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发展论文十篇

财税发展论文篇1

现在互联网对于我们来说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互联网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显著的影响着经济效率。

（一）互联网传输技术的低成本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对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作用十分明显。

（二）网络影响交易成本，进而改变产业结构，改变经营管理的模式，最终实现整个杜会的经济效率的飞速提高。

（三）互联网提供的大量的信息资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为企业内部整合、调整结构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提供的动力和压力。

（四）互联网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提供了无限的信息数据库，使我们原来不敢奢望的资源共享成为可能。

（五）互联网的公开和透明，也为政府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广阔的开拓空间，提高政府管理国家的效率。

一个结论昭然若揭：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电子商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它以互联网作为依托，以网上的实物、资讯、乃至服务为交易内容，依靠其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迅速崛起，成为新的热点和增长点。

然而新的事物的产生，必然带来新的问题。随着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电子商务的出现，对传统的税收原则、税收概念与规范形成了冲击，给目前的税收征管带来了很大困难，使国家税收流失的风险加大。本文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探讨我们面对电子商务，在税务、税收政策上所要应对的挑战，以及相应的可以采用的对策。

电子商务定义：

探讨问题首先应该明确定义，对于电子商务的内涵，国际上没有统一的定义，我国经济学界也没有就此达成一致的观点。有观点认为，电子商务就是利用因特网，从寻找客户开始，一直至洽谈、订货、在线收付款、开据电子发票以及电子报关、电子纳税等通过因特网完成的商务系统。也有人认为，电子商务（ElectronicCommerce）是指在因特网上进行的商务活动，即利用互联网技术而形成的新的商业交易模式，其主要功能不仅包括网上电子广告、定货、付款、货物和服务递交等电子交易内容，而且包括市场调查分析、财务核算、生产调度、物资调配等电子商业内容。笔者认为上述定义都停留在表层上，没有真正揭示概念的内涵。作为一个较新的经济学范畴，电子商务至少有以下内涵：（1）它是使用互联网来做广告和出售有形产品；（2）它是使用电子媒介提供服务；（3）它是把信息转化为数据模式，并对数字产品加以传递。

如前简要说明，电子商务的具体形式可归纳为三种：第一，电子商务作为远程销售有形产品的方式。即互联网作为有形产品的交易场所而存在，互联网上实现的仅仅是查看商品目录、发出订单等，有形产品的配送仍通过传统的运输渠道进行。第二，电子商务作为远程提供服务的方式。即使用电子媒介从遥远的地方提供服务，包括通过电话、传真、因特网技术提供信息服务。第三，通过电子商务销售数字产品。即将图表（静态和影像的）、文本或声音转化为数字形式，对同样信息的数字版本加以传送或销售纯数字产品（如电脑程序）等。[1]

电子商务给财政税收带来的冲击

按常理，电子商务仅仅是商务交易手段多元化的一种表现，并没有脱离贸易的实质。也就是说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和交易额的急剧上升，理应大幅度的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政府的财政收入非但没有上升，反而大幅度减少。究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由于很多公司、企业等开始大量转向通过电子商务进行交易，使得传统贸易方式的交易数量锐减，自然就波及到现行税收，造成了损失；其二，立法上的“真空”地带。我们知道，法律本身就一定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只有通过不断的调整，来弥补其滞后性。但是电子商务作为新生事物，不仅发展迅速，而且来势凶猛，大有铺天盖地之势，将我们的立法机关搞的措手不及，我们不得不承认，电子商务的发展的确是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这就使得“税务部门还来不及全面研究制定相应对策，造成网络空间上的征税盲区，本来应该征收的关税、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印花税等税收大量流失。例如：美国函购公司一个公司搬迁到Internet上之后，政府就损失了约30亿美元的税收。美国国内税务署署长玛格丽特??米尔纳，在1996年12月举行的国际税收第九届年会上，对无约束的电子商务可能导致的全球性政府收入的流失表示出了担心。”[2]

随着网络贸易规模的快速扩大，网上税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人们对网上纳税问题也逐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方案。

一是网上贸易就要交比特税，网上的消费行为、服务贸易、电子商务使许多企业和个人逃避了应尽的纳税义务。一个高税率国家的消费者只要付出很少的上网费便可从另一个低税率国家购买到比本国便宜得多的商品。Internet的电子贸易的特殊之处仅仅在于它是一种数字化货物和服务的贸易，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交易的本质。对政府来说，本质上的交易行为都是应该纳税的。另外，Internet上聚集了大量蕴涵知识产权的知识产品，它们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法规的保护，而网上贸易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的享用几乎是无偿的，因此，政府对其征税无可非议。

二是网络暂不征税，面对网络贸易的发展，当务之急是如何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网络贸易和电子商务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现在对网络贸易征税显然为时尚早。此外，目前不能对网络贸易征税也有技术上的原因。网络贸易由于缺乏明确、清晰的地理路线（而这种地理路线正是传统有形贸易的重要特征），网上交易很难确定买方、卖方和交易地点，尽管可以对通过Internet订货而最终由水路、陆路或空运完成交易的货物征税，但却很难对通过网络实现交易全过程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收税。[3]

应该说，上述两个观点也是旗帜比较鲜明主张，比较极端一些。（在**文章中，）我国财税法学领域也有作者提出比较中性的主张，认为应该坚持1.税收中性原则，2.财政收入原则，3.尽量利用既有税收规定原则，4.坚持国家税收的原则。[4]

我个人以为，从目前我国网络中电子商务的交易现状，税务部门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对网络征税，尤其是对电子商务征税。当然，因为我们立法上的不甚完善，应该以引导、规制为主，奉行一个相对中庸一点的政策。上文提到的第三种观点还是相对符合目前的国情的。管是必须的，因为如果置之不理，必然会使国家、企业的资源向电子商务大量转移，原因在前文中已做表述。造成国家税收的减少。加之“放权容易，回收权利难”，有朝一日，当政府发现电子商务已经到了严重危及政府财政收入，不治理不行的时候，会发现口子开的太大，想收时，于民心，于企业心，甚至于在国际交易中的信度都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是要管，但是可以采

用比较柔软一些的调整手段。毕竟从我国的税收实践来看，和西方发达法治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相对西方而言，在网络的安全性、网络的专业性、系统性上也还不可同日而语。

下面我将就我个人对于财税法的理解，给出一些建议。

前提是要把握好“度”，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说“国家既是人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人为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

首先，“无法则不立”要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税收管理法》，《电子签名登记管理办法》，并修改增加我国传统财税法中的相关法条。

其次，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既要有利于促进电子商务交易的健康发展，又要能确保政府实施正常的课税行为；既要学习借鉴各国先进的研究成果和有效的做法，又要考虑到我国电子商务交易的发展现状和我国税收征管水平。

第三，针对电子商务本身交易形式的多元化，细化不同交易方式独立管理方式，应该针对其各自的特点，不一定在统一的模式下管理。

第四，强化税收的管辖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财政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客观上还存在着大量税收流失和财政收支缺口，我们绝不能放弃来源税收管辖权。

第五，借鉴国际电子税收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协作。同时应注意与国际税收体系的顺畅接轨。

第六，针对电子商务的特点，传统的会计、审计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应该做重大的调整。会计：网络会计表现出实时性、多元性、集成性、简捷性、动态性、开放性、智能性技术特征。审计：应构建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特有的审计理论和模式。审计要确保企业战略信息的安全性、可靠性，方便性和完整性。

「注释

[1]吕建锁，论电子商务与税制改革

[2]参考（人大全文数据库经济类2003年）李冰/王洛忠：《浅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若干税收原则》，载《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学院学报200306.

