算内设立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专门用于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发展，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

(三)财政职能特殊

财政所具有的能够服务于特定政府目标的内在职能是财政职能。财政在民族地区不但具有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还具有社会经济稳定的职能，即财政通过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调整，使整个社会保持较高的就业率，以至于达到充分就业。实现物价稳定，经济稳定长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政策目标的功能。这一职能在民族地区的特殊作用是加强民族团结，保卫和巩固祖国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三、财税体制改革对民族地区的影响

(一)民族地区财政困难加剧

财政分税制改革调节了地区之问的财力分配。促进了国民经济布局合理化，从长远来看，是确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而且可以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然而，由于转移支付制度不可能很快建立起来，虽然民族地区财政过去基本上是超收全留，但是财政收入的增量却减少了，加之财政增收潜力有限。收入也不稳定，致使民族地区财政困难成为一个紧迫的难题。适应新税制后，国家取消了对国有企业征收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外调节基金，坚守了地方赢得的“两金”收入，加上各自改革增加了很大一笔开支，许多地方经不起这“一减一增”，致使财政困难加剧。同时，财税改革增加了资金往返时间，削弱了民族地区的资金自给能力。新税制规定，凡属中央级的消费税和增值税。中央分成部分全部上划中央，基数内部分中央通过税收返还给地方，这样做势必增加了资金往返时间，无形中给社会带来了一些不安定因素。

(二)民族地区许多企业税负增加

1994年我国对工商税收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结构性调整改革，除校办企业和福利企业外，取消了减免税照顾，致使民族地区过去享受减免税照顾的企业负担加重，流动资金紧张，亏损面扩大，尤其是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定点企业减免税照顾被取消后，多数企业经营亏损，纷纷转产、停产，影响了民族特许用品的生产和供应。另外，由于民族地区的原材料加工企业抵扣的进项税额小，产品利润又低，出现亏损的企业较多。小规模纳税人占有很大比重，其增值税按照销售额的6％缴纳，实际税负也增加了。

(三)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科学完善的分税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一个有效的财政调节制度，也就是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形式调节各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使各地方政府必要的行政能力所需要的财力得到保障。这样不仅可以调节地区之间财源分布不均衡的状况，同时还可以使中央财政通过财源分配控制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从而达到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目的。目前，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可归纳为一般性补助和专项补助两种。其具体内容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体制补助和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体制上解；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各类专项拨款；年终结算补助；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

四、民族地区财税体制的完善

从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角度考虑，要对少数民族地区在财政税收方面给予必要的倾斜，以促进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从客观需要来看，民族地区各项行政事业支出水平比一般地区高，如同一个公文需要多种文字印发，同样一个会议要加倍拉长。同时，民族地区工作的政策性强，难度较大。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今后在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的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逐步建立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

转移支付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一般性补助，用于满足各地方政府的一般财力需要。不规定具体的用途和要求。从财政资金的流向来看，分为补助和上解两种；从补助性质来看，分为原包干体制补助和税收返还两块。二是专项补助，根据一定的条件和目的拨付给地方政府用于特定支出。从长远看，转移支付的财力计算依据是按照各级政府事权划分的范围，以保证全面实现政府职能。

建立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需要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核心，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应调高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返还基数，提高政策性转移支付补助系数，建立一套有利于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平衡发展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针对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落后的状况，国家应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扶持。建议设立民族地区教育和卫生专项补助，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向下延伸到县、乡，使少数民族群众可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

财政分配关系是财权与事权关系的统一结合体，财权与事权相应、相称是规范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前提条件，是全市财政体系的核心，是行使事权取得财力与财权的依据，而财权又是行使事权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事权合理界定、明确分工是完善财政体制的首要工作。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出发，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事权应按照“两权分离”、“政企分开”的原则。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把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事权集中在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方面，同时承担起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任务。

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划分事权、分割财权。要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使之区别于一般地区，适当扩大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权。在财权财力的科学划分上，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维护地方各级政府正常运转的财力。分税制应注意弥补民族地区财政上的差距，确保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二是注意维护地方的税收自主权。民族地区绝大多数县级财政赤字已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县级财政作为独立的一级财政。可以通过发行地方债券的办法来达到收支平衡。

(三)逐步采用因素法核定收支基数

所谓因素法，即找出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的各种因素核定地方“标准支出”与“理论收入”作为体制基数。对地方财政有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数量、土地面积、人均耕地、人均GDP、少数民族、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发展情况等。在核定民族地区支出基数时，以下三个重要因素需加以考虑：

