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收藏十篇

文物收藏篇1

文物收藏并不需要办理什么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五章也就是民间收藏文物款项，第三十八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还有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收藏文物，其依法收藏的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来源：文章屋网 ）

文物收藏篇2

他收藏的1400多件中国瓷器，绝大多数为历代官窑中的精品和带重要款识的资料性标准器，其中包括仅次于的汝窑收藏和海外最好的珐琅彩瓷器收藏以及被陶瓷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青花标准器大维德瓶；今天成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唐韩帧墩找拱淄肌芬约2008年12月在佳士得拍卖行创出世界漆器拍卖记录的明永乐剔红双风莲花盏托也都出自于他的收藏；

他1935年发起和组织的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招揽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240个租借单位及个人3080件中国文物参展，第一次全面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艺术，不仅使故宫藏品第一次走出国门，而且聚集了大部分当时散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物精品，成为中国文物展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参见拙文《大维德与1935年国际中国艺术展》)

他是西方最早研究汝窑的学者，也是西方公认的研究中国官窑瓷器的权威。他将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3卷和王佐《新增格古要论》13卷全部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鉴赏学：格古要论》(《Chinese Connoisseurship:The Ko Ku Yao Lun》)，成为西方学者和收藏家广泛应用的工具；

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设立了英国乃至西方第一个中国艺术大学学位课程，并将其收藏的全部瓷器及与中国艺术相关的中外书籍包括很多古籍珍品捐献给亚非学院，成立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使之成为西方研究中国陶瓷的重镇。

大维德不仅是20世纪英国乃至世界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同时他也是海外公认的最具宫廷欣赏品味和学术眼光的收藏家和鉴定家，他收藏的中国文物特别是中国陶瓷质量之精、品味之高、学术价值之大，是西方其他收藏家所无法比拟的。

大维德收藏中的“皇家情结”

1、大维德与故宫

1892年大维德出生在大英帝国殖民地印度孟买的一个富裕的犹太裔家庭，他的父亲萨森・大维德爵士(Sasson David 1849-1916)是当地著名的银行家、印度银行的创始者。他所在的萨森家族拥有纺织业和银行业，业务遍布亚洲和远东地区。1913年大维德移居伦敦，赴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学位，同时也开始了他中国文物的收藏生涯。

英国的中国瓷器收藏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16、17世纪，中国瓷器就已被欧洲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源源不断地带到英国，19世纪以来英国博物馆学的发展，更是促进了中国陶瓷的收藏活动。1910年，伦敦伯灵顿举办了英国也是欧洲首次中国艺术展，1915年英幽陶瓷专家霍蒲孙(R.L.Hobson)撰写了西方公认的首部关于中国陶瓷的学术著作《中国陶瓷》。这一时期，一些英国有影响力的著名艺术评论家如弗莱(Fry Roger)、宾庸(Laurence Binyon)等人正在伦敦倡导西方现代主义，他们激赏东方艺术，鼓励人们用另一种方法看待艺术，伦敦可以说是当时海外中国艺术研究和收藏的中心。大维德也深深地被这种氛围所濡染。很快，收藏变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即便是1926年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和家族生意以后也是如此。

从1914年起大维德开始频繁地从伦敦两家主要经营中国文物的公司约翰・史帕斯(John Sparks)和布鲁特父子(Bluett &Sons)处购买中国瓷器。在他早期的收藏起步阶段，霍蒲孙供职的维多利亚・阿尔伯特(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博物馆给他提供了很多信息和帮助。1918年他从史帕斯处买到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的定窑碗，为了弄清楚这段铭文，他曾写信给博物馆咨询。这件藏品的获得，使他意识到掌握中文对于收藏中国文物的重要性。为了读懂瓷器上的款识，他开始自学中文。当时的英国几乎没有地方能够系统地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艺术。然而凭着超常天赋和毅力，到1924年他已具有了一定的中文阅读水平。此时，在伦敦他已小有名气，1923年霍蒲孙编撰的《中国陶瓷艺术》中就曾提到他的收藏，但与同时期英国一流中国陶瓷收藏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1921年英国十几个顶级中国陶瓷收藏家组成东方陶瓷艺术协会时还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从收藏内容上看，此时他的收藏仅限于瓷器，而且收藏范围广泛，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与英国其他收藏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随着收藏的深入，大维德越来越沉迷于中国古代艺术，他再也不满足于像绝大多数英国收藏家那样在英国本土从古董商手里购买中国文物，他决定亲自去中国!

如果说时势造英雄的话，作为收藏家的大维德确实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候1 1911年清政府被后，大量的清宫旧藏的文物通过溥仪、溥杰以及太监等各种途径从宫中流散到社会上；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筹备成立故宫博物院并对外开放，以前深藏宫中的珍宝得以公诸于世。出生于犹太裔商贾世家的大维德，不仅继承了家族巨额的资金，更遗传了犹太商人的那种机智、敏锐、执着和超凡的社会活动能力，他一到中国，便将自己的活动与故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首次到北京是1924年，“那时紫禁城里的皇家珍宝正被打包在箱子里杂乱无章地放置着，没有人想到去展览。大维德成功地说服了故宫官员，挑选合适的宫殿陈设出一些珍宝，向一直期盼能看到先人遗产的市民们开放。一个合适的宫殿被选出，但需要彻底维修。大维德又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出版了展览图录，观众远远超出了预期……”。此后1927年、1930年、1931年、1932年、1935年大维德又多次往返于中英之间，参与了故宫各个宫殿里文物登录以及展览和图录的策划工作。(Rosemary E.Scott：《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A Guide to the Collection》，第10页)。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资料：1929年7月24日，大维德爵士捐款5073.05元，用于修缮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及购置宋、元、明瓷器陈列馆的陈列柜；1929年8月10日，故宫聘请大维德为故宫博物院顾问。位于景阳宫御书房的宋、元、明陶瓷陈列馆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甚至到说明标签的撰写都基本上是在大维德的指导下进行的；1935年春，大维德发起和策划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并作为理事会总干事来中国遴选展品，共选出艺术珍品1022件参展，其中有735件故宫博物院所藏宫廷文物精品。

虽然大维德何时开始参与故宫博物院的筹建现在还无从考证，景阳宫设置 为瓷器陈列室是否出于大维德的力劝也还值得商榷，大维德夫人是1931年才与大维德相识，她的追忆中某些地方可能和事实有一些出入，但是由以上资料我们至少还是可以看出，从1924年到1935年间，大维德频繁地奔波于中英间，他亲自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早期的文物登录和展览工作，与大量清宫旧藏的文物有着零距离接触。正是由于他在故宫的这些特殊经历，培育了他的鉴赏品位，使他对中国文物的认识开始建立在一个很高的基础上。这段难得的经历使得他以后的收藏展现出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英国收藏家的“皇家品位”。

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故宫博物院为此专门于1927年4月25日发函请国务院及内务部禁止盐业银行变卖、处理清室抵押物品(见《故宫大事记》)。盐业银行是个官方背景、私人性质的商业银行，是由著名文物收藏家张伯驹之父张镇芳创办的。张镇芳(1863-1933年)是袁世凯氏兄袁世昌的内弟，为晚清最大的盐官。为了集中管理盐税，1915年3月，在袁世凯支持下，创办盐业银行，股董都是腰缠万贯的清廷旧官僚。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得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有两个买家正在与银行沟通此事，盐业银行一个也是收藏家的高官自己也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这批藏品。后来由于受到“如果把这批藏品带离北京，将有人身安全问题”的威胁，那两个买家都不得不放弃购买计划。而一生充满冒险精神的大维德看到这批清官旧藏的文物精品后，却决定不顾一切要来冒这个险。与盐业银行的谈判前后持续了一年多，通过几番周折，到第二年大维德才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在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官窑、哥窑瓷器居多，近20件，很多上面有乾隆御题诗，如乾隆御题哥窑簋式香炉(2件)、乾隆御题哥窑葵口碗(2件)、乾隆御题官窑弦纹贯耳壶(2件)、乾隆御题官窑鼎式香炉、乾隆御题官窑胆瓶、乾隆御题官窑碗等。没有御题的有官窑玉壶春瓶(图一)、官窑羊耳尊、官窑兽面衔环方壶、官窑六方形香炉、官窑胆瓶、官窑印花莲瓣纹碗、官窑八卦纹香炉、哥窑钵式香炉、哥窑水盂等。宋代其他名窑瓷器也为数不少，如乾隆御题钧窑瓷枕(图二)、龙泉窑鬲式香炉、定窑纸槌瓶、定窑方洗等。此外还有少量明清官窑精品，如乾隆御题明宣德款霁红碗、明“内府供用”款蓝釉罐、雍正款仿宋汝窑纸锤瓶、雍正款岁寒三友斗彩茶壶、康熙款桃红釉碗、清仿宋定窑刻花碗、定窑象尊等。除瓷器外，这批清宫旧藏还包括了一些漆器精品，如乾隆御题明宣德款红底黑漆八仙盖罐、乾隆御题明嘉靖款剔红碗等。上文提到的那件创世界漆器拍卖纪录的乾隆御题明永乐款剔红双凤莲花盏托也包括在这批清官旧藏中。

这批清宫藏品的获得，对大维德的收藏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据郭葆昌辑《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清官旧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大约有199件。在大维德收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20件左右，大部分御题藏品出自这批银行出售的清宫旧藏。这批藏品，构成了大维德收藏中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正是由于这批精品的获得，在英凼中国文物收藏界引起了轰动。1930年，也就是这批藏品通过日本、美国辗转运回伦敦的第二年，大维德才终于获得英国同行们的认同，获准成为代表着当时西方中国陶瓷收藏和研究最高水甲的东方陶瓷协会会员，进入了英同中国文物收藏的核心群体。同时也正是山于这批藏品，特别是器物上的乾隆御题诗，使他对中国传统的艺术鉴赏观b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开始了系统地对中国古代传统艺术鉴赏理论的研究。他的收藏自此也不再局限于瓷器，他开始以乾隆的趣味来搭建他的收藏。

2、大维德收藏中的“皇家品位”