[3]张楚：《电子商务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周忠海：《电子商务法导论》[M]，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参考资料

[1]娄策群、王伟军：《电子商务政策法规导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覃征、李顺东：《电子商务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杨坚争、高富平、方有明：《电子商务法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财税发展论文篇2

关键词：循环经济；财税政策；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前，加快循环经济发展，正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的核心是“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减量化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Reuse）———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再循环（Recycle）———再循环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作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1].上述三个原则在控制自然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加强产品的多次和反复使用，只有在避免产生和回收利用都无法实行时，才允许将废物进行最终的环境无害化处理。

可见，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以物质不断循环利用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活动规范及行为准则。它通过从“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整体社会循环，完成物质的反复循环流动的闭环运动过程，使得在整个经济系统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很少产生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二、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

1、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最佳选择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存在着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的态势。目前，我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又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由于生产中能源等资源利用率低，造成废弃物的大量排放。循环经济体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中将产生重要的作用与深远影响。

2、循环经济是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途径

我国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程的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以资源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来带动经济高增长。目前我国既没有发达国家工业化时的廉价资源和环境容量，也经不起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废物产量的最小化甚至零排放。因此，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稀缺的压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3、循环经济是清洁生产和生态工业的进一步拓展

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与发展政策的主流。清洁生产在企业生产过程的实施以及各企业间工业生态链上的良性循环，不仅节约了资源，减少了生产中的废弃物，而且使这种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的理念扩大到消费领域。于是清洁生产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消费领域，从企业内部走向企业群之间再走向社会，形成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从发展国民经济的高度和广度将环境保护引入经济运行机制。

4、循环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日益密切，环境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的重要障碍。由于我国经济整体环保水平较低，在外贸领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一些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由于在生产、包装、使用等环节的环保要求偏低，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污染产业、有害物质和外来物种入侵将对我国国家环境安全也构成了威胁。因此，要增强我国的环境竞争力，实现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也要求发展循环经济。

5、循环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要实现生态文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表明，我国如果继续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不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态文明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由于经济建设的资源环境基础的制约，物质文明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循环经济作为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满足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共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三、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

循环经济是集经济、技术、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其启动和推广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其中财税政策是比较理想的政策手段，它可以很好地利用市场的力量，包括利用市场本身所具有的有效配置资源的效能。通过财税政策来鼓励对环境有建设意义的活动，阻止对环境有破坏性的活动，就能把经济引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可以从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来分析。

1、财政支出政策

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分类，可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购买性支出又可分为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我国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公路修建等。由于以上公共设施建设的承建企业经济负担较重，所以政府通过投资性的支出，既可以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也可以调动企业建设循环经济的积极性。此外，对污染治理、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公用性事业，政府也应加大投入力度。在购买性支出的消费性支出方面，政府可制定相关的采购政策来促使市场鼓励再循环利用。如1993年克林顿政府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机构采购的所有纸张到1995年必须含有20%或更多用过的废纸，2000年时又增加到25%.这一做法给再生纸提供了日益兴旺的市场，将再生纸由经济上的一种债务变成了一种资产。而在我国除纸张外，家用电器、建筑材料中的钢铁，铝制饮料罐等的再循环利用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政府可通过政府的绿色购买行为，优先采购具有绿色标志的、通过ISO14000体系认证的、非一次性的、包装简化的、用标准化配件生产的产品，以此影响消费者消费方向和企业的生产方向，从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3].

在转移性支出方面，主要涉及到财政补贴。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都通过财政补贴对于相关企业予以支持。如美国国家环保局从1978年开始对设置资源回收系统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根据不同的情况，补贴量为10%-90%；德国对于兴建环保设施也给予财政补贴，其补贴数额相当于投资费用的一个百分点，对建造节能设施所耗费用，按其费用的25%给予补贴；日本政府在《废弃物处理与清洁法》中规定，修建废弃物处理设施要从国库中提供部分财政补贴等[4].而目前我国对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与治污的企业财政补贴仅限于少数几项间接补贴，如利润不上缴、减免税收、先征后返等，这对相关企业的鼓励与支持效果甚微。而对于构建循环经济系统，需要经常性的直接财政补贴的支持。因此，可以考虑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照顾，例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此外，我国还应借鉴国际经验，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从而大幅度地调动企业进行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2、税收政策

（1）调整现行税制。首先，要改革现行的资源税。一是扩大征税范围。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税，这无论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是保护生态环境均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我国的资源税只对部分矿产品和盐进行征收，征税范围狭窄，这不利于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解决我国目前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以及防止生态破坏行为，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草场资源也应尽快被纳入到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二是实行累进课征制。相对于其他税种而言，资源税还具有特殊性，即为了保护有限的资源，针对滥用资源的企业进行的惩罚性税收，因此对资源税的征收应采取累进制方式。也就是将资源的使用量划分档次，不同的档次使用不同的税率，税率逐级跳跃式增加。这样，对于需要大量自然资源输入的企业，较高的资源税率将成为企业的负担，从而迫使企业上马环保工程，转产停产，提高产品价格，加大环保型产品的研发。

其次，开征一些新税种。一是征收新鲜材料税。为了减少原生材料的使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征收新鲜材料税，借鉴其经验，我国也可尝试开征新鲜材料税，从而促使人们少用原生材料。二是征收填埋和焚烧税。这种税在美国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最早征收，也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呼应。垃圾填埋具有成本低的特点，收取填埋税使这条最便宜的垃圾处理途径的成本增加，因而可以使减量和再生利用资源显示出吸引力。此外，还应分期分批的开征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垃圾填埋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对不同地区、部门及污染程度不同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同时加强征收管理，税款实行专项管理，用于环保建设事业。

（2）加大税收优惠政策。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政策层面上，应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因此，借鉴国际经验，对实施循环经济的企业、项目，应给予各种税收优惠。具体来讲，近期可考虑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一是调整高耗能产品进出口税收政策。在进口税方面，降低高耗能产品进口关税，对相关进口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对导致高能耗的仪器、设备、技术的进口提高进口关税与进口环节增值税。二是调整有利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税收政策。加大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研发费用的税前扣除比例；对生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设备的企业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可以实行加速折旧法记提折旧；对购置相关设备，可以在一定额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年新增所得税税收优惠；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减免所得税；对生产在《资源综合利用》范围内的废弃再生资源产品的企业予以免征相关所得税。三是制定鼓励低油耗、小排量车辆的税收政策。低油耗、小排量车辆作为一种节能环保产品，要经过设计———生产———销售———消费———报废的产品生命流程。对其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考虑从这一产品生命流程各环节采取不同措施：在产品开发设计阶段，对企业与技术提供商实行税收减免或补贴，对节能生产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对产品生产企业降低所得税税率；对流通企业实施增值税减免；对消费者免收此类商品消费税，降低此类商品燃料税税率；对专门回收此类商品的企业，在其营业之初，减免所得税。

[参考文献]

[1]王成新，李昌峰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抉择[J]理论学刊，2003，（1）：19-22

[2]周玉梅构建循环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J]当代经济研究，2004，（2）：37-39

财税发展论文篇3

当前，我区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为促进我区产业化升级步伐，加快产业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政府财税优惠政策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保证。政府财税优惠政策制度是政府为了扶持、促优、引导和支持市场主体在某一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或政府择优支持符合政府产业导向的一种活动。其目的是通过政策措施，激励市场主体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本地经济或其它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存在的一些问题

1、对一、二、三产业的政府财税优惠政策中看不出第三产业在政策上的优越性。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目标是“逐步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力争用3—5年时间使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0%以上”。要实现这个目标应该给予第三产业相对于一、二产业在财税优惠政策上更多的优惠。

2、奖励政策主要从投资规模及上缴税收两个方面来考虑，这样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有可能也会进入到奖励政策中来。这偏离了我们奖励政策的初衷，无法达到“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目的。

3、奖励政策繁多，但政府却无具体实施审核奖励的综合协调部门。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衔接，致使同类项目的奖励增多，导致个别有不良行为的企业获得了奖励，未达到奖励应有的激励作用。对获得了奖励的个别有不良行为的企业，缺乏相关的处罚条例。

4、申报程序不符合文件规定操作程序。政府只管奖励，对企业所获得奖励后期所产生的效益和效果关注不够。缺乏对奖励资金的使用情况的监管。

5、财税优惠政策上存在认识偏差，实施细则的不完善等。可能引发奖励争议。如“新办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或上缴税收（指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下同）区级实得部分50万元以上的一般业企业，自开业之日起五年内，由区财政以其上缴税收区级实得部分为依据，按80%、70%、60%、50%、40%的比例，逐年安排资金予以扶持。”资金的安排是一次性给予，还是分阶段给予？还有就是对“一般业企业”的界定问题。因为对“一般业企业”及“现代服务业企业”财税优惠政策上是不一样的。

6、大型企业或优势企业得到优惠政策和奖励多，小型企业得到相对较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建议

（一）建议对文件中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1、对《第二产业政策》第八条之规定

建议对工业企业年纳税额（指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三税”的地方实得部分）减去当年财政扶持款项后比上年度（基数认定）增长XX万元的工业纳税大户，按……奖励：对第九条之规定:这条对首次奖励可行，但建议次年就应该以销售收入的增幅、纳税纳额的增幅来奖励了。以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对第十一条建议界定获得全国驰名商标的方式（司法认定的除外）；且建议对获得驰名商标或名牌产品一种或两种的均奖励一次,且就高不就低，今年获市级、明年获省、部级的，奖励只补差额。

2、对《第一产业政策》第十四条修改与上第十一条相同

（二）改革奖励审批程序和项目申报程序

1、设立区政府发展办或奖励办

专司各种对企业单位的奖励和发展资金管理监督。其职责：奖励资金的审核、政府支持性资金的审核、上报争取项目资金的审核以及政府性奖励资金的使用监管及绩效的分析等。

2、严格申报审批程序。凡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单位），填写申请表，并附相关资料、依据，交由主管部门（或牵头单位）按规定条件进行初审，经区政府奖励办公室进行复审，并征求相关部门（环保、国土、税务、建设等相关部门，核实企业是否存在违法乱纪违规行为而被处罚，企业法人、高管或企业本身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等）意见后报政府领导审批。