财税体制范文篇7

关键词：财税体制民族区域转移支付财政自给

一、分税制条件下中央对西藏实施的财税管理体制及其评析

（一）中央对西藏实施的财税管理体制

1994年起，我国全面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西藏也于1994年起开始试行分税制。1994年3月1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试行意见》（藏政发[1994]21号），1994年4月21曰，自治区财政厅出台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分税制的具体内容和有关预算管理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形成了中发[1994]8号文件，在确立中央对西藏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同时，赋予西藏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按照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税制﹁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政策，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以来力度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税收制度改革，而且第一次实现了西藏与全国税收制度的接轨和基本统一。目前西藏开征了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等11个税种及教育费附加。

为加快西藏发展，2001年，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补贴政策，即除关税和进口消费税、增值税外，目前西藏征收的其他各项税收全部留给西藏；中央财政适当增加对西藏的定额补助，并逐年递增；继续执行全国统一的转移支付、少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中央出台的重大调价措施对西藏造成的涨价影响，继续由国家财政给予补助。西藏继续实行“税制一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税收政策，除关税、进口消费税、增值税外，其他各税的具体管理办法由自治区政府拟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行。今后开征新的税种，按全国统一的税制执行，如需变通，应报国务院批准。“十五”期间继续实行免征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的政策。西藏在内地所办企业，其所得税仍回西藏缴纳。

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西藏地方财政在规定的税种范围内，具有相对的自主权，收入征管积极性明显增强。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全区税收收入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长速度达18%以上，各项税收累计完成65亿元。2033年，西藏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超过11亿元，达到实行分税制前1993年税收收入的5倍。西藏地方财政收入2002年完成72082万元，是1994年的7.7倍，平均每年增加7965万元，年均递增29.3%.

1996年中央开始对西藏实行特殊的转移支付政策，到2002年，中央对西藏过渡期转移支付累计达20.55亿元，年均递增32%，对西藏社会经济发展。财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现行分税制财税体系的缺陷

1.中央与地方职责范围的界定仍然不够明确，未能建立起在此基础上的规范化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而也未能实现长期以来一直想达到的既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效果，又能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目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在各级政府的职责划分和相应的支出范围没有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的，政府的各个层次间的职责还未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具体明确的界定，仍然存在事权不清问题。从西藏的实际来看，政府行政成本过大，应由地方政府办好的事情不能完全办好。不该由地方政府处理的事务包揽太多。中央政府虽有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措施，但规模小，办法随意性大，作用有限。客观上造成了西藏地方政府职责和财力的矛盾。

2.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过几年的运行，《中央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对缓解西藏地方财政的困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西藏地方特殊，按该办法计算的结果往往与西藏实际产生巨大的差距。以《2002年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为例，中央在测算西藏工资薪金所得税时，未考虑西藏特殊津贴和生活补贴等免税因素，导致标准收入高估；而在测算支出时，又未考虑西藏的一些特殊情况，如，在职进藏干部职工休假费用、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内地的支出成本等因素，导致标准支出低估。此外，在中央对地方的补助中。转移支付比例过小。而没有统一纳入中央政府对地方转移支付范畴的专项补助比例过大，如，2002年中央下达西藏专项补助（不含增发国债补助）和转移支付二者之比为71：29，由于转移支付规模过小，均衡各地市发展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3.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尽协调。实行分税制后，无论是在地方固定收入项目的划分上，还是在共享税收的分成比例上，都与其他省市没有区别；中央在国债分配、外汇留成、出口退税、中央驻地方企业的利润留咸、体制的转轨或局部调整等方面，无不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客观上减少了西藏地方财政收入，进一步拉大了西藏与其他省市的财政差距。

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西藏财税政策体系的几点设想

（一）合理划分中央与西藏地方事权

由于目前分税制对事权的划分不够明确且交叉较多，同时存在中央政府由于财力不足，将本应由自己负责的事务下放给地方的问题。对西藏而言，事权具有特殊性。全区的经济基础、经济总量、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在短期内是无法与内地省份相比。加之西藏地处高原，地广人稀，气候恶劣，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牧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常常发生的各类灾害对当地群众造成了财产损失和生命威胁。同时，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地位，西藏特殊的事权引发的地方财政支出与其他省份有着明显的差异，维护统一和保持社会稳定形成的支出成本高于其他地方。为了改善边境地区人民生活生产条件。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境的基层政权，这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边境县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应对中央与西藏地方事权进行合理划分和准确界定，减轻西藏地方财政压力，促进西藏经济的发展。