在与故宫亲密接触的同时，大维德也广泛地与北京、上海等地古玩商、收藏家及相关人士结交，从他们那里购买了大量与清官收藏类似的藏品。在大维德收藏中，就有来自民初北京著名陶瓷收藏家沈吉甫旧藏的宋钧窑盘、宋钧窑莲瓣碗、宋定窑刻花梅瓶、宋定窑刻花洗以及来自端方旧藏的宋龙泉窑琮式瓶等珍贵文物，宋龙泉窑琮式瓶(图三)全世界现仅存两件。大维德与上海著名古玩收藏家仇焱之也私交甚密，他收藏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就来自仇焱之的旧藏。据记载大维德还曾在仇焱之的引领下一次就从上海张仲英经营明清官窑瓷器的“聚珍斋”里买走3万银圆的货物。

同时，大维德也与其他一些在中国和海外有实力的外国古玩商和收藏家如日本的丸山(Mayuyama)、根津(Nezu)、法国的迈克・卡尔文(Michael Calmarm)、美国的弗雷斯特(De Forest)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维德收藏中的很多精品也出自于他们的收藏，如久居中国的英国人希普斯里(Alfred Hippisley 1842-1940)，是英国皇家海关服务部专员，早在1887年他收藏的300多件中国瓷器就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院展出，大维德收藏中的雍正款珐琅彩梅花题诗碗和乾隆款珐琅彩开光西洋风景杯、山水人物杯(图四)等一批珍贵的珐琅彩藏品就来自于他的收藏。

1934年，英国权威陶瓷专家霍蒲孙对大维德收藏的陶瓷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整理，从中遴选了180件最重要的器物，编著了《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l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为这本书题写了中文书名。在选人的这些瓷器中，主要是宋、明、清官窑瓷器，其中宋官窑瓷器居多，占选人器物的一大半。从这本图录文字说明里频繁出现的“北京故宫有同样的器物”或“北京故宫有类似的器物”也可以看出，大维德确实是比照着故宫藏品来建立他的收藏的。

在大维德收藏中，宋代官窑瓷器是他最值得骄傲的部分，除了从盐业银行购买的那部分清官旧藏的精品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收藏的汝窑瓷器。汝窑是北宋末期的御用瓷器，温润典雅的天青釉像是捕捉了雨过天晴刹那间的云光掠影，为宋五大名窑之魁，是中国历代青瓷的典范，因其烧造年代短，自南宋以来就是收藏界的珍宝。有记录的传世汝窑瓷器全世界仅存67件，是官窑系统中传世最少的一个品种，也仅有2l件。大维德收藏了12件，包括了乾隆御题汝窑碗、刻花鱼纹洗、葵口盏托、三足奁式炉、水仙盆、浅碟、瓶等各种器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仅次于的汝窑收藏。其中的刻花鱼纹洗(图五)非常罕见，汝窑一般均为素器，不带纹饰，这种带图案的汝窑洗全世界仅存两件，另一件在。而汝窑奁式炉全世界也仅存两件，另一件在北京故宫，大维德收藏的这件 要比北京故宫的那件尺寸大很多。此外葵口盏托，全世界也仅存两件，另一件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非常有意味的是大维德收藏了一幅1728年由宫廷画家绘制的反映雍正皇帝收藏中古物和瓷器的《古玩图》(图六)，图中恰好描绘了大维德收藏的乾隆御题汝窑碗(图七)，可见这只汝窑碗深得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喜爱。而大维德能够同时将《古玩图》和汝窑碗收集到，足见大维德所下功夫之深，由此我们也能领略到大维德收藏的汝窑之精。

虽然大维德藏品中以大维德瓶最为著名，但元代瓷器确实不为大维德所看重，至少1934年以前情况如此。因为虽然1927年他已购得一只大维德瓶，但在1934年编著的《大维德收藏的中国瓷器》里并没有收录这只青花瓶，而且在这本图录中也很少有明确标明为元代的器物。从这一点上，也能清晰地看到清官旧藏对大维德的影响。在明清两代宫廷收藏中没有一件元代青花瓷的传世品，只有少量的元代其他品种的瓷器，多为祭祀用品，如元龙泉窑大尊、元钧窑天蓝釉大罐、元景德镇蓝釉白龙盘、元卵白釉盘等。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几件元青花也都是1949年以后收集的文物。

明代官窑瓷器同样是大维德收藏中的亮点，他收藏的明代瓷器不下550件，被陶瓷界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五个明代陶瓷收藏之一(北京故宫、、大英博物馆、土耳其托布卡普宫)。在大维德明代瓷器收藏中明早期官窑瓷器占很大比重，其中永乐、宣德到成化时期的官窑瓷器精彩纷呈。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艳丽，因其代表了中国青花瓷的最高水平而深受历代皇帝的喜爱。在大维德收藏中仅永乐时期的瓷器就有29件，其收藏的永乐青花玉壶春瓶、永乐青花抱月瓶(图八)、永乐青花龙纹扁瓶、宣德青花缠枝莲纹盖罐(图九)、宣德青花龙纹盘、宣德青花岁寒三友碗、宣德青花团花碗、宣德青花海水白龙纹扁瓶都是永宣青花瓷器中的精品。此外大维德还收藏有一批永乐、宣德时期其他种类的陶瓷精品，如乾隆御题宣德霁红碗、乾隆御题宣德霁蓝碗、宣德雪花蓝釉钵、宣德青花釉里红龙纹高足杯等。明成化斗彩是历代皇室御用玩赏品，其造型精巧圆润，画意高洁朴雅，彩饰清丽鲜美，为明代彩瓷之冠。大维德成化斗彩收藏也很丰富，其中斗彩罐、鸡缸杯、夔龙纹杯、葡萄蕉叶纹高足杯等都是成化斗彩中的精品。在成化斗彩中以鸡缸杯为最，《陶说》中曾有“成窑以五彩为最，酒杯以鸡缸为最”之说，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各代无不仿烧。而在大维德的收藏中，不仅有成化斗彩鸡缸杯(图十)，还有康熙仿成化斗彩鸡缸杯。

大维德收藏的清代瓷器同样卓尔不群，其“皇家品位”更加明显。在大维德来中国之前，他的收藏中几乎没有清代瓷器，那时西方人对清代瓷器的认识还局限于装饰性的外销瓷。1923年霍蒲孙编写的《中国陶瓷艺术》止于明代，因为在他看来“明以后的瓷器模仿得很不成功”(R.L.Hobson：《The Art of the Chinese Potter》，第20页)。大维德来中国后正是通过与故宫藏品的接触，才培养了他对清代瓷器的收藏兴趣。他曾提到1929年他在故宫时看到清宫当时被称为“古月轩”的珐琅彩收藏，“它们被单独放在大柜子里一个个定制的锦面抽屉中，柜子外贴着标签‘瓷胎画珐琅’……”，他甚至还试图在故宫里寻找制作珐琅彩的作坊(Lady David：《Ch'ing Enamelled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第10页)。珐琅彩瓷器原为清宫秘藏，是专门为宫中烧制的御用品，产量少，一般人很难见到。大维德收藏的清代瓷器品种非常窄，只局限于一些他在故宫见到过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彩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珐琅彩瓷器。

传世珐琅彩瓷器主要集中在，有400余件，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等国内大型博物馆也只有少量收藏。而且从装饰题材上看，花卉较多，山水、人物稀少。大维德收藏了31件珐琅彩瓷器和料器，包括雍正款梅花题诗碗、雍正款茶花盘(图十一)、乾隆款雁戏图壶、乾隆款珐琅彩兰花胆瓶、乾隆款玉兰花盘、乾隆款牧羊人物罐、乾隆款西洋人物瓶(图十二)、乾隆款开光西洋风景杯和山水人物杯等，其中有2件山水、4件人物，题材涵盖各个方面，是除中国外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珐琅彩收藏。他收藏中的乾隆款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图十三)，与2006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的乾隆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为一对，该碗当时以1.5132亿港币成交，创世界珐琅彩瓷器拍卖记录。此外他收藏中的康熙款五彩十二花神杯、雍正款粉彩抱月瓶(图十四)、雍正款粉彩过枝桃纹盘、乾隆款斗彩岁寒三友壶等都是清代彩瓷中的精品。

除瓷器外，大维德也同样收藏了一些带“皇家品位”的其他种类的藏品。大维德的绘画收藏中有唐韩帧墩找拱淄肌贰⑽宕周文矩《宫中图》(第三段)、元钱选《梨花图》等一些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其中《照夜白图》(图十五)为清官旧藏，嘉庆皇帝时与陆机《平复帖》一起颁赐给亲王永理，后传至其后裔民国著名画家溥心畲手中，1936年溥心畲因为母亲治丧缺乏资金将其变卖。“照夜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坐骑，图左上方“韩只照夜白”六字为南唐后主李煜所题，此外还有唐张彦远、宋米芾、贾似道、明项子京等人的题名或收藏印，卷后有乾隆御题诗，是一幅流传有绪的早期绘画珍品。张伯驹先生在《沧桑几度》一文中曾提到当时他在上海，听说《照夜白图》被上海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急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去信，谈到这张画的价值，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之流落国外。可惜当宋哲元接到信时，此画已被一个姓叶的人带走，转卖英国。而这英国的买主便是大维德。

大维德的漆器收藏与清官旧藏一样以元、明、清三代宫廷传世品为主，除上文提到从盐业银行购得的乾隆御题明永乐款剔红双凤莲花盏托、乾隆御题明宣德款红底黑漆八仙盖罐、乾隆御题明嘉靖款剔红碗外，还有元杨茂款剔红牡丹纹盘、元张成款剔红四季花卉盘、明永乐款剔红牡丹纹盘、明嘉靖款八宝纹方盘、明弘治款剔红盘、清乾隆御题漆盘等一批漆器精品。其别值得一提的是永乐款剔红双风莲花盏托(图十六)。明朝是中国雕漆史上的黄金时代，永乐帝朱棣对雕漆尤为酷爱，曾在皇都设立果园场，并征调名匠高手制作御用雕漆器，果园场御用雕漆器在明末已被当时的鉴赏家视为至宝。现存世的永乐款剔红盏托，全世界仅存3件，其中一件在北京故宫，另一件在美国一私人收藏家手中，但只有大维德收藏的这件上有乾隆御题诗，可见这只盏托深得永乐、乾隆两位皇帝的青睐。乾隆1781年为这只盏托所做的御题诗大意为：永 乐的盏托还在，可是上面的碗却丢失了，后给它找了个嘉靖时的碗，倒也十分般配，虽然丢失了一半，幸运的是还能再次让它完整。然而虽然现在完整了，没准哪天又会失散……侥幸的是，乾隆担心再次失散的这只嘉靖款碗也在大维德收藏中，大维德从盐业银行与永乐盏托一并购得。1935年国际中国艺术展上，大维德收藏的这批漆器首次向世人展出，当时有评论称“它们使故宫借展的漆器黯然失色”(Basil Gray:《The Royal Acadamy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1935-1936，In Retrospect》，TOCS 1985-1986第11页)。遗憾的是大维德的这些收藏除陶瓷外在上世纪70年代后陆续被变卖，如《照夜白图》《梨花图》等绘画珍品1977年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得，而这只永乐剔红盏托1976年由香港著名漆器收藏家李经泽(K.T.Lee)购得并于2008年通过佳士得卖出，其他收藏也都通过拍卖行等各种途径流散到世界各地。