3、建立政府奖励或项目申报筛选公示机制。接受广大企业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4、对政府财政给予的无偿扶持发展资金或补贴补助资金等，根据政府产业导向，严格筛选、引入企业竞争机制，经过公开公平竞争产生出扶持企业，并严格资金的管理、使用，确保专款专用。杜绝专项资金的跑、冒、漏。

5必须规定奖励资金的用途，奖励资金只能用于再投资再生产。对没有遵守奖励资金的用途规定的企业，奖励资金应予退返。

（三）建立退返机制。对企业来之初享受了政府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支持的，但企业未满规定年限就退出经营项目或改变经营项目的，应将享受的财政补贴退返政府。防止套取政府财政资金。

（四）建立奖励资金使用的评价机制。对使用奖励资金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企业，给予一定的奖励，促使奖励资金使用的良性循环。

财税发展论文篇4

本文对财税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内外文献做了系统概述，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国外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研究现状；国外文化产业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国内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理论及发展对策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研究的成果，为进一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文化产业；财政投入；税收政策

0 引言

文化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竞争力，以文化为内涵，以科技为支撑，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保障的知识密集型、智慧主导型、资源节约型产业。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也为管理者提供国内外的前沿理论和实践经验，本文首先综述了国外关于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的理论成果，最后总结概述了我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

1 国外文化产业财税政策学术研究现状

文化产业财税政策是各国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下面分别从财税政策的重要性及实施方式两个方面予以概括。

1.1 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的重要性研究

Justin O’Connor通过深入分析文化产业与消费的内在联系，指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消费具有重大的拉动作用，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财税政策。David Throsby分析了核心产业要素的财政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一方面通过提供财政赠款，支持文化产业的资本营运及开支，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直接和间接的税收优惠，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

1.2 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的实施方式研究

针对文化产业的总体发展，各国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财税政策实施对策建议。

Van Puffelen， Frank介绍了伦敦为保持其作为世界性文化大都市的地位，分析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改造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作为一座创意城市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及要加大财政投入和实施差别税率政策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R1ehard Caves认为财政资金主要应投入到某些非营利机构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并且要采取财税等的间接方式引导和鼓励私人企业对文化产业的投资，不干预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

针对文化产业所面临的融资难题，各国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财税政策实施建议。

Nordicity 指出文化产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金融：缺乏必要的金融资本。如安大略省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得益于联邦和省级项目以及税收政策的支持。其次，得益于文化产业的融资环境，如股权融资。再次，得益于一个智能升级的金融机制。Billy Matheson提出多层次的文化产业投资战略，首先，加大联邦政府投资，其次，吸收非文化部门和外来投资，再次形成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

2 国内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理论及发展对策研究

2.1 财税政策介入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

1）文化产业属性研究

叶菊华对文化产品的“外部性”进行了分析，指出财政政策干预文化产品生产有利于文化产品外部性的消除，是财政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王德高、陈思霞、卢盛峰认为文化产品具有公益性，存在市场失灵现象，要求财政政策介入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弥补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

2）财税政策效应研究

廖冶寅、 陈爱东提出了财政政策具有乘数效应的原理，指出财税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必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柳光强运用税收的收入与替代效应理论说明差别性的商品税税率政策，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奚敏华运用杠杆效应理论指出财政资金的导入有利于发挥杠杆效应，构建完善的文化产业投资市场和融资体制。

2.2 文化产业财政投入研究

1）财政资金投入结构研究

周丽俭、蔡璐认为文化产业财政投入结构不合理，平衡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财政支持，加强文化娱乐行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并进一步优化财政文化投入结构。魏鹏举指出公共财政需要重点投入那些对培育国家文化生产力具有战略意义的环节，并根据文化产业发育、发展的不同环节，出台相应的、有针对性的财政投入措施。

2）财政资金投入方式研究

林青青指出应改变财政拨款方式、采用财政入股方式和整合财政专项资金等，推进文化企业经营机制体制改革。杨吉华指出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积极落实国家关于非公有资本、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有关规定，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张歆蕊指出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对文化产业投资经营，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逐步形成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相结合，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投入机制。

2.3 文化产业税收政策研究

1）减轻税收负担研究

马洪范指出文化产业税收政策应针对不同性质的文化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对捐赠个人与企业制定税收减免政策、降低文化企业的税收负担、完善文化产品或设备进出口税收政策和继续执行特种经营的减免税政策。尹利军、吴声怡认为，税收政策对中小型文化企业的重视程度不够，应给予中小型文化企业所得税抵扣、减免等优惠，减轻中小型文化企业的税收负担。

2）税率实施的差别性研究

兰相洁指出应根据文化产业各自的特征，对各种社会效用的文化产品、各种特点的文化企业采用不同的税率。张伟、周鲁柱指出从三个方面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一是降低税率；二是完善差别税率政策；三是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加大鼓励企业和个人赞助或捐赠。

3 总结

随着近年来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文化产业财税扶持政策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产业的特点与财政的扶持存在着某一项的联系，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财税政策支持。2）分析世界各国各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总结其不足借鉴其经验来指导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3）提出财税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如财政直接资助、设立专项基金、体制改革、税收优惠、差别税率等。4）寻求与财政支持相关的文化产业融资方式，如股权融资，文化企业贷款优惠及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等。

【参考文献】

[1]Justin O’Connor.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J].Manchester Institute for Popular Culture， 2008 （8）：16-20

[2]柳光强.完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财政研究，2012（2）：43-50.

财税发展论文篇5

关键词：生态产业；财税政策；研究展望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界对财税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相关的问题的研究给予了极大关注，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产业有关概念与定义的研究。关于生态产业的定义，目前国外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外学者往往根据个人研究的需要，主要从产品生产与服务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的角度来对生态产业进行界定。经合组织与欧盟统计署（Eurostat）1999年的《环境物品和服务产业：数据集合河分析年度报告》把生态产业界定为生产某种物品和服务的活动，这些物品与服务是为了进行测量、预防、限制、最小化、或矫正对于水、空气、土地等的环境损害，以及为解决废物、噪音与生态系统相关的问题。这种生产活动包括减少环境风险以及使污染和资源利用最小化的技术、产品与服务；2006年恩斯特和扬（Ernst}Young）把生态产业划为两大类：污染管理和资源管理；2009年10月荷兰ECORYS咨询公司把生态产业界定为核心生态产业和相联生态产业，把核心生态产业界定为那些可识别的部门，一些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或处于生态供应链上的产业被称为“相联生态产业”。国内学者对生态产业的界定也不统一，学者们主要根据掌握的资料和研究的需要以及自身对生态产业理解来给出生态产业的定义，主要从生态经济角度出发引申出生态产业。韩玉堂（2009）认为生态产业是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以生态经济学为原理和指导，模拟自然生态而建立的人工生态系统。李周，杨荣俊，李志萌（2011）认为生态产业的发展是从生态农业开始的，生态产业的核心是构建一个基于“被利用资源能持续成为再生资源”的生态工业体系，而将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结合起来的生态服务则是生态产业最有前途的增长点。发展生态产业的主要手段有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生态技术开发、资源循环利用和污染全面控制等。李慧明（2012）认为生态产业主要包括与气候治理有关的所有生产与服务活动，也包括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态建筑。马建平（2013）认为生态产业是按照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且具有较高效的生态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集团型产业，生态产业是绿色产业的一部分，循环产业是生态产业的一种类型，且生态产业覆盖范围更宽。吴琼（2014）认为生态产业是继经济技术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发展的第三代产业。生态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

（二）关于支持生态产业发展财税政策选择的研究。由于生态产业的界定没有统一，专门就支持生态产业发展方面来探讨财税政策选择和财税体系的构建方面的研究很少，学者们主要从节约使用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宏观角度来研究构建生态税收体系。已有的研究较多的从与生态产业相关的如环保产业、生态旅游业的角度探讨生态产业财税体系的构建问题。如曲顺兰（2004）建议在税制的设置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生态观念贯穿于税制建设的始终，对企业生产、消费者行为、资源利用等各方面征收一系列税收，从而在税收体系中形成独立的出于生态目的的税种体系。曲顺兰（2004）、李志远（2005）建议生态税收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直接作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如进行资源税改革、推进“费改税”，开征污染税、能源税等；二是间接作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如完善流转税、企业税以及关税等措施来构建我国生态税收体系。李周等（2011）认为建立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创新体系主要是从促进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促进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以及促进科技进步的财税政策三个方面来构建，其中促进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主要从财税扶持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重点支持环保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以及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来实现。贾康（2013）认为，国家对于环保产业税收优惠力度还不够，建议进一步完善对环保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房产和土地使用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关于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运行效应的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财税政策对生态产业影响绩效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讨，主要侧重于财税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行为的影响。如Canton（2006）在《Which Role for Eco-industr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一文中研究了寡头垄断生态产业情况下政府如何制定最优排污税，其研究表明，最优排污税的制定取决于厂商的市场力量，纳什均衡同样存在于寡头垄断市场。Shibli，Markandya（1995）在《Industrial