（二）健全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体系

在现阶段西藏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通过现行分税制收入划分办法及其财税政策的调整和改进，最终只能减少中央对西藏地区创造的财力的输出，而不能解决西藏地区财政向当地提供与全国大体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的问题，应合理运用中央财政对政府间转移支付政策，加大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变目前税收增量中央集中大头后转移支付没有相应到位的现状，以进一步体现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援助。

一是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主要用于平衡西藏地方预算，满足地方履行政府职能的基本支出需要。这部分转移支付补助同现行中央对西藏的定额补助在内涵上不同，分配办法主要根据西藏财政收支差额给予补助，不规定专门用途，由西藏地方政府统筹使用。支出基数的确定，采用因素法，即根据影响支出的各主要因素的影响程度确定标准系数，并据此确定财政支出水平。通过上述基本统一的客观标准，使中央对西藏的一般性财政补助趋于合理规范。

二是建立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按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用于对西藏地区的交通、能源、通信、邮电、教育、科研设施以及大型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开发等方面。西藏按国家财政专项拨款补助的目标，根据财力可能，提供配套资金，发挥国家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的总体财力投入量，从而对西藏整个经济繁荣起到启动和牵引作用。

三是建立特殊转移支付补助。中央财政应适当增加现有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和“民族补助专款”拨款额。中央财政从每年预算中划出一定比例资金增设“民族自治区文化建设发展基金”和“民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等，增加西藏等民族地区科技文化建设事业投入。中央财政恢复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国家民族法规赋予民族自治地区的有关预备费、民族机动金以及对民贸企业的照顾政策。西藏自治区机动金、预备费占当地预算总支出的比例可高于其他省区。以上各项资金，每年由中央财政单独专项核拨。

四是增加对西藏的政策性转移支付。主要目的是为西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特有的语言、文字、教育、卫生、宣传等特殊支出需求提供财政资金保障，弥补其因特殊支出需求所引起的公共服务成本高、费用大而增加的财政支出。因此，中央财政在设计比较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及其具体实施方案时，应努力提高政策性转移支付比重，使政策性转移补助额占整个转移支付补助额的比重逐年提高。

五是减少财政资金配套。目前，中央安排各专项资金，通常还要求地方安排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但在配套资金比例的确定上，对民族自治地方实行“一刀切”，未能很好地体现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投入力度的精神。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年西藏用于中央专款配套的支出就达到约3亿元。因此，在专项配套资金的分配及其配套比例的确定上应切实体现对西藏的重点照顾。应按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的原则，确定应由中央与西藏地方共同承担的配套项目。不属于共同事权，不应纳入共同配套项目范围。中央与西藏地方财政配套比例的确定，应同中央与西藏地方财力大体相适应，中央对西藏的专项拨款增幅也应与中央财力的增幅大体保持同步，专项配套资金也不例外。

（三）赋予西藏相应的财政自主权

一是财政收支自主权。西藏自主地安排和使用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规定属于地方的财政收入，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不得擅自改变财政收入用途。在支出方面，西藏可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自主地决定支出规模、支出结构及其有关支出项目的标准和范围。

二是举借内债的自主权。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决定了西藏地区财政困难的局面将是长期的，即使中央健全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西藏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性好转。为了增加西藏财政的发展能力，提高财政积累率，可考虑给予西藏举借内债的自主权。西藏举借内债可用国有资产作担保，在自我平衡的条件下，根据当地可用财力确定一定举借内债比例，如5%.

三是财政资金调剂使用权。对同一种用途的各项资金包括上级拨付的一些专款，允许捆绑起来统一安排，或者在上级拨付的各种专项补助之间适当调剂，以提高资金的规模使用效益。

财税体制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财力事权财政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