从以上阐述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宋、明、清瓷器，还是绘画和漆器，大维德都非常注重收藏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极高或比较稀缺的品种，他的收藏基本上沿袭了时清以来的皇家趣味。早在1934年霍蒲孙在《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的前言中就提到，在他的收藏中仅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已不下70件，堪称“小型宫廷收藏”，并发出“收藏家如果没有条件去中国故宫看宋、明瓷器的话，可以来伦敦大维德这里”的号召。正如大维德夫人所说，大维德是以中国宫廷特别是乾隆皇帝的欣赏趣味和眼光来建立他的个人收藏的，在大维德的收藏中有着浓厚的“皇家情结”。

学者大维德与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1、学者收藏家大维德

如前所述，大维德自购得盐业银行那批清宫旧减后，开始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瓷器，特别是官窑瓷器。他对自己收藏的每件器物包括其流传过程都做了相关考证，并且将器物上所有的款识都翻译成英文。《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中每件器物详细的说明文字都是由他自己提供。1929年他在《东方艺术》杂志(《Eastern Art》)上发表了《论秘色窑》(《Some Notes on Pi-se Yao》)，1933年、1936年又分别在《东方陶瓷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上发表了《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Xsiang and His Album》)和《论汝窑》(《A Cormnentary on Ru Ware》)等文章。

大维德不仅是海外收藏汝窑瓷器最多的藏家，也是西方最早涉足于汝窑研究的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也开始了古籍善本书的收藏，并陆续购得1591年版明高濂《遵生八笺》、1637年版《天工开物》、1744年版《陶说》、1606年版《程氏墨苑》等一批古籍珍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他被日本兵拘押在上海期间，幸运地发现了苏卅I潘氏家族收藏的明曹昭1388年版的《格古要论》3卷本。在此之前，世面上只有王佐1459年版的《新增格古要论》13卷本，当时很多学者如西方两个最著名的汉学家巴黎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哈梅尔(Arthur Hummel)都认为1388年3卷本版可能已不复存在。大维德研读了很多有关中国文物鉴赏和中国陶瓷方面的古代经典书籍，如《格古要论》《长物志》《雅》《陶说》《天工开物》《遵生八笺》等。他在《论汝窑》一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古籍史料，甚至包括1124年北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关汝窑与高丽青瓷的叙述。这些古典著作对他的影响是显著的，在《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的前言里，以“江村居士”自居的大维德写到：“明高濂《遵生八笺》论官、哥窑器，其结语出云‘后此不知凋谢如何，故余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更伤后人闻有是名而不得见是物也……’，慨夫余于高氏此论辄有同慨，爰节取其言以弁吾书之首……”。事实上乾隆皇帝的欣赏品位也是与这些中国文人的传统鉴赏观一脉相承的。在这些古籍中，他研究最深、最为激赏的要算明代的《格古要论》。为了系统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人收藏家传统的审美和鉴赏标准，他倾注后半生将曹昭的《格古要论》3卷版和王佐《新增格古要论》13卷版全部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鉴定学：格古要论》(《Chinese Connoisseurship：The Ko Ku Yao Lun》)。这是国外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物鉴定方面的书籍，成为海外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广泛应用的工具书，也因此奠定了大维德在海外中国陶瓷特别是官窑瓷器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随着大维德对中国文物研究的深入，他开始以一个学者的眼光来完善他的收藏，重心也开始转向收集各种带款识的资料性的瓷器以及西方收藏界比较欠缺的一些品种。这使得藏品的学术性成为他收藏中第二个明显的个人风格。

在大维德收藏中，带款识的藏品非常丰富，它们在藏品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收藏。这些款识或言明器物的用途，如元“泰定四年”龙泉窑供奉瓶、明白瓷“金U大醮埴用”款茶盏；或道出制作者的姓名，如磁州窑“至和三年张家造”瓷枕、金农绘五彩“惜春图”盘(图十七)；或记录制作的年代，如“元v年造”龙泉窑盘、“洪武五年”青瓷砚、“崇祯乙卯十二年”五彩瓶(图十八)；或说明陶瓷曾经的归属者，如明“内府供用”蓝釉尊(图十九)、明“纯忠堂用”青花八仙纹盘、明“赵府造用”五彩龙纹盘等。其中很多款识都是研究中国陶瓷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史料。

如上文提到的大维德瓶(图二十)。这对云龙纹象耳青花瓶自上到下装饰了缠枝菊、蕉叶、飞风、缠枝莲、海水云龙、波涛、缠枝牡丹、杂宝变形莲瓣八层纹饰，瓶颈部有“……奉圣弟子张文进喜拾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等铭文。这对瓶最初由英国收藏家蒙史昭活・鄂芬史东(Mountstuart Elphinston)收藏，1927年大维德从他那里购买了一只，另一只由英国收藏家罗素(Charles Russell)购得。1935年大维德又从索斯比拍卖行罗素收藏拍卖中购得另一只。这对青花瓶出现在伦敦，首先引起了霍蒲孙的注意，1929年1月他在伦敦《旧家具》杂志第六卷上发表的《明代以前的青花瓷》(《Blue and White Before Ming》)一文中专门提到这对带有纪年款的青花瓶，但是霍蒲孙的发现并没有引起当时学术界很大的反响。1952年美国佛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学者波普博士(Dr. J.A.Pope)发表了《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所藏一组中国瓷器》(《Fourteenth Century Blue-and-White: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Topukapu Sarayi Muzesi，Istanbul》)，在这本书中，他以大维德收藏的这对青花瓶为标准器，对照土耳其托布卡普宫收藏的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将所有具有这对青花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世纪青花瓷器。从此元青花受到全世界研究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重视和承认，被波普称为“构成本书理论基石”的这对大维德瓶，成为陶瓷界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标准器。

2、中国艺术基金会

1939年二战爆发，大维德不得不投身到与中国艺术毫无关联的飞机制造业。1941年12月大维德夫妇在去印度途中取道上海，当时正值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们夫妇被日本兵关押了9个月。在关押期间，他患上的后来导致他全身瘫痪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对自己生命的担忧使大维德不得不考虑这批收藏将来的归属问题，他想到了要建立一所博物馆来安置这些藏品。1942年8月大维德夫妇和其他一些身份类似的美国人、英国人与被关押在非洲东海岸莫桑比克的日本人交换得以释放。他在非洲获释后关心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策划并实施这个博物馆计划。在开普敦，他幸运地结识了同样热衷于中国陶瓷收藏的大维斯法官(Davis)，并发展为亲密无间的挚友，大维斯法官成为他这一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和起草者。

文物收藏篇3

宋人王安石《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除旧布新、喜迎2007新年来临之际，纵览和展望中国民间收藏的现状和前景，既令我们欢喜，也不免有些担忧。喜的是中国民间收藏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热度深入中国城乡各地，越来越成为数千万人的业余爱好和精神文化追求；忧的是中国民间收藏理论准备不足，政策环境仍不够宽松，市场的无序竞争、管理混乱状况无大的改观。当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的“眼学鉴定”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思维定式受到实践的挑战，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影响民间收藏健康发展、影响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鉴定理论，改变过时的思维定式，已成为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中国陶瓷鉴定理论，特别是中国元代瓷器鉴定理论，处在这场变革的风口浪尖上。2004年、2005年中国国际民间元青花研讨会连续两年在山东济南举行。2006年10月至11月，中国境内连续举办了三场元代瓷器研讨会：先是当年10月在中国瓷都举行的景德镇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接着是11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规模空前的元代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刚一鸣金，广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民间元青花研讨会立即开锣。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举办了“景德镇千年展及‘7501生活用瓷’研讨会”。这些现象彰显出从民间到官方，从国内到国外，从社会科学界到自然科学界，正在涌动着一股关于瓷器研究和鉴定，特别是关于元代瓷器研究和鉴定的热潮。这既反映了在中国也包括在世界范围内对元代瓷器的研究和认识还处于十分模糊的欠发展的状态，迫切需要理论的武装；而且预示着这个领域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革，这是或迟或早要发生的事情。

笔者最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南方某省的一位企业收藏家，他在自己承包的基建工地中发现了一些可以确定年代的元代和明初的瓷器，一次次送到北京请一位权威的瓷器鉴定专家给予鉴定，结果一次次遭到被“枪毙”的命运，其否定的理由是他没有见过这样的器形，博物馆也没有这样的器形，历史文献也没有记载过这样的器形。这位藏家非常生气，想“教训教训”这位鉴定专家，于是掏钱买好飞机票，让朋友把这位专家请到南方，又用专车将他送到自己的基建工地。现场的所见所闻令他十分震惊，他断定这不是人家事先埋好“地雷”在欺骗自己，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他绝对不敢相信!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和探讨中。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这无异于要自我扬弃，自我否定，这既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又是一个痛苦的思辨过程。在事实面前，他终于战胜了自己，对自己在过去鉴定中所依据的传统鉴定思维发出质疑：一是以“未见过”作为鉴定时的依据是不可靠的；二是以青花原料作为断代依据需加分析；三是文物的“多少”不应作为断代的标准；四是走科学鉴定之路刻不容缓。

“除旧布新识君意，烂烂一星光射人。”这是清代黄遵宪《西乡星歌》中的诗句，时代在不断前进，我们的思想认识也要除旧布新，不能因遁守旧。上面提到的那位藏家不得已出此下策“教训”专家；而这位专家又不得已用自己不大乐意接受的方式经历这件事情，皆因中国时下国情使然，我们应从积极方面加以理解。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位专家悟出的四条教训虽然击中了中国现时古瓷鉴定弊端之要害，但其“君意”并不为中国文物鉴定界所“识”，他就此所写的论文竟然被三家权威文物刊物退稿，这种尴尬局面令他啼笑皆非。在此我们要郑重告知读者，这篇重要论文和相关材料，本刊将在下期刊出，敬请大家关注。我们希望用这“烂烂一星”实现“光射人”的目的，推动中国文物收藏理论的创新和变革，因为只有创新和变革才能发展。