Pollution Control Policies in Asia： How Successful are the Strate

gies》一文中通过分析中国生态产业发展现状，认为征收排污费存在人为因素，对控制污染缺乏有效性，因为收费只是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而Moledina（2003）在《Dynamic Environmen

tal Policy with Trategic Firms： Prices Versus Uantities》中则认为企业由于要缴纳排污税，因此可能会通过削减产量来达到减少税赋的目的，而对于许可证制度，企业可能会故意提高价格以期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许可证。Wang，Wheeler（1996）在《Water

Pollution Abatement by Chinese Industry Cost Estimat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一文中对中国省际数据研究表明，排污收费制度既不是武断的又不是缺乏效率的，地区间规制手段产生效果不同，主要是由于环境损害的评价以及执行力方面的差异。国内的有关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宏观层面上探讨现行财税政策的节能减排效应，并没有从生态产业的角度出发探讨财税政策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如张磊、蒋义（2008）用我国单位GDP能耗作为解释变量，用与节能减排相关增值税、消费税以及资源税等三个税种各自的税收收入占当年税收收入总和的比重作为自变量，对促进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进行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增值税对节能减排效果显著、消费税和资源税则效果不显著。朱迎春（2012）采用Engle――Granger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节能减排税收政策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各种税种减排效应差异较大，增值税的节能减排效果显著，但仍有改善空间，而消费税和资源税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关于促进生态产业发展财税政策的实践情况。在实践方面，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环境税来控制企业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从而达到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目的，而美国只用排放许可证交易制度来进行环境管制，促进生态产业发展。国内有关生态产业发展的税收的实践现状：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环境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1978年以前有关政策处于空白，这一阶段没有涉及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第二阶段（1978――1994年），将环境保护定位基本国策，开始实施排污收费制度，并制定了有关辅的税收措施。如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三阶段（1994年至今），政策工具逐步丰富。如对利用废物企业的税收减免，对节能治污等环保技术和投资的税收优惠，对污染型产品和项目征收消费税等。我国目前建立的税制体系，五种与生态产业发展有关的税――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以及土地使用税，其税收收入总和占总税收的8%左右。财政支出方面，自2004年起，中央财政预算设立了清洁生产的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清洁生产的规划、培训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冶金、轻工、纺织、建材等污染相对严重行业中的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的建设。

二、总结与评价

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发现，财税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研究和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生态产业的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当前学术界和国家政府部门对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的研究从概念、体制以及实践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但是，从力所能及的文献研究中也发现，生态产业尚属于较新的概念，关于生态产业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步研究阶段，有关生态产业的基本内涵、具体内容以及基本特征等方面尚存在不同的观点。目前关于生态产业理论研究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对生态产业的定义和特征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一般性的描述方面，从理论上没有厘清其基本内涵，也没有提出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由于目前理论界和实践层面对生态产业没有统一的界定，相关数据库尚未建立以及前人学者研究成果缺乏，有关数据的搜集存在一定的困难，影响了对财税政策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宏微观政策效应在实证方面的分析与研究。二是，对于促进生态产业财税政策体系系统化构建的思路和具体实现路径等方面仍缺乏系统研究。财税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影响路径、影响方式及影响效果等许多关键问题尚未进入深入有效研究。我国现行的财税体系中的部分财税政策与生态产业发展有一定的关联，从理论上和实证角度分析其对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激励（约束）效应进行分析还有所欠缺。三是，在实践领域，我国目前的财税政策体系中，虽然财税政策与促进生态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主要是围绕环境保护政策展开的；许多政策也只是大方向上的、简单的规定，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

三、未来研究展望

一是，财税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方法和思路需要更新。未来的研究应研究综合运用生态学、经济学、财政税收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在理论分析方面，未来的研究应遵循“生态产业及财税政策效应基本理论――财税政策影响生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系统化构建”思路。通过运用现代公共财政机制有关原理，设计适应促进我国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机制，对于实现我国生态产业发展，建立生态文明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二是，生态产业的生态产业的概念、内涵、特征和有关内容需要进一步明晰。只有在明晰生态产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系统阐明财税政策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为系统化构建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依据。三是，现行财税政策在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效应需要实证分析。现行财税体系在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方面还存在某些不尽人意之处，只有通过归纳概括现有的与生态产业发展相关的财税政策及相关政策的运行现状，并从理论上探讨财税政策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路径、影响效应等，重点分析相关财税政策（如所得税优惠、增值税抵扣优惠、资源税以及消费税等），对生产和消费生态产品和服务的厂商和消费者行为选择的影响。从宏观层面上采用Engle―Granger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现行与生态产业发展相关财税政策，对生态产业发展发挥的政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侧重考察财税政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应以及环境效应。从微观层面上探讨，与生态产业发展相关的财税政策，对企业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对企业生产效益的影响等。将生态产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企业投入/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消费税税负、企业所得税税负、增值税税负以及政府环保支出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收集一定数量的样本数据，用Eviews6.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实证结果。只有通过实证分析，才能详细准确评价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在促进生态方面的政策效应，从而从完善财税政策角度加快我国生态产业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四是，现行的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来的研究通过从宏观跟微观层面上实证分析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变动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得出相关结果，并以此为基础，分析现有财税政策在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完善现行财税政策，系统化构建新的财税体系促进我国生态产业加快发展，重点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着手建立可操作性、系统性的现代财税体系。

参考文献：

[1] OECD，Eurostat，“The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Industry： Manual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1999.

[2] Ernst &Young，“Eco-industry，Its size，Employment，Perspectives and Barriers to Growth in an Enlarged EU”，Report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2006.

[3] ECORYS，“Study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U Eco-industry”，Final Report-Part 1，2009.

[4] 李周，杨荣俊，李志萌.产业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绿色发展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0.

[5] 李慧明. 气候政策立场的国内经济基础――对欧盟成员国生态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J].欧洲研究，2012，1.

财税发展论文篇6

关键词：税务会计模式；财务会计；发展趋势

一、税务会计的模式

从国际范围看，税务会计模式主要有以美英为代表的财税分离模式、以法德为代表的财税合一模式和以日本为典型的财税混合与协调模式。

（一）投资者导向的税务会计模式——财税分离型

周仕雅、刘凌雷（2005）的定义是以债权人、投资者的利益为导向，税法对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所反映的收入、成本及收益的确定不发生直接影响，各个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等都遵循财务会计准则进行核算。张惠群（2010）指出这种税务会计模式允许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差异的存在，财务会计有充分的独立性，不受税法的约束。

周仕雅、刘玉龙（2011）对该模式的优缺点进行了简洁的概括，认为优点主要是财务会计可以充分实现会计为投资者服务的目标，而税务会计可以充分实现为纳税人服务的目标，缺点是同时编制两套会计报告，无形中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二）政府导向的税务会计模式——财税合一型

林春雷（2005）、林易（2010）指出，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财务会计处理遵循税法，税法对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所反映的收入、成本、费用和收益的确定发生直接的影响。汪国义（2012），王淑美、张小峰（2012）也指出在这一税务会计模式下，客观上要求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保持一致，会计事项的处理要遵守税法相关规定。

对于这种模式的优缺点，周仕雅、刘玉龙（2011）认为优点是企业无须面对

两套不同的会计制度，因此也无须通过另外的核算体系来单独核算，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成本。彭媛媛（2008）指出该模式克服了英美等国税务会计模式的缺点，可省去一系列复杂的调整。

（三）企业导向的税务会计模式——财税混合型

周仕雅、刘玉龙（2011）指出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以协调为主，而且这种协调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依据。汪国义（2012）也指出在该模式下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在完善的法律依据保障下相互协调，其独立性介于合一型和分离型两种模式之间。

吕冬颖（2003）指出，该模式的优点是吸引国外资金，促进企业管理水平提高，公平税负。彭媛媛（2008）指出该模式吸收分离式和合一式的优点，避免单一模式的不足，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更具灵活性和实用性。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税务会计模式的研究是比较深入和完善的，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献资料，对几种主要的税务会计模式都达成了一致的认识。为我国选择适合自己的税务会计模式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参考资料，使我国在不断完善税务会计模式的道路中借鉴外国的优秀经验。

二、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

我国税务会计发展历程大致是由“财税合一”到“财税分离”再到“财税分离与协调”，从原来高度重合逐步调整并向分离模式逐步转变，应该说这一发展趋势与国际会计发展方向相一致。