一、财力与事权不匹配是现行财政体制的主要矛盾

多年来，人们在研究完善我国财税体制中，都是运用完善分税制体制这样一个提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却提出了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新概念，这是为什么，经过学习和研究，我认为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否定，更不是要建立一个与分税制体制不同的新的体制模式，而是对我国现行的分税制体制存在的诸多矛盾认识的深化，是完善我国财税体制理念的创新，抓住了我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主要矛盾，为我们指明了完善现行分税制体制的关键和要达到的基本目标。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的条件下，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解决任何事物，如果存在多种矛盾，就要全力找出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可迎刃而解了。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就其总体来说是十分成功的，既克服了旧的财政大包干体制的包死了国家财政，这一主要矛盾，又适应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在1994年前我国实行的财政大包干体制，虽然有利于巩固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成果，但这种体制既包死了国家财政，带来了我国财政宏观规模不正常的持续下滑的弊端，从1978年的31．2％下滑到1993年的12．6％，又包死了中央财政，导致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至1993年已下降至22％。致使国家财政的收支矛盾日趋尖锐，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人们不得不提出重建财政问题。为此于1994年，实施了以提高“两个比重”为目标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由于这次改革抓住了财政大包干体制的主要矛盾，并以此为主要着眼点，改革的成效十分显著，自1994年改革之后“两个比重”得到迅速的改善，不仅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得到大幅度提高，从改革前的22％提升到了55．7％，而且建立起了财政收入宏观规模快速、持续增长的良好机制，从1993年的12．6％上升至2006年的20％。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由于受当时改革的客观条件所限，使分税制改革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方略，致使分税制体制改革的某些基本方面没有完全到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刚刚确立，政府职能转变尚未起步，财政职能转换还处于理论探索之中，因此，当时的分税制改革并不具备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的条件，从而也不具备用科学的标准核定各级政府行使事权所必要财力的环境，只好采用承认已有事实的变通办法，即以1993年中央与地方各自行使事权的实绩来确定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边界，以1993年收支实绩来确定地方政府可能取得的收入和行使事权所需要的支出数额的办法。这种办法人们称之为基数法，虽然从静态来看，即从改革的时点来看，不失为一种明晰中央与地方事权边界和各自支出责任的好办法。但是从动态上看，它却既不能完全分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分工，又不能达到事权与财力之间相匹配的目标。因为，从动态来看，政府事权的行使，是存在稳定的和可变的两类，稳定的是指政府在各个年度内行使的规模和力度基本不变的事权，可变的是指在各个年度内不一定都有要发生，或虽然都有所发生，但所需要的行使力度和范围会有所不同的事权。由于事权行使上存在这样的不同，使用基数法核定给各级政府的财力与事权就会发生错位。加之多年实施的放权让利改革，各个地方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既得利益，对这些既得利益一时还难以触动，为了改革的顺利实施，又采取了保护既得利益，即改增量不动存量的变通方略。以上这些体制构造上的变通方略，虽然使1994年分税制改革，顺利地实现了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提高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比重的目的，但也造成了分税制体制构造上的先天不足，留下了财力与事权不相匹配的严重弊端，富裕地区可支配的财力大大多于行使事权的基本需要，而欠发达地区可支配财力大大低于行使事权的基本需要，这样，不仅未能解决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间财力分配巨大差距，反而引发了地区间财力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矛盾，造成了欠发达地区财政收支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导致大面积的地方财政陷入严重困难局面，严重地制约了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中央财政为了帮助欠发达地区解决收支矛盾，不得不在财政体制外，不断地增加专项(财力性)转移支付。结果不仅造成转移支付结构上的矛盾，一般转移支付过少，专项性转移支付过大的不合理局面，更造成中央财政负担不断加重，至200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已达地方财政支出总量的50％，使中央财政陷入了在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的大好形势下依然要打赤字的困境。

总之，我国现行财政体制运行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困难，都是与1994年分税制体制构造上没有建立起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关系直接相关的，所以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就是在完善分税制体制基础上，要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为着眼点和落脚点，体制构造方略的抉择，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解决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需要，方能成功。

二、构造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财税体制方略的抉择

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当选取什么样的体制构造方略，才能达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目标，基于1994年财政体制建设的经验，基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需要，看来做以下几项方略的创新是必要的。

(一)把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放在体制构建的首位，从传统的承认事实的划分事权方法，转向以受益、效率、便民三原则为依据的划分事权的方法上来。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必须确保国家政令的统一，中央政府承担着对地方政府直接领导的职责。因此，行政管理体制安排的原则，始终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