作为中国内地创办最早的收藏类期刊，2007年是《收藏》杂志的15岁生日。15年来，我们一直努力为中国文博收藏界营造一个“雅俗共赏，中间偏上；学术民主，鉴赏并重；传播资讯，指导收藏”的温馨园地，应该说我们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有诸多不足之处。鉴于本刊已创办15年，新老读者的藏识和鉴赏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本刊从今年起，将缩减现代收藏的内容，腾出版面加大传统收藏大项的分量，尤其是办好书画、陶瓷两个大板块，兼顾铜器、玉器、金银器、杂项及钱币等项。在新的15年，我们要更好地贯彻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为各种学术观点提供争鸣的平台，积极推动中国文物收藏理论的创新和变革。我们要广泛凝聚人心，聚集人气，精诚团结广大读者、作者和各方合作者，齐心协力，戮力将《收藏》杂志打造成中国藏界的精品大刊，因为这是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文物收藏篇4

刘君既不是贯朽经年的富翁，也不属于从国内名校转赴美邦深造的高科技人才，只是一名从函授课堂走出来的山东小伙儿，把修理汽车的工棚从济南移到彼岸，继续用油渍之手赚钱养家。客岁“九一八”纪念期间，他在旧金山湾区捧出部分文物试展，观展的两位师友敬佩他的执著，嘱我予以关注。至于他为何喜欢上了砸钱像无底洞的抗战文物收藏，还能挤出200万美元，堆积这些旧货，倒是我有兴趣追问的。

今夏重返斯坦福，与刘磊几经接触，是他让我知道，别人眼里“那个修车的”也能创造别开生面的历史，汇入国族与人类共有之长河，却比政治家与将军的创造成本低得惊人，既远离“无毒不丈夫”的同类操戈，也省却硝烟笼罩“万骨枯”的地面铺垫。唯有以善养心，即可随意而从。只要执著前行，便是万般生态。

第一把军刀

生当“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年份，刘磊与两位哥哥一起，也赶上了饿肚子的时光。虽然如此，身为家庭妇女的母亲仍以《朱子家训》育子，毫不懈怠，刘磊自幼就能背诵“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勿营华屋，勿谋良田……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等句。到外婆家做客吃饭时，外婆对外孙们的言谈举止都有特定的要求，连拿筷、端碗、夹菜与坐姿，也毫不客气。在岁月，竟然还有这样的母亲和母亲的母亲敢于站起来，抵挡横扫“四旧”的洪流，这对母女既是脆弱的，也是强大的。

在今天，谁家的亲属从台湾返乡探访，自然可以光明正大地迎来送往，举杯庆贺，当地的政协负责人准会上门，寒暄统战对象。但在30年前，亲属在台就是社会关系的污点，从组织到群众都不放心，即使不被放在明处监视，也会在背后被人指指点点。刘磊的外婆家就不例外。当母亲的爷爷与叔伯多人都逃到台湾，只有父亲留在大陆，等待后者的除了搜肠刮肚的交代，就是。

刘磊的童年与少年就在这样的家庭阴影中度过，匆匆告别中学课堂时，已是17岁。17岁的年轮，本是许多同龄人在双亲的呵护下准备高考的梦幻时段，刘磊却为生计，走进山东警官学院汽车修理厂，拜师学徒，三个月之后结业，转入后勤部大公汽车修理厂，终日从车底爬进爬出，不嫌其脏，不知其苦。仁慈的造物主也怜悯这位勤奋的小伙子，赐以聪明的大脑，他对机械、电机挺来悟性，一学就会。两年之后，就在汽修行业站稳脚跟，还被委任为发动机组组长。他一边修车，一边拿起书本，攻读函授课程，掌握以电脑指挥系统为中心的现代汽车修理技术，并把自己的所学所用传递他人，为山东省武警总队济南一、二、三中队军地两用培训学院讲授汽修课，赚点茶水钱。 在旧金山抗日战争文物展中展出的日本军刀。

还得感谢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国策，国人长期压抑的劳动激情得以奔放，物质财富纷纷冒出地面，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在带动中国汽车购买力的同时，也带出了汽车修理的需求。年轻的刘磊赶上这个好时代，加上军牌挡风，定点修车的收入就不难比跻身广东风餐露宿的打工仔与青涩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单好看，但也远不如“官倒”或服装、手表走私来得“多快好省”，修车工与掷金抱货的文物收藏之间，恐怕还不止一步之遥。

1994年，刘磊22岁那年，在修车行当混了5个年头，有人在济南郊外的水塘里捞起一把锈迹斑斑的日本军刀，视为奇货可居的神物。他闻讯赶来，以3000元人民币成交，带回家里。3000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全赖辛辛苦苦的劳动所积，他却出手大方，还振振有辞，说：大炼钢铁之后，要找一把日军的军刀已不容易，它是历史的文物，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总得留住这段历史，不能让它废弃。

这就是刘磊掏钱收集第一把日军军刀与第一份抗战文物的理由，他自己也没想到，从此就与抗战文物的收集结下不解之缘，一发不可收拾。

古罗马哲学家L.A.西尼加有言：“处境无论是好是坏，几乎都取决于我们对待处境的态度。”在我看来，整天同受伤的汽车对话的修理师刘磊，对弃如敝屣的历史旧物情有独钟，同他那充满苦难与忌讳的家史并非毫无关联。历史的伤痕好像就在潜意识中提醒他，尽力留住历史的物证，珍惜历史的代价，不管日本侵略军的那把军刀是否沾过自家祖辈的鲜血。

寻找外公

外婆与母亲两代人以《朱子家训》的言传身教，熏育刘磊，这无疑属于书香之家的套路与专利，渊源有自，至于外公是啥模样、叫啥名字、干什么职业，刘磊都不知道。邻居的外公来了之后，总能掏出花生和糖果给孩子们分享，刘磊却从小不见自己的外公。每当向妈妈与外婆打听时，她们都不愿提起，生怕小孩说错话，招惹是非，外婆仅说了一句“在天津教过书”，然后含泪无言，讳莫如深。

大人越是这样，执著的刘磊就越想掀开神秘的帷幕，把外公弄个明白，但那毕竟是一个信息暧昧的时代，也是言多必失的时代，他只能从亲友与邻居的嘴里偶尔听到一些既语焉不详亦需互证的传闻。

有人说，外祖父的父亲是安徽阜阳望族，做过县官，在南京、青岛都有房产，当年为了支援抗战，曾向国家捐制一万套军服。也有人说，1949年前后，外祖父的父亲带着部分家眷逃往台湾，做过国大代表，四外祖给留在大陆的外祖父写家书，使外祖父突然成了“台湾特务”，至死无法洗清这个罪名。还有一个情节倒是刘磊亲眼所见，那是1987年，四外公获准回乡探亲，惊悉他的那封信惹出哥哥的大祸，自责得昏厥过去……

刘磊说，他们从小就很少被人关心和接纳，冷落得很，但有一次，跟随大哥二哥出去玩，有个骑着自行车的中年男子停下车来，抱着刘磊说：“我是你外公的学生。你外公教了我很多东西，特别是教我用牛油做肥皂。”刘磊对此记得很清楚，就像发生在昨天。但也有人说，他的外公擅长珠算研究，三间房子都摆满算盘与资料，来临时，这些资料就烧了三天三夜。

有一天，妈妈从外婆家带回一件厚重的黑色衣服，说是外婆用外公的呢子大衣改制的，给二哥穿。刘磊好奇地问：什么是呢子大衣？妈妈答曰：就是衣服上抹上泥巴。二哥穿上它之后，个头也在长，不仅磨坏了右袖子，穿在身上也显得小了，刘磊就接管这件衣服，穿在身上觉得很牛，心中充满荣耀，那毕竟是和外公最近的接触，就没让妈洗过沾满二哥鼻涕的两个袖子。 旧金山抗日战争文物展合影，左二为作者，右二为刘磊。

刘磊还记得，小时候家徒四壁，黑色的木箱上放了一个牛皮箱，有点显眼，妈妈说，那是外公上学用的书箱。他每天围着它，真想撬开，好从里面找出一点新奇好玩的东西。经商的父亲从外地回来，妈妈就把好吃的东西锁在皮箱里，刘磊总是设法找钥匙，偷出一点东西，祭奠那个饿得难受的五脏庙。他说，下次回国时，他要把这个箱子带回来，作为最珍贵的收藏品，还要精心复制，给外公的后人每人发一个。他的理由还略有想象力：那个箱子肯定伴随外公读书学习、结婚生育，从青春洋溢的美少年，到落魄的知识分子、“臭老九”、人民公敌。这个箱子伴随主人的女儿落到别处，生出几个叫外孙的顽童，没什么出息……说到这里，刘磊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4年前，刘磊申请赴美成功，临行前，坐在外婆身边聊天一小时，老太太就是闭口不谈外公，一句也不说。对于外公的身世，刘磊总是说没办法，他已尽力，我却提醒他，总有办法问到外公的来历，外婆不在了，还有母亲，母亲不愿讲，还有舅舅。他还比较虚心听话，数日之后，西安的表妹回复他：外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性情中的刘磊就在微信留言：有谁能告诉我外公的名字？我要想一切办法找到外公的毕业资料，让他们补一个毕业证书，来纪念那个落难的基督徒。

再过两天，经表妹再三追问，方知外公叫吴松均，1922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66年6月自杀……

漫漫收藏路

德国小说家L.弗兰德说：你可以拿走别人的任何东西，但有一样东西不能，那就是在特定环境下选择自己生活态度的自由。当跨世纪的狂欢过后，年轮指向2001年，刘磊临近而立之年，抗战文物的收集已有300多斤。据说汽车王国美利坚的钱更好赚，那里还讲法治，他就远渡重洋，重操汽修之业，还要赓续抗战文物收藏之念。

初到异国他邦，近乎举目无亲，借亲友的钱来办一个汽修店，除了函授生的语言障碍，修车业务如何从头做起，也很棘手。头一笔业务就是给一位40岁出头的华人客户兢兢业业地修车，还为他更换一台发动机，成本都有2000多美元，修完之后，俨如新车，那位华人客户竟以试车为名，逃之夭夭。头一个客户的这一逃，对举债开张者的打击可想而知，但刘磊毕竟自幼从困境中走来，苦难既可以摧残人的生活乐趣，也能锤炼人的坚强。第一年的修车打点，吃住都在修车店，但也得回家洗澡，他经常忙到凌晨三四点才开车动身，点点滴滴皆辛苦。有一次凌晨回家，把车开到红灯前停下，因为太累，踩了刹车，人就睡着了，油箱的汽油烧个精光。醒来已是天亮，车还搁在十字路口，走不动了，那时的费利蒙市人不多，车也少，总算没有阻塞别人。