（一）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现实选择的原因

汪国义（2012）认为我国已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税收体制还不完善，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的差异要求我国采取分离式的税务会计模式。此外，实行财税分离，可以直接降低征税机关成本，间接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王华明（2009）指出，完善我国会计学科体系的需要，改进我国企业税务会计信息的披露以及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都要求建立独立的税务会计。

叶建芳（2004）认为，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分离既是税收和会计自身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需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发展趋势

对于我国税务会计今后应该如何发展，各个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建立倾向于英美的财税混合型税务会计模式；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税务会计模式应当从财税混合模式逐步过渡到财税分离模式；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应尽快建立财税分离模式下的独立税务会计体系。

王华明（2009）认为，我国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所得税和增值税为主体的复合制独立税务会计模式；张蓉、苏敏（2011）认为我国应采取适度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同时对所得税和流转税的财税分离进行并重把握；于立梅（2009）认为，我国不应采取“过度分离”的模式，应该采取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协调发展的混合模式。

从以上对我国税务会计模式选择的原因和发展趋势的文献来看，各学者在今后税务会计模式发展趋势方面的认识，大多主张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但是“完全分离”还是“适度分离”，各学者的看法则不尽相同，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三、总结

总的来说，我国对税务会计的理论研究还是比较深入与全面的，在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与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也基本达成了一致。但是，由于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着企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情况。所以，对于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发展，仍然需要广大学者继续做更多的研究，从理论上完善税务会计模式，使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紧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我国税务和会计法律法规的完善方向，采取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税务会计模式，为企业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框架，为实现经济的稳步发展做好制度后盾。

参考文献：

[1]张蓉，苏敏.从国际税务会计模式比较看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及完善[J].财税论坛，2011（8）：144.

[2]张惠群.关于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探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12）：28-29.

财税发展论文篇7

提要：本文按时间顺序对我国财政理论的变化进行综述，突出我国财政体制理论形成的特殊性，重点归纳西方财政联邦主义对我国“分税制”体制理论产生的影响。

由于“国家分配论”研究的主要是关于财政本质这一财政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缺乏系统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对财政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关注的比较少，所以，作为财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财政体制，在我国的财政理论中缺少比较系统的论述，更多则是体现在财政实践中“原则论”指导下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调整以及对运行状况的评价。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选择了以国家为决策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国家掌握了几乎全部的权力资源，也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中国特有的“国家分配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的财政体制“原则论”。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发生转变，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对我国的财政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财政学者借鉴财政联邦制对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实践中，财政体制的“原则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一、建国初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理论发展：大一统的财政体制

建国初期，我国财政理论尚处于摸索期，还没有形成自有理论体系，在财政实践中，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也是高度统一的，强调的是国家财政活动的统一性和计划性。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尽管针对地方财政缺乏积极性的问题，一直在探讨如何克服财政体制的过分集中，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领导”始终都是作为基本前提而存在的。

1951年出版的《新财政学教程》（丁方、罗毅，1951）设置专节介绍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和收入关系问题，但未做出理论上的概括。到五十年代后半期的财政理论基本出现在国家的政策决策以及领导人的论著当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像这样多，情况像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实际上是规定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体制的基本原则，即在不否定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财政管理体制的适度分权，而计划经济下的这种分权只是行政性分权（吴敬琏，2004）。1964年出版的《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管理体制问题》（许飞青、冯羡云，1964）对我国的财政体制问题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在这两本专著中，分别论述了财政体制的概念、体制建立的原则、收支划分的方法以及我国民族地区财政体制问题等，并对财政体制建立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取得了一致。许飞青还对中央与地方集分权的数量界限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支出三七开”、“收入对半开”、“地方经济建设支出不超过50%”等观点，开创了我国财政体制从经验数据上总结数量界限的研究思路。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性分权是在“放权让利”和“调动积极性”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自建国至1979年的财政体制，经历了从集中到较为分散又到集中的过程，但其基本形式没有多大的改变（杨之刚，1999）。

二、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理论发展：包干制与分税制之争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提出了改革要求。我国的财政理论界也逐渐认识到财政体制的重要性，开始总结以往计划型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并着手探索市场型财政体制模式。“财政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规定、制约着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的经济关系。因此，财政体制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环节之一”（贾康，1987）。中央的“财政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单项分步进行的，先后实行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贷款，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包干制’，两步‘利改税’等政策”（王绍飞，1988），经历了多次变革，但“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还未能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模式”（刘溶沧，1987）。此时的理论界已经受西方财政理论的影响，提出按税种划分财政收入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客观必然性，即“利改税后，企业只按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不再按隶属关系向各级主管部门上缴利润，这就必然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划分向划分税收的方向转化”（马国强、吴旭东，1985）。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客观分析了“包干制”的弊端。贾康认为，财政包干制束缚了企业活力的发挥，强化了地方封锁、地方分割的“诸侯经济”倾向，客观上助长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投资膨胀，使得中央和地方关系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导致国家财力的分散。1986年分税制改革方案的破产，但财政理论界并没有停止对财政体制改革的探讨，进一步分析了行政性分权的弊端和各层次经济活动当事者的行为，认为“行政性分权的局面不宜久存”（楼继伟、肖捷，1987）。张馨认为，分税制基本上可以解决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我国财政工作的财政体制难题，他还分析了分税制难以推行的真正原因，例如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财政收入中税收的地位、地方公债发行权等问题。由此，他主张应该分阶段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进行改革。刘尚希则依据财政体制应与经济运行相融合的理论，提出了涉及我国财政体制的两条基本原则，并对发达经济区域和落后经济区域在职权配置、收益形成、企业和政府关系、收支划分方法等方面的差别作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区域性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刘尚希，1991）。刘黎明、刘玲玲、王宁还用数学方法分析了财政包干制中存在的体制弊端所形成的讨价还价博弈机制，进一步揭示分税制改革的必然性及其体制上的优越性。在与西方的财政联邦制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后，张馨还将我国建国以来的财政体制理论概括为“体制原则论”，主张“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实质上是“国家分配论”的一个理论分支。张馨认为，这种理论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演变趋势，市场经济要求中国的财政体制向分级独立的财政体制模式转换，但原则论强调各级财政收支都要纳入国家预算，因此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也需要借鉴西方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三、1994年税制改革至今的理论发展：“分税制”应不断完善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体制的弊端，陈共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辅之以若干辅助税种的较规范、完整的税制体系；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合理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既保证了中央集中适当的财政收入，又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并且中央财政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和调控余地，有利于实行有效和有力的转移支付制度（陈共，2005）。但寇铁军认为，分税制的基础缺乏科学性，税收返还和补助制度尚不规范，尤其是体制的分配格局是以现行税制划分为基础的，随着各种收入格局的变化，进一步调整税种划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按照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带有明显的旧体制痕迹，改革的渐进性也致使地方税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以及整个改革只在增量上做文章，并没有触及存量问题。针对财政实践中现行“分税制”所存在的问题，财政理论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思路：

1、从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来看：张馨从双重财政结构理论出发，提出我国的财政体制不仅应该分税，而应该分税与分利相结合，这一观点是基于我国拥有众多的国有资本而提出的。寇铁军认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以集权为主、分权为辅，形成中央集权下的地方分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谢旭人也指出，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方向，是实行分级分税财政体制。从国外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均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事权可以下放，但财权相对集中，中央或联邦政府集中部分财力，对地方实行转移支付制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分开，税收征管机构分设，财政资金采取规范化的分配方法。

2、从地方的财政自来看：由于中西财政体制的根本差异在于“地方财政的独立程度不同”（张馨，1993），所以许多学者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着重点放在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赋予和地方税体系的建立上，目的就在于扩大地方财政的自，以符合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有效性。杨之刚认为，地方人大应具有独立的地方税立法权，对地方税税基的计算、税率的制定以及征收办法等，地方人大应该有一定的自，但不得不侵犯全国性的税法和国税税基，或者“税收基本法和税收征管程序综合立法归中央专属，至于税收实体法及税种具体征纳程序法，则可视情况划归中央或地方或中央与地方共享”（孙开，2004）。邓子基提出了优化地方税制结构的近期、中期以及远期目标，他认为近期目标是构建以营业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体系，并对一些辅助税种进行调整；中期是要建立以所得税、财产行为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设计应重点放在资源税、环保税等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种上；远期目标就是建立以财产行为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配置则应着重放在符合科学发展观、有利于循环经济确立的行为类税种上。

3、从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角度来看：寇铁军提出，健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应是由转移支付多重目标和多样化手段所组成的，并借鉴OECD主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模式，论述了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的模式选择、若干重要因素以及技术性问题。杨之刚和马栓友也在比较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制度后，指出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以平衡补助为主，注重财政分配的横向和纵向平衡：建立制度初期，应以较低的公共服务水平均衡为目标。财政理论界在以国际视角提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差异的同时，也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从1995年到2000年，考虑各地方转移支付因素时的地区经济收敛系数反而比不考虑该因素时的收敛系数小，说明转移支付并没能促进区域经济收敛，即转移支付没有取得均等化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的不科学、不公平”（马栓友、于红霞，2003），“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对无条件拨款和专项拨款的使用界限不清，专项补助多固化为对某些地区的固定补助，项目繁多，且疏于管理”（李齐云，2002）。而且，对均等化起主要作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其测算方法还存在诸多问题，“转移支付办法中对标准收入的确定虽采用了公式法，但是只有本级标准收入采用了税基和税率的办法，所占比重有限”（李晓红，2002）。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馨，杨志勇.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第1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王绍飞.明确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加快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J].中国财政，1988.2.