统一领导是为了保障政令的统一和畅通，分级管理为的是调动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性，确保政府的公共服务的高效率及人民享受政府服务的方便，从而受益、效率、便民三原则就天然成为单一制国家，政府事权划分的基本准则。所谓受益原则，是指政府事权划分要按政府各项服务所覆盖的居民范围，来确定某项服务归哪级政府承担的办法，不同类别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的受益范围覆盖全国、全体居民受益，则应划归中央负责，有的只覆盖一定区域，则应划归地方各级政府负责。在通常情况下，按受益范围划分事权，也是服务效率最高和最为便民的，就是说受益、效率与便民三个原则通常是统一的。当然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发生不统一的矛盾。从实践经验来看，这种特定情况主要的可归结为两类：一是政府服务事项受益范围涉及若干行政区的情况；二是受益范围虽然是覆盖全国或几个行政区，但从效率和便民来看，交给基层政府或一个行政区的政府去办，会更为有效率和更为便民的情况。在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中碰到这两种情况时，当如何处理为佳，基于单一制国家在行政管理上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方针的需要，看来依然要首先依受益原则来划分事权，如果是发生前边的第一种特殊情况，则要采取使受益范围内各行政区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上，挑选出一个区域具体承担主办责任的补充措施以提高效率。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则要在依受益原则划定责任主体的基础上，再由责任主体依效率和便民原则委托给合适的行政层级去具体承办。用这种方式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既可以在体制构造中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又可以做到各级政府在行使事权上的权责利统一，确保体制有效地顺畅运行。

(二)转换收支额度测定与划分的思路，从追求

全国使用同一标准，转到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思路上来。从理论上说，在财政体制建设中的收支划分与测定上，采取全国同一标准，乃是最为公平的办法。但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特别是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规定的完善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来说，继续采用同一标准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不仅公共服务存在严重的不均等，并且财政收人实际能力也存在巨大差距的条件下，在收支测算与划分上适用同一标准，就意味着对现存差距的固定，这样既不公平，也与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不符。相反，从各地区实际情况出发，给予区别对待，才能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当然，区别对待并不是不要标准，而是说要依地区不同状况，分类设置标准来测定与划分。为此可做如下设想：

1．在财政支出基本需要测定方面，采取首先用统一的因素法测定出标准支出需要，然后以各类不同地区实际的公共服务水平，与预期要达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水平之差为依据，设定一个系数，对标准支出需要给予调整的办法。这种办法，既可保障测算上的规范统一，又可达到区别对待照顾欠发达地区的目的，满足缩小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

2．在收人划分方面，可以设想在实行共享税为主的分税制办法的基础上，对共享税按地区分类采用差别比例分成法。这种办法从实践来看，乃是较为适合我国国情的方略，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经验表明，在分税制构建办法上，追求全面实行税种专享式模式，并采用统一的比例划分收人，是与我国国情不相协调的。

第一，我国的税制结构与实行完全的税种专享制不相适应。1994年分税制改革，我们曾经尽最大努力使分税形式向税种专享式靠拢，将当时的23种税中的22个全部划归地方专享税，仅仅是由于增值税收人占税收总量过半，划归哪一级政府专享，都没法将分税制实施下去，不得不采取了共享办法。这样，虽然从税种上看，1994年改革的分税模式基本实现了税种专享化，但从税收总量上看，专享税的全部税收仅占全国税收的40％，共享税却占60％，总体上看依然是共享税模式。然而改革后在体制运行上，并没有达到理论预想那样，可以不断地缩小东中西部地区间财力配置上的不均衡，相反，随着体制运行却呈现出不断拉大地区差距的不良后果。中西部地区出现大量的收支不平衡，中央财政为弥补中西部地区财力不足，弥补其赤字，不得不在体制外，不断地增加财力性的专项转移支付，中央财政的负担日趋沉重。中央财政为了能从富裕地区多收取一些财力，以弥补中央财力之不足，中央财政又不得不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财力分配关系，即对分税制体制进行调整，相继多次把地方专享税种改为共享税种，以达到增加中央财力的目的。截止到2003年共享税已从1994年改革时的一种税，扩大到9个税种，剩下的地方专享税都是一些零散小税，全部地方专享税收人只占全国税收收人的3．3％，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1994年实施的专享税式的分税制发展到今天，事实上已回归到分税种的比例分成体制。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我国税制结构并不适合实施专享式分税制模式。有人可能说专享式分税制最为优越，我们可以优化税制结构，扩大地方税种来满足分税制需要，应当开征的地方税是要开征，但专门为了适应一种分税模式，看来大可不必，因为综观世界各国的财政体制中的分税方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最优模式。各国采取的模式是多样的，比如德国作为联邦制国家，从理论上说，似乎采用税收专享式分税制为最佳，然而德国依自己的国情，却采取了税种共享式的分成体制；日本是单一制国家，却实行了全面的专享式分税制。

第二，税收分成实行统一比例与我国需要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不相适应。实践表明，采用按地区发展程度分类适用不同比例办法却优越得多。采用不同比例划分收人，既可以使无论贫困地区或是富裕地区，都能得到比较稳定的满足政府行使事权所需要的基本财力，又可减轻中央财政向地方转移支付的负担，既利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又利于在财政体制上构造起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长效机制。