异邦的温饱问题在省吃俭用中稍解之日，就是刘磊的抗战文物继续购置之时，虽然并不富裕，但国际大都会旧金山的文物信息远比山东济南丰富和畅达，刘磊的文物鉴赏水准与行情判断力也在逐渐提高，解读历史的能力与收藏境界也在互动中升华。只要听说哪里有他所期待的某件文物在拍卖，他就迅即预订机票，飞抵竞标现场。他还多次走进藏主家中，用真情打动对方，让他们相信，藏品转到他的手里不会损坏。

除了修好车、养好家，刘磊用一种自拟的责任捆住自己，试图以日军军刀为史料线索，对日军侵华史与中国人民的抗战史稍做探索，你也可以把这叫“兴趣”，兴趣却生成责任。在刘磊看来，历史文物收藏者也是历史传承者，收藏的目的既不是猎奇，也不应炫富，而是铭记历史的苦难，拥抱和平，杜绝人类的悲剧重演。去年是他收藏文物20周年，20年是一代人的年龄，他的儿子已满20岁。他觉得，收藏了这么多年的东西，也该拿出来展示一下，对自己、对历史以及对后世子孙都要有一个交代。

他的想法得到周围朋友的赞成。就在去年“九一八”纪念日来临时，经过24小时的准备，就在自己的修车厂搭建出一个简陋的展台，几百件抗战文物得以露面。

就是这么一个朴实的展览，倒是让刘磊看到加州侨界的千姿百态，也有助于吾辈把102年之前梁任公之于旧金山华侨的印象拿来对照，耐人寻味。展览前后，刘磊接到很多电话，近乎昼夜不停。除了日本人叫停，扬言否则他，也有不少电话是华人圈的质问：怎么可以收藏日本人的杀人凶器，用意何在？不少侨领也在背后抵制展览，说：刘磊的动机不纯，就想出名，不要参加。另有一些侨领显得冷静，直言刘磊：你要把我们社团的名称作为合作方，挂在纪念展厅，我们可以帮你宣传发动，派人到现场帮你张罗。

诚如刘磊所言，纪念“九一八”，只是遥想那个炮火连天的岁月，追忆为我们流血丧命的勇士，这是一种严肃的纪念，不是party，怎能把纪念先烈的活动搞出这么多的利益交换？他收藏文物和办展的目的其实很简单：第一，通过实物展，让华人看到日本为侵华而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二，战争是惨烈的，很多刀上保留子弹打中的痕迹，应当珍惜和平；第三，当官方不能完全正确地解读复杂的历史之时，民间“草根”也应该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历史的真实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金钱是被铸造出来的自由。”刘磊手中的通货无论是人民币还是美元，都不过是在辅助他实现挽留与品味历史的自由。正是基于一份质朴的历史情愫，伸出援手帮助他的人越来越多，除了由他发起的“海外抗日战争史料研究会”的团队，还有正直热心的侨界前辈资助与鼓励。

文物收藏篇5

[关键词]文物收藏；文物保护；预防性保护

[中图分类号]G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8—0099—02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保存文物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文化遗产不仅蕴涵着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同时，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牵系着本民族的情感，蕴藏着本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仅是国人引以为荣的宝贵财富，也是整个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的智慧成果，见证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个足迹。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也受到严重威胁，很多文物已经在不经意间悄然消失。因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充分认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历史、社会及公众赋予文物工作者及相关保护部门的重要使命。

1956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的前身中国文物科学技术保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196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相继成立文物保护实验室，标志着中国文物保护工作也开始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保护工艺结合起来。随着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的不断开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预防性保护在文物收藏及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物质是在不断运动中变化的。文物由一定的材料所组成，长期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会随着内因及外因的共同作用而劣化，如何减少各种破坏因素对文物的影响，比起在文物实体上进行处理、改善文物所处的环境更有益于文物长期的保护。“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是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方针。“防”的方法是主动为文物创造良好的收藏保护环境，文物一旦因内因及外因的协同作用遭到破坏，再进行“治”就成了被动工作，可能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甚至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和遗憾。

1888年，德国皇家博物馆罗思根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化学保护科学实验室，这是保护观念上的一次革命。和以往文物修复不同的是，他们开始研究文物病变的化学、物理和生物机理，从而对症下药，采取较为合理的处理方法。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大批文物保护设备、文物保护材料相继出现，20世纪20年代质谱仪的出现，30年代紫外线和X射线的广泛应用，乃至于电子显微镜、核磁共振仪等一系列仪器设备的出现，文物研究与现代仪器分析方法的相互渗透使得传统文物保护研究从宏观定性时期发展到定量研究新阶段。利用现代仪器分析方法可对文物进行微观分析，研究文物材料老化机理，研究文物保存方法、保护材料等。在科技力量的带动下，文物保护工作也由原来的有损分析逐步向无损分析方向发展，所使用的材料也逐步完善，从而尽量做到可逆性保护。如青铜器修复，现在可以通过X光探伤技术在没有修复前预先了解文物隐藏于土锈及青铜锈下的信息，作出合理判断，制定适合于该件文物的修复保护技术路线。加强科技保护的意识绝对是不可忽视的话题，每一位文物保护工作者都应该及时了解相关信息，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技能。随着我国文博事业的逐步发展及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及拓展，现代仪器分析方法日益受到重视，成为从事文物保护科研人员所必备的基础知识。

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提到影响文物收藏保护的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温度、湿度、光照度、空气污染物、微生物虫害、自然灾害、人为因素等。

（一）温、湿度控制

温度是影响文物老化变质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温度每升高10℃，化学反应速度就会增加1～3倍，同时造成物质物理、化学结构上的变化，从而破坏原有属性。温度急剧升高， 会使纤维质地藏品中的原有水分蒸发、干裂、发脆、变色，使彩绘、漆器起翘、卷曲。

湿度的直接变化会引起文物材质的变化，导致其性质也发生变化。另外，水分作为有害化学反应的媒介，随着湿度的增大也会加速有害化学反应的速率，同时为微生物的生存提供良好环境，湿度对材质体积胀缩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温度变化对文物的损害，湿度过大， 会造成纺织品、纸张、木器等藏品发霉、生虫以及金属文物生锈。因此，要加强日常的温、湿度监控工作，结合相关文物收藏保护环境规范，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制定属于自己的馆藏温、湿度条件，通过长期分析观察获得比较理想的控制范围，从而对文物的收藏保护环境加以监控管理。另外，对于外出借展的文物，要考虑所前往的地方温、湿度是否适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制作一个温、湿度缓冲过度操作间，在一定的时间内逐步调整文物对温、湿度变化的适应能力，防止由于温、湿度急速变化对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文物收藏篇6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当代中国的发展，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内的五大文明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给力，都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物质文明加快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给予了更多的期待。收藏作为一种丰富、生动、现实的文化活动，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去认识和研究收藏文化，探索收藏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收藏的本质是文化

收藏从字面上理解，收就是寻找、发现，藏就是储存、保管，收藏就是人们对具有历史、科学、文化、艺术和经济价值的物品的发现、整理、储存、欣赏、研究、创新的活动过程。收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收藏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个体的收藏，而且包括国家层面的收藏。狭义层面的收藏应专指社会成员个体的收藏活动。在西方，收藏活动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上古时期就有大禹制造九鼎，夏、商、周三代争夺宝鼎的历史传说，以后历代都将保存前朝文物当成重要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收藏是人类的天性，保古尊古也是人类共有的美德，所以世界各国无不以保存他们先哲的遗物为重大的事情。今天世界各国修建的博物馆，比如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美国的大都会、中国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等，都从一个国家层面展示了本国的历史与文化，也体现了对收藏的高度重视。还有就是社会民间力量参与收藏，如目前国内的马未都先生创办的观复博物馆、路东之先生创办的彩陶文明博物馆、王勇超先生创办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等，从社会个体层面展示了人们对收藏的热情、投入与专注。而这些又仅仅是目前我国近9000万收藏爱好者的先行者和领航人。正是由于世界各个国家和成千上万的收藏爱好者的不懈坚持和追求，才有可能汇集成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延绵不断的浩瀚的收藏发展史。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清晰地了解人类社会若干年前的文明历史，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通过收藏这一活动载体保存下来的各种实体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大量的文献信息，给我们认识人类的历史和发展面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客观依据。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收藏的本质是文化。从一定意义说，收藏记录文化、收藏传承文化、收藏演绎着文化。收藏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独特的并且是恒久的社会现象，自身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收藏文化。从一般收藏的过程看，是由藏――赏――玩――鉴四个基本环节构成。藏，是在熟悉掌握相关藏品文化信息的基础上去发现、认识、寻找、收集、储存、保管藏品的实践过程；赏，是从历史、文化、艺术、美学等角度去欣赏、感受、品味藏品的实践过程；玩，是凭借收集到的藏品开展社会性的交流、展示等形成互动的学习、观摩、启迪，深化对藏品的认识并获得陶冶性情的实践过程；鉴，是在长期收藏实践中不断学习收藏知识、深化对藏品认识的基础上，对藏品开展研究，并能形成有见地的认识的实践过程。收藏活动这一实践过程就是一个文化活动过程。因此，文化是收藏的核心要素和核心价值。

收藏文化的兴起丰富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从目前国内收藏的现状看，收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可以说蓬勃发展、方兴未艾。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市场年总成交额为502亿余元人民币，较之2009年的225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23%。在2010年的拍品中有10余件单价超过亿元。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繁荣和发展，直接反映了整个收藏活动和收藏文化的现实状况。

从目前国内博物馆建设和发展看，博物馆是人类文明记忆、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收藏文化重要的物质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留下来的博物馆只有21个。但现在，我国的博物馆已达到3200多个，并继续以每年100个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每3天就会有一个新的博物馆在国内诞生，这在世界博物馆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我国博物馆的种类也在不断发展，从传统的综合、社会历史等类型，转向艺术、科技、民族、民俗、生态、遗址、自然、地矿及各产业的专题博物馆类型。我国已经形成以部级博物馆为龙头、国有博物馆和重点行业博物馆为骨干，国有博物馆为主体、民办博物馆为补充，类别多样化、举办主体多元化的博物馆体系。