[3]陈共.1994年税制改革及分税制改革回眸与随感[J].地方财政研究，2005.1.

[4]寇铁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J].财经问题研究，1995.12.

[5]张馨.我国财政体制的双元模式[J].国有资产研究，1996.3.

财税发展论文篇8

汤教授的讲话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关于公共财政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财政的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阵容及其实行机制、公共财政框架完善以及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地位等 问题 。第二，基于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当前分布实施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公共财政的相关问题

汤教授认为尽管公共财政的相关 内容 存在诸多方面争议，但是总体看，公共财政具有其道理，个人赞同这个提法。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有特定的论述。该论述要求分步实习税制改革，并具体提出了实施分步税制改革的八项具体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国家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以及整个财政制度。

汤教授认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原则，从理论上讲，是以市场失效和 社会 经济全面、持续健康 发展 为标准。因此，只有那些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政府和公共财政应当介入。由此，导出公共财政的介入领域范围。

（一）公共财政的特征和应当介入的领域

公共财政的含义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建立的财政收支活动新的机制和新的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公共财政的基本点包括：（1）弥补市场失灵的财政；（2）公共财政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3）非营利性的财政；（4）法制化的财政。

公共财政涉足于公共领域。从一般的角度讲，公共领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包括；（1）第一个层次：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 法律 、公共工程与支出、公共服务；（2）第二层次：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完善等；这两个领域都是公共服务应当介入的领域，也是公共财政应当涉足的领域。（3）从特殊的角度来看，应当联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看。从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看，发展 中国 家比发达国家需要介入的领域更多，某些私人资本在一些领域无法介入。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市场失灵领域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三层次。（4）我国特有的国情：地域广阔、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公有制经济比重大，改制改组的难度较大，必须政府介入。我国的经济发展国情构成我国公共财政的第四个层次。（5）另外，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我国的公共财政的范围还涉及到宏观调控领域。

（二）公共财政的职能和机制

财政的范围由政府的只能决定，同时这两者以一定条件下经济体制为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包括 政治 、社会、文化 教育 和经济管理管理职能。基本职能直接配置资源和间接调控私人配置资源的能力。具体表现为，提高市场资源配置的能力、稳定经济的能力，维护公平的能力，拉拢经济体制的能力完善经济发展的能力，完善经济体制的能力、法制的能力，对外宣传的能力等八项。政府的这些职能规定着财政职能运行的方向，规范着财政职能的范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的暂行定位，反映在财政领域就是建立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性财政。财政职能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公平分配职能和稳定社会发展的职能。除了这些传统职能之外，对应政府的职能的转换，财政职能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构建。

公共财政框架体系至少包括：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制度；构建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完善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进一步完善票款分离、收支两条线的支出管理制度；进一步推进 农村 税费改革；完善宏观调控的协调机制；实行权责化的政府 会计 ；建立政府管理信息制度。

关于税收和公共财政关系有三种观点。第一，建立和规范以税收收入为主，以辅助化收入为辅的财政体系。税收收入是基本内容，制度化收费处于辅助地位。采购成为新的 金融 工具。公共财政应当以税收为主要的手段。因此，公共财政改革以税制改革为基础，其中税费改革是关键和难点。第二，在市场经济中，在总体上税收制度应当保持较高中性，它对配置资源非常重要。保持税收的中性要求依法治税。税收制度也成为财政制度的中心。第三，在公共财政下，政府收入来源于社会的公共收入。政府提供的是个人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无需偿还的财政收入，即税收。税收成为公众取得公共服务的对价。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公共收入的基本甚至唯一的形式。此外，还应当考虑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公共财政的直接来源是公众提供的税金，因此公共财政应当保障纳税人的正当权利。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本身就是公共财政的目的。

二、 当前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几个想法

（一）税收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依据

1、应当把中国税制改革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下，放到世界性税制改革背景下 分析 。

关于世界性税制的改革的理论依据和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世界税制改革有三大理论依据：公平课税论、最优课税论和财政交换论。对于该三项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汤教授认为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后区分性借鉴。

关于公平课税理论。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收益原则和课税能力原则。理想的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综合所得概念，宽税基。既要强调横向公平，又要强调纵向公平。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我国进行税制改革应当以公平税负理论为依据。但存在一定问题。税费加上无法统计的制度外收费大约占30％。因此，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合理的借鉴。

关于比较有分歧的最优课税 理论 。汤教授应当承认其在世界税制改革中发挥过的重大作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最优课税理论是获得诺贝尔奖两种财政税收理论。其中强调的最优商品课税、最优所得课税、以及最优商品课税和最优所得课税的最优搭配值得我们思考。尽管该理论中的很多假定并不存在或者有一些前提，但是这种思路给我们很大启发。比如，应当注意到产品的需求弹性和税率的关系。对于需求弹性较小的应当征收较高税率。这些思路应当值得我们思考。再如，最低边际税率和最高边际税率都应当低一点，应当选择合理区间，这样一个视角具有其价值意义。应当注意税率的调整和效率的关系。此外，维克里较早提出中性税收的思想，尽可能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汤教授认为，把税收的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等细化一下，可能就推断出最优课税理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个人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导致劳动者的逃税动机，另外这样的边际税率在实际中很少得到运用。因此，最优税收理论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

关于财政交换论。财政交换论和法制已经宪法 经济 学联系较为紧密。中心 问题 是如何约束不良政府行为。政府从公民哪里获得财产应当如何限制？汤教授主张通过重新确立一套经济和 政治 活动的宪法法制，对政府权力实施宪法上的约束。税收设计属于宪法问题，税制改革应当属于立宪性问题。税收法定原则等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主张应当约束预算和平常所讲的政府权利来源于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等理论是一致的。政府的财政权利来源于宪法，立宪原则还涉及到许多公共财政思路：公债、预算、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财政交换理论的核心——贯彻税收法定主义有其道理。

2、关于 中国 税制改革的背景，汤教授还从经济全球化态势和十六届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 背景下进行了 分析 。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可以看出我国税制改革的紧迫性。国际层面上的税制改革应当考虑到税收竞争和税收协调问题、居民管辖权原则和来源地管辖权原则问题等。我国进行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当看到我国税制和世贸组织基本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我国税制改革还应当考虑如何按照国际惯例经济贸易区域化、国际税收协调等对国际税收产生 影响 ，并最终如何和国际进行接轨，怎样和国际减税浪潮协调。

另外，汤教授认为现今倡导的税制改革并非新一轮税制改革，而应当是94年税制改革的后续部分。

（二）关于现行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关于加快增值税暂行试点工作。中央已经在东北八个行业进行增值税转移试点工作。对当年新增加的机器设备中所包含的税进行试点，范围并不是很大。汤教授认为，不应当因为局部过热而延迟增值税试点工作。 目前 投资过热有结构性原因。因此，既然主要的行业都已经试点了，其他的行业应当改革。另外，试点的时间不宜过长，应当向全国较快推开。可以借鉴很多国家的做法。采取分步到位办法。其中，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应当进一步降低。

2、关于两法合并问题。两法合并工作已经展开。其中，关于两法的名称，主导意见仍然采用《 企业 所得税法》的名称，但在条文表达中体现法人所得税的精神。但也有有人提出一步到位，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现行企业所得税界定纳税人的关键是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其弊端日益显露。因此，尽量与 会计 制度保持一致，以减少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纳税和征税的成本。其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问题，大体的倾向是在25％左右。

3、加快消费税的调整问题。前段时间，官方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进行辟谣。汤教授认为，消费税应当加快调整步伐。选择性强是消费税的特征。消费税和现在经济 发展 不相适应。因此，应当完善消费税，适当提高消费税基。对于某些环境污染严重的，资源稀却性的，国家垄断性的，资源不再生的，倾向于适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破坏环境等的，也应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小汽车，老百姓都认为高档的消费品等并且具有一定财政意义的，可以适当扩大税基。对于化妆品等应当作出不同的调整。对于某些高消费性行为有人主张开征消费税。在营业税基础上加征消费税。