最后，与上述的财政收支测定与划分方式的改革相配套，还要彻底废弃保护既得利益的作法，取消税收返还制度。因为保护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制，是与行使事权所必须的财力无关的，是与建设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体制相背离的。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巨大的条件下，税收返还办法真正得益者是经济发达地区，落后地区所得很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不利于缩小地区间财力配置的差距，反而成为扩大差距的消极因素。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基本到位的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已齐备，资本出于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动机，常常是把生产地设在近资源、近劳动成本低的地区，把销售总部、研发中心等设在经济发达地区，从而就发生了税源发生地与税收收入地分离的情况，我国的资源及廉价劳动力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在这种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中西部地区的税源向东部地区流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税收返还制，更是不利于推动地区间财力配置均衡化发展，不利于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取消税收返还制，不仅是实现地区问公平分配之必需，更是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财税体制应有之义。

(三)转换转移支付实施的思路，创新转移支付机制。应当肯定，近些年不断加大的，财力性专项转移支付的成就是显著的，1994年改革前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2％和35％，近些年来经过中央不断加大的转移支付，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有明显的提高，至2005年已提高到42％和48％。但是多年的实践也表明，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有很大的缺欠，已不适应新时期、新阶段形势要求。对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的缺欠，专家学者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比较集中的看法是：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缺少一个总体的法律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少，临时性专项转移支付多等等。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笔者看来还有三项基本缺欠：一是没有建立起稳定的长效机制；二是现行的纵向转移支付方式采取的是逐级传递式的支付办法，即中央财政先拨给省，然后再由省逐级下拨的办法，这种办法虽然有利于发挥地方因地制宜处理的优点，但也有发生转移支付资金在途中被截留的危险，并且也不利于中央财政在各级政府间，作全国一盘棋式的统筹安排。此外，这种办法也造成资金转拨时间过长，不利于及时满足需要，大量资金积压在途中，不利于提高资金运用效率；三是缺少横向转移支付功能，不利于调节东中西部地区间税源与税收分离所带来的不公，特别是在我国的宏观战略上，为了促进资源开发和消费的节约，在资源性产品定价策略上，实行生产环节定低价，在消费环节定高价策略，在这种策略下，资源开发的利益也如同税收一样，呈现出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失的问题，这也需要利用横向转移支付加以解决。故在我国转移支付体系中增加横向转移支付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分析，看来对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以下几方面改革是必要的。

第一，加强转移支付的立法工作，在近期不能实现财政基本法立法的条件下，尽快颁布《财政转移支付法规》是十分必要的，在法规中，把我国转移支付模式的各个要素尽可能地做出明确规定，以便于实现转移支付的全面规范化和强化对转移支付的监督。

第二，实施直接到位的转移支付方式，即无论是一般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都由承担转移支付责任主体通过国库直接拨给接受转移支付的主体的办法。除特殊情况外，一律不再实行逐级传递方式，以消除这种方式的弊端。

财税体制范文篇9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省、州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立统一完整、科学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为加快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提供财税制度保障。

（二）基本思路。一是坚持依法理财。牢固树立法治思维，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完善财税法规制度体系，将财政运行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二是明确各级事权。在国家调整并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基础上，合理划分并明确事权范围，促进各级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能。三是完善体制机制。改革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促进资本要素合理流动，夯实县财力基础。四是优化税收负担，改进税收征管体制，调整县税收分享比例。五是强化预算约束。逐步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依法接受县人大、政协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推进民主理财，建设阳光财政、法治政府。六是提高资金绩效。推进科学理财和绩效预算管理，健全运行机制和监督制度，加大预算执行中期评估和绩效评价工作力度，强化评价结果运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基本原则。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二是充分调动各级积极性。保障县委、县政府实施重大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协调区域发展能力，切实保护县合法利益，增强改革的主动性、创造性。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县人民。四是统筹当前与长远利益。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重大任务，着力解决影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着眼长远，切实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推进构建有利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五是协同推进财税与其他改革。充分发挥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和基础支撑作用，使财税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相互衔接、相互协调，形成合力，整体推进。

二、主要内容

（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1.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健全“四本预算”，明确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范围，做到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将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加大统筹力度，将政府性基金预算结余超当年收入30%部分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到2020年，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加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确保基金保值增值。清理规范重点支出，认真开展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农业等重点领域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清理规范工作。对重点支出，根据推进改革需要和确需保障的内容统筹安排、优先保障，不采取先确定支出总额再安排具体项目的办法。按照上级费改税的规定，稳步推进水资源税、环境资源税等的起征工作。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级相关各部门。