从各大中城市的古玩市场到各类文物和艺术品拍卖市场，从各类文物和艺术品展览到各类博物馆的开放，从众多社会成员参与收藏活动到一些企业、社会组织等介入收藏过程，无不充分表明收藏作为一种蓬勃兴起的文化力量，对今天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正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收藏文化形成了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收藏文化的群众性。收藏文化的主体是国家相关组织和广大的社会成员。仅我国目前近9000万广大社会成员参与收藏文化活动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了收藏文化的群众性，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收藏文化是植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现实基础的。二是收藏文化的多样性。收藏的对象是各种类型和品种不同的文物和艺术品。各种专题博物馆展示的不同藏品与人们根据自身爱好收藏的不同藏品，都有其自身的文化特性，正是这些多种多样的文化特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收藏实践过程和收藏文化现象，收藏文化内涵也因此更加丰富。三是收藏文化的传承性。今天世界文明发展是在继承历史文明基础上的发展。在世界各国文明的发展中，收藏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收藏文化具有重要的传承性特点。比如，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后母戊方鼎，高133厘米，长116厘米，宽79厘米，重875千克，1939年发现于河南安阳武官北地，是商代最大的青铜器，也是同时代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这件藏品给我们传递了4000多年前我国青铜文明的历史、文化、艺术、冶炼、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信息，而这正是收藏文化传承性的体现。四是收藏文化的启迪性。先从博物馆通过藏品对人们的教育和启迪看，在国内3200多个博物馆中，已有1743个实现了免费开放，其中大型博物馆、纪念馆日均参观人数约3000人次，中型博物馆、纪念馆日均约600多人次，小型博物馆、纪念馆日均约200人次。各类博物馆通过每件藏品不同的文化特性，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功能和思想启迪作用。再从庞大的社会成员收藏群体看，不同收藏爱好者通过自身的收藏实践和对收藏品的解读、品鉴，不断实现与收藏品文化特性的“心灵沟通”，从中获得知识、智慧，涵养德行、陶冶情操、提高境界，充分体现了收藏文化的启迪性。五是收藏文化的包容性。人类文化的根本特性是包容。正是文化的这种包容性为世界的和谐发展奠定了恒久的基础。收藏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深刻地体现其包容性的特点。收藏文化多样性发展寓于收藏文化包容性之中，而收藏文化的包容性表现为收藏文化多样性的充分发展。比如，世界各国博物馆收藏的各种文物和艺术品，既展示了本国的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科技等，同时也揭示了人类文明成果有着相互联系、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过程，也就是收藏文化的相互包容。上述收藏文化的特点表明，收藏文化的功能和价值就在于能够对我们进行思想启迪、精神引导和道德提升。在新形势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收藏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收藏文化的兴起丰富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积极探索收藏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明确收藏文化建设方向。在我国进入“十二五”经济和社会发展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收藏文化建设也必须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培养文化自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文化包括收藏文化，其根本价值取向是提高人、发展人、促进人的自身全面发展。完整地保护“昨天的文明”恰恰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增强文化自觉意识，推动收藏文化建设，客观上反映了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推进收藏文化建设中，必须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提高收藏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和形成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实际上是对自身承载的文化的一种觉悟、一种科学认识。只有当我们深刻认识到收藏文化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时，我们才会去积极参与推动其不断发展的实践过程。二是坚持把收藏文化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发挥收藏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在人们一切社会活动中，经济和文化是两个基本形态，不仅几乎同时产生、同等重要，而且一直相互依存、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支撑与动力。因此，重视文化建设与重视经济建设同等重要。收藏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其独特的文化性就在于能够满足人们一定层面的精神需求。通过收藏实践过程能达到养智、养德、养神、养气，归结起来就是养心的效果，这也是收藏文化的价值所在。因此，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要高度重视收藏文化建设，更加有效地发挥收藏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应有作用，使收藏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获得新的繁荣。

文物收藏篇7

收藏是古已有之的事情。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前行，人们将历代古玩、估计、艺术品、生活品等历史遗物和文化遗产，有意识的进行收集和珍藏并代代相传，或集藏八万，或交流交换，逐渐形成问候的文化积累。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民生的大幅提高，收藏热从星期到兴盛，已由一种休闲的精神文化活动而发展成一种高雅时尚的新型产业文化。盛世多收藏，收藏兴文化。收藏文化已经发展成为当今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此给人们精神生活带来的愉悦和投资上的回报，更成为时下具有高层面文化地域又具有收益性的一项文化产业。

一、收藏的起源与鉴赏的发展

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产生、发展都有它的意识根源发展过程，都经历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漫长发展演变。收藏和收藏文化亦不例外。追溯收藏的历史，早在我国秦汉时期就有人热心于收藏，唐宋时期较为风行。但真正意义上的收藏，起源于北宋晚期。北宋历代皇帝皆好读书，善书画，喜收藏。尤其是宋徽宗，更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化皇帝”。他特别冲上古代文化艺术，在位的三十年间，广集历代珍玩，泛藏各朝书画。他虽然在历史上是从政失败的“亡国之君”，但在古代艺术史上他却以大书法家、大收藏家和大鉴赏家永载史册。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在他的带动影响下，上层社会的崇古情结和意识大大加强，而他们对古玩的大量需求又影响到了整个社会收藏意识的提升。大大促进了收藏文化的繁荣发展。

纵观收藏业的发展历程除了北宋的肇兴外，又经历了清代康乾盛世和清末民初大众收藏的两次大规模的高潮，无不源于以下几个历史原因：一是文化积累越来越丰富，二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三是知事阶层空前壮大，四是多种文化艺术事业蓬勃发展，五是是长期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和在这种局面下形成的追求精神享受的社会意识等等。因此说，收藏文化是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产生，又在人类文明史的不断进步中发展，它既是社会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 ，又是文化进步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当代收藏文化的大发展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新千年后，我国社会经济持续高度发展，社会环境和谐稳定，社会文化多元繁荣的大的时代背景基础上的。随着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举国上下国富民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事业一排欣欣向荣，全国性的收藏热、收藏投资热开始兴起。当今中国收藏队伍已经达到了七千多万人，收藏门类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所有范畴，收藏观念也从历史上的兴趣爱好的旧观念更新为品评鉴赏、交流投资的新观念、新风尚。

收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带动了文物、古玩、艺术品拍卖等行业的崛起和兴盛。目前全国有资质的拍卖行有240多家，每年成交额都在上百亿元以上。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化事业文化最大、发展最快的就是收藏文化和拍卖行业。可以肯定的说，目前我国收藏也的兴盛，拍卖行业的红火，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四次收藏高潮。这种太平盛世、经济发展带来的古玩收藏也的红花，必然会给我国文化发展历史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收藏文化与时俱进、呈现市场化、大众化态势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二、收藏活动中的鉴定与鉴赏

鉴定和鉴定学是在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经常出现的名词，在博物馆的业务工作中，鉴定更是文物入藏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因此，鉴定在文博工作中时一项学术性、技术性很强的技能，博物馆对文物从收藏到整理、研究、保管、保护等一系列的工作都是围绕着鉴定进行的，鉴定在博物馆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民间收藏，无论是以收藏、鉴赏为目的，还是以投资、获利为目的，都要从藏品的鉴定、鉴赏开始。对古玩、文物、艺术品的真伪和鉴别、保值增值与否都要做一番研究决断、判定，这一过程就是鉴定的过程。没有鉴定在先，收藏收购、交易买卖、保值增值都无从谈起。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鉴定在收藏中的重要性。

例一：一位珠三角的收藏夹投资上千万元收集古代瓷器一百多件，经文物专家鉴定后，均为仿制品。

例二：沈阳一位买主花了十一万元买到了一个铜香炉，经专家鉴定后才知道是在古玩市场上只值二百元的赝品。

例三：一位新疆收藏者在海口市花四千八百元买下说是古墓出土的钱币和一对瓷瓶，一经鉴定只值五十元。

例四：一位藏家在拍卖行花112.2万元拍下潘天寿的一幅画，后经鉴定却是一副仿真作品。

因此说想搞收藏，特别是古玩旧物的收藏，一定要把好鉴定这一关。赝品是搞收藏、收藏投资的最大风险。所以鉴定真伪，鉴定的能力，其“眼力”就显得非常重要。这里行话说的“眼力”就是鉴定能力、鉴定水平。鉴定关乎收藏的质量，投资的取向等一系列重大事项，所以说它对每个想入收藏之门，走古玩、艺术品收藏投资之路者来说，是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和本领。

三、多实践方能提高鉴定鉴赏能力

对于无论是国有收藏机构还是民间收藏者来说，鉴定是一项专业性、实践性很强的一个专业。它不是靠多看书、多听课、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是要靠长期的接触实物，掌握器物的特征、掌握基础实践知事和长期的经验的总结和积累。一个考古学、博物馆学硕士或博士入不亲自参加田野考古实际锻炼和在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中长期观察、比较实物，绝对成不了鉴定专家。我国当代著名瓷器鉴定大师耿宝昌先生就曾经是背景故宫博物院瓷器库房保管员；我国研究青花瓷器大鉴定家张浦生先生也是南京博物院瓷器库房保管员出身。

掌握鉴定技能还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做到三多，即多看、多比较、多学习。

多看—是要多看实物，多看标准器。入瓷器鉴定，一定要多看各时期的器物。多掌握器物的特点，掌握各时期典型器物的典型特征。

多比较—就是多看真品，也多看仿品，从中比较其差别，总结出真与假的各自特征。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多学习—多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入瓷器的鉴定方法，通过胎、釉、纹饰、底款、造型等等；书画中，各时期的画风、各大名家的个人风格，纸墨、笔法、印章、题跋等方方面面的知识都要了解和掌握。

通过学习、积累、钻研及长期的实践来进行鉴定的方法，行话叫做“目鉴” —即眼学鉴定。它历练的是“火眼金睛”，是一种品位文化、人文历史、探寻古人只会、艺术成就、美感神韵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碳十四测定和光谱测试等高科技手段所无法代替的。

未必真丧志，鉴赏定会长精神。通过收藏和鉴定、鉴赏，将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和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它是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平台，是我们享受生命的一种方式。更是我们体验古代历史文化，探索千百年华夏文明史的重要途径。