财税发展论文篇9

    2004年1月,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研究生税法研究会联合组织的《中国高校财税法教学改革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财税法教学人员认为,当前我国财税法课程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教学内容与实践的结合以及教学方法不足,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教学人员认为,除了上述问题以外,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教师自身素质有待提高也成为财税法教学发展的瓶颈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当前我国高校财税法教学现状的剖析,对我国高校财税法教学改革提出几点思考。

    一、我国高校财税法教学现状

    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年轻学科,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而财税法学学科的教育也随着学科发展一起突飞猛进:财税法学教育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有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为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法律人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而且财税法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实用行、现代性程度比较高的学科,财税法教学过程中的弊端也日益显露。

    (一)财税法教学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如前所述,随着经济的发展,财税法作为法学领域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开始逐渐凸显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同与重视,财税法教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也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财税法学科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就学科建设和教学实践而言,财税法教学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财税法教学与财税法的重要地位十分不协调。这些都源于传统法学教育体制的缺陷:重视理论型学科的教学和知识灌输,忽视实用型学科的实践训练和创新能力培养;重视法学核心课教育,忽视专业选修课和与法学相关学科知识的教育等。这样的弊端对于财税法教学的发展无疑是挡路之虎,具体表现在:在课程设置上,部分高校将财税法作为任意选修课,即使是经济法专业将财税法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却在课时安排上大大缩减了教学时间,在短短的36个课时将财税法的内容详细讲述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

    (二)财税法教材内容不足

    “因材施教”表明教材内容是是教学的基础环节,如果没有一本好内容的教材就无法让学生们把财税法学的更好,而在我国,本科生财税法教材基本上是由非法律专业的财经类教学人员参与编写的,其内容涉及法律性不足,而且内容严重更新慢,不能适应我国财税法治建设不断变化发展的实践。目前法学专业的财税法教材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容过于繁杂,少则三四百页二十余章,多则七八百页三十来章,大量内容需要学生自学,更多的是起到了教学参考书的作用;二是内容更新跟不上立法实践和征收实践的需要,不少内容教材一出来就已过时,三是教材编排体系不合理,偏重财税法基本理论的阐述,缺乏相关案例和实践环节的设计,使得原本抽象、晦涩的理论更加枯燥乏味。

    (三)财税法教师素质有待提高

    财税法与生俱来的专业性和综合性,使得其对从事财税法教学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现有的师资现状却无法很好的满足教学的需求。首先,财税法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很多院校在开设财税法课程时,专业主攻财税法方向的教师数量薄弱,相当一部分财税法教师是被“逼上梁山”,或暂时从其他的学科或学院借调过来的,,没有形成合理的教学梯队。其次,税法教师自身知识结构不合理。大部分法学院校的财税法教师都是法学科班出身,大多数都是“半路出家,自学成才”,缺乏必要的经济学和会计学等相关知识的支撑,知识结构先天性不合理,大量法学教师的接触面与税种计征的实践有相当距离,也就只有“半瓶水”,要教好实在有相当的难度。

    (四)财税法教学方法存在不足

    在财税法的教学中,大部分非法律出生的财税法讲解老师多以讲授为主,鲜有生动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使得财税法教学缺乏与实践结合。而从专业来说,财税法内容丰富、抽象,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讲授的深浅度不易把握,而财税法本身入门成本较高,再加上学生缺乏对经济学、会计学、税收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了解,若只采取讲授的方法,学生的学生积极性无法很好的被调动起来,学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而不能自主的吸收,这种“重知识传授、轻技能培养;重理论讲解、轻实践培训;重法条注释,轻法律精神的培养;重老师授课,轻学生的能动性”的教学模式对实用性较强的财税法学教学是行不通的。

    二、我国高校财税法教学改革的思考

    (一)转变观念,重视财税法教学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要想改变财税法教学不受重视的现状,高限财税法教学改革首先应转变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重视和加强财税法教学,改变财税法“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将财税法设为法学专业必修课,在教学中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一方面,高校在财税法教学中要贯彻“以学生为本”的发展观,坚持学生第一位,把对学生的培养放在财税法教学中心的位置,围绕培养学生的实践素质来开展。在设计培养目标时候,要更好地抓住学生的学习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要按教学规律、特别是财税法教学规律进行相关的教学安排。财税法学科体系庞大,内容复杂,在课时安排上要保证充足的教学时间,使学生真正学有所获、学有所得。另一方面,高校在财税法教学中还要贯彻“以教师为本”的发展观,重视对财税法教师的培养,发展和壮大财税法教师队伍,尤其是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通过进修、培训、压科研担子来促进财税法教师的业务素质的提高,从而为优化教学效果打下基础。

    (二)开拓创新,编写优秀财税法教材

    教材建设是税法教学改革的基础,一本优秀的教材对实现教学目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的财税法教学整体水平偏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缺乏一批高质量财税法教材。因此,组织法律专业人员编写内容丰富的财税法教材,在编排体系上遵循科学规范的方式,并且适合法学本科学生学习,对于财税法教学是相当重要的。具体而言,首先要突出财税法现代性的特点,在教材编写上要具有前瞻性,既要反映财税法治建设发展的现实状况,又能对财税法制建设发展的未来做出预测。其次,由于财税法本身的经济性、专业性和综合性,使得财税法教法内容比较繁琐、抽象、晦涩,因此在教材的编写上,更要注重内容的精炼,语言的通俗,以及与相关社会事实的联系,增强财税法教学的亲和性,使得学生对于财税法的基础理论易于理解,并且提高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他们将财税法知识用于实践的能力。第三,要改变以往教材在编排体例上的不科学,着重加强学生对财税法基本理论的理解。

    (三)与时俱进,提高财税法教师素质

    众所周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财税法课程本身复杂性、专业性、前沿性和综合性的学科特点,对财税法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完成现有知识的传播,而且要走在知识发展的前沿,站在时代和学科发展的高度,讲授出具有前瞻性的知识。因此,要改变财税法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以及后续力量不足的现状,财税法教师应当与时俱进,提高自身学习能力,培育终生学习观,及时了解和掌握财税法领域最新发展动态,并结合教学内容向学生讲授;同时,对“半路出家”和“逼上梁山”的财税法教师,特别从事财税法教学时间不久的中青年教师,要想获得较快的进步和较大的发展,必须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尽快熟悉新的教学内容、适应新的教学岗位和新的教学环境。

    (四)优化整合,改革财税法教学方法

    财税法教学内容纷繁复杂,涉及现实经济生活诸多方面,故而,财税法的教学方法更应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教学方法的设计上应本着“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重在启发”的原则,学生的层次选择教学方法。即在传统的讲授法的基础上强调基础理论与案例实践的结合。课堂讲授要把握“精”和“准”,“精”即基础知识点、重点、难点,“准”即基础知识点、重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与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的良好手段。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教学目标、教材内容、教学环节的需要,培养学生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用法律尺度评价社会现实的思维模式,了解学生对前面讲授过的财税法及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条件许可的话,还可以结合财税法专业课教学,定期聘请资深又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税收实务人员讲授实践性专题讲座,使学生对财税法的现状、问题、发展动态等有充分的理解和把握,增强他们学习的紧迫感。

    三、高校财税法教学改革的意义

财税发展论文篇10

汤教授的讲话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关于公共财政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财政的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阵容及其实行机制、公共财政框架完善以及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地位等问题。第二,基于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当前分布实施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公共财政的相关问题

汤教授认为尽管公共财政的相关内容存在诸多方面争议,但是总体看,公共财政具有其道理,个人赞同这个提法。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有特定的论述。该论述要求分步实习税制改革,并具体提出了实施分步税制改革的八项具体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国家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以及整个财政制度。

汤教授认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原则,从理论上讲,是以市场失效和社会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为标准。因此,只有那些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政府和公共财政应当介入。由此,导出公共财政的介入领域范围。

(一)公共财政的特征和应当介入的领域

公共财政的含义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建立的财政收支活动新的机制和新的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公共财政的基本点包括:(1)弥补市场失灵的财政;(2)公共财政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3)非营利性的财政;(4)法制化的财政。

公共财政涉足于公共领域。从一般的角度讲,公共领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包括;(1)第一个层次: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公共工程与支出、公共服务;(2)第二层次: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完善等;这两个领域都是公共服务应当介入的领域,也是公共财政应当涉足的领域。(3)从特殊的角度来看,应当联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看。从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需要介入的领域更多,某些私人资本在一些领域无法介入。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市场失灵领域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三层次。(4)我国特有的国情:地域广阔、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公有制经济比重大,改制改组的难度较大,必须政府介入。我国的经济发展国情构成我国公共财政的第四个层次。(5)另外,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我国的公共财政的范围还涉及到宏观调控领域。