2.建立透明预算制度。按照“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全面推进预决算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扩大公开范围，除涉密信息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均要公开本部门预决算，尤其是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要全部公开。积极推进财政惠民政策和政府债务公开。细化公开内容，除涉密信息外，政府预算决算支出全部细化公开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部门预决算逐步公开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按经济分类公开政府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级相关各部门。

3.改进预算编制方式。牢固树立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预算管理理念。突出管控重点，一般公共预算审核的重点由收入安排、平衡状态向支出预算和绩效管理拓展。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支出预决算的同时，重点报告支出政策内容。科学预测收入预算，收入预算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强化依法征税。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设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一般公共预算如出现超收，用于化解政府债务或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如出现短收，通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或其他预算资金、消减支出实现平衡。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如出现超收，结转下年安排；如出现短收，通过消减支出实现平衡。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财政部门会同各部门研究编制三年滚动财政规划，强化三年滚动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的约束，各部门规划中涉及财政政策和资金支持的，要与三年滚动财政规划相衔接。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级相关各部门。

4.深化绩效预算改革。全面深化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加强全过程绩效预算管理，逐步将绩效管理范围覆盖各级预算单位和所有财政资金。设定绩效目标，完善以绩效目标为依据的预算决策机制，强化结果导向，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强化过程监控，加大预算执行中期评估力度，动态优化预算支出，通过支出过程控制提升绩效。重点推进绩效评价，将绩效评价重点由项目支出拓展到部门整体支出和政策、制度、管理等方面，将评价结果作为编制三年滚动财政规划、调整支出结构、完善财政政策和科学安排预算的重要依据，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益。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级相关各部门。

5.推进专项资金改革。全面清理整合专项资金，对执行到期、功能模糊、绩效不高予以取消，对用途趋同、投向重复、规模较小的予以归并，对政策对象交叉、区域范围重叠的予以调整，形成“投向集中、重点突出、控制有力、结构优化、分配科学、管理有序”的专项资金管理格局。加大统筹整合使用力度，按照“规划引领、渠道不变、重点突破、注重绩效”的原则，制定全县财政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的指导意见，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制定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方案，做好年度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建立科学、公开、透明的分配决策机制，全面实施绩效分配。加强重点领域重大专项资金管理，特别是民生政策资金的管理监督，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制，将评价结果与财政支持政策和资金分配挂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级相关各部门。

6.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格控制政府性楼堂管所、财政供养人员及“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优化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结构。推进建立“三公”经费及其他一般性支出预算安排的审核控制机制，构建厉行节约长效机制。强化部门一般性支出管理控制主体责任，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预算追加，规范项目经费使用范围，切实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级相关各部门。

7.改革财政支持方式。构建支持公益事业发展长效机制。按照以事定费原则，坚持“分类分层、创新机制、动态调整、绩效挂钩”的基本思路，深入推进事业单位经费供给模式改革。转变财政支持产业发展方式。按照州委、州政府“保运转、保民生、转变支持产业发展方式”的财政工作总体要求和“直接变间接、分散变集中、资金变基金”的原则，制定转变财政支持产业发展方式的指导意见，增强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主动性、精准性、实效性；落实

“六大战略”财政奖补办法，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放大、激励作用；设立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吸引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产业发展，促进财政资金与其他资本的有效融合；实施财政金融互动政策，完善融资担保体系，为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增资，逐步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和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风险补偿机制；设立农村融资信用担保基金、建立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设立中小企业贷款应急转贷资金；加大金融机构奖补，激励增加定向贷款，促进扩大信贷增量，改善基础金融服务；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力度，健全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体系，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扩面增项，推动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多元化。建立完善公共领域社会投入机制。制定全县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

（ppp）模式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按照“政府统筹、财政牵头、部门协作、试点先行、逐步推开”的原则，打基础、建机制、强宣传、推项目，稳步有序开展全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级相关各部门。

8.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硬化预算约束，预算未安排的事项一律不得支出，年度预算执行中除救灾等应急支出通过动支预备费解决外，一般不出台增加当年支出的政策；必须出台的政策，通过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资金。加快预算下达，按照预算法等规定时限及时分配下达预算资金。规范预算调整，以预算执行中期评估为基础，在财力允许范围内按轻重缓急原则，每个年度进行不超过二次集中预算调整。不同预算科目、预算级次或项目间的预算资金需要调剂使用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加强财政存量资金、上级安排连续结转两年以上的资金和项目净结余，一律不再新设专项支出财政专户，现有财政专户除按规定经批准予以保留的外，其余专户全部撤销；规范和清理财政借垫款，继续全面开展清理处置财政借垫款工作，对所有财政借垫款进行全面清理甄别，按照“依法合规、分类处置”的原则，制定借款处置方案；严格权责发生制核算范围。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建立资产配置标准制度，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级相关各部门。