文物收藏篇8

关键词：博物馆；文物；收藏

博物馆文物收藏的各项活动都离不开藏品，珍贵的藏品是组建博物馆支撑基础作用的要素。文物藏品是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的，分析文物收藏的管理保护方式，明确对博物馆的重要意义。准确的分析立式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新形式背景下文物收藏工作的有效科学方案策略，采用合理的方式，提升文物藏品的保护价值，提升立式文化遗产的分析保护效果。

1 文物保护收藏管理的实际意义

文物保护收藏又称为文物藏品，是由博物馆通过合法途径收集的藏品。经过有效的清理、编辑、分级后，确定专业化文化程序内容，按照顺序和保护方式进行存储，入库，采用专门的保护工作流程，提高文物保护的收藏价值和收藏质量。文物藏品需要根据性质和任务进行分类，确保藏品符合藏馆的主题思想内容，彰显有效的文物保护价值意义。

文物收藏管理具有多角度的分析意义，文物藏品的管理需要得到有效的规划，根据实际程度合理的分析藏品的安全系数水平，逐步降低藏品损耗程度和整体速度水平，确保藏品的安全保护效果。文物藏品是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良好的地位。文物藏品的保护和继承是受环境管理控制的，从各个角度对藏品进行切实的分析，明确实际保护的作用和效果。

2 博物馆文物藏品的管理基本现状

我国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制度存在管理不足的现象，管理体系中往往存在不完善的现象，需要根据管理的需求逐步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题的不足。首先根据文物藏品的管理标准，合理的分析保护经费。博物馆收藏过程中往往存在经费管理不足的问题，需要以国家的政策服务管理为前提，通过对文物的有效保护，准确的维护扶持收藏保护工作，加强博物馆的维修产品的有效修复，需要逐步增加博物馆项目的费用拨款。在这样条件下，需要根据博物馆的经费使用情况，分析费用经费不足产生的原因，研究改善博物馆经费的方式。文物保护存在管理意识不足的现象，博物馆往往重视文物的陈列，护士文物的保管，造成藏品消耗速度增加。另外，文物设备藏品往往存在设备落后的现象，规模较小的博物馆设备甚至是拼凑起来的，不具备开放博物馆的基本质量要求。这是现代博物馆存在的缺陷问题，需要根据博物馆的文化程度，准确的分析文物产生受损风险的原因。

3 博物馆文物藏品实践管理的办法

3.1 提升博物馆的规范管理价值水平

博物馆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标准进行细则划分，建立健全的藏品文物保护管理制度，依照博物馆不同管理需求，针对不同的文物进行有效的管理，实现博物馆系统、科学、规范的管理，依赖现有的管理技术水平，逐步提升管理体系的完善效果，预期文物寿命长短，分析影响文物寿命的因素。按照文物管理要求，采用科学化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按照收藏品的类别、收录时间、定名、鉴定标准级别、登记方式、编目、建档方式等各个环节进行具体的分析，明确各个细节工作的科学化工作内容，确定实际有效藏品科学化管理的办法，明确实际保护方式和保护办法，提高博物馆有效规定价值水平的快速提升。

3.2 加强藏品的科学化保护和保养

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要求，需要对藏品采用有效的保护管理办法，逐步加强保护理念科学化的分析，提高养护护理概念。依照文物养护保养中需要注意的相关内容进行融合化分析。按照文物实际自然损坏程度和人为破坏程度，分析有效改善文物保护的处理重点。根据藏品实际材质采用合理的方式进行保护管理，融合现代科技理念，提升护理标准。按照文物保护养护方式，准确的分析文物实际需要注意的各个方面。根据藏品的年代、材料、收藏情况进行区分，需要定期进行消毒、杀虫、灭菌处理。需要对藏品库房进行定时的检查分析，最大程度的减少文物保护过程中可能造成的各种损坏性问题。根据藏品实际提取陈列水平，需要谨慎小心的分析实际藏品的科学管理办法，对实际规范性操作标准进行分析，确定藏品可能被认为破坏或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依照藏品文物的实际损坏程度，准确的分析腐蚀程度水平，明确调查分析腐蚀强度和腐蚀状态，方便更好的提升实际应对效果。采取有效的方式尽可能的提升藏品的科学化管理水平，确定实际养护保护管理标准，结合实际情况分析藏品科学保护方案。

3.3 大力加强藏品的经费管理投入，建立适合藏品信息化管理的系统

按照国际化管理水平，准确的分析政府的管理意图，重视博物馆的收藏藏品的管理办法。依照藏品实际资金投入，合理的分析与财务组织计划方式和方法，对文物采取有效科学到位的管理，建立起良好的管理系统，提升藏品的系统化管理水平。根据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有效建设水平，合理的分析藏品信息化科学查询标准，准确的分析详细记录的方案，最大程度的提升藏品管理的技术质量和工作效率，不断缓解藏品保护的方式和方法，充分利用现有可能存在的矛盾问题，尽可能的提升藏品的保护执行力度，对其中存在的各种积极作用进行合理的调整，最大程度的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提升资源有效共享作用水平。

3.4 建立博物馆信息管理系统，提升专业管理素质人才的培养

加强新形势下博物馆藏品的管理水平，利用现有的博物馆编目，制定信息化管理系统，提升博物信息管理的系统和理性。根据实际属性进行快速的分析，明确实际复制、调查、查询、分析文物的档案科学价值，提升使用的科学广泛性水平。按照藏品的实际年代、品名、照片、类别、器形等信息进行准确的分析，明确文物藏品实际的数据库内容。按照从事数据信息的登记标准，准确的分析员工藏品的编目、分类、保养、年代、经手人等等，完成相关藏品系统化处理过程中的每一项内容，迅速提升藏品系统化建设水平，以正确的方式提升博物馆整体有效管理效率水平，提升博物馆系统的快速管理，以正确的方式明确各个部门之间的使用情况，大大的提升博物馆的工作管理效率，有效的缓解博物馆的管理利用标准，降低博物馆与藏品保护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按照系统实际有效可查询标准，合理的分析博物馆藏品的品名和信息类别，分析博物馆实际的藏品交换情况，明确调动、借用等各种方式的作用，实现博物馆文物资源共享的发展机制，提升博物馆藏品体系快速优化建设效果，不断实现文化藏品的惠民目标价值。

4 结语

综上所述，博物馆文物藏品的科学化管理是发展博物馆保护管理水平的重要方式，博物馆需要重点对实际工作进行开展，利用现代科技方式，逐步提升社会的快速发展水平。博物馆需要对藏品进行工作管理水平的提升，建立完善、科学、有效、规范的管理办法，逐步提升博物馆的快速发展水平，提升我国博物馆历史文化素质的维护和管理，确保保护维护水平发展的合理性。我国地域广阔，历史文化悠久，加强博物馆文物的保护管理是提升我国综合文化历史资源保护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1]王智健.浅议荔湾博物馆文物藏品档案管理现状及对策[A].“决策论坛――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C].2016

文物收藏篇9

“不想误导老百姓搞收藏。收藏本不是为了钱，是一种文化，

但现在情况变了。”马未都曾在电视节目里讲述自己最近的一段经历：

刚在香港的古董交易会上买下一东西，

马上被人注意，还没办完手续就有很多人来找他，

包括卖家也说，能不能给十万块钱，就别要了。

因为收回来马上就能坐地起价。

小众爱好

长久以来，在中国，收藏只是文人墨客、官宦人家这些小群体的爱好。中国有收藏传统，也有破坏传统―攻打城池之后往往一把火烧光，这就导致东西不容易传下来。是墓葬文化拯救了中国的文物，现在的文物收藏品大部分是挖掘得来。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最早的收藏家可以追溯到商代――商朝国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后人在妇好的墓中发现了数目极大，质量上乘的玉器。

有一句玩笑话，说当你富裕起来的时候，最后一个请进家门的是艺术品。当你发生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请出家门的也是艺术品。

古代的时候，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优良，与当时的生产力匹配，国人的生活水准数次达到世界级的顶峰，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就远远地高于别人。

宋朝非常重视文化，出了很多文学家，收藏到了宋代就已经变得规范。宋朝的坡就是一个眼光独到的收藏家，他藏“墨”。坡看到了墨蕴藏着深邃的文化，写下了许多关于文房四宝的文章。对墨文化与价值的理解，体现出坡的学养。同时也反映出良墨已属于当时皇亲国戚、士大夫们所钟爱的玩赏品了。

因为宋朝的文化发达，很多藏家都偏爱这一时期的作品。在目前中国艺术品拍卖价格的前10名中，北宋诗人黄庭坚的《砥柱铭》和宋代佚名的《汉宫秋图》都名列其中，分列第2位和第8位，其中，黄庭坚的这卷书法在北京保利2010年春拍中以3.9亿元落槌，加上12%的佣金，总成交价达到了4.368亿元。

明朝也有不少收藏家，其中以项元汴最为著名。项元汴出身名门望族世家，富甲一方，并淡于仕途做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鉴赏、收藏文物上，其“天籁阁”收藏空前绝后，在当时蜚声中外。后清兵攻破嘉兴府城，其藏品被千夫长汪六水所劫掠，散失殆尽。后有些藏品归于皇宫，现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博物馆。

清朝年间，以乾隆时期收藏之风最盛，乾隆皇帝成为最大藏家，他的藏品也成为当下收藏界最受追捧的文物。目前在市场上已经形成了“皇家收藏”概念，是否著录于《石渠宝笈》成为价值的重要评判标准。《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共编四十四卷，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

2010年11月11日，伦敦拍卖行班布里奇斯在伦敦郊外一个仓库里举行的一场私人遗产拍卖上，清乾隆多色釉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以5160万英镑（约合5.54亿元人民币）刷新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

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总有一天，乾隆皇帝的收藏将胜过法国印象派的绘画！”张五常表示，乾隆的收藏兴趣广泛，工程之巨属天方夜谭，虽然自己指导炮制的物品有点俗气，但风格明确，他的书画收藏有他的题跋、玺印风格。在价值上，有朝一日必将雄视地球。

藏并玩着

王世襄是近代最为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他出生于1914年，此时，父亲任职外交部条约司，勤奋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在父母营造的宁静而闲适的家庭氛围里，王世襄快活自在，少年时期就开始爱好明式家具。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世襄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任助理代表，曾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1947年3月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