(二)公共财政的职能和机制

财政的范围由政府的只能决定,同时这两者以一定条件下经济体制为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和经济管理管理职能。基本职能直接配置资源和间接调控私人配置资源的能力。具体表现为,提高市场资源配置的能力、稳定经济的能力,维护公平的能力,拉拢经济体制的能力完善经济发展的能力,完善经济体制的能力、法制的能力,对外宣传的能力等八项。政府的这些职能规定着财政职能运行的方向,规范着财政职能的范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的暂行定位,反映在财政领域就是建立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性财政。财政职能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公平分配职能和稳定社会发展的职能。除了这些传统职能之外,对应政府的职能的转换,财政职能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构建。

公共财政框架体系至少包括: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制度;构建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完善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进一步完善票款分离、收支两条线的支出管理制度;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完善宏观调控的协调机制;实行权责化的政府会计;建立政府管理信息制度。

关于税收和公共财政关系有三种观点。第一,建立和规范以税收收入为主,以辅助化收入为辅的财政体系。税收收入是基本内容,制度化收费处于辅助地位。采购成为新的金融工具。公共财政应当以税收为主要的手段。因此,公共财政改革以税制改革为基础,其中税费改革是关键和难点。第二,在市场经济中,在总体上税收制度应当保持较高中性,它对配置资源非常重要。保持税收的中性要求依法治税。税收制度也成为财政制度的中心。第三,在公共财政下,政府收入来源于社会的公共收入。政府提供的是个人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无需偿还的财政收入,即税收。税收成为公众取得公共服务的对价。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公共收入的基本甚至唯一的形式。此外,还应当考虑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公共财政的直接来源是公众提供的税金,因此公共财政应当保障纳税人的正当权利。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本身就是公共财政的目的。

二、 当前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几个想法

(一)税收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依据

1、应当把中国税制改革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下,放到世界性税制改革背景下分析。

关于世界性税制的改革的理论依据和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世界税制改革有三大理论依据:公平课税论、最优课税论和财政交换论。对于该三项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汤教授认为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后区分性借鉴。

关于公平课税理论。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收益原则和课税能力原则。理想的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综合所得概念,宽税基。既要强调横向公平,又要强调纵向公平。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我国进行税制改革应当以公平税负理论为依据。但存在一定问题。税费加上无法统计的制度外收费大约占30%。因此,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合理的借鉴。

关于比较有分歧的最优课税理论。汤教授应当承认其在世界税制改革中发挥过的重大作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最优课税理论是获得诺贝尔奖两种财政税收理论。其中强调的最优商品课税、最优所得课税、以及最优商品课税和最优所得课税的最优搭配值得我们思考。尽管该理论中的很多假定并不存在或者有一些前提,但是这种思路给我们很大启发。比如,应当注意到产品的需求弹性和税率的关系。对于需求弹性较小的应当征收较高税率。这些思路应当值得我们思考。再如,最低边际税率和最高边际税率都应当低一点,应当选择合理区间,这样一个视角具有其价值意义。应当注意税率的调整和效率的关系。此外,维克里较早提出中性税收的思想,尽可能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汤教授认为,把税收的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等细化一下,可能就推断出最优课税理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个人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导致劳动者的逃税动机,另外这样的边际税率在实际中很少得到运用。因此,最优税收理论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

关于财政交换论。财政交换论和法制已经宪法经济学联系较为紧密。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不良政府行为。政府从公民哪里获得财产应当如何限制?汤教授主张通过重新确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法制,对政府权力实施宪法上的约束。税收设计属于宪法问题,税制改革应当属于立宪性问题。税收法定原则等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主张应当约束预算和平常所讲的政府权利来源于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等理论是一致的。政府的财政权利来源于宪法,立宪原则还涉及到许多公共财政思路:公债、预算、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财政交换理论的核心――贯彻税收法定主义有其道理。

2、关于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汤教授还从经济全球化态势和十六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可以看出我国税制改革的紧迫性。国际层面上的税制改革应当考虑到税收竞争和税收协调问题、居民管辖权原则和来源地管辖权原则问题等。我国进行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当看到我国税制和世贸组织基本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我国税制改革还应当考虑如何按照国际惯例经济贸易区域化、国际税收协调等对国际税收产生影响,并最终如何和国际进行接轨,怎样和国际减税浪潮协调。

另外,汤教授认为现今倡导的税制改革并非新一轮税制改革,而应当是94年税制改革的后续部分。

(二)关于现行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关于加快增值税暂行试点工作。中央已经在东北八个行业进行增值税转移试点工作。对当年新增加的机器设备中所包含的税进行试点,范围并不是很大。汤教授认为,不应当因为局部过热而延迟增值税试点工作。目前投资过热有结构性原因。因此,既然主要的行业都已经试点了,其他的行业应当改革。另外,试点的时间不宜过长,应当向全国较快推开。可以借鉴很多国家的做法。采取分步到位办法。其中,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应当进一步降低。

2、关于两法合并问题。两法合并工作已经展开。其中,关于两法的名称,主导意见仍然采用《企业所得税法》的名称,但在条文表达中体现法人所得税的精神。但也有有人提出一步到位,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现行企业所得税界定纳税人的关键是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其弊端日益显露。因此,尽量与会计制度保持一致,以减少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纳税和征税的成本。其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问题,大体的倾向是在25%左右。

3、加快消费税的调整问题。前段时间,官方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进行辟谣。汤教授认为,消费税应当加快调整步伐。选择性强是消费税的特征。消费税和现在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应当完善消费税,适当提高消费税基。对于某些环境污染严重的,资源稀却性的,国家垄断性的,资源不再生的,倾向于适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破坏环境等的,也应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小汽车,老百姓都认为高档的消费品等并且具有一定财政意义的,可以适当扩大税基。对于化妆品等应当作出不同的调整。对于某些高消费有人主张开征消费税。在营业税基础上加征消费税。

4、农业税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为现阶段的农业税制改革提出了基本思路。汤教授提出建议,全国范围内是否可以加快在三年内基本上取消或者全部取消农业税?其观点是,按照现有进度,三年内可以完成农业税改革。但是,关键在于配套改革以及农业税改革后续问题。难点在于农业税的配套改革。汤教授的第二个建议是统筹规划,加快配套改革。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国家财政的充裕、农村基层政府的改革和机构的精简是配套改革完善的三个条件。第三,还应当及早研究具体方案,推进制度创新。方案和步骤是在三年内取消农业税、统一研究税制问题、五年之后推进城乡税制的统一。如果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有人主张农业商品增值税,或者有选择性的征收所得税,以上设想应当调查确认。农业税制改革解决的两个难题是征收机关和农民打交道和如何进行计税核算和评定。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思路,即不直接对纳税人直接征税;尽量避免农户的经常核算,采用粗线条定下征税的数额和征收土地使用税。

5、汤教授还对于当前税制改革中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个人所得税改革、物业税和财产税、社会保障税的开征问题、出口退税问题和税收立法权的下放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和税制改革的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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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立以后，自我状态、现实利益成为左右青年人求学、择业的重要因素，张扬个性、自我设计，甚至重利轻义已随处可见。据调查，高校大学生对课程类型的选择日趋实用化，学生最感兴趣的课程首推应用学科。到了90年中期以后至今，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就业都走向了“自主”。与前辈相比，他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却失去了铁饭碗的保障、福利房的安乐。他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却要承受谋生就业的风险与压力。在就业认识上，打破了机关、事业、企业和国有、集体、个私单位之间的等级观念，“创业也是就业”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经济趋向不断强化，经济意识普遍增长，青年随着经济意识强化而更主动地投身市场经济。当代青年评价职业的主要参数是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公共权力以及职业的稳定性

这种世俗价值观、功利化倾向在一定条件下，对青年自身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如果任其发展，势必造成青年人只注重眼前利益的追求，放弃长远发展的目标，淡薄修养，不注意辨别什么是正当的生活，不受任何规范的约束，最终会产生拜金主义思想。这样最终会使整个社会风气受到腐蚀，社会道德水准不断下降，社会精神生活出现滑坡。但现实情况来看我国青年对理想的追求和执着并未就此减弱。当代青年特别是“80后”是让社会宠爱和疑虑的群体，不少人质疑这些伴着电脑和快餐长大的孩子，能否担当起未来国家建设的重任。然而，当各种自然和人为灾害频发之时，当代青年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报效国家，比如，在四川抗震救灾的人群中，大多数志愿者是“80后”甚至“90后”青年。人民子弟兵不顾个人安危，他们基本都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

青年时期正是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成长时期，由于其生理、心理发展和社会化程度的局限，价值观尚未成型。因此，相对于成人社会而言，价值观还不成熟。另外，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冲突，东西方之间的价值冲突也使得青年的价值观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造成青年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时的困惑与迷茫。青年价值观的不成熟、未定型也表明其可塑性是很大的，我们应该不断加强对青年价值观的教育，要正确引导当代青年自觉地将个人的前途、命运同祖国命运联系起来,把实现个人价值同服务祖国和人民统一起来，使其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相适应、相一致，使之自觉地形成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