（二）建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1.完善政府财政收支划分。在国家调整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基础上，根据州上统一安排，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严格落实按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分享企业所得税政策，实行按比例分享企业所得税。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

2.完善县税收分享机制。坚持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变，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和合理统一原则，规范县税收分享制度。根据《藏族自治州进一步加强政府性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工作的规定（试行）》，建立跨区域项目的财税利益分配机制。

责任单位：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

3.严格落实转移支付制度。在保证县基本财力保障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按照“奖勤”的原则，对税收收入增长快的部门给予激励性补助；按照“协调发展”的原则，对财力较弱的部门给予适当补助。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

（三）完善税收制度

1.推进税收制度改革。贯彻落实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制度改革，加大调节力度，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规范税收秩序，公平税收负担，促进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

2.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深入落实国家统一制定的税收等优惠政策，除法律、行政法规已有规定事项外，安排支出一般不得与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挂钩。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

（四）规范乡村财务管理

1.加强乡镇财务管理。制定《县乡镇财政所标准化建设方案》，在2020年前完成全县12各乡镇财政所标准化建设工作。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12乡镇。

2.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制定《县互联网+精准扶贫记账方案》，在2018年启动全县127个行政村财务互联网+精准扶贫记账，同时健全村级财务制度，规范财务处理程序，建立民主管理机制和财务公开制度，切实维护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促进农村事务管理民主化，为全县“乡村振兴”行动提供重要保障。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12乡镇。

（五）严肃财经纪律

1.严格执行财经制度。严格遵守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等财税法律法规。完善财税法规制度体系，健全规范理财行为的制度规定，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健全规范理财行为的制度规定，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依法行使行政决策权和财政管理权。加强财政收入管理，依法依规及时足额组织收入，加强税收征管和非税收入管理，切实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严格执行国家津贴补贴政策，严禁违规乱发钱物。实行财政资金风险综合防控，严禁虚列支出、挤占挪用和骗取套取财政资金，严格违纪违规问责惩戒，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级相关各部门。

2.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制定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推进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依法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依法实施债务计划和审批管理，实行债务限额控制，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格限定举债程序和资金用途，债务资金必须严格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建立控债化债机制，将新增债务情况作为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建立完善债务管理绩效考核问责机制。推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信用评级制度。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级相关各部门。

财税体制范文篇10

党的*报告要求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这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形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要着重抓好三项工作。

第一，要深化财税改革，建立和健全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推动科技进步、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财税体制。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实现财政体系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主要内容包括：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要逐步做到把政府收入(包括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和各类基金、收费)统统纳入预算管理，接受人大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保持现行财政体制框架总体稳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政府间支出责任界定，为建立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奠定基础。完善中央与地方税收分配比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增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加大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促进地区间财力均衡。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改善民生，逐渐做到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饮用水安全、公路与公共交通、环境保护、廉租房供应、治安、法治环境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税收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等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不断提高转移支付的有效性，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减少管理层级，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管理方式。探索实行县级政府最低财力保障制度，做到保底。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清理、规范非税收入，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将收入稳定、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纳入“费改税”范围，增强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开征物业税，充实基层财力；调整资源税，增加地方税收。

第二，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稳步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使之成为服务“三农”的社区性金融机构。加大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力度，发展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金投资发展金融业。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发展保险市场。稳步发展货币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培育外汇市场。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金融产品和服务收费的市场化定价。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境内企业、个人使用和持有外汇的限制。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坚持国家对大型商业银行的控股地位，加强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等金融基础建设，确保对外开放格局下的国家金融安全。在继续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同时，顺应金融业务的综合经营趋势，强化按照金融产品和业务属性实施的功能监管，完善对金融控股公司、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建立健全存款保险、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制度。建立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应急处置机制。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

第三，要推进国家规划改革，完善国家规划体系，使国家的发展规划和地方的发展规划相衔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减少审批，需保留审批的要规范和简化程序。按照科学发展、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要求，健全和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如五年规划、年度计划和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和协调作用，并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为国民经济的运行提供稳定的环境。在调控方式上，逐步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总量调控为主，努力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也要促进重大结构的优化，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