1966年，“”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那时的收藏，多与金钱无关，而是出于对藏品本身的热爱和文化研究。王世襄曾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搜集旧家具，收上来的形状各异的明清家具太多，塞满了狭小的空间，人没有地方睡觉。于是王世襄就将两个明代的柜子拼在一起，和夫人每个晚上睡在柜子里面。

几十年来，王世襄家中收藏紫檀、黄花梨家具无数，其中80件珍贵文物进入上海博物馆展览大厅。

但王世襄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收藏家，他认为，自称藏家，须拥有真正的古物，而这古物又必须是一种完全创造出来的艺术。自己收不起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官窑瓷器，收不起宋明字画，而只收藏一些当时没人要、价钱便宜的木制家具。

而紫檀黄花梨家具当属珍玩，首先在于其材料本身价值连城，如果把明朝黄花梨工艺移到普通白木上面，恐怕不会有太多人推崇明式家具的简洁疏朗，价格也将一落千丈，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与其他艺术品相比，家具还不属于完全的艺术。

资本涌入

如今，大量的新买家涌入收藏市场，资本成为市场中一股强大的力量。有多个藏家都表示出现过这种情况：几年前，甚至一年前，卖给你的东西，现在纷纷回来说，我加一倍价钱，你再卖回给我吧。市场的疯狂程度可见一斑。

以投资为目的的收藏渐成主流，基金、机构的进入不断抬高藏品价格，屡创新高，直接将大量旧藏家挤出场外。大家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藏品背后的文化――那太深邃又难于理解，而是不断增长的价格，就像杰克种下的豌豆，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蹿入云端。

马未都认为现在收藏生态不是很健康，“大多数介入收藏领域里的人，都属于投资者，这个比例过大。西方的比例比较低。西方收藏家的比例大大高于投资者。类似现在很多艺术专场的拍卖，都是西方收藏了一个世纪以上的东西。”

相比于西方人将艺术品、文物的消费视为其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中国的收藏市场仍是投资市场。“我们离真正的收藏家还有漫长的距离。中国将收藏视为一种享受，最快也需要20年至50年时间，那时才会有真正欣赏文物的贵族。现在我们在艺术修养、陶冶、欣赏比例上投入得还不够，”马未都说。

但是，业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文化愈加得到重视。此前艺术品拍卖场上最受追捧的往往是毕加索或者凡・高的画作，同时当代艺术品屡创天价。而在当下的这股行情之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中国古代艺术品和近现代书画作品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国内资金充裕，发掘的是彰显中国文化精神的典范之作，体现了中国不同时代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乱世藏金，盛世收古”，在中国富裕人口急剧膨胀的时代，新的收藏文化或许正在形成。

老藏家

季羡林

最好的收藏时光

上世纪50年代的季羡林先生属于高收入阶层，那时收藏界有眼光的没钱，有钱的没眼光，季老两者俱全，他赶上了中国最好的收藏时光。

季羡林的藏品，仅古字画就以百计，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八怪，数不胜数。其中颇多巨幅。 除了画以外，还有田黄、古印、古墨、古籍、名人信札等藏品。仅以田黄为例，因稀少难得，民国时有“一两田黄十两金”之说。另外，季老特别爱惜文字，只要有字的东西都不扔，胡适等名人的亲笔信，他都保留得非常完好。

季先生的藏品为何历经“”仍保留完整呢？是因为季先生被抄家抄得早，被抄之后就封起来了。“”之后，季先生在老朋友胡乔木的帮助下，收回了所有藏品。

韦力

中国集粮第一人

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韦力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藏书数十万册的他，在天津专门拥有一幢“西苑书楼”，这是他个人收藏古籍的所在，三层楼的空间共陈列近百个大书架，价值数千万的藏品罗列其中。据韦力自言，其中价值几十万的古籍他就有四十多套。

他还曾被誉为“中国集粮第一人”，在致力于中国古籍收藏之余，还大量收集粮票、烟标。

马未都

创办私立博物馆

马未都是新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创办人及馆长。

作为国内知名的古玩鉴赏家和收藏家，马未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收藏中国古代器物，到20世纪90年代，他的收藏已具规模，藏品包括陶瓷、古家具、玉器、漆器、金属器等。马未都出版了《马说陶瓷》、《明清笔筒》、《马未都说收藏》、《中国古代门窗》等收藏类书籍并登上央视百家讲坛，专讲收藏。观复博物馆中展品以马未都多年的私人收藏为主，有瓷器馆、家具馆、油画馆、工艺馆、影像馆、门窗馆等。

新藏家

林百里

张大千的头号粉丝

在华人收藏圈，痴迷张大千画作的非林百里莫属。为此，每每张大千画作拍出创纪录时，尽管委托者通过电话，圈内人也能猜到是林百里的手笔。2010年在中国嘉德春拍中，张大千《爱痕湖》拍出了1.008亿。关于藏家身份的一哑谜便开始流传：此人在深山老林。而谜底就是林百里。

林百里是台湾广达集团总裁，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购买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等名家的画作，2003年他以4200万美元收购了知名藏家程琦的全部古代书画收藏，从而确立了华人藏家老大的地位。

余德耀

只买大牌艺术

2010年10月2日，香港苏富比秋拍“当代亚洲艺术专场”中，张晓刚的《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估价为2100万至2300万港元，竞拍时一路飙升至5218万港元，由此也打破了张晓刚个人世界拍卖纪录。拍走此画的便是藏家余德耀。余德耀这位印尼华裔藏家，是拥有印尼第三大农业公司的商业巨头。近两年花重金收藏中国当代艺术，每每出手便意味着破纪录。

“只买大牌艺术”的疯狂收藏史，令余德耀现有的500余件藏品囊括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所有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其中包括岳敏君、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曾梵志、刘炜、徐冰、周春芽、俸正杰等。如今余德耀在上海有座筹建中的De美术馆，那里将是他的中国当代艺术藏品的一个归宿，也包括前不久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5218万港元的创纪录价格买下的张晓刚《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

王耀辉

全球最贵中国艺术品的推手

文物收藏篇10

吴树的调查从艺术品收藏开始，然后转到拍卖领域，在此过程中层层深入讲述当下中国艺术品市场背后的故事。

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笃信不二的理财之道。事实上，艺术品收藏也已成为当前的一大投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中国境内集结了8000余万至1亿收藏大军。而与此相应的是：近30年来，出土、散落的地上地下文物约4亿件以上，被盗掘、基建私分古墓约200万座以上，走私出境文物约6000万件左右（相当于40座北京故宫的馆藏）；流散民间的文物数量约为全国国营博物馆藏品总数的33倍。

“亿民炒古玩，历史文物全玩完！”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专家耿宝昌先生的一句玩笑话，道出了全民收藏的“盛况”实景。无怪乎有人说，全民收藏是继全民炼钢、全民经商、全民炒股之后，时下最迷幻、最时尚的国民运动。

吴树认为“盛世收藏”是句骗人的鬼话，而且从文化层面上看，全民收藏运动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文化轨道。溯本清源，中国人的收藏习惯始于新石器时期，绵延数千年来主要经历过神（巫）权文化、王权文化、士大夫文化、儒雅文化四个收藏阶段。

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一些疑似巫师或部落首领墓穴里的陪葬品，有红山、良渚、龙山、齐家等文化时期的玉器，大地湾、仰韶、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它们的造型、纹饰，体现了拥有者对天地神灵的崇拜与敬仰。

从商周奴隶主与秦汉帝王将相的墓穴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则让我们在天地人神等文化传承物之外，看到了新出现的封建等级文化的影子，给后世收藏者留下思辨历史的无限空间。

从宋代开始，出版物和书院日渐增多，文人墨客大量涌现，因而六朝字画、当代名人墨宝以及文房用具皆是士大夫和儒雅之士竞相追逐的收藏，此风一直延续至清代，并在乾隆时期达到巅峰，这些收藏皆关乎修身养性。

到了晚清、民国，虽说世道不济、民不聊生，一些达官贵人和落魄大户变卖家藏，京津沪等地出现了少量古董市场和专业古董商；但收藏者仍是高端文化人群。一些文人志士纵使家道衰败、衣食堪忧，依然卖衣卖房不卖古董。庞元济、吴湖帆、张伯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尽管上述各个时期的人们对于艺术收藏的文化认同和审美志趣不尽相似，但有一点，吴树认为是共通的，那就是收藏者都保持着某种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而这一次全民收藏，却是建立在追求暴利的幻想之上，以至于在近亿人的古玩市场上，几乎只见上家下家，罕见真正的藏家。一方面，由于游戏参与者的贪婪，几千年存留下来的地下文化宝藏被盗掘殆尽，即便有些文物被民间人士收藏，但黑市流通频繁、原始信息丢失，导致这些文物无据可考、真假莫辨，丧失了应有的历史研究价值。许多珍贵文物甚至在交易过程中破损毁坏，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另一方面，2010年秋拍落槌媒体欢呼“中国艺术品拍卖进入亿元时代”之际，许多人如梦方醒，发现自己几十年的收藏，被踢出了主流艺术品市场之外，变成一堆真假难辨的烫手山芋。血本无归的愤怒，使得这些人迁怒于文物专家和政府，指责前者有眼不识珍宝，后者只知开放文物市场，却从未真正授予收藏者文物收藏权与交易权……

那么，到底是谁忽悠了亿万收藏大众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曾多次只身潜入山西、河南、浙江等地的造假窝点，扮作制假售假的同道中人或嗜好收藏的金主，与拍卖公司高管、造假高手、鉴定师、制假农民、文物贩子、艺术学院老师周旋过招，向三教九流讨教，对中国内地文物市场进行整体扫描与剖析。难得的是，这样一个主题严肃、事实发人深省的纪实文学系列作品，吴树写来却幽默诙谐、惊险刺激，那些诡谲离奇的文物案例，沉浮江湖的收藏者故事，金融资本操控拍卖市场的黑幕，以及鉴定专家、高仿高人、收藏达人共同解密收藏迷局中的种种玄机，外行如我者读起来像是悬疑小说，虽然匪夷所思，却别有一番味道。

但愿这三本书真如吴树所希望的那样，为当局者指点迷津，为旁观者揭示真相。

《谁在忽悠中国》

作者名称：吴树

出 版 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

页 数：332页

定 价：42元

《谁在收藏中国》

作者名称：吴树

出 版 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页 数：257页

定 价：35元

《谁在拍卖中国》

作者名称：吴树

出 版 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2月

页 数：336页（精装）

定 价：45元

《美的历史》

作者名称：翁贝托·艾柯

译 者：彭淮栋

出 版